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之

郑清之（1176年11月2日—1252年1月1日），字德源，南宋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曾两次任理宗赵昀的丞相，极有文才，崇尚理学，颇有治国为君之言，但无安邦定国之行，政绩平平。

少年时代的郑清之，聪慧颖悟，极有文采。嘉泰二年(1202)入太学。36岁的时候登进士第，官做峡州(今湖北境内)教授。

当时南宋朝廷偏安江南，隔淮水与金对峙，湖北已属边境，不断受到金人的侵扰。南宋为求苟安，又割地又赔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再加上连年旱蝗灾害，人民流离失所，纷纷起义，朝廷捉襟见肘，各地官吏乘机鱼肉百姓。湖北的茶商聚众暴动，郑清之献计对总领何炳说：“这些人非常精悍，不易镇压，应当把他们拉拢过来，编成士兵，战事吃紧的时候可以起用。”何炳听从了他的建议，立即下达招募令，人们纷纷而来，号曰“茶商军”，随后调到边境参与戍守。这可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安抚了人心，消除了内忧;另一方面，壮大了抗金的力量，可谓棋高一着。

戍边的名将赵方，不仅带兵有术，而且留意人才，知名人士陈、游九功与名将扈再兴、孟宗政皆由他提擢。他非常器重郑清之。《宋史》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一次，赵方邀清之一起吃酒，席间，命两个儿子赵范、赵葵出来拜见。但是赵方拉着郑清之不让他答谢回拜，这在当时是不合“礼”的，郑清之只是一个峡州教授，并且赵方还以二子相托，可以推测，这时的郑清之已经很有名气。

嘉定十一年(1218)，郑清之调任国子监书库官。嘉定十六年，升迁国子学录。郑清之因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而誉满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引起了史弥远的注意。

皇子竑，初名均，寻改名贵和，是宁宗第十子。嘉定十四年(1221)被立为皇子，封祁国公，次年进济国公。他向来看不惯丞相史弥远的专权误国，发誓即位后，一定要先除掉史弥远。对此，史弥远非常恼怒，觉得皇子是自己的大敌，遂想废掉他，另挑一个与自己关系好的人作皇子。

史弥远选中了沂王后嗣赵贵诚，他知书识礼，对史弥远非常尊重，每次见面一定自称小侄向其行礼，并且好学不倦，洁身自重，每次上朝，都肃衣整冠，静默以待，深得朝野赞许。史弥远决定对贵诚刻意培养。

谁来教导未来的王子呢?史弥远想到了国子学录郑清之。一是同乡情谊(史弥远也是浙江宁波人)，不致泄密，二来郑清之的确腹有诗书，冠盖京华，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史弥远邀郑清之密谈，对他说：“皇子竑昏愦，不能担当大任，听说沂王嗣子贵诚很贤能，如今想挑一位讲官，你最合适，请你循循诱导，事成之后，我的丞相交椅非你莫属，但是这些言出我口，入你耳，务须保密。”郑请之欣然应允。不久，史弥远上奏宁宗让郑清之担任了沂王府教授，开始着手栽培贵诚。

在史弥远的授意下，郑清之每天辅导贵诚读书习文，研究理学。每次拜见史弥远，郑清之都带着贵诚的诗文翰墨，赞不绝口，用“不凡”二字来形容贵诚，这更加坚定了史弥远立贵诚为皇子的决心。

嘉定十七年(1224)阴历八月，宁宗染病很重，史弥远假诏将贵诚召入宫中。郑清之对贵诚说：“丞相准备立你为太子。”贵诚一愣，半天没吭声，郑清之急了，说：“史丞相认为你可成大器，才将心腹话相告，现在你一言不发，我拿什么回复丞相?”这些话，一半是威胁，一半是相求，谁都知道不依史弥远是什么下场，再说贵诚也确实想当皇子，况且自己的老师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自己还怕什么呢?于是便全托付给史弥远和郑清之两人去办。

五天以后，宁宗病危，史弥远便矫诏立贵诚为皇子，改赐名为赵昀。紧接着，郑清之也随赵昀到宁王府任教授，并且升迁太学博士。

又过了五天，宁宗病死在福宁殿。赵昀被推上皇位，是为理宗。此时的郑清之，既是皇帝的老师，又有定策之头功(据《宋史》记载，当时的诏旨皆由清之所定)，以后自然会飞黄腾达了。

理宗继位后，史弥远继续专权，其死党充斥朝廷，理宗根本无法插手过问政事，只能与老师郑清之每日在宫中研习道学，读书习文。理宗本是沂王之后，年纪又轻，初来皇宫没有多少人能谈得来，整日又无朝事可理，对于自己这位博学多识的老师，既尊敬又感激。二人相处久了，颇为默契，理宗视之为知己，不断提升，让郑清之时刻伴随自己左右。比如：理宗一即位，立即封郑清之为诸官大小学教授，升迁宗学博士、宗正寺丞兼权工部郎，兼崇政殿说书。同年，又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宝录院检讨官，迁升为起居郎，仍兼史官、说书、枢密院编修官，感恩戴德之情不言自明。

宝庆二年(1226)，郑清之权工部侍郎，暂权给事中，后又任给事中，侧身执政之列。仅过了两年，到绍定元年(1228)，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签书枢密院事等要职，同时兼修国史、宝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绍定三年(1230)授官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次年又兼同知枢密院事。绍定六年史弥远死，理宗于是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这年郑清之53岁。

郑清之自与史弥远废济王竑拥立赵昀后，短短几年内，仕途通达，官运亨通。史弥远的专权朝政给了清之与理宗朝夕相处的机会，使理宗在受冷落的情况下倍加视其为心腹，进而屡加提拔，才使他没几步就登上了右丞相兼枢密使之宝座。

史弥远死后不到半月，理宗就下诏宣布明年为端平元年(1234)，以示改元更化，亲自料理各种政务，独断专行。身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欲要有一番作为。

君臣二人首先把史弥远的死党驱出朝廷，然后大赦天下，召回了名士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君臣欲振兴朝政。

正是这一年，蒙古派来使者联合南宋灭金，理宗一心为祖上雪耻，郑清之也想牛刀小试，贸然同意蒙宋结盟。

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金很快灭亡了。蒙古也按照盟约开始撤兵。理宗在太庙隆重地举行仪式，告慰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忘形庆祝。这时，大臣赵葵建议趁蒙军撤退之际，出兵占领三京(指北宋时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郑清之竟非常支持，也打动了理宗的心，遂下令出兵。这时三京已被蒙古军队洗劫一空。由于宋军粮运不继，军粮缺乏，再加上汴堤决口，洪涝泛滥，参加北征的宋军便很快被蒙古军所击败。“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由于南宋的违约背盟，便给蒙古一个南侵的借口。

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分道进兵，大举侵宋。郑清之引咎请求辞职，倒是理宗念及恩情，降职留用，拜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端平三年八月，蒙古军攻破德安(今湖北安陆)。九月，又破兴元(今陕西汉中)、大安(今陕西汉中西)，长驱直入四川。

四川一带，唐宋以来富甲天下，南宋初年虽屡遭金军的破坏，仍是重要的经济区。每年上交户部三司赋税500多万贯，四总领所2500余万贯，金银、绫绢之类还没计算在内。财赋税收入在这个疆土日蹙的偏安王朝中举足轻重。现在，蒙古军频繁出入四川，全川各地遍遭蒙军铁蹄践踏，所存州县无几，国家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十分困窘，人民怨声载道，纷纷上书谴责作出错误决策的丞相郑清之，骂他为“端平败相”。郑清之深明自己的处境，极力请求辞职。迫于压力，理宗不得已罢免了郑清之左丞相的职位，给他一个提举洞霄宫的闲差。

郑清之乐得逍遥自在，日夜与宾客门生徜徉于山水间。虽然不能掌权执政，却没少了荣华富贵、声名权势。嘉熙三年(1239)，被封为申国公。第二年，赐御书“辅德明谟之阁”匾，又赐缗钱十万盖宅院。理宗对郑清之的确恩宠有加。

淳祐元年(1241)，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宋双方议和停战，战争暂告一段落。此时理宗身边缺乏栋梁之材，朝中大臣都不称心意，无人替他分忧，于是，战争一停息，又开始起用郑清之，郑虽极力推辞，但仍在淳祐四年被任命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的职衔，进封卫国公。淳祐五年正月，又升任少傅，进封越国公。没过多长时间，郑清之的儿子郑士昌病死，老年丧子，郑清之非常悲痛，执意乞求归田，理宗竟没有答应，官升一级，拜少师，并赐西湖渔庄。

从嘉熙三年(1239)开始，理宗任命乔行简为平章军国重事，李宗勉为左丞相，史嵩之为右丞相。乔行简年届80，遇事模棱两可，无好无恶;李宗勉尚能清谨守法，公平处理政事;右丞相史嵩之却受他叔父史弥远的影响，喜欢专权。一旦乔行简告老，李宗勉去世，史嵩之便一手遮天。太学生多次上书，众怒难犯，理宗只得另任命范钟、杜范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然而杜范在位80天就得重病去世。淳祐六年(1246)，左丞相范钟因涉嫌谋杀杜范等人被迫辞职，右丞相游侣也多次上书乞求归田。朝中不能没有丞相，理宗便想起用史嵩之，殿中御史章王炎、右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一起上书，弹劾史无君无父，罪行恶劣，虽死难赎。翰林学士李韶也抗疏力阻，理宗不得已放弃了任用史嵩之的主张。

继相乏人，淳祐七年(1247)，理宗只好请郑清之重新出山，并拜官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越国公。此时清之已经是71岁的老人，无意朝政，放浪湖山，自号“安晚”。理宗多次派出宫中内侍催促，只好勉力赴任。拜相之后，力不从心，政事多交给他的侄孙郑平原代理，他的妻、子趁机纳贿，引起许多人的非议。淳祐九年，又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拜太傅。淳祐十年，任保宁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封齐国公，接着告老引退，不久病死，终年75岁。理宗辍朝三日以示悼念，特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赐谥号“忠定”。

郑清之既是理宗的老师，又有定策之功，一生声名显赫。两次任相都有顺其自然的因素，然又为当时的局势所决定。空有力挽狂澜之志，但没能改变内忧外患的政局，可以说在丞相位没谋了丞相政。然而郑清之学识渊博，能从理学中阐发古圣先贤的深刻哲理，来教导告诫理宗治国为君之道，做理宗的老师倒是非常合格的。

郑清之在理宗做太子前就是他的老师，深为理宗所敬仰。即位后，理宗不理朝政，君臣二人在后宫研习理学，交往更加密切，情若父子。理宗经常拿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请教清之。一次，理宗听到有人议论自己穿鞋浪费，便问郑清之：“我的鞋不破不换，为什么还招来诽谤呢?”郑清之回答：“节俭与浪费是相比较而言的，孝宗和高宗相比，当然节俭多了。宁宗自奉如寒士，你和他相比，须超过他才能显出你的节俭来。”理宗点头称是。自此，理宗非常注意厉行节约。

郑清之曾给理宗讲读《仁皇训典》，告诫理宗：先帝仁宗、孝宗在位时之所以天下太平、国势强盛，是因为二帝英明仁厚，要理宗继承祖先遗训，发扬光大。理宗在位期间，几次下诏大赦天下，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淳祐十年(1250)，郑清之进《十龟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学，三崇俭，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谨微，八察言，九惜时，十务实。又上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难，天怒可忧而以为易，天休可喜而以为难，何哉?盖忧可惧心生，惧则怒可转而为休;喜则玩心生，玩则休或转而为怒。”皇帝大喜，命史官记录下来，载入史册。

郑清之是理论大家，也是忠心耿耿的大臣。在他任提举洞霄宫闲差时，听到边境形势紧张，便上书理宗：不要过分后悔当初贸然出兵的决定，以免伤了身体，影响大事。其心殷殷，其情切切。就是在他病重的那年冬天，仍惦记着天不下雪会影响理宗的情绪，一下雪，便命人捧雪到床边看，欣慰的说：“皇帝见百官贺雪，一定非常高兴。”言行之间流露出对皇帝的忠诚。

理宗也视郑清之为近臣，每当郑清之请求辞职，理宗都极力挽留，对他眷顾不衰，屡加晋封，为了表示对郑清之的看重，竟在淳祐六年为他破了祖宗先例，允许郑清之功及祖先，追封他的高祖郑洽为太保。

理宗在位期间，由于蒙宋战争，国家财政十分紧张。为了戍边，不断地增设军队，不断地来回调防，徒徒消耗了不少军晌，一些统兵大员也趁机捞取钱财，郑清之思虑变通之法，命枢密院按时间、缓急、道路远近调防，并变革军队编制，来节省政府开支，收到一定的效果。

当时各路军队非常缺盐，执掌大权的盐官妄自抬高盐价，提高盐税。郑清之罢了盐官的职，并令他们交出非法所得钱财，上缴国库，对一些混水摸鱼的官员也严加惩罚，勒令拿出数倍于所得上交国家。还停罢沿江船税，保证军队的供应。

这些就是郑清之的政绩。不能算什么大的改革之举，但就当时的局势———奸佞当道、小人得势来看，没有不畏强暴，一心为国之心是不会如此做的。

郑清之作为皇帝的老师，又有定策大功，理应官场得意，权倾中外。虽然登上宰相之位，但很快便自行引咎降职，这份心胸与同时代专权横行的史弥远、贾似道之类相比，不知要好出多少倍。

更难得的是，退位后，不思芥蒂，依然故我，按自己的标准向皇帝论道讲史，丝毫没有居功生怨的意思，更没有拉帮结派，向皇帝进谗言，借以打击别人。这样伟大的人格力量在南宋官吏中是不多见的。汤中曾经论事攻击过郑清之，等到郑清之再相，汤中怕受到报复，便请求辞职，清之极力挽留他，闭口不谈过去之事。徐清叟曾上书理宗判过郑清之的罪，但清之觉得他是个人才，再相时极力提拔他。郑清之用人不计个人得失，从国家大局出发任用贤德有才之人，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仁人。

郑清之辅佐理宗，是理宗任命的丞相中比较清正的一位，对理宗的影响也很大。虽然灌输的理学没能拯救南宋，这只能说明郑清之不是一个好的实践家，却掩没不了他理论家的光彩。

郑清之文采极佳，奏疏之类多不留底稿，有《安晚集》60卷遗世。

夏承焘

夏承焘（1900年2月10日—1986年5月11日），字瞿禅，晚年改字瞿髯，别号谢邻、梦栩生，室名月轮楼、天风阁、玉邻堂、朝阳楼。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浙江温州人。6岁时随兄就学蒙馆。14岁时考入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除学习学校安排的十几门课外,绝大部分自修时间,都用于读经和披览诗文集,从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史基础。191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任桥第四高小任教。1920年曾到南京高等师范开办的暑假学校旁听,学习了胡适《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及其它新课程。返回温州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慎(瓯)社,将所作诗词在《慎社》杂志上刊载。1921年秋应邀到北京任《民意报》副刊编辑。其后,曾在西安中学、西北大学任教,在西北大学讲授章学诚《文史通义》,作《唐铸万学考》。并且有机会实地考察了古代长安诗人行踪。1925年至1929年间,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决心专攻词学,阅读了大量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和方志,撰成《唐宋词人年谱》。1929年冬,由龙榆生介绍,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祖谋通信,并相继走访了吴梅、夏敬观、蔡嵩云、陈匪石、马一浮等文坛先辈。在诗词创作方面另辟新境,力图合辛弃疾、姜夔、周密、蒋捷为一炉。1930年到之江大学任教,讲授词选、唐宋诗选、《文心雕龙》、文学史、普通文选等课程。抗战期间返回家乡,在雁荡师范和浙江师院龙泉分校继续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于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历任浙江师院中文系主任、杭州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学研究》编委、《词学》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文献》顾问等职。

夏承焘的主要著述有《白石歌曲旁谱辨》、《唐宋词录最》、《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选》、《龙洲词编年笺校》、《读词常识》、《词源注》、《月轮山词论集》、《瞿髯论词绝句》、《唐宋词欣赏》、《韦庄词校注》、《天凤阁诗集》、《夏承焘词集》、《放翁词编年笺校》、《域外词选》、《金元明清词选》。其中《唐宋词人年谱》一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日本学者清水茂曾在日刊《中国文学报》第5册予以评介,称“虽不能谓其一无缺欠,然今日研究词学,此必为重要参考书之一”。

郑振铎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常用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生于浙江永嘉(温州)。郑振铎出身贫苦，童年时父亲亡故，依靠母亲针黹零活的微薄收入，勉强读到中学。1917年夏到北京，考进铁路管理学校，为官费生，寄居在叔父家。课余常到附近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阅读社会学和文学书籍，接触到新思潮和俄国文学，并在那里先后结识了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振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6月，学校因五四运动提前放假，他被迫回到温州。他在温州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和“永嘉新学会”，创办《救国讲演周刊》和《新学报》。暑假后回校，11月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原具有宗教色彩，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日淡，郑与瞿、耿等人参加进去，逐渐使之成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进步团体。他先后任该会编辑部副部长和部长。他在《新社会》发刊词里，提出要创造一个“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社会”。该刊虽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但充满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1920年5月被北京政府的京师警察厅以“主张反对政府”[1]的罪名查禁。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但仅出一期，因青年会方面胆小而被迫停刊。在此期间，他还与瞿秋白一起，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秘密学习小组的活动[2]，并参加过进步社团“曙光社”。他在1919年12月《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等译文，是我国较早译成中文的列宁著作。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后来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上。他还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3月30日团的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出版委员，与李大钊等一起负责宣传出版工作[3]。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郑振铎对文学的爱好，他阅读了很多英文版的俄国19世纪文学名著和进步文学理论书籍;在《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创作、评论及译文，并为“共学社”主编了《俄国戏曲集》等丛书。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圣陶、耿济之、周作人等共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任书记干事，负责经营会务，并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在北方组稿和审稿。

1921年3月底，郑振铎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任练习生。5月，经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他还在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编辑《学灯》副刊。5月10日，他负责编辑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也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创刊。同时，他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和《诗》月刊。1922年1月，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1月起，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新文学观的建设》等文章，与封建复旧的“载道派”和庸俗低级的“娱乐派”进行了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他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口号——“血与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4]。

1923年3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同事周予同、顾颉刚等共十人，发起成立“朴社”，集资出版书籍。这以后，他在上海大学讲授文学课。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愤于当时上海各报对于如此残酷的大屠杀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因而于6月3日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主编了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该报发行所就设在他家里。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街血洗去后》等著名诗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他愤然写了《停刊宣言》，指出“‘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表示要继续斗争。8月22日至29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举行大罢工，他被推选为工会代表和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由陈云领导的这一革命斗争。9月，他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旨在营救被捕革命者及帮助其家属。年底，为抗议反动军阀杀害工人领袖刘华，他与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并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1927年2月，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并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他参加抗议游行，险遭毒手，得工友掩护才脱险。14日，他与胡愈之等共七人撰写了一封抗议书，谴责蒋介石等人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5]。因为白色恐怖，郑于5月被迫只身远走欧洲，在法、英等国住了一年多。他离开祖国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散文《离别》，表示这是“暂别”，不久即将以更猛烈的力量来加入国内的斗争。他在国外抓紧时间学习、观察和著述，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外，还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编著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以介绍世界重要考古发现，同时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郑振铎于1928年10月回国后，即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他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执教。1931年9月，他应郭绍虞的邀请，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并代理中文系主任;一度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年7月，他提议创刊了继《小说月报》以后全国最大的进步文艺刊物《文学》月刊;次年1月又与章靳以一起在北平创办并主编《文学季刊》，为的是有些进步作家的文章不能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时，可以拿到北平来发表[6];10月，又参与创办文学刊物《水星》月刊。在北平期间，他撰写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六十章)，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很受读者欢迎;还创作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借希腊神话题材热烈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另外又编辑出版《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还和鲁迅合作编选出版了《北平笺谱》等。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因聘请进步教员而遭到顽固势力的忌恨与攻击，被迫辞职，于1935年4月回上海，8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期间他编辑综合性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并参加了鲁迅主持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编辑出版工作。1936年，他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桂公塘》、论文集《短剑集》等著作。

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文化围剿”中，郑振铎于1935年12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6月，与周扬、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四十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和鲁迅、沈雁冰等共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1月，鲁迅逝世，他亲往参加入殓仪式和执绋送殡，并参加“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7月，郑振铎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于8月和郭沫若、邹韬奋、沈雁冰、胡愈之等共三十人合编该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次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

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11月侵占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郑振铎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等共二十人组织“复社”，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选集》、《西行漫记》、《联共党史》等书籍。他并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他在暨南大学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化名为“陈敬夫”，以文具商店职员的假身份蛰居起来，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斗争。他全力收购古书，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和保护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最珍贵的有《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书。在这期间，他编写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还以“玄览居士”、“纫秋山馆主人”等名影印出版了不少珍贵古籍。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积极投入检举揭发汉奸的斗争和清理文物图书的工作。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亲美反共政策，因而不断遭到迫害，但他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1945年10月，他创办并主编了《民主》周刊，几乎每期都撰写尖锐的政论。他还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及散文《蛰居散记》(连载)。1946年1月，他和李健吾等人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4月又为《联合晚报》主编《文学周刊》副刊。10月，《民主》周刊被反动派禁止，他在“休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表示：“本刊虽然被生生的缢死了，但永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灿烂辉煌的。”这期间，他与马叙伦、周建人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他还与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与郭绍虞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为团结文化界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编辑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版画史图录》、《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表现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大型图集。

1949年2月，郑振铎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绕道香港，于3月18日到达刚解放的北平。4月，去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嗣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领导全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他还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并主编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郑振铎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多次出国访问和讲学。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埃及进行友好访问，18日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不幸遇难。

郑振铎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数十年间节衣缩食，呕心沥血，收藏了将近十万册珍贵的图书。他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生前遗愿，将他全部藏书及其日记、手稿献给了国家。另外，他在解放前收藏的很多古代陶俑，生前即全部献给了国家。

张志聪

张志聪(公元1610—约1674年)，字隐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西)人。明清之际医学家。祖居河南，九代世医，自称张仲景后裔。一说卒年为公元1685年。

张氏博览群书，勤求古训，深研医学经典，“童而习之，至于耄期，未尝倦学”。治学主张“先难其所难，而后易其所易”，因此对《素问》、《灵枢》等古典医籍钻研较深，但同时反映出一定的尊经法古的思想倾向。张氏在当时构筑侣山堂以广招同道，讲授医学，影响很大，“游其门者，多成良医”;同时擅于发挥集体智慧，集众人之力，研读文献，撰述著作，如《素问集注》、《灵枢集注》等。

张氏在学术上师承卢之颐，属伤寒学派。强调阴阳，主张运、气，从事《伤寒论》、《本草纲目》之研究能自成一家之言，对陈修园等清代中医学传统派医家影响很大。专著有《侣山堂类辨》、《伤寒论集注》、《本草崇原》等。

[正 史]

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①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②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谈轩、岐之学者咸归之。注《素问》、《灵枢》二经，集诸家之说，随文衍义，胜明马元台本③。

又注《伤寒论》、《金匮要略》，于《伤寒论》致力尤深，历二十年，再易稿始成。用王叔和原本，略改其编次。首列六经病④，次列霍乱易复并痓、湿、暍⑤、汗、吐、下，后列辨脉、平脉，而删叔和序例，以其与本论矛盾，故去之以息辨。驳辨成无己旧注，谓：“风伤卫，寒伤营，脉缓为中风，脉紧为伤寒。伤寒，恶寒无汗，宜麻黄汤;中风，恶风有汗，宜桂枝汤，诸说未尽当。而风、寒两感，营、卫俱伤，宜大青龙汤为尤谬。”其注，分章以明大旨，节解句释，兼晰阴阳血气之生始出入，经脉藏府之贯通循行，使读论者取之有本，用之无穷，不徒求之糟粕，庶免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又注《本草》，诠释本经，阐明药性，本五运六气⑥之理。后人不经臆说，概置勿录。

其自著曰《侣山堂类辨》、《针灸秘传》。志聪之学，以《素》、《灵》、《金匮》为归，生平著书，必守经法，遗书并行于世，惟《针灸秘传》佚。

《清史稿·张志聪传》卷五○二

[注 释]

①讲明：讲解发明。②同志：志同道合者。③明马元台本：明代医家马莳(字元台或玄台)有《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和《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各9卷，是最早的全注本。前者注释错误较多;后者注释较好，多为后世医家所参考。④六经病：指人体六经脉(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之病。⑤暍(ye)：中暑，伤暑。⑥五运六气：以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与人体经脉相配属，从而判断一年气候之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的中医学理论。

[相关史料]

康熙间，钱塘为医薮①，如志聪，尤推重。游其门者，多成良医，尝与诸弟子讲学于侣山堂。时世栻道已盛行，一闻志聪讲学，幡然②从之游，技大进，竟与志聪齐名。二人恐医学之失传，各出心得，著书行世。……

张隐庵、高士宗皆钱塘人，各出手眼，发前人所未发，为汉后第一书。其于《伤寒·凡例》又称：志聪所著，超出群书之上。其为医家倾倒如此。

《杭州府志》卷一五○

从前注家，每于经文极难理会之处，强经就我，阙疑者居其半。惟隐庵《集注》体贴入妙，凡经中章节字句，均释得融洽分明，不愧长沙③贤裔。

隐庵与高士宗所著各书，陈修园亦未全读，观《修园十六种》可见矣。然辨证释方，已高出前代名医。凡时下狂瞽④之谈，铲削殆尽，非力学好古，诵法张、高者不能。学者苟得张、高之一体，则获益已不浅云。

清·浙江官医局《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增补凡例》

志聪字隐庵，卢之颐弟子，自称南阳⑤后裔。于《内经》、仲祖书⑥童而习之，白首始获其要。乃昼思夜梦，又积二十年，方成是集。

清·曹禾《医学读书志》卷下

隐庵先生者，仲贤之后裔，童而习之，至于耄期⑦，未尝倦学。首注《伤寒论宗印》，次及《灵枢》、《素问》、《本草》、《金匮》诸书，以开后学。而伤寒之理，至暮年益精，复注《伤寒纲目》。余伏而读之，因曰：“本论以《灵》、《素》为宗，故理深而法备;纲目以《灵》、《素》为干，故意尽而旨明。使未潜心黄帝之书者，未免有深远之叹，奈何?”隐师执余手而商之曰：“必如何而能令浅深皆可入道?”余曰：“朱子⑧集注，前辙可师，何难?删繁就简，深入浅出，俾后之学者，因证而知气候⑨之出入，因治而识经脉之循行。庶正路可由，不入旁门家伎⑩矣。”隐师首肯再三，于是更为集注。奈稿未成，而遂抱肺病以逝。

清·张志聪《伤寒论集注·高士宗序》

〔注 释〕

①薮(sou)：人或东西聚集的地方。②幡然：剧变貌。③长沙：指张仲景。仲景曾任长沙太守，故有“张长沙”之称。④狂瞽：愚妄无知。⑤南阳：指张仲景。仲景是东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⑥仲祖书：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书。因自称其后裔，故呼“仲祖”。⑦耄(mao)期：犹晚年。耄，年老。⑧朱子：指南宋朱熹。⑨气候：指一年的24节气与72候。亦泛指时令。中医学认为，气候失常，不能应时而至，也是致病因素。⑩家伎：亦作“家妓”。豪门大户家中所蓄养的歌妓。

简·韦伯斯特

简·韦伯斯特（1876—1916年）原名爱丽丝·简·韦伯斯特，美国女作家。出生于纽约州的佛雷多尼亚，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中，父亲是Charles L. Webster出版公司的合伙人，母亲则是《汤姆历险记》作者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侄女。从小爱好文学,在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主要儿童文学作品有《少女丛书》、《长腿爸爸》等。其中 《长腿爸爸》是她的代表作,这是部书信体长篇小说,于1912年出版后深受少年儿童喜爱,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好评,以此确立了她在美国儿童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地位。

海因里希·伯尔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17年12月21日-1985年7月16日），德国作家，他从1947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在五十年代就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了。他的主要小说有《火车正点》(1949)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 (1950),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一声没吭》(1953)、《天主之家》(1954)、《九点半钟的台球》 (1959)、《一个小丑的看法》 (1963)、《以一个好女为中心的群像》(1971)等。在这些作品中,不论是早期取材于二次世界大战题材,还是五、六十年代偏重描写小人物,他都竭力表现出人们心灵所受的创伤和痛苦,挖掘人们内心的苦闷和彷徨的心理状态,而不去过多描摹现实。表现方法上,他吸收了德国传统的表现主义理论和意识流小说的某些技巧,大量采用多层次的内心独白、回忆、象征、怪诞的联想等,并蓄意打破传统的时空观念,将情节、场景、时序进行大幅度的颠倒跳跃,这使他的小说不仅触及到很多社会问题,而且在表现人们的心理体验和内在本质方面、在创作技巧上都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由于他创作的小说深沉丰富,对战后西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某种批判,对人民赋予了深深同情,因此,受到德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1970年至1974年,他先后担任了西德笔会和国际笔会主席,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进入七十年代后,伯尔仍以旺盛的精力进行写作,又写出了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1974)和《监护》(1979)等。1985年7月上旬，伯尔被送往科隆的一家医院做了一次手术。7月15日手术后回到家。7月16日病逝于科隆的家中。

苏易简

苏易简（公元958—997），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东南)人，他自小聪明颖悟，勤勉好学，气质不凡。父亲苏协是五代时蜀国的进士，与同是蜀人的严储是好友。苏协于广政二十一年(958)参加进士科考试，易简正好出生。苏协为儿子做生日酒，同时庆贺自己进士及第。许多亲朋好友前来赴宴。严储和一个会占卜的人同席，就问他自己什么时候能得中进士。那人先是手捋胡须，微笑不语，接着又说：“我看您哪，先别着急。待日后苏公的儿子中了状元，您也就不远了。”酒席上的客人都笑着说这话讲得无理，但后来严储果真屡试不中。

太平兴国五年(980)，苏易简参加殿试。当时，考生们全都在绞尽脑汁打腹稿。苏易简也不打草，看了题目便笔不停辍写起来。三个题目，几千余言，顷刻就完成了。太宗一看他写的文章立意清新，文笔也美，大为称赏，就把他定为第一甲第一名。而那严储，果真在苏易简榜下进士及第。

那年苏易简刚20岁出头，太宗让他做了监丞，通判升州，后来又改做左赞善大夫。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右拾遗身份知制诰。

雍熙二年(985)，苏易简和贾黄中一同知贡举。那年，朝廷对科举非常重视。为严禁营私舞弊，太宗下诏令，实行“别头试”制度。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必须到另置的考场参加考试。苏易简的妻弟崔范，本来因为父亲逝世没有考试资格，却被应允应试，而且考分又很高。还有个叫王千里的人，是水部员外郎王孚的儿子。苏易简父亲苏协是王孚的门生，王千里也想利用这层关系让易简举荐他。太宗听说了这两件事，不但取消了崔范和王千里的录取资格，还给二人定了罪。又追究苏易简的责任，罢免知制诰。不久复其职。雍熙三年(986)，苏易简升为翰林学士。

这一年，苏易简和宋白一起知贡举。当年，苏易简被推荐为开封府的第一名——解元，宋白是考官。几年后，宋白做了翰林学士，苏易简随后进入翰林院。为感谢宋白当年举荐之恩，苏易简曾做《赠翰林学士宋公》：

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媸妍。

济济俊兼秀，师师麟与鸾。

小子最承知，同辈寻改观。

甲等叨荐名，高飞便凌烟。

遂使拜扆坐，果得超神仙。

迄今才七岁，相接乘华轩。

淳化三年(992)，苏易简再知贡举，接到诏令后，直接进入贡院，以回避请托。从他开始，就建立了锁院制度。锁院，就是在考选期间，考官一旦受命，就锁居贡院，和外界隔离，和家人也不能相见。锁院时间依据考选时间长短而定，有时长达50天。

蜀人何光逢是苏易简父子的好友，当过几任县令，因为受贿被罢官。后来他流落到京城，靠替人参加考试赚取钱财。适逢苏易简掌管考试事务，派人把他赶出考场。何光逢于是写了许多上告信，针砭时政，议论易简。苏易简气愤不过，让人把他抓了起来。何光逢大骂政治黑暗，易简忘恩负义。苏易简依刑律把他处以死刑。杀何光逢并非本意，苏易简一直心怀愧疚，闷闷不乐。母亲薛氏责怪他说：“你杀了父亲的好友，人家怎能不说你忘恩负义呢!”苏易简哽咽着对母亲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这是儿的罪过，儿为此一生都不安。可不这样做，违背法令，您让儿怎能担得起呢。”

就这样，连续7年，苏易简一直知贡举。

苏易简在翰林院期间，很得太宗恩宠。他先做中书舍人，后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虽然没做参知政事，但待遇和参政一样。太宗怕他心中不快，经常对他安抚。一次，赐给他白金3000两后，又下谕旨说：“朕虽没让你做参政，可仍是很珍重爱卿的。”并作诗曰“君臣千载遇”，易简表示“忠孝一生心”。

太宗曾做五言、七言诗各一首，写成楷书、行书、草书三体，让人刻于石，赐给易简。易简续唐代李肇的《翰林志》做《续翰林志》两卷，呈献太宗。太宗再次赐诗表示嘉奖，并在绸缎上挥笔写了“玉堂之署”4个字，让易简装裱起来，做成匾额，置于翰院厅堂之上。过后，苏易简特邀秘书监李至，知制诰柴成务、吕祜之、钱若水、王旦，直秘阁潘慎修，翰林侍书王著，侍读吕文仲等10多人，在翰林院中宴饮庆贺，共同欣赏太宗的神来之笔。太宗听说后，赏赐了丰富的酒菜。李至等人都赋诗吟颂此事，宰相李昉等赠诗易简。苏易简兴之所至，挥笔作《禁林宴会之什》：

雨晴禁署绝纤尘，宴会名贤四海闻。

供职尽居清显地，崇儒同感圣明君。

翩然飞白璇题字，焕若丹青翠琰文。

梓泽笙歌诚外物，兰亭诗酒不同群。

少年已作瀛洲老，他日终棲太华云。

莫怪坐间全不饮，心中和气自醺醺。

苏易简把这些诗作呈给太宗看。太宗对李昉说：“这是儒学兴盛的表现，学士文人的光彩，可以把它整理成册，传于后世。”其后，又把原本赐还易简，让他留做纪念。

淳化三年(992)冬天，朝廷举行大型祭祀活动，苏易简充当礼仪使。扈蒙建议太宗以宣祖升配。苏易简引用唐朝惯例，说服了太宗，以宣祖、太祖同配。

淳化四年八月，太宗草书宋玉《大言赋》赐给易简，易简又比照《大言赋》另做诗赋献上。

一天，苏易简直禁中，用江南徐邈所做欹器注水试验。欹器是一种底尖、肚子大、口小的陶罐，古代多做祭祀之用。它空着的时候，罐体倾斜;灌水到一半，罐体便直立;灌满了水，水罐便翻倒，水全部洒出来。易简正在把玩，有人看见了，不知是什么东西，便密奏皇上。等晚朝过后，太宗召见易简，赐他便坐后，亲自比试欹器。加的水稍多一丁点儿，欹器便倾斜，只有一毫不差，它才凝然不动。所以，试了好长时间，才得以成功。太宗直起酸疼的腰背，长吁了一口气，连连赞叹，说这东西是个神物。易简趁机进谏道：“臣下认为，太阳中天了便会西斜，月亮圆了就会转亏，容器满了自然要倾覆。这就可见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过。物盛则衰啊!愿陛下治理国家也以此欹器为鉴，持盈守成，慎终如始，那样才能强化祖宗留下来的基业，使之和天地共久长啊!”又引经据典讲述孔子名言。原来，孔子当年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此物，看见学生注水试验后，曾经这样叹息：“唉，哪有事物极盛而不满，满而不翻覆的道理啊!”从那以后，欹器便成了体现“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中庸思想的劝戒之器。太宗听到这里，连连点头称是，并说：“这等神物，很配做圣人鉴戒后代的器物。”太宗转念一想，微微含笑，目视易简说：“要是人肚子里头盛酒，也和这欹器一样节制，大概就不会有醉酒的过失了吧!”说得易简满面羞愧地低下了头。第二天上朝，易简便呈上书信表示重谢。太宗亲笔回信表示鼓励，并撰写《欹器铭》，草书《诫酒》、《劝酒》两首诗赐给他。

一次，太宗命令易简给他讲书。讲到《文中子》里杨素遗子喝残粥吃野菜的故事，太宗问：“食物中的珍品是什么呢?”易简答：“臣听说没有绝对的珍品，对口味的就是最好吃的。”停了一下，又说：“我只知道咸菜汁很好吃。”太宗笑问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记得有一天晚上，天气很冷。臣拥着火炉取暖，乘兴痛饮，喝得大醉，朦朦胧胧进入梦乡。醒来的时候已经四更天了。因为酒喝得太多，酒肴太腻，被子又盖得太厚，所以便燥热不安，口渴难熬。当时院中明月朗照，残雪中放着一只腌酱菜的大缸。自己也来不及呼唤僮仆，便披上衣服下炕，走到院里，拂去水缸上的雪，揭开盖子，双手捧起菜汤，连喝数口。又咀嚼菜梗，顿觉鲜美无比。即使凤凰的胸脯，龙做的腊肉，也未必有这么鲜美。臣当时便自认为比仙界的神厨还有见识呢。臣几次想写个《冰壶先生小传》，记载下这件事。这不因为忙乱，还没来得及写呢……”太宗听到这里，忍不住大笑，连连称是。

苏易简在翰林院呆了8年，虽然颇受太宗宠爱，有时甚至一天召见3次，官位却不过翰林学士承旨、给事中。当初，贾黄中、李沆差不多和他同时入朝，李沆比他还要晚，排名本在他下面，二人却都先做了参政。易简虽享受参政一样的馈赠，比别的承旨待遇优厚，但他一直有看法。虽然太宗曾这样解释：“朕所遵循的是祖宗的旧典，凡升迁一般按资历年龄作为先后。本来也打算先用你，但考虑到李沆资历比你要老，所以先用他。等你在宫中呆久了，有了威望，再给你升职。你先别在意。”易简因为母亲已老，过几年恐怕要回乡尽孝，所以急于上进。他曾为此做诗10首，其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犹在丹台望泰阶”的句子。皇上召见他时，他也说些时政过失等等。太宗明白他的意思。不久，李沆等不再连任参加政事，太宗就让易简做了参政。

这年11月，太宗在长春殿犒劳武宁节度使曹彬。按唐、宋旧例，每当将帅出征还朝，皇上便在便殿宴请，当直的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都要陪皇上就坐。宋太祖开宝年间，梁迥是阁门使，他对太祖说：“陛下宴请将帅，我们无功无德，在这里瞎搀和什么?不如不用侍坐了吧。”太祖听了觉得有理，从那便取消了这种做法。这次苏易简奏请皇上说：“依先朝惯例，皇帝御坐丹凤楼，翰林学士承旨等该侍坐在楼的西南角。现在陛下亲临楼中，希望让承旨和枢密一同侍立在御榻旁边。”太宗从之。于是太宗、曹彬坐在主席，易简等陪坐。自此恢复了这种惯例。

苏易简屡次举前朝旧例给太宗听。他做承旨时，太宗对他敬若宾客，亲如至友，每有建议，一定采纳。现在他做了参政，太宗每次见他，却不再有亲如故友的情态了，只是照习惯认真听问政事，对他的建议也不像以前那样上心。这时，苏易简才后悔求进心切，欲速则不达了。

这时候，赵昌言和苏易简一起做参政，共同当政。两人互相敌视，关系很坏，几次争执，都闹到皇上那里。太宗对二人总是各打50大板，让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互相宽容，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嫌隙，收效却甚微。

苏易简母亲薛氏，贤德明达，太宗极为称赏。一次和身边的人闲谈，太宗说：“贾黄中的母亲有贤德，70多岁了还不糊涂。贾黄中终日小心翼翼、谨慎得要死，恐怕得老在他母亲前面。”又对易简说：“你母亲也这样，是个明白人。自古以来，又娴淑又知大礼明大义的妇人真是少见啊!”苏易简做了参政后，太宗在宫里召见其母，赐给她凤冠霞帔，请她上坐，并问：“老人家您用了什么方法教育儿子，才使他这么有出息呢?”薛氏说：“也没什么，不过就是小时候教他些礼貌尊让，做人的道理;待他长大，再教他些诗书六经，辅佐的学问。”太宗听到这些，环顾周围，对身边的人说：“听到没有?这真是孟母啊!没有这样一个母亲，怎能教出这么有才智的儿子来呢!”

苏协做过几届州县行政长官。待易简入翰林以后，他任开封县兵曹参军。为人豪爽不羁，幽默滑稽。后来做京府掾，当时亲王为尹。父子二人每天早上整理好衣衫，戴上官帽一起出门。苏协到亲王府，易简到皇宫中。苏协有一次和别人谈笑，说：“父亲参见皇上的儿子(指亲王)，儿子朝拜亲王的父亲，这事应该倒过来才好呢!”后来，苏协任汝州司户，易简通判苏州。他这样写信给易简：“吾在汝，汝在吴，吾思汝，汝知之乎?”诙谐谈笑如此，一时传为笑谈。苏协死后，被追认为秘书丞。

苏易简外表坦率豪爽，但内有城府，心里爱存事。由知制诰升为翰林学士时，还没满30岁，写出的文章神采飞扬，但不大符合宫廷体例。等到升为承旨，便自我勉励，不只以文采见长，而且论策得当，所用体式符合公文要求了，一时被推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起草公文的范例。

苏易简性嗜酒，爱之成瘾。刚入朝时，上朝那天还不敢多喝，后来便时时呈现半醉状态。太宗草书《劝酒》二诗后，命令他每天对母亲诵读，反省自责，又多次查问遵循情况。他曾节制一段，每当上朝，不敢多喝，但一旦有了闲暇，便抑制不住。再后来，又沉湎不已了。有时，宾客还在朝中等他，他却已经醉倒在家中了。

翰林学士张洎，和易简最不对事。后来，易简被罢了参知政事，由张洎代之。至道元年(995)，苏易简以礼部侍郎身份出知邓州(今河南邓县)。他心情悒郁，常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位知名老僧独处郊外寺院，苏易简常去看他，并赠诗：“憔悴二毛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消极遁世之情溢于言表。又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退位的菩萨难做啊!”迁职陈州(今河南淮阳)后不久，就抑郁而死，年仅39岁。太宗听到这个消息，热泪盈眶，感慨地说：“易简果然因为饮酒而死!”赠挽词，有“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砖上日空长”句。

苏易简旁通释典，知识渊博。所著《文房四谱》、《续翰林志》及其它文集20余卷，可惜没传于后世。他的3个儿子苏宿、苏寿、苏耆，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都封了官职。

聂鲁达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智利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诗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在智利利纳雷斯省的小城帕拉尔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里。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工，母亲是教员。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因崇拜十九世纪捷克著名诗人扬·聂鲁达①而取聂鲁达的笔名，并于1946年依据智利法律正式取名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和诗歌。不满13岁时，已在报上发表文章，14岁时发表诗作。1920年，聂鲁达在特穆哥城赛诗会上获得头等奖，被选为该城学生文学协会主席。1921年，聂鲁达离开偏僻的故乡来到首都圣地亚哥，就读于圣地亚哥师范学院，学习法文。刚进校不久，聂鲁达就开始接触社会，加入首都工人和学生参加的“街垒社”，该组织否认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作用，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群众团体。聂鲁达积极为“街垒社”出版的集子《克拉里达德》写诗，参加诗歌比赛，编辑文学杂志，成为圣地亚哥学生界中的一个活跃人物。

聂鲁达在他的早期创作阶段(1919至1924年)中，主要作品有：《小诗》(1919年);《节日之歌》(1921年)，该诗曾获得智利学生联合会诗歌比赛一等奖;《黄昏》(1923年);《二十首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年)，这是诗人的成名之作。

聂鲁达的诗作颇具特色，它内容新颖，摒弃了袭用的“天鹅”、“侯爵”、“仙女”一类的陈旧题材，而是描写圣地亚哥的自然风光、河流和街道;诗作形式多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比喻生动，声调丰满，别具一格。他的诗作一经发表就引起智利文学家的注视。

聂鲁达在这一阶段的诗作受到鲁本·达里奥①及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具有灰色的主观主义的情调，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幼稚。例如，他的代表作《二十首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就是作者青年时期的一部伤感史。其主题是个人的爱情、女人、痛苦、忧伤和哀愁。1950年，聂鲁达在回顾自己的早期创作时，对上述一类作品予以彻底否定。他说，他在这些诗歌中看到的只是“旧时代痛苦的皱纹”。

大学毕业后，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继续从事诗歌创作活动，因诗歌出众，颇有名望。他于1927年被智利政府任命为外交官员，先后派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任领事，还到过日本、新加坡、印度支那。1933年任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35年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时期，聂鲁达除从事外交活动外，还广泛结交当地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如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倍蒂、吉普赛谣曲的作者加尔西亚·洛尔加等，并深入群众，了解当地下层人民的生活。

从1924至1935年间，聂鲁达在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版了《地球上的居所》(共三集》。比起早期的创作，这时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诗中常常出现劳动群众，并产生了和现实生活有关的形象与联想。不过，作者依然局限于主观体验的狭小圈子里，悲观主义及哀伤的感情依然主宰着他的心灵。在现实生活中，诗人没有展望人类的光明前途，看到的只是痛苦和失败。在他的心且中，整个世界都处在沉沦之中，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任何事物也没有勇敢、快活、骄傲的面容，

一切都好象由露骨的贫困所造成。

地球上的光芒出现了，

不象钟声，倒象泪痕。

到1936年，聂鲁达的政治思想和创作生活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是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那段不平常的经历有关的。这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使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当时担任智利驻西班牙使馆领事的聂鲁达，被围困在马德里。在隆隆的炮声中，他亲眼看到西班牙共产党人及其英雄人民，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和诗友加尔西亚的光荣牺牲;目睹佛朗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轰炸城市，屠杀妇孺。严峻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聂鲁达，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曾这样写道：“我怎么能够静默地观察生活与世界，我必须走向街头去呐喊，直到最后一息。”

在西班牙内战的烽火中，聂鲁达仗义执言，以愤慨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他不仅怒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的凶恶行径，也意识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对正义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

已经一年多了， 自从叛徒们跑来冲撞

这条堤岸。

马德里的血潮使他们胆战心寒。

不管是火，是死，都不能把这座墙壁推翻!

聂鲁达富有战斗激情的诗篇，曾由西班牙共和国东路军事委员会印刷出版，在战士们的手中广泛流传，成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

1937年，聂鲁达从马德里来到巴黎，继续作诗，鼓舞西班牙人民的卫国斗争。由于聂鲁达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智利政府免去了他的领事职务，令其回国。次年，智利共产党等政党联合建立的人民阵线在竞选中获胜。聂鲁达于1939年又抱病重返欧洲，出任智利驻西班牙流亡政府(设在巴黎)的使馆领事。在任职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帮助西班牙流亡政府从法国总理达拉第所设的集中营中，营救出几千名西班牙流亡者，送到智利。

1941至1944年，聂鲁达任智利驻墨西哥领事。当时，苏联人民已开始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聂鲁达以极其担忧的心情注视着苏联人民的斗争，关注着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命运。战争刚爆发，他就发起组织并领导“战时援苏委员会”，从事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宣传活动。他在无线电广播中，在各种集会和会议上发表演说，参加介绍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展览会的组织工作。1942年夏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聂鲁达夜不能寝，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著名的《致斯大林格勒的颂歌》：

夜间，劳动者睡了，醒过来，

把手臂挥到黑暗中去，询问那黎明：

黎明啊，朝阳啊，快要来临的光辉的白日光啊，

告诉我吧，是不是人民的圣洁的手依旧保卫着那光荣的堡垒?

黎明，告诉我吧!

那钢铁是不是依旧喷吐火焰到你的苍穹里?

是不是人们依旧在他们的岗位上，

雷鸣似的大炮依旧在轰响?

聂鲁达这首诗在当时墨西哥人民中影响很大。他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这首诗的当天晚上，墨西哥人民把它“象印战事公报那样印成了大幅招贴”，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张贴了两万张。

《西班牙在我心中》和《斯大林格勒的颂歌》是聂鲁达的代表作，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创作上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1944年，聂鲁达回到智利。次年被选为参议员，获全国文学奖金。7月8日，他加入智利共产党。

1946年，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魏地拉政府上台，聂鲁达开始从事反对魏地拉政府的活动。他给委内瑞拉《国民日报》寄发了致美洲各族人民的公开信，题为《智利民主的危机—新大陆民主的警号》。他在信中指出：“魏地拉的最亲近的帮手是纳粹走狗和军事保皇党的代表，他忠诚地为美国垄断者效劳。”1948年1月6日，聂鲁达最后一次在国会讲坛上作公开演说，对魏地拉政府指责他犯有“叛国罪”进行申辩。他指出：“不，变节的不是人民，人民仍旧忠于他们的民主的、反帝的传统。变节的是总统。”“我被总统控告，正是因为我捍卫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主。”他还写了《伐木者，醒来吧!》等长诗，赞美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精神，声讨美帝国主义奴役、压迫黑人的罪行。聂鲁达坚持反对魏地拉政府的立场，1948年2月被解除参议员职务。次年2月，他为躲避政府通缉，逃离智利，到达墨西哥。

1949年4月，聂鲁达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后，他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同年9月，聂鲁达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美洲大陆保卫和平大会，作了题为《作家的天职》的报告，指出各国进步作家的任务是：“必须给人民指出道路，并和他们一起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聂鲁达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不久，聂鲁达被选进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聘为斯大林和平奖金委员会的委员。

聂鲁达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诗歌创作。1950年，他发表了美洲史诗《美洲之歌》，由墨西哥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在这部内容浩瀚的史诗中，聂鲁达以激越的感情讴歌美洲大陆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美洲人民的英雄历史，颂扬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谴责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的蹂躏。

全诗共分15章，每章都是由数首独立成章并以其内在的共同性联系在一起的诗篇组成，其中以《玛丘-比丘的顶巅》、《无边的海洋》和《我的足迹》三章为中心篇章。全诗围绕着这三章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在《我的足迹》一章里，聂鲁达谈到自己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从童年直到参加革命行列)，以充满深挚的感情歌唱共产党：

你使我和我所不认识的人们团结友爱，

你给我浑身的每个细胞增加了力量，

你把祖国归还给我，宛如我重新诞生，

你给了我在孤独中失去的自由。

《美洲之歌》既是叙事诗，也是抒情诗，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诗体在形式上的统一，是聂鲁达通过《美洲之歌》对拉丁美洲诗歌创作作出的重大贡献。聂鲁达的《美洲之歌》是拉丁美洲国家进步的现实主义诗作的高峰之一。

1951年，聂鲁达到中国访问，代表斯大林和平奖金委员会把奖金授予宋庆龄。会后，他访问了我国许多地方，并写了长诗《向中国致敬》等。诗人以一个贫苦妇女的形象来比喻旧中国，而以一个魁梧的战士来歌颂新中国的诞生：

你的形象再也不是古庙旁的一个贫苦的妇女，

而是一个强壮的为人民所热爱的战士，

一只手握着胜利的武器，

一只手怀抱着一束新月形的谷穗，

许多民族的命运，

寄托在你的肩膀。

1952年8月，智利政府解除了对聂鲁达的通缉令后，聂鲁达又回到了祖国。从这时起直至1969年，他先后担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等职务。作为国际上著名的诗人，他还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足迹遍及欧、亚、美洲许多国家。

1970年，由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等政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在大选中获胜，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聂鲁达被任命智利驻法国大使。

1971年10月，聂鲁达因长期从事进步的社会活动，和他的诗作“复苏了一个大陆命运和梦想”，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六个西班牙语作家和第三个拉丁美洲人。

1972年，聂鲁达辞去驻法大使的职务，11月回国。智利政府和人民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69岁。

除上述提及的诗歌外，聂鲁达的其它作品还有：《愤怒与怨哀》(1939)、《挚爱》(1953)、《葡萄和风》(1954)、《荒诞集》(1958)、《航行与归来》(1959)、《英雄之歌》(1960)、《世界末日》(1969)、《火红的剑》(1970)、《天生我才》(1974)，等等。

笛福

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1660年5月6日—1731年4月24日），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早年的创作以政论、小品文、讽刺诗为主，共写各种体裁的文章一千多篇，内容无所不包，中心思想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专制政体和等级制度，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笛福五十九岁时，写成第一部、也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小说以主人公的传记形式写成，赞美劳动，赞扬人对自然的斗争、不畏艰难的品质和用劳动创造财富的精神，反映了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冒险进取的精神特征。作者以高度的创造精神创造了新的文学体裁。小说语言简洁明晰，朴实无华，引人深思，表达人物感情逼真动人。他善于用真实具体的行动和环境的细节描写来创作冒险故事，开辟了实现主义小说的道路，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而，笛福被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

1660年9月30日丹尼尔·笛福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

1665年伦敦遭瘟疫袭击。后来笛福曾根据以往的印象把这场瘟疫流行的情况写入《瘟疫年纪事》。

1666年9月3日伦敦遭到严重火灾。五十年后，笛福曾对此作了描述。

1674年—1679年进入分离教派牧师查尔斯·莫顿主持的伊顿公学就读，习拉丁文，并对天文、地理、历史及其他科学都产生广泛的兴趣。

　　　　　　　　听到《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的演讲。

1679年从伊顿公学毕业。

1680年与伦敦的斯坦克利夫两兄弟——塞缪尔和詹姆斯合伙经营袜子批发业务和烟酒贸易，去欧洲大陆的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开阔了眼界。

1684年1月1日与一富商的女儿玛丽·塔夫利结婚。

1885年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士公爵发动新教徒叛乱，笛福参加叛军，叛军失败后，笛福幸免于难。

1688年5月詹姆斯屈于政治压力，敦请他的女儿——信奉新教的玛丽归国当王后，把国王的宝座让给玛丽的丈夫——荷兰的执政威廉，称威廉第三。笛福投入威廉第三帐前效力，从事国际贸易。

1692年由于英法战争，笛福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宣告破产。为避免债权人的控告，化名马克·沃特金斯，逃到布里斯托尔。

1697年发表论文《计划论述》等，以一个启蒙主义作家的身分提出改革财政、商业和教育部门的意见，取得国王的欢心。

1700年由丹尼斯·福改称贵族姓氏丹尼斯·笛福。

1701年发表讽刺诗《纯血统的英国人》，驳斥塔钦在一本小册子中对威廉是一名荷兰人的指责，使威廉第三大为高兴，给以重赏，并使他进了威廉第三的顾问班子。

1702年3月8日威廉驾崩，已逝王后的妹妹安妮继承王位。女王热衷于国教，对讽刺过国教政策的笛福大为不满。

1703年1月3日国务大臣诺丁汉伯爵签发了对丹尼尔·笛福的逮捕令。

1703年5月20日笛福请求调停，未成，被逮捕。

1703年7月在伦敦带枷示众。事前他写出名篇《枷刑颂》作为抗议，示众时散发出来，在场者向他投以鲜花花瓣表示敬意，称赞他为信教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1703年11月由于大臣、托利党魁罗伯特·哈利的疏通，得到释放。

1704年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于距智利海岸约五百海里荒岛上遇救，出现记述他被遗弃后四年多的生活的游记和特写，成为笛福后来创作小说《鲁滨孙飘流记》的根据。

1704年2月19日在哈利授意下，笛福办《法兰西与全欧政事评论》报，并为该报大量撰稿，对社会舆论起很大作用。该报成为英国报刊之始祖，笛福成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和十八世纪英国政论文学的奠基人。

1706年奉政府之命前往爱丁堡执行策划苏格兰归并英国的秘密使命。

1712年罗吉斯写《环球巡航记》，记述了塞尔柯克的荒岛经历。

1713年4月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自己言论的大胆，两次入狱。

1713年12月理查德·斯梯尔会见塞尔柯克后，在他自己主办的期刊《英国人》第二十六期上发表了关于塞尔柯克历险的特写。

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驾崩。

　　　　　　　笛福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遭到逮捕，但不久就被交保释放。

1714年9月18日乔治一世正式登基。赞许新政，笛福继续办报。

1719年4月笛福以塞尔柯克飘流荒岛的题材虚构成故事出版，书名为《约克郡的水手鲁滨孙·克鲁孛的生平和奇遇》，深得中、下层读者的欢迎。同年又出版续集——《鲁滨孙历险记》。

1720年出版《鲁滨孙沉思集》。

　　　　发表小说《辛格尔顿船长》。

1722年出版小说《摩尔·佛兰德斯》、《杰克上校》和《瘟疫年纪事》。

1724年出版小说《罗克萨娜》和《骑士回忆录》。后者及《瘟疫年纪事》开了历史小说的先河。

1729年9月10日病重。

1731年4月24日贫病交加而死。

蚩尤

蚩尤(? ——?)是传说中九黎族首领，其生卒年和在位年代均不可考，在涿鹿大战中被杀死，死后为战神、为兵主，天上有星叫蚩尤旗。葬地在山东东平县。庙号蚩尤祠。蚩尤及其部族的活动中心在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据说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个个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常兴兵作乱。黄帝联合炎帝出师征讨，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南)之野。他战时能作大雾，后黄帝发明了指南车，才把他战败擒杀。

蚩尤属于蛮族，是蛮族帝王中最杰出的一个。古书称他为“天子”、“九黎之君”。蛮族又叫“三苗”、“有苗”、“苗蛮”或“南蛮”，居住在我国南部的江汉流域(包括长江中下游大部)。“九黎”族是蛮族中最强大的一支。蚩尤是其首领。有兄弟81人，即81个氏族酋长。九黎族是最早进入中原地区的民族。有人说九黎族与东夷关系密切，其根据如下：第一，蚩尤居住的地方是少昊的原居地，即山东的西南部，蚩尤族盘据山东，与黄河南岸的炎帝集团相对峙，炎帝势力向黄河下游发展，势必与蚩尤发生冲突。炎帝联合黄帝杀掉蚩尤后，让少昊氏清治理蚩尤氏原来领导的人民，黄帝这样的办法是同后来周武王杀了商纣又立武庚或微子同类的。战胜者不同战败部落的贤能携手合作，是无法与战败部落继续相处的。少皞既然属于东夷，蚩尤必然与东夷关系密切。第二，蚩尤冢在今山东东平县。据说高七丈，有赤气出，如一匹绛色的丝带，当地人称之为“蚩尤旗”。这个坟墓很可能是真的。因为蚩尤历来受到唾骂，他的祠堂和坟墓不见得有人去附会，关于他的传说在山东地区是如此显赫，说明蚩尤族与东夷的居地山东有很深厚的联系。第三，古代的山西有黎国和黎氏族，今山西有黎城，汉朝时河南有黎阳县(今河南濬县境)，山东有黎县(今山东郓城县西境)，这些地区很可能是古代“九黎”的活动区域，由此可推及九黎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带。蚩尤为九黎的酋长，所以败死以后就葬在它的属地的东境，根据九黎的属地可知它与东夷的关系密切。第四、古籍说，黄帝在涿鹿之战中，除了斩杀蚩尤外，还杀了蚩尤的同盟军——太皞和少皞二族的酋长。太皞和少皞乃东夷部落，既与蚩尤在同一战线上作战，更加证明蚩尤族曾依傍东夷。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蚩尤族原属南方蛮族，北上中原后，与九夷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共生是两个以上氏族的亲近共存，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生态槽。共生关系没有形成嵌合体，嵌合体指在同一个生态槽里共存，共生更不是两个民族的融合，九黎族始终保持着南方民族的特色，失败后逃往南方，成为三苗的祖先。它没有和夷族融合。两个共生的氏族，其关系既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敌对的。民族间的杂交可能发生，但不是必然的。文化的交流有时是频繁的。有时是微弱的，这一切都依附于进行接触的诸民族的热情张力水平的差距的大小。共生关系使进行接触的民族一旦有需要，就可能把力量汇合起来，正因为如此，当蚩尤与黄帝在涿鹿作战时，九夷中的两皞族也派兵帮助蚩尤战斗。

古籍对蚩尤的记述也多有怪异之辞，将他形容得好象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等等。古时所造蚩尤之像，其状都为兽形，这是后人对他的丑化，蚩尤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外貌应该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中国自古以来的习俗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贼”。黄帝是胜利者，所以在史家和艺术家笔下，黄帝戴着帝王的冠冕，身穿象征土地之色的黄色衣裳，为万世帝王的楷模，而蚩尤则被丑化成贪虐者的典型，形状象吃人的饕餮，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往往有蚩尤像、形状象野兽。有些民间传说中还说蚩尤尽吃人们的小孩。孔子也说：“蚩尤、庶人之贪者”。《尚书·吕刑》中也备言蚩尤之暴虐，说蚩尤以五种酷刑逼九黎人服从，五种酷刑是什么?即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杀头、刺人颜面等。这些刑罚古来就有，并非蚩尤一人独创。古代史家对蚩尤的丑化，今人不能全信，蚩尤的狰狞可怕的形象也与秦汉间的“蚩尤戏”有关。“蚩尤戏”是一种民间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一人扮演蚩尤，一人扮演黄帝，二人头上都戴有牛角，以角相抵戏。到了汉代，这种游戏又名角抵戏，以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为本，总是黄帝胜，蚩尤败。但扮演蚩尤的演员的化装形相，肯定要比扮演黄帝的丑陋很多。

蚩尤“铜头铁额”之说，乃后代人按古代战将的头盔描绘。春秋以前历史上本未用铁，史事传说自然也不会有“铜铁”并言之例，因此“铜头铁额”纯属后人凭想像杜撰。

黄帝与蚩尤的斗争是古代文献中描述的原始社会末期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战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时期，有很长的时间，并没有出现战争，只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才逐渐出现了战争。战争出现后，它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尤其在即将进入阶级社会的时期。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次数也十分频繁。

原始社会末期，黄河流域散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传说当时有“万国”之多。这里所说的“国”，实际上就是部落。在原始社会的早期，这些部落互不接触：“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人民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没有争斗，“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到了末期，部落间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有些部落专门靠掠夺别的部落为生，“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强大的部落吞并弱小的部落，有的部落壮大起来了，但部落的数量越来越少。最后剩下三大部落集团：黄河北岸的黄帝集团，黄河南岸的炎帝集团，居在少皞故地的蚩尤集团。这三个集团的关系大约和平相处为常态，战争状态都是暂时的。但是常态不容易引起人的注意。所以没有留下来什么传说。现在我们知道的它们的最古关系是战争，特别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是原始社会末期一场最残酷的战斗，持续时间很长，牺牲的人很多，达到了血流漂杵、流血百里的程度，在古代人类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对后世也有深刻的影响。诸子百家言黄帝史事之中，对这次战争都有记述和解释。

古籍中往往将涿鹿之战的原因归结为蚩尤性贪，好兵喜乱，诛杀无道。这都是战胜者指责战败者之词，有很大的片面性。上文已提到，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原始公社制末期的私有制的产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剩余产品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这种社会财富则直接地刺激了人们的强烈占有欲，有些部落专门掠夺其他部落的财富，在他们看来，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是更荣誉的事情，而有些部落则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财富，反击他人的掠夺。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就形成了最初的氏族战争，黄帝战蚩尤是氏族间因掠夺财物而引起的战争的升级，它最终导致国家制度的建立，这次战争事实上是我国国土上国家最初形貌建立之前的一个奠基礼。自此之后，我国逐渐进入文明时代。

蚩尤族似乎是一个好掠夺的氏族。因为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用铜制造的刀、戟、大弩等，掠夺炎帝族。炎帝族本住在今河南北部，是个定居的农耕民族，武力不强，无法抵御蚩尤的进攻，狼狈北窜，疆土全失，向黄河北岸的黄帝族求救。炎、黄二支都来自陕甘一带黄土高原，乃是兄弟民族，黄帝族自然有援救炎帝族的职责，但黄帝的姬姓国偏于北方，沿中条山及太行山脚发展，最远或已到燕山以北，今涿鹿一带，蚩尤未对其构成直接威胁，直接威胁黄帝族疆土的是北方的荤粥，所以有“黄帝北逐荤粥”之说。可能这时候黄帝族也感觉到“唇亡齿寒”的苦痛，同时也有挥师南向夺取黄河南岸农村土地的愿望。这是派兵帮助炎帝恢复失地，这样一来，蚩尤与炎帝的战争变成了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战争的初期，蚩尤族凭借铜造的兵器，经常取得胜利，蚩尤的武士深入黄帝族的领地。最后，两族军队在涿鹿附近举行决战。

蚩尤是一方的天子，因此有神仙风伯、雨师来帮助他作战。蚩尤的同盟军还有九夷太皞族、少皞的武士，以及南方的夸父族、灵恝族的队伍，太皞姓风，风伯乃此族的图腾神，奉太皞之命令来帮助蚩尤。但黄帝族有更厉害的天神相助，这就是西王母派来的九天玄女和天神应龙。黄帝本来想使“应龙畜水”来淹没蚩尤所领导的军队，可是他不晓得蚩尤也有很大的神通，能使风伯和雨师作出来大风雨。黄帝没有办法，只能又从天上请下来一位很危险的神祗女魃，仗着她的神通，才能阻止住风雨，打了胜仗，可是，黄帝讨伐蚩尤后，对这位危险的魃，不知如何发落，他只能把她从天上招下来，却无法把她再送上天去，于是魃所住的地方总闹亢旱。这样就惊动另一位人神叫作叔均的又去给天帝说，把这位危险的魃放到赤水的北边，中原的沃土才能免去长期亢旱的威胁;叔均因为有这样的功绩，才被奉为农神，田祖。赤水发源于青海高原，赤水北就是今日河西走廊北的大沙漠。那些地方终年不落雨。

传说蚩尤会造云雾。他收集纯阴之物，炼成一物，名雾母，能舒能卷，又名雾幙，此物展开，弥漫天地，对面不能见人，此物卷起，则渐复清明。涿鹿决战那天，蚩尤将雾母展开，造起漫天大雾，白昼昏如长夜，漫不见日，数步之内，如隔重山，黄帝的军士混乱，陷入蚩尤的重围。幸亏黄帝的相臣风后赶急造出一辆指南车，靠了指南车的引导，黄帝的军队才冲出大雾重围。蚩尤会作云雾乃后人臆造，但根据以上传说，可推测黄帝战蚩尤时间是夏季，因而有可能遇上时而大雾弥漫、时而狂风暴雨、接着又炎热难当的天气。

黄帝战胜蚩尤后，在西泰山(即今山东泰山)会合天下诸侯，这时黄帝的仪仗队十分烜赫。有蚩尤族的力士居前开道，风伯族的酋长扫除道路上的尘埃，雨师族的酋长给道路洒水。战败者理所应当为战胜者服务。

但蚩尤是个失败的英雄，他率领其氏族与黄帝作战，在初期曾取得很多胜利，他还善于制造锐利兵器，发明了不少兵杖，后人为他立祠，奉立为战神。据说，黄帝征服蚩尤部族后，四方如有谁生事作乱，他就命画师图画蚩尤的形象，作为一种威慑的力量传送四面八方。由此可见，蚩尤生前的威名是如何烜赫! 华夏民族对蚩尤的祭典一直保存了很长的时间，春秋和战国的时代，蚩尤和黄帝都是战神。秦朝祀东方八神将。第三位神将就是兵主蚩尤。汉代立蚩尤祠于长安，长年祭祀，以后各代凡出师祭旗(叫作“禡牙”)时，或祭黄帝，或祭蚩尤。如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征河东，出京前一日，用少牢一祭蚩尤。古代星相学家还说天上有一种星宿，叫做“蚩尤之旗”。大约因为他只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还不能同傅说等一样，成为一个恒星的名字，却只成为妖星，蚩尤之旗是像慧星和孛星一样的不常见的星。这样的妖星一旦出现在天空，必有刀兵之灾，王者必征伐四方，这种妖星或象簸箕，或象战旗，上面呈黄色，下面呈白色，可长二丈，末尾有一颗星。蚩尤旗还表示一种气象，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即为蚩尤旗，预示将有反常的天气出现。最近历史学家在河北涿鹿开学术会，一致认为蚩尤应与炎帝、黄帝并列，都是华夏族的祖先。

蚩尤战败后，黎族一部分被迫徙居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被炎黄族俘获，论为奴隶，称为“黎民”，到西周还留有“黎民”的名称。黎国在今山西的黎城，潞城、长治、壶关各县境内，乃黎族后人所建，这个氏族国家至少存在了一千多年。国都在今长治县西南三十里黎侯岭下，后来徙于今黎城县地。殷商时黎国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诸侯国。周文王曾征讨黎国，周武王曾封帝尧之后于黎。春秋时，黎国为赤狄潞氏所灭。公元前594年，晋景公灭掉了潞氏，一度恢复了黎国。

古代，“黎民”和“百姓”是有区别的。炎黄族的子孙称为“百姓”，如黄帝有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当时的“百姓”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总称。必须王公子弟才能赐姓。而九黎族战败后被俘获者则称为“黎民”，黎民即奴隶。他们没有家室，也无姓氏，并被刺瞎一目作为特有的标记。他们甚至可以被奴隶主用作人牲，杀死以祭神或殉葬。

九黎族逃到南方后融入三苗族中，尧舜时代，三苗族仍旧是华夏族劲敌。夏禹统治时，大举对三苗进攻。三苗打了个大败仗，以后就逐渐衰亡了，自夏朝以后，华夏族的外患，主要在北方，南方再没有强敌了。

黄公望

黄公望（1269年9月12日—1354年11月10日），元代画家。自称浙东平阳人。一名坚,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或号大痴哥。他很推崇顾恺之,尤为赞赏顾的三绝之一的“痴绝”,在《顾恺之秋江晴嶂图》序中说:“至于痴,亦由资禀之高,好奇耽僻,不欲与世同。”由此可知,他自号大痴有愤世嫉俗的寓意。本姓陆,世居平江常熟(今属江苏),少丧父母,贫无依,嗣永嘉黄氏,遂迁富春(今属浙江)。幼有神童之称,经史九流无不通晓。至元中,浙江廉访使徐琰辟为书吏,一日著道士服,持文书白事,琐怪而问之,即弃去。延祐中游京师,为御史台察院掾,忤权豪下狱,得出,遂不复仕,黄冠野服,寓居松江,往来钱塘、吴中。至正十四年(1354)卒,年八十六。他博极群书,尤通音律图讳之学,擅长山水画,师法董源、巨然,晚变其法,自成一家,与王蒙、倪瓒、吴镇为元末画坛四大家。他有时整日在荒山乱石树丛中坐,或于江河入海处看激流轰浪,即使风雨突至也不顾。杨维桢说他“诗宗晚唐”,其诗多为题画之作,他以画家兼诗人的眼光题画,所以诗中既有清晰的画面形象,又有引人遐思的神韵,是有声之画,如《王摩诘春溪捕鱼图》、《王晋卿万壑松云图》、《为袁清容长幅》等。诗多有飘逸、飞动而空灵的意趣,远离尘嚣,远离社会。即使《西湖竹枝歌》这种民歌体作品,情调也与题画诗相类似,如“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沧波无处寻”,那位船家女就如一位女隐士。这种诗风与他的为人有一定关系,杨维桢说他“其据梧隐几,若忘身世,盖游方之外,非世俗所能知也”(《西湖竹枝集》),如此人当然也就写如此诗了。另存散曲小令[仙吕醉中天]《李嵩髑髅纨扇》一首。有《大痴道人集》一卷及《山水诀》一卷。生平事迹见《录鬼簿》下、《两浙名贤录》卷四四、《元诗选·初集》小传,《新元史》卷二三八、《元曲家考略》。

拉·封丹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年7月7日-1695年4月13日），法国17世纪诗人。生于香槟地区湖泊森林管理员之家。幼年在农村度过。1646年到巴律研习法律,获最高法院律师职称。1652年开始继任父职。1652-1671年间他从巴黎定期回乡处理公务,踪迹遍及故乡的树林。他经常狩猎、钓鱼,同时进行思考、写作。他是同时期诗人中惟一长期受乡间生活影响的诗人,这对他创作寓言——动物喜剧的成功有决定性影响,并且史家们都指出了这一点。1659年,经妻子的叔父介绍,他认识了财政总监富凯,并得到了富凯的资助,他在富凯组织的诗社里写了许多诗。1660年,他结识了莫里哀、布瓦洛和拉辛。他一直得到富有人家的经济支持。1665-1675年间他不断发表“短篇故事诗”。1668年,他出版首批六本《寓言诗选》收寓言诗125首。1673-1693年一直是拉·萨伯利埃夫人文学沙龙的座上客。其间又出版了两本《短篇故事诗》 (1671-1694) 和第二批五本《寓言诗选》(1678-1679)收寓言诗100首。他一生写过戏剧、小说、歌剧、神话诗、宗教诗、书简诗、科学诗,但以寓言诗成就殊巨。到1694年出版了第12本寓言集。

他的寓言多取材于伊索寓言、希腊费德鲁斯寓言和印度的《五卷书》寓言,“几乎涉猎了所有古今寓言家、寓言收集家、寓言改写家和翻译家的作品”(英国翻译家詹姆士·迈切语)。这些寓言以17世纪的法国封建社会为背景,多以动物为主人公,塑造了各阶层人物的性格。他在前人寓言基础上创造的寓言,要更显优美、慧颖,因而可以说先人的寓言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更受世人重视了。

1621年7月8日 让·德·拉封丹生于法国埃纳省的夏托——蒂埃里镇。

1630年—1640年 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对大自然发生兴趣。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并对神学有所了解。

1641年4月 到巴黎的一个天主教会——奥拉托会研究神学。

1642年10月 返回故乡。

1645年 到巴黎学法律。结识一些作家和有人文主义倾向的知识界人士。

1647年 修业期满,获得巴黎最高法院律师头衔。

　　　与年仅十四岁的玛丽·埃里卡尔结婚。不久又 因感情不合而分居。

　　　弃职回乡。

1652年3月 任水泽森林管理官。

　　　大量阅读中世纪小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 作品及十七世纪法国的艳情小说。与一些名作家、画家、雕塑家与音乐家频繁来往。

1654年8月 发表第一部作品《宦官》,开始创作生涯。

1657年 向财政总监富凯献诗,毛遂自荐,但无结果。

1658年3月 父亲病故,由他继承夏托—蒂埃里公爵领地水泽森林管理人员职务。但他放弃此职,到巴 黎,再向富凯献诗《阿多尼斯》。富凯赐给他一份年金。

1658年—1660年 写许多田园诗、爱情诗、回旋诗、颂歌和诗歌与散文相穿插的《沃堡之梦》

1661年9月5日 富凯因营私舞弊被路易十四逮捕入狱,拉封丹失掉年金。写《哀沃堡的森林女神》,投诗国王,为富凯说情。

1663年 写《国王颂》,再次投诗国王,为富凯说情。

1663年8月 因得罪朝廷,随被流放的叔叔雅纳尔出奔利穆赞。

1664年1月 获得出版《故事诗》的许可。

1664年8月 投奔到卢森堡王宫,作路易十三之弟的遗孀——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侍从,并受到布荣公爵 夫人的保护。

　　　结识莫里哀、拉辛、波瓦洛等戏剧家和文艺批 评家。

1664年12月 包括两个故事的《故事集》第一集出版。

1665年1月 包括六个故事的《故事集》第二集出版。

1667年 开始写《寓言诗》。

1668年3月 包括一到六卷的《寓言诗》第一集出版,引起极大的反响。

1669年 出版韵文小说《普西赫与丘比德的爱情》。

　　　包括七到十一卷的《寓言诗》第二集出版。

1670年 写出几首新的寓言诗。

1671年 《故事诗》第三集出版。

　　　卖掉水泽管理员职务。

1672年2月 奥尔良公爵夫人逝世,拉封丹失去经济来源,为一位银行家的妻子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 所收留。

1673年 发表宗教诗《圣马尔克被俘》。

1674年 发表歌剧脚本《月桂女神》及《拉封丹新编故事诗》。

1675年 发表歌剧脚本《佛罗伦萨人》。

1682年 发表科学诗《金鸡纳霜》。

1683年11月15日 获得加入法兰西学士院的多数票,但因他于一六七四年发表的《拉封丹新编故事诗》未获得出版特许而被路易十四否决。

1684年4月 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1687年 发表诗歌《致于埃》。

1691年 发表诗剧《正义女神》。

1692年年末 身染重病。

1693年1月6日 保护人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病故,他生活受到威胁。

1693年2月12日 向教会妥协。为《故事诗》当众认罪,请求宽宥。

1693年9月1日 发表最后一卷《寓言诗》,题献勃艮第公爵。

1695年2月9日 在街上昏倒。

1695年4月13日 逝世。

邹容

邹容（1885年—1905年），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容。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拥有巨资的富商。

1891年，刚满六岁的邹容进私塾读书。十二岁参加县里的童生考试，因主考官出生僻题目刁难考生，他非常气愤，用拒考进行反抗。1898年，在重庆跟日本人学习英、日语，获得机会阅读资产阶级的书报，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吸收新的思想，打开了眼界。

同年6月开始的戊戌变法，使邹容大为激动，他很同情维新派。在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增长了民主要求，开阔了政治视野。同年9月，变法失败，邹容悲愤异常，对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革新志士谭嗣同特别敬仰，常悬其遗像于座侧，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自勉。这首诗，虽然设有摆脱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但鲜明地表达了邹容对新旧事物的爱憎，和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坚强意志。

从此，少年的邹容便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宣布：“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提出了“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的疑问，勇敢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度。他在重庆吕翼文主办的经学书院学习期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因而被吕翼文开除。此后，他更加鄙弃“旧学”，一心向往“新学”。

1901年夏，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日学生考试，被录取。由于邹容敢于接受新思潮，主张革新，清四川总督奎俊竟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在留学生临出国前宣布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

邹容被开除后，毫不气馁，更加坚定了到外国去追求新知识的决心。他于同年9月，到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准备自费到日本留学。在广方言馆学习期间，他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看到祖国大好河山沦落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同学中某些人却只知升官发财、对祖国的安危无动于衷，他极为愤慨，曾书写别人的诗，借以述怀：“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把自己的悲痛和愤懑寄托在书录的诗句里面，深重的民族灾难激励着他更加发奋努力。

邹容在争取自费留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亲族的种种阻挠，他舅父刘华廷以谭嗣同被害为例相恫吓，并以“将英文读好”，“吃着不尽”(意即当买办)相诱惑，要他放弃留学。邹容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坚定意志，他认为刘是“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总总谬论，不堪入耳”，并果断地表示：“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他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踏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1902年春，邹容离开沉闷的广方言馆，到了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他结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又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的书籍，进一步提高了革命民主思想从而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运动。1903年的春节，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团拜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人们反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此后，凡留日学生开会，他每会必到，到必争先演说，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反对清朝封建腐朽统治的最年轻的激进分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觉悟，他还参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美国独立的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情况，开始着手编写鼓动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当时，清朝政府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在日本破坏留学界的革命活动，迫害留学生，作恶多端，民愤甚大。1903年3月，邹容乘姚生活腐化激起众怒的时机，偕同几个留学生痛殴姚文甫，并称欲取其头，以惩其恶。吓得姚魂不附体磕头求饶，哀乞宽大，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辫。”将其辫发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并在其旁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事后，姚文甫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准备对邹加以谋害，他在友人劝阻下离日回国。

这一年4月中旬，邹容回到了上海，住在“爱国学社”，和章炳麟建立了友谊。邹容的志气和才能得到章的赏识，被亲昵地称为“小弟”。在章炳麟的帮助和影响下，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1903年4月27日，他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上，就反对沙皇俄国对我东北三省的侵略问题发表议论，犀利激昂，滔滔不绝，深获与会爱国者的好评，许多学生纷纷要求入会。

也就在这个月，他奋笔疾书，续写旧稿，完成了富有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全书约有两万言，分做七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革命诸问题。序末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章炳麟为它写序，称它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这本书由几个革命党人集资，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

邹容在这本充满着爱国热情的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明白流畅、痛快淋漓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指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邹容在这本书中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学习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跟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并“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在这本书中主要宣扬的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在当时，这种与改良主义针锋相对的革命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弦，武装了革命者，成为激发广大人民走向革命的“教科书”。《革命军》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它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一书问世惊惶万分，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作者邹容和作序人章炳麟“劝动天下造反”，“尤非拿办不可”。1903年6月，因《革命军》而引起的所谓“苏报案”事件发生。同月30日章炳麟被捕，邹容不愿让章一人承担责任，愤然于7月1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会审法庭上，慷慨陈词，坚强不屈，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无理地对他宣判“永远监禁”，在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下，1904年5月又宣布改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邹容在帝国主义的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提篮桥狱中。由友人刘季平葬于上海华泾黄叶楼，时年方二十岁。“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8]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狱中，犹念念不忘革命事业的成败。临终之前，他在《绝命词》中，渴望的仍然是“愿力能生千猛士”，埋葬清王朝。

邹容死后，人们哀为“国殇”，很多人悼念他。《革命军》一书的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风行国内外，各地纷纷翻印，印数达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表彰他的革命功勋。生前的“马前卒”，死后的“大将军”，概括了邹容的革命历史，也是《革命军》的历史。其著作编为《邹容文集》。

阿索林

阿索林，西班牙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本名何塞·奥古斯托·特立尼达·马丁内斯·鲁伊斯（José Augusto Trinidad Martínez Ruiz，以其笔名Azorín （西班牙语发音： [aθoˈɾin]；1873年6月8日-1967年3月2日）。西班牙作家。曾经攻读法律,1896年开始写作,是“189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07～1919年间五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4年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内战时期侨居法国,对敌对的双方持中立主义立场。1910年以前,在创作中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无政府主义批判态度,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描写主人公瞬息即逝的生活印象,如《意志》(1902)、《安东尼奥·阿索林》(1909)、《小哲学家的自白》(1904)等。后期放弃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转向保守主义立场,艺术上遵循超现实主义原则,如长篇小说《堂璜》(1922)、《堂娜·伊内斯》(1925)、《蓝中的白色》(1929)等。阿索林也是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写有《堂吉诃德的道路》(1905)、《西班牙》(1909)、《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1913)、《塞万提斯们允许》(1948)等著作。方法论是唯心主义的,但对西班牙文学的分析不乏真知灼见。1967年3月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去世，享年93岁。

海克尔

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1834年2月16日－1919年8月9日），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生于德国波茨坦。早年在柏林、维尔茨堡和维也纳学医,著名学者缪勒(J.Muller,1801～1858)、克里克尔(R.A.vonKolliker,1817～1905)和R·微尔和都当过他的老师。1857年以《论甲壳动物的组织》专著获得博士学位。1858年通过国家医学考试后在耶拿动物研究所工作。1859～1860年到意大利作考察旅行,着重研究了放射虫。1862年任耶拿大学编外教授,1865年转为正式教授,直至1919年逝世。 1860年,海克尔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就对进化论深信不疑,不但成了在德国宣传和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者,而且把进化观点推广开来,建立“一元论哲学”,推进了反基督教的活动。他的一元论认为,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某种“一元物”发育进化的结果。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以进化的观点阐明生物的形态结构,并以“系统树”的形式,表示出各类动物的进化历程和亲缘关系。他通过讲课、演讲、写文章等种种方式竭力宣传进化论;1868年还出版了科普著作《自然创造史》。他把生命起源和人类演变也纳入进化体系之中,在1874年出版的《人类发生或人的发展史》一书中提出“生物发生律”。认为“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短暂而迅速的重演”;指出“生命是由无机物即死的材料产生的”、“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就像猿猴是由低等哺乳动物进化来一样”。1877年,在慕尼黑举行的第50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海克尔批评了他的老师微尔和关于禁止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的错误主张,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1899年,出版了《宇宙之谜》一书,书中不但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生物进化论作了清晰的叙述,而且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对宇宙、地球、生命、物种、人类及其意识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力求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事实,为人们勾画出一幅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1906年,他创立了“一元论者协会”,继续同宗教和蒙昧进行斗争。但他的社会历史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规律搬到社会领域,这是错误的。他早年到过许多地方进行科学考察,发现了144个放射虫的新种,对近4000种的海洋动物作了描述或归类,写出了 《放射虫》一书,并对 “生态学”(ecology) 和 “生物分布学”(chorology) 等名词下过明确的定义。

李杲

李杲[gǎo] （1180年-1251）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字明之，号东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二十岁时，母死庸医之手，遂立志学医。闻张元素以医名天下，“损千金从之学”，经数年，尽得其位。他在张元素脏腑议病的启示下，深刻地研讨了《内经》、《难经》等医学精典，创立了重视调理脾胃的补土理论。其主要著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伤寒会要》、《用药法相》等。他独创性的见解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其中心思想是：“元气”是人的生命与力量之本，元气充足与否决定了人体健康与疾病，而脾胃则能为元气提供能量“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如果“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之所由生也。”(李杲《脾胃论》卷上)。他认为造成脾胃内伤的主因有三条：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精神刺激。三种因素，错综交织，而精神因素常常起先导作用。治疗上采用了一套升举中气的治疗方剂。认为“过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古今异轨之说，使用药方法为之一变。李杲的理论产生于宋、金、元战乱不止的年代，频繁的社会动乱，使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疾疫丛生，痛苦不堪，其精神压抑是致病的主要因素。李杲本人就是患脾胃久衰之症，长期受其折磨，深知其病因、治法。所以补土派的理论及实践是那个时代残酷现实的产物，在医学理论上有重要进步意义。其缺陷是：重胃阳，轻胃阴;重脾胃与肺肾的关系，轻脾胃与心肝的关系。这有失偏颇。李杲还以善治伤寒、痈疽、眼目为专长。他的学说为后代继承发扬。

蔡渊

蔡渊(1156—1236),字伯静，号节斋，南宋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蔡元定长子。元定谪道州时，渊奉母家居，隐居不仕，黄榦、廖德明、张洽、万人杰、陈孔硕等从之游，包扬、陈文蔚、潘柄、李方子皆执经以质其学。端平三年卒，年八十一。力学不仕,精于《易》,训解多阐明义理。因从学于朱熹,故其论易理本于朱熹说,是对朱熹学的阐发。然其论数,则本其父西山家学。其说不废互体,与朱熹之说颇异。于师说能通其变而酌其平。杂论卦爻十翼象数,对《易传》中的术语、范畴、占筮体侧目而视等,作了简要的解释。著有《古易协韵》、《大传易说》、《象数馀论》、《太极通旨》、《化原闻辨》、《中庸通旨》、《大学思问》、《论孟思问》、《诗思问》、《节斋吟稿》等，已佚。今存《周易卦爻经传训解》、《易象意言》，及辑本《节斋公集》一卷，收入《蔡氏九儒书》。《全宋诗》卷二七二九录其诗四首。其文收入《全宋文》卷六六四八。事迹见《节斋公集》附录王遂《节斋先生墓志铭》。

李纲

李纲(公元1083—1140年)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积官至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京城大水，上疏言事，贬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宣和七年为太常少卿。金兵南下，李纲反对议和、迁都，坚持抗战。宋钦宗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与金人交战互有胜负，宰相及谏官妄报宋军为敌所歼，李纲被撤职。太学生陈东等与都人数万伏阙要求恢复李纲官职，再任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史。金兵退出开封，李纲奉命往援太原，中途诏下，减罢所起之兵，李纲力争不得，辞职，调任扬州。因援救太原宋军败回，主和派劾李纲丧师费财，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上疏分辩，再谪宁江。建炎元年(1127)春，行至长沙，得诏书任命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遂起兵北上勤王。时徽钦2帝已被金兵俘去，宋高宗即位商邱，任李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论张邦昌僭逆及伪官应依等定罪。又荐张所、傅亮、宗泽在河东、河北、开封组织抗金力量。李纲任职75天，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言官诬李纲弟李纶以家资犒叛军。建炎二年冬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安置万安军。次年达琼州，诏下可任便居住，遂回邵武。绍兴二年(1132)任观文殿学士、充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扫平地方割据势力。后又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知洪州。绍兴九年，再任荆湖南路安抚大使，辞不赴任。卒于家，赠太师，谥忠定。

李纲坚持抗金，遭贬3次，其所为文，光明正大，诗多记其行踪。咏物诗《病牛》，语虽平易，意境高远。《建炎行》叙述为相去就之迹。《恭被诏书褒赠陈公少阳忠义痛感有作》挚情哀悼，非同一般。词有〔六幺令〕(长江千里)流露出忧国伤怀的思想和感慨。〔苏武令〕(塞上风高)声调凄楚，绍兴初盛传都下，抒写2帝被俘的哀伤和要率军北伐、扫平敌寇的决心，颇为感人。有《李忠定公集》180卷传世。黄登《梁溪集》跋说：“其建议切而当，其表奏实而忠。制诰之文宏而温，讽谕之辞婉而辨。赋如《拟骚》，有正洁耿介之义，诗如《和陶》，得冲淡高远之风。至其感时托兴，使人有慷慨涕滂之意。箴铭序赞，体制雅健，莫不悉有典则。”著有《易传》内篇10卷、外篇12卷，《论语详说》十卷，还著有《靖康传信录》、《建炎时政记》等，辑有《梁溪集》。

孔多塞

马里埃·让·安托万·孔多塞(Marie-Jean-Antoine-Nicolas-Caritat-Condorcet,1743—179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是最先将概率计算应用于选举和一般社会现象分析的人。

孔多塞1743年9月17日生于皮卡底地区的里伯蒙,父亲是侯爵、骑兵上尉,母亲是虔诚的耶稣教徒。孔多塞四岁时丧父,11岁时,叔父把他送到兰斯的耶稣会学院受教育,15岁进入巴黎纳瓦尔学院攻读数学。在第一学年,他就撰写出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引起了大数学家克莱罗(A·C·Clairaut,1713—1765)、达朗贝尔(J · D’ Alembert,1717—1783)、方丹(A · Fontaine desBertins,1715—1771)和拉格朗日(Joseph L·Lagrange,1736—1813)等的注意,对他进行了测验,并祝贺他为“未来的科学院同事”。这种赞扬和鼓励,导致孔多塞把自己献给了科学研究。在纳瓦尔学院结业后,孔多塞于1765年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了他的《试论积分学》论文,经达朗贝尔和贝祖(Etienne Bezout,1730—1783)考查,对论文极为赞赏,说他的方法绝大部分是创新的,思想精深。其后,孔多塞在一段时期中把注意力转向了天文学,于1767年探讨了著名的“三个天体”问题,1768年再次发表了他关于整体和世界体系的《分析汤姆Ⅰ号论文》,于1778年与坦佩尔霍夫(Tempelhof)共同分享柏林科学院授予的天文学奖金。

1781年以后,孔多塞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概率和统计的学术论著。1784年8月发表在巴黎的《数学和物理学论文集》上的《概率计算论文》最具有代表性。这篇文章从探讨事件的期望值开始,讨论了著名的“彼得堡问题”,关于意外权利的估价问题,关于通过事件过去观察事件未来的概率方法的思考,关于奇异现象的概率,关于抽彩等问题。他在文章中提出了统计比率的稳定性,根据过去经验推测未来。在这期间,他的学术声誉达到了高峰,1769年被聘为法兰西科学院的秘书助理、常务秘书,1782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还先后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和波仑亚学院、彼得堡科学院、都灵科学院、费城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帕多瓦科学院等国内外著名科学中心的成员。

孔多塞认为,概率计算和统计描述应当运用于表述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伦理等各种人类社会现象,他相信“伦理和政治科学的真理可以象组成物质科学体系一样地稳定”,把“数学应用于伦理”是一种“社会艺术”,这种社会艺术对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有意识地让概率论冲破神学的牢笼,直接走向社会实践。他主张把数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广泛应用于描述和预测人类现象,并首先提出“社会数学”这一新的科学概念。在1784年发表的《概率计算论文》中,他谈到,事实上概率论已开始被应用于批评和纠正历史及年代学,在这方面,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通过应用关于世代和君主统治的平均持续时期的知识倡导了这种方法。一些哲学家还运用概率理论来探究历史学家的作用。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就曾用于研究历史事件,尤其是叙述罗马七位皇帝很长时期的统治。1785年,他出版了《论概率在判定表达多数意见方面的分析应用》一书,提出了将概率计算应用于议会表达意见、选择性投票、民事案件、证据理论、教育等许多领域的创造性意见。1786年和1787年,孔多塞两次在公立中学分别发表了《关于数理科学》和《关于天文学与概率计算》的讲演,明确主张人们要在数学等基础科学上下功夫,认真研究自然。他讨厌用证据去证明不可靠的理论。他指出:“要努力给予世界上的人们一些基础科学真理的明确概念,这可以保护他们不致荒谬地信口雌黄,或成为不可思议的被愚弄者,……给予所有事物以本来面目,从行星的形成到疾病的起因,还要恰当地解释另外一个宇宙的秩序。”他还提出:“让我们把自己关闭起来去研究自然,不要徒劳地装模做样去解释它。”“找出要发生的东西,并测度其将要发生的概率”。他谈到雅可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1654—1705)的《猜测法》(1713)打下了概率计算应用于哲学所有部分的基础,并详细地谈到尼古拉·伯努利(Nicolaus Bernoulli,1695—1726)1709年的论文中应用计算于许多法律问题,诸如:外来人口死亡者财产的临时性处理办法;生命年金值,继承权和法律方面的劳役;海事保险;抽彩;以及将计算应用于证据理论的最初尝试。然后他转到真正的贝叶斯定理。他说,我们要把数学和计算结果的真实性与我们可以看作真实或自然真理之间加以区别:“概率计算导致我们相信这些自然真理的动因,这与决定我们所有的判断和我们所有的行为没有不同之处,这是从事实验得出的结果,计算给了我们这种动因的方法,以及我们产生于理性的智慧。”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将看到,我们坚持可靠的知识仅仅是真正建立在非常高的概率度之上的。”他坚持认为,数学家在引导人们看到赌博愚行方面可能比伦理学家更为成功;概率不是给人一种象物理天文学那样的奇观,但它往往唤起人们对人类的深切关心。他从概率论的立场相信,由于这一火炬的照耀,在伦理及政治方面,也能与自然科学一样,用同样的精密度来表现真理。1787年,他以《对科学的一般观点,有其将计算应用于政治精神科学的客体》为题,在里塞厄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讲演。他在1780年所写的、在他去世后于179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概率计算原理,及其对机遇游戏、抽彩和人类判断的应用》中,系统地论述了概率的基本原理、利息、年金、儿童给养的计算和制表方法,最早认识到了列联表及其对科学指标的关系。他在书中第一个清楚地表达了统计比率的稳定理原理如同自然规律稳定性一样具有正确的基础。他还根据生命表讨论了比较不同概率的方法。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他以“对目的在将计算(概率)应用于政治和伦理科学的科学的一般观察”为题,进一步对数学科学应用于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问题的必要性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他所提出的新科学——社会数学——必须研究数学的五个分支:一是受与时间增量成比例影响的数量理论;二是组合理论;三是从模糊事实、更一般的事实和更一般的法律推导的方法理论;四是概率论;五是平均值理论。他指出,各门科学之间需要构造交流线,一门科学应用于另一门科学往往是科学的非常有用和辉煌的部分。但是,这不仅需要两种科学要达到相当地发展,而且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人应当对两门学科的作用同等地和脚踏实地的推进。他谈到十七世纪费尔马(Pierre de Fermat,1601—1665)和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创立最基本的新科学之一概率论,但他们仅仅局限用于机遇游戏,而没有将其用于更有用和更重要贡献的意思。其后荷兰的简·德威特(Jan de Witt)和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3—1687)才有所突破,将其应用于伦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比较研究。孔多塞将他的论题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讨论人,一个部分讨论人和物的结合,再一个部分讨论事物。在关于人的部分,他援引死亡表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还通过分析死亡表来证明各种疾病、体力、身体和形态,甚至道德品质对各个人的影响,通过上述单个因素或将两三个或更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分析,以观察产生的影响是否正确或加重每种单独观察的影响,找出是否共同存在是规律或机遇的结果。他指出:当人们诉诸没有度量的理性,人们很容易陷于错误,形成偏见,而要达到再前进一步,没有测度和计算是不可能的。他相信,通过应用“社会数学”作精密的计算和分析,能够增加人们的理性和力量。它宣布了一种新的哲学:社会事实上是可以测度的,通过这种数学处理,社会将不会受空谈统治理性、激情取代真理、无知压倒智慧的局面所取代。他的这种社会数学理论,尤其在选举方面发展得最为完善。

孔多塞是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的编辑和撰稿人,他的有关数学特别是概率论的论著,许多都是最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的。他在1780年发表于《百科全书方法论》第二卷上的一篇关于概率的文章,提出了“可能误差”的概念。他说:“按照通常的习惯,大概一半肯定的事物叫做可能,相当多的确实性叫做很可能,而近乎完全确实叫做完全有把握”。孔多塞强调,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信仰和行动实际上是根据由概率确定的判断,而这种概率是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之上的,不论这种经验是我们的记忆还是记录在表上或登记册上的。他指出,我们相信统计比率稳定性的精确性和我们相信所谓自然规律方面的规律性是同样的,这是基于我们取之作为未来行动指南的过去经验的概率。他完全赞许贝叶斯(Thomas Bayes,1702—1761)和普赖斯(Richard Price,1723—1791)曾经注意到的东西,非常相信我们的自然规律知识与我们的社会、经济或生物学规律知识具有同样的精确性,同时全部都类似地依赖——不是确定的——基于过去经验的概率。他的这种应用数学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想方法,后来被普阿松(S·D·Poisson,1781—1840)、库尔诺(A·A · Cournot,1801—1877)和凯特莱(Adolphe Quetelet,1796—1874)等人所继承和发展。

孔多塞还对人口统计调查方面的问题感到兴趣,他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与拉普拉斯(Pierre S·Laplace,1749—1827)等合作,对1784—1788年连续五年的法国人口及其地区分布状况进行了选样调查并作出较为精确的推算,著有《关于了解王国人口的分析》,发表于1791年。这一工作开创了抽样法最初应用的尝试。

孔多塞在哲学思想和政治上,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伏尔泰和经济学家杜尔戈(A·R·J·Turgot,1727—1781)的影响。他们虽然在年龄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却成了终身不渝的忘年之交。杜尔戈是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774年至1776年期间,曾应邀出任法国财政总监,致力于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他在任职期间,任命孔多塞为铸币检查员,并聘任达朗贝尔、孔多塞等科学家来专门研究用运河把法国河流联接起来的可能性。孔多塞在杜尔戈思想的影响下,把魁奈(Francois Quesney,1694—1774)的“自然秩序”学派和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1689—1755)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熔为一体,并寻求在人类历史方面发现“自然秩序”的连续阶段。他探索在遗传和环境影响下人类进化的情况,拓展了以理性发展为基础的历史进步观。他把宗教看成是对人民的欺骗,主张政教分离,废除宗教学科。他的教育纲领的根本特点是赋予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教育各个层次的重要意义,认为社会科学应当在学校和公立中学中讲授。他的著作包括不同社会的统计描述和经济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重农主义理论,吸收了那时的集体福利概念。

孔多塞还参与了杜尔戈在赞同谷物自由贸易方面对杜尔戈的继任者内克尔(J · Necker,1732—1804)的经济思想和主张的讨伐,于1775年发表了《一个庇卡底劳动者给保护主义者内克尔的信》和《谷物贸易的思考》两篇文章,并与杜尔戈一道为最终废除农奴制和牧师、贵族的特权而战斗。

孔多塞于1791年下半年成为国家财政部市政委员会的成员,年末被选为巴黎立法议会秘书,其后又当选为议长。他在议会中是国民教育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在政治上倾向于吉伦特派,反对雅各宾派。他被选入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雅各宾派执政后,他公开反对新政权,发表对新宪法的批判,呼吁人民不批准新宪法。1793年7月,罗伯斯庇尔(F ·-M ·-I · de Robespierre,1758—1794)政府对他和大批吉伦特派人士,包括拉瓦锡(A·L·Lavoisier,1743—1794)等著名科学家,发出逮捕令,他的亲友们把他隐藏到维尔内夫人(Madame Vernet)住所。他在这里写下了《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描述概略》不朽著作。他在这一著作中,指出了人类发展历史和犯过的一些错误,目的在于预测、指导和加速其前进的步伐。按照他的论点,历史发展与理智之光的传播与获胜是一致的。在人类未来的进步方面,他认识到男女性个人平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必要性与正义,他相信人类的无限的可完善性,认为改善人类理性即可使社会进步。他提出统一的世俗学校的思想,主张普及教育,比其它任何东西能够更多地获得启蒙的胜利,认为教育的不平等是暴政的根源之一,而提倡公共教育将会对所有的人作出贡献。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关于数学的小册子——《一种可靠而简易的学习计算方法》,在他去世后出版,成为法国的一种教科书。1794年4月,他为了不使他的庇护人遭受诛连,在躲藏9个月完成其重要著作《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描述概略》之后,毅然地悄悄离开维尔内夫人住所,立即遭到逮捕,于1794年4月8日死于巴黎枫丹白露狱中,终年51岁。

孔多塞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品德高尚的杰出科学家。著名统计学家卡尔·皮尔生(Karl Pearson,1857—1936)在评价他的一生时说:有比孔多塞更优秀的数学家、更优秀的经济学家、更优秀的历史学家、更优秀的哲学家和更优秀的政治家,但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同时又是优秀的数学家、优秀的经济学家、优秀的历史学家、优秀的哲学家和政治家。

孔多塞的主要著作有:

1.《试论积分学》,1765年;

2.《概率计算论文》,1784年;

3.《论概率在判定表达多数意见方面的分析应用》,1785年;

4.《关于数理科学》,1786年;

5.《对科学的一般观点,有其将计算应用于政治精神科学的客体》,1787年;

6.《概率计算原理,及其对机遇游戏、抽彩和人类判断的应用》,1789年(1805年出版);

7.《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描述概略》,1794年(1795年发表)。在孔多塞去世50年后,孔多塞·奥康纳(A·C·O′connor)和阿拉戈(M·F·Arago)在巴黎编辑出版了12卷的《孔多塞文集》。

魏了翁

魏了翁（1178年6月25日－1237年4月14日），南宋理学家、心学家。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开禧二年(1206)知嘉定府。次年，韩侂胄被杀，史弥远擅权。他不满时政，力辞召命，居白鹤山以讲授为业。嘉定(1208—1224)时，历知汉州、眉州，为潼川路提刑兼提举常平事等，关心民间疾苦，不避权贵，深得民心。十五年(1222)为兵部郎中，后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理宗赵昀即位，论事直言不讳，被劾降职，居住靖州。绍定四年(1231)复职。次年，进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任职期间筑城修武，大兴学校。曾上奏论述时政十弊，召还，权吏部尚书兼直学士院，请明君子小人之辨，以为进退人物之本。后擢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并任江淮督府。旋改资政殿学士。嘉熙元年(1237)为福建安抚使。一生致力改变社会风气，矫正士习。《宋史》有传。在哲学上，先推尊理学，后倾心心学。曾奏请为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定爵赐谥，表彰他们开创理学之功。起初学习张栻、朱熹学说，崇尚理学。后来钻研儒家六经，力主心学，与陆九渊思想相接近。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常使此心明白洞达，观感而无所惑”。斥责道家学说，主张“虚无，道之害也”。反对佛、道“无欲”之说。颤长儒家经学，多有所获。提倡细读经书原著，学习不应承袭前人，贵在自得，“读书虽不可无注，然有不可尽从者”。其对读书的认识和方法，颇有见地。

魏了翁生平著述颇丰，遗稿由其子魏近思、魏近愚刊行，传世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109卷、《九经要义》263卷、《国朝会典》200卷、《古今考》20卷、《经外杂钞》3卷以及《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蕉窗杂录》、《豳风考》、《正朔考》、《师友雅言》，以及大量题跋、奏议、铭文辑录等。他的诗词作品被辑录为《鹤山诗集》、《魏了翁词》、《鹤山长短句》等。《全宋诗》、《全宋词》亦收录有其作品。

坎贝尔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Campbell，1904年3月26日一1987年10月31日），美国研究比较神话学的作家。

于1904年出生于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的一个中上阶层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和数学，但他认为他更喜欢人文科学。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27 年获得中世纪文学硕士学位。 后来成为莎拉劳伦斯学院的美国文学教授，从事比较神话和比较宗教。他的工作涵盖了人类经历的许多方面。坎贝尔的巨着是他的着作“千面英雄”（1949），其中他讨论了他在世界神话中发现的原型英雄之旅的理论。自该书出版以来，坎贝尔的理论被各种各样的现代作家和艺术家有意识地应用。他的哲学总结了他自己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追随你的幸福”。

朱生豪

朱生豪(1912—1944)，原名文森，又名文生，学名森豪，笔名朱生、朱朱等，嘉兴人。1912年2月2日生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三四岁时，即由叔祖母、母亲教读《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等。5岁入嘉兴开明初小读书，9岁毕业，得甲级第一名。1921年秋入嘉兴县第一高级小学就读。次年冬，母朱佩霞病逝。1924年，父陆润突然患疾去世。生豪过早结束了幸福的童年生活，养成了沉默而又坚毅的性格。是年7月，高小毕业，成绩为全班之首。经插班考试，升入嘉兴秀州中学初二年级就读。语文与英文成绩优异，深得师长赏识。高中时期开始试写新、旧体诗歌，并练习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片断。论文《古诗与古赋》及诗《雨丝》、剧本《英雄与美人》等作品，发表在校刊《秀州钟》上，初露了其文学才华。其时英语课本采用《莎氏乐府本事》及莎剧之选读，生豪经常欣然反复诵读，悉心研讨。1929年中学毕业，经秀州中学校长黄式金、教导主任顾惠人提议，校董事会一致通过，保送杭州之江大学深造并享受奖学金待遇。在大学，主修中国文学系，选修英文辅系。对历代作家、中外诗人的名篇佳作广泛涉猎，而且臧否得失，独具卓见。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对生豪评价极高，誉为“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之江大学成立抗日救国会，当选为委员，担任文书股工作，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在大学时期，即从事诗词创作，参加之江诗社，屡有作品发表在校刊上。1933年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是年夏，经作家胡山源介绍，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任编辑，参与编辑《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亦为《少年文库》作注释。1935年春，开始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准备工作，研读原著，搜集资料，对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逐渐酝酿成熟。特别是听说日本人因中国没有莎氏全集的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后，更加坚定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决心。1936年8月8日译成《暴风雨》第一稿。此后陆续译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9部喜剧。译稿先后交世界书局，准备汇集出版。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译稿毁于战火。生豪从上海避难至嘉兴，接着嘉兴濒临沦陷，遂同亲友辗转避难至新塍、新市等地，稍得安宁，即埋头补译失稿。一年后，重返世界书局。在工作之余，继续研读莎剧，亦创作诗歌、散文或翻译外国文学(小说)，发表在《红茶》文艺月刊上。1939年应邀入《中美日报》社，为国内新闻版撰写《小言》，鞭斥日伪，激励抗日斗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日报》被日军查封。补译的莎剧稿件资料及历年来创作的《古梦集》(旧体诗词、译诗)、《小溪集》、《丁香集》(新诗)等，均遭毁失。1942年5月1日，在上海与之江大学同学宋清如结婚，嗣后去常熟岳父家小住，莎士比亚喜剧译稿全部补译完毕。1943年1月，生豪夫妇回嘉兴定居。时嘉兴为沦陷区，日伪横行，环境险恶，生豪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保持了高昂的民族气节，闭门不出，摒绝交往，把全部精力扑在译写工作上。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开始，次第译出莎士比亚全部悲剧、杂剧，又译出英国史剧4部，连同喜剧在内，共31部。1944年6月后，终因结核病日渐沉重，不得不放下已经开始译写的《亨利五世》译稿。病中两次在昏迷中突然高声背诵莎士比亚剧本原文，音调铿锵，表情极为严肃。12月26日去世，年仅32岁。

1947年秋，译稿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三辑(喜剧、悲剧、杂剧)出版，计27部剧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生豪译31部剧本。其译本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护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瞻。朱生豪是我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

1987年，宋清如将朱生豪的31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手稿捐献给嘉兴市图书馆，受到嘉兴市人民政府的表彰。宋清如亦擅文学，相夫著译，抚养孤儿，整理出版遗译，保护手稿，数十年茹苦含辛，风格高尚。

朱生豪诗文稿多散佚，劫余零星诗词近年发表于《词学》丛刊等处。

王亚平

王亚平（1905―1983），原名王福全,号减之。笔名有罗伦、李篁、李荫、白汀、亚平等。河北威县人。1920年在邢台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开始喜爱并创作新诗文,曾与同学组成文艺研究社。1931年冬与袁勃等创办《紫微星》杂志,发表了以反对“何梅协定”为主题的剧本《香槟酒》,以及《孩子的疑问》、《大沽口》等诗篇。1932年冬参加中国诗歌会,成为该会河北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编北平出版的《新诗歌》杂志,开展新诗歌运动。1934年秋在青岛筹编《诗歌新辑》、《现代诗歌》等杂志,并与浦风合编《诗歌周刊》。1936年10月因筹办鲁迅追悼大会,被国民党当局驱逐出青岛,遂赴日本东京,自费攻读文学。1937年7月回上海。抗战期间曾主编《高射炮》诗刊,参加过战地服务队,走遍江、浙、鄂、湘、赣诸省。同时与诸诗友创立春草社,主编《春草集》和《春草诗丛》。1946年7月到解放区,任冀鲁豫文联主任,主编《平原文艺》和《新地》杂志。1949年4月到北京,先后任《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和《新民报》总编辑。建国后,历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副主席、《说说唱唱》副主编等。又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诗集《都市的冬》(上海国际书店1935年版)、《十二月的风》(诗人俱乐部1936年版、《海燕的歌》(上海联合出版社1936年版)、《中国兵的画像》(艺文研究会1938年版)、《祖国的血》(民众书店1939年版)、《红蔷薇》(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生活的谣曲》(重庆桂林出版社1943年版)、《中国,母亲的土地呵》(新丰出版公司1947年版)、《穆林女献枪》(北平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版)、《王亚平诗选》,长诗《南北楼》、《火雾》(春草社1945年版),曲艺集《百鸟朝凤集》和剧本《女教师》、《张羽煮海》等。他是为人生歌唱的诗人。他早期的诗描写了农村的破产,城市的萧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抒发了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诗风明快朴实,语言较接近大众口语。

吕本中

吕本中（1084- 1145）两宋之际诗人、诗论家。字居仁，号紫微，因祖籍东莱(今山东掖县),故世称东莱先生。寿州(治今安徽寿县)人。出身于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其高祖吕夷简、曾祖吕公著曾在仁宗、哲宗时相继担任宰相。祖父吕希哲、父吕好问亦任侍从以上的高官。本中以其曾祖遗表恩泽入仕，荫补承务郎。本中与程门弟子杨时、游酢等交游甚密，崇奉理学。初仕济阴主簿，调泰州士曹，在绍述期间，本中父好问因党祸坐废，本中也因此罢官。宣和元年(1124)，授枢密院编修官靖康元年(1126)，调官职方员外郎，旋因避父嫌奉祠。宋室南渡，吕本中举家流离，辗转于今豫、皖、苏、浙、闽、赣、湘、桂、粤等地，备极艰辛，写下不少悲慨时事、抒寄家国之痛的诗篇。绍兴六年(1136)，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八年，即真，又兼侍讲，旋兼权直学士院。本中任官期间，洁身自好，尽心职事，刚直不阿。因唐代曾改中书省为紫微省,故学者亦多称其为吕紫微。力主抗金、恢复中原。上书高宗云:“当今之计,必为恢复事业,求人才,恤民隐,审政刑,开言路。然后练兵谋帅,伺彼有隙,一举可克。”(《宋元学案·紫微学案》)，其年轻时尝与秦桧同为郎官，但不阿权贵，至杵桧而被罢官奉祠，卒于上饶，谥文清。

本中是两宋之际享有盛名的诗人，又率先提出“江西诗派”这一名称，撰《宗派图》以明衣钵。吕氏虽学江西而不为江西所囿，倡“悟入”和“活法”，堪称善于继承和创新。其作品现实感、时代感很强，自立门户，追求词约意丰、清丽流畅的审美情趣。其诗风雄健深厚，感情气度深灏，表现的思想力度也颇深刻。吕词今存27首，意蕴醇真，珠圆玉润，达到天籁自成的境界。《东莱诗集》传世版本较多，以沈晖点校《东莱诗词集》20卷允称精善，又附《外集》3卷和《东莱词》1卷，为通行足本(黄山书社1991年版)。其生平事略见该书《附录》一、二。

杰罗姆

J·K·杰罗姆，即杰罗姆·K·杰罗姆(J.K.Jerome1859-1927)，英国现代著名的幽默大师、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其作品以幽默睿智见长，饱含对人生的感悟，后期作品较为严肃深沉幽默杰作《三人同舟》和《懒人懒思录》至今仍是英语世界广受欢迎的名作，也奠定了作者在世界文坛的独特地位。

说起英国幽默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很多中国读者可能很陌生，毕竟隔了快一百年了。但只要你学过英语，可能就会想起在中国盛行不衰的一本英文读物《三人同舟》，那就是杰罗姆的杰作。

杰罗姆1859年5月2日出生于英国斯坦福特郡，小时候经历了家境由盛到衰的种种变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铁路职员，后来又跟着一个巡回剧团周游英伦诸岛，再往后又做过记者、教师、佣金代理、律师事务所助理等等工作。变换不定的角色给了他丰富的社会阅历，为此后写作预备了充足的素材。

1892年《懒人》月刊创刊，他成为该刊主编。第二年他又创办《今天》周刊。可惜两份杂志都没能办下去，此后杰罗姆将精力倾注在写剧本上。

1927年6月14日，杰罗姆因脑溢血去世。

杰罗姆在艺术上是个多面手，也是个多产作家。但他想不到的是他最看重的小说戏剧作品最终湮没无闻，倒是视作小技的散文随笔百年来却从未停止印行。他的文章幽默、睿智，写作手法不拘一格，遣词造句信手拈来，不避俚俗。如果以中国现代作家比之，杰罗姆可说是兼有林语堂、梁实秋的闲适与鲁迅的幽默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