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年1月29日～1944年12月30日），法国作家，反帝、反法西斯的文艺战士。生在一个中产者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88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上大学期间，深受托尔斯泰学说和“博爱”主义影响，曾写信给托尔斯泰。后者给罗兰回了一封长达三十八页的信。大学毕业后，去意大利学习两年，潜心于造型艺术的研究，探索意大利作曲家的经历与创作。回国后，先后在高等师范和巴黎大学讲授美术史，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坚持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发表了反战政论文《超乎混战之上》，引起欧洲各国的强烈反响。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意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改造人类社会。30年代，他与高尔基书信频繁，1936年访问苏联，坚定了他反法西斯战争的信念。1944年8月巴黎光复，他在欢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不幸与世长辞。他的创作内容涉及到音乐与文学两个方面。30年代以前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法国大革命。如《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丹东》和《七月十四日》;3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开始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30年代以后的作品有《向过去告别》、长篇小说《母与子》、论文集《十五年斗争》、历史剧《罗伯斯庇尔》、回忆录《内心旅程》和友人传记《查理·贝玑》。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共分10卷。描述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主人公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小镇，祖父和父亲都是职业音乐师。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与作家，但他不愿意同庸俗艺术为伍，竭力宣扬博爱思想，推崇艺术是体现对人类的爱、促进民族和谐最有力的手段，强烈批判德国市侩文化艺术。然而，他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坚持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最后陷入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精神解脱的境地。小说主要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大自然景物描写相结合、抒情因素与哲学及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品。

朱贞木

朱贞木（1895年-1955年），现代小说家。字式颛。浙江绍兴人。长期寓居天津。20年代起在天津邮政局任文书股课员，业余作画治印。其国学功底较深，文笔甚佳。进入30年代，还珠楼主(李寿民)也入天津邮政局任职，业余写成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在天津引起轰动。朱贞木羡之，遂也试作武侠小说《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三部曲，居然一呜惊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继续写成了《虎啸龙吟》、《七杀碑》、《苗疆风云》、《蛮窟风云》、《罗刹夫人》等。其一生所著武侠小说共计15部，代表作为《虎啸龙吟》、《七杀碑》、《蛮窟风云》、《罗刹夫人》。另有言情小说《郁金香》、《铁汉》，历史小说《闯王外传》、《翼王外传》。1949年后，朱贞木脱离文坛，开设饭馆。此后情况不详。朱贞木之闻名于世，全在于其武侠小说。台湾学人叶洪生认为朱氏之作“以叙事离奇、布局诡异冗长取胜，亦自成家数。可与白羽、郑证因分庭抗礼，鼎足而三。由于朱氏曾首创白话章回，而其小说笔法、内容又多为五十年代港、台武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誉”(《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朱贞木作品分卷说明》)。

杜威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实用主义美学的创始人。1882年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84—1894年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894年任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896年在该校创办实验学校并任校长。还团聚一批志同道合者,形成了美国实用主义的芝加哥学派。1905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把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他所涉猎的各个知识部门,包括心理、教育、社会、政治、文化、伦理、宗教等广泛领域,扩大了实用主义的影响,使实用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还曾先后到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等国访问、讲学。1919—1921年在中国期间,促进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哲学上早年接受新黑格尔主义,与美国圣路易斯学派刊物《思辨哲学杂志》建立联系。后受詹姆斯影响,转向实用主义。他以改造以往哲学为名,阐发实用主义。这种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经验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把它当作既可以是物质(自然)又可以是精神(经验)的,既包含感性又包含思维,既包含理性意识又包含非理性意识的中性的东西。经验把主体和对象、有机体和环境、经验与自然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在各种对立之间确立了连续性,从而能消除哲学上的各种对立和各种“二元论”。由此提出所谓经验自然主义。反对把经验看作实体,强调经验不是静止的,而是活动的,是作为有机体的活动着的人和他的环境(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主动和被动的过程。经验就是生活、实践。人与其他有机体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运用思维通过进行探索而自觉地适应环境。为此仿效和发挥皮尔斯的探索理论,提出了思想五步说:出现疑难,产生问题,提出假说,推理演绎,证实假说。这一学说反对柏拉图以来理性派哲学家的抽象的、思辨的方法,也反对包括詹姆斯在内的经验派哲学的狭隘性。强调既要从事实出发,又重视反省和推理的作用,但它归根到底未能摆脱唯心主义。

在真理问题上提出工具主义。认为观念、概念、理论、学说既非先天的、绝对的真理,也非实在的反映,而是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所提出的应用的假设,即用来适应环境的行为的工具,它们的标准即在是否能起到工具的作用。这与詹姆斯的有用等于真理论基本一致,只是表面上具有较多科学和客观色彩。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要求改造以往各派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理论,主张将探索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具体情境下的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的方法。既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又不赞成公开的历史唯心主义,宣扬历史多元论,认为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概念、范畴均无确定的、一般的意义,而要针对其所运用于其上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各种对立的思想、理论可以并行不悖,只要它们具有实用价值。在政治上既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既反对社会革命论,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论,也反对保守和复旧,要求不断地对社会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地进步。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

在伦理学上,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价值科学,各种道德观念和理论均应是人应付环境、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工具,道德问题只能在每一个具体的境遇中才能产生和得到解决,但每一种道德境遇都不会重复,每一次都要有一种全新的决定。反对一般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认为道德原则只是一次又一次需要检验的假设,只能在选择的或然境遇里制定,并以效果为转移。在美学上,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经验,艺术是一种有条理而完整的愉悦的经验,不应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将它远离日常生活;审美经验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是显得协调一致、均衡和谐的日常经验;美是思维对一种物质的完美活动的经验性反应,这种物质通过自己内在的联系成为一种独特性质的整体;美是一个表示感情的词,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反对把艺术神秘化和束之高阁,认为艺术应具有一种社会职责,它不仅参与社会福利,而且对文化和社会理想都发挥作用。主张艺术哲学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恢复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炼的和强化的经验形式与一般认为是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行为和苦痛感受等之间的“承续关系”。主要著作有《我们怎样思想》(1910)、《哲学的改造》(1922)、《人性与行为》(1925)、《经验与自然》(1925)、《逻辑:探索的理论》(1938)、《人的问题》(1946)等。

三界智

三界智（Nyanatiloka, 1878 ～1960）为德国佛学学者，亦为德国第一位出家之比丘。生于维斯巴登市（Wiesbaden）。最初专攻音乐，后赴缅甸仰光，并于当地出家。一九○三年至锡兰，居于波加斯都瓦小岛（Polgasduwa），参与锡兰僧团，研习巴利文佛典，其后即从事佛典翻译与修持度众，随之出家之德国比丘有数十位，树立西方学界对佛教解行并重之典型风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英国视为德国间谍而囚禁于我国汉口，后透过国际红十字会而释放归国。一九二六年再赴锡兰，后亦示寂于锡兰。著有巴利文法、佛教偈颂、佛教辞典等。

吴立民

吴立民（1927年-2009年1月31日）。 又名吴信如，号吴明，法名信如，1927年生。祖籍湖北阳新，自幼随湖南长沙二学园掌法顾净缘修学，并承传东密、藏密法要，通儒、释、道三家，毕业于湖南东安耀祥书院并从事教学。曾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会会长、船山学社社长和名誉社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国茶禅学会秘书长，主办《佛教文化》、主编《佛学研究》杂志。著有《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船山佛道思想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佛法禅定论》、《藏传密教与人体科学》、《周易象数研究》、《药师经法研究》、《法门寺地宫唐曼蜜陀罗研究》、《地藏经法研究》、《印度古代学术思想述要》、《藏密大圆满发微》等。受赵朴初会长之托，为北京佛牙塔地宫庄严设计。1994年破译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塔地宫唐密曼荼罗。应法门寺静一法师之请，为法门寺地宫庄严设计，并为法门寺博物馆设计唐密文化陈列馆，专著《唐密曼荼罗》一书。曾应日本真言宗十八派总部邀请，在日本智积院讲演唐密曼荼罗，对佛教界及学术界影响很大。近年来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带研究生。主持编辑《佛藏辑要》、《中国佛教文化丛书》等，并应邀去法国、新加坡讲学。2009年1月31日（农历初六）下午十七时十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吴信如）大德，在长沙家中安详往生。

李肖聃

李肖聃[dān](1881～1953)，现代著名学者。原名犹龙，别号西堂。曾用星庐、桐园、天武等笔名。长沙人。清代生员，曾入长沙城南书院和江南陆师学堂学习。1904年去日本留学，1911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初任梁启超秘书，后历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长沙商业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等校教员。以后长期担任湖南大学和民国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著作有：《湘学略》、《星庐笔记》*、《中国文学史》、《西堂闻见录》、《曾国藩》等。其中《湘学略》和《星庐笔记》两书为世人注目。《湘学略》所载除先贤的著作外，还有他自己的评论文章数百篇。《星庐笔记》是他晚年的著作。所记耳闻目见的事，上至邦国大政，下至闾苍民情。对政界人物、学者都有所评论，是研究湘籍人物的重要书籍。

1881年，三月初三生于长沙府善化县七都桃花村竹山湾（现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淑一村），取名李犹龙。

1886年，六岁，从姊夫赵庆吾受教，学习《论语》、《大学》。

1890年，十岁，受业于张曙临，学习《诗经》。

1891年，十一岁，从黄元恺学，学《诗》、《礼》、《尚书》、《左氏春秋》。

1895年，十五岁，从辋川山庄王冕丞受业，学古文。

1896年，从常如玉学《文选》、《经世文编》。

1897年，从族兄李润生学《輶轩语》、《书目问答》。

1898年，四月考入时务学堂，列第三期外课生。七月补博士弟子，善化县学附生；入长沙城南书院，归家与刘恩博结婚；从钱维骥学。

1899年，从著名学者皮锡瑞问经学，始陆续为馆师六年。

1900年，生长女李淑一。

1902年，参加湖南补行恩正并科乡试落第。

1903年5月，就学于江南陆师学堂。

1904年，生次女李仲思；东渡日本，入东京警备厅警察班学习，结识杨度、杨昌济、陈师曾、方叔表等人。

1905年，东京警备厅警察班毕业，与同学一起拒领结业证书；秋季入巢鸭弘文学院普通班，与义宁陈寅恪共学。至大阪高等预备学堂；将日文《王阳明传》、《传染病预防法》两书翻译成中文；

1906年，回国归省月余。

1907年，生三女李季明；6月在大阪高等预备学堂毕业；游奈良，观大佛，至西京观一线琵琶湖，谒丰臣秀吉墓。9月入东京正则学校；杨昌济邀游小石川植物园。旋又考取第一高等学校第一部文法预科，与杨树达、宋任同班。英文《三美姬》、《金色王》二书翻译，交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又作《英文字典序》。

1909年3月，改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翻译《预算制度论》出版。

1911年，因姊丧自江户回国；主长沙《黄汉湘报》；辞谢省政府教育司科长。1912年3月，赴北京；主《中国日报》、《北京杂报》；始为《泉山丛话》、《云门漫话》、《西堂闻见录》、《都门杂记》各若干卷。

1913年，任司法部部长梁启超秘书，曾列席国务院币制会议；报请更名注册李肖聃；12月去职。

1913年，受柳大谧邀游浙江，3月由长沙至上海，谒见陈三立，旋抵杭州。受北平汉口商场督办杨度之聘，旋至北京为商场督办处司笔札；为《亚细亚报》撰文。

1914年，生长男李叔安；

1915年春，迎父母亲和全家大小去北京；父居一月回湘；辞入“筹安会”；十月十四日生次男李季钧于宣武门头发胡同。秋，杨度请教其子于天津，每周一往。

1916年，送母亲至汉口，弟石源接归回湘；4月任北平化石桥法政专门学校教员，讲授理财学；9月始为《新民日报》撰述，作人物评论93篇；又作《西堂闻见录》一卷；辞谢北京大学骈文教席；与曾广钧订交于方表寓中；十一月二十二日，胞弟李石源丧，携眷归湘；腊月中入长沙城接洽，为长女李淑一转学长沙古稻田省立第一师范事。

1917年，毛泽东常走谒李，质询古书疑义。

1917年正月二十四日，父逝；寓长沙局关祠之浩园；应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汤松（寿军）邀，讲授国文一班；始与谭介甫、陈天倪、曾运乾、刘善泽、周铁山、刘宗向、蔡人龙订交。1918年，在商业专门学校兼教日语；受聘执教福湘女校国文、历史课。在福湘执教年次为1918年，1920年、1921年、1922年、1924年、1926年、1929年、1933年、1938年。撰《思贤日记》。

1919年，撰《论赵女士自杀事》一文，支持毛泽东。

1920年,,1月28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一文；帮助杨开慧入学长沙福湘女中；兼教甲种工业学校国文；秋季改教周南女校国文。

1921年，由长沙局关祠移居顺星桥武城西馆，自号“星庐”。仍教学于长沙福湘、周南女校；三月寿四十，作五言自述诗百韵；生四女李季谋；《思贤日记》移载《民治日报》。

1922年，授课于长沙各中学。长女李淑一与范琯回乡下老家度假，留下唱和之作。

1923年，往南华法政学校演讲，每周一次，撰论文十二篇；撰《灵岩日录》百余篇刊《湘报》。时章士钊返湘晤谈叙旧。

1924年，授书福湘及古稻田师范两女校；陪同梁启超参观时务学堂故址；撰《湘学小史》数万言，应李抱一属纪念长沙《大公报》成立十周年；10月30日，长女李淑一与柳直荀结婚；

1925年，婉拒张学良入幕邀请。

1926年，应校长雷铸寰聘教授湖南大学预科国文，与王啸苏订交。《劝学十篇》发表在《福湘杂志》上。

1927年，庇护长女李淑一及两子女，安排生活。

1928年，迎母居长沙顺星桥寓斋；夏六月八日，母逝。

1929年，任湖南大学预科及福湘女校教员；作福湘女校校歌歌词；撰联挽梁启超；其长女李淑一与柳直荀秘密通讯为邮局检发，被当局逮捕下狱，他多方营救，经湘绅力保始得释放。《星庐日记》刊发在《国民日报》。

1930年初，偕友人谭介甫赴武汉，访老友周铁山等友。8月避乱南京，任农矿部部长易培基请在秘书处办事；游雨花台、明孝陵、中山陵等地；冬返长沙，湖南大学聘在经济系讲授国文及中国政治思想史；10月，杨开慧被捕，邀曹典球、柳午亭营救无效。

1931年，仍授课湖南大学，随辞讲席；秋至长沙高级中学教授国文；撰《劝学浅语》数十篇，载《湖南日报》。

1932年，仍授课长沙高级中学；二月十九日，撰《记王葵园遗事》；三月二十三日，妻刘夫人病逝于湘雅医院，葬于西乡，他不用乐器，不焚纸钱，不延僧道，不用酒肉办理丧事。终身未续娶。9月女婿柳直荀牺牲。《湘学新志（一）》《湘学新志（二）》在《世界旬刊》第2期、第3期发表。

1933年，授课于福湘女校、长沙高级中学、广益中学；

1934年，撰《湘学叙录》十余篇，载湖南《大公报》；初著《曾文正公言行录》；撰《记福湘女学》；讲课之余，设家塾于寓庐，听课者常有四五十人。

1935年，捐资倡建故乡文江桥；冬撰长沙市一中嵌字联。作《罗庶丹<诸子学述>序》。

1936年，授课各中学及湖南大学、湖南国学专科学校；

1937年，3月为长男叔安举行婚礼；藏书于乡，分寄桃花、宋家二冲，以《四部丛刊》置于朱塘瓦屋。

1938年，5月长孙李清秉生；6月2日，为长女李淑一作五言长诗以慰之。7月杨树达偕何泽翰来故居相访，邀游桃花庵、灵岩寺、白鹤山等诸胜，有诗纪游。长沙高级中学先迁宁乡，后迁安化，居安化七星街一年；成《感旧》、《南游》、《怀古》、《北游》诗草各一百首；往安化县城访曹典球诸友。

1939年，应湖南大学聘，往辰溪教课；入五溪诗社，月集同人，分韵吟题，风雨溪山，时有文酒宴游之乐。

1940年，教授湖南大学国文；编《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次女李仲思在重庆与宁乡黄彬结婚；

1941年，在辰溪国立湖南大学教授《文心雕龙》、《昭明文选》，并代授日文课； 2月撰《湖南私立子建初级中学记》；撰《岳阳李太学夫妇墓碑文》；撰《杨遇夫<小学论丛>后序》。

1942年春，以病辞湖南大学教席，经衡阳归故里；任迁宁乡陶家湾的北平民国学院文学系主任、教授。

1943年，撰《陈荇荪先生墓表》；

1944年冬，长沙沦陷，日军威逼利诱命其出任维持会长，他誓死不从。经家人营救逃出，避居安化桥头河。7月作《星庐笔记自叙》；《星庐学语》发表在《孔学》期刊。

1945年，正月撰《曾星笠君墓表》；春沅江张舜徽访李。

1946年，设麓西精舍于望城坡方家巷草庐；撰《曹猛盦先生六十有八生日序》；十月二十八日，撰《湘学略自叙》。

1947年，正月二十五日参加潇湘雅集。任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主修《艺文志》；撰湘人著作提要20余篇，载入《湖南文献汇编》中。

1948年，因患心脏病辞去湖南大学讲席。

1949年，作《岁暮杂感》五言诗。

1950年，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寄居长沙福湘女校宿舍。

1951年，次女李季明回长沙省亲，作诗纪行。

1952年，三月十八日为母亲墓志刻石；

1953年8月30日，病逝于长沙，终年73岁，葬于长沙南门外南郊公墓。

布封

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e Buffon,1707～1788)。法国生物学家。生于蒙巴尔的一个律师家庭。早年在迪戎耶稣教会学院学习法律,但主要兴趣在生物学上。1733年选入法国科学院。1739年,任王家御花园总管,这为他开展生物学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1749年始,陆续撰写出版《自然历史》。该书共计44卷,生前只出版了36卷,后8卷在其逝世后,由学生代为整理出版。《自然历史》文笔流畅,辞藻优雅、图文并茂,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布丰的生物进化思想。在研究方法上,既反对林耐式的人为分类方法也反对调合圣经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主张自然分类的方法。在自然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附以比较方法、历史方法、归纳方法等科学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即:地球创生于彗星与太阳的冲撞,而后在海洋里产生最原始的生命,这些原始的生命是迄今为止一切生物物种的祖先;而后原始生命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逐渐地分化,进化成各种类型的物种;物种产生后,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些思想与其后的达尔文进化论相比,尽管显得粗糙、简单,但它毕竟把生物学研究引上了一条科学的道路。方法孕育着成果。因此,布丰的成功,实际上来源于他那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分析,自然分类方法使人合乎自然地观察生物之间的关系。比较方法的应用,则可以使人在大量的生物物种里,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可以发现生物进化的共同祖先;同中见异,可以发现物种渐变的迹象。布丰在谈到比较方法的运用时说:“假若我们在世上一切活物的五花八门表现形式中,选择任何一种动物或人作为研究基础,并以此用比较方法将它与其他有机体加以对照,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切创造物虽都各自独立存在,它们彼此虽有各种程度乃至无穷尽的差别——但同时却都存在着一个原始的共同方案,这个共同方案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见《自然历史》第十七卷,“论动物的退化”)18世纪,宗教神学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在科学界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历史方法纳人生物学研究之中,则使人清楚地看到整个生物史上,生物物种的形质结构由简到繁和生物品种由少到多的自然现象。布丰用历史方法,把生物化石和地质岩层结合起来,发现越是古老的地层里的生物化石越是简单;而且有些地层里的生物化石已经找不到现实的活体证实了。因此他认为,生物有自己的进化,在进化的过程中,有些物种因各种原因已经灭绝了。任何理论成果都离不开归纳。归纳方法使人从特殊里见到一般。在各种不同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布丰归纳出生物物种变异的根本原因,不外乎“气候的温度,食物的数量以及奴役的不幸——这是动物变异、倾向以及退化的三个原因。”(《自然历史》第十七卷,“论动物的退化”)布丰多才多艺,除生物学外,对物理学、农业学、地质学进行过研究。著述除《自然历史》外,还有《自然的各个时代》等。从1753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还先后被法国皇家学会和其他欧州一些学术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钟离权

钟离权（公元168-256）亦称“汉钟离”，传说中的八仙之一。据考证，唐代确有人叫钟离权，《全唐诗》收录有他三首绝句，从诗句“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看，钟离权其人大约是位放浪形骸的狂士。《集仙传》云：“钟离权，字云房，不知何许人也。唐末入终南山。”《续文献通考》所载较详细： “钟离权，咸阳人，号和谷子，一号正阳子，又号云房先生。生而奇异，美髯俊目，身长八尺余。仕汉及魏晋，首遇上仙王元甫，再遇华阳真人，授秘诀，遂弃世事，于县东四十里正阳洞修炼登仙，今号正阳帝君。”这里所叙不同的是将他当成了汉代人，故后人又称为“汉钟离”。对此，清人胡鸣玉《汀讹杂录》以为是世人将钟离权与楚汉时项羽部将钟离昧相混淆;而一般认为，钟离权常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即言已为天下第一闲散之人，后人却将“汉”字当朝代名，以讹传讹，遂成“汉钟离”。宋之后八仙故事中，钟离权曾为汉将，燕台人，诞生时， “异光数丈，状若烈火”，后长得“顶圆额广，耳厚眉长， 目深鼻赤，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达臂长。”及壮，为汉朝大将，吐蕃北侵，率兵与战，初获大胜。后李铁拐从空而过，见状优虑，因钟离权本上界仙子，虽谪下界，应该超脱，不应沉溺仕途，执迷不悟，于是暗助蕃将，钟离权大败，落荒而逃，不能回京。忧愁愈甚之时，逢一胡僧，碧眼丰颜，蓬头露顶。胡僧语曰：“功名富贵，总是浮云。”钟离权大悟，遂师事老人，后也成就仙道。这位度他成仙的胡僧，即李铁拐。钟离权成仙之后，不忘救世，曾飞剑斩虎，点金济众。且度化了吕洞宾，故世称钟离权为吕洞宾之师。(事见吴元泰《东游记》。宋金后，全真教与正一道为道教中南北两支，钟离权被全真教奉为北五祖之一，号“正阳祖师”，位在吕洞宾之上。

勒费弗尔

乔治·勒费弗尔（法语：[ʒɔʁʒ ləfɛvʁ]；1874年8月6日-1959年8月28日），法国历史学家，以研究法国大革命和农民生活而闻名。他被认为是“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先驱之一。他创造了“旧秩序的死亡证明”一词来描述1789年的大恐惧。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1924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这是对革命时期农民作用进行20年研究的结果。

勒费弗尔出生于里尔一个家境并不宽裕的家庭。 他就读于公立学校，在奖学金的帮助下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勒费弗尔就读于里尔大学，正是在这里，他学习了“特殊课程”，该课程强调现代语言、数学和经济学，而非古典语言。正是由于他的教育背景，乔治·勒费弗尔在1898年毕业后，得以在一系列中学任教二十多年。在结束了中学教学生涯后，勒费弗尔开始在大学任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越来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应关注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观点。

1959年在巴黎去世。

李劼人

李劼人（1891.06.20－1962.12.24），现代著名作家和四川早期报刊活动家。四川成都人。1891年6月20日生。原名家祥，笔名老懒、懒心、抄公、菱乐、云云等。9岁时因父亲在江西候补，随母亲到南昌。14岁时父亲病故，又回到成都老家。1907年考入华阳中学。1908年又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附属)中学堂，与王光祈、曾琦、郭沫若、周太玄、魏嗣銮、蒙文通、张煦等同学。1911年曾以该校学生代表资格参加四川保路风潮。1912年春从中学毕业，应邀担任成都《晨钟报》的采访任务，始改名为李劼人，所撰处女作讽刺短篇小说《游园会》在该报分期发表后，受到社会好评。1913年末，随舅父先后在泸县、雅安县政府第三科(教育)任科长。1915年8月回到成都，用“老懒”笔名在《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文艺半月刊发表《儿时影》等4篇小说。10月6日，《四川公报》更名为《四川群报》出版，《娱闲录》也改刊在《四川群报》附张上。他被该报聘为主笔，继而编辑该报副刊和“国内新闻”，除撰写反袁的短评、杂感等评论文章外，还发表消息和适合报纸刊载的小说。到1918年4月29日《四川群报》被封为止，在报上用“老懒”笔名共发表短篇小说百多篇，其中包括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吏丑行的系列小说《盗志》40多篇。同时，又在成都《国民公报》发表讽刺投机钻营者的小说《做人难》和《续做人难》等篇。1918年7月1日，《川报》在成都创刊，担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聘请王光祈、周太玄、曾琦分别担任驻北京、上海、日本记者。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把王光祈发回的大量电讯、通讯和文章在报上刊载，对在四川传播五四精神影响甚大。1919年6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借《川报》地址正式成立，担任分会书记兼书报管理员。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被推为《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译员。7月13日，成都分会机关报《星期日》周报在成都创刊，担任编辑并撰写《〈星期日〉宣言》、《本报的过去和将来》等文章，到赴法前共编辑7期。8月末，将《川报》职务交给卢作孚、《星期日》的职务交给孙少荆，即离开成都经上海去法国。年底到达马赛，1920年1月15日抵达巴黎，参加周太玄、李璜主持的巴黎通讯社工作。不久，通讯社关门，他一边作工，一边编辑《华工旬刊》，并积极向成都的《川报》、《星期日》、《国民公报》等撰写大量的国际通讯和评论，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撰写文章和小说，以稿费维持生活。先后进过蒙北烈大学和巴黎大学。1924年8月回国。10月回到成都，仍任《川报》主编，撰写评论，发表《编辑室的风波》等优秀短篇小说。不久，报纸遭杨森封闭，他也被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8天后经卢作孚等人营救获释。继后，在家里潜心翻译和写作。1925年9月，张澜出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他到校担任教授，半年后兼任文预科主任。同年，几个朋友打算办报，为解决印报的纸张问题，他提议集资创办机器造纸厂，后与王怀仲合办嘉乐纸厂，出任董事。1926年春，主编成都《新川报》文艺副刊，发表《今日!今日!》等文章。1927年5月1日，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民力日报》在成都创刊，他受社长孙倬章之邀，担任该报总编辑。6月5日，为赴乐山参加嘉乐纸厂成立典礼，其总编辑一职暂由社长孙倬章兼任。8月15日，专任刷新后的《民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夏，因校长张澜离去，也辞去教授职务。1931年在成都几个中学教书糊口。1933年3月，到重庆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工作，担任民生机器修理厂厂长。1935年5月，辞去厂长回到成都，受任嘉乐纸厂董事长，并“立志以写小说为专业”。先后创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3卷)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文艺运动。1937年12月5日，《战旗旬刊》在成都创刊，为撰稿人之一。1939年1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2月16日，会刊《笔阵》半月刊创刊，为该刊编委之一。曾捐款资助地下党油印新华通讯社广播稿，有时还化名撰文在报上发表。5月嘉乐纸厂厂长王怀仲被日机炸死后，以主要精力抓纸厂工作。1941年4月后，出任该厂董事长兼总经理。1943年4月辞职回成都，创办《风土什志》月刊。1947年主编《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并撰发刊词。5月9日，成都《新民报》副刊《天府》出版，应约撰写长篇连载小说《天魔舞》。建国后，历任全国和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和省文联副主席、成都市副市长等职。1962年12月24日在成都病逝。其平生主要著作汇集为《李劼人选集》(共5卷8册)出版。

格罗斯曼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е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年12月12日-1964年9月14日），苏联作家，生于乌克兰。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曾在顿巴斯煤矿工作。后在工厂当工程师。早期作品多写经历过沙皇时代、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的苏联普通人，风格写实。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楚金》写年轻矿工的生活与斗争。卫国战争中任战地记者。写有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1961年写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对苏联的政治社会生活与个人命运有深入的反思，至1988年才得以在苏联国内出版，被认为是20世纪苏联文学的重要作品。

李贽

李贽[zhì](1527-1602)明朝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阳明后学左翼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林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笃吾、温陵居士、百泉居士、思斋居士、龙湖叟等。福建省泉州晋江县人。回族。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后历任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等职。在40岁时经友人介绍接触王阳明学派，对王阳明的见解很是钦佩。嘉靖四十五年(1566)补礼部司务，开始潜心研究王阳明学说。隆庆四年(1570)后，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与王学“泰州学派”的王畿、罗汝芳、耿定理、焦竑、王襞等人交游，深受泰州学派的影响。万历五年(1577)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认识到社会的虚伪和丑恶，不愿同流合污，于三年后弃官，隐居大理的鸡足山，读《藏经》不出。后至黄安(今湖北红安)耿定理家寄居，不久又徙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以读书、著述为事近20年。后受官方迫害，辗转流亡至北京西山极乐寺、南京永庆寺、河北通州等地。万历三十年(1602)被捕入狱，同年三月被迫自刎。

李贽一生的重要贡献在于主张革旧鼎新，反对复古倒退。他反对道学，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认为《六经》、《论语》、《孟子》只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载，而不是万世不变之真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大胆贬斥时政，裁量历史人物，抨击社会制度，把秦始皇誉为“千古一帝”，陈胜是“古所未有”，项羽是“千古英雄”，武则天为一代英主;而把理学家程颐和朱熹看作是假话骗人的伪君子。在教育方面，提倡自由，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师道尊严”，主张互教共学;反对男尊女卑，主张教育平等。这些思想和主张都是反传统、反道学的，当然受到封建制度对其的残酷迫害。最终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逮捕入狱并迫害致死。李贽一生著述很多，有正续《藏书》、正续《焚书》、《初潭集》、《李温陵集》、《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史纲评要》等。

杨向奎

杨向奎（1910年1月10日～2000年7月23日），历史学家。男。汉族。河北丰润人。大学毕业。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1956年到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研究室主任，兼任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学位委员会主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经学研究工作，著述丰厚，主要有:《三皇考》、《论〈左传〉性质及著作时代》、《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西汉经学与政治》、《论时间空间》、《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大一统与儒家思想》、《清儒学案新编》等，均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对中国古代文化来源有较为清晰的分析，对于墨家在科学上的贡献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对清代学术思想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是我国古代史、经学研究专家，对理论物理也有一定的研究。治学严谨，视野开阔，对我国古代史和思想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望。

周诒春

周诒春(1883—1957),著名学者、教育家。字寄梅,生于湖北汉口,祖籍安徽休宁。曾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学硕士,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首届董事,国民党政府农林卫生部长,1956年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周诒春从小勤奋好学,聪颖过人,17岁即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数理科助教和英文教员。1910年自美留学归国后,参加了清廷留学生考试,授进士,点翰林。随即于1912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出任清华大学第二任校长。

在其执掌清华数年间,因成绩卓著,建树极众,清华校刊曾如许评价:“历任校长无出其右”。着眼于民族教育独立,这是周诒春对清华乃至我国高等教育所作的一大贡献。他最先提出把清华改办成独立大学,一改过去那种“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的做法,开现代中华民族高等教育之先河。

周诒春是清华“三育并进”的最早倡导者。他经常强调这样的思想:“今日之学生,宜着重德智体三育固矣。”他提倡和施行之德育,主要有以下数端:进行爱国思想教育,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理想,鄙弃利禄观念;教育学生养成艰苦朴素,勤劳实干的精神;教育学生建立服务社会,热心公益的精神。

在智育方面,除安排严整的正课外,周诒春还特别注意学生课外辅助性知识的训练和实际能力的提高。突出的是下列几项:(1)丰富多彩的演讲会和辩论会,包括学生自己的讲演比赛和请校外名人来讲演。梁启超、胡适、张伯苓等均在请之列。(2)创立会社。周诒春任职期间,清华各种会社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3)刊物。当时清华出版之刊物,即使当今一般高等学校也难以望其项背。洪深、闻一多、梁思成等都曾发轫于斯。(4)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参加社会调查,这是他教育思想中心的创举之一,在今天仍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周诒春也是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的“强迫运动”就是他任内规定的,当时清华即建立了足球、篮球、手球、棒球、网球、长跑、游泳、武术等各种代表队。他不仅亲自主持每次全校运动会,还参加组织过三次清华运动会,两次全运会、一次远东奥运会。离开清华后周诒春曾一度去法国游览、随后连续四届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1927年曾兼任燕京大学校长。1929—1939年被公推为北平协和医院托事委员会主席。抗战期间,在贵阳创办清华中学,该校很快便声名鹊起、遐迩闻名。1957年,周诒春病逝于上海。

郭象

郭象(252-312)，西晋玄学家。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少有才理，好老、庄,善玄谈,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据《晋书·向秀传》说，向秀作《庄子注》，“郭象述而广之”而别为一书，以阐扬老庄思想，于是“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虽遂焉”。他反对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论，也不同意裴頠的“崇有论”，创“独化”说，认为“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庄子·齐物论注》)。主张万物都是“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庄子·大宗师注》)。从而建立起了他的“独化”本体论。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他得出了“冥而忘迹”的认识论，认为“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圆者已自圆，方者已自方，未有其根者，故莫知”(《知北游注》)。主张“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万物虽异，至于生不由知，则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齐物论注》)。所以他的结论是：“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大宗师注》)。从其“独化”本体论出发，他主张“自足其性”，认为“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齐物论注》)在“自足其性”的基础上，他终于把“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调和了起来，为门阀士族阶级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人生境界：“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郭象的“独化”论是魏晋玄学成熟的标志，也是其终结的标志。其著作有《庄子注》。另有《论语体略》、《老子注》、《致命由己论》等，均佚，其部分散见于皇侃《论语义疏》及《道藏》中。

玛丽·麦卡锡

玛丽·特蕾莎·麦卡锡（Mary Therese McCarthy，1912年6月21日-1989年10月25日）女小说家、评论家。生于西雅图。她六岁时成为孤儿,靠亲戚抚养成人。她童年的崎岖不平的生活道路在《一个信天主教的姑娘对童年的回忆》(1957)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她曾为《民族》、《新共和》和《党派评论》等刊物写过评论文章。她政治思想上波动较大,在三十年代是激进派,但后来又对托洛茨基顶礼膜拜,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访问过河内,现在侨居巴黎。

玛丽·麦卡锡194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她所结识的人》探索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意识,从此逐渐步入文坛。她的作品以擅长讽喻著称。《绿洲》(1949)讽刺了一些空想家。《学术界》(1952)透辟地剖析了一个左派学者乐于献身的精神。《令人迷恋的生活》(1955)和短篇小说集《冷眼相看》(1952)写当代世俗题材,特别写了在对待知识分子上的不公正做法。长篇小说《毕业班》(1963)以辛辣的笔锋讽刺并戳穿了所谓妇女教育取得了进展的宣传。《美国鸟》(1971)也是一部有魅力的长篇小说,写母子关系。

玛丽·麦卡锡是一位评论家。《完全相反》(1962)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包括对一些经典作家的评论文章。《大祸临头》(1970)是她的一部文学评论专著。《越南》(1967)和《河内》(1968)等书对美国干预越南战争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她的目光敏锐,笔锋犀利,但她的小说没能达到她的评论文章所要求的水平。

杨树达

杨树达（1885年6月1日-1956年2月14日），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生于1885年6月1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其父杨孝秩为人好学，喜读史籍，于科举不甚在意，屡试不中，后为塾师。杨树达六岁从父学。稍长，其父授以《尔雅》、《资治通鉴》、《汉书》、《史通》等书。他尤好《汉书》，每读一篇，不忍释手。十三岁入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经今文学。次年春，因病辍学。十五岁遵父命从叶德辉受业。十六岁，转入求实书院，学经史、算学、英文等课。此后读书颇勤，开始治《易经》，拟仿阮元《诗书古训》体例，撰《周易古义》。二十岁，应院试，成绩优异，被选入经堂肄业。次年即1905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学日语。1908年入正则学校学英语。次年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清廷官费停止，杨树达辍学回国。时湖南成立军政府，求实同学陈润霖长教育司，被约往工作，旋任图书科科长。此外还在楚怡工业学校兼任英文教员。1913年，应聘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讲授国文法，开始研究语法，阅读《马氏文通》，发现书中有许多错误，有意弥补其不足。1916年转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在此任教四年，环境安定，有著述之志。1918年，辑《老子古义》，以五十日而成，继而治《盐铁论》，后因故中辍。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湖南。杨参加了教育界陈润霖、朱剑凡等人发起的“健学会”，响应北京大学教授提出的各项号召。当时湖南在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下，不但爱国运动受到禁止，教育事业也大受摧残。12月2日，长沙学界为了声援“闽案”，遭到张敬尧派兵镇压，激起公愤，爆发了“驱张运动”。12月8日，杨被推为教育界代表之一，与毛泽东、罗教铎等进京请愿。次年6月，张敬尧被迫下台，他才离京返湘。

1920年，北洋军阀内部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失败，直系掌权，改组内阁，湖南范源濂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范与杨是时务学堂的同学。杨得此消息后，便北上谋事。通过熊崇熙、黎锦熙等人的介绍，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编纂字典。旋往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日语课。次年，由钱玄同介绍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国文法。当时所编的讲义，即为后来出版的《高等国文法》之底稿。1922年5月，他与吴承仕、程炎震、洪泽丞、邵瑞彩、孙人和等合组“思辨社”，每两周集会一次，研讨国学。后来入社的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等人。12月兼任教育部编审员，审查教科书。1923年7月，“高师”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濂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原国文系主任章嵚辞职，范请杨树达继任，而他以学力不胜而坚辞，改为代理主任。其时学校经费经常无着，范想整顿学校的愿望不能实现，愤军阀之混战，于1924年9月辞职离校。为此，杨与师大同人到国务院请愿，并赶到天津去挽留，后因范辞意坚决而作罢。次年《汉书补注补正》出版。是书纠正王先谦《汉书补注》六百余事，为杨代表作之一。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由于梁启超的推荐，杨于次年9月入该校国文系任教。1928年《老子古义》出版。后二年《周易古义》也相继问世。这两部书为杨早年之作，稿成至出版已快三十个年头了。

1929年，《词诠》出版。是书依《经传释词》体例编辑而成。他将以往各家之说，经过自己裁决举证而为一家之言，至今仍不失为学习古汉语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1930年，日本人用庚子赔款接待中国学者访日。6月杨与张贻惠、陈映璜、曾中鲁等人应邀赴日，先后到大阪、东京、京都等地参观了各大学及其图书馆，看到了许多中国珍贵文物和善本书籍，并会晤了当地的学者。参观东京文理科大学时，该校诸桥教授对杨著《周易古义》与《老子古义》二书颇为赞扬，并称他讲授《老子》，即以此书为教材。杨于7月下旬返国。

同年杨著《高等国文法》出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很快以它为教本。书中举例丰富，不落空谈，为当时国文法中之杰出者，被选入大学丛书之列。次年，《马氏文通刊误》出版，此书是作者1919年前后所发表的许多评论文章，因《高等国文法》付印，限于教科书的体例，未尽其意，故重新整理而成。书中驳马氏之失，约举十端：即不明理论而强以外国文法律中文、误读古书，等等。持论有根有据，受到时人的好评。至此，杨氏文法之书——《高等国文法》、《词诠》、《马氏文通刊误》出齐，研究文法学他认为可告一段落，于是开始治文字之学。

杨在清华讲授《汉书》，经常考查汉制风俗，涉猎汉碑，久之对此学产生浓厚兴趣，且颇有心得。当时他编的《汉俗史讲义》及汉碑考证等，陈寅恪看后极加称许，故而约他到历史系兼课。从此他在清华便成为文史两系的教授。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局动乱。3月，章太炎及黄侃避难来京，经吴承仕介绍，杨往晤章、黄。黄称誉《词诠》不失为雅言之作。章谓湖南前辈于小学多粗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次年《中国修辞学》出版。此书为杨在清华教授之一科，积数年教学经验而成，特点是从中国古代语言实际出发，不以欧美体例为限，而有民族形式之美。1953年，徐特立与他见面时，称赞此书有辩证法之见解。

1934年8月，杨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读商承祚君殷契佚存》一文，其后，兼治金石甲骨，二十一年如一日，被誉为此学科中最为努力勤奋之一人。同年在清华讲授文字学，并出版了《古声韵讨论集》。

1936年5月，杨将近年来研究文字学的成果集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一书，付商务印书馆出版，竟遭拒绝。后经胡适说项，方允付梓。翌年2月，《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出版，书中对古代文字的解释，新意颇多，在学术界轰动一时。是年5月，其父病重，返乡省亲。不久全面抗日战争开始，8月，他应湖南大学之聘，从此全家定居湖南。次年，清华迁到云南，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曾函邀杨返校，他以家室拖累，路途遥远而辞。10月广州失守，武汉危急，他携眷随湖南大学迁往湘西。

1939年，撰《温故知新说》，略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妄。夫新与故为学问之两端，妄与庸为治学之两病。他认为治学当求其新，然要有其来源，切忌空谈。这反映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是极谨严的。

湖南大学自迁到辰溪后，敌机常来轰炸，师生们仍不得安宁。杨愤于国难，而开设“春秋大义”这门课，以此来鼓励青年学生，发扬民族传统，进行抗日斗争。他说：自恨不能执戈卫国，乃述圣文，诏示后进，恶倭寇明素志也。后来出版的《春秋大义述》，即此讲义之续成者。

1940年，在湖南大学的支持下，他与曾运乾、黄子通编印了《文哲丛刊》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读孙海波甲骨文编记》。此为他一度间断后再治甲骨文之始。1942年4月，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著作名单公布，《春秋大义述》获二等奖，得奖金五千元。继而他被选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他作寄怀一首谓：“平生百事不关情，身似蟫鱼老伴经。只有青山来好梦，可怜白发换浮名。惊心骨肉稀人在，放眼河山有泪倾。喜道孙通逃虎口，乱来玄鬓几星星?”诗中记述了当时的思想和生活概况，同时对畏友陈寅恪由香港脱险回到抗战后方表示喜悦之情。1944年《春秋大义述》由商务出版，他感到格外高兴，谓鼙鼓声中有著述问世，已是幸事，不能以平时论。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10月，他一家随校迁回长沙岳麓山本校，想集中精力多做一些学问。此后钻研金石甲骨，并写了《说文读若探源》一文，阐明许慎著书之由来。既而开始撰写《声训学》。他认为：柬声及简声之字，皆含有去恶存善之义，如㶕、湅、煉、鍊、练、漱、谏等字，如是理解，便可怡然理顺。他批评章太炎《文始》一书，不立柬为纲者，是有意避免义从声类之得也。他说学问之事，不可不正心诚意。

1947年8月，他得知沈兼士在北平逝世消息后，甚为悲痛。他说国人对于文字学，多逃难就易，治韵学，而兼士独治义诂。然而，治义诂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今彼死，余益孤特寡俦也。故挽之曰：“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同年，他被评为中研院院士，获得教育部古文字研究的二等奖。

1948年9月，应中研院之请，他到南京出席院士会及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会后出席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茶话会，与所内同人夏鼐、丁声树等相见，并应傅斯年所长之请在会上演讲，题为《诗经》——“东方之日”与“天作”二篇。10月返湘，旋应中山大学之邀，到广州作短期讲学。在此他拜访了陈寅恪、商衍鎏、钱穆等学人，并互赠著述，讨论学术心得。游览了当地名胜古迹，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凭吊，抚今思昔，谓今国民党人秉政，权利唯恐或后，死者有知，能无痛哭。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广州一片混乱，学校已无法上课。5月他返回湖南。是时友人邹谦由台湾来函，邀他到台任教，杨未允。同年8月，他与伍薏农、潘硌基代表湖南大学教授会去见陈明仁，要求和平起义。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杨深受鼓舞，谓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余之幸也，遂应报社之约稿，撰《实事求是》一文纪念政协之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任教，继续研究语言文字学。相继出版的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文史馆馆长。1956年2月14日逝世于长沙。

陆西星

陆西星(1520—1601)，明代内丹学家。字长庚，号潜虚子，又号方壶外史,扬州兴化县人。《兴化县志》谓其“生而颖异,有逸才。束发受书,辄悟性与天道之旨。为诸生,名最噪。”但九次乡试,均未得中。遂弃儒服,着道士装,为方外之游。自称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感吕洞宾降临所居北海草堂,先后二十日,亲授丹法要诀,由此宣称得内丹真传。谈话之笔录，即为《三藏真诠》。陆西星著作甚多，重要的有《南华副墨》、《阴符经注》、《道德经玄览》、《悟真篇约注》、《玄肤论》、《金丹就正篇》等，收入《方壶外史》中。晚年多参佛乘，著有《楞严经说约》等。《藏外道书》收录了他的部分著作。

陆西星是明代著名道士，他关于内丹学的著作，在体系的完整和概念的清晰上都超过前人，对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道教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一点本书不论。这里着重介绍陆西星作为其丹学基础的阴阳学说、人性学说及关于三教关系的论述。

1.阴阳和合而成丹　道教认为，宇宙的本源即阴阳和合之气，人也为阴阳之气构成。通过修炼使身中之气调和，以与宇宙本体相符，是道教内外丹功法的基本原理。陆西星注《老子》即以此为指导思想。如他在注释《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人身中之气即天地之气，其升降阖辟，常与天地之气相为流通。所谓炼丹就是采宇宙之气与自己身中之气配合。陆西星有天元、地元、人元之说，其中人元即“大丹”，他说：

大丹者，创鼎于外，炼药于内，取坎填离，盗机逆用之谓也。(《玄肤论·三元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1页)

创鼎于外，即外丹，以药物铅汞等置炉火中炼而成金丹。炼药于内即内丹，以身体为炉鼎，通过修炼使外部之气补内部之精。取坎填离，坎者水，离者火，取坎填离即采外气以补内气。“盗机”取自唐末五代道士谭峭《化书》。盗机逆用者，气机甚为神妙，须善于采取，如盗取物，取与己身中相反者而成丹，故曰逆用。陆西星之“大丹”主要指内丹，对外丹采取屏斥态度，他曾说：

世之言外药者，率多不得其旨，以盲引盲，殊可悼痛。夫道在我身，内炼诚是矣，而何以创鼎于外!创鼎者，圣人不得已焉而为之之事也，老圣比之用兵。(《玄肤论·内外药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1页)

陆西星认为，内丹的三要素是神与气与精，三者皆先天具于人身之中。所以说赤子即圣胎。但人长成以后，情欲将人之混沌凿破而成后天之阴气，故须借先天阳气补充。呼吸吐纳、男女双修等皆以此为理论根据。阴阳互藏、先天后天等皆是这一理论的推展。炼养之法即取坎填离，取阴中之阳补己之缺失，然后纯阳乃复。

陆西星也认为，人有元精元气元神，他用外丹炉火之两名词铅汞代表元气元精，以性为元神，他说：“元神为性，精气之主也，以其两在而不测，灵通而无方，故命之曰神。”(《玄肤论·元精元气元神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2页)“两在而不测”取张载“一物两体”之说，陆西星的元神仍指气，不过是指作为精和气的统领的本源之气，他说：

所谓元神，非思虑之神之谓也。神通于无极，父母未生以前之灵真也。夫人一太极也，精、气即太极之阴阳也。神即太极之无极也。(《玄肤论·元精元气元神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2页)

在他这里，精与气是较粗的气，精为阳气，气为阴气。而神则为阴阳未分的和气。神虽不直接为思虑等精神作用，但神在人身主精神性活动，如情感思虑等。神为一身之统帅，犹君为一国之统帅。故炼养主要在养神，神安则精气自住自生。

2.性命与内丹　从道教养生的角度看，性命论与气论是紧密相连的。陆西星的气论与《性命圭旨》侧重点不同。他界定命与性及性命关系说：

何为性?何为命?曰：性者万物一源，命者己所自立。性非命弗彰，命非性弗灵。性，命所主也;命，性所乘也。今之论者，类以性命分宗，而不知道器相乘，有无相因，虚实相生，有不可歧而二者。(《玄肤论·性命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3页)

所谓性，即二气未分时清净圆明的本始之气，此气类似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所谓命，即宇宙本体分化为个体之气，也即形形色色的万有。万有之气与本始之气非一非二，而一而二。从根源上说，万有皆此本始之气所化;而从现实的具体存在说，万物皆个体之气。本源之气借个体而显，个体之气非本源之气则失去其生机。性是命的主宰，命是性的凭借。命与性也可以说是道与器的关系，所以二者不可截然相分。由此陆西星反对将道教分为性宗和命宗，也不赞成以佛教为性宗、以道教为命宗的看法。他指出：

或言释氏了性，道家了命，非通论也。夫佛无我相，破贪着之见也;道言守母，贵无名之始也。不知性，安知命耶?既知命矣，性可遗耶?故论性而不沦于空，命在其中矣;守母而复归于朴，性在其中矣。是谓了命关于性也，是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玄肤论·性命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3页)

他的意思是，佛显无我相，无我相即性;破贪着之见，贪着之见即命。道言守母，贵无名之始，而无不离有。贵无名之始即所以贵无名之朴。佛真空假有不二，道守母归朴不二，皆性命双修之学。性命双修，才能与道为一。

陆西星反对以性为可见可闻的具体物，他反复告诫，性是不可见之本体，见性必须通过可见的形象，本体本不可说，“说似一物即不中”;对不可说者强说，则离真实越远，他说：

性不可见，所以见则性。于不可见而求其所以见，则性愈远矣。何耶?性之为物，可以无心见而不可有心求。(《玄肤论·性命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3页)

性不是具体物，不能以认识具体物的方法和工具认识性。性是形而上的存在，是体验、玄想的对象，它表示一种境界，它不能以理智的方式获得。

陆西星把性分为两种：本性和质性。本性是宇宙本体，质性是人由禀气不同而有的特殊气质。他说：

夫性一而已，何以有本性质性之异?曰：本性者，自先天而言之清净圆明，混成具足，圣不加丰愚不少啬者也。质性者，自后天而言之生于形气之私，于是始有清浊厚薄之异者也。(《玄肤论·质性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3页)

这里分性为本性和质性，完全是吸取了宋明理学分性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质性即气质之性，本性即本然之性，也称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但陆西星所谓本性不同于理学所谓本然之性，理学的本然之性内容是天理，而陆西星的本性则表示宇宙间先天清净圆明混成之气。这样规定“本性”是由他信奉的道教基本教义决定的。

陆西星也用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说法来表达他所谓性命，他说：

人之所以生也，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谓性即无极也，所谓命即二五之精也。二者妙合而人始生焉。方其未生之前，则所谓无极者混沌鸿濛，何相何名，何音何绪，何臭何声。及乎二五既凝，得一以灵，何思何为何虑何营，是性之本体也。夫自情识开而本体凿矣。(《玄肤论·性命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3页)

人之生有性有命，性主人之精神，命主人之精气。未生以前人处于气的本体状态，既生以后，人有血肉之躯。性是命中之灵，命是承灵之体，性是人的本真状态，命表现为人的情识。命之情识构成对性的本真状态的破坏。他借张载“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来表达克情复性的意思：

修道之要莫先于炼性，性定而气质者不足以累之，则本体见矣。吾师之诗曰：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是后天得先天而妙其用也。(《玄肤论·性命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3页)

炼性就是使体中之气返于清净圆明的本来状态。返回本体即成丹。“不迷”即克去情欲对于性的伤害，情去而性自存，气质变化至清净圆明状态，后天之命回复到先天之性，此时丹自结成。

使气返于清净圆明的功夫要领是澄神，澄神即遣除欲望使之净尽，陆西星说：

洗心即澄神之谓也。周子曰：“无欲故静”，所谓无欲，即遣欲使之尽也。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所谓心者有二焉：扰神之心乃妄心也，好静之心乃真心也。既有妄心，即惊其神，其神可得清乎?……故澄神之要，莫先于遣欲。(《玄肤论·澄神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4页)

澄神也即静心一志，是凝气成丹的准备。凝神是内丹功法最重要的一步，所以陆西星说：“凝神者入玄之要旨，丹家之第一义也。”(《玄肤论·凝神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5页)所谓凝神，即清净圆明之气入于气穴之中，相守而不离。所谓气穴，道教指人最初禀气受生之所，又名气海、关元、灵谷、天根、命蒂等，道教以之为“归根窍”、“复命关”。陆西星说，老子所谓“载营魄抱一”，庄子所谓“至人呼吸以踵”，即在此处。具体方法是，运用调息之法，使神依于息而深入于本穴之中，绵绵若存，无有间断。这就达到了“专气致柔”、“抱一不离”、“虚极静笃”状态。陆西星并且指出，神非时时逐于气息，如能达到孟子所谓“勿忘勿助”境界，则神依于息而凝。最后达到以神御气，神凝气定状态。身为炉鼎，息为橐龠，气为药，神为火，“以火炼药而成丹，即以神御气而成道”。此炼丹之法乃与天地之道合，道不外乎一阴一阳，在炼丹中，阳为精，阴为气，神则统乎二者。炼丹实际上是宇宙演化法则在人身中的重演。

至此，陆西星的整个理论可以说“水落石出”，从精气神开始，到澄神凝气，最后以炼气成丹，与道合一终。他的整个理论既继承了《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的内丹功夫理论，又加入了理学修养方法。整个炼养过程，遵循道的法则，是道在丹法中的体现。陆西星认为以道的法则炼内外丹是道教的最纯正的路径，其余皆左道旁门。他在《玄肤论》后序中叙述他的丹法所依据的理论：

造化二五，陶铸百物，象形虽殊，体本无二，莫不定阴阳之位，构真一之精，顺施化之理，立性命之基。故曰：“天地氤氲，万物化纯;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如斯而论，可谓本末兼该，上下俱尽者矣。故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体是道者亦可使之不变，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于此。(《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67页)

这里陆西星确实是把他的整个理论看做道的体现，把道教的长生久视看做顺从自然法则，把炼丹看做“施顺化之理”，并且把这些与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易传》统一起来。这是与他三教同源的思想符合的。陆西星极力反对方士外丹黄白之术，以其为“逞其顽技以文神奸，巧蕴机心以干时利”。他曾说：“外丹炉火为伪尤甚，盖银精附体亦可变易金石，而追摄之法世多有之。学人不知，信为点化，误矣!误矣!”(《七破论·破伪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76页)又说：“今之好道者，类皆延致方士，烧炼炉火。以冀点化，以求服食，谓之外丹，不知此等之事起于妄心。”(《七破论·破愚论》，《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76页)在他看来，点石成金之想起于贪求财富，服食长生违背了人靠元精元气元神之炼养而延年祛病的自然原则。外丹炉火与以气论道的正途相左。他在《金丹大旨图序》中表达了他的丹法原则：

古仙丹法载之丹经，无下千帙，读之则愈烦愈难，悟之则惟简惟易。大要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则二者其尽之矣。一阴一阳配合以两者，天之道也。(《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71页)

天之道即一阴一阳，天之行即《易传》“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不遵此道，皆为邪术。陆西星的《金丹大旨图》以图形与简捷的文字说明阐述他的内丹理论。此图首为“先天无极之图”，表明此时是“真空本体，清净圆明”。其二为“太极未分图”，此时“虚无生一”，即由真空中生先天真一之气，其中包含太和之气，但“阴阳体具而未分”。其三为“太极分阴阳之图”，为“一气既判，两仪始分”之时。以下为“阴阳互藏，坎离交媾”，为阴阳二气的运动图。再次为“周天符火”、“返于无极”、“成丹之图”，皆炼气成丹的具体步骤。陆西星的内丹理论，以气始，以气终，比起同时代形形色色的道教派别，较少神秘和虚妄的成分。

陆西星早年习儒，广泛涉猎儒释道各家之书，信奉道教后，认为三教理论都可以融合到他的内丹理论中，如无欲主静的修养方法，儒家称之为“洗心退藏于密”，道家称之为“常无欲以观其妙”，佛家称之为“惟取极静，由静力故，便入涅槃”。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即儒家的“寂然不动之中而万象森然已具”。《老子》的“不争”即佛家的“无诤三昧”。他甚至把《庄子》比做中国的佛经。在他眼里，“三教圣人同一宗旨，但作用不同，故有三者之别耳”(《金丹大旨图》，《藏外道书》第五册，第371页)。

陆西星的三教同一说，是明代中后期整个思想界三教合一趋势在道教理论和修行方法上的表现。这一趋势更显明地表现在三一教上。

齐白石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寄萍老人、借山吟馆主者等。湖南湘潭人。出身农民,自幼放牧打柴,后因体弱无力耕田,改学雕花木工,为寻求雕花新样,便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交结当地文人,学习诗文、篆刻、书法,以卖画、刻印为生。中年多次出游南北,足迹遍及六、七个省市的主要城市,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57岁后定居北京,专业卖画、刻印。1927年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不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有可乘之机,他贴出有名的《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表明对占领者的敌意:“中外官长要买白石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充分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当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没收他的存款,搅乱他的画室时,他不为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压倒,借诗画抒发自己胸中的苦闷和义愤。1944年在《群鼠图》上题句说:“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又如作《题画蟹》云:“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在艺术上他常向名家陈衡恪等学习,其画晚年更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以及吴昌硕等诸家之所长,主张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风趋于写意。其篆刻初学浙派,后采用单刀直下的刻法,布局奇肆朴茂,遒劲有力。60岁后,画风遽变,重视创造,融合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擅长花鸟鱼虫,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并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虫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亦画山水、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对书画、篆刻的活动益见勤奋,1952年创作大幅的百花与和平鸽的图画献给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赢得了国际和平战士的称赞。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画院名誉院长。90寿辰时,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光荣称号。1957年9月16日在北京病逝。作品编有《齐白石作品集》。

左光斗

左光斗（1575年8月—1625年8月30日），明左佥都御史。字遗直，号浮丘，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后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太监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太监愤而去。光宗崩(1620)，李选侍据乾清宫迫皇长子封皇后。乃上言：“内廷有乾清官，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李选侍得笺，大怒，将加严谴，数遣使宣召光斗，乃曰：“我天子法官，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选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宫议之。熹宗视笺，心以为善，遂择日移宫。乃免。时宫府危疑，人情危懼，与杨涟协心建议，排阉奴，扶幼主，出力甚多，由号朝野并称为“杨左”。后任大理丞、大理少卿、左佥都御史。与杨涟劾太监魏忠贤;又与高攀龙共发阉党崔呈秀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次将及涟与光斗。愤甚，草奏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拟于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家乡。忠贤诇知，先二日削其与涟籍，还复构汪文言狱，入其名，遣使往逮，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为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五年七月与涟同日为狱卒所毙。其长兄光霁以坐累死，母以哭子死。

张九成

张九成(1092—1159),两宋之际理学家,字子韶,号横浦居士、无垢居士。

一、状元的故事和传说

北宋元祐七年(1092)，张九成(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出生于开封(今属河南)。这时的大宋帝国已开始走下坡路，边患日重。靖康元年(1126)，金兵渡过黄河，攻下开封，掳走了徽宗、钦宗二帝及后妃、皇子、皇女、宗室贵戚和大批财物。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康王赵构正在河北作战，得以逃脱。靖康二年(1127)，被拥为皇帝，是为高宗，年号建炎。

在战乱中，张九成一家南迁钱塘(今浙江杭州)避难。张九成的幼年及青年时代均是在人心惶惶的动乱年代里度过的。他从小刻苦读书，8岁能默诵六经，10岁时就擅长文学，14岁时来往于郡里的乡学，十分用功，不畏艰难，潜心学习。曾拜理学家杨时为师，学问日益长进。

由于连年战乱，科举停止。张九成为无法实现科举入仕的理想而叹息。有一次，他梦见殿试放榜，高中状元。虽是南柯一梦，却更加激起学习热情。

建炎三年(1129)年初，金兵南下扬州。十月，金将兀术率兵过江，追击宋高宗，被击败于桐庐(今浙江桐庐)牛山下，掳掠人财北退，又遭韩世忠大军截击，受阻达480天，从此退守长江以北，一个时期没敢再用兵。高宗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偏安政权，暂时平稳以后，绍兴二年(1132)第二次开科取士。高宗为了光复中兴，提出在殿试对策中，如有能为治国安邦提出好的建议者，给以好的名次。

杨时对张九成说：“这是中兴以来第二次开科，你在对策中应鼓励皇上要有刚强宽广的胸怀，不要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

殿试时，张九成在策文中写道：“愿陛下刚强奋进，不要为艰难而沮丧。臣以为，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因为从历史上看，好战的必败，不讲礼义的必败，人心不明的必败，金人占了这3个必败的因素。”

在具体问题上，张九成着重提出不要任用、更不要听信宦官的建议。他写道：“历代中兴的帝王，大都以仁义为尚，不听谗言，不任小人，这是中兴的根本。宦官插手朝政，是国家不祥的征兆。现在，有的宦官干预朝政，这是臣所担忧的。应该让宦官们按其职责服侍皇上，打扫宫苑。如果他们当中有结交往来的，应明令严禁;如果有干预政事的，应立即诛灭。”

相传，张九成写到“竖貂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即竖貂、伊戾两个宦官祸国的史实，有宦官前来偷看他的对策，张九成掩卷正色说：“正在说你们呢，请不要看！”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对此事有记载，但略有不同，说：“张九成参加殿试，到吃饭时策文还没写完。宦官来催，张九成说：‘现在正谈到你们呢！’”

张九成还写道：“民间百姓都知道享受天伦之乐，陛下贵为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凉，早晚无处去请安，感时遇物，难道不想念被掳走的两位皇帝吗？”

张九成的殿试受到高宗赏识，钦定一甲第一名。这一年，他40岁。他对策中的一些名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如“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必曰：‘西风凄动，两宫得无忧乎？’”后来，李清照在诗中写有“桂子飘香张九成”，就是指他策中的用语。

据说，由于张九成的对策忠愤激发，无所顾忌，被钦点为第一，凌景夏第二。当时，有一个叫吕顾的大臣说凌景夏的词比张九成好，请高宗更改。高宗却说：“士人初进，便须区别是忠是佞。张九成所对，上自朕躬，下至百执事，所讲无所畏避，宜首选。”

二、初入仕途多艰辛

张九成高中以后，初次外放，任为镇东军签判。签判全称“签书判官厅公事”，是个幕僚官。

金主为了镇抚华北地区，并为了在金宋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把宋的叛臣刘豫扶持起来，建立所谓齐国，管辖陕西、河南等地，这实际上只是金人手中的一个傀儡政权。

早在张九成殿试的对策中就认为：“刘豫背叛君亲，委身于夷狄，奸邪无道，这是小人，如同儿戏，不必顾虑。”因为张九成策文的内容、文采均好，在民间广为流传，伪齐在宋朝的间谍也得到了它，见内容涉及刘豫，就带回伪齐，呈给刘豫。刘豫读后恨透了张九成，召了刺客，去临安寻找机会刺杀张九成。张九成听说后十分坦然，毫无惧色。

刘豫还在大街上张贴告示，讨伐张九成。这些话传到了高宗耳中，却误传成了张九成去开封归附刘豫。他问沈必先：“有没有这件事？”沈必先上奏，张九成正在做官，两天前还有文字上报。高宗调查以后，明白了原因，对他进行了褒嘉。

当时，有些百姓为了生活，违犯了食盐只准政府晒制贩运的“盐禁”，私自晒盐。提刑官张宗臣要逮捕几十个晒私盐的百姓。张九成偏向百姓，说不可逮捕。张宗臣不高兴地说“这是丞相批准的法令。”张九成说：“皇上多次下诏，要体谅民情。你不领会皇上的意思，只听丞相的，这是为什么？”张宗臣大怒。张九成辞官而去。

张九成在经学研究上素有成就，遐迩闻名。辞职之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学，其中不乏名士。

赵鼎出任丞相以后，在政治上主张对金作战，以图恢复中原，同时推荐、选用人才。他推荐张九成为太常博士，到职时改为著作佐郎，不久由副职任为正职，即著作郎，负责朝中撰拟文件告示，同时负责记录每日朝中大事，称为“日历”。

以后，张九成又外放为浙东提刑，但是他辞官未就。赵鼎再次举荐，任为宗正少卿，礼部侍郎兼侍讲，又兼刑部侍郎。侍郎为中央各部的副职，仅次于尚书。张九成既有学术上的侍讲官职，又身兼礼部、刑部两部的侍郎，成为朝中有权势的大官。

任职期间，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一个人因被诬告而判罪，最后定为“大辟”罪，这是一种残酷的死罪。张九成详细阅读了案件的卷宗，认为证据不实，可疑处很多，请复审。结果，真是一桩冤案。朝廷以为张九成平反了一宗冤案，应该给予奖赏，而他说：“我在刑部任职，造成冤案，我也有责任，哪能领赏？”坚决辞却。

三、主战反被秦桧罢官

宋高宗时期，对金人的和与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一派力主讨伐，恢复大宋版图;一派主张委曲求全，与金议和，有的甚至不惜投降卖国。高宗在秦桧等人唆使下，杀害了抗战派爱国将领岳飞，解除了韩世忠、张俊等抗战将领的兵权。朝中大权逐渐为投降派把持。

金主向宋诱降，提出“议和”，而其实质是要宋向金俯首称臣。金人提出以后，朝中大臣议论不止。赵鼎是主战派，张九成支持赵鼎，对他说：“金人实际上是虚张声势，以图撼动中国。”他提出，如果议和，应该以宋的条件为依据，不能任凭金人所为。他提了10项条件，说金人承认这10项条件才能谈判和议。正在这时候，赵鼎因竭力主战，反对秦桧被罢官。投降派秦桧独揽大权。皇上问张九成的看法，他仍坚持：“敌人多诈，不可轻信其言，不可不查！”秦桧借口张九成在皇帝面前妄议西汉灾异，有忤皇帝之罪，谪为邵州(今湖南邵阳)知州。

秦桧，世之奸贼，对张九成仍不肯罢休。张九成到邵州后，前任留下的是空虚的仓库。秦桧死党何铸把罪名加在张九成身上，又把他诬为赵鼎一党。张九成终于被免去职务，连州官也做不成了。张九成心底坦荡，并不避讳与赵鼎意见一致。秦桧以此向高宗进谗言：“自古朋党为奸，无不害怕皇上知道，这个张九成却不怕。这样的人不能做行政官，让他管宫观吧。”宋代建了一些道教宫观，各有一名官员管理。于是，张九成被彻底罢去行政职务，去江州(今江西九江)管理太平观。

四、婚姻生活

张九成少年时代，有一天晚上与朋友凌季文在河边散步，见到前边有一个女子，衣冠楚楚，他们二人快走，却怎么也赶不上，二人心里奇怪。走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女子突然回头一笑，竟是一个绝色美人。二人又惊又喜，才要上前询问，那个美人却从水面上缓缓走去。

张九成结婚后，妻子不幸早逝。中状元以后，为他说媒的很多，他却选了浦口马氏为继妻。这个马氏是个寡妇，人人都惊奇张九成的做法。

原来，马氏初嫁于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吴察，生了一个儿子，已经7岁，吴察死后，由姑姑龚氏抚养。张九成偶见马氏，见她姿色同少年时见到的女子很像，因而，不顾社会舆论娶了这个寡妇。这个马氏却无福分，嫁给张九成仅2年便患病而死。马氏死后，张九成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叙说了自己与她的结合，毫不隐饰这段恋情。

张九成早年信佛，晚年更为诚笃，与爱情婚姻不如人意亦有关系。有一天，他参拜参喜禅师，禅师以话试探他：“缘何起得早，妻被别人眠。”张九成听后大怒，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于是，参喜禅师笑道：“看来，你俗心还很重呀。”

张九成婚姻的不幸，导致他曾一度削发为僧，号为“无垢子”。

明代邵灿曾以张九成为生活原型，写成传奇剧本《香囊记》，描写张九成考中状元后，与妻子贞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张九成大魁天下后，因得罪了丞相，被遣为岳飞幕下，参加抗金战争，不久又奉命出使金邦，被拘囚。张九成的母亲及妻子贞娘等在家中。有一乞丐拿着九成的紫香囊讨食，并伪说九成已战死疆场。张九成的弟弟张九思听说后乃赴前线寻兄。金兵破汴京开封后，贞娘与母亲逃难，中途失散，寄居在周姥姥家。有赵运使之子，从乞丐处将紫香囊买来，作为聘礼，欲强娶贞娘为妻。这时，九成自金邦逃归临安(杭州)，得授观察使，遇贞娘持紫香囊前来告状，夫妻相会。终又找到母亲与弟弟，全家团圆。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它表现了张九成对爱情的忠贞。

五、谪居南安14载

张九成被秦桧贬去管理太平观，但秦桧心毒手辣，仍不肯罢休。

经山名僧宗杲，喜谈禅理，不少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张九成一向研究佛学，因而也往来于宗杲门下。秦桧以小人之心，认为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难免说他的坏话，于是，指使詹大方，像当年诬陷岳飞一样，诬陷张九成谤讪朝政。高宗不知真假，遂罢去张九成一切职务，贬谪南安军(今江西大余)。

在南安军期间，张九成潜心读书，研求学问。《鹤林玉露》记载，他住在城西宝国寺，他的居室有一扇矮窗。或每日黄昏，室内渐暗，或清晨天尚未大明，他就拿着书在窗前阅读。时间长了，当他离开南安军宝国寺的时候，他居室窗前每天站立读书的地方，方砖上已留下了深深的一双鞋印。

被贬谪之后，张九成生活清贫，但他安之若素，有人送他黄金，他坚辞不受。

张九成虽然离开了官场，但仍与官场上的朋友往来。汪应辰也因反对秦桧而遭贬，二人仍书信往来。张九成父亲病故，汪应辰前来吊唁，互通声气。

另一个反对秦桧而遭贬谪的人洪忠宣，死后其灵柩经过南安运回原籍。张九成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祭奠。祭文中写着：“年月日具位某，请以清酌之奠，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

张九成被谪南安达14年之久。

六、创“横浦学派”

张九成被秦桧贬谪的地方，地滨横浦，因而曾名横浦，张九成也就自号为横浦居士。

在学术上，他著述甚丰，学生也不少，终生研究经学，注释儒家经典，有很多独创性，是宋代的一个大儒学家，他的门徒继承其学，世称横浦学派。

张九成在研究儒家著作的同时，也研究佛学，并与宗杲、参喜等大师交往。他在访问参喜禅师时说：“打死心头火，特来参喜禅。”认为已解除俗念，而参喜以为他“轻轻扑一扇，炉内便起烟”。说他世俗观念并未摆脱，仍是一扇就着火。

他的学说揉合儒佛而为之。他开创的横浦学派，遭到朱熹等人的攻击，未能大兴。

张九成的主要著作有《横浦集》20卷，早在宋绍定年间，已梓刻问世。

他还著有《尚书详说》50卷。后人于明代编成的《横浦全集》，收有他关于《大学》、《中庸》、《孝经》等疏证。另外，他还写有《孟子传》29卷，《书传统论》6卷，《心传》3卷。

七、“见玉带则止”

秦桧死后，张九成才被召回京都，任命为温州(今属浙江)知州。到任以后，吏部派来官员督促郡中居民缴纳军耗，百姓不胜其负担，无力缴纳。张九成上书吏部，力陈这种做法的弊病，而吏部不听，坚持征收。于是，张九成挂冠辞官而去。

宋人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记载，张九成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位异人，说他“见玉带则止”。他中状元当了官，有人说已经应验了。但辞官以后已经病重。有一天与客人交谈，共同看一条玉带，客人介绍说：“这是王钦若当年以计取的上方玉带。”张九成一生遭奸臣陷害，痛恨奸臣，他见到玉带就说：“奸臣！奸臣！”声音渐小，溘然而世。此说虽然虚妄，却也反映了张九成痛恨奸臣的心情。张九成死时68岁。宝庆初年追赠为太师，封荣国公，谥号“文忠”。

沈周

沈周（1427年11月21日—1509年8月2日），明代画家。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玉田生、有竹居主人等。长洲相城(今江苏吴县)人。生于世代儒生地主之家,不应科举,优游林下,以诗书画自娱。博学多才,诗文书画均负盛名。家富收藏,性情敦厚,交友甚广,声望颇高,文征明、唐寅均从学门下,为吴门派创始人。擅画山水,尤以水墨浅绛画法著称,兼工花卉、鸟兽,也偶作人物,以笔墨变化出入于宋元名家而享盛誉,与文征明、仇英、唐寅合称“明四家”。其画得家法于父恒吉、伯父贞吉,兼师杜琼、赵同鲁、王绂。早年主要学王蒙,笔法缜密,多作盈尺小景,风格细秀且具浑厚气势,人称“细沈”。中年师法黄公望及宋代诸家,四十岁以后始拓大幅,风格趋于劲健,笔法圆润中含方刚,墨气浓厚中具明快,追求骨力并以淡墨渲染,形成沉着酣畅的风貌。晚年醉心吴镇,笔健皴简,山石轮廓多用较苍劲的水分饱满的线条一次完成,少用复笔,其皴法中锋与侧锋结合、整笔与散笔兼用,将斧劈、雨点、披麻等皴法相互结合,有异于元人尖笔斜拖或中绛积叠之法,遂形成苍劲雄阔、浑厚明快的新风格。所作山水主要描绘江南风光和田园景色,抒写文人恬淡幽闲情怀,着意追求平淡天真之趣。在艺术表现方面丰富发展了文人画的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三者有机结合,苍劲雄逸的画面,配上清新质朴的诗句和挺拔遒劲的书法,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其花鸟画宗法南宋牧溪水墨粗简一路,并吸取文人墨戏画法,所作水墨写意花鸟形象写实,用笔简括,墨色厚润,格调质朴,在写意之中不失形似,泼辣之中兼有恬静。上承宋元传统,下启大写意花鸟画端倪,在其影响下稍后的陈淳、徐渭等人终把写意花鸟画推向新阶段。画迹诸多,传世作品中《庐山高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早年“细沈”代表作。《仿董巨山水》(现藏故宫博物院)、《东庄册》(现藏南京博物院)则显现了中年时期的典型面貌。晚年以《沧州趣图》为代表。著作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传世。

大珠慧海

大珠慧海,生卒年不详,据《景德传灯录》等,为建州(福建)人,俗姓朱,依越州(浙江绍兴)大云寺道智和尚受业,后到江西参马祖道一,由马祖直示其自家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而开悟。侍马祖六载,后因业师道智年老,遂归奉养,晦迹韬光,撰《顿悟入道要门论》(后略《要门论》)一卷。此论后来被其师侄玄晏私呈马祖。马祖阅后对门下大众称赞说:“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由是名声渐显,四方参学者络绎不绝,慧海以无碍辩才,随问随答,后人将其问答编为《诸方门人参问语录》(后略《参问语录》)一卷。

连士升

连士升(1907年-1973年)，新加坡华人散文作家。曾用名连子云。男。祖籍福建福安。出身于书香门第，但父母早丧，孤身一人在艰难中刻苦求学。1931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曾在国立北京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多年，后在广东岭南大学任教三年。1947年离开中国，到新加坡定居。1948年受聘于南洋商报社，担任主笔20余年。又曾任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大学董事、国家剧场委员、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等职。连士升嗜好买书、读书、著书，毕生惜时如金，苦读勤写，在新马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散文、游记和回忆录等作品。已出版的主要有散文集《回首四十年》(1952)、《南行集》(1955)、《春树集》(1960)、《给新青年》(1963)，杂文集《闲人杂记》(1957)，书信集《海滨寄简四集》(1963)、《落霞集》(1974)、《孤鹜集》(1974)、《秋水集》(1975)，游记《祖国纪行》(1948)、《塞纳河两岸》(1950)、《地中海之滨》(1950)、《大西洋一角》(1950)、《印度洋舟中》(1950)，传记《西方英雄谱》(1953)、《泰戈尔传》(1961)、《尼赫鲁传》(1965)、《甘地传》(1968)等。其中《祖国纪行》和《塞纳河两岸》等5册游记，曾编成一巨册《名山胜水》出版。1962年，星洲世界书局为他出版了一套《连士升文集》。之后，连士升还拟续出《连士升文集》第二辑，但因病逝而未完成。连士升自40年代末期开始闻名于新马华文文坛，其影响之大，新马地区几乎每一位华文读者都读过他的作品。“他的文笔流畅，似乎是信手拈来，却有自然纯真的感觉，未曾虚假。作者为文，一贯保持仁厚长者的风度，从来很少采用刻薄凌厉的词语去骂人”(林琼《文豪连士升》)，所以一度曾广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但作品思想内容较为贫弱，和时代思潮差距较远，因而逐渐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

实松让

实松让（日语：実松 譲／さねまつ ゆずる sanematsu yuzuru，1902年11月20日—1996年12月20日），日本海军军人，作家。明治三十五（1902）年生于日本佐贺县武雄市。旧日本海军兵学校（海官）五十一期及海军大学毕业，曾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轻巡洋舰「五十铃」号航海长后，调任海军省副官兼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秘书官。开战时在华盛顿任助理海军武官，搭乘交换船回国后，转任大本营海军参谋兼海军大学教官，以海军大佐官阶迎接终战。日本战败后，作为战犯在巢鸭监狱关押了11年半。战后致力于战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新版米内光政》、《提督吉田善吾》、《海军大学教育》、《我的波涛》、《珍珠港之前的365日》、《日本海军》等，并有译着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