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纯德

门纯德（1917--1984）字秉洁，河北尉县人．幼年时期，家境贫寒，17岁开始中医，1954年响应党的号召，先在山西广灵县医院工作，后调晋北卫校任教，1962年调山西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模范中共党员，并被选为山西省五届、六届人大代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西分会理事，山西雁北地区中医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青年时代，自学中医，勤奋攻读，孜孜探求，1937年正式行医于乡里，1954年被聘为山西省广灵县人民医院中医师，1957年调至晋北卫生学校任教员，1962年调至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先后任教师，讲师，副教授。并先后被选为山西省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中医学会理事。

门纯德学验俱丰，是山西省最早聘为副教授的中医，有山西中医临床“北门”之誉。曾撰写大量论文在国内医刊上发表，其中桂枝汤运用经验被收入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其治疗疑难杂证，尤其是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银屑病，肿瘤的经验和见解，受到了国内医学专科学术会议的关注，并先后编写了《中医学基础》、《中医治疗学》等教材。所著的《名方广用》部分被编入全国统编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门纯德中医临证要录(附：名方广用)》(近现代名中医未刊著作精品集) 一书。

1984年8月24日，门纯德先生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终年67岁。门纯德的逝去是中医事业的一大损失。大型传记丛书《中华中医昆仑》精选了为中华现代百年贡献卓着、深受敬仰的150位中医药学家，门纯德先生赫然入列。

汪精卫

汪精卫（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父汪琡，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做过多年幕僚，其后即寄籍于番禺。

汪五岁进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游的诗词。其母亦督促他刻苦攻读。因此汪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他十五岁前双亲相继病故，随长兄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1902年应番禺县试，获第三名，接着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旋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凖之聘，任家庭教师。这时，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深重，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与古应芬、朱执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

1904年，汪精卫考取留日法政学校速成科官费生，由于“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一年半后，汪在速成科毕业，留在法政学校专科继续自费学习。

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同盟会，汪精卫加盟并参加起草会章。8月20日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汪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在《民报》上用“精卫”的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指出：“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这些文章笔锋犀利，爱憎分明，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

1906年，汪精卫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次年春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庇能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8月，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汪是该报的主笔之一。汪精卫有很好的口才，常在南洋召开讲演会，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演说“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深受当地华侨欢迎。他先后参与筹设河内、仰光同盟会分会和在新加坡设置同盟会南洋支部等活动，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工作卓著成效。

1907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同盟会内部又发生分裂，反清革命转入低潮，革命党内一些人中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汪精卫认为，此时只有“直接激烈之行为”，才有可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于是，他在1909年约集同志数人潜入北京，与虏酋拼命。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曾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与黄树中(即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

清政府为了粉饰立宪骗局，收买人心，仅将汪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捕之初，曾写过悲壮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肃亲王善耆对汪大施软化手腕，还多次赴监狱探视，对汪表示倾慕。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响应。清廷一面起用袁世凯，用武力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形势，收买人心。11月6日，汪精卫被释出狱。当时，袁世凯正想拉拢一些革命党人为自己所用，他看上了汪精卫并让其子袁克定与汪结为异姓兄弟，汪和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也把推翻清王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汪在袁的示意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便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1月15日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标榜调和南北，共济国事。11月下旬，清军攻下汉口，进攻汉阳。袁世凯一面再次对湖北军政府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向汪表示愿配合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一次起义，对清室进行军事恫吓。但革命党人起事后，袁却按兵不动，致使党人遭到无谓牺牲。因此，有些革命党人义愤填膺地说：“世凯、兆铭果相继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12月初，汪在天津组织同盟会京津保分会，有些革命团体因此不愿加入，另外成立革命同志协会。

12月27日，汪到达上海，被任命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参与议和，但他暗地里则和北方代表唐绍仪过从甚密。他赞同总统一席“非袁莫属”的主张，吹捧：“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年底，孙中山归国，旋即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对和议，汪就对孙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袁世凯掌控政权后，汪精卫自命清高，1912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到法国留学去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6月初，汪从法国匆忙赶回上海，同拥袁的张謇、赵凤昌等密商调停条件：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都督在袁任临时总统期间暂不撤换；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袁却不采纳汪的调停条件，悍然下令撤销国民党系南方三督，挥兵南下。7月中旬，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反袁，汪以懊丧的心情向张謇诉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而不可收。”

讨袁失败后，汪精卫又以超然于政坛之外的姿态，跑到法国去进行“考察”。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讨袁，汪曾一度返国。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纷乱，汪又跑到法国去“经营其‘小休’的生活”。

1917年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汪精卫在此之前也自法返国，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1919年，他参加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的工作。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汪任广东教育会会长。

1923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对此，汪精卫大致是赞成的，但对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表示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他转而拥护三大政策，他承认：“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他受孙中山指派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宣传部长。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汪是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中央核心领导。

同年11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被在京国民党人士推举草拟遗嘱，经孙中山同意并签字认可，这件事更增加了汪的政治资本。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12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对待这些事件，汪都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予以处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以反共、反汪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此大为不满，于是愤而辞职，出走法国。

汪精卫出走后不久，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在那里设立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为了抑制蒋介石的独裁，成立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发表宣言，“迎汪复职”；此时蒋介石等也觉得有利用汪的必要，迭电促驾。这就大大提高了汪的身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蒋介石正在上海密谋发动政变，随即拉汪合伙反共。但蒋主张立即分共，汪则希望暂能维持合作，主张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分共问题。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声明》，否认蒋介石在策划反革命阴谋，要求国共两党“拋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亲密”。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左派身份发表激昂的演说，表现出进步姿态。就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他在一段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政府，汪斥责蒋破坏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他表示：“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

但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工商业主闭厂怠工，流亡分子的造谣煽惑，国民党将领相继发动叛乱。汪精卫感到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很难攫取政治权力了，于是撸下左派桂冠，决心反共。以汪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强迫总工会制裁工人，下令解散农民协会，收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6月1日，汪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他透露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为借口，说共产党要颠覆国民党，作为公开反共的“理由”。7月15日，汪精卫亲自主持清党分共会议，正式宣布跟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

“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宁、汉在反共的基础上合流了，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能消除，加上国民党内还有西山会议派、桂系、粤系等派别，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激烈的角逐中，蒋介石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南京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主张迎汪赴宁主持政局。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达成妥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党政机构，推汪为特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由于特委会被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控制，汪精卫十分不满，重返武汉另组政治分会，宁、汉再度分裂。随后汪又南下广东，在粤系张发奎、黄琪翔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统问题。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趁粤桂战争之机，发动广州起义。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此对汪精卫进行猛烈攻击，汪不得不于12月再度出走法国。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利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排挤了汪精卫集团。汪系重要成员陈公博、顾孟馀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不甘失败，聚集上海进行反蒋活动。同年冬，他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打着恢复民国十三年(1924)国民党改组精神的旗号，遥戴汪精卫为领袖。1929年3月，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和永远开除陈公博等人党籍的决议。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异己政策，也引起各地方军阀的不满。1929年，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蒋唐、蒋张桂等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指使陈公博等在反蒋军阀中推波助澜，一方面从国外返抵香港，准备亲自出马。但上述反蒋战争相继失败，汪只能驻港待变。

1930年春，改组派又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对蒋的不满，策动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反蒋战争。阎、冯、李鉴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于是决定联汪反蒋。他们议定：汪主持党务、阎主持政务、冯主持军务。为了反蒋，汪精卫不惜跟过去被他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人联合，酝酿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反蒋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5月，蒋、阎、冯、桂军阀大混战揭幕。8月，汪抵北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被推举为七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这时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对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9月，张学良决定派兵入关助蒋，阎、冯联军迅速溃败，汪精卫由北平逃往太原，随后潜赴香港。11月，在蒋派控制下，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次年1月，汪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约法问题爆发了蒋介石与胡汉民两派的激烈斗争。2月，胡被软禁。胡派的重要成员古应芬等人联合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反蒋。汪精卫于5月下旬由港返穗，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汪与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等当选为常委。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谴责军阀混战，要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在蒋介石再次下野并释放胡汉民的条件下，宁粤对抗转化为权力分配的谈判。10月，粤方汪精卫、孙科等赴上海参加“和平统一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同时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再合起来开一中全会，产生政府。这时粤方又分裂为广州、上海两派。汪精卫一派在上海单独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央委员。12月，宁、沪、穗三方面的中央委员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辞职离京赴奉化；胡汉民滞留香港，拒绝进京；汪精卫则突然称病住院，等待与蒋联合上台时机的来临。1932年1月，蒋、汪经过谈判，组成了汪、蒋合作的政府，汪出任行政院长。不久，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

是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汪精卫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进逼下，一再屈辱求和。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举行，汪虽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行政院长职务则由蒋介石所取代。次年2月，汪去德国就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兼程返国，但当他于1937年1月抵沪时，蒋已被释放回南京。汪想取代蒋的打算落空。

汪精卫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内和平新形势阴存反感，继续坚持其媚日、反共立场。同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继续叫嚷：“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汪精卫不得不装出支持抗战的姿态，但又散布失败主义，说什么“一个弱国对于一个强国，不得已而战，极度的牺牲是万万不能免的”。后来他自己承认：“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所谓“转圜”，即是求和的同义语。

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国防最高会议，推汪为副主席。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汪任副总裁，汪对屈居蒋下，深感压抑。

抗战开始不久，汪精卫周围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中心，在南京组成“低调俱乐部”。后来又网罗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无知青年，在汉口成立了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的公开团体——“艺文研究会”，宣扬战必败和投降卖国主张。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汪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据汪自称：“我对于觅得和平(即降日)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继1937年对国民政府诱降活动失败之后，1938年1月16日由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扬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讨论和平，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施展分化的策略，促使汪精卫一伙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企图付诸行动。

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声称国民政府……更换其人事之构成而举更生之实，来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则并不加以拒绝。汪立即通过周佛海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于该月中旬与日本侵略分子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议。20日，双方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明确规定日本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其中重要条款还有：缔结防共协定，日军驻扎内蒙地区，承认伪满洲国等。他们并商定了汪精卫等降日的“行动计划”。

12月18日，汪率领其党羽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等从重庆飞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按预定步骤，日本近卫内阁于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汪公开招降。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并说：“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公开叛国后，全国群情激愤，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2月中旬，蒋介石派谷正鼎赴河内，劝汪去欧洲游历，汪不理会。蒋转而采取硬的一手，派特务赴河内刺汪，误中曾仲鸣。4月25日，汪精卫等在日本特务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28日再换乘日轮北光丸号，于5月上旬秘密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住进江湾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公馆。

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影佐祯昭等陪同下，乘日本军用飞机抵东京，和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汪乞求以“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汪还和日本陆军、海军、财政、外务大臣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进行会谈，要求这些侵略头目支持他建立伪中央政权。6月18日汪精卫回国。7月，他在上海、南京与早已投敌并建立地区性伪政权的其他汉奸头目梁鸿志、陈群等会谈，筹组伪中央政府。同月9日，汪还在上海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声称：他一贯的观念是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并将本此观念，对于日本努力于转敌为友。同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干部会议，组成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叶蓬、李士群、丁默邨等近二十人的汪伪政权的基本班底。

1939年8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纠集投敌的国民党员秘密召开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授权他组织伪中央政权。在这次群魔乱舞的会上，汪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黑旗。9月，汪赴南京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汉奸头目王克敏、梁鸿志等磋商，商议成立伪中央政府及伪中央政治会议事务。

这时，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梅机关”继续与汪精卫等人磋商成立伪中央政权的细则；另一方面用“桐工作”为代号派人与重庆政府代表谈判。12月，汪与“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承认“满洲国”；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作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府成立后日本设顾问监督；伪军警由日军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经济大权由日本掌握；资源任日本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1940年1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第二次会谈。汪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部分内容作了说明。会谈正式决定组建伪中央政府。

由于对重庆诱降的“桐工作”受阻，日本只得加速建立汪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登场，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同年11月29日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同时解散。在日寇刺刀保护下的汪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其实际辖区仍只有苏、浙、皖的一部分，宁、沪两市，以及鄂、赣、湘等省的少数地区。

从7月5日至8月底，汪、日进行“调整国交”的谈判。11月30日签订了《中日国交调整条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这项条约包括《日本国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关于附属议定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等，进一步确定了汪伪政权的附庸地位。接着，汪又在《中日满共同宣言》上签字，承认伪满洲国。

1941年6月，汪精卫率领党羽再次访日，向近卫乞求援助，获得贷款三亿日元。汪在日本陆相东条的招待会上表示，“不管国际情势如何变化”，他都要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基本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之精神，与日本一道，“从速建设新秩序，以图共存共荣”。7月，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府承认汪伪政权。11月25日，德、意、日、西班牙等国签订延长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并邀汪伪参加此项协定。次日汪发表谈话说，他愿意和德、日、意等国一起，“坚守东亚轴心”和“世界反共轴心”。

同年12月8日，日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汪发表声明，决心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难局”，表示参战的希望。但是日本侵略者反应冷淡，“中国(指汪伪)参战是否必要?是否得策?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及如何与帝国(日本)战争配合”，拒绝了汪的要求。直到1942年2月，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日本认为有强化汪伪国民政府的必要，于是将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行政权移交汪伪国民政府管理。汪精卫“深表感谢之忱”，并说：“今后与日本益当密切提携，以期实现东亚永久之和平，并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设。”5月，汪精卫偕林柏生、褚民谊等访问“伪满”，声称他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同年12月20日，汪精卫应召第三次赴日，他向日本侵略者保证，“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

1943年1月7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决定让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9日，汪伪政府声称：“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同日，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强调：“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移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协力。”9月20日，汪精卫、陈公博第四次秘密去日本，双方讨论改订日汪同盟条约问题。

同年10月30日，汪伪与日寇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以取代《关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和有关附约。条约标榜“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11月，日本首相东条纠集汪伪、“伪满”、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傀儡，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叫嚣：“大东亚会议得到泰、缅、菲三国参加及印度临时主席列席，共荣圈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汪精卫一贯以反共自诩，投降日寇后更以反共邀宠于主子。1941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兼该会委员长，5月开始“反共清乡”。汪叫嚣，清乡地区是“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1943年汪又强调，“清乡就是建国，就是参加大东亚战争”。第一年以苏州为中心，划江苏省内十个县为实验区，集结伪军一万五千人，配合日寇，挨村挨户搜索盘查，编定保甲，联保连坐。设置封锁圈，限制人员与物资的流通。强调“保障治安”，扬言要“在和平区域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阵线”，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清乡范围逐渐扩大到太湖东南以及浙、赣、粤等省。敌伪铁蹄所至，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抓丁抢粮、抢劫财物，对沦陷区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为了配合日寇侵略战争的需要，汪伪政权在经济上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1941年，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日寇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流通。不仅滥发纸币，而且为日本强征物资。连日本战犯重光葵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完全是单方面的榨取。日本榨取的大多是军用物资，只供消耗，并没有再生产可能。战区愈广，需要这一类的物资更多，除了用占领区的军票支付，更无其他经济手段。因此通货膨胀，民怨沸腾”。

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以苏北地区为例，除了六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特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汪精卫卖国集团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强调所谓发扬固有道德，开展“新国民运动”，灌输反共思想，宣扬“中日亲善”、“和平反共建国”、“完成大东亚圣战”、“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等等。汪伪还利用暑假举办学生训练班，提出“打倒共产主义”。汪精卫特别指出，上海是“二十余年来共产思想之策源地”、“须从思想清乡着手”、“不仅剿已有之匪，尤在防未然之匪”。

1943年8月，汪精卫因当年被刺未取出的子弹引起疼痛，同年12月经手术后，又患感冒并发脊髓炎症。1944年3月3日，偕陈璧君、周隆庠及其子女赴日治病，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英国工场手工业高度发展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和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1723年6月5日，斯密出生在英国苏格兰地区克科第城。他的父亲是个海关职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斯密是独生子，终身未曾婚娶，母亲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亲人。

1737年，斯密在家乡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考进了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数学和自然哲学。他学习成绩优良，受到学校的奖励，在1740年他17岁时，被免费送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斯密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一方面埋头读书，钻研各种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又开始同社会的名流学者交往，结识了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746年8月，斯密在牛津大学毕业，未找到工作，回到家乡克科第。

1748年，斯密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到该校任修辞学和文学史讲师。他工作努力，教学效果显著，开始受到重视。

1751年，斯密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他主讲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个部分，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一切方面，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神学部分主要讲述神的存在、神的各种属性以及宗教方面的问题。

斯密把自己讲义的第二部分，作了精心修改，于1759年以《道德情操论》出版，颇受欢迎和重视。斯密因此而名声大著，被列入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部著作中，斯密从人类本性中引出同情心作为出发点，进而研究伦理的内在规律性，以便建立他的伦理学原理。但是，斯密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不懂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作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同情心)，和他后来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作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是矛盾的。他所建立的伦理学原理，实质上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一块体面的遮羞布。

斯密讲义的第三、四部分(即法学和政治学部分)，后来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根据斯密的一个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于1896年出版，书名是《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本书除了用很大的篇幅来专论法律问题外，其余部分主要是论述政治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从内容和范围来看，经济部分可以说是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骨架”。它反映了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是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

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长达14年。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除了在教学中扩大和发挥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和才能之外，还获得了实地考察格拉斯哥工业区的经济生活的机会。斯密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他关心技术的进步，结识了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并为瓦特的科学实验摇旗呐喊。他参加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在格拉斯哥地区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活动，并在一次讲演中阐发了他关于经济自由的思想。

1764年，斯密主动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务，改任一位青年贵族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当年陪同贝克莱公爵一道去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旅行，先后两次到巴黎，结识了法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启蒙学派的著名代表伏尔泰，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和杜尔哥等。欧洲大陆之行，不仅给斯密以考察欧洲，特别是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良好机会，而且还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同 欧洲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魁奈和杜尔哥等交流思想。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料，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斯密很早就决定要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在《道德情操论》的末尾作了预告。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写作。为了集中精力尽快把书写出来，他回国以后辞去了私人教师的职务，于1767年返回故乡，闭门钻研，过着隐居似的著述生活。他经过6年辛勤工作，到1773年将书写好，并亲自带到伦敦去出版。到伦敦后，他发现许多新的资料，就在伦敦住了下来，又用了整整3年时间，对已写好的著作进行修订和增补。1776年3月，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译《国富论》)终于问世了。

《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经济自由则是它的中心思想。《国富论》的任务在于分析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和条件，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提供理论武器。《国富论》共分五篇。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在这一篇中，斯密研究了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第一个直接途径的分工，以及分工发展的条件和后果，即交换、货币、价值和产品分配的主要形式(工资、利润、地租)。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他在这一篇里研究了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二个直接途径的资本问题。他首先分析了什么是资本，资本的构成、用途和积累的条件。接着又论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以及资本的各种形态等问题。可见，《国富论》的头两篇几乎包括了斯密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是《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第四篇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三篇中，他考察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间接途径。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不同的经济政策、经济学说和财政制度对增进国民财富的关系。这样，斯密就用他新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以往的全部经济理论，并把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安放在《国富论》中。

《国富论》是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它所阐明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完全是针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富论》是年青的资产阶级用以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思想武器。斯密在世时，它先后出版过五次，并传播到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对英国还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说：“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国富论》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部逻辑较为严密、体系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斯密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任务是二重的。也就是说，他既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又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描写这个社会的外部表现形式。与这两重任务 相适应，他在研究中也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即揭示内部联系的内在方法和描绘外表现象的外在方法。这种二重的研究方法，又决定了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必然表现为一个二重的矛盾体系。一方面，它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具有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资本主义外部现象及其表面形式的简单复写，具有庸俗的因素。马克思说：“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①科学成份和庸俗因素的相互并存，是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突出特征。 斯密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最先确认了一般社会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尽管在他以前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但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却始终没有摆脱它的具体形式。如配第就认为只有生产金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斯密突破了他的前辈所设置的框框，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把价值直接同劳动联系起来，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从而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无差别的一般社会劳动，为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并不认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因此，他在正确地提出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原理时，又提出了用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价值的错误理论，并进而发展为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庸俗观点，为后来庸俗的生产费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密的另一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首次正确地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三种收入时，研究了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在他以前的一些经济学家，虽然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部门之内。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 斯密突破了以往的一切限制，把对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扩大到了一般社会生产的范围之中。他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利润(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超出补偿自己工资以上的那部分价值。这实际上是把剩余价值归结为一般剩余劳动。因此马克思说，“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但是，由于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同它的转化形态区分开，没有用一个不同于利润(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的特定范畴来考察剩余价值本身，因此他随后又把工人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外的那个“余额”，同资本家预付的资本总额联系起来，认为它是资本自身带来的收入。这就掩盖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推翻了刚由他提出的剩余价值起源的规律。

斯密的其他经济理论也是二重的、矛盾的。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他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是直接同资本交换并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劳动，从而把握了问题的本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就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于资本的定义，他一方面正确地认为，资本是资本家得以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认为，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起来的资财，把资本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上，他错误地从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商品价值的庸俗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三种收入，遗忘和忽视了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斯密信条”使他不但不能在分析再生产的问题上有所前进，而且还比重农学派退了一步。

斯密在经济理论上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的学说的矛盾，将其科学成份发展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峰。而斯密学说中的庸俗因素，则成了后来庸俗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根源。马克思全面地分析和批判了斯密的经济学说，既吸收了其中的科学成果，又彻底解决了斯密通过自相矛盾的研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矛盾的，但他的经济政策观点却是始终如一的。他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在社会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他反对对工资和利润征收赋税，主张缩减政府开支和对地租实行征税等。这些观点都是鲜明的、一贯的。

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

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①斯密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政治上接近于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完全表达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求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迫切愿望。他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嘉奖，被称为“苏格兰的贤人”。《国富论》发表后，他迁居到伦敦，在那里受到了特殊的尊敬。就连当时英国的首相皮特，也自称是他的学生。议会在讨论法案时，常常引证他的著作，以便解决与会者之间的争论。

1778年，斯密由他的学生贝克莱公爵推荐，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从伦敦迁居到爱丁堡。在任职期间，他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继续废寝忘食从事科学研究。斯密是一个在科学研究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巨匠，他力图为人类提供一个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学说体系，而已经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只是这个体系的两个部分。尽管他的身体不佳，他却丝毫没有放松自己的计划。1785年11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还在准备撰写两部规模较大的著作，一部是关于文学、哲学和修 辞学等方面的问题，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及其发展的历史，并说他已经搜集了这两部著作的许多资料，而且整理了一部分。1787年，斯密被推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这时他的健康更趋恶化，但仍然毫不松懈地进行他的科研事业。1789年，在他校完《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之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很不济事了，但他坚持说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计划，希望竭尽所能，履行义务。然而，斯密毕竟是一个伟大而又谨慎的学者，他不愿意草率地发表自己认为不成熟的作品。当他感到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把未完成的全部稿件一炬毁之。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去世，终年67岁。

涤华

涤华禅师（1910年1月-1996年4月28日），自号无名僧，江苏淮安人，生于清宣统己酉年腊月（公元1910年1月），寂于1996年农历四月，寿腊八十八。

1996年4月28日，镇江金山寺一位自号“无名道人”的禅师圆寂了，一个多月后遗体火化，瑞相迭现，不仅烧出许多舍利子，在一片头骨上还凸显出一个“泰”字，令在场僧众无不叹为千古稀有！

无名道人法名涤华，光绪三十六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一富裕人家，十岁患奇疾，精神失常，医药无用。十三岁，执意出家，父母阻止不住，只好将他送寺院剃度，当了个小沙弥，结果他的病马上好转。十五岁，谎称弱冠，到宝华山慧居寺受了具足戒，疾患由此痊愈。

这一年，祖父七十岁寿辰，师父带他前往贺寿。家中上搭彩棚，下铺地毯，酒席丰盛，宾客如云，还请了戏班子来唱戏，热闹非凡，世俗的荣华富贵令他凡心怦动而还俗。一二年后，十七岁，在父母操办下完了婚。日军侵华“七•七事变”后，家道中落，他不得已先后靠作小商、箍桶为生。偶在旧书摊上买到许多佛学书籍，使他生起在家修行之念，遂日诵观音圣号，有时挑担与箍桶时也默念不辍。还抄写礼拜《妙法莲华经》，一字一拜，几年中无间断，并渐悟经中玄义。

1956年春节闭关四周，最后一天圆满之日，失手打碎饭碗，遂复萌离俗之念。他给江西云居山虚云老和尚写信陈情，得允诺，于是先将妻子和次子送往上海女儿家中安顿，然后上了云居山，在虚云老和尚跟前再度出家，并依虚云指点，依旧以昔日满觉老和尚为皈依师。在虚云跟前一年，耳提面命，获益良多。

1957年，去福建鼓山涌泉寺补戒。到寺后，知客叫他吃晚饭，他答说过午不食。知客赞叹：“云居山来的人确实不一样。”他从此发心，每日只吃一餐。得戒后，他发愿止语三年，每日坐禅拜佛，不发一语。三年圆满，始开口说话。

“文化大革命”时，寺院被砸，僧人被逐，他被迫至长子（乡村小学教师）家住，封掉原来的房门，在自家宅院墙上另开一门，单独进出。上午，通常挎个竹篮走街穿巷叫卖草纸，以维持生计，下午及晚上，躲在屋里跏趺阅经、参禅参学。艰辛磨砺，安贫乐居，反而促进了悟性的开启。他曾数次于梦中得道，有一次梦中得释迦如来赐草一茎，醒后历历在目，即洞彻金刚之义，增上无上智能，虽然原先文化不高，此后却能无师自通而开笔着文。

文革结束后，寺院逐渐恢复，他跑了很多地方，受尽千辛万苦，却无一处容他栖身。最后复至福建鼓山涌泉寺，勉强允常住，当一扫地僧。因肺病复发已至晚期，且年近七旬，寺院让他住海会塔（安放亡僧骨灰之处），养病待死。病稍好，他发愿要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对佛法尤其是对金刚经的真切体悟和理解写出来，以度有缘众生。自1986年中在海会塔里开笔，耗时近三年，终于完成一部10多万字的《金刚经注解》。其书最后以一首《证悟铭》作结：

悟而不证如故纸，且悟且证世间希，

证如盘石道若天，无恶无善证菩提。

《金刚经注解》完成后，主要在众俗家弟子帮助下，先后以油印、铅印、影印等方式印制数版若干册，免费赠送，普结善缘。

1992年，得镇江金山寺首座养廉之邀，并经方丈慈舟同意，赴金山寺闭关一年。闭关中完成《关房心经感》和《关房般若觉》2部著作。出关不久，抄写《金刚经》与《心经》各一部。

九六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一）圆寂，终年八十八岁。5月1日装入灵龛，次日送往丹徒县境内的绍隆寺，于山上窑洞中暂置。绍隆寺四面为五峰山环抱，始建于唐宝历年间（公元825-826年），清康熙皇帝曾巡拜此寺，留下了“上有奇突山峰，下显真像龙脉”的亲笔对联。有淮安、大连的四位弟子主动留下守灵，每日叩拜师父两三次，每次都有许多小鸟飞来，鸣叫不休，等叩拜完毕，小鸟一齐飞走，日复如是。5月30日（四月十四日）上午，举行荼毗。遗体虽已置放一个多月，依然柔软如生，毫无变坏。

早上七点多，有淮安、大连、苏州的九位弟子，齐诵一遍《金刚经》向师父遗体告别。点火后，金黄色的火柱从烟筒中冒出三尺多高。两小时后，火光中现出许多奇异景象，大家看到火光中依次显现出涤华师父及释迦佛、弥勒佛、达摩祖师、六祖大师、观世音菩萨的像。下午，有三位上海弟子赶到火化现场，火苗已很小了，但还看到师父显现的身影。

第二天，十多个弟子将师父骨烬集中起来，用筛子仔细地筛，找到了几百粒大大小小的舍利子和许多舍利花，还发现在好几块骨片上有一行行弯弯曲曲的字母，象是藏文字样，都看不懂，拿着去问寺院里的出家师父，有个僧人说：“这不是梵文也不是藏文，是骨头的裂纹，，你们师父如果道行真那么高，为什么不显个汉字呢？”

到第三天上午，大家把炉膛里剩下的骨灰及碎片全部扫出来，连同昨日已拣过的，再筛捡一遍，又找到许多小舍利子。二十多分钟后，弟子真照忽然发现有块骨片上有个汉字，她激动得大叫起来：“一个字！一个字！你们快来看呀，一个字！”大家围上去，捧在手里轮流观看，那骨片上面是个“泰”字，字是凸出来的，有指甲盖那么大，如同刀刻一般，非常清晰！消息很快传开了，绍隆寺内外的僧人、居士、香客及施工人员竞相赶来观看，人人赞叹不已，有的僧人说：“有舍利子、舍利花还不算稀奇，这是真修行人的必然产物，但头骨上有如此清晰的‘泰’字，那真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堪称是千古第一人啊！”

日前，经上海友人徐荣良居士提供线索，我找到了涤华师在上海的一位女弟子真如。在她家里，我看到了她们为“泰”字拍下的照片，以及她供奉着的涤华师的舍利子、舍利牙和几块舍利骨。舍利子多是黑色的，大的如绿豆，小的似粟米。三颗舍利牙雪白雪白，看上去十分精致。舍利骨也雪白雪白，有根舍利骨上缀着三十多粒棕色或灰色的舍利子。她说，前些日子，这根舍利骨上长出一粒鲜红的舍利子，被一个师兄弟看见要去了。

她又说，师父圆寂前，应众弟子的请求，曾说过：“等我死了以后，会留个小玩艺给你们。到时候，缘来了，推都推不掉的……”我们想，师父说的小玩艺，大概就是这个头骨上的“泰”字吧！

“泰”的字义，历来有多种解释：①卦名，六十四卦之一，干下坤上。干，干下干上，象征阳性或刚健，又象征为天。坤，坤下坤上，象征阴性，又象征为地。《易•泰》：“象曰：天地交，泰。”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时也。”②大之极也。见《书•泰誓》疏引顾氏说。③过甚。《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④奢侈。《国语•晋语》：“恃于其富宠，以泰于国。”⑤纵，宽。《论语•子路》：“君子泰而不骄。”⑥通。⑦平安。⑧古酒樽名。《礼记•明堂位》：“泰，有虞矢之尊也。”郑玄注：“泰用瓦。”⑨国名。暹罗人自称其民族为泰族，今暹罗已称泰国。

至于可与“泰”字组合而成的词汇，那就更多了：泰山、泰元、泰日、泰风、泰斗、泰水、泰古、泰半、泰西、泰阶、泰坦、泰辰、泰初、泰侈、泰清、泰壹、泰然、安泰、康泰、持盈保泰、否极泰来、国泰民安……等等。

头骨上的这个“泰”字象征何义？也许，无名道人的弟子们，以及本书的读者，若有兴趣，还真可细细地参一参呢。

赵熙

赵熙（1867—1948），原名熹,字尧阶;改名熙,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出身于耕读之家。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次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主持重庆府府考。次年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二十一年,再次主持重庆府考后,主讲于荣县凤鸣书院。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主讲于东川书院,曾请其门生日本人成田安辉讲授日语,开书院之新风。二十五年,朝考得记名御史,仍供职于国史馆。二十七年,主讲于川南经纬学堂,除设经史课目外,尚设有日语、地理、算学,并聘日籍教师授课。二十九年返京,任国史馆协修、纂修。三十二年丁父丧回籍。宣统元年(1909),实授御史。次年,转江西道监察御史。以敢于弹劾庆亲王奕劻,四川总督赵尔巽,为“戊戌六君子”昭雪,称名朝野。宣统三年,四川掀起保路风潮,任京官川南保路代表。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民自居,以卖文讲学为生。北洋政府及各路军阀屡聘出仕,均辞不就。1948年病逝。赵熙多才多艺,在文、史、艺术诸领域皆有所成就,诗、词、书、画皆名于时,亦为近代川剧重要剧作家之一。其学诗主张由近体而古体。才思敏捷,与陈三立、易顺鼎齐名。诗作较多,惜随手抛弃,多不存稿。陈衍曰:“尧生诗才敏捷,下笔百十韵或数十首立就,造诣在唐宋之间,所作不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犹人语,余尝以为能兼其乡人文与可、唐子西、韩子苍所长。”(《近代诗抄》)“观其诗疑若锤凿甚力,而为之则乐而易。”(《赵尧生诗稿·序》)诗作生前不曾成集。1954年出版过《香宋诗前集》(周孝怀、江翊云等编印),1986年出版了《香宋诗抄》(赵元凯、赵念君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晚年闲居成都,与近代川剧改良团体三庆会会长、有川剧“戏圣”之称的康芷林过往甚密,并为三庆会编写“改良川剧”剧本,以《焚香记》(又名《活捉王魁》)最为著名。其中《情探》一折,常做为折子戏演出,尤享盛誉,有川剧“绝剧”之誉,至今上演不衰。生平事迹散见于《香宋诗抄》。

易翰鼎

易翰鼎（1850年9月12日—1929年11月01日），字伯肫，一字寿梓，湖南湘阴县营田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八十。易翰鼎所在的营田易氏家族是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元末易景旻（1321—1388）从江西吉水避战乱迁居湖南湘阴，是为易氏迁湘始祖。二世祖易斗北（1342—1405），好读书，于经史子集无不淹贯。三世祖易先（1369—1427），曾任交阯谅山府知府，事迹载入《明史》。清代曾国荃所修《光绪湖南通志》对其记载甚详：“易先，字太初，湘阴人。永乐中，由国子生授交阯谅山知府，有善政，岁满当迁，士民相率乞留，诏晋三秩遗任。黎利叛，陷谅山，先婴城固守，粮尽力竭，阖家十八口同日死。事闻，赠广西右参政，谥忠节，复其家。”易翰鼎父亲易冕章（1823—1858），能文工诗，著有《今悟楼遗诗》《杂文》《志异》。 易翰鼎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十二日，是家中长子，胞弟易晶鼎。他们幼年失怙，七岁生母周氏去世，九岁父亲易冕章去世，兄弟二人由祖母郑氏抚养。易翰鼎少年时先后受业于胡绥堂、李心皆、杨笠青等先生，熟读传统经籍，学识大进，同时对诗学产生浓厚兴趣，“始悟诗学之本源”（《太平草木萌芽录·乙卷》）。营田易氏派世为“乾元焕文章，鼎甲有辉光。忠孝治谋远，诗书世泽长”，寄予了先祖对子孙诗书传家，获取功名的期望。易翰鼎自十八岁开始参加科考，但是屡试不中，心灰意冷，曾自记“一夜梦中，独坐一室，悲歌感慨，涕泗纵横。既而拍案大呼曰：湘阴易翰鼎，有古侠士风，久欲为当世效驰驱之力，乃至今沈埋草野，岂不悲哉？”（甲卷）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仕途不畅的易翰鼎仍然葆有对事功的人生追求，即便“三次大病之后，精神渐减于壮年，然犹壮心未已”（丑卷）。当他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亦曾自嘲只做过充衢塞巷、不能见用的“佐杂小吏”（丑卷）。根据《太平草木萌芽录》，我们可以梳理出易翰鼎三段短暂的“佐杂小吏”职业生涯：1882—1888年任职厘金局；1895—1896年任职湖北官场；1915—1917年任职临湘盐务局。但即便只是做小吏，易翰鼎也有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例如，光绪八年（1882）正月，易翰鼎初至湘阴厘金分局任收支，前任收支杨某亏空甚多，与他密谈，欲将新征得的厘金填补亏空，遭到易翰鼎严词拒绝，之后又查到杨某中饱私囊的分账记录，杨某派人意图收买易翰鼎，再次遭拒。郭嵩焘听闻此事，大为赞扬：“寿梓坚持定力，不可撼摇！”（子卷）易翰鼎坚持“非义之财，君子勿取”的信条，认为“同寅所营求，不过一时之薪金差缺。吾心所羡慕，颇在百年之俎豆馨香”（丙卷），“每年所得馆金，但求可供全家终岁之要需，则可安分而止矣，不必营营求多”（己卷），展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坚守和气节。

易翰鼎久居湖南乡下，曾自述三十七岁以前“足迹未尝一至邻省”。直到晚年，还时常自我提醒要开阔见闻：“山居僻左，孤陋寡闻，不堪度日。然暮年每思日与谈友接见，亦非必讲道论德以求自廓见闻。”（乙卷）易翰鼎在乡里颇具民望，乡人对其兄弟有“寿梓重梓一对孝子”的美称。他一生亦重视朋友，交友甚多，尝自谓“朋友一途为最宽”（庚卷）。易翰鼎与晚清名臣郭嵩焘的君子之交就是其中一段佳话。同治七年（1868）十月，易翰鼎与郭嵩焘初识于湘阴。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临行前嘱咐家人访聘“仁慈忠信之儒生”，来家坐馆，训课儿孙。其弟郭崑焘、郭仑焘极力举荐易翰鼎，认为其品行端正、循循善诱，若能获聘而来，定会“无异家人之体贴周至”（乙卷）。郭嵩焘大悦，立即礼聘易翰鼎至其家坐馆教书，时间长达四年，也由此奠定了易翰鼎与郭嵩焘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郭嵩焘常将出使日记抄稿从伦敦寄给易翰鼎先睹为快，易翰鼎亦自记“计自丁丑以迄辛卯，翰鼎寄养知书函不下百十”（庚卷），彼此书信往来频繁。《郭嵩焘日记》中提及经常邀请来家小酌的“易寿梓”“易伯肫”即易翰鼎。郭嵩焘去世后，易翰鼎挽词有“十二年亲炙龙门”（午卷）之句，可见二人相知相交甚深。这段与“湘中近今豪杰”郭嵩焘的交往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易翰鼎的眼界，也正是由于郭嵩焘的推荐，已经四十二岁的易翰鼎和女婿刘善涵得以于光绪十七年（1891）一起入学两湖书院，成为两湖书院的第一批学员。两湖书院是由张之洞创办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新式学堂，专取两湖士子入学肄业。它是湖南近代人才的摇篮，培养造就了黄兴、章士钊等大批人才。易翰鼎次子易甲鹇后来也到两湖书院读书，从书院被选派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成为营田易氏家族走向鼎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易翰鼎在营田易氏家族中的地位颇为重要，正是由他创立了言馨堂，深刻影响了家族后辈，培养的四子一女均各有建树（如次子易甲鹇为陆军少将、四子易甲猊任代理道县县长等）。易翰鼎晚年曾寄语儿孙：“自叙平生至愿：荣华富贵，皆在所后，惟望子孙留心正学，他年得蔚为名儒，则真使吾九原含笑矣。群孙勉乎哉！”（乙卷）表达了对子孙治学成才的殷切期待。

易翰鼎留存于世的著作不多，主要为《太平草木萌芽录》十六卷（1920年铅印本）、《言馨草堂萌芽集》六卷（1928年长沙湘益公司铅印本）、《言馨草堂诗选》三卷（1928年协成印刷局铅印本）。这些著作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史料价值的当推《太平草木萌芽录》。

贾谊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时称贾生。十八岁时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后为河南守吴公召置门下，文帝即位之初，闻吴公治政为天下第一，又曾师事李斯，故征以为廷尉。经吴公推荐，贾谊得为博士。时年仅二十余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每次参议诏令，诸博士尚未能言，贾谊即尽为之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超迁为太中大夫。贾谊以为汉王朝建立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故应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并提出更定律令及诸侯悉就国等建议，得到文帝的赏识，欲以为公卿，但遭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重臣的反对，他们指摘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本传》)。文帝只好疏远贾谊，让他去做长沙王太傅。贾谊在赴长沙途中过湘水作《吊屈原赋》，借凭吊先贤哀悼自己的不幸。在长沙时又作《服鸟赋》，表露自己内心的怨愤与悲伤。后来文帝思念贾谊，又特地召见他，问鬼神之事于宣室，君臣谈至夜半。贾谊随即被拜为梁怀王太傅。他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他认为应该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这些主张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后世史家称这些奏疏为《治安策》。贾谊还著有《过秦论》，深刻地揭示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文帝前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岁余也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的著作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贾谊的思想博采异说，而折诸儒家。他的政论文章气势磅礴，感情深切，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鲁迅曾称《治安策》和《过秦论》“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李剑农

李剑农（1880年6月10日—1963年12月14日），历史学家、政论家。又名剑龙,号德生。湖南省邵阳西乡滩头(今属隆回县)人。解放后曾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并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先读村塾,后进邵阳县设书院,攻读经史古籍,学习科举制艺。1898年前后,受维新派影响,同情变法维新。1904年春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专攻史学。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8年秋毕业,留中路师范任教,在学生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1910年春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其间,曾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有过接触,并参加同盟会的一些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停学回国参加革命,曾为上海《国民报》编写了《武汉革命始末记》等文,为推进革命制造舆论。1912年任汉口《民国日报》新闻编辑。由于该报反对袁世凯,抨击军阀专横跋扈,报馆被封闭,人员被通缉,遂于1913年离国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对欧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历史和宪法史等,进行了广泛研究。1916年袁世凯倒台,始由英返国。他认为欲求得中国的富强,必先谋求国家的统一;而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应仿效英国实行联邦制的方法,在中国采取联省自治的方式。在这种憧憬的鼓舞下,他积极地制造舆论。为此,他担任了上海《中华新报》编辑员,又与友人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并自任编纂主任。其间,他写了大量政论文,宣传联省自治,鼓吹政治改良。1917年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的一论再论《民国统一问题》,及《时局罪言》、《地方制之终极目的》等文,是他从各个角度阐述联省自治主张的代表作。1919年8月至1922年冬,在受聘任汉口明德大学教授期间,继续鼓吹联省自治,又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第三篇《民国统一问题》,以及其它政论文章。1920年前后,南北各派军阀混战,湖南军阀赵恒惕曾于1922年12月拉他担任湖南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后来他回顾这段往事,说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迩时设想殊属幼稚,想在军阀混战中联结邻省保持苟安局面,妄想以此挽救国家危亡,事实证明,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1924年11月,因政见分歧离职。此后,不再坚持联省自治这一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他逐渐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了解不深,认为有重新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必要,并企图作一名超政治的学者。1925年与友人在长沙创办晨光大学,力图把学校办成超政治、超党派的世外桃园,但不到两年就停办了。1927年初离湘赴沪,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并以主要精力研究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史。1930年秋受聘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不久又任该校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8年日军侵入湖北,他回到湖南老家。乡居期间,为了纪念蔡锷,曾参加创办松坡中学于隆回桃花坪(解放后改称隆回一中),又发起编印松坡遗集,以及募资创办湖南三大图书馆之一的松坡图书馆。1940年夏至1945年冬,执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后迁溆浦)。1946年曾借聘湖南大学。1947年以后,一直执教于武汉大学。1950年7月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63年病逝于武汉。

李剑农治学,能够提纲挈领,善于分析综合,重视自学,强调勤奋努力。他撰写的史书,既能博采各家之长,又有所创新,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条理清晰的精辟论述,深得国内外学者好评。主要著作有《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太平洋书店出版;作者删去《导言》和最后一章,并略加校改,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政治学概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2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出版;1946年蓝田启明书店改印成线装本四册;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本;1956年商务印书馆版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又发行了印度版本和胡佛研究所的英文本)、《中国经济史稿》(1947年至1948年,武汉大学出版部分上下两册出版)、《先秦两汉经济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第一版,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宋元明经济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959年,三联书店第一版,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明清史讲稿》(手稿,未刊行)。

刘崧

刘崧[sōng]（1321～1381）明初诗文作家。初名楚，字子高。泰和(今属江西)人。世业儒，七岁能诗。家甚贫，值世乱，奔波辗转，不挫其志，元末，举于乡。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经明行修授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副使，有异政，坐事谪输作京师，寻放归。洪武十三年，太祖手敕召为礼部侍郎、署吏部尚书，以老致仕归乡。洪武十四年，复召为国子司业。卒于官。崧为人清介，晚年贵显，淡泊如旧，为官不携家眷，惟携一僮往，至则遣还。公馀之暇，独处一室，据案吟咏，夜分不休。其年愈老，思愈壮，诗愈工。崧大半生生活于元末明初大动乱中，江西又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其诗大多反映了在战争与各种灾害中人民饱尝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品描写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民辗转于水火的苦况，也暴露了农民军的许多弱点。《壬辰感事》六首写江西战乱的由来与发展，可称史诗。《南乡怨歌》写兵匪相续、虎去狼来，“杀尽丁男掳奴女，手麾牛羊雨中去”。《养牛叹》、《采野菜》、《后掘冢歌》等揭露了地方军队(寨军)胡作非为。《布谷鸟》写由于“丁壮从军”、“中男筑城”，春来土地无人耕种。《虎逐狼》写各种军队如虎似狼，无不扰民害民，人民备受痛苦。《凶年有弃子于江渚者诗以寄哀》一诗更令人不可卒读：“骨肉岂不亲，无食难为恩。抱子弃水中，哭声吐复吞。母饥骨髓枯，儿饥眼眶出。终然两难存，何以共忧恤。岁月不相贷，恩爱从此分。我死尚可忍，儿啼那复闻。儿啼那复闻，江水流浩浩。不忍回视之，衔悲入秋草。”虽然汉末王粲就写过这个题材，但这样细腻的描写才更能展示这类事件的悲惨。其《石炭行》写挖煤工人之苦：“乡夫如鬼入地道，鞭血哭泪复滂沱。斸深掘远不知返，土囊砑空忽崩反。十人同入几人归，接便篝灯出牵挽。”此题材，其他诗人很少涉及。另一些诗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如《园居杂兴》等。崧擅长歌行，用此体写人叙事，平易畅达，很少用辞藻，但却富于感染力，其描写的世界中充满了悲哀与血泪。其近体及抒情作品因过于平易，诗味寡淡。崧为明初江西(或称江右)诗派创始人，其诗风影响家乡作者达数十年之久，永乐、宣德之间盛于朝堂的台阁诗风就是江西诗派的直接产物。崧所倡导的平易自然的诗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杨士奇)，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列朝诗集小传》)著有《北平八府志》、《槎翁诗文集》、《职方集》等。《明史列传》卷一三、《明史》卷一三七有传。

曹聚仁

曹聚仁（1900年7月7日-1972年7月23日），著名新闻记者。浙江浦江(今属兰溪)人。 字挺岫,号听涛,笔名陈思、韩泽、罗抚、旅隼、阿挺、丁秀、丁舟、天龙、尾生、沁园、姬旦、袁大郎、彭观清、赵天一、土老儿、云亭山人。1912年从育才小学毕业,考入金华七中。1916年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即为杭州《之江日报》和兰溪《兰江日报》撰写新闻稿。1920年1月主编一师校刊《钱江评论》周刊。1921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大学任教,并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为该报主撰之一,5年内共撰稿达一百数十万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自命为无党派自由王义者。1931年8月15日,与曹礼吾、陈子展、黄芝岗等在上海创办四开文艺周刊《涛声》,任主编并开辟《从何说起》专栏,以乌鸦商标作刊头,主张“乌鸦主义” 《理性主义》。注重社会批评,发表过《读报有感》、《忠告丁文江》等被鲁迅赞扬为“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1932年4月,开始为林语堂创办的《论语》撰稿。同年12月1日,黎烈文主编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后,以该刊为发表杂文的主要阵地。1933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1934年4月,又开始为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撰稿。同年9月20日,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文艺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为该刊编委之一,提倡“大众语”。1935年3月5日,与徐懋庸创办并主编《芒种》半月刊。此外,还从1931年到1936年连续不断地为陈灵犀主编的上海《社会日报》“社论”和“星期评论”专栏撰写稿件;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创刊后,又成为谢六逸主编的该报副刊《言林》的基本撰稿人之一。1936年5月参加上海救国会活动,为该会11名委员之一。抗战爆发后,以上海《大晚报》、《申报》、《立报》记者身份深入前线采访报道过上海保卫战。1937年11月为迁到金华的《东南日报》撰写通讯。1938年夏,从南昌转往武汉,以“客卿”身份应聘为中央社战地特派记者,深入前线采访,并为香港《立报》、《星岛日报》等撰写战地通讯,所写有关台儿庄大捷和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报道,被传诵一时。曾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10月,应蒋经国邀请在江西赣州《正气日报》工作,1943年5月初离开赣南到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享有声誉的新闻记者。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接替宦乡任《前线日报》主笔,撰写了《上海三月记》、《战迹初旅》、《皇军的末日》、《鲁豫战局》、《九月战场》、《时局漫谈》等如实报道时弊和战局的通讯。同时,还曾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和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新闻系任教,讲授新闻采访学等专业课程。并在香港《星岛日报》开辟“京沪通讯”专栏,发表大量关于时局动态的通讯报道和分析预测文章。1950年8月,应林霭民社长之邀离开上海到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1956年7月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曾经6次回大陆采访,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所写《南来篇》、《隔帘花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之页》、《自我反省》等报道文章,广泛报道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抒发了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并表示“决意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听从先觉者的领导”。1959年起与林霭民合作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后合并为《正午报》,任主笔;并从事写作。支持祖国的统一。1972年7月23日因患癌症逝世于澳门镜湖医院。其骨灰从香港送回国内,安葬于南京雨花台。一生著作甚多,成集者计60余种,约4000万字。如《文史论集》、《国学概论》、《国故学大纲》、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报告文学《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万里行记》等,此外还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以及新文学运动回忆录《文坛五十年》等多种。

伊迪丝·华顿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年1月24日—1937年8月11日），美国女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高尚的嗜好》《纯真年代》《四月里的阵雨》《马恩河》《战地英雄》等。

1862年，出生于纽约一名望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私人教育，童年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1885年，回到美国。1905年，出版长篇小说《欢乐之家》，获得广泛读者。1911年，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发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致力于人道主义活动，为难民分发物资，筹集捐款。1920年，出版长篇小说《纯真年代》，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37年，在法国巴黎逝世。

朱长文

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号乐圃、潜溪隐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时尝从孙复听讲《春秋》之学。嘉祐四年进士，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读书为学，自得其乐，与徐积、陈烈号称“三先生”。元祐中，除秘书省校书郎、许州司户参军，充苏州教授。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元符元年卒，年六十。长文博学强识，论文先经术后辞藻，于六经皆有辨说，《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在南北宋间，与徐积齐名，然积之学问主精研事理，长文之学问主博考古今;积之文章多怪伟骇俗，长文之文章多平易近人，其所造则各有不同。”(卷一五五)著有《乐圃文集》一百卷，建炎兵火后散失，其侄孙朱思于南宋绍熙间搜访遗佚，编为十卷，名曰《乐圃馀稿》(朱思《乐圃馀稿序》)。文集现存明抄本、清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寿刻本、《四库全书》本、卢文弨抄本等。除文集外，其著述还有《春秋通志》二十卷，今已佚;现存《易经解》一卷、《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墨池编》六卷、《琴史》六卷。《全宋诗》卷八四四至八四八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二○二四至二○二六收其文三卷。事迹见张景修《朱公墓志铭》(《乐圃馀稿》附)、《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海子

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中国当代诗人。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安人。1983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任教师。朦胧诗运动后期重要诗人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山脉》（1983）、《亚洲铜》（1984），出版有《土地》《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等。

海子在大学期间开始创作诗歌。1985年，发表在《草原》第4期上的成名作《亚洲铜》第一次以“海子”为笔名，这首诗发表后引起诗歌界的关注。海子在他短短的诗歌写作时间中，以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取得了天才般的辉煌成就，他有200余首优秀的抒情诗和7部长诗，以及近百余万字的小说和剧本，大都创作于1984～1989年。对于海子的成就，许多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骆一禾认为“海子是得永生的人”，陈东东认为他的诗“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海子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德国诗人F.荷尔德林和哲学家M.海德格尔的影响，对于不可言说的神秘之物怀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情感，因此他的诗歌往往追求一种神言与人言相融合的精神体验，注重诗歌修辞学，语言优美典雅，崇尚超脱世俗的意境。臧棣评价说：“海子最感人的地方，是他对诗歌语言的近乎残酷的雕琢，这种雕琢既谦逊又诚实，其结果又如此令人叹服。毋庸置疑，他在沉着地尝试着以一种崭新的语言来写诗，是‘亚洲铜，亚洲铜/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和‘黎明是一条亮丽之虻/吃下了无数灯/她变得更加明亮’这样优美、清新的诗句的主人。他悠然遁入一种明净而又单纯的童话和神话错落重叠的境界之中，以绮丽的感觉方式，展露着一个丰富的美妙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爱情是一颗不落的太阳。”

海子的精神世界中坚守诗歌理想，坚持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本质的探求与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海子所持守的诗歌创作方向不是历时性的进化论立场，而是在共时性的、生命存在的本源中寻找突入诗歌的本质，因而一切原初的历史经验在海子那里就不是作为历史持续的发展阶段，而是作为生命本体所获得的内在经验呈现在他面前，这样，海子的精神主体及其诗歌作品便超越了他的民族和时代。这种超越，使海子的诗歌呈现出清晰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他总是处于一种现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持着自己的诗歌精神和主体意识。在海子的短篇抒情诗《亚洲铜》《麦地》等诗歌中，他常常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凝结成麦地、村庄、月亮、天空等原型意象，表达出强烈的悲悯情怀和救赎意识。这种以原始生命对现代社会抗辩的悲剧性，凸显出海子独特的孤独意识和英雄气质。

1989年3月26日海子于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在他的短暂生命中，一直保持着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社会所理解，但他仍然是中国20世纪新文学历史中一位全力冲击诗歌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うちやま かんぞう、1885年1月11日 - 1959年9月20日）,日本冈山人。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11日生。其父贤太郎,曾任村会议员、村长等职。内山五岁入学,十二岁去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十六岁在京都赤野商店供职,其后曾自行经商,1911年至京都报社当送报员,此时他从信仰佛教改信基督教。

1912年,内山得牧师介绍,任大阪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推销员,被派至中国,在上海、武汉、沙市、常德等地推销眼药。1916年与井上美喜结婚,常居上海。

1917年,内山完造以妻子的名义在上海四川路住所楼下开设内山书店。他确定的经营方针是开架售书,听任顾客自由翻阅选购,对中国顾客不论购书多少都可赊售,有人说他这样做书会被偷,赊账会收不回来,书店就将亏本关门。但结果却相反,由于内山良好的服务态度,反使顾客日益增多,获利颇丰。开始时该店只经销基督教书籍,后来从日本购进大批医学书和日本进步文学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书籍销售。尤其后者在当时军阀统治下别处难以买到,因此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都是书店的顾客”[1]。进入20年代,内山扩大书店,迁入新址,店面扩大,内间设有桌椅,冬天生了火炉,顾客可围着火炉品茗座谈,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漫谈场所。内山名之为“漫谈会”,当时中方经常参加的有田汉、欧阳予倩、谢六逸、郁达夫、郭沫若等人。1926年内山书店销售《马恩全集》、《新经济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大众文学全集》等各书数百上千套。据统计,当时我国出版现代日本文学的中译本约八百三十种[2],内山回忆说:“这些书(所据以翻译的日本原著)大部分都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特别是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三十三种书,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原著)就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看一下这些译本与我的关系,我自豪地认为,日本文化通过我的书店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3]这些书的主要译者有鲁迅、郭沫若、田汉、夏丏尊、欧阳予倩、陈望道、丰子恺等,大多是内山书店的常客。1930年内山与参天堂断绝了关系,专心致志经营书店,并积极参加沟通中日民间交往的社会活动,如资助举办星期演讲会等。在此期间他还研究中国的上海,先后撰著了《活生生的中国》、《关于中国的民俗》、《上海漫话》、《上海夜语》、《上海霖话》、《上海汗话》等书,陆续在日本出版。

内山“以书会友”,先后结交了我国很多的著名文人。郭沫若192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与内山结识。次年他任大夏大学讲师期间,为了备课,每天在内山书店立读或借阅有关参考书。1927年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仓促之间跑到内山书店暂避,后由李一氓接他去见周恩来。次年郭沫若被通缉,举家亡命日本前夕,由内山安排住宿,次日护送上船东渡。此后郭沫若在日本侨居十年间,内山为之介绍出版商,帮助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顺利出版。1927年鲁迅辞去广州中山大学教职,来到上海后,常去内山书店购书,与内山相识,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常促膝谈心,内容涉及幽默的人间世态和严肃的中日两国国民性话题。内山陆续向鲁迅介绍了从日本来华的著名人士小路实笃、增田涉、鹿地亘、岩波茂雄、山本实彦等五十多人。他支持鲁迅提倡和推广现代版画艺术,于1930年至1933年在沪协同举办了三期木刻展览。他还经销已被反动当局查禁的鲁迅著作《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书。鲁迅也为内山的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作了序文[4]。1930年至1934年间,内山曾四次帮助鲁迅避过反动当局的迫害[5]。当时有人恶毒攻击鲁迅与内山的友谊,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予以严厉反击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捡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1936年10月18日鲁迅病危,内山请来了医生,并在他身旁照料,直至翌晨鲁迅逝世。当天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内山是九位成员之一[6]。1953年,内山作为民间人士战后首次访华,在与许广平、郭沫若畅谈后曾激动地记下当时的心情:“我心想,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由于我和鲁迅的关系,今天我无论走到中国的什么地方,都有知己。他们把我称作中国的朋友或中国人的老朋友。活着的知己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感到能作一个死去的鲁迅和健在的郭沫若的朋友是幸福的。”[7]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内山曾给去租界避难的中国邻居写了多张保证字样的名片,以防在通过日本军警戒线时发生麻烦。他还勇敢营救因“便衣队嫌疑”被日本自卫团拘禁的中国无辜者。他在路上遇到被带往日本陆战队的周建人一家,即出面保证,终于使周全家获释[8]。内山的这种立场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怀疑,被迫暂时回到日本避祸,直到5月间方始回上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内山夫妇和撤离上海的日侨一起回国。翌年5月返沪准备结束在华店务,后为友人劝阻,遂将书店改为合资公司继续经营[9]。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英、美宣战后接管上海租界。15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部拘留,内山尽力营救,直至次年2月始获释。此时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和章锡琛亦被捕,也经内山设法营救,半月后被保释。不久日本军方指定内山书店接管中美图书公司。1945年初,内山妻在沪病故,葬于沪地公墓。是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内山还去股东的股本后,将店内资产除留一百五十令白纸赠予鲁迅夫人外,其余全部分给店员,不久书店由国民党当局接管。此时上海日侨成立了自治会,内山当选为代表,协助办理日侨的遣返工作。1946年6月,内山申请永久在华居留。1947年2月,他从日本归侨中收购大量旧书,开设了“一间书屋”旧书铺。11月中旬郭沫若夫妇来告别,未遇。12月5日,接到郭从香港来电,告已平安到达。翌晨内山所住吴淞路义丰里一带即被国民党保安队包围,以组织颠覆国民政府“阴谋团”的嫌疑,强将内山等三十三名日侨押解上船遣返回国。

内山完造为了向日本人广泛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从1948年1月起一年半中,足迹遍及日本各地,作“中国漫谈全国巡回演讲”达八百多次,10月间出版了所著《同一条血流中的朋友啊》。1949年6月,日中贸易促进会成立,内山当选为常任理事,是月出版了所著《中国四十年》,9月又出版《上海话》。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山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创立准备工作。翌年10月协会成立,内山当选为理事长。1953年1月,作为民间人士访华。在此前后,他曾多次在日本热情地接待我国的访日代表团体。1956年内山应邀再度来华,在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是年12月18日,他又一次从日本来华,飞抵上海时深情地说:“我禁不住热泪纵横,这是因为鲁迅和我的亡妻的墓都在上海的缘故。而且,这里是我活动了半辈子的地方,它与其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倒不如说是我前半生的故乡。”[10]次日他参拜了移葬于虹口公园的鲁迅墓以及他前妻的墓。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组阁后,执行露骨的反华政策,次年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了以内山为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召开国民大会,开展了要求岸内阁总辞职的全国运动。为此内山不顾自己年高多病,再次作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题为“日中友好运动是直接拯救祖国的运动”。自1958年5月起至1959年4月,由于长途跋涉疲劳过度,突然高烧不退,被迫返回东京卧床休息,这时他被误诊为肺结核病。9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内山来华疗养,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此时他的自传体《花甲录》以及《两边倒》、《平均有钱》、《新中国读本》等著作,已先后在日本出版。9月19日,内山应邀到达北京,在当天的欢迎会上突因脑溢血昏倒,经抢救无效即于20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所遗骨灰根据他生前遗愿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前妻的墓旁。

嵇文甫

嵇文甫（1895年12月17日—1963年10月10日）历史学家、哲学家。原名明。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年少时家境贫寒,借人书读。后上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因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辍学,回家教小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去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省立女师、中州大学等校任教。时值“五四”运动时期,与进步学生一起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动员学生去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参加革命。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因患肺病返国。随即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女师大等校执教,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讲授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1930年底,出版专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一书,并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史论战,撰文批判陶希圣。因应北平进步学生之邀作题为《封建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诸形态》的报告,政治色彩鲜明,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因教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学术界所不容,遂离京返河南大学任教。此时期出版了所著《左派王学》、《船山哲学》两本小册子,赞扬王学左派诸子的革新精神,对王船山则从其一般哲学和历史哲学两方面来叙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活动,与王兰西,姚雪垠共同主编《风雨》周刊。1937年12月,与范文澜共同创办了以地下党员和“民先”为骨干的“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后改为“河南抗战教育工作团”),担任该团团长,领导学员直接走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秋,被聘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1年秋遭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1942年春释放。此时期国民党控制严密,河南大学远处深山,他便以写作为主,学术代表作之一《晚明思想史论》便是这时撰写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河南大学迁返开封。1947年全国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广泛展开,曾向学生演讲《真理的具体性》,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抨击时弊,极受听众欢迎。与此同时,他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1948年开封第一次解放,随军进入豫西解放区,在中共中原局领导下,参与创办中原大学。中原大学迁武汉后,他留开封办理河南大学,任校长,后又改任郑州大学校长。这一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新史学通讯》(后改为《史学月刊》)、《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三个全国性史学刊物。解放以来,先后兼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河南省分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多种职务。1963年因脑溢血逝世。

学术研究以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为其所长,特别是对晚明思想更有研究。认为,春秋战国和晚明清初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是承前启后的时期。认为王船山的学术思想是我国旧唯物论思想的顶峰,王船山亲身遭遇亡国剧痛,其学术完全是经邦济世的真实学问。他一生著作甚丰,约二百多篇(书以篇计),二百多万言,包括政治、哲学、史学、时事等多方面的内容。专著除上述外,还出版有《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王船山学术论丛》等。

牟宗三

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至1941年间曾任《再生》杂志主编,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讲师等职。1942年秋任教于华西大学哲学系。1945年秋转赴重庆中央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46年春随中央大学自重庆迁回南京,创办《历史与文化》月刊。1947年秋离开中央大学,先后在金陵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去台湾。1950年始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并先后主持人文学社和人文友会的讲座。1956年秋转东海大学任人文学科主任。1960年10月赴香港,应香港大学之聘主授中国哲学。1968年春转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及新亚书院哲学系任教。1974年7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次年任教于新亚研究所,为哲学组导师。早年喜好罗素和怀特海哲学,遂钻研数理逻辑,写成《逻辑典范》一书。后转而研究注重探讨认识主体的康德哲学,著有《认识心之批判》一书。五十年代后,一方面致力于疏解儒、释、道三家义理.以期理清中国学术发展的源流;另一方面致力于把康德哲学与儒家心性之学融合起来创立体系。认为康德虽然说明了道德法则的先验性和普遍性,但他没有认识到自主自律的善良意志就是“人人所皆固有的‘性’”,“亦未能本着一种宇宙的情怀而透至其形而上的、宇宙论的意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而这正是儒家哲学之高于康德哲学的主要之点。文化上提出“三统之说”,主张以儒家道统(内圣之学)为依据,通过“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以建立“系统”和“政统”(即发展科学与民主),此之谓“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其理论在港台一带有众多的追随者。主要著作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

周振甫

周振甫（1911年2月24日-2000年5月15日），浙江平湖人，原名麟瑞，笔名振甫，后以笔名行。中华书局编审，著名学者，资深编辑家。 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随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先生学习治学，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招录朱起凤《辞通》的校对，周振甫作《老学庵笔记》断句测验，得以录用，从此开始了他的校对、编辑生涯。进开明书店帮助宋云彬校对了《辞通》后，又校对了王伯祥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 他撰写了《严复思想述评》，由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他担任钱钟书《谈艺录》的责任编辑，为这部书加了提要性的小标题，得钱钟书同意刊用。该书出版后，钱钟书亲笔赠言:“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新中国成立后，周振甫先后在北京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他选注过《严复诗文选》，著有《毛主席诗词浅释》、《鲁迅诗歌注》、《诗词例话》、《文章例话》、《诗品释注》、《古代战纪选》、《谭嗣同文选注》、《文论漫笔》等。还为中华书局全译了《文心雕龙》，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的部分注释定稿工作。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参加校对《明史》工作;他审阅加工的书稿有:《管锥编》、《管锥编增订》、《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楚辞补注》、《酉阳杂俎》、《唐人绝句选》、《南社》、《诗林广记》、《后村诗话》、《文史通义校注》和补订本《谈艺录》、《洛阳伽蓝记译注》等。 周振甫自己有不少著作，如《周振甫文集》10卷等，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却是放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上。他甘之如饴，安之若素，从不拒绝编辑室委托他审读的书稿。对青年作者，更是热情扶植，以助人为乐。对社内年轻编辑也是热心指导，耐心帮助。在业务知识和工作作风上，都是编辑工作者的楷模。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心雕龙注释》， 1983年2月4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京联合举办“周振甫从事编辑工作50年”纪念活动，表彰他为编辑工作所做的贡献。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文心雕龙今译》。前者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创作论作了探索,后者在对《文心雕龙》所用术语的今译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在对《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艺理论著作逐步深入研讨的基础上,1989年又出版了《文学风格例话》。此外,周振甫还编著有《李商隐选集》，对李商隐的诗文风格及艺术技巧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对某些难以索解的篇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李秀成

李秀成（1823年-1864年8月7日），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或作寿成,原名以文,广西藤县新旺村人。早年家贫,种山、帮工为生。约于1841年参加拜上帝会。1815年9月参加太平军,初属晃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累升四监军。旋随石达开赴安徽安民,1854年春镇守庐州(今合肥),动员捻军张乐行率部参加太平军,擢殿右二十指挥,旋升二十二检点、地官副丞相。1856年,随秦日纲解镇江之围,破江南、江北大营。“杨韦事变”后,镇守安安徽桐城,封合天侯,地官正丞相。及石达开率精锐二十万负气出走,时李为其所部,为顾全大局,拒绝同行。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同主军政,拱卫天京。7月5日与陈玉成等召开枞阳军事会议,约期解天京围。1859年6月陈玉成封英王,李未受封。李昭寿乘机挑拨劝降,天王生疑,封锁江面以防其叛。李全不介意继续与敌作战。9月破江北大营,克扬州,歼李续宾部六千,取得三河大捷,天王信其诚,亲书“万古忠义”四字赐之,封忠王。次年,和春重建江南大营,挖壕百里困天京。李声东击西,入浙克杭州,和春仓猝驰援,李遂挥师五路回援,破江南大营,天京围解,和春毙命于是役。李乘胜东克丹阳、常州、苏州,兵逼上海。大败华尔于青浦,歼洋枪队的近半。10月,奉命取武汉援安庆,担李重江浙而轻上游,延至次年6月始抵鄂城,致使会攻武昌失期。旋率军入浙再克杭州。1862年进兵上海,英法侵略军千余人,常胜军及淮军来援。李秀成连破敌营三十座,击毙法海军上将司令卜罗德,常胜军副领队尔思德被擒,后在上海县及租界受挫。时曾国荃围天京,天王一日三诏调李回援。10月13日开始会战湘军于雨花台,经四十余日不胜,被革爵。次年进军安徽失利,折兵十万。1864年7月天京陷落,护送幼天王突围,失散被俘。亲写《李秀成自述》供词数万言,并书“收齐章程十条”,向曾国藩献计招降太平军余部。8月7日为曾国藩杀害。

邓之诚

邓之诚（1887年11月29日—1960年1月6日），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原籍江苏江宁;出生于成都。儿时就读于私塾,喜欢读史书及“四书”“五经”等。其后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专攻文史,获举人出身。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23岁时受聘于昆明第一中学,教授史地课程。1917年应教育部国史编纂处邀请,任民国史纂辑。后曾任北平《新晨报》社总编辑多年。1927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同时兼任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的史学教授。1931年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年除讲授一门中国通史外,还每隔一年分开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各断代史两门。1933年秋,开始补辑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教本印行的《中国通史讲义》,选录原文,排比材料,对每一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均予以详尽的甄录。次年,该书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华两千年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作为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退休。其后将绝大部分时间用来从事著述,完成了《东京梦华录注》和《清诗纪事初编》两部著述。《东京梦华录注》共20余万言,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断:一证闻,二补遗,三纠误。《清诗纪事初编》共分8卷,凡60余万言,是根据多年访求的700多种顺治、康熙人集部所写成的。以明代遗民为前集,顺治、康熙两朝则按作者地区又分编为甲、乙、丙、丁4集。全书共收诗人600家,录诗2000余首。该书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所录诗作均属有“事”的篇什,不限于名家,而贵诗能补正史之不足。对了解清初80年间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情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邓之诚还著有《骨董琐记》、《骨董续记》、《万历三大征考序》、《长安宫词序》、《南冠纪事》、《清季书院述略》等专著和近百篇论文。

黄元御

黄元御(1705～1758年)，清代医学家。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山东昌邑人。早年中过秀才，研习经史子集，学识渊博。29岁时，因庸医误治而致左目失明，于是废弃科场名利，发愤学医，拜在金乡(山东金乡)于子遽(司铎)门下学医。黄氏曾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学经典，并广泛涉猎金元以来诸家之说。他行医，教读不限于本地，足迹遍于北都(山西太原)、清江(今属江西)、武林(浙江杭州)等地，其门人弟子颇多，在江南有一定影响。黄氏在学术上推崇歧伯、黄帝、秦越人和仲景，称之为“四圣”。他主张“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在论治方面，反对“贵阴贱阳”，对阴、阳之于人体，他指出 “阳性动而阴性止，动则运而止则郁。阳盛而生病，千百之一;阴盛而生病者，尽人皆是”。并力倡“扶阳抑阴”的观点。在医理方面，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并能博引历代经学中的哲学观点较为透彻地解释医理，被称为医家通晓道学的四大家之一。黄元御对于医学的贡献在于校订经典著作中的错简。 注解了医经中的疑难。从而为后学提供了方便，如《素问悬解》、《灵枢悬解》、《伤寒悬解》是其主张错简说的代表作。此外，他在学术上既能遵经据典，又有自己的新意，在《四圣悬枢》、《玉楸药解》二部著作中，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其弟子有毕维新等多人，稍晚于他的阳湖名医张琦、湘潭欧阳兆熊等，也受益于黄氏之学。在1740～1756年间，黄元御在众弟子协助下，先后撰有： 《素灵微蕴》4卷、《伤寒悬解》14卷、《金匮悬解》22卷、《四圣心源》10卷、《四圣悬枢》5卷、《长沙药解》4卷、《伤寒说意》11卷、《玉楸药解》8卷、《素问悬解》13卷、《灵枢悬解》9卷、《难经悬解》2卷，医学著作共计11种。此外，尚有《道德经悬解》、《周易悬解》二部经学著作问世。

王实甫

王实甫（约1260－1336年），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元代著名杂剧、散曲作家。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录鬼簿》将其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可知其为前期作家。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从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发现一篇《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认为元代显宦王结之父王德信(约生于1253年)，名既与实甫同，且时代亦颇相近，或即剧作家王实甫。然若无其他材料，尚难以证实。今从王实甫现存[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中，可略知其思想倾向。他自称“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可知其早年曾经做官，并在官场中遭逢不快之事，故后来退隐林间，根本原因在于官场之黑暗凶险，即所谓：“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事休。怕虎狼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其心有馀悸之情形。但其晚年似较舒适平静：“且喜的身登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由“中寿”知其至少活了六十岁，六十以后则已不可知。

王实甫所作杂剧今知共有十四种，现存者三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仅存残曲者二种：《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贬茶船》;存有剧目者九种：《双蕖怨》、《矫红记》、《诗酒丽春园》、《赵光普进梅谏》、《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作宾客陆绩怀桔》、《才子佳人多月亭》。另存散曲套数三首，其中残曲一首，小令一首。一说杂剧《度翠柳》亦为其所作，然不可信。

王实甫亦为元曲之杰出作家，他虽未能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中，但历来评价甚高，尤其是其代表作《西厢记》，更为人所称道。贾仲明为其所撰吊词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太和正音谱》言“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乃指其绘写之美，故又曰：“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至明人王骥德时，则已将王实甫、关汉卿喻之为唐诗中李白与杜甫，且认为杂剧南戏诸作中，“法与词两擅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故称其为“千古绝技”(《曲律》)。都穆亦言：“北词以《西厢》为言。”(《南濠诗话》)王世贞亦异口同声称“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曲藻》)。李贽则颇看中该剧本人物情思之真实与表现之自然，将其誉为“化工”，说即“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焚书》卷三《杂说》)。清初李渔称：“吾于古典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唯《西厢》能之。”故而总结说：“自有《西厢》而迄于今四百馀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闲情偶寄》)明人胡应麟则从剧场演出角度评曰：“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自明代弘治年间始，仅明刊本《西厢记》即有六十馀种之多，已发现存世者亦近四十种。出现了徐士范、王伯良、凌蒙初、李贽、汤显祖、徐渭、沈璟、金圣叹等重要评点本，对研究该剧有重要价值。今人注本则有王季思与吴晓铃二家最为流行。有关王实甫生平材料见周德清《中原音韵》、钟嗣成《录鬼簿》、隋树森《全元散曲》。

陆倕

陆倕[chuí]（470-526年），南朝梁诗文作家。字佐公。吴郡吴(江苏苏州)人。父陆慧晓，为齐太常卿。陆倕少好学，善属文。多年杜绝往来，闭门读书，昼夜不息。读书一遍，必诵于口。曾经借别人《汉书》，缺《五行志》4卷，陆倕便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可见其博闻强记、好学不倦。17岁举州秀才。时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引文学英士，陆倕亦参预其列，为“竟陵八友”之一。仕齐为议曹从事参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入梁，为安成王外兵参军，转主薄。后迁临川王东曹掾。当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梁武帝萧衍因与陆倕有西邸旧游之谊，雅爱其才，乃命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后又奉敕撰成《石阙铭记》，梁武帝盛赞“辞义典雅，足为佳作”。累迁国子博士、鸿胪卿、太常卿。死后，梁元帝萧绎亲自为他撰墓志铭。

陆倕诗文并有盛名。昭明太子萧统称赞他“佐公持文介，才学罕为俦”(《宴阑思旧诗》)，梁元帝的墓志铭中又说他“词峰飚竖，逸气云浮”，评价都甚高。所以明人张薄说：“一人之身，荣知三祖(指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元帝萧绎)，亦云通矣。”(《陆太常集题辞》)。陆倕与任昉为忘年之交，尝作《感知己赋》，赠给任昉。此赋颇受时人青徕。诗以《以诗代书别后寄赠京邑僚友》较有名，其笃友生，厚明亚，甚受后人称道。

《梁书·陆倕传》记载陆倕有文集20卷，至隋只有14卷(见《隋书·经籍志》)。后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陆太常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刘承幹

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1882年 (清光绪八年) 生。原籍浙江上虞人，祖先于康熙年间迁居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刘氏幼年入当地浔溪书院就读。光绪卅一年（1905）贡生，清末曾任候补内务府卿，民国之后以前清遗老自居。宣统二年（1910）始戮力聚书，因家富故购书激增，以致上海「求恕斋」不敷使用。民国九至十三年（1920～1924），刘氏再兴筑「嘉业堂」，藏书以明刻本二千种和地方志一千二百种闻名于世，亦不乏宋元善本秘籍，成为当时最大之私人藏书楼。抗战时期，刘氏家道中落，藏书逐渐散出，今分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民国五十二年（1963）病逝上海，享年八十二岁。嗜金石，擅考证，庋藏丰厚。尤究心于出版之事，重刻金石善本累累，有刘喜海 《海东金石苑》八卷、严可均 《平津馆金石萃编》二十卷、瞿木夫 《汉武梁祠画像考》、叶昌炽《邠州石室录》三卷、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黄瑞《台州金石录》十三卷等。著有 《金石萃编续补》一百三十卷、《海东金石苑补遗》八卷，并编辑《嘉业堂金石丛书》。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法国小说家,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创作一直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巴尔扎克生于法国的杜尔城,15岁随父母移居巴黎。1836年他为自己的姓氏加上了贵族头衔。17岁中学毕业,入巴黎法科学校,空闲时间在巴黎大学旁听文学课。此期间,他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的办事处当见习生或书记。20岁离家,住在贫民区的公寓阁楼上,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820年写出第一部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以失败告终。以后他为了谋生曾用各种假名与人合作,写了10余部拉伯雷式的滑稽小说,但影响不大。从此他投笔从商,从事印刷业、出版业和铜矿开采,结果债台高筑,先后负债6万多法郎。为了还债,并获得精神、金钱上的满足,他只好拼命写作。他曾写道:“我受着债主的迫害,没有一分钟安静,我不能埋头写我喜爱的文学作品,我不得不赶写匆忙的东西。”1829年他用真姓名发表了第一部严肃长篇小说《舒昂党的人们》,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1829年至1848年,他以超人的才智和旺盛的精力,终于写出蔚为奇观的《人间喜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豪情壮志:“拿破仑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巨作《人间喜剧》包括91部小说,分成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小说最多。这部分研究又分为6个场景:1、《私人生活场景》,2、《外省生活场景》、3、《巴黎生活场景》,4、关于《政治生活场景》5、《军队生活场景》,6、《乡村生活场景》。后两部分研究因规模不大,,不再分门别类。在《风俗研究》里,作者主要描绘人情风俗,尤其是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社会风俗。《人间喜剧》是一部关于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暴发户与封建没落贵族的斗争史,中心画面描写没落贵族在金融资产阶级的金钱势力冲击下节节败退的情景,揭露了大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使社会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间喜剧》中比较重要的小说有《舒昂党的人们》、《高布塞克》、《驴皮记》、《路易·朗裴》、《夏倍上校》、《乡村医生》、《欧也妮·葛朗台》、《对于绝对的探索》、《高老头》、《幽谷百合》、《老姑娘》、《塞沙·皮罗多兴衰记》、《幻灭》、《村里的神甫》、《农民》、《贝姨》、《邦斯舅舅》等。《人间喜剧》通过2400多个人物,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是法国文学史上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说但丁的《神曲》是神的喜剧,那么巴尔扎克写的则是人间的喜剧,他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大舞台,把人们的生活比作一部喜剧,巴尔扎克从中产阶级立场出发,集中暴露金钱在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罪恶,无情抨击了群魔乱舞的黑暗世界。写得最深刻、最典型的金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高布塞克、葛朗台、纽沁根等;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和辛辣的讽刺,刻画了埃斯巴侯爵夫人、埃斯格里昂侯爵、维克杜尼恩及鲍赛昂夫人等没落贵族,描写了他们如何衰败无能、腐朽堕落,因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真相;作者还以大量篇幅揭露了金钱对封建的、宗法的天伦关系的破坏,对许多有才华青年的腐蚀,如高老头被两个亲生女儿遗弃;葛朗台为了金钱逼死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于洛男爵把财产完全花在情妇身上,使家庭陷入贫困;《禁治产》中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 《邦斯舅舅》中一旦穷亲戚变富,为了夺取财产就把他杀掉。作者塑造了一系列青年形象,他们为个人前途奋斗争而终于陷进罪恶的深渊,如《驴皮记》中的拉发埃尔、《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幻灭》中的吕崩柏礼等。他们本来都是有志的青年,但在巴黎的灯红酒绿的诱惑下,经不住金钱势力的冲击,干下了许多卑劣的勾当,泯灭了良心而走进了坟墓。此外,作者还以赞赏的态度描述共和主义英雄,如《幻灭》中的克雷斯蒂是个有气魄的政治家,《农民》里的尼兹龙是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象钢铁,纯洁得象黄金”,等等。小说《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在《人间喜剧》里占重要位置。后者是他“最出色的画幅之一”。着力揭露了外省暴发户、拜金狂葛朗台的丑恶面目;前者是《人间喜剧》的序幕,《人间喜剧》中一些重要人物从这部小说开始纷纷登场,如拉斯蒂涅、纽沁根、伏脱冷、皮安训等。《高老头》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由两个人物的故事平行展开:一是高老头被二个女儿榨干了油水后,惨死在寒伧的阁楼上;二是大学生拉斯蒂涅用一切卑鄙的手段向上爬,走上个人野心家的道路。无论高老头的悲剧或是拉斯蒂涅的堕落,两个主题都揭示了金钱是腐蚀人的灵魂、泯灭人的正常感情、毁坏人的正常关系的腐蚀剂。巴尔扎克被马克思恩格斯称道为“超群的小说家”和“现实主义大师”。被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称为19世纪“现实主义之父”,认为他掀起了一代波澜壮阔的新文学潮流。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显著特征是:面对现实,忠于真实;作品题材和环境描写典型化;故事细节真实生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之,他浩瀚的作品,气象万千,史诗般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

吕夷简

吕夷简（978年－1044年10月3日），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字坦夫,寿州(治所在今安徽凤台)人。咸平年间(998—1003),进士及第,补绛州(今属山西)军事推官,稍迁大理寺丞,累迁太常博士。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大水,选知滨州(治所在今山东滨县)。代还,请废农具之税,以劝力本。擢提点两浙(治所在今浙江杭州市)刑狱,迁尚书祠部员外郎。时京师大建宫观,他请暂缓南方伐木运京之役,纾缓民困。真宗称其有为国爱民之心,擢刑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累擢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今属河南)。治事严办有声,真宗书其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参知政事。迁礼部侍郎、修国史,进户部。天圣七年(1029),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同年,除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明道元年(1032),加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二年,仁宗亲政,他手疏陈八事:正朝纲、塞邪途、禁贿赂、辨奸佞、绝女色、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其劝仁宗语甚切。以郭后言,与夏竦等同罢,岁中复相。助仁宗废黜郭后,贬逐力谏的言官孔道辅、范仲淹等。景祐二年(1035),除左仆射,进封申国公。三年,因范仲淹言仕进者多出其门,他指范仲淹荐引朋党,加以贬黜。四年,因与王曾不协,并罢相,授检校太师、同平章事、充镇安军(今属广西)节度使、判许州(今属河南),徙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康定元年(1040),以右仆射复入相。逾年,徙许国公。庆历二年(1042),兼枢密使。时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攻宋,要求割关南十县地,他请建大名府(今属河北)为北京,以示有备,而终以增加岁币求妥协。未几,以病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次年,罢相为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谏官蔡襄劾其自执政来屡贬言官、招权收恩、万事隳堕、尚贪权势,有退而不止之心,遂以太尉致仕。四年,卒,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吕夷简对历代典章制度较为熟悉,他先后主编了《宋三朝 国史》155卷, 《三朝宝训》30卷, 《五朝宝训》60卷, 《三朝太平宝训》20卷, 《一司一务敕》30卷, 《天圣编 敕》12卷,《景祐宝录》21卷,另有文集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