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

朱瞻基(1398—1435) 年号宣德。仁宗朱高炽长子，母张氏。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立为太子。1425—1435年在位，共10年。洪熙元年(1425)奉遗诏即位，宣德十年(1435)病亡，年38岁。

朱瞻基刚登位，汉王朱高煦便袭成祖“靖难”故事，斥责朝廷违背祖制，并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在山东乐安起兵反叛。朱瞻基接受大学士杨荣的建议，令其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杨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率军亲征。高煦闻讯大骇，不战自降。朱瞻基命中官押高煦父子回京，废为庶人。平叛之后，群臣力主移兵彰德(今河南安阳)，袭击赵王高燧，以求朝廷永安。但大学士杨士奇进言说：“赵王没有连谋之罪，而且同为皇上亲叔，有罪的不可免，无罪的就要好好对待”。朱瞻基便采纳杨士奇的建议，派人将众大臣伐赵的奏章送与赵王，迫使赵王献出护卫谢恩，消除了威胁。

朱瞻基信任内阁，重用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并协同户部尚书蹇义、吏部尚书夏原吉共同整理朝政。政府机构在他们手中正常运转，一时人民安乐，国内升平。

朱瞻基认识到连年征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便实行与边境诸国和平相处的原则。在北部边防上，沿用仁宗时改攻为守的策略，接受鞑靼阿鲁台部和兀良哈三卫朝贡。在南边，自交趾设立以来，人民不服，战事不断。他登位时，交趾正遭黎利之叛。许多大臣主战。内阁大学士杨荣却奏道：“永乐中费数万人命得此，至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发兵之说必不可从。”朱瞻基深表赞许，决计不顾“委弃祖业”的责难，尽快结束这场牵延岁月、徒耗国力的战争。宣德元年(1426)四月，朱瞻基命王通为交趾总兵官，授意他以战迫和。黎利恃强力拒，连挫明军。但明军援兵不断，黎利难以支撑，遂与王通立坛为盟，奉表请和。朱瞻基决定撤兵，复交趾为安南国，封黎利为安南国王，改变了前朝对交趾欲取不得、欲罢不能的被动局面。

宣宗即位，上距开国已近60年。明朝统治机构渐渐发生变化，任官渐重科目，由科举入仕者大为增加，吏官考满，也多依年资升用。永乐一朝，南北用兵频繁，又有迁都之举。因营造、催役、运粮、采木等事，额外增设官员，到宣德初，“藩、宪二司，府、州县官，比之原设倍而又增”。官吏更利用征调采办之机，谋取私利，对社会造成危害。朱瞻基和内阁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吏治存在的问题，看出流弊之起，实在于在京诸司，决定首先整顿中央机构。宣德三年(1428)三月，朱瞻基分别敕谕五府、六部和北京行府、行部，责令清革前弊。同年六月，他采纳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建议，整肃都察院。惩治以贪墨为时论所鄙的都御史刘观，命通政使顾佐代替他。责成顾佐澄汰御史，并从重惩处一些违法大臣，使都察院“宪台为之廓清”。他还命邵玘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等人为南京户、兵、刑、工等部侍郎，考察南京官吏，惩治贪污腐败。

朱瞻基对中央机构又进行精简和裁冗。宣德三年(1428)八月，他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裁革了永乐初设置的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和北京行部。宣德八年(1433)八月，裁撤北京户、兵、工三部以及大理寺、光禄寺这些中央机构的郎中等官77名。对中央诸司的整顿，控制了官吏贪纵枉法的行为，振作了朝风。

在地方上，朱瞻基认为“郡守皆由资格，多不胜任”，命部、院大臣荐举属官充任知府。宣德五年(1430)五月，委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等9人，分任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浙江杭州、温州，江西吉安、建昌，陕西西安，湖广武昌等九郡知府。同年十一月，又委任给事中薛广等25人为知府。这些廷臣在地方上大多能针对所治府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加强了地方统治机构。

在地方官制上，朱瞻基创设了巡抚制度。宣德五年(1430)九月，由大臣荐举，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分任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周忱巡抚南直隶，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曹弘巡抚北直隶。初设巡抚侍郎，是为了整理赋税，渐因事权之重，对地方行政、监察乃至军务，几乎无所不涉。后来，为方便行事，才使巡抚兼都察院衔，制度渐臻周备，明清两代的督抚制度，便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

他为了提高官员的质量，洪熙元年(1425)九月，诏令会试分南北卷，“取士不过百人，南人16，北人14”，并规定各地乡试名额，来限制取士人数。同时，对监生和府、县生员实行精简，通过考试，将“鄙猥无学”而又“食廪多年”者发充为吏，或罢为民。宣德七年(1432)三月，又规定进用考满吏员，必须通过考试，分为三等，“一等如资格用，二等未入流内用，三等罢归为民”，从优选取。他还几度重申保举令，以获取有用人才为政府效力。

在整顿统治机构的同时，他又采取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以求社会安定。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他在“皇长子生诏”中规定，宣德三年税粮“以十分为率，蠲免三分”，蠲免数量近1000万石。各地灾蠲亦多所实行，范围或一府一县，或数府乃至一省数省，数量从几千石到几百万石不等。宣德二年(1427)免陕西本年秋粮。宣德九年(1434)，他又免南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本年秋粮的十分之四。

苏松重赋一直是前朝比较突出的问题。宣德五年(1430)二月，朱瞻基和大学士杨士奇在遂项议定的“宽恤”诏中，为各地官田减免粮额定例。周忱、况钟马上引用这道诏书，请求减免苏松等府重租官田粮额。宣德七年(1432)，朱瞻基下诏免去苏州府粮额721000余石，所减之数超过原额的四分之一;松江府粮额大略“减去十之二三”，所减之数将近30万石，江南民困有所缓轻。

由于苏松重赋和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流民现象日益严重。这引起了朱瞻基的注意，他多次颁布有关安置流民的诏令，增加流民回籍复业的措施，规定流民附籍的条件。宣德三年(1428)四月，他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表示，应准许久居他乡、产业已成的流民附籍，由政府编成里甲，分派徭役。宣德五年(1430)，他派工部右侍郎许廓主持河南赈荒，又命署刑部右侍郎魏源为河南布政使司，起用丁忧布政使李昌祺，迅速扭转了流民转徙、无以安生的局面。宣德六年(1431)三月，他指示户部攒造黄册，清理户口钱粮，并在所拟“招抚”逃民的榜谕中规定，除“来历不明，并原籍尚有产业，丁多力壮，路近可回者”外，许按军、民、匠籍于所在地立籍。宣德七年(1432)六月，朱瞻基诏令各地府、州、县修预备仓，并令布、按二司和监察御史严加巡查。这些措施的实施，对防止流亡发生和安集流民起了有益的作用。

朱瞻基信用“三杨”和夏、蹇等旧臣，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好成绩。但他对游猎玩好很感兴趣，对于廷臣劝谏节制逸乐，他从来不容。少年时，成祖命习武事，他养成了射猎的癖好。宫臣戴纶与林长懋曾上疏为成祖言之，他由此怨恨戴纶。即位初，戴纶又因谏猎忤旨，朱瞻基把他下锦衣卫狱，并亲自鞫问。戴纶抗辩不屈，死于酷刑之下。他又把林长懋关入监牢达10年之久。宣德六年(1431)，御史陈祚见他耽于游猎，便劝谏他勤帝王之学，读《大学衍义》。他见疏大怒道：“你竟敢说我没读《大学》吗? 如此小看我，不可不杀!”后来，虽未杀陈祚，却把陈祚一家十余口关进牢中5年多，致使陈父瘐死狱中。

朱瞻基好促织之戏，致使江南大受其害。宣德九年(1434)，他令苏州知府况钟：“比者令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一运，自来时要一千个，敕到尔可用心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既遣内官采办，又敕地方官协办，征课很急，使得一些地方官吏乘机大肆搜括百姓，故“苏人至有以一蟋蟀陨其家三命者。”

朱瞻基信任宦官。即位初设内书堂，选小内侍在其中读书，令大学士陈山充教习。后来，以词臣专任此职，成为一种制度。他派宦官四处搜罗珍奇玩好，并让他们监于民事，使得内官、内侍们常借公务为名，大肆搜括，凌掠官吏军民，一时民怨沸腾。他还委司礼监以批答奏章之权，每日所上文书，除皇帝亲批外，皆由秉笔太监遵内阁所拟小票字样，硃笔批行。司礼监权出内阁之上，导致后来屡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朱瞻基病死于乾清宫。葬于景陵(今北京市十三陵)，被尊谥为“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

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

阿部次郎

阿部次郎（1883-1959），日本现代哲学家。生于山形县。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专业。1914年出版了《三太郎日记第一》,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5月任《思潮》杂志主编。1922年留学欧洲,第二年回国后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曾任评议员和法学系主任。1945年3月退休。1954年建立了阿部日本文化研究所。 阿部次郎的思想基础是理想主义。他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4年出版《三太郎日记第一》到1922年出版《人格主义》为止。这个时期是他接受尼采和利普斯等的影响,并建立自己的思想基础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效法别人、造就自己的时期。这时的思想特点是,他认为首先要通过真诚的内省来认识自己的弱点,并作为一个人积极地真正地生活,去发现和掌握最善的理想的人生哲学,进而抛开生活中的不安和疑虑,从伦理的要求出发,在考虑到他人的幸福以及同他人的关系中来获得自己的幸福。第二个时期是从1922年到晚年为止。这是他以西洋哲学为基础正式研究日本文化的时期,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虽然没有做到使日本文化研究系统化,但是他的热情却为青年哲学家们所继承,特别是经过和辻哲郎的努力而使日本文化研究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主要著作有:《合本三太郎日记》、《美学》、《人格主义》、《征服地狱》、《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德川时代的艺术和社会》、《秋窗记》和《世界文化和日本文化》,译著有《阳光下漫步》等。

邵宝

邵宝（1460～1527），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今属江苏)人。 年十九学于著名理学家庄昶。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许州知州，在许躬农桑，仿朱熹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岁灾荒。孝宗弘治七年(1494)，人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书院以处学者，其教以致知力学为本。武宗正德四年(1509)，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忤刘瑾，被勒令致仕。刘瑾被诛后，起为贵州巡抚，升户部侍郎，请养母归，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嘉靖(1522—1566)初，起复前官。宝以母老恳辞，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文庄。其学以洛、闽为归，注重躬行。尝言：“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宝受知于李东阳，又曾登堂入室求教，东阳亦以衣钵门生期之，因此，其诗、文有着鲜明的茶陵派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诗清和澹泊，尤能抒写性灵”。钟惺亦言：“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惟邵二泉耳。”(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乞终养未许》诗云：“乞归未许奈亲何，帝里风光梦里过。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远白云多。客囊衣在缝尤密，驿骑书来字欲磨。圣主恩深臣分浅，百年心事两蹉跎。”这首诗把徘徊于国与家、君与老亲的矛盾心态写得十分逼真生动，因此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谓“读之令人感动激发，最为海内传诵”。其诗亦重格调音调，长于五、七言律。著有《左觽》、《简端录》、《学史》、《漕政录》、《许州志》、《定性书说》、《大儒奏议》、《慧山记》及《容春堂集》六十一卷。杨一清为撰神道碑铭，邵鲁为作《邵文庄年谱》。《明史》卷二八二有传。

安布罗斯·比尔斯

安布罗斯·葛温奈特·比尔斯（英语：Ambrose Gwinnett Bierce；1842年6月24日－1913年或之后）美国小说家。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农民家庭。他参加过南北战争。战后,几乎是全靠自学成材的。他开始从事新闻事业,当记者和编辑。他在旧金山当专栏作家时写的文章,不仅情趣横溢、语言辛辣,而且多是暴露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伪善和愚蠢行为的。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他在美国新闻界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尔斯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短篇小说,也写了一些诗歌。短篇小说集《士兵和平民的故事》(1891),翌年再版时改名为《在生活中间》,汇集了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华,他在其中的一些篇中熟练地运用了悬念和巧合等写作手法。他后来的作品还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吗?》(1893)和《魔鬼的词典》(1911)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尔斯是一个奥斯卡·王尔德式的人物,受欧洲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的影响,作品阴冷奇谲,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内容涉及的面较窄,缺乏深度,称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作为一个敢于讥讽时弊的记者和短篇小说家,他在美国文学史上还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霭理士

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英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科学家、思想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1859年2月2日生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萨里郡克洛顿城,1939年卒于伦敦寓所,终年80岁。他终生严肃从事人类性科学的研究和教育,认真探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性的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他和弗洛依德一起,是性科学领域里最早而且最著名的前驱;他始终反对宗教、道德和习俗三位一体对于妇女的压迫和禁锢,热烈同情妇女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主张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英国的社会。本世纪初,欧美各国研究过霭理士的许多著名学者都高度评价他的人品和学问,美国著名评论家孟根称赞他为“当代最文明的英国人”。霭理士一生著作等身,在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翻译、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范围内,都有很大的贡献,许多名著至今仍一再重印发行,光彩不减当年。其中巨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包含着丰富的性伦理思想。

1894年,霭理士的题名为《男与女》的专著,作为他所编辑的《现代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从准备写作到杀青出版,前后经过了12年时间。《男与女》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评价了男女之间在第二性征上的差别和意义,成为霭理士后来三十多年著述的七大卷《性心理学研究录》的一个引子。1896年,当时列为《性心理学研究录》第一卷的《性逆转》一书出版。英国社会上强大的保守势力,立即诉诸法庭斥责这部书污秽邪恶,企图扼杀性的研究。霭理士通过1898年伦敦审判的折磨之后蓦然苍老;但生活的磨难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坚定的意志,他一离开英国,立刻就动手写作《研究录》的第二卷《羞怯心理的进化;性的季候性现象;自动恋》。第三卷的初版发行于1903年,书名是《性冲动性质的分析,恋爱与痛楚,女子的性冲动》。第四卷题名为《人类的性选择》,1905年初版。翌年出版的《性爱的象征现象,解欲的机制,妊娠的心理状态》,是《研究录》的第五卷。1909年8月,霭理士写完了《研究录》的第六卷《性与社会》,这是《研究录》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卷。19年以后,即1928年,他又写了一部题为《哀鸿现象和其它若干补充研究》的书。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录》占大卷中当时认为不够重要或者还不明确因而忽略了的题目作一些补充;二是对某些处在性领域边缘的问题作适当的讨论,以便确定它们在性问题上的明确的含义,例如,哀鸿现象,发欲带学说、梦的综合、影恋、水恋、窃恋,以及婚姻史等等。霭理士把这部书列为《研究录》的第七卷。霭理士考虑到,普通的读者没有时间精研熟读大部头的《研究录》,所以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部34万字的手册《性心理学》。这部书的英文本1933年问世以后的头十几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并被翻译成东西方许多种外国文字。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指出:“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的人推荐。”

《性心理学》中的许多性伦理思想都是极富有启迪意义的。例如,在第三章“青春期的性冲动”中,霭理士突出强调了“性教育”。他提出:性的启发与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生活的意义,要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大。性不只是个人的事,也是社会与民族的事,个人有需要,社会与民族也有它们的责任,为这种责任计,青年男女不能没有相当的准备,于是乎一种可以叫作道德教育的训练就不能没有了。他主张:对于儿童性生活的应有的态度是一个保健的态度;健是目的,保是手段,需要做大人的随时随地的注意,但是注意的时候,却又应该谨慎地处之,不要让儿童注意到你在注意他。童年的性爱的冲动往往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大人注意不得当,就可以化不自觉的为自觉的,这种自觉对儿童并没有什么好处。儿童自有其不自觉的性的活动,保健的任务不在训斥禁止以至于担心或责罚这一类的活动,而在使这一类活动对于本人或其他的儿童不发生身体上的损伤。霭理士在详尽地阐述了“性的歧变与性爱的象征”(第四章)后,概括出如下的看法:我们要把许多虚伪的见解扫除一下,要把我们自己从许多舆论或法律的生吞活剥的科条中解放出来;在通古以来的西洋,全部性生活的历史所以是其支离灭裂,恶浊混乱,为之厉阶的便是这些见解与科条;它们一旦存在,性生活便一日没有澄清的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也就可以把我们精神生活的空气变换成更新鲜的,把我们的道德习俗,补充为更巩固的,旧的种种见解与科条是一个软弱病的泉源,此种泉源涸竭后,新的健康的力量自然会应运而生。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科学态度和反潮流精神。

题为“婚姻”的第五章,是《性心理学》一书中最精彩部分。霭理士从心理的立场出发,把婚姻当作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格关系。他强调说:婚姻关系决非寻常的人事关系可比,其深刻处,可以穿透两个人的人格,教他们发生最密切的精神上的接触以至于混化。他认为,婚姻不只是一个性爱的结合。这是我们时常忘怀的一点。在一个真正“理想的”婚姻里,我们所能发现的,不止是一个性爱的和谐,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而且与年俱增的感情协调,一个趣味与兴奋的结合,一个共同生活的协力发展,一个生育子女的可能的合作场合,并且往往也是一个经济生活的单位集团。婚姻生活在其他方面越来越见融洽之后,性爱的成份反而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性爱的成份甚至于会退居背后以至于完全消散,而建筑在相互信赖与相互效忠的基础上的婚姻还是一样的坚定而震撼不得。关于“贞节”问题,霭理士论证道:贞节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禁欲和纵欲是两个动荡而各走极端的状态;平衡状态的贞节,是一个值得怀抱的德操。这个德操是万不可少的,为了培植性功能的活力,我们少不得它,为了维护做人的庄严,我们也不能没有它。此外,对于可以增进幸福的恋爱的艺术,它也正是一个很大的要素。至于所谓“恋爱的艺术”(第七章),霭理士所撰写的点睛之笔是“恋爱的艺术,就它的最细腻最不着痕迹的表现而论,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人格方面发生最亲切的协调的结果。”

《性心理学》不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著作(这样的书是写不出来的),它里面的一些观点是需要研究、商榷乃至批评的。例如,霭理士主张:“婚姻应当有一个见习的段落,见习有成,才许在婚姻祭坛前立下正式的誓约。”关于这个“见习”或“试婚”问题,潘光旦在他的译注中就给予了中恳的批评,他指出:“见习期之说,译者不敢苟同,见习的时间短,见习的方面少,等于不见习,见习的时间长,见习的方面多,就等于实行婚姻,等于曾子所说的‘学养子而后嫁’。婚姻好比人生的许多别的大事,原是一个冒险的历程,要把全部历程的安全在事前完全加以肯定,是事实上所不可能的。”

霭理士在《研究录》最重要的第六卷中,用6万字的篇幅论证了“性的道德”。霭理士的“性道德观”有五个理论柱石:婚姻自由、女子经济独立、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干,女子性责任自负自决,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女。一、关于婚姻自由的理论,霭理士所称的自由,目的在于取消宗教、法律与其他外来的束缚,是很消极的;对于怎样积极的运用自由,使婚姻生活的效果对于个人、对于社会、以至于对种族,可以更加美满,他并没有讨论到。二、关于女子经济独立的问题,霭理士的议论是颇周到的,并在原则方面视它为性道德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三、霭理士主张,凡是不生育的性行为、性结合,与社会无干,社会不应当过问。这种观点的提出,可以说是富有革命性的,客观上有两方面的限制:一是霭理士所假定的身心十分健康的人,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并不多。第二个限制是责任心的产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霭理士的错误就在太责成个人,而同时对于个人自己制裁的能力,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保障。根本症结即是忽视了性关系的社会本质。四、女子性责任的自负自决,和经济独立的条件,有密切的联系。霭理士在全篇议论里,对于这一层没有予以充分考虑。五、性道德的最后的对象是未来的社会,若就一人一家而论,便是子女。以子女为最后对象的性道德或一般道德,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结论:没有生育关系的性行为,是个人的私事,社会无须过问;孩子的产生,是社会的事实,社会必须过问。霭理士的上述思想,成为西方性革命理论的早期模式,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性伦理思想进行分析、批判。

加德纳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1889年7月17日－1970年3月11日），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马萨诸塞州,从1911年开始当过二十多年律师。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他致力于侦探小说的创作,先后发表了近一百五十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售出量总共已超过一亿册,成为美国最富有、且最著声誉的侦探小说家。最主要的侦探小说是以家喻户晓的律师侦探佩里·梅森为主角的八十二部冒险传奇故事。梅森侦探从1933年出版的《肉爪案件》中开始出现,直到1973年出版《推迟的暗杀》为止,梅森的冒险传奇故事才告结束。40年的时间里,梅森侦探成了人们心目中敢于伸张正义,打击邪恶,勇敢而机谨,敢于冒险而又具有法度的一位永远处于不败地位的“硬汉子”形象。因此,在美国,加德纳的声誉甚至超过了柯南道尔。梅森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佩里·梅森》后,连续播映九年不衰。

加德纳，1889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市，父亲为矿业工程师。他早年随父母到处旅行，曾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中途辍学，不久去加里佛尼亚州定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打字员，1911年获该州律师资格，开始为穷苦的亚裔（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裔人等出庭辩护。他一生同情没有亲朋好友而遭受诬告的人们，专门帮助无辜入狱的人，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一方面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开始为他报撰稿，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法庭的内幕。直到1932年，他除了每周从事两天律师工作之外，每月均能写出20万字的作品。自《移花接木案件》（一译《丝绒爪案件》，1933年）和《拗姑娘案件》（1933年）大获成功后，他就完全脱离了法律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一共发表了85部梅森探案小说。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是以地方检察官道格拉斯·赛尔比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第三套系列作品写的是私人侦探库尔和法学家拉姆的神秘离奇的故事。他还写过有关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终审法庭等方面的非小说类作品。1970年，加德纳以81岁高龄病逝。

汤本求真

汤本求真（1876年3月21日-1941年10月22日），出生在石川县农村一个富裕家庭。由于父亲的热望，他放弃律师志向，考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专攻西医。他以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后，在家乡开设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诊所。就他展翅鹏程之际，突遇不测风云，先是家境渐衰，后是瘟疫肆虐。1910年，汤本的家乡痢疾蔓延，他终日忙于巡诊。当时西医没有良药，不少村民殒命。有一天，他拉开家门，令他不敢相信的眼前一幕竟是心爱的４岁长女奄奄一息地倒在妻子身旁，原来长女也染上痢疾，妻子束手无策，只是不停地用手指蘸着盆里的清水抚摸女儿额头。妻子虽然盼回了行医的丈夫，但西医回天无术，长女夭折。不久，祖母和祖父也因患痢疾辞世。

亲属们不治身亡使汤本求真对明治政府的西医一边倒政策产生了疑虑，这成为他转而探求汉医的契机。不久，他拜著名汉医和田启一郎为师，踏上潜心钻研、全力复兴汉医之路。后来，他在自己撰写的《皇汉医学》一书的序文中抒怀道：“明治43年，长女患痢疾夭折，我悔恨自己所学之西医回天无术，在家中烦闷焦躁几个月，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我偶阅汉医和田启一郎先生所著《医界之铁锤》一书，使我感奋振作……”

据《日本学辞典》记载：公元前219年徐福寻仙药时将汉医带入日本，公元526年针灸传入日本，1606年《本草纲目》传入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鉴真和尚等许多名人对此做出了贡献。江户时代（1603-1868），汉医由吉益东洞、尾台榕堂两大名医流派继承弘扬，得以长足发展。明治维新后，西医涌入日本，由于明治政府崇拜西医并排斥汉医，导致汉医在明治末年濒临绝境。和田启一郎是明治年间（1868-1912）长野县的汉医，他挺身而出，在《医界之铁锤》一书中抨击明治政府打压汉医，堪称捍卫汉医的先锋。汤本从师和田后，将汉医治愈例报告给和田，后来，这些治愈例载入《医界之铁锤》修订版中。

1915年，汤本求真在神户市兵库区大开街首创以汉医为主西医为辅的诊所，为市民诊治仅靠西医无法治愈的顽症。同年，他撰写出版了《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单行本，以亲身经历阐述中医长处。1919年，他又在东京本乡新花町开设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诊所。

1927年6月，汤本求真在他治愈的一位律师的资助下，倾注弘扬汉医的满腔热忱，挥毫撰写并出版了《皇汉医学》第一卷，翌年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著者汲取上百部前人医书精髓，以西医出身的汉医观点，并以17年亲身体验，系统地阐述了汉医的独到之处，奠定了日本现代汉医的理论基础。该书的问世，不仅在日本吹响了复兴汉医的号角，而且于1929年末在上海被译成中文出版，鞭挞了于1929年2月通过《废止中医案》而对西医一边倒的国民政府。据说各地中医经常向求治者和各界人士出示《皇汉医学》，以日本一位西医出身的中医学者的观点宣讲中医的独到之处，呼吁“汉医科学化”，据理抗击当局取缔中医。当时，政府打压中医甚嚣尘上，国内外各界人士掀起的捍卫中医的运动如火如荼，《皇汉医学》中文版的发行使中医发祥地捍卫中医的烈火愈烧愈旺。1936年1月，国民政府迫于各界压力公布了《中医条例》，中医地位在法律条文上终于得到了保障。由于这一著作对保护中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在新中国医学界受到高度评价。有一件事可从侧面证明这一点：汤本求真的弟子清水藤太郎在北京观光时患病，向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求治。当时，医院里挤满了患者，当清水递上写有汤本求真弟子字样的名片后，他立刻被领进诊室就诊，收款处还如数退还了就诊费。汤本求真在中医发祥地有如此威望，这令清水藤太郎感动不已。《皇汉医学》曾5次再版，至今在日本仍被奉为中医经典。

汤本求真为弘扬汉医不仅著书立说，而且注重培养后继人才。1930年2月，他招收大塚敬节、荒木性次、佐藤省吾等人为弟子。大塚敬节为《皇汉医学》所感佩，从土左远道慕名而来，他在汤本的精心培育下，后来成为名扬日本列岛的杰出汉医。

1941年10月22日，汤本求真在出差途中因患急性胃肠黏膜炎辞世，享年66岁。

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幼年习旧学，由于家贫无力进入自费学校，1867年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术，初步接触到一些近代自然科学。1871年毕业后，被派往军舰实习，周游南洋、黄海。1876年被选派到英留学。在留学期间，除学习课程外，特别注意研读哲学、社会学说方面的著作，研究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1879年回国，先后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使其深受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又翻译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加了大量按语，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说明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又陆续翻译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在这些译著中，或加有按语，或写有序言，译凡例、译余赘语等。在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学说的同时，提出许多自己的见解。在哲学上，他有所取舍地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关于进化的学说与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形态的“天演哲学”。严复还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宣传“民之自由，天之所畀”的天赋人权观念;主张“背苦趋乐”的人性论;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压抑，对人性的束缚，呼唤个性的解放。严复的这些思想，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启迪近代国人的觉悟，起了积极的作用。

(1)人为天演中一境 严复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气”的学说与西方近代进化论学说相结合，说明了人类的产生与发展。在他看来，人与万物一样，都产生于气。“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这个“气”有质点、有爱拒力，而且可以感知，可以度量。“一气之行，物自为变”，气的运行，自然产生万物，而且万物由简单趋于复杂。“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这就肯定了生物由简单到繁杂的进化是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即承认人是生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这不仅批判了宗教唯心论，而且说明人类进化是无止境的，鼓励人们面对现实，争取未来。

(2)物竞天择，自强保种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把物竞天择、自强保种作为宣传的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他吸取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所谓物竞就是生物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认为物竞天择是一条在动、植界以及人类社会普遍起作用的规律。他说：“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又说：“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严复借助于这个理论，着重阐发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观点。他说：“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即传焉则复于优者之中再争，而尤优者狄传焉，递胜不已，则灭者日多，而留者乃日进，乃始有人。人者，今日有官中之至优者也，然他日则不可知矣。”他要求中国人猛醒，切实认识到必须顺应和运用进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自强保种。

(3)开民智，新民德的布新说 严复谙熟西方文化，通过对中西社会的比较，认定检验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的标准是民力、民智、民德;并认定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其政令措施合于力、智、德发展的需要，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其政令措施违背力、智、德发展的需要。因此，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并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说：“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知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培养人民强壮的身体，即锻炼身体，注重饮食养生，医药卫生，妇幼保健等事业。而中国礼俗如缠足等，则是“贻害民力”，必须废除。所谓“开民智”，就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来代替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其愚昧无知的状况 所谓“新民德”，就是运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和社会公德。他认为，由于西方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故民知自重，并把国家看作是私有之物，便有自觉的爱国心与义务感。而中国相反，“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这样的人民自然不会有自觉的爱国心和对国家自觉的义务感，因此他主张展开设议院，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4)民之自由，天之所畀 严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此，便对资产阶级自由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他对中文中的“自由”一词作了解释，认为，“中文自繇(即自由)，常含放诞、恣雎、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自由就是“自主而无挂碍”。严复又提出，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倘若人人都享有无限的自由，必然导致相互冲突，以致破坏自由，所以，自由必须有一个限度，必须处理好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关系。他说：“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由，何者不可自由也”。严复十分重视言论自由。认为所谓“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强以君父，不可从也”。这种要求“说实话求真理”，“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精神，表现一个处于进步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勇气。对此，严复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自由的扼杀，认为其关键在纲常名教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事关纲常名教，其言论不容自由，殆过西国之宗教”。所以，必须推翻“暴君之压制、贵族之侵陵”，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

(5)背苦趋乐，人道所为 严复以天演唯物主义哲学来解释人性问题。认为“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而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这就是说，人的感觉是由人的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而形成的，是后天产生的。“盖人之由散人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君者存，不君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即如是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人们为了彼此间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结果，不存在某种先验的相感通的道德观念，而这种善相感通的道德是在后天形成的。严复在否定天赋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人的本能就是“背苦而趋乐”。他说：“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若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这样就把善恶与苦乐结合起来，以苦乐为善恶的标准。严复还主张对“苦”要有全面的理解。如那些“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人，虽“苦者吾身”，而“乐者众也”;慈母对于子女，辛劳—生，虽“母苦而子乐，”然“母且即苦以为乐”所以，在非极盛之世，“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已苦而后人乐”，只有到了极盛之世，才能“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人人极乐。可见，人的“背苦而趋乐”，并不仅仅是背个人之苦而趋个人之乐，而是包含着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趋乐的崇高精神。

(6)两利为利，开明自营 所谓“自营”是以个人为主，强调个人利益。严复反对“自营”。而主张开明自营，即照顾到个人与群体二者的利益，使义利两全。他说：“今人则为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他又引《原富》的观点作论证说：“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止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又说：“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极大公例也。”这种“两利为利”、“开明自营”，实质上是近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倡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合理的利己主义”，这种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过极大影响。

(7)斯民也故斯天下之真主也 严复依据“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说，提出君主与人民是本于“通功易事”的原则而确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他认为，古代没有君民之分，人人平等。后来，“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可见，君主的权利来自人民，没有民就没有君。君必须代表民的意愿，为民谋福利。“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很显然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8)八股之害使天下无人才 严复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性束缚人才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救亡决论》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八股取士制度有大害三，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所谓锢智慧，是禁止学子动脑筋。孩提时代即读“四书”，强记硬背;数年之后，学得一套死板的写作方法，“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旦中考，则夸耀乡里，荣禄皆至，实财无真才实学。所谓坏心术，即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质。学子们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在考试时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人进入官场后，则“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所谓滋游手，指培养一批游手好闲的人。许多人终身读书以追求科举成名;还有一群虽科举出身而又毫无才能;这些人便成为国家的寄生虫，成为祸国殃民的灾难。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味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因此主张必须“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万峰时蔚

万峰时蔚（1303～1381），元代僧。属临济宗杨岐派分支破庵派。温州乐清（位于浙江）人，俗姓金。号万峰，世称万峰时蔚禅师。母郑氏夜梦儒释二人入寝室，及旦产二子，次子即师，诞时有异光照室，众怪而欲弃之去，姑乃育之，于襁褓中见僧辄微笑合掌。十一岁得度，习法华经，诵至‘诸法从本来’忽有所省悟，遂四出游方。年十九受具足戒，参谒虎跑普成、天台山无见先睹。后投伏龙山千岩元长门下，契机证悟。住溪州（广西）嵩山，后移锡苏州邓蔚山开圣恩寺，三十年间道风大振，从其受三归五戒、绘像奉祀者不可以数计。洪武十四年示寂，世寿七十九。［增集续传灯录卷六、续释氏稽古略卷二］

毛姆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年1月25日一1965年12月16日），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巴黎,父亲是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的律师。10岁时他的父母相继去世,毛姆遂由其伯父抚养。他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肄业。为了谋生,他又遵从伯父的意愿,于1892～1897年在伦敦学医,并取得外科医师资格。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即以他作为见习医生在贫民区为产妇接生时的经历为素材,用自然主义手法写成。尽管小说不太成功,但足以使他决心放弃医生职业而献身于文学。他到欧洲旅行,并开始创作剧本。他刻意追求王尔德的戏剧风格,创作的社会喜剧大受青睐,以至1908年伦敦同时上演他的4部剧作,盛况空前。他的喜剧一般以家庭、婚姻及爱情波折为主题,最著名的是《圈子》(1921)。从此开始直到1933年,他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剧作家,创作了近30部剧本,深受观众欢迎。这时期的剧作有《史密斯》(1909)、《凯撒之妻》(1919)、《我们的上司》(1923)、《坚贞的妻子》(1927)、《神圣的火焰》(1929)、《养家活口的人》(1930)等,但此后他便放弃了戏剧创作。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1915)带有自传性质,以他早期的学校生活为题材。1919年毛姆出版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土》,这部以法国画家高更的生活为基础的作品再次提出了什么是人的真正的自我的问题。间谍小说《艾兴顿》(1928)中则有毛姆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供职英国情报部门及在日内瓦收集情报的生活经历。《大吃大喝》(1930)以作家哈代和华尔浦尔为原型,反映了英国文坛的面貌,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毛姆最好的作品。《刀刃》(1944)涉及到西方人对东方宗教的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颇为流行。1948年他还出版了一部以16世纪西班牙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卡塔林纳》。毛姆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他主要是模仿法国著名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的形式和简洁明了的风格,集中描写生动的故事情节,对人物内心的揭示较少。较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有《叶的震颤》(1921)、《卡苏里纳树》(1916)、《阿金》等。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回忆录及文艺批评,如《总结》(1938)、《作家日记》(1949)、《观点》(1958)、《回顾》(1962)等。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1954年他成为皇家文学会的会员,1965年12月16日病逝于法国。

冈波巴

冈波巴（Gampopa ，1079年－1153年），俗名打马著（法称），又名宁波滚嘎（众悦心），法名索南仁千（Sonam Rinchen，义为福德宝），因为他长期在冈波山区修行，因此被尊称为冈波巴（在藏语中，巴是大师的意思）。密勒日巴三大弟子之首，融合噶当派生起菩提心口诀，以及密宗大手印教授，显密融通，为噶举派传承的建立者。

他诞生於西藏东部涅地(Nyal)的希乃镇，父亲名为尼哇加波，母亲名为玛咱彩。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从七岁起，就开始学习医术，并很快成为有名的医师，并在22岁时与出身贵族的妻子结婚，生下一子一女。大师自幼对佛教有深厚的信仰，十五岁时已广学红教宁玛派之各种密法，并跟随噶当派大师夏巴雍登札(Sharpa Yonten Drak)学习经典。

因为一场瘟疫，他的妻子跟儿女不幸过世，在他妻子死前，希望冈波巴献身佛教修行，因此大师在26岁时至格西洛丹些饶(Geshe Loden Sherap)处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後来听闻噶当派(Kadampas)对於菩萨行有极善巧的教授，所以到达卫地，向格西略雍巴学习菩提道次第法，後来又跟随纽库巴宗竹嘉称(Nyukrumpa Tsöndru Gyaltsen)学习阿底峡大师所传的口授传承。

大师在32岁时，因为听到三名乞丐谈论大瑜伽修行者密勒日巴的事迹，决心去向他求法，最後到达促德（Trode Tashigang），希望能拜密勒日巴为师。当他见到密勒日巴时，密勒日巴手持著一个头颅骨做成的酒杯，装满了啤酒并交给他。因为受戒僧侣不可饮酒，冈波巴相当犹豫，密勒日巴尊者说：「不要多生妄念！喝下去吧！」大师於是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密勒日巴认可他的决心，於是将那洛巴六法教授给他，其中最重要的是拙火瑜伽，与大手印法教。

在13个月的学习之後，冈波巴大师又回到原来噶当派的寺院修行。因为在梦境中得到许多吉祥的预兆，希望他把噶当派传承的教法广泛教授、以利益众生，大师於是建立了达拉冈波(Draklha Gampo)寺并长期在此修行，得到很好的名声。

冈波巴是噶当巴(Kadampa)传承的执有者，同时也承接了密勒日巴大手印及密续的传承。他最大的贡献是将显密二教的教理修行方式融合为一，并且使得藏传噶举派由在家瑜伽士为主，重新回归到佛教出家僧团领导的传统。

他的弟子甚多，在他之後，发展为噶举派四大八小十二个支派。

他的弟子杜松虔巴(Düsum Khyenpa)是第一代的噶玛巴转世传承。

冈波巴著作甚多，最有名的是《解脱庄严宝大乘菩提道次第论》(The Jewel Ornament Of Liberation)。

许广平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1968年3月3日），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她的父亲许炳瑶是庶出,在家庭中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母亲是一个澳门华侨的女儿。许广平生下刚三天,就被父亲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

许广平性格倔强,八岁那年,母亲要给她缠足,她大哭反抗,终于迫使母亲妥协。她上家塾时,父亲只让老师教她用土话读书,她的哥哥则可用官话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她进行了反抗,父亲只好应允她和哥哥一样用官话读书。她十二三岁时,就明确向家人表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1911年9月,许广平的母亲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的全家搬到澳门,许广平由大哥许崇禧照顾。许崇禧是留日学生,常向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大哥的影响下,许广平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东主办的《平民报》,产生了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愿望。她还购阅宣传妇女解放的周刊《妇女报》,深受其影响。许广平在《两地书》中曾追忆到:“因为渴慕新书,往往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取,以不得为憾。”又好读“扶弱图强等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

1917年,许广平的父亲病故,她二哥从北京回广州奔丧,帮助她解除了包办婚约,她随即同二哥到北京。后又投奔在天津的姑母,考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天津,许广平立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者之一,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0月10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遣保安总队的大批武装警察、马队,驱散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的一万名群众,许广平和女同学们用旗杆做武器,站在与军警搏斗的最前列,并勇敢地包围了警察厅,愤怒声讨杨以德的罪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

1920年5月7日,许广平又与同学们一起,不顾校方阻拦,冲出校门,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校方竟将她们全部开除。许广平和同学们团结一致,在家长和社会进步舆论支持下,坚持斗争一星期,终于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1922年,许广平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4年11月,为了反抗校长杨荫榆推行的奴化教育,北京女师大[1]学生爆发了驱杨运动。开始许广平因不明真相,唯恐被人利用,没有直接参与。次年3月11日,她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请求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2]。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希望她用“壕堑战”的方式,跟旧社会进行战斗。从此,许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有时还登门谒见,向鲁迅求教。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当女师大学生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骨干,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这时,许广平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经常帮助鲁迅校对和抄写稿件,并积极为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撰稿。当北洋政府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残酷迫害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时,鲁迅挺身而出,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这一切,使得许广平和鲁迅之间的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产生了爱。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3]。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2月18、19两日,许广平曾随鲁迅到香港。鲁迅在港作《无声之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深刻地阐述了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广平为他把绍兴官话翻译成广东话,增强了这两次讲演的效果。4月15日,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政变的血迹未干,广州的反动派又进行了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10月3日,与许广平抵达上海。

鲁迅这时决定停止教学活动,专心从事创作。许广平也希望能独立地服务于社会。鲁迅很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4]这话深深打动了许广平。她认识到,在残酷、艰苦的斗争中,鲁迅不能缺少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于是毅然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此后十年中,许广平追随着鲁迅在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中,过着半地下状态的生活。为了使鲁迅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她不但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要替鲁迅购买书籍,抄写稿件,查找有关资料,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也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由于得到许广平这样的支持,鲁迅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竟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5]。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鲁迅发表自己的译作时,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他还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6]

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燹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在一起,共同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1931年,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反动当局屠杀后,鲁迅的处境也很危险。1932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鲁迅的寓所处于枪弹的威胁之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之后,又散布将暗杀鲁迅的风声。同年8月,作为鲁迅公开联络点的内山书店,有两名中国职员突然被警察局拘留,鲁迅的安全受到威胁。在这些危急的时刻,许广平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跟鲁迅步步相随。“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的这首诗,反映了他们之间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与世长辞。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1937年1月,她发出了《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呼吁收藏鲁迅书信的国内外人士捐赠或借录鲁迅的书信手稿,以便“整理成册,公布大众”。她又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十三篇编成《夜记》,于同年4月出版。6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7月,她编辑出版了《且介亭杂文末编》。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纷纷离沪。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留在上海未走,并投入了紧张的出版工作。1938年4月,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6月,她按《壁下译丛》体例,辑成《译丛补》。同年8月,由胡愈之发起,许广平、郑振铎等二十人组成的“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资助下,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二十卷本),其中收入了不少鲁迅的未刊稿和业已绝版的译著。全集编成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错字比当时出版的任何书籍都少,创造了当时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这套全集,为后来的鲁迅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还节衣缩食买了一百支手电筒,托人带给跟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此外,许广平还热情地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鲁迅风》、《中苏文化》、《文艺新潮》及《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等报纸杂志撰稿,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许广平借款刊印了《鲁迅三十年集》,内收鲁迅1906年至1936年的著作二十九种,计三十册,分三大函(不包括译作),售价比《鲁迅全集》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了上海的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妄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敌人对她采用了拷打、电刑等种种手段进行逼供。面对这些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广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保全了革命团体和无数的朋友。日军一无所获,1942年3月1日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郑振铎在《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一文中写道:“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她是怎样的拼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伴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和女英雄。”[7]

1944年秋,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八百余封整理好后,分藏数处,194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并会见了中共驻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许广平请律师将鲁迅的书籍加封加锁,使之完整地保存到解放。

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道义上的声援,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她在《我的呼喊》一文中,愤然质问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许多军队,在对日寇的抗战中望风而逃的,这回反而非常勇敢地在打自己的同胞了。难道养精蓄锐,为的是今天一役?国家亡在异族手里不要紧,让自己兄弟、亲戚、朋友来共管国事倒不愿意?”[8]

1948年10月,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经香港秘密转入解放区,受到李富春、蔡畅等人的盛情接待。

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许广平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她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她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

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9]。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宿愿。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病在北京逝世。

韦千里

韦千里（1911-1988），浙江嘉兴人。1911年三月三十一日辰时生，1988年十月作古，享年七十七岁。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著名命理学家，少负奇才，当时与袁树珊、徐乐吾并称上海命学三大家。

民国以来素有“南袁北韦”盛誉的两位命理大师——袁树珊和韦千里，并誉为吾国南北两大师，今两大师皆已仙逝。韦千里祖师一生享誉命相界。于在世之时，将知命识相六十余年的智慧及钻研心得，戮力于培植命理界后进不遗余力。在西安事业时期，宋美龄女士曾找韦千里祖师占卜六壬神课，所言皆验。当时蒋夫人赠送几十块大洋给韦大师，使韦大师扬名而与袁树珊大师同享“南袁北韦”的大名。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韦千里定居香港，内地虽偶尔来演讲教学然机会不多，但是韦家仍有两只余脉在中国学易，一是在山东蓬莱，另一是在黑龙江，山东一族研习八字详尽，青出于蓝，而黑龙江一支由于时代原因将韦姓隐晦（改王，取上不出头，下不见底，隐藏之意）。山东韦氏一门学八字断一生穷通夭寿，黑龙江韦（王）氏一门学习六壬和六爻卦，虽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一理同源。

韦千里大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6岁左右丧父，年轻时就在上海挂牌算命，并开馆授徒。1933年22岁即发表《精选命理约言》，1934年23岁编辑发行《韦氏命学讲义》，1935年24岁出版《千里命稿》，1942年31岁出版《相法讲义》，1946年35岁出版《八字提要》。1949年38岁时，大陆解放，韦氏离开上海，到香港挂牌算命。1960年49岁，在香港出版《占卜讲义》，并开始在《春秋杂志》撰写《命运答疑问》，名声大振。1963年52岁出版《呱呱集》。1965年54岁，校序《神峰通考命理正宗》。1966年55岁，刊行徐乐吾所著《造化元钥评注》。1979年68岁，去台北讲学。1986年75岁，在台北讲学。1987年76岁，在台北讲学时被踩伤。1988年77岁，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即戊辰年甲子月辛丑日在香港病逝。香港风水学者李居明先生的八字命理即是师从韦千里大师。

徐卓呆

徐卓呆（1881～1958），近现代吴县(今江苏苏州)浒墅关人。名傅霖,艺名半梅,一作半槑,以号行,别号筑岩、半老徐爷、卓弗灵、热昏十年斋主等,笔名阿呆、赫马、李阿毛、酱翁等。汤剑我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曾为吴中公学社义务体育教员。三十一年为日本大森体操学校首位中国毕业生。归国后曾任苏州唐家巷公立小学堂体操教习,后任上海文明书局编辑,义务兼教附属文明小学游戏。次年主持筹办苏州首次体育运动会,与虞洽卿、徐一冰等发起成立上海华商体操会,三十三年又共同发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为首任校长。次年与陆基合译通俗小说《儿童教育鉴》。宣统二年(1910年)任南京两江师范体操教员,与罗振玉等发起创办上海师范讲习社,编纂《体操讲义》,翻译《瑞典式疗病体操》《实验舞蹈全豹》等。与包天笑合译世界三大悲剧之一《牺牲》,并首译剧本《遗嘱》,所译四幕九场悲剧《故乡》尤称完整。复学化装术、武术,尤擅滑稽丑角表演及编演新剧,时誉为中国新派俳优先进。曾与陆镜若等合组文艺新剧场,于上海张园参演《猛回头》《社会钟》等剧,又创办社会教育团,演出新剧《镜中影》等,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为丹桂第一台排演《史可法》等戏。1912年参加中国社会党所办开明新剧社,识拔刘半农。后任《时事新报·剧谈》主笔。1914年参加新民社,曾连续一月日演一出自编《广告结婚》等趣剧。次年转入民鸣社,主演新编历史古装剧《杨贵妃》等。1916年与汪优游、欧阳予倩等合办笑舞台,专演新剧,曾反串《红楼梦》剧中女角晴雯。先后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华幼稚识字课本》《中华幼稚识数课本》及中小学、师范、预科及国民学校用系列体操教材等。热心童话、笑话创作,专长于滑稽小说,《小说材料批发所》等擅以妙笔讽世,时与胡寄尘、程瞻庐齐名,而以其为眉目,被誉为东方笑匠和小说家中之卓别林。1921年为张謇聘于南通伶工学校教体操,与欧阳予倩赴日本考察俳优教育。归国后任上海南市体操教员兼通鉴学校交际舞教员。与汪优游、欧阳予倩等发起组织上海民众戏剧社,创编《戏剧杂志》月刊,为《时报》写剧评,提倡爱美剧,推动戏剧改良。次年发起成立青社,加入星社,被特聘为新中华剧社剧本主任。1923年主编画报《笑画》,编剧《月下》由戏剧协社演出,《调笑录》《新笑林》及滑稽新体诗《不知所云集》、短篇小说集《岂有此理之日记》等出版。1924年编著出版中国第一部电影理论著作《影戏学》,应英美烟草公司影片部所聘,与汪优游等拍摄故事片《一块钱》《神僧》,次年又合办开心影业公司,于国内率先拍摄并合作主演纯滑稽电影《爱情之肥料》《济公活佛》等。1926年兼任新舞台男女合演古装影片连环戏部主任,合资编演拍摄《凌波仙子》《红玫瑰》,为晨星演剧团编剧《离婚》等。复入蜡烛影片公司,主持先施乐园场务。1928年为合众影片公司导演武术侦探名片《三哑奇闻》,与严独鹤等编刊《中国影戏大观》。编创经典滑稽段子《万宝全书》等由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次年与妻皆受洗入基督教,与程瞻庐等于苏州大公园成立西亭谜社,出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第三科通俗教育股主任,兼民众艺术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术考试委员会委员,后任机制国货联合会广告部主任。创作滑稽武侠小说《女侠红裤子》。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曾写国难小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影业公司。次年兼《儿童晨报》《晨报》主笔,任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校董。为家庭工业社等四厂编演一剧,于永生公司无线电台播演,时称创举。1934年当选上海社会教育社理事、戏曲讨论委员会杂技组常委,客串艺华影业公司所摄中国第一部歌舞有声片《人间仙子》及《凯歌》等片,次年被聘主持《新夜报·李阿毛信箱》,出版《笑话三千篇》。1936年任刊物《机联》主编,兼明星影片公司编剧,编创喜剧《中华民国之妻》、话剧《月儿弯弯》及电影剧本《母亲的秘密》等。同年赴日本学园艺,次年归国,为大暨南影片公司编剧《黄金万两》。1938年主编周刊《现世报》,次年任明星训练所讲师,兼南洋补习学校日文教授,为《电影日报》主持《李阿毛信箱》。为国华影片公司编剧《七重天》并作《难民歌》词,由严华谱曲、主演周璇演唱,时称三绝,系列小说《李阿毛外传》等脍炙人口。1944年曾被聘为伪《新中国报》事业委员会委员。困难时期,曾与继妻华端岑以科学方法酿制良妻牌酱油颇畅销。亦喜集藏火花,擅作山水盆景。1958 年死于食道癌,终年七十八岁。

徐卓呆有“滑稽之才,……每一发吻,闻者无不绝倒。所作小说,亦多诙谐,自成一家,盖文艺界之丑角也”(王钝根《徐卓呆小史》)。故又有“小说界的卓别麟”(严芙孙《徐卓呆》)之称。偶为新体诗,如《不知所云集》,同样滑稽突梯。所著短篇小说百余篇,大多辑入《徐卓呆说集》、《卓呆小说集》、《创痕》。中长篇小说有二十余种,如《笑话三千篇》、《非嫁同盟会》、《李阿毛外传》、《人肉市场》、《何必当初》、《馒头镇》、《情博士》、《软监牢》、《木乃伊》、《第三手》、《万能术》、《阴阳怪气》、《水里罪人》、《秘密锦囊》等。电影剧本有《黄金万两》、《奇中奇》、《兄弟行》、《母亲的秘密》。此外还有《电影摄制法》、《电影放映法》、《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等。生平事迹见赵苕狂《徐卓呆传》(1924年上海世界书局版《卓呆小说集》附)、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徐卓呆种种》(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等。

威尔斯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年9月21日—1946年8月13日），英国小说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肯特郡布朗利的一个小店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 他中学没毕业就当学徒, 后在一家文法学校当过助教,并经过刻苦自学,进入皇家科学院的前身理科师范学校学习。1888年回到伦敦。1890年在伦敦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任教师。1893年因病去职,专门从事创作,为一些杂志写作短篇小说、散文、评论。1895年他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论文集和两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和《奇异的访问》。这两部小说为英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并奠定了他作为科幻小说家的地位。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莫洛博士岛》 (1896)、《隐身人》 (1897)、《星际战争》 (1898) 和 《月球上最早的人类》(1901)。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关心社会问题,曾参加当时英国激进的, 但具有改良色彩的进步组织费边社。从1900年起,他的创作转向直接反映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 写了大量的社会生活小说如《爱情和鲁维轩先生》(1900)、《基普斯》 (1905) 《波里先生的历史》(1910)及被誉为19世纪末英国社会变革史的 《托诺—邦盖》 (1909)。后期他更强调小说的社会宣传作用, 写过一些政论性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还完成了为他赢得历史学家声誉的历史巨著 《世界史纲》(1920)。代表其文学成就的科幻小说创作与法国的凡尔纳不同, 主要不是表现科学假设的可能性, 而是继承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传统, 用幻想形式揭露社会矛盾, 因而他的科幻小说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对当代世界的科幻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威尔斯于1946年8月13日在伦敦去世。

佐伯定胤

佐伯定胤（1867～1952）日本法隆寺第一○三代别当（掌管一山之寺务者）、法相宗管长。幼名角二郎。明治十年（1877）七月出家于法隆寺，十三年，就学于奈良教校，师事京都泉涌寺佐伯旭雅，修习俱舍、唯识、因明等。三十六年九月住持法隆寺。大正十三年（1924）曾任中国庐山世界佛教大会会长。次年十一月为东京增上寺之东亚佛教大会议长。曾刊行昭和会本维摩经义疏、昭和会本胜鬘经义疏、胜鬘经讲赞、新导成唯识论等书。亦曾于东京之帝国大学及京都之龙谷大学等开讲唯识学。昭和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示寂，享年八十六。师曾再兴法相学（以明治维新之废佛毁释而衰微），并护持法隆寺，功绩卓著。其著作尚有圣德太子三经义疏、唯识三类境义本质私记、法相宗要、胜鬘经抄、法相宗之教义，及日译之瑜伽师地论（国译大藏经论部）等书。

阿尔贝托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年11月28日-1990年9月26日），意大利作家。1929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们》,已显示出他是一位注重心理分析的作家。作品通过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庸俗、虚伪的生活描写,揭示了那些资产者冷漠、空虚、堕落的灵魂。三、四十年代,他又继续创作了一系列类似精神分析的小说,例如《未曾实现的抱负》 (1935)、《假面舞会》 (1941)、《阿谷斯蒂诺》 (1944)、《罗马女人》 (1947)、《违抗》(1948)、《随波逐流的人》 (1951)和短篇小说集《瘟疫集》 (1944)等。这些作品一般色彩较灰暗,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五十年代,莫拉维亚的小说多取材于社会小人物的生活,例如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 (1954)和长篇小说《乔恰拉》 (1957)等。六、七十年代,他的小说又转向对资产阶级的“异化”现象和心理进行描写,写出那些富有的资产者和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不由自主情况下出现的一些异化和反常心态。如长篇小说《愁闷》(1960)、《注意》 (1965)、《我和它》 (1971)以及短篇小说集《不由自主》 (1963)、《东西就是东西》 (1967)、《天堂》 (1970)、《另一种生活》 (1973)、《嘿》 (1976)等等。其中《梦游症患者》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妇女种种梦幻式的错觉,在这里,梦幻与现实已融为一体,梦境似乎就是现实,而现实似乎全处于梦境之中,人的潜意识得到充分展现。这种视梦幻为现实的表现手法明显受到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莫拉维亚在意大利当代文坛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富永仲基

富永仲基（1715～1746）， 日本大阪朱子学代表人物。名德基,后改为仲基,字仲子,号南关、蓝关,后号谦斋。怀德堂创立五同志之一富永春芳之子。著有《说蔽》批判儒学诸子;《出定后语》批判佛教经典;《翁之文》抨击神道理论。他是大阪朱子学派从尊信朱子学到驳斥朱子学的过程的代表人物。

“加上的法则”体现出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思想发展遵从“加上的法则”,即后起的思想否定以前的思想,是按在以前的思想的基础加上一些新的成分的规律进行的。站在商人的现实本位的立场上,看到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密切关系,并用此“法则”说明儒学传统、孔孟之道并非包含哲学发展的一切形态,程朱之道建立于孔孟之道的基础上,但两者又各有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同样运用“加上的法则”分析说明宗教迷信,批判“三世因缘说”和“阿赖耶识”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超人之处在于既看到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注重宗教产生的主观因素,揭开了宗教的神秘主义帷幕,抨击了宗教伦理道德的禁欲主义实质。

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以中国人好文、印度人好红、日本人好质来说明儒、佛和神道产生的根源,把国民性格视为地理环境的最根本因素。我们知道,地理环境是复杂的系统,它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富永仲基不能科学地说明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解决儒佛神道的关系时,提出“诚之道”。他作为朱子学者并非一味祖述孔孟之道,也不潜心程朱之学,但却抓住了儒学经典的根本,即儒学的伦理道德内容。他认为“加上的法则”所能建构的思想体系属于“诚之道”,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的理论体系属于“诚之道”,用儒教伦理作为一切思想的标准和归宿,仍囿于儒教思想范围之内。

总之,大阪朱子学者站在现实本位的立场上,发展了儒教合理主义成分,对日本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

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世称魏武帝，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三国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曹操出身低微，父为宦官养子。他年轻时就聪明机灵，富有权术，又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早年举孝廉为郎，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不久调任顿丘(今河南省浚县西)县令，拜议郎。黄巾起义爆发后，受任为骑都尉，因镇压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波才所领导的黄巾军有功，升为济南相。初平三年(192)，任衮州(治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牧，分化、诱降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北)黄巾军30余万，男女百万余口，编其精锐，号为青州兵。从此，曹操的势力开始壮大。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几年之间，先后败袁术、灭吕布、平张绣。建安四年(199)，与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决战，次年，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大败袁军。接着，北征乌桓，清除袁氏残余势力，后又击败韩遂、马超，逐渐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任丞相，同年率军南下，试图一举统一南方。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和刘备联军用火攻击败。建安十五年(210)，颁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的志向和忠于汉室的决心。建安二十一年(216)，受封为魏王。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重，秘密命令亲信，他死后安葬时，要设置72座假坟，防止真坟被盗。遗命后宫姬妾要勤习女红，以卖鞋自给。庚子日，病死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

曹操统治期间，在北方大兴屯田，兴修水利，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他在用人方面重视才能，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多次下令求贤，抑制豪强，加强集权。他不仅任用官员注重才学，在选择女婿时也注重德才兼备。他有个美丽的女儿，许多王孙公子来求亲。曹操拒绝了他们，却选择了博览群书，谈吐不凡的丁仪，尽管丁仪相貌不雅，一只眼还是瞎的。

曹操博览群书，尤其喜爱钻研兵法。他仔细研究《孙子兵法》，结合实战体验，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著作。他还多才多艺，长于书法，精于围棋，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所作诗文气魄雄伟、慷慨悲凉。《龟虽寿》、《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后人传诵不绝。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

曹操发动的封建兼并战争，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有利于社会发展;采取的恢复生产的措施及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有利于文化发展。正因为如此，《三国志》作者陈寿称其“抑真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帝。

唐慎微

唐慎微，生于嘉祐年间(约公元1056一1063年)。宋著名医药学家。字审元。成都华阳人，一说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后迁居成都。世业医，对医药造诣颇深。元祐(1086—1094)年间师事李端伯。治病多效，且不论贵贱，不避寒暑风雨，有召必往，或不取诊金，只求赠以名方秘录。经多年广采博辑，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简称《证类本草》)三十一卷，目录一卷。此书合《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为一，并增添大量药物资料。举凡经史百家、佛书道藏有关医药记载，均加择录，收药达一千七百四十六种，集北宋以前本草学之大成。据考其书初成于元丰五年(1082年)前后。尚书左丞蒲宗孟(字传正)见其所著，欲奏与一官，拒而不受。后经陆续增补，约于元符元年至大观二年(1098—1108)间定稿，由艾晟校补刊行，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一卷。政和六年(1116年)医官曹孝忠据此重校厘正，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此后迭经刊印，版本甚多，然基本内容仍以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准。明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主要以此为蓝本。子二人及婿张宗说(字岩老)皆受其传授，为成都名医。

马文升

马文升（1426～1510年），字负图，别名约斋，又号友松道人，世居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县）。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为官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被誉为“五朝元老”。

景泰二年（1451 年），二十五岁的马文升中了进士，开始了他一生的官宦生涯。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由于勤力自勉，深得上司的礼遇和器重，又先后出使山西和湖广，所到之处，剪暴除奸，震动很大，人们赞颂他为“神君”。天顺七年（1463年），他出任福建按察使，一上任，就果断解决了拖延17年之久的一起冤案。由于他为官清正，功绩显著，于成化元年（1465年）升为南京大理寺卿①，成为朝中掌管司法的官员之一。

马文升不仅是一名清正的司法官，他在巩固边防方面的功绩更加卓著。成化四年 （1468年），平凉、固原一带满四变乱，官军进讨失利，形势紧急，朝廷急召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总督项忠等讨伐。马文升迅速赶到固原，擒获了满四，解除了西北边陲之患，他因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陕西。他在陕西修筑关塞要隘，增设卫所，选将练兵，迅速壮大了骑兵部队，使防务能力得到加强，之后，他又平定了西北一带的割据势力。

成化九年（1473年）冬，残元军队分多路进犯边镇，马文升率将士将其一一击败，并擒获其平章迭烈孙。他在陕西苦心经营数年，基本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安定。成化 十一年（1475年）春，马文升晋职为提督，主管甘、凉、宁夏三镇军务，不久，马文升晋职为兵部右侍郎，成化十四年（1478年）又晋职为兵部左侍郎，成化十九年（1483年）再晋职为左副都御史。这期间辽东多事，马文升先后三次受朝廷派遣巡抚辽东，整顿辽东军务，安抚辽东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他组织修城堡，练兵士，利兵甲，特别注意抚恤军民，整肃军纪，从而使辽东各族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

弘治初年，新疆哈密卫被吐鲁番人占据，为了恢复明政权对哈密的控制，朝廷采纳了已任兵部尚书马文升的建议，封元人后裔陕巴为哈密新忠顺王。弘治六年（1493年），吐鲁番统治者阿黑麻劫走了陕巴和明朝廷授予的金印，引起明朝廷的密切关注，于是，马文升奉命挑选精兵，联合西北军一道日夜兼程奔袭哈密，终于迫使阿黑麻送回了陕巴，哈密重归明政权控制。

弘治年间是马文升仕途上较受朝廷器重的时期，孝宗皇帝知马文升之贤，继帝位后召见了他，拜为左都御史命掌院事。自此，马文升成为孝宗身边的重臣和近臣。

弘治二年（1489年），因马文升久历边事，熟知军务，被晋升为兵部尚书兼提督十二团营，此后，又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他忠心耿耿供事于朝，在辅佐朝政上颇有建树。主要有：

第一，整肃军旅。 鉴于正统以来明廷与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瓦剌、鞑靼等部落的冲突频繁，而明廷的军事力量逐渐削弱，马文升在兵部任上时，极力主张整肃军旅，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他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军中将校进行了严格的挑选，凡不合要求的，一律予以汰除。他冒着种种压力毅然罢黜了一批贪懦将校。马文升主持兵部十三年，不但在严明军纪、选用将士、组织操练、普及兵法和改良武器诸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屯田、马政、储备等方面多次上奏，献计献策，他自己还亲自制定了五花营八阵法教授给将士。

第二，辅君恤民。 马文升从他的亲身经历中领悟到，民心的得失是直接关系明廷统治能否巩固的首要因素，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系焉”，“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尝不以爱养斯民为首务也”。马文升还把节俭同爱民联系起来，多次上疏提出“爱民者必先于节用”，他提醒皇帝要“视民如己之子，节财如己之肉”，“存一分，国有一分之益。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他主张在漕运、赈济、赋税、徭役等方面减轻百姓的一些负担和痛苦，他在职权范围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心推行“爱民”的政治主张。

弘治初年，马文升综合当时社会各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向孝宗上《陈治道疏》，提出了“选贤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赃官；择人才以典刑狱；责成效以革奸弊；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核以示惩敬；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夷；节财用以苏民困；足兵戎以御外侮”等十五条时政主张。

第三，整顿吏治。 马文升针对当时吏治混乱，贪官污吏肆行无惮的腐败现象，极力主张通过整顿吏治以振作朝纲，他提出必须“申明律意”，即要重视《大明律》的作用，以法治国。他要求天下大小衙门并两京都属官吏，都必须备置《大明律》一部，“朝夕熟读，用心讲解，务晓其意”。并通过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遵照《大明律》的规定，对官吏进行考察，凡不称职者，谊降该罚，依律施行。

马文升整顿吏治的又一措施是裁汰冗官，选任贤能。弘治初年，他协助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恕考察五品以下官员，裁汰冗职两千余人。弘治十四年（1501 年），年近八旬的马文升被破例升为吏部尚书，不久，他即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二曰杜奔竞，三曰革滥进。三件事都获孝宗采纳。弘治十七年（1504年）八月，孝宗嘱托马文升对天下诸司百官“用心访察，以求择黜至当”。次年五月，孝宗死，马文升以承遗诏的名义毅然裁掉传奉官763人。表现了他整顿吏治的决心和魄力。

马文升八十四岁时去世，谥“端肃”。

马文升还是一位学识博深、著述颇丰的政论家和诗人，史籍载他“好学读书，春秋虽高，手不释卷，凡子史及性理诸书皆能熟记，为文尚理趣，诗亦典重，有《约斋集》及《奏议》《三事记》若干卷行于世”。

蔡元定

蔡元定（1135年12月17日—1198年9月11日）南宋理学家、乐律学家、术数家。字季通，学者称西山先生。建阳(今属福建)人。生于高宗绍兴五年，卒于宁宗庆元四年。少时从父学二程《语录》、邵雍《皇极经世书》、张载《正蒙》。及长，闻朱熹之名，往师之。朱熹叩其学，大惊，谓：“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 (《宋史·蔡元定传》) 宁宗庆元二年(1196)，因庆元党禁案，以布衣编管道州舂陵(今属湖南)，远近从学者日。后卒于贬所。嘉定三年 (1210)，赠迪功郎，谥文节。

史称：“先生(元定)从文公(朱熹)游最久，精识博闻，同辈皆不能及。”(《宋元学案》卷六二《西山蔡氏学案》)又云：“凡性与天道之妙，(朱熹)他弟子不得闻者，必以语季通焉。异篇奥传，微辞突义，多先令讨究而后亲折衷之。”(同上) 元定弟子翁易云： “晦庵 (朱熹) 疏释《四书》，因先生(元定)论辩有所啓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啓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如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据此足见元定在理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亦可见其学术造诣之深。

元定爲长于天文、地理、乐律、曆数、兵阵之说，其中乐律学方面的成就尤爲突出。朱熹尝谓：“古乐之亡久矣，吾友建阳蔡君元定季通著书两卷(按谓蔡著《律吕新书》)，凡若干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宋元学案》卷六二，《西山蔡氏学案》)。蔡氏的主要成就，在于在十二律之閒加了六个变律，提出了十八律乐律学规则。朱熹得益于蔡氏的一个极爲突出的方面，就是乐律与象数学。据全祖望称，蔡氏“律吕象数之学，盖得之其家庭之传”(同上)。而蔡氏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兼顾象数与义理。所著《皇极经世指要》一书，对邵雍学术进行了较爲全面、明晰的诠释概括，一如《律吕新书》，是其兼顾象数治学倾向的又一重要体现。著作另有《洪范解》、《大衍详说》、《燕乐》、《八阵图说》等。

厉鹗

厉鹗（1692年6月16日—1752年10月17日），字太鸿，号樊榭，清钱塘(今杭州)人。出身贫寒，性格孤傲冷峭，不大合群。初学作诗，就有佳句。博览群书，心有所得，就用之于诗，留下许多诗坛佳话。内阁学士李绂典试浙江，看了他的答卷后说：“此必诗人也!”录至京师。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举。侍郎汤右曾欣赏其诗文，欲荐于官，厉鹗卷起铺盖离都归居。乾隆元年(1736)，浙江总督程元章推荐他应试博学鸿词科，因考试时误写论在诗前而未被录取，而年岁已老。后为养家活口，又入京想求一官半职，到天津时，为旧友查为仁留于水西庄，一起撰写周密的《绝妙好词笺》。厉鹗为学“搜奇嗜博”，曾在扬州马白馆小玲珑山馆潜心研究宋人著作多年，又在诗话、说部、山经、地志中广引博征，撰成《宋诗纪事》100卷、《南宋院画录》8卷。又写《辽史拾遗》一书，系采录300多种书籍汇考而成，自比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还著有《秋林琴雅》、《东城杂记》、《湖船录》等书，都考据详博。为纪念其祖居慈溪，以四明山樊榭名其书斋，有《樊榭山房集》20卷。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尤其工于五言诗，法效陶、榭及王、孟、韦、柳，而自成一派。他的诗，与当时胡天游之文、全祖望之考证，同为后世所称道。他的词论，首推南宋周邦彦、姜夔等人，位居浙西词派重要词人之列。

范·达因

范·达因，原名威拉得·亨廷顿·莱特（1888年10月15日~1939年4月11日，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 ），欧美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创作了旨在规范推理小说写作的“范达因二十则”，对后世推理小说的创作影响颇大。

在1912到1914年间，他编辑纽约的文学杂志—《智者》（The Smart Set）。在1915年，他出版《尼采教了什么？》（What Nietzsche Taught），在该书里他详细描写了尼采的资讯，并对尼采所有的书籍进行评论。范·达因持续撰写评论与担任新闻工作者，直到1923年，性格乖张的他范·达因居然动用公款，去赞助与公司对敌的杂志刊物，最后终于被开除。之后，据称他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在约翰·朗利（John Loughery）的传记—《所谓的范·达因》（Alias S.S. Van Dine）里则认为范·达因其实是染上药瘾。至少两年的时间里，范·达因被他的医生要求在床上休养（据称为心脏病，但实际上也可能是因为他染上古柯碱）。为了消磨挫折感与漫长的时间，他阅读、收集并研究了超过两千部的侦探推理小说，并于192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推理小说《班森谋杀案》。在范·达因的推理小说著作里，前六部作品较受欢迎，其中《主教谋杀案》与《格林家谋杀案》得到相当高的评价。而后面的六部作品则销售惨淡。之后，影响美国推理小说的作家则换成艾勒里·奎因接手。

施特劳斯

大卫·施特劳斯(D.F.Strauss,1808-1874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以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生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杜宾根大学毕业后,至柏林专事研究黑格尔哲学。1832年在杜宾根神学院任助教,传播黑格尔学说。黑格尔在其宗教哲学中已指出《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一些故事只是神话。施特劳斯发挥了黑格尔的说教,认为耶稣不是神,而是历史上的人物。《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一些故事,只是早期基督教团体不自觉地将犹太民族早已有的关于 “弥赛亚” (即救世主)的种种迷信和预言,附会在耶稣身上而形成的神话。他认为,神话并不是事实,只是想象出来的一些表现与符号。它表现出一种心灵状态、内在经验与宗教情感,它只是整个人民在哲学经验和宗教情感影响下所产生的诗篇,它无意识地以具体形式表达出包含了这些经验与感情的真理。施特劳斯对《圣经》的批判的结果表明,《福音》书中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可以证明其历史真实性的东西,连耶稣基督本身的历史存在,也是有疑问的。施特劳斯在《旧的信仰与新的信仰》中指出,人们应当按照人本主义的哲学去生活,即把人性看成神,在人的历史中发现神的精神。因此,人世间不再是一个人的悲惨历程,而是着重于人世间的生活,希望通过人本主义把神与人结合起来,通过批判的方法实现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实现,就使人从基督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政治上,施特劳斯拥护君主立宪制度,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是《经过批判处理的耶稣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