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勘助

中勘助（1885.05.22-1965.05.03）日本作家，诗人。188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大学时代起就师从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但性格孤高，一直与日本文坛政治保持距离，不属于任何派别。其处女作兼代表作《银匙》由夏目推荐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发表后，单行本至今再版不断，百年来获读者持续好评，累计销售量数百万册。另有小说《提婆达多》、《犬》、以及诗集、全集等，均未被完整介绍到中国。1965年去世（去世50年以上）。

刘定之

刘定之（1409年—1469年9月15日），明朝大臣、文学家。字主静，江西永新人。小时候就有异常的天赋。他父亲教他读书，每天能朗诵数千言。他父亲没有教他写文章，一天偶尔看见他写的《祀灶文》，大为惊奇。正统元年(1436)，刘定之参加科举考试的中央级考试——会试，考中第一名。会试的次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刘定之被列为一甲进士。一甲进士称“进士及第”，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殿试发榜后，一甲进士直接授官，刘定之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正七品。

京城发生水灾，刘定之奉命上书陈述十件事，说：“号令的制定应该出自公心，裁决事情要公正，不能马马虎虎多次更改。公卿侍从皇上应多召见，通过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德，来决定升迁或降职。对于散居在京城各地的漠北归降人，最好逐步把他们迁移到南方。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的长官可用京城有才识的官员补任，郡、县长官有政绩者可以进京担任中央官职，使中央和地方没有偏重。有推荐权的官员不要只局限在五品以上，可以仿效唐朝制度，朝中大臣升迁或改任，可以荐举一个人代替自己，吏部记录下这个人的名字而录用他。武官的后代，要教给他们行军打仗的谋略。地方郡县长官郡守和县令，要把发展农业、畜牧业作为最根本的任务，不要本末倒置，做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朝中大臣遇有家丧，乞请辞官回家守丧，朝廷对这些人应给予表彰，以教导后代。出家的和尚、尼姑像蛀虫一样蚕食国家的财物，朝廷应当严厉禁绝。用粮食买官的富户，如果犯罪应当剥夺他们的官职。”刘定之的奏疏搁置在宫中，没有被采纳。正统十三年(1448)，刘定之的弟弟刘寅之与同乡的人互相攻击，揭露隐私，言语牵连到刘定之，刘定之下狱，后来得以昭雪。刘定之任编修官职期满，晋升为翰林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正六品。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族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抱着复辟元朝，“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率军大举侵明，围攻大同。宦官王振想乘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提高个人的威望，挟持英宗率领朝廷主要官员和50万大军亲征。明军抵达大同，闻前方已败，急忙撤退。后来王振又想要英宗“临幸”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军队践踏家乡的庄稼，下令折回，取道宣府。八月十四日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围困，大批文武官员被杀，英宗也做了阶下囚，明军死伤几十万，损失骡马20余万匹和大批军用物资。祸国殃民的王振被所卫将军樊忠用长锤愤怒击杀。

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监国，并召开紧急会议，与众大臣商讨应变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提出向南迁都，兵部左侍郎于谦主张坚守北京，郕王支持于谦的意见，并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在于谦筹划下，征调各地备操军、沿海备倭军、诸府运粮军火速赴京，保卫京都。于谦等大臣认为，英宗被俘，太子年幼，国家无主难安定，因而奏请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九月，朱祁钰继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初，也先挟英宗率主力军骑兵3万破紫荆关长驱直入，窥视京师。于谦分遣诸将率师20万，列营于北京九门外，又亲自与石亨等陈兵德胜门外阻击也先。十月中旬，也先进攻北京，于谦亲自指挥，北京军民协同作战，把瓦剌军打得晕头转向，死伤无算。也先见武攻失利，又采用诈取的手段，扬言只要明军派员“迎驾”，便立即放回英宗。于谦不为所惑，严加拒绝，坚持武力抗战。两军激战5天，瓦剌军屡战屡败，也先只得收集残兵败将，带着英宗退回塞外，于谦亲自指挥的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

北京保卫战结束后，刘定之上书景帝，又陈述了十件事，说：“自古以来像晋怀王、晋愍王、宋徽宗、宋钦宗，都因为敌人从边疆突破，地方割据势力从国家内部破坏，救援兵力集中不起来，导致国家迁都。从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么大的国土、几十万的军队，竟然让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把太上皇掳到漠北去。晋、宋两朝遭到战乱，抛弃故土，偏安在江南，尚且能从本已衰落的形势中奋起，来抵御嚣张的敌人。从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让也先率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京师北京，我们有这么多的将领和士兵，既不能奋起击败敌人，又不能签约讲和迎回太上皇，而是听任他们自由来去。国势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强大起来，可是怎么能不考虑自我强大的策略并且致力实施呢?愚臣冒昧地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

近日京师军队与瓦剌军的战斗，只注重坚守，而不能用巧计取胜。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前面的军队战况不利，后面的军队竟不去解救;左边的军队出击了，右边的军队竟跟不上去。臣认为应该仿效宋朝的吴玠、吴璘的三叠阵法，使军队互相依靠，互相救援保护。敌军用铁骑对阵，我们就要配备刀斧来对付。唐朝大将郭子仪击破叛军安禄山的八万骑兵，是用一千人手执长刀排列得像墙一样来进攻。宋朝大将韩世忠南海败金军将领兀朮的拐子马队，是用五百人手执长斧，上砍骑兵的胸部，下砍马的腿和脚来进攻的。这是因为刀斧挥动方便迅速，比火枪更有用。

紫荆、居庸两关，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是平坦的通途。现在应当增加兵力，修缮工事，堵塞要道。在陆路上要纵横交错挖掘沟濠，名曰地网;在水路上则要把原有的泉水挖得很深，名曰水柜。或者多多种植树木，来对付敌军的冲杀，或者从地方多招募一些勇士，来协助官兵。这都是古时候曾经做过的，并且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效。

过去朝廷派出的使臣，一般用传达命令和传送公文的驿人充任，这些人不具备使臣的素质，往往完不成任务，甚至招致战争。现在朝廷应当挑选内心忠诚于朝廷，外表又善于辞令的人担任使臣，就像汉朝的陆贾、宋朝的富弼那样的人，忠于朝廷而且能言善辩的人出使，才能使国家免受污辱。

在太上皇执政时，臣曾请求迁移从漠北归降的人，没有被采纳。后来一些漠北归降的人趁着国家战乱，纷纷跑回故国，敌军掳掠京城、郊区大多是他们告的密。北京保卫战之后，瓦剌军又多次南犯朝廷北边，应当趁现在大批敌军集结京城门下的时候，把漠北归降的人迁移到南方，让他们和明朝的军队、老百姓交错混杂，以牵制、改变他们。这样做，还可以为朝廷节省一部分俸禄，减少水路运输费用，对国家很有利。

天下的农民向国家提供粮食，妇女向国家提供衣物，来供养军队。军队中的士兵从国库中领取粮食，从府库中领取衣物，来保卫祖国。朝廷规定，士兵从政府部门领取粮食衣物，却要自己交纳月钱(当兵的费用)。为了凑足月钱，士兵不练习刺杀格斗、进攻后退的战术，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商和做工上面。士兵把领取的货物拿到市场上换成货币，或者靠力气和手艺去做工，然后用经商做工所获得的利润，补交月钱。这样，老百姓的血汗，士兵的劳苦，都变成了金银使奸诈的人得利。一旦发生战争朝廷派遣这些士兵前去抵御，就像驱赶着羊去抵抗狼，几乎没有不失败的。现在应当坚决革除这些弊病，实行能够保障士兵训练和生活的新政策，军队中的将帅如果还沿袭旧习惯，一律格杀勿论。像这样军威还不能振作的，从来没有过。

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压榨百姓，就像军队中的军官盘剥士兵一样。朝廷对郡守、县令应当严格考察，根据考察情况谨慎地给予升迁和降职。推荐他人做官，推荐者要负连带之责，就是说犯了贪赃罪的人要处罚，举荐他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处罚，这样贪赃的人会越来越少，推荐他人做官的人也会谨慎，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也就巩固了。

古时候贩卖丝绸、屠宰猪狗的人，都足以帮助帝王成就帝业。当今朝廷重用的于谦、杨善也不是出自将门。将领能了解将才，应当让他们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不局限于门第。公卿侍从也让他们推举有勇有谋的人，以备将才。只有搜索网罗的范围很宽广，才不会埋没人才。

过去，刘备想恢复汉室，所依赖的是诸葛亮。南宋抵御金国的侵犯，所依仗的是张浚。诸葛亮、张浚都是忠义闻名于世，早已立下功勋的人。到街亭一战失败，诸葛亮辞去了丞相的职位。符离一战没有取胜，张浚主动解去了都督的职位。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二人都认为自己有过错，所以引咎辞职，赏罚分明就会使将士振作。最近的北京保卫战，明军在德胜门的战斗中，没有听说过明军打败强敌瓦剌军，只是交战双方相互有胜有败，相互有所杀伤罢了。这种情况虽然不足以受罚，也不值得奖励，但是石亨却从伯升为侯，于谦的品秩从二品升到一品。天下人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功劳，只看见他们得到奖赏，这会使忠臣义士感到心灰意冷的。皇上可以让他们仍然沿袭旧的官职，不要晋升新职，等他们日后功勋名声显著了再加官晋爵，也不算晚。君主已经授予他人官职，就不忍心再剥夺，这是姑息的政策，臣子已经晋升就不肯后退，这是患得患失的心态。君主不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臣子就不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那么国家安定平和很快就会实现。

从前有御史上疏，建议皇上经常召大臣入内廷议政，奏疏被搁置没有施行。君主应当总揽大权，亲自决定各项政务。每天早晨皇上要到殿堂接受大臣们的朝见，处理日常政务。早朝没能解决的政务，白天皇帝还要亲临便殿，继续召见大臣，听取他们的奏请。监察官也随入便殿观察大臣们的言行，如有错误立即给予纠正或弹劾;史官在旁边把这些事记在简册中，以表示惩戒、规劝。这些都是前朝的旧例，是祖宗制定的法规，希望陛下遵守它、实施它。如果皇上只看看大臣们的奏章，便通过宦官向外廷传达命令，恐怕会犯偏听偏信和独裁的错误，导致奸人祸乱，想使国家安定富足就难了。

君主的德行，是要求君主象日月一样圣明来勘察事情的真假，像天地一样宽广仁慈来普及天下臣民，像雷霆一样果断勇敢地集中权柄。所以宋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告诫君主的是仁、明、武，即《中庸》中所说的知、仁、勇。知仁勇是不学习就能够具备的吗?要做到知仁勇，就必须学习经书和史书，经书中的《尚书》、《春秋》，史书中的《通鉴纲目》，对君主最有借鉴意义。望皇上用心阅读。对于君主本身来说，既可以使君主知道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兴国的原因，又可以知道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在君主驾驭宦官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吕强、张承业那样忠诚的宦官，又可以知道有仇士良、陈弘志那样恶毒的宦官。在君主驾驭朝中大臣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忠良之臣，又可以知道有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奸诈之臣，从而能恰当地取舍人才。如果像这样，对于君主形成知仁勇的德行，不是大有帮助吗?如果只是像以前那样由学士给皇上讲读经史，只讲读皇上喜欢听的东西，皇上不喜欢的一律不讲读，就好像害怕路上有陷阱而闭着眼睛走过去，这样不摔倒的人又有几个。

现在国家虽然遭受了重大打击，但还像金瓯一样没有完全被损坏。皇上如果能真诚地以圣学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臣认为国势可以强大，国耻可以大雪，迎回太上皇的兄弟之情可以成全，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复，皇上还顾虑什么而不这样做呢?”

刘定之的奏疏呈上后，景帝优先下诏答复了他。

景泰三年(1452)，刘定之升任洗马，洗马是明代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司经局的官职，从五品。也先派使者请求景帝遣送回通报情况的使臣，景帝坚决不同意。刘定之上书援引先朝的事例请求景帝答应，景帝把这件事交与群臣商议，最终也没有遣送。过了很长时间，刘定之升为右庶子，右庶子是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左春坊中的官职，正五品。天顺元年(1457)，刘定之又调任通政司左参议，通政司是出纳帝命、受理臣民章奏的机构，左参议在通政司居第三位，正五品。刘定之在任通政司左参议时，仍然兼任翰林院侍讲，不久晋升为翰林院长官翰林学士。宪宗继位(1464)，刘定之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负责朝廷各种祭祀、礼乐活动的机构，少卿是太常寺的副长官，正四品。刘定之还兼任翰林院的侍读学士，经常给皇帝讲读经史。

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刘定之以本官入直文渊阁，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兼翰林学士。当时，江西、湖广发生灾荒，有关部门还向那儿的百姓征收赋税。刘定之上书说，国家储备充实，仓库中的粮食几乎盛不下了，还向灾区的灾民催逼租税，这不是圣明的君主体恤臣民的意思。宪宗被他的话所感动，马上下令停止征收租税。成化四年(1468)，刘定之又晋升为礼部左侍郎。宪宗宠爱万贵妃，皇后很难见到皇上，立皇太子的事情也没有定下来。郕王的女儿已成年但还没有出嫁。刘定之上书陈述天下出现旱灾的事情，一并谈到了这几件事。并请求给皇上讲读经史时，兼讲太祖朱元璋亲自制定的诸书，排斥异端邪说，不要让它们危害政治耗损财力。宪宗留下了他的奏疏没有下达。成化五年(1469)五月初九，刘定之以久病为由上书请求致仕，宪宗不同意，令他好好调治，病愈再供职。这一年的八月初十，刘定之死，终年61岁。宪宗追赠他礼部尚书，赠给谥号“文安”。

刘定之为人谦虚恭谨，质朴直率，以文章学问闻名一时。有一次，宫中下旨令他作元宵诗，传达命令的内使站在旁边等着。刘定之在书桌上铺开纸张，一会儿就写了一百首七言绝句。有一天，刘定之草拟出多项制度，笔一直不停地写。刘定之还能把宋朝的著名人物按年代顺次排列，像家谱一样，时人都佩服他的聪明博学。

卡尔·邓尼茨

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1891年9月16日—1980年12月24日），法西斯战犯，纳粹德国海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海军总司令、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891年9月16日，邓尼茨出生于柏林近郊的格林瑙镇。母亲早逝。父亲是工程师，总是督促他努力学习，并注意培养其学习兴趣。

1910年4月，邓尼茨在魏玛高中毕业后，便参加德国海军，先在赫尔塔号巡洋舰接受舰上训练，后考入弗伦斯堡—莫威克海军学校。1912年秋天毕业后，分配到布雷斯特号巡洋舰任候补军官。是年冬，巴尔干战争爆发，邓尼茨随舰到地中海参加封锁黑山港，向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人耀武扬威。次年5月，参加西方列强在阿尔巴尼亚的登 陆行动，阻止塞尔维亚人在亚得里亚海边定居。

1914年8月，德国对协约国宣战。布雷斯特号巡洋舰在阿尔及利亚安纳巴港外出其不意地攻击了正在港内上舰的法国登陆部队。不久，布雷斯特号与格本号战列舰冲出英国舰队的包围，平安抵达君士坦丁堡港，挂上土耳其的旗帜，帮助土耳其训练海军。在此期间，邓尼茨曾随舰袭击俄国诺沃罗西石油港和商船队，击沉了俄国罗斯特洛夫号巡洋舰。后来，布雷斯特号巡洋舰在土耳其大修，邓尼茨被派往加里波利航空大队担任观察员和机场导航员。1916年9月，邓尼茨奉命回国到潜艇部队服役，从此他的名字与潜艇紧紧相连。那时，潜艇攻击战术只是单艇作战，一旦被敌舰发现，往往被击沉。1918年10月，邓尼茨因潜艇被击沉而被英军俘虏。邓尼茨从那次经历中，意识到潜艇战要取胜，就必须集中多艘潜艇协同作战。

大战结束后，邓尼茨回国仍在海军服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军拥有潜艇部队，他曾任鱼雷艇上尉艇长，后在波罗的海海军军区、海军总司令部任参谋。1928年晋升海军少校后，出任第4潜艇队司令。1933年晋升为海军中校，调任埃姆登号训练巡洋舰舰长，负责保障海军院校学员的训练。

希特勒上台后即开始重整军备活动，邓尼茨极为赞成，成为纳粹党的狂热拥护者。1935年6月，英德签订海军协定，德国立即公开组建潜艇部队。10月，邓尼茨担任韦迪根潜艇队司令，晋升为海军上校。邓尼茨认为，德国欲重新崛起，迟早要与英国发生冲突，而欲战胜英国，则海军的强大是最重要的因素; 英国面对着德国的港湾，恰好在德国进入大西洋的航路附近，如同一条栅栏，既能控制德国舰队的出海，也可控制大西洋的战线，加上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无基地，一旦军舰被击中，无法就近修复，所以海军发展的重点不是水面舰艇，而应是能够克服上述不利条件的潜艇; 英国是个岛国，许多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都必须通过大西洋输入国内，德国可以用潜艇对英国商船实施袭击战和吨位战，切断其海上运输线，迫使英国屈服。因此，潜艇是实现德国海军战略的最有效的作战武器。

邓尼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潜艇作战的经验教训，采纳德国王牌潜艇艇长克雷契马的建议，在海上开始演练 “狼群战术”，主要内容为: 1.事先将若干潜艇组成 “狼群” 在敌船队的航道上垂直展开。由具有经验或资深的潜艇艇长担任群长，负责具体指挥“狼群” 的协同作战。2. “狼群” 平行搜索敌船队，艇与艇间隔15海里～20海里。“狼群”正面搜索宽度300海里～400海里。3.任何一艘潜艇发现敌船队后，立即报告岸上指挥所，并命令艇群迅速航行至船队前方，白天在视距以外跟踪，夜间以水上状态逐次实施鱼雷攻击，对掉队的单艘舰船也可进行炮击。4.天亮前停止攻击，脱离船队至视距以外，日落后再次接近攻击。

根据其作战思想和战术方针，邓尼茨又提出潜艇建造方案，要求建造500吨左右的潜艇。这种潜艇前后均有鱼雷发射管，能同时携12枚～14枚鱼雷; 下潜时间只需30秒，水下和水面操纵都很方便; 时速可达16节，作战最大半径为8700海里。邓尼茨反对建造重型潜艇。

1936年，邓尼茨晋升为潜艇司令部司令后，从军官的选拔到训练计划的拟定，从组织战术演习到研究具体技术问题，都亲自过问，并同下级官兵保持密切的联系，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1939年1月，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扩大海军的 “Z”计划，要求建造大型水面舰艇。邓尼茨坚决反对，根据在大西洋上进行的多次潜艇集群行动的演习得出结论: 德国必须拥有300艘潜艇，其中100艘在基地检修或休整，100艘在海上航渡，100艘在作战海区执行任务，才能取得攻击英国海上运输线的胜利。可是目前德军仅有57艘潜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邓尼茨要求扩增潜艇数量。在邓尼茨的力争下，希特勒终于废止 “Z”计划，而在1939年12月批准“限定海军造船计划”，规定在1941年底以前，建造392艘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因潜艇数量不足，邓尼茨只得实施“小群战术”，由3艘～5艘潜艇组成的编队在某一艇长的直接指挥下作战。由于当时盟军使用的声纳装置效能很低，德国潜艇可以接近到离目标3链～15链处发射鱼雷，所以仍取得很大战果。1939年9月3日，他下令U30号潜艇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100多海里处突然击沉英国雅典娜号邮船，1400名乘客几乎全部丧生，其中有不少是美国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希特勒对外矢口否认此乃德军所为，对内严令销毁证据。根据希特勒的指示，邓尼茨把U30号潜艇官兵调往U110号潜艇，然后有意制造了沉没事件。9月17日，U29号潜艇击沉英国无畏号航空母舰。10月14日，U47号潜艇潜入斯卡帕弗洛英国海军基地，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在此阶段，德军共击沉盟军运输船只近400艘。1939年10月，邓尼茨晋升为海军少将。1940年，晋升为海军中将。

1941年春，盟军加强护航和反潜措施(如反潜舰、装有定向器的飞机)，使德国的攻击受挫。邓尼茨及时调整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坚决要求空军支援潜艇作战，首次提出航空兵与潜艇的 “战役与战术协同动作是极为重要的”。经过有力交涉，希特勒命令驻波尔多的第40飞行大队在进行远距离侦察方面隶属潜艇司令部。另一方面，开始全面实施战前制定的 “狼群战术”，即把30艘～40艘潜艇编成一个“狼群”，再分为侦察和突击两个艇幕。侦察幕各艇间隔30海里～40海里，突击幕各艇间隔15海里～20海里。两幕的战役纵深保持在50海里～100海里之间。稍后，邓尼茨又修正战术，将两幕分为侦察、预备进攻和突击三幕。修正后的“狼群战术”使潜艇不再躲避盟军的护航警戒舰艇和飞机，一旦发现目标，所有潜艇都浮出水面，全速接近目标，用高炮射击护航飞机，用鱼雷攻击护航舰和运输船。

由于指挥得当，邓尼茨的潜艇给盟军大西洋海上交通线带来浩劫。1941年4月至12月，共击沉盟军325艘运输船，总吨位约158万吨。美国参战后，德国潜艇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美国海岸及加勒比海一带。1942年，德国潜艇每月击沉盟军商船近97艘，总吨位达52万多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潜艇部队共击沉盟军运输船、商船2828艘，总吨位达14687231吨，击沉击伤盟军军舰115艘，给同盟国特别是英国造成极大的困难。英国海军惊恐地认为: “邓尼茨炸沉我们的商船是在慢慢地绞死我们，……他是自荷兰勒伊特以来，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1943年1月，雷德尔海军元帅因在作战问题上与希特勒发生严重分歧而辞职。邓尼茨继任海军总司令，并晋升为海军元帅。

然而从1943年4月起，德军在大西洋的潜艇战已走下坡路，击沉商船和运输船的吨位逐月下降。尽管邓尼茨针对盟军反潜力量的加强而相应改变了战术，但是德军再也不能把握主动权了。1943年5月24日，邓尼茨下令停止在北大西洋对盟军护航运输船队的作战。

1944年7月21日1时，邓尼茨在柏林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刚发生过的暗杀希特勒行动，表示海军一如既往效忠元首。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将德军尚占据的德国领土分为南北两个地域，任命邓尼茨为北部地域德军总司令。次日，邓尼茨用飞机把1个海军营运入柏林，保护希特勒的安全。这时，纳粹德国内部分崩离析，连戈林、希姆莱都在考虑退路，第三帝国要员中只有邓尼茨和戈培尔仍然真心效忠希特勒。因此，4月30日，希特勒在自杀前指定邓尼茨继任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为帝国总理。戈培尔自杀后，邓尼茨又兼任总理职务。邓尼茨在普伦接到上述任命的电报和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后，立即通过汉堡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文告，号召德国军民继续在东线负隅顽抗，暗地 指示西线的德军向盟军投降，以使战后德国有更多的人口领土能继续保留在资本主义世界里。5月2日，邓尼茨将大本营移至弗伦斯堡。5月5日，邓尼茨派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去兰斯求见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次日又派约德尔去兰斯，再次恳请盟军接受德军投降。5月8日，邓尼茨向全国发表投降的广播文告，次日派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签字投降。德国潜艇部队则根据邓尼茨从前制定的 “彩虹计划”，将224艘已上浮的潜艇全部凿沉。

1945年5月23日，邓尼茨被盟军逮捕。1946年10月，邓尼茨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56年10月，邓尼茨从施潘道监狱刑满获释后，定居在奥尔，但仍为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1980年10月24日，邓尼茨病死。

科林伍德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年2月22日—1943年1月9日），英国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89年生于英国兰开夏郡科尼斯顿的卡特梅尔。 1908年入牛津大学学习，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5～ 1941年任牛津大学温弗莱特讲座形而上学哲学教授。1934年为英国科 学院院士，1938年获苏格兰圣安德 鲁斯大学的荣誉博士。1943年1月9 日去世。

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1925)、《牛津英国史》 (Oxford of England的部分，1936)、《自传》(1939)、《形而上学论》(1940)、《新利维坦》(1942)和死后出版的《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1945)、《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1946)。

柯林伍德的基本哲学观点是:哲学是反思的，因此，哲学的任务不仅要思维客体，而且还要对思维本身进行思维，他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家对自己所提出问题的回答。问与答二者结合构成认识，这就是他的所谓的“问答哲学”。他的问答逻辑是:命题本身是无所谓真或假、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关键取决于它所要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显然，他的观点与当时西方流行的新实在主义相左，因为新实在主义者把知识只看作是对于“实在”的理解，而且把这种研究转化为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最终流于只问命题的用法而不问它的意义。

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观点受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和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的影响。他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仅是要思想某一历史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思想支配某一历史事件的思想。在他看来，一种史学理论也就是史学家对自己所面临的某种思想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古人的思想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今天的思想方式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他主张历史知识是古今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他反对19世纪以来实证派历史学家使历史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史学的自然主义”，其错误在于忽视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他指出，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的事实，而心灵科学(史学)则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这两者的不同在于:对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却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景象，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例如，一场地震与一场战争，虽然都死掉了人，但却有天灾与人祸之分，前者仅仅是自然现象，后者却包含了人的思想和行动。他强调，只有认识了人的思想，历史才变得可以理解，因为历史事件乃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表现，而自然现象只是一具躯壳。所以，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了解这种心灵。

柯林伍德虽然意识到人类是自己历史戏剧的演员和导演，但他忽视了历史的物质基础，夸大了心灵事实和自然事实之间的区别。他期望20世纪的历史学来一场培根式的革命，建立起一种真正人文的历史科学，使流水账式的传统史学得到清理，但是他的这个企图远未实现。在西方，一般把柯林伍德和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年)与克罗齐并列为现代唯心主义最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

皮尔士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其父是哈佛大学数学教授。1855年皮尔士进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1861年在美国海岸测量局任职,并任哈佛天文台助理。1872年他主持在哈佛大学成立哲学研究会“形而上学俱乐部”,实用主义的另一创始人詹姆士,也是该组织的成员。1877年被选为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同年作为美国首席代表出席国际测量学大会。1880年做过伦敦数学学会会员。1887年退辞。1914年病逝。

皮尔士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人。他在线性代数、逻辑代数上都作出过贡献。他在语言学、美国现代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的预见方面也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此外,他的成就和贡献还表现在天文学、重量或密度测定学、光谱学、计量学、大地测量学等领域。1877—1879年他完成了光波长度的公制换算。作为一个逻辑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关系逻辑,他引入新概念和新符号,把关系逻辑组成为一个关系演算。他还陈述了关系演算的许多基本公式,研究了关系词项的量化理论。

皮尔士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美国哲学史上最先把“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并创立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他主张把理论概念的意义同实际效果联系起来,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他认为,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无效果,则无意义。为了确定一个概念的意义,应该考察从这个概念的真理性中必然能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就构成这个概念的意义。皮尔士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实用主义的意义论。皮尔士最初是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科学组织方法论来论述的,其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去解释科学家们使用的普通名词和形容词的意义。因此,在后来詹姆士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人生社会哲学和价值论时,皮尔士便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实效主义”,以与詹姆士相区别。皮尔士认为,认识意味着探索,探索的目的在于确定信念,消除疑虑,更有成果地行动。他认为,古往今来人类确定信念的四种方法,即“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中,只有第四种是最好的。因为这种方法排除了个人的任性和偏见、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抽象玄秘的理性原则,直接依据外部客观事实来确定信念和行动,所以它确定的信念真理性最多,最有利于行动的成功。这些思想中都有一些积极因素,但总的说来并未越出实效主义的范围。

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也作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旅行家和文学家。万历十四年（农历1586年，公元1587年1月）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江阴县南喝岐村（今江苏江阴市霞客镇）。徐霞客的家乡在当时属于“东南财赋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徐霞客出身仕宦世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和祖父曾经挂过虚名，但到了他的父亲徐有勉那一代，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对仕途没有多大兴趣，宁愿平静悠闲地在乡间生活也不喜欢和官场中的人结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年幼的徐霞客有所影响。

幼年时期的徐霞客，天资聪颖，有很强的记忆力，对于他不明白的地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虽然对“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特别青睐历史、地理和探讨大自然等方面的书籍。这类书在当时视为不正规的闲书、奇书。他的阅读面很广，诸如古今史籍、舆国方志、山海国经等，他都有所涉猎。他的族兄徐仲昭曾说他“性酷好奇书，客中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有钱必买书，无钱则变卖衣物来换钱买书，徐霞客“奇书”的嗜好就是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看了这些书以后，使得他更加向往五岳等名山。

徐霞客19岁时，父亲病故。三年服孝期满，徐霞客萌发了外出游历的想法，而贤德的母亲也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不愿自己的儿子像篱笆里圈着的小鸡，车辕上套着的小马一样，被束缚而没有见识和出息。对徐霞客的决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年轻的徐霞客终于告别书斋生活，挣脱了仕途功名的束缚，开始实现儿时的梦想。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直到生命结束为止。他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遍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踏遍泰山、普陀山、天台、雁荡、九华、黄山、武夷、庐山、华山、武当、罗浮、盘山、五台、阻山、衡山、九嶷等名山，;游尽太湖、民江、黄河、富春、闽江、九鲤湖、钱塘江、潇水、湘水、郁江、黔江、黄果树瀑布、盘江、滇池、洱海等胜水。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徐霞客为了考察得准确、细致，大都步行前进。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对于所遇的险阻，他都以顽强的斗志去克服，而且无论身体多么疲惫、条件多么恶劣，他都每天坚持写日记。这些旅游日记记录了他的旅途经历、考察的情况以及心得体会，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地理材料。

徐霞客很重视标本的研究价值，他在武当山等地冒险采集了榔梅; 在尚山采集了当地一种形似菊花的特产—金莲花;在五台山采集了天茶花等珍稀名贵植物;在玛瑙山上采集了“石树”; 在蝴蝶泉边采集了花树的枝叶。

徐霞客对科学研究有着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喜欢猎奇，可以说是到“闻奇必探，见险必截”。每每遇到古洞、名刹、温泉、飞瀑、奇峰、深林、幽皇等奇异景观，他都把安危置之度外，只求一览“庐山真面目”。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亘古人迹未到之处，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他在云南腾越为了把一个岩洞看个明白，冒死攀登上悬崖;在湖南茶陵时，独闯传说中神秘的麻叶洞;在广西融县真仙岩，徐霞客为了探索一个时洞，竟从一条横卧的巨蟒身上跨过，进到洞内。他还经常和鬼神迷信做斗争，云南地方上有一本《鸡山志略》，书中记载了五台山、峨眉山和鸡足山等地的“放光瑞影”现象，这种五彩光圈通常被社会上认为是“佛光”或“宝光”，徐霞客则从地形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出现这种自然现象的原因，驳斥了迁腐的迷信说教，这也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着，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世人称徐霞客为“游圣”。

刘学箕

刘学箕，生卒年均不详（约公元1180年前后，即宋光宗绍熙时期在世），字习之,自号种春子,又号方是闲居士,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子翚孙,玭子。青紫满家,应得一官,而廉静退托,志在四方,足迹半九州,游襄汉,经蜀都,寄湖浙,历览名山大川,取友于天下。嘉泰四年返乡里,年未五十,移家于南山之下,引泉植竹,造亭立馆,取其最宏敞者,扁曰方是闲堂。日与宾客饮,饮醉吟诗,诗成更饮,常至达旦。自六经诸子、史传百家之书、天文地理经纬之学、古今文集、医药方技,莫不研究。其人天资秀发,发而为诗,沉浸郁。少作《梅花》诗,有“清香贯鼻风传信,瘦景横窗月乌真”之句,朱熹见而奇之。其后日煅月炼,愈久愈工,所作歌行,放笑纵横,时露奇崛。词风近辛弃疾,其《贺新郎》云:“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山月。”悲壮激烈,忠孝之气,奕奕纸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刘淮极称其“笔力豪放,诗摩香山之垒,词拍稼轩之肩”。赵蕃跋举其佳作,如《与二犹子送生荔枝》、《夏雨叹旧》,谓“有风人之体”,《昌蒲记》等文“亦有笔力”。著有《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弟子游郴于嘉定十年编刊,今存元至正间重刊本、汲古阁影元钞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三十八首。《全宋诗》卷二七八二至二七八三录其诗二卷。事迹见刘淮《方是闲居士小稿序》及本集其他序跋,《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八有传。

颛孙师

颛孙师（公元前504年—?），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字子张，亦单称张。春秋末陈国阳城(今河南省淮阳)人。少孔子四十八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吕氏春秋·尊师》：“子张，鲁之鄙家也。”盖其祖先于鲁庄公二十二年自陈奔鲁，而师为其后。出身微贱，曾为马市经纪人。《尸子》“颛孙师驵也。”虽在孔子晚年入门，但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孟子说：“昔者窃闻之：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体。”(《孟子·公孙丑上》)《论语》中记其向孔子问学次数达二十次。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鄙夷同门中德行不坚者：“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同上)才意高广，但有所偏激。孔子批评他：“师也辟”(《先进》)，“师也过”(同上)，“师能庄而不能同”(《说苑·杂言》)，认为他所失常在偏激而过之。子游说他：“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曾参也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上)但他博爱容众，交友甚广，主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同上)认为“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常向孔子问政，问学“干禄”，然终身未仕。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孔子死后，子张居陈国，收徒讲学。其后学形成“子张之儒”，为儒家八派之首。郭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他们和墨家有点相似，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子张死后葬于徐州萧县(今属安徽)。唐开元尊为“陈伯”。宋真宗封“宛丘侯”。宋徽宗改“颍川侯”。宋度宗加封“陈国公”。

狄更斯

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1870年6月9日），英国小说家。出生于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幼年时全家被关进负债人监狱，很早便开始承担繁重的家务，干各种零工，在鞋油作坊学徒，洗瓶子、贴标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小职员，后来进入报界，当纪录员和新闻记者，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幼年的经历、与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接触，给他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狄更斯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30年代和40年代初为早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匹克威克外传》(1837)。这部作品没有联贯的结构和情节，只是叙述匹克威克与三个朋友坐了四轮大马车从伦敦到外地去旅行的见闻，用诙谐风趣的笔触揭露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奥列佛·推斯特》(1838)是另一部重要作品，它通过孤儿奥列佛无法忍受济贫院的生活，逃出后落入窃贼集团，被迫偷窃，最后为一好心的有产者搭救的经历，展示伦敦贫民窟的苦难，抨击“新济贫法”的伪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揭露私立学校对儿童身心的摧残。《老古玩店》(1841)通过一家小古玩店店主和孙女两人的不幸遭遇，写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者败落的悲剧命运。

40年代为中期。这一时期作者应邀访美并长期侨居欧洲，主要作品是《马丁·朱述尔维特》(1844)和《董贝父子》(1846～1848)。前者揭露资产阶级的欺诈、贪婪和伪善以及唯利是图的本质;后者同样写一切从金钱和利润出发的商业资本家的卑鄙和冷酷。这一时期写的《圣诞欢歌》(1843)和《炉边蟋蟀》(1845)等则表现出作者调和社会矛盾的幻想和感伤失望的情绪。

50、60年代为后期。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鼎盛期。他写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德》(1850)是一部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基本线索的半自传体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童工的悲惨处境、负债人监狱的黑暗、社会上骗子的横行等。《荒凉山庄》(1853)通过积案如山的法律系统内部的描写，抨击英国的司法制度和议会政治;《艰难时世》(1854)以漫画的手法描绘尖锐的劳资对立;《小杜丽》(1857)以伦敦的负债人监狱马西夏狱为背景，描写法律和政府机构的腐朽、塑造了小杜丽朴实、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形象;《双城记》(1859)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医生因揭发贵族罪行被监禁18年的经历和一个农家小孩被贵族马车轧死的情节，反映封建贵族对人民的压迫，预示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远大前程》(1861)通过孤儿匹普的遭遇，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揭示上层人际关系的冷酷，歌颂下层人民之间的真诚和友爱。《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把英国社会比作一座巨大的垃圾山，揭示其藏污纳垢，必将腐烂的实质。

狄更斯后期的作品在题材、主题的深广、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社会批判意识更加强烈、暴露资本主义黑暗与腐朽的笔锋更趋犀利，这就使他不仅成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而且成为西方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

里尔克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奥地利现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原名勒内·卡尔·威廉·约瑟夫·马里亚·里尔克。生于布拉格。从小生性敏感,性格内向,喜欢静独沉思,一生都在诗情的起伏中感领孤独、忧郁的时代情绪。11岁入陆军学校,后入林茨商学院及布拉格等校学习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1893至1898年间,著有诗集《生活与诗歌》 (1894)、《祭神》 (1896)、《梦幻》(1897) 、《耶稣降临节》(1898) 等。情调缠绵,富有波希米亚民歌风味。1899年创作的抒情散文诗《旗手克里斯朵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借匈牙利抗击土耳其入侵时期一个青年旗手初恋和阵亡的故事,抒发了他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反映了当时青年的情绪,曾传诵一时。以后他怀着孤独寂寞的心情开始了频繁的旅行生活。足迹遍及东欧、南欧、西欧、北非,并在俄国会见过托尔斯泰。此时期他的作品有《国家集》(1902)、《祈祷书》 (1905)等。情感炽烈、语言精练、富有音乐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祈祷书》分为3部分:《修士的生活》、《朝圣》、《贫穷与死亡》,赞美单纯、赞美上帝,表现了作者的泛神论思想和精神上的矛盾。它是里尔克的成名之作。里尔克酷爱美术,1945年结识他所崇拜的罗丹,并为罗丹作私人秘书。从雕刻中受到深刻的启发,懂得了: 艺术需要观察。这对他以后艺术生命的转变具有决定意义。加之此时期他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影响,因而诗作一改早期那种偏重抒发主观情感的浪漫主义风格,写了许多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咏物诗”,收入《新诗集》 (1907) 和《新诗续集》 (1908)。其中以题为《豹》的短诗最为脍炙人口,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在探索人生意义时的迷惘、彷徨和苦闷的心情。同时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马尔特 · 劳利德 · 布里格随笔》(1910)。1923年,里尔克到亚得里亚海滨的杜伊诺,在此开始了《杜伊诺哀歌》的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中断。1915年被征兵服役。战后的1919年他迁居瑞士南部米索的一座古堡里,在长期的隐居生活中,完成了被誉为哲学绝唱的《杜伊诺哀歌》 (1922) 和《玫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1923)。前者收有10首哀歌,探讨世界存在的意义。诗中交织着忏悔、怨诉、祈颂的音响,冥思生与死、爱与灵的奥秘。许多见解受到哲学家的重视。后者收有53首十四行诗,借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奥尔甫斯入冥界寻妻失败的故事,表明了人对世界的茫茫陌生感和不可理解感。两部诗集都用了很多比喻和隐晦离奇的象征词句。在里尔克看来,人们对外在世间的东西知道得越多,对自己的内在本质、命运和归宿就知道得越少,这就必然导致人的空虚感。这也就是里尔克在前期小说《布里格随笔》中所提出的“我是虚无”的真实意义。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中整个世界和人生日益陷入的一种实际利益和金钱交易的非人化的现象,里尔克和其他象征主义诗人一样,认为只有诗人才能担当人类的苦难,只有诗才能拯救人类的沉沦之心,诗人的任务便是在人灵迷失之时,担当起历史的失误,追问那诗化的人生如何可能,诗意的世界如何实现。他明确提出了诗人的使命,即成为大地的转换者(transformer),把陷入历史迷误中的大地换成诗意的大地,使人的目光从对可见的物质利益的关注,转变为对自我内心灵性的追寻。为此需要诗人爱的奔涌焕发,需要诗人投入全部生命。

里尔克一生的创作实践,给诗歌开辟了新的领域。在此他展示了音乐的美、造型的美。他晚期的诗歌,发挥了德语语言的功能,表达了人们内心深处难以表达的内容。从而扩大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功能。对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里尔克在诗歌、小说之外,还写有大量的书信。表达了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和他对生活与诗的看法。此外,他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曾译过英、法、意、俄等国的文学作品。因而里尔克成为20世纪最受重视的诗人之一。长期以来,他以一个沉思的形象屹立在西方诗坛。

范晔

范晔（398—445年）南朝刘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出身大族，出继堂伯父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他自幼好学，博涉经史，善写文章，但他“无意于文名”、“耻作文士”，热衷于政治。初期仕途颇顺利，宋初官至尚书吏部郎，后因得罪权贵遭贬，几度浮沉后，又因参与宫廷政变被杀。范晔生平著作有《汉书缵》十八卷，集十五卷，录一卷， 《百官阶次》一卷，都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后汉书》。《后汉书》是他在不得志时开始动手写的，由于被杀，全书没有全部完成。在写作之前，他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做过比较，得出结论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在史学史上，比较纪传、编年两种体例的得失，他是第一人。对于史书的编辑目的，他明确提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就是说要从史事中吸取经验教训，掌握规律，为政治服务。因此，他对史论格外重视，各篇中的“论”和一些类传前的“序”以及篇末由四字一句的韵语组成的“赞”用力尤深，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宋书·范晔传》)在人物列传的编纂方面，他十分注重以类相从，而不简单地以时代先后为顺序。创立《列女传》、《文苑传》，使杰出的女性在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让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下独立出来与儒林并列，先例一开，为后世史家所沿用。此外，还创立“逸民”、 “独行”、 “党锢”、 “宦者”、“孝子”列传，以反映东汉一代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历史现象，体现了他灵活处理史料的高超手法。他写作史书讲究文辞优美，简洁流畅，又注意“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故他的《后汉书》的成就，远远超过从前的诸家后汉书。

钱易

钱易(968-1026)，字希白，宋临安(今属浙江)人。为吴越王钱倧子。钱俶归宋，钱氏宗室、大臣，大都封官，唯钱易与兄钱昆不被录用，遂发愤读书，立志科举入仕。17岁举进士，但因在殿试时，三道题不到半天答完，而被斥之为“轻俊”，不仅御试通不过，连进士资格亦被免去。而钱易却由此闻名于世，博得“才子”美名，有人称其诗才不在李白之下。咸平二年(999)，复举进士，他自觉可得第一，但主考官不公，将他列为第二。钱易不平，上书朝廷，对本朝科举多有讥讽。宋真宗阅后不快，又将他降为第三名。次年为光禄寺丞、通判蕲州。他为官能体察民情，对官吏滥用酷刑深恶痛绝，奏请废除非法之刑，受到真宗嘉奖。景德二年(1005)，举贤良方正，除秘书丞、通判信州。宋真宗东赴泰山封禅，钱易进献《殊祥录》一书，遂改任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后曾受命修《车驾所过图经》。又为知制诰，天圣三年(1025)为翰林学士，不久去世。

钱易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几千字文章，挥笔即就。他爱读佛经，曾为《道藏经》校文，并著《杀生戒》，佛学功底深厚。又善行、草书，当时流行的书法佳作有绛帖、潭帖、临江帖三种，以钱易临摹的潭帖为最优。主要著作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150卷、《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南部新书》、《洞微志》130卷。其中现存仅《南部新书》10卷，共800余条，为笔记体著作，未经编次，杂乱无章，但所载“朝野掌故”、“遗闻轶事”等有关唐初以来职官置废、政制变迁、官场仪式等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

巴塔耶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年9月10日—1962年7月8日），生于多姆山省比荣一个贫苦家庭，卒于巴黎。父亲是个瘫痪的盲人。巴塔耶年轻时皈依了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健康不佳而没有入伍。1920年从巴黎文献学院毕业后，他放弃了宗教信仰，在F.尼采等哲学家的影响下，与超现实主义作家们交往。1922年起任图书馆管理员。后主持《文献》杂志（1929～1930），集结被开除的超现实主义者，揭露A.布勒东的唯心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成为最著名的“异端分子”。

巴塔耶在政治方面的态度非常复杂：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法西斯主义，加入了批评斯大林的“民主共产主义俱乐部”，又创办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杂志《无头畸胎》（1936～1937）。1942年患病后专心思考和写作，1943年出版第一部哲学著作《内心体验》，1946年创办《评论》杂志。还当过卡尔邦特拉图书馆和奥尔良图书馆的馆长。

巴塔耶是以研究色情著称的作家。他早期的小说《眼睛的故事》（1928）就充满了关于眼睛、鸡蛋和小便等影射性器官或性行为的描写，他承认这些描写都来自儿童时代的幻想。《爱德瓦达夫人》（1941）中的爱德瓦达夫人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叙述者和她一起出走，她竟然当着他的面与出租汽车司机做爱。《C神父》（1950）中的神父与沙尔是双胞胎，爱波妮娜是沙尔的情人，却要勾引神父，被神父拒绝。后来神父被德国人抓去，把爱波妮娜和沙尔当成抵抗分子供了出来，但还是被打死了。

巴塔耶小说中的荒诞梦幻和联想，显示出超现实主义对于色情想象的兴趣。他的小说几乎都采用第一人称，内容充斥着色情，女人则往往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他的故事违反常规，追求极端的心醉神迷，但是没有性虐狂的狂喜。这种色情描写并非淫秽下流，而是将色情、幻觉与超现实融为一体，显示出对待色情的严肃态度。他关注人的兽性，目的是探索这种兽性可以达到的程度。

1957年，巴塔耶出版了他的两部最重要的文论集《文学与邪恶》和《论色欲》。《文学与邪恶》论述了文学与“邪恶”的关系，声称只有在邪恶的表现与描写中，才能充分展示文学对现存秩序的反叛和摧毁作用。在《论色欲》中，他认为情感的放纵便是要违反禁忌、超越限制，色欲的基本动力就是死亡的诱惑，并声称色欲和写作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巴塔耶认为人体里蕴藏着兽性，为了满足情欲就要纵欲，最后精疲力竭地走向死亡。

商辂

商辂[lù]（1414年3月16日－1486年8月17日），字宏载，号素庵，明淳安芝山(今里商乡里商村)人。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以至殿试皆第一。历仕英宗、代宗、宪宗三朝，累官至内阁秩一品事，为一时名臣。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役”败绩，英宗被俘，瓦刺也先驱部大举入侵，人心惴惴。商辂偕群臣具本，恳请郕王即帝位，是为代宗。时有侍讲徐珵倡言南迁，商辂与兵部侍郎于谦上疏抗言：“京师为天下根本，若一动，宋南渡之事可鉴也。一步得离此!”至敌临城下，商辂与二三大臣统筹经略战守事。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朱祁镇被送还北京，代宗表面上热烈欢迎“太上皇”，暗地里串通心腹，废除了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储地位，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代宗惟恐大臣们不从，各赐金银元宝，一时升迁者甚众，致有“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之谣。唯独商辂拒不接受皇上所封“保傅”之职，表明了他在“易储”问题上的持正立场。天顺元年(1457)正月，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在一些旧臣的勾结拥载下，乘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一举复辟成功。英宗重新执政后，第一个召见商辂，与商国是。在用人问题上，英宗提出，“像陈循这样的人不能用”;而商辂却向皇上进言，“陈循历事累朝，老成练达”，更何况“陛下初复大位，宜新天下耳，不宜有此议”。英宗听取了商辂的意见，任用如故。时有石亨、张輗、张辄、杨善等窃弄权威，势焰可畏，商辂从容不迫，与他们辩论不已。因此，石亨辈忌恨商辂，屡加弹劾，大肆诬陷，终因于谦事牵连下狱，最后被削职除名，贬斥为民，时年仅44岁。在罢官居家的十年中，多在深洞岭下“仙居书屋”赋诗自娱，并悉心募工，凿山开道，去险就夷，为乡梓做好事。成化二年(1466)，宪宗朱见深召辂复出，以故官入内阁参与机务。不久，言官林诚、胡琛等交章诋毁商辂，说皇上不当用他。宪宗不信谗言，即升商辂为兵部尚书，兼职如故;同时，要加罪林诚、胡琛等人。商辂忙向宪宗进言：“臣尝请优容言者，奈何因论臣复责言乎?”宪宗喜曰：“真大臣也!”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他直言持正、刚正不阿。景泰间，“塞上腴田为势豪侵据，商辂请还之”;乾清宫门火灾，工部请采木川、湖，商辂极力劝阻稍缓;开封、凤阳诸府饥民流徙济宁、临清，商辂招垦畿内八府，给粮种，使民有所养。成化间，周太后管庄内吏侵占民间地产，众民与内吏械斗。太后大怒，“欲尽徙苏民之边者，计八十余家”。司礼太监将本下东阁会议，商辂据理力争：“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吏侵占民地，未有平民百姓敢侵占官地者”。众民遂得安宁，而免徙边庭。成化十四年(1478)，司礼太监汪直设西厂，横恣无比，权顷朝野。商辂上疏抗言，力罢西厂。先是宪宗览疏不悦，认为“朕用一内臣，焉得系国安危乎?”于是传旨诘责甚厉。商辂力谏：“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取问。汪直辈擅自抄收三品以上京官，擒械南京留守大臣，害得大臣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旅行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如此辈不黜，国家危乎、安乎?!”遂立命撤去西厂。不久，汪直心腹韦瑛等，亦坐“诬缉妖言”而斩于市，人心大快。事隔不多久，终因得罪宦官，以“疾作休致”而辞归故里。后居家十年而卒，赠太傅，谥文毅。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尘》，以及所纂《宋元通鉴纲目》等书。

柯劭忞

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晚号蓼园，山东胶州(今胶县) 人，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生。16岁为生员，不久被选人济南尚志书院学习。1870年中乡举，旋随朱肯甫赴四川，襄助科举事，后受聘于晋、粤、辽东等地书院担任主讲。1886年戊子科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散馆后受编修职。1900年随光绪帝赴西安，被派为政务处行走。1901年任湖南学政。1904年回北京，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习，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撰文侍讲转侍读。1906年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贵州提学使。1908年再次调回北京，在学部任丞参上行走，一度署右参议并左丞; 又由学部奏派充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1910年清政府成立资政院，被选为议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被派往山东，任宣慰使兼督办团练大臣。不久调回北京，为典礼院学士、派懋勤殿行走，赐紫禁城骑马。1914年北京政府任命为约法会议议员及参政院参政，未就; 同年北京政府成立清史馆，应聘为总纂，后兼代馆长，参加编写《清史稿》。1925年5月，日本政府在北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任委员长。主持撰修《四库全书提要》。1928年10月，任故宫博物院理事。1933年8月31日病逝。终年83岁。纂注有《谷梁传》; 校注有《新元史考证》、《佚史补》、《蓼园诗钞》等。

哥尔多尼

卡罗·奥斯瓦尔多·哥尔多尼（意大利语：Carlo Osvaldo Goldoni，1707年2月25日－1793年2月6日），意大利剧作家。生在威尼斯一个医生家庭。1731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后来在威尼斯等地当律师。1732年写成第一部抒情悲剧《阿玛拉松塔》，但不很成功。1734年，悲喜剧《维里萨利》首次上演，被当时的观众看作是意大利戏剧改革的前奏。原来流行于意大利舞台200多年的是所谓“即兴喜剧”，又称“假面喜剧”。剧本只包括简单的故事梗概，演出时全凭演员即兴发挥。人物都是定型的，各有固定的名字，代表一定的社会类型，在不同作品中皆可出现，演出时角色大多戴假面具，表演趋于程式化。1734～1743年是哥尔多尼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戏剧改革的基本趋向已显露出来。这个时期写的喜剧《莫莫洛·科尔特桑》(1738)、《莫莫洛在勃伦特》(1739)虽然基本上还属于即兴剧脚本，但即兴成分已大大压缩，主要人物的台词和一些重要场景都已固定。传统的潘塔洛内假面具被取消，代之以不戴面具的主角莫莫洛，他是个威尼斯的青年，具有新的性格特征，是后来启蒙主义喜剧的正面角色的雏型。 至于《就要这样的女人》(1743)一剧中，所有角色的台词都是固定的。1745年，哥尔多尼写了喜剧《一仆二主》，获得巨大成功。这个剧本中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假面角色，但已赋予新的性格特征。主人公是个来自社会下层的仆人，憨厚、纯朴，聪明、机智;全剧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剧中的台词还是半即兴式的，后来(1753年)才固定下来。

1748年，哥尔多尼受聘担任威尼斯著名喜剧演员梅德巴克领导的剧团的编剧，从此他的创作进入第二个阶段，对意大利的喜剧进行全面的改革。1748～1750年写了《狡猾的寡妇》、《骑士和夫人》、《诚实的少女》、《和善的妻子》等喜剧，嘲讽了贵族的生活习俗，歌颂来自人民的普通人。1750～1751年是哥尔多尼创作大丰收的一年，一共写了16部喜剧，其中主要的是《带刺儿的女人》、《吹牛者》、《拍马者》、《真正的朋友》、《诚实的冒险家》、《女人的饶舌》等，使他的戏剧改革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哥尔多尼在《喜剧剧院》(1750)一剧中系统地阐述了戏剧改革的纲领。他要求废除即兴喜剧的假面具和“幕表”，写作有固定台词的文学剧本;要求喜剧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忠实地反映现实，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发挥“颂扬美德、嘲讽恶习”的教育作用，摆脱庸俗的趣味;反对受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强调批判地吸收古代和外国喜剧之长，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喜剧。他把这种喜剧称之为“风俗喜剧”，或“性格喜剧”。哥尔多尼创作第二个阶段最后一个剧本《女店主》(1753)，就是这种性格喜剧的杰作，讽刺揭露了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贵族，歌颂了女主人公米兰多琳娜的机智勇敢和积极乐观而又有远见的性格。

1753年，哥尔多尼进入圣卢卡剧院(现名哥尔多尼剧院)工作，开始了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这时他的改革已在全意大利得到承认。主要作品有传奇悲喜剧《波斯新娘》、《伊尔康纳在朱尔法》、《美丽的野蛮女人》，严肃喜剧《英国哲学家》，性格喜剧三部曲《别墅里的胡作非为》、《别墅奇遇记》和《别墅归来记》，描写人民生活的喜剧《厨娘》、《快乐的妇女》等，以及反资产阶级的喜剧《老顽固们》。哥尔多尼的名声传遍整个欧洲，但是他也遭到敌人的恶毒攻击。反动作家卡·戈齐站在反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撰文诋毁哥尔多尼的戏剧改革，并且写作采用传统威尼斯假面具的“童话剧”与他的性格喜剧相抗衡。

1762年，哥尔多尼被迫离开意大利，赴巴黎。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他在那里曾担任过法王路易十六的妹妹的意大利语教师，同时为法兰西喜剧院和意大利喜剧院写作剧本。主要的有《被宣布的未婚妻》(1763)、《杰林达和林多罗》(1765)、《鸣不平的善人》(1771)等。晚年(1784～1787)用法语写作《回忆录》，记叙一生的经历和从事戏剧改革的活动。

哥尔多尼是位杰出的启蒙主义作家，一生写了267部剧本，其中有喜剧155部，悲剧和悲喜剧19部，歌剧脚本90部。 这些剧作为意大利民族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哥尔多尼成为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

伏尼契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05.11 － 1960.07.27），英国女小说家。1864年5月1日生于爱尔兰科克市,生后不满周岁即丧父,后随母亲迁居伦敦。1882年去德国求学,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回国后,于1887年结识了流亡在伦敦的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等革命者,并学会了俄语。1888至1889年她侨居俄国,和俄国革命团体有过不少接触。1892年她与波兰革命者米哈伊尔·伏尼契结婚。1897年她以整整6年时间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牛虻》在伦敦出版。《牛虻》是她的代表作,描写19世纪意大利爱国者为祖国统一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此外,伏尼契还写有其他4部长篇小说:《杰克·雷蒙德》(1901)、《奥丽维亚·拉塔姆》(1904)、《中断了的友谊》(1910)和《脱下你的靴子》(1945)。前三部带有自传性质,最后两部都与《牛虻》有关。伏尼契还翻译过很多俄国文学作品,创作过不少乐章。晚年,伏尼契移居美国纽约曼哈顿,1960年在那里逝世。

蒋士铨

蒋士铨（1725年12月1日—1785年4月3日），清文学家、戏曲作家。字心余(或作莘畲、心畲、辛畲、星渔等),又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晚年号定甫(或称定翁、定庵)。书斋名离垢庵,故或署离垢居士。远祖姓钱,原居浙江长兴,明末避甲申之乱,迁居江西铅山,始姓蒋。四岁时,母亲钟氏(名令嘉,字守箴)即教其识字,十岁能识三千字,人称“才子”。十一岁时随父亲蒋坚(字非磷,号适园)游历幽燕、太行等地,其父在山西凤台县(今晋城)王家处馆,他随父读书,遍览经史子集,学问日进。二十二岁时在铅山应童子试,得第一,次年八月应江西乡试中举,后来两次赴会试皆不第。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进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散馆授编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七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又充《续文献通考》纂修官。乾隆三十年(1765)乞假归家养母,曾主讲蕺山、崇文、安定三书院,教授之余,撰作诗词曲自娱。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才名受到乾隆皇帝赏识,再次被起用。四十六年(1781)充国史馆纂修官,授御史职,不久患风痹,归家养病。六十一岁时卒于南昌。他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乾隆中期士大夫论诗,共推袁枚、蒋士铨、赵翼为三大家。其中称袁为“诗佛”,蒋为“诗仙”。散文亦享盛名。著有《忠雅堂诗集》27卷、补遗2卷,《铜弦词》2卷,《忠雅堂文集》12卷,另有自撰《年谱》1卷,《定庵琐语》若干卷。剧作有传奇《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冬青树》和杂剧《一片石》、《四弦秋》、《第二碑》,以上合称《藏园九种曲》。还有《采樵图》和杂剧《采石矶》、《庐山会》,此3种又称《红雪楼逸稿》,和前9种又合称《红雪楼十二种曲》或《清容外集》。又有杂剧《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平瑞》4种,合称《西江祝嘏》。另有散曲《南北杂曲》1卷。

柏格森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年10月18日—1941年1月4日），法国哲学家、作家。是法国20世纪上半期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出生于巴黎, 早年在巴黎高等师范求学,188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任巴黎公立中学教师。1900—1914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和法兰西学院任教,1914年任法国科学院院士。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著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 《1889)、《物质与记忆》 (1896)、《笑的研究》(1900)、《形而上学导言》(1903)、《创造进化论》(1907)、《物质与记忆:身心关系》 (1919)、《道德和宗教的两种起源》(1932)、《创造的精神》(1934)等。柏格森发展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他认为,宇宙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的生命之流。这种生命之流也称为“绵延”,它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着未来,又包含着过去”,“它就是内在的生命”。这种生命之流不断冲动、变化着,由此产生宇宙间的万物。有时柏格森也称生命之流为上帝,说上帝和生命之流是同一个东西。柏格森为论证他的生命学说,用唯心主义改造了进化论,提出一种创造进化论。他认为,生物的生存竞争恰好证明内在的生命冲动造成各种生物物种的变化。生命之流的冲动,犹如一个同一方向旋转的永远不息的旋涡,它向上流卷或冲动着,而物质则是失去了生命冲动的堕落。生命向上冲,物质向下堕,而生物则是两者的结合。它们因生命冲动的强弱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物种。处于旋涡中心、最有活力的是人的生命和意识,其外缘是各种高等动物的生命和意识,再外缘是低等动物的生命, 再外缘是植物的生命,最外边是物质。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 “意识,或者更确切些说,超意识便是生命的本原”。柏格森认为,理智和科学只能认识物质世界、认识假象,获得暂时的相对的真理,但不能把握生命的本质要认识生命的本质只有靠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活动,即直觉。直觉可以依赖于自我的内省,即用自我的生命深入到对象的内在生命之中,以达到生命之流的交融,这样才能把握“绵延”。柏格森还宣扬直觉主义的美学理论以论证其直觉主义认识论。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障碍,艺术的使命就是要排除那些掩盖生命冲动的理智的符号。艺术家只要通过审美的直觉去洞察自然现象和意识的那种隐秘的、理智所达不到的个性,就能创作出天才的作品。所以他断言,直觉是哲学认识和美学认识的最高形式。柏格森还将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应用于社会,把人类社会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两类。认为封闭社会是法制统治的社会,而开放社会是自由世界。他否认社会发展规律,认为个性自由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历史过程是绝对自发的、非理性的;天才人物是历史的主宰,战争是一种国与国之间合乎自然的关系。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把生命之流当成宇宙的本质,这是一种宗教的神秘的唯心主义。他的直觉主义的认识论抹杀了主客观之间、存在和认识之间的本质区别, 否定了科学和理性的意义。他的哲学思想对詹姆士、施本格勒、汤恩比及法国工团主义的领导索列尔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房龙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1882年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房龙从1903年后在美国、德国求学，获得博士学位，荷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作主要是历史和传记，包括《人的故事》(即《宽容》)、《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及《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

房龙在上大学前后，屡经漂泊，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在各种岗位上历练人生，刻苦学习写作，有一度还曾经专门从通俗剧场中学习说话风趣的技巧。

他体重200英磅、粗壮结实，善于用极其轻巧俏皮的文字，撰写通俗历史著作，而为无数青年读者所喜爱。

1913年起他开始写书。

1921年，《人类的故事》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从此饮誉世界。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房龙的部分著作即被译成中文出版，影响当时整整一代年代人，房龙的著作，其选题基本上围绕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本质的问题，其目的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普及知识与真理，使之成为人所知的常识，因而具有历史不衰的魅力，在久违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又被国人重新发现， 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

1944年3月11日，因患心脏疾病死于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尼治自己的家中，终年62岁。葬于老格林尼治公墓。在他去世之前，他的著作销售的总数超过600万册。

王祯

王祯（1271年－1368年）元代科学家。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人。贞元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他在宣州旌德(今安徽旌德县)、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做县令时，提倡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和改良农具，并撰写《农书》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王祯《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书，也是集北魏以来中国各地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的一部农学名著。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概述中国农业生产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记述了垦耕、播种、施肥、锄治、灌溉、收获、植树、饲养家畜以及栽桑养蚕等具体方法。第二部分是《百谷谱》，分别介绍了各种谷物、蔬菜、瓜果、竹木、麻、棉、茶等农作物的起源、性能和栽培方法。第三部分是《农器图谱》，主要介绍农业生产工具、农业机械，并将100余种器械绘成图谱，图谱后附有简要的文字说明，介绍这些农器的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王桢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农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制造设计家。东汉时杜诗曾发明“水排”，这是一种利用水力鼓动排橐风箱进行炼铁的机械，早已失传。王桢精于机械原理，他把原来的皮革鼓风，改成木扇鼓风，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省了费用。这在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史上，是一项很重要的革新。王桢还设计制作了“水转连磨”，用水力带动轮轴，互拨9磨，每台每天可灌溉百亩农田，如果碾米，可供干家之需。王桢在机械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改进了活字印刷技术。他发明用木活字代替毕瑑的胶泥活字，还发明了“转轮拣字盘”，大大提高了排字的速度。大德二年(1298)，他身居旌德县尹时，曾用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一个月间印了100部，使用了6万多活字。以后，木活字就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张华

张华(公元231—299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少时孤贫，自为牧羊。勤奋好学，博通经籍。初为太常博士，任佐著作郎。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后拜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张华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知，力主伐吴，多有建树。惠帝即位，为太子少傅，名重一时，以德望被杨骏忌，不与朝政。骏诛后，被贾后所用，拜右光禄大夫，累中书监，封壮武郡公。赵王伦、孙秀废贾后，华被杀。著有《女史箴》、《博物志》等。

〔正史〕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①焉。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③。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

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卢钦言之于文帝，转河南尹丞，未拜④，除佐著作郎。顷之，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能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初，帝潜⑤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语在祜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⑥。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⑦，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间言遂行⑧。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朝议欲征华入相，又欲进号仪同。初，华毁征士冯恢于帝，紞即恢之弟也，深有宠于帝。紞尝侍帝，从容论魏、晋事，因曰：“臣窃谓钟会之衅，颇由太祖。”帝变色曰：“卿何言邪⑨!”紞免冠谢曰：“臣愚冗瞽言，罪应万死。然臣微意，犹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为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势⑩，善政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11)，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进，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光武诸将由抑损克终。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异，盖抑扬与夺使之然耳。钟会才见有限，而太祖夸奖太过，嘉其谋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势，委以大兵，故使会自谓算无遗策(12)，功在不赏，辀张跋扈，遂构凶逆耳。向令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权势，纳之以轨则，则乱心无由而生，乱事无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坚冰之渐，无使如会之徒复致覆丧。”帝曰：“当今岂有如会若乎?”曰：“东方朔有言‘谈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则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极言之。”紞曰：“陛下谋谟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闻知，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帝默然。顷之，征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

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及骏诛后，将废皇太后，会群臣于朝堂，议者皆承望风旨(13)，以为“《春秋》绝文姜，今太后自绝于宗庙，亦宜废黜”。惟华议以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得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不从，遂废太后为庶人。

楚王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等，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华白帝以“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上从之，玮兵果败。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固辞开府。

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疑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闇主虐后(14)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久之，论前后忠勋，进封壮武郡公。华十余让，中诏敦譬，乃受。数年，代下邳王晃为司空，领著作。

及贾后谋废太子，左卫率刘卞甚为所信遇，每会宴，卞必预焉。屡见贾谧骄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谧亦不能平。卞以贾后谋问华，华曰：“不闻。”卞曰：“卞以寒悴，自须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尽言，而公更有疑于卞邪?”华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会群臣于式乾殿，出太子手书，遍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华谏曰：“此国之大祸。自汉武以来，每废黜正嫡，恒至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尚书左仆射裴頠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校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贾后乃内出太子素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15)，亦无敢言非者。议至日西不决，后知华等意坚，因表乞免为庶人，帝乃可其奏。

初，赵王伦为镇西将军，扰乱关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说华曰：“赵王贪昧，信用孙秀，所在为乱，而秀变诈，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斩秀，刈赵之半，以谢关右，不亦可乎?”华从之，肜许诺。秀友人辛冉从西来，言于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为。”故得免死。伦既还，谄事贾后，因求录尚书事，后又求尚书令。华与裴頠皆固执不可，由是致怨，伦、秀疾华如仇。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

及伦、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华方昼卧，忽梦见屋坏，觉而恶之。是夜难作，诈称诏召华，遂与裴頠俱被收。华将死，谓张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称诏，诘之曰：“卿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俱存，非不谏也。”林曰：“谏若不从，何不去位?”华不能答。须臾(16)，使者至，曰：“诏斩公。”华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17)。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遂害之于前殿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时年六十九。

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18)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惠帝中，人有得鸟毛长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矣。”陆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华之博物多此类，不可详载焉。

后伦、秀伏诛，齐王冏辅政，挚虞致笺于冏曰：“间于张华没后入中书省，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后事者，华答：‘明德至亲，莫如先王，宜留以为社稷之镇。’其忠良之谋，款诚之言，信于幽冥，没而后彰，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当此之时，谏者必得违命之死。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责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理尽而无所施者，固圣教之所不责也。”冏于是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王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19)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解系 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维新之命，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昔栾郤降在皂隶，而《春秋》传其违;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在职，思纳愚诚。若合圣意，可令群官通议。”议者各有所执，而多称其冤。

太安二年，诏曰：“夫爱恶相攻，佞邪丑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壮武公华竭其忠贞，思翼朝政，谋谟之勋，每事赖之。……华之见害，惧以奸逆图乱，滥被枉贼。其复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公、广武侯及所没财物与印绶符策，遣使吊祭之。”

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人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20)，又为《咏德赋》以悼之。

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

《晋书》卷三六

〔注释〕

①妻：此为嫁。②造次：拜访。③周急：帮助急难。④未拜：未及到任就职。⑤潜：秘密。⑥庙算：古人在办大事前，先至庙中占卜凶吉，故称。⑦损益：增删。⑧间言遂行：谗言得以实现。⑨何言邪：为何这样说?⑩六辔盈缩之势：驾驭六马的进退情况。(11)控带之宜：何处应该重点控制的情况。(12)算无遗策：预测时没有遗漏。(13)承望风旨：观望动静。(14)闇主虐后：昏庸的君主，暴虐的皇后。(15)比视：传视。(16)须臾：一会儿。(17)中心如丹：忠心耿耿。(18)一介之善：很小的优点。(19)斫丧：斫同砍，意为沦丧。(20)诔：为死者写的悼念文章。

李光

李光（1078～1159年），字泰发，宋代上虞五夫人，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六世孙。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与兄同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同年任晋州岳阳（今山西古县）县尉，从此步入仕途。他的一生正处在北宋趋于灭亡，南宋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年代，沉浮斡旋于北宋、南宋的政治舞台达五十多年，历经北宋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三个朝代，上上下下曾当过小至不到七品的县尉，大到副宰相级的参知政事近四十个官职；其中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先后三次任吏部尚书。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眘即位，其时李光已去世四年，仍复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李光一生经受无数的坎坷和磨难，充满传奇色彩，作品有《庄简集》。《宋史》有传。

李光童年时不爱玩耍，他的父亲称赞说：“我的儿子是云间之鹤，将要使我家兴旺！”父亲去世，他悲哀地像成人一样，有人送来财物，他都辞谢了。到下葬时，礼节非常合适。守丧期满，进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李光从此进入布满荆棘的仕途。

此时正值北宋末期，在位的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并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昏庸无能的徽宗皇帝。徽宗赵佶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北宋第八位皇帝，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五十四岁去世，在位二十六年，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大兴“党狱”，定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为“元祐奸党”，定章悼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云，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坐了二十五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之囚。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做这样无道昏君的臣下，正直的李光肯定要有一番好好的“磨炼”。李光在登进士第的同年，任晋州岳阳县（今山西古县）县尉。而后，调任开化（今浙江开化县）令，有治政声誉，朝廷召他到都堂审察，当时宰相不喜欢他，任他为监当，还改了官阶。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李光任平江府常熟知县（今江苏常熟县）时，深受徽宗宠信、气焰熏天的朱勔之父朱冲倚势横暴，指使纵容家奴欺凌百姓。李光不被他的气焰所屈服，把他的恶奴抓了起来，朱勔大怒，暗示转运使将李光调任吴江知县；李光不为所屈，还有人站出来为李光秉公说话，朱勔终于不敢陷害李光。改任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以“正色立朝，扶持公道”著称，被人们看作“殿上虎”的著名谏官刘安世住在南京，李光以拜师之礼去见他。刘安世告诉李光在温公（司马光）那里听到的话：“做学问应当从无妄（不说假话）中入门。”李光欣然领会。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李光被召回京城，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司封员外郎，这是他长期担任谏官职务的开始。第二年，李光在御前议论国事，首先对当时士大夫中的阿谀成风进行尖锐批评，痛斥那些谀佞者为杜塞言路，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认为因言路不畅而使臣下产生怨嗟之气，以致造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互相诋毁的议事环境。李光实事求是的言论触怒了权臣王黼，令部注桂州阳朔县（今广西阳朔县）。李光因言获罪，被降职。

王黼，字将明，开封府祥符县人。原名甫，后来因为跟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皇帝赐名叫黼。长得风姿俊美，眼放金光，能说会道，粗有才气而不学无术，但机智狡黠，善于谄媚。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拜特进、少宰，权倾一时。后代蔡京执政，伪顺民心，悉反蔡京所为，以沽名钓誉。王黼凭借高位做尽坏事，如请求朝廷设置应奉局，由他自己兼任提领，内外官钱都可以擅自挪用，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应奉局的费用。官吏们迎奉上意，凡是各地水陆珍贵奇异的东西，都苛刻地向老百姓索取，进贡到皇帝那里的不足十分之一，剩下的都成了王黼的私产。金兵攻入汴梁，王黼不等朝命，带着家小仓皇东逃。钦宗下诏把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抄了他的家。吴敏、李纲等请求诛杀王黼，朝廷将此事交付开封府尹聂山处理，聂山派人将他杀死。

刘安世听说李光因议论政事被贬，写信称赞他。李纲也因为评论水灾一事离开朝廷，居住在义兴，在水驿等候李光，亲自出来喊道：“不是越州李司封的船吗？”逗留数日，两人结为朋友而别。不久，朝廷授李光司勋员外郎，升任符宝郎。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镇守燕山府（今北京西南）的郭药师叛乱，京师震动。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宋钦宗登皇位。钦宗赵桓，曾名亶、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靖康二年，与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位一年零两个月。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死于五国城，享年五十七岁，后归葬于永献陵。

李光升任右司谏后，首先揭发梁方平等丧师辱国，梁师成勾结权臣，内外为奸，蒙骗皇帝，都罪当处死。又奏：“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名为应奉，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蔡京、王黼等都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大臣，得罪他们便意味着丢官被贬甚至被反诬受害，故李光的言行在当时士大夫中，实属难能可贵，影响极大。

五月任谏议大夫，正遇冯懈与蔡京、蔡卞结成死党假冒新派，扭曲新法，扰乱朝纲，李光即奏章斥责，认为他们以新法名义，蛊惑视听，是国家的祸患，应当罢免冯懈谏议的官职。

蔡京长子蔡攸（1077～1126年）打算趁保卫太上皇行宫的机会进入京都，李光上奏说：“蔡攸如果入朝，则百姓必定导致变乱，万一警犯皇上车驾，我会犯不预言之罪。希望早些贬斥他。”当时已修治撷景园为宁德宫，而太上皇后想到宫中居住。李光上奏说：“宫中，是天子的宫殿。正应使陛下冷暖方便，奉迎太上皇后入宫，也应当亲禀太上皇，交有关部门讨论典礼。”于是把李光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让两宫大臣奏知，于是太上皇后住在宁德宫。

在金兵进攻汴京时，李光上书指斥朱勔以应奉的名义管辖州县，田园宅第，富比王室。请求朝廷挑选清正强硬的官吏作为有司，追究朱勔父子及奉承监司、守令，如胡直孺、卢宗原、陆置、王仲闵、赵霖、宋晦等人，查根究底，计资没收，把他们强夺编户平民的财产还给百姓。

李光的正直敢谏，得罪了不少朝中官吏。

钦宗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进攻汴京，派使者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李光认为：“三镇之地，祖宗百战才得到它，一旦送与敌人，怎么立国？希望诏令大臣另外商议攻守之策，并派人从小路传檄文令河东、河北两地，征召全部强壮兵丁策应，首尾相应攻击敌人。”后升任侍御史。

金兵逼近京城，士大夫弃职而逃者五十二人，罪过相同而惩罚相异，士人舆论纷然，李光请求交付大理寺公正处理。太原被围，事态危急，李光上言道：“请就地委任折彦质征发全部晋、绛、慈、隰、泽、路、威胜、汾八州民兵及本路各县弓箭手，使守令各自统率。当地土豪、士人愿意当首领的，给予他们初官、相应的武器，协力赴援。女真劫持亲王为人质，以三镇为借口，势必深入，请大修京城守御装备，以击碎敌人的阴谋。”

李光忠于自己的谏官职守，对那些对敌主和与迷信所谓的祥瑞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李会、李擢又被召回担任谏官。李光就上言说：“蔡京再度执政时，李会、李擢相继为谏官，对政事不发一言；金兵围城时，与白时中、李邦彦专门主张避敌割地的计谋。白时中、李邦彦因此罪罢职，而李会、李擢反被召用，又加入谏诤官员之列。请求撤回成命。”皇上不予答复。李光请求调任到地方，皇上也不答复。又如彗星出现在寅、艮间，耿南仲等人都认为感应在外夷，不足忧。李光奏称：“孔子作《春秋》，不记载祥瑞，是想使人君常怀恐惧从而修身反省，没有听说把灾异归于外夷的。”表疏上奏后，被贬监汀州酒税。

这时，广大的军民强烈要求朝廷抵抗金兵，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朝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钦宗的一味妥协退让，幻想以此换得金兵的撤退。殊不知，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在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次年二月，金兵再次南犯，虏徽、钦二帝，延续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灭亡。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以后，五月，康王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为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虏去，唯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想法。

但李纲的抗金主张与高宗的偏安一隅的想法格格不入，不久他撤销李纲等人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今浙江杭州）。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他逃到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做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以后，逐步形成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

秦桧在此期间很快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合作。

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公元1133～1136年）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任秦桧为右相。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腐败和黑暗。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qǐn，寝）削。”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浚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遵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

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是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让秦桧代表他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版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同年，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浚、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浚、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金帅宗弼退兵后，曾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浚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二月，李光任左中大夫、参知政事。此时主战与主和又成了朝中上下臣僚争斗不休的话题。奸臣秦桧是主和派的首要人物。秦桧开始定和议计策时，因为李光在臣僚中有影响，欲借他的名望抬高“和议”的分量，皇上本意不想用李光，秦桧说：“李光有名望，如果一起签名，没有根据的议论会自动停息。”便在和议榜上也署了他的名字。此举立即在主战派臣僚中掀起轩然大波。李光的同乡杨炜写信骂他“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堕平时大节”。意思是说“依附宰相谋取高官，陷入狡敌的奸计，毁掉了平日的气节”。其实李光的本意是想借此为“缓兵之计”，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南宋国威。在秦桧要与金兵议和，放松对淮河地区的防御，收回前线将领的兵权时，李光敢于直谏力求抗金，向高宗进言说：“对狼子野心的戎狄，只能战，不能和，淮南守备更不可撤。谁再言和，谁就是卖国贼。”秦桧听后恼羞成怒，随即反击李光之言，李光直指秦桧，冒死抗争，他说：“你不顾大家反对，多次单独主张求和，今天还要撤回守备，这不是盗弄国权，怀奸卖国，又是什么？”此言一出，秦桧脸红耳赤，此时他故伎重演，将朝服一脱，朝冠一摘，向高宗哭诉道：“皇天在上，请皇上为臣作主，让臣挂冠而去，免得遭人陷害！”说罢叩头不止。第二天，李光请求罢职。高宗说：“你昨天当面斥责秦桧，举动像古人。我退朝后叹息，正要将你当作心腹大臣，为什么要辞职呢？”李光说：“我与宰相争论，不可留任。”九次上章请求，于是被授任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改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为此秦桧认为李光与他作对，十分嫉恨，高宗被他蒙骗，下令将李光革职回乡。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冬，秦桧死党御史中丞万俟卨诬告李光暗中心怀不满，怨恨皇帝。贬职为建宁府节度副使，安置在藤州（今广西藤县）。这一年，正是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时节，看来李光也是因“莫须有”之罪被贬。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秦桧死党吕愿中诬告李光与胡铨等诗赋唱和，讥讽朝廷，又被转至流放海南琼州（今海南琼山市）。

李光从宋高宗即位到被贬海南，相当长的时间在地方任职。在此期间，李光抗金主张如旧，安定地方，积极备战，政绩卓著。

高宗即帝位不久，就提升李光为秘书少监，授任江州知州；不久，升任侍御史，都因为道路梗阻没有赴任。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皇帝车驾从临安移跸建康，授他为宣州知州。当时范琼将率军经过，李光先行入州城处理政事，范琼到了就开城门引入慰劳，留住三天后离去，无人敢喧哗。李光认为宣州离行都最近，于是修缮城池，积聚军粮，把所属六县百姓编册，按保伍分编，称为义社。选择其中健壮勇武者，以乡里的豪强、豪绅为统帅，得到一万多人，号称“精拣军”。又在二十三处险要之地设立兵营谨慎戍守，把全城分为十个地区，分别巡逻内外，白天自由行动，晚上守城，有敌情就参战。苗租按年交县的，都送到州里。起初人们纷纷指责不方便，到守城时，赡养军民，终于靠此获得成功。李光的事迹传到朝廷，被任命为管内安抚，允许他见机行事，晋升为直龙图阁。

杜充以建康降敌，金兵夺取马家渡。御营统制王王燮、王珉素来不和，到这时，率领溃兵在城外扎营互斗。李光亲自到二人兵营，劝说他们先国家后私仇之义，二人感悟和解离去。当时逃将、散卒到宣州的，李光都送给很多财物。有水兵在繁昌叛乱，逼近宣州境，李光立即派兵援击，出敌不意，敌人于是连夜逃走。升任右文殿修撰。李光上言说：“金兵虽然深入江、逝，但是违背天时地利，我已送文书让刘光世率领大军到宣州，合力攻讨金兵。请迅速委托宣抚使周望，约定日期水陆并进”。

溃将邵青从真州率数百艘舰船，在当涂、芜湖两县之间剽掠，李光招抚劝说他，送给他二千斛大米。邵青非常高兴，对使臣说：“我们是官军，所到之地都把我们当盗贼对待，只有李公不怀疑我。”于是秋毫无犯。后来，船队经过繁昌，有人骗他锐：“这是宣州境内。”于是沿北岸离去。

大盗戚方攻破宁国县，抵达城下，分兵四面围攻。李光招募勇敢之士劫营，贼兵惊扰，以致自相残杀。朝廷派统制官巨师古、刘晏兼程来援。敌人急攻朝京门，把竹木编起来当浮桥渡过护城河。一会儿，敌军爬上城墙，把大炮架在石对楼上。李光下令把竹子编成帘状迎着炮弹，炮弹打来就翻落在地下，不能伤人。取巨木作撞竿，靠女墙抵御对楼，敌人退走。刘晏率领赤心队直捣敌营，敌人假装败退，刘晏追击他们，中了埋伏遇害。巨师古率领中军大败敌人，敌人逃走。当初，戚方围攻宣州城，与他的副将并马巡城，商量攻城计划。李光把信绑在箭上射到他的副将马前，说：“戚方是穷途末路之寇，上天必然诛杀他，你是将门之子，岂能依附盗贼。”致使二人互相怀疑，攻势稍缓，才得到时间作战斗准备，接着援军到了。他曾经把匕首放在枕匣中，与家人相约道：“城不一定能保住，如果让人来取匕首，我一定会死。你们应自杀，不要落到盗贼手中。”朝廷授任他为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正月，任洪州知州，他坚决辞谢，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婺州知州，刚到任，提升为吏部侍郎。李光上疏极力指责朋党的危害说：“议谏大臣，各人怀有避讳顾虑之意，不肯把扶助国家危难、治理国家作为己任。行都在会稽，前后历时三载。从去年秋天到现在，敌人不再有南渡之意，淮河近在咫尺，一点也不着意经营，长江千里，不设防备敌，每天惴惴不安，只是谋划避敌漂浮大海之计。晋元帝区区草创，还能建立国家，修建宫殿，保有江、浙。刘琨、祖逖与逆胡在并、冀、兖、豫、司、雍诸州抵抗作战，这些地方从未陷落。石季龙的重兵已到历阳，晋元帝任命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以抗御敌人，没有听过专门躲避胡狄像今天这样的。陛下驾临会稽，江、浙是根据地；能够进足以战、退足以守的地方，莫如建康。建康到姑熟一百八十里，其中险要可守之地有六处：江宁镇、冈砂夹、采石、大信，上游则有芜湖、繁昌，都与淮南相对。其余都是芦苇荆条之地，有的是曲折的堤岸，水势湍急，难于行走舟船。不如预先在各险要之地屯兵积粮，命令将士分管各地，调拨临近乡兵，协力守御。请求明诏命令大臣，斟酌实行。”

当时有诏令，金兵攻入，各地守臣互相商量，或守或避，诏令说可以自便。李光上言：“守臣担负人民、国家的重任，应当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如果预先开启退却逃避之门，是引诱他们逃跑，希望追回前命。”皇上打算迁都临安，李光奉命指挥临安府驻扎诸军，兼任户部侍郎、督营缮之事。李光节省经营，不打扰百姓就办好了此事。奏请减免二浙历年积欠及九县另加的赋税，以表示实施德政亲近百姓之意。

戚方以管军隶属于李光指挥，非常恐惧，跪拜在廷下。李光握着他的手扶起他说：“你过去做盗贼，我任郡守，抓捕你是我分内的事；现在都是臣子，应当共同勉励忠义，不要以先前的事疑虑。”戚方感动哭泣。李光兼任侍读，于是上言说：“金兵侵犯内地，百姓失去谋生之业为强盗，本来出于不得已，还可以用诚意感召他们。自从李成逃到北方，群盗离心，如果此时选用一两个盗贼首领，以教化激励他们的同党，一定会互相钦慕，相继归降。”又升任为吏部尚书。

大将韩世清本是苗傅余党，长期驻兵宣城，擅自占据仓库，不听征调。李光请求先行除掉他，于是任命李光为淮西招抚使。李光借道到宣城，韩世清前来相见，李光把他捆送到朝廷服罪处死。当初，李光在皇上面前陈述已定的计划，宰相没有事先知道，惹怒了他。他还未到任，途中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当时太平州士卒陆德囚禁当地守臣据城叛乱，李光多方设计，全部捉获叛贼。

秦桧被罢相后，吕颐浩、朱胜非共同任宰相，李光历来与他们政见不合。谏官指斥他为秦桧同党，被夺职为宫观官。不久复任宝文阁待制、知湖州，授显谟阁直学士，改任平江太守，授礼部尚书。李光上言说：“自古创业由衰而兴，一定有所依靠才能兴起。汉高祖依靠关中，汉光武帝依靠河内，皇上驻扎东南，两浙难道不是天下的根本可依恃之地吗？从冬天到春天，雨雪不停，百姓失业，请求选择谏官考察实情予以报告。加之连年福建、湖南盗贼作乱，范汝为、杨么相继而起，朝廷派大军诛讨、杀戮过当。现在各地旱荒，流丐满路，盗贼出入。应选择良吏招怀抚纳，责令各地监司惩治贪赃，抚恤饥民。”

刘光世、张浚从前线接连传来捷报。李光说：“观察金兵部署，一定有阴谋。现在我方已占据东南形势，敌人万里来袭，利于速战，应当戒令诸将持重而拖延消耗敌人。不过数月，敌人粮食耗尽，则胜券操在我方手里。”授任江西安抚、知洪州兼制置大使，升任吏部尚书。过了一月，任参知政事。

李光在地方任职，先后历经江西、安徽、浙江三地的数个州，其政绩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百姓的充分肯定，显示了一个干员的英雄本色。

李光在琼的贬谪生涯可以说是“荣辱不惊”，泰然处之。在谪琼居儋州（今海南儋州市），他时时以苏东坡为榜样，以诗书自娱，论文考史，安之若素。其间，他的次子李仲坚被诬“私撰国史”下狱，可以说是祸不单行，但他不为所动，以八十高龄之身等闲视之，坚守晚节。他在儋州期间，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曾应儋州太守陈适之请，撰写《迁建儋州学记》，表明自己“余方老病，久废笔砚，既辞不获，因书大略如此，上以奉朝廷教育之意，下以慰学者乐育之心”的喜悦。在十余年的谪居生涯中，他还写了许多反映海南风物的诗篇，流传后世。其中如“逐客新年偶叹嗟，海南风物异中华”，“富国应先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蟊”，“潮回齐唱发船歌，杳渺风帆去若梭。可是胸中未豪壮，更来沧海看鲸波”，“堆盘荔子如冰雪，惟此堪将北地夸”，“牢落双泉一病翁，十年忧患扫还空。荷稀竹密宜秋雨，户窄檐低耐飓风。尽日抄书北窗下，有时闲步小桥东。谁知万水千山外，亦有乡居兴味同”，等等，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志节与琼岛的风貌，使后人景仰万千。

《宋史》记载他贬谪期间，“论文考史，怡然自适，年逾八十，笔力雄健。”还写诗词四百余首。《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他的诗“志谐音雅，婉丽多姿，大抵多托兴深长”，不独清绝可爱，书法亦好。谪琼期间，题匾额、楹联，遗有不少笔迹。著有《庄简集》十八卷及《读易评说》。

时至今日，在海南“五公祠”中，人们为了纪念谪琼期间李光为当地作出的贡献，雕有其像。明代学者、诗人王桐乡在组诗《海外五逐客》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地人民对李光的敬仰之情：

五十三家祸未消，何人海外得逍遥。

皇天后土犹堪倚，明月消风不费邀。

但看琼岛一身在，莫愁图书万卷烧。

千古牧羊亭下士，好还天道不曾饶。

这首诗通过对李光惨遭奸臣秦桧迫害的历史事实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对李光的同情，对奸贼的愤懑，以对照烘托的手法，忠奸形象鲜明，使读者更增进了对忠臣李光的敬仰。如今，“五公祠”已成为海南重要的旅游景点，成为万千旅客海南之旅的必选之地。

公元1153年，贬居海南期间，李光写下《赠裴道人》一诗：

道人今年七十六，问我修行惟绝欲。密栽涩勒当疏篱，旋辟荒榛结茅屋。不抄书，不看读，宴坐凝然常瞑目。夜深频咽玉池泉，晨起随缘饱菹粥。甘脆肥浓腐我肠，巧笑蛾眉真鸩毒。蛮烟瘴雾隘空虚，谨守药炉谁敢触？我爱裴君道机熟，过我玄谈已超俗。三峰顶上少人行，百尺竿头防失足。世人那识天地根？往来绵绵无断续。嗟予流转海南村，智者方明祸中福。君不见，庞道蕴尽将活计，沈湘江，自织笊篱供口腹？又不见，成都市上严君平，终日垂帘唯卖卜窑王侯蝼蚁同丘墟，学道从来贵幽独。蚌生珠，石含玉，看我丹成跨鸿鹄。马蹄去去稳着鞭，关山路远多坑谷。

时作者在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作品既然是赠送裴道人的，于其中叙及彼此之交往，这是很自然的事。其中，作品也浸透着诗人的生活体验。他遭贬，到了海南，这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祸”；然而，祸福相生，诗人把遭贬边疆的事当作锤炼意志的机遇。在逆境中，他通过“胎息”的修持，更使正直的“浩然之气”得到培养。“蚌生珠，石含玉”。珠玉即是被作为“道真”的玄珠，又是爱国情感的寄托。你看诗人把那些卖国求荣的“王侯”视如“蝼蚁”，而希望自己保存住代表正直的“珠玉”。等到炼就大丹，他就跃马扬鞭，奔赴疆场，为夺回国土而效力。这正是蕴含于诗歌最深层次的爱国正气。

李光在《论百姓失业札子》一文中指出：“臣闻尧舜在上，天下无穷人；文王之民，无冻馁者。盖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自古贤圣之君，莫不贵农重谷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鲜矣。仰惟陛下，临御海寓，躬修节俭，以安百姓，涵养生息，如天地之无不覆载，雨露之无不润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民情怀；而对于当时许多“奉承之吏”，李光则给予尖锐的揭露，说他们“贪残苛暴，公肆掊敛”，这真是一语中的，体现了不畏强暴的气概。其实，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李光那些咏叹时事的诗篇，就能体会到他爱民、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在《可叹》一诗中写道：“金陵失守何忽忽，敌兵烧我天子宫。守臣顶香率父老，开门罗拜惟鞠躬。翠莲遥遥遵海道，汉家诏令不得通。外交内应俦与邺，所在州县皆望风。”对于金陵失守、望风披靡的失败情景，李光深感悲痛。遂寓情于文，一抒爱国但不得志，忧国但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悲痛、郁闷之情。

又过了三年，才因为郊祭之恩，复官授左朝奉大夫，任其自便居住。到江州去世。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眘登基后，为李光发布“复官诰”，宣布李光是无罪被诬陷，追复李光为参知政事，又复资政殿学士职，赠谥号“庄简”，同时还御书敕赞李光：“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雪翰墨，锦绣文章，驱长虹于寥廓，听鸣凤于高岗。”宋理宗赵昀于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二月二日敕赞参知政事李光：“忠厚之气，性情之真，谦和持己，仁爱及民，忤权奸而不能尽其素志，老泉石而终不渝，其赤心也欤。”这是对李光一生的评价。另外还有陆游撰写庄简公家书跋，朱熹撰写庄简公传志合录，司马光、韩世忠、欧阳修等名人也为李光家族撰写了传记。陆游在跋中写道：“李光罢相归乡里，不为秦桧所容，那年我已二十岁了，他常来我家访问先父商谈终日，每当提到秦桧时，他必说隐语‘咸阳’，愤切慷慨形于辞色……”

一代爱国名臣李光，由于他才华出众但又直言敢谏，使得皇帝既想重用又不敢器重他，经受三次拜相三次被罢免的三起三落，最终因得罪奸臣秦桧险些被杀，流放海南十余年，秦桧死后又官复相当于副宰相参知政事，所表现出来的不畏权贵、不惧丢官、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为后人所赞颂。

梁启勋

梁启勋（1876年4月16日－1965年），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梁宝瑛子，梁启超长弟。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幼年伴长兄启超就家学。1893年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因“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强列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梁启勋的知识面大为扩展，为日后成为学兼中西的知名学者打下了基础。1895年随兄进京，结识夏曾佑、曾习经、谭嗣同等人。1896年继赴上海，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担任编辑，负责编审译稿。1902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后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勤工俭学。毕业后来到日本，襄助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刊物，翻译有《世界近世史》（松平康国著），由梁启超校订且增加案语百余条。1912年回国，供稿《庸言》、《大中华》等杂志，进行经济、金融研究，同时协助梁启超开展政治、社会活动及处理家族事务。他曾在《庸言》上开设“专论“，撰写了《加拿大之国民银行》《美国南北战后之财政》《说银行公会》《国民银行制度说略》《复体之立法机关及两院之关系》等文章，还编译有《美国政党之组织及其运用》《美国政客与政党》《罗斯福自传》。1914年起，历任北京中国银行监理官、币制局参事等。1928年脱离政界后，曾先后执教于青岛大学、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致力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词曲的研究。1951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参加国庆国宴时，曾应周恩来的约请，撰写《万木草堂回忆》一文。1965年病故于北京。著作有《中国韵文概论》《词学》《稼轩词疏证》《曼殊室随笔》《词学权衡》《海波词》等。

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年10月15日-1985年9月19日），意大利小说家。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圣地亚哥德拉斯加镇。父亲是意大利利古里亚人,因从事热带农艺学而在拉丁美洲生活多年,母亲是撒丁岛上的植物学家。卡尔维诺两岁时随父母回国,居住在故乡圣雷莫城。他父亲领导该城的一个花卉实验站。他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仔细观察树木花草、昆虫鸟兽,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培养了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同时他爱读吉卜林、尼埃沃、斯蒂文森,特别是康拉德的小说。1941年报考了都灵大学农学系,参加过反法西斯游击队的斗争,战后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1946年12月他仅用20天时间,根据抵抗运动的经历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蜂巢小径》,出版后受到好评,获织利乔内奖,一举成名。194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都灵著名的埃依瑙迪出版社工作。194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1952年发表中篇寓言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1956年收集整理、编写出版了两卷《意大利寓言故事集》,1957年发表寓言小说《在树上攀援的男爵》,1959年写成《不存在的骑士》,与《子爵》、《男爵》合为三部曲,是卡尔维诺寓言式小说的代表作品。从1959——1965年,卡尔维诺与维托里尼主持大型文学评论《梅那博》。1964年他迁居巴黎,1980年迁回意大利,定居罗马。1985年9月19日在锡耶纳病逝。卡尔维诺的著作还有写实小说《建筑业投机》、《探索者的一天》,短篇小说集《参战》,寓言小说《马科瓦尔多,或者说城市的四季》、《命运交叉的城堡》,科学幻想小说《宇宙奇趣》、《你和零》等。卡尔维诺是一位从现实主义走向后现代派的作家,他的创作完全出自想象,是超现实的,却又准确地传达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信息,每一篇故事都浸透着现代人的欢乐与痛苦,表达了他们的追求与希望。卡尔维诺在西方享有崇高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