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伯定胤

佐伯定胤（1867～1952）日本法隆寺第一○三代别当（掌管一山之寺务者）、法相宗管长。幼名角二郎。明治十年（1877）七月出家于法隆寺，十三年，就学于奈良教校，师事京都泉涌寺佐伯旭雅，修习俱舍、唯识、因明等。三十六年九月住持法隆寺。大正十三年（1924）曾任中国庐山世界佛教大会会长。次年十一月为东京增上寺之东亚佛教大会议长。曾刊行昭和会本维摩经义疏、昭和会本胜鬘经义疏、胜鬘经讲赞、新导成唯识论等书。亦曾于东京之帝国大学及京都之龙谷大学等开讲唯识学。昭和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示寂，享年八十六。师曾再兴法相学（以明治维新之废佛毁释而衰微），并护持法隆寺，功绩卓著。其著作尚有圣德太子三经义疏、唯识三类境义本质私记、法相宗要、胜鬘经抄、法相宗之教义，及日译之瑜伽师地论（国译大藏经论部）等书。

阿尔贝托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年11月28日-1990年9月26日），意大利作家。1929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们》,已显示出他是一位注重心理分析的作家。作品通过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庸俗、虚伪的生活描写,揭示了那些资产者冷漠、空虚、堕落的灵魂。三、四十年代,他又继续创作了一系列类似精神分析的小说,例如《未曾实现的抱负》 (1935)、《假面舞会》 (1941)、《阿谷斯蒂诺》 (1944)、《罗马女人》 (1947)、《违抗》(1948)、《随波逐流的人》 (1951)和短篇小说集《瘟疫集》 (1944)等。这些作品一般色彩较灰暗,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五十年代,莫拉维亚的小说多取材于社会小人物的生活,例如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 (1954)和长篇小说《乔恰拉》 (1957)等。六、七十年代,他的小说又转向对资产阶级的“异化”现象和心理进行描写,写出那些富有的资产者和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不由自主情况下出现的一些异化和反常心态。如长篇小说《愁闷》(1960)、《注意》 (1965)、《我和它》 (1971)以及短篇小说集《不由自主》 (1963)、《东西就是东西》 (1967)、《天堂》 (1970)、《另一种生活》 (1973)、《嘿》 (1976)等等。其中《梦游症患者》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妇女种种梦幻式的错觉,在这里,梦幻与现实已融为一体,梦境似乎就是现实,而现实似乎全处于梦境之中,人的潜意识得到充分展现。这种视梦幻为现实的表现手法明显受到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莫拉维亚在意大利当代文坛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富永仲基

富永仲基（1715～1746）， 日本大阪朱子学代表人物。名德基,后改为仲基,字仲子,号南关、蓝关,后号谦斋。怀德堂创立五同志之一富永春芳之子。著有《说蔽》批判儒学诸子;《出定后语》批判佛教经典;《翁之文》抨击神道理论。他是大阪朱子学派从尊信朱子学到驳斥朱子学的过程的代表人物。

“加上的法则”体现出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思想发展遵从“加上的法则”,即后起的思想否定以前的思想,是按在以前的思想的基础加上一些新的成分的规律进行的。站在商人的现实本位的立场上,看到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密切关系,并用此“法则”说明儒学传统、孔孟之道并非包含哲学发展的一切形态,程朱之道建立于孔孟之道的基础上,但两者又各有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同样运用“加上的法则”分析说明宗教迷信,批判“三世因缘说”和“阿赖耶识”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超人之处在于既看到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注重宗教产生的主观因素,揭开了宗教的神秘主义帷幕,抨击了宗教伦理道德的禁欲主义实质。

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以中国人好文、印度人好红、日本人好质来说明儒、佛和神道产生的根源,把国民性格视为地理环境的最根本因素。我们知道,地理环境是复杂的系统,它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富永仲基不能科学地说明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解决儒佛神道的关系时,提出“诚之道”。他作为朱子学者并非一味祖述孔孟之道,也不潜心程朱之学,但却抓住了儒学经典的根本,即儒学的伦理道德内容。他认为“加上的法则”所能建构的思想体系属于“诚之道”,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的理论体系属于“诚之道”,用儒教伦理作为一切思想的标准和归宿,仍囿于儒教思想范围之内。

总之,大阪朱子学者站在现实本位的立场上,发展了儒教合理主义成分,对日本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

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世称魏武帝，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三国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曹操出身低微，父为宦官养子。他年轻时就聪明机灵，富有权术，又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早年举孝廉为郎，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不久调任顿丘(今河南省浚县西)县令，拜议郎。黄巾起义爆发后，受任为骑都尉，因镇压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波才所领导的黄巾军有功，升为济南相。初平三年(192)，任衮州(治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牧，分化、诱降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北)黄巾军30余万，男女百万余口，编其精锐，号为青州兵。从此，曹操的势力开始壮大。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几年之间，先后败袁术、灭吕布、平张绣。建安四年(199)，与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决战，次年，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大败袁军。接着，北征乌桓，清除袁氏残余势力，后又击败韩遂、马超，逐渐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任丞相，同年率军南下，试图一举统一南方。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和刘备联军用火攻击败。建安十五年(210)，颁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的志向和忠于汉室的决心。建安二十一年(216)，受封为魏王。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重，秘密命令亲信，他死后安葬时，要设置72座假坟，防止真坟被盗。遗命后宫姬妾要勤习女红，以卖鞋自给。庚子日，病死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

曹操统治期间，在北方大兴屯田，兴修水利，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他在用人方面重视才能，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多次下令求贤，抑制豪强，加强集权。他不仅任用官员注重才学，在选择女婿时也注重德才兼备。他有个美丽的女儿，许多王孙公子来求亲。曹操拒绝了他们，却选择了博览群书，谈吐不凡的丁仪，尽管丁仪相貌不雅，一只眼还是瞎的。

曹操博览群书，尤其喜爱钻研兵法。他仔细研究《孙子兵法》，结合实战体验，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著作。他还多才多艺，长于书法，精于围棋，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所作诗文气魄雄伟、慷慨悲凉。《龟虽寿》、《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后人传诵不绝。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

曹操发动的封建兼并战争，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有利于社会发展;采取的恢复生产的措施及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有利于文化发展。正因为如此，《三国志》作者陈寿称其“抑真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帝。

唐慎微

唐慎微，生于嘉祐年间(约公元1056一1063年)。宋著名医药学家。字审元。成都华阳人，一说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后迁居成都。世业医，对医药造诣颇深。元祐(1086—1094)年间师事李端伯。治病多效，且不论贵贱，不避寒暑风雨，有召必往，或不取诊金，只求赠以名方秘录。经多年广采博辑，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简称《证类本草》)三十一卷，目录一卷。此书合《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为一，并增添大量药物资料。举凡经史百家、佛书道藏有关医药记载，均加择录，收药达一千七百四十六种，集北宋以前本草学之大成。据考其书初成于元丰五年(1082年)前后。尚书左丞蒲宗孟(字传正)见其所著，欲奏与一官，拒而不受。后经陆续增补，约于元符元年至大观二年(1098—1108)间定稿，由艾晟校补刊行，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一卷。政和六年(1116年)医官曹孝忠据此重校厘正，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此后迭经刊印，版本甚多，然基本内容仍以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准。明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主要以此为蓝本。子二人及婿张宗说(字岩老)皆受其传授，为成都名医。

马文升

马文升（1426～1510年），字负图，别名约斋，又号友松道人，世居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县）。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为官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被誉为“五朝元老”。

景泰二年（1451 年），二十五岁的马文升中了进士，开始了他一生的官宦生涯。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由于勤力自勉，深得上司的礼遇和器重，又先后出使山西和湖广，所到之处，剪暴除奸，震动很大，人们赞颂他为“神君”。天顺七年（1463年），他出任福建按察使，一上任，就果断解决了拖延17年之久的一起冤案。由于他为官清正，功绩显著，于成化元年（1465年）升为南京大理寺卿①，成为朝中掌管司法的官员之一。

马文升不仅是一名清正的司法官，他在巩固边防方面的功绩更加卓著。成化四年 （1468年），平凉、固原一带满四变乱，官军进讨失利，形势紧急，朝廷急召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总督项忠等讨伐。马文升迅速赶到固原，擒获了满四，解除了西北边陲之患，他因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陕西。他在陕西修筑关塞要隘，增设卫所，选将练兵，迅速壮大了骑兵部队，使防务能力得到加强，之后，他又平定了西北一带的割据势力。

成化九年（1473年）冬，残元军队分多路进犯边镇，马文升率将士将其一一击败，并擒获其平章迭烈孙。他在陕西苦心经营数年，基本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安定。成化 十一年（1475年）春，马文升晋职为提督，主管甘、凉、宁夏三镇军务，不久，马文升晋职为兵部右侍郎，成化十四年（1478年）又晋职为兵部左侍郎，成化十九年（1483年）再晋职为左副都御史。这期间辽东多事，马文升先后三次受朝廷派遣巡抚辽东，整顿辽东军务，安抚辽东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他组织修城堡，练兵士，利兵甲，特别注意抚恤军民，整肃军纪，从而使辽东各族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

弘治初年，新疆哈密卫被吐鲁番人占据，为了恢复明政权对哈密的控制，朝廷采纳了已任兵部尚书马文升的建议，封元人后裔陕巴为哈密新忠顺王。弘治六年（1493年），吐鲁番统治者阿黑麻劫走了陕巴和明朝廷授予的金印，引起明朝廷的密切关注，于是，马文升奉命挑选精兵，联合西北军一道日夜兼程奔袭哈密，终于迫使阿黑麻送回了陕巴，哈密重归明政权控制。

弘治年间是马文升仕途上较受朝廷器重的时期，孝宗皇帝知马文升之贤，继帝位后召见了他，拜为左都御史命掌院事。自此，马文升成为孝宗身边的重臣和近臣。

弘治二年（1489年），因马文升久历边事，熟知军务，被晋升为兵部尚书兼提督十二团营，此后，又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他忠心耿耿供事于朝，在辅佐朝政上颇有建树。主要有：

第一，整肃军旅。 鉴于正统以来明廷与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瓦剌、鞑靼等部落的冲突频繁，而明廷的军事力量逐渐削弱，马文升在兵部任上时，极力主张整肃军旅，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他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军中将校进行了严格的挑选，凡不合要求的，一律予以汰除。他冒着种种压力毅然罢黜了一批贪懦将校。马文升主持兵部十三年，不但在严明军纪、选用将士、组织操练、普及兵法和改良武器诸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屯田、马政、储备等方面多次上奏，献计献策，他自己还亲自制定了五花营八阵法教授给将士。

第二，辅君恤民。 马文升从他的亲身经历中领悟到，民心的得失是直接关系明廷统治能否巩固的首要因素，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系焉”，“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尝不以爱养斯民为首务也”。马文升还把节俭同爱民联系起来，多次上疏提出“爱民者必先于节用”，他提醒皇帝要“视民如己之子，节财如己之肉”，“存一分，国有一分之益。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他主张在漕运、赈济、赋税、徭役等方面减轻百姓的一些负担和痛苦，他在职权范围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心推行“爱民”的政治主张。

弘治初年，马文升综合当时社会各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向孝宗上《陈治道疏》，提出了“选贤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赃官；择人才以典刑狱；责成效以革奸弊；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核以示惩敬；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夷；节财用以苏民困；足兵戎以御外侮”等十五条时政主张。

第三，整顿吏治。 马文升针对当时吏治混乱，贪官污吏肆行无惮的腐败现象，极力主张通过整顿吏治以振作朝纲，他提出必须“申明律意”，即要重视《大明律》的作用，以法治国。他要求天下大小衙门并两京都属官吏，都必须备置《大明律》一部，“朝夕熟读，用心讲解，务晓其意”。并通过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遵照《大明律》的规定，对官吏进行考察，凡不称职者，谊降该罚，依律施行。

马文升整顿吏治的又一措施是裁汰冗官，选任贤能。弘治初年，他协助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恕考察五品以下官员，裁汰冗职两千余人。弘治十四年（1501 年），年近八旬的马文升被破例升为吏部尚书，不久，他即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二曰杜奔竞，三曰革滥进。三件事都获孝宗采纳。弘治十七年（1504年）八月，孝宗嘱托马文升对天下诸司百官“用心访察，以求择黜至当”。次年五月，孝宗死，马文升以承遗诏的名义毅然裁掉传奉官763人。表现了他整顿吏治的决心和魄力。

马文升八十四岁时去世，谥“端肃”。

马文升还是一位学识博深、著述颇丰的政论家和诗人，史籍载他“好学读书，春秋虽高，手不释卷，凡子史及性理诸书皆能熟记，为文尚理趣，诗亦典重，有《约斋集》及《奏议》《三事记》若干卷行于世”。

蔡元定

蔡元定（1135年12月17日—1198年9月11日）南宋理学家、乐律学家、术数家。字季通，学者称西山先生。建阳(今属福建)人。生于高宗绍兴五年，卒于宁宗庆元四年。少时从父学二程《语录》、邵雍《皇极经世书》、张载《正蒙》。及长，闻朱熹之名，往师之。朱熹叩其学，大惊，谓：“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 (《宋史·蔡元定传》) 宁宗庆元二年(1196)，因庆元党禁案，以布衣编管道州舂陵(今属湖南)，远近从学者日。后卒于贬所。嘉定三年 (1210)，赠迪功郎，谥文节。

史称：“先生(元定)从文公(朱熹)游最久，精识博闻，同辈皆不能及。”(《宋元学案》卷六二《西山蔡氏学案》)又云：“凡性与天道之妙，(朱熹)他弟子不得闻者，必以语季通焉。异篇奥传，微辞突义，多先令讨究而后亲折衷之。”(同上) 元定弟子翁易云： “晦庵 (朱熹) 疏释《四书》，因先生(元定)论辩有所啓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啓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如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据此足见元定在理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亦可见其学术造诣之深。

元定爲长于天文、地理、乐律、曆数、兵阵之说，其中乐律学方面的成就尤爲突出。朱熹尝谓：“古乐之亡久矣，吾友建阳蔡君元定季通著书两卷(按谓蔡著《律吕新书》)，凡若干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宋元学案》卷六二，《西山蔡氏学案》)。蔡氏的主要成就，在于在十二律之閒加了六个变律，提出了十八律乐律学规则。朱熹得益于蔡氏的一个极爲突出的方面，就是乐律与象数学。据全祖望称，蔡氏“律吕象数之学，盖得之其家庭之传”(同上)。而蔡氏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兼顾象数与义理。所著《皇极经世指要》一书，对邵雍学术进行了较爲全面、明晰的诠释概括，一如《律吕新书》，是其兼顾象数治学倾向的又一重要体现。著作另有《洪范解》、《大衍详说》、《燕乐》、《八阵图说》等。

厉鹗

厉鹗（1692年6月16日—1752年10月17日），字太鸿，号樊榭，清钱塘(今杭州)人。出身贫寒，性格孤傲冷峭，不大合群。初学作诗，就有佳句。博览群书，心有所得，就用之于诗，留下许多诗坛佳话。内阁学士李绂典试浙江，看了他的答卷后说：“此必诗人也!”录至京师。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举。侍郎汤右曾欣赏其诗文，欲荐于官，厉鹗卷起铺盖离都归居。乾隆元年(1736)，浙江总督程元章推荐他应试博学鸿词科，因考试时误写论在诗前而未被录取，而年岁已老。后为养家活口，又入京想求一官半职，到天津时，为旧友查为仁留于水西庄，一起撰写周密的《绝妙好词笺》。厉鹗为学“搜奇嗜博”，曾在扬州马白馆小玲珑山馆潜心研究宋人著作多年，又在诗话、说部、山经、地志中广引博征，撰成《宋诗纪事》100卷、《南宋院画录》8卷。又写《辽史拾遗》一书，系采录300多种书籍汇考而成，自比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还著有《秋林琴雅》、《东城杂记》、《湖船录》等书，都考据详博。为纪念其祖居慈溪，以四明山樊榭名其书斋，有《樊榭山房集》20卷。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尤其工于五言诗，法效陶、榭及王、孟、韦、柳，而自成一派。他的诗，与当时胡天游之文、全祖望之考证，同为后世所称道。他的词论，首推南宋周邦彦、姜夔等人，位居浙西词派重要词人之列。

范·达因

范·达因，原名威拉得·亨廷顿·莱特（1888年10月15日~1939年4月11日，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 ），欧美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创作了旨在规范推理小说写作的“范达因二十则”，对后世推理小说的创作影响颇大。

在1912到1914年间，他编辑纽约的文学杂志—《智者》（The Smart Set）。在1915年，他出版《尼采教了什么？》（What Nietzsche Taught），在该书里他详细描写了尼采的资讯，并对尼采所有的书籍进行评论。范·达因持续撰写评论与担任新闻工作者，直到1923年，性格乖张的他范·达因居然动用公款，去赞助与公司对敌的杂志刊物，最后终于被开除。之后，据称他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在约翰·朗利（John Loughery）的传记—《所谓的范·达因》（Alias S.S. Van Dine）里则认为范·达因其实是染上药瘾。至少两年的时间里，范·达因被他的医生要求在床上休养（据称为心脏病，但实际上也可能是因为他染上古柯碱）。为了消磨挫折感与漫长的时间，他阅读、收集并研究了超过两千部的侦探推理小说，并于192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推理小说《班森谋杀案》。在范·达因的推理小说著作里，前六部作品较受欢迎，其中《主教谋杀案》与《格林家谋杀案》得到相当高的评价。而后面的六部作品则销售惨淡。之后，影响美国推理小说的作家则换成艾勒里·奎因接手。

施特劳斯

大卫·施特劳斯(D.F.Strauss,1808-1874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以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生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杜宾根大学毕业后,至柏林专事研究黑格尔哲学。1832年在杜宾根神学院任助教,传播黑格尔学说。黑格尔在其宗教哲学中已指出《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一些故事只是神话。施特劳斯发挥了黑格尔的说教,认为耶稣不是神,而是历史上的人物。《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一些故事,只是早期基督教团体不自觉地将犹太民族早已有的关于 “弥赛亚” (即救世主)的种种迷信和预言,附会在耶稣身上而形成的神话。他认为,神话并不是事实,只是想象出来的一些表现与符号。它表现出一种心灵状态、内在经验与宗教情感,它只是整个人民在哲学经验和宗教情感影响下所产生的诗篇,它无意识地以具体形式表达出包含了这些经验与感情的真理。施特劳斯对《圣经》的批判的结果表明,《福音》书中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可以证明其历史真实性的东西,连耶稣基督本身的历史存在,也是有疑问的。施特劳斯在《旧的信仰与新的信仰》中指出,人们应当按照人本主义的哲学去生活,即把人性看成神,在人的历史中发现神的精神。因此,人世间不再是一个人的悲惨历程,而是着重于人世间的生活,希望通过人本主义把神与人结合起来,通过批判的方法实现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实现,就使人从基督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政治上,施特劳斯拥护君主立宪制度,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是《经过批判处理的耶稣生平》。

戴季陶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1949年2月11日），原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晚年又号孝园,以字行。原籍吴兴县,1891年1月6日生于四川广汉。早年读私塾。1902年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秋赴日本留学,入师范学校学习。1907年秋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学习。1909年夏毕业回国后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1910年到上海,任《中外日报》编辑,后任《天铎报》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文章抨击清政府,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当地革命报纸《光华报》编辑,继续宣传革命,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上海创办《民权报》,任主编,对袁世凯的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称袁世凯为“公敌”。1912年9月任孙中山秘书。1913年2月随孙中山访问日本;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暗杀后,随孙中山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随孙中山逃往日本,编辑《民国杂志》,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4月随孙中山返回上海。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创办《星期周刊》,任主编,研究劳工运动。同年11月在《建设》杂志上连载《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译文。期间曾参加过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很快便分道扬镳。1920年与张静江、陈果夫、蒋介石等在上海合股设立恒泰号,担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1921年退出。1922年奉孙中山之命入川,联络川系军阀。1923年2月回到上海。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及宣传部部长,成为国民党右翼理论宣传家。所撰《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曾受到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批判。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11月到北京出席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为此受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警告处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6月被委任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未到职;10月被委任为国立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兼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6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7月改称国立第一中山大学,仍任校长;9月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及宣传部长;10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11月至1948年6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建立了一套公务员考试制度。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12月兼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5月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1月发起“仁王护国法会”,大搞诵经救国,遭到舆论批评与讥讽。1941年11月被聘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指导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11月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6月任国史馆馆长;年底携带家眷赴广州。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去世。著有《戴季陶集》、《天仇文集》等。

黑塞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年7月2日～1962年8月9日），现代德语作家。1877年生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的卡尔夫市。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法籍瑞士人。父母和外祖父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并曾长期在印度传教。黑塞是在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东方精神的环境中长大的。少年时期,黑塞不堪忍受僵化的经院式教育,中途辍学,先后当过工厂学徒,书店店员。他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刻苦自学,并开始写作。1899年底发表一些作品.但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04年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的出版才一举成功。1912年黑塞定居瑞士。他发表了许多抗议暴力、战争和法西斯的言论,受到德国的攻击和德国官方的仇恨,他的著作部分为纳粹分子查禁,部分为战争毁掉,希特勒倒台以后,他在德国才得到了公正的评价。黑塞的言行赢得了年轻一代的追随,并得到罗曼·罗兰的友谊。1923年.黑塞放弃德国国籍.取得瑞士国籍。1946年9月,为表彰黑塞继承了歌德的伟大精神,他被授予“歌德奖金”,11月,“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并为崇高的人道主义和高尚风格提供了范例”,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1947年被聘为瑞士伯尔尼大学名誉校长。1950年获拉贝奖金。1955年获得德国图书和平奖。1962年8月8日去世。黑塞自认为他最具特色的作品是:诗歌选集版(苏黎世,1942);小说有《克努尔普》、《德米安》、《席特哈尔塔》、《荒原狼》、《纳齐斯和歌德蒙德》、《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回忆录》;政论集《战争与和平》。黑塞的小说大多以青年为描写对象,反映他们的生活、苦闷彷徨与探索。西方世界的社会危机、社会动乱、战争苦闷和个人命运的坎坷,引起他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对宗教虔诚的动摇,导致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他的思想受哲学家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和历史学家J·布克哈特的影响,但这些人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哲学对他的影响大,他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为了追求美好的人道世界,他迷信过印度的认命哲学,信奉过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一生崇拜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正视坎坷的人生,鼓励人们在彷徨和苦闷中治愈内心的创伤,勇敢地承受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堕落,努力追求美好的世界。黑塞被人称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他的作品是“浪漫派的田园绿洲”,他是当今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德语作家。

颜真卿

颜真卿(公元708—784年)唐书法家、文学家。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颜回之后，颜师古五世从孙。颜真卿少孤，由母亲殷氏训育，少好儒学，词翰绝纶。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进士及第，登甲科。唐代宗时，历官尚书右丞、刑部尚书等，进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唐德宗时，为卢杞所忌，迁太子太师。李希烈叛乱，卢杞又点名让德宗派他去劝谕。李希烈多方诱胁，颜真卿终不屈，后被缢杀。赠司徒，谥文忠。书法初学褚遂良，曾三次拜谒张旭，始得秘传 真草用笔之法：“用笔须如印印泥。”又云“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颜真卿“自此得攻书之妙”，成为一代大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刚异飞动，使古法为之一振，开创了“二王”以外的崭新风格，人称“颜体”。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苏子瞻(轼)云：‘子美(杜甫)之诗，退之(韩愈)之文，鲁公(颜真卿)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墨池编》云：“鲁公嗜书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碑刻遗迹，存者最多。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像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王羲之)、献(王献之)以来，未如有公者也。”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为学书者的楷模。《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吴兴集》十卷、《庐陵集》十卷、《临川集》十卷，北宋时已散佚。今传宋末留元刚所辑《颜鲁公集》十卷。令狐垣《颜真卿墓志铭》及殷亮《颜鲁公行》又载其编有《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碑刻有《多宝塔碑》、《李玄靖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争坐位帖》等。书迹有《自书告身》及《祭侄文稿》。新旧《唐书》均有《颜真卿传》，事迹又见令狐垣《颜真卿墓志铭》及殷亮《颜鲁公行状》、《唐国史补》等。

李圭

李圭（1842－1903年），字小池，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咸丰十年(1860)被太平军所掳,充“司笔札”,管粮食收发。同治初逃至上海,追忆太平军中生活,成《思痛记》二卷。后赴英人戈登军中办理文案。同治四年(1865),被宁波海关税务司、英人好博逊(H·E·Hobson)聘为文案。光绪二年(1876),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赴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100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来去环行地球一周,写成《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书中对美国邮政作了详尽的记述，并建议开办中国邮政。他的见解得到了李鸿章的赞许。1885年，在葛显礼主持下，李圭将英文的《香港邮政指南》译成汉语，同时又拟写了《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以下简称《条规》）。《条规》对十几种邮件的规格、特征、资费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书对明信片概念的认识。

韩菼

韩菼[tǎn]（1637年-1704年）清大臣、诗文家。清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状元。

长洲(今江苏苏州)是清代出状元最多的县。有清一代，开科112次，状元114人，有7人出自长洲。韩菼是长洲7位状元中的一员。

韩菼，字元少，别号慕庐，谥号文懿，故人称“韩文懿公”。韩家先世是凤阳(今属安徽)人，后迁于长洲，乃书香门第。韩菼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通过科举入仕，做过地方官或京官。母亲姓周，身世不详，盖也名门闺秀。韩菼好学上进，擅长诗词古文;他喜欢山水，常邀好友结伴出游，嗜酒豪饮。韩菼性倔强，不盲从，凡他不喜欢做的事，任谁劝说，决不心动。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韩菼考中顺天乡试，成为一名举人;翌年二月，韩菼参加礼部会试，夺得第一名会元。四月，参加殿试。殿试考时务策，韩菼在时务策策文中指斥“三藩”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应尽快撤销。殿试结束，读卷大臣把前10名的卷子送呈康熙皇帝圣裁。康熙皇帝正在筹划撤藩，铲除地方割据势力，韩菼的对策正中下怀，遂在卷首朱书“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

韩菼成为清代第14位状元。这年，他37岁。

中状元后，韩菼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不久，以修撰身份充任日讲起居注官，随从康熙皇帝出席各种重大活动，笔录于册，按年编次起居注。旋即，奉旨编著《太极图说》。3天后，康熙皇帝又令他作两首诗进呈，大加赞赏。翌日，又命他把平日的文稿全部进呈上来，对韩菼的学识更加赏识，在弘德殿召见，让他讲解《大学》，又命他主持编写《孝经衍义》。此书自顺治皇帝起开始编纂，迟迟未能完书，韩菼接管后，组织一批儒臣，通力合作，顺利完成。全书包括“凡例”、“目录”1卷，“经旨总要”2卷，“衍义”100卷。

康熙十四年八月，韩菼出任顺天乡试正考官。十五年，迁右春坊右赞善。十六年三月，转为左春坊左赞善。十月，康熙皇帝授予他侍讲官位，侍从皇上，讲解经史。十七年，再次出任顺天乡试正考官。

康熙十八年，韩菼乞假回家，改葬父母。他在家住了整整5年。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韩菼回京，仍做侍讲官。不久，转为侍读。二十四年二月，康熙皇帝考试翰林院官员，韩菼的好友、昆山(今属江苏)人徐乾学名列第一，韩菼名列第二。徐乾学入值南书房，韩菼升为韩林院侍讲学士。1个月后，擢为内阁学士。内阁学士位次内阁大学士，掌传达诏命及章奏，例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是朝中颇有权势的大臣。

至此，韩菼入仕仅仅14年，若扣除在家居住的5年，仕途生涯仅9年。他是当时青云直上的官员之一。

一些官员开始妒嫉韩菼，竟动员他早点儿致仕，即退休回家，甚至威胁他尽快离去。韩菼道：“这正是我的心意。”康熙二十六年，他便托病辞归乡里。

韩菼在家一住又是8年，潜心研究学问，从《六经》到汉儒的笺注，唐儒的义疏，宋儒的章句，无不悉心钻研;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是他极推崇的;唐诗、宋词，他也反复吟诵。他还时常以诗歌古文教导乡里后进。闲暇时，便与三二个友人徜徉于泉石间。

韩菼回乡第3年，徐乾学也回到昆山。

徐乾学是康熙九年第一甲第3名进士，即所谓“探花”。他的二弟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第一甲第3名进士，与韩菼同榜，也是一名探花。他的三弟徐元文，则在顺治十六年(1659)荣膺状元桂冠。“昆山三徐”名震天下。“三徐”步入仕途后，恃权纳贿，他们的子侄依仗父祖权势横行乡里。一些官员上疏弹劾，徐乾学辞归乡里。不久，朝廷追查“三徐”和他们子弟的不法行为，予以严惩。“三徐”的好友怕受牵连，疏远、躲避“三徐”，甚或攻击，以洗刷自己。

韩菼推重“三徐”的才学，不满“三徐”的恃权纳贿等不法行为。但在“三徐”遭到攻击、指斥的时候，他没有像“三徐”的其他朋友那样，疏远、躲避，甚或攻击，仍像从前一样与“三徐”往来，替他们辩解一些不应有的罪名。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皇上又下诏召韩菼回京，命他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官。两个月后，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八年，调任吏部右侍郎。三十九年，擢为礼部尚书。康熙皇帝极赏识韩菼的才学和人品，诏谕大臣说：“韩菼乃天下才，风度好，奏对也合朕意。”又下诏道：“韩菼学问优异，文章古雅，旷古少见。”“韩菼所撰文章，能道出朕心中事。”四十一年十二月，康熙皇帝特赐韩菼“笃志经学，润色鸿业”匾额。

康熙皇帝有心让韩菼出任内阁大学士，一次变故却讨厌起他来。

康熙四十年三月，安徽巡抚高永爵奏劾布政使张四教加派火耗、挪用库银计30万两。康熙皇帝命两江总督阿山调查此事。阿山奏称这笔银两系康熙三十八年皇上南巡时的花销。康熙皇帝览奏大怒，下诏说：“朕3次南巡，所过地方，蠲免钱粮，开仓济贫。朕的一切开销，都是在京城就准备好的，未动用地方一丝一毫。”命将张四教、阿山交部查处。正在这时，漕运总督桑额鞫讯张四教，张四教招供。阿山与张四教为姻亲，故包庇张四教。康熙皇帝让各部大臣聚议，怎样惩处阿山。最高监察官左都御史说：“依律当诛。”韩菼不同意处死阿山，为他辩解了几句。那些忌恨韩菼的人便乘机诽谤，说韩菼偏袒阿山。康熙皇帝龙颜大怒，韩菼从此失宠。

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韩菼上疏，称身体有病，乞请致仕。康熙皇帝未准，诏令：“韩菼因擅长诗文而屡被擢用，至礼部尚书。从前掌翰林院事时，对庶吉士不勤加教习，每天带着他们喝酒，致使庶吉士都怠于学习。各部大臣商讨国事时，韩菼也不直言，只随声附和几句，他的行为远不如他的才学。他如今知罪了，托病求罢，不合臣子之义。命他仍留任礼部尚书，戴罪立功!”四十三年四月，韩菼再次上疏乞求辞官，康熙皇帝还是不准。这年八月，韩菼病死在礼部尚书任上，享年68岁。

第二年，韩菼移葬故乡。子女请他的好友朱彝尊题写墓碑。另一个好友方苞为他撰写墓表，道：

公之生也，众以为贤，而自视乃缺然。公之殁也，人为之悲，而乐之其如归。更千秋而万岁，孰能察公之时义，而识其心之精微。

韩菼死后48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乾隆皇帝诏谕内阁：“故礼部尚书韩菼生平博学多识，精通经术，他所撰写的文章清新文雅，开一代风气，足为学林楷模。从前没有请谥，今加恩追谥，以示褒荣。”赐谥号曰“文懿”。

诺瑟普

所罗门·诺瑟普（Solomon Northup，1807年或1808年7月10日出生）是一位美国废奴主义者，也是回忆录《为奴十二年》的作者。他是纽约出生的非裔美国人。诺瑟普是一位农民和专业小提琴家，曾是纽约华盛顿县的地主。1841年，他获得了一名旅行音乐家的工作，并前往华盛顿特区（当时奴隶制是合法的）；在那里，他被下药、绑架并被卖为奴隶。他被运到新奥尔良，被一个种植园主买下，并在路易斯安那州红河地区做了12年的奴隶,主要在AvoyellesParish。他一直是奴隶，直到遇到了在他的种植园工作的加拿大人塞缪尔·巴斯（SamuelBass），他帮助向纽约宣传，纽约州法律为释放被绑架并被卖为奴隶的纽约公民提供援助。1853年1月3日，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纽约州长华盛顿亨特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

华盛顿特区的奴隶贩子詹姆斯·H·伯奇（JamesH.Birch）被捕并受审，但由于当时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禁止诺瑟普作为黑人作证反对白人，因此被判无罪。后来，在纽约州，他的北部绑架者被找到并被起诉，但由于管辖权的挑战，此案在法庭上被捆绑了两年，最终在华盛顿特区被发现拥有管辖权时被撤销。华盛顿特区政府没有追究此案。那些绑架和奴役诺瑟普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在获得自由的第一年，诺瑟普撰写并出版了回忆录《为奴十二年》（1853年）。他代表废奴运动发表演讲，在整个东北地区发表了两打以上关于他的经历的演讲，以建立反对奴隶制的势头。1857年之后，他基本上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尽管后来有一封信称他在1863年初还活着。一些评论家认为他又被绑架了，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他会被认为太老而不能带来好价钱。他的死亡细节从未被记录在案。

诺瑟普的回忆录被改编为1984年的电视电影《所罗门·诺瑟普的奥德赛》和2013年的故事片《为奴十二年》。后者在第8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三项奥斯卡奖。

法捷耶夫

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1901年12月24日一1956年5月13日），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加里宁州基姆雷市。父亲是农民,母亲和后来的继父是医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8年全家迁居远东地区,他的童少年时代是在南乌苏里边区苏昌溪谷度过的。1912～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开始接近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党的地下革命活动。 1918年9月入党。 1919～1921年参加远东游击队,同日本干涉军和高尔察克白匪作战。1920年游击队改编为红军时被提升为旅政委。1921年2月,以远东地区代表的身份出席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受重伤,于同年9月复员,进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年起,先后在库班、罗斯托夫和莫斯科等地做党的工作。1921年开始创作,写了中篇小说《泛滥》(1923)和短篇小说《逆流》(1924,后更名《阿姆贡团的诞生》)。这些作品都以远东地区的革命和内战为题材,突出表现了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虽然不太成熟,但为日后创作奠定了基础。1927年发表描写国内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毁灭》,“提供了国内战争的广阔的、真实的画面”(高尔基)。同年被调到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工作。 30年代写作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1930～1937)、短篇小说《地震》(1934)和《贫与富》(1936)等。《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原计划为6卷,反映远东地区的落后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中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已完成的4卷勾画出革命初期滨海地区广阔的生活画面,塑造了工人出身的共产党领导人彼得·苏尔柯夫的形象。《地震》和《贫与富》描绘了30年代远东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还写了回忆性特写《与拉佐的会见》(1937),《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1938),再现了传奇式英雄拉佐和军事统帅伏龙芝的动人形象。卫国战争时期任《真理报》战地记者。1944年出版的《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日记摘抄)》,描述了列宁格勒人民为保卫祖国与希特勒法西斯进行的顽强斗争。1943～1945年创作著名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7～1951年又做了较大修改,使之更臻完善。法捷耶夫一生写过不少文学论文,后收入文学论文集《三十年间》(1957)。1926～1932年曾是“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1934年任苏联作协筹委会副主席,作协成立后任主席团委员;1939～1944年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1954～1956年任苏联作协书记。两次获列宁勋章。1949年曾率领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刘永济

刘永济（1887.12.25～1966.10.02），古典文学研究家,教授。别名刘弘度。湖南省新宁县人。早年在长沙明德中学、吴淞复旦公学和天津高等工业学校读书。1911年入清华大学。武昌起义后,弃学南下至琼崖,动员其兄刘滇生率众反正。事成后,回到长沙投考留学生未取,在家养病三年余,发奋读书,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17年秋至1927年冬,在明德中学教书。1928年,由友人推荐到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沈阳,东北大学学生组织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刘永济填《满江红》词一首,作为该军军歌,1932年至1937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38年秋任浙江大学教授。1938年至1940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0年至1949年任武汉大学教授、文学院长、代理教务长、代理校长。1949年至1966年继任武汉大学教授。先后在武汉大学任教授三十多年,从事教学、指导研究生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曾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武汉分会理事、《文学评论》编委。主要作品有:《文心雕龙校释》(1962年,中华书局)、《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音注详解屈赋定本》(附屈赋释词)、《我研究屈赋及其作品的总结》(后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新唐人绝句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宋代歌舞剧曲录要》(1957年,古籍出版社)、《文学论》(1924年,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微睇室说词》(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国风乐府选》、《诵帚盦词集》、《云巢诗集》、《词论》、《古戏词存》、《元明清三朝曲的发展概况略述》、《唐乐府诗纲要》(附作品选)、《诵帚盦词论》、《五代两宋词注释》、《元人散曲选论》、《默识录》(读书笔记三本)等四十余种。刘永济对屈赋和《文心雕龙》的研究有显著的成就。

陈夔龙

陈夔[kuí]龙（1857年—1948年），清朝直隶总督。字筱石。号庸庵。贵筑县(今贵阳)人。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光绪十二年，中进士，以主事用。光绪二十年，在李鸿章手下办理外交电文翻译，得到重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发生，持反对态度，参与杀害“六君子”。光绪二十六年，出任顺天府府尹。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办理慈禧“承德山庄”避难事宜，参与签订《辛丑条约》。次年奉旨署理漕运总督，兼任淮安副监督，征收运河南北商税。为报恩慈禧太后，捐银重修被庚子事变毁坏的北京正阳门城楼。光绪二十九年，调任河南巡抚、江苏巡抚。不久升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发生，参与镇压滦州新军起义，杀害革命党人。后迁居上海德国租界，支持恢复帝制。在上海组织“逸社”，与遗老重臣相聚，游山玩水，看戏饮酒，吟诗作赋。收集、刊印已散失的贵州杨龙友的诗文画集《山水移》、《洵美堂诗钞》，郑珍的《巢经巢诗集》，周起渭的《桐野诗集》等。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松寿堂诗钞》、《花近楼诗存》、《鸣原集》、《梦焦亭杂记》、《庸庵尚书奏议》、《吴楚连江诗钞》、《丙子北游吟草》、《江皖道中杂吟》、《把芬庐存稿》等。

叶紫

叶紫(1910年10月14日-1939)，现代作家。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学名余藩，笔名有阿芷、杨镜清、陈芳等。湖南益阳人。1922年到长沙上中学。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在其叔叔余璜的引导下，其父亲和两个姐姐都参加了革命，他也转入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学习。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其父与二姐被害。他从此流浪于长沙和长江中下游各地，寻找复仇的道路，最后到上海，尝试过各种职业，也从事过 一些实际革命活动。1932年，在章衣萍所办的 一所函授学校任教，并开始从事创作。这一年，他结识了陈企霞等，一起组织了无名文艺社。1933年2月，他们创办了《无名文艺》旬刊，由他任主编。同年，无名文艺社与钟望阳、周钢鸣等组织的海燕文艺社合并，出版《无名文艺》月刊，其代表作《丰收》即发表于该刊创刊号上，在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 一年，他还写了另外两个著名短篇小说《火》与《电网外》(发表时题名《王伯伯》)，与《丰收》合称“农村三部曲”。1934年，他担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助理编辑。这一年，他开始与鲁迅交往，常得到鲁迅的帮助。他将所写的短篇小说编为《丰收》集，由鲁迅作序，并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鲁迅在序中说，他的作品得到了世界的读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因环境险恶，加上贫病交加，携家回到湖南益阳。一度与张天翼等在长沙办《大众报》，不久，回益阳养病。当时，他的生活十分困难，靠朋友们的资助才得以勉强生存，终因病情恶化逝世。其作品大都是以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为背景，描写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真实图景。他的作品以题材的重要、主题的深刻、描写的真实而引起读者的重视。总计有短篇小说16篇，《丰收》和《山村一夜》两集，各收6篇。解放后，又发现了4篇，即《刀手费》、《毕业论文》、《广告》与《懒捐》。中篇小说除了力作《星》，还有《菱》的残稿。当时本拟出版的《叶紫散文集》，因抗战爆发未能印成。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陈企霞曾见过部分手稿，这些手稿下落不明。开国后，先后出版了《叶紫创作集》和《叶紫选集》。1983年出版了两卷本《叶紫文集》。

惠施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战国时代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政治家,“名家”两个基本流派之一的代表人物。又称 “惠子” 。宋国人。宋是西周初年由商代遗民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始封国君为暴君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开。宋是个小国，国力不强。不过，宋也曾出过一批杰出的人物，如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庄子，就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惠施也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不仅在官场上仕至丞相，且是个大学者。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文献典籍虽浩如烟海，但对惠施的记载却仅仅是片言只语，他的生年、早年的经历，皆无从得知。

文献上记载惠施的仕宦生涯，是从他出任魏相开始的。

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当春秋五霸一个个演完自己那一场而卸妆下台后，魏国悄然崛起。战国初年，魏国称雄天下，特别是魏惠王即位后，魏国国力达到鼎盛。惠王俨然一代霸主。惠施就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被魏惠王拜为国相的。

谁知，惠施出任国相不久，魏国便连遭挫折，由盛而衰。对魏国的打击主要来自东方的齐国。当时，君临齐国的是齐威王，这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齐国国力日盛，与魏争霸天下。魏国接连受挫，一败于桂陵之战，再败于马陵之战，国力大为削弱。惠王不甘心失败，矢志复仇，与齐决一死战。惠施是个务实的人，知道魏决不是强齐的对手，再与齐国抗衡下去，魏国的损失更大，故谏言惠王折节朝齐，结好齐国。在惠施的劝说下，惠王冷静下来，明了了魏国的处境，遂带着韩国等国的国君去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朝见齐威王，惠施随同惠王前往。在徐州之会上，魏惠王、齐威王互相承认为王。惠王称王已10余载了，故徐州之会实则魏国承认齐国为王。魏国的霸业宣告结束。

惠施这步棋非但是从魏国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且把众矢之的转嫁在齐国身上。齐、魏相王，齐国称雄，惹怒了楚、赵，楚、赵放过魏，矛头对向齐国。

惠施相魏多年，为魏国的存亡立下汗马之功，深得惠王亲信，惠王曾一度欲禅位于他。二人关系，实不寻常。

然而，到周显王四十七年(前322)，惠施的相位却被惠王褫夺了。惠王此举，是上了张仪的当。张仪是魏国王室的远房子弟，善口说，多计谋，游说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相国。秦积极向东方扩张，韩、赵、魏等国策划联手抗秦。为了破坏东方诸侯的联合，张仪让秦惠文王借故免去他的相位，装作愤愤不平的样子出奔魏国。魏惠王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迷惑，遂罢免了惠施，任用张仪为相，惠施狼狈出逃。楚怀王闻讯，派人把惠施接去楚国。不久，张仪要魏国充当事秦带头羊的阴谋败露，被驱逐，惠施又回到了魏国。但在政治上却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惠施非但是位政治家，官至国相;更是个大学问家。尽管他仕宦显贵，然最受后人推重的，却是他的学说。

惠施乃名家巨擘。名家着重于探讨“名”与“实”的关系，即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的关系，他们注重在事物的名词、概念和逻辑分析上下功夫。名家虽不如儒、法、道、墨兴盛，但在战国诸子百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名家代表人物，一为惠施，一为赵国人公孙龙。诸名家人物的思想学说同中有异，惠施是个典型的相对主义者，他抹煞事物的差别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无论是时间的早晚，还是距离上的远近，都是相对而言的。譬如，他说：“今日适越而昔来。”就是说，今天动身到越国去，昨天便已经到达了。“今日”，是指出发时;到达越国的时候，则出发之“今日”便成为昔时了。他的相对主义最终陷于诡辩论。

惠施博学，他的图书能装满5大车。他很得喜欢辩论的人的喜爱，那些号为“辩者”的都喜欢与他辩论，辩论的问题大都稀奇古怪，什么鸡蛋中有毛了，鸡有三只脚了，狗可以是羊了，火不是热的了，等等。惠施与人辩论起来，扯东道西，天南地北，说个没完没了，还总嫌说得太少，没有讲足。

《汉书·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早已失传。他的思想观点散见于《庄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中。

道家思想集大成的人物庄子是惠施好友。庄子崇尚自然，视功名如粪土，这与惠施是大相异趣的。相传，惠施在魏国为相时，庄子去看他，有人对惠施说：“庄子这次来，是觊觎您的相位。”惠施害怕了，在都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想捉拿庄子。庄子去见他，道：“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雏，你知道吗？鹓雏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为止。不是梧桐树它不栖息，不是练实它不食，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喝。这时鹞鹰得到一只腐烂的田鼠，见鹓雏从空中飞过，鹞鹰抬起头来望着鹓雏叫道：‘吓!’现在你也想拿魏国来吓唬我吗？”这事颇具寓言性，但也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庄子鄙夷功名，而惠施却很热衷。

尽管两人思想倾向相异，但却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常在一起论辩问难，庄子若干著名的论断是在与惠施问答时提出的。如，一次，庄子和惠施在濠水(在今安徽南部)的桥上游玩。庄子望着水中的鲦鱼(亦名“白鲦”)说：“鲦鱼从容自在地游水，这是鱼儿的快乐啊。”“你不是鱼，怎知鱼之乐？”惠施质问道。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诚然不知道你;你本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了。”庄子说：“请让我从根本上说起。你说‘你怎知道鱼之乐’的时候，是已知我知道鱼之乐后问我的。我是在濠水桥上才知道鱼的快乐的。”

惠施先庄子而死，一天，庄子为亲朋送葬，路过惠施的墓，回过头来对身后的人说：“郢(今湖北江陵)人在他的鼻端上抹一点白粉，像蝇子的翅膀那么大小，让石匠用斧头把白粉砍掉。石匠挥起斧头，漫不经心地砍去，白粉被砍掉而鼻子完好无损，郢人站在那里脸不变色心不跳。宋元君听说，把石匠找来，说：‘请您试着为寡人表演一次。’匠人道：‘我曾经能够砍掉鼻端白粉，虽然如此，但我的施技之人已经死去很久了!’自从惠先生死去后，我再也没有施技之人了!再也没有可以与之谈话的人了!

拿破仑·希尔

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1883.10.26—1969年），1883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贫穷困苦的家庭，18岁那年，一边上大学，一边为一家杂志社工作的希尔，得到了卡内基的欣赏，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一份对美国的成功人士进行访问和研究的工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深入研究名人的成功之路，拯救更多的穷人和失败者，激发他们奋斗的潜力为他也在欧美各国举行“拿破仑·希尔如是说”的巡回演讲，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认为，这些演讲足以给人们提供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拿破仑·希尔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成功学的范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威尔逊总统用他的励志秘诀训练和鼓舞士兵，筹募军费。这使拿破仑·希尔的名字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有了联系。

1929年经济大崩溃袭击美国后，美国人民陷入到对恢复昔日繁荣的深深绝望之中。1933 年，罗斯福总统把拿破仑·希尔请进白宫，帮助他主持著名的“炉边谈话”节目，唤醒美国人民沉睡已久的信心与活力。拿破仑·希尔把他的思想、他的激情、他的声音注入到每一个美国人的心灵深处。

他为罗斯福总统组建了那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智囊团，为对付希特勒发动的那场战争提前做好了物质、精神和智慧上的准备。拿破仑·希尔的不领一分薪水的无私奉献，赢得了白宫官员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尊敬。

但他随后就陷入到离婚、孤独、贫困的麻烦之中。到他再度振作起来、创造人生的第二次辉煌时，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

拿破仑·希尔出生在阿巴拉契亚山中，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他的后母给了他爱心和成长的勇气。在20岁时，见到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卡内基交给年轻的拿破仑·希尔一 项他想完成、却已力不从心的任务——采访、研究众多成功人 士，总结他们的成功规律，给他人和后来的人以永恒的精神指导。但是，卡内基不提供一分钱费用，这项工作也可能要耗尽拿破仑·希尔一生的精力。

拿破仑·希尔接受了这项挑战。在卡内基的帮助下，拿破仑·希尔采访了500多位成功人士，包括爱迪生、贝尔、亨利·福特、塔夫特、威尔逊总统、罗斯福总统等世界级大师，拿破仑·希尔还成为他们的朋友和助手。在研究和思考他们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凭着个人坚忍不拔的毅力，拿破仑·希尔终于 找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真谛——如何才能成功。这花费了他整整20年时间。爱迪生这样评价拿破仑·希尔的工作： “我感谢您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完成‘成功学’…。这是一个很健全的哲学，追随您学习的人，将会得到很大的益处。”另一位闻名遐迩的人际学大师卡耐基说：“我一生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帮助拿破仑·希尔完成他的‘成功学’。这比我的财富更重要。他的成功学，是一个‘经济的哲学’。”

当他去世时。成功学已传遍美国，并影响到五大洲，人们 不分国界、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学历、不分贫富，都在读他的书，都在从他的书中汲取 信心和力量的养分。克莱门特·斯通用他的秘诀鼓舞员工，在最短的时间里建成美国当时效益最好的保险公司。西方商界最畅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中最鼓舞人心的思想，就来自拿破仑·希尔的十七项成功原则。受到他的影响，重新站起来，从一贫如洗成为百万富翁，从穷困潦倒走向社会名流， 这样的人则不计其数了。

后来的人们为了纪念成功学的先驱者，把卡耐基推为成功学的第一代宗师，拿破仑·希尔为第二代宗师，是他把成功学创建成完整体系，并发扬光大的。

赵尔巽

赵尔巽（1844年5月23日—1927年9月3日），字公镶，号次珊，又名次山，又号旡补，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奉天铁岭人（今铁岭市），祖籍山东蓬莱。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在奉天（今辽宁）成立保安会，阻止革命。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旋辞职。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袁世凯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

赵尔巽,隶汉军正蓝旗籍,是清季十年中重要的旗籍督抚之一。赵尔巽祖籍奉天铁岭,其先祖应为较早被编入八旗的辽东汉人,其十世先祖随清军入关,此后赵氏家族就世居北京,累世为官。赵尔巽生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1844年7月8日),卒于1927年9月3日,终年84岁。同治六年(1867年),赵尔巽由监生中式,为顺天乡试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年)散馆授职编修,后历任国史馆协修官、湖北乡试副考官、福建道监察御史、镶白旗官学管学官、广东道监察御史等清要职位。光绪十一年,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当年十二月奉旨补授贵州贵阳府遗缺知府。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出任贵州石阡府知府。光绪十四年,题补为贵阳府知府。十九年题升为贵东道。光绪二十年,擢为安徽按察使。后任陕西按察使,升任新疆布政使。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丁母忧。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迫退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于1914年成立了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1914年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成立清史馆。馆址即设于北平东华门内，延聘汉军正蓝旗人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馆长。赵尔巽起初不愿就任，袁世凯劝以修清史乃歌颂大清功德之事，正遗老所当效力之处，赵尔巽乃出任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时，已是古稀之龄。他一直主持编纂《清史》，网罗了一大批学者。依历代正史体例，分纪、传、表、志四类编撰，各类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志”中的邦交、交通，“表”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传”中的畴人、藩部等。1927年赵因病去世，由柯劭忞总纂完成初稿，以《清史稿》命名出版，全书五百二十九卷，为历代正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

王充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出身“细族孤门”。少时家贫好学，常去书铺借阅。后到京师洛阳，受业于太学，师事著名文史学家班彪。好博览群书，而“不守章句”，常游洛阳书摊，过目即能成诵，勤于思考，不盲从传注旧说，“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学识渊博。回归故里后，授徒讲学。早年曾做过几任州、县的官吏(功曹、治中)，多属幕僚性质，终因家世寒微，与权贵不合，辞官归家，于户牖墙壁各置刀笔，闭门不出，潜心著书。后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汉章帝，荐其才学过人，誉其为“虽前世孟轲、孙卿，近人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章帝特下诏征召他入京为官，王充适逢患病，未能成行。一直过着“贫无供养，志不娱快”的潦倒生活。汉和帝永元年间，病逝于家中。

王充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著书立说，曾作有“讥俗之书”、“政务之书”、“论衡之书”、“养性之书”(见《论衡·自纪篇》)，但只有《论衡》流传至今。《论衡》30卷、85篇(今缺《招致》一篇)，是他历时30年完成的。该书首先破除了对天神的迷信。他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天的自然存在，否定了天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破除了当时的谶讳神学和各种荒诞虚妄的迷信观点。同时，他也否定了圣人“神而先知”、“圣贤所言皆无非”的错误观点。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由“气”形成，“气”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他反对谶讳神学，以烛火喻形神，“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他否认“人之生而知之”，认为人要获取知识，必须用人的感觉器官同外界事物接触，通过耳闻、目见、口问才能获得，“知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在文论上，他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要起到“匡济薄俗”、“劝善惩恶”的作用，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批判贵古贱今的错误文学观点，这对后世很有影响。王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其思想有很大局限性，在其论述天命时，认为“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这未免陷入宿命论的泥坑。

李诫

李诫（1035年—1110年）北宋建筑艺术家。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出身官僚世家。曾祖惟寅，官至尚书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父惇裕，任祠部员外郎，赠司徒。父南公官至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李诫祖父在祠部掌管庙祭、祠祀，使他有较多机会接触庙宇宫殿。后随父先后到西安、成都、洛阳、郑州等名城，从小受到古代建筑艺术的良好熏陶。他于元丰八年(1085)恩补郊社斋郎，不久调曹州济阴县尉。元祐七年(1092)以奉承郎为将作监主簿，开始了管理建筑工程的生涯。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元符(1098—1100)年间因建成五王邸之功，擢宣义郎。崇宁元年(1102)又以宣德郎任将作少监，又因建辟雍之功，升任将作监，主持国家的建筑工程工作。他第二次在将作监工作期间，屡因设计管理之功受到封赏。他主持设计和修建的大工程就有五王邸、辟雍、尚书省官衙、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十一项之多;因工程精良受到的封赏有迁奉议郎、升承议郎、迁朝奉郎并赐五品服、擢朝奉大夫、提升为朝散大夫、擢右朝议大夫、并赐三品服、升中散大夫，因建筑设计与工程管理上的功绩，在将作监连升十六个等级，最后升任这个部门最高长官——将作监。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 )，开始组织编修建筑技术的规范，元祐六年(1091)编成《元祐法式》，但因该书“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故于绍圣四年(1097)令李诫重新编写《营造法式》。他用了六年时间，于元符三年(1100)撰成《营造法式》，崇宁三年(1103)颁行全国。该书共36卷，357篇，3555条。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建筑技术、形成规范，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建筑技术进步，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除了充分运用自身的经验、知识、技术，还“考阅旧章”，“考究经史群书，潜心研究总结古人的成果”。他研究了《周礼》、《考工记》、《墨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唐六典》、《鲁灵光殿赋》、《景福殿赋》、《韩非子》、《管子》、《淮南子》等多种古籍;然而他并不迷信古人，将古人记载“并勒匠人逐一讲说”，“稽参众智”，集思广益，总揽古今。因此，才写出这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光辉著作。李诫还有一部《新集木书》，已佚。李诫“博学多艺能”，他是个书法家，“工篆草隶，皆入能品”。他的小篆《重修朱雀门记》，深得皇帝赏识，颁诏刻于朱雀门下。他又是个画家，“善画，得古人笔法，上闻之，遣中人谕旨，以《五马图》进，睿鉴称善。”他是个史学家，研究《周礼》、《尚书》、《左传》等，著《续同姓名录》二卷，《续山海经》十卷。他还是个音乐家，他钻研音乐，有《琵琶录》三卷。是个一专多能的奇才。(引文出自《营造法式·序言》《李诫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