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元瑛、玄瑛，出家后法号曼殊，曾用过的名号有四十多个。苏家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其父苏杰生，名胜，字仁章，在日本横滨充英商万隆茶行买办，娶有一妻三妾，长妾河合仙是日本人。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十)生于日本横滨，其生母是日本一位叫若子的下女，他出生后未满三个月，生母就与苏杰生脱离关系，独自返回自己的家乡，曼殊幼时由河合仙抚养，以后他只知河合仙是自己的生母。

苏曼殊六岁时，随嫡母黄氏回到广东香山老家，翌年随乡儒苏若泉读书，课余喜欢绘画。他在家不被嫡母黄氏爱护，在校又受到同学的歧视，被人视为“异类”，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封建家庭及社会的反感，曾想去庙里当和尚。九岁那年，他父亲经商失败，从此家道中落，每况愈下。十三岁时，他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学英文。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初寄食于上海姑母家，后受表兄林紫垣的资助读书。

1898年春，苏曼殊东渡日本求学，入横滨大同学校学习，与冯自由、郑贯一诸人同学。1902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学习期间参与兴中会的活动，与廖仲恺、朱执信等结识。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年后，他转入成城学校学军事，又结识刘季平、黄兴、陈天华、蓝天蔚等人。基于爱国热忱，他先后加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以及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成为留日学生革命运动中积极的一员。

1903年9月，由于表兄林紫垣反对从事革命活动而断绝接济，苏曼殊被迫回到国内，先后在苏州、长沙、芜湖、南京、安庆等地教书;也曾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任翻译、编辑;还为了与养母河合仙团聚，曾多次前往日本。在此期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时，他满怀爱国热忱，与秦毓鎏等参加过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义准备活动，并是光复会活动的中坚分子，与革命志士陶成章、刘少白、章士钊、杨笃生、张继、章太炎、陈独秀、柏文蔚、赵声等相往还。苏曼殊一面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词客飘蓬”的文学生涯。

苏曼殊是一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杂文及诗，并作绘画，寓其反清、反帝革命激情于作品中。重要著作有《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本事诗十首》、《岭海幽光录》、《清秋弦目图》等;编译有《悲惨世界》、《娑罗海滨循迹记》、《文学因缘》、《拜伦诗选》、《燕子笺》等;绘画有《儿童扑满图》、《猎胡图》等。他用批判的武器对封建社会进行反抗，突出反清、反帝、反封建思想。其中特别强调“排满”，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传统的统治思想，对孔子持否定态度，也谴责帝国主义的奴才。他鼓吹起义、暗杀，对无政府主义颇为欣赏。他同情穷人，憎恨富人，对未来新世界主张“公正”、“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

由于对身世有“难言之恫”，加之苏曼殊生活漂泊，造成经济拮据，而思想伤感，时常有悲观厌世和颓废倾向。当上海《民国日日报》在1903年12月停刊后，他经冯自由的介绍，去香港见《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希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受到冷遇。在救国无门、生计断绝之际，他一气之下跑到广东惠州一座破庙削发为僧。苏曼殊跟着老和尚靠化缘糊口，结果受不了饥饿和僧侣的戒律，只好拿了已故师兄法号曼殊的度牒回到香港，从此即以曼殊之名行世。

其后，苏曼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文学创作，一度只身前往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地游历，热衷于佛教。时常学佛典、学梵文、译梵文典，撰《梵书摩多体文》，钻研律宗，以苦为极，致力于佛经的研究。他主张改革佛教，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和发挥其教化作用，阐扬“唯识论”和“禅宗”的境界。同时反对崇拜偶像，针对佛教、寺庙、教徒生活，与章太炎合撰《敬告十方佛教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等文。其间，他曾应聘于曼谷青年会、锡兰菩提寺;回到国内后，曾与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帝为主旨。

辛亥革命起义前的一年左右，苏曼殊再次游历新加坡、爪哇等地，一度在爪哇惹班的中华学校教英文，当他获悉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地于1912年春回到上海，在《太平洋报》主笔政，不久加入南社。袁世凯篡权后，他一面满怀忧国忧民之情，发表《讨袁宣言》慷慨声讨;一面以“批判的武器”通过文字形式进行斗争。在《太平洋报》、《民国》、《甲寅》、《小说大观》、《青年杂志》及《南社丛刊》等刊物，先后发表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小说;杂文《南洋话》;与人合编《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等工具书;续成《燕子龛随笔》;还选编中英诗合集的《英汉三味集》，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此外，尚有《东居杂诗十九首》等诗歌问世。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统治下，“莽操尸位”，一切成空，国家和社会依旧黑暗腐败。苏曼殊深感幻灭和失望，厌恶某些原革命党人“乘时得位”，鄙视争权做官，自己宁愿卖文自给，或向朋友乞贷，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也不肯随波逐流。他对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十分悲观，厌世和颓废思想更加严重;加之长期养成狂吸雪茄，滥饮冷水，喜食摩登糖及其他甜食，且饮食无节，致使肠胃病日益严重，身体极度虚弱;由于思想厌世，看破红尘，早想结束生命，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顾。1917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后肠胃病大发，之后又患肺炎，多种疾病缠身，长期住在医院治疗。翌年2月，他的病情恶化，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革命者，其短暂一生的主要成就是文学著作。他的诗歌、小说及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有较深的影响。其遗著主要载于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及施蛰存辑的《燕子龛诗》等书。

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璿，业商。王闿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闿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1]，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2]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喧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3]。在教学方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穀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4]。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5]。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怕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6]于是，王闿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闿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湘军将领的情况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闿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王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王闿运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7]。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8]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

朱东润

朱东润（1896年12月4日-1988年2月10日），原名朱世溱，字东润，后以字行。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江苏泰兴人。早年生活艰苦,受教育的过程也颇为曲折。21岁时到梧州担任广西第2中学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4月,受聘于武汉大学,任外语教师。不久受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邀请,到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并由校方确定为中文系教师。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出版,被提升为教授。同时撰成《中国文学批评论集》、《读诗四论》等。《读诗四论》否认《诗经》有民间作品的观点,认为不但雅颂不是,连风诗也不是。由于讲课的关系,着手研讨史书。在1941年至1950年间,陆续写成《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其中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史记考索》,在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外,发现了更多的窜乱。对于《史记》的互见之例,作了详细探讨。1939年,学校安排他讲授传记文学研究课,于是他又遍阅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传记,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试作一部。时值中国正进行艰苦抗战,因此经过考虑决定以明代的张居正为主人公,作《张居正大传》。该书由开明书店付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1949年后,朱东润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课之余,写成《陆游传》、《陆游研究》2部著作,编有《陆游选集》。对陆游的思想发展过程、创作道路和他一生的遭遇,作了详细探讨。朱东润在讲授宋代文学史课时,鉴于陆游对梅尧臣诗所作的高度评价,结合刘克庄所称梅尧臣、陆游为宋诗之集大成者等言论,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对梅尧臣作深入的探讨。于是从1962年起,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至1965年完成。《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梅尧臣传》指出梅尧臣与范仲淹是由友好而转为敌视的关系,以及他对文彦博的攻击。这些观点都富有启发性。朱东润还著有《杜甫叙论》、《左传选》、《陈子龙及其时代》等。

杨开道

杨开道(1899年6月7日～1981年7月23日)，社会学家。号导之。湖南新化县人。1924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毕业,并赴美留学。先在哀阿华农工学院学农业经济,获硕士学位。后入密西根农业大学攻读农村社会学,获博士学位。1927年后,除在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政府社会部、贸易委员会、农林部农业经济研究所等处任职外,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历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政科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上海商学院合作系教授兼系主任。1930年,参加中国社会学社筹建工作,并开始参加乡村建设活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当选为理事会理事。次年,当选为学社第二届副理事。1933年当选为乡村建设学会理事。1936年参加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组建工作。后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合作经济研究社,任常务理事。1929—1948年间,他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出版了数篇(部)农村社会学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农村社会学》、《农村组织》、《农村调查》、《农村问题》、《农村政策》等。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湖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等职。1979年应聘为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次年当选湖北省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曾主编《社会建设》、《农业周报》、《新世界》等刊物。主要著述还有《社会学大纲》、《社会研究法》和《社会学研究法》等。

森鹿三

森鹿三（もり しかぞう、1906年11月5日-1980年8月10日）是日本东洋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06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从旧制神户第二中学升入第三高等学校文科丙类。1926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1929年毕业。毕业后，他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助手。第二年1930年开始研究员。在研究所历史地理学研究室从事研究。战后，东方文化学院成为京都大学的机关后，从1949年开始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63年至67年（第4代）、1969年至70年（第6代）两届担任所长。1961年在京都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0年从京都大学退休，成为名誉教授。之后作为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执教。1980年8月10日，因肝硬化在家中去世。

张咏

张咏（946年—1015年），宋代文学家。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历任大理评事、崇阳县令，秘书丞，麟、相2州通判，荆湖北路转运使，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银台通进封驳司等职。后任益州，勉励蜀州招安使上官正亲率军队前往镇压广武叛卒刘旰等，克敌制胜，一如所料。又敦勉蜀人张及、李畋、张逵应举，都登科及第，使两川文风益振。真宗时，任给事中、户部使，御史中丞，后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民多贩私盐谋生，捕获数百人，张咏都放还。后又任益州，政绩优异，真宗传谕褒美。归朝后，因患头疮，求出任颍州，上命知昇州。3年秩满再任，因病情加重，回京。上奏丁谓、王钦若大兴土木虚费帑藏，误国害民，言辞激切。连上3章，遂被排挤。出任陈州，卒赠左仆射，谥忠定。

张咏尝说：“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从事君矣。”(《宋史》本传)自号乖崖，有《乖崖集》12卷，附录1卷。《庭竹》诗说：“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睢阳书怀》诗说：“每思旧隐归何计，或问前程笑指空。”无尽居士评为“句清词古，与郊、岛相先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宋诗钞》收诗44首，称其诗“雄健古淡，有气骨，称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亦列名西昆体中。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儒林公议》谓《声赋》“豪迈有理致”。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

蔡世远

蔡世远(公元1682～1732)，字闻之，福建漳浦人，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举进士，政庶吉吉，他长期从事过编辑方面的工作。康熙年间，巡抚张伯行主持鳌峰书院，他知道蔡世远有学问，便请他到鳌峰书院校订先儒遗书。也就是整理古籍，做古籍编辑工作。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 )时，他又奉诏，要他和别人一起编辑《性理精义》，编完后便辞归了。世宗即位后，雍正元年(公元1723)命他为编修，直上南书房，一直在皇室走动，教皇太子读书，迁侍讲。雍正四年迁右庶子、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十二年卒。他生前除在从政中当官家的编辑外，自己还自觉地编辑了《古文雅正》，并著有《二希堂集》。

蔡世远对封建皇朝十分效忠，为政十分谨慎，所以也一直受皇室恩宠。雍正八年时，雍正派他到福建为观风整俗使，整顿民风。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他，说他儿子违反规定私自发了船照。其实不是他儿子干的，上面将这件事告诉他自己。他赶紧上疏承担责任，说私发船照虽不是自己的儿子干的，但船照上有自己“官衔图书”，总和自己有关系，请求处分。后来给了他一个失察的罪名将他调走。雍正十年给他恢复了原职。他长期给诸皇子讲学，如《四书》、《五经》，宋王子书，讲得十分认真，10多年如一日，在讲学中讲历代兴亡的实事，要他们学好，从中吸取教训。皇子们对他十分尊崇。乾隆继位后，还没有忘他的教诲，当时他虽已去世，还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勤。并为他所著的《二希堂集》写了序言： “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子，庶几真希文。“称赞他的功业和道德，还写了怀旧诗纪念他。乾隆六十年归政时，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 “推恩旧学”，给他加赠为太傅。

蔡世远编辑《古文雅正》是在康熙年间辞掉编辑工作回到福建后开始编辑的，直到雍正三年(公元1725)才编完付印。前后经过了十年时间，他说： “康熙乙未岁(公元1715)，余自京师回闽家居数载，评选历代古文，自汉至元约二百三十余首。”这些简单地讲了编辑过程。他在序言中，还讲到他选编文章的来源及他的编辑思想。他说来源是采集各家文集者若干篇，采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对《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以及历代名臣奏议，偶有所喜则登之。他选择的标准，是“雅”和“正”，即“其辞雅，其理正”，要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才选进去， “其事则可法可传，其文则可歌可诵，然后录之。”有些文章，“文虽佳，非有关于修身经世之大者不录也，言虽切，而体裁不美备，则贤哲格言不能尽载也”。他说《战国策》“多机知害道之言”， “荀、韩、庄、列”是“异学”，“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远”，这些都是“先儒之所羞称”的，所以不选。从这里也能看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这种思想也贯串在它的编辑工作中。这个文集形式和内容并重，为当时的文人所推崇。

蔡世远在编辑中对每篇文章，都有评论，讲自己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既有对文风的评论，也有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对开卷篇《汉高帝求贤诏》，他在评论中，评述了汉代的文风， “汉初文古质，中汉以后朴茂”;也讲了他对高帝求贤的看法，他说：“治国莫如求贤，开基尤为首务，雄才大略之君，开豁阔达，如聆其声，后世词多而意漓矣!”他对高帝的举动是十分赞赏的。又如对《史记屈原列传》的评论，沈策士纷起，朝秦暮楚，而屈原与他们不同，是豪杰，是忠臣;还说传记写得好， “叙事间以议论，情辞慨慷，声澈九宵”。

鄂尔泰

鄂尔泰（1677—1745年），雍正十年(1732)二月，皇上颁布谕旨，称赞大学士鄂尔泰节制云、贵、广三省以来，对于所属苗疆悉心经营，运筹调度，致使疆域开拓，边境安宁，特授一等伯爵。这一赞誉，对于鄂尔泰来说，实属当之无愧。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因其才勇擢升为三等侍卫。雍正元年(1723)，充任云南乡试考官，不久擢升江苏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十月，调任云南巡抚。

云贵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自元朝以来，一直实行土官世袭制，即由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自治。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统治者残暴肆虐，独霸一方，加上地处偏远，助长了嚣张气焰，对朝廷不屑一顾。土司之间也纷争不断。土司制度的种种弊端愈演愈烈。从明代开始，就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派驻朝廷命官，实行改土归流，但成效不大。鄂尔泰驻任云南，于雍正四年(1726)奏疏皇上，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具体方针和措施。他指出，云贵一带大患莫如苗变，欲安民须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对土司应该“计擒为主，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清世宗接受了这一建议。

鄂尔泰立即出兵分三路围剿长期作乱的贵州仲家苗：一路由谷隆，一路由焦山，一路由马落孔。不久即破长寨，设长寨厅(今贵州长顺)，接着又破30寨，降31寨，抚苗民500余户，2000多人。以长寨为基础，向四周扩展。凶残狡诈的镇远土知府刁，沾益土知州安于蕃被鄂尔泰用计擒获。者乐甸土司刁联斗迫于形势，自愿改土归流，乞求免去一死。鄂尔泰上奏皇帝建议授予投降清朝的土司职衔，以示赞扬和鼓励。在剿抚齐下策略下，仲家苗叛乱很快平定了。雍正特加官三级，命鄂尔泰经管仲苗诸事。

不久，鄂尔泰提出十条管理仲苗事宜：(一)未获犯中胁从者，凡自首的一概宽免;(二)归寨者每月发给米盐抚恤，并给耕种，超过一月未归，其田土赏兵;(三)重新划分土地所有，规定界线，官方给予保障;(四)因战乱错过耕种期，蠲免本年正赋;(五)同名各按祖姓造册，不知本姓者为立姓;(六)军器悉缴，隐匿及私造者处决;(七)兵不得期凌，官不约束严参;(八)移贵阳府同知驻长寨化导;(九)移长寨把总驻打壤寨控制;(十)官兵有劫掠者，即杀妻杀子。申报各地获犯会审，不得徇私枉法，偏袒庇护。根据这十条准则，来稳定在该地区的统治。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钟侵扰东川府，因东川与云南接壤，为便于控制，鄂尔泰奏请皇上，改东川隶属云南，获准。四川总督岳钟琪协助镇压，派禄鼎坤劝降，禄万钟拒不答应。于是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整兵长驱直入，大破各寨，万钟被迫出走，逃匿到镇雄土司陇庆侯家。雍正五年(1727)正月，万钟被擒，其同党陇庆侯自动缴印献土，鄂尔泰论实议罪奖惩，为诱降，给陇庆侯功加二级，特授骑都尉世职。同年三月，镇远猓刁如珍等起兵反叛，杀官焚掠，无恶不作，鄂尔泰出兵不久，即擒刁如珍，其同党作鸟兽散。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辰操纵部下劫掠，不加约束，又擅自发兵驻扎者相立七营，明目张胆地同朝廷作对。鄂尔泰召令各路兵马一起讨伐，六月，映辰惊惧乞降，要以改流存祀，革去世职而求免死。为示皇威，免死但遣返浙江原籍，留下其弟映翰奉祀。七月，与湖北军队平定了谬冲花苗的动乱，降服部分人员。九月，擒刁如珍同党扎铁匠，降李百叠。十一月，招降184寨。鄂尔泰受到嘉奖，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十二月，又攻破云南猓窝泥种，收取六茶山周围千余里地，划界建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许多地方实现了改土归流。清政府设兵驻防，实行屯田，兴办学校，编造户口，废除过去土司的残暴统治，杜绝了土司之间的纷争，促进了生产发展。

云南安南边界与内地发生纠纷，皇上命鄂尔泰勘察。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划出80华里内地归安南所有，安南国王黎维表示感激，愿受政府管辖，接受封职。与此同时，镇压了一批目无王法的叛乱分子如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米贴土目禄永孝等。禄永孝的妻子联合邻近部落复仇，结果被总兵张耀祖擒获。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畯告急，鄂尔泰奉命前往，以攻心为主，寨侬倒戈杀了颜光色投降。不久皇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拨款10万犒赏军队。

雍正七年(1729)正月，皇帝为褒奖守疆大臣，特敕谕：凡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武千总以上的命官，全部加级晋升。三月，鄂尔泰上疏：今已攻克各寨，苗众投诚，下部从优议叙，官加二级，鄂尔泰力辞，奏请将自己定边的功绩赏给曾祖鄂图扪封典，俾昭忠祠牌位得以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雍正允许，但是念及他功大，仍迁少保。

苗疆基本平定，为稳固统治，十二月，鄂尔泰上疏立营设官事宜：(一)八寨距都匀府90里，地方辽阔，不宜控制，改为都匀营，设副将驻扎;(二)丹江逼凯里，素来为生苗盘踞，增加丹江营，设参将;(三)九股尤为强悍，派黄施营游动驻扎;(四)清水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在中间地带增设清江协，设副将;(五)镇远协原来是防清水江南岸地区的，现改为营，设参将，归属清水江协;(六)天柱营靠近生苗居住区，从前只设参将，今分设营汛，改为都司;(七)古州地处都匀、黎平要隘，深入腹地，特设古州镇，派驻总兵，改黎平协为营;(八)营讯已定，设文官分驻，增加都匀府同知一名，驻八寨，通判一名，驻丹江，镇远府同知一名驻清江，黎平府同知一名驻古州，全部加“理苗”二字;(九)所设同知、通判、连同驻扎官兵在内，各拨把总兵丁护卫;(十)施旧县添设县丞分驻。一时间，苗疆相安无事。

雍正八年(1730)八月，贵州乌蒙猓纠集禄鼎坤及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反乱，杀官军总兵刘起元，袭击附近营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攻占了乌蒙，周围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也起来响应。他们杀塘兵，劫粮道，堵要隘，毁桥梁，边境警报迭起。鄂尔泰聚集一万多名官兵和几千名土兵，分三路讨伐：令总兵魏翥国攻打东川;哈元生攻打威宁，副将徐成贞辅佐;参将韩勋攻打镇雄。三路军呈犄角推进，互相呼应。韩勋人马与苗兵在莫都激战一昼夜，击破四寨，杀数百人;三天攻下奎乡，杀2000余人。哈元生、徐有贞从威宁进攻乌蒙，到天黑的时候，破80余寨，击败数万苗众，攻克了乌蒙。鄂尔泰下令各军分道搜索，大肆屠杀，村寨里、山崖上、丛林间……到处都是尸首，惨不忍睹，苗民无不颤栗。边境重又安宁。

皇帝论功行赏，以哈元生、徐成贞、韩勋为头功，拨大量公款犒劳军队。为示奖惩，对于没有参加暴乱的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马，封之诰命，赏赐许多银币。颁谕鄂尔泰：乌蒙做法过于急切，又因用人不当，激成事端，逆党勾结，几乎成不可收拾之势，念及官兵奋勇争先，旬月平定寇乱，皆因鄂尔泰平时节制封疆，以身作则，指挥有方，迅速成功，论功行赏，应为首功。但念该督自闻贼乱以来，时时以事先疏防引过自咎，今已平定，不肯自居荡寇之功，屡次陈奏，情词恳切，朕曲从其请，成其谦抑之素志。鄂尔泰自己则在云贵边界上修筑一座桥，命名“庚戌桥”，以此记下其平定苗疆之功绩。

雍正九年(1731)六月，鄂尔泰吸取经验教训，提出乌蒙善后事宜：乌蒙镇旧设中、左、右三营，请求增设前营，四营各设游击一名，守备一名，干总两名，把总四名。中营驻府城，左营驻大关，右营驻永善，前营驻凉山。镇雄、东川二营都增设一名守备，分左、右军。左军守备驻府、州城，镇雄右军守备驻奎乡，东川右军守备驻阿白溪。又改威宁营为协，设副将，归督标管辖。

后来，苗疆再次发生叛乱，皇帝特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令鄂尔泰、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共同执事。苗患愈来愈烈，烧杀抢掠许多地方。鄂尔泰引咎自责，请求罢职，并削去伯爵，皇帝以“有功则受，无功则辞”为由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以示君臣公而无私，过而不饰之意。

自康熙时起，准部时叛时服，西北边境不得安宁，虽然多次用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为清朝的一大心病。雍正十年(1732)，新疆准噶尔部又一次叛乱。鄂尔泰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即加官军机大臣，督巡陕甘军务。鄂尔泰派大将军张广泗在衮塔马哈戈壁埋伏，截断叛军退路。双方僵持不下，鄂尔泰上疏皇帝：叛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剿灭，频频用兵，徒然消耗人力、物力、财力，不如双方暂时熄火，驻守屯田。并提出具体的屯田事宜：(一)设总理屯田大员，并划明关防;(二)给予当地人种田地工钱、口粮等;(三)对外来雇户，地方官员沿途接待，并供给食宿等;(四)设有司协助屯田诸务;(五)各项支用银由国家军需中支付。经过屯田，财力得到补充，军队得到休整，安抚了民心。鄂尔泰一改以往叛乱就出兵，平定就撤退，不做安抚工作的做法，治人攻心为上，缓缓推进，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终于彻底平息了这场叛乱。

鄂尔泰视国务为己任，十分注意水利建设。早在任江苏布政使期间，就曾考察太湖水利，并想付诸行动，后因迁调才不得不放弃。经营苗疆时，上疏全滇水利事宜，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意见：(一)嵩明州阳林海四周围的草塘可开垦利用;(二)宜良县的江头村附近河床偏高，应自湖家营北另开河道，以备灌溉;(三)寻甸州寻川河中有石头，须疏浚十里沙河水道;(四)东川府城北漫海一带令农民开垦;(五)筑浪穹县羽河等处堤坝;(六)临安等处修筑工程，暨通奥河道。皆下部议行。

乾隆二年(1737)八月，年事已高、作为皇帝心腹大臣的鄂尔泰奉命勘查直隶河道。一个月后，提出应在永定河上游开挖新河支岔，泄水分流，各支流就近入海，就可防止下游泄水能力不够造成的水患，并建议加固堤坝，修成坦坡形，很快得到批准，投入施工。从乾隆四年(1739)二月起，鄂尔泰奉命由江南河道到漳河故道，巡防黄河水务。每到一处，他都亲自实地考察，提出一些合理性建议。比如：将河道取直，深挖河床，培淤固堤等等。

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状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请将鄂尔泰革职问罪。皇帝诏谕：鄂尔泰乃皇考遗留之大臣，谙练政务，不宜深究，但其不训导儿子谨饬，故交部议处，略示薄罚，遂降二级调用。

乾隆十年(1745)正月，鄂尔泰患病，提出解职归田，皇帝劝慰执留，并加授太傅。四月病逝。遵照太宗遗诏，配享太庙，并入祀贤良祠，赐祭葬。予谥“文端”。乾隆二十年(1755)，因受胡中藻和其次子鄂昌的株连，被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一生颠簸转战，呕心沥血。他实施的改土归流，特别是对苗疆的悉心经营，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使清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大大加强。他忠心报国，久戍边疆，学有根柢，才裕经纶，不愧为国家之栋梁，文武之仪型。一生深受雍正赏识。有《西林遗稿》传世。

应玚

应玚[yáng]（177年—217年），汉末诗文作家。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应劭从子。建安中，与刘桢同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曹植为平原侯，应玚转为乎原侯庶子。后又为曹丕五官中郎将文学。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徐幹、陈琳、刘桢同时死于大疫。玚与弟应璩、璩子应贞皆以文章见称。曹丕说他常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亦足以著书立说，可惜遭罹灾疫，“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又与吴质书》)。后来刘勰也说：“应玚学优以得文”(《文心雕龙·才略》)，谓其才学优秀，虽著书不成，但诗赋创作，收获不少。可惜传世者不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辞赋十多篇和几篇书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全魏诗》收其诗6首。其中《别诗》2首，别思悠悠，慷慨悲凉，而饶有情致，体现出“和而不壮”(曹丕《典论·论文》的风格特色。《隋书·经藉志》著录《应玚集》5卷，已佚。明人张溥辑应玚、应璩兄弟2人诗文，合为一集，曰《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易顺鼎

易顺鼎（1858～1920），近代诗人。字实甫，又字实父、中硕，别号哭庵、一厂、一厂居士、忏绮斋等。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出身于官僚之家，少有神童之誉。光绪元年(1875)中举。捐资得刑部郎中。光绪十三年(1887)以道员衔分发河南，治理贾鲁河。后因母丧，辞官隐居江西庐山琴志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上从军。倡言“今日之要义，一在有战而无和，一在先罚而后赏”(《盾墨拾余·拟陈治倭义疏》)，激烈抨击李鸿章妥协误国。在《敬陈管见疏》和《请罢和议褫权奸疏》中痛斥李莲英等权奸祸国殃民。《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度主动赴台湾和刘永福等筹划抗日事宜。光绪末年，任广东钦廉道道员。辛亥革命后，始则逃往上海，后又赴京与袁克文游。袁世凯当国时期，任代理印铸局长。袁世凯死后，生活更加颓唐。自评其生平曰：“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为‘神龙’。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哭盒传》)。

易顺鼎诗学中晚唐，与樊增祥齐名，并称为近代诗坛中晚唐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咏物、写景、咏史、抒怀各种题材均有。自称“生平好游，山水道长，半生足迹，几遍天下”(《琴志楼游山诗集自叙》)，故纪游写景诗相当多。写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诗作，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激情。如《感事书怀》云：“衮衮诸公满汉京，不应无计答升平。已已东帝连西帝，犹自南兄依北兄。骑虎势难今日下，屠龙势早昔年成。版泉涿鹿天王事，莫道皇家总厌兵。”《金陵上刘岘帅四首，时以倭警被召》云：“瞻韩御李感难禁，枨触生平泪满襟。墨从戎思裹革，黄冠归里岂甘心!功名慷慨留皮豹，身世苍茫择木禽。愿执干戈负弓弩，前驱直入阵云深。”《寓台咏怀》云：“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荒此系舟。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偶因射虎随飞将，苦对盘鸢忆少游。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州。”其他如《华阳镇谣》和《宁陵县界始见种罂粟，以东更盛》等诗，对清朝地方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也有所反映。另外，也有一部分诗思想平庸，情趣卑下。陈衍评其诗曰：易顺鼎“与樊樊山布政称两雄，惟樊山始终不改此度，实甫则屡变其面目，为大小谢，为长庆体，为皮、陆，为李贺，为卢仝，而风流自赏，近于温、李者居多。虽放言自恣，不免为世所訾 ，然亦未易才也”(《石遗室诗话》)。王以敏评曰：“其勇敏神隽似长源、长吉二李，而其憔悴婉笃则又似卫叔宝。所著诗古文词，哀韵顽艳往往令人泣下”(《魂北集序》)。著有《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樊山沌水诗录》、《蜀船诗录》、《四魂集》、《庐余集》、《琴志楼编年诗集》、《琴志楼游山诗集》、《摩围阁词》等。部分诗文集汇编为《琴志楼易氏丛书》。

中勘助

中勘助（1885.05.22-1965.05.03）日本作家，诗人。188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大学时代起就师从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但性格孤高，一直与日本文坛政治保持距离，不属于任何派别。其处女作兼代表作《银匙》由夏目推荐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发表后，单行本至今再版不断，百年来获读者持续好评，累计销售量数百万册。另有小说《提婆达多》、《犬》、以及诗集、全集等，均未被完整介绍到中国。1965年去世（去世50年以上）。

刘定之

刘定之（1409年—1469年9月15日），明朝大臣、文学家。字主静，江西永新人。小时候就有异常的天赋。他父亲教他读书，每天能朗诵数千言。他父亲没有教他写文章，一天偶尔看见他写的《祀灶文》，大为惊奇。正统元年(1436)，刘定之参加科举考试的中央级考试——会试，考中第一名。会试的次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刘定之被列为一甲进士。一甲进士称“进士及第”，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殿试发榜后，一甲进士直接授官，刘定之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正七品。

京城发生水灾，刘定之奉命上书陈述十件事，说：“号令的制定应该出自公心，裁决事情要公正，不能马马虎虎多次更改。公卿侍从皇上应多召见，通过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德，来决定升迁或降职。对于散居在京城各地的漠北归降人，最好逐步把他们迁移到南方。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的长官可用京城有才识的官员补任，郡、县长官有政绩者可以进京担任中央官职，使中央和地方没有偏重。有推荐权的官员不要只局限在五品以上，可以仿效唐朝制度，朝中大臣升迁或改任，可以荐举一个人代替自己，吏部记录下这个人的名字而录用他。武官的后代，要教给他们行军打仗的谋略。地方郡县长官郡守和县令，要把发展农业、畜牧业作为最根本的任务，不要本末倒置，做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朝中大臣遇有家丧，乞请辞官回家守丧，朝廷对这些人应给予表彰，以教导后代。出家的和尚、尼姑像蛀虫一样蚕食国家的财物，朝廷应当严厉禁绝。用粮食买官的富户，如果犯罪应当剥夺他们的官职。”刘定之的奏疏搁置在宫中，没有被采纳。正统十三年(1448)，刘定之的弟弟刘寅之与同乡的人互相攻击，揭露隐私，言语牵连到刘定之，刘定之下狱，后来得以昭雪。刘定之任编修官职期满，晋升为翰林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正六品。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族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抱着复辟元朝，“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率军大举侵明，围攻大同。宦官王振想乘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提高个人的威望，挟持英宗率领朝廷主要官员和50万大军亲征。明军抵达大同，闻前方已败，急忙撤退。后来王振又想要英宗“临幸”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军队践踏家乡的庄稼，下令折回，取道宣府。八月十四日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围困，大批文武官员被杀，英宗也做了阶下囚，明军死伤几十万，损失骡马20余万匹和大批军用物资。祸国殃民的王振被所卫将军樊忠用长锤愤怒击杀。

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监国，并召开紧急会议，与众大臣商讨应变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提出向南迁都，兵部左侍郎于谦主张坚守北京，郕王支持于谦的意见，并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在于谦筹划下，征调各地备操军、沿海备倭军、诸府运粮军火速赴京，保卫京都。于谦等大臣认为，英宗被俘，太子年幼，国家无主难安定，因而奏请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九月，朱祁钰继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初，也先挟英宗率主力军骑兵3万破紫荆关长驱直入，窥视京师。于谦分遣诸将率师20万，列营于北京九门外，又亲自与石亨等陈兵德胜门外阻击也先。十月中旬，也先进攻北京，于谦亲自指挥，北京军民协同作战，把瓦剌军打得晕头转向，死伤无算。也先见武攻失利，又采用诈取的手段，扬言只要明军派员“迎驾”，便立即放回英宗。于谦不为所惑，严加拒绝，坚持武力抗战。两军激战5天，瓦剌军屡战屡败，也先只得收集残兵败将，带着英宗退回塞外，于谦亲自指挥的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

北京保卫战结束后，刘定之上书景帝，又陈述了十件事，说：“自古以来像晋怀王、晋愍王、宋徽宗、宋钦宗，都因为敌人从边疆突破，地方割据势力从国家内部破坏，救援兵力集中不起来，导致国家迁都。从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么大的国土、几十万的军队，竟然让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把太上皇掳到漠北去。晋、宋两朝遭到战乱，抛弃故土，偏安在江南，尚且能从本已衰落的形势中奋起，来抵御嚣张的敌人。从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让也先率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京师北京，我们有这么多的将领和士兵，既不能奋起击败敌人，又不能签约讲和迎回太上皇，而是听任他们自由来去。国势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强大起来，可是怎么能不考虑自我强大的策略并且致力实施呢?愚臣冒昧地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

近日京师军队与瓦剌军的战斗，只注重坚守，而不能用巧计取胜。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前面的军队战况不利，后面的军队竟不去解救;左边的军队出击了，右边的军队竟跟不上去。臣认为应该仿效宋朝的吴玠、吴璘的三叠阵法，使军队互相依靠，互相救援保护。敌军用铁骑对阵，我们就要配备刀斧来对付。唐朝大将郭子仪击破叛军安禄山的八万骑兵，是用一千人手执长刀排列得像墙一样来进攻。宋朝大将韩世忠南海败金军将领兀朮的拐子马队，是用五百人手执长斧，上砍骑兵的胸部，下砍马的腿和脚来进攻的。这是因为刀斧挥动方便迅速，比火枪更有用。

紫荆、居庸两关，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是平坦的通途。现在应当增加兵力，修缮工事，堵塞要道。在陆路上要纵横交错挖掘沟濠，名曰地网;在水路上则要把原有的泉水挖得很深，名曰水柜。或者多多种植树木，来对付敌军的冲杀，或者从地方多招募一些勇士，来协助官兵。这都是古时候曾经做过的，并且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效。

过去朝廷派出的使臣，一般用传达命令和传送公文的驿人充任，这些人不具备使臣的素质，往往完不成任务，甚至招致战争。现在朝廷应当挑选内心忠诚于朝廷，外表又善于辞令的人担任使臣，就像汉朝的陆贾、宋朝的富弼那样的人，忠于朝廷而且能言善辩的人出使，才能使国家免受污辱。

在太上皇执政时，臣曾请求迁移从漠北归降的人，没有被采纳。后来一些漠北归降的人趁着国家战乱，纷纷跑回故国，敌军掳掠京城、郊区大多是他们告的密。北京保卫战之后，瓦剌军又多次南犯朝廷北边，应当趁现在大批敌军集结京城门下的时候，把漠北归降的人迁移到南方，让他们和明朝的军队、老百姓交错混杂，以牵制、改变他们。这样做，还可以为朝廷节省一部分俸禄，减少水路运输费用，对国家很有利。

天下的农民向国家提供粮食，妇女向国家提供衣物，来供养军队。军队中的士兵从国库中领取粮食，从府库中领取衣物，来保卫祖国。朝廷规定，士兵从政府部门领取粮食衣物，却要自己交纳月钱(当兵的费用)。为了凑足月钱，士兵不练习刺杀格斗、进攻后退的战术，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商和做工上面。士兵把领取的货物拿到市场上换成货币，或者靠力气和手艺去做工，然后用经商做工所获得的利润，补交月钱。这样，老百姓的血汗，士兵的劳苦，都变成了金银使奸诈的人得利。一旦发生战争朝廷派遣这些士兵前去抵御，就像驱赶着羊去抵抗狼，几乎没有不失败的。现在应当坚决革除这些弊病，实行能够保障士兵训练和生活的新政策，军队中的将帅如果还沿袭旧习惯，一律格杀勿论。像这样军威还不能振作的，从来没有过。

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压榨百姓，就像军队中的军官盘剥士兵一样。朝廷对郡守、县令应当严格考察，根据考察情况谨慎地给予升迁和降职。推荐他人做官，推荐者要负连带之责，就是说犯了贪赃罪的人要处罚，举荐他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处罚，这样贪赃的人会越来越少，推荐他人做官的人也会谨慎，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也就巩固了。

古时候贩卖丝绸、屠宰猪狗的人，都足以帮助帝王成就帝业。当今朝廷重用的于谦、杨善也不是出自将门。将领能了解将才，应当让他们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不局限于门第。公卿侍从也让他们推举有勇有谋的人，以备将才。只有搜索网罗的范围很宽广，才不会埋没人才。

过去，刘备想恢复汉室，所依赖的是诸葛亮。南宋抵御金国的侵犯，所依仗的是张浚。诸葛亮、张浚都是忠义闻名于世，早已立下功勋的人。到街亭一战失败，诸葛亮辞去了丞相的职位。符离一战没有取胜，张浚主动解去了都督的职位。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二人都认为自己有过错，所以引咎辞职，赏罚分明就会使将士振作。最近的北京保卫战，明军在德胜门的战斗中，没有听说过明军打败强敌瓦剌军，只是交战双方相互有胜有败，相互有所杀伤罢了。这种情况虽然不足以受罚，也不值得奖励，但是石亨却从伯升为侯，于谦的品秩从二品升到一品。天下人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功劳，只看见他们得到奖赏，这会使忠臣义士感到心灰意冷的。皇上可以让他们仍然沿袭旧的官职，不要晋升新职，等他们日后功勋名声显著了再加官晋爵，也不算晚。君主已经授予他人官职，就不忍心再剥夺，这是姑息的政策，臣子已经晋升就不肯后退，这是患得患失的心态。君主不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臣子就不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那么国家安定平和很快就会实现。

从前有御史上疏，建议皇上经常召大臣入内廷议政，奏疏被搁置没有施行。君主应当总揽大权，亲自决定各项政务。每天早晨皇上要到殿堂接受大臣们的朝见，处理日常政务。早朝没能解决的政务，白天皇帝还要亲临便殿，继续召见大臣，听取他们的奏请。监察官也随入便殿观察大臣们的言行，如有错误立即给予纠正或弹劾;史官在旁边把这些事记在简册中，以表示惩戒、规劝。这些都是前朝的旧例，是祖宗制定的法规，希望陛下遵守它、实施它。如果皇上只看看大臣们的奏章，便通过宦官向外廷传达命令，恐怕会犯偏听偏信和独裁的错误，导致奸人祸乱，想使国家安定富足就难了。

君主的德行，是要求君主象日月一样圣明来勘察事情的真假，像天地一样宽广仁慈来普及天下臣民，像雷霆一样果断勇敢地集中权柄。所以宋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告诫君主的是仁、明、武，即《中庸》中所说的知、仁、勇。知仁勇是不学习就能够具备的吗?要做到知仁勇，就必须学习经书和史书，经书中的《尚书》、《春秋》，史书中的《通鉴纲目》，对君主最有借鉴意义。望皇上用心阅读。对于君主本身来说，既可以使君主知道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兴国的原因，又可以知道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在君主驾驭宦官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吕强、张承业那样忠诚的宦官，又可以知道有仇士良、陈弘志那样恶毒的宦官。在君主驾驭朝中大臣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忠良之臣，又可以知道有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奸诈之臣，从而能恰当地取舍人才。如果像这样，对于君主形成知仁勇的德行，不是大有帮助吗?如果只是像以前那样由学士给皇上讲读经史，只讲读皇上喜欢听的东西，皇上不喜欢的一律不讲读，就好像害怕路上有陷阱而闭着眼睛走过去，这样不摔倒的人又有几个。

现在国家虽然遭受了重大打击，但还像金瓯一样没有完全被损坏。皇上如果能真诚地以圣学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臣认为国势可以强大，国耻可以大雪，迎回太上皇的兄弟之情可以成全，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复，皇上还顾虑什么而不这样做呢?”

刘定之的奏疏呈上后，景帝优先下诏答复了他。

景泰三年(1452)，刘定之升任洗马，洗马是明代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司经局的官职，从五品。也先派使者请求景帝遣送回通报情况的使臣，景帝坚决不同意。刘定之上书援引先朝的事例请求景帝答应，景帝把这件事交与群臣商议，最终也没有遣送。过了很长时间，刘定之升为右庶子，右庶子是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左春坊中的官职，正五品。天顺元年(1457)，刘定之又调任通政司左参议，通政司是出纳帝命、受理臣民章奏的机构，左参议在通政司居第三位，正五品。刘定之在任通政司左参议时，仍然兼任翰林院侍讲，不久晋升为翰林院长官翰林学士。宪宗继位(1464)，刘定之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负责朝廷各种祭祀、礼乐活动的机构，少卿是太常寺的副长官，正四品。刘定之还兼任翰林院的侍读学士，经常给皇帝讲读经史。

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刘定之以本官入直文渊阁，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兼翰林学士。当时，江西、湖广发生灾荒，有关部门还向那儿的百姓征收赋税。刘定之上书说，国家储备充实，仓库中的粮食几乎盛不下了，还向灾区的灾民催逼租税，这不是圣明的君主体恤臣民的意思。宪宗被他的话所感动，马上下令停止征收租税。成化四年(1468)，刘定之又晋升为礼部左侍郎。宪宗宠爱万贵妃，皇后很难见到皇上，立皇太子的事情也没有定下来。郕王的女儿已成年但还没有出嫁。刘定之上书陈述天下出现旱灾的事情，一并谈到了这几件事。并请求给皇上讲读经史时，兼讲太祖朱元璋亲自制定的诸书，排斥异端邪说，不要让它们危害政治耗损财力。宪宗留下了他的奏疏没有下达。成化五年(1469)五月初九，刘定之以久病为由上书请求致仕，宪宗不同意，令他好好调治，病愈再供职。这一年的八月初十，刘定之死，终年61岁。宪宗追赠他礼部尚书，赠给谥号“文安”。

刘定之为人谦虚恭谨，质朴直率，以文章学问闻名一时。有一次，宫中下旨令他作元宵诗，传达命令的内使站在旁边等着。刘定之在书桌上铺开纸张，一会儿就写了一百首七言绝句。有一天，刘定之草拟出多项制度，笔一直不停地写。刘定之还能把宋朝的著名人物按年代顺次排列，像家谱一样，时人都佩服他的聪明博学。

卡尔·邓尼茨

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1891年9月16日—1980年12月24日），法西斯战犯，纳粹德国海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海军总司令、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891年9月16日，邓尼茨出生于柏林近郊的格林瑙镇。母亲早逝。父亲是工程师，总是督促他努力学习，并注意培养其学习兴趣。

1910年4月，邓尼茨在魏玛高中毕业后，便参加德国海军，先在赫尔塔号巡洋舰接受舰上训练，后考入弗伦斯堡—莫威克海军学校。1912年秋天毕业后，分配到布雷斯特号巡洋舰任候补军官。是年冬，巴尔干战争爆发，邓尼茨随舰到地中海参加封锁黑山港，向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人耀武扬威。次年5月，参加西方列强在阿尔巴尼亚的登 陆行动，阻止塞尔维亚人在亚得里亚海边定居。

1914年8月，德国对协约国宣战。布雷斯特号巡洋舰在阿尔及利亚安纳巴港外出其不意地攻击了正在港内上舰的法国登陆部队。不久，布雷斯特号与格本号战列舰冲出英国舰队的包围，平安抵达君士坦丁堡港，挂上土耳其的旗帜，帮助土耳其训练海军。在此期间，邓尼茨曾随舰袭击俄国诺沃罗西石油港和商船队，击沉了俄国罗斯特洛夫号巡洋舰。后来，布雷斯特号巡洋舰在土耳其大修，邓尼茨被派往加里波利航空大队担任观察员和机场导航员。1916年9月，邓尼茨奉命回国到潜艇部队服役，从此他的名字与潜艇紧紧相连。那时，潜艇攻击战术只是单艇作战，一旦被敌舰发现，往往被击沉。1918年10月，邓尼茨因潜艇被击沉而被英军俘虏。邓尼茨从那次经历中，意识到潜艇战要取胜，就必须集中多艘潜艇协同作战。

大战结束后，邓尼茨回国仍在海军服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军拥有潜艇部队，他曾任鱼雷艇上尉艇长，后在波罗的海海军军区、海军总司令部任参谋。1928年晋升海军少校后，出任第4潜艇队司令。1933年晋升为海军中校，调任埃姆登号训练巡洋舰舰长，负责保障海军院校学员的训练。

希特勒上台后即开始重整军备活动，邓尼茨极为赞成，成为纳粹党的狂热拥护者。1935年6月，英德签订海军协定，德国立即公开组建潜艇部队。10月，邓尼茨担任韦迪根潜艇队司令，晋升为海军上校。邓尼茨认为，德国欲重新崛起，迟早要与英国发生冲突，而欲战胜英国，则海军的强大是最重要的因素; 英国面对着德国的港湾，恰好在德国进入大西洋的航路附近，如同一条栅栏，既能控制德国舰队的出海，也可控制大西洋的战线，加上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无基地，一旦军舰被击中，无法就近修复，所以海军发展的重点不是水面舰艇，而应是能够克服上述不利条件的潜艇; 英国是个岛国，许多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都必须通过大西洋输入国内，德国可以用潜艇对英国商船实施袭击战和吨位战，切断其海上运输线，迫使英国屈服。因此，潜艇是实现德国海军战略的最有效的作战武器。

邓尼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潜艇作战的经验教训，采纳德国王牌潜艇艇长克雷契马的建议，在海上开始演练 “狼群战术”，主要内容为: 1.事先将若干潜艇组成 “狼群” 在敌船队的航道上垂直展开。由具有经验或资深的潜艇艇长担任群长，负责具体指挥“狼群” 的协同作战。2. “狼群” 平行搜索敌船队，艇与艇间隔15海里～20海里。“狼群”正面搜索宽度300海里～400海里。3.任何一艘潜艇发现敌船队后，立即报告岸上指挥所，并命令艇群迅速航行至船队前方，白天在视距以外跟踪，夜间以水上状态逐次实施鱼雷攻击，对掉队的单艘舰船也可进行炮击。4.天亮前停止攻击，脱离船队至视距以外，日落后再次接近攻击。

根据其作战思想和战术方针，邓尼茨又提出潜艇建造方案，要求建造500吨左右的潜艇。这种潜艇前后均有鱼雷发射管，能同时携12枚～14枚鱼雷; 下潜时间只需30秒，水下和水面操纵都很方便; 时速可达16节，作战最大半径为8700海里。邓尼茨反对建造重型潜艇。

1936年，邓尼茨晋升为潜艇司令部司令后，从军官的选拔到训练计划的拟定，从组织战术演习到研究具体技术问题，都亲自过问，并同下级官兵保持密切的联系，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1939年1月，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扩大海军的 “Z”计划，要求建造大型水面舰艇。邓尼茨坚决反对，根据在大西洋上进行的多次潜艇集群行动的演习得出结论: 德国必须拥有300艘潜艇，其中100艘在基地检修或休整，100艘在海上航渡，100艘在作战海区执行任务，才能取得攻击英国海上运输线的胜利。可是目前德军仅有57艘潜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邓尼茨要求扩增潜艇数量。在邓尼茨的力争下，希特勒终于废止 “Z”计划，而在1939年12月批准“限定海军造船计划”，规定在1941年底以前，建造392艘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因潜艇数量不足，邓尼茨只得实施“小群战术”，由3艘～5艘潜艇组成的编队在某一艇长的直接指挥下作战。由于当时盟军使用的声纳装置效能很低，德国潜艇可以接近到离目标3链～15链处发射鱼雷，所以仍取得很大战果。1939年9月3日，他下令U30号潜艇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100多海里处突然击沉英国雅典娜号邮船，1400名乘客几乎全部丧生，其中有不少是美国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希特勒对外矢口否认此乃德军所为，对内严令销毁证据。根据希特勒的指示，邓尼茨把U30号潜艇官兵调往U110号潜艇，然后有意制造了沉没事件。9月17日，U29号潜艇击沉英国无畏号航空母舰。10月14日，U47号潜艇潜入斯卡帕弗洛英国海军基地，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在此阶段，德军共击沉盟军运输船只近400艘。1939年10月，邓尼茨晋升为海军少将。1940年，晋升为海军中将。

1941年春，盟军加强护航和反潜措施(如反潜舰、装有定向器的飞机)，使德国的攻击受挫。邓尼茨及时调整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坚决要求空军支援潜艇作战，首次提出航空兵与潜艇的 “战役与战术协同动作是极为重要的”。经过有力交涉，希特勒命令驻波尔多的第40飞行大队在进行远距离侦察方面隶属潜艇司令部。另一方面，开始全面实施战前制定的 “狼群战术”，即把30艘～40艘潜艇编成一个“狼群”，再分为侦察和突击两个艇幕。侦察幕各艇间隔30海里～40海里，突击幕各艇间隔15海里～20海里。两幕的战役纵深保持在50海里～100海里之间。稍后，邓尼茨又修正战术，将两幕分为侦察、预备进攻和突击三幕。修正后的“狼群战术”使潜艇不再躲避盟军的护航警戒舰艇和飞机，一旦发现目标，所有潜艇都浮出水面，全速接近目标，用高炮射击护航飞机，用鱼雷攻击护航舰和运输船。

由于指挥得当，邓尼茨的潜艇给盟军大西洋海上交通线带来浩劫。1941年4月至12月，共击沉盟军325艘运输船，总吨位约158万吨。美国参战后，德国潜艇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美国海岸及加勒比海一带。1942年，德国潜艇每月击沉盟军商船近97艘，总吨位达52万多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潜艇部队共击沉盟军运输船、商船2828艘，总吨位达14687231吨，击沉击伤盟军军舰115艘，给同盟国特别是英国造成极大的困难。英国海军惊恐地认为: “邓尼茨炸沉我们的商船是在慢慢地绞死我们，……他是自荷兰勒伊特以来，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1943年1月，雷德尔海军元帅因在作战问题上与希特勒发生严重分歧而辞职。邓尼茨继任海军总司令，并晋升为海军元帅。

然而从1943年4月起，德军在大西洋的潜艇战已走下坡路，击沉商船和运输船的吨位逐月下降。尽管邓尼茨针对盟军反潜力量的加强而相应改变了战术，但是德军再也不能把握主动权了。1943年5月24日，邓尼茨下令停止在北大西洋对盟军护航运输船队的作战。

1944年7月21日1时，邓尼茨在柏林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刚发生过的暗杀希特勒行动，表示海军一如既往效忠元首。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将德军尚占据的德国领土分为南北两个地域，任命邓尼茨为北部地域德军总司令。次日，邓尼茨用飞机把1个海军营运入柏林，保护希特勒的安全。这时，纳粹德国内部分崩离析，连戈林、希姆莱都在考虑退路，第三帝国要员中只有邓尼茨和戈培尔仍然真心效忠希特勒。因此，4月30日，希特勒在自杀前指定邓尼茨继任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为帝国总理。戈培尔自杀后，邓尼茨又兼任总理职务。邓尼茨在普伦接到上述任命的电报和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后，立即通过汉堡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文告，号召德国军民继续在东线负隅顽抗，暗地 指示西线的德军向盟军投降，以使战后德国有更多的人口领土能继续保留在资本主义世界里。5月2日，邓尼茨将大本营移至弗伦斯堡。5月5日，邓尼茨派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去兰斯求见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次日又派约德尔去兰斯，再次恳请盟军接受德军投降。5月8日，邓尼茨向全国发表投降的广播文告，次日派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签字投降。德国潜艇部队则根据邓尼茨从前制定的 “彩虹计划”，将224艘已上浮的潜艇全部凿沉。

1945年5月23日，邓尼茨被盟军逮捕。1946年10月，邓尼茨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56年10月，邓尼茨从施潘道监狱刑满获释后，定居在奥尔，但仍为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1980年10月24日，邓尼茨病死。

科林伍德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年2月22日—1943年1月9日），英国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89年生于英国兰开夏郡科尼斯顿的卡特梅尔。 1908年入牛津大学学习，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5～ 1941年任牛津大学温弗莱特讲座形而上学哲学教授。1934年为英国科 学院院士，1938年获苏格兰圣安德 鲁斯大学的荣誉博士。1943年1月9 日去世。

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1925)、《牛津英国史》 (Oxford of England的部分，1936)、《自传》(1939)、《形而上学论》(1940)、《新利维坦》(1942)和死后出版的《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1945)、《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1946)。

柯林伍德的基本哲学观点是:哲学是反思的，因此，哲学的任务不仅要思维客体，而且还要对思维本身进行思维，他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家对自己所提出问题的回答。问与答二者结合构成认识，这就是他的所谓的“问答哲学”。他的问答逻辑是:命题本身是无所谓真或假、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关键取决于它所要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显然，他的观点与当时西方流行的新实在主义相左，因为新实在主义者把知识只看作是对于“实在”的理解，而且把这种研究转化为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最终流于只问命题的用法而不问它的意义。

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观点受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和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的影响。他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仅是要思想某一历史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思想支配某一历史事件的思想。在他看来，一种史学理论也就是史学家对自己所面临的某种思想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古人的思想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今天的思想方式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他主张历史知识是古今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他反对19世纪以来实证派历史学家使历史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史学的自然主义”，其错误在于忽视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他指出，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事实，而心灵科学(史学)则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这两者的不同在于:对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却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景象，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例如，一场地震与一场战争，虽然都死掉了人，但却有天灾与人祸之分，前者仅仅是自然现象，后者却包含了人的思想和行动。他强调，只有认识了人的思想，历史才变得可以理解，因为历史事件乃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表现，而自然现象只是一具躯壳。所以，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了解这种心灵。

柯林伍德虽然意识到人类是自己历史戏剧的演员和导演，但他忽视了历史的物质基础，夸大了心灵事实和自然事实之间的区别。他期望20世纪的历史学来一场培根式的革命，建立起一种真正人文的历史科学，使流水账式的传统史学得到清理，但是他的这个企图远未实现。在西方，一般把柯林伍德和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年)与克罗齐并列为现代唯心主义最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

皮尔士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其父是哈佛大学数学教授。1855年皮尔士进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1861年在美国海岸测量局任职,并任哈佛天文台助理。1872年他主持在哈佛大学成立哲学研究会“形而上学俱乐部”,实用主义的另一创始人詹姆士,也是该组织的成员。1877年被选为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同年作为美国首席代表出席国际测量学大会。1880年做过伦敦数学学会会员。1887年退辞。1914年病逝。

皮尔士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人。他在线性代数、逻辑代数上都作出过贡献。他在语言学、美国现代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的预见方面也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此外,他的成就和贡献还表现在天文学、重量或密度测定学、光谱学、计量学、大地测量学等领域。1877—1879年他完成了光波长度的公制换算。作为一个逻辑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关系逻辑,他引入新概念和新符号,把关系逻辑组成为一个关系演算。他还陈述了关系演算的许多基本公式,研究了关系词项的量化理论。

皮尔士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美国哲学史上最先把“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并创立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他主张把理论概念的意义同实际效果联系起来,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他认为,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无效果,则无意义。为了确定一个概念的意义,应该考察从这个概念的真理性中必然能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就构成这个概念的意义。皮尔士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实用主义的意义论。皮尔士最初是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科学组织方法论来论述的,其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去解释科学家们使用的普通名词和形容词的意义。因此,在后来詹姆士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人生社会哲学和价值论时,皮尔士便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实效主义”,以与詹姆士相区别。皮尔士认为,认识意味着探索,探索的目的在于确定信念,消除疑虑,更有成果地行动。他认为,古往今来人类确定信念的四种方法,即“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中,只有第四种是最好的。因为这种方法排除了个人的任性和偏见、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抽象玄秘的理性原则,直接依据外部客观事实来确定信念和行动,所以它确定的信念真理性最多,最有利于行动的成功。这些思想中都有一些积极因素,但总的说来并未越出实效主义的范围。

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也作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旅行家和文学家。万历十四年（农历1586年，公元1587年1月）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江阴县南喝岐村（今江苏江阴市霞客镇）。徐霞客的家乡在当时属于“东南财赋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徐霞客出身仕宦世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和祖父曾经挂过虚名，但到了他的父亲徐有勉那一代，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对仕途没有多大兴趣，宁愿平静悠闲地在乡间生活也不喜欢和官场中的人结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年幼的徐霞客有所影响。

幼年时期的徐霞客，天资聪颖，有很强的记忆力，对于他不明白的地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虽然对“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特别青睐历史、地理和探讨大自然等方面的书籍。这类书在当时视为不正规的闲书、奇书。他的阅读面很广，诸如古今史籍、舆国方志、山海国经等，他都有所涉猎。他的族兄徐仲昭曾说他“性酷好奇书，客中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有钱必买书，无钱则变卖衣物来换钱买书，徐霞客“奇书”的嗜好就是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看了这些书以后，使得他更加向往五岳等名山。

徐霞客19岁时，父亲病故。三年服孝期满，徐霞客萌发了外出游历的想法，而贤德的母亲也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不愿自己的儿子像篱笆里圈着的小鸡，车辕上套着的小马一样，被束缚而没有见识和出息。对徐霞客的决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年轻的徐霞客终于告别书斋生活，挣脱了仕途功名的束缚，开始实现儿时的梦想。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直到生命结束为止。他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遍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踏遍泰山、普陀山、天台、雁荡、九华、黄山、武夷、庐山、华山、武当、罗浮、盘山、五台、阻山、衡山、九嶷等名山，;游尽太湖、民江、黄河、富春、闽江、九鲤湖、钱塘江、潇水、湘水、郁江、黔江、黄果树瀑布、盘江、滇池、洱海等胜水。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徐霞客为了考察得准确、细致，大都步行前进。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对于所遇的险阻，他都以顽强的斗志去克服，而且无论身体多么疲惫、条件多么恶劣，他都每天坚持写日记。这些旅游日记记录了他的旅途经历、考察的情况以及心得体会，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地理材料。

徐霞客很重视标本的研究价值，他在武当山等地冒险采集了榔梅; 在尚山采集了当地一种形似菊花的特产—金莲花;在五台山采集了天茶花等珍稀名贵植物;在玛瑙山上采集了“石树”; 在蝴蝶泉边采集了花树的枝叶。

徐霞客对科学研究有着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喜欢猎奇，可以说是到“闻奇必探，见险必截”。每每遇到古洞、名刹、温泉、飞瀑、奇峰、深林、幽皇等奇异景观，他都把安危置之度外，只求一览“庐山真面目”。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亘古人迹未到之处，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他在云南腾越为了把一个岩洞看个明白，冒死攀登上悬崖;在湖南茶陵时，独闯传说中神秘的麻叶洞;在广西融县真仙岩，徐霞客为了探索一个时洞，竟从一条横卧的巨蟒身上跨过，进到洞内。他还经常和鬼神迷信做斗争，云南地方上有一本《鸡山志略》，书中记载了五台山、峨眉山和鸡足山等地的“放光瑞影”现象，这种五彩光圈通常被社会上认为是“佛光”或“宝光”，徐霞客则从地形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出现这种自然现象的原因，驳斥了迁腐的迷信说教，这也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着，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世人称徐霞客为“游圣”。

刘学箕

刘学箕，生卒年均不详（约公元1180年前后，即宋光宗绍熙时期在世），字习之,自号种春子,又号方是闲居士,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子翚孙,玭子。青紫满家,应得一官,而廉静退托,志在四方,足迹半九州,游襄汉,经蜀都,寄湖浙,历览名山大川,取友于天下。嘉泰四年返乡里,年未五十,移家于南山之下,引泉植竹,造亭立馆,取其最宏敞者,扁曰方是闲堂。日与宾客饮,饮醉吟诗,诗成更饮,常至达旦。自六经诸子、史传百家之书、天文地理经纬之学、古今文集、医药方技,莫不研究。其人天资秀发,发而为诗,沉浸郁。少作《梅花》诗,有“清香贯鼻风传信,瘦景横窗月乌真”之句,朱熹见而奇之。其后日煅月炼,愈久愈工,所作歌行,放笑纵横,时露奇崛。词风近辛弃疾,其《贺新郎》云:“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山月。”悲壮激烈,忠孝之气,奕奕纸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刘淮极称其“笔力豪放,诗摩香山之垒,词拍稼轩之肩”。赵蕃跋举其佳作,如《与二犹子送生荔枝》、《夏雨叹旧》,谓“有风人之体”,《昌蒲记》等文“亦有笔力”。著有《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弟子游郴于嘉定十年编刊,今存元至正间重刊本、汲古阁影元钞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三十八首。《全宋诗》卷二七八二至二七八三录其诗二卷。事迹见刘淮《方是闲居士小稿序》及本集其他序跋,《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八有传。

颛孙师

颛孙师（公元前504年—?），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字子张，亦单称张。春秋末陈国阳城(今河南省淮阳)人。少孔子四十八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吕氏春秋·尊师》：“子张，鲁之鄙家也。”盖其祖先于鲁庄公二十二年自陈奔鲁，而师为其后。出身微贱，曾为马市经纪人。《尸子》“颛孙师驵也。”虽在孔子晚年入门，但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孟子说：“昔者窃闻之：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体。”(《孟子·公孙丑上》)《论语》中记其向孔子问学次数达二十次。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鄙夷同门中德行不坚者：“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同上)才意高广，但有所偏激。孔子批评他：“师也辟”(《先进》)，“师也过”(同上)，“师能庄而不能同”(《说苑·杂言》)，认为他所失常在偏激而过之。子游说他：“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曾参也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上)但他博爱容众，交友甚广，主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同上)认为“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常向孔子问政，问学“干禄”，然终身未仕。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孔子死后，子张居陈国，收徒讲学。其后学形成“子张之儒”，为儒家八派之首。郭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他们和墨家有点相似，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子张死后葬于徐州萧县(今属安徽)。唐开元尊为“陈伯”。宋真宗封“宛丘侯”。宋徽宗改“颍川侯”。宋度宗加封“陈国公”。

狄更斯

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1870年6月9日），英国小说家。出生于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幼年时全家被关进负债人监狱，很早便开始承担繁重的家务，干各种零工，在鞋油作坊学徒，洗瓶子、贴标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小职员，后来进入报界，当纪录员和新闻记者，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幼年的经历、与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接触，给他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狄更斯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30年代和40年代初为早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匹克威克外传》(1837)。这部作品没有联贯的结构和情节，只是叙述匹克威克与三个朋友坐了四轮大马车从伦敦到外地去旅行的见闻，用诙谐风趣的笔触揭露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奥列佛·推斯特》(1838)是另一部重要作品，它通过孤儿奥列佛无法忍受济贫院的生活，逃出后落入窃贼集团，被迫偷窃，最后为一好心的有产者搭救的经历，展示伦敦贫民窟的苦难，抨击“新济贫法”的伪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揭露私立学校对儿童身心的摧残。《老古玩店》(1841)通过一家小古玩店店主和孙女两人的不幸遭遇，写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者败落的悲剧命运。

40年代为中期。这一时期作者应邀访美并长期侨居欧洲，主要作品是《马丁·朱述尔维特》(1844)和《董贝父子》(1846～1848)。前者揭露资产阶级的欺诈、贪婪和伪善以及唯利是图的本质;后者同样写一切从金钱和利润出发的商业资本家的卑鄙和冷酷。这一时期写的《圣诞欢歌》(1843)和《炉边蟋蟀》(1845)等则表现出作者调和社会矛盾的幻想和感伤失望的情绪。

50、60年代为后期。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鼎盛期。他写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德》(1850)是一部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基本线索的半自传体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童工的悲惨处境、负债人监狱的黑暗、社会上骗子的横行等。《荒凉山庄》(1853)通过积案如山的法律系统内部的描写，抨击英国的司法制度和议会政治;《艰难时世》(1854)以漫画的手法描绘尖锐的劳资对立;《小杜丽》(1857)以伦敦的负债人监狱马西夏狱为背景，描写法律和政府机构的腐朽、塑造了小杜丽朴实、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形象;《双城记》(1859)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医生因揭发贵族罪行被监禁18年的经历和一个农家小孩被贵族马车轧死的情节，反映封建贵族对人民的压迫，预示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远大前程》(1861)通过孤儿匹普的遭遇，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揭示上层人际关系的冷酷，歌颂下层人民之间的真诚和友爱。《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把英国社会比作一座巨大的垃圾山，揭示其藏污纳垢，必将腐烂的实质。

狄更斯后期的作品在题材、主题的深广、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社会批判意识更加强烈、暴露资本主义黑暗与腐朽的笔锋更趋犀利，这就使他不仅成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而且成为西方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

里尔克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奥地利现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原名勒内·卡尔·威廉·约瑟夫·马里亚·里尔克。生于布拉格。从小生性敏感,性格内向,喜欢静独沉思,一生都在诗情的起伏中感领孤独、忧郁的时代情绪。11岁入陆军学校,后入林茨商学院及布拉格等校学习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1893至1898年间,著有诗集《生活与诗歌》 (1894)、《祭神》 (1896)、《梦幻》(1897) 、《耶稣降临节》(1898) 等。情调缠绵,富有波希米亚民歌风味。1899年创作的抒情散文诗《旗手克里斯朵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借匈牙利抗击土耳其入侵时期一个青年旗手初恋和阵亡的故事,抒发了他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反映了当时青年的情绪,曾传诵一时。以后他怀着孤独寂寞的心情开始了频繁的旅行生活。足迹遍及东欧、南欧、西欧、北非,并在俄国会见过托尔斯泰。此时期他的作品有《国家集》(1902)、《祈祷书》 (1905)等。情感炽烈、语言精练、富有音乐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祈祷书》分为3部分:《修士的生活》、《朝圣》、《贫穷与死亡》,赞美单纯、赞美上帝,表现了作者的泛神论思想和精神上的矛盾。它是里尔克的成名之作。里尔克酷爱美术,1945年结识他所崇拜的罗丹,并为罗丹作私人秘书。从雕刻中受到深刻的启发,懂得了: 艺术需要观察。这对他以后艺术生命的转变具有决定意义。加之此时期他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影响,因而诗作一改早期那种偏重抒发主观情感的浪漫主义风格,写了许多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咏物诗”,收入《新诗集》 (1907) 和《新诗续集》 (1908)。其中以题为《豹》的短诗最为脍炙人口,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在探索人生意义时的迷惘、彷徨和苦闷的心情。同时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马尔特 · 劳利德 · 布里格随笔》(1910)。1923年,里尔克到亚得里亚海滨的杜伊诺,在此开始了《杜伊诺哀歌》的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中断。1915年被征兵服役。战后的1919年他迁居瑞士南部米索的一座古堡里,在长期的隐居生活中,完成了被誉为哲学绝唱的《杜伊诺哀歌》 (1922) 和《玫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1923)。前者收有10首哀歌,探讨世界存在的意义。诗中交织着忏悔、怨诉、祈颂的音响,冥思生与死、爱与灵的奥秘。许多见解受到哲学家的重视。后者收有53首十四行诗,借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奥尔甫斯入冥界寻妻失败的故事,表明了人对世界的茫茫陌生感和不可理解感。两部诗集都用了很多比喻和隐晦离奇的象征词句。在里尔克看来,人们对外在世间的东西知道得越多,对自己的内在本质、命运和归宿就知道得越少,这就必然导致人的空虚感。这也就是里尔克在前期小说《布里格随笔》中所提出的“我是虚无”的真实意义。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中整个世界和人生日益陷入的一种实际利益和金钱交易的非人化的现象,里尔克和其他象征主义诗人一样,认为只有诗人才能担当人类的苦难,只有诗才能拯救人类的沉沦之心,诗人的任务便是在人灵迷失之时,担当起历史的失误,追问那诗化的人生如何可能,诗意的世界如何实现。他明确提出了诗人的使命,即成为大地的转换者(transformer),把陷入历史迷误中的大地换成诗意的大地,使人的目光从对可见的物质利益的关注,转变为对自我内心灵性的追寻。为此需要诗人爱的奔涌焕发,需要诗人投入全部生命。

里尔克一生的创作实践,给诗歌开辟了新的领域。在此他展示了音乐的美、造型的美。他晚期的诗歌,发挥了德语语言的功能,表达了人们内心深处难以表达的内容。从而扩大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功能。对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里尔克在诗歌、小说之外,还写有大量的书信。表达了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和他对生活与诗的看法。此外,他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曾译过英、法、意、俄等国的文学作品。因而里尔克成为20世纪最受重视的诗人之一。长期以来,他以一个沉思的形象屹立在西方诗坛。

范晔

范晔（398—445年）南朝刘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出身大族，出继堂伯父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他自幼好学，博涉经史，善写文章，但他“无意于文名”、“耻作文士”，热衷于政治。初期仕途颇顺利，宋初官至尚书吏部郎，后因得罪权贵遭贬，几度浮沉后，又因参与宫廷政变被杀。范晔生平著作有《汉书缵》十八卷，集十五卷，录一卷， 《百官阶次》一卷，都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后汉书》。《后汉书》是他在不得志时开始动手写的，由于被杀，全书没有全部完成。在写作之前，他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做过比较，得出结论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在史学史上，比较纪传、编年两种体例的得失，他是第一人。对于史书的编辑目的，他明确提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就是说要从史事中吸取经验教训，掌握规律，为政治服务。因此，他对史论格外重视，各篇中的“论”和一些类传前的“序”以及篇末由四字一句的韵语组成的“赞”用力尤深，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宋书·范晔传》)在人物列传的编纂方面，他十分注重以类相从，而不简单地以时代先后为顺序。创立《列女传》、《文苑传》，使杰出的女性在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让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下独立出来与儒林并列，先例一开，为后世史家所沿用。此外，还创立“逸民”、 “独行”、 “党锢”、 “宦者”、“孝子”列传，以反映东汉一代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历史现象，体现了他灵活处理史料的高超手法。他写作史书讲究文辞优美，简洁流畅，又注意“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故他的《后汉书》的成就，远远超过从前的诸家后汉书。

钱易

钱易(968-1026)，字希白，宋临安(今属浙江)人。为吴越王钱倧子。钱俶归宋，钱氏宗室、大臣，大都封官，唯钱易与兄钱昆不被录用，遂发愤读书，立志科举入仕。17岁举进士，但因在殿试时，三道题不到半天答完，而被斥之为“轻俊”，不仅御试通不过，连进士资格亦被免去。而钱易却由此闻名于世，博得“才子”美名，有人称其诗才不在李白之下。咸平二年(999)，复举进士，他自觉可得第一，但主考官不公，将他列为第二。钱易不平，上书朝廷，对本朝科举多有讥讽。宋真宗阅后不快，又将他降为第三名。次年为光禄寺丞、通判蕲州。他为官能体察民情，对官吏滥用酷刑深恶痛绝，奏请废除非法之刑，受到真宗嘉奖。景德二年(1005)，举贤良方正，除秘书丞、通判信州。宋真宗东赴泰山封禅，钱易进献《殊祥录》一书，遂改任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后曾受命修《车驾所过图经》。又为知制诰，天圣三年(1025)为翰林学士，不久去世。

钱易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几千字文章，挥笔即就。他爱读佛经，曾为《道藏经》校文，并著《杀生戒》，佛学功底深厚。又善行、草书，当时流行的书法佳作有绛帖、潭帖、临江帖三种，以钱易临摹的潭帖为最优。主要著作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150卷、《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南部新书》、《洞微志》130卷。其中现存仅《南部新书》10卷，共800余条，为笔记体著作，未经编次，杂乱无章，但所载“朝野掌故”、“遗闻轶事”等有关唐初以来职官置废、政制变迁、官场仪式等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

巴塔耶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年9月10日—1962年7月8日），生于多姆山省比荣一个贫苦家庭，卒于巴黎。父亲是个瘫痪的盲人。巴塔耶年轻时皈依了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健康不佳而没有入伍。1920年从巴黎文献学院毕业后，他放弃了宗教信仰，在F.尼采等哲学家的影响下，与超现实主义作家们交往。1922年起任图书馆管理员。后主持《文献》杂志（1929～1930），集结被开除的超现实主义者，揭露A.布勒东的唯心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成为最著名的“异端分子”。

巴塔耶在政治方面的态度非常复杂：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法西斯主义，加入了批评斯大林的“民主共产主义俱乐部”，又创办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杂志《无头畸胎》（1936～1937）。1942年患病后专心思考和写作，1943年出版第一部哲学著作《内心体验》，1946年创办《评论》杂志。还当过卡尔邦特拉图书馆和奥尔良图书馆的馆长。

巴塔耶是以研究色情著称的作家。他早期的小说《眼睛的故事》（1928）就充满了关于眼睛、鸡蛋和小便等影射性器官或性行为的描写，他承认这些描写都来自儿童时代的幻想。《爱德瓦达夫人》（1941）中的爱德瓦达夫人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叙述者和她一起出走，她竟然当着他的面与出租汽车司机做爱。《C神父》（1950）中的神父与沙尔是双胞胎，爱波妮娜是沙尔的情人，却要勾引神父，被神父拒绝。后来神父被德国人抓去，把爱波妮娜和沙尔当成抵抗分子供了出来，但还是被打死了。

巴塔耶小说中的荒诞梦幻和联想，显示出超现实主义对于色情想象的兴趣。他的小说几乎都采用第一人称，内容充斥着色情，女人则往往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他的故事违反常规，追求极端的心醉神迷，但是没有性虐狂的狂喜。这种色情描写并非淫秽下流，而是将色情、幻觉与超现实融为一体，显示出对待色情的严肃态度。他关注人的兽性，目的是探索这种兽性可以达到的程度。

1957年，巴塔耶出版了他的两部最重要的文论集《文学与邪恶》和《论色欲》。《文学与邪恶》论述了文学与“邪恶”的关系，声称只有在邪恶的表现与描写中，才能充分展示文学对现存秩序的反叛和摧毁作用。在《论色欲》中，他认为情感的放纵便是要违反禁忌、超越限制，色欲的基本动力就是死亡的诱惑，并声称色欲和写作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巴塔耶认为人体里蕴藏着兽性，为了满足情欲就要纵欲，最后精疲力竭地走向死亡。

商辂

商辂[lù]（1414年3月16日－1486年8月17日），字宏载，号素庵，明淳安芝山(今里商乡里商村)人。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以至殿试皆第一。历仕英宗、代宗、宪宗三朝，累官至内阁秩一品事，为一时名臣。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役”败绩，英宗被俘，瓦刺也先驱部大举入侵，人心惴惴。商辂偕群臣具本，恳请郕王即帝位，是为代宗。时有侍讲徐珵倡言南迁，商辂与兵部侍郎于谦上疏抗言：“京师为天下根本，若一动，宋南渡之事可鉴也。一步得离此!”至敌临城下，商辂与二三大臣统筹经略战守事。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朱祁镇被送还北京，代宗表面上热烈欢迎“太上皇”，暗地里串通心腹，废除了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储地位，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代宗惟恐大臣们不从，各赐金银元宝，一时升迁者甚众，致有“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之谣。唯独商辂拒不接受皇上所封“保傅”之职，表明了他在“易储”问题上的持正立场。天顺元年(1457)正月，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在一些旧臣的勾结拥载下，乘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一举复辟成功。英宗重新执政后，第一个召见商辂，与商国是。在用人问题上，英宗提出，“像陈循这样的人不能用”;而商辂却向皇上进言，“陈循历事累朝，老成练达”，更何况“陛下初复大位，宜新天下耳，不宜有此议”。英宗听取了商辂的意见，任用如故。时有石亨、张輗、张辄、杨善等窃弄权威，势焰可畏，商辂从容不迫，与他们辩论不已。因此，石亨辈忌恨商辂，屡加弹劾，大肆诬陷，终因于谦事牵连下狱，最后被削职除名，贬斥为民，时年仅44岁。在罢官居家的十年中，多在深洞岭下“仙居书屋”赋诗自娱，并悉心募工，凿山开道，去险就夷，为乡梓做好事。成化二年(1466)，宪宗朱见深召辂复出，以故官入内阁参与机务。不久，言官林诚、胡琛等交章诋毁商辂，说皇上不当用他。宪宗不信谗言，即升商辂为兵部尚书，兼职如故;同时，要加罪林诚、胡琛等人。商辂忙向宪宗进言：“臣尝请优容言者，奈何因论臣复责言乎?”宪宗喜曰：“真大臣也!”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他直言持正、刚正不阿。景泰间，“塞上腴田为势豪侵据，商辂请还之”;乾清宫门火灾，工部请采木川、湖，商辂极力劝阻稍缓;开封、凤阳诸府饥民流徙济宁、临清，商辂招垦畿内八府，给粮种，使民有所养。成化间，周太后管庄内吏侵占民间地产，众民与内吏械斗。太后大怒，“欲尽徙苏民之边者，计八十余家”。司礼太监将本下东阁会议，商辂据理力争：“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吏侵占民地，未有平民百姓敢侵占官地者”。众民遂得安宁，而免徙边庭。成化十四年(1478)，司礼太监汪直设西厂，横恣无比，权顷朝野。商辂上疏抗言，力罢西厂。先是宪宗览疏不悦，认为“朕用一内臣，焉得系国安危乎?”于是传旨诘责甚厉。商辂力谏：“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取问。汪直辈擅自抄收三品以上京官，擒械南京留守大臣，害得大臣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旅行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如此辈不黜，国家危乎、安乎?!”遂立命撤去西厂。不久，汪直心腹韦瑛等，亦坐“诬缉妖言”而斩于市，人心大快。事隔不多久，终因得罪宦官，以“疾作休致”而辞归故里。后居家十年而卒，赠太傅，谥文毅。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尘》，以及所纂《宋元通鉴纲目》等书。

柯劭忞

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晚号蓼园，山东胶州(今胶县) 人，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生。16岁为生员，不久被选人济南尚志书院学习。1870年中乡举，旋随朱肯甫赴四川，襄助科举事，后受聘于晋、粤、辽东等地书院担任主讲。1886年戊子科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散馆后受编修职。1900年随光绪帝赴西安，被派为政务处行走。1901年任湖南学政。1904年回北京，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习，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撰文侍讲转侍读。1906年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贵州提学使。1908年再次调回北京，在学部任丞参上行走，一度署右参议并左丞; 又由学部奏派充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1910年清政府成立资政院，被选为议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被派往山东，任宣慰使兼督办团练大臣。不久调回北京，为典礼院学士、派懋勤殿行走，赐紫禁城骑马。1914年北京政府任命为约法会议议员及参政院参政，未就; 同年北京政府成立清史馆，应聘为总纂，后兼代馆长，参加编写《清史稿》。1925年5月，日本政府在北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任委员长。主持撰修《四库全书提要》。1928年10月，任故宫博物院理事。1933年8月31日病逝。终年83岁。纂注有《谷梁传》; 校注有《新元史考证》、《佚史补》、《蓼园诗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