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陀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CorneliusTacitus，约公元56—120)，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生于山南高卢或那尔旁高卢,出身旧贵族之家。早年曾从名师学习雄辩术和法律,是文学家、教育家昆体良的学生。在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以博学多才为一部分元老院贵族所器重。在韦斯帕西安努斯皇帝治下从政,后在军中当参将。77年与罗马显贵、执政官阿格里科拉之女结婚,以后在政治上晋升更速。约81年任财务官。88年任行政长官。89年—93年在罗马帝国北方的一个行省任职。97年任执政官。111年后曾出任亚细亚总督。著作有:《演说家对话录》、 《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尼亚志》、 《历史》、《编年史》等,其中后两部著作为其史学上的代表作。恩格斯曾指出,塔西陀是罗马旧贵族共和派的最后一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2页),他的史学思想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在思想上倾向于共和时代的贵族专政,尤其向往这个制度下元老贵族的高贵地位和自由生活,因此他常常以共和时代贵族政治家的挑剔眼光,来审视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他史学著作的基本主题是反对暴政,痛恨暴君。他笔锋犀利,且又洞悉真伪,能出神人化地描绘出君王残忍与宫闱丑闻,他的著作像一面镜子那样照出了一切专制独裁者的丑恶嘴脸,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云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塔西陀是用道德家的尺度来写历史的,因此他笔下的人与事是立意有所褒贬的。但作为史家,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选择史料谨慎,并不妄加评析,更不曾故意歪曲乃至捏造史料。他的历史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仍是今人研究古代罗马历史特别是公元1世纪历史的权威资料。在史学上,他仍不失为一位富有求真精神的历史学家,他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一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他为古罗马三大史家之首(另两人为李维、萨鲁斯特)。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传统,经塔西陀的继承,才发展到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史学,塔西陀史学实为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中介。

张荫麟

张荫麟（1905—1942），中国近代史学家。笔名素痴,广东东莞人。1921年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发表《老子死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等文,受到梁启超等人称赞。又著文批评《古史辨》“根本方法之谬误”为误用“默证”,专力于中国科技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29年秋至1933年夏,在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哲学、社会学。1933年秋至1937年夏,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学术史、宋史,编著《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研室出版,为其代表作,获得广泛好评。1937年夏至1942年10月,任教于浙江大学,后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复离昆明至遵义任浙江大学教授,直至去世。其间专治宋史,与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声誉甚高。除《中国史纲》外,另有《论历史哲学》、《张荫麟文集》(共三种)。张荫麟的史观与史学思想主要有:一、以偏爱循环史观为特征的综合史观,代表作是《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主要观点译自西方学者,杂以己意。归纳传统历史哲学为五派: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史观、演化史观、文化变迁因果律(理想史观、唯物史观、气候史观、人物史观)。反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否定历史必然性与规律性思想,不承认历史进步,偏爱循环史观,认为“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又认为唯物史观“难成立”,但在他处又说: “晚近案据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史者,大抵议论多而实征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二、对历史认识局限性的详细阐述,代表作是《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认为历史研究不可“先有成见在胸,本此一定之目的,搜寻各种证据,推勘文字,比例事实。”试图回答“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 “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如何打破或减轻”三个问题,提出史料有15种局限性,认为史料局限性能够随历史发展而减弱,历史学能够达到对历史的完整认识。三、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代表作是《历史之美学价值》,并提出: “持审美态度而作之史,名艺术化之史;持穷理态度而作之史,名科学化之史,其鹄的皆以显真。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彩之境界。”“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忠实之艺术的表现。”四、详细探讨史实的选择与综合问题,代表作是《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认为史家选择史料有六项标准:新异性、决定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诲功用性、现状渊源性。提出:史实在时空位置(社会静力学)与内容(社会动力学)上的特殊性,决定史实的“新异”程度。史实的新异性随时间发展、自身发展、环境变化、广袤度量而变化。某史实“所决定的别些史事所占的时空范围愈大,则愈重要。”旧史家常用的史实训诲标准,与近代史学趋势相背,应予放弃。“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心中。”

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又字心海、伯烈，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年(1876)以国子监生应顺天乡试中举。六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年，弹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言其可杀之罪有八。几遭大祸，赖军机大臣阎敬铭而幸免。次年，复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返里，结交新会陈树镛，主讲丰湖书院与端溪书院。张之洞督粤，聘主广雅书院;后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聘主钟山书院;又调湖广总督，聘其为幕僚。二十六年，初以端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张之洞再荐，诏赴西安行在，赏还翰林院编修衔，授汉阳府知府，调武昌府知府，擢安襄郧荆道道员，累迁湖北按察使、布政使。三十二年，入朝弹劾庆亲王奕劻通财纳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弹劾袁世凯得庆亲王之助，权倾朝野，引用私党。受诃责，引疾乞退。武昌起义后，以三品京堂候补。旋加广东宣慰使衔命赴广东，不果行。1917年，抱病参与张勋复辟。1919年病逝于北京。清废帝赏加太子少保衔，谥文忠。

梁鼎芬诗宗北宋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而上溯杜甫、韩愈，多思亲怀人之作。陈衍曰：“节庵少入词林，言事镌级归里，又避地读书焦山海西庵，肆力为诗。时窥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家堂奥，佳处多在悲慨、超逸两种”(《近代诗抄》;《石遗室诗话》卷一略同)。徐世昌曰：“壬癸(按指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以后，征侍讲幄，琼楼重到，金粟回瞻，悱恻芬芳，溢于篇什。尝自言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遂焚其诗。今兹传刻，盖其烬余也。”(《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二)著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欸红楼词》一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七二、汪兆镛《梁文忠公别传》(《碑传集三编》卷一○)、陈三立《祭梁文忠公文》(同上)。

刘文典

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原名文骢，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89年12月(清光绪十五年)生。父亲刘南田，经商。刘文典幼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进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得到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1907年加入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激励下，刘文典于1909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曾追随章太炎听《说文》课。当时，东京是中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由于接触的师友多具有革命思想，刘文典的革命热情更趋高涨，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文典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到上海，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主办《民立报》，任编辑，并以刘天民的笔名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谋刺时，刘的手臂也中弹受伤。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刘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在孙中山的秘书处任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到国内。他看到袁世凯死后仍然是北洋军阀统治，感到失望彷徨，决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教学和著述生涯。刘文典到北大时，正当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校内的学术思想很活跃，学术气氛也很浓厚。刘深感自己的学术根底不厚，因为在这名流萃集、学者成群的学府中从事教学工作，不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是不能立足的。于是，他发愤从事我国古籍校勘工作，重点放在诸子著作，集中精力从《淮南子》入手。经数年勤奋钻研，终于在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为了校勘这部书，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这部著作问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胡适为之作序，称赞他治学“最精严有法”，对他的“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十分称道。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还写了《三余札记》。这是他在学术上最有成就、著作丰收的时期。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北大带来了新鲜空气。在这社会激剧变革和新旧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刘文典不断地吸取新思想、新文化，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学术著作，如叔本华的哲学著作以及《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书。

1927年，刘文典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翌年，安徽大学发生罢课事件，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严办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他不知谁是共产党。蒋大为震怒，命卫士把刘押送公安局关禁起来，并威胁要枪毙他。此事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安庆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才以刘“即日离皖”为条件，把他释放。关于此事，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也谈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刘文典离皖后，曾去拜访章太炎，章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特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不久，刘文典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继续校勘古籍，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校补》等书。陈寅恪在为《庄子补正》作的序中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这时，他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声望，师友都是学者名流，可惜后来由于国家多难、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这些因素影响了他在学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儿子也积极参加，他对儿子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那时正是严寒季节，他的儿子因连夜在外受冻，患病死去。刘悲痛万分，同时也更激起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刘未能及时转移到后方。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因此，他的住所曾两次遭到搜查。当时，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宁死也不能当汉奸，不能失节。”他的日语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在日本宪兵面前，绝口不讲日语，以表示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维护民族尊严。

刘文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1938年取道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国难当头，生活艰苦，面对严峻的现实，刘的精神消沉颓废，除教书之外，就以读旧诗词消磨时日，甚至吸鸦片以图麻醉。1943年刘曾一度离开西南联大，到磨黑中学(即普洱中学)任校长，引起学术界、教育界的非议。半年后返回昆明，刘被西南联大解聘，后又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文典仍留在云南大学执教。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刘置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外，为一些官僚士绅写墓志、撰寿序，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撰写蒋介石六十生辰贺表。虽然，刘文典决不与国民党合作，但他的上述表现，也曾引起人们的误解。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已替他找好去讲学的大学，并为他一家三口办好入境签证，买好了飞机票。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虽然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事业还缺乏认识，但爱国感情终于使他留在新生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起了根本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后来又加入九三学社，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在1957年全国政协二届第三次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说：“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崇高理想，今天由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一一实现了。……我愿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

李贤

李贤（1409年1月1日－1467年1月19日）明英宗、宪宗时内阁首辅。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县)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正统中，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景泰二年(1451)，曾上正本十策，建议勤圣学、戒嗜欲、慎举措、崇节俭、勉贵近、结民心，受到代宗重视，命写置左右，以备观览。擢任兵部右侍郎，后转户部、吏部。英宗复位，天顺元年(1457)，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旋晋吏部尚书。石亨、曹吉祥专权，一度下狱贬官，又复原职。后英宗厌石亨、 曹吉祥骄横， 他请渐加制之。及石亨得罪， 帝复问夺门之事， 他谓此辈邀功请赏， 不审置陛下于何地， 又议革去冒功者四千余人。 次年任为首辅。 力请行宽恤之政， 罢江南织造， 清查锦衣卫狱，止边臣贡献， 停内外采买。 同官皆惧， 他说： “大臣当知无不言， 可卷舌偷位耶?” 为政务持大体， 尤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 曹吉祥与侄儿曹钦谋反， 逼其草奏释己罪，他密疏请擒贼党。 门达怙宠骄恣，乘间具陈门达之罪。 宪宗即位， 晋少保、 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曾奏陈自宣德至天顺年间， 选宫人太多， 宜放还其家， 中外欣悦。 成化二年 (1466)， 遭父丧丁忧， 诏起复， 旋卒。 赠太师， 谥号 “文达”。

李贤颇有宰相风度，为政识得大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用人的一方面，他进贤而退不肖，提拔了年富、王竑等名臣，革斥了四千多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之人。石亨、曹吉祥得势时，李贤不与其沆瀣一气，而时时劝英宗疏远他们。英宗意图更换太子，李贤予以劝止，使太子（明宪宗）得以保全，消弭巨变于无形。宪宗即位后，他警告宪宗“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又劝宪宗“无狎左右近幸”。唐枢在《国琛集》中将其主要政绩归纳为“止殉葬，释庶人，禁冒功，疏正本，安边鼓妖斥仙师号，应曹钦伤臂之变”六条。李贤耿介忠直，深受英宗宠待，对于宪宗初年的政治也颇有影响。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

李贤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记有《读易记》一卷、《读诗纪》一卷、《天顺日录》二卷、《鉴录》一卷、《大明一统志》九十卷、《穰杂录》二卷、《穰集》三十卷、《穰集续》二十卷，洋洋数百万字。

张英

张英（1638—1708），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康熙二年举人,六年中二甲四名进士,授内弘文院庶吉士。康熙十一年(1672)闰七月,经康熙帝亲试张英等三十二人满文,张英成绩优异,授编修。次年改任日讲起居注官。他在南苑行宫讲儒家经典,常随侍帝侧,为康熙的主要讲官之一。康熙十六年(1677),升张英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讲《通鉴纲目》,受到康熙的赞许。并手书“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赐之,后又书“存诚忠孝”四字赐之。

安徽桐城是个人杰地灵、风景秀美的地方。有清一代，这里出了不少名士显宦。康熙年间的宰相张英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张英，有这样一个传说：某年，有孕在身的张母做了一梦，梦见一位异人来到家中，自称东晋大臣王敦。数月后，张母生下个男孩，取名敦哥。敦哥渐渐出落得很英俊，令父母十分疼爱。孰料，敦哥在10岁那年却突然死去了。过了几年，先前那位异人又进入张母的梦境，说：“我终归还要是夫人的儿子。”张母后来果真再得一子，模样和敦哥极为相像。张母和丈夫惊喜交加，特为这个儿子取名敦复。敦复长大后改名英，将敦复作为自己的字，又字梦敦。还有人讲：晚明年间，张英的一位祖上种菜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地窖，其中藏有巨额银两。当时，他身为乡间秀才，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是，秀才没有欣喜若狂。他自忖书生福薄，不堪享受巨富，便照旧掩好地窖，准备日后将银两用于行善积德。不久，秀才得了重病。临终之前，他把地窖的事情告诉了两个儿子，要求他们切勿产生贪念，可在灾荒年份掘银赈灾。他又讲：“倘若你们不按我的话去做，后世子孙不会昌盛。”秀才的两个儿子谨遵父命，在一个奇荒之年献出银两，使无数灾民渡过了难关。包括张英在内的许多张氏后人在大清朝能够获得高官显职，与其祖上的善德佑护关系非浅。推敲起来，以上这些说法不无粉饰之嫌，未必真实可靠。那么，历史上的张英究竟如何呢?

张英出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他的伯父张秉文年少科场登第，后来官至山东布政使。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军入内地攻陷济南，10余万明朝官民惨遭杀戮，张秉文身在其中。张英的父亲张秉彝是名有些学识的秀才，其作文以经义为本，立身则很有孝行。因兄长出仕在外，父母年迈，张秉彝遂绝意仕途，一心在家侍奉双亲，并给予张英诸多教诲。张英和父亲一道曾目睹了明清鼎革的烽火，又跨过了清初顺治朝动荡的岁月。康熙二年(1663)，27岁的张英考中举人。康熙六年(1667)，他又得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成为内弘文翰林院庶吉士，进入庶常馆学习满、汉课程。这是张英30多年仕宦生涯的起点。

入庶常馆后不久，张英得到了父亲故去的消息。按照礼制，他离馆回乡丧居。康熙十一年(1672)初，他重返京师，仍为庶吉士。闰七月，康熙亲自考试张英等32人的满文情况，张英成绩突出，被授以编修职务。第二年，他充任了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除负责记注皇上的日常活动外，主要是天天进宫举行日讲，给皇上讲解经史典籍。每天鸡未鸣时，张英等日讲官就赶至午门左翼门外，然后偕部院奏事诸臣鱼贯而入。待部院诸臣奏事完毕，内侍将张英等人引入弘德殿。殿中左右排列图书，南向设御座，北向置讲官席，中间设炉焚香。康熙君臣便在这里开始日讲，互有问答。好学的康熙对日讲十分重视，对日讲官也不时示以关怀。一次，康熙移驾南苑行宫，得知扈从的日讲官尚需自备用品，下谕道：“张英等人时常要随朕外出，而他们远离家乡，在京城没什么资产，不免会艰苦一些。嗣后，凡扈从讲官所用帐篷及其他应用物品，皆由内务府酌量颁给。”在讲筵之上，张英尽自己所学，剖析经史，细致入微，令康熙感到“大有裨益”。康熙曾赐予他御书“清慎勤”、“格物”、“存诚忠孝”等字幅，又曾赐予貂皮、锦缎等物。张英的官职则由编修升为左春坊左谕德，继而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康熙谕示大学士等：“朕在理政之暇不时观书写字，现在想在翰林官中选两名善书博学者常侍左右，讲究文章义理。”他又吩咐：“这两人若仍居住在紫禁城外，则难以应对朕的不时宣召，多有不便，可在城内拨给房屋，令其在内侍从。”结果，张英首得其选，深合康熙心意。他和另一名中选者高士奇居住于西安门内，入值乾清宫南书房，被称作“南书房行走”。清代设置南书房便由此开始。从一定程度上讲，康熙设置这个内廷机构不无政治考虑。南书房行走不但要与康熙讲求学业，谈论诗书文字，还不时要代拟谕旨，发布政令，或应对康熙对时政的咨询。康熙特地训戒张英：“在内廷供奉应当谨慎勤劳，不得干预外事，日后朕必定从优擢用。”张英对此谨记于心。每日，他晨入暮出，不敢懈怠。有时，他退出就食又蒙宣召，便即刻辍食入宫，甚至要忙碌到半夜。出自他手上的谕诰文章不在少数。康熙咨询时政时，他历陈民间疾苦，四方水旱，间或涉及臣员优劣进退。事后，他总是默然于胸，从不向他人提起。经过一段时间，康熙对张英的表现颇为满意，称赞他“老成敬慎，始终不谕，有古大臣之风”。在内廷期间，张英还充任过皇太子胤礽的师傅，教其读书习字。康熙十八年(1679)，他的官职升为侍读学士。第二年四月，康熙以张英“勤慎可嘉”，命吏部从优议叙。张英遂又得授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康熙每次到南苑或外出巡视，张英必在扈从之列。

张英入值南书房期间，还有过这样一则故事：山东新城(今桓台)人王士禛是清初“神韵”诗派的领袖，其诗闲远邈绵，独擅风神。张英素喜王士禛的诗作，时常在康熙面前提及这位诗人。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在懋勤殿召见时任户部郎中的王士禛，出题命其作诗。王士禛作诗虽好，但诗思比较迟滞，加上初次面见皇上，心中十分紧张。提笔沉吟多时，他竟未写下一字。张英见到此景很为其着急，遂自己拟好一份诗稿悄悄放在案侧，终于使王士禛解了一时之围。王士禛抄好诗稿呈上，如释重负。康熙看到诗作，笑着对张英说：“人们都说王某作诗丰神妙语，为何整洁端正一如爱卿的笔法呢?”张英回禀：“王某是诗人之笔，定当胜过臣许多。”随即，康熙命王士禛改任翰林。后来，王士禛历经升转，官至刑部尚书。他对张英则终身抱有感激之情，曾说：“那日若无张公相助，我几乎就要交了白卷。”

虽然得到了康熙的器重，仕途上并未遇到羁绊，张英却渐渐对宦游生涯有了些厌倦，产生了田园之思。他在自己的诗作里不时流露出这种情绪。康熙对此也有所感觉。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张英乞假回乡重新安葬父亲，康熙命按张英品衔安排张秉彝的恤典，特赐白银500两、表缎20匹，表扬张英侍从勤劳，兼资此次安葬费用。张英回乡安葬了父亲后，又在家乡龙眠山构筑房屋，居住了数载。他在书房里写下一副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

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张英返朝。三月，翰林院掌院学士缺人，康熙认为，“张英为人厚重，不干预外事，补授此缺十分合适。”张英遂得授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四月，他又奉命教习庶吉士。闰四月，康熙谕示吏部：“张英和内阁学士徐乾学学问淹通，宜留在朝中办理文章之事，嗣后不要将他们列为巡抚人选。”不久，康熙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张英是位好人，但不能统辖翰林。”九月里，张英和侍读学士德格勒撰写起居注失误，被吏部题请革职降级。康熙命从宽处理，讲：“张英本没什么不好之处，只是缺乏一定主意，随东逐西而已。”过了数月，康熙觉得张英在翰林院掌院学士任上不见起色，命内阁学士李光地接任此职，张英改任兵部右侍郎。张英之所以没有统辖好众翰林，一方面是由于其敦厚平和的性情，一方面与朝廷上的形势有关。当时，朝廷上朋党之争比较激烈，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等人都是党争中的活跃人物，张英折衷其间，遇事忍让，甚至甘居其下，以求自安。他本人则一向不参与朋党。

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张英和内阁学士韩荚奏进纂成的《孝经衍义》，受到康熙的一番赞许。此书被颁发群臣。六月，张英调任礼部右侍郎。因李光地此时离职回乡省亲，康熙经过斟酌，又命张英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张英转任礼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衔，又兼管詹事府詹事事务。这年十一月，张英还充任了经筵讲官。第二年正月，给事中陈世安疏劾张英和礼部尚书张士甄、侍郎王飏昌在孝庄章皇后大丧期间不亲率属员检阅典章制度，又不会同满洲堂官详慎参订，对朝臣关于丧礼的询问亦推辞不知，偷安自便，闒冗无能，乞请朝廷严加处分。吏部就此议请将张英等人各降五级调用。康熙认为陈世安有些言过其实，命张英等从宽留任。过了数月，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奇、刑部尚书徐乾学因收受贿赂俱被解任，高士奇曾上疏辩解说自己一向没有妄生事端，一如张英等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左都御史郭琇、副都御史许三礼分别疏劾高、徐“凭借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的种种劣迹，使高、徐只得离京回乡。通过对高、徐等人的处理，康熙审视朝中汉大臣，觉得张英委实不失为一位老成谨慎的人。张英遂升任工部尚书，仍兼管詹事府。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他又奉旨于兼管詹事府外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七月，张英调任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此时，康熙甚至认为执掌翰林院、詹事府非张英莫属。张英在执掌翰林院、詹事府期间，还曾受命辅导过诸位皇子读书。然而，在担任礼部尚书三个月后，他却再罹风波：翰林院编修杨瑄为一等公佟国纲(康熙舅父)所写的祭文被康熙斥为“极为悖谬”，张英则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免去了礼部尚书职务。后来，张英因教习庶吉士不严又曾被连降三级。

面对仕途上的荣辱进退，张英力求不惊于心。闲暇时，他常以白酒一杯、清琴一曲自慰，或者杜门谢客，拥书览读。他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安心之法，即：非理之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之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之事决不做;衙门中的事情因物付物，顺水推舟;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不迎将于事前，不留滞于事后。实施此法，他自觉神闲气定，较往昔急于进退而形神交困大不相同。

总地说来，张英虽屡受责谴，但一直没有失去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月，康熙恢复了张英礼部尚书的职务，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康熙还让张英先后充任了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典籍的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张英受命充任了会试正考官。七月，张英以年老体弱乞请休致，康熙下旨慰留。十月，张英上疏辞去了兼管的翰林院、詹事府事务。到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一月，康熙将张英擢拔至相位上，任命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时，张英还兼任经筵讲官。本来，清初沿袭明朝旧制，大学士按例不应兼任经筵讲官。在雍正朝之前，张英等四人却以大学士兼任此职，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成为了朝廷定例。在拜相之后，张英保持了谨慎的作风，不陈奏密事，不攻讦他人过失，理政持重平恕，一丝不染。朝廷上下许多人都对他抱有好感。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张英以衰病再次乞请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康熙称赞张英“才品优长，效力年久，简任机务后恪勤益励”，在张英离京前夕赐宴于畅春园，谕令张英返乡途中的驿递应付毋限于常额，又颁赐御书“笃素堂”匾额。

张英曾有言，自己平生没有别的嗜好，惟酷爱看山及种树。返乡之后，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满足这两项爱好。在族党乡邻乃至家中仆隶的眼中，他又是位待人和善的长者。家居期间，张英还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读书撰述上。在所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中，他谆谆告诫子孙要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其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之句颇得时人称道。张英在经学、诗文方面亦有不少撰述，包括《周易衷论》、《易经衷论》、《书经衷论》、《笃素堂文集》、《存诚堂文集》、《双溪集》等等。他在经学方面宗法宋儒朱熹思想，以经释经，立说坦易明白，不务艰深。据后人看来，他的诗作兼擅台阁、山林两体，不乏“清微淡远”的写景抒情之作，对清初某些弊政亦有所管窥。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南巡山东、江南、浙江，张英赶至淮安迎驾，被赐予御书“谦益堂”、“葆静”匾额、对联、画卷、白银1000两。在江宁，康熙应江南绅衿的吁请多停留了一日。随驾来此的张英又请求康熙再留一日，康熙表示：“念老臣恳求谆切，允准再留一日启行。”当时，江宁知府陈鹏年因反对两江总督阿山增加钱粮耗银供奉皇上南巡而遭到阿山等人的多方陷害，处境十分不利。张英在被康熙问及江南廉吏情况时则首推陈鹏年，称赞其才品兼优，很得人心。另外，康熙的亲信、江宁织造曹寅也积极保举了陈鹏年。基于张英、曹寅的保举，陈鹏年终于转危为安，后来成为康熙朝的名臣。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再次南巡，张英迎驾于清安浦，扈从至江宁，被赐以御书对联、“世恩堂”匾额及书籍、人参。应张英之请，康熙又在江宁多留了一日。有人曾以赞羡的口吻写道：“黄幄戊校之尊严，止玉辇以片语;绿野午桥之清闷，曜奎章于四隅。”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张英在家中病逝，享年72岁。康熙闻讯后深表哀悼，赐祭葬加等，加谥号为“文端”。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就学于张英，其即位后特追赠张英为太子太傅，雍正八年(1730)又命张英的牌位入祀京师贤良祠，并向桐城的张英祠堂颁赐对联：“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忱垂奕叶箕裘。”乾隆帝登极后，张英又被追赠为太傅。

张英的四个儿子廷瓒、廷玉、廷璐、廷都先后踏上了仕途。廷瓒是康熙十八年(1679)的进士，由编修累迁至少詹事，先于张英而卒。廷玉于康熙三十五年(1700)中进士出仕，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在雍正朝及乾隆初年更是朝廷上的股肱之臣，官至太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廷璐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授职编修，入值南书房。在雍正朝，他曾督学河南，又曾两任江苏学政，官至礼部侍郎。廷亦是进士出身，雍正年间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兼充日讲起居注官。他性情诚笃，细致入微，编载起居注详赡得体。有清一代，已出翰林而仍负责起居注者惟他一人。廷于乾隆初年调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引病回乡。乾隆二十九年(1764)，他因病去世，乾隆就此曾对左右叹息：“张廷兄弟皆是旧臣中的贤者，如今纷纷故去，如何能再得此辈呢?”在四子之后，张英后人出仕者不在少数。清代人对张氏一门有“父子大学士”、“三世得谥”、“四任江苏学政”、“六代翰林”等等说法。张廷玉为宰相时，时人曾有言：“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绅。”张英后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李达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东渡日本学习科学和实业。十月革命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参加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失败后再赴日本，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回国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1921年2月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和李汉俊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1922年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7月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1月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校刊《新时代》。1923年9月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论而离开党组织。此后在湖南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应邓演达之邀，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受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后返回长沙，与郭亮、夏曦等筹办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马日事变”后，回家乡暂避。9月回武汉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书籍。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曾多次受中共委托到冯玉祥将军处私人讲学，说服冯联共抗日。1935年发表《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初到重庆冯玉祥处，促进冯与中共合作。1941年9月后长期困居家乡受国民党监视。1947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5月绕道香港到达北平。不久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1950—1952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1966年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迫害摧残，8月24日含冤去世。1980年彻底平反昭雪。主要著作收入《李达文集》。

司马光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宋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景祐五年(1038)进士甲科。初仕苏州签判旋丁父忧，服除，改武成军签判。庆历六年(1046)，以庞籍荐，召试，授馆阁校勘，后由庞籍辟为并州通判。庞籍乃光父司马池挚交，光终其生父事之，呼始平公而不名。召为开封府推官，累官知制诰、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英宗治平三年(1066)，加龙图阁直学士，撰成自战国至秦的八卷编年史，名曰《通志》，进呈英宗。英宗命置书局于秘阁，缜修。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赐书名曰《资治通鉴》并亲作序文。熙宁三年(1070)，因与王安石政见未合，出知永兴军，改判西京留台。退居洛阳，书局自随，修《资治通鉴》。元丰7年(1084)《资治通鉴》成书。哲宗即位，召主国政元祐元年(1086)，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王安石新法。为相8个月病死，追封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司马光与邵雍、程颢、程颐、富弼等交往甚密，反对王安石变法最烈、认为：“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哀。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乃我国史学巨著，实开通鉴体先河，不仅网罗宏富，构思精密，且语言洗炼，不乏文采。其文内容充实，感情执著、真挚，诗亦质朴流畅。其诗文集今传三种版本系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此乃李裕民教授在日本发现的孤本，今有汲古书院影印本行世)，三本所收诗文互有异同，可以互校补证。此外有《稽古录》20卷，这是司马光为修宋代史而作的准备《涑水纪闻》16卷，这是得之于传闻的笔记。此外，还有《温公诗话》等。其生平事历见苏轼撰《司马温公行状》、《司马温公神道碑》(刊《传家集》附录)，明代马峦、清代顾栋高均编有《司马光年谱(中华书局合刊，1990年点校本)，程应镠师有《司马光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宋衍申有《司马光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尚恒元等有《司马光轶事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李裕民有《司马光日记校注》(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等。司马光茶诗《双井茶寄赠景仁》云：“春睡无端巧逐人，驱诃不去苦相亲。欲凭洪井真茶力，试遣刀圭报谷神。”体现了他和范镇终生不渝的真挚情谊。《十四日小园置茶招宗圣应之皆辞以醉为诗赠之》亦与友人茶会而未果。《小诗招僚友晚游后园》二首之一：“何似松间煮新茗，更来花底覆残棋。”反映了作者居洛阳时的闲适与交游生活。同样的题材还见于《潞公游龙门光以室家病不获参陪》诗等。在司马光的文集和巨著《通鉴》、《涑水纪闻》中均有一些宋代和历朝的茶史资料，尤为可贵。

还珠楼主

李寿民（1902年2月28日——1961年2月21日），现代小说家。原名善基，更名寿民，50年代以后改名红，笔名还珠楼主。四川长寿人。其父李元甫，清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因不满官场黑暗而弃官回乡，以私塾教读为业。其母也出身于世宦之家，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天生颖悟，3岁即开始读书习字，5岁便会吟诗作文，7岁能写丈许对联，9岁可写5千字长文，以致获长寿县衙所送“神童”之匾。12岁丧父，家道中落，李寿民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随母至苏州投奔亲戚，曾在苏州中学读书。22岁只身赴天津，初任傅作义中文秘书、但不惯军旅生活，遂转而入天津邮政局任职。又因俸薄难以养家，兼做大中银行孙董事长家的家庭教师。不料与孙家二小姐发生恋爱，遭到孙董事长反对，不但李寿民被解雇，并两次下狱，而且诉诸公庭，结果由于孙二小姐挺身出庭作证，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李寿民即以此为题材写成了小说《轮蹄》。

李寿民撰写武侠小说出于偶然。1930年底，天津《天风报》因连载小说断档，请李寿民试写。李寿民即撰《蜀山剑侠传》，不料刊出后竟大受读者欢迎，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蜀山剑侠传》写至55集尚未完稿，已达500余万字，成为我国最长的小说。与此同时，还完成了《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等，均由天津励力书局独家出版。李寿民即以稿酬在北京购买房产，迁京居住。北京沦陷后，日本当局曾多次请李寿民任职，均遭拒绝，以致被捕入狱，身受酷刑之苦，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出狱后数月，即只身南下上海谋生，初以卖字为业。后受正气书局老板之约，再度撰写武侠小说。抗战胜利后，才将家眷接至上海，李寿民也进入其创作的高潮时期，《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等一系列作品又相继问世，以致在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后又全家迁居苏州。

李寿民在天津时已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与名伶尚小云结为金兰之交，曾为其编撰京剧剧本《汉明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不能再写武侠小说，于是全身心致力于京剧事业。1950年秋应上海天蟾京剧团之聘任编导，编写了《雪门》、《白蛇传》、《岳飞传》等剧本。1952年初调总政京剧团任编导，同时兼任北京京剧三团编导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改编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剧本。1954年总政京剧团撤销，李寿民又撰写了《岳飞传》、《大侠郭解》、《大侠剧孟》、《十五贯》等章回小说。1957年“反右”开始后，李寿民停止了创作。1958年因脑溢血而偏瘫，在病床上仍口授小说《杜甫》一部。至1961年2月21日病逝。

李寿民一生著作达4千余万字，其中小说有40余部，京剧剧本至少也有十几种。他的知名于世主要在于武侠小说，被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其他三家为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之一。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又对名山大川了如指掌，因而他的武侠小说既把“神话和自然美结合起来”，又具有极大的容量，“诸如云贵山区的婚丧、食用、医药巫蛊之类，往往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兴趣盎然”(张赣生《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变》)。这些显著特点使它们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在中国大陆、港台及海外华人中广泛流传。

海因莱因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1907年7月7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巴特拉市，1988年5月8日卒于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1907年7月7日生于密苏里州的巴特拉市，曾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并以海军军官身份服役五年，1934年因病复员。他一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费城海军航空试验所任工程师。

海因莱因的科幻创作始于1939年，第一篇小说《生命线》刊登在《惊异》(Astounding)上。由于该杂志编辑坎贝尔的赏识，海因莱因的早期作品大多发表在《惊异》上。这些早期作品大多属于他的“未来历史”系列，后来收集在《出卖月亮的人》(1950)、《地球青山》(1951)和《2100年起义》(1953)中。《梅瑟斯拉神的孩子们》(1943)和《天堂的孤儿们》(1963)两部长篇也属此系列。海因莱因在这些作品里展露了他的才华，他视未来为既成事实，在写作上避免冗长的陈述和解释，而是通过对话和行为，巧妙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机敏而含蓄的描写，明快的行文，对人物的关注胜过对科技新玩意儿的兴趣，使他成为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四大才子之一。

1947年起，他的短篇作品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及其它高价杂志上，而他的长篇则是一系列少年儿童科幻故事，如《伽利略号火箭飞船》(1947)、《太空军官候补生》(1948)、《红色的行星》(1949)、《星球人琼斯》(1953)、《星球兽》(1954)和《银河系的公民》(1957)。这些作品不仅吸引了青少年，而且拥有成年读者，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这些是他的杰作。

自50年代起，海因莱因基本上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如《傀儡主人》(1951)、《双星》(1956)、《进入夏天之门》(1957)和《星际船上的部队》(1959)。《星际船上的部队》的发表在科幻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尽管它获得了雨果奖，但有不少人认为这部描写星际战争的作品内容过激，带有军国主义倾向。当然，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科幻小说。

海因莱因最具轰动效应的作品是《异乡异客》，在这部长达800页的小说里，作者叙述了一位来自火星的年轻的救世主式的人物史密斯在地球上了解到地球文明存在的危机之后，竭力传播火星的思想和哲理，最后却遭到与耶稣基督同样的命运。小说既抨击地球文明和清规戒律，又阐述了作者对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独特见解，完全迎合了美国60年代反文化的潮流，故而深受大学生的推崇，甚至被视为嬉皮士的圣经。

《月亮是位严厉的主妇》(1966)为海因莱因第四次获得雨果奖的作品，它描写月球殖民者中间的一场革命，小说中的许多事件显然与美国独立战争遥相呼应。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它清楚地表明了海因莱因的政治观点，证明作者深受社会达尔文哲学的影响，是位自由意志论者。

海因莱因长期被认为是硬科幻小说的大师，但是他后期的作品的内容经常引起争议，艺术质量也有所下降。在其后期作品中，《拉泽鲁斯的生活》(1973)、《兽之数》(1980)、《穿壁猫》(1985)和《日落处远航》(1987)是他“未来历史”系列姗姗来迟的尾声。

总体来看，海因来因的作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作家是一个优秀的故事结构者；其主人公都是美国式的，其小说是“美国梦”的一种表现；大量使用美国俚语和民间故事；注重美国传统，所谓“未来史”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史；重视因果性和细节可信性。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科学深度不够，此外其作品的主要思想带有军国主义倾向。

尽管他后期作品不够生动，但是他仍不失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科幻作家。他曾是1941、1961和1976年三次世界科幻大会的嘉宾，又是1957、1960、1962、1967年雨果奖得主，1975年又荣获一级大师星云奖。即使在他1988年去世后，广大读者仍然推选他为“空前最佳作者”。

圣严

圣严（1931年1月22日－2009年2月3日）中国现代僧人、佛教学者、教育家。俗姓张，名志德，法名常进，字慧空，号圣严。

圣严写有三本自传，据其记载，他1930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俗名张保康，后私塾老师为其取名张志德。1943年圣严被邻居戴汉清带上狼山广教禅寺出家，后莲塘老人为其剃度，取法名常进。由于局势紧张，1946年春，圣严逃到上海，栖身大圣寺，学习经忏。1946年静安佛学院成立，次年圣严考取佛学院，成为插班学僧。因战争影响，1949年圣严从军前往台湾，在高雄上岸，先后经新竹、金山、凤山等地，1956年调任“国防部”。1960年圣严退伍，二度出家，依止东初为剃度师，号“慧空圣严”，并承其法脉，后又得灵源之临济法脉，成临济宗第57代传人。1961年，圣严前往高雄美浓镇朝元禅寺闭关修行，正式闭关前，朝元禅寺住持慧定先让其禁足一年，以适应环境。1965年，圣严接东初快函，望其赴日留学。1969年3月，圣严离开台北，赴日本立正大学求学，两年后完成对《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获硕士学位，又4年，完成对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获博士学位。1975年，圣严受沈家桢邀请，前往美国弘法，先至圣弗朗西斯科般若讲堂，后访金山寺，参观万佛城，12月前往纽约至大觉寺挂单，此后便驻锡于此。次年，圣严任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并出任大觉寺住持。1977年，东初圆寂，圣严奉命返台接掌中华佛教文化馆和农林禅寺之法务，此后往返台湾与美国两地弘法。1980年，圣严于纽约创建禅堂，名为东初禅寺，以纪念东初老人。1985年，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并出版《中华佛学学报》《中华佛学研究》等刊物。1989年，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为理念，创办法鼓山。3年后，提出“心灵环保”，并推行一系列相关主题活动，使其成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法鼓山道场和中华佛学研究所为当代佛学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法鼓山佛教典籍数位化工作，为佛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除了立足台湾外，圣严也积极在海外传法，他曾到中南美洲弘扬佛法，也曾前往东欧传授禅学。1997年，他在纽约成立象冈道场，成为西方禅修重镇。2009年于台大医院圆寂。

圣严著述甚多，陈义精要，其中，佛教入门书《正信的佛教》在两岸影响深远。另著有《信心铭》《禅修指引》等。

郭则沄

郭则沄（1881—1947）字啸麓。号蛰云、蛰园，别号遁圃老迂、龙顾山人、云淙花隐。室名栩楼、枕石楼、龙顾山房。福建闽侯人。生于台湾，长于北京。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清末历任温州、处州兵备道道员。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铨叙局长、侨务局总裁。1922年退职后寓居天津，参加文学团体须社。年十二学诗，晚年更肆力为诗，自以为“不幸生黍离板荡之世，衣冠文物凋零以尽，即身历之境亦如梦境惝恍不可复即。于何征之？征之于诗而已。蹇怀遗世，不得自遂，乃托于玩世者以自诡，世之知我者盖鲜。于何而见吾真？亦见之于诗而已”（《龙顾山房诗集·自序》）。何振岱称其前期之诗“流畅华赡若高岩出云，古涧飞湍，略无滞机涩响也”；后期之诗“变为幽渺，为沉郁，为激楚苍凉之音。又若策骑穷边，观落日平沙，不胜其怅惘”（《龙顾山房诗集·序》）。

郭氏才华横溢，著述浩繁，多与诗词吟社雅集，为民国京津文坛核心人物之一，延续发展了侯官郭氏家族的家风、家学、家声，对民国旧体诗坛、词坛，尤其是天津地区的文学发展，贡献卓特。著有《龙顾山房诗集》、《龙顾山房诗续集》、《龙顾山房诗余》、《龙顾山房诗余续集》、《龙顾山房骈体文抄》、《龙顾山房诗赘集》、《庚子诗鉴》、《庚子诗鉴补》、《十朝诗乘》、《红楼真梦》、《旧德述闻》、《洞灵小志》、《洞灵续志》、《清词玉屑》等。

朱瞻基

朱瞻基(1398—1435) 年号宣德。仁宗朱高炽长子，母张氏。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立为太子。1425—1435年在位，共10年。洪熙元年(1425)奉遗诏即位，宣德十年(1435)病亡，年38岁。

朱瞻基刚登位，汉王朱高煦便袭成祖“靖难”故事，斥责朝廷违背祖制，并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在山东乐安起兵反叛。朱瞻基接受大学士杨荣的建议，令其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杨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率军亲征。高煦闻讯大骇，不战自降。朱瞻基命中官押高煦父子回京，废为庶人。平叛之后，群臣力主移兵彰德(今河南安阳)，袭击赵王高燧，以求朝廷永安。但大学士杨士奇进言说：“赵王没有连谋之罪，而且同为皇上亲叔，有罪的不可免，无罪的就要好好对待”。朱瞻基便采纳杨士奇的建议，派人将众大臣伐赵的奏章送与赵王，迫使赵王献出护卫谢恩，消除了威胁。

朱瞻基信任内阁，重用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并协同户部尚书蹇义、吏部尚书夏原吉共同整理朝政。政府机构在他们手中正常运转，一时人民安乐，国内升平。

朱瞻基认识到连年征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便实行与边境诸国和平相处的原则。在北部边防上，沿用仁宗时改攻为守的策略，接受鞑靼阿鲁台部和兀良哈三卫朝贡。在南边，自交趾设立以来，人民不服，战事不断。他登位时，交趾正遭黎利之叛。许多大臣主战。内阁大学士杨荣却奏道：“永乐中费数万人命得此，至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发兵之说必不可从。”朱瞻基深表赞许，决计不顾“委弃祖业”的责难，尽快结束这场牵延岁月、徒耗国力的战争。宣德元年(1426)四月，朱瞻基命王通为交趾总兵官，授意他以战迫和。黎利恃强力拒，连挫明军。但明军援兵不断，黎利难以支撑，遂与王通立坛为盟，奉表请和。朱瞻基决定撤兵，复交趾为安南国，封黎利为安南国王，改变了前朝对交趾欲取不得、欲罢不能的被动局面。

宣宗即位，上距开国已近60年。明朝统治机构渐渐发生变化，任官渐重科目，由科举入仕者大为增加，吏官考满，也多依年资升用。永乐一朝，南北用兵频繁，又有迁都之举。因营造、催役、运粮、采木等事，额外增设官员，到宣德初，“藩、宪二司，府、州县官，比之原设倍而又增”。官吏更利用征调采办之机，谋取私利，对社会造成危害。朱瞻基和内阁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吏治存在的问题，看出流弊之起，实在于在京诸司，决定首先整顿中央机构。宣德三年(1428)三月，朱瞻基分别敕谕五府、六部和北京行府、行部，责令清革前弊。同年六月，他采纳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建议，整肃都察院。惩治以贪墨为时论所鄙的都御史刘观，命通政使顾佐代替他。责成顾佐澄汰御史，并从重惩处一些违法大臣，使都察院“宪台为之廓清”。他还命邵玘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等人为南京户、兵、刑、工等部侍郎，考察南京官吏，惩治贪污腐败。

朱瞻基对中央机构又进行精简和裁冗。宣德三年(1428)八月，他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裁革了永乐初设置的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和北京行部。宣德八年(1433)八月，裁撤北京户、兵、工三部以及大理寺、光禄寺这些中央机构的郎中等官77名。对中央诸司的整顿，控制了官吏贪纵枉法的行为，振作了朝风。

在地方上，朱瞻基认为“郡守皆由资格，多不胜任”，命部、院大臣荐举属官充任知府。宣德五年(1430)五月，委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等9人，分任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浙江杭州、温州，江西吉安、建昌，陕西西安，湖广武昌等九郡知府。同年十一月，又委任给事中薛广等25人为知府。这些廷臣在地方上大多能针对所治府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加强了地方统治机构。

在地方官制上，朱瞻基创设了巡抚制度。宣德五年(1430)九月，由大臣荐举，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分任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周忱巡抚南直隶，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曹弘巡抚北直隶。初设巡抚侍郎，是为了整理赋税，渐因事权之重，对地方行政、监察乃至军务，几乎无所不涉。后来，为方便行事，才使巡抚兼都察院衔，制度渐臻周备，明清两代的督抚制度，便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

他为了提高官员的质量，洪熙元年(1425)九月，诏令会试分南北卷，“取士不过百人，南人16，北人14”，并规定各地乡试名额，来限制取士人数。同时，对监生和府、县生员实行精简，通过考试，将“鄙猥无学”而又“食廪多年”者发充为吏，或罢为民。宣德七年(1432)三月，又规定进用考满吏员，必须通过考试，分为三等，“一等如资格用，二等未入流内用，三等罢归为民”，从优选取。他还几度重申保举令，以获取有用人才为政府效力。

在整顿统治机构的同时，他又采取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以求社会安定。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他在“皇长子生诏”中规定，宣德三年税粮“以十分为率，蠲免三分”，蠲免数量近1000万石。各地灾蠲亦多所实行，范围或一府一县，或数府乃至一省数省，数量从几千石到几百万石不等。宣德二年(1427)免陕西本年秋粮。宣德九年(1434)，他又免南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本年秋粮的十分之四。

苏松重赋一直是前朝比较突出的问题。宣德五年(1430)二月，朱瞻基和大学士杨士奇在遂项议定的“宽恤”诏中，为各地官田减免粮额定例。周忱、况钟马上引用这道诏书，请求减免苏松等府重租官田粮额。宣德七年(1432)，朱瞻基下诏免去苏州府粮额721000余石，所减之数超过原额的四分之一;松江府粮额大略“减去十之二三”，所减之数将近30万石，江南民困有所缓轻。

由于苏松重赋和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流民现象日益严重。这引起了朱瞻基的注意，他多次颁布有关安置流民的诏令，增加流民回籍复业的措施，规定流民附籍的条件。宣德三年(1428)四月，他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表示，应准许久居他乡、产业已成的流民附籍，由政府编成里甲，分派徭役。宣德五年(1430)，他派工部右侍郎许廓主持河南赈荒，又命署刑部右侍郎魏源为河南布政使司，起用丁忧布政使李昌祺，迅速扭转了流民转徙、无以安生的局面。宣德六年(1431)三月，他指示户部攒造黄册，清理户口钱粮，并在所拟“招抚”逃民的榜谕中规定，除“来历不明，并原籍尚有产业，丁多力壮，路近可回者”外，许按军、民、匠籍于所在地立籍。宣德七年(1432)六月，朱瞻基诏令各地府、州、县修预备仓，并令布、按二司和监察御史严加巡查。这些措施的实施，对防止流亡发生和安集流民起了有益的作用。

朱瞻基信用“三杨”和夏、蹇等旧臣，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好成绩。但他对游猎玩好很感兴趣，对于廷臣劝谏节制逸乐，他从来不容。少年时，成祖命习武事，他养成了射猎的癖好。宫臣戴纶与林长懋曾上疏为成祖言之，他由此怨恨戴纶。即位初，戴纶又因谏猎忤旨，朱瞻基把他下锦衣卫狱，并亲自鞫问。戴纶抗辩不屈，死于酷刑之下。他又把林长懋关入监牢达10年之久。宣德六年(1431)，御史陈祚见他耽于游猎，便劝谏他勤帝王之学，读《大学衍义》。他见疏大怒道：“你竟敢说我没读《大学》吗? 如此小看我，不可不杀!”后来，虽未杀陈祚，却把陈祚一家十余口关进牢中5年多，致使陈父瘐死狱中。

朱瞻基好促织之戏，致使江南大受其害。宣德九年(1434)，他令苏州知府况钟：“比者令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一运，自来时要一千个，敕到尔可用心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既遣内官采办，又敕地方官协办，征课很急，使得一些地方官吏乘机大肆搜括百姓，故“苏人至有以一蟋蟀陨其家三命者。”

朱瞻基信任宦官。即位初设内书堂，选小内侍在其中读书，令大学士陈山充教习。后来，以词臣专任此职，成为一种制度。他派宦官四处搜罗珍奇玩好，并让他们监于民事，使得内官、内侍们常借公务为名，大肆搜括，凌掠官吏军民，一时民怨沸腾。他还委司礼监以批答奏章之权，每日所上文书，除皇帝亲批外，皆由秉笔太监遵内阁所拟小票字样，硃笔批行。司礼监权出内阁之上，导致后来屡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朱瞻基病死于乾清宫。葬于景陵(今北京市十三陵)，被尊谥为“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

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

阿部次郎

阿部次郎（1883-1959），日本现代哲学家。生于山形县。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专业。1914年出版了《三太郎日记第一》,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5月任《思潮》杂志主编。1922年留学欧洲,第二年回国后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曾任评议员和法学系主任。1945年3月退休。1954年建立了阿部日本文化研究所。 阿部次郎的思想基础是理想主义。他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4年出版《三太郎日记第一》到1922年出版《人格主义》为止。这个时期是他接受尼采和利普斯等的影响,并建立自己的思想基础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效法别人、造就自己的时期。这时的思想特点是,他认为首先要通过真诚的内省来认识自己的弱点,并作为一个人积极地真正地生活,去发现和掌握最善的理想的人生哲学,进而抛开生活中的不安和疑虑,从伦理的要求出发,在考虑到他人的幸福以及同他人的关系中来获得自己的幸福。第二个时期是从1922年到晚年为止。这是他以西洋哲学为基础正式研究日本文化的时期,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虽然没有做到使日本文化研究系统化,但是他的热情却为青年哲学家们所继承,特别是经过和辻哲郎的努力而使日本文化研究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主要著作有:《合本三太郎日记》、《美学》、《人格主义》、《征服地狱》、《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德川时代的艺术和社会》、《秋窗记》和《世界文化和日本文化》,译著有《阳光下漫步》等。

邵宝

邵宝（1460～1527），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今属江苏)人。 年十九学于著名理学家庄昶。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许州知州，在许躬农桑，仿朱熹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岁灾荒。孝宗弘治七年(1494)，人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书院以处学者，其教以致知力学为本。武宗正德四年(1509)，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忤刘瑾，被勒令致仕。刘瑾被诛后，起为贵州巡抚，升户部侍郎，请养母归，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嘉靖(1522—1566)初，起复前官。宝以母老恳辞，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文庄。其学以洛、闽为归，注重躬行。尝言：“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宝受知于李东阳，又曾登堂入室求教，东阳亦以衣钵门生期之，因此，其诗、文有着鲜明的茶陵派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诗清和澹泊，尤能抒写性灵”。钟惺亦言：“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惟邵二泉耳。”(转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乞终养未许》诗云：“乞归未许奈亲何，帝里风光梦里过。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远白云多。客囊衣在缝尤密，驿骑书来字欲磨。圣主恩深臣分浅，百年心事两蹉跎。”这首诗把徘徊于国与家、君与老亲的矛盾心态写得十分逼真生动，因此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谓“读之令人感动激发，最为海内传诵”。其诗亦重格调音调，长于五、七言律。著有《左觽》、《简端录》、《学史》、《漕政录》、《许州志》、《定性书说》、《大儒奏议》、《慧山记》及《容春堂集》六十一卷。杨一清为撰神道碑铭，邵鲁为作《邵文庄年谱》。《明史》卷二八二有传。

安布罗斯·比尔斯

安布罗斯·葛温奈特·比尔斯（英语：Ambrose Gwinnett Bierce；1842年6月24日－1913年或之后）美国小说家。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农民家庭。他参加过南北战争。战后,几乎是全靠自学成材的。他开始从事新闻事业,当记者和编辑。他在旧金山当专栏作家时写的文章,不仅情趣横溢、语言辛辣,而且多是暴露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伪善和愚蠢行为的。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他在美国新闻界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尔斯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短篇小说,也写了一些诗歌。短篇小说集《士兵和平民的故事》(1891),翌年再版时改名为《在生活中间》,汇集了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华,他在其中的一些篇中熟练地运用了悬念和巧合等写作手法。他后来的作品还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吗?》(1893)和《魔鬼的词典》(1911)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尔斯是一个奥斯卡·王尔德式的人物,受欧洲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的影响,作品阴冷奇谲,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内容涉及的面较窄,缺乏深度,称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作为一个敢于讥讽时弊的记者和短篇小说家,他在美国文学史上还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霭理士

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英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科学家、思想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1859年2月2日生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萨里郡克洛顿城,1939年卒于伦敦寓所,终年80岁。他终生严肃从事人类性科学的研究和教育,认真探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性的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他和弗洛依德一起,是性科学领域里最早而且最著名的前驱;他始终反对宗教、道德和习俗三位一体对于妇女的压迫和禁锢,热烈同情妇女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主张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英国的社会。本世纪初,欧美各国研究过霭理士的许多著名学者都高度评价他的人品和学问,美国著名评论家孟根称赞他为“当代最文明的英国人”。霭理士一生著作等身,在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翻译、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范围内,都有很大的贡献,许多名著至今仍一再重印发行,光彩不减当年。其中巨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包含着丰富的性伦理思想。

1894年,霭理士的题名为《男与女》的专著,作为他所编辑的《现代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从准备写作到杀青出版,前后经过了12年时间。《男与女》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评价了男女之间在第二性征上的差别和意义,成为霭理士后来三十多年著述的七大卷《性心理学研究录》的一个引子。1896年,当时列为《性心理学研究录》第一卷的《性逆转》一书出版。英国社会上强大的保守势力,立即诉诸法庭斥责这部书污秽邪恶,企图扼杀性的研究。霭理士通过1898年伦敦审判的折磨之后蓦然苍老;但生活的磨难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坚定的意志,他一离开英国,立刻就动手写作《研究录》的第二卷《羞怯心理的进化;性的季候性现象;自动恋》。第三卷的初版发行于1903年,书名是《性冲动性质的分析,恋爱与痛楚,女子的性冲动》。第四卷题名为《人类的性选择》,1905年初版。翌年出版的《性爱的象征现象,解欲的机制,妊娠的心理状态》,是《研究录》的第五卷。1909年8月,霭理士写完了《研究录》的第六卷《性与社会》,这是《研究录》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卷。19年以后,即1928年,他又写了一部题为《哀鸿现象和其它若干补充研究》的书。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录》占大卷中当时认为不够重要或者还不明确因而忽略了的题目作一些补充;二是对某些处在性领域边缘的问题作适当的讨论,以便确定它们在性问题上的明确的含义,例如,哀鸿现象,发欲带学说、梦的综合、影恋、水恋、窃恋,以及婚姻史等等。霭理士把这部书列为《研究录》的第七卷。霭理士考虑到,普通的读者没有时间精研熟读大部头的《研究录》,所以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部34万字的手册《性心理学》。这部书的英文本1933年问世以后的头十几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并被翻译成东西方许多种外国文字。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指出:“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的人推荐。”

《性心理学》中的许多性伦理思想都是极富有启迪意义的。例如,在第三章“青春期的性冲动”中,霭理士突出强调了“性教育”。他提出:性的启发与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生活的意义,要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大。性不只是个人的事,也是社会与民族的事,个人有需要,社会与民族也有它们的责任,为这种责任计,青年男女不能没有相当的准备,于是乎一种可以叫作道德教育的训练就不能没有了。他主张:对于儿童性生活的应有的态度是一个保健的态度;健是目的,保是手段,需要做大人的随时随地的注意,但是注意的时候,却又应该谨慎地处之,不要让儿童注意到你在注意他。童年的性爱的冲动往往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大人注意不得当,就可以化不自觉的为自觉的,这种自觉对儿童并没有什么好处。儿童自有其不自觉的性的活动,保健的任务不在训斥禁止以至于担心或责罚这一类的活动,而在使这一类活动对于本人或其他的儿童不发生身体上的损伤。霭理士在详尽地阐述了“性的歧变与性爱的象征”(第四章)后,概括出如下的看法:我们要把许多虚伪的见解扫除一下,要把我们自己从许多舆论或法律的生吞活剥的科条中解放出来;在通古以来的西洋,全部性生活的历史所以是其支离灭裂,恶浊混乱,为之厉阶的便是这些见解与科条;它们一旦存在,性生活便一日没有澄清的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也就可以把我们精神生活的空气变换成更新鲜的,把我们的道德习俗,补充为更巩固的,旧的种种见解与科条是一个软弱病的泉源,此种泉源涸竭后,新的健康的力量自然会应运而生。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科学态度和反潮流精神。

题为“婚姻”的第五章,是《性心理学》一书中最精彩部分。霭理士从心理的立场出发,把婚姻当作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格关系。他强调说:婚姻关系决非寻常的人事关系可比,其深刻处,可以穿透两个人的人格,教他们发生最密切的精神上的接触以至于混化。他认为,婚姻不只是一个性爱的结合。这是我们时常忘怀的一点。在一个真正“理想的”婚姻里,我们所能发现的,不止是一个性爱的和谐,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而且与年俱增的感情协调,一个趣味与兴奋的结合,一个共同生活的协力发展,一个生育子女的可能的合作场合,并且往往也是一个经济生活的单位集团。婚姻生活在其他方面越来越见融洽之后,性爱的成份反而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性爱的成份甚至于会退居背后以至于完全消散,而建筑在相互信赖与相互效忠的基础上的婚姻还是一样的坚定而震撼不得。关于“贞节”问题,霭理士论证道:贞节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禁欲和纵欲是两个动荡而各走极端的状态;平衡状态的贞节,是一个值得怀抱的德操。这个德操是万不可少的,为了培植性功能的活力,我们少不得它,为了维护做人的庄严,我们也不能没有它。此外,对于可以增进幸福的恋爱的艺术,它也正是一个很大的要素。至于所谓“恋爱的艺术”(第七章),霭理士所撰写的点睛之笔是“恋爱的艺术,就它的最细腻最不着痕迹的表现而论,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人格方面发生最亲切的协调的结果。”

《性心理学》不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著作(这样的书是写不出来的),它里面的一些观点是需要研究、商榷乃至批评的。例如,霭理士主张:“婚姻应当有一个见习的段落,见习有成,才许在婚姻祭坛前立下正式的誓约。”关于这个“见习”或“试婚”问题,潘光旦在他的译注中就给予了中恳的批评,他指出:“见习期之说,译者不敢苟同,见习的时间短,见习的方面少,等于不见习,见习的时间长,见习的方面多,就等于实行婚姻,等于曾子所说的‘学养子而后嫁’。婚姻好比人生的许多别的大事,原是一个冒险的历程,要把全部历程的安全在事前完全加以肯定,是事实上所不可能的。”

霭理士在《研究录》最重要的第六卷中,用6万字的篇幅论证了“性的道德”。霭理士的“性道德观”有五个理论柱石:婚姻自由、女子经济独立、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干,女子性责任自负自决,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女。一、关于婚姻自由的理论,霭理士所称的自由,目的在于取消宗教、法律与其他外来的束缚,是很消极的;对于怎样积极的运用自由,使婚姻生活的效果对于个人、对于社会、以至于对种族,可以更加美满,他并没有讨论到。二、关于女子经济独立的问题,霭理士的议论是颇周到的,并在原则方面视它为性道德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三、霭理士主张,凡是不生育的性行为、性结合,与社会无干,社会不应当过问。这种观点的提出,可以说是富有革命性的,客观上有两方面的限制:一是霭理士所假定的身心十分健康的人,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并不多。第二个限制是责任心的产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霭理士的错误就在太责成个人,而同时对于个人自己制裁的能力,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保障。根本症结即是忽视了性关系的社会本质。四、女子性责任的自负自决,和经济独立的条件,有密切的联系。霭理士在全篇议论里,对于这一层没有予以充分考虑。五、性道德的最后的对象是未来的社会,若就一人一家而论,便是子女。以子女为最后对象的性道德或一般道德,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结论:没有生育关系的性行为,是个人的私事,社会无须过问;孩子的产生,是社会的事实,社会必须过问。霭理士的上述思想,成为西方性革命理论的早期模式,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性伦理思想进行分析、批判。

加德纳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1889年7月17日－1970年3月11日），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马萨诸塞州,从1911年开始当过二十多年律师。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他致力于侦探小说的创作,先后发表了近一百五十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售出量总共已超过一亿册,成为美国最富有、且最著声誉的侦探小说家。最主要的侦探小说是以家喻户晓的律师侦探佩里·梅森为主角的八十二部冒险传奇故事。梅森侦探从1933年出版的《肉爪案件》中开始出现,直到1973年出版《推迟的暗杀》为止,梅森的冒险传奇故事才告结束。40年的时间里,梅森侦探成了人们心目中敢于伸张正义,打击邪恶,勇敢而机谨,敢于冒险而又具有法度的一位永远处于不败地位的“硬汉子”形象。因此,在美国,加德纳的声誉甚至超过了柯南道尔。梅森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佩里·梅森》后,连续播映九年不衰。

加德纳，1889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市，父亲为矿业工程师。他早年随父母到处旅行，曾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中途辍学，不久去加里佛尼亚州定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打字员，1911年获该州律师资格，开始为穷苦的亚裔（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裔人等出庭辩护。他一生同情没有亲朋好友而遭受诬告的人们，专门帮助无辜入狱的人，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一方面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开始为他报撰稿，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法庭的内幕。直到1932年，他除了每周从事两天律师工作之外，每月均能写出20万字的作品。自《移花接木案件》（一译《丝绒爪案件》，1933年）和《拗姑娘案件》（1933年）大获成功后，他就完全脱离了法律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一共发表了85部梅森探案小说。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是以地方检察官道格拉斯·赛尔比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第三套系列作品写的是私人侦探库尔和法学家拉姆的神秘离奇的故事。他还写过有关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终审法庭等方面的非小说类作品。1970年，加德纳以81岁高龄病逝。

汤本求真

汤本求真（1876年3月21日-1941年10月22日），出生在石川县农村一个富裕家庭。由于父亲的热望，他放弃律师志向，考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专攻西医。他以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后，在家乡开设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诊所。就他展翅鹏程之际，突遇不测风云，先是家境渐衰，后是瘟疫肆虐。1910年，汤本的家乡痢疾蔓延，他终日忙于巡诊。当时西医没有良药，不少村民殒命。有一天，他拉开家门，令他不敢相信的眼前一幕竟是心爱的４岁长女奄奄一息地倒在妻子身旁，原来长女也染上痢疾，妻子束手无策，只是不停地用手指蘸着盆里的清水抚摸女儿额头。妻子虽然盼回了行医的丈夫，但西医回天无术，长女夭折。不久，祖母和祖父也因患痢疾辞世。

亲属们不治身亡使汤本求真对明治政府的西医一边倒政策产生了疑虑，这成为他转而探求汉医的契机。不久，他拜著名汉医和田启一郎为师，踏上潜心钻研、全力复兴汉医之路。后来，他在自己撰写的《皇汉医学》一书的序文中抒怀道：“明治43年，长女患痢疾夭折，我悔恨自己所学之西医回天无术，在家中烦闷焦躁几个月，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我偶阅汉医和田启一郎先生所著《医界之铁锤》一书，使我感奋振作……”

据《日本学辞典》记载：公元前219年徐福寻仙药时将汉医带入日本，公元526年针灸传入日本，1606年《本草纲目》传入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鉴真和尚等许多名人对此做出了贡献。江户时代（1603-1868），汉医由吉益东洞、尾台榕堂两大名医流派继承弘扬，得以长足发展。明治维新后，西医涌入日本，由于明治政府崇拜西医并排斥汉医，导致汉医在明治末年濒临绝境。和田启一郎是明治年间（1868-1912）长野县的汉医，他挺身而出，在《医界之铁锤》一书中抨击明治政府打压汉医，堪称捍卫汉医的先锋。汤本从师和田后，将汉医治愈例报告给和田，后来，这些治愈例载入《医界之铁锤》修订版中。

1915年，汤本求真在神户市兵库区大开街首创以汉医为主西医为辅的诊所，为市民诊治仅靠西医无法治愈的顽症。同年，他撰写出版了《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单行本，以亲身经历阐述中医长处。1919年，他又在东京本乡新花町开设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诊所。

1927年6月，汤本求真在他治愈的一位律师的资助下，倾注弘扬汉医的满腔热忱，挥毫撰写并出版了《皇汉医学》第一卷，翌年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著者汲取上百部前人医书精髓，以西医出身的汉医观点，并以17年亲身体验，系统地阐述了汉医的独到之处，奠定了日本现代汉医的理论基础。该书的问世，不仅在日本吹响了复兴汉医的号角，而且于1929年末在上海被译成中文出版，鞭挞了于1929年2月通过《废止中医案》而对西医一边倒的国民政府。据说各地中医经常向求治者和各界人士出示《皇汉医学》，以日本一位西医出身的中医学者的观点宣讲中医的独到之处，呼吁“汉医科学化”，据理抗击当局取缔中医。当时，政府打压中医甚嚣尘上，国内外各界人士掀起的捍卫中医的运动如火如荼，《皇汉医学》中文版的发行使中医发祥地捍卫中医的烈火愈烧愈旺。1936年1月，国民政府迫于各界压力公布了《中医条例》，中医地位在法律条文上终于得到了保障。由于这一著作对保护中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在新中国医学界受到高度评价。有一件事可从侧面证明这一点：汤本求真的弟子清水藤太郎在北京观光时患病，向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求治。当时，医院里挤满了患者，当清水递上写有汤本求真弟子字样的名片后，他立刻被领进诊室就诊，收款处还如数退还了就诊费。汤本求真在中医发祥地有如此威望，这令清水藤太郎感动不已。《皇汉医学》曾5次再版，至今在日本仍被奉为中医经典。

汤本求真为弘扬汉医不仅著书立说，而且注重培养后继人才。1930年2月，他招收大塚敬节、荒木性次、佐藤省吾等人为弟子。大塚敬节为《皇汉医学》所感佩，从土左远道慕名而来，他在汤本的精心培育下，后来成为名扬日本列岛的杰出汉医。

1941年10月22日，汤本求真在出差途中因患急性胃肠黏膜炎辞世，享年66岁。

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幼年习旧学，由于家贫无力进入自费学校，1867年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术，初步接触到一些近代自然科学。1871年毕业后，被派往军舰实习，周游南洋、黄海。1876年被选派到英留学。在留学期间，除学习课程外，特别注意研读哲学、社会学说方面的著作，研究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1879年回国，先后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使其深受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又翻译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加了大量按语，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说明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又陆续翻译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在这些译著中，或加有按语，或写有序言，译凡例、译余赘语等。在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学说的同时，提出许多自己的见解。在哲学上，他有所取舍地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关于进化的学说与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形态的“天演哲学”。严复还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宣传“民之自由，天之所畀”的天赋人权观念;主张“背苦趋乐”的人性论;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压抑，对人性的束缚，呼唤个性的解放。严复的这些思想，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启迪近代国人的觉悟，起了积极的作用。

(1)人为天演中一境 严复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气”的学说与西方近代进化论学说相结合，说明了人类的产生与发展。在他看来，人与万物一样，都产生于气。“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这个“气”有质点、有爱拒力，而且可以感知，可以度量。“一气之行，物自为变”，气的运行，自然产生万物，而且万物由简单趋于复杂。“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这就肯定了生物由简单到繁杂的进化是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即承认人是生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这不仅批判了宗教唯心论，而且说明人类进化是无止境的，鼓励人们面对现实，争取未来。

(2)物竞天择，自强保种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把物竞天择、自强保种作为宣传的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他吸取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所谓物竞就是生物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认为物竞天择是一条在动、植界以及人类社会普遍起作用的规律。他说：“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又说：“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严复借助于这个理论，着重阐发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观点。他说：“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即传焉则复于优者之中再争，而尤优者狄传焉，递胜不已，则灭者日多，而留者乃日进，乃始有人。人者，今日有官中之至优者也，然他日则不可知矣。”他要求中国人猛醒，切实认识到必须顺应和运用进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自强保种。

(3)开民智，新民德的布新说 严复谙熟西方文化，通过对中西社会的比较，认定检验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的标准是民力、民智、民德;并认定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其政令措施合于力、智、德发展的需要，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其政令措施违背力、智、德发展的需要。因此，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并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说：“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知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培养人民强壮的身体，即锻炼身体，注重饮食养生，医药卫生，妇幼保健等事业。而中国礼俗如缠足等，则是“贻害民力”，必须废除。所谓“开民智”，就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来代替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其愚昧无知的状况 所谓“新民德”，就是运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和社会公德。他认为，由于西方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故民知自重，并把国家看作是私有之物，便有自觉的爱国心与义务感。而中国相反，“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这样的人民自然不会有自觉的爱国心和对国家自觉的义务感，因此他主张展开设议院，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4)民之自由，天之所畀 严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此，便对资产阶级自由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他对中文中的“自由”一词作了解释，认为，“中文自繇(即自由)，常含放诞、恣雎、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自由就是“自主而无挂碍”。严复又提出，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倘若人人都享有无限的自由，必然导致相互冲突，以致破坏自由，所以，自由必须有一个限度，必须处理好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关系。他说：“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由，何者不可自由也”。严复十分重视言论自由。认为所谓“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强以君父，不可从也”。这种要求“说实话求真理”，“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精神，表现一个处于进步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勇气。对此，严复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自由的扼杀，认为其关键在纲常名教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事关纲常名教，其言论不容自由，殆过西国之宗教”。所以，必须推翻“暴君之压制、贵族之侵陵”，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

(5)背苦趋乐，人道所为 严复以天演唯物主义哲学来解释人性问题。认为“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而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这就是说，人的感觉是由人的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而形成的，是后天产生的。“盖人之由散人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君者存，不君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即如是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人们为了彼此间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结果，不存在某种先验的相感通的道德观念，而这种善相感通的道德是在后天形成的。严复在否定天赋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人的本能就是“背苦而趋乐”。他说：“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若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这样就把善恶与苦乐结合起来，以苦乐为善恶的标准。严复还主张对“苦”要有全面的理解。如那些“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人，虽“苦者吾身”，而“乐者众也”;慈母对于子女，辛劳—生，虽“母苦而子乐，”然“母且即苦以为乐”所以，在非极盛之世，“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已苦而后人乐”，只有到了极盛之世，才能“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人人极乐。可见，人的“背苦而趋乐”，并不仅仅是背个人之苦而趋个人之乐，而是包含着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趋乐的崇高精神。

(6)两利为利，开明自营 所谓“自营”是以个人为主，强调个人利益。严复反对“自营”。而主张开明自营，即照顾到个人与群体二者的利益，使义利两全。他说：“今人则为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他又引《原富》的观点作论证说：“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止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又说：“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极大公例也。”这种“两利为利”、“开明自营”，实质上是近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倡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合理的利己主义”，这种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过极大影响。

(7)斯民也故斯天下之真主也 严复依据“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说，提出君主与人民是本于“通功易事”的原则而确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他认为，古代没有君民之分，人人平等。后来，“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可见，君主的权利来自人民，没有民就没有君。君必须代表民的意愿，为民谋福利。“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很显然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8)八股之害使天下无人才 严复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性束缚人才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救亡决论》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八股取士制度有大害三，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所谓锢智慧，是禁止学子动脑筋。孩提时代即读“四书”，强记硬背;数年之后，学得一套死板的写作方法，“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旦中考，则夸耀乡里，荣禄皆至，实财无真才实学。所谓坏心术，即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质。学子们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在考试时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人进入官场后，则“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所谓滋游手，指培养一批游手好闲的人。许多人终身读书以追求科举成名;还有一群虽科举出身而又毫无才能;这些人便成为国家的寄生虫，成为祸国殃民的灾难。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味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因此主张必须“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万峰时蔚

万峰时蔚（1303～1381），元代僧。属临济宗杨岐派分支破庵派。温州乐清（位于浙江）人，俗姓金。号万峰，世称万峰时蔚禅师。母郑氏夜梦儒释二人入寝室，及旦产二子，次子即师，诞时有异光照室，众怪而欲弃之去，姑乃育之，于襁褓中见僧辄微笑合掌。十一岁得度，习法华经，诵至‘诸法从本来’忽有所省悟，遂四出游方。年十九受具足戒，参谒虎跑普成、天台山无见先睹。后投伏龙山千岩元长门下，契机证悟。住溪州（广西）嵩山，后移锡苏州邓蔚山开圣恩寺，三十年间道风大振，从其受三归五戒、绘像奉祀者不可以数计。洪武十四年示寂，世寿七十九。［增集续传灯录卷六、续释氏稽古略卷二］

毛姆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年1月25日一1965年12月16日），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巴黎,父亲是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的律师。10岁时他的父母相继去世,毛姆遂由其伯父抚养。他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肄业。为了谋生,他又遵从伯父的意愿,于1892～1897年在伦敦学医,并取得外科医师资格。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即以他作为见习医生在贫民区为产妇接生时的经历为素材,用自然主义手法写成。尽管小说不太成功,但足以使他决心放弃医生职业而献身于文学。他到欧洲旅行,并开始创作剧本。他刻意追求王尔德的戏剧风格,创作的社会喜剧大受青睐,以至1908年伦敦同时上演他的4部剧作,盛况空前。他的喜剧一般以家庭、婚姻及爱情波折为主题,最著名的是《圈子》(1921)。从此开始直到1933年,他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剧作家,创作了近30部剧本,深受观众欢迎。这时期的剧作有《史密斯》(1909)、《凯撒之妻》(1919)、《我们的上司》(1923)、《坚贞的妻子》(1927)、《神圣的火焰》(1929)、《养家活口的人》(1930)等,但此后他便放弃了戏剧创作。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1915)带有自传性质,以他早期的学校生活为题材。1919年毛姆出版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土》,这部以法国画家高更的生活为基础的作品再次提出了什么是人的真正的自我的问题。间谍小说《艾兴顿》(1928)中则有毛姆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供职英国情报部门及在日内瓦收集情报的生活经历。《大吃大喝》(1930)以作家哈代和华尔浦尔为原型,反映了英国文坛的面貌,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毛姆最好的作品。《刀刃》(1944)涉及到西方人对东方宗教的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颇为流行。1948年他还出版了一部以16世纪西班牙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卡塔林纳》。毛姆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他主要是模仿法国著名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的形式和简洁明了的风格,集中描写生动的故事情节,对人物内心的揭示较少。较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有《叶的震颤》(1921)、《卡苏里纳树》(1916)、《阿金》等。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回忆录及文艺批评,如《总结》(1938)、《作家日记》(1949)、《观点》(1958)、《回顾》(1962)等。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1954年他成为皇家文学会的会员,1965年12月16日病逝于法国。

冈波巴

冈波巴（Gampopa ，1079年－1153年），俗名打马著（法称），又名宁波滚嘎（众悦心），法名索南仁千（Sonam Rinchen，义为福德宝），因为他长期在冈波山区修行，因此被尊称为冈波巴（在藏语中，巴是大师的意思）。密勒日巴三大弟子之首，融合噶当派生起菩提心口诀，以及密宗大手印教授，显密融通，为噶举派传承的建立者。

他诞生於西藏东部涅地(Nyal)的希乃镇，父亲名为尼哇加波，母亲名为玛咱彩。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从七岁起，就开始学习医术，并很快成为有名的医师，并在22岁时与出身贵族的妻子结婚，生下一子一女。大师自幼对佛教有深厚的信仰，十五岁时已广学红教宁玛派之各种密法，并跟随噶当派大师夏巴雍登札(Sharpa Yonten Drak)学习经典。

因为一场瘟疫，他的妻子跟儿女不幸过世，在他妻子死前，希望冈波巴献身佛教修行，因此大师在26岁时至格西洛丹些饶(Geshe Loden Sherap)处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後来听闻噶当派(Kadampas)对於菩萨行有极善巧的教授，所以到达卫地，向格西略雍巴学习菩提道次第法，後来又跟随纽库巴宗竹嘉称(Nyukrumpa Tsöndru Gyaltsen)学习阿底峡大师所传的口授传承。

大师在32岁时，因为听到三名乞丐谈论大瑜伽修行者密勒日巴的事迹，决心去向他求法，最後到达促德（Trode Tashigang），希望能拜密勒日巴为师。当他见到密勒日巴时，密勒日巴手持著一个头颅骨做成的酒杯，装满了啤酒并交给他。因为受戒僧侣不可饮酒，冈波巴相当犹豫，密勒日巴尊者说：「不要多生妄念！喝下去吧！」大师於是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密勒日巴认可他的决心，於是将那洛巴六法教授给他，其中最重要的是拙火瑜伽，与大手印法教。

在13个月的学习之後，冈波巴大师又回到原来噶当派的寺院修行。因为在梦境中得到许多吉祥的预兆，希望他把噶当派传承的教法广泛教授、以利益众生，大师於是建立了达拉冈波(Draklha Gampo)寺并长期在此修行，得到很好的名声。

冈波巴是噶当巴(Kadampa)传承的执有者，同时也承接了密勒日巴大手印及密续的传承。他最大的贡献是将显密二教的教理修行方式融合为一，并且使得藏传噶举派由在家瑜伽士为主，重新回归到佛教出家僧团领导的传统。

他的弟子甚多，在他之後，发展为噶举派四大八小十二个支派。

他的弟子杜松虔巴(Düsum Khyenpa)是第一代的噶玛巴转世传承。

冈波巴著作甚多，最有名的是《解脱庄严宝大乘菩提道次第论》(The Jewel Ornament Of Liberation)。

许广平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1968年3月3日），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她的父亲许炳瑶是庶出,在家庭中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母亲是一个澳门华侨的女儿。许广平生下刚三天,就被父亲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

许广平性格倔强,八岁那年,母亲要给她缠足,她大哭反抗,终于迫使母亲妥协。她上家塾时,父亲只让老师教她用土话读书,她的哥哥则可用官话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她进行了反抗,父亲只好应允她和哥哥一样用官话读书。她十二三岁时,就明确向家人表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1911年9月,许广平的母亲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的全家搬到澳门,许广平由大哥许崇禧照顾。许崇禧是留日学生,常向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大哥的影响下,许广平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东主办的《平民报》,产生了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愿望。她还购阅宣传妇女解放的周刊《妇女报》,深受其影响。许广平在《两地书》中曾追忆到:“因为渴慕新书,往往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取,以不得为憾。”又好读“扶弱图强等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

1917年,许广平的父亲病故,她二哥从北京回广州奔丧,帮助她解除了包办婚约,她随即同二哥到北京。后又投奔在天津的姑母,考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天津,许广平立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者之一,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0月10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遣保安总队的大批武装警察、马队,驱散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的一万名群众,许广平和女同学们用旗杆做武器,站在与军警搏斗的最前列,并勇敢地包围了警察厅,愤怒声讨杨以德的罪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

1920年5月7日,许广平又与同学们一起,不顾校方阻拦,冲出校门,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校方竟将她们全部开除。许广平和同学们团结一致,在家长和社会进步舆论支持下,坚持斗争一星期,终于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1922年,许广平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4年11月,为了反抗校长杨荫榆推行的奴化教育,北京女师大[1]学生爆发了驱杨运动。开始许广平因不明真相,唯恐被人利用,没有直接参与。次年3月11日,她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请求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2]。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希望她用“壕堑战”的方式,跟旧社会进行战斗。从此,许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有时还登门谒见,向鲁迅求教。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当女师大学生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骨干,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这时,许广平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经常帮助鲁迅校对和抄写稿件,并积极为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撰稿。当北洋政府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残酷迫害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时,鲁迅挺身而出,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这一切,使得许广平和鲁迅之间的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产生了爱。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3]。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2月18、19两日,许广平曾随鲁迅到香港。鲁迅在港作《无声之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深刻地阐述了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广平为他把绍兴官话翻译成广东话,增强了这两次讲演的效果。4月15日,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政变的血迹未干,广州的反动派又进行了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10月3日,与许广平抵达上海。

鲁迅这时决定停止教学活动,专心从事创作。许广平也希望能独立地服务于社会。鲁迅很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4]这话深深打动了许广平。她认识到,在残酷、艰苦的斗争中,鲁迅不能缺少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于是毅然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此后十年中,许广平追随着鲁迅在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中,过着半地下状态的生活。为了使鲁迅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她不但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要替鲁迅购买书籍,抄写稿件,查找有关资料,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也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由于得到许广平这样的支持,鲁迅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竟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5]。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鲁迅发表自己的译作时,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他还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6]

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燹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在一起,共同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1931年,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反动当局屠杀后,鲁迅的处境也很危险。1932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鲁迅的寓所处于枪弹的威胁之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之后,又散布将暗杀鲁迅的风声。同年8月,作为鲁迅公开联络点的内山书店,有两名中国职员突然被警察局拘留,鲁迅的安全受到威胁。在这些危急的时刻,许广平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跟鲁迅步步相随。“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的这首诗,反映了他们之间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与世长辞。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1937年1月,她发出了《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呼吁收藏鲁迅书信的国内外人士捐赠或借录鲁迅的书信手稿,以便“整理成册,公布大众”。她又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十三篇编成《夜记》,于同年4月出版。6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7月,她编辑出版了《且介亭杂文末编》。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纷纷离沪。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留在上海未走,并投入了紧张的出版工作。1938年4月,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6月,她按《壁下译丛》体例,辑成《译丛补》。同年8月,由胡愈之发起,许广平、郑振铎等二十人组成的“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资助下,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二十卷本),其中收入了不少鲁迅的未刊稿和业已绝版的译著。全集编成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错字比当时出版的任何书籍都少,创造了当时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这套全集,为后来的鲁迅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还节衣缩食买了一百支手电筒,托人带给跟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此外,许广平还热情地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鲁迅风》、《中苏文化》、《文艺新潮》及《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等报纸杂志撰稿,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许广平借款刊印了《鲁迅三十年集》,内收鲁迅1906年至1936年的著作二十九种,计三十册,分三大函(不包括译作),售价比《鲁迅全集》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了上海的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妄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敌人对她采用了拷打、电刑等种种手段进行逼供。面对这些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广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保全了革命团体和无数的朋友。日军一无所获,1942年3月1日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郑振铎在《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一文中写道:“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她是怎样的拼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伴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和女英雄。”[7]

1944年秋,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八百余封整理好后,分藏数处,194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并会见了中共驻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许广平请律师将鲁迅的书籍加封加锁,使之完整地保存到解放。

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道义上的声援,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她在《我的呼喊》一文中,愤然质问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许多军队,在对日寇的抗战中望风而逃的,这回反而非常勇敢地在打自己的同胞了。难道养精蓄锐,为的是今天一役?国家亡在异族手里不要紧,让自己兄弟、亲戚、朋友来共管国事倒不愿意?”[8]

1948年10月,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经香港秘密转入解放区,受到李富春、蔡畅等人的盛情接待。

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许广平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她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她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

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9]。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宿愿。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病在北京逝世。

韦千里

韦千里（1911-1988），浙江嘉兴人。1911年三月三十一日辰时生，1988年十月作古，享年七十七岁。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著名命理学家，少负奇才，当时与袁树珊、徐乐吾并称上海命学三大家。

民国以来素有“南袁北韦”盛誉的两位命理大师——袁树珊和韦千里，并誉为吾国南北两大师，今两大师皆已仙逝。韦千里祖师一生享誉命相界。于在世之时，将知命识相六十余年的智慧及钻研心得，戮力于培植命理界后进不遗余力。在西安事业时期，宋美龄女士曾找韦千里祖师占卜六壬神课，所言皆验。当时蒋夫人赠送几十块大洋给韦大师，使韦大师扬名而与袁树珊大师同享“南袁北韦”的大名。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韦千里定居香港，内地虽偶尔来演讲教学然机会不多，但是韦家仍有两只余脉在中国学易，一是在山东蓬莱，另一是在黑龙江，山东一族研习八字详尽，青出于蓝，而黑龙江一支由于时代原因将韦姓隐晦（改王，取上不出头，下不见底，隐藏之意）。山东韦氏一门学八字断一生穷通夭寿，黑龙江韦（王）氏一门学习六壬和六爻卦，虽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一理同源。

韦千里大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6岁左右丧父，年轻时就在上海挂牌算命，并开馆授徒。1933年22岁即发表《精选命理约言》，1934年23岁编辑发行《韦氏命学讲义》，1935年24岁出版《千里命稿》，1942年31岁出版《相法讲义》，1946年35岁出版《八字提要》。1949年38岁时，大陆解放，韦氏离开上海，到香港挂牌算命。1960年49岁，在香港出版《占卜讲义》，并开始在《春秋杂志》撰写《命运答疑问》，名声大振。1963年52岁出版《呱呱集》。1965年54岁，校序《神峰通考命理正宗》。1966年55岁，刊行徐乐吾所著《造化元钥评注》。1979年68岁，去台北讲学。1986年75岁，在台北讲学。1987年76岁，在台北讲学时被踩伤。1988年77岁，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即戊辰年甲子月辛丑日在香港病逝。香港风水学者李居明先生的八字命理即是师从韦千里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