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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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坤
毛坤（1890～1960），字良坤,号体六,又自号铁炉。四川宜宾人。1927年毕业于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校刊总编辑、教务长,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等职。1940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专科时,兼任主任,并讲授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档案编目法等课程。1947年受聘于四川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当选为该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在档案学方面的著述有《档案序言》、《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档案经营法》等。
民国11年，毛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民国13年入北大哲学系。三年级时转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专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后得校长沈祖荣允许，带薪复学于北大哲学系。民国20年秋毕业，仍回文华图专，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务长兼教授。抗日战争期中该校迁重庆，毛随之返川。毛此时在文华图专主持开设了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科。民国33年，休假回乡，与同窗在白花镇筹办了宜东初级中学并担任教职。次年假满，返原校执教。民国36年，文华图专迁回武昌，毛因病未能随往，受聘于四川大学，作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至1960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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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昱
盛昱（1850—1899），字伯熙，亦作伯希、伯羲、伯兮，一字伯蕴，号韵莳，所居意园为其祖协办大学士敬徵旧邸，故世亦称“盛意园”。姓爱新觉罗氏。满族。满洲镶白旗。清宗室，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母博尔济吉特·那逊兰保，有诗名，有《芸香馆遗诗》二卷。少慧，以博识能诗显名。光绪三年(1877)进士(一说二年，误)，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益奋于学，讨测经史及中外舆地，尤详于本朝掌故沿革。历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翰林院侍讲、文渊馆校理、国史馆协修等，累迁至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敢言事，数劾大臣，与张之洞、张佩纶等一时被目为清流。十年，授国子监祭酒，乃探求教士之法，大治学舍，奖勤励学，士习为之一变。十四年，典试山东。次年引疾归。居家考订古籍，品赏书画，并耽医理。甲午之役，欲复出，有所赞划，受阻。益郁郁寡欢，由是寄情山水。平生崇尚风雅，所交多一时文章魁杰，又喜奖掖后进，张謇、杨锐贡太学时皆出其门。与王懿荣交最密，同以精鉴赏名于时。又与缪荃孙、沈曾植探掌故，时号“谈故三友”。诗与宝廷齐名。每有撄心时艰，自伤失意之作，亦多归心园林，放情山水之诗。杨钟羲称其五古“奇伟警拔，雅似姜白石纪游诗，沉郁处亦复近杜”，近体“浏亮隽逸，倜然不群”，词则“雄放似辛稼轩”(《意园事略》)。陈琰亦谓“近体意味有极隽永者”(《艺苑丛话》)。陈衍则以为其诗“兴趣不及偶斋(宝廷)，书卷时复过之”(《近代诗钞》)。有《郁华阁遗集》四卷，凡诗三卷，词一卷(词亦名《白山介词》)。《意园文略》二卷，又撰《蒙古世系谱》。辑有《郁华阁金文》、《雪屐寻碑录》等。与表弟杨钟羲合辑《八旗文经》五六卷，附《作者考》三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四四，杨钟羲《意园事略》(《续碑传集》卷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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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夫斯
罗伯特·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Ranke Graves，1895年7月24日-1985年12月7日），1895 年 7月 24日，罗伯特-格雷夫斯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温布尔登。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佩瑟瓦尔-格雷夫斯是一位盖尔语学者和爱尔兰小诗人。母亲阿玛莉-冯-兰克-格雷夫斯是现代历史研究奠基人之一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亲戚。罗伯特是十个孩子中的一个，母亲的清教徒信仰和父亲对凯尔特诗歌和神话的热爱对他影响很大。年轻时，他对拳击和登山的兴趣超过了学习，尽管后来诗歌支撑他度过了动荡的青春期。
1913 年，格雷夫斯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继续深造。1914 年8月，他应征入伍，成为皇家威尔士燧发枪手团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参加了卢斯战役，并于 1916 年在索姆河攻势中受伤。在疗养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Over the Brazier》（诗歌书店）。到 1917年，尽管仍在服役，格雷夫斯已出版了三部诗集。1918 年，他在战壕中度过了一年，再次身负重伤。
受到战争创伤的他前往牛津，在圣约翰学院任职。格雷夫斯早期的诗集与同时代的诗人一样，描写自然美景和田园乐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1917 年和 1918 年，分别由伦敦海涅曼出版社和纽约 Alfred A. Knopf 出版社出版的《Over the Brazier》和《Fairies and Fusiliers》为格雷夫斯赢得了杰出战争诗人的声誉。1926 年，格雷夫斯结识了美国诗人和理论家劳拉-里丁，此后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道格拉斯-戴曾写道：“劳拉-里丁的影响很可能是（格雷夫斯）诗歌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她说服他抑制自己的离题和漫无边际的哲思，转而专注于写个人主题的简洁、讽刺诗”。
1929 年，格拉夫斯出版了自传《再见这一切》，宣布了他对战争经历残余恐怖的心理调适。此后不久，他与里丁一起前往马略卡岛。在那里，格雷夫斯除了完成了多部诗集外，还撰写了多部评论集，其中一些是与里丁合作完成的。1928 年，夫妇俩共同创办了 Seizin 出版社，1935 年创办了半年刊杂志《Epilogue》。在此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认为诗歌对诗人和读者都有精神上的陶冶作用。尽管格雷夫斯声称他写小说只是为了赚钱，但正是通过这些小说，他在 1934 年出版了历史小说《我，克劳狄斯》及其续集《神的克劳狄斯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从而获得了重要作家的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广播公司将这两部小说改编成风靡全球的电视连续剧。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格雷夫斯和里丁逃离马略卡岛，最终定居美国。1939 年，瑞丁离开格拉夫斯，投奔作家斯凯勒-杰克逊（Schuyler Jackson）。20 世纪 40 年代，在与里丁分手后，格雷夫斯创作了他个人的白色女神神话。受 19 世纪晚期母系社会和女神崇拜研究的启发，这个神话贯穿了他后来的所有作品。
二战结束后，格雷夫斯回到马略卡岛，继续写作。到 20 世纪 50 年代，格雷夫斯作为诗人、小说家、文学家和翻译家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62 年，奥登（W. H. Auden）甚至断言格雷夫斯是英国 “最伟大的在世诗人”。1968 年，他获得英国女王诗歌金奖。他一生出版了一百四十多部作品，包括五十五部诗集（他在创作生涯中反复修订了《诗集》）、十五部小说、十部翻译作品以及四十多部非虚构、自传和文学随笔作品。1961 年至 1966 年，格雷夫斯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20 世纪 70 年代，他的创作力下降，生命的最后十年在沉默和衰老中度过。
1985 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在马略卡岛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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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
约翰·洛克（1632年8月29日 - 1704年10月28日）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思想家。1652年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毕业后,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物理学、化学和医学。1656年毕业留校,曾先后任希腊文、修辞学、伦理学教师。1667年,洛克结识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利伯爵,受聘为其秘书和家庭教师,后因参与伯爵的反国王活动,1683年被迫出走荷兰。1688年,英国革命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而告终,这对洛克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哲学、政治和教育等各方面思想无不打上阶级妥协的烙印,即既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又残存着贵族的保守性。
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论,认为人的心灵犹如一块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导源于感觉。据此,他断定人的智力天赋平等。他高度评价教育在人的造就中的作用,认为人之所以千差万别,都是由于教育之故。但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并不彻底,有时又认为上帝在人类精神上印上各种特性,这些特性只能稍加改变。这样,又限制了教育的作用。
洛克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既有健壮身体,又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即资产阶级事业家。这一培养目标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保留了贵族精神风貌。
洛克强调绅士应有健壮的身体,因为它是满足个人幸福和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他提出儿童要多过户外生活;饮食要清淡;睡眠要充足;衣着要适体;药物宜少用等等一系列养护和锻炼身体的方法。他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精密体育理论的教育家。
洛克置德育于绅士教育的首位,认为德行愈高愈容易获得成就。他否定天赋道德原则,认为凡是给个人带来长远幸福和快乐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他把自我克制作为道德的基础,认为克制不合理的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可以使人摒绝眼前的快乐,追求远大事业,获得真正幸福。 良好的礼仪是绅士必备的第二种美德,言谈举止,优雅有礼,符合本身的等级与地位,取得别人的尊重与好感,从而获得一切。各种德行应及早通过严加管教、生活实践、奖励和惩罚、说理以及榜样等方法加以培养。他反对溺爱,不主张体罚,强调多与上流社会人士交往,防止下贱仆人的教唆。在道德教育方面,洛克还要求培养对上帝的观念。
青年绅士应学习日后实际生活中最常用的知识,为此,洛克设计了一个以实用科目为基础的课程体系。除读、写、算、希腊文、拉丁文外,还有天文、地理、自然哲学、历史、法律、伦理学、簿记、速记、几何、法语等。此外,还要学习舞蹈、音乐、击剑、骑马、园艺、细木工等。在教学方法上,他反对死记硬背,重视观察,注意启发,强调发展智力。
洛克主张绅士教育应在家庭中实施,因为学校中学生众多,成份复杂, 良莠不齐,不利于绅士的培养。
1697年,洛克为贫苦儿童草拟了一个《劳作学校计划》,规定每一个教区设立1—2所劳作学校,强迫领取教区救济金的3～14岁的儿童入学,从事纺织、针织等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生活。
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中还残存着封建贵族教育的陈迹,但它更主要的是反映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要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对后来西欧特别是18世纪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影响最大。
洛克的教育代表作为《教育漫话》,主要哲学和政治著作有《人类理解论》(1690)、《关于理解的指导》(1697—1706)、《政府论》(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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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0.14～1923.01.09），短篇小说家，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100多年来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生于惠灵顿，卒于法国枫丹白露。父亲曾任新西兰银行行长。她从惠灵顿女子中学和斯慧逊中学毕业后，进入伦敦女王学院学习。后来回国学过一段时间音乐，20岁那年说服父亲，只身前往伦敦从事文学创作。
她在伦敦前两年的文学生涯并不顺利，短暂旅居德国巴伐利亚期间，与欧洲作家和记者相识，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信念。她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1911）就是这段时期的试笔。这部小说集批评当地对婢仆的非人待遇，揭示妇女所受的屈辱和压抑，嘲笑没落贵族和民族偏见，引起批评界一致好评K.曼斯菲尔德故居K.曼斯菲尔德故居。1916年，她感染肺炎，在与病魔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出版了两部奠定文学地位的小说集《幸福》（1920）和《园会》（1922）。《园会》出版于作者逝世前3个月，其中包括一批以新西兰为故事背景的优秀作品。她去世后还出版了《鸽巢》（1923）、《蒙达那的故事》（1923）、《诗》（1923）和《幼稚》（1924）等4部短篇小说集。
阶级对立是作者表现的主题之一。短篇小说《玩具房子》描写洗衣妇的两个女儿在学校极受歧视，偶然被富家女孩邀去家中看玩具房子，却遭其家人斥逐。《园会》中，谢太太穷苦的近邻不幸身亡，家人正在伤心，她却在园中奏乐宴客，深刻反映了有人富裕、有人贫困、有人欢乐、有人哭泣的阶级差异，深入探讨了阶级与阶级、现实与梦想、人生与死亡的复杂问题。
婚姻悲剧是作者讨论的另一主题。《幸福》中的主妇发现丈夫同她的女友私下约会，幸福感完全破灭。《杂货店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本来在繁华的港埠工作，丈夫却把她迁到荒村野店，并毁了她的健康和青春，出于报复，她枪杀了自己的丈夫。《白丽尔小姐》《金丝雀》等表现了单身妇女晚景的凄凉。《已故上校的两个女儿》则描写两个女人已届中年，尚未许嫁，在父亲死后也不敢对自己的前途自作主张，全篇幽默的语调中深含悲哀。
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大多揭露社会的不公和黑暗，但也有少数作品表现了生的欣悦。如《幼稚可也很自然》表现少年初恋时的天真。《前奏》和《在海湾》以优美的散文笔调描述惠灵顿郊野的风物和家庭的情趣。作者困于多病和环境的限制，生活面不广，笔墨时或流于纤细。她有正义感，在摒弃议论的客观叙述中常能引人同情弱小，憎恶强横，感受到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所造成的种种创伤和不幸。
她在艺术上深受A.P.契诃夫的启发，不设奇局，不求曲折的情节，注重从看似平凡的小处发掘人物情绪的变化。作品色彩鲜明，文笔简洁而流畅，发展了一种具有诗歌特色的独特散文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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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十眉
余十眉(1885—1960),名其锵,字十眉,号秋槎,嘉善西塘镇人。 自幼遍览经史,酷嗜辞章之学。清光绪三十年(1904)县试中秀才后,不求仕进,改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历任上海南洋女校、爱国女校、竞雄女校、省立嘉兴中学及嘉善县立高小、陶庄小学等校教师,1954年在嘉兴中学退休。
1912年,结识南社创始人柳亚子、陈巢南,遂入南社为社员。1920年冬,两次邀请柳亚子、陈巢南来西塘,会宴西园,即席联吟,摄影留念,名西园雅集;又尝游汾湖。次年,又共叙于西塘乐国酒家,吟诗百余首,辑成《乐国吟》(上、下集)行世。1917年,随陈去病赴粤,在孙中山护法政府任宣传部秘书。受柳亚子影响,加入国民党。1923年10月,与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征等8人发起组成新南社,任书记处书记,并与陈巢南合编《南社丛刊》第22集。著有《寄心琐语》、《壬戌诗选》、《楚辞新义》、《灵芬馆集笺注》。
余十眉淡泊自守,爱憎分明。曾与汪精卫同隶南社和新南社,早年亦有诗词相唱和,交谊不薄。抗战期间,深明大义,与汪伪断绝旧谊,在嘉兴乡间任教于国民党游击区的中学,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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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尔
威廉·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1817.10.21—1894.6.4)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旧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他出生于汉诺威的高级法官家庭,曾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学和政治学。1840年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及国家科学讲师。1841年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兼授政治理论史。1843年出版了《历史方法的国家经济学大纲》,该书被称为历史学派的纲领,次年升为教授。1848年转莱比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国民经济学体系》、《十六、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说史论》、《德国经济学说史》等。
罗雪尔主张用历史方法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强调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联系,并比较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认为国民经济学应当探求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律和进程。而且只有密切地结合法学史、政治经济学史、政治史和文明史,才有可能描述发展规律。所以他把政治经济学称为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生理学。马克思曾经批判罗雪尔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是一种“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0页)。
罗雪尔抹杀生产关系,提出一种经济发展阶段论,主张:“国民生活和动植物界一样,要经过4个发展阶段:即幼年期、青年期(开花期)、成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衰老期)。”他认为:“每个国家的发展要受3个主要经济因素所决定,即自然、劳动和资本。”在资本最占优势的资本主义时代是“各个国民最幸福的时代”,“但不久将进入衰老期”。他主张国家干预,采取人工治疗。
罗雪尔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竟荒谬地认为原始社会就已有无产者存在。他称这样的无产者是原始森林的虚弱的无产者。他非常欣赏萨伊关于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引出利息、利润和地租的观点,阐明和发展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他认为利息是资本家节俭的报酬,支持和发展了西尼尔的节欲论,竭力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
他的经济学是德国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相妥协的德国式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以史料和文献装璜起来的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不止一次地嘲笑罗雪尔,说“这个学究是多么‘不留情地’藐视这门科学啊”(指政治经济学)。把他形容为“可怜的应声虫”,说他“在辩护工作上从来不肯放弃机会,到处都要把黑说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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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莱
乔莱（公元1642年-1694年），清代诗文作家。字子静，号石林。宝应(今属江苏)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授内阁中书。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主持广西乡试。后官至侍读。 二十六年罢官归。三十三年应召入京，随即去世。他的诗歌多山川纪记、凭临吊古之作，诗中往往涉及现实，如《过高邮》描写水灾带给人民的痛苦：“舴艋妇子巢，场圃鱼龙舍。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确山道中诗》揭示“承平四十年，而千村万落尚付蒿莱”的原因：“户少徭益繁，民贫吏如虎。”都表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其诗风格“奇秀峭拔”(王士禛《使粤集序》)，善于摹景状物，如《下滩》刻画湘江流急滩险;《赐观烟火歌》描摹烟火奇丽景观：无不绘声绘色，生动逼真。他也能文，文章多论及时务，最著名的是驳斥河臣主张置闸筑堤束水注海以治水患的疏文。著有《直庐集》、《使粤集》、《归田集》各1卷。晚年潜心研究经学，尤其是《易经》，著有《易俟》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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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
王勃（650年—676年），字子安，绦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著名诗文家，初唐“四杰”之一。祖父王通，隋末大儒，著名学者，著有《元经》、《中说》，死后谥爲“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隋末唐初著名诗人。其诗多写田园情趣，爱慕陶潜。王勃出生前，王通、王绩虽早去世，但其诗文对王勃仍有很大影响。王勃父亲王福时祇任过普通文职，“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县令，爲齐州长史” ( 《王子安集序》)。王福时有六子：勔、勮、勃、助、劼、劝，文才都很好，深受世人称赞。
王勃大约出生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幼年在家乡龙门度过。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见蒋清翊《王子安集注》) 中说：“某性唯懵昧，识谢沉冥。蒙父兄训导之思。藉朋友琢磨之义，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忠孝爲九德之原，故造次必于是;审名爲五常之贼，故颠沛而思远。虽未之逮也，亦有其志焉。”由此可见，其幼年是受父兄儒家思想与道德的教育。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他早年聪慧，六岁能写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王勔、王勮，才藻相类，因此，他父亲的朋友杜易简曾称赞他们爲“此王氏三珠树也”，其中王勃最爲突出。王勃幼年就善于独立思考，九岁读颜师古《汉书注》，并指出其中错谬，写了《指瑕》10卷。这是对《汉书注》最早的研究批评著作。十岁读儒家经典，十四岁文章就写得很出色。据说，有一次，他往交趾探望父亲，路过南昌，正值九月九日重阳，洪州都督阎公曾在滕王阁上举行宴会，藉以显示自己女婿的才华。事先他让女婿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宴会刚开始，他故意拿出纸笔，遍请宾客们写作，大家都知情推辞了。但王勃作爲一个“童子”，参加这次盛会，当都督请到他时，他却不谦辞，从而打破了阎都督的原先安排。都督十分生气，就藉更衣故，退出宴会。可又不放心，就专门派人探听王勃写了些甚麽。开初，探人报道：“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都督笑道： “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接着报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便沉吟不语。当听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这位都督“瞿然而起曰： ‘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连忙赶回宴会，等王勃把文章写成，“极欢而罢”。(见《唐摭言》卷五，《新唐书·文艺传上》)。王勃这次写的便是有名的《滕王阁诗并序》。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虽有所借鉴，但却写出了前人难于描绘的景物和寥廓的境界，成爲千古名句。诗中触景生情，弔古伤今，颇能发人深思。“画楝朝飞南浦云，珠帘暮捲西山雨”，成了传颂的写景名句;“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抒发了浮沉的感叹，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何况是出于十四岁的少年手笔。
高宗麟德初年(664)，新拜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十五岁的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议论朝政，主张“崇文”、“使德”、“信赏而必罚”、“重耕耘之务”。这些建议出自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之笔，是不平凡的，于是得到刘祥道的赏识。杨炯《王子安集序》说：“太常伯刘公巡行风俗，见而异之，曰： ‘此神童也’。便上表加以推荐，对策高第，拜爲朝散郎。”
乾封元年 (666)，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奏《宸游东岳颂》(已佚)。当时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奏《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得知他的名气颇大，召请他任“侍读”兼修撰，爲王府撰写文字。他奉命编撰《平台秘略论》10篇，深得沛王爱重，赐帛50匹。此书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作爲皇子阅读修养用的。其中文艺三论曰：《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可见王勃的论文的思想和曹丕《典论·论文》基本相同。在这段时间裹，王勃并爲《黄帝八十一难经》作注，后编写了《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希望能够济世救人。唐高宗到凤翔府麟游县的九成宫游幸，王勃又写了 《九成宫颂》和 《上九成宫颂表》、《拜南郊颂》和《拜南郊颂表》来歌颂皇室。他还写了一首五言絶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爲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同是宦游人”的赠别，心情本来很複杂，但诗人却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开朗壮阔的诗句，把缠绵的儿女之情一笔撇阁，变悲凉爲豪放，表现了他非凡的抱负。
在王勃20岁时的春夏之交，诸王子喜好鬬鸡游戏，王勃写游戏文章《鬬鸡檄》，假托沛王鸡传檄声讨英王鷄，写得很好，风传一时，后来文章被高宗得知，大发雷霆，认爲是挑拨诸王子关係，把王勃立即赶出沛王府。此后，王勃“远游江汉，登降岷山”，客居剑南 (今四川成都一带)。他曾登葛愦山远望，感怀诸葛武侯的功业，赋诗抒怀。
王勃三年的漂泊游览生涯结束后回到长安。父亲王福畤正在长安任太常博士。同年十月李敬玄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爲吏部侍郎，和吏部侍郎裴行俭同典选事。李敬玄很赞赏王勃的才华，向裴行俭引荐。王勃审慎地写了《上吏部裴侍郎啓》，申明自己的志愿和态度。这是王勃继《上刘右相书》之后，又一篇大作。其中心内容是建议改革文风。他在文章中指出了以前文风衰败的经历，最后指出当时文场的流弊，他劝戒裴行俭要“识天人之幽致，明国家之大体”，彻底改革这种文风。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得到回答。第二年，父亲王福时又调任雍州司功参军，离开了长安。后来，友人虢州司法陆季友帮助他补了虢州参军。在虢州，王勃写了怀念祖先的四言诗《倬彼我系》、《送劼赴太学序》，表明了王勃的儒家思想。由于他性耿介清高，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忌。当时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有洩露的危险，于是杀了曹达以塞口。这件事终于被发觉，应判死罪，幸逢大赦免得一死。父亲因受牵连贬谪爲交趾令。
上元二年(675)，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他曾到桑泉(今山西临晋)向王少府辞行，写《春夜桑泉别王少府序》，以记其事。王勃离开桑泉直到秋天才南下，取道楚州 (今江苏淮安)、江宁(今南京)前往交趾。从江宁西去，在江上写了有名的《採莲赋》。这是王勃的又一大作。《旧唐书·文苑传》说：“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他藉莲花自喻，表现一种怀才不遇和“处江湖之远则思其君”的缠绵情思。在广州写了《鞶鉴图铭序》。上元三年(676)，王勃渡南海前往交趾，途中不慎落水。虽经人抢救，但他的心脏病因惊悸而发作，终于不治。死时才27岁。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称“初唐四杰”。在“四杰”中，王勃当是首屈一指。他的《滕王阁序》虽用骈俪文体写成，文采华美，声调和谐，意境开阔，情感深沉，同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一样，是经过改革的新体骈文。杜甫有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爲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
王勃的诗意境较高，长于抒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表现了广阔的胸怀，至今爲世人传诵。他擅长骈文，《滕王阁序》尤爲著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推陈出新，爲人称道。王勃的文论有 《上吏部裴侍郎啓》、《平台秘略论·艺文》2篇，批评六朝以来的“缘情体物”之作爲“雕虫小技而已”，认爲这种文风害国害民，要求“激扬正道”，“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他用来补救时政的是儒家传统的文学观。
王勃死后，杨炯收集他的诗文，编爲《王子安集》20卷，并作了序言，对诗人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全唐诗》录存其诗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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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初唐杰出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虞荔之子。性沉静寡欢，于学问之事，兢兢业业。少年时和兄长世基同学于吴郡顾野王，历经十余年，殚思竭虑，精益求精。后由徐陵有名。又从同郡沙门智永学书，尽得右军笔法，由是名噪一时。初仕陈、隋，终入唐，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贞观七年授秘书监，封永兴县子，八年进封县公。故后人亦称虞秘监或虞永兴。太宗尝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有一于此，是为名臣，而世南兼之。”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懿。
工书法，承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授，勤于学。相传其常卧于被中画腹习书，尽得二王法。又结合隋人楷法、魏碑佳品，开创出更加接近晋人楷书之“唐楷”——唐人时代风格之代表作。其书笔致圆融遒丽，外柔内刚。尤精神内守，以韵取胜。初看似温和有余，再看则筋骨内含，是大楷书法艺术历程上之进步。与欧阳询同步书坛，并称“欧、虞”，成为初唐楷书生力军。后增褚遂良、薛稷，为唐初四大家。唐李嗣真《书后品》列其书为上之下品，评云：“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唐窦蒙《述出赋·下》云：“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世南尝自谓：“余尝梦吞笔，又梦张芝指授笔法，方悟作书之道。”这当然有些离奇。他的书法源于勤学，即使卧时，亦于被中画腹习字，其勤奋如此。他讲究书法之神韵，曾云：“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道，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明项穆《书法雅言·正奇》云：“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沈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觉宽骳矣。”清梁巘《评书帖》谓其书“骨力遒劲，而温润圆浑”。
传世书迹有石刻《孔子庙堂碑》、《破邪论》、《昭仁寺碑》及行书《积年帖》、《借乳钵帖》、《枕卧帖》、《蔬会帖》、《翰墨帖》、《贤士帖》、《汝南公主墓誌铭藁》、草书《论道帖》、《关内帖》、《前书帖》、《临张芝平复帖》等。著有《书旨述》、《观学篇》、《笔髓论》。其《笔髓论》兼论字体、执笔法及行、草、真各体笔法等。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旧唐书》卷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二皆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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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
王昶（1725年1月6日—1806年7月22日），字德甫,一字琴德,号兰泉,晚号述庵。青浦(今属上海)人。少从沈德潜学诗,颇有才名,与王鸣盛有“江东二王”之称,又与鸣盛、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吴泰来、黄文运等称“吴中七子”。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登进士第。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召试一等,赐内阁中书,擢为吏部郎中,后从征金川、缅甸,凯旋,擢为刑部侍郎。主令试,屏绝请托,一秉至公,由是多忤于人,为避免中伤,遂以目疾告归。晚年居三泖渔庄,延诸名士校勘平时撰著数十种,渐次付梓。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凡士以诗文见者,与之谈诗论文,终日不倦。历主娄东、敷文两书院,造就人才颇多,洪亮吉、黄景仁皆出其门下。昶论诗主其师沈德潜“格调说”,诗风也与沈氏接近,而其学养,经历皆较沈丰富,故成就较高。其未仕前诗多以山水风光为题材,醇雅清切,律、绝尤有风致。召试以后官中书、值军机房期间则多应制奉和之作,及从征期间,其诗大得江山之助,凡戎马阅历、滇蜀烟云,多入诗篇,前后九载,得诗颇多,诗风恢博雄奇,如《白马篇》、《军抵山神沟》、《驰传过清溪得冲之学使手书兼诗见忆》皆为此时代表作品。其《六月十九日》中写战场雷雨一段:“山椒作雨山头雪,脚底惊雷山欲裂。如墨浓云泼面来,电光一线从中掣。似同巨炮斗神威,却与昨朝湔战血。西峰忽见掩金乌,东岭犹看挂雌蜺。飞电宁容雕鹗藏,回飚半觉杉槠折。”可见此期作品一斑。晚年优游林下,多唱酬之作,诗风清微平远,如:“西风吹早雁,江上有遗音。送子西陵去,迢迢山水心。夕阳红叶晚,孤棹白云深。余亦归三泖,幽栖松桂林。”(《送吴颉云归杭州》)其诗出入唐、宋,以学唐为主。著述极富,曾主修《青浦县志》四十卷,辑有《金石粹编》一百六十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湖海文传》七十五卷、《青浦诗传》三十四卷、《琴画楼词钞》二十五卷。其诗文集名《春融堂集》,凡六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四卷。《清史稿》卷三○五、《清史列传》卷二六皆有传。严荣为撰《述庵年谱》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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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张中行（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河北省香河县人，原名张璇，学名张璿。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是20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又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三人被称为“未名四老”。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并改名为“中行”；1935年8月，至天津南开中学教书；1938年，任职于民众教育馆，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思想著作；1942年，民众教育馆解散，去北京大学文学院任助教；1942年6月，办《新闻报》不成，8月日本战败后，重回北大文学院授课；1946年，离开北大文学院，至第四中学教国文，在天津《新生晚报》开专栏“周末闲谈”。1947年，辞去四中教职，至贝满中学教初中修身课，开始以一己之力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评审；1951年，写了《顺生论》第一部分；1964年，五万字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完稿；1980年，开始编写《文言文选读》；1982年，完成《文言津逮》，9月写成《负暄琐话》第一篇《庆珍》；1983年，开始在《中学语文教学》连载《作文杂谈》；1988年，《禅外说禅》完稿；1992年，《顺生论》完稿；1996年，完成《流年碎影》的写作；2006年2月24日，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 张中行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仅数年间就以其深厚学养、精深见识、老辣文笔，奠定了散文大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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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鼎
陈鼎(1650年—?)，清学者。原名太夏，字定九，又字九符、子重，号鹤沙，晚号铁肩道人。江阴周庄镇陈家仓人（现周西村人）。江阴周庄镇陈家仓人（现周西村人）。少年随叔父远至云南，长期生活在云贵高原，考察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对云南、贵州一带的地理、历史情况很有研究，后返归周庄故里定居，陈鼎到了晚年，倦游归隐，回到故乡周庄陈家仓，整理自己的著作，将之刊刻付梓。陈鼎活到60多岁。他的著述颇丰，可称著作等身。死后葬于砂山五峰顶北麓。
少喜任侠，长乃折节读书，留心史事，尤注意于乡邦文献。明亡后，虑史之失传，乃橐笔奔走海内，计二十余年。康熙四年流寓云南，游历云南、贵州，著《滇黔纪游》。曾采访死难死事忠臣义士事迹，得四千六百余人，著成 《忠烈传》六十余卷，但被人窃去。后寓无锡惠山倪高士祠，整理旧稿，仿《元祐党籍传》之例，著《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此书系据《东林党人榜》等篇所榜示人物纂辑而成，可补《明史》之缺。所著还有《留溪外传》十八卷，亦记明末清初之事。还著有《留溪草堂诗稿》、《黄山史概》、 《竹谱》、《荔谱》、《蛇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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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菽
潘菽[shū]（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原名有年,曾用名潘淑,字水叔(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在中国心理学领域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者。1897年7月13日生于江苏宜兴县。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921年赴美国留学,专攻心理学,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任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 理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49～1956年先后任南京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兼心理学系主任。1955年,被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中国心理学会重建后连任为第1～3届理事长(1955～1984)。1984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195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与南京大学心理系合并正式成立心理学研究所后,一直任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1957年被聘为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心理学顾问。曾任《心理学报》 主编、《中国大百科学全书》心理学卷(1991年版) 编辑会主任,《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1994年) 编辑委员会顾问。1988年3月26日于北京逝世。
藩菽在“五四”时期投入新文化运动,是我国现代和当代心理学理论思想发展中具有方向性重大影响的心理学家。1939年提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学术中国化的理论观点。他认为,我国学术研究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有科学价值的学术理论思想时,一定要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一定要符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1981年创办《心理学探新》这个理论刊物,作为在心理学基本理论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心理学探新》创刊词中,他对这个刊物的命名做了这样一些解释:“就是要在我国心理学的研究上提倡探索新的方向,新的观点,新的途径,新的领域,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新的前景,以至新的突破”。他认为: “科学研究在实质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探新和创新。探新是科学研究应有的作为。创新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效果。不着意于探新,不努力于探新,也就不会有创新。任何没有僵化的科学都在天天探新、天天创新,都在不断前进,日新月异”。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心理学编写组座谈会上,他多次强调指出:“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心理学的指导地位的根本要求。”他总是要求心理学向着不断创新的先进的方向发展的。
他主编的《教育心理学》(1980)是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中的科学教育思想,并吸收外国教育心理学优秀研究成果写成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在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心理学研究中,藩菽早年侧重于心理学实验研究,后来则是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在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他坚持的基本论点是: 心理学是人类为了认识自己而研究自己的一门最重要的基础科学。心理学有辩证统一的两方面的性质: 自然科学性质和社会科学性质,但社会方面较多,是主要的。心理学作为一门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他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是心理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心身问题上,他认为: 身体是心理的主体,心理是身体的作用。人脑有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不同的机能,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他不同意传统心理学把整个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即认识、感情、意志这三种组织要素,就是通常所讲的三分法,而主张二分法: 他根据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知和行的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把心理活动分为认识世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世界的意向活动两个基本范畴。他认为这两个心理学基本范畴是辩证统一的。意向活动是在认识活动指引下而借助于行动来实现的,行动则是意向的客观表现。
藩菽的主要著作为: 《心理学概论》(1929)、《社会心理学》 (1931)、《心理学的应用》(1935)、主编《教育心理学》(1980)、《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论文集)(1983与高觉甫敷主编)、主编 《人类智能》 (1983)、《心理学简札》 (上、下两卷1984)、《藩菽心理学文选》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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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扎诺夫斯基
西吉茨蒙德·科尔扎诺夫斯基（Sigizmund Krzhizhanovsky, 1887-1950），现代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之一，堪称“被划掉的大师”。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独自在莫斯科窄小的公寓里写下三千多页的手稿，然而这些“不可印刷、不合时宜”的作品在他生前一直未能出版。 1976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的遗稿被人从档案馆里发掘出来；1989年，他的短篇小说第一次公开出版；2010年，一套五卷本的俄文作品被整理出版。英译本目前有《骷髅自传》《未来记忆》《字母杀手俱乐部》《慕肖森男爵之归来》《第三人:一部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喜剧及其剧评》等。他的作品被陆续出版，一鸣惊人，评论界认为其可与博尔赫斯、斯威夫特、爱伦 • 坡、果戈理、卡夫卡和贝克特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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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伯旭雅
佐伯旭雅（さえききょくが、1828年-1891年1月31日）日本僧侣。仙游寺第143长老。生平履历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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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诰
董诰[gào]（1740～1818年），字蔗林，清高宗、仁宗时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浙江富阳(今杭州)人。董诰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董邦达是雍正十一年(1773)进士，官至乾隆朝工部尚书。董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受命入懋勤殿(清朝皇帝读书和批阅奏章的地方)抄写《金字经》，为孝圣宪皇后(乾隆皇帝的母亲)祝寿。次年由于抄写《金字经》未能参加大考，因此乾隆帝给加恩进了一级。由于董诰工作勤奋，和他父亲一样擅长绘画，所以受到乾隆帝的喜爱。他历任江南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升为军机大臣，赐第西直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石峰堡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清廷评功论赏，董诰被升为户部尚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林爽文起义的烈火被清扑灭，乾隆认为董诰工作十分勤奋，将董诰列入二十功臣之列，在紫光阁绘上他们的画像。乾隆帝亲自为董诰作赞：“旧例军务，多用清文。兹或用汉，绿营海滨。治于马上，亦颇效勤。堪同福将，阁表书勋。”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清政府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地区的入侵，董诰又被列入十五功臣之内，再一次画像于紫光阁。乾隆帝又作赞：“儒雅癧绅，本不识兵。枢机参久，习以尽职。地官掌职，度之是司。军储万里，调拨合宜。”
董诰与和珅同为朝臣，而和珅在乾隆帝的宠信之下，排斥异己，权势很大。董诰在和珅的淫威之下，排除困难，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一些事情。尽管董诰对和珅专权也不满，而且觉得和他共事很危险，心中充满忧虑。当他在家乡为母亲服丧时，常在一室徘徊，有时用象笏敲击茶几，笏都敲裂了。但是他在政治上又表现得大智若愚。当时的人形容他上朝堂沿着石阶走，在室内绕着柱而行，可谓用心良苦。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退位，嘉庆帝登基，但乾隆帝仍以太上皇身份训政。按惯例一些大臣要晋升，大学士朱硅是嘉庆帝的老师，当时在外任职。乾隆帝想召朱硅来京委以重任，辅助嘉庆帝。和珅对此多次加以阻拦，于是乾隆帝对他讲：“师傅的职责就是提出好的建议和忠告，制度本是如此，这个你就不懂了。”接着就任命朱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嘉庆帝就作诗对老师表示祝贺，诗稿还未完，和珅就拿着诗稿对乾隆说：“这就是未来的皇帝想施恩给老师以换取老师的好感吗?”乾隆帝一听当时就变了脸色，他看着董诰说：“你在军机处和刑部工作的时间也长了，按照规定，师傅的职责应如何解释?”董诰伏地叩头说：“圣明的君主无过分之言。”言下之意乾隆帝的解释是对的。乾隆帝听了以后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身为大臣要为我好好地以礼辅佐未来的皇上。”于是下命令让朱硅仍留任两广总督。当时在朝大臣因为董诰表示和和珅不一样的意见，吓得都变了颜色。董诰却从容自若，写好皇帝的命令后就退朝了。可见董诰讲话的技巧非同一般，用意之深，非一般大臣所能及。当时大学士的职位空缺了很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乾隆帝认为资格较老的大臣当中，刘墉遇事圆滑，彭元瑞因处事不当正在受罚，纪昀读书多但不明理，只有董诰工作勤勉。故嘉庆元年(1796)越级提拔董诰为东阁大学士，总管礼部，兼管户部。而且还要求宣扬此事，使刘、彭、纪三人感到惭愧，以此激励他们。次年，董诰的母亲去世，乾隆帝特赐其用“陀罗经被”(一种绣有藏文佛经的白缎。清制：只有死去的皇族和死于京师的王公大臣才享有使用陀罗经被的待遇)，并派驸马丰升殷德前去祭奠。董诰依照规定回家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正旺，朝廷需要用人，乾隆皇帝一见大臣就问：“董诰什么时候回来呀?”嘉庆三年(1798)董诰回到京城，向皇帝谢恩。和珅就封锁消息不让乾隆帝知道，碰巧乾隆帝出宫，董诰就在路旁迎候，太上皇见后，非常高兴。因为董诰服丧期未满，乾隆让他暂时代理刑部尚书，专管秋审和军营之事。乾隆帝为董诰解释说，这不是有意违反规定，因为急需用人，不得已才这样。可见乾隆帝之器重董诰。
嘉庆时期，董诰更是受到重用，宠信日增，并且上及其父，下及其子。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死，嘉庆帝命他总理乾隆帝的葬礼，历任军机大臣、太子太保、《世宗实录》总裁，后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刑部。九月命董诰题写乾隆帝的牌位，加封为太子太傅，赏黑狐毛外套一件。嘉庆七年(1802)，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在清廷重重围剿之下，渐渐熄灭。嘉庆帝为自己完成了乾隆帝未尽之志而高兴，于是对各部大臣加封进级。董诰被授于骑都尉世职。董诰的长子董淇，因为父亲的关系，从户部员外郎升为郎中。董淇死后，董诰的次子董淳又从候补员外郎升为郎中。董诰的父亲董邦达过去没有列入贤良祠，因为董诰的功劳，嘉庆帝下命列入贤良祠。这些都是嘉庆帝对董诰勤奋工作，忠心耿耿的一种奖励。嘉庆十四年(1809)是嘉庆帝50大寿，适逢董诰70岁生日，于是封董诰为太子太师。嘉庆帝还书写了“赞枢锡庆”的匾额送给他，并作诗称赞他：“久任枢廷政教宣，两朝知遇一身肩。圣人早鉴才猷傅，硕彦今资辅弼贤。大衍岁逢古稀记，期颐瑞合入旬年。浙江二老同黄阁，寿算绵长福履延。”表达了嘉庆帝对董诰工作才能的赞赏，同时也表达了希望董诰能长寿的愿望。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帝到东陵祭祖，董诰随行，在路途中突然听到报告，说天理教徒林清率众攻入宫中。随从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等大军调来后，嘉庆帝再回京城。董诰却说这只是一个骚乱，我们只管入城，等我们走到时，那些造反的人肯定被官兵抓获了。嘉庆帝听从了董诰的建议。第二天走到北京郊区时，果然提督英和率军镇压了林清起义，已来迎候皇帝了。董诰在这次事件中，头脑冷静，分析准确，又被记了一功。事后嘉庆帝想全面镇压信教者，董诰认为烧香求福是老百姓无知的表现，但是这种现象却普遍存在，只应镇压那些造反的人。嘉庆二十年(1815)董诰因老病请求退休，嘉庆帝下诏书安慰他一番，请他留下来继续效力。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病重，再次请求退休，嘉庆帝命令他以太子太保、大学士的身份退休，仍可领取全额俸禄。是年十月，董诰病死，终年79岁，谥“文恭”，追认为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嘉庆帝亲自去悼念，赏给二千两银子治丧，还提拔董淳为四品官，他还亲自作诗表示追念之情，诗是这样写的：“世笃忠贞清节坚，先皇恩眷倍寅虔。骑箕仙苑九秋杪，染翰枢廷四十年。自有文章传子姪，绝无货币置庄田。亲临邸第椒浆奠，哀挽荩臣考泽宣。”并命令侍郎姚文田将诗传至董家，而且要刻在墓碑上。
董诰除了工作勤奋，比较突出的还有“绝无货币置庄田”。董诰过去曾在四川任过职，当时四川盛行以歌妓陪酒取乐，对于这种奢华之风，董诰坚决抵制。他自己不做，也要求部下不要做。一次四川总督宴请董诰，他已经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出歌妓之声音，回头就走。总督得知后，只好撤去歌妓，董诰才回来。董诰在清廷做官40余年，只有两所房子，都是皇帝赐给的，到死时家中无多余财产，原籍也没有田宅，住处俭朴清贫。在和珅大肆贪污、败坏风气的年代里，董诰能够安于清贫，确实不易。
董诰以其文章、绘画受到二朝皇帝的喜爱，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有不少与此有关。在乾隆时代，他任过《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承办《四库全书会要》。辑录过《满洲源流考》。在太学修改删定《石经》。任过江南乡试正考官。嘉庆时代，任过实录馆总裁，前后八年(1799—1807)监修《高宗纯皇帝实录》。任过国史馆正总裁，顺天乡正考官，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善于书法、绘画，晚年时每天上朝回来，坐于家中就在一粒芸麻上写上“天下太平”4个字。他的绘画作品有不少乾隆帝、嘉庆帝都写过题跋，这些画均收入《石渠宝笈》。
董诰为官一生，真正是“二朝知遇一身肩”，他对清廷尽忠尽职，勤奋工作，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事件，他做官40年却不置田宅。他才华横溢，诗、画、文章无所不能。所以董诰可以称作是嘉庆时期的名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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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又号念克子，山阴县城水澄里(今绍兴市越城区)人。因讲学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宗周是遗腹子，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章颖是位颇有学问而屡试不第的儒者，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均出其门下。宗周自幼即受章颖培育，勤奋好学。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适逢丁母忧还归故里，服阙，官行人司行人。司中多书，谢一切造请，遍读诸书，又旁搜本朝典故、名臣言行，与治乱否泰邪正消长之理。时沈一贯当国，与给事钱梦皋朋比为奸，宗周草疏弹劾，不久又上疏告归。三十九年，诏复原官。翌年，与给事中彭惟成出使江西建昌册封益王，益王具报百金，谢之。连上两疏，疏入不报。见群小在位，党祸将兴，遂申文礼部请假告归。青年多信其为真儒，纷纷执贽问道于门下，讲学于绍兴石家池。天启元年(1621)，诏起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 上疏参劾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赖叶向高力救，得免廷杖六十之祸。又“上亟申讨罪之法”、《修殚中兴第一要义疏》，直声震中外，公卿咸俯询。三年，旋升光禄寺添注寺丞，未上任，又升尚宝司少卿，旋升太仆寺添注少卿。四年，升通政司右通政，连上两疏：一申辞退，一参魏忠贤排斥群贤误国之罪。乃削籍归里讲学于绍兴蕺山书院。此时，杨涟、左光斗等先后为魏党害死，东林党人受到迫害，接着朝廷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及黄尊素等，也有误传逮捕宗周的消息。镇定自若，照常著书讲学。崇祯元年(1628)，见魏忠贤正法，为魏党所逮诸臣之罪获免，党祸顿解，于是至钱塘江吊死难诸友。不久起为顺天府尹。任上多次上疏痛斥党祸之罪，安定人心，锄豪右，严保甲法，重学校，讲乡约。因身体不继，上疏要求回籍调养，离都门时，都人罢市而哭送之，呼为“刘顺天”。七年，绍兴大水，濒江之民深受其害，宗周倡义仓，集募捐助，并致书当道赈济。八年，首辅温体仁杜门求退，诏促宗周上京，由于直言进谏，只授工部左侍郎之职。由于温体仁及宦官谗言构陷，不久被革职为民。九年，嵊县亢旱，五谷不登。十三年，山阴、会稽大水灾，与祁彪佳等募银赈济。十四年，起用都察院左都御史，因援救姜埰、熊开元而激怒崇祯帝，再次革职为民。十七年，福王监国，起复原官。接着清兵南下，南京、杭州相继失守，宗周坚持抗清立场，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先后在石蒉书院、东林书院、首善书院、证人书院、蕺山书院与高攀龙、邹元标、陶奭龄共同讲学，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气节之士，其中有祁彪佳、陈确、黄宗羲、王毓著等。理气关系说，被黄宗羲视为千古决疑之论。
他曾师事许孚远，思想渊源于王守仁，同时继承了张载“虚空即气”的自然观。他的思想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年对心学持怀疑态度，认为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工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刘子全书续编》卷四)。容易导致禅学。中年提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先君子刘蕺山先生年谱》)。把精神(心)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转向心学。把世道之坏单纯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出“慎独”之学，向内心世界寻求出路。晚年又转向对心学的辩难，反对王门后学利用阳明的“四无说”谈空说玄，认为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观点与佛教相通，且与“知善知恶是良知”相矛盾。在自然观上，他提出了“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刘子全书》卷二)，把气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人万物，包括精神性的理都是气派生的。同时理一经形成，即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还提出“虚即气”，认为“太虚”、“太极”等只是气散的形态，是气本来的原始形态。“太虚”即有与无的统一。同时提出“道理皆从形气而立”(同上书，卷十一)，“离器而道不可见”(《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认为具体事物(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因而“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同上)。在人性论上，他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有气才有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者”(《列子全书》卷十二)。同时又认为性即心之性，不能离心言性，也不能心性等同。人性具体体现为人的生理功能。反对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并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还否定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认为“离却人心别无道心”(同上书，卷十三)，“欲与天理只是一个，从凝处看是欲，从化处看是理”(同上书，卷十)。指出人欲是人自然的生理要求，本身不是恶，只有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学而后知，不赞成王阳明“不虑而知为良知”的先天良知论，提出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离物无知”。真正的认识来自学问思辨行的结合。反对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否认有脱离闻见的“德性之知”。认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重本体不重工夫”(同上书，卷十三)。主张知行不可偏废。刘宗周对佛教一直持批判态度，认为“禅学有三绝：一绝圣学，一绝彝伦，一绝四民之业”。“一切扫除而归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禅。”(同上)其思想宗旨是“慎独”。中年以后刘宗周主要提倡慎独、敬诚之说。“慎独”包括了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提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同上书，卷八)。慎独说有沟通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于一体的倾向，但主要还是强调个人的操守气节。同时吸收了思孟关于“诚”和程朱关于“敬”的观点，认为“诚由敬入，孔门心法”(同上书，卷四十)。刘宗周舍空谈趋实践的思想倾向标志着宋明理学向清初实学的过渡。对19世纪初日本阳明学也有一定的影响。著作经后人辑录成书的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续编》，先后于清道光四年(1824)，三十年(1850)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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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南英
许南英(1855—1917)，字子蕴。号蕴白，一作允白。别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毘舍耶客、春江冷宦。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父亲。先人由广东揭阳移居台湾安平(今台南市)。六岁丧父，由母抚育成人。光绪四年(1878)为家庭塾师。后在其家窥园设闻樨学舍授徒讲学。三十五岁以前均以教书为业。十一年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授兵部主事，旋辞归。二十年，应台湾巡抚唐景崧之聘为台湾通志馆协修。中日开战后，改台南采访局为团练局，使之统兵两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抗日事起，为筹防局统领。事败，赴汕头。漫游泰国、新加坡等地。两年间囊金荡尽，复被迫走上仕途。二十三年，赴京，自请开去兵部职赴广东任知县。二十三、二十四两年，帮广州周知府与番禺裴县令评阅试卷。二十五年，随潮州镇总兵赴惠阳、潮州、嘉应办理清乡事务。二十六年，委充佛山汾水税务总办。次年，署徐闻县知县。其后，调署阳春知县、阳江军民同知，兼办清乡事务。曾开办阳江习艺所、阳江师范传习所，选派留日学生。三十三年，改任三水知县。后调电白知县，未及赴任，武昌起义。回漳州，被举为革命政府民事局长。1913年任龙溪县长，旋辞职。1917年12月24日病逝于印度棉兰岛。于诗崇尚苏轼、黄庭坚。汪春源《窥园留草·序》称其诗“不尚涂饰，栩栩然自镜其元象”。著有《窥园留草》，《窥园词》附其后，收诗一○三九首，词五九首。卷首刊有《窥园先生自定年谱》、许赞堃《窥园先生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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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沃尔夫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Clayton Wolfe，1900年10月3日-1938年9月15日）， 美国小说家。沃尔夫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00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剧本写作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大学任教。教学生涯一直持续至1930年。1924年秋天，他曾远赴欧洲寻找写作素材。1925年8月，他遇到了艾琳·伯恩斯坦—一位戏剧服装设计师，两人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情。1926年7月，沃尔夫开始创作后来名为《天使，望故乡》的小说，当时他们正在英格兰旅行。1927年底，著名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做出大胆的决定，打算出版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天使，望故乡》。在整个出版过程中，编辑珀金斯对该作品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调整，两人也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部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评论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一切既出乎沃尔夫的意料，也使他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提升。1930年3月，托马斯·沃尔夫获得古根海姆基金后前往欧洲，在欧洲游历了一年。他返回纽约后，移居布鲁克林区，并在那里继续写作。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日夜奋战，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完成了长篇小说《时间与河流》及《网与石》的大部分书稿。1935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从死亡到清晨》。由于多种原因，沃尔夫于1937年同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中断了合同，并与哈泼兄弟公司签约。长期以来，编辑爱德华·阿斯威尔一直对沃尔夫十分仰慕，于是欣然承担了沃尔夫作品的编辑工作。1938年初，沃尔夫感到身心疲惫，遂决定外出旅行。不幸的是，他在旅途中染上了肺炎，于1938年9月15日病逝。
他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的作品描述了美国文化的变化和多样。他以“百科全书式”的人生探索和复杂情感世界,显示出超越南方地域文化特征的思想和精神内涵。 他的作品充满作者的主观感受,以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有力地感染读者,形成了自己别具特色的风格。代表作有《天使,望家乡》、《时间和河流》、《珠网和 岩石》、《何不能再回家》等。1938年沃尔夫去世后，威廉·福克纳将他列为他们那一代最好的作家，而将自己列在了沃尔夫的后面。“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也将沃尔夫视为自己的文学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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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明神宗时内阁首辅，著名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性格深沉，熟知典故，勇于任事，为徐阶所信重。迁右中允，侍裕王讲读，进侍讲学士。世宗死，徐阶起草遗诏，曾与其商量。旋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隆庆元年(1567)，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旋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政治主张。穆宗死，他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政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时军政败坏，财政拮据，社会危机严重。万历二年(1574)，开始实行改革。五年，其父病殁，仍留任秉政。反对派吴中行、赵用贤等借此攻讦，谓“夺情”违背伦理纲常，肆加排挤。在惩处反对派后，六年起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各种税项合并为一，量地计丁，按亩征银。限制豪强逃避税赋，使纳税土地由四百多万顷上升到七百万顷。又裁汰冗员，减少支出，使政府财政情况有所改善。重视整饬军备，用名将戚继光、李朝梁等练兵，加强边防。此后二三十年中，明与鞑靼未发生大的战争。为发展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河、淮河，均有成效。在改革中，曾表示： “哪怕陷阱在前，也不受阻拦。众矢攒身，也毫无畏惧。”历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万历十年卒，赠上柱国，赐谥“文忠”。死后不久，遭反对派诬陷， 被革除封号， 抄没家产， 几乎遭受剖棺戮尸之祸， 其子孙也被遣戍充军。 所著有 《张文忠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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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巩
王巩（1048-1117）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大名莘县(今属山东聊城)人,生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卒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王旦(真宗时宰相)之孙,王素(庆历年间与欧阳修等人合称“四谏臣”)之子。熙宁间，为大理评事，徙秘书省正字。元丰二年，复太常博士。与苏轼相友善，苏轼得罪，王巩亦贬监宾州盐酒务。王巩仕宦流离,三次贬谪广西。神宗年间,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谪监宾州盐酒税，哲宗年间,新党执政,因议论朝政,送全州编管，徽宗年间,“党籍兴,再贬广西。大观中,例还,遂致仕。撰《论语注》十卷，自信不惑，请门奏上之。元祐初，为宗正寺丞，通判扬州，历知海、密二州，管勾太平观。六年，除知宿州，言者论劾之，别除管勾鸿庆宫。元符元年，坐累上书议论朝政，特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徽宗即位，复朝散郎。崇宁元年，再入党籍。王巩善书法，工诗文，黄庭坚谓其“作诗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师儒绳尺，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欲以长雄一世”(《王定国文集序》)。文集今不存。又撰有笔记《闻见近录》一卷、《甲申杂记》一卷、《随手杂录》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主要记载朝廷大事、典故沿革，可补史传所未详，亦间涉神怪之事，近于小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今存宋刊本、影宋抄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诗》卷八三九录其诗十一首。《全宋文》卷一八四○至一八四一收其文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四○、《宋史》卷三二○本传、《宋元学案》卷九九、《宋史翼》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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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
吕坤（1536年10月24日-1618年7月24日）明代著名学者。字叔简，号新吾，宁陵(今属河南)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因丁母忧，神宗万历二年(1574)始援襄垣知县。历任户部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和左、右佥都御史等职，官至刑部侍郎。关心民情日用，注重经济民生，提出“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呻吟语》卷五)同情农民疾苦。二十五年(1597)上疏论天下安危，抨击时弊，疏入不报，又遭张位等诬劾，辞官归里，潜心著述。初习心学，中年以后摆脱理学影响，自言其学术立场，曰“我不是道学”，“我只是我”(《呻吟语》卷一)。以理学为无用的俗学，指斥道学先生非伪即腐，“伪者，行不顾言;腐者，学不适用”(《去伪斋集·杨晋庵文集序》)。视理学为儒者之异端，认为其各派均不值得效法，批评朱熹，否定王守仁心学。主张学术研究应以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为出发点。在哲学上，认为“气”是宇宙的本源“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同上)，并认为“气即是理。理者，气之自然者也。”(同上)主张道寓于器，认为“舍器则道为杳冥，舍道则器皆糟粕。道无形，以万有为形。”(《去伪斋集·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否认所谓圣人之道，提出道无津涯，鼓励人们发圣人所未发，为圣人所未为。论天人关系，反对天人感应论，主张任自然，夺自然，相信人有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反对人死为鬼的谬说。吕坤学术的创新与批判精神，对后世有积极影响。著有《去伪斋集》、《呻吟语》、《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异》、《实政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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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
莫里哀（Molière，1622年1月15日—1673年2月17日），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 Baptiste Po-qulin)。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生于皇家室内陈设商人家庭。幼年波克兰学习成绩优异，稍长对古希腊艺术和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决心从事戏剧。1643年启用“莫里哀”一名。后来和几个友人组成一个剧团，由于缺乏经验而遭失败。从1645—1658年只得离开巴黎到外省巡回演出。这种经历使莫里哀看到贫困所造成的灾难，人民群众孕育着的勇敢精神和反抗情绪。莫里哀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省份随剧团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开始写一些小型的民间闹剧性质的喜剧。剧团在外地演出成功，使莫里哀有可能重返巴黎。这使他有机会和唯物哲学家加桑蒂的拥护者、资产阶级贵族中的自由思想家们接近，并接受他们的影响。
但60年代之后，莫里哀的剧作内容已开始侧重表现心理的真实感受和社会倾向，肯定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原则。“崇高的喜剧”《太太学堂》(1662)通过阿尔诺夫的形象狠狠地讽刺了维护宗教法制的专制的资产阶级老爷的伪善道德。而少女阿格涅丝为了自己人格尊严，与阿尔诺夫老爷作了巧妙的斗争。该剧演出大获成功，受到具有民主情绪的观众的热烈欢迎，却招致贵族老爷和保守的文人墨客的攻击。为了反击贵族社会的攻击，莫里哀于1663年写了两出反批评喜剧，一是《太太学堂的批评》，一是《凡尔赛即兴》。在两剧中他依然坚持喜剧不比悲剧低下，以及喜剧主要应为广大观众服务的文艺思想。
1664～1669年是莫里哀喜剧创作的高峰时期。《达尔杜弗》(1664～1667)揭穿了教会黑暗势力和伪善面目。此剧为莫里哀的代表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喜剧之一。达尔杜弗的形象就是伪善和骗子的同一概念。该剧未演之前，遭到以王太后为首的贵族顽固派的疯狂攻击，说作者诽谤宗教，危害国家。莫里哀几次上书路易十四请求公演《达尔杜弗》。后虽强行修改(将达尔杜弗穿的黑袍改为世俗服装)，但直到1669年才获准公演。《达尔杜弗》艺术上的特点是开场写得好，通过交待矛盾冲突的焦点，亮出主题思想;中间剧情开展紧凑，结束得也利索。
《吝啬鬼》(1668)这出名剧鞭挞的正是把“致富冲动和贪欲当作绝对情欲”(马克思)的嗜财如命的守财奴。阿巴贡形象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以及资产阶级家庭中人与人——甚至是父女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吝啬鬼》的重要思想价值在于，阿巴贡的形象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者的活动方式及其阶级本质。
莫里哀的其他剧作有讽刺贵族荒淫无耻、道德败坏、虚伪自私的《唐璜》(1665)、《恨世者》(1669);有揭露不择手段高攀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的《乔治·唐丹》 (1669)、《贵人迷》(1670);有揭穿唯金钱是从的《无病呻吟》(1673);还有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屈打成医》(1666)和《司卡班的诡计》(1671)等。最后一剧的主人公是个聪敏快活、乐于助人、勇敢有为的仆人。
莫里哀写了近30部喜剧。总的看来优秀之作均有较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时代气息。他的剧作切中时弊，这说明现实主义因素占着重要的地位。另外，他的喜剧已突破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剧作的语言生动，对话个性化。艺术上的不足在于，有的主要人物形象性格特征太单一，如阿巴贡的吝啬就一味的吝啬，极少变化。而且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周围、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似乎没有关系，极少写到其他方面，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