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焘

王焘(约670～755年),整理医学文献大师。唐郿(今陕西郿县)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青年时对医术产生浓厚兴趣,常常请教于高明医学家,学习其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约于公元八世纪初,曾管理国家图书中心弘文馆。在此期间,他夜以继日地沉醉于弘文馆数千卷医药文献的阅读,凡所参考之书,均经他遂条地鉴别摘录,去粗芜,采精华;凡经摘录者,都注明出自某书某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紧张的阅读、鉴赏、摘录中度过了廿个春秋,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后因触犯统治阶级的戒律,被贬守房陵。王焘虽然被迫离开国家图书馆,但在阅读图书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坚定不移地进行着医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又经十个寒暑,终于在公元752年将自己摘录的大量资料,分类编辑,使前人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方剂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并整理成《外台秘要》。王焘整理唐以前医学文献的出众才能,不仅表现在采摭群书之广,积累资料之丰富和条理的分明,而且更出色的是方法严谨,体例统一,对1104门所引用的理论和方剂等,都一一注明原始出处和来源,书名和卷数。若该方、论同出于多种医书,也都详列不误,有的还注明作者校勘证误的意见。这是我国医学史上整理医学文献引书详注卷第的创始。他不但为后世提供了极其丰富医学资料,而且为我们创造了整理医学文献详注出处的科学范例。例如: 《外台秘要》卷11指出糖尿病(消渴)的诊断,小便甜是一项重要依据,王焘注明该项论述出自 《近效方》和《古今录验方》。又如卷29所述竹片夹裹固定骨折,固定部位要大、要早、不可转动等原则,则注明引自《肘后方》、《千金方》、《删繁方》等书。在我国唐以前大量医家个人著作多已散佚的情况下,他详注出处的严谨态度尤为可贵,为研究我国医疗技术史和发掘宝库等工作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和考察的依据,为唐以前已遗失医书的辑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天如惟则

天如惟则（1286-1354），元代禅宗临济宗僧人。字天如,永新(今属江西)人。俗姓谭,得法于释明本,居松江之九峰,道风日振,加号佛心普降落大辨禅师。延祐、至治年间,与贯云石、阿里西瑛优游唱和于杭州。至正二年(1342)门人于吴郡(今江苏苏州)买地筑室以居之,名曰“师子林”,有竹万杆,多怪石,成一时之胜,四方之来得于观览悟悦者益众。倪瓒爱其萧爽,为之绘图,徐贲复图为十二景,于是京师集贤翰林之名流,郡邑词林赋薮之才俊,皆托之诗章,以写其景物之胜。至有足未及造其境而心与之游者,亦想像摹写以极其趣。侍者集其诗文成《师子林别录》,翰林学士远者图为之序,《元诗选》据以录诗三十六首。另著有《楞严经会解》十卷。生平事迹见郑元祐《立雪堂记》(《侨吴集》卷九、李祁《师子林诗序》(《云阳集》卷六)、《吴中人物志》卷一二、《(正德)姑苏志》卷五八、《元诗选·初集》小传等。

竺摩

竺摩（1914～2002）浙江清县人，俗姓陈。幼年于雁荡山出家，自号雁荡山僧。毕业于闽南、武昌等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为入室弟子。曾随学于岭南画家高剑父，遂善绘事。此外，亦擅长诗词、散文，书法尤自成一格，墨宝多为海内外各道场所珍藏。抗日战争前，曾在香港弘法。1953年转往马来西亚槟城。师之著作十余种，曾办无尽灯杂志，及澳门佛学社。其归依弟子遍及星、马、香港、东南亚等地。先后连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十余年，并任马来西亚佛教学院院长、檀香山檀华寺住持等职。致力于佛教教育及弘教人才之培养，慈心悲愿，甚受僧俗敬仰。对大乘佛法之推广于马来西亚，贡献颇大。竺摩长老于七十岁以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自修重于化他。长老幼具宿慧，童真入道，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二〇〇二年二月五日下午卅五分，长老圆寂于三慧讲堂，俗腊九十，僧腊七十九夏，弘化星马四十余年，在当地僧侣中是最受人崇敬的大德。

宫本武藏

宫本武藏（1584年—1645年6月13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初期的剑术家、兵法家、艺术家，因为与佐佐木小次郎决战而一举成名，晚年出仕于细川家。著作有兵法理论著作《兵道镜》、《五轮书》、《五方之太刀道序》、《兵法三十五固条》。

天正十二年（1584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英田郡大原町宫本。小时候跟从父亲新免无二之助一提真学习当理流兵法。在《五轮书》中，自述在十三岁初次决斗战胜了“新当流”的有马喜兵卫，十六岁击败但马国刚强的兵法家秋山，二十一岁赴京都，与来自各国的兵法家交手，从十三岁到二十九岁，决斗六十余次，没有一次失手。剑术以外还是手里剑和体术（徒手武术）等多种多样武术的高手，二十来岁已经开创一派号称“圆明一流（圆明流）”；庆长十年（1605年）写下剑术书《兵道镜》。宽永年间（1624年～1644年）完成二刀的兵法，号称“二天一流”。武藏的决斗事迹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岩流岛决斗”，也就是在庆长年间在长门国（今本州山口县下关市）的舟岛（浮在关门海峡上的岩流岛），与岩流的剑客佐佐木小次郎对决的故事。大部份人认为宫本武藏在这次决斗中战胜了佐佐木小次郎，但实际上决斗的经过、胜败、甚至宫本武藏的对手到底叫什么名字，不同资料的记载亦有不同，仍然有待查证。此外，亦有传当时佐佐木小次郎被宫本武藏击晕而放在船上，后由德川家康暗中杀死。

戴望舒

戴望舒（1905年11月5日－1950年2月28日），现代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戴梦鸥，学名朝宷，笔名江思、郎芳、常娥、戴月、亚巴加、艾昂甫等。浙江省杭县(杭州)人。其父是银行职员。1923年秋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后，即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秋转入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同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C.Y.)，做过一些宣传工作。次年被捕，由同学保释。“四·一二”事变后，避居松江。1928年返上海，应邀与人合办一线书店，出版《无轨列车》半月刊，后被查封，改名水沫书店，出版《新文艺》月刊。他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即由水沫书店出版。1931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自费赴法国，在里昂中法大学肄业，一年后到巴黎大学听讲，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后去西班牙作文学旅行，1935年回国，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吉诃德爷》。1936年秋创办《新诗》月刊，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1938年避居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发表许多大后方作家讴歌抗战的诗歌，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还主编过《珠江日报》副刊和《大众日报》副刊。同时组织中华全国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香港陷落后被捕，在狱中饱受折磨，但坚贞不屈。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到上海，在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回香港，次年一月离香港，随茅盾、胡乔木经大连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组从事法文翻译工作。1950年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戴望舒是“五四”以来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较深，是中国象征派的代表诗人。二十年代末，他的成名之作《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即引起诗坛的注意。三十年代，在他参加编辑的《现代》杂志及其主编的《诗刊》上，发表大量诗歌，开始在青年人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不少青年诗人追随、模仿其诗的风格和创作方法。诗集主要有：《我的记忆》(1929年，水沫书店，上海华东书局，1931年，上海华东书局)、《望舒草》(1933年，现代书局)、《望舒诗稿》(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灾难的岁月》(1948年，上海星群出版社)、《戴望舒诗选》(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戴望舒诗集》(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此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尤其致力于法国现代诗人和西班牙反法西斯诗人的介绍。其译著有：《良夜幽情曲》(西班牙伊巴涅思著，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少女之誓》(法国沙多勃易盎著，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鹅妈妈的故事》(法国贝洛尔著，1928年，开明书店)、《醉男醉女》(西班牙伊巴涅思著，1928年，光华书局)、《天女玉丽》(法国穆杭著，1929年，上海尚志书店)、《爱经》(意大利沃维提乌斯著，1929年，水沫书店)、《屋卡珊和尼谷莱特》(法国古弹词，1929年，光华书局)、《一周间》(苏联里特进斯基著，1930年，水沫书店，1946年，上海作家书屋，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西班牙阿左林著，与徐霞村合译，1930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唯物史观的文学论》(苏联伊可维支著，1930年，水沫书店，1946年，作家书屋)、《铁甲列车》(苏联伊凡诺夫著，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1936年，上海复兴书局)、《青色鸟》(法国陀尔诺伊著，1933年，开明书店)、《美人和野兽》(法国陀尔诺伊著，1933年，开明书店)、《法兰西现代短篇集》(1934年，上海天马书店)、《高龙芭》(法国梅里美著，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紫恋》(法国高莱特著，1935年，上海光明书店)、《比利时短篇小说集》(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弟子》(法国蒲尔惹著，1936年，中华书局)、《西班牙短篇小说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苏联诗坛逸话》(苏联本约明·高力里著，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比较文学论》(法国提格亨著，1937年，商务印书馆)、《现代土耳其政治》(编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恶之华掇英》(法国波特莱尔著，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洛尔伽诗抄》(西班牙洛尔伽著，施蛰存编，1956年，作家出版社)、《伊巴涅思短篇小说选》(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另外，他还研究中国通俗文学，逝世后由吴晓铃从遗稿中摘编出他写的关于小说戏曲方面的论述和笔记，集为《小说戏曲论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

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03年10月31日-1983年8月5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为“左派凯恩斯主义者”。生于英格兰坎伯利,1921年10月入剑桥大学吉尔通学院学习经济学,1925年获学士学位,192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与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奥斯汀·罗宾逊结婚。1926—1928年随丈夫侨居印度。1931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助理讲师,1937年任讲师,1949年任高级讲师,1965年任教授,1971年退休转为名誉教授。1979年荣获皇家学院第一位名誉院士称号。

主要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论马克思经济学》(1942);《资本积累论》(1956);《现代经济学导论》(与约翰·伊特威尔合著,1973);《发达与不发达问题诸方面》(1979);《经济论文集》(5卷,1951—1979);《现代经济学文稿》(1978);《现代经济学文稿续集》(1980)等。

罗宾逊早年属于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后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热诚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同时,她也看到了当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时,就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问题,这也是凯恩斯理论没有解决,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现实的重大问题。罗宾逊最突出的贡献是她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她在P.斯拉法的论文《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中,对马歇尔的厂商理论和完全竞争模式提出的批评的启示下,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决定的一个开创性研究。它与美国学者E.H.张伯伦同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垄断竞争价格论一起,被称奠定了西方现代价格理论的基础,并使现代微观经济学进入一个新阶段。

她认为“凯恩斯革命”的实质,从方法论说就是从传统的均衡概念转变为历史概念,历史地考虑问题就要考虑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给予经济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问题成了经济学家注意的中心。罗宾逊用长期的、动态的理论方法取代凯恩斯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她的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特征是:把经济增长同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联系在一起,并把总收入分成利润和工资两大部分,对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作了补充和发展。论证了经济增长的结果有利于资产阶级,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但是,她认为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干预经济的措施,特别是抑制垄断势力的增长和使收入分配趋于平均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同新古典综合派,以经济增长理论为背景,围绕经济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资本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她是竞争中的新剑桥学派的代表和主将。她坚持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批判新古典学派的基本观点,反对新古典综合学派把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同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及边际生产力理论结合起来。她着重批判新古典综合学派理论的社会政策含义,指出他们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评价经济成就的理论,因此,不能解释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

罗宾逊提出,当前西方经济理论正经历着“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无法解释失业问题,而第二次危机是由于经济理论无法解决就业的内容问题,也就是考虑评价政策的社会影响问题。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南北问题”、“繁荣中的贫困”等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不考虑就业的内容和对经济成就的社会道德的评价问题。她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端的根本途径。

她曾致力于沟通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最早也是最积极地提出“向马克思学习”的西方经济学家。

洪繻

洪繻（1866～1928），台湾诗人。原名攀桂,学名一枝,字月樵。日本侵占台湾后改名繻,取《汉书‧终军传》「弃繻生」之说，号弃生。台湾彰化县人。为现代名作家洪炎秋之父。祖籍福建南安,移家台湾鹿港。幼时“于举业外,力为诗古文辞。故未弱冠而议论卓荦,诗赋斐然”(张光岳《〈寄鹤斋诗集〉序》)。然3次应试只得秀才,乡试更不售。于是绝意仕进,而留心经济实用之学。对于“古今成败,时势纵横,五洲地形,千百年掌故”,皆了然于胸中。“间为诗歌、古文、骈丽之词,下笔辄工”(张瑞岳《〈寄鹤斋诗集〉跋》)。光绪十七年(1891)以第一名考入台湾府学。 清政府割让台湾时,曾参加抗日义军。斗争失败后,杜门不出,埋头著述。终生不剪辫发,不与日本朝野权贵名人交往,表现了崇高 的民族气节。所作诗文,记述台湾人民抗击日寇的史实,抒发至死 不渝的爱国情操。一生著作颇丰。生前出版的有《寄鹤斋诗脔》 (1917)、《台湾战记(瀛海偕亡记)》(1922)等。此外还有《寄鹤斋古 文集》、《寄鹤斋骈文集》、《寄鹤斋诗话》、《游八洲记》、《八洲诗草》 等。后人辑为《洪弃生先生遗书》(1970)出版。他的诗文对台湾的 汉诗运动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杨云萍评论说:“近代台湾的学人之 中,博闻笃学,抱朴守贞,俨然有古大师之风的……当首推洪儒。” (《台湾史上的人物》)。叶石涛赞誉他“把台湾社会和历史刻划于诗文中,发挥了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台湾文学史纲》)。

康拉德·劳伦兹

康拉德·劳伦兹（1903年11月7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89年2月27日卒于阿尔滕堡）是一位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的奠基人，该学科通过比较动物学的方法研究动物行为。他的观点有助于人们理解行为模式如何追溯到进化史，他还因研究攻击行为的根源而闻名。1973年，他与动物行为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和尼古拉斯·廷伯根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洛伦茨的父亲是一名骨科医生。他从小就对动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鱼、鸟、猴子、狗、猫和兔子，其中很多都是他小时候外出游玩时带回家的。他还年轻时，就为附近舍恩布伦动物园的患病动物提供护理。他还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鸟类的行为。

1922年，中学毕业后，他遵从父亲的意愿学习医学，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两个学期。随后他回到维也纳继续学业。

在医学学习期间，劳伦兹继续对动物行为进行详细观察；他记录的一只寒鸦的日记于1927年发表在著名的《鸟类学杂志》上。1928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于1933年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受到对其科学工作的积极回应的鼓舞，劳伦兹建立了寒鸦和灰雁等鸟类的饲养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它们观察结果的研究论文，并很快获得了国际声誉。

1935年，劳伦兹描述了刚孵化的小鸭和小鹅的学习行为。他观察到，在孵化后不久的一个关键阶段，它们会学会跟随真正的或代养的父母。这一过程被称为印记，它涉及来自父母对象的视觉和听觉刺激；这些刺激会引发幼鸟的跟随反应，从而影响它们成年后的行为。劳伦兹通过在刚孵化的绿头鸭幼鸟面前模仿母鸭的叫声来展示这一现象，结果这些幼鸟把他当成了母亲，并跟着他走。

1936年，德国动物心理学学会成立。次年，劳伦兹成为新创刊的《动物心理学杂志》的联合主编，该杂志后来成为行为学领域的权威期刊。1937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比较解剖学和动物心理学讲师。1940年至1942年，他在德国柯尼斯堡的阿尔伯特大学担任普通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现为俄罗斯加里宁格勒）。

1942年至1944年，他在德国军队中担任军医，并在苏联被俘成为战俘。1948年他返回奥地利，1949年至1951年期间担任阿尔滕贝格比较行为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他在威斯特伐利亚州布尔德恩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建立了比较行为学部门，并于1954年成为该研究所的联合所长。1961年至1973年，他担任位于塞维森的马克斯·普朗克行为生理学研究所所长。1973年，洛伦茨与弗里施和廷伯根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动物行为模式方面的发现。同年，洛伦茨成为奥地利科学院阿尔滕贝格比较行为学研究所动物社会学系主任。

洛伦茨早期的科学贡献涉及本能行为动作的本质，特别是这些动作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神经能量的来源。他还研究了动物同时受到两种或多种基本驱动力激活时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洛伦茨与荷兰的尼科·廷伯根合作，证明了不同形式的行为在单一的动作序列中是协调一致的。

洛伦茨的概念推进了现代科学对于物种行为模式如何演化的理解，尤其是关于生态因素所起的作用以及行为对于物种生存的适应价值。他提出，动物物种在基因上被构建为能够学习对物种生存至关重要的特定类型的信息。他的观点还阐明了行为模式在个体生物一生中是如何发展和成熟的。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洛伦茨将他的理论应用于人类作为社会性物种的行为，这一应用具有颇具争议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在一本通俗读物《所谓的恶》（1963年；《论攻击性》）中，他主张人类的争斗和好战行为有先天的基础，但通过恰当的理解和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是可以加以改变的。

颜师古

颜师古（581年－645年）唐经学家。名籀，以字行(《新唐书》本传作“字籀”)。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师古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善属文。隋仁寿中，任安养尉，后免官回家，授徒讲学。直至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入关中，方授为朝散大夫，累迁中书舍人，专典皇帝诏敕。太宗即位，擢拜中书侍郎。贞观三年(629)受秘书监魏征荐举，预修《隋书》。次年，太宗以经籍流传久远，文字讹谬很多，令师古与孔颖达等人整理五经，师古对五经文字多所订正，成《五经定本》。是书既成，“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是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旧唐书·颜师古传》)于是《五经定本》颁行天下，成为儒生标准的读本。贞观七年(633)任秘书少监，主持图书雠校事务。贞观十年(636)受太子承乾之命，为班固的《汉书》作注，师古在综合隋代以前23家注释的基础上，折中润色，取长补短，历时五年，于贞观十五年全书注成，撰成《汉书注》，深为时人好评，至今仍为流行之注本。贞观十七年(643)迁秘书监、宏文馆学士。两年后从驾东巡，中途病卒。

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为政之要，首先必须解决人们的穿衣吃饭大事，他在《策贤良问·第五道》里说：“八政所先，食货居首。万商之业，市井为利。菽粟稻粱，饥馑足以充口;布帛丝纩，寒暑足以蔽形。生灵所资，莫此为急。”主张农业与商业同时发展。上文还说：“卖谷极贱，则农夫劬劳而不给;糴价翔踊，则工商窘乏而难振。为政之道，患在不均。设法筹算，去其太甚，使夫荷锸拥束，阡陌之用获饶;作工通财，仓廪之储不匮”。主张农、工、商必须兼顾，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从历史观而言，他还具有历史进化论的思想，主张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认为这两种制度并存更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旧唐书》卷73、《新唐书》卷198有传。《全唐文》卷147、148辑有部分著作，其著作还有《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和《文集》六十卷(已佚)

玄奘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俗姓陈，本名袆，河南洛州缑氏县(今偃师县)人。少家贫，与出家的次兄捷法师住洛阳净土寺。11岁既熟读《法华经》、《维摩经》。17岁出家。22岁在成都受具足戒。之后游学荆州、赵州。贞观元年(627)到长安，研讲《俱舍论》。因感当时佛教中关于“法相”学说互有矛盾，欲以《瑜伽师地论》融会，便决心到印度求法。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经兰州、瓜州，过玉门关五烽，渡莫贺延沙碛，到达今新疆哈密、高昌、焉耆、库车、阿克苏等地，又经今塔什干等地到达北印度，且行且学，历时4年，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后，又遍学印度唯识，中观诸经论达5年之久，被推崇为精通三藏之十德之一。以后又开始到南、东、西印度参学达4年。回到那烂陀寺为寺僧众讲《唯识抉择论》、《摄论》，著《会宗论》三千颂，融通大乘佛教瑜伽与中观学派;又应戒日王之请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破斥南印度小乘说。在曲女城摧破当时印度各宗各派，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决意回国，又历经艰难，过葱岭东归到于阗，应于阗王之请停7、8个月，日夜为于阗佛教徒讲《瑜伽论》、《对法论》、《俱舍论》、《摄论》四部佛教唯识学的基本论著。

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长安，开始了长达19年的译经生涯。所译经典共75部，总1335卷。他奠定了中国佛教唯识学说，成为唐代法相宗(又名瑜伽宗、唯识宗)的创始人。他曾应东印度童子王之请，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到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培养了众多弟子，最著名的有神昉、嘉尚、普光、窥基等。其中，窥基曾会糅印度唯识七家之说著成《唯识论》等，是后世研究佛教唯识学的圭臬。还应唐太宗之请，口授由弟子辩机撰成《大唐西域记》。玄奘的生平事迹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有系统记述。由唐慧立撰，成书于唐武周垂拱四年(688年)，共10卷，前5卷叙述出生、出家、西游等，后5卷叙述译经及社会关系等。其中详述在高昌、于阗等情景，很生动。大约9—12世纪由当时别失八里僧人胜光译成回鹘文本，残卷于1930年前后在新疆发现。现还有英、法文本等。

桓宽

桓宽，西汉文学家。字冶公，生卒年不详。汝南人。约汉昭帝(前86—前74)、汉宣帝(前73—前49)在世。博通善属文。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汉昭帝始元(约前83年)中，丞相御史与诸贤良文学，议论盐铁事，预相诘难。至汉宣帝时，宽乃衍其议论之文，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名曰《盐铁论》。其美学思想，认为诗书要在安国利民，不苟繁文众辞。审美共鸣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于善恶同，故善有所合，诚有所应。“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诚而不应者也。”又强调言为知者道，辞为知者陈。指出“夫为不知音者言，若语于喑聋，何特蝉之不知重雪耶?”(《盐铁论·相刺》)注重美的内在素质，提出“至美素璞，物莫能饰”(同上《殊路》)的美学命题，反对虚加修饰的丑恶作用，认为“至贤保真，伪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殊不画。”(同上)把“真”视为“美”的生命。指出“夫丑者自以为姣，故饰;愚者自以为知，故不学。”(同上)“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强调以实际行动来改造和整治社会，并主张以道德教育与礼乐制度作为治世之良方，所谓“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之不易之道也。”(同上《遵道》)又说：“礼所以防淫，乐所以移风，礼兴乐正则刑罚中。”(同上《论诽》)反映其重质轻文，反对虚言以乱实的美学观点。著有《盐铁论》凡六十篇。

塔西陀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CorneliusTacitus，约公元56—120)，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生于山南高卢或那尔旁高卢,出身旧贵族之家。早年曾从名师学习雄辩术和法律,是文学家、教育家昆体良的学生。在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以博学多才为一部分元老院贵族所器重。在韦斯帕西安努斯皇帝治下从政,后在军中当参将。77年与罗马显贵、执政官阿格里科拉之女结婚,以后在政治上晋升更速。约81年任财务官。88年任行政长官。89年—93年在罗马帝国北方的一个行省任职。97年任执政官。111年后曾出任亚细亚总督。著作有:《演说家对话录》、 《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尼亚志》、 《历史》、《编年史》等,其中后两部著作为其史学上的代表作。恩格斯曾指出,塔西陀是罗马旧贵族共和派的最后一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2页),他的史学思想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在思想上倾向于共和时代的贵族专政,尤其向往这个制度下元老贵族的高贵地位和自由生活,因此他常常以共和时代贵族政治家的挑剔眼光,来审视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他史学著作的基本主题是反对暴政,痛恨暴君。他笔锋犀利,且又洞悉真伪,能出神人化地描绘出君王残忍与宫闱丑闻,他的著作像一面镜子那样照出了一切专制独裁者的丑恶嘴脸,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云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塔西陀是用道德家的尺度来写历史的,因此他笔下的人与事是立意有所褒贬的。但作为史家,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选择史料谨慎,并不妄加评析,更不曾故意歪曲乃至捏造史料。他的历史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仍是今人研究古代罗马历史特别是公元1世纪历史的权威资料。在史学上,他仍不失为一位富有求真精神的历史学家,他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一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他为古罗马三大史家之首(另两人为李维、萨鲁斯特)。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传统,经塔西陀的继承,才发展到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史学,塔西陀史学实为古代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中介。

张荫麟

张荫麟（1905—1942），中国近代史学家。笔名素痴,广东东莞人。1921年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发表《老子死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等文,受到梁启超等人称赞。又著文批评《古史辨》“根本方法之谬误”为误用“默证”,专力于中国科技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29年秋至1933年夏,在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哲学、社会学。1933年秋至1937年夏,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学术史、宋史,编著《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研室出版,为其代表作,获得广泛好评。1937年夏至1942年10月,任教于浙江大学,后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复离昆明至遵义任浙江大学教授,直至去世。其间专治宋史,与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声誉甚高。除《中国史纲》外,另有《论历史哲学》、《张荫麟文集》(共三种)。张荫麟的史观与史学思想主要有:一、以偏爱循环史观为特征的综合史观,代表作是《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主要观点译自西方学者,杂以己意。归纳传统历史哲学为五派: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史观、演化史观、文化变迁因果律(理想史观、唯物史观、气候史观、人物史观)。反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否定历史必然性与规律性思想,不承认历史进步,偏爱循环史观,认为“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又认为唯物史观“难成立”,但在他处又说: “晚近案据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史者,大抵议论多而实征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二、对历史认识局限性的详细阐述,代表作是《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认为历史研究不可“先有成见在胸,本此一定之目的,搜寻各种证据,推勘文字,比例事实。”试图回答“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 “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如何打破或减轻”三个问题,提出史料有15种局限性,认为史料局限性能够随历史发展而减弱,历史学能够达到对历史的完整认识。三、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代表作是《历史之美学价值》,并提出: “持审美态度而作之史,名艺术化之史;持穷理态度而作之史,名科学化之史,其鹄的皆以显真。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彩之境界。”“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忠实之艺术的表现。”四、详细探讨史实的选择与综合问题,代表作是《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认为史家选择史料有六项标准:新异性、决定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诲功用性、现状渊源性。提出:史实在时空位置(社会静力学)与内容(社会动力学)上的特殊性,决定史实的“新异”程度。史实的新异性随时间发展、自身发展、环境变化、广袤度量而变化。某史实“所决定的别些史事所占的时空范围愈大,则愈重要。”旧史家常用的史实训诲标准,与近代史学趋势相背,应予放弃。“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心中。”

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又字心海、伯烈，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年(1876)以国子监生应顺天乡试中举。六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年，弹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言其可杀之罪有八。几遭大祸，赖军机大臣阎敬铭而幸免。次年，复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返里，结交新会陈树镛，主讲丰湖书院与端溪书院。张之洞督粤，聘主广雅书院;后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聘主钟山书院;又调湖广总督，聘其为幕僚。二十六年，初以端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张之洞再荐，诏赴西安行在，赏还翰林院编修衔，授汉阳府知府，调武昌府知府，擢安襄郧荆道道员，累迁湖北按察使、布政使。三十二年，入朝弹劾庆亲王奕劻通财纳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弹劾袁世凯得庆亲王之助，权倾朝野，引用私党。受诃责，引疾乞退。武昌起义后，以三品京堂候补。旋加广东宣慰使衔命赴广东，不果行。1917年，抱病参与张勋复辟。1919年病逝于北京。清废帝赏加太子少保衔，谥文忠。

梁鼎芬诗宗北宋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而上溯杜甫、韩愈，多思亲怀人之作。陈衍曰：“节庵少入词林，言事镌级归里，又避地读书焦山海西庵，肆力为诗。时窥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家堂奥，佳处多在悲慨、超逸两种”(《近代诗抄》;《石遗室诗话》卷一略同)。徐世昌曰：“壬癸(按指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以后，征侍讲幄，琼楼重到，金粟回瞻，悱恻芬芳，溢于篇什。尝自言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遂焚其诗。今兹传刻，盖其烬余也。”(《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二)著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欸红楼词》一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七二、汪兆镛《梁文忠公别传》(《碑传集三编》卷一○)、陈三立《祭梁文忠公文》(同上)。

刘文典

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原名文骢，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89年12月(清光绪十五年)生。父亲刘南田，经商。刘文典幼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进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得到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1907年加入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激励下，刘文典于1909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曾追随章太炎听《说文》课。当时，东京是中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由于接触的师友多具有革命思想，刘文典的革命热情更趋高涨，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文典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到上海，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主办《民立报》，任编辑，并以刘天民的笔名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谋刺时，刘的手臂也中弹受伤。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刘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在孙中山的秘书处任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到国内。他看到袁世凯死后仍然是北洋军阀统治，感到失望彷徨，决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教学和著述生涯。刘文典到北大时，正当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校内的学术思想很活跃，学术气氛也很浓厚。刘深感自己的学术根底不厚，因为在这名流萃集、学者成群的学府中从事教学工作，不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是不能立足的。于是，他发愤从事我国古籍校勘工作，重点放在诸子著作，集中精力从《淮南子》入手。经数年勤奋钻研，终于在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为了校勘这部书，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这部著作问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胡适为之作序，称赞他治学“最精严有法”，对他的“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十分称道。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还写了《三余札记》。这是他在学术上最有成就、著作丰收的时期。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北大带来了新鲜空气。在这社会激剧变革和新旧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刘文典不断地吸取新思想、新文化，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学术著作，如叔本华的哲学著作以及《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书。

1927年，刘文典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翌年，安徽大学发生罢课事件，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严办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他不知谁是共产党。蒋大为震怒，命卫士把刘押送公安局关禁起来，并威胁要枪毙他。此事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安庆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才以刘“即日离皖”为条件，把他释放。关于此事，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也谈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刘文典离皖后，曾去拜访章太炎，章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特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不久，刘文典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继续校勘古籍，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校补》等书。陈寅恪在为《庄子补正》作的序中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这时，他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声望，师友都是学者名流，可惜后来由于国家多难、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这些因素影响了他在学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儿子也积极参加，他对儿子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那时正是严寒季节，他的儿子因连夜在外受冻，患病死去。刘悲痛万分，同时也更激起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刘未能及时转移到后方。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因此，他的住所曾两次遭到搜查。当时，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宁死也不能当汉奸，不能失节。”他的日语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在日本宪兵面前，绝口不讲日语，以表示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维护民族尊严。

刘文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1938年取道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国难当头，生活艰苦，面对严峻的现实，刘的精神消沉颓废，除教书之外，就以读旧诗词消磨时日，甚至吸鸦片以图麻醉。1943年刘曾一度离开西南联大，到磨黑中学(即普洱中学)任校长，引起学术界、教育界的非议。半年后返回昆明，刘被西南联大解聘，后又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文典仍留在云南大学执教。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刘置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外，为一些官僚士绅写墓志、撰寿序，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撰写蒋介石六十生辰贺表。虽然，刘文典决不与国民党合作，但他的上述表现，也曾引起人们的误解。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已替他找好去讲学的大学，并为他一家三口办好入境签证，买好了飞机票。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虽然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事业还缺乏认识，但爱国感情终于使他留在新生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起了根本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后来又加入九三学社，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在1957年全国政协二届第三次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说：“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崇高理想，今天由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一一实现了。……我愿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

李贤

李贤（1409年1月1日－1467年1月19日）明英宗、宪宗时内阁首辅。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县)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正统中，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景泰二年(1451)，曾上正本十策，建议勤圣学、戒嗜欲、慎举措、崇节俭、勉贵近、结民心，受到代宗重视，命写置左右，以备观览。擢任兵部右侍郎，后转户部、吏部。英宗复位，天顺元年(1457)，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旋晋吏部尚书。石亨、曹吉祥专权，一度下狱贬官，又复原职。后英宗厌石亨、 曹吉祥骄横， 他请渐加制之。及石亨得罪， 帝复问夺门之事， 他谓此辈邀功请赏， 不审置陛下于何地， 又议革去冒功者四千余人。 次年任为首辅。 力请行宽恤之政， 罢江南织造， 清查锦衣卫狱，止边臣贡献， 停内外采买。 同官皆惧， 他说： “大臣当知无不言， 可卷舌偷位耶?” 为政务持大体， 尤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 曹吉祥与侄儿曹钦谋反， 逼其草奏释己罪，他密疏请擒贼党。 门达怙宠骄恣，乘间具陈门达之罪。 宪宗即位， 晋少保、 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曾奏陈自宣德至天顺年间， 选宫人太多， 宜放还其家， 中外欣悦。 成化二年 (1466)， 遭父丧丁忧， 诏起复， 旋卒。 赠太师， 谥号 “文达”。

李贤颇有宰相风度，为政识得大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用人的一方面，他进贤而退不肖，提拔了年富、王竑等名臣，革斥了四千多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之人。石亨、曹吉祥得势时，李贤不与其沆瀣一气，而时时劝英宗疏远他们。英宗意图更换太子，李贤予以劝止，使太子（明宪宗）得以保全，消弭巨变于无形。宪宗即位后，他警告宪宗“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又劝宪宗“无狎左右近幸”。唐枢在《国琛集》中将其主要政绩归纳为“止殉葬，释庶人，禁冒功，疏正本，安边鼓妖斥仙师号，应曹钦伤臂之变”六条。李贤耿介忠直，深受英宗宠待，对于宪宗初年的政治也颇有影响。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

李贤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记有《读易记》一卷、《读诗纪》一卷、《天顺日录》二卷、《鉴录》一卷、《大明一统志》九十卷、《穰杂录》二卷、《穰集》三十卷、《穰集续》二十卷，洋洋数百万字。

张英

张英（1638—1708），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康熙二年举人,六年中二甲四名进士,授内弘文院庶吉士。康熙十一年(1672)闰七月,经康熙帝亲试张英等三十二人满文,张英成绩优异,授编修。次年改任日讲起居注官。他在南苑行宫讲儒家经典,常随侍帝侧,为康熙的主要讲官之一。康熙十六年(1677),升张英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讲《通鉴纲目》,受到康熙的赞许。并手书“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赐之,后又书“存诚忠孝”四字赐之。

安徽桐城是个人杰地灵、风景秀美的地方。有清一代，这里出了不少名士显宦。康熙年间的宰相张英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张英，有这样一个传说：某年，有孕在身的张母做了一梦，梦见一位异人来到家中，自称东晋大臣王敦。数月后，张母生下个男孩，取名敦哥。敦哥渐渐出落得很英俊，令父母十分疼爱。孰料，敦哥在10岁那年却突然死去了。过了几年，先前那位异人又进入张母的梦境，说：“我终归还要是夫人的儿子。”张母后来果真再得一子，模样和敦哥极为相像。张母和丈夫惊喜交加，特为这个儿子取名敦复。敦复长大后改名英，将敦复作为自己的字，又字梦敦。还有人讲：晚明年间，张英的一位祖上种菜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地窖，其中藏有巨额银两。当时，他身为乡间秀才，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是，秀才没有欣喜若狂。他自忖书生福薄，不堪享受巨富，便照旧掩好地窖，准备日后将银两用于行善积德。不久，秀才得了重病。临终之前，他把地窖的事情告诉了两个儿子，要求他们切勿产生贪念，可在灾荒年份掘银赈灾。他又讲：“倘若你们不按我的话去做，后世子孙不会昌盛。”秀才的两个儿子谨遵父命，在一个奇荒之年献出银两，使无数灾民渡过了难关。包括张英在内的许多张氏后人在大清朝能够获得高官显职，与其祖上的善德佑护关系非浅。推敲起来，以上这些说法不无粉饰之嫌，未必真实可靠。那么，历史上的张英究竟如何呢?

张英出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他的伯父张秉文年少科场登第，后来官至山东布政使。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军入内地攻陷济南，10余万明朝官民惨遭杀戮，张秉文身在其中。张英的父亲张秉彝是名有些学识的秀才，其作文以经义为本，立身则很有孝行。因兄长出仕在外，父母年迈，张秉彝遂绝意仕途，一心在家侍奉双亲，并给予张英诸多教诲。张英和父亲一道曾目睹了明清鼎革的烽火，又跨过了清初顺治朝动荡的岁月。康熙二年(1663)，27岁的张英考中举人。康熙六年(1667)，他又得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成为内弘文翰林院庶吉士，进入庶常馆学习满、汉课程。这是张英30多年仕宦生涯的起点。

入庶常馆后不久，张英得到了父亲故去的消息。按照礼制，他离馆回乡丧居。康熙十一年(1672)初，他重返京师，仍为庶吉士。闰七月，康熙亲自考试张英等32人的满文情况，张英成绩突出，被授以编修职务。第二年，他充任了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除负责记注皇上的日常活动外，主要是天天进宫举行日讲，给皇上讲解经史典籍。每天鸡未鸣时，张英等日讲官就赶至午门左翼门外，然后偕部院奏事诸臣鱼贯而入。待部院诸臣奏事完毕，内侍将张英等人引入弘德殿。殿中左右排列图书，南向设御座，北向置讲官席，中间设炉焚香。康熙君臣便在这里开始日讲，互有问答。好学的康熙对日讲十分重视，对日讲官也不时示以关怀。一次，康熙移驾南苑行宫，得知扈从的日讲官尚需自备用品，下谕道：“张英等人时常要随朕外出，而他们远离家乡，在京城没什么资产，不免会艰苦一些。嗣后，凡扈从讲官所用帐篷及其他应用物品，皆由内务府酌量颁给。”在讲筵之上，张英尽自己所学，剖析经史，细致入微，令康熙感到“大有裨益”。康熙曾赐予他御书“清慎勤”、“格物”、“存诚忠孝”等字幅，又曾赐予貂皮、锦缎等物。张英的官职则由编修升为左春坊左谕德，继而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康熙谕示大学士等：“朕在理政之暇不时观书写字，现在想在翰林官中选两名善书博学者常侍左右，讲究文章义理。”他又吩咐：“这两人若仍居住在紫禁城外，则难以应对朕的不时宣召，多有不便，可在城内拨给房屋，令其在内侍从。”结果，张英首得其选，深合康熙心意。他和另一名中选者高士奇居住于西安门内，入值乾清宫南书房，被称作“南书房行走”。清代设置南书房便由此开始。从一定程度上讲，康熙设置这个内廷机构不无政治考虑。南书房行走不但要与康熙讲求学业，谈论诗书文字，还不时要代拟谕旨，发布政令，或应对康熙对时政的咨询。康熙特地训戒张英：“在内廷供奉应当谨慎勤劳，不得干预外事，日后朕必定从优擢用。”张英对此谨记于心。每日，他晨入暮出，不敢懈怠。有时，他退出就食又蒙宣召，便即刻辍食入宫，甚至要忙碌到半夜。出自他手上的谕诰文章不在少数。康熙咨询时政时，他历陈民间疾苦，四方水旱，间或涉及臣员优劣进退。事后，他总是默然于胸，从不向他人提起。经过一段时间，康熙对张英的表现颇为满意，称赞他“老成敬慎，始终不谕，有古大臣之风”。在内廷期间，张英还充任过皇太子胤礽的师傅，教其读书习字。康熙十八年(1679)，他的官职升为侍读学士。第二年四月，康熙以张英“勤慎可嘉”，命吏部从优议叙。张英遂又得授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康熙每次到南苑或外出巡视，张英必在扈从之列。

张英入值南书房期间，还有过这样一则故事：山东新城(今桓台)人王士禛是清初“神韵”诗派的领袖，其诗闲远邈绵，独擅风神。张英素喜王士禛的诗作，时常在康熙面前提及这位诗人。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在懋勤殿召见时任户部郎中的王士禛，出题命其作诗。王士禛作诗虽好，但诗思比较迟滞，加上初次面见皇上，心中十分紧张。提笔沉吟多时，他竟未写下一字。张英见到此景很为其着急，遂自己拟好一份诗稿悄悄放在案侧，终于使王士禛解了一时之围。王士禛抄好诗稿呈上，如释重负。康熙看到诗作，笑着对张英说：“人们都说王某作诗丰神妙语，为何整洁端正一如爱卿的笔法呢?”张英回禀：“王某是诗人之笔，定当胜过臣许多。”随即，康熙命王士禛改任翰林。后来，王士禛历经升转，官至刑部尚书。他对张英则终身抱有感激之情，曾说：“那日若无张公相助，我几乎就要交了白卷。”

虽然得到了康熙的器重，仕途上并未遇到羁绊，张英却渐渐对宦游生涯有了些厌倦，产生了田园之思。他在自己的诗作里不时流露出这种情绪。康熙对此也有所感觉。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张英乞假回乡重新安葬父亲，康熙命按张英品衔安排张秉彝的恤典，特赐白银500两、表缎20匹，表扬张英侍从勤劳，兼资此次安葬费用。张英回乡安葬了父亲后，又在家乡龙眠山构筑房屋，居住了数载。他在书房里写下一副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

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张英返朝。三月，翰林院掌院学士缺人，康熙认为，“张英为人厚重，不干预外事，补授此缺十分合适。”张英遂得授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四月，他又奉命教习庶吉士。闰四月，康熙谕示吏部：“张英和内阁学士徐乾学学问淹通，宜留在朝中办理文章之事，嗣后不要将他们列为巡抚人选。”不久，康熙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张英是位好人，但不能统辖翰林。”九月里，张英和侍读学士德格勒撰写起居注失误，被吏部题请革职降级。康熙命从宽处理，讲：“张英本没什么不好之处，只是缺乏一定主意，随东逐西而已。”过了数月，康熙觉得张英在翰林院掌院学士任上不见起色，命内阁学士李光地接任此职，张英改任兵部右侍郎。张英之所以没有统辖好众翰林，一方面是由于其敦厚平和的性情，一方面与朝廷上的形势有关。当时，朝廷上朋党之争比较激烈，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等人都是党争中的活跃人物，张英折衷其间，遇事忍让，甚至甘居其下，以求自安。他本人则一向不参与朋党。

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张英和内阁学士韩荚奏进纂成的《孝经衍义》，受到康熙的一番赞许。此书被颁发群臣。六月，张英调任礼部右侍郎。因李光地此时离职回乡省亲，康熙经过斟酌，又命张英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张英转任礼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衔，又兼管詹事府詹事事务。这年十一月，张英还充任了经筵讲官。第二年正月，给事中陈世安疏劾张英和礼部尚书张士甄、侍郎王飏昌在孝庄章皇后大丧期间不亲率属员检阅典章制度，又不会同满洲堂官详慎参订，对朝臣关于丧礼的询问亦推辞不知，偷安自便，闒冗无能，乞请朝廷严加处分。吏部就此议请将张英等人各降五级调用。康熙认为陈世安有些言过其实，命张英等从宽留任。过了数月，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奇、刑部尚书徐乾学因收受贿赂俱被解任，高士奇曾上疏辩解说自己一向没有妄生事端，一如张英等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左都御史郭琇、副都御史许三礼分别疏劾高、徐“凭借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的种种劣迹，使高、徐只得离京回乡。通过对高、徐等人的处理，康熙审视朝中汉大臣，觉得张英委实不失为一位老成谨慎的人。张英遂升任工部尚书，仍兼管詹事府。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他又奉旨于兼管詹事府外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七月，张英调任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此时，康熙甚至认为执掌翰林院、詹事府非张英莫属。张英在执掌翰林院、詹事府期间，还曾受命辅导过诸位皇子读书。然而，在担任礼部尚书三个月后，他却再罹风波：翰林院编修杨瑄为一等公佟国纲(康熙舅父)所写的祭文被康熙斥为“极为悖谬”，张英则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免去了礼部尚书职务。后来，张英因教习庶吉士不严又曾被连降三级。

面对仕途上的荣辱进退，张英力求不惊于心。闲暇时，他常以白酒一杯、清琴一曲自慰，或者杜门谢客，拥书览读。他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安心之法，即：非理之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之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之事决不做;衙门中的事情因物付物，顺水推舟;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不迎将于事前，不留滞于事后。实施此法，他自觉神闲气定，较往昔急于进退而形神交困大不相同。

总地说来，张英虽屡受责谴，但一直没有失去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月，康熙恢复了张英礼部尚书的职务，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康熙还让张英先后充任了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典籍的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张英受命充任了会试正考官。七月，张英以年老体弱乞请休致，康熙下旨慰留。十月，张英上疏辞去了兼管的翰林院、詹事府事务。到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一月，康熙将张英擢拔至相位上，任命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时，张英还兼任经筵讲官。本来，清初沿袭明朝旧制，大学士按例不应兼任经筵讲官。在雍正朝之前，张英等四人却以大学士兼任此职，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成为了朝廷定例。在拜相之后，张英保持了谨慎的作风，不陈奏密事，不攻讦他人过失，理政持重平恕，一丝不染。朝廷上下许多人都对他抱有好感。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张英以衰病再次乞请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康熙称赞张英“才品优长，效力年久，简任机务后恪勤益励”，在张英离京前夕赐宴于畅春园，谕令张英返乡途中的驿递应付毋限于常额，又颁赐御书“笃素堂”匾额。

张英曾有言，自己平生没有别的嗜好，惟酷爱看山及种树。返乡之后，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满足这两项爱好。在族党乡邻乃至家中仆隶的眼中，他又是位待人和善的长者。家居期间，张英还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读书撰述上。在所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中，他谆谆告诫子孙要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其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之句颇得时人称道。张英在经学、诗文方面亦有不少撰述，包括《周易衷论》、《易经衷论》、《书经衷论》、《笃素堂文集》、《存诚堂文集》、《双溪集》等等。他在经学方面宗法宋儒朱熹思想，以经释经，立说坦易明白，不务艰深。据后人看来，他的诗作兼擅台阁、山林两体，不乏“清微淡远”的写景抒情之作，对清初某些弊政亦有所管窥。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南巡山东、江南、浙江，张英赶至淮安迎驾，被赐予御书“谦益堂”、“葆静”匾额、对联、画卷、白银1000两。在江宁，康熙应江南绅衿的吁请多停留了一日。随驾来此的张英又请求康熙再留一日，康熙表示：“念老臣恳求谆切，允准再留一日启行。”当时，江宁知府陈鹏年因反对两江总督阿山增加钱粮耗银供奉皇上南巡而遭到阿山等人的多方陷害，处境十分不利。张英在被康熙问及江南廉吏情况时则首推陈鹏年，称赞其才品兼优，很得人心。另外，康熙的亲信、江宁织造曹寅也积极保举了陈鹏年。基于张英、曹寅的保举，陈鹏年终于转危为安，后来成为康熙朝的名臣。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再次南巡，张英迎驾于清安浦，扈从至江宁，被赐以御书对联、“世恩堂”匾额及书籍、人参。应张英之请，康熙又在江宁多留了一日。有人曾以赞羡的口吻写道：“黄幄戊校之尊严，止玉辇以片语;绿野午桥之清闷，曜奎章于四隅。”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张英在家中病逝，享年72岁。康熙闻讯后深表哀悼，赐祭葬加等，加谥号为“文端”。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就学于张英，其即位后特追赠张英为太子太傅，雍正八年(1730)又命张英的牌位入祀京师贤良祠，并向桐城的张英祠堂颁赐对联：“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忱垂奕叶箕裘。”乾隆帝登极后，张英又被追赠为太傅。

张英的四个儿子廷瓒、廷玉、廷璐、廷都先后踏上了仕途。廷瓒是康熙十八年(1679)的进士，由编修累迁至少詹事，先于张英而卒。廷玉于康熙三十五年(1700)中进士出仕，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在雍正朝及乾隆初年更是朝廷上的股肱之臣，官至太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廷璐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授职编修，入值南书房。在雍正朝，他曾督学河南，又曾两任江苏学政，官至礼部侍郎。廷亦是进士出身，雍正年间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兼充日讲起居注官。他性情诚笃，细致入微，编载起居注详赡得体。有清一代，已出翰林而仍负责起居注者惟他一人。廷于乾隆初年调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引病回乡。乾隆二十九年(1764)，他因病去世，乾隆就此曾对左右叹息：“张廷兄弟皆是旧臣中的贤者，如今纷纷故去，如何能再得此辈呢?”在四子之后，张英后人出仕者不在少数。清代人对张氏一门有“父子大学士”、“三世得谥”、“四任江苏学政”、“六代翰林”等等说法。张廷玉为宰相时，时人曾有言：“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绅。”张英后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李达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东渡日本学习科学和实业。十月革命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参加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失败后再赴日本，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回国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1921年2月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和李汉俊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1922年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7月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1月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校刊《新时代》。1923年9月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论而离开党组织。此后在湖南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应邓演达之邀，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受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后返回长沙，与郭亮、夏曦等筹办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马日事变”后，回家乡暂避。9月回武汉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书籍。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曾多次受中共委托到冯玉祥将军处私人讲学，说服冯联共抗日。1935年发表《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初到重庆冯玉祥处，促进冯与中共合作。1941年9月后长期困居家乡受国民党监视。1947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5月绕道香港到达北平。不久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1950—1952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1966年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迫害摧残，8月24日含冤去世。1980年彻底平反昭雪。主要著作收入《李达文集》。

司马光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宋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景祐五年(1038)进士甲科。初仕苏州签判旋丁父忧，服除，改武成军签判。庆历六年(1046)，以庞籍荐，召试，授馆阁校勘，后由庞籍辟为并州通判。庞籍乃光父司马池挚交，光终其生父事之，呼始平公而不名。召为开封府推官，累官知制诰、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英宗治平三年(1066)，加龙图阁直学士，撰成自战国至秦的八卷编年史，名曰《通志》，进呈英宗。英宗命置书局于秘阁，缜修。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赐书名曰《资治通鉴》并亲作序文。熙宁三年(1070)，因与王安石政见未合，出知永兴军，改判西京留台。退居洛阳，书局自随，修《资治通鉴》。元丰7年(1084)《资治通鉴》成书。哲宗即位，召主国政元祐元年(1086)，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王安石新法。为相8个月病死，追封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司马光与邵雍、程颢、程颐、富弼等交往甚密，反对王安石变法最烈、认为：“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哀。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乃我国史学巨著，实开通鉴体先河，不仅网罗宏富，构思精密，且语言洗炼，不乏文采。其文内容充实，感情执著、真挚，诗亦质朴流畅。其诗文集今传三种版本系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此乃李裕民教授在日本发现的孤本，今有汲古书院影印本行世)，三本所收诗文互有异同，可以互校补证。此外有《稽古录》20卷，这是司马光为修宋代史而作的准备《涑水纪闻》16卷，这是得之于传闻的笔记。此外，还有《温公诗话》等。其生平事历见苏轼撰《司马温公行状》、《司马温公神道碑》(刊《传家集》附录)，明代马峦、清代顾栋高均编有《司马光年谱(中华书局合刊，1990年点校本)，程应镠师有《司马光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宋衍申有《司马光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尚恒元等有《司马光轶事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李裕民有《司马光日记校注》(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等。司马光茶诗《双井茶寄赠景仁》云：“春睡无端巧逐人，驱诃不去苦相亲。欲凭洪井真茶力，试遣刀圭报谷神。”体现了他和范镇终生不渝的真挚情谊。《十四日小园置茶招宗圣应之皆辞以醉为诗赠之》亦与友人茶会而未果。《小诗招僚友晚游后园》二首之一：“何似松间煮新茗，更来花底覆残棋。”反映了作者居洛阳时的闲适与交游生活。同样的题材还见于《潞公游龙门光以室家病不获参陪》诗等。在司马光的文集和巨著《通鉴》、《涑水纪闻》中均有一些宋代和历朝的茶史资料，尤为可贵。

还珠楼主

李寿民（1902年2月28日——1961年2月21日），现代小说家。原名善基，更名寿民，50年代以后改名红，笔名还珠楼主。四川长寿人。其父李元甫，清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因不满官场黑暗而弃官回乡，以私塾教读为业。其母也出身于世宦之家，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天生颖悟，3岁即开始读书习字，5岁便会吟诗作文，7岁能写丈许对联，9岁可写5千字长文，以致获长寿县衙所送“神童”之匾。12岁丧父，家道中落，李寿民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随母至苏州投奔亲戚，曾在苏州中学读书。22岁只身赴天津，初任傅作义中文秘书、但不惯军旅生活，遂转而入天津邮政局任职。又因俸薄难以养家，兼做大中银行孙董事长家的家庭教师。不料与孙家二小姐发生恋爱，遭到孙董事长反对，不但李寿民被解雇，并两次下狱，而且诉诸公庭，结果由于孙二小姐挺身出庭作证，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李寿民即以此为题材写成了小说《轮蹄》。

李寿民撰写武侠小说出于偶然。1930年底，天津《天风报》因连载小说断档，请李寿民试写。李寿民即撰《蜀山剑侠传》，不料刊出后竟大受读者欢迎，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蜀山剑侠传》写至55集尚未完稿，已达500余万字，成为我国最长的小说。与此同时，还完成了《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等，均由天津励力书局独家出版。李寿民即以稿酬在北京购买房产，迁京居住。北京沦陷后，日本当局曾多次请李寿民任职，均遭拒绝，以致被捕入狱，身受酷刑之苦，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出狱后数月，即只身南下上海谋生，初以卖字为业。后受正气书局老板之约，再度撰写武侠小说。抗战胜利后，才将家眷接至上海，李寿民也进入其创作的高潮时期，《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等一系列作品又相继问世，以致在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后又全家迁居苏州。

李寿民在天津时已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与名伶尚小云结为金兰之交，曾为其编撰京剧剧本《汉明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不能再写武侠小说，于是全身心致力于京剧事业。1950年秋应上海天蟾京剧团之聘任编导，编写了《雪门》、《白蛇传》、《岳飞传》等剧本。1952年初调总政京剧团任编导，同时兼任北京京剧三团编导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改编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剧本。1954年总政京剧团撤销，李寿民又撰写了《岳飞传》、《大侠郭解》、《大侠剧孟》、《十五贯》等章回小说。1957年“反右”开始后，李寿民停止了创作。1958年因脑溢血而偏瘫，在病床上仍口授小说《杜甫》一部。至1961年2月21日病逝。

李寿民一生著作达4千余万字，其中小说有40余部，京剧剧本至少也有十几种。他的知名于世主要在于武侠小说，被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其他三家为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之一。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又对名山大川了如指掌，因而他的武侠小说既把“神话和自然美结合起来”，又具有极大的容量，“诸如云贵山区的婚丧、食用、医药巫蛊之类，往往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兴趣盎然”(张赣生《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变》)。这些显著特点使它们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在中国大陆、港台及海外华人中广泛流传。

海因莱因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1907年7月7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巴特拉市，1988年5月8日卒于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1907年7月7日生于密苏里州的巴特拉市，曾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并以海军军官身份服役五年，1934年因病复员。他一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费城海军航空试验所任工程师。

海因莱因的科幻创作始于1939年，第一篇小说《生命线》刊登在《惊异》(Astounding)上。由于该杂志编辑坎贝尔的赏识，海因莱因的早期作品大多发表在《惊异》上。这些早期作品大多属于他的“未来历史”系列，后来收集在《出卖月亮的人》(1950)、《地球青山》(1951)和《2100年起义》(1953)中。《梅瑟斯拉神的孩子们》(1943)和《天堂的孤儿们》(1963)两部长篇也属此系列。海因莱因在这些作品里展露了他的才华，他视未来为既成事实，在写作上避免冗长的陈述和解释，而是通过对话和行为，巧妙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机敏而含蓄的描写，明快的行文，对人物的关注胜过对科技新玩意儿的兴趣，使他成为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四大才子之一。

1947年起，他的短篇作品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及其它高价杂志上，而他的长篇则是一系列少年儿童科幻故事，如《伽利略号火箭飞船》(1947)、《太空军官候补生》(1948)、《红色的行星》(1949)、《星球人琼斯》(1953)、《星球兽》(1954)和《银河系的公民》(1957)。这些作品不仅吸引了青少年，而且拥有成年读者，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这些是他的杰作。

自50年代起，海因莱因基本上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如《傀儡主人》(1951)、《双星》(1956)、《进入夏天之门》(1957)和《星际船上的部队》(1959)。《星际船上的部队》的发表在科幻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尽管它获得了雨果奖，但有不少人认为这部描写星际战争的作品内容过激，带有军国主义倾向。当然，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科幻小说。

海因莱因最具轰动效应的作品是《异乡异客》，在这部长达800页的小说里，作者叙述了一位来自火星的年轻的救世主式的人物史密斯在地球上了解到地球文明存在的危机之后，竭力传播火星的思想和哲理，最后却遭到与耶稣基督同样的命运。小说既抨击地球文明和清规戒律，又阐述了作者对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独特见解，完全迎合了美国60年代反文化的潮流，故而深受大学生的推崇，甚至被视为嬉皮士的圣经。

《月亮是位严厉的主妇》(1966)为海因莱因第四次获得雨果奖的作品，它描写月球殖民者中间的一场革命，小说中的许多事件显然与美国独立战争遥相呼应。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它清楚地表明了海因莱因的政治观点，证明作者深受社会达尔文哲学的影响，是位自由意志论者。

海因莱因长期被认为是硬科幻小说的大师，但是他后期的作品的内容经常引起争议，艺术质量也有所下降。在其后期作品中，《拉泽鲁斯的生活》(1973)、《兽之数》(1980)、《穿壁猫》(1985)和《日落处远航》(1987)是他“未来历史”系列姗姗来迟的尾声。

总体来看，海因来因的作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作家是一个优秀的故事结构者；其主人公都是美国式的，其小说是“美国梦”的一种表现；大量使用美国俚语和民间故事；注重美国传统，所谓“未来史”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史；重视因果性和细节可信性。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科学深度不够，此外其作品的主要思想带有军国主义倾向。

尽管他后期作品不够生动，但是他仍不失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科幻作家。他曾是1941、1961和1976年三次世界科幻大会的嘉宾，又是1957、1960、1962、1967年雨果奖得主，1975年又荣获一级大师星云奖。即使在他1988年去世后，广大读者仍然推选他为“空前最佳作者”。

圣严

圣严（1931年1月22日－2009年2月3日）中国现代僧人、佛教学者、教育家。俗姓张，名志德，法名常进，字慧空，号圣严。

圣严写有三本自传，据其记载，他1930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俗名张保康，后私塾老师为其取名张志德。1943年圣严被邻居戴汉清带上狼山广教禅寺出家，后莲塘老人为其剃度，取法名常进。由于局势紧张，1946年春，圣严逃到上海，栖身大圣寺，学习经忏。1946年静安佛学院成立，次年圣严考取佛学院，成为插班学僧。因战争影响，1949年圣严从军前往台湾，在高雄上岸，先后经新竹、金山、凤山等地，1956年调任“国防部”。1960年圣严退伍，二度出家，依止东初为剃度师，号“慧空圣严”，并承其法脉，后又得灵源之临济法脉，成临济宗第57代传人。1961年，圣严前往高雄美浓镇朝元禅寺闭关修行，正式闭关前，朝元禅寺住持慧定先让其禁足一年，以适应环境。1965年，圣严接东初快函，望其赴日留学。1969年3月，圣严离开台北，赴日本立正大学求学，两年后完成对《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获硕士学位，又4年，完成对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获博士学位。1975年，圣严受沈家桢邀请，前往美国弘法，先至圣弗朗西斯科般若讲堂，后访金山寺，参观万佛城，12月前往纽约至大觉寺挂单，此后便驻锡于此。次年，圣严任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并出任大觉寺住持。1977年，东初圆寂，圣严奉命返台接掌中华佛教文化馆和农林禅寺之法务，此后往返台湾与美国两地弘法。1980年，圣严于纽约创建禅堂，名为东初禅寺，以纪念东初老人。1985年，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并出版《中华佛学学报》《中华佛学研究》等刊物。1989年，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为理念，创办法鼓山。3年后，提出“心灵环保”，并推行一系列相关主题活动，使其成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法鼓山道场和中华佛学研究所为当代佛学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法鼓山佛教典籍数位化工作，为佛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除了立足台湾外，圣严也积极在海外传法，他曾到中南美洲弘扬佛法，也曾前往东欧传授禅学。1997年，他在纽约成立象冈道场，成为西方禅修重镇。2009年于台大医院圆寂。

圣严著述甚多，陈义精要，其中，佛教入门书《正信的佛教》在两岸影响深远。另著有《信心铭》《禅修指引》等。

郭则沄

郭则沄（1881—1947）字啸麓。号蛰云、蛰园，别号遁圃老迂、龙顾山人、云淙花隐。室名栩楼、枕石楼、龙顾山房。福建闽侯人。生于台湾，长于北京。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清末历任温州、处州兵备道道员。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铨叙局长、侨务局总裁。1922年退职后寓居天津，参加文学团体须社。年十二学诗，晚年更肆力为诗，自以为“不幸生黍离板荡之世，衣冠文物凋零以尽，即身历之境亦如梦境惝恍不可复即。于何征之？征之于诗而已。蹇怀遗世，不得自遂，乃托于玩世者以自诡，世之知我者盖鲜。于何而见吾真？亦见之于诗而已”（《龙顾山房诗集·自序》）。何振岱称其前期之诗“流畅华赡若高岩出云，古涧飞湍，略无滞机涩响也”；后期之诗“变为幽渺，为沉郁，为激楚苍凉之音。又若策骑穷边，观落日平沙，不胜其怅惘”（《龙顾山房诗集·序》）。

郭氏才华横溢，著述浩繁，多与诗词吟社雅集，为民国京津文坛核心人物之一，延续发展了侯官郭氏家族的家风、家学、家声，对民国旧体诗坛、词坛，尤其是天津地区的文学发展，贡献卓特。著有《龙顾山房诗集》、《龙顾山房诗续集》、《龙顾山房诗余》、《龙顾山房诗余续集》、《龙顾山房骈体文抄》、《龙顾山房诗赘集》、《庚子诗鉴》、《庚子诗鉴补》、《十朝诗乘》、《红楼真梦》、《旧德述闻》、《洞灵小志》、《洞灵续志》、《清词玉屑》等。

朱瞻基

朱瞻基(1398—1435) 年号宣德。仁宗朱高炽长子，母张氏。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立为太子。1425—1435年在位，共10年。洪熙元年(1425)奉遗诏即位，宣德十年(1435)病亡，年38岁。

朱瞻基刚登位，汉王朱高煦便袭成祖“靖难”故事，斥责朝廷违背祖制，并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在山东乐安起兵反叛。朱瞻基接受大学士杨荣的建议，令其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杨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率军亲征。高煦闻讯大骇，不战自降。朱瞻基命中官押高煦父子回京，废为庶人。平叛之后，群臣力主移兵彰德(今河南安阳)，袭击赵王高燧，以求朝廷永安。但大学士杨士奇进言说：“赵王没有连谋之罪，而且同为皇上亲叔，有罪的不可免，无罪的就要好好对待”。朱瞻基便采纳杨士奇的建议，派人将众大臣伐赵的奏章送与赵王，迫使赵王献出护卫谢恩，消除了威胁。

朱瞻基信任内阁，重用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并协同户部尚书蹇义、吏部尚书夏原吉共同整理朝政。政府机构在他们手中正常运转，一时人民安乐，国内升平。

朱瞻基认识到连年征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便实行与边境诸国和平相处的原则。在北部边防上，沿用仁宗时改攻为守的策略，接受鞑靼阿鲁台部和兀良哈三卫朝贡。在南边，自交趾设立以来，人民不服，战事不断。他登位时，交趾正遭黎利之叛。许多大臣主战。内阁大学士杨荣却奏道：“永乐中费数万人命得此，至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发兵之说必不可从。”朱瞻基深表赞许，决计不顾“委弃祖业”的责难，尽快结束这场牵延岁月、徒耗国力的战争。宣德元年(1426)四月，朱瞻基命王通为交趾总兵官，授意他以战迫和。黎利恃强力拒，连挫明军。但明军援兵不断，黎利难以支撑，遂与王通立坛为盟，奉表请和。朱瞻基决定撤兵，复交趾为安南国，封黎利为安南国王，改变了前朝对交趾欲取不得、欲罢不能的被动局面。

宣宗即位，上距开国已近60年。明朝统治机构渐渐发生变化，任官渐重科目，由科举入仕者大为增加，吏官考满，也多依年资升用。永乐一朝，南北用兵频繁，又有迁都之举。因营造、催役、运粮、采木等事，额外增设官员，到宣德初，“藩、宪二司，府、州县官，比之原设倍而又增”。官吏更利用征调采办之机，谋取私利，对社会造成危害。朱瞻基和内阁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吏治存在的问题，看出流弊之起，实在于在京诸司，决定首先整顿中央机构。宣德三年(1428)三月，朱瞻基分别敕谕五府、六部和北京行府、行部，责令清革前弊。同年六月，他采纳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建议，整肃都察院。惩治以贪墨为时论所鄙的都御史刘观，命通政使顾佐代替他。责成顾佐澄汰御史，并从重惩处一些违法大臣，使都察院“宪台为之廓清”。他还命邵玘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等人为南京户、兵、刑、工等部侍郎，考察南京官吏，惩治贪污腐败。

朱瞻基对中央机构又进行精简和裁冗。宣德三年(1428)八月，他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裁革了永乐初设置的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和北京行部。宣德八年(1433)八月，裁撤北京户、兵、工三部以及大理寺、光禄寺这些中央机构的郎中等官77名。对中央诸司的整顿，控制了官吏贪纵枉法的行为，振作了朝风。

在地方上，朱瞻基认为“郡守皆由资格，多不胜任”，命部、院大臣荐举属官充任知府。宣德五年(1430)五月，委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等9人，分任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浙江杭州、温州，江西吉安、建昌，陕西西安，湖广武昌等九郡知府。同年十一月，又委任给事中薛广等25人为知府。这些廷臣在地方上大多能针对所治府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加强了地方统治机构。

在地方官制上，朱瞻基创设了巡抚制度。宣德五年(1430)九月，由大臣荐举，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分任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周忱巡抚南直隶，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曹弘巡抚北直隶。初设巡抚侍郎，是为了整理赋税，渐因事权之重，对地方行政、监察乃至军务，几乎无所不涉。后来，为方便行事，才使巡抚兼都察院衔，制度渐臻周备，明清两代的督抚制度，便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

他为了提高官员的质量，洪熙元年(1425)九月，诏令会试分南北卷，“取士不过百人，南人16，北人14”，并规定各地乡试名额，来限制取士人数。同时，对监生和府、县生员实行精简，通过考试，将“鄙猥无学”而又“食廪多年”者发充为吏，或罢为民。宣德七年(1432)三月，又规定进用考满吏员，必须通过考试，分为三等，“一等如资格用，二等未入流内用，三等罢归为民”，从优选取。他还几度重申保举令，以获取有用人才为政府效力。

在整顿统治机构的同时，他又采取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以求社会安定。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他在“皇长子生诏”中规定，宣德三年税粮“以十分为率，蠲免三分”，蠲免数量近1000万石。各地灾蠲亦多所实行，范围或一府一县，或数府乃至一省数省，数量从几千石到几百万石不等。宣德二年(1427)免陕西本年秋粮。宣德九年(1434)，他又免南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本年秋粮的十分之四。

苏松重赋一直是前朝比较突出的问题。宣德五年(1430)二月，朱瞻基和大学士杨士奇在遂项议定的“宽恤”诏中，为各地官田减免粮额定例。周忱、况钟马上引用这道诏书，请求减免苏松等府重租官田粮额。宣德七年(1432)，朱瞻基下诏免去苏州府粮额721000余石，所减之数超过原额的四分之一;松江府粮额大略“减去十之二三”，所减之数将近30万石，江南民困有所缓轻。

由于苏松重赋和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流民现象日益严重。这引起了朱瞻基的注意，他多次颁布有关安置流民的诏令，增加流民回籍复业的措施，规定流民附籍的条件。宣德三年(1428)四月，他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表示，应准许久居他乡、产业已成的流民附籍，由政府编成里甲，分派徭役。宣德五年(1430)，他派工部右侍郎许廓主持河南赈荒，又命署刑部右侍郎魏源为河南布政使司，起用丁忧布政使李昌祺，迅速扭转了流民转徙、无以安生的局面。宣德六年(1431)三月，他指示户部攒造黄册，清理户口钱粮，并在所拟“招抚”逃民的榜谕中规定，除“来历不明，并原籍尚有产业，丁多力壮，路近可回者”外，许按军、民、匠籍于所在地立籍。宣德七年(1432)六月，朱瞻基诏令各地府、州、县修预备仓，并令布、按二司和监察御史严加巡查。这些措施的实施，对防止流亡发生和安集流民起了有益的作用。

朱瞻基信用“三杨”和夏、蹇等旧臣，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好成绩。但他对游猎玩好很感兴趣，对于廷臣劝谏节制逸乐，他从来不容。少年时，成祖命习武事，他养成了射猎的癖好。宫臣戴纶与林长懋曾上疏为成祖言之，他由此怨恨戴纶。即位初，戴纶又因谏猎忤旨，朱瞻基把他下锦衣卫狱，并亲自鞫问。戴纶抗辩不屈，死于酷刑之下。他又把林长懋关入监牢达10年之久。宣德六年(1431)，御史陈祚见他耽于游猎，便劝谏他勤帝王之学，读《大学衍义》。他见疏大怒道：“你竟敢说我没读《大学》吗? 如此小看我，不可不杀!”后来，虽未杀陈祚，却把陈祚一家十余口关进牢中5年多，致使陈父瘐死狱中。

朱瞻基好促织之戏，致使江南大受其害。宣德九年(1434)，他令苏州知府况钟：“比者令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一运，自来时要一千个，敕到尔可用心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既遣内官采办，又敕地方官协办，征课很急，使得一些地方官吏乘机大肆搜括百姓，故“苏人至有以一蟋蟀陨其家三命者。”

朱瞻基信任宦官。即位初设内书堂，选小内侍在其中读书，令大学士陈山充教习。后来，以词臣专任此职，成为一种制度。他派宦官四处搜罗珍奇玩好，并让他们监于民事，使得内官、内侍们常借公务为名，大肆搜括，凌掠官吏军民，一时民怨沸腾。他还委司礼监以批答奏章之权，每日所上文书，除皇帝亲批外，皆由秉笔太监遵内阁所拟小票字样，硃笔批行。司礼监权出内阁之上，导致后来屡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朱瞻基病死于乾清宫。葬于景陵(今北京市十三陵)，被尊谥为“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

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

阿部次郎

阿部次郎（1883-1959），日本现代哲学家。生于山形县。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专业。1914年出版了《三太郎日记第一》,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5月任《思潮》杂志主编。1922年留学欧洲,第二年回国后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曾任评议员和法学系主任。1945年3月退休。1954年建立了阿部日本文化研究所。 阿部次郎的思想基础是理想主义。他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4年出版《三太郎日记第一》到1922年出版《人格主义》为止。这个时期是他接受尼采和利普斯等的影响,并建立自己的思想基础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效法别人、造就自己的时期。这时的思想特点是,他认为首先要通过真诚的内省来认识自己的弱点,并作为一个人积极地真正地生活,去发现和掌握最善的理想的人生哲学,进而抛开生活中的不安和疑虑,从伦理的要求出发,在考虑到他人的幸福以及同他人的关系中来获得自己的幸福。第二个时期是从1922年到晚年为止。这是他以西洋哲学为基础正式研究日本文化的时期,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虽然没有做到使日本文化研究系统化,但是他的热情却为青年哲学家们所继承,特别是经过和辻哲郎的努力而使日本文化研究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主要著作有:《合本三太郎日记》、《美学》、《人格主义》、《征服地狱》、《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德川时代的艺术和社会》、《秋窗记》和《世界文化和日本文化》,译著有《阳光下漫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