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是龙

莫是龙(1537-1587)，明代诗文作家,书画家。字云卿。因得米芾石刻“云卿”两字，因以为名，更字廷韩，号秋水，又号后朋、碧山樵、贞一道人、畏垒居士、云龙山人、玉关山人，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如忠长子。其育于外家，长于虞山(今江苏常熟)，八岁读书便目下数行，十岁属文藻思溢发，十四岁补郡博士弟子员，有神童之称。性豪迈，不喜科举业而攻古文辞及书法、绘画。诗文宗韩愈、柳宗元，卓然成家。书法宗钟繇、王羲之及米芾，小楷精工婉媚，行草豪逸有态。善画，山水宗黄公望而能自辟蹊径，挥染时磊磊落落，郁郁葱葱，神酣意足，别具风貌。传世作品有《为石秀写浅绛山水》轴，现藏故宫博物院。 嘉靖四十五年(1566)作《山水图》轴藏辽宁省博物馆。 《仿米氏云山图》卷后自题一诗云： “老龙昨夜排天门，云怪兴没仪曜昏，此时群峰自历乱，银海淼茫湿雨痕。”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溪雨初霁图》流入海外。通画理，著有《画说》 一卷、《秀石斋集》。

钟繇

钟繇（151年－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魏国大臣、书法家。东汉末为廷尉正、黄门侍郎。建安元年(196)，随汉献帝归曹操，任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

曹操与袁绍争夺河北，担忧关中马腾、韩遂等人侵扰，任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钟繇率军到长安，安抚马腾、韩遂等人，平定了关右，免去曹操西顾之忧。建安七年(213)，袁绍子袁尚派郭援(钟繇外甥)、高干与匈奴单于联合侵犯河东，钟繇率领关中诸将前往迎战。大将庞德在阵前亲斩郭援首级，钟繇见到后痛哭，庞德向钟繇表示歉意。钟繇说：“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之?”(《三国志·魏书·庞德传》)结果降服匈奴单于。随后又讨破河东卫固等人的叛乱。钟繇在关中，召集流散百姓，恢复发展生产，稳定了关中的社会秩序。建安十六年(211)，以功封前军师。

魏文帝曹丕即位，任钟繇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后迁太尉。当时钟繇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为先世名臣。曹丕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魏明帝曹叡即位，钟繇被封定陵侯，迁太傅，极受恩宠。他曾建议曹操、曹丕、曹叡恢复肉刑，因司徒王朗等人反对而没有实行。太和四年(230)，钟繇病死。明帝素服临吊，谥成侯。

钟繇工书法。师承刘德升、曹喜、蔡邕，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结构朴茂，章法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钟繇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研讨用笔方法。一次，钟繇向韦诞借蔡邕编写的论笔法的书，韦诞不给他看。钟繇急得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胸脯，直到口吐鲜血。曹操用祖传秘方配制五灵丹给他医治，才免于一死。到韦诞患病死后，钟繇暗中派人盗开韦诞的墓，终于得到蔡邕的《论笔法》。于是钟繇的书法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的书成为后人学书的典范。与张芝、王羲之并称“钟张”、“钟王”。他的真迹没能流传下来。宋以来法贴中所刻《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都出于后人临摹。

江淹

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东北),生于江南。少好学,六岁能写诗。十三岁丧父,家境陷于贫困。性格沉静,不喜交游。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刚满二十岁,充任始安王刘子真的启蒙塾师,讲授“五经”。一度为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从事。宋废帝永光元年(465),又随始安王刘子真赴任南兖州刺史。子真死后,转至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以事受牵累入狱,上书获免。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为秀才,对策上第,任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右常侍。不久,复为丹阳尹建平王刘景素主簿,并随从调任吴兴、湘州、荆州和南徐州。宋苍梧王元徽元年(473)前后,兼东海郡丞。元徽二年,贬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宋顺帝昇明元年(477),录尚书事萧道成引为尚书驾部郎,兼骠骑功曹参军,军表书记皆出其手。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为东武令,参掌诏册,监修《齐史》。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齐武帝永明初,出为庐陵内史。永明三年(485),还为尚书左丞。齐鬱林王萧昭业时,兼御史中丞。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出为宣城太守。建武四年,入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迁秘书监。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兼卫卿。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迁吏部尚书。入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卒,年六十二。谥宪伯。有《江文通集》。今存诗近百首,大多作于齐武帝永明初年以前。史称江淹晚年才思微退,当时呼为“江郎才尽”,实则永明后官迁政烦,加以主观上认为“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刻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自序传》),遂不再用心创作,故经历史淘汰,后期诗篇存世无多。作诗颇能修饬,善于摹拟,如《杂体诗三十首》、《效阮公诗十五首》,仿汉至刘宋诸家名篇,各具风调,酷肖原作,间亦有所寄托。他如《渡泉矫出诸山之顶》、《游黄蘖山》的深邃意境,《望荆山》、《还故园》的哀怨情愫,也为人所称道。但就整体而言,他的诗未能融通前人之长以形成自家特色,故钟嵘谓其“诗体总杂”(《诗品》卷中),陈祚明讥其“意乏圆融,调非宏亮”(《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四)。有《江文通集》。事见本集《自序传》,又《梁书》卷一四、《南史》卷五九有传。

魏源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清咸丰七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东台知县。历任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等官职。曾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感愤时政，遂着《圣武记》。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有关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至扬州时，参加抵抗和镇压活动，以迟误驿报免职。后居兴化寺潜心佛学，逃禅至死。

魏氏初尚宋明理学，兼治汉学考据，并与当时的著名学者汤金钊、姚学塽、胡承珙、胡培翚、陈奂等互相研讨。但对魏氏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常州今文经学。他二十岁(1814)时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转向今文经学。此时又结识了龚自珍，两人学风意气相投，声名相齐，时称“龚魏”。

魏氏在学风上不涉时趋，既反对汉学又反对宋学。他攻击清代“汉学”皖派的奠基者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说戴氏“臆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 (《书赵校〈水经注〉后》)，而对戴震的弟子段玉裁，也认为“于《尚书》经师家法不明，专据马、郑本为真古义，因以《史记》之不同马、郑者，皆武断为今文”(《释云梦》)。他对宋儒也同样讥讽，如批评朱熹对《大学》“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遂留后人之疑” (《大学古本叙》);认为宋儒鬼神之说，实是“矫枉过正，而不识与六经相违”(《默觚上·学篇一》)。魏氏所以反对汉学与宋学，是因为它们或者脱离实际，或者空疏无用，不能援以经世，用以变革。他认为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以经术为治术”，但它经过刘歆的篡乱，东汉古文盛行，“郑许之学综六经”，于是“经术卑，儒生绌”(《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说：“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又说：“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倪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裴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有闻焉。”“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皆引自《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对西汉以来的学术变迁的看法，即西汉微言坠于东汉，东汉典章又绝于隋唐，两汉的诂训声音之学又“熄 魏晋”，故主张由诂训声音“复”到东汉，再由典章制度“复”到西汉，并认为清代中叶应是“复”到西汉的时机了。

魏氏所主张的要“复”到西汉，是要“复”西汉的“微言大义”，要“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同上); 也就是要运用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救裨当世”，进行社会改革。所以他从今文经学中主要是接受了“通三统”、“张三世”的“变易”思想。他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公羊春秋论》下)正是以这种“变易”思想作指导，魏氏提倡求实精神，一方面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海国图志叙》)，另方面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同上)，要去掉“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虚患”，走求实的道路。为此，他除在《海国图志》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外，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又不依赖于西方国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口号，认为当时的长技有三，即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学习这些长技，“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打败外国侵略者。与此同时，魏氏还主张改革弊政，指出“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淮北票盐志叙》)，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默觚下·治篇五》)，并提出了改革盐税、漕运及选拔人材的一系列措施。

在哲学思想上，魏氏继承了北宋张载“太虚即气”(《正蒙·太和篇》)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精气，无间不入。他说：“太虚之精气流动，充盈于天地间，必有入也。集于列星，与为光芒;集于水火，与为润旸;集于金木，与为柔刚;集于珠玉，与为精英;集于圣人，与为琼明;……太虚者万物之真宅也。”(《默觚上·学篇十四》)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气化流行而生，最后又复归于太虚之气。但魏氏没有把气化流行的思想贯彻到底，而认为“因气以为生死者身也，身之内有心，心之内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气以生死矣”(《默觚上·学篇十三》)。他把道德属性的“仁”，视为可以不随形气生死而超乎形气的本体。他还吸取了朱熹“仁便是天地之心”(《朱子语类》卷一) 的观点，说“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油然渤然不容已于方寸”(《默觚上·学篇十三》)，将万物的生成看成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作用。魏氏也相信鬼神的存在，主张以“神道设教”来维护封建统治。他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上·学篇一》)这种有神论为魏氏晚年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打开了通路。

在认识论上，魏氏提出“行而后知”的观点，指出“行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二》)他举出事例说明“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同上)。强调亲自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获得直接经验，反对闭门造车。他说：“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默觚下·治篇一》)为了避免犯闭门造车的毛病，魏氏主张调查研究，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同上)由此出发，他否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指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 (《默觚上·学篇三》)认为任何天才都是发愤勤学的结果，后天的学习、实践起着决定作用。他还认为人的智慧高于个人，即“独得之见，必不如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下·治篇一》)。

魏氏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充满着矛盾。他说： “天地，是非之域也; 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贤不肖，是非之果也;古今往来，是非之场垒也;……日相鬬战。”(《默觚上·学篇十二》)还注意到思想领域裹也时刻都有矛盾和鬬争。“始知一念之中，有屡舜而屡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默觚上·学篇一》)他把这种矛盾的普遍性概括为“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十一》)，即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而且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有主有次。又认识到事物在矛盾鬬争中发展，他把这种鬬争称为“逆”。他说：“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默觚下·治篇二》)"肯定事物经过矛盾鬬争才会有发展，而发展到顶点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空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申)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默觚上·学篇七》)在论述矛盾转化的过程中，魏氏也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福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默觚上·学篇八》)所谓“自我造命”就是自己掌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与“人定胜天”的思想，成为魏氏主张变法图强、向西方学习、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魏氏学问渊博，除熟于朝章国故、研究富国强兵的经世致用之学外，还精于史学。曾搜集大量材料并利用国外的新材料来考校《元史》，开近代研究《元史》的新路。著作另有《老子本义》及《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梁启超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 其学对清末思想解放和改良主义思潮产生一定影响。

岐伯

岐伯，是我国远古轩辕黄帝时期的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医学家，春秋时期黄帝的大臣。据传说黄帝让岐伯遍尝草药，编著医药经方，才有传世的《本草》、《素问》等书。他的著述颇多，但多失传，仅留残著，被后人整理编辑成《黄帝内经》，流传至今。因而，他被后人称为中华医学鼻祖。

岐伯是甘肃省庆阳县人。清朝乾隆年间《庆阳县志·人物》记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岐伯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他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岐伯曾辅助黄帝打败了蚩尤，融合了炎帝氏族，结束了军事部落之间的连年混战。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他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所以，记载岐伯的最早的文献是《黄帝内经》。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作的贡献，专门修建了岐伯庙。如《庆阳县志·坛庙》载：“岐伯庙，在县城南。”据《辞海》说：“北地，郡名，战国秦置。泊所在义渠，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资治通鉴》和明清《庆阳府志》、《庆阳县志》均载：“岐伯，北地人。”北地即今之庆阳。南宋郑樵《通志》记：“古有岐伯，为黄帝师，望出安化。”安化即今庆阳。《庆阳府志》卷十九记：“岐伯庙在今南原”，即今庆阳市辖董志塬。《庆阳县志》卷三记：“岐伯庙在县城南嘉会门十”。这说明庆阳曾为岐伯两建祠庙，自古至今，祭祀不断。

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著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新唐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3.《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4.《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以上诸书皆已佚，仅存书目，因此只能从书名知其与岐伯有关，内容主要是针灸，另外有按摩、藏象等，而不能确定为岐伯所著。因为古代“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所以托名岐伯的医书，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有关岐伯与岐黄的研究发现，其中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由此说明中医药学与其母体文化的密切关系。

过去许多史书上说岐伯是黄帝的太医，也是“黄帝之师”，称“天师”。宋代熙宁年间医学家高保衡等人所著《黄帝内经序》说：“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身，更相问难，垂德以福万世。”清代著名医学家张志聪则说：“天师，尊称岐伯也。天者，谓能修其天真;师乃先知先觉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贵，师所以传道而设教，故称谓曰天师”。《史记·孝武本纪》：“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这些都说明，岐伯并非只是黄帝的太医，还是他的启蒙老师、军师，也即今天的顾问。《隋书·音乐》云：“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讽敌励兵。”这说明岐伯是一个上知天文、下极地理、多才多艺、才智过人的博学家，是名副其实的黄帝之师。在和黄帝论医的过程中，他阐述了天文学、历算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遵照黄帝的旨意，制作了镯镜、鼓角、灵髀、神钲等。

岐伯一生，对我国医学的贡献最大，奠定了我国中医学的基础。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经史百家杂钞》注云：“岐伯，黄帝臣。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与论医，更相问难，著素问、灵柩，总为内经十八卷，为医书之祖。”关于岐伯的遗著，见于医籍者有《岐伯经》十卷、《岐伯灸经》一卷、《黄帝岐伯针论》二卷及《岐黄要旨》、《岐伯精藏论》、《岐伯五藏论》、《岐伯奥旨》等。但以上诸书大多失传，唯留《黄帝内经》一书，为古今研究中医的经典著作。褚证的《褚氏遗书》中说：“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即本纪所谓咨于岐伯，而作《内经》是也。此书出于岐伯者多，故本纪不及诸臣耳。”《内经》的成书时间，现无准确年代可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不断完善、增修，最后才形成今天的《内经》。即使在岐伯之前，我国民间已早有医术相传，岐伯也是总结学习了前人的经验，再加上刻苦钻研、反复实验，才取得了《素问》的成果。所以，《内经》是我国古代众多医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的宝贵医学遗产。

《内经》一书，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针灸方药、预防养生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经验积累上升到理论概括，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的价值有：第一，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他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系统性地治疗疾病，把人体从脏腑到体表组织、各个器官，看成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诊断学的四诊说。第二，它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三，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人体疾病及其治疗原理。把人体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相对地分成阴阳两种属性：脏为阴，腑为阳;血为阴，气为阳;内为阴，外为阳。在阴阳分属的条件下形成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诸多概念，用类比取象的方法说明脏腑等组织器官和内外之间的关系，以生克制化来解释生理和病理的两种关系，把五行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把人和外界联系起来看待。同时，它还是一部养生宝典，总结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以静养生主要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动养生主要是“形劳”、“广步于庭”、“导引按骄”，以促进气血流畅，达到“形与神俱”。《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身的三大宝，尤其把肾中精气的盛衰看做是决定人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基本条件，所以将保养肾精看做是“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重要措施，要求人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这些不仅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生命科学、医学的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价值。

当然岐伯是对此贡献最大者，因而成为我国中医界无与伦比的鼻祖。为了进一步弘扬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纪念这位中医学的始祖，甘肃省庆阳市在传说中的中医鼻祖岐伯的出生地庆城县建成《黄帝内经》千家碑林园。《黄帝内经》千家碑林园园区建设充分体现“岐黄论医，日月同辉”的主题，在园区种植一些代表性的药花、药木，供游客观赏辨认，增长中医知识。1000多块以《黄帝内经》为内容、由上千名知名书法家和中医学专家分段书写、共同完成的碑刻，被安放在周祖陵山下，以弘扬中华传统中医学。

吉本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4月27日─1794年1月16日），英国18世纪著名历史学家。1737年5月8日生于伦敦附近普特尼镇的一个士绅家庭。1752年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次年被其父送往瑞士洛桑城留学，在加尔文派牧师指导下学习,并改信英国国教。1758年回到英国,在军队服役 5年。1763年，离英赴欧旅行。在巴黎逗留期间，结识D.狄德罗、J.Le R.达兰贝尔、C.-A.爱尔维修等法国启蒙思想家。1764年,历游意大利那不勒斯、威尼斯、罗马等城。在参观罗马卡皮托废墟时萌生编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1770年,定居伦敦,全力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74～1783年任下院议员,曾反对政府派兵去美国。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出版。其中论述基督教成长的两章，遭到宗教界的强烈攻击。1781年出版该书的第2、3两卷。1788年5月8日该书最后 3卷同时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共 6卷。前4卷叙述公元180～641年的历史，显示学力精湛；后 2卷是641～1453年拜占廷史摘要，这虽在西方是拓荒之作，但取材和论述范围都难与前4卷相比。吉本十分重视对原始史料的研究。他曾披阅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优美,言语冷峭，词句含蓄摇曳，从婉约中见深刻。它讽刺并批判了基督教会,认为基督教破坏了罗马的英勇精神,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启蒙时期史学的代表作品,继承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体现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对欧洲中古历史持否定态度。但是,他只记述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上的史实,而忽略社会经济的发展，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1794年1月16日吉本在伦敦逝世。

道源

道源（1900～1988），河南商水人，俗姓王。法名能信，别号中轮。二十岁依周口镇普静堂隆品法师剃度。二十四岁，赴湖北汉阳归元寺，依觉清律师受具足戒。后随侍慈舟法师赴苏州灵岩山，创建净土宗道场。历参太虚、印光、圆瑛等大德。曾在大陆、台湾各地佛学院宣讲佛学，且担任十数次传戒阿阇黎，以弘法讲经驰名。历任中国佛教会察哈尔分会理事长、屏东东山佛学院院长、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及台湾八堵海会寺开山住持。尝创办能仁佛学院，作育僧才。民国七十七年示寂，世寿八十九。

加斯奎特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奎特（Francis Aidan Gasquet，1846年10月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29年4月5日逝世于意大利罗马）是一位英国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1914年成为红衣主教，1917年成为梵蒂冈档案馆馆长。加斯奎特在唐赛特学校 (萨默塞特) 接受教育，进入本笃会修道院，并于 1878 年至 1885 年担任院长。从 1888 年起，他出版了关于修道院历史的著作，包括《亨利八世与英国修道院》(1888-89)，该书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被一些人认为有偏见，偶尔也不准确。其他著作包括《英格兰教会史》上下卷 (1897) 和《中世纪英格兰的教区生活》(1909)。他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中世纪史，被《泰晤士报》誉为“中世纪史宗教方向的巨擘”。著有《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亨利六世的宗教生活》《亨利八世与英格兰修道院》《中世纪英格兰的堂区生活》《英格兰的修道院》《中世纪的修道院生活》等。

金履祥

金履祥（1232年—1303年）元代学者、思想家。幼名祥，长名开祥，后更名履祥，字吉父，号次农，兰谿(今属浙江)人，居兰谿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仁山先生。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年十六补郡博士弟子员，十八考中待补太学生。其后潜心诗书，转向理学，受业王柏，从登何基之门。考进士，未中，遂弃举子业。尝执教于严陵(今属浙江)之钓台书院。南宋恭帝德祐初(1275)，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勿受。宋亡，避居金华山中，后归兰谿。入元不仕，曾馆于齐芳书院，从事讲学，以著述终其身。卒諡文安。

与何基、王柏、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博学多识，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曆之书，靡不毕究。在金华四先生中，其对经学、史学之研究，成绩最著。继承王柏之疑经精神，疑《诗》、疑《书》，并倾毕生之精力训释《尚书》。于《诗经》，在王柏《毛诗辨》的基础上，重申三百篇非孔子删定之旧：“尝考之秦火之后，《书》失几半，《礼》失几亡，而《诗》三百篇何以皆无恙?虽云《诗》託于声音之流传，岂尽夫子之三百篇乎!”(《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卷一)对于《诗经》中表达男女相悦之情的爱情诗，皆目之以“淫诗”，并认为孔子当时必已删去：“郑声之淫，夫子尝欲放之，而今郑声具在，虽序者巧以为他事及刺人，然其淫丑之态，不可掩也”，“以此观之，其间淫诗，固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传者，诸儒得之，例以为古诗而不察也”(同上)。于《尚书》，在王柏驳斥“孔壁之文皆科斗文字”说以证《书》古文之可疑的基础上，更疑孔安国《尚书序》为东汉人之伪作，指出：“不惟文体可见，而所谓‘闻金石丝竹之音’，端为后汉人语无疑也。盖后汉之时，谶纬盛行，其言孔子旧居，事多涉怪”，“则此为东汉传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尚书表注》卷上)其于《尚书》，研究较为深入，并取得一些超越前人之成果。如推翻《书序》和《史记》关于《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之旧说，肯定此篇为“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作(《尚书注》卷六)。其疑经之目的与实质，在于用理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理解传统经典，并藉此为其学说找寻经典的与历史的根据。又其所撰《论语孟子集注考证》，用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为朱熹《集注》作疏解，于朱义亦颇有牴牾之处，由疑经亦进而疑难及朱熹之说。在史学方面，倣邵雍《皇极经世书》与胡宏《皇王大纪》体例，阅三十年之久，撰成《资治通鑑前编》一书，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资治通鑑》之前，“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採旧史、诸子，表年繫事，复加训释” (许谦《资治通鑑前编序》)，往往于论述史事时发挥义理，将历史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之下。所编《濂洛风雅》，则辑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颢)以及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诸家之诗为一书，旨在教人涵养德性、晓明义理。同时，该书冠以《濂洛诗派图》，实为道统传授图，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而以“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这一传授世系为正宗，馀皆为旁支。在哲学上，坚持程朱“理一分殊”的观点，认爲“理一”之理爲太极，太极乃宇宙的本原，谓：“会到一源惟太极”，“太极运行常自若，羲皇向上可潜图。浑涵妙处皆全体，大用周流自不殊”(《奉和鲁斋先生涵古斋诗》)。将“理一分殊”之宇宙观落实到方法论及认识论上，更重“分殊”，以辟时儒空疏之习，谓：“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难者分殊耳。”(《传道白云》)此说实继承乃师王柏的思想。在心性修养问题上，认爲人有本然良善之仁性、良心，因“欲动情胜”而失之，因此主张反观内省以复之：“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情性而终不能见天地之心者，盖其欲动情胜，而常失之于动也。夫物之惑人无穷，人之好恶无节，此心所存，逐物而动，则飞扬升降，幻贸驱驰，安能体认义理、充养人心?其于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学者亦须收视反听，澄心定虑，然后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见天地之心。”(《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把“天地之心”解释爲天地生化万物之仁：“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同上)。强调爲人应守中和、中庸之道，尝言： “圣人之道，中而已矣”(见《北山四先生学案》)。所著另有《尚书注》、《尚书表注》、《大学章句疏义》、《仁山集》等。

行秀

行秀（1166～1246），南宋曹洞宗僧。河内（河南沁阳）人，俗姓蔡。字报恩。早岁从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赟允出家，受具足戒后，至庆寿寺谒胜默光有省。不久至磁州大明寺参访雪岩满，未逾月彻悟，遂留会下二年，悉尽其蕴底。未久还邢州，筑万松轩居之，潜志自修，世称万松老人，或报恩老人。金章宗明昌四年（11 93），帝赐师锦绮大僧衣。承安二年（1197），奉诏住西山仰山栖隐禅寺。后应诸方之请，历住净土寺、中都万寿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未几，退居从容庵，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之颂古百则为底本，着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又着请益录二卷，二录迄今风行于禅林，为禅宗语录之代表作。另著有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元定宗元年（一说端平三年，1236）示寂，世寿八十一。遗偈（卍续一四一·一五一下）：‘八十一年，只此一语；珍重诸人，切莫错举！’［五灯严统卷十四、续灯存稿卷十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

格雷沙姆

威廉·林赛·格雷沙姆（William Lindsay Gresham，1909—1962），美国小说家，尤其擅长创作黑色小说。格雷沙姆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孩提时代，随家人搬到纽约，在那里，迷上了杂耍表演。高中毕业后，格雷沙姆并无稳定工作，而是四处漂泊，最终成了一名民谣歌手。后因与约瑟夫·道格成为朋友，开始尝试写作，内容多关于美国巡回戏团，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噩梦巷》（1946）。出版第二年便被改编成一部由泰隆·鲍华主演的电影《玉面情魔》。

唐圭璋

唐圭璋（1901年1月23日—1990年11月28日）字季特，江苏南京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生。6岁从父读私塾。13岁进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1915年毕业; 秋，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师，旋又至六合县西门平民小学任教。1922年夏，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中央大学 (原东南大学改) 中文系毕业，后在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任教，并在中央军校教授历史。1934年又与吴梅等组织如社、定期集会作词。193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军校西迁成都任教。1939年起任重庆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南京。不久失业，后在南京通志馆任编纂，旋任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回中央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9月，参加苏州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长春会计专科学校和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秋，调任南京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嗣爲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顾问，南京市人民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作协江苏分会委员，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南京市文联副主席。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编著有《全宋词》、《宋词四考》、《辛弃疾》、《全金元词》、《温韦词之比较》、《李后主评传》、《云谣集校释》、《敦煌词校释》、《词的作法》等。

王粲

王粲[ càn ]（177年－217年2月17日）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建安七子”之一。出身于豪族地主阶级，曾祖龚、祖畅都位置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14岁时，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深得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称他“有异才”。初平三年(192)，董卓余党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王粲流寓荆州，依附荆州牧刘表。在荆州16年，始终不受重用。表死，劝表子刘琮降曹操。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王粲归附曹操，曹操辟之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封魏公，拜他为侍中。为人博物多识，且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魏国兴造制度，他多有参与。建安二十四年(216)，建安二十二年随曹操东征孙权，在返回邺城途中病亡。

王粲天资聪慧，博闻强记。 精通数学、棋艺，对前代典章制度，尤为熟悉，以博洽著称。在“建安七子”中，他是唯一的封侯者，政治地位最高，最受曹操信任。曾参与制定曹魏政权的典章制度。另外，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很密切，诗酒往还，甚相融洽。

在“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文学成就也最高。刘勰就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今存诗20余首，五言诗居多，赋20余篇，骚体居多。其文学创作，可以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为标志，划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他处于社会大动乱时期，亲历战乱，饱尝流离颠沛之苦，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所以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慨交织于一腔，笼罩在前期创作上，使之蒙上悲愤、忧怨的色彩。如《七哀诗》(西京乱无象)具体描写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景象凄惨，气氛悲凉，《登楼赋》抒发忧时愤世之思，怀念故乡之情，声情凄楚，意绪连绵。 而归附曹操后，一方面，北方统一的形势鼓舞并激发了他的功名事业心，写下了象《从军行》这样基调昂扬的诗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地位的变化，常与邺下文人诗赋唱答，“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诗文中的社会内容也有所逊色。总起来说，王粲的诗文以抒情见长，以“情胜”(刘勰《艺概》)是其最大的特色。

王粲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11卷，唐代为10卷，至宋代只存8卷。原集大约于宋末亡佚。 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今人俞绍初据丁福保辑《汉魏百三名家集》本《王仲宣集》，整理成《王粲集》(3卷)，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卫礼贤

卫礼贤,原名为理查德·威廉（德语：Rich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1930年3月2日），汉名卫希圣，字礼贤，故亦作卫礼贤，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为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他曾将多本经典的中文古籍译为德文，其译文又被他人转译成英文，进而流传至整个西方世界。卫礼贤所翻译的的《易经》，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好的译本之一。

1899年，卫礼贤来到德属胶澳青岛传教。他对于道教与儒教有很深的兴趣，结识劳乃宣后，从他身上学到易经及一些全真教典籍。1901年10月，由德国、瑞士同善会出资，卫礼贤创办了礼贤书院，并以其名命名。由于办学有功，1906年被清廷封为道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卫礼贤全家被迫返回德国本部，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成为首席汉学家。

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与卫礼贤非常友好，也逐渐熟悉起他翻译的中国古籍。

卫礼贤于1929年翻译了《太乙金华宗旨》及《慧命经》译为德文《金花的秘密》:〈道教内丹学引论〉，更启发了荣格集体潜意识的理论，荣格还为金花的秘密作序。荣格依此治疗了沃尔夫冈·泡利，泡利是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荣格出版了《心理学和炼金术》，书中谈到400多个梦的详细分析，大部分是荣格对包立的解析。曾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孔子家语》等译成德文。著作有《中国文明简史》、《易经讲座》、《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精神》、《中国的经济心理》等。

1930年，卫礼贤于德国蒂宾根逝世。

章懋

章懋[mào](1436—1521)，字德懋，号闇然翁，晚年又号瀫滨遗老，兰溪渡渎村人。自幼读书强于记忆。15岁补博士弟子。明天顺六年(1462)以第一名中举(解元)。成化二年(1466)会试第一(会元)成进士，选为庶吉士。次年冬，授翰林编修。逾月，宪宗将于元宵大张灯彩烟火，命词臣撰诗进奉。懋与同官王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谏道：“今川东未靖，辽左多虞，江西、湖广赤地千里，百姓嗷嗷，张口待哺……伏乞将烟火停止，移此视听从明目达聪，省此资财以赈饥恤困，则灾祲可消，太平可致。”宪宗大怒，杖之阙下。时人以懋等三人与先以言事被黜的修撰罗伦，合称“翰林四谏”。懋被贬为临武知县，因给事中毛弘疏救，改为南京大理寺左评事。后调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听任福安民众采矿以绝盗源，建议番货互通贸易以裕商民，减少海涂造田税收以轻民负。因母病，于十二年辞官归里，于枫木山读书讲学，远近学者慕名执经从学，世称枫山先生。弘治十四年(1501)，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士子皆以为得师。 正德元年(1506)，累疏乞归不许，遂以病为由弃官归。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征召，次年又以南京礼部左侍郎见召，皆力辞不就。嘉靖元年(1522)，召为南京礼部尚书，奏辞不允。是年除夕，卒。次年，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为人襟怀坦荡，器度恢宏，生活俭朴，道德文章为世推重。兰溪文风以明代为最盛，懋实为先导。生三子，皆在家务农，知县至其家，诸子释锄接待，知县惊诧不知为贵公子。为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没有师承。为学基本上阐发了程朱一派的观点，主张理气二元论。认为人的形体是由气构成的，人的性则是“天地之理”，也叫“天之命”。主张通过穷理工夫，使“万物皆通”。通过涵养工夫，使万理毕晰。穷理，则“自进退辞受之节，分明不苟始”，涵养则“居敬于专一上见功”。认为为学“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八字尽之”。为学的根本内容就是知性、尽性。因为“圣学相传，千古一脉，一性尽而天下无余事，天下无余学也。”“得乎性之体，则意可诚，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齐，国治而天下平也。”但“人之性”即“天之命”，学对于性不能有所加，不能有所损，也不能使之杂。而又“必假于学”。因为“性之动于欲也，学以求完夫性者也。”虽然“真性之在人心，未尝一息泯没”，但必须通过“敏求之，精察之，笃行之”，才能使“一切气禀物欲，俱不能累。”认为后儒之所以不能胜佛老，原因就在于“学之不明，性之未尽”。他反对佛老，认为“其学陷于自私自利之偏，至于天地万物为刍狗，为幻化，弃人伦遗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国家”。

著作有《枫山语录》、《枫山集》及附录。所纂《兰溪县志》，为兰溪现存最早方志。

迪伦马特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年1月5日—1990年12月14日），瑞士德语小说家、剧作家。生于伯尔尼州附近科诺芬根一个牧师家庭。1935年随家迁往伯尔尼州,并在本州和苏黎世学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对美术也较感兴趣,毕业后曾在苏黎世《世界周报》担任过美术和戏剧编辑, 这时他写了些尝试性的戏剧和小说。1947年,他的第一个剧本《写在书上》在苏黎世演出,轰动一时,作者随即走上文坛,从事专业创作。1950～1952年他在《瑞士观察家》杂志连载了他最早的两部 “犯罪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和《嫌疑》,也得到好评。此后发表的小说还有 《隧道》(1950)、《择偶记》(1955)、《抛锚》(1956)、《诺言》(1958)等。50～60年代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 除了上面提到的小说, 他还创作了 《双重人》、《深秋夜话》等广播剧, 接连发表了剧本《罗慕路斯大帝》(1949)、《密西西比先生的婚事》 (1952)、《天使来到巴比伦》 (1953)、《老妇还乡》 (1956)、《物理学家》 (1962) 等。三幕喜剧《天使来到巴比伦》交织着美丽的童话和历史传说色彩, 显示出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戏剧才能。《老妇还乡》描写已成为亿万富翁的女主人公45年后重返故乡复仇的故事, 揭露了金钱万能的丑恶现实, 也使作家闻名于世。被称为“现代的经典剧”的《老妇还乡》和《物理学家》进一步加强了他在西方文坛的地位。《物理学家》是一部构思巧妙的哲理剧, 上演后轰动欧美剧坛, 成为西方剧坛的保留剧目。这两部剧作奠定了他在当代西方剧坛的重要地位。60年代以后他还创作了几部喜剧,如《流星》(1965)、《一颗行星的图象》(1971)、《期限》 (1975)、《参与者》 (1973)、政治性小说《崩溃》(1971)及由小说《抛锚》改编成的同名喜剧(1979)。由于健康原因和剧场工作繁忙, 他此后发表的作品较少。他还写过一些戏剧理论剧作,如《论喜剧》(1952),《戏剧问题》 (1955)、《弗里德里希·席勒》(1960) 等。

费弗尔

吕西安·保罗·维克多·费弗尔（/ˈfɛvrə/FEV-rə，法语：[liesjɛ̃pɔlviktɔʁfɛvʁ]；1878年7月22日-1956年9月11日），法国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成就是创立了历史学年鉴学派。他与阿纳托尔-德-蒙齐（AnatoledeMonzie）是《法国百科全书》的最初编辑。

吕西安-费弗尔出生并成长于法国东北部的南锡。他的父亲是一位语言学家，向费弗尔介绍了古文字和语言研究，这对费弗尔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20岁时，费弗尔前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1899至1902年间，他主要学习历史和地理。大学毕业后，费弗尔在一所省立中学任教，并在那里撰写了关于西班牙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康地的论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费弗尔被迫离开教职参军，并在部队服役四年。1919年，斯特拉斯堡省回归法国，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在那里，费弗尔结识了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后者与费弗尔有着相同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两人因此走到了一起。

费弗尔在巴黎度过的时光对他世界观的重塑起到了巨大作用。流行的艺术、哲学和现代思维方式对费弗尔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接受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以至于后来自称已经与旧世界和旧思维方式“格格不入”。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费弗尔将历史事件与他所写的时代的地理、心理和文化相结合。对于费弗尔来说，历史不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堆砌。

1911年，费弗尔发表了关于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康泰的第一篇论文，显示了这种方法的优势。在这部作品中，费弗尔试图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费弗尔通过将历史事件与当时的地理和环境相结合，重建了法国一个传统小省的村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通过描述弗朗什-康泰省的河流、盐矿、葡萄园和其他周边环境，费弗尔准确而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氛围和面貌。通过这种方式，费弗尔还揭示了当时法国政府对该省生活的负面影响。这种历史方法被称为“全史”（histoiretotale）或“宫廷史”（histoiretoutcourt）。后来，费弗尔的著作成为“年鉴学派”的典范，并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方式。

费弗尔的另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涉及新教。Unequestionmalposée》发表于1929年的《历史评论》上，试图通过观察和量化人类行为来研究大众宗教。通过大量的研究，费弗尔从不同的修道院和礼拜堂收集资料，研究新潮哲学对宗教的影响，以及神职人员如何理解并向普通人传达他们的观点。通过这项工作，费弗尔开始涉足人种学领域，这是一个量化人类行为的研究领域。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项工作深受费弗尔本人对周围世界看法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弗尔越来越怀疑神学。他拒绝把人看成是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束缚。他认为，宗教和旧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费弗尔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混乱中，旧思想拒绝消亡，仍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他深信，改变宗教观点和态度就像试图影响任何政治或社会动荡的结果一样困难。他认为，人们需要接受教育，以避免旧思维方式带来的危险。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与他的同事兼好友马克-布洛赫一起创办了一份学术期刊《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俗称《年鉴》），他们独特的历史风格的名称即取自于此。该杂志沿用了费弗尔描述历史的方法。它的方针是教育世人旧世界思维的危险性，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和政治灾难。其目的是影响学术界“研究......现在，以便更深刻地理解过去”。这份期刊与当时其他任何学术刊物都不同。

《年鉴》在创刊初期受到了好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需求旺盛，1932年该杂志得以增加出版频率。然而，1938年，该刊物似乎走到了尽头，出版商停止了对它的支持。

1933年，费弗尔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席。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他都在积极发表作品，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工作（法国沦陷后，法国部分地区被德国占领）。

根据纳粹政权的规定，法国编辑部必须按照德国的种族政策清除犹太人；布洛赫主张不服从命令，而费布尔则热衷于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年鉴》。他认为值得做出让步，以维持杂志的生存和法国知识界的活力。布洛赫被迫同意，将《年鉴》交由费弗尔独自编辑，费弗尔随后将杂志更名为《社会历史》。布洛赫被迫以马克-福热尔（MarcFougères）的笔名为该杂志撰稿。

1944年6月，马克-布洛赫被处决，于是费弗尔将《年鉴》带入了战后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培养了费尔南-布劳戴尔（FernandBraudel），并与他人共同创办了高等师范学院第六分院，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

1956年，费弗尔在法国圣阿穆尔去世，圣阿穆尔的吕西安-费弗尔学院和吕西安-费弗尔大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贝桑松和斯特拉斯堡的街道名称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杨文会

杨文会（1837～1911），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字仁山,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10岁开始受读。喜读奇书,凡道家兵书及诸子莫不购置,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也靡不探赜,韫之于心。因读 《金刚经》、《大乘起信论》,萌心向佛。1865年到南京,得经书数种,立下唯流通佛典,普济众生之大愿。感于佛书散佚,唯于求得,遂于好友十余人,募捐集资,于1866年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首刻《净土四经》。1873年辞去公职,专心在家事佛,究竟佛乘,又去外地搜求佛典。1878年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二国,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教育情况,学习天文、显微、测绘等。自治天文地球仪器。1886年又随刘芝田出使英国,考察政治、制造诸学。他致书日本友人南条文雄,购求中国古佚佛书,在日本找回失传经疏300余种,随即选出善本刊印流通。1895年与锡兰 (今斯里兰卡) 僧人达磨波罗在上海会面,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因感于佛教教育迫切,乃自编《佛学初学课本》。1907年于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祇洹精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开设汉语、英文、佛学等课程,学者20余人,不久停办。1910年与人创办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研习佛法。75岁逝世,入塔于金陵刻经处。杨文会一生弘法40余年,刻经流通百万卷,印刷佛像十万张,整理佛经数十种,注释百余卷。杨文会先生是中国当代佛教复兴的开创者之一。他对当代佛教事业的贡献一是刊刻整理流通佛典; 二是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主要著述有 《等不等观杂录》 和《杨仁山居士遗著》。杨文会自称其佛学思想是大乘之机,他思想开放,广而纳之,对佛教各宗均有涉及。认为中国佛教有 “十宗”;提出 “转七识为平等性智,使天下人无不同仁”的观点。他早年 “崇禅宗而轻净土”,晚年则强调“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全心归于净土,往期西方。此外,对各经的源流梳理考证和用佛教教义来诠释儒、释、道经典也是他佛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说他的佛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的。

道安

道安(314—385)。东晋僧人，佛教思想家，毗昙学者，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本无宗”的主要代表。据《出三藏记集》卷一五、《名僧传钞》、《高僧传》卷五载，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早孤，十二岁出家，天资聪敏而形貌丑陋，初不为师所重，令作农田粗活三年。劳作之余，刻苦读经，日读千偈，背诵一字不差，为师所惊叹。后入后赵都邺(今河北临漳)，师从佛图澄，时道安已拥有大批弟子，号“漆道人”。后秦太宁元年(349)，石虎死，北方大乱，乃率众离邺，走上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先至获泽(今山西晋城)山区，再上雁门郡飞龙山(在今山西浑源西南)，转上太行恒山(在今河北阜平境)，乃受武邑太守之请还复冀城(或即邺)。及至前燕再次大乱，加上当时“天灾蝗旱，寇贼纵横”，遂入王屋内林山(约在今河南济源西北)，不久，又渡河入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然而，战乱和饥饿依旧，乃率徒数百南下。行至新野，聚众共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依靠国主，将佛教“法事”安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二是分张徒众，扩大宣教地区。于时受到东晋名士习凿齿的邀请，遂与弟子四五百人进住襄阳。时在公元365年，已是五十多岁了。

在北方这些年代里，道安集中研习的是安世高以来流传的“禅数学”，所撰《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等，充满了悲观厌世和禁欲主义思想。所修禅法，亦在为其出世和禁欲服务。及至襄阳，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都为之大变。据习凿齿与谢安书，道安“师徒数百，斋戒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互相尊敬，洋洋济济”。所讲经典，集中在《放光般若经》。在襄阳十五年，多与官僚文士相往来，每年必讲此经二遍。

事实上，他也同时研习《道行般若经》。撰有《道行集异注》，即是与《放光》比较之作，现存其序。由此形成他的般若学。他认为：“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这一观念与其禅数学中主张的“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明显的不同。他把永寿、真人、世雄视为朽种幻梦，但又以法身、如、真际为真实，他把般若精髓定为“善出无生”;一般称他主张“本无”，而他的弟子僧睿则说他提倡“性空”，谓：“格义迁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不过，他仍然保存有“识神”之说。

东晋太元四年(379)，前秦派兵攻陷襄阳，道安被送往长安，受到苻坚的欢迎和礼遇，一时成为贵族子弟学文请益的导师。他被安置在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利用国家力量，集中于译经。除《大品般若》的补译外，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论著，即《阿毗昙》类。研习此类论著，后来形成一股思潮，被称为“毗昙学”，道安是首创者。与之相应的还有关于《阿含经》的译介和有关戒律类要籍的翻译。这都属于佛教的基本建设。也就是在介绍有部论著的期间，他接受了上生弥勒的信仰，期望不离世间而能从弥勒问学，开上生弥勒信仰之始。

他在中国佛教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一是整理佛典和有关文献，编纂《综理众经目录》，开创了中国佛籍的目录学。一是组织僧团，制定僧尼轨范、佛法宪章，规范内部生活和斋忏仪轨，统一僧尼姓氏为“释”，加速了独立的僧侣阶层的形成。一是确定了上依国主、下张徒众的佛教传播方式，为后来佛教所依准。一是确立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中国的译经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他在南北两地的活动，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和了解。孙绰赞其“飞声汧陇，驰名淮海”。西域尊之为“东方菩萨”，时人称“印手菩萨”。他曾劝阻苻坚不要与东晋战争，史学界认为是件大事。他的弟子众多，慧远是他的思想的主要继承和发挥者，尽管在信仰上，二人不同。今存文十八篇，多为佛经序文。

高尔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年3月28日—1936年6月18日），苏联俄罗斯作家。苏联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诞生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父亲是个细木工，母亲是一个小业主的女儿。高尔基4岁丧父，10岁丧母，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878年因外祖父破产，只读过两年书年仅10岁的高尔基便开始自谋生活。他当过学徒、装卸工、面包工人、剧院跑龙套的。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熟悉了普通人的生活、性格。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他做个小伙计，养成了读书的爱好。1884年来到喀山，想上大学，但却进了社会大学，先后做过面包工人、码头搬运工。在这里第一次接触了革命活动，参加了具有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的秘密学习小组。1888至1889年和1891年，他两次漫游，到过俄国许多地方，使他看到俄罗斯的落后、保守、野蛮，也看到人民的力量。1892年开始写作。1898至1899年间，三卷本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问世，使高尔基一举成名，并迅速蜚声国外。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既有浪漫主义又有现实主义。在他的早期浪漫主义作品《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赞美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坚强个性，《鹰之歌》(1895—1899)和《海燕之歌》(1901)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呼唤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大都是描写人民生活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流浪汉的小说，如《切尔卡斯》、《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等，作品表达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记述了人民的苦难和高贵品质。90年代末期，开始创作中、长篇小说。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通过两代资产阶级的人物形象展示了这个阶级在俄国的历史命运，刻画了资产阶级的各类人物。福玛对本阶级的背叛，象征这个阶级的自我瓦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高尔基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社会民主工党的联系日益密切。他支持筹建《火星报》，从经济上支援革命斗争，并刻苦创作，为革命呐喊助威。这时期他创作了中篇小说《三人》 (1900—1901)、剧本《小市民》(1901)、《在底层》(1902)，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小说《三人》揭示了对旧制度个别人和无组织的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小市民》通过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的矛盾，通过工人尼尔的形象，反映了无产阶级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决心和乐观精神。《底层》(1902)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描述了被抛入社会底层的人们，尖锐地提出了他们的出路问题，批判了消极人道主义的危害，通过剧中人宣布：“人，是伟大的!”“要尊重人!”

1905至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高尔基积极投入革命斗争，1905年夏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写成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它们表现了革命工人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向旧制度进行的不调和斗争，塑造了互不雷同的典型的工农代表人物的形象。《母亲》塑造了巴维尔及其母亲两个在无产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通过他们的经历表现了广大群众在革命年代发生的深刻变化，小说浸透了对历史进步的坚强信念。小说曾受到列宁的赞扬。

两次革命之间的斯托雷平时期，高尔基侨居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受波格丹诺夫等人影响，卷入派系斗争，在小说《忏悔》中宣传造神主义。列宁热情诚挚严肃的批评，使高尔基逐渐认识了错误，脱离了“前进派”集团。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如《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夏天》、《奥克洛夫镇》及自传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在人间》等。1913年，接受列宁建议回到俄国。

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在政治思想上同列宁发生了暂短的分歧。1918年在列宁的帮助下，克服了迷误。因积极工作，积劳成疾，1921年在列宁敦促下出国就医。直到1928年回国。在国外期间，写出了《文学写照》、《我的大学》、《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并开始长篇史诗《克里·萨木金的一生》的写作。但这部小说并未完成。回国后在国内旅行，为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所鼓舞，写了《苏联游记》、《英雄的故事》等反映祖国巨变的作品。20年代末至30年代，高尔基的大量特写和政论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一切保守势力的憎恨。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他出任第一任主席。

高尔基为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剧本》、《苏联文学》等作品中，在大量的讲演和书信中，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

早在20世纪初，高尔基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中国。瞿秋白翻译了《海燕之歌》、《母亲》。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成长发生过巨大影响。

王溥

王溥（公元922年－公元982年），字齐物，山西祁县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吏之家。其 父王祚，为人颇有心计，后晋初跟随石敬塘进入洛阳，专门掌 管盐铁要政。不久，以母老辞官还乡。后汉时官至三司副使， 后周朝历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华州(今陕西华县)等地刺史。 宋初，升为宿州(今安徽宿县)防御史，后致仕归里。

王溥自幼好学。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参加礼部考试， 知贡举为户部侍郎王仁裕。王仁裕因见王溥器宇不凡，便录取 他为状元。当时，王溥年仅26岁(王溥自谓： “余年二十有 五，举进士甲科”)。从此以后，王溥在仕途上青云直上，6年 后拜相时，其座主王仁裕特地写诗向他祝贺：

一战文场拔赵旗，便调金鼎佐无为。 白麻骤降恩何极，黄发初闻喜可知。 跋敕案前人到少，筑沙堤上马归迟。 押班长得遥相见，亲狎争如未贵时。

王溥见诗后，也依韵和了一首诗：

挥毫文阵偶搴旗，待诏金华亦强为。 白社幸当宗伯选，赤心旋遇圣人知。 九霄得路荣虽极，三接承恩出每迟。 职在台司多少暇，亲师不及舞雩时。

王溥状元及第后，初任秘书郎一职。当时，方镇叛乱，天 下动荡，各地战火不息。后汉末，河中节度使李守贞首先发 难，占据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随后，京兆府 (治所在今西安)牙将赵思绾发动叛乱，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 凤翔)王景崇与之遥相呼应，共推李守贞为秦王。后汉王朝岌 岌可危。枢密使郭威率兵讨伐，辟王溥为从事。平定河中后， 郭威从李守贞军中搜出文书，记载着朝中达官显贵与藩镇势力 互相勾结之事。郭威打算回朝后按名单追查，王溥及时阻止了 这件事，并建议其将文书烧毁，以安定众官之心。郭威采纳了 王溥的建议。班师回朝后，王溥升为太常寺丞。

郭威(即后周太祖)建立后周王朝后，王溥被授为左谏议大 夫、枢密直学士。太祖广顺二年(952)，迁中书舍人、翰林学 士。广顺三年(953)加户部侍郎，改端明殿学士。不久，太祖 皇帝病危，召学士起草遗诏，诏命王溥为宰相，领中书门下平 章事一职。宣读遗诏后，太祖皇帝说： “我没有忧心的事 了。”即日驾崩。

世宗刚刚即位，北汉刘崇就勾结契丹，大举南犯。当时， 世宗皇帝血气方刚、锐气正盛，决定率兵亲征。大臣冯道等人 极力谏阻，只有王溥表示赞成。及世宗凯旋，加王溥兼礼部尚 书，监修国史。世宗曾从容地问王溥： “后汉宰相李崧，曾以 蜡丸封密信勾结契丹，还有人能记得他信中的言辞，你相信 吗?”王溥回答说： “李崧身为大臣，假设真有投敌的阴谋， 岂肯轻易透露给外人知道?不过是苏逢吉诬陷他罢了。”世宗 恍然大悟，下诏追赠其官职。在后来世宗皇帝统一全国的战争 中，王溥也每每出谋划策，屡建功勋。

显德四年(957)，王溥的父亲不幸去世，他急忙回家守制。丧服未除，世宗便下诏起复。王溥连续4次上表，乞求终丧，结果触怒了世宗皇帝。多亏宰相范质上表解释，方免灾祸。显德六年(959)夏天，重新任命他参知枢密院事。

恭帝嗣位后，加王溥右仆射之职。当年冬天，王溥上表请 修《世宗实录》，得到皇帝的同意后，遂与扈蒙等人开始一同编写。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凌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 检赵匡胤在开封东北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 后周灭亡。

北宋初年，王溥被免除参知枢密院一职，进位司空之职， 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宋太祖乾德二年(964)，王溥被免除 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太保。按旧朝惯制，文武百官上朝时，一 品官员的列班位于台省官员的列班之后。太祖皇帝因见王溥也 位列台省班之后，特地对左右大臣说： “王溥是前任宰相，应 当对他特别尊宠。”立即下诏，将台省官员分为东西两列。从 此以后，遂为定制。

乾德五年(967)，王溥的母亲亡故。服终以后，加升为太 子太傅。开宝二年(969)，迁太子太师。入朝谢恩的时候，太 祖皇帝对左右的大臣说： “王溥做了10年宰相，3次升迁为 一品官，福履之盛，近世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宋太宗太平 兴国初年，王溥被封为祁国公。

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王溥不幸去世，终年61岁。太 宗皇帝为此两天没有上朝，追赠其为侍中，谥号“文献”

王溥为人至孝，是当时有名的孝子。在他任宰相时，其父王祚领衔宿州防御使，却居住在家中。每当朝廷官员来此地， 因王溥的关系，必定首先来拜访王祚。王祚置酒设宴招待，王 溥则身着朝服，在酒席左右趋走侍候。席中的客人在朝廷中都 是王溥的下属，见宰相大人侍候左右，往往坐不安席，引退回 避。王祚却说： “此豚犬耳，不必麻烦诸位起坐。”后来，王 溥也觉面上无光，就暗示其父上疏，告老求退。王祚估计朝廷 未必会允许他的告退请求，就上了一道奏疏。不料，皇帝却批 准了他的“请求”，同意他致仕还乡。王祚闻讯后，大骂王 溥： “我筋力未衰，你想巩固自己的名位，就要幽禁我吗?” 举着一根大木棒就来打王溥，多亏亲戚们劝阻开导，方才罢手。然而，王溥孝心不改。其父去世后，王溥为守制终丧，几乎忤旨被罪。

王溥生性宽厚，风度潇洒，相貌堂堂。在他为政期间，特 别重视有才能的年轻人，喜欢汲引后进。由他推荐、后来官至 显位的年轻人很多。然而，他为人吝啬，其父尤好积聚田宅资 产，以至家累万金，富甲一方。

王溥一生好学，常常手不释卷。他曾汇集苏冕的《会要》 及崔铉的《续会要》，并增补其中的阙漏，编为100卷，名为 《唐会要》; 又采录后梁至后周之事，编为30卷，名为《五 代会要》。王溥又喜欢收藏，他所收藏的古书有1万余卷，并 且还收藏有许多著名的书画。

王溥的后人也颇有作为。其长子王贻孙累官至右司郎中; 次子王贻正官至国子博士; 三子王贻庆官至祠部郎中; 四子王 贻席(后改名贻矩)，景德二年(1005)进士，官至司封员外郎。 其孙王克明(贻正之子)，娶太宗皇帝之女郑国长公主，为驸马 (后改名贻永，诏令与其父同行)。可谓世代显赫。

仁孝皇后

仁孝文皇后徐氏（1362年3月5日—1407年8月6日），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明成祖朱棣原配皇后，明代中山王徐达长女。洪武九年（1376）封为燕王妃。朱棣称帝后，于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被册封为皇后。永乐五年（1407）七月四日在南京病逝，享年46岁，谥“仁孝”。永乐十一年二月，入葬明长陵。仁宗朱高炽继位，上尊谥“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

徐氏幼年之时就表现出贞淑娴静的品行，喜好读书，有“女诸生”之称。太祖朱元璋闻知徐氏贤淑，又想借婚姻达成君臣间的默契，便亲自代子向徐达提亲。徐氏在明朝后妃中出身最为显赫。她与朱棣的结合是朱元璋与功臣间政治联姻的结果。

洪武十年，朱棣就藩北平，徐氏一同前往。在为燕王妃时，徐氏管理的燕王后宫“肃且和”。“靖难之役”伊始，朱棣带兵攻打大宁。朝廷大将军李景隆乘机进兵围攻北平。李景隆攻城紧迫，城中军队又少。徐氏为激励将士，身着护甲，登城助战，并亲自带领军民的妻子在城墙上向攻城的官军投掷砖瓦石块。徐氏协助世子朱高炽坚守北平二十余天，成功等到了朱棣军队的回师。北平保卫战的胜利，为靖难之役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朱棣登极后，徐氏德识表现得更加突出。她恪尽皇后的本分竭力辅佐朱棣。连年争战、兵民疲惫，她多次劝告朱棣应该休养生息，施以仁政。在用人上，徐氏也多次劝解朱棣：当世贤才，全都是高祖皇帝的遗臣，不应有新旧之分而有所防备，要重用人才。徐氏曾向朱棣询问谁是参与朝廷大事之人。朱棣回答说：六卿管理政务，翰林负责议论思考。徐氏听后，在征得朱棣同意后，就亲自诏见六卿、翰林等官员的夫人，赐给她们冠服钞币，并对她们说不仅要照顾丈夫的衣食起居，还要念及民生之事，多多地勉励他们。于是大臣的妻子都效仿徐氏体贴勉励丈夫，朝廷内外办事效率明显提高。为了进行教化，徐氏还依据《女宪》《女诫》等作《内训》二十篇，以古人的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布天下，旨在推行针对女性的教育，并倡导修德劝善。

徐氏虽然来自勋贵之家，但她并不骄纵外戚。其弟徐增寿出任左都督。在朱棣即将攻入南京之际，建文帝朱允炆将徐增寿召至宫中斩于剑下。朱棣称帝后追封徐增寿武阳侯，不久又进封为定国公，谥“忠愍”，并下诏令其子徐景昌继承爵位。徐氏极力反对。

马皇后去世后，她为马氏素食三年。马皇后的每句遗言，她都谨记在心，能一一背诵，没有遗漏。

永乐五年七月徐氏病重。临终前她还劝谏朱棣要爱惜百姓，访求人才，优先礼遇皇族，不要骄宠外戚。并叮嘱皇太子朱高炽抚恤昔日一同守护的北京将士的家人。

徐氏有智慧，有品德。在靖难之役中，有胆有识，为朱棣分忧。入主后宫后，恭谨始终，恪尽本分，辅佐朱棣。徐氏行为品德为朱棣所重，因此其死后，朱棣未再立后。

徐氏共生三子四女，长子朱高炽，即明仁宗；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以及永安、永平、安成、咸宁四位公主。

斯韦沃

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1861年12月9日～1928年9月13日) 是意大利犹太商人兼小说家埃托雷·施米茨（Ettore Schmitz）的笔名。意大利小说家。他被认为是意大利第一个意识流小说家。早年他曾发表两部小说《一生》 (1892)、《暮年》(1898),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已显示出注意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倾向。1899年后,他弃文经商,到过英、德、法等国,其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从此他找到了小说创作中新的表现形式。1923年,在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发表了第三部小说《塞诺的意识》,轰动一时。这部小说完全是采取“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斯韦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描叙,大胆让作品中人物用日记的形式直接表露自己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刻画出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病态的、精神扭曲的形象。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意识流小说,例如短篇小说集《高贵的酒》 (1927)、《成功的玩笑》 (1928)等。1928年，斯韦沃在一次车祸中身亡。他遗留的短篇小说、游记以及未及完成的散文作品等经人整理陆续出版。

斯特莱切

利顿·斯特莱切（Lytton Strachey，1880年3月1日至1932年1月21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布鲁姆斯伯里才子，他的讽刺散文风格和与维多利亚时代过去的决裂感有助于定义英国文学现代主义。

贾尔斯·莱顿·斯特雷奇于1880年3月1日出生于克拉珀姆公地的斯托伊府，他的父亲理查德·斯特雷奇将军是一位前殖民地行政官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印度度过，他的妻子简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女性，她对谈话的热爱和对法国文学的了解对年轻的莱顿产生了重要影响。1884年，斯特拉奇一家搬到了伦敦市中心的兰开斯特门69号，斯特拉奇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兰开斯特门的谈话非常活跃和聪明，但斯特雷奇觉得气氛压抑。后来，他回忆起那里的生活，结合了他父母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世界、他们祖先的衰败的“贵族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和怪癖”，形成了“斯特拉奇性格”的独特部分

斯特拉奇夫人指导了利顿的非传统教育，其中包括在帕克斯顿学校（1889-1893）四年和在利明顿（1894-1896）两年，利明顿是一所半公立学校，他记得在那里，他因为瘦弱的体格而受到欺负，并第一次体验到同性恋欲望。1897年，斯特雷奇进入利物浦大学学院，沃尔特·罗利爵士（他的一位堂兄的丈夫）是该学院的阿尔弗雷德国王英国文学教授。最后，从1899年到1905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布卢姆茨伯里人克莱夫·贝尔、E.M.福斯特、托比·斯蒂芬和伦纳德·伍尔夫。1902年，他当选为剑桥秘密学会“使徒”的成员，通过该学会，他结识了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斯特拉奇强调审美体验和个人关系是智力的支撑，他提倡同性恋，认为这是颠覆性的个人信条的一部分，在使徒中盛行。

离开剑桥后的五年里，斯特雷奇与家人住在一起，先是在兰开斯特门，然后搬到了他们在汉普斯特德的新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弗吉尼亚·斯蒂芬（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妹妹凡妮莎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兄弟索比去世后，为这个家庭提供了宝贵的支持。1908年，斯特雷奇甚至向弗吉尼亚求婚，弗吉尼亚后来在《远航》（1915）中将他描绘成圣约翰·赫斯特。她拒绝了这份工作，斯特雷奇如释重负，建议她嫁给伦纳德·伍尔夫。 1910年，斯特雷奇受委托撰写了《法国文学中的里程碑》（1912），这是一本对法国文学史的清晰简洁的介绍。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亨利·兰姆（斯特拉奇经常迷恋的对象）和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她是D·H·劳伦斯和其他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的赞助人。兰姆和莫雷尔把他介绍给布鲁姆斯伯里以外的一个波西米亚世界

斯特雷奇从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他对战争的抵抗是传奇般的。尽管斯特拉奇以他特有的夸张方式表达了这一点（据一个故事说，他说，“我是你们为之奋斗的文明”），但他的反对态度实际上相当严肃。在被判定身体不适合服兵役之前，他根据自己的信仰申请豁免，即“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整个体系是极其邪恶的；就我而言，积极参与其中是错误的。”

这场战争对斯特雷奇最著名的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1918）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书简要介绍了维多利亚时代四位偶像人物的人生历程：红衣主教曼宁、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和戈登将军。斯特雷奇对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散文中发现的“奇怪的嘲笑力量”印象深刻，而在《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中，他的语气是恶作剧式的讽刺，因为他揭露了他认为导致战争的世代虚伪。斯特雷奇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四个研究对象都信仰虔诚的基督教，这本书被（弗洛伊德等人）解读为反对宗教的延伸论证。这本书传达了斯特雷奇现代主义朋友和同时代人共同感受到的与过去决裂的必要感。

《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使用了精湛的叙事技巧，包括引人注目的隐喻、颠倒的陈词滥调、自由间接话语的实验和对次要人物的巧妙管理，使其成为一部文学经典，也是一部历史经典。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呼应了现代主义的假设，即作者只能以片段的形式呈现人物，他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个观点，这个比喻让人想起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马洛（Marlow）小说，这些小说关注明暗对比：“如果他聪明，那么（传记作者）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攻击他的主题……他会突然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隐秘角落投射一束具有启发性的探照灯。”这种将传记作者视为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者的理解，让人对斯特雷奇在下一页更为正统的陈述产生怀疑，即“揭露案件事实是他的职责”。综上所述，这些陈述似乎是为了引发像马洛在描述吉姆审判时的反应：“事实！他们向他要求事实，好像事实可以解释一切！”

斯特雷奇的第二部传记作品《维多利亚女王》（1921）是一部更传统的传记，尽管在某些方面仍然带有戏谑的讽刺意味。在《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1928）中，他以惊人的想象力，将一个早期历史时期的人物生活戏剧化，以弥补伊丽莎白相关信息相对缺乏的不足。斯特拉奇对伊丽莎白爱情故事的探索，是通过他自己的性生活来解读的，这也表明了弗洛伊德对他理解性的影响（他的兄弟詹姆斯是弗洛伊德作品的标准版的主编）。斯特拉奇还留下了一本传记散文集，名为《微型肖像》（1931年），以及许多关于文学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些（包括一篇关于《奥赛罗》的未完成的长文，写于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被收录在詹姆斯·斯特拉奇于1933年出版的《遗世人物和评论》中。

斯特雷奇于1932年1月21日死于胃癌。虽然他的作品没有受到他那一代文学人物的关注，但它对现代主义批评仍然至关重要。最近的两本专著指出，人们对斯特雷奇的兴趣可能正在复苏，还需要更多的人来阐明这位历史学家，他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炼出文学现代主义的精髓。

西哀士

埃马纽尔·埃贝·西哀士(Emmanuel Abbe Sieyes，1748年5月3日-1836年6月20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和活动家，法兰西学院院士(1803)。1748年5月3日生于普罗旺斯省弗雷瑞斯城一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曾在巴黎大学接受神职教育,1787年任沙特尔教区代理主教和执法官。1788～1789年，他先后发表关于第三等级革命的小册子《论特权》、《对于1789年法国代表所能采取的措施的看法》、《什么是第三等级？》等，尤以后者影响最大。1789年初被选为巴黎第三等级代表，出席三级会议。他主张第三等级单独集会，改称国民议会，草拟 6月20日"网球场誓词",倡议把议会迁往巴黎,创办布列塔尼人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前身）。参加起草《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反对废除什一税、没收教会财产。1792年，西哀士被 3个郡选入国民公会，坐在平原派席位，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1795年任救国委员会委员，由于反对1795年宪法，拒绝参加督政府。1797年果月政变时，他主张放逐所有贵族。西哀士曾任五百人院议长、驻柏林大使。1799年9 月任督政府督政。积极参与拿破仑·波拿巴雾月政变。政变后西哀士和拿破仑·波拿巴、 P.-R.迪科成为临时执政，负责起草共和八年宪法。此后一直任元老院议员，1809年西哀士被拿破仑一世封为帝国伯爵。1815年国王路易十八（1814～1824在位）复辟，西哀士逃亡比利时，居布鲁塞尔。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国王查理十世，西哀士回到法国。1836年6月20日在巴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