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号孑民，字鹤卿，浙江绍兴人，1868年出生在一个中产的商人家庭。少年入私塾读经，1883年考中秀才，1889年和1892年连中举人、进士，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

正当蔡元培在宦门仕途一帆风顺时，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康梁戊戌变法的破产，国家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的境况，使他受到强烈的震动，开始为祖国的命运而悲愤和担忧，为民族生存的出路而探索。他认为康梁变法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因此，于1898年9月，辞官离京都，南下从事教育。同年冬，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开始了他从事新式教育的活动。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把中国进一步推向灾难和黑暗的深渊。这时，蔡元培看到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开始倾向反清革命。这一年，他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3月，蔡元培和叶瀚、蒋观云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被推为会长。他们利用这个组织表面办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同年10月，南洋公学的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高压政策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支持并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并由他提议，为退学学生组成了爱国学社。同年冬，又与蒋智由、黄宗仰等人发起组织了爱国女学校。在这两所学校中，提倡民权，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进行军事训练。

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朝廷注视，教育会及学社主要成员均在预定逮捕之列，蔡元培于1903年6月赴青岛。《苏报》案发生后，同年冬又返上海，参与创办《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鼓吹革命。

1904年冬，蔡元培和章太炎等人创立光复会，又名复古会，并被推举为会长。光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0月，黄兴到上海介绍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并由同盟会总部任命为上海分部主盟人。他发展了黄炎培等十余人加入同盟会。他利用光复会、同盟会组织，在开展革命宣传、联络发动会党、培养革命骨干、组织武装起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07年5月，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心理学、美学和哲学。

1911年武昌起义后，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召回国。1912年1月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后，留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在此期间，他着手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改革我国封建教育制度，制定与颁布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即“壬子癸丑学制”，开创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由于他对袁世凯擅权专制的不满，于同年7月辞去总长职务。9月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

1913年10月，蔡元培赴法国从事著译。1915年6月与吴玉章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次年3月，又与法国政界、教育界一些人士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这一时期赴法勤工俭学不下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革命者。

1916年11月，蔡元培应邀回国，12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提倡学术研究自由，聘请一批在政治上或学术上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到北大任教讲学。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与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及他对新文化运动所抱有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同情学生的爱国斗争，多方营救被捕学生。他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但也不赞成学生罢课。

1923年1月，北洋军阀政府因金法郎案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当时罗在北京大学兼课，蔡元培对此举非常气愤，发表声明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未等批准即行离京。7月，赴欧洲。在国外期间，由于他的声望，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他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2月，蔡元培回国。5月，在上海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进行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蔡元培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支持了蒋介石的反共清党。9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宁汉各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合作会议和临时中央执监委员大会，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后，又先后担任了大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监察院长，并代理司法部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当他逐渐认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后，又重新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祖国山河破碎，蔡元培表现了一位爱国主义者的民族气节，他坚决要求抗日，热烈支持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文化教育机关横施暴行，蔡元培与各国立大学校长联名致电国际联盟，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1932年底，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为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保护进步人士的民主权利，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种种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因此，蒋介石视民权保障同盟为眼中钉，指使国民党南京市、北平市党部发表通电，诬陷宋庆龄、蔡元培等“破坏本党威信”，应予“警告”，并要求立即“解散该非法组织”。同时当这一切不能阻止民权保障同盟活动时，蒋介石就指使特务于1933年6月暗杀了该组织全国执委，总干事杨杏佛。蔡元培对国民党这一法西斯暴行极为愤慨，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主祭了杨杏佛的葬礼，并致悼词。1936年10月，蔡元培顶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等主持了鲁迅的葬礼，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出版《鲁迅全集》。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赴国难，十分高兴。上海陷落后，他移居香港，在重病中，仍关注抗战事业。1939年7月，他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第二届名誉主席。12月，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歌词中写道：“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将野心军阀尽扫除，齐努力”，充分体现了他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由于蔡元培为实现民主宪政所作的贡献，被大会推为主席团名誉主席之一。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发出唁电，称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的唁电中赞誉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在延安，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隆重追悼大会。周恩来的挽联，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光辉业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80年，在首都北京举行的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宋庆龄主席对蔡元培又一次作了高度的颂扬。现有《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出版。

黄仁宇

黄仁宇（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亦曾用笔名「李尉昂」发表小说著作。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逝世于美国纽约，享年82岁。黄仁宇之父名为黄震白，号种苏，早年为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黄仁宇于湖南长沙长大，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1936年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不久对日抗战开始，遂放弃读了一年半的大学学业，欲从军报国，报考军校。在尚未进入军校就读的空档五个月中，他在长沙《抗战日报》觅得记者一职，担任编辑采访工作，当时的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田汉和廖沫沙。

1938 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1940年于十六期第一总队毕业。军校毕业后任陆军十四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受派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为孙立人的部下。在缅甸服役期间，常撰文报导战事，投稿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公报》。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受日军突击右腿负伤，亦曾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他参加全国考试，获选保送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U.S. 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Leavenworth, Kansas）进修，为期九个月，被分发至人事科研习，研习内容大都是动员问题，对其日后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毕业后曾任国防部参谋，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

退伍后在日本待了两年，遂负笈美国，1952年9月到密歇根大学开始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涯，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明代的漕运」为题，指导教授是霍尔（John Whitney Hall ）、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和余英时先生。求学期间常以绘图员和洗碗工等兼职打工维生。

获得博士学位后，黄仁宇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结识其妻美国小姐格尔（G a y l e）。1966年黄仁宇结婚，时年四十八岁。两人育有独生子培乐（Jefferson）。1967 年经由余英时教授的推荐，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New Paltz University College, 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担任副教授，1971年升任正教授，至1980年暑假因该校人事缩编而被解聘。在这段期间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参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明代学术研讨会；也曾参加由著名历史学者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所主持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编写工作。1970年黄仁宇申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费，供其从事撰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一书。1972至197 3年，黄仁宇至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Joseph Needham）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当时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还曾以李约瑟、鲁桂珍和黄仁宇三人一起讨论的照片当封面，做特别报导。1979 年黄仁宇又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集体研究工作，撰写明朝部分。

黄仁宇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字，印在封面。后来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在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印行台湾版，并为之写读后记附于书后。自此黄仁宇在台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者，经常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并集结成多本专书，销路都不错，可谓史学界之异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黄仁宇的论著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以个人人生经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对日抗战而体会到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解读。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故较能吸引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常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何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何以不能变农业社会为商业社会？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而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此种说法脍炙人口，常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此由其综论性的回忆录《黄河青山》（1983年以英文撰就，但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中屡屡述及他撰写的书（如《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等）在美国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阿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意见之扞格，可见一斑。实则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明代史，是下过苦功夫的，他曾在1960年代，以两年半的时间，阅读完整部《明实录》（共133 册，外加29 册附录），并做笔记，可见其功夫之扎实。

无论如何，黄仁宇的后半生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至逝世前仍持续有新作发表。尤其在他离开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后，作品数量甚多，包括学术专著和报刊论文，大多数是在台湾出版，俨然成为专业的畅销作家。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2000年1月8日他在美国纽约寓所，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

曾纪泽

曾纪泽（1839年12月7日-1890年4月12日），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少负隽才,究心经史,喜读《庄子》、《离骚》,从其父受诗、古文法,兼通小学,旁及篆刻、书画、音律、骑射。尤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研熟世界诸大洲地理、国俗,探求讲论天文、数学、机器制造等科技之学。随父在军中十余年。同治九年(1870)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父忧服除,袭一等毅勇侯。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次年转大理寺少卿。六年,兼充驻俄大臣,与俄国谈判《伊犁条约》改约,经反复折冲,收回伊犁及南境诸要隘。中法战争时,以使臣与法政府抗辩,不稍屈,并疏陈《备御六策》。晋兵部侍郎。十二年,归国,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户部侍郎,兼署刑部、吏部侍郎。卒,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早年诗作,获曾国藩称赞,以为“圆适深稳,步趋义山(李商隐),而劲气倔强,颇似山谷(黄庭坚)”(《家训》)。使欧九年,时纳异国风情、科学知识于诗,每隐新意,“《海外》诸篇尤壮健而有深隐之思”,于列强窥境而朝臣闭塞,私忧窃叹,言多托讽,“弥觉思深虑远,若有抑塞难言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多近体,曾纪鸿序称“飘逸绝俗”而“精湛入古”(《归朴斋诗集·序》)其古文得家传而自有格,似柔实劲,博雅洞明。《使西日记》亦有生动可观者。有《曾惠敏公遗集》一七卷(含《奏议》六卷,《文集》五卷,《归朴斋诗集》四卷,《使西日记》二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四六,俞樾《曾惠敏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一六)。

蔡京

蔡京（1047年2月14日－1126年8月11日），北宋徽宗时尚书左丞、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太师。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调钱塘(今属浙江)尉,历舒州(今属安徽)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今属河南)。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限期五天,独其如期完成。后为台谏劾,出知成德军(今属河北)等地。绍圣元年(1094),入权户部尚书,助章惇重行新法,除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徽宗即位,罢知太原(今属山西),又为言官所劾,夺职居杭州(今属浙江)。时童贯以供奉官至南方访求书画奇巧,乃乘机勾结童贯,以图起用,起知定州(今属河北)。崇宁元年(1102),徙大名府(今属河北),为学士承旨,拜尚书左丞,俄拜尚书右仆射。二年,进左仆射。累转司空,封魏国公。以复新法为名,尽贬元祐诸臣,指其为“奸党”,且立党人碑;又指责元符间(1098—1100)上书涉及新政者为邪等,凡三百零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他倡“丰、享、豫、大”之说,大肆挥霍,大兴土木,百姓遭殃。大观元年(1107),拜太师。三年,台谏交论其恶,遂致仕。四年,再为言官所劾,贬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今属浙江)。政和二年(1112),召还京师,复辅政,徙封鲁国公,三日一至都堂治事。时更定官名,自称公相,总治三省。拔故吏领榷货,造科次钱券百万缗以进,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 “此太师与我奉料也。”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拔亲信,无所不为至极。宣和二年(1120),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蔡京父子恣为奸利,窃弄威柄,即家为府。七年,复致仕。钦宗即位,举家南逃,天下罪其为“六贼”之首,连贬官,后徙儋州(治所在今广东儋县)安置,道死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

王冰

王冰(710—804),唐著名医学家。唐景云至贞元间人。号启玄子,一作启元子。笃好养生,留心医学,师从郭斋堂、元珠先生。宝应(762—763)年间任太仆令。以为《素问》之“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乃精勤博访,以师授之《素问》秘本,参以全元起注本,历时十二年,重行注释编次,并补入《天元纪大论》等七篇旧藏之卷,合成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所注 《黄帝内经素问》(世称《次注黄帝素问》,762年)及《释文》一卷,对保存古代医籍和解释古奥字义有所贡献,至今岐黄家奉为圭臬。所注《内经》,排抉隐奥,多所发明。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说,开明代薛己诸人探本命门之一法,对“阴阳互根”作了“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之论述,强调“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对后世医学发展深有影响。对运气学说亦有研究,补入之《天元纪大论》等七篇,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另撰有《玄珠》一书,至宋代已佚。今有推五运六气变化之《素问六气玄珠密语》十卷、《天元玉册》(又作《天元玉策》)三十卷、《昭明隐旨》三卷及有关方药之《元和纪用经》一卷,皆为后世托名之作。王观 明医生。字惟颙。吴县(今属江苏)人。曾祖仲光有医名。承祖传,医操远识,治有奇效者先后不可胜算。成化(1465—1487)后大江南北及京师称上医者,观为之冠。

倪维思

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年—1893年10月19日)，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传教士。生于纽约塞内卡福尔斯(Seneca Falls)。先后在斯克内克塔迪联合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清咸丰四年(1854)来华,在浙江宁波办学和传教。1858年获联合大学神学博士。同治十年(1871)定居山东芝罘,四出作旅行传教活动。光绪十一年(1885)为当地教徒引进外国的梨、苹果、葡萄和李树。收集山东民间传说,编写《马可福音注释》、《神学总论》、《中国和中国人》、《附鬼及其他》等。死于烟台芝罘。

东阳英朝

东阳英朝（1428～1504年8月24日），室町战国时代的僧人。正长元年出生。持赖土岐的孩子。临济宗。传承京都龙安寺石光宗信的教义。曾担任丹波龙光寺（京都府）、京都大德寺、妙心寺、尾张市瑞泉寺（爱知县）的住持。他回到家乡，成为美浓（岐阜县）少林寺的创始人。永正元年（1504）8月24日去世。77岁。他的谥号是大同信玄禅师。

东阳英朝属于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大应派”，创建了妙心寺四派之一的“圣泽庵”。大应、大灯、关山三代，世称应灯关，是现代日本临济宗诸派法系的源流。东阳英朝与景川宗隆、悟溪宗顿、特芳禅杰是日峰宗舜门下义天玄诏的法嗣雪江宗深四徒。东阳英朝门下（圣泽派）有愚堂东寔、至道无难、一丝文守、道镜慧端等禅僧，此中，道镜门下又出白隐慧鹤，中兴临济宗。

伊夫林·沃

伊夫林·沃（1903年10月28日—1966）英国作家，全名阿瑟·伊夫林·圣约翰·沃，1903年10月28日生于英国汉普斯特德。伊夫林·沃被誉为“英语文学史上最具摧毁力和最有成果的讽刺小说家之一”。

其父阿瑟·沃系英国著名出版商兼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教徒。伊夫林·沃从小就受到两方面的环境薰陶：宗教与书本。沃的父母给孩子读故事，并与他们一起讨论作品。沃在7岁时就写过一个题为《赛马的诅咒》的短篇小说，并被收入一个成人作品集中出版。他和他的哥哥长大后都成为作家，与儿时的家庭影响关系颇大。沃上中学时，被父亲送到圣公会教会学校，每天早晚两次礼拜，周末则要去3次。据沃本人回忆，他当时并不觉得这种宗教仪式过于繁琐。1921年至1924年，沃在牛津大学的赫特福德学院学习，1924年遂转入希瑟利艺术学校学习绘画。不久之后，沃便发现绘画亦非其爱好，又去当中学教员，可两年之内被开除了3次，从此开始酗酒，并企图自杀。直到1927年，沃才正视现实，开始从事家人所擅长的文学创作。他先试笔创作了数篇短篇，还写了传记文学，1928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衰落与瓦解》，一举成名。此后，沃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20余部，短篇小说集两部，以及书信集数部，其中被誉为佳作的有：《衰落与瓦解》，《一抔土》（1934）、《旧地重游》（1945）、《荣誉之剑》（1965）等。沃曾于40年代后期为《旧地重游》搬上银幕一事访问好莱坞，并根据此间搜集的素材创作了《受爱戴的》（1948），这是他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

郁达夫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现代著名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七岁入私塾。十四岁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嘉兴府中学，后转入杭州府中学。1910年春转入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办的育英书院，因参加反对校长的风潮被开除，1911年后在家自修。1913年9月由其兄郁华带到日本，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后入帝国大学经济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留日期间，曾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以抗日为宗旨的夏社，并筹备创造社。文学上受到高尔基、契诃夫，特别是王尔德、汤姆生、左藤春夫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影响。1921年，他的处女作《沉沦》(泰东图书局)问世，这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由于“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了当时的文坛。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留日学生由于异国民族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遇所造成的精神上极度的痛苦，它有作者反帝的爱国热情和不满现实的呼声，也有其孤独、颓废的情绪。随后又发表了《南迁》、《银灰色的死》、《风铃》等短篇，主题和人物与《沉沦》相类似。1922年毕业后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先后主编《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写了很多作品。1923年至1926年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并主编过《创造月刊》和《洪水》。1923年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先后发表了《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这是两篇描写工人生活的优秀作品。另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写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1年)和《出奔》(1935年)也是政治倾向比较进步的小说。此外，象揭露军阀及其家庭道德败坏的《秋河》，描写娼妓和一般演员等下层人物生活命运的《茫茫夜》、《街灯》、《迷羊》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过多的色情描写，破坏了主题的严肃性，使这些作品掺杂着许多不健康的因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趋于消沉，由失望而走向退缩隐遁。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1929年与鲁迅、宋庆龄等人发起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之后他隐居杭州，写了一些倾向颓废的小说，如《马樱花开的时候》、《飘儿和尚》、《迟桂花》、《迟暮》、《东梓关》等。在这些作品中，对人物的闲适无为、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和封建名士的生活方式，抱着欣赏和羡慕的态度。这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当时，客观上起了麻醉人们消磨斗志的作用。他是个多产作家。小说艺术性较高，擅长于写景抒情，语言优美，笔调自然洒脱，但题材较狭窄，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1934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并写《导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救亡运动，并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抗战工作，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同年冬，到南洋，参加抗日活动，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等组织重要职务，主编《星洲日报》，宣传抗日。后逃至苏门答腊，坚持抗日斗争。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的后期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作家，他对新文学的贡献和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戏剧论》(商务印书馆)、《小说论》(1931年，光华书局)、《日记九种》(1927年，北新书局)、《戏剧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郁达夫杰作选》(1946年，上海新象书店)、《达夫短篇小说集》(1935年，北新书局)、《达夫散文集》(1948年，上海春明书店)、《达夫日记集》(1935年，北新书局)、《达夫游记》(1936年，文学创造社)、《我的忏悔》(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等及翻译多种。此外，印行有《达夫全集》七卷。解放后出版了《郁达夫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郁达夫选集》。

徐渭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漱老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人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不足1周岁时丧父,全靠嫡母、生母抚养、教育。6岁入学读书,文思敏捷。9岁能文。20岁为生员,但连应8次乡试都未取。中年为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幕僚,参与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并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其一生潦倒,屡应乡试不中,灰心功名。继之不幸的事按踵而来,亡母失妻,生活骤起波澜,一度精神失常,致误杀续妻而被捕下狱。平素生活比较狂放,对权势不妩媚。有时幕中有急需,而他却正在酒肆中“大醉嚎嚣,不可致也”。正与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情况相象。之后胡宗宪因受陆凤仪的弹劾而被逮,徐渭失靠山,加之身体多病和连受挫折,晚年极贫苦。终于在“帱管破弊,不能再易,至借藁寝”的凄惨情况下与世长辞。他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善诗文,得李贺之奇,苏轼之辨,不落陈套。少时曾学过琴,于39岁时写出一本直至今天还对戏曲有着重要文献参考价值的《南词叙录》。所作杂剧《四声猿》,得到汤显祖、王骥德等曲学家的赞许。其画以水墨大写意作花卉,奔放淋漓,所画“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在随意挥写的一花一草上,可看出笔墨的微妙变化,具有秀逸情趣,正象他题画梅所言:“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他对画的要求是“苍洁旷回”,是“高古”,是“舍形而悦影”,是“生动”,极厌毫无道理的横涂乱抹。“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裁。”其诗句是对自己画风的写照。山水、人物、走兽、鱼虫、瓜果等无一不能,亦无一不工。其功绩主要在于成为大写意这一体派的开创者。书法学米芾,行草纵逸飞动。传世作品有《牡丹蕉石图》,藏上海博物院;《荷蟹图》,藏故宫博物院;《梧桐芭蕉图》,藏南京博物馆;《蔬果鱼蟹图》,藏日本东京槐安居;《人物册》,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有戏曲论著《南词叙录》。作杂剧《四声猿》,即“狂鼓吏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代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个不同的剧目。诗文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传》、《徐文长佚草》等。《歌代啸》相传亦是他的作品。曾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了解他的人均赞同其说。

舍勒

马克斯·费迪南德·舍勒（1874年8月22日-1928年5月19日），现代德国著名现象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慕尼黑，在耶拿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早年曾受教于德国生命哲学家奥伊肯和新康德主义者李普曼。1901年在耶拿大学任教，开始哲学研究生涯。1907年担任慕尼黑大学教授。1919—1928年间，去科隆大学主持哲学与社会学讲座。1928年春死于法兰克福。舍勒一生勤奋好学，兴趣广泛，涉猎了哲学、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教育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以及逻辑学等众多领域，并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了独到的思想遗产。

舍勒一生思想变化很大。一般说来，他的思想发展可以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87—1913年，他受生命哲学家奥伊肯的“新唯心主义”影响很大，致力于探讨逻辑和伦理的关系问题，并接近早期现象学运动。第二阶段，1913—1922年，是他哲学思想的成熟时期，他把现象学推广到伦理学与宗教领域，形成了价值伦理学与宗教现象学，是一个人格主义者和有神论者。第三阶段，1922—1928年，他逐步放弃现象学，强调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与哲学人类学。

舍勒是早期现象学运动中名声仅次于胡塞尔的人物。他1907年在慕尼黑大学任教期间，便遇到一批布伦坦诺和胡塞尔哲学的追随者，开始转向现象学运动，并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1910年，他辞去教职，居住在柏林和哥廷根等地，潜心著述，成为一个独立的撰稿人。此后九年间，他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几本著作，如《论怨恨与道德价值判断》(1912)、《论现象学与同情理论和爱恨理论》(1913)、《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价值伦理学》(1913—1916)等，他在这些著作中对现象学的本质、现象学的方法，以及现象学运用于具体科学的前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尝试，尤其是在伦理学与宗教学上卓有建树，促进了现象学向具体科学的渗透。此外，将现象学哲学传播到德国以外(尤其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国家)也是他对现象学运动的贡献。

舍勒极其重视现象学方法，他认为，胡塞尔将现象学规定为“描述性的”，主张用直观来把握本质，这将为我们看待世界与自身带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他运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意识状态，如同情、忏悔、怨恨、爱与兴奋等，虽然难成系统，但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因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在认识论上，舍勒主张直觉主义。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认识本质，认识“纯粹和绝对的事实”。他承认外部对象世界的实在性，否认有脱离对象存在的纯粹知识，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对存在本身的再构造。不过，他又主张，知识并不来源于感觉与知觉，而是得益于各种“意志的机能”，一旦人与世界相遇，“意志机能”便会产生出一种体验，并形成各种知识。舍勒把知识分为三类:一类是经验科学知识，它以人们支配自然界的欲望为基础，是一种“统治的知识”。另一类是有关本质和存在范畴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真正“先验的”，其基础是“爱”。还有一类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实在、实在本身或绝对的知识。人的本性是“爱存在”，他渴望通过知识参与到与自己不同的存在的本质之中。因此，第三类知识又叫做“拯救的知识”。

伦理学是舍勒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从批判康德的主观伦理学开始的。舍勒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一种形式主义，只有假定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各种意见的价值领域，才能确保道德判断的客观性，他认为，价值是客观的东西，各种价值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价值王国，它有其特殊的依存法则和次序法则。他把基本价值分为五类:感觉价值、实用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与宗教价值。他还根据一定标准将它们排定为等级序列，并认为宗教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这就陷入了神学目的论的泥淖。

舍勒还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自称，自他的哲学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起，就一直关注“人在宇宙中占有何等地位”的问题。他力图根据生命发展阶段的图式来确定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并把生命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植物的无意识的感情冲动；(2)动物的本能；(3)联合的记忆；(4)实践的智能；(5)精神。他认为，精神是生命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决定了人在宇宙中所处的独特地位。生命的低级阶段是强有力的，而精神则软弱无力；这种情况对人来说，意味着只有抑制并排除本能冲动，才能从本质上把握人的特殊精神活动；而要确立人在宇宙中的特殊位置，就应该倡导禁欲主义这种生活原则。

在政治立场上，舍勒是一个大国沙文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战争的守护神与德国的战争》(1915)一书，为德国帝国主义卷入战争进行辩护；他还于1917—1918年间，参加德国外交使团，出使日内瓦和海牙，为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斡旋。

舍勒的其它主要著作还包括:《先验的方法与心理的方法》(1900)、《战争与建设》(1916)、《德国仇恨的缘由，国民教育研究》(1917)、《论价值的毁灭》(1923)、《哲学世界观》(1928)、《人与历史》(1929)、《和平与和平主义思想》(1933)等。《舍勒著作全集》已于1954年开始出版，共有13卷。

奈特

富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1.7 - 1972.4.15),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麦克莱恩县。1911年获米利根学院文学士,1913年获田纳西大学文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16年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1927年执教于艾奥瓦大学,1927—1952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52年以后成为名誉教授。1950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主要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经济组织》(1933);《经济秩序与宗教》(与T. W.梅里安合著,1945);《自由与改革》(1947);《竞争伦理学及其他》(1951);《论经济学的历史与方法》(1956);《智力与民主行为》(1960)等。

奈特对经济学的最主要的贡献为在1921年发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第一次指出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把风险区分为可保的和不可保的两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利润理论,认为利润就是在不确定环境下作出决策的企业家承担不可保风险所获得的代价。此后,他转而研究资本理论,并在此过程中发起了一场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批判。其专论《经济组织》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名著。他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作品,论证一些具体问题和估价可能的解决办法。他还发表过许多论文论述社会组织的自由形式,但只是停留于分析。反对所谓社会工程的尝试,不断提出具体的社会改革主张,他不愿使自己完全从事于单一的探索或解答。其他一些作品是研究同经济学有关的方法论与哲学问题。

莫是龙

莫是龙(1537-1587)，明代诗文作家,书画家。字云卿。因得米芾石刻“云卿”两字，因以为名，更字廷韩，号秋水，又号后朋、碧山樵、贞一道人、畏垒居士、云龙山人、玉关山人，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如忠长子。其育于外家，长于虞山(今江苏常熟)，八岁读书便目下数行，十岁属文藻思溢发，十四岁补郡博士弟子员，有神童之称。性豪迈，不喜科举业而攻古文辞及书法、绘画。诗文宗韩愈、柳宗元，卓然成家。书法宗钟繇、王羲之及米芾，小楷精工婉媚，行草豪逸有态。善画，山水宗黄公望而能自辟蹊径，挥染时磊磊落落，郁郁葱葱，神酣意足，别具风貌。传世作品有《为石秀写浅绛山水》轴，现藏故宫博物院。 嘉靖四十五年(1566)作《山水图》轴藏辽宁省博物馆。 《仿米氏云山图》卷后自题一诗云： “老龙昨夜排天门，云怪兴没仪曜昏，此时群峰自历乱，银海淼茫湿雨痕。”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溪雨初霁图》流入海外。通画理，著有《画说》 一卷、《秀石斋集》。

钟繇

钟繇（151年－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魏国大臣、书法家。东汉末为廷尉正、黄门侍郎。建安元年(196)，随汉献帝归曹操，任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

曹操与袁绍争夺河北，担忧关中马腾、韩遂等人侵扰，任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钟繇率军到长安，安抚马腾、韩遂等人，平定了关右，免去曹操西顾之忧。建安七年(213)，袁绍子袁尚派郭援(钟繇外甥)、高干与匈奴单于联合侵犯河东，钟繇率领关中诸将前往迎战。大将庞德在阵前亲斩郭援首级，钟繇见到后痛哭，庞德向钟繇表示歉意。钟繇说：“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之?”(《三国志·魏书·庞德传》)结果降服匈奴单于。随后又讨破河东卫固等人的叛乱。钟繇在关中，召集流散百姓，恢复发展生产，稳定了关中的社会秩序。建安十六年(211)，以功封前军师。

魏文帝曹丕即位，任钟繇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后迁太尉。当时钟繇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为先世名臣。曹丕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魏明帝曹叡即位，钟繇被封定陵侯，迁太傅，极受恩宠。他曾建议曹操、曹丕、曹叡恢复肉刑，因司徒王朗等人反对而没有实行。太和四年(230)，钟繇病死。明帝素服临吊，谥成侯。

钟繇工书法。师承刘德升、曹喜、蔡邕，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结构朴茂，章法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钟繇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研讨用笔方法。一次，钟繇向韦诞借蔡邕编写的论笔法的书，韦诞不给他看。钟繇急得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胸脯，直到口吐鲜血。曹操用祖传秘方配制五灵丹给他医治，才免于一死。到韦诞患病死后，钟繇暗中派人盗开韦诞的墓，终于得到蔡邕的《论笔法》。于是钟繇的书法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的书成为后人学书的典范。与张芝、王羲之并称“钟张”、“钟王”。他的真迹没能流传下来。宋以来法贴中所刻《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都出于后人临摹。

江淹

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东北),生于江南。少好学,六岁能写诗。十三岁丧父,家境陷于贫困。性格沉静,不喜交游。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刚满二十岁,充任始安王刘子真的启蒙塾师,讲授“五经”。一度为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从事。宋废帝永光元年(465),又随始安王刘子真赴任南兖州刺史。子真死后,转至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以事受牵累入狱,上书获免。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为秀才,对策上第,任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右常侍。不久,复为丹阳尹建平王刘景素主簿,并随从调任吴兴、湘州、荆州和南徐州。宋苍梧王元徽元年(473)前后,兼东海郡丞。元徽二年,贬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宋顺帝昇明元年(477),录尚书事萧道成引为尚书驾部郎,兼骠骑功曹参军,军表书记皆出其手。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为东武令,参掌诏册,监修《齐史》。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齐武帝永明初,出为庐陵内史。永明三年(485),还为尚书左丞。齐鬱林王萧昭业时,兼御史中丞。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出为宣城太守。建武四年,入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迁秘书监。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兼卫卿。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迁吏部尚书。入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卒,年六十二。谥宪伯。有《江文通集》。今存诗近百首,大多作于齐武帝永明初年以前。史称江淹晚年才思微退,当时呼为“江郎才尽”,实则永明后官迁政烦,加以主观上认为“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刻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自序传》),遂不再用心创作,故经历史淘汰,后期诗篇存世无多。作诗颇能修饬,善于摹拟,如《杂体诗三十首》、《效阮公诗十五首》,仿汉至刘宋诸家名篇,各具风调,酷肖原作,间亦有所寄托。他如《渡泉矫出诸山之顶》、《游黄蘖山》的深邃意境,《望荆山》、《还故园》的哀怨情愫,也为人所称道。但就整体而言,他的诗未能融通前人之长以形成自家特色,故钟嵘谓其“诗体总杂”(《诗品》卷中),陈祚明讥其“意乏圆融,调非宏亮”(《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四)。有《江文通集》。事见本集《自序传》,又《梁书》卷一四、《南史》卷五九有传。

魏源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清咸丰七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东台知县。历任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等官职。曾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感愤时政，遂着《圣武记》。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有关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至扬州时，参加抵抗和镇压活动，以迟误驿报免职。后居兴化寺潜心佛学，逃禅至死。

魏氏初尚宋明理学，兼治汉学考据，并与当时的著名学者汤金钊、姚学塽、胡承珙、胡培翚、陈奂等互相研讨。但对魏氏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常州今文经学。他二十岁(1814)时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转向今文经学。此时又结识了龚自珍，两人学风意气相投，声名相齐，时称“龚魏”。

魏氏在学风上不涉时趋，既反对汉学又反对宋学。他攻击清代“汉学”皖派的奠基者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说戴氏“臆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 (《书赵校〈水经注〉后》)，而对戴震的弟子段玉裁，也认为“于《尚书》经师家法不明，专据马、郑本为真古义，因以《史记》之不同马、郑者，皆武断为今文”(《释云梦》)。他对宋儒也同样讥讽，如批评朱熹对《大学》“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遂留后人之疑” (《大学古本叙》);认为宋儒鬼神之说，实是“矫枉过正，而不识与六经相违”(《默觚上·学篇一》)。魏氏所以反对汉学与宋学，是因为它们或者脱离实际，或者空疏无用，不能援以经世，用以变革。他认为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以经术为治术”，但它经过刘歆的篡乱，东汉古文盛行，“郑许之学综六经”，于是“经术卑，儒生绌”(《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说：“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又说：“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倪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裴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有闻焉。”“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皆引自《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对西汉以来的学术变迁的看法，即西汉微言坠于东汉，东汉典章又绝于隋唐，两汉的诂训声音之学又“熄 魏晋”，故主张由诂训声音“复”到东汉，再由典章制度“复”到西汉，并认为清代中叶应是“复”到西汉的时机了。

魏氏所主张的要“复”到西汉，是要“复”西汉的“微言大义”，要“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同上); 也就是要运用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救裨当世”，进行社会改革。所以他从今文经学中主要是接受了“通三统”、“张三世”的“变易”思想。他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公羊春秋论》下)正是以这种“变易”思想作指导，魏氏提倡求实精神，一方面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海国图志叙》)，另方面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同上)，要去掉“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虚患”，走求实的道路。为此，他除在《海国图志》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外，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又不依赖于西方国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口号，认为当时的长技有三，即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学习这些长技，“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打败外国侵略者。与此同时，魏氏还主张改革弊政，指出“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淮北票盐志叙》)，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默觚下·治篇五》)，并提出了改革盐税、漕运及选拔人材的一系列措施。

在哲学思想上，魏氏继承了北宋张载“太虚即气”(《正蒙·太和篇》)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精气，无间不入。他说：“太虚之精气流动，充盈于天地间，必有入也。集于列星，与为光芒;集于水火，与为润旸;集于金木，与为柔刚;集于珠玉，与为精英;集于圣人，与为琼明;……太虚者万物之真宅也。”(《默觚上·学篇十四》)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气化流行而生，最后又复归于太虚之气。但魏氏没有把气化流行的思想贯彻到底，而认为“因气以为生死者身也，身之内有心，心之内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气以生死矣”(《默觚上·学篇十三》)。他把道德属性的“仁”，视为可以不随形气生死而超乎形气的本体。他还吸取了朱熹“仁便是天地之心”(《朱子语类》卷一) 的观点，说“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油然渤然不容已于方寸”(《默觚上·学篇十三》)，将万物的生成看成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作用。魏氏也相信鬼神的存在，主张以“神道设教”来维护封建统治。他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上·学篇一》)这种有神论为魏氏晚年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打开了通路。

在认识论上，魏氏提出“行而后知”的观点，指出“行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二》)他举出事例说明“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同上)。强调亲自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获得直接经验，反对闭门造车。他说：“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默觚下·治篇一》)为了避免犯闭门造车的毛病，魏氏主张调查研究，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同上)由此出发，他否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指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 (《默觚上·学篇三》)认为任何天才都是发愤勤学的结果，后天的学习、实践起着决定作用。他还认为人的智慧高于个人，即“独得之见，必不如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下·治篇一》)。

魏氏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充满着矛盾。他说： “天地，是非之域也; 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贤不肖，是非之果也;古今往来，是非之场垒也;……日相鬬战。”(《默觚上·学篇十二》)还注意到思想领域裹也时刻都有矛盾和鬬争。“始知一念之中，有屡舜而屡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默觚上·学篇一》)他把这种矛盾的普遍性概括为“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十一》)，即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而且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有主有次。又认识到事物在矛盾鬬争中发展，他把这种鬬争称为“逆”。他说：“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默觚下·治篇二》)"肯定事物经过矛盾鬬争才会有发展，而发展到顶点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空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申)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默觚上·学篇七》)在论述矛盾转化的过程中，魏氏也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福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默觚上·学篇八》)所谓“自我造命”就是自己掌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与“人定胜天”的思想，成为魏氏主张变法图强、向西方学习、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魏氏学问渊博，除熟于朝章国故、研究富国强兵的经世致用之学外，还精于史学。曾搜集大量材料并利用国外的新材料来考校《元史》，开近代研究《元史》的新路。著作另有《老子本义》及《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梁启超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 其学对清末思想解放和改良主义思潮产生一定影响。

岐伯

岐伯，是我国远古轩辕黄帝时期的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医学家，春秋时期黄帝的大臣。据传说黄帝让岐伯遍尝草药，编著医药经方，才有传世的《本草》、《素问》等书。他的著述颇多，但多失传，仅留残著，被后人整理编辑成《黄帝内经》，流传至今。因而，他被后人称为中华医学鼻祖。

岐伯是甘肃省庆阳县人。清朝乾隆年间《庆阳县志·人物》记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岐伯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他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岐伯曾辅助黄帝打败了蚩尤，融合了炎帝氏族，结束了军事部落之间的连年混战。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他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所以，记载岐伯的最早的文献是《黄帝内经》。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作的贡献，专门修建了岐伯庙。如《庆阳县志·坛庙》载：“岐伯庙，在县城南。”据《辞海》说：“北地，郡名，战国秦置。泊所在义渠，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资治通鉴》和明清《庆阳府志》、《庆阳县志》均载：“岐伯，北地人。”北地即今之庆阳。南宋郑樵《通志》记：“古有岐伯，为黄帝师，望出安化。”安化即今庆阳。《庆阳府志》卷十九记：“岐伯庙在今南原”，即今庆阳市辖董志塬。《庆阳县志》卷三记：“岐伯庙在县城南嘉会门十”。这说明庆阳曾为岐伯两建祠庙，自古至今，祭祀不断。

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著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新唐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3.《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4.《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以上诸书皆已佚，仅存书目，因此只能从书名知其与岐伯有关，内容主要是针灸，另外有按摩、藏象等，而不能确定为岐伯所著。因为古代“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所以托名岐伯的医书，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有关岐伯与岐黄的研究发现，其中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由此说明中医药学与其母体文化的密切关系。

过去许多史书上说岐伯是黄帝的太医，也是“黄帝之师”，称“天师”。宋代熙宁年间医学家高保衡等人所著《黄帝内经序》说：“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身，更相问难，垂德以福万世。”清代著名医学家张志聪则说：“天师，尊称岐伯也。天者，谓能修其天真;师乃先知先觉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贵，师所以传道而设教，故称谓曰天师”。《史记·孝武本纪》：“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这些都说明，岐伯并非只是黄帝的太医，还是他的启蒙老师、军师，也即今天的顾问。《隋书·音乐》云：“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讽敌励兵。”这说明岐伯是一个上知天文、下极地理、多才多艺、才智过人的博学家，是名副其实的黄帝之师。在和黄帝论医的过程中，他阐述了天文学、历算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遵照黄帝的旨意，制作了镯镜、鼓角、灵髀、神钲等。

岐伯一生，对我国医学的贡献最大，奠定了我国中医学的基础。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经史百家杂钞》注云：“岐伯，黄帝臣。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与论医，更相问难，著素问、灵柩，总为内经十八卷，为医书之祖。”关于岐伯的遗著，见于医籍者有《岐伯经》十卷、《岐伯灸经》一卷、《黄帝岐伯针论》二卷及《岐黄要旨》、《岐伯精藏论》、《岐伯五藏论》、《岐伯奥旨》等。但以上诸书大多失传，唯留《黄帝内经》一书，为古今研究中医的经典著作。褚证的《褚氏遗书》中说：“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即本纪所谓咨于岐伯，而作《内经》是也。此书出于岐伯者多，故本纪不及诸臣耳。”《内经》的成书时间，现无准确年代可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不断完善、增修，最后才形成今天的《内经》。即使在岐伯之前，我国民间已早有医术相传，岐伯也是总结学习了前人的经验，再加上刻苦钻研、反复实验，才取得了《素问》的成果。所以，《内经》是我国古代众多医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的宝贵医学遗产。

《内经》一书，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针灸方药、预防养生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经验积累上升到理论概括，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的价值有：第一，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他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系统性地治疗疾病，把人体从脏腑到体表组织、各个器官，看成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诊断学的四诊说。第二，它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三，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人体疾病及其治疗原理。把人体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相对地分成阴阳两种属性：脏为阴，腑为阳;血为阴，气为阳;内为阴，外为阳。在阴阳分属的条件下形成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诸多概念，用类比取象的方法说明脏腑等组织器官和内外之间的关系，以生克制化来解释生理和病理的两种关系，把五行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把人和外界联系起来看待。同时，它还是一部养生宝典，总结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以静养生主要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动养生主要是“形劳”、“广步于庭”、“导引按骄”，以促进气血流畅，达到“形与神俱”。《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身的三大宝，尤其把肾中精气的盛衰看做是决定人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基本条件，所以将保养肾精看做是“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重要措施，要求人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这些不仅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生命科学、医学的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价值。

当然岐伯是对此贡献最大者，因而成为我国中医界无与伦比的鼻祖。为了进一步弘扬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纪念这位中医学的始祖，甘肃省庆阳市在传说中的中医鼻祖岐伯的出生地庆城县建成《黄帝内经》千家碑林园。《黄帝内经》千家碑林园园区建设充分体现“岐黄论医，日月同辉”的主题，在园区种植一些代表性的药花、药木，供游客观赏辨认，增长中医知识。1000多块以《黄帝内经》为内容、由上千名知名书法家和中医学专家分段书写、共同完成的碑刻，被安放在周祖陵山下，以弘扬中华传统中医学。

吉本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4月27日─1794年1月16日），英国18世纪著名历史学家。1737年5月8日生于伦敦附近普特尼镇的一个士绅家庭。1752年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次年被其父送往瑞士洛桑城留学，在加尔文派牧师指导下学习,并改信英国国教。1758年回到英国,在军队服役 5年。1763年，离英赴欧旅行。在巴黎逗留期间，结识D.狄德罗、J.Le R.达兰贝尔、C.-A.爱尔维修等法国启蒙思想家。1764年,历游意大利那不勒斯、威尼斯、罗马等城。在参观罗马卡皮托废墟时萌生编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1770年,定居伦敦,全力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74～1783年任下院议员,曾反对政府派兵去美国。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出版。其中论述基督教成长的两章，遭到宗教界的强烈攻击。1781年出版该书的第2、3两卷。1788年5月8日该书最后 3卷同时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共 6卷。前4卷叙述公元180～641年的历史，显示学力精湛；后 2卷是641～1453年拜占廷史摘要，这虽在西方是拓荒之作，但取材和论述范围都难与前4卷相比。吉本十分重视对原始史料的研究。他曾披阅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优美,言语冷峭，词句含蓄摇曳，从婉约中见深刻。它讽刺并批判了基督教会,认为基督教破坏了罗马的英勇精神,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启蒙时期史学的代表作品,继承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体现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对欧洲中古历史持否定态度。但是,他只记述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上的史实,而忽略社会经济的发展，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1794年1月16日吉本在伦敦逝世。

道源

道源（1900～1988），河南商水人，俗姓王。法名能信，别号中轮。二十岁依周口镇普静堂隆品法师剃度。二十四岁，赴湖北汉阳归元寺，依觉清律师受具足戒。后随侍慈舟法师赴苏州灵岩山，创建净土宗道场。历参太虚、印光、圆瑛等大德。曾在大陆、台湾各地佛学院宣讲佛学，且担任十数次传戒阿阇黎，以弘法讲经驰名。历任中国佛教会察哈尔分会理事长、屏东东山佛学院院长、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及台湾八堵海会寺开山住持。尝创办能仁佛学院，作育僧才。民国七十七年示寂，世寿八十九。

加斯奎特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奎特（Francis Aidan Gasquet，1846年10月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29年4月5日逝世于意大利罗马）是一位英国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1914年成为红衣主教，1917年成为梵蒂冈档案馆馆长。加斯奎特在唐赛特学校 (萨默塞特) 接受教育，进入本笃会修道院，并于 1878 年至 1885 年担任院长。从 1888 年起，他出版了关于修道院历史的著作，包括《亨利八世与英国修道院》(1888-89)，该书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被一些人认为有偏见，偶尔也不准确。其他著作包括《英格兰教会史》上下卷 (1897) 和《中世纪英格兰的教区生活》(1909)。他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中世纪史，被《泰晤士报》誉为“中世纪史宗教方向的巨擘”。著有《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亨利六世的宗教生活》《亨利八世与英格兰修道院》《中世纪英格兰的堂区生活》《英格兰的修道院》《中世纪的修道院生活》等。

金履祥

金履祥（1232年—1303年）元代学者、思想家。幼名祥，长名开祥，后更名履祥，字吉父，号次农，兰谿(今属浙江)人，居兰谿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仁山先生。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年十六补郡博士弟子员，十八考中待补太学生。其后潜心诗书，转向理学，受业王柏，从登何基之门。考进士，未中，遂弃举子业。尝执教于严陵(今属浙江)之钓台书院。南宋恭帝德祐初(1275)，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勿受。宋亡，避居金华山中，后归兰谿。入元不仕，曾馆于齐芳书院，从事讲学，以著述终其身。卒諡文安。

与何基、王柏、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博学多识，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曆之书，靡不毕究。在金华四先生中，其对经学、史学之研究，成绩最著。继承王柏之疑经精神，疑《诗》、疑《书》，并倾毕生之精力训释《尚书》。于《诗经》，在王柏《毛诗辨》的基础上，重申三百篇非孔子删定之旧：“尝考之秦火之后，《书》失几半，《礼》失几亡，而《诗》三百篇何以皆无恙?虽云《诗》託于声音之流传，岂尽夫子之三百篇乎!”(《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卷一)对于《诗经》中表达男女相悦之情的爱情诗，皆目之以“淫诗”，并认为孔子当时必已删去：“郑声之淫，夫子尝欲放之，而今郑声具在，虽序者巧以为他事及刺人，然其淫丑之态，不可掩也”，“以此观之，其间淫诗，固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传者，诸儒得之，例以为古诗而不察也”(同上)。于《尚书》，在王柏驳斥“孔壁之文皆科斗文字”说以证《书》古文之可疑的基础上，更疑孔安国《尚书序》为东汉人之伪作，指出：“不惟文体可见，而所谓‘闻金石丝竹之音’，端为后汉人语无疑也。盖后汉之时，谶纬盛行，其言孔子旧居，事多涉怪”，“则此为东汉传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尚书表注》卷上)其于《尚书》，研究较为深入，并取得一些超越前人之成果。如推翻《书序》和《史记》关于《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之旧说，肯定此篇为“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作(《尚书注》卷六)。其疑经之目的与实质，在于用理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理解传统经典，并藉此为其学说找寻经典的与历史的根据。又其所撰《论语孟子集注考证》，用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为朱熹《集注》作疏解，于朱义亦颇有牴牾之处，由疑经亦进而疑难及朱熹之说。在史学方面，倣邵雍《皇极经世书》与胡宏《皇王大纪》体例，阅三十年之久，撰成《资治通鑑前编》一书，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资治通鑑》之前，“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採旧史、诸子，表年繫事，复加训释” (许谦《资治通鑑前编序》)，往往于论述史事时发挥义理，将历史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之下。所编《濂洛风雅》，则辑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颢)以及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诸家之诗为一书，旨在教人涵养德性、晓明义理。同时，该书冠以《濂洛诗派图》，实为道统传授图，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而以“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这一传授世系为正宗，馀皆为旁支。在哲学上，坚持程朱“理一分殊”的观点，认爲“理一”之理爲太极，太极乃宇宙的本原，谓：“会到一源惟太极”，“太极运行常自若，羲皇向上可潜图。浑涵妙处皆全体，大用周流自不殊”(《奉和鲁斋先生涵古斋诗》)。将“理一分殊”之宇宙观落实到方法论及认识论上，更重“分殊”，以辟时儒空疏之习，谓：“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难者分殊耳。”(《传道白云》)此说实继承乃师王柏的思想。在心性修养问题上，认爲人有本然良善之仁性、良心，因“欲动情胜”而失之，因此主张反观内省以复之：“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情性而终不能见天地之心者，盖其欲动情胜，而常失之于动也。夫物之惑人无穷，人之好恶无节，此心所存，逐物而动，则飞扬升降，幻贸驱驰，安能体认义理、充养人心?其于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学者亦须收视反听，澄心定虑，然后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见天地之心。”(《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把“天地之心”解释爲天地生化万物之仁：“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同上)。强调爲人应守中和、中庸之道，尝言： “圣人之道，中而已矣”(见《北山四先生学案》)。所著另有《尚书注》、《尚书表注》、《大学章句疏义》、《仁山集》等。

行秀

行秀（1166～1246），南宋曹洞宗僧。河内（河南沁阳）人，俗姓蔡。字报恩。早岁从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赟允出家，受具足戒后，至庆寿寺谒胜默光有省。不久至磁州大明寺参访雪岩满，未逾月彻悟，遂留会下二年，悉尽其蕴底。未久还邢州，筑万松轩居之，潜志自修，世称万松老人，或报恩老人。金章宗明昌四年（11 93），帝赐师锦绮大僧衣。承安二年（1197），奉诏住西山仰山栖隐禅寺。后应诸方之请，历住净土寺、中都万寿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未几，退居从容庵，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之颂古百则为底本，着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又着请益录二卷，二录迄今风行于禅林，为禅宗语录之代表作。另著有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元定宗元年（一说端平三年，1236）示寂，世寿八十一。遗偈（卍续一四一·一五一下）：‘八十一年，只此一语；珍重诸人，切莫错举！’［五灯严统卷十四、续灯存稿卷十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

格雷沙姆

威廉·林赛·格雷沙姆（William Lindsay Gresham，1909—1962），美国小说家，尤其擅长创作黑色小说。格雷沙姆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孩提时代，随家人搬到纽约，在那里，迷上了杂耍表演。高中毕业后，格雷沙姆并无稳定工作，而是四处漂泊，最终成了一名民谣歌手。后因与约瑟夫·道格成为朋友，开始尝试写作，内容多关于美国巡回戏团，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噩梦巷》（1946）。出版第二年便被改编成一部由泰隆·鲍华主演的电影《玉面情魔》。

唐圭璋

唐圭璋（1901年1月23日—1990年11月28日）字季特，江苏南京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生。6岁从父读私塾。13岁进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1915年毕业; 秋，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师，旋又至六合县西门平民小学任教。1922年夏，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中央大学 (原东南大学改) 中文系毕业，后在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任教，并在中央军校教授历史。1934年又与吴梅等组织如社、定期集会作词。193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军校西迁成都任教。1939年起任重庆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南京。不久失业，后在南京通志馆任编纂，旋任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回中央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9月，参加苏州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长春会计专科学校和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秋，调任南京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嗣爲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顾问，南京市人民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作协江苏分会委员，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南京市文联副主席。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编著有《全宋词》、《宋词四考》、《辛弃疾》、《全金元词》、《温韦词之比较》、《李后主评传》、《云谣集校释》、《敦煌词校释》、《词的作法》等。

王粲

王粲[ càn ]（177年－217年2月17日）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建安七子”之一。出身于豪族地主阶级，曾祖龚、祖畅都位置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14岁时，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深得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称他“有异才”。初平三年(192)，董卓余党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王粲流寓荆州，依附荆州牧刘表。在荆州16年，始终不受重用。表死，劝表子刘琮降曹操。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王粲归附曹操，曹操辟之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封魏公，拜他为侍中。为人博物多识，且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魏国兴造制度，他多有参与。建安二十四年(216)，建安二十二年随曹操东征孙权，在返回邺城途中病亡。

王粲天资聪慧，博闻强记。 精通数学、棋艺，对前代典章制度，尤为熟悉，以博洽著称。在“建安七子”中，他是唯一的封侯者，政治地位最高，最受曹操信任。曾参与制定曹魏政权的典章制度。另外，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很密切，诗酒往还，甚相融洽。

在“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文学成就也最高。刘勰就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今存诗20余首，五言诗居多，赋20余篇，骚体居多。其文学创作，可以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为标志，划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他处于社会大动乱时期，亲历战乱，饱尝流离颠沛之苦，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所以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慨交织于一腔，笼罩在前期创作上，使之蒙上悲愤、忧怨的色彩。如《七哀诗》(西京乱无象)具体描写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景象凄惨，气氛悲凉，《登楼赋》抒发忧时愤世之思，怀念故乡之情，声情凄楚，意绪连绵。 而归附曹操后，一方面，北方统一的形势鼓舞并激发了他的功名事业心，写下了象《从军行》这样基调昂扬的诗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地位的变化，常与邺下文人诗赋唱答，“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诗文中的社会内容也有所逊色。总起来说，王粲的诗文以抒情见长，以“情胜”(刘勰《艺概》)是其最大的特色。

王粲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11卷，唐代为10卷，至宋代只存8卷。原集大约于宋末亡佚。 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今人俞绍初据丁福保辑《汉魏百三名家集》本《王仲宣集》，整理成《王粲集》(3卷)，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