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

鲁彦（1901－1944），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原名王衡。浙江镇海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十八岁到上海当学徒。后到北平参加蔡元培、李大钊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并在北京大学旁听。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五四”时期，他的爱国反帝情绪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他诅咒一切，攻击一切，这种情绪通过他“直率的笔调”、“诗似的美句”表现了出来。他的作品以描写乡村小有产者和农民的生活见长，写当时世态的炎凉、悲惨的现实颇为深刻，但感伤气氛较浓重。鲁迅称他为“乡土文学”作家，说他“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1923年担任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同年秋，去湖南长沙，在平民大学、周南女学等校任教。大革命期间，在武汉任《民国日报》编辑，后在上海、福建、陕西等地，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鲁彦的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短篇集《柚子》(1926年，北新书局)是他“五四”时期的代表作，揭露了封建军阀的丑恶，表达了他的愤懑和不平，《黄金》(1928年，上海人间书店)是他“五四”以后的代表作，《童年的悲哀及其他》(193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是他大革命以后的代表作，这时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第四个时期的代表作是《野火》(即《愤怒的乡村》，1937年，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他在《关于我的创作》一文中说:“《柚子》时期，我的热情使我诅咒一切，攻击一切，不愿意接近一切坏的恶的生活，在《黄金》时期这种倾向渐渐淡了，开始对我所厌恶的放松了，而去求另一方面的善的好的，在《童年的悲哀》时期又渐渐改变了，而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野火》暴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反映了农民反抗力量的成长，得到了进步文坛的好评，是他创作的高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家人过着流亡的生活。1939年到桂林，创办《文艺杂志》。1943年，积劳成疾，不幸逝世。鲁彦一生坚持“文艺为人生”、“文艺为社会”的主张，写了不少较好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有:小说《小小的心》(1933年，天马书店)、《屋顶下》(1934年，现代书局)、《婴儿日记》(与谷兰合著，1935年，生活书店)、《雀鼠集》(1953年，生活书店)、《伤兵旅馆》(1938年，汉口大路书店)、《河边》(1940年，文艺书局)，中篇小说《乡下》(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散文集《驴子和骡子》(1935年，生活书店)、《旅人的心》(1937年，文化生活)。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彦选集》，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彦散文选》。他还翻译了不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主要有:《犹太小说集》(1926年，开明书店)、《显克微支小说集》(1928年，北新书局)、波兰的先罗什伐斯基的《苦海》(1929年，亚东图书馆)、俄国的果戈里的《肖象》(1935年，亚东图书馆)、克罗地亚小说《忏悔》(1935年，亚东图书馆)、《失掉了影子的人》(1935年，光华书局)、《在世界的尽头》(1935年，神州国光社)、《世界短篇小说集》(1935年，亚东图书馆)、《花束》(1935年，光华书局)和显克微支的《老仆人》(1943年，文学书店)等。方璧(茅盾)著有《王鲁彦论》(《小说月报》第17卷)，对作者论述甚详。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鲁彦选集》。

霍桑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年7月4日—1864年5月19日），美国小说家。生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毕业于缅因州的鲍登学院。《古屋青苔》(1843)和《雪影》(1851)是霍桑初登文坛的作品。霍桑的作品,虽直接或间接抨击了宗教狂热对人性的压抑,但却把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归之于人性中的“恶”和“原罪”。为了挖掘这个“恶”,其作品多描写超自然的、怪诞的、恐怖神秘的现象及阴暗反常的心理活动。《教长的面纱》和《小伙子布朗》便属于这种作品,揭示了人人皆有“恶”。《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及《通天的铁路》表现了作者对科学与理性的怀疑,认为科学技术只会促使人抛弃精神价值而追求物质享受。霍桑的代表作是《红字》(1850),写犯了通奸罪的海斯特·白兰通过深刻悔罪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牧师狄姆斯台尔良心备受折磨且终于当众坦白了自己的罪过而赎了罪;只有白兰的丈夫才因用心险恶而丧失了人性。书中的主要形象是监狱、玫瑰花和坟地。含有深刻的象征性。霍桑的其他小说尚有旨在说明祖宗的罪孽会祸及子孙的《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表示他与超验主义有分歧的《福谷传奇》(1852)及很受欢迎的儿童读物《故事新编》。由于与第14届美国总统皮尔斯是同学,霍桑曾任驻英国利物浦总领事。霍桑的小说开创了美国小说中象征性小说的传统及心理描写的先河,给后来的美国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杨岐方会

杨岐方会(992-1049)，北宋僧人。俗姓冷，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禅宗临济宗杨歧派创始人。20岁到筠州(今江西高安)九峰山落发为僧，阅经闻法。后去潭州(今湖南长沙)参石霜楚圆(986～1039)，并得法。不久离开九峰，被道俗迎居袁州杨歧山传法，后曾长期住杨歧山，因称“杨歧方会”，其法系称“杨歧宗”，是为临济宗的“正宗”。阐发禅宗临济宗之玄理，主张心即是佛，一切现成。认为佛性即人性，亦为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说“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袁州杨歧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欲达此境界，须保持身心清净，他说：“身心清净，诸境清净。诸境清净，身心清净。”(《后住潭州云盖山海会寺语录》)这就要求做到“心法双忘”，说：“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到这种境界，人即无喜忧之情，说：“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复无忧。”(《杨歧方会禅师后录》)现存资料有《袁州杨歧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和《后住潭州云盖山海会寺语录》共一卷，《杨歧方会禅师后录》一卷等。

台静农

台静农（1903年－1990年），作家。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霍邱县叶家集人。1918年,台静农小学毕业后,到汉口上中学;中学未毕业,又到北平。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1921年前后,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后在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1922年1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第一首新诗《宝刀》,抒发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1923年10月,又以笔名青曲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前后开始撰写杂文,抨击时弊。同时,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24年,与鲁迅先生熟识。1925年,鲁迅创造未名社,台静农为重要成员之一。1926年,编辑出版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参加未名社后,他在创作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1928年11月,将1926年至1928年间创作的14篇短篇小说,集为 《地之子》,由未名社出版,列为 “未名新集”之三。同情下层人民,抨击黑暗现实; 从现实生活取材,作品充满乡土气息等,是 《地之子》的特色。1928年4月,他第一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关押50天。1930年又由未名社出版小说集《建塔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深广。这期间,他先后去北平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30年秋,参加北平 “左联”。1932年12月,他再度被捕入狱10余天。1934年7月,第三次遭到逮捕,关押半年获释。1935年后,执教于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秋到四川,在白沙国立编译馆工作,后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创作了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申报》等。以及一批抨击时弊的杂文。1946年秋,应许寿裳之邀,前往台湾,先在编译馆任职,后在台湾大学任教达20余年。这期间先后写了《追思》等悼思、序跋类散文。1949年后,开始转向中国文学史研究,写出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著。1988年7月,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他到台湾后第一本散文集《龙坡杂文》,内收35篇读书杂记,忆旧及书序,书前有自序。

函昰

函昰(1609-1686),字丽中,别字天然,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出身于番禺望族,博学多才,崇祯六年(1633年)又取得了举人的身份。崇祯十二年,上京会试不中,回家途中身染疾病,途经江西时,拜谒道独禅师(空稳),便于庐山归宗寺削发为僧,时年33岁,得法号函昰,人们尊称他为天然和尚。天然和尚云游四海,曾于福州长庆寺、江西庐山归宗寺、广东罗浮山华首台、丹霞山别传寺、广州海幢寺诸名刹开坛主讲,宣扬民族精神。崇祯十五年(1642年),天然和尚返粤,来到番禺住持海云寺。以天然和尚为核心,以海云寺为基地,以天然“今”字辈的弟子为骨干,佛教洞宗的寺院呈现一片生机。番禺的海云寺、海幢寺、无着庵,东莞的芥庵,罗浮山的华首台寺,丹霞山的别传寺,江西庐山的栖贤寺、归宗寺等,都是清代颇负盛名的寺院。天然和尚所在的海云寺僧人众多,法众素质高超;天然和尚俗家子弟中的文化精英,人才济济,数不胜数。海云名下的这批诗人,由于境遇大体相同,写作题材相近,感情与风格相似,有学者称他们为“海云诗派”;海云一脉的这批僧人和文人中还产生了不少书法造诣颇深的书家,后人称之为“海云书派。”

白起

白起（？—公元前257年），又名公孙起，郿(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商鞅变法，创二十等爵，左庶长为第十等)，率军败韩军于新城(在今河南洛阳市南)。在新城之战中，他的军事才华初步显露出来。以功迁左更(第十二等爵)。

秦欲由中路进入中原，必须控制崤(崤山，在今洛宁县西北)、函(函谷关，在今灵宝县南)、伊(伊水)、洛(洛水)之地，以出虎牢(在今荥阳县北)。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穰侯魏冉(时为相)荐白起于秦王，率兵东出，攻击韩、魏。白起以主力绕至韩、魏联军之后方，将韩、魏联军逼至伊阙(在今洛阳市南)之狭隘地区而歼灭之，歼敌二十四万(歼敌如此之多，在此之前是少有的)，俘其将公孙喜，攻占五城。以功迁国尉(秦统一六国后，改名太尉)。

伊阙之战，韩、魏精锐尽失，国力大损，诸侯震恐。而秦声势大震，进入中原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十五年(公元前292年)，白起率兵再一次向韩、魏发起进攻，占领垣(今山西垣曲县)。迁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十六等爵，为最高武官)。次年，拔宛(今河南南阳市，中原重镇)。韩、魏被迫割地求和，魏割河东地四百里，韩割武遂(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二百里。但秦并未以此为满足，十八年(公元前289年)，白起再次伐魏，夺取大小城市六十一座。

韩、魏在白起连续打击之下，损失惨重，再无抵抗之能力。白起乃转兵他向，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率军进攻赵国，占领光狼城(在今高平县西)。旋与赵讲和，挥军南下，大举攻楚。

楚为南方第一大国，地方五千里，甲兵百万，粮支十年。然内政混乱，奸佞当权(令尹子兰主政)，放逐贤良(屈原)。据此，一举歼灭是不可能的，秦于是采取蚕食政策，决定首攻郢(楚国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北)。郢，西有巫巴之险，北有桐柏之固，南控湘黔，东制吴越，据江汉咽喉之地。郢都一下，楚必东迁，险固尽失。

次年，白起率军直指鄢城(在今宜城县西南，楚之别都)。鄢城是郢之北大门，楚调集大量精兵，严加防守。秦军力克之，旋乘胜前进。次年，拔郢，火烧夷陵(在今宜昌市东，楚陵在此)。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国势大衰。秦以郢为南郡，封起为武安君。

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韩告急于秦。白起率军倍道兼行，八日而至华阳(在今新郑县南)，大败魏军，俘三将，斩首十三万。继又攻赵，沉其卒二万于河。

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范睢为相，提出“远交近攻”之战略方针，秦王从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率军攻韩，连克五城，斩首五万。继取南阳(今获嘉县)，攻太行道。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攻占野王(今沁阳县)，将韩国拦腰切断，自是上党通韩之路绝。对此，韩王不知所为，赵国亦恐惧不安。及韩上党郡守冯亭以上党降于赵，秦王大怒，令左庶长王伐之。赵国老将廉颇据险筑垒，以逸待劳。秦军屡攻不克，乃施以离间计，以重金收买赵国权臣，散布“廉颇怯战”。赵王果中计，以“纸上谈兵”著称之赵括为将，取代廉颇。秦王闻讯，密令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副将，令曰：“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之!”

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赵括至长平(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前线击秦军。白起巧设伏兵，佯败而走。赵括乘“胜”追之，秦坚壁而守。继而起以奇兵二万五千绝赵军之后，又以五千骑突入赵之中军。赵军一分为二，粮道亦绝。起又出轻兵击之，赵军战不利，乃筑壁坚守以待救兵至。至九月，赵军绝粮，致相互杀食，救兵又不至，屡派兵突围，均未能成功。赵括乃自率精锐突围，被射死。统帅一死，赵军全线瓦解，四十万兵皆降。起曰：“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尽坑之，赵人大震。

长平大战后，白起欲借胜利之余威，兵分三路，企图一举消灭赵国，继而消灭韩国。赵、韩震惧，即遣苏代(纵横家)以厚币说范睢，曰：“赵亡则秦王王矣(王天下)，武安君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范睢遂说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王从之，遂罢兵。白起由是与范睢有隙。

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九月，秦王复发兵攻邯郸，白起有病，使五大夫王陵领之，战不利，亡五校。及白起病愈，秦王欲以起代陵。起曰：“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秦王仍命前往，起不行;使范睢请之，仍不肯行;继称病。秦王乃以王代陵，围攻邯郸，秦军伤亡惨重。起曰：“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令白起起，起遂称病重。范睢请之，仍不起。秦王大怒，免为士卒，迁之阴密(在今甘肃灵台县西)，起不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逐起。及起出咸阳西门，至杜邮(在今陕西咸阳市)，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起剑，令自杀。起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公元前257年)。

白起善计谋，是一名战将。司马迁曰：“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但他是一位不懂政治之将领，坑赵降兵四十万，就是一例。战争的目的，不是杀人，而制服敌人，故历代懂政治之军事家都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然白起反其道而行之。尤应指出的是，残杀如此多之降卒，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受到世人谴责之楚霸王项羽，也只坑秦降兵二十万。白起坑降卒，后果十分严重。史谓：“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又何以称奇哉!”“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沈从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曾用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个中医家庭。1918年从家乡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参加预备兵的训练,后正式参加军队,任上士司书,也作过屠宰收税员。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的部队各种生活,使他默想与体会了人生趣味,开始怀疑过去,憧憬未来。1922年,因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来到北京,本想升学读书,但未成功,于是学习写作,始用化名“沈从文”。1924年起,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杂志》上面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同时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北伐战争后,于1928年到上海继续写作,与胡也频、丁玲先后编辑《红与黑》和《红黑》杂志,并曾参加新月社,在《新月》、《现代》、《文学》、《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1929年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写作。1930年夏,在武汉大学国文系任讲师。1931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在北京编《大公报》副刊《文艺》,次年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同时与杨振声、朱自清等共同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同清华、北大、南开南下,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习作。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编《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文学副刊。解放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研究出土文物和中国丝绸,又在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兼职,研究工艺美术图案和物质文化史,并在《人民日报》、《文物》、《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上发表文章。1978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专题的研究工作。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沈从文是一位在国内外有成绩、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七十余种。在创作上,善于以清谈的文笔抒写青年的苦闷、军队的生活以及乡村的状况,其主要作品多以沅水流域的风土人情作背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显示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另外,他多年从事写作教学,在文艺批评方面有着精审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如《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朱湘的诗》、《论焦菊隐的诗》等。主要著作有:《鸭子》(1926年,北新书局)、《蜜柑》(1927年,新月书店)、《好管闲事的人》(1928年,新月书店)、《老实人》(1928年,现代书局)、《雨后及其他》(1928年,上海春潮社)、《篁君日记》(1928年,北平文化学社)、《入伍后》(1928年,北新书局)、《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新月书店)、《呆官日记》(1929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旅店及其他》(1929年,上海中华书局)、《十四夜间》(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凤子》(1930年,杭州苍山书店)、《沈从文甲集》(1930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石子船》(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一个天才的通信》(1930年,光华书店)、《沈从文子集》(1931年,新月书店)、《游目集》(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一个女剧员的生活》(1931年,大东书局)、《虎雏》(193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都市一妇人》(193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记胡也频》(1932年,光华书局)、《月下小景》(1933年,现代书局)、《一个母亲》(1933年,上海合成书局)、《记丁玲》(1934年,良友图书公司)、《如蕤集》(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八骏图》(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月下小景外八篇》(1936年,上海复兴书局)、《新与旧》(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从文小说习作选》(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湘行散记》、《边城》(1936年,开明书店)、《废邮存底》(与肖乾合著;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个妇人的日记》(1938年,上海晨光书局)、《记丁玲》(续集;1939年,良友图书公司)、《湘西》(1940年,商务印书馆)、《烛虚》(194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昆明冬景》(1941年,平明书店)、《云南看云集》(1943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黑凤集》(1943年,开明书店)、《春灯集》(1945年,开明书店)、《主妇集》(1943年,商务印书馆)、《我的生活——沈从文自传》(上海中央书店)、《长河》(1948年,开明书店)、《沈从文小说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及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从文散文选》(1980年)、《从文小说选》(1980年)等。关于历史文物的研究论文,已发表的有四十余篇,较注重实物资料的比证分析,多有新的见解。主要著作有:《中国丝绸图案》(1957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唐宋铜镜》(1958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龙凤艺术》(1960年,作家出版社)、《中国历代服饰研究》(1980年)等。

萧涤非

萧涤非（1907年1月11日－1991年4月15日）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江西临川人。10岁以前曾在其祖父创办的三益小学读书。后跟随其兄辗转于开封、南昌等地读中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0年大学毕业时以总平均在80分以上的成绩,免试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所作大学毕业论文《历代风诗选》,把自《诗经》以下直到清末,所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则集中阐发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1933年,经导师黄节推荐,赴山东大学任教。此后10余年间,先后执教于四川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等院校。1947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教直至逝世。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等职。1956年,萧涤非出版《杜甫研究》。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把马列主义思想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去,着重研究了杜甫接近人民生活的一画,并用较大篇幅分析了杜诗的艺术性。他遵循鲁迅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和“以杜解杜”的原则,力求还杜诗以本来面目。出版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出版了古典文学论集《解放集》,校点了《皮子文薮》,并参与主编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1979年萧涤非在新形势下发表了题为《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论文,详细阐述了他30余年来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对打破禁闭已久的沉闷局面,贯彻“双百”方针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几年间,着手对《杜甫研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将原《杜甫研究》上卷改为30余年研究杜甫的论文集,下卷改编为《杜甫诗选注》。他还主持了《杜甫全集》的校注工作,并兼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左拉

爱弥尔·爱德华·夏尔·安东尼·左拉（法语：Émile Édouard Charles Antoine Zola，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8日），法国小说家。1840年4月12日生于巴黎—意大利籍工程师家庭。7岁丧父,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贫困。中学毕业后在一家书局当工人,因才华出众,不久被晋升为职员。这期间他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受文艺理论家泰纳、生理学家贝纳尔和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他在《实验小说论》一文中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主张小说家应充当事实的收集者和根据事实进行实验的实验者,强调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根据这一自然主义文学观点,他于1868年开始着手写一部《人间喜剧》式的大型作品《鲁贡·玛卡尔家族史》。作品以第二帝国时代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家族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兴衰史,25年时间完成,共20卷。其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参差不齐,最著名的是《小酒店》(1877)、《萌芽》(1885)、《金钱》(1891)等。在创作过程中,作者脱离了自己事先拟定的法则,遗传研究、病理研究让位于社会研究,写成了一部反映拿破仑第三时代政治风云,暴露资产阶级可憎面目的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小酒店》是一部以描写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描绘了劳动者非人的生活状况,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力的控诉。《萌芽》以一个矿区为背景,描写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它在法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在长篇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无产者的形象。另一部长篇小说《崩溃》(1892),描写了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战役的惨败,并以此作为前面各卷中所写拿破仑第三统治必然惨败的结果。从而完成了整个第二帝国的社会史。继这部巨著之后,左拉又写了长篇小说《三名城》三部曲,即《卢尔德》 (1894)、 《罗马》 (1896)、 《巴黎》(1898)。作品以皮埃尔教士为中心,揭露了天主教的卑劣和虚伪,阐述了以科学改造社会的思想。1898年,他参加了由“德雷福斯事件”所触发的反政府的民主运动,写了《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一文,谴责政府违反法纪,践踏人权。由此招来了反动势力对他的迫害,被判徒刑一年和罚款3000法郎。他逃亡英国。流亡期间着手写作《四福音书》:《繁殖》(1899),歌颂家庭和天伦之乐;《劳动》(1901),提倡建立“劳动、才能与资本和平联合的乌托邦。”《真理》(1903)是德雷福斯事件的艺术再现;《正义》,旨在宣扬让公平和正义主宰人类(未完成)。作者于1902年9月29日逝世。此外,左拉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新故事》(1874)、《布尔勒上尉》(1882)、《纳依斯·米库兰》(1884)及剧本、文艺批评著作和大量书简。他的作品和自然主义理论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数十年的法国文坛。

费正清

费正清，费尔班克·约翰·金（英文：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抗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官员、著名的“中国通”。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休伦。192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获得罗兹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1930年携眷来华,在北平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1936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 《中国关税的起源 (1850—1858)》。1937年返美后任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师。1941年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中国部负责人。1942年在重庆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顾问,直至1943年底离华返回美国。1944年在华盛顿军事情报办公室任职。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再度来华任美国在华新闻处处长,直至1946年7月回国。1948年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重访中国。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为美国培养中国问题专家效力20余年,颇受美国政府器重。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著有 《美国与中国》 (1948)、《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 (1954)、《中国的传统和维新新解》 (1968)、《美国和中国的传教事业》(1974) 和回忆录 《与中国紧密相联》 (1982)等书;还与人合著 《中国对西方的反映》 (1955)、《东亚文明史》 三卷 (1959—1973)、《清代的行政: 三种研究》 (1960)。此外,编有 《中国的思想和制度》(1957)、《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 (1968); 与人合编 《中国对西方的反映: 1839—1923年文献通论》(1945) 等书。其言论有对中国友好的一面,但也不乏偏见与傲慢。

李昴英

李昴英（1201—1257），宋文学家、诗人。字俊明,号文溪。前人多书其名为李昂英、李公昴及李公昂,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弱冠以《春秋》首计偕,为崔与之器重。宝庆二年进士,调汀州推官,以退贼功迁太学正。丁母忧,起为武学博士。端平二年,除大理司直、主管经抚司机宜文字。三年,召为太学博士,除校书郎。嘉熙元年,除秘书郎,迁宗正丞。二年,除著作郎。三年,兼史馆校勘,擢权兵部郎中,出为福建提举。丁父忧。淳祐六年,赴阙,奏请正史嵩之之罪,以伸杜范、刘汉弼、徐元杰三贤之冤,擢右正言兼侍讲。以论陈、赵与��,与在外差遣,三学诸生饯行诗有“庾岭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家食数载,杜门却扫。十二年,起为江西提刑,兼知赣州。宝祐二年,召为大宗正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除右史,迁左史,擢吏部侍郎。三年,因论救御史洪天锡,与俱贬,归隐五羊文溪。五年卒,年五十七。谥忠简。昴英天性劲直,议论高迈。其文简而有法,婉而成章,江万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评其诗文谓:“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以词知名,贺裳《载酒园诗话》谓其诗“终不脱词家本色”(《景泰寺》)。其词存三十首,以慢词最见工力,多喜以高人野语,壮士豪语发之,微近辛弃疾风格。如《水调歌头·题登春台》、《念奴娇·避暑白云寺》诸阕,大开大阖,落笔有气势。黄昇称为“词家射鵰手”(毛晋《文溪词跋》引)。而《兰陵王》(燕穿幕)一首,则凄婉缠绵,明人杨慎誉其“绝妙可并秦(观)、周(邦彦)”(《词品》卷五)。词末数语,新奇精妙,李调元《雨村词话》叹其为“前人所未经道”。元至元间,其门人李春叟辑为《文溪存稿》二十卷,凡奏稿杂文一百二十二篇,诗词一百二十五篇,有明嘉靖十年李翱刻、崇祯三年李振鹭重修《李忠简公文溪存稿》本,《四库全书》本名《文溪集》。又有《文溪词》一卷,收入《宋名家词》第五集。《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三十首。《全宋诗》卷三二五六至三二六○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七九三八至七九四四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广州人物传》卷九《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简公昴英》、清康熙李际明刊本卷首裔孙李殿苞《忠简先公行状》。

薛应旗

薛应旗(1500-1575)明学者。为南中王门代表之一。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常州)人。敷教祖父，嘉靖年间进士。曾任慈溪知县、江西九江府儒学教授、浙江副使等职。博学，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齐名。因对严嵩不满，被贬为建昌通判、浙江提学副使。归居后，专事著述。家富图籍。据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称，他的藏书可与吴宽、茅坤、王守仁等人并论。刻印古籍数十种，如《六朝诗集》24种55卷、《四书人物备考》40卷、《宪章录》46卷等。

早年从学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同时又受学于崇尚程朱理学的邵宝和吕柟。故《四库全书总目·考亭渊源录》提要中说：“直旗初学于王守仁(应为守仁弟子欧阳德)，讲陆氏之学，晚年研究洛、闽之旨，兼取朱子。”宣扬“此心之外无余道”，“人者天地之心”(《方山先生文录》卷十七)。承传王守仁心学，但反对空谈良知，不尚实际的时弊，提倡“务实”。认为“空言之无益，实行之当务”(《杂著》)。“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称非称许之称，乃实称其名之称也。非疾其无名也，疾其无实也”(《薛方山先生集·尚实》)。也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主张言行一致。批评“离行言知”的学风，“古之学者，知即为行，事即为学。今之学者，离行言知，外事言学”(《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有《方山先生文录》，另有后人整理的《薛方山纪述》、《薛子庸语》等。

据《五牧薛氏宗谱》记载，薛方山的主要著作:《宋元资治通鉴》157卷、《考亭渊源录》24卷、《甲子会记》5卷和《附续甲子会纪》、《四书人物考》40卷、《高士传》、《薛子庸语》6卷、《薛方山纪述》、《宪章录》46卷、《方山文录》、《浙江通志》72卷、《宋方文语》(按:‘宋’为宋濂，‘方’为方孝孺)、《孙子说》、《方山记述》1卷、《方山致义》3卷等。另有其后裔为其刻印的《方山薛先生全集》68卷，收录其诗文等。

王永彬

王永彬,（1792年－1869年），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时期。生于乾隆壬子年正月二十三亥时，卒于同治己巳年正月二十五巳时，享年七十有八。湖北枝江石门村（今宜都市枝城镇余家桥村石门坎）人，原籍湖北咸宁。清代文学家。南宋孝宗时王刚中之后人。王永彬为岁贡生，曾参修同治《枝江县志》。后隐居，开门授徒。邑令朱锡绶闻名造访，永彬凿坯遁逃。与高安周柳溪、彝陵罗梦生结诗社，号吟坛三友。著有《桥西山馆杂著八种》（《围炉夜话》、《音义辨略》、《六书辨略》、《禊帖集字楹联》、《朱子治家格言》、《先正格言集句》、《历代帝统年表》、《孝经衬解》）、《讲学录》、《说古韵言》、《桥西馆诗文杂着》、《独柱山房诗文襟著》、《脏腹病药夫》等，其中二百二十一则随笔集《围炉夜话》，序于咸丰甲寅年二月，内容包括道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和勤俭等等。与明人洪应明撰的《菜根谭》，陆绍珩撰的《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有五子，长子王海琴为贡生。

刘秉忠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字仲晦，初名侃，拜官后改名秉忠，自号藏春散人，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曾祖仕金，其父在蒙古任官。秉忠十七岁时补邢台节度府令史，以怀才不遇，不愿为刀笔吏弃去，隐于武安山中。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天宁天照禅师以其能诗文，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他博学多才，自幼好学，至老不衰，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及邵雍《经世书》，又精于天文、地理、律历、阴阳、术数等。他随海云禅师入京师，见赏于忽必烈，以布衣身份随忽必烈征大理、云南及南宋，以好生不杀谏忽必烈，时人称之为“聪书记”。忽必烈即位，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元初制度多出其手，元之国号即是他所提议。至元十一年(1274)无疾而终，年五十九，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淡泊自处。《元史》本传称他“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他有诗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意不在新奇”(《读遗山诗》)，语言晓畅，不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而病在平淡粗疏，缺乏诗味，这也是元初一般北方作家的通病。他的诗常表现出仕与隐的矛盾，这在当时士人中有一定代表性。他还是词人，其词今存八十馀首，以词言志，风格豪放，但偏于直露，不免粗疏，如[木兰花慢·混一后赋]写得气势奔放，反映出大一统的气概，而词中议论颇多，给人粗豪之感。他又是早期散曲作家，《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但仅存小令十二首，具有早期散曲的民歌风味，其散曲见《阳春白雪》、《乐府群珠》、《雍熙乐府》。词见《藏春乐府》，诗见《藏春集》六卷，文已佚，《元史》本传中有上忽必烈书一篇。生平事迹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集中末一卷行状、神道碑铭、志文，《元史》卷一五七、《蒙兀儿史记》卷八三、《新元史》卷一五七、《宋元学案》卷九○。

阿德勒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1870年2月7日-1937年5月28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医学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商的家里。1895年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成为眼科和内科医生,1902年参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小组,并继弗洛伊德之后,成为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的主席,但由于不同意弗洛伊德对性的强调,两人很快就决裂了。1912年创建个体心理学派。一战后从事儿童指导工作,并成立了儿童指导中心,1926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1932年任美国心理学讲座的主讲,1934年后定居美国,并任美国长岛医学院医学心理学教授,1937年因病在苏格兰去世。主要著作《器官低劣及其心理补偿》(1907)、《神经精神病体系》(1912)、《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1920)、《理解人性》(1927)、《社会兴趣:对人类的一种挑战》(1933)。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要领是“自卑情结”。自卑是由于人的自身身体的缺陷和人与限制其需求的环境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每一种神经病都可以理解为患者想要使自己摆脱自卑感的一种企图。从心理学上讲人具有一种把人格统一于某个总目标的内驱力,阿德勒称这种内驱力为“追求优越”。每个人生下来时就会发现自己身心存在着不足,为要超额补偿,势必发展优点。但这种补偿不能太过分,过分的心理补偿一方面会产生“天才”,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人的心理不正常。阿德勒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并对其作了重要修改。他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婴儿天生就有性欲的见解。而论证到有自主的本能是一个事实,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儿童天生有反抗父母的情结,随着自我意识的形成与日趋完善,每一个儿童都拥有一种力求获得权力和重要地位的不平凡的欲望。他强调培养一个孩子具有良好的使用能力必须对自主性进行合理的控制,过分压抑会使儿童变得怯弱,而过分放纵就会发展他们的统治欲。阿德勒的思想促进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演变,最终导致了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出现。由于阿德勒的影响,“个体心理学”在20世纪20～30年代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美国。

言偃

言偃，孔子弟子。字子游。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少孔子四十五岁”，约生于公元前506年。卒年不详。关于子游的籍贯有两种说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言偃，吴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 “言偃，鲁人。”据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今吴郡有言偃冢，盖吴郡人为是也。”按之《吴郡志》，现在的常熟县(古吴地)有“言偃宅”，“宅有井，井边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看来子游当为吴人。

子游也是孔子弟子中的“十哲”之一。东汉明帝十五年配祭孔子，唐开元二十七年尊为“吴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谥为“丹阳公”，不久就改尊为“吴公”。

子游师事孔子当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后期。虽然他从师较晚，但能学而有成。《论语·阳货第十七》云：“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 "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时，子游正为武城宰，用礼乐来教化百姓。所以孔子听见“弦歌之声”时，开始还以为子游的做法有点小题大作，所以说“割鸡焉用牛刀，”经子游说明之后，孔子便向随行的学生肯定、也是赞扬了子游的做法。由此可见子游对于儒家主张的礼乐政治能够身体力行。所以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见《孟子·公孙丑上》)

郭沫若氏在《十批判书》中肯定《礼记·礼运》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其中表现了儒家对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理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货力为己，……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以为殃，是谓“小康”。认为“天下为公”的社会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往事，而于“天下为家”的情况下，若提倡“礼”来型仁讲让，便可以达到“小康”的理想社会。

子游为人不拘小节，说话做事不甚严谨，《论语·子张第十九》载有子游、子贡之争，“子游曰： "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 "噫! 言游过矣!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游随意批评子夏在教授学生时没有从根本上下功夫，结果被子夏抓住疏失之处，以传授“君子之道”孰先孰后本无人规定给以反驳。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在学派之争中，子游氏之儒被荀况斥为贱儒，所谓“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非十二子》)

王世懋

王世懋[mào]（1536－1588）明代诗文作家，诗论家。字敬美，号墙东生，别署损斋，因室名麟洲，世称麟洲先生。太仓(今属江苏)人。 王世贞弟。嘉靖三十八年(1559)，登进士第，以父忬为严嵩诬构论死，归赴家难，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父冤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神宗万历元年(1573)，丁母忧归。服除，补祠曹，寻授尚宝丞，迁江西参议，升按察副使，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进为省左参政分守福兴道，迁南京太常寺少卿。万历十五年，辞病归。次年，卒，年五十三。他推崇李攀龙，王世贞，在早年《呈于鳞》一诗中说：“王生落落开地间，自言得御李君还。从他百道吴门色，我自衔杯望泰山。”他认为：“诗家集大成者，昔惟子美(杜甫)，今则吾兄。”(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诗学汉魏，盛唐，一些诗作颇注意色泽与声调，如《需次都下得家兄楚中问并贶新诗奉答》：“粉署除书颇讶迟，武昌鱼素正相思。里中白雪应稀和，台上黄金转自疑。莫学楚人深怨别，但逢燕市易成悲。故国花萼秋如许，苦向人间寄一枝。”到晚年，他开始认识到模拟的弊病，在诗论《艺圃撷余》中指出：“海内为诗者，争事剽窃于鳞(李攀龙)、纷纷刻骛，至使人厌”：“李(梦阳)、何(景明)尚有废兴，徐(祯卿)、高(叔嗣)必无绝响。”显然已注意到才情的重要。著有《奉常集》69卷。集中收诗文以外还包括《澹思子》、《艺圃撷余》、《易爻解》、《却金传》、《经子臆解》、《闽部疏》、《窥天外乘》、《三郡图说》、《二酉委谈》等。其生平见王世贞撰《亡弟敬美行状》(《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四○)、汪道昆撰《王次公墓碑》(《太函集》卷六七)、《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清王瑞国有《瑯玡凤麟两公年谱合编》。

子思

子思，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曲阜人。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子思虽是孔子的孙子，但并没有亲受孔子的教诲，在他少年时期孔子就去世了。他跟孔子的学生曾参学习，颇得孔子思想的真传，后收徒授业。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形成“思孟学派”。

子思，很受孟子推崇，在《孟子》七篇中，引子思者六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荀子·非十二指》)，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相传《礼记》中的《中庸》、《表记》、《访论》为子思所作。孔子之后，儒分八家，其中有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二者又融合为思孟学派。子思以“中庸”为其学说的中心，把本来是道德范畴的“诚” ，作为世界的本体，万物的创造者，鼓吹“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故至诚如神” ，并把人的修养和德行看成决定一切的东西，使他的学说具有一层浓厚的道德色彩。子思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发展，突出了内心省察的修养方法，努力把孔子所说的“内省”修养方法发展为“慎独”的修养方法，专门研究人的心如何不为外物所引诱。他在《中庸》篇中，把智仁勇三者，作为“天下之达德” ，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视为天下之达道，而且还把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白工、柔远人、怀诸侯九者，作为治理“天下国家” 之“九经”。他认为要达到 “中庸”境界，必须走“道问学”的修养途径，即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承认了教育和学习对良好道德品质的作用。子思的政治思想也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他把“仁”和 “义” 即作为政治学的范畴，又作为伦理学的概念。子思的伦理思想对孟子以及宗明理学和我国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有很大影响，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 ; 《中庸》也被列为“四书” 之一，抬到千古不刊的 “经书”地位，在中国伦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汪楫

汪楫(1636—1699)，字舟次，又字耻人，号悔斋。清扬州人。性伉直，意气伟然，能力学，日索奇文秘籍读之，遂得淹贯。康熙十六年(1677)，以岁贡生署赣榆训导。时安丰诗人吴嘉纪有《陋轩集》诗稿，楫喜其峭拔冷峻，为付梓，嘉纪由是致盛名。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儒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二十一年(1682)春，充册封琉球国正使。后出知河南府，治绩为中州之最。尝置学田于崇阳书院，聘詹事耿介主讲席，士风丕振。寻擢福建按察使，迁布政使，莅官五载，民戴其惠。召来京，途中罹疾归。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帝第二次南巡，经扬州，楫强起迎谒，帝熟视久之，曰：“非汪楫耶?今老矣!”以御书命户部左侍郎李柟就第宣赐。三十八年(1699)卒，年六十四。

楫工诗，与孙枝蔚、吴嘉纪齐名。所作以古为宗，以洁为体，以清凄冷峭为致，务去陈言，又不堕涩体。康熙九年(1670)，与施闰章、孙枝蔚、刘体仁、程邃、孙默等集红桥赋诗，有句“旗亭连画舫，树笛杂黄鹂”，为人所称。其《第五泉》云：“汲得山头第五泉，共携新火入林煎。如何天下清泠水，不上人间歌舞筵。”因小及大，意在言外，最具汪诗特色。有《悔斋集》行世。

汪楫平生业绩，以出使琉球为最著。琉球为东海岛国，所部凡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以中岛最富。宋元史籍已具载，然未通往来。及至明代，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时中山、山南与山北争雄，明遣使敕令罢兵息民，三王并奉命。自洪武五年(1372)起，三王先后遣使进贡方物，又遣王室并大臣子弟入明国子监受业，而新王即位，皆由明帝颁诏册封。明朝士人亦有在琉球为官者，若江西人朱复官至中山王左长史(相当于左丞相)，永乐九年(1411)已九十余岁，始致仕还乡。万历四十年(1612)，日本以3000人寇琉球，掳其国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后其王释归，国势已弱，犹执藩属之礼，十年或五年一贡，与明室通好。

清顺治四年(1647)，国王尚贤卒，弟尚质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请求册封，世祖允之，遣使奉诏印往，封质为琉球国中山王。康熙七年(1668)，尚质卒，世子尚贞当立，臣民结状请封。二十一年(1682)春，翰林院检讨汪楫条上七事，其一谓国朝文教敷弘，颁赐御书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属国。圣祖允其请，命楫为正使，内阁中书舍人林鳞焻为副使，持诏敕银印，往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王，赐御书“中山世土”。乘传过扬州，渡闽海风顺且速，三日而至。楫至琉球，宣布德威，颁订典礼，琉球王并臣民皆大悦服;又为其国王书殿前榜额，纵笔为擘窠大字，王惊以为神。例有餽赠，楫坚却不受，琉球人建却金亭志之，感其廉明布德，风仪可钦也。琉球中山王复命长史郑洪良请以其画像留国中，楫答以诗，有句云：“稍喜文章堪报国，谁凭骨相取封侯。”时谓得使臣之体。其后也，乡人阮元钦其品节高尚，影响致远，于《淮海英灵集·甲集》云：“四十年后，复有使琉球者，其国礼仪，犹遵悔斋所改定。有诗僧宗实，年七十余，尚诵悔斋诗不辍。其所以孚远者可知矣。”楫既归，撰《使琉球杂录》详载彼地礼仪并山川景物，又因奉谕祭故王，入其庙，默记历代所立君主，兼得琉球《世缵图》，参之明代事实，诠次为《中山沿革志》。

汪楫奉使琉球一百九十七年后，即光绪五年(1879)，日本大寇琉球，灭其国，夷为冲绳县。此冲绳之所由来，亦日本侵略扩张之明证也。

夏曾佑

夏曾佑（1863年—1924年4月18日），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生于1863年11月(清同治二年十月)。父亲夏鸾翔(字紫笙)，是晚清著名的算学家，曾任詹事府主簿等官职，著有《致曲图解》 、《少广缒凿》等书。在夏曾佑出生后不久，病死于广东，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夏曾佑少年时生活不富裕，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习文化知识，十四岁进学，二十六岁考中举人。

夏曾佑二十八岁至北京考中进士，任清廷礼部主事，仍利用时间读书。他聪明兼勤奋，得以博览群书。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日烈，民族危机加深，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了改良主义思潮，作为理论依据的今文经学也日渐流行，夏曾佑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成为今文经学的信奉者。1892年左右，他在北京和维新运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相识，而且住所相邻近，他们之间乃时常讨论公羊学。由于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气味相投，交往十分密切，成为“讲学最契之友”。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统治之所以腐败，政治思想方面应该归罪于荀况，因而在戊戌变法前夜曾企图发动“排荀”运动，并谓：“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夏曾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冥冥兰陵门(指荀学)，万鬼头如蚁；质多(即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1895年，夏曾佑居住于上海，在梁启超、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中经常发表论文。次年他改官知县，在京候选未着，生活困窘。乃于是年年底赴天津，应同乡孙宝琦之聘任育才馆教师，历时三年。此一时期，他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以宣传新学和鼓吹维新变法，和上海的《时务报》分执南北舆论的牛耳。由于办报关系，他与严复接触频繁。关于这时情况，他在给表兄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津之后，幸遇又陵(即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如遇。”通过严复的媒介，夏得以系统地了解天演论进化学说。于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使之由传统的今文经学历史变易思想发展为进化论的拥护者，并成为政治上的维新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夏曾佑虽然没有被株连，但《国闻报》被迫停办，育才馆也将他解聘。次年年底，他出任安徽祁门知县，目睹地方吏治之腐败、民气之闭塞，而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思想上日趋消极。根据他所信仰的“优胜劣败”的原则看来，中国民族“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而，他又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甘心于亡国灭种，因此又认为：“物极必反，将有大变，若不变者，则地球将退化，岂仅黄种之忧哉!”

1900年5月，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夏曾佑在祁门闻讯后，十分震惊，但是，他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上，而错误地寄托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认为英、美帝国主义者会帮助被幽禁的光绪帝亲政，再行新法。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走，并暗中与帝国主义谈判投降。夏曾佑这时鉴于自己幻想的再度落空，颇为悲观失望，慨叹：“此次北方事起，全体震动。竟将全国中隐微深锢之情形和盘托出，仔细思之，必至无救。”他估计这次八国联军入侵的结果，“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矣”。因而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几乎完全消失，说什么不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采取“二面绝不与闻为长策”，即“无论何事，必做二者之间，即可自存”。

夏曾佑在祁门做了三年知县，据说是“政简刑清，祁民颂曰：‘数十年无此好官。’及行也，攀留者如潮涌”。1902年4月，夏卸祁门任后，寓居上海。不久，以直隶州知州用，旋因母丧归。丁忧期间，居家无事，遂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这样做，主要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前途渺茫，力图从历史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这时已认识到历史与现状有密切关系，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为什么能推呢?因为“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不可。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迹象，只有从历史中才能找到它的根源。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指出：“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阒寂于己亥，重演于庚子。然皆变法而不见变法之效，非变法之无效也。”其原因是由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所以遭受了失败。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不然“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而政治的本身“亦无有不归澌灭”。“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他提出“致治之密合于历史”，其程序要做到“几如在躬之衣服，其长短必符其身；攻疾之药石，其寒热必视于病”。

20世纪初，夏曾佑和康、梁一样，还幻想帝国主义国家会帮助中国自强，1904年他写了《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一文，反对联俄，主张联日，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使中国强盛起来。对国内政治，他仍主张通过变法保存封建君主制，而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还不够开化，说：“无教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照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不但不应当向革命转化，连改良都应该推迟到将来去进行，其理由是中国“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1905年8月，夏曾佑居丧期满，亟待复职，适值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夏曾佑经友人介绍，作为五大臣随员之一，赴日本考察，于1906年4月出国，历时两月回国。之后，又作为两江总督特派代表的随员，北上会议官制。当时《东方杂志》为立宪问题出了临时增刊，他为该刊写了《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清廷的假立宪制造舆论。1908年初署理安徽广德知州。但这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夏曾佑眼见立宪不成，前途渺茫，思想上越发消极颓废，遂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终日不倦。

值得重视的是夏曾佑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史学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供当时中学堂用的一本教材，原书分三册，1904年至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排印出版，以后又重印过几次。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加以句读，并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本书虽然只写到隋朝，只能算半部古代史，但它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编撰方法，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体裁之外，应用章节体编写历史，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可说是第一人；也是试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指导总结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夏曾佑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又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在上古时期内他分为两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之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形成，称之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他分为三个时期：一为由秦至三国，此时中国人才极盛，国势极强，称之为极盛期；二为由晋至隋，由于周边各族攻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而宗教(即文化——引者)亦大受外教之影响，称之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称之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期；二为清代二百六十年，为更化期。夏曾佑这样划分历史时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演变和因果关系而划分的，虽然还看不出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因果关系，但他打破了几千年封建史学不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旧传统，在史学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后，夏曾佑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自好友严复、沈曾植等相继逝世后，他落落寡欢，杜门谢客以诗酒自遣。1924年4月17日病逝于北京。

竺道生

竺道生（355～434）东晋涅槃经学者。又称道生。钜鹿（河北平乡）人，俗姓魏。寓居彭城（江苏铜山）。后改姓竺。师幼即颖悟，聪慧如神，依瓦官寺竺法汰出家。十五岁登讲座，虽宿学名士亦不能抗衡。及至受具足戒，更名遍华夏，王公显贵皆参其席。初于建业之龙光寺（青园寺）弘法。罽宾沙门僧迦提婆莅止庐山，译出阿毗昙心论。师闻之，乃从学‘一切有部’之教义。鸠摩罗什至关中，师复负笈北上，依止从学。关中诸僧，咸服其英秀，与道融、僧睿、僧肇等皆为罗什门下之俊杰，称为关内四圣。义熙五年（409），还归建业龙光寺。刘宋兴起，文帝极敬重之，王弘、颜延之等人皆来问道。景平元年（423），师与慧严共请佛陀什在龙光寺译出五分律。师精通龙树、提婆之学说，慨叹当时学者受经文滞碍而疏于圆通义理，遂深究有、空、因、果之理，创立善不受报及顿悟成佛说，并着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以阐释其说。又因阅及法显所译之六卷泥洹经，乃谓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其时，大般涅槃经尚未传至，闻者难信，群起攻讦之。师逐遭摈斥，再度入庐山隐居。其后，昙无谶所译之大般涅槃经传至南方，内容果如其说，众师皆叹其卓识。师自此亦得以此经宣说阐提成佛之义。据传，师曾于江苏虎丘山聚石为徒，阐述‘阐提成佛’之说，感群石点头，后世遂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美谭。元嘉十一年冬十月，于山中讲经，坐化于师子座上。葬于庐山之阜，世寿八十。另撰有维摩诘、法华、泥洹、小品般若等经之义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梁高僧传卷二、卷三、佛祖统纪卷二十七］

托尔金

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年1月3日-1973年9月2日），英国杰出作家。出生在南非的布隆方丹。英国两个内地家族(托尔金一家有个德国姓，但是他生前有许多代早已定居在英国) 的后裔，父亲是当地的银行经理。三岁那年，母亲为了他和弟弟的健康把他们带回英国。他们离开布隆方丹后，留在那里的父亲因患风湿病而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后，母亲穷困不堪，但是她设法在萨雷霍尔米尔为孩子们安置了一个众人羡慕的家，那时的萨雷霍尔米尔是伯明翰南部边缘的一个小乡村。托尔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8岁，儿童时代的生活使他以后仍然非常热爱英国乡村，这在他的作品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托尔金的早期教育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母亲给他介绍了安德鲁·兰的童话书 (那时兰的童话书每年出版一本)。他被《红色童话集》(1890)中的童话迷住了。他也喜欢乔治·麦克唐纳的“柯迪”故事。但是他也明显不喜欢某些作品，其中有《金银岛》、《汉斯·安徒生的故事》以及《穿杂色衣服的吹笛手》。

为了让孩子上学，1900年托尔金的母亲带着全家人离开了萨雷霍尔米尔迁住伯明翰。这一年她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四年后她不幸死于糖尿病，临死前她把孩子托付给伯明翰祷告所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监护。这位监护人弗兰西斯·摩根出于自己的职责拆散了托尔金和伊迪丝·布拉特，托尔金在少年时代就爱上了这个姑娘，结果托尔金一到21岁，两人便订了婚，但是托尔金还是非常感激摩根神父以天主教的信条对他的教养和挚爱。事实上，宗教成了托尔金想象和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学校就读的青少年时代，他明显偏重于男人之间的友爱，这一现象导致了一个秘密团体的形成，这个团体由他和他的三个同学组成，他们都有程度不同的文学或艺术抱负。

在爱德华国王学校以及作为一名大学生在牛津的埃克塞特学院就读期间，他开始阅读古典作品，但后来又转向英国语言文学。在成功道路上，托尔金更多地把自己看作一名诗人，他写了很多诗 (大多数仍未发表)，这些诗受爱德华七世时代“童话”风气的影响，这种风气在彼得·潘和亚瑟·拉克姆的绘画中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托尔金的想象中，一个比较明显而且几乎是非传统的特色就是补充语言的愿望，这一愿望在他的儿童时代就产生了。他在学生时代学习像古英语、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和哥特语这样一些历史语言，通过这些语言的学习，托尔金更加下决心要实现这一愿望。191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到这个时候，他不仅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语文学家，而且还掌握了两门属于他自己的完整的语言，据推测他们就是神话中的小精灵所讲的两门语言。与此同时，他的童话诗起初以诗体形式，后来又以散文体的形式逐渐变成了神话史诗的文学作品，这一神话史诗叙述了 “中古地球”，这就是为他发明的语言提供了他所称的“历史和住处”。

这一过程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在战争期间托尔金担任火枪手的通信主任，但是，促使他创作幻想作品的不是使他把注意力转向“现实生活”的东西，而是在佛兰德壕沟的经历，很显然正是秘密团体的两个学校朋友在索姆河会战中的阵亡，直接激起了他开始认真写作The Silmarillion。感觉到一部史诗在召唤他。

到了1925年，其中的大部分已写在初稿上。这一年他返回了牛津大学并担任了古英语的教授 (时年33岁，当时他是牛津大学曾经任命过的这一专业教授职位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但是他并没有试图把它出版，相反，他把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为自己的孩子讲述和创作孩子上床时所讲的故事，到了1929年，托尔金已有四个孩子。许多儿童故事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其中有喜剧故事《布利斯先生》，这本书描写了一位古怪的小车司机的故事，最后于1982年出版。他在每个圣诞节都要给孩子写封插图信，这些信都为假定的圣诞老人所写，这些 “圣诞老人所写的信”在作者死后于1976年发表。但是托尔金这一时期杰出的作品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洞中人》)他在1930年前后就开始写这本书，但直到1937年才完成并于同一年出版。

该书的英国出版家艾伦和昂温敦促他写一部续集，于是他很不情愿地开始了续集的创作，这部续集就是后来的 《指环王》。创作过程漫长而又艰苦，而且是由于C.S.刘易斯的鼓励才得以继续下去。刘易斯是托尔金在牛津大学英语系的同事和好友。托尔金把新书的章节读给刘易斯及其朋友组成的每周聚会的成员听。托尔金甚至有了这样的支持也还不断放弃这本书的写作而转向写像短篇寓言故事《leafBy Niggle》和儿童滑稽剧《哈姆的法默·贾尔斯》这样一些故事，其中的这个短篇寓言故事描写了因未能完成这一更加艰巨的任务而产生的失望情绪 (最早发表在1945年的 《都柏林周报》上)，而儿童滑稽剧则像《霍比特人》一样主要表明传统英雄主义的荒谬。《哈姆的法默·贾尔斯》于1949年出版，波林·贝恩斯给这个滑稽剧插了很好的图，但是它从来没有得到作为一部喜剧作品应该得到的人们的注意。(鉴于托尔金后来的名望，那是非常奇怪的)托尔金1962年出版了诗集——《汤姆·邦巴蒂尔历险记》。

《指环王》最后于1949年完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直到1954—1955年(所发行的三大卷传播了一年多) 才出版，到了这个时候托尔金已过了六十大寿。四年后他从大学退休，打算全力以赴完成他现在希望出版的The Silmarillion，他再次断断续续地写这本书。他还再次转向写一个描述他自己苦境的寓言故事——《伍顿梅杰的史密斯》(1967)，这本书试图为美国的一位出版家对乔治·麦克唐纳的《金钥匙》作一些介绍(这一任务最后由W. H. 奥登接替)，但它很快就凭本身的质量而成为一个儿童故事，这个故事充分叙述了人到老年向幻想国土告别的必然性。1973年托尔金离开人世后，完成TheSilmarillion的任务就由他的第三个儿子克里斯托弗接替，最后这本书于1977年出版。

托尔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指环王》，该书出版后一直都是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最畅销的书之一，它的巨大声望略胜于托尔金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成就，特别是《霍比特人》的成就。然而所有儿童文学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本书是20世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成就之一。托尔金本人也认为没有作家能“为”儿童写作——《霍比特人》第一版包含了大量针对儿童读者而保留的“旁白”，但后来又删掉了其中的许多，这是因为作者改变了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1939年的一次《关于童话故事》的演讲中论证说童话故事对各种年龄的读者的想象力有真正而无可争辩的感染力——如果他们准备沉醉于儿童故事并且心甘情愿地进入它所创造的“第二世界”。数百万成人读者都非常喜欢读《指环王》，这有力地证明了托尔金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汉弗莱·卡彭特在一本传记中记录了托尔金的生平 (1977)，而T. A. 希比的 《通往中古地球之路》(1982)描述了他的学术工作和幻想作品之间的关系，他的描述可以说是权威性的。克里斯托弗·托尔金又出版了许多卷“中古地球”的“历史”，这些书都是他根据父亲的文章编辑而成的。

王常月

王常月（1522年-1680年),俗名平，法名常月，号昆阳.山西长治人，明末淸初著名道士. 为全真进龙门派第七代传人，被苷为全真道中兴之祖。王常月中年时拜龙门派六祖赵复阳为师.赵授之以戒律，后离开其师，周游神山仙洞，博览道教典锘。又隐居华山，刻苦修道。顺治十二年（1655)秋，王常月北上京师.任白云观住持后，开始弘宗阐教.以振兴全真道为己任。其主要措施为淸聱戒律.他针对全真道初创时戒律不严的情况，大力加强戒律的建制.据（昆阳王真人道行碑）王常月曾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馀人”.康熙二或三年（1662或1663),王常月又亲率弟子詹守春、邵守善等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和武当山等地开坛授戒。王常月的传戒活动影响很大，南北道士纷纷前来求戒，皈依者众多，全真道由此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康熙十九年（1680），王常月传衣钵于弟子谭守成后飞升。康熙四十五年（1706),被赐号“抱一高士”。

王揖唐

王揖唐（1877—1948）名赓，号一堂。安徽合肥人。早年中进士。后被清政府保送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后历任兵部主事、东三省总督署军事参议、吉林陆军第一协协统、吉林兵备处总办等职。1912年后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等职，拥袁复辟。1916年后历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议长、安福俱乐部主任干事、国会众议院议长、北方议和总代表。直皖战争后遭通缉。1924年11月被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为安徽省省长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次年被免职。1926年纠集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对抗北伐。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匿居天津日租界，1931年后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会员、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年底，与王克敏等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常务委员、赈济部总长、内政部总长等职。1938年4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委员。1939年9月，表示支持汪精卫组织伪政府。1940年1月随王克敏赴青岛，参与和汪精卫、梁鸿志的谈判。3月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为当然委员。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院长。6月改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1941年配合日本占领军在华北实行“强化治安”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扫荡”。1943年1月任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成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被捕，1948年9月以汉奸罪在北平被枪决。

个人著作有，《东游记略》《上海租界问题》《逸唐诗存》《世界最新之宪法》《今传是楼诗话》等

王亚南

王亚南（1901年10月14日—1969年11月13日），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又名王渔邨。生于湖北省黄岗县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家读私塾。1923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同时在中学兼课。1927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伐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结识郭大力,决定共同研究经济学。1929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从事写作和翻译。“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福建反蒋人民政府成立,曾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后遭通缉,取道香港赴德国和英国,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继续研究经济学。1935年经日本回国,在上海全力翻译《资本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翌年到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致力于抗日宣传活动。《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后,从此成为国内威望很高的经济学家。1940年到重庆,次年到广东,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创办并主编《经济科学》杂志。1944年到福建永安,任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和经济科学出版社,同年兼任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土地问题等专题。1945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应邀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1949年经香港到北京,不久即在清华大学任教。1950年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院前身)学部委员会常委。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1956年曾率大学教育代表团访问印度。195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率中国教育专家组赴缅甸工作三个月。1958年后,全力从事高等学校经济学说史教材的编写和资料选辑工作。1969年底因患恶性肿瘤病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

王亚南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共有著、译四十部,论文三百余篇。解放前除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以上均与郭大力合译)、高岛素之的《地租思想史》和乃特的《欧洲经济史》等名著外,主要著作还有《经济科学论丛》、《中国经济论丛》、《社会科学新论》、《中国经济原稿》(解放后增订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等。其中被称为中国式《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被译为日、俄等国文字。这部著作应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及其体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所作的第一个成功的尝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且首先阐明了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以及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理论。解放后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资本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论文集》等。其中1954年出版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是他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关于中国传统封建地主经济特征的总结和运用,它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学派,对国内外历史学界有重大影响,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另外在教育思想上,如关于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如何办好综合大学,以及人才观和教学论等方面,都有一些卓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