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夫

周洁夫(1917年11月-1966年8月24日)，现代作家。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镇海县。父母早亡,寄居在姐姐家里,勉强读完了小学。十四岁起,在上海一家洋酒食物店当了六年的学徒和店员。其间,接触了新文艺和苏联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救亡团体到江苏做宣传工作。开始写短诗。1938年4月,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调至军事部门工作。1945年随部队到了东北,曾在尚志县作过一段时期的地方工作。后调至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自卫报》工作至解放初期。在报社他当过记者、编辑、副社长。1951年到中南军区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1955年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任创作员。1957年,曾作为中国作家访苏代表团团员访问了苏联。六十年代初期曾任解放军文艺社副主编。1964年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主要作品有: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长诗《开垦》(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集《追击》、《海上》、《老战士》(1950年,上海杂志公司),《坚强的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篇小说《祖国的屏障》(1958年,作家出版社)和《十月的阳光》(1960年,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走向胜利》(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散文集《访苏散记》(1959年,作家出版社)及报告文学集《钢铁的连队》、《人民的炮兵》等。他的作品语言朴实,现实主义色彩浓厚。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8月25日），姓孛儿只斤，名铁木真。父也速该·把阿秃儿，是蒙古乞颜部(一说为尼伦部)首领。9岁时，父带其去翁吉刺部求亲，随后留在岳父特薜禅家。也速该在返回途中被仇人塔塔儿部毒死，临终留遗嘱让铁木真回部落。也速该一死，泰赤乌部趁机掠其部众。一次，铁木真被俘，遭套枷示众，他趁泰赤乌部筵会之机以枷击倒看守逃走。后来，泰赤乌部又偷走其马，铁木真追了6天，在路上结识的孛斡尔出的帮助下夺回马匹并打退追来的泰赤乌人。铁木真与特薜禅之女孛儿贴结婚后，蔑儿乞部来袭，铁木真与母亲、兄弟逃走，孛儿贴被许给蔑儿乞人为妻。

他知道要想重振部落必须有靠山，遂到土兀刺河黑林，向其父的结拜兄弟、克烈部首领王罕求救，奉其为父;又约会自己的结义兄弟、札答刺氏族首领札木合，同时召集本部人马大败蔑儿乞部，夺回妻子。此后，其部迅速壮大。札木合起疑，1189年，他与成吉思汗因争马而决裂，各率13部3万人马于答兰版朱思之野展开会战，史称“十三翼之战”，铁木真战败。1196年，塔塔儿部叛金，金发兵征讨。铁木真联合王罕，配合金兵大败塔塔儿，被封为招讨使。遂后，他陆续打败主儿乞、蔑儿乞、泰赤乌等部。1200年，铁木真向呼伦贝尔发展，那里的合答斤、撒勒只兀惕、朵儿边、塔塔儿、翁吉刺等部联合抵抗。铁木真的岳父特薜禅对其密报此事，他遂联合王罕，在捕鱼儿海子大败合答斤部。1201年，札木合联络塔塔儿、翁吉刺、合答斤、撒勒只兀惕、泰赤乌、朵儿边、豁罗刺思等11部首领，会于也里古纳河与刊河、秃律别儿河交会处，拥札木合为古儿合罕，欲突袭铁木真。铁木真获悉，联合王罕将其打败，札木合降王军，翁吉刺部归铁木真。次年，铁木真灭塔塔儿部，从而控制了西起斡难河上游，东到兴安岭的蒙古高原东部。

铁木真的强大使王罕感觉受到威胁，他于1202年密谋请铁木真赴宴而杀之，因泄密，遂发兵攻打铁木真。铁木真大败，只率19骑逃亡。他们在班朱尼河断粮，恰遇一野马而射杀，以河水煮其肉分食。铁木真立誓，建业后与此时同饮班朱尼河水者同甘共苦。后果不食言，这就是“班朱尼河之誓”。随后，他派兄弟诈降，自己则发动突袭，备战三昼夜，终于反败为胜，打败了克烈部。王罕在西逃时被乃蛮部杀死。铁木真自此控制蒙古高原2/3的地区。

王罕死后，西部乃蛮部首领太阳罕欲与汪古部联合攻铁木真。汪古部不愿，密报铁木真，铁木真决定攻打乃蛮。他先进行了军事改革，制千户制和护卫军制。军队按千户、百户、十户统编，设那颜，任6个亲信那可儿为扯儿必(统领);成立护卫军，有80宿卫、70散班、400箭筒士，以千户、百户那颜和白身人子弟中身材好者为护卫，令阿儿孩合撒儿选1000勇士管理，并制定轮番宿卫制，从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防止了外来的袭击。1204年春，他以散开军马、一人燃5堆篝火的虚张声势之法迷惑太阳罕，在纳忽昏山打败并活捉了太阳罕，继而征服了阿勒台山的乃蛮部。当时正在此地的札木合也被捉住处死。合答斤、朵儿边、塔塔儿残部归降，南边汪古部也已归顺，铁木真遂统一了蒙古高原。

1206年，他召蒙古各部在斡难河召开忽里台，被推为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成立大蒙古国。他建立分封制，将蒙民分为95个千户，下设百、十户，千户那颜为受封功臣。千户内牧民不能擅自离换，其弟、子分别任千户那颜，形成左右手诸王，两个最高军事长官木华黎和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那颜。他还扩大亲兵，调千户那颜，百户长、十户卡之子弟任怯薛，使其由150人扩充上万。此外，他还设札鲁忽赤管户籍、诉讼等行政、司法事务，设断事官，并制定了初步的成文法。

成吉思汗的一生是与战争密切相联的。早期的成吉思汗，为统一蒙古高原而南争北战;统一蒙古后，他又转向了对外的侵略扩张。1205年，他就以太阳罕之子逃至西夏为由，破其边城力吉里寨，大肆掠夺而归;1207年又以西夏不称臣纳贡为由，再次攻伐，次年春，因粮草不济而归;1209年春，第二次攻西夏，直抵其都之屏障贺兰山克夷门，成吉思汗力攻不下，两军对峙两个多月。7月，成吉思汗以设伏诱战之计破城，进逼中兴府城下，包围该城。9月，成吉思汗令筑堤引黄河水淹城。10月，西夏襄宗李安全向金求援被拒。12月，中兴府被淹，但蒙军被水倒灌，无法攻城。成吉思汗遂遣使招降，李安全纳女称臣，蒙军撤。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还灭了畏兀尔，自此，他开始专心对付金朝。蒙古各部在统一前一直受金控制、压迫，对其十分痛恨。成吉思汗的先祖俺巴孩吉被金杀害，他一直暗中欲为之报仇。一次，他到净州进贡，金卫王完颜永济去接收。他见永济无能而轻视之，招致永济怨恨。1208年，永济继位为金卫绍王，向蒙颁诏。成吉思汗知永济继位，骂其是懦夫而不受诏，永济遂加筑边城乌沙堡，欲待成吉思汗再进贡时杀之。成吉思汗得报，与金断交。1211年3月，成吉思汗在誓告“长生天”助其为先祖报仇后，率大军南下攻金。8月，成吉思汗驻抚州，令强攻金重镇野狐岭，金大败。他还派其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另率一军，攻金朝西北沿边诸州。1212年，成吉思汗在西京中流矢，蒙军撤至长城外。1213年，他再调蒙军由野狐岭入长城，在浍河堡大败30万金兵。7月抵居庸关。金在关外布百里铁蒺藜，冶铁固关门，重兵把守。成吉思汗留兵与金对峙，亲率精锐星夜从小道奇袭紫荆关。黎明时起到紫荆关，金兵措手不及，仓遑应战，大败，蒙军得以入关。秋，三路蒙军陷山西、河北、山东、东北诸地后会于中都附近。次年春，成吉思汗驻中都北郊。此时，金朝内乱，右副元帅胡沙虎杀永济，立宣宗完颜珣。宣宗纳童男童女各500，御马3000，绣衣、金帛等大量财物，并献出永济女歧国公主，成吉思汗撤兵。5月，宣宗怕蒙军再次入关，迁都汴京，引起恐慌，留守中都南郊的金军降蒙，成吉思汗复围中都，1215年5月，破城，俘耶律楚材。此后成吉思汗将主攻方向转向蒙古高原西北，而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专事经略华北。1218年，他趁西辽内乱，派哲别灭之，遂与中亚强国花刺子模接壤。同年，他派商队赴西方经商。结果，商队被花刺子模将领抢劫，商人被杀。次年秋，成吉思汗以此为由，率20万大军入花刺子模，大败其40万大军，直抵申河(即印度河)。哲别和速不台率蒙军一部追花刺子模国王，越太和岭(即高加索岭)，入斡罗斯(即俄罗斯)钦察草原。1225年，成吉思汗返蒙。次年，以西夏不助兵西征为由再次攻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在清水六盘山病逝，死前遗诏密不发丧，待西夏主李睍来降时执而杀之，并向幼子拖雷和诸将交待了假道于宋，联宋灭金的方略，指定第三子窝阔台继位。后李睍来降，果然被杀，蒙军屠兴庆府，全城军民死难。

成吉思汗所发动的战争，带有极其野蛮性和残酷性，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掠夺。但是，做为一个蒙古弱小部落的首领，他能用远交近攻之策，结强援而将敌人各个击破，从而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蒙古国，这又是非常难得的。他为此后蒙古国的进一步强大，进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版图空前广大的元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祖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他在军事上的所向披靡和对待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占据有重要的一页。

赵孟頫

赵孟頫[fǔ]（1254年10月20日－1322年7月30日），元书画家、文学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因五世祖居湖州(今浙江吴兴)，遂为湖州人。生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232)。他十一岁，父亲死去。因此，更加发愤苦读。由于聪明过人，十四岁，就以父荫补官。后参加吏部考试，授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居家力学。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侍御史程钜夫的推荐之下，应召北上入朝。由于文才相貌出众，颇得世祖赏识。但因蒙古大臣谏阻，孟頫的多项建议，未能施行。由于力不从心，为了摆脱同僚，特别是蒙古族权贵们的忌恨，力求外任。至元二十九年，他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兴利除弊，体察疾苦，深得民心。他在元朝经历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先后做过兵部郎中、翰林侍读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集贤侍读学士中奏大夫、汾州知州、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死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赵孟頫一生的著述有《松雪斋集》10卷、外集1卷、续集1卷，共12卷。他的赋作主要有：《纨扇赋》、《吴兴赋》、《修竹赋》、《赤兔鹘赋》、《求友赋》等。

在政治立场上，赵孟頫身为宋朝皇族，却改节事元，且为显宦。因此，他颇受时论指责。在朝廷虽得世祖赏识，但力遭蒙古权贵排挤歧视，不过是文学侍从。他自知是“疏远之臣”，对重大问题不轻易表态。所以他思想感情十分矛盾、痛楚，且终生未释。由于处境艰难，因而他的作品虽有某些感慨故国沦亡之情，但却绝少指斥元朝黑暗统治之作。其赋作尤蕴藉清婉，墨淡平和，但读来颇有清新秀丽之感。 他的《纨扇赋》，虽表现的是行常任道的儒家思想，但未从遇与不遇着墨，而别出新意，境界脱俗，简练而有风韵，生动而又感人，与他人赋作相比，确高一筹。除此之外，他的《修竹赋》、《赤兔鹘赋》、《吴兴赋》、《求友赋》等，在艺术上也颇具这样的特点，影响很大。

他除赋作出色之外，能诗善文，尤工书画。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誉：“论其才气，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于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他的诗，清邃奇逸，风格和婉，多似元好问。内容多写闲情逸致，也有歌颂新朝之墨。少数诗篇痛惜宋室灭亡，抒发怀念故国之情。他集绘画、书法、题诗于一身。他的画，笔墨圆润秀劲，尤以山水木石花竹人马见长，他学古能变，开了元朝一代画风。他的书法，骨力劲秀，隶真行草冠绝一时，人称“赵体”。他经常为画题诗，抒发胸臆。特别是将绘画、题诗、书法三者完满地结合在一幅画面上，不愧为元朝一代宗师巨将，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薛允升

薛允升(1820-1901年),字克犹,号云阶。陕西长安县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江西饶州知府、四川龙茂道、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礼、兵、工、刑部侍郎,官至刑部尚书。他初任刑部主事,认为刑律囚牢之事,关系民命至大,便钻研法律,搜求披阅历代法典和前人办案经验。任秋审处坐办,负责审核各省所报死刑案件,严肃仔细;调查复审复杂案件,以证据结论。他在任刑部主事至侍郎期间,纠正了大量冤案。同治二年(1863年),京城李二命案,王宏罄等被诬陷谋财害命,判为死刑。经薛允升认真复审,弄清真相,挽救了六七个无辜者的性命,同时,也对团防局官员和承审官吏进行严厉处罚。光绪六年(1880年),江宁周五谋杀朱彪后在逃,参将胡金传欲邀功,捕僧人绍棕顶罪,曲学儒诬服论死。经薛允升复查,惩办了真凶及有关不法者。薛允升在刑部任职达三十年, 自身廉洁守法,治理衙府有方。并不畏权势,敢驳圣谕,严查太监拒捕杀人案。光绪二十二年,“太监拒捕杀人案”激起民愤。太监总管李莲英为袒护部下,请慈禧太后出面干预,致使光绪皇帝屈从太后,中途变卦。李莲英托朝廷官员前往薛允升家说情,遭到拒绝。薛允升上奏皇帝,坚持依法惩办。薛允升担任地方官期间,勤政爱民,政绩卓著。他先后奉旨参与七次殿试和担任奉天乡试阅卷,荐举了赵舒翘、沈家本、党蒙、吉国钧等一批人才。光绪二十四年,因慈禧太后以“不知避嫌”罪名,革去其刑部尚书之职,连降三级,任宗人府府丞,愤然辞官。光绪二十六年,被重新任命为刑部尚书。光绪二十七年,在随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途中,病死于河南。

谢无量

谢无量（1884—1964.12.7），文化名人和辛亥革命前后报刊主笔。四川乐至人。1884年6月28日生。名大澄,又名蒙、沈,字仲清,号希范,别号啬庵。4岁时随父宦游到安徽,少时聪慧好学,有“神童”之称。14岁时在芜湖拜汤寿潜为师。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等同学。1902年11月,与该校二百余学生退学,并与马一浮、马君武在上海创立翻译社,出版以翻译世界名著为主的《翻译世界》月刊。1903年,曾参加《苏报》、《国民日日报》的编辑工作。后到日本东京补习日、英、德文。1904年回国,到芜湖安徽公学任教授。1907年3月,在北京担任《京报》主笔,撰文揭露杨翠喜案丑闻,一时舆论哗然。8月26日该报被勒令停刊后,离京返回上海。1909年经学部左丞乔树楠和四川高等学堂监督周紫庭推荐来成都,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校长)兼教授词章一科,同时还兼任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讲席。因才华出众,被视为“蜀中奇才”。1910年8月15日,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创刊,被聘任为总编辑未就,但在该报撰有学术方面的文章。1912年2月25日,《公论日报》在成都创刊,被聘为该报主笔。同年夏,离川到南方各省游历。1913年初回芜湖;旋转上海,担任《独立周报》、《民权报》、《神州日报》主笔,为《雅言》半月刊撰稿人。二次革命后,执编于上海中华书局,潜心著述,编著了《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六大文豪》、《诗经研究》、《诗词作法》等书10余种。1923年3月到广州,被孙中山留在广州大学任教。1924年5月19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秘书,后又任参议。1926年应南京东南大学之聘,任历史系主任并教历史研究法。1927年8月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讲授世界革命思潮等课程。1930年应于右任之邀,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团结抗日。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又将《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日著文驳斥不抵抗主义,后因特务压迫而停刊。1937年初,任《中国公论》社长。抗战时期,辗转于芜湖、汉口、重庆、成都等地。1945年2月,在成都参与发起创办《大义》周刊,并题写刊名。1946年在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建国后,任川西博物馆馆长等职。1956年1月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8月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1960年8月6日任全国文史馆副馆长。1964年12月10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佛学大纲》、《伦理学精义》、《老子哲学》、《诗学指南》、《诗经研究》、《楚辞新论》等。

安东尼·伯吉斯

约翰·安东尼·伯吉斯·威尔森（John Anthony Burgess Wilson，1917年2月25日－1993年11月22日），笔名安东尼·伯吉斯，当代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1917年生干英国兰开夏郡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他早年就学于曼切斯特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1940年毕业后参军,在英国皇家军队医疗队中任钢琴师,后又在教育队、情报机关等部门工作。1946年伯吉斯退伍,在爵士乐队中弹钢琴,后又改行教书,曾先后在马来亚、文莱等地任教职。六十年代,伯吉斯因病回国治疗,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写剧评、音乐评论,创作电视剧、舞台剧、短篇小说和诗歌,并写出了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尤以 《医生病了》(1960)、《一只手鼓掌》 (1961) 、《缺少的种子》 (1962) 、《恩德比先生的内心》 (1963) 、《马来亚三部曲》 (1964) 、《带发条的桔子》等为佳。1968年,伯吉斯的妻子因病去世。他很快和一位过去相识的意大利语言学家结婚并旅居国外。伯吉斯先后在马耳他、英、美、欧洲大陆的一些大学讲学,并继续以充沛的精力从事创作。这期间出版的主要作品有《什么也比不上太阳》(1964)、《恩德比的外部》 (1968)、《拿破仑交响曲》 (1974) 、《世间权力》 (1980) 、《1985年》(1987)等。伯吉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仅主要作品就有40多部。他在语言方面造诣颇深,掌握数种东、西方语言。他的文学修养也不一般,作品中经常涉及古典和当代的文学名著;其文学风格丰富多变,包括模仿英雄风格的、流浪汉小说体裁的、历史传奇的以及讽刺性的多种。伯吉斯的非小说类创作也颇有成就,《英语小说》 (1958) 、《莎士比亚》 (1970)、《E·海明威及其世界》(1978) 等数种作品仅是其中的代表。

顾实

顾实（1878年-1956年7月），又名顾实之，字惕生，号惕森。江苏武进（常州）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早年就读于龙城书院，后赴日本帝国大学留学，习法学、文学，获2个学士学位。青年时期怀有匡世济民之志，鼓吹革命，在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他利用暑假写成《穆天子传今地考》草稿，给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看。孙中山看完后，说自己愿意为此书写序，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但是顾先生因为书未完成，当时没有催要孙中山写序。回国后，与人创办争存、育才小学，提倡男女同校、剪辫，反对缠足。民国后到上海，在《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有《辞源》(文学部分)、《说文解字诂林》、《说文解字诂林补遗》、《佛学大辞典》、《说文编纂》(500卷)、《畴隐居士传》等。还撰稿投寄于《民呼》、《民立》等报刊，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从20年代起，投入教育界，先后在江苏省立第二中学、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在东南大学、沪江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并在南京创办中山中学，将多年积蓄，在南京成贤街购地29亩，筹办中华国学社。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断，避至后方，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南京创办育神学院。教学期间，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字学大纲》、《中国文学史大纲》、《图书馆指南》、《汉书艺文志讲疏》、《诗法捷要》、《穆天子西征讲疏》、《杨、朱哲学》、《庄文天下篇讲疏》等书。1911年民国建立后，中国汉族人的传统文化复兴。北京北大的陈独秀、李大钊《新青年》、鲁迅、胡适等反思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对孔孟之道采取批判的态度。北京那时也有“国学”，只是“整理国故”。1905年废止科举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兴起，效法西方大学而设置的文、理、工、法、商、医、农七大学科，取代了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作为四部之学基础的“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清代姚鼐(1731—1815)所提出的文章学(义理、词章、考据)，也被整合到文科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被江苏文史馆聘为馆员。1956年7月逝世。

拉夫列尼约夫

鲍利斯·安德列耶维奇·拉夫列尼约夫(俄语：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Лавренёв，真姓Сергеев)（1891.07.17～1959.01.07）苏联俄罗斯作家、剧作家。生于一个语文教师家庭。191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11年开始发表诗作,早期作品深受未来派诗歌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9年负伤后复员,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于1924年发表。这个时期他写过不少反映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如中篇小说《风》(1924)、《第四十一》(1926),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塑造了革命英雄的性格,《平常东西的故事》(1927)反映了国内战争中的各种事件, 《第七个旅伴》(1927)、《版画》(1928)描写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的命运。拉夫列尼约夫还写有以革命为题材的剧本《决裂》(1928)、《为海上的人们祝福!》(1945)和《美国之音》(1950)。《决裂》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转变过程。曾先后两度获苏联国家奖(1946、1950)。他和特列尼约夫、弗·伊凡诺夫三人被称为革命英雄主义戏剧新的典型人物塑造者。

尼克松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年1月9日—1994年4月22日），美国第37任总统,共和党人,1913年1月9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父亲是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经营杂货店。1934年,尼克松获惠蒂尔学院文学士学位。1937年,获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士学位。1937～1950年,在惠蒂尔当律师。1942～1946年,在海军服役,曾在南太平洋作战,升为海军少校。1947～1950年,当选众议员,曾与众议员蒙特在1948年联名提出针对美共和进步团体的 《蒙特—尼克松法案》。1951～1953年,当选参议员。1953～1961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副总统,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副总统,在艾森豪威尔三次患病期间,代总统主持政务,还经常作为总统的特使出访。1959年,他在莫斯科美国展览会上同赫鲁晓夫进行了有名的“厨房辩论”。1960年竞选总统和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均遭失败。1963年,全家迁居纽约,任律师,但仍经常为共和党参加竞选出力。1968年,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并获胜。1972年竞选总统连任成功。在任期间,在内政方面,为了对付长期的通货膨胀,尼克松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冻结工资和物价,停止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为争取外贸平衡,尼克松政府在1971和1973年两次使美元贬值。在对外关系方面,尼克松上台伊始,于1969年7月发表了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关岛讲话,主张减少美国海外驻军,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使一些亚洲国家自己应付战局,以利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此后,又提出实力地位、谈判时代和伙伴关系三项原则。为实施这些原则,1971年7月,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经会谈后,发表了《上海公报》,中美两国重新开始直接交往;同年5月,访问莫斯科,美苏两国签署了《美苏相互关系原则》、《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性协定》等;1973年1月27日,尼克松政府同越南签订了 《巴黎协定》,从而结束了越南战争,并撤回全部美军;同年6月,同应邀访美的勃列日涅夫进行了华盛顿、戴维营和圣克利门蒂会谈,两国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农业协定》等; 1974年6月,尼克松再次访苏,通过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克里米亚的会谈,两国签署了《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议定书》、《美苏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长期议定书》等多项文件; 1974年6月,尼克松同北约其他14个成员国政府首脑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北大西洋关系宣言》,以加强盟国间的关系。同年8月9日,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在经过一段沉默之后,尼克松仍经常发表演说和文章,表达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曾于1976年2月、1979年9月、1982年9月及1985年9月4次访问中国。1987年3月起,任美国—中国协会名誉主席。著有《六次危机》(1962年)、《四个伟大的美国人》 (1973年)、《尼克松回忆录》 (1978年)、《真正的战争》(1980年)、《领袖们》(1982年)、《真正的和平:西方的战略》(1984年)和 《不能再出现更多的越南》 (1984年) 等。

拉德纳

林·拉德纳（Ring Lardner，1885年3月5日-1933年9月25日），美国体育专栏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以其关于体育、婚姻和戏剧的讽刺作品而闻名。生于密执安州。他十六岁时家里破产,只好中途缀学,做过新闻记者、体育记者和编辑。他的创作以写短篇小说为主。早期的短篇小说以写体育明星为主,《艾尔,你是了解我的》(1916)的发表为他赢得了声誉。1919年,他迁居纽约市长岛,做专栏作家。短篇小说集《格利布尔游记》(1917)和《大都会》(1921)主要是写乡巴佬向上层社会爬的故事。拉德纳为百老汇写过剧本,但不成功。他在菲茨杰拉德的帮助下出版了《如何写短篇小说》,不仅对短篇小说形式进行了分析,而且附有短小精悍的作品作例子。《爱的巢穴及其他》(1926)是一部出色的短篇小说集。《金色的蜜月》和《理发》等都是名篇。拉德纳是一位讽刺作家,用方言写故事,以幽默的笔调,辛辣地嘲讽了光怪陆离的中产阶级人物。埃德蒙·威尔逊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拉德纳是当代的马克·吐温。”

卫铄

卫铄（272年—349年）晋代著名书法家，女,字茂猗。李矩的妻子,东晋时期著名女书法家,后世称之为“卫夫人”。河南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家学渊源，是她成为杰出书法家的基础。曾祖卫觊、祖父卫瓘、叔父卫恒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她自幼喜爱书法，私下潜心习摹，师承曹魏时期大书法家钟繇。汉代的楷书到钟繇手中已臻完善，卫铄则更得其妙，钟繇称她的书法：“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语见张怀瑾《书断》)。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经跟她学习书法，受卫夫人的启发，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大有增进，两人的交流成为书法史上的美谈。卫铄曾细心观察过自然界各种有趣的现象，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想象，充实书法创作的内容。她著《笔阵图》一卷问世，总结前代书法家的经验，归纳汉字的七种笔法，提出书写要“多力丰筋”的理论。还总结出“若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的可贵经验，仍为今天书法爱好者所遵循。永和五年卒，时年七十八，葬于浙江嵊州。

亨德里克

伯顿·杰西·亨德里克（Burton Jesse Hendrick，1870年12月8日－1949年3月23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美国作家。在耶鲁大学就读期间，亨德里克担任《耶鲁新闻报》和《耶鲁文学杂志》的编辑。他于 1895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于 1897 年获得硕士学位。完成学位后，亨德里克成为《纽黑文晨报》的编辑。1905年，在为《纽约晚报》和《纽约太阳报》撰稿后，亨德里克离开报社，成为《麦克卢尔杂志》的“黑幕揭发者”撰稿人。他的《人寿保险的故事》曝光于 1906 年 发表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工作后，亨德里克于 1913 年在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的《世界工作》杂志上担任副编辑。1919年，亨德里克开始撰写传记，当时他是摩根索大使为老亨利·摩根索写的故事的代笔人。

1921 年，他与威廉·索登·西姆斯 (William Sowden Sims)合着的《海上胜利》获得普利策历史奖；凭借《沃尔特·H·佩奇的生平和书信》获得1923 年普利策传记或自传奖；以及 1929年一个美国人的训练的传记或自传。

1919年，亨德里克出版了《大企业时代》，通过一系列个人传记，热情地描述了美国公司的基础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迅速崛起。在完成安德鲁·卡内基委托的传记后，亨德里克开始撰写团体传记。亨德里克在1940年至1946年间出版的后期作品中存在明显的差距，这可以通过他受梅隆家族委托撰写的安德鲁·梅隆传记来解释，该传记从未出版。

亨德里克去世时，正在撰写安德鲁·卡内基的妻子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卡内基的传记。

谢观

谢观(1880～1950)，近代医学家。字利恒，号澄斋老人。江苏武进人。伯祖兰生、祖葆初，为孟河名医。承家学，早年精研经书、舆地之学，又熟诵医经、经方及本草。甲午战争(1894年)后入致用精舍(原名龙城书院)，讲求新学。尝从苏州名医*马培之游。1901年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5年至广州，任教于两广优级师范等校。1911年前后两度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地理、医学图书。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初刊)。该书收词目三万七千余条，计三百五十余万字。历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学总会所设中医大学校长。1929年，发起组织中医协会，发表宣言反对“废止中医案”。曾主持上海市国医公会、中央国医馆等医学团体工作。代表作《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年)，论及主要医籍、学派及医学各科发展史，揭示中医与儒学发展之相互关系，提倡攻医者须略涉自然、社会诸科学。另编有《中国医话》、《中国药话》、《澄斋医案》、《澄斋杂著》、《澄斋验方》、《澄斋年谱》等。又辑《葆初先生医集》。从学弟子甚众。

卡洛斯·贝克

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1909年5月5日-1987年4月18日）是一位美国作家、传记作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文学教授。

贝克于1909年出生于缅因州的比迪福德。他获得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在完成题为《斯宾塞对雪莱主要诗歌的影响》的博士论文后，他于1940年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英语博士学位。贝克出版的作品包括几部小说、诗集、各种文学评论和散文。

1969年，他出版了备受好评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传记《欧内斯特·海明威：人生故事》。然而，在《玛莎·盖尔霍恩的精选信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中，盖尔霍恩批评了贝克关于她与海明威的婚外情和婚姻的断言，并指出贝克在她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上经常出错，贝克写下的也是这些内容。根据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士·海明威的说法，海明威从未见过贝克。玛丽在1976年的著作《往事》中也断言，海明威故意选择了一个不了解他的人。玛丽没有给出选择的具体原因，但贝克在1952年出版了《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这本书对海明威的作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贝克的其它主要作品包括珀西·比希·雪莱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传记。

贝克的小作品包括《一年又一天，卡洛斯·贝克的诗》。

20世纪60年代末，贝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传记作家A·斯科特·伯格，当时伯格还是一名本科生。伯格回忆说，贝克“改变了我的生活”，并说服他退出演艺圈，专注于他的论文，这是一项关于编辑麦克斯韦·珀金斯的研究。伯格最终将他的论文扩展为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传记《天才编辑麦克斯韦·珀金斯》(1978)，他将这部传记的部分内容献给了贝克。

贝克于1982年入选美国哲学学会。他于1987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享年77岁。

王鏊

王鏊（1450年9月22日—1524年4月14日），字济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他的父亲王琬，是光化县的知县。按明朝制度，七品官以上的子弟可直接进入国学读书，称为荫监生。所以王鏊自幼随父在国子监读书，成为一名荫监生。

王鏊年幼时聪明过人，且志向远大。他12岁时，就能像大人一样写诗。一次，有人拿一幅《吕纯阳渡海图》求他题诗，王鏊拿起笔来，稍加思索，在图上题到：“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风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其才思不但敏捷，而且显露了他力争上游的少年壮志，有见识的人都暗自称道，认为王鏊将来必成大器。到他16岁时，文章已写得很好。每每作文写毕，国子监诸生都争相传诵。礼部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都认为他是个奇才，称他为天下之士。明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先在州县考“秀才”，然后每三年在省里考“举人”，省里的考试称为“乡试”，于八月份举行，然后于乡试的第二年二月参加京城举行的“会试”，录取合格者再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及格者成为“进士”。王鏊于成化十年(1474)，参加乡试，明年参加会试，都名列第一。参加殿试为第三。授官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史官)。

当时宪宗朱见深当朝，他所宠信的宦官汪直专权，政治昏暗，纪纲混乱。王鏊无心仕途，洁身自好，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中去，唯有闭门读书，并避免与权贵大臣们接触。寿宁侯张峦与王鏊家有旧交，并有点亲戚关系。自他的女儿封为孝宗敬皇后以后，张峦也因此封侯，贵为国丈，王鏊竟从此断绝与张峦的一切联系。年节时张峦派人来问候也不加理睬。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太过分。王鏊正色道：“昔时万安攀附万贵妃为亲戚，我认为很可耻，现在我岂可自附于寿宁侯?”

孝宗弘治初年(1488)，王鏊升迁为侍讲学士(从五品)，充任皇帝的讲官。他见孝宗虽然年轻，但勤政有制并有锐意进取之志，所以常借经讲之时援引古例，对孝宗进行激励和规劝。当时，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都是正人君子，所以弘治八年以前，孝宗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弘治八年后，孝宗开始迷信道教，太监李广等人为得到宠信，在宫廷内搞一些求神炼药之事。一天，李广又引导孝宗游西苑，王鏊于是选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的故事，反复规劝，孝宗听完后深受感动，回头对李广等人说：“讲官今天指责的，实际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弘治十一年，太子朱厚照出阁读书，朝廷合议选择有德行的正人君子为辅佐。王鏊中选，改任詹事府(专门辅导太子的机构)少詹事(正四品)。不久升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

当时，元蒙遗部小王子和火筛等部落在河套、大同一带不断骚扰陇西、宁夏等地，有时甚至深入明境百余里掠夺烧杀。守卫边境的明兵不敢与之交锋，仅缩在城堡中自守。朝廷屡次派军队讨伐，往往由宦官监军，这些宦官不懂军事，只知道任用私人，剋扣军饷，中饱私囊，以至边库空虚，法令不行，功罪不分，将士都不愿为朝廷卖命。弘治十四年保国公朱晖为大将军，统领五路大军进袭河套，敌人早已闻风逃走，只斩首三级而回。出师耗费达100万两，本来是无功而返，回师后竟封赏军功一万余人。王鏊针对这种情形上疏献策，仗义直言，指出“外敌不足畏，而嬖佞作乱，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才深可畏。”他献上御敌八策：一是定庙算(正确的战略方针)。二是重主持(依靠懂军事的将官，防止监军乱用权)。三是严法令(赏罚分明)。四是恤边民(对守边的军民要有较高的待遇)。五是广招募(只要是忠心报国的骁勇之士，不论出身，按才委任)。六是用间(利用和挑起敌内部矛盾)。七是分兵掩袭。八是出奇制胜。并荐举已致仕的户部尚书秦为总制，统制诸边将官。秦到任后，按王鏊之策首先厚恤战死将士的家属，并追记战死将士的军功。同时严肃军纪，将败军将领杨琳等四人治罪。召天下壮士习练军事，并在边境实行屯田解决给养。申明号令，奖罚分明，一时声威大振。

对礼部职掌范围，王鏊也是恪尽职守，特别重视选拔和考察人才。他曾上疏建议，可仿效和总结明代以前的选择考试人才的经验，每六年进行一次人才选择和考查，主要是要不拘一格，选出博学之人或异才。为官的进行提拔，无官的授于清要之职。以此来促进官吏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学识和才能，他认为这样一来，数年后必将全面提高官吏的素质。可惜当时未被采用。后来王鏊的父亲去世，他暂离职归乡丁忧。

武宗正德元年(1506)四月，王鏊父丧居满，重新起用为礼部左侍郎。当时武宗宠信东宫宦官刘瑾等八人，游乐无度，不理朝政，内阁大臣刘健、谢迁等合议清除“八党”，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朝廷大臣群起响应，跪伏在宫外请武宗下旨诛杀刘瑾等“八党”。武宗开始动摇对“八党”的信任，但仍感念旧情，不想立即处置八人。派司礼中官李荣手持各位大臣的奏章出来说，诸位先生所说的都很对，只是八人侍候皇上久了，不忍心立即处置，可少待几日，皇上自会处置。众大臣面面相觑，相顾无言。只有韩文大声历数八人罪恶，这时王鏊站出来质问李荣：“八人不除，祸乱的根子不去。假若皇上日后不处理怎么办?”李荣回答说：“难道我李荣的脖子上裹着铁吗?敢坏国家大事。”于是众大臣退去。这表明了王鏊疾恶如仇，仗义敢言的性格。后来因吏部尚书焦芳告密，诛八党功败垂成，刘健、谢迁罢相。阁臣只剩李东阳一人。刘瑾入司礼监专权，刘瑾想让焦芳入内阁，可举行廷推时众大臣却独推王鏊。迫于公论，刘瑾只好让王鏊与焦芳同时入阁。一个月后，加封王鏊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韩文已被罢免)正德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焦芳是河南泌阳人，为人狡猾，言语粗鄙，当时的正直大臣如刘健、谢迁等人都厌恶他的为人。武宗初即位时，年幼好玩，大臣们集中在朝中议政，很多人都认为应劝皇帝节俭国用，节制游乐。焦芳事先知道武宗派心腹宦官在外偷听，于是故意大声说：“平民百姓家还须有一定的用度开支，更不用说州县、朝廷了。现在天下有许多抗租漏税的不法之事，为什么不去追究，而只是限制皇上的用度呢?”武宗听到后大喜，正巧吏部尚书马文升辞归，就升任焦芳为尚书。刘、谢、韩文议诛“八党”时，焦芳暗中给刘瑾报信，事后刘瑾掌司礼监。明制，大臣奏章呈入内阁后，先由内阁大臣议决选择是否呈皇帝，内阁的意见称为“票拟”。“票拟”再由司礼监转呈皇帝御批。刘瑾故意引导武宗日夜游乐，一应批奏都委托刘瑾。刘瑾可代皇帝批示，权力自然很大，但总还要受到内阁的牵制。所以拉焦芳入阁。焦芳入阁后，一切秉承刘瑾的主意裁阅章奏进呈，李东阳虽为首辅内阁大臣，因参与罢免“八党”的事件受到刘瑾的忌恨，处处委蛇避祸，以求自保。王鏊虽然持正，但也无法与刘、焦等抗衡，遇到明知不可行的事也无法违背刘瑾的意志，只能与李东阳一起弥缝其间，设方补救。

刘瑾衔恨韩文，日夜伺机寻找他的过失。正巧内库发现收进一些假银，于是加罪韩文，必欲杀之而后快，王鏊前后力救，最终将韩文罢职。对已罢相的刘健、谢迁，刘瑾也不放过，先是假冒圣旨将二人列为奸党之首，并张榜公布于朝廷。后又千方百计查找二人过失，以便将二人治罪。后总算找到一个借口：早在弘治四年春，选举有才德但没通过科举的处士，浙江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和上虞人徐文彪被录用为官。而谢迁是余姚人，录用诏书是刘健草拟，所以刘瑾传武宗旨指责刘、谢结党，说天下之大，如何单余姚的处士这么多呢?因此将周礼等人下狱，逼讯令其供认与刘、谢有关联，并想逮捕二人下狱。王鏊配合李东阳极力营救，使二人免于下狱和被抄家。但却传旨将二人大学士除名。并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今后不许余姚县人再做京官。

尚宝卿崔璿等三人因小过错被刘瑾下狱刑讯拷打几致丧命。王鏊对刘瑾说：“自古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三人受刑已是受辱，如再制其死命，我也无面目留在相位上了。”加上李东阳也力劝，刘瑾不得不放三人出狱，发配去戍边了。

都御史杨一清，不肯依附刘瑾，被他暗中忌恨。杨一清曾在正德二年建议在边境地势平坦处修城堑以抵御外族入侵。武宗批准，拨十万两银子修筑边城。开工不久，刘瑾就以有人告杨靡费太多为由，将他下狱。王鏊愤怒争论说：“杨一清为国修边，怎么能以功为罪呢?”力救其出狱。

兵部尚书刘大夏，鄙视权贵，疾恶如仇。在任上常严惩不法官吏，遭到一些小人的忌恨。因与刘瑾的死党刘宇不合，被刘瑾忌恨。正德三年，广西的田州土司岑猛与思恩土司岑璿相互仇杀，刘大夏将岑猛徙配福建，岑猛拖延不走并托人贿赂刘瑾许他留在原封地，刘瑾借口刘大夏激变土族，将他下狱问罪，要将他处死。王鏊争道：“岑猛只不过拖延不走，并未叛乱，怎么能说刘大夏激变呢?这个罪名不能成立。”都御史屠也说：“刘尚书无死罪法。”刘瑾无法治其死罪，却硬将刘大夏发配甘肃戍边。

王鏊博学多识，再加上为人正直，说话办事有理有据，能够服众。朝廷遇到疑难不决之事，常常咨询于他。如景帝(代宗)汪后，因劝阻景帝废长立幼为太子而被贬为妃。及她死后，按何种名义安葬，一时委决不下。王鏊指出：汪后被废并不是因自身过失造成，死后应当恢复皇后的封号，享受祭祀，但葬礼只能按妃子的规格。至宪宗废后吴氏之葬时，刘瑾等人又发生异义。吴氏是因与万贵妃争庞被废，贬至冷宫。万贵妃专宠，但她不能生育，其他后妃怀孕者都遭到她的残害。宪宗长期没有儿子。后来偶然召幸宫中女史，生下孝宗，不敢让万贵妃知道，由太监张敏暗送到冷宫由吴氏哺育到六岁才明正身份。孝宗即位后，感念吴氏哺育之恩，将其作为生母对待，让她穿戴太后服饰。及吴氏死，刘瑾认为她没有太后的正式名分，不能穿太后服下葬，要将她火化。王鏊力持不可，说：“太后服可以不穿，但葬礼不可慢待。”后按照妃子的葬礼安葬。

在内阁期间，王鏊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有事就明言，认为不可行的事就进行规劝。刘瑾起初还能听纳一些意见，后来因为焦芳一味迎合阿谀，刘瑾日益骄横，完全以自己的好恶行事，到他伏诛前，私改国家例律吏、户、工、兵各部共85条。正德五年，竟授意手下编录《刘瑾行事》，奉为例律。朝廷官员顺者昌，逆者亡，常常不知不觉就会大祸临头。王鏊虽尽力救护，然而大多数不能幸免。朝廷政治黑暗，宪宗时初设置的皇庄，此时已遍布各地，占地共三万七千顷。武宗又在京城修建“豹房”，专供他游乐。照管皇庄、豹房的宦官、庄头等仗势欺压百姓，巧取豪夺，侵占民田。地方官员贪赃枉法，鱼肉乡里，不少农民被逼造反。正德初，就爆发了江西华林山的陈福一起义，闽赣粤交界处的大帽山张时旺起义，江西东乡王珏五起义和河北霸州刘六、刘七起义。王鏊对政治彻底失望了，于是在正德四年三次上疏辞职。武宗赐玺书派专车送其归田。在家居住14年，刘瑾死后，朝廷许多大臣交相推荐，王鏊终不复出作官。

世宗即位后，改元嘉靖。专派使臣去请王鏊，王鏊上疏辞谢，不愿居官，但献上“讲学”、“亲政”两篇著作给世宗，以进行劝戒。世宗下诏在朝廷内宣读。并把他的一个儿子封为中书舍人。嘉靖三年(1524)，世宗又下旨让吏部派人去探问他的消息。谁知过不多久，王鏊就去世了。终年75岁。死后赠为太傅，谥号文恪。

据史书记载：王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多次负责主持乡试，程文为一代魁首。取士以经济之术和治国才能为重，反对华而不实和荒诞不经之作。弘治、正德年间，时人争相效仿他的文章，以致形成一种文体。他著有《姑苏志》，《震绎集》，《震绎长语》，《震绎纪闻》，《春秋词命》，《史余》，《守溪笔记》等共计三十余卷，晚年著《性善论》一篇，当时王守仁见了，感叹地说：“王公的精深造诣，世人是很难达到的。”

门纯德

门纯德（1917--1984）字秉洁，河北尉县人．幼年时期，家境贫寒，17岁开始中医，1954年响应党的号召，先在山西广灵县医院工作，后调晋北卫校任教，1962年调山西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模范中共党员，并被选为山西省五届、六届人大代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西分会理事，山西雁北地区中医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青年时代，自学中医，勤奋攻读，孜孜探求，1937年正式行医于乡里，1954年被聘为山西省广灵县人民医院中医师，1957年调至晋北卫生学校任教员，1962年调至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先后任教师，讲师，副教授。并先后被选为山西省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中医学会理事。

门纯德学验俱丰，是山西省最早聘为副教授的中医，有山西中医临床“北门”之誉。曾撰写大量论文在国内医刊上发表，其中桂枝汤运用经验被收入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其治疗疑难杂证，尤其是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银屑病，肿瘤的经验和见解，受到了国内医学专科学术会议的关注，并先后编写了《中医学基础》、《中医治疗学》等教材。所著的《名方广用》部分被编入全国统编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门纯德中医临证要录(附：名方广用)》(近现代名中医未刊著作精品集) 一书。

1984年8月24日，门纯德先生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终年67岁。门纯德的逝去是中医事业的一大损失。大型传记丛书《中华中医昆仑》精选了为中华现代百年贡献卓着、深受敬仰的150位中医药学家，门纯德先生赫然入列。

汪精卫

汪精卫（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父汪琡，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做过多年幕僚，其后即寄籍于番禺。

汪五岁进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游的诗词。其母亦督促他刻苦攻读。因此汪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他十五岁前双亲相继病故，随长兄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1902年应番禺县试，获第三名，接着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旋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凖之聘，任家庭教师。这时，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深重，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与古应芬、朱执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

1904年，汪精卫考取留日法政学校速成科官费生，由于“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一年半后，汪在速成科毕业，留在法政学校专科继续自费学习。

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同盟会，汪精卫加盟并参加起草会章。8月20日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汪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在《民报》上用“精卫”的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指出：“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这些文章笔锋犀利，爱憎分明，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

1906年，汪精卫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次年春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庇能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8月，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汪是该报的主笔之一。汪精卫有很好的口才，常在南洋召开讲演会，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演说“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深受当地华侨欢迎。他先后参与筹设河内、仰光同盟会分会和在新加坡设置同盟会南洋支部等活动，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工作卓著成效。

1907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同盟会内部又发生分裂，反清革命转入低潮，革命党内一些人中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汪精卫认为，此时只有“直接激烈之行为”，才有可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于是，他在1909年约集同志数人潜入北京，与虏酋拼命。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曾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与黄树中(即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

清政府为了粉饰立宪骗局，收买人心，仅将汪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捕之初，曾写过悲壮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肃亲王善耆对汪大施软化手腕，还多次赴监狱探视，对汪表示倾慕。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响应。清廷一面起用袁世凯，用武力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形势，收买人心。11月6日，汪精卫被释出狱。当时，袁世凯正想拉拢一些革命党人为自己所用，他看上了汪精卫并让其子袁克定与汪结为异姓兄弟，汪和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也把推翻清王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汪在袁的示意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便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1月15日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标榜调和南北，共济国事。11月下旬，清军攻下汉口，进攻汉阳。袁世凯一面再次对湖北军政府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向汪表示愿配合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一次起义，对清室进行军事恫吓。但革命党人起事后，袁却按兵不动，致使党人遭到无谓牺牲。因此，有些革命党人义愤填膺地说：“世凯、兆铭果相继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12月初，汪在天津组织同盟会京津保分会，有些革命团体因此不愿加入，另外成立革命同志协会。

12月27日，汪到达上海，被任命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参与议和，但他暗地里则和北方代表唐绍仪过从甚密。他赞同总统一席“非袁莫属”的主张，吹捧：“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年底，孙中山归国，旋即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对和议，汪就对孙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袁世凯掌控政权后，汪精卫自命清高，1912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到法国留学去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6月初，汪从法国匆忙赶回上海，同拥袁的张謇、赵凤昌等密商调停条件：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都督在袁任临时总统期间暂不撤换；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袁却不采纳汪的调停条件，悍然下令撤销国民党系南方三督，挥兵南下。7月中旬，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反袁，汪以懊丧的心情向张謇诉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而不可收。”

讨袁失败后，汪精卫又以超然于政坛之外的姿态，跑到法国去进行“考察”。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讨袁，汪曾一度返国。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纷乱，汪又跑到法国去“经营其‘小休’的生活”。

1917年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汪精卫在此之前也自法返国，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1919年，他参加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的工作。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汪任广东教育会会长。

1923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对此，汪精卫大致是赞成的，但对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表示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他转而拥护三大政策，他承认：“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他受孙中山指派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宣传部长。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汪是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中央核心领导。

同年11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被在京国民党人士推举草拟遗嘱，经孙中山同意并签字认可，这件事更增加了汪的政治资本。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12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对待这些事件，汪都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予以处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以反共、反汪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此大为不满，于是愤而辞职，出走法国。

汪精卫出走后不久，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在那里设立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为了抑制蒋介石的独裁，成立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发表宣言，“迎汪复职”；此时蒋介石等也觉得有利用汪的必要，迭电促驾。这就大大提高了汪的身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蒋介石正在上海密谋发动政变，随即拉汪合伙反共。但蒋主张立即分共，汪则希望暂能维持合作，主张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分共问题。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声明》，否认蒋介石在策划反革命阴谋，要求国共两党“拋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亲密”。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左派身份发表激昂的演说，表现出进步姿态。就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他在一段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政府，汪斥责蒋破坏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他表示：“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

但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工商业主闭厂怠工，流亡分子的造谣煽惑，国民党将领相继发动叛乱。汪精卫感到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很难攫取政治权力了，于是撸下左派桂冠，决心反共。以汪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强迫总工会制裁工人，下令解散农民协会，收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6月1日，汪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他透露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为借口，说共产党要颠覆国民党，作为公开反共的“理由”。7月15日，汪精卫亲自主持清党分共会议，正式宣布跟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

“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宁、汉在反共的基础上合流了，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能消除，加上国民党内还有西山会议派、桂系、粤系等派别，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激烈的角逐中，蒋介石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南京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主张迎汪赴宁主持政局。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达成妥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党政机构，推汪为特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由于特委会被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控制，汪精卫十分不满，重返武汉另组政治分会，宁、汉再度分裂。随后汪又南下广东，在粤系张发奎、黄琪翔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统问题。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趁粤桂战争之机，发动广州起义。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此对汪精卫进行猛烈攻击，汪不得不于12月再度出走法国。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利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排挤了汪精卫集团。汪系重要成员陈公博、顾孟馀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不甘失败，聚集上海进行反蒋活动。同年冬，他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打着恢复民国十三年(1924)国民党改组精神的旗号，遥戴汪精卫为领袖。1929年3月，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和永远开除陈公博等人党籍的决议。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异己政策，也引起各地方军阀的不满。1929年，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蒋唐、蒋张桂等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指使陈公博等在反蒋军阀中推波助澜，一方面从国外返抵香港，准备亲自出马。但上述反蒋战争相继失败，汪只能驻港待变。

1930年春，改组派又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对蒋的不满，策动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反蒋战争。阎、冯、李鉴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于是决定联汪反蒋。他们议定：汪主持党务、阎主持政务、冯主持军务。为了反蒋，汪精卫不惜跟过去被他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人联合，酝酿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反蒋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5月，蒋、阎、冯、桂军阀大混战揭幕。8月，汪抵北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被推举为七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这时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对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9月，张学良决定派兵入关助蒋，阎、冯联军迅速溃败，汪精卫由北平逃往太原，随后潜赴香港。11月，在蒋派控制下，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次年1月，汪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约法问题爆发了蒋介石与胡汉民两派的激烈斗争。2月，胡被软禁。胡派的重要成员古应芬等人联合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反蒋。汪精卫于5月下旬由港返穗，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汪与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等当选为常委。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谴责军阀混战，要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在蒋介石再次下野并释放胡汉民的条件下，宁粤对抗转化为权力分配的谈判。10月，粤方汪精卫、孙科等赴上海参加“和平统一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同时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再合起来开一中全会，产生政府。这时粤方又分裂为广州、上海两派。汪精卫一派在上海单独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央委员。12月，宁、沪、穗三方面的中央委员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辞职离京赴奉化；胡汉民滞留香港，拒绝进京；汪精卫则突然称病住院，等待与蒋联合上台时机的来临。1932年1月，蒋、汪经过谈判，组成了汪、蒋合作的政府，汪出任行政院长。不久，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

是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汪精卫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进逼下，一再屈辱求和。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举行，汪虽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行政院长职务则由蒋介石所取代。次年2月，汪去德国就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兼程返国，但当他于1937年1月抵沪时，蒋已被释放回南京。汪想取代蒋的打算落空。

汪精卫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内和平新形势阴存反感，继续坚持其媚日、反共立场。同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继续叫嚷：“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汪精卫不得不装出支持抗战的姿态，但又散布失败主义，说什么“一个弱国对于一个强国，不得已而战，极度的牺牲是万万不能免的”。后来他自己承认：“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所谓“转圜”，即是求和的同义语。

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国防最高会议，推汪为副主席。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汪任副总裁，汪对屈居蒋下，深感压抑。

抗战开始不久，汪精卫周围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中心，在南京组成“低调俱乐部”。后来又网罗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无知青年，在汉口成立了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的公开团体——“艺文研究会”，宣扬战必败和投降卖国主张。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汪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据汪自称：“我对于觅得和平(即降日)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继1937年对国民政府诱降活动失败之后，1938年1月16日由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扬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讨论和平，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施展分化的策略，促使汪精卫一伙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企图付诸行动。

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声称国民政府……更换其人事之构成而举更生之实，来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则并不加以拒绝。汪立即通过周佛海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于该月中旬与日本侵略分子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议。20日，双方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明确规定日本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其中重要条款还有：缔结防共协定，日军驻扎内蒙地区，承认伪满洲国等。他们并商定了汪精卫等降日的“行动计划”。

12月18日，汪率领其党羽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等从重庆飞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按预定步骤，日本近卫内阁于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汪公开招降。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并说：“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公开叛国后，全国群情激愤，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2月中旬，蒋介石派谷正鼎赴河内，劝汪去欧洲游历，汪不理会。蒋转而采取硬的一手，派特务赴河内刺汪，误中曾仲鸣。4月25日，汪精卫等在日本特务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28日再换乘日轮北光丸号，于5月上旬秘密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住进江湾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公馆。

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影佐祯昭等陪同下，乘日本军用飞机抵东京，和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汪乞求以“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汪还和日本陆军、海军、财政、外务大臣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进行会谈，要求这些侵略头目支持他建立伪中央政权。6月18日汪精卫回国。7月，他在上海、南京与早已投敌并建立地区性伪政权的其他汉奸头目梁鸿志、陈群等会谈，筹组伪中央政府。同月9日，汪还在上海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声称：他一贯的观念是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并将本此观念，对于日本努力于转敌为友。同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干部会议，组成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叶蓬、李士群、丁默邨等近二十人的汪伪政权的基本班底。

1939年8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纠集投敌的国民党员秘密召开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授权他组织伪中央政权。在这次群魔乱舞的会上，汪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黑旗。9月，汪赴南京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汉奸头目王克敏、梁鸿志等磋商，商议成立伪中央政府及伪中央政治会议事务。

这时，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梅机关”继续与汪精卫等人磋商成立伪中央政权的细则；另一方面用“桐工作”为代号派人与重庆政府代表谈判。12月，汪与“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承认“满洲国”；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作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府成立后日本设顾问监督；伪军警由日军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经济大权由日本掌握；资源任日本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1940年1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第二次会谈。汪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部分内容作了说明。会谈正式决定组建伪中央政府。

由于对重庆诱降的“桐工作”受阻，日本只得加速建立汪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登场，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同年11月29日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同时解散。在日寇刺刀保护下的汪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其实际辖区仍只有苏、浙、皖的一部分，宁、沪两市，以及鄂、赣、湘等省的少数地区。

从7月5日至8月底，汪、日进行“调整国交”的谈判。11月30日签订了《中日国交调整条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这项条约包括《日本国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关于附属议定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等，进一步确定了汪伪政权的附庸地位。接着，汪又在《中日满共同宣言》上签字，承认伪满洲国。

1941年6月，汪精卫率领党羽再次访日，向近卫乞求援助，获得贷款三亿日元。汪在日本陆相东条的招待会上表示，“不管国际情势如何变化”，他都要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基本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之精神，与日本一道，“从速建设新秩序，以图共存共荣”。7月，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府承认汪伪政权。11月25日，德、意、日、西班牙等国签订延长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并邀汪伪参加此项协定。次日汪发表谈话说，他愿意和德、日、意等国一起，“坚守东亚轴心”和“世界反共轴心”。

同年12月8日，日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汪发表声明，决心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难局”，表示参战的希望。但是日本侵略者反应冷淡，“中国(指汪伪)参战是否必要?是否得策?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及如何与帝国(日本)战争配合”，拒绝了汪的要求。直到1942年2月，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日本认为有强化汪伪国民政府的必要，于是将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行政权移交汪伪国民政府管理。汪精卫“深表感谢之忱”，并说：“今后与日本益当密切提携，以期实现东亚永久之和平，并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设。”5月，汪精卫偕林柏生、褚民谊等访问“伪满”，声称他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同年12月20日，汪精卫应召第三次赴日，他向日本侵略者保证，“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

1943年1月7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决定让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9日，汪伪政府声称：“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同日，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强调：“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移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协力。”9月20日，汪精卫、陈公博第四次秘密去日本，双方讨论改订日汪同盟条约问题。

同年10月30日，汪伪与日寇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以取代《关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和有关附约。条约标榜“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11月，日本首相东条纠集汪伪、“伪满”、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傀儡，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叫嚣：“大东亚会议得到泰、缅、菲三国参加及印度临时主席列席，共荣圈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汪精卫一贯以反共自诩，投降日寇后更以反共邀宠于主子。1941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兼该会委员长，5月开始“反共清乡”。汪叫嚣，清乡地区是“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1943年汪又强调，“清乡就是建国，就是参加大东亚战争”。第一年以苏州为中心，划江苏省内十个县为实验区，集结伪军一万五千人，配合日寇，挨村挨户搜索盘查，编定保甲，联保连坐。设置封锁圈，限制人员与物资的流通。强调“保障治安”，扬言要“在和平区域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阵线”，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清乡范围逐渐扩大到太湖东南以及浙、赣、粤等省。敌伪铁蹄所至，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抓丁抢粮、抢劫财物，对沦陷区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为了配合日寇侵略战争的需要，汪伪政权在经济上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1941年，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日寇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流通。不仅滥发纸币，而且为日本强征物资。连日本战犯重光葵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完全是单方面的榨取。日本榨取的大多是军用物资，只供消耗，并没有再生产可能。战区愈广，需要这一类的物资更多，除了用占领区的军票支付，更无其他经济手段。因此通货膨胀，民怨沸腾”。

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以苏北地区为例，除了六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特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汪精卫卖国集团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强调所谓发扬固有道德，开展“新国民运动”，灌输反共思想，宣扬“中日亲善”、“和平反共建国”、“完成大东亚圣战”、“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等等。汪伪还利用暑假举办学生训练班，提出“打倒共产主义”。汪精卫特别指出，上海是“二十余年来共产思想之策源地”、“须从思想清乡着手”、“不仅剿已有之匪，尤在防未然之匪”。

1943年8月，汪精卫因当年被刺未取出的子弹引起疼痛，同年12月经手术后，又患感冒并发脊髓炎症。1944年3月3日，偕陈璧君、周隆庠及其子女赴日治病，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英国工场手工业高度发展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和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1723年6月5日，斯密出生在英国苏格兰地区克科第城。他的父亲是个海关职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斯密是独生子，终身未曾婚娶，母亲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亲人。

1737年，斯密在家乡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考进了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数学和自然哲学。他学习成绩优良，受到学校的奖励，在1740年他17岁时，被免费送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斯密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一方面埋头读书，钻研各种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又开始同社会的名流学者交往，结识了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746年8月，斯密在牛津大学毕业，未找到工作，回到家乡克科第。

1748年，斯密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到该校任修辞学和文学史讲师。他工作努力，教学效果显著，开始受到重视。

1751年，斯密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他主讲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个部分，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一切方面，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神学部分主要讲述神的存在、神的各种属性以及宗教方面的问题。

斯密把自己讲义的第二部分，作了精心修改，于1759年以《道德情操论》出版，颇受欢迎和重视。斯密因此而名声大著，被列入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部著作中，斯密从人类本性中引出同情心作为出发点，进而研究伦理的内在规律性，以便建立他的伦理学原理。但是，斯密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不懂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作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同情心)，和他后来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作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是矛盾的。他所建立的伦理学原理，实质上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一块体面的遮羞布。

斯密讲义的第三、四部分(即法学和政治学部分)，后来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根据斯密的一个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于1896年出版，书名是《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本书除了用很大的篇幅来专论法律问题外，其余部分主要是论述政治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从内容和范围来看，经济部分可以说是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骨架”。它反映了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是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

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长达14年。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除了在教学中扩大和发挥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和才能之外，还获得了实地考察格拉斯哥工业区的经济生活的机会。斯密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他关心技术的进步，结识了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并为瓦特的科学实验摇旗呐喊。他参加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在格拉斯哥地区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活动，并在一次讲演中阐发了他关于经济自由的思想。

1764年，斯密主动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务，改任一位青年贵族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当年陪同贝克莱公爵一道去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旅行，先后两次到巴黎，结识了法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启蒙学派的著名代表伏尔泰，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和杜尔哥等。欧洲大陆之行，不仅给斯密以考察欧洲，特别是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良好机会，而且还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同 欧洲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魁奈和杜尔哥等交流思想。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料，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斯密很早就决定要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在《道德情操论》的末尾作了预告。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写作。为了集中精力尽快把书写出来，他回国以后辞去了私人教师的职务，于1767年返回故乡，闭门钻研，过着隐居似的著述生活。他经过6年辛勤工作，到1773年将书写好，并亲自带到伦敦去出版。到伦敦后，他发现许多新的资料，就在伦敦住了下来，又用了整整3年时间，对已写好的著作进行修订和增补。1776年3月，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译《国富论》)终于问世了。

《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经济自由则是它的中心思想。《国富论》的任务在于分析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和条件，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提供理论武器。《国富论》共分五篇。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在这一篇中，斯密研究了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第一个直接途径的分工，以及分工发展的条件和后果，即交换、货币、价值和产品分配的主要形式(工资、利润、地租)。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他在这一篇里研究了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二个直接途径的资本问题。他首先分析了什么是资本，资本的构成、用途和积累的条件。接着又论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以及资本的各种形态等问题。可见，《国富论》的头两篇几乎包括了斯密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是《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第四篇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三篇中，他考察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间接途径。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不同的经济政策、经济学说和财政制度对增进国民财富的关系。这样，斯密就用他新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以往的全部经济理论，并把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安放在《国富论》中。

《国富论》是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它所阐明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完全是针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富论》是年青的资产阶级用以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思想武器。斯密在世时，它先后出版过五次，并传播到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对英国还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说：“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国富论》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部逻辑较为严密、体系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斯密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任务是二重的。也就是说，他既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又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描写这个社会的外部表现形式。与这两重任务 相适应，他在研究中也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即揭示内部联系的内在方法和描绘外表现象的外在方法。这种二重的研究方法，又决定了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必然表现为一个二重的矛盾体系。一方面，它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具有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资本主义外部现象及其表面形式的简单复写，具有庸俗的因素。马克思说：“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①科学成份和庸俗因素的相互并存，是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突出特征。 斯密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最先确认了一般社会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尽管在他以前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但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却始终没有摆脱它的具体形式。如配第就认为只有生产金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斯密突破了他的前辈所设置的框框，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把价值直接同劳动联系起来，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从而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无差别的一般社会劳动，为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并不认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因此，他在正确地提出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原理时，又提出了用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价值的错误理论，并进而发展为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庸俗观点，为后来庸俗的生产费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密的另一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首次正确地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三种收入时，研究了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在他以前的一些经济学家，虽然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部门之内。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 斯密突破了以往的一切限制，把对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扩大到了一般社会生产的范围之中。他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利润(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超出补偿自己工资以上的那部分价值。这实际上是把剩余价值归结为一般剩余劳动。因此马克思说，“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但是，由于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同它的转化形态区分开，没有用一个不同于利润(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的特定范畴来考察剩余价值本身，因此他随后又把工人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外的那个“余额”，同资本家预付的资本总额联系起来，认为它是资本自身带来的收入。这就掩盖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推翻了刚由他提出的剩余价值起源的规律。

斯密的其他经济理论也是二重的、矛盾的。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他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是直接同资本交换并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劳动，从而把握了问题的本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就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于资本的定义，他一方面正确地认为，资本是资本家得以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认为，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起来的资财，把资本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上，他错误地从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商品价值的庸俗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三种收入，遗忘和忽视了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斯密信条”使他不但不能在分析再生产的问题上有所前进，而且还比重农学派退了一步。

斯密在经济理论上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的学说的矛盾，将其科学成份发展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峰。而斯密学说中的庸俗因素，则成了后来庸俗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根源。马克思全面地分析和批判了斯密的经济学说，既吸收了其中的科学成果，又彻底解决了斯密通过自相矛盾的研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矛盾的，但他的经济政策观点却是始终如一的。他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在社会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他反对对工资和利润征收赋税，主张缩减政府开支和对地租实行征税等。这些观点都是鲜明的、一贯的。

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

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①斯密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政治上接近于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完全表达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求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迫切愿望。他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嘉奖，被称为“苏格兰的贤人”。《国富论》发表后，他迁居到伦敦，在那里受到了特殊的尊敬。就连当时英国的首相皮特，也自称是他的学生。议会在讨论法案时，常常引证他的著作，以便解决与会者之间的争论。

1778年，斯密由他的学生贝克莱公爵推荐，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从伦敦迁居到爱丁堡。在任职期间，他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继续废寝忘食从事科学研究。斯密是一个在科学研究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巨匠，他力图为人类提供一个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学说体系，而已经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只是这个体系的两个部分。尽管他的身体不佳，他却丝毫没有放松自己的计划。1785年11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还在准备撰写两部规模较大的著作，一部是关于文学、哲学和修 辞学等方面的问题，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及其发展的历史，并说他已经搜集了这两部著作的许多资料，而且整理了一部分。1787年，斯密被推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这时他的健康更趋恶化，但仍然毫不松懈地进行他的科研事业。1789年，在他校完《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之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很不济事了，但他坚持说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计划，希望竭尽所能，履行义务。然而，斯密毕竟是一个伟大而又谨慎的学者，他不愿意草率地发表自己认为不成熟的作品。当他感到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把未完成的全部稿件一炬毁之。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去世，终年67岁。

涤华

涤华禅师（1910年1月-1996年4月28日），自号无名僧，江苏淮安人，生于清宣统己酉年腊月（公元1910年1月），寂于1996年农历四月，寿腊八十八。

1996年4月28日，镇江金山寺一位自号“无名道人”的禅师圆寂了，一个多月后遗体火化，瑞相迭现，不仅烧出许多舍利子，在一片头骨上还凸显出一个“泰”字，令在场僧众无不叹为千古稀有！

无名道人法名涤华，光绪三十六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一富裕人家，十岁患奇疾，精神失常，医药无用。十三岁，执意出家，父母阻止不住，只好将他送寺院剃度，当了个小沙弥，结果他的病马上好转。十五岁，谎称弱冠，到宝华山慧居寺受了具足戒，疾患由此痊愈。

这一年，祖父七十岁寿辰，师父带他前往贺寿。家中上搭彩棚，下铺地毯，酒席丰盛，宾客如云，还请了戏班子来唱戏，热闹非凡，世俗的荣华富贵令他凡心怦动而还俗。一二年后，十七岁，在父母操办下完了婚。日军侵华“七•七事变”后，家道中落，他不得已先后靠作小商、箍桶为生。偶在旧书摊上买到许多佛学书籍，使他生起在家修行之念，遂日诵观音圣号，有时挑担与箍桶时也默念不辍。还抄写礼拜《妙法莲华经》，一字一拜，几年中无间断，并渐悟经中玄义。

1956年春节闭关四周，最后一天圆满之日，失手打碎饭碗，遂复萌离俗之念。他给江西云居山虚云老和尚写信陈情，得允诺，于是先将妻子和次子送往上海女儿家中安顿，然后上了云居山，在虚云老和尚跟前再度出家，并依虚云指点，依旧以昔日满觉老和尚为皈依师。在虚云跟前一年，耳提面命，获益良多。

1957年，去福建鼓山涌泉寺补戒。到寺后，知客叫他吃晚饭，他答说过午不食。知客赞叹：“云居山来的人确实不一样。”他从此发心，每日只吃一餐。得戒后，他发愿止语三年，每日坐禅拜佛，不发一语。三年圆满，始开口说话。

“文化大革命”时，寺院被砸，僧人被逐，他被迫至长子（乡村小学教师）家住，封掉原来的房门，在自家宅院墙上另开一门，单独进出。上午，通常挎个竹篮走街穿巷叫卖草纸，以维持生计，下午及晚上，躲在屋里跏趺阅经、参禅参学。艰辛磨砺，安贫乐居，反而促进了悟性的开启。他曾数次于梦中得道，有一次梦中得释迦如来赐草一茎，醒后历历在目，即洞彻金刚之义，增上无上智能，虽然原先文化不高，此后却能无师自通而开笔着文。

文革结束后，寺院逐渐恢复，他跑了很多地方，受尽千辛万苦，却无一处容他栖身。最后复至福建鼓山涌泉寺，勉强允常住，当一扫地僧。因肺病复发已至晚期，且年近七旬，寺院让他住海会塔（安放亡僧骨灰之处），养病待死。病稍好，他发愿要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对佛法尤其是对金刚经的真切体悟和理解写出来，以度有缘众生。自1986年中在海会塔里开笔，耗时近三年，终于完成一部10多万字的《金刚经注解》。其书最后以一首《证悟铭》作结：

悟而不证如故纸，且悟且证世间希，

证如盘石道若天，无恶无善证菩提。

《金刚经注解》完成后，主要在众俗家弟子帮助下，先后以油印、铅印、影印等方式印制数版若干册，免费赠送，普结善缘。

1992年，得镇江金山寺首座养廉之邀，并经方丈慈舟同意，赴金山寺闭关一年。闭关中完成《关房心经感》和《关房般若觉》2部著作。出关不久，抄写《金刚经》与《心经》各一部。

九六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一）圆寂，终年八十八岁。5月1日装入灵龛，次日送往丹徒县境内的绍隆寺，于山上窑洞中暂置。绍隆寺四面为五峰山环抱，始建于唐宝历年间（公元825-826年），清康熙皇帝曾巡拜此寺，留下了“上有奇突山峰，下显真像龙脉”的亲笔对联。有淮安、大连的四位弟子主动留下守灵，每日叩拜师父两三次，每次都有许多小鸟飞来，鸣叫不休，等叩拜完毕，小鸟一齐飞走，日复如是。5月30日（四月十四日）上午，举行荼毗。遗体虽已置放一个多月，依然柔软如生，毫无变坏。

早上七点多，有淮安、大连、苏州的九位弟子，齐诵一遍《金刚经》向师父遗体告别。点火后，金黄色的火柱从烟筒中冒出三尺多高。两小时后，火光中现出许多奇异景象，大家看到火光中依次显现出涤华师父及释迦佛、弥勒佛、达摩祖师、六祖大师、观世音菩萨的像。下午，有三位上海弟子赶到火化现场，火苗已很小了，但还看到师父显现的身影。

第二天，十多个弟子将师父骨烬集中起来，用筛子仔细地筛，找到了几百粒大大小小的舍利子和许多舍利花，还发现在好几块骨片上有一行行弯弯曲曲的字母，象是藏文字样，都看不懂，拿着去问寺院里的出家师父，有个僧人说：“这不是梵文也不是藏文，是骨头的裂纹，，你们师父如果道行真那么高，为什么不显个汉字呢？”

到第三天上午，大家把炉膛里剩下的骨灰及碎片全部扫出来，连同昨日已拣过的，再筛捡一遍，又找到许多小舍利子。二十多分钟后，弟子真照忽然发现有块骨片上有个汉字，她激动得大叫起来：“一个字！一个字！你们快来看呀，一个字！”大家围上去，捧在手里轮流观看，那骨片上面是个“泰”字，字是凸出来的，有指甲盖那么大，如同刀刻一般，非常清晰！消息很快传开了，绍隆寺内外的僧人、居士、香客及施工人员竞相赶来观看，人人赞叹不已，有的僧人说：“有舍利子、舍利花还不算稀奇，这是真修行人的必然产物，但头骨上有如此清晰的‘泰’字，那真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堪称是千古第一人啊！”

日前，经上海友人徐荣良居士提供线索，我找到了涤华师在上海的一位女弟子真如。在她家里，我看到了她们为“泰”字拍下的照片，以及她供奉着的涤华师的舍利子、舍利牙和几块舍利骨。舍利子多是黑色的，大的如绿豆，小的似粟米。三颗舍利牙雪白雪白，看上去十分精致。舍利骨也雪白雪白，有根舍利骨上缀着三十多粒棕色或灰色的舍利子。她说，前些日子，这根舍利骨上长出一粒鲜红的舍利子，被一个师兄弟看见要去了。

她又说，师父圆寂前，应众弟子的请求，曾说过：“等我死了以后，会留个小玩艺给你们。到时候，缘来了，推都推不掉的……”我们想，师父说的小玩艺，大概就是这个头骨上的“泰”字吧！

“泰”的字义，历来有多种解释：①卦名，六十四卦之一，干下坤上。干，干下干上，象征阳性或刚健，又象征为天。坤，坤下坤上，象征阴性，又象征为地。《易•泰》：“象曰：天地交，泰。”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时也。”②大之极也。见《书•泰誓》疏引顾氏说。③过甚。《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④奢侈。《国语•晋语》：“恃于其富宠，以泰于国。”⑤纵，宽。《论语•子路》：“君子泰而不骄。”⑥通。⑦平安。⑧古酒樽名。《礼记•明堂位》：“泰，有虞矢之尊也。”郑玄注：“泰用瓦。”⑨国名。暹罗人自称其民族为泰族，今暹罗已称泰国。

至于可与“泰”字组合而成的词汇，那就更多了：泰山、泰元、泰日、泰风、泰斗、泰水、泰古、泰半、泰西、泰阶、泰坦、泰辰、泰初、泰侈、泰清、泰壹、泰然、安泰、康泰、持盈保泰、否极泰来、国泰民安……等等。

头骨上的这个“泰”字象征何义？也许，无名道人的弟子们，以及本书的读者，若有兴趣，还真可细细地参一参呢。

赵熙

赵熙（1867—1948），原名熹,字尧阶;改名熙,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出身于耕读之家。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次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主持重庆府府考。次年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二十一年,再次主持重庆府考后,主讲于荣县凤鸣书院。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主讲于东川书院,曾请其门生日本人成田安辉讲授日语,开书院之新风。二十五年,朝考得记名御史,仍供职于国史馆。二十七年,主讲于川南经纬学堂,除设经史课目外,尚设有日语、地理、算学,并聘日籍教师授课。二十九年返京,任国史馆协修、纂修。三十二年丁父丧回籍。宣统元年(1909),实授御史。次年,转江西道监察御史。以敢于弹劾庆亲王奕劻,四川总督赵尔巽,为“戊戌六君子”昭雪,称名朝野。宣统三年,四川掀起保路风潮,任京官川南保路代表。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以卖文讲学为生。北洋政府及各路军阀屡聘出仕,均辞不就。1948年病逝。赵熙多才多艺,在文、史、艺术诸领域皆有所成就,诗、词、书、画皆名于时,亦为近代川剧重要剧作家之一。其学诗主张由近体而古体。才思敏捷,与陈三立、易顺鼎齐名。诗作较多,惜随手抛弃,多不存稿。陈衍曰:“尧生诗才敏捷,下笔百十韵或数十首立就,造诣在唐宋之间,所作不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犹人语,余尝以为能兼其乡人文与可、唐子西、韩子苍所长。”(《近代诗抄》)“观其诗疑若锤凿甚力,而为之则乐而易。”(《赵尧生诗稿·序》)诗作生前不曾成集。1954年出版过《香宋诗前集》(周孝怀、江翊云等编印),1986年出版了《香宋诗抄》(赵元凯、赵念君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晚年闲居成都,与近代川剧改良团体三庆会会长、有川剧“戏圣”之称的康芷林过往甚密,并为三庆会编写“改良川剧”剧本,以《焚香记》(又名《活捉王魁》)最为著名。其中《情探》一折,常做为折子戏演出,尤享盛誉,有川剧“绝剧”之誉,至今上演不衰。生平事迹散见于《香宋诗抄》。

易翰鼎

易翰鼎（1850年9月12日—1929年11月01日），字伯肫，一字寿梓，湖南湘阴县营田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八十。易翰鼎所在的营田易氏家族是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元末易景旻（1321—1388）从江西吉水避战乱迁居湖南湘阴，是为易氏迁湘始祖。二世祖易斗北（1342—1405），好读书，于经史子集无不淹贯。三世祖易先（1369—1427），曾任交阯谅山府知府，事迹载入《明史》。清代曾国荃所修《光绪湖南通志》对其记载甚详：“易先，字太初，湘阴人。永乐中，由国子生授交阯谅山知府，有善政，岁满当迁，士民相率乞留，诏晋三秩遗任。黎利叛，陷谅山，先婴城固守，粮尽力竭，阖家十八口同日死。事闻，赠广西右参政，谥忠节，复其家。”易翰鼎父亲易冕章（1823—1858），能文工诗，著有《今悟楼遗诗》《杂文》《志异》。 易翰鼎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十二日，是家中长子，胞弟易晶鼎。他们幼年失怙，七岁生母周氏去世，九岁父亲易冕章去世，兄弟二人由祖母郑氏抚养。易翰鼎少年时先后受业于胡绥堂、李心皆、杨笠青等先生，熟读传统经籍，学识大进，同时对诗学产生浓厚兴趣，“始悟诗学之本源”（《太平草木萌芽录·乙卷》）。营田易氏派世为“乾元焕文章，鼎甲有辉光。忠孝治谋远，诗书世泽长”，寄予了先祖对子孙诗书传家，获取功名的期望。易翰鼎自十八岁开始参加科考，但是屡试不中，心灰意冷，曾自记“一夜梦中，独坐一室，悲歌感慨，涕泗纵横。既而拍案大呼曰：湘阴易翰鼎，有古侠士风，久欲为当世效驰驱之力，乃至今沈埋草野，岂不悲哉？”（甲卷）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仕途不畅的易翰鼎仍然葆有对事功的人生追求，即便“三次大病之后，精神渐减于壮年，然犹壮心未已”（丑卷）。当他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亦曾自嘲只做过充衢塞巷、不能见用的“佐杂小吏”（丑卷）。根据《太平草木萌芽录》，我们可以梳理出易翰鼎三段短暂的“佐杂小吏”职业生涯：1882—1888年任职厘金局；1895—1896年任职湖北官场；1915—1917年任职临湘盐务局。但即便只是做小吏，易翰鼎也有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例如，光绪八年（1882）正月，易翰鼎初至湘阴厘金分局任收支，前任收支杨某亏空甚多，与他密谈，欲将新征得的厘金填补亏空，遭到易翰鼎严词拒绝，之后又查到杨某中饱私囊的分账记录，杨某派人意图收买易翰鼎，再次遭拒。郭嵩焘听闻此事，大为赞扬：“寿梓坚持定力，不可撼摇！”（子卷）易翰鼎坚持“非义之财，君子勿取”的信条，认为“同寅所营求，不过一时之薪金差缺。吾心所羡慕，颇在百年之俎豆馨香”（丙卷），“每年所得馆金，但求可供全家终岁之要需，则可安分而止矣，不必营营求多”（己卷），展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坚守和气节。

易翰鼎久居湖南乡下，曾自述三十七岁以前“足迹未尝一至邻省”。直到晚年，还时常自我提醒要开阔见闻：“山居僻左，孤陋寡闻，不堪度日。然暮年每思日与谈友接见，亦非必讲道论德以求自廓见闻。”（乙卷）易翰鼎在乡里颇具民望，乡人对其兄弟有“寿梓重梓一对孝子”的美称。他一生亦重视朋友，交友甚多，尝自谓“朋友一途为最宽”（庚卷）。易翰鼎与晚清名臣郭嵩焘的君子之交就是其中一段佳话。同治七年（1868）十月，易翰鼎与郭嵩焘初识于湘阴。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临行前嘱咐家人访聘“仁慈忠信之儒生”，来家坐馆，训课儿孙。其弟郭崑焘、郭仑焘极力举荐易翰鼎，认为其品行端正、循循善诱，若能获聘而来，定会“无异家人之体贴周至”（乙卷）。郭嵩焘大悦，立即礼聘易翰鼎至其家坐馆教书，时间长达四年，也由此奠定了易翰鼎与郭嵩焘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郭嵩焘常将出使日记抄稿从伦敦寄给易翰鼎先睹为快，易翰鼎亦自记“计自丁丑以迄辛卯，翰鼎寄养知书函不下百十”（庚卷），彼此书信往来频繁。《郭嵩焘日记》中提及经常邀请来家小酌的“易寿梓”“易伯肫”即易翰鼎。郭嵩焘去世后，易翰鼎挽词有“十二年亲炙龙门”（午卷）之句，可见二人相知相交甚深。这段与“湘中近今豪杰”郭嵩焘的交往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易翰鼎的眼界，也正是由于郭嵩焘的推荐，已经四十二岁的易翰鼎和女婿刘善涵得以于光绪十七年（1891）一起入学两湖书院，成为两湖书院的第一批学员。两湖书院是由张之洞创办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新式学堂，专取两湖士子入学肄业。它是湖南近代人才的摇篮，培养造就了黄兴、章士钊等大批人才。易翰鼎次子易甲鹇后来也到两湖书院读书，从书院被选派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成为营田易氏家族走向鼎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易翰鼎在营田易氏家族中的地位颇为重要，正是由他创立了言馨堂，深刻影响了家族后辈，培养的四子一女均各有建树（如次子易甲鹇为陆军少将、四子易甲猊任代理道县县长等）。易翰鼎晚年曾寄语儿孙：“自叙平生至愿：荣华富贵，皆在所后，惟望子孙留心正学，他年得蔚为名儒，则真使吾九原含笑矣。群孙勉乎哉！”（乙卷）表达了对子孙治学成才的殷切期待。

易翰鼎留存于世的著作不多，主要为《太平草木萌芽录》十六卷（1920年铅印本）、《言馨草堂萌芽集》六卷（1928年长沙湘益公司铅印本）、《言馨草堂诗选》三卷（1928年协成印刷局铅印本）。这些著作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史料价值的当推《太平草木萌芽录》。

贾谊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时称贾生。十八岁时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后为河南守吴公召置门下，文帝即位之初，闻吴公治政为天下第一，又曾师事李斯，故征以为廷尉。经吴公推荐，贾谊得为博士。时年仅二十余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每次参议诏令，诸博士尚未能言，贾谊即尽为之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超迁为太中大夫。贾谊以为汉王朝建立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故应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并提出更定律令及诸侯悉就国等建议，得到文帝的赏识，欲以为公卿，但遭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重臣的反对，他们指摘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本传》)。文帝只好疏远贾谊，让他去做长沙王太傅。贾谊在赴长沙途中过湘水作《吊屈原赋》，借凭吊先贤哀悼自己的不幸。在长沙时又作《服鸟赋》，表露自己内心的怨愤与悲伤。后来文帝思念贾谊，又特地召见他，问鬼神之事于宣室，君臣谈至夜半。贾谊随即被拜为梁怀王太傅。他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他认为应该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这些主张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后世史家称这些奏疏为《治安策》。贾谊还著有《过秦论》，深刻地揭示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文帝前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岁余也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的著作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贾谊的思想博采异说，而折诸儒家。他的政论文章气势磅礴，感情深切，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鲁迅曾称《治安策》和《过秦论》“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李剑农

李剑农（1880年6月10日—1963年12月14日），历史学家、政论家。又名剑龙,号德生。湖南省邵阳西乡滩头(今属隆回县)人。解放后曾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并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先读村塾,后进邵阳县设书院,攻读经史古籍,学习科举制艺。1898年前后,受维新派影响,同情变法维新。1904年春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专攻史学。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8年秋毕业,留中路师范任教,在学生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1910年春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其间,曾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有过接触,并参加同盟会的一些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停学回国参加革命,曾为上海《国民报》编写了《武汉革命始末记》等文,为推进革命制造舆论。1912年任汉口《民国日报》新闻编辑。由于该报反对袁世凯,抨击军阀专横跋扈,报馆被封闭,人员被通缉,遂于1913年离国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对欧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历史和宪法史等,进行了广泛研究。1916年袁世凯倒台,始由英返国。他认为欲求得中国的富强,必先谋求国家的统一;而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应仿效英国实行联邦制的方法,在中国采取联省自治的方式。在这种憧憬的鼓舞下,他积极地制造舆论。为此,他担任了上海《中华新报》编辑员,又与友人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并自任编纂主任。其间,他写了大量政论文,宣传联省自治,鼓吹政治改良。1917年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的一论再论《民国统一问题》,及《时局罪言》、《地方制之终极目的》等文,是他从各个角度阐述联省自治主张的代表作。1919年8月至1922年冬,在受聘任汉口明德大学教授期间,继续鼓吹联省自治,又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第三篇《民国统一问题》,以及其它政论文章。1920年前后,南北各派军阀混战,湖南军阀赵恒惕曾于1922年12月拉他担任湖南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后来他回顾这段往事,说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迩时设想殊属幼稚,想在军阀混战中联结邻省保持苟安局面,妄想以此挽救国家危亡,事实证明,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1924年11月,因政见分歧离职。此后,不再坚持联省自治这一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他逐渐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了解不深,认为有重新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必要,并企图作一名超政治的学者。1925年与友人在长沙创办晨光大学,力图把学校办成超政治、超党派的世外桃园,但不到两年就停办了。1927年初离湘赴沪,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并以主要精力研究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史。1930年秋受聘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不久又任该校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8年日军侵入湖北,他回到湖南老家。乡居期间,为了纪念蔡锷,曾参加创办松坡中学于隆回桃花坪(解放后改称隆回一中),又发起编印松坡遗集,以及募资创办湖南三大图书馆之一的松坡图书馆。1940年夏至1945年冬,执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后迁溆浦)。1946年曾借聘湖南大学。1947年以后,一直执教于武汉大学。1950年7月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63年病逝于武汉。

李剑农治学,能够提纲挈领,善于分析综合,重视自学,强调勤奋努力。他撰写的史书,既能博采各家之长,又有所创新,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条理清晰的精辟论述,深得国内外学者好评。主要著作有《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太平洋书店出版;作者删去《导言》和最后一章,并略加校改,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政治学概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2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出版;1946年蓝田启明书店改印成线装本四册;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本;1956年商务印书馆版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又发行了印度版本和胡佛研究所的英文本)、《中国经济史稿》(1947年至1948年,武汉大学出版部分上下两册出版)、《先秦两汉经济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第一版,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宋元明经济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959年,三联书店第一版,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明清史讲稿》(手稿,未刊行)。

刘崧

刘崧[sōng]（1321～1381）明初诗文作家。初名楚，字子高。泰和(今属江西)人。世业儒，七岁能诗。家甚贫，值世乱，奔波辗转，不挫其志，元末，举于乡。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经明行修授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副使，有异政，坐事谪输作京师，寻放归。洪武十三年，太祖手敕召为礼部侍郎、署吏部尚书，以老致仕归乡。洪武十四年，复召为国子司业。卒于官。崧为人清介，晚年贵显，淡泊如旧，为官不携家眷，惟携一僮往，至则遣还。公馀之暇，独处一室，据案吟咏，夜分不休。其年愈老，思愈壮，诗愈工。崧大半生生活于元末明初大动乱中，江西又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其诗大多反映了在战争与各种灾害中人民饱尝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品描写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民辗转于水火的苦况，也暴露了农民军的许多弱点。《壬辰感事》六首写江西战乱的由来与发展，可称史诗。《南乡怨歌》写兵匪相续、虎去狼来，“杀尽丁男掳奴女，手麾牛羊雨中去”。《养牛叹》、《采野菜》、《后掘冢歌》等揭露了地方军队(寨军)胡作非为。《布谷鸟》写由于“丁壮从军”、“中男筑城”，春来土地无人耕种。《虎逐狼》写各种军队如虎似狼，无不扰民害民，人民备受痛苦。《凶年有弃子于江渚者诗以寄哀》一诗更令人不可卒读：“骨肉岂不亲，无食难为恩。抱子弃水中，哭声吐复吞。母饥骨髓枯，儿饥眼眶出。终然两难存，何以共忧恤。岁月不相贷，恩爱从此分。我死尚可忍，儿啼那复闻。儿啼那复闻，江水流浩浩。不忍回视之，衔悲入秋草。”虽然汉末王粲就写过这个题材，但这样细腻的描写才更能展示这类事件的悲惨。其《石炭行》写挖煤工人之苦：“乡夫如鬼入地道，鞭血哭泪复滂沱。斸深掘远不知返，土囊砑空忽崩反。十人同入几人归，接便篝灯出牵挽。”此题材，其他诗人很少涉及。另一些诗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如《园居杂兴》等。崧擅长歌行，用此体写人叙事，平易畅达，很少用辞藻，但却富于感染力，其描写的世界中充满了悲哀与血泪。其近体及抒情作品因过于平易，诗味寡淡。崧为明初江西(或称江右)诗派创始人，其诗风影响家乡作者达数十年之久，永乐、宣德之间盛于朝堂的台阁诗风就是江西诗派的直接产物。崧所倡导的平易自然的诗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杨士奇)，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列朝诗集小传》)著有《北平八府志》、《槎翁诗文集》、《职方集》等。《明史列传》卷一三、《明史》卷一三七有传。

曹聚仁

曹聚仁（1900年7月7日-1972年7月23日），著名新闻记者。浙江浦江(今属兰溪)人。 字挺岫,号听涛,笔名陈思、韩泽、罗抚、旅隼、阿挺、丁秀、丁舟、天龙、尾生、沁园、姬旦、袁大郎、彭观清、赵天一、土老儿、云亭山人。1912年从育才小学毕业,考入金华七中。1916年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即为杭州《之江日报》和兰溪《兰江日报》撰写新闻稿。1920年1月主编一师校刊《钱江评论》周刊。1921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大学任教,并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为该报主撰之一,5年内共撰稿达一百数十万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自命为无党派自由王义者。1931年8月15日,与曹礼吾、陈子展、黄芝岗等在上海创办四开文艺周刊《涛声》,任主编并开辟《从何说起》专栏,以乌鸦商标作刊头,主张“乌鸦主义” 《理性主义》。注重社会批评,发表过《读报有感》、《忠告丁文江》等被鲁迅赞扬为“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1932年4月,开始为林语堂创办的《论语》撰稿。同年12月1日,黎烈文主编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后,以该刊为发表杂文的主要阵地。1933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1934年4月,又开始为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撰稿。同年9月20日,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文艺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为该刊编委之一,提倡“大众语”。1935年3月5日,与徐懋庸创办并主编《芒种》半月刊。此外,还从1931年到1936年连续不断地为陈灵犀主编的上海《社会日报》“社论”和“星期评论”专栏撰写稿件;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创刊后,又成为谢六逸主编的该报副刊《言林》的基本撰稿人之一。1936年5月参加上海救国会活动,为该会11名委员之一。抗战爆发后,以上海《大晚报》、《申报》、《立报》记者身份深入前线采访报道过上海保卫战。1937年11月为迁到金华的《东南日报》撰写通讯。1938年夏,从南昌转往武汉,以“客卿”身份应聘为中央社战地特派记者,深入前线采访,并为香港《立报》、《星岛日报》等撰写战地通讯,所写有关台儿庄大捷和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报道,被传诵一时。曾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10月,应蒋经国邀请在江西赣州《正气日报》工作,1943年5月初离开赣南到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享有声誉的新闻记者。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接替宦乡任《前线日报》主笔,撰写了《上海三月记》、《战迹初旅》、《皇军的末日》、《鲁豫战局》、《九月战场》、《时局漫谈》等如实报道时弊和战局的通讯。同时,还曾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和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新闻系任教,讲授新闻采访学等专业课程。并在香港《星岛日报》开辟“京沪通讯”专栏,发表大量关于时局动态的通讯报道和分析预测文章。1950年8月,应林霭民社长之邀离开上海到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1956年7月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曾经6次回大陆采访,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所写《南来篇》、《隔帘花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之页》、《自我反省》等报道文章,广泛报道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抒发了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并表示“决意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听从先觉者的领导”。1959年起与林霭民合作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后合并为《正午报》,任主笔;并从事写作。支持祖国的统一。1972年7月23日因患癌症逝世于澳门镜湖医院。其骨灰从香港送回国内,安葬于南京雨花台。一生著作甚多,成集者计60余种,约4000万字。如《文史论集》、《国学概论》、《国故学大纲》、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报告文学《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万里行记》等,此外还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以及新文学运动回忆录《文坛五十年》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