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良

萧子良（460年－494年5月4日），南朝齐宗室、大臣、文学家。字云英,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齐武帝次子。封竟陵郡王,位至太傅。

齐武帝萧赜文才武略，一生共有23个儿子，继承其才华的却屈指可数。其中，才华横溢的长子文惠太子长懋和竟陵王萧子良是最为出色的，兄弟俩同为穆皇后所生，俩人相比，子良则更胜一筹。

萧子良，字云英。是个多才博学的士人，宋朝末年，沈攸之发难时，他以宁朔将军，跟随父亲萧赜坐镇盆城(今江西九江)，抵抗沈攸之。从这时起，他开始步入仕途，历任宋邵陵王左军行参军，转主簿、安南记室参军，邵陵王友，后迁安南长史。宋顺帝升明三年(459)，萧子良出使持节、都督会稽(今浙江绍兴)、东阳(今浙江金华)、临海(今浙江临海西南)、永嘉(今浙江温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五郡、辅国将军、会稽太守。萧子良虽贵为世宦子弟，饱读经书，但他并不是轻薄的无识之士，上任后，他最关心的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他发现宋代在文帝元嘉(424—454)年间已向郡县征收实物，到孝武帝时，征收实物更为急切，因为郡县交纳迟缓，朝廷就开始派遣台使去催纳，此后，公役劳扰日甚一日，百姓苦不堪言。宋末，萧子良的祖父萧道成辅政，逼迫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自己，建立了萧齐政权。齐初，萧子良针对朝廷征收实物的弊端上书萧道成说：“宋代台使到郡县催逼严急。这些人往往不顾国家利益，只贪图私利，借朝廷之威，为所欲为，在交通要道，胁迫行人，拦截商船，重收其税。甚至侮辱地方守宰，对其百般刁难。向百姓征收杂税，日下数次催纳令。有时应交纳一尺布，却按一匹来征收;应征百钱，却征千钱。要是交纳不上，就抓到东冶作坊为奴。这种急征严刮，不仅危害百姓，而且也给朝廷带来诸多不利。望陛下能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政之初，统治者大多都推行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稳定政局，加强统治。萧道成没想到孙子会有如此远见卓识，心里十分高兴，封萧子良为闻喜县公，食邑1500户以资鼓励。萧子良质朴爱古义，崇尚儒法，特别是他为政极力宣扬儒家思想。他所管辖的郡里有位百姓叫朱百年，朱百年守礼法，有良好的行为，可惜得病去世，乡人都很怀念他。萧子良听说朱百年的事迹后，决意宣扬此事，他赐给朱百年的妻子百斛米，免除他家一个人的赋税，还给这个免税人薪俸。以使郡内百姓都向朱百年学习，以淳民风。

建元二年(480)，萧子良的生母穆皇后病逝，他辞官守丧，以孝为人所称赞。安葬母亲后，带孝出任丹阳尹。他调查丹阳百姓的生活后，对下属各县的贫民开私仓救济，并在建元三年，上了一道奏疏，反映地方的实情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京尹虽处在都邑的位置，境内田地相连，广袤几千里之遥。其中平原湿地很多，水库池塘也不只一所，可如今京尹的百姓贫困，产业不治，土地荒芜严重。据五官殷?、典签刘僧瑗到各县调查的结果，丹阳、漂阳、永世等四县，能开恳的土地，合计荒地、熟地共有8554顷，需要整修的水库池塘，大约要有十多万个劳动力，用一个春天的功夫便可建成，望朝廷允准实施。萧道成采纳了他的建议，为提高萧子良的地位，不仅给他晋级，而且明令规定，东宫官僚以下的官员要特别尊敬萧子良。子良为政深得祖父的心意，只是没多久，祖父便病逝了。他悲伤至极，形容憔悴。

祖父去世后，父亲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封子良为竟陵郡王，食邑2000户。为加强皇室屏卫力量，武帝特别重用自己的儿子，让子良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483)，又迁子良为侍中，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不变。还给他油络车(古代车上悬垂的丝质绳網。因其光亮油滑故名，一般为朝贵所有)。可见子良在父亲的心中地位很高。永明二年，调他入朝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侍中不变。不久调他去西部荆州坐镇。永明三年给他加鼓吹一部。永明四年进其为车骑将军。同年，水旱之灾相继发生，萧子良认为这是大齐统治者做错了事，才遭到上天的惩罚，统治者应赶快调整其统治办法。他私下给父皇上启进言：首先关于农业方面，连降水旱之灾，百姓无依无靠，国家却要依赖百姓，百姓依赖粮食，如今粮食不收。可政府向百姓征收的租赋还很多，他建议应当免除百姓的税收，救济百姓。其次，自宋代以来，王道陵迟，窃官假号，层出不穷。齐建国后皇恩尚未广布，部曹的检校户籍，本应精确保密，可令史却十分奸诈狡猾，许多人都设法逃避检籍，希望政府在仔细调查后再定取舍。其三，圣明的君主多同情狱中犯人，多次下发降恩的文书。如今法令严急，牢房里挤满了人。百姓怨仇颇多，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其四，近年来，朝廷大兴土木，花费巨大，劳役沉重。而皇家大业，任重道远，而今书轨未一，地境窄小，难道不更应该爱护百姓，缓和统治?其五，湘州地区，少数民族多居山中，经常侵扰百姓。交州是离京师最边远的，更是鞭长不及的地方，而今官兵前去征伐，沿途要劳扰百姓，征来的民丁都是没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加上远征必定失败。越州一向缺乏兵粮，再有征发，一定会引起大乱。对这些地区要等待时机，有充分准备，减少百姓的劳苦，那么朝威建立，小小的贼寇不伐自服。对萧子良的上书，武帝倍加赞赏，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折纳租布，其中十分之二交纳钱。

萧子良熟知历史，对政治有一定的主见，他特别看重百姓的作用，在他的为政、上书中，多以安民、抚民为内容，提醒统治上层注意百姓的力量。他虽不是为了百姓，但多少对安定百姓起了积极作用。他的上书被武帝采纳后，又上书陈政弊说：为臣一个月入朝一次，六次登殿朝见，大殿之上人才济济，但是个个朝臣都看陛下脸色行事，没有人敢讲实情，对破烂不堪的现状偏要说是日臻完善，国家富裕，但实际上连室饥饿的现象时有发生。想到这些，为臣便难以平静。首先，三吴地区，是统治的中心，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国家更应给以蠲免，优先发展这一地区。可是地方官上任后，为政苛刻，围民桑树，估价民屋，以征收赋税，致使百姓毁树，扒屋。东郡又役使百姓无期，沉重的徭役使百姓自残身体，有的甚至砍断手足，逃避徭役。百姓都不愿生儿育女已成常事。地方官不是以富民为先，而是以收搜“富国”为务。其二，多年以前，货币种类繁多，如今流通的货币不到十分之一。国家应有一定的货币，确保其值，以免伤百姓。又钱和帛掺半互用，已是定制，听说有的地方官多方折纳，从中牟利，损伤百姓，政府要有制度进行调整。其三，京畿附近的八个属县，已有特贫百姓流亡他乡，应当给以赈给。其四，兖、豫二州往年多有战事，百姓常流离他乡，沿淮水一线百姓，生活没有保障，可是交纳赋税一点也不能少。对这些地区的流民应加以蠲减其赋税。其五，应加强市场税收管理，不能向小商贩乱摊派税收。其六，统一法制，公平处理案件，无论谁犯法一律绳之以法。其七，尚书省各曹要各负其责，提高行政效率。其八，因军功使寒门挤入朝廷的人很多，其俸禄殷厚。朝廷每年向广州、越州、梁州、益州征收一定的各种补调，主要是应付事变。可这些地区的守宰征收时，多设名目，很少遵守朝制的，所以应当严加考察，如有违制者立即惩处，由此可减少大半苛捐杂税。

对萧子良的谏书，武帝是否执行或采纳不得而知，但他确实抓住当时时政的主要弊端，他的见解是有见识的。由此可见萧子良为政是有才干的。在永明五年，武帝给他进位司徒，赐班剑20人，侍中不变。萧子良不仅对朝政多有谏言，而且对父皇也敢于直言。武帝永明中政治比较安定，他个人也渐生骄心。武帝很喜欢射雉，而且常常是早出晚归，萧子良针对此事劝诫父皇，不可以万乘之尊驰鹜于野外，一是对父皇安全负责，二是这样做对百姓也有骚扰，所以不应经常外出。此外，作儿臣的都已知陛下有失德之处，朝廷士人难道没有一人为陛下劝言的吗?看来群臣是畏惧陛下的天威。如此哪有忠臣可言呢?萧子良是提醒父皇不要太专制了。原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曾上书劝谏武帝射雉，武帝当时虽表面上听从了劝谏，可过了一段时间，邯郸超竟被杀，所以，满朝百官面对专横的武帝没有敢尽言劝谏的。永明末年，武帝仍想去射雉，再次被子良谏止。武帝深为儿子的一片忠心所感动，对子良的宠爱有加。令子良代王俭领国子祭酒，但子良推辞不拜。永明八年，武帝又给他三望车(晋代王公大臣所乘的一种车子，四面有窗)以示恩宠。永明九年，京城一带发大水，吴兴受灾最严重，面对灾情，萧子良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他开仓救济受灾百姓，对那些贫困有病不能自立的人，他在自己的府第北面修建了公廨房收养他们，向他们提供衣食、药品，为他们治病。因他为政尽职尽责，敢直言不讳，关心百姓，使他在朝野威望大增。永明十年，他领尚书令，接着调任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本官不变。永明十一年，加他为中书监，解其尚书令，由柳世隆接任宰相。

永明十一年是萧子良的多事之秋。刚刚进入正月，萧子良的兄长皇太子长懋病逝。武帝在检查东宫时，发现长懋的服饰、羽仪等用度都超过了皇太子应有的规格，武帝大为恼怒。但是太子已死，怒气不可能发泄到死人身上，于是便迁移到与太子亲善的弟弟身上，这回萧子良可倒霉了，子良和兄长十分要好，俩人都崇奉佛法，脾性相投，只是长懋行径不如子良谨慎、有法度，政治上也远不如弟弟。武帝借子良明知其兄有越规行为而不上启，严厉地责难子良。并由此怀疑是不是萧子良有心不上报，另有图谋?在皇位继承上，难道子良没有动心?自从萧道成当皇帝后，就鉴于宋代宗室子弟为争皇位互相残杀而丧国，多次告诫自己的子孙不要残杀兄弟。皇位的继承是长子继承制。此时，武帝对身负威望，又有统治才能的儿子产生了戒备心理。所以，萧子良的政治仕途开始滑坡了。

同年七月，武帝病重，召萧子良甲仗入延昌殿服侍父亲吃药，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迷信佛法的萧子良，建议让沙门在殿门前诵佛经，武帝由此感梦，梦见了优昙钵华。萧子良按佛经宣旨，让御府以铜为华，插到御床的四角驱逐病魔。子良日夜守护在父亲身旁，太孙文惠太子的长子萧昭业隔一天来拜见一次。到武帝病危，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百官已准备好了丧服，人们议论纷纷，都猜测皇位得主是萧子良。可是，昏迷不醒的武帝在一夜之间，又苏醒过来了，开口便问皇太孙在哪儿?这时，人们才醒悟武帝的继承人非萧子良。不一会儿，东宫的卫士拥昭业入殿拜见武帝。武帝这一决定是避免昭业的叔父们参与争夺皇位的斗争，避免重蹈宋室的覆辙。武帝遗诏由萧子良辅政，萧鸾知尚书事。虽然武帝已病危，但心里很清楚，自己死后，有资格有能力与皇太孙竞争皇位的只有萧子良，所以，他安排了同族中另一位实力强的萧鸾来牵制子良。但是他忘了儿子的天性一向是以仁义为怀，质朴纯厚、克己奉公为本，他万万没想到夺皇孙皇位的却是萧鸾!子良不喜世务，在武帝临终时，推荐萧鸾辅政。武帝诏曰：“事无大小，都要与萧鸾商议。”就这样武帝死后的权力分配已基本完成。

萧子良不追求最高统治权是他人生观决定的。只是他的地位太显赫，难免引起常人的怀疑。萧昭业是由萧子良的袁妃抚养大的。萧子良也十分疼爱他，谁知昭业长大后，害怕自己因是子良抚养的而不能立为太子，内心忌恨子良。到昭业出入太极殿时，萧子良居中书省办事，昭业对他不放心，派虎贲中郎将潘敞领200人全副武装地屯守在太极殿西侧，以防子良有变。武帝安葬后，各封王都回各自的地方，萧子良因爱父，乞请住在山陵陪父亲，但昭业不许。为安稳子良，昭业进他为太傅，增班剑30人，本官不变。同时解除了他的侍中之任。隆昌元年(494)，给子良加殊礼，使其剑履上殿，入朝不拜，赞拜不名。进督南徐州。也许是父亲的死使子良悲伤至极，也许是昭业的防范使子良忧虑，无论是什么原因，在武帝死后不久，萧子良也病倒了，而且病情恶化。这天，病危中的萧子良对左右人说：“门外应有变。”派人出去查看，结果看到淮水里有上万条鱼都浮在水面上，向城门游来。没过两天，萧子良就病逝了，年仅35岁。

萧子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崇尚文义，酷爱文物历史，他任会稽太守时，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教，提倡古义之风。在郡中他发现有晋代虞翻的旧床，到他罢任回京时，带走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这张旧床。他还在西邸建起古斋，搜集许多古人的器服陈列起来。在夏禹庙中，有盛大祷祀活动，他说：“夏禹悲怜无辜，爱惜仁义，衣食节约，足以表明致诚之心。”所以，每年的祷祀他都献一把扇簟。

萧子良少时便有清尚的风操，礼才好士，虽处高位，却倾意交结宾客。在他的鸡笼山西邸，荟集了天下有才之士，像沈约、萧衍、萧琛、王融、谢眺、范云、任昉、陆倕等，号称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夏天宾客到来，他为宾客摆设瓜果饮料，一起探讨学问，士人的文章、朝中贵臣的辞章都撰录下来，形成齐代最高文化层的代表。永明五年时，他招集学士抄录《五经》、百家之作，还根据魏文帝黄初年间编写的类书《皇览》的体例，撰写了《四部要略》千卷。对当时图书整理收藏作出了积极贡献。

萧子良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而且也执迷于外来的佛教文化。子良敬信佛法虔诚至极，多次在邸园大搞斋戒，会集朝臣和众僧，甚至赋食行水，亲自执掌佛事。世人认为他有失宰相的尊严，只是因他不知厌倦地劝人为善，才使他享有盛名。他常常招集名僧讲授佛法，在邸园诵经，由他促进的这种习俗之盛，是东晋以来从未有过的，这对佛教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他本人很有文才，所著内外文集数十卷，大多都是劝戒之语，他崇尚文化的态度，为南朝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萧子良的死，给萧昭业莫大的安慰，所以他对子良的葬礼办得也十分隆重。下诏给东园温明秘器，给子良穿兖冕之服。在东府施设丧位，由大鸿胪持节监护，太官朝夕送祭。又下诏说：“褒崇明德，是前王法典，追念尊亲，依情而隆。已故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傅、领司徒、扬州刺史、竟陵王、新任督南徐州萧子良，少年孝悌，赞助皇机，使国家繁盛。位至台辅，克己奉公。负先帝重托，辅佐朝廷，但天有不测风云，夺去了他的生命，朕悲痛万分。为弘扬英烈，可追崇他为假黄铖、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绶，备九服赐命之礼。使持节、中书监、封王不变。给九旒鸾辂、黄屋左、车、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其葬礼依晋代安平王司马孚故事为理。”

当初，豫章王萧嶷葬于金牛山，文惠太子葬于夹石，子良在为他们送葬时，望着祖硎山悲叹地说：“北面可瞻仰吾叔(萧嶷)，向前望见吾兄(长懋)，如果死后有知，请把我葬在这里。”到他死后，果真依他心愿安葬在祖硎山中。

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1849年1月22日—1912年5月14日），瑞典杰出的戏剧家，小说家，表现主义戏剧的开拓者。1849年1月22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经过商，做过轮船经济人。斯特林堡的母亲曾是他父亲的仆人，他的4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 《女仆的儿子》 (1886——1909) 即取名于此。书中描述了作者灰暗的童年生活; 这种生活形成了他脆弱、敏感、渴望温情、以反抗克服自卑的气质，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1876年，斯特林堡入乌普萨拉大学，曾几次辍学。20岁时成为业余作家; 他的独幕剧 《被放逐者》 (1871)曾得到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赏赐，斯特林堡得以完成学业，但没拿到学位。1872年，反映瑞典宗教改革的历史剧 《奥洛夫老师》问世，充满了青年人的叛逆精神和悲观主义; 在艺术上，受到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影响，摒弃了瑞典传统戏剧朗诵式的语言风格。这是斯特林堡的第一部较重要的作品，但直到1881年他的长篇小说 《红房间》 (1879) 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时，才得以上演。《红房间》是斯特林堡的成名作，副标题是 《记艺术家和作家们的生活》，其中记述的艺术家和作家生活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对社会的讽刺和批判，有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色彩。作品中对从莫塞山俯瞰斯德哥尔摩的描写，是脍炙人口的篇章。《红房间》也是瑞典的第一部自然主义作品。1881年，发表《幸运的彼得的旅行》; 1882年发表的 《新国家》，讽刺了1865年政府改革后的社会生活。

1884——1886年，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集 《结婚》 (1、2部) 问世，因作者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保守态度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引言中，作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将妇女驱赶到一个日益自私和道德败坏的位置上。在这部集子中，可以体味到作者最细腻和富有人情味的笔触。对女性的厌恶在斯特林堡好似不可摆脱，这导致他在此后几年完成了被誉为自然主义戏剧之典范的三部剧作: 《父亲》 (1887)、《朱丽小姐》 (1888) 和 《债主》(1889)。受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这几部剧作借鉴了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悲剧的某些原则，比如“三一律”的原则。

1890年，斯特林堡完成了描写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海岸线上》。在作品中，存在于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敌意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在他们的矛盾冲突中，妇女们站在与有“教养”的贵族们相对立的下层社会一方。此后到1896年，斯特林堡曾出国居住，未完成大型作品。1897年和1898年完成的《地狱》和《传说》，是两部以心理描写著名的忏悔录式的作品，讲述自己的灵魂经历考验和搏斗而终于得到升华。此后，斯特林堡的创作转入了新的阶段，由自然主义转向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剧本《到大马士革去》 (三部 曲 ，1—2: 1898; 3，1904)、《死魂舞》 (1901) 和《一出梦的戏剧》 (1902)，以幻想方式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痛苦和对人世的绝望，将目光射向了上帝。其中《一出梦的戏剧》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开山作，在这一时期，斯特林堡还创作了一批历史剧，以《古斯塔夫·瓦萨》 (1899) 成就较为突出。1907年完成的室内剧《鬼魂奏鸣曲》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一部名作; 同年，长篇小说《黑旗》问世。1909年完成的《大路》，是斯特林堡的最后一部剧作。被认为是作者一生的象征性写照。

斯特林堡于1912年5月14日去世。

斯特林堡一生创作丰富，戏剧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戏剧创作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又到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斯特林堡的剧作不以严密的逻辑和反映生活的真实见长，而以表现强烈真切的内在情感体验、丰富自由，不受羁绊的幻想和想象、对人类基本天性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为突出特色，对后来欧美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曾将斯特林堡推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

除剧作外，斯特林堡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语言的论著，著有《中国文字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父亲是马其顿王阿明塔的御医。前367年到雅典,进柏拉图学园学习和工作了20年。前347年柏拉图死后,去小亚细亚的爱索斯讲学。前343年,应马其顿王腓力的邀请担任王子亚里山大的教师。前335年回到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园。前323年亚里山大死后,由雅典迁往欧比亚的加尔西斯,次年病逝。亚里士多德对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美学等都有研究,是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在哲学上,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但因长期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最终仍陷入唯心主义。实体学说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具体事物是“第一性的实体”;种和属是“第二性的实体”。他批判柏拉图把具体事物说成是理念的“影子”或“摹本”,指出一般不能脱离开具体事 物而存在。列宁指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 ‘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3页)他提出“四因说”,认为事物的生灭变化都有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并进一步把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统称为形式,认为形式和质料是结合在具体事物中统一而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形式和质料的区别是相对的。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但他又认为质料是被动的、消极的因素,形式是主动的积极的因素。并提出存在着一种没有质料的纯形式,作为万物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一切事物生灭变化的最高原因,他称之为“第一推动者”,从而倒向唯心主义。他承认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感觉是认识的基础。但又认为感觉只能认识个别事物,是一种“卑贱” 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则是一般概念的认识,是“高贵的”知识,片面地夸大了理性的作用。他第一个系统地探索了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是形式逻辑的奠基者。强调逻辑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经过逻辑证明的知识是科学知识,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每门科学都是通过演绎组织起来的逻辑体系。他对于概念 (主要是一些范畴)、判断和命题、演绎三段论、证明和逻辑谬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进行了论述。对科学认识活动中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作用和关系作出了说明,提出科学研究的归纳——演绎法,但他更重视的是演绎法。他将科学分为三类: ①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哲学);②实践的科学 (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③创造的科学,即诗学。在自然科学上,对物理学、生物分类学、解剖学和胚胎学等都发表过许多好的见解,但也包含着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东西,连同哲学上的消极部分被中世纪的宗教所利用。在政治上,主张由奴隶主中人数最多的中等阶层实行统治。强调“美德是一种中庸之道”。认为艺术在“摹仿”个别事物时,目的在于使事物的一般特征得以表现出来。在教育上主张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要著作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论灵魂》、《诗学》等。

艾约瑟

约瑟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年－1905年）。近代来华办报的基督教传教士。英国人。著名汉学家。字迪瑾。曾毕业于伦敦大学。1848年由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传教,任该会驻上海代理人。1854年春,洪仁玕到上海停留5月,曾向其学习天文历算。1857年1月《六合丛谈》 在上海创刊后,经常为该刊撰稿。1860年6月2日到苏州,曾会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1861年3月又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访问,“同情” 太平天国,认为 “这个革命运动是大有利于基督教的”。同年到天津设立教会。1863年转至北京传教。1871年9月,与美、英传教士丁韪良、包尔腾等在北京建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并于1872年8月创办该会机关刊物《中西闻见录》 月刊,参与编辑,撰稿24篇。该刊着重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为北京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1874年去上海,协助林乐知编辑《万国公报》。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76年参加创办和编辑 《益智新录》,约两年停刊。1877年5月10日至24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在与韦廉臣、林乐知三人签署的大会组织委员会关于传教士报刊的报告中,呼吁到会传教士“热情鼓励和支持出版报刊”,特别要求支持当时正在出版的《万国公报》、《益智新录》、《小孩月报》、《福音新报》、《格致汇编》等5家报刊。1880年起,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译员,初在北京工作,1890年再度来沪,先后为《万国公报》撰写 《西学略述自识》、《富国养民策》等重要文章。具有较为丰富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汉学家。1905年病死于上海。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的佛教》、《中国人的宗教条件》、《中国在语言学上的地位》、《中国的通货》、《中国的税收和税制》、《中国的金融与价格》、《访问苏州的太平军》、《北京记》、《鸦片史,或中国的罂粟》等书。上海 《教务杂志》 第36卷第282页上载有他著作的目录。

鲁彦

鲁彦（1901－1944），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原名王衡。浙江镇海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十八岁到上海当学徒。后到北平参加蔡元培、李大钊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并在北京大学旁听。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五四”时期，他的爱国反帝情绪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他诅咒一切，攻击一切，这种情绪通过他“直率的笔调”、“诗似的美句”表现了出来。他的作品以描写乡村小有产者和农民的生活见长，写当时世态的炎凉、悲惨的现实颇为深刻，但感伤气氛较浓重。鲁迅称他为“乡土文学”作家，说他“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1923年担任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同年秋，去湖南长沙，在平民大学、周南女学等校任教。大革命期间，在武汉任《民国日报》编辑，后在上海、福建、陕西等地，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鲁彦的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短篇集《柚子》(1926年，北新书局)是他“五四”时期的代表作，揭露了封建军阀的丑恶，表达了他的愤懑和不平，《黄金》(1928年，上海人间书店)是他“五四”以后的代表作，《童年的悲哀及其他》(193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是他大革命以后的代表作，这时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第四个时期的代表作是《野火》(即《愤怒的乡村》，1937年，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他在《关于我的创作》一文中说:“《柚子》时期，我的热情使我诅咒一切，攻击一切，不愿意接近一切坏的恶的生活，在《黄金》时期这种倾向渐渐淡了，开始对我所厌恶的放松了，而去求另一方面的善的好的，在《童年的悲哀》时期又渐渐改变了，而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野火》暴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反映了农民反抗力量的成长，得到了进步文坛的好评，是他创作的高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家人过着流亡的生活。1939年到桂林，创办《文艺杂志》。1943年，积劳成疾，不幸逝世。鲁彦一生坚持“文艺为人生”、“文艺为社会”的主张，写了不少较好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有:小说《小小的心》(1933年，天马书店)、《屋顶下》(1934年，现代书局)、《婴儿日记》(与谷兰合著，1935年，生活书店)、《雀鼠集》(1953年，生活书店)、《伤兵旅馆》(1938年，汉口大路书店)、《河边》(1940年，文艺书局)，中篇小说《乡下》(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散文集《驴子和骡子》(1935年，生活书店)、《旅人的心》(1937年，文化生活)。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彦选集》，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彦散文选》。他还翻译了不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主要有:《犹太小说集》(1926年，开明书店)、《显克微支小说集》(1928年，北新书局)、波兰的先罗什伐斯基的《苦海》(1929年，亚东图书馆)、俄国的果戈里的《肖象》(1935年，亚东图书馆)、克罗地亚小说《忏悔》(1935年，亚东图书馆)、《失掉了影子的人》(1935年，光华书局)、《在世界的尽头》(1935年，神州国光社)、《世界短篇小说集》(1935年，亚东图书馆)、《花束》(1935年，光华书局)和显克微支的《老仆人》(1943年，文学书店)等。方璧(茅盾)著有《王鲁彦论》(《小说月报》第17卷)，对作者论述甚详。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鲁彦选集》。

霍桑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年7月4日—1864年5月19日），美国小说家。生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毕业于缅因州的鲍登学院。《古屋青苔》(1843)和《雪影》(1851)是霍桑初登文坛的作品。霍桑的作品,虽直接或间接抨击了宗教狂热对人性的压抑,但却把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归之于人性中的“恶”和“原罪”。为了挖掘这个“恶”,其作品多描写超自然的、怪诞的、恐怖神秘的现象及阴暗反常的心理活动。《教长的面纱》和《小伙子布朗》便属于这种作品,揭示了人人皆有“恶”。《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及《通天的铁路》表现了作者对科学与理性的怀疑,认为科学技术只会促使人抛弃精神价值而追求物质享受。霍桑的代表作是《红字》(1850),写犯了通奸罪的海斯特·白兰通过深刻悔罪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牧师狄姆斯台尔良心备受折磨且终于当众坦白了自己的罪过而赎了罪;只有白兰的丈夫才因用心险恶而丧失了人性。书中的主要形象是监狱、玫瑰花和坟地。含有深刻的象征性。霍桑的其他小说尚有旨在说明祖宗的罪孽会祸及子孙的《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表示他与超验主义有分歧的《福谷传奇》(1852)及很受欢迎的儿童读物《故事新编》。由于与第14届美国总统皮尔斯是同学,霍桑曾任驻英国利物浦总领事。霍桑的小说开创了美国小说中象征性小说的传统及心理描写的先河,给后来的美国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杨岐方会

杨岐方会(992-1049)，北宋僧人。俗姓冷，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禅宗临济宗杨歧派创始人。20岁到筠州(今江西高安)九峰山落发为僧，阅经闻法。后去潭州(今湖南长沙)参石霜楚圆(986～1039)，并得法。不久离开九峰，被道俗迎居袁州杨歧山传法，后曾长期住杨歧山，因称“杨歧方会”，其法系称“杨歧宗”，是为临济宗的“正宗”。阐发禅宗临济宗之玄理，主张心即是佛，一切现成。认为佛性即人性，亦为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说“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袁州杨歧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欲达此境界，须保持身心清净，他说：“身心清净，诸境清净。诸境清净，身心清净。”(《后住潭州云盖山海会寺语录》)这就要求做到“心法双忘”，说：“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到这种境界，人即无喜忧之情，说：“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复无忧。”(《杨歧方会禅师后录》)现存资料有《袁州杨歧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和《后住潭州云盖山海会寺语录》共一卷，《杨歧方会禅师后录》一卷等。

台静农

台静农（1903年－1990年），作家。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霍邱县叶家集人。1918年,台静农小学毕业后,到汉口上中学;中学未毕业,又到北平。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1921年前后,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后在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1922年1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第一首新诗《宝刀》,抒发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1923年10月,又以笔名青曲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前后开始撰写杂文,抨击时弊。同时,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24年,与鲁迅先生熟识。1925年,鲁迅创造未名社,台静农为重要成员之一。1926年,编辑出版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参加未名社后,他在创作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1928年11月,将1926年至1928年间创作的14篇短篇小说,集为 《地之子》,由未名社出版,列为 “未名新集”之三。同情下层人民,抨击黑暗现实; 从现实生活取材,作品充满乡土气息等,是 《地之子》的特色。1928年4月,他第一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关押50天。1930年又由未名社出版小说集《建塔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深广。这期间,他先后去北平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30年秋,参加北平 “左联”。1932年12月,他再度被捕入狱10余天。1934年7月,第三次遭到逮捕,关押半年获释。1935年后,执教于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秋到四川,在白沙国立编译馆工作,后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创作了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申报》等。以及一批抨击时弊的杂文。1946年秋,应许寿裳之邀,前往台湾,先在编译馆任职,后在台湾大学任教达20余年。这期间先后写了《追思》等悼思、序跋类散文。1949年后,开始转向中国文学史研究,写出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著。1988年7月,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他到台湾后第一本散文集《龙坡杂文》,内收35篇读书杂记,忆旧及书序,书前有自序。

函昰

函昰(1609-1686),字丽中,别字天然,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出身于番禺望族,博学多才,崇祯六年(1633年)又取得了举人的身份。崇祯十二年,上京会试不中,回家途中身染疾病,途经江西时,拜谒道独禅师(空稳),便于庐山归宗寺削发为僧,时年33岁,得法号函昰,人们尊称他为天然和尚。天然和尚云游四海,曾于福州长庆寺、江西庐山归宗寺、广东罗浮山华首台、丹霞山别传寺、广州海幢寺诸名刹开坛主讲,宣扬民族精神。崇祯十五年(1642年),天然和尚返粤,来到番禺住持海云寺。以天然和尚为核心,以海云寺为基地,以天然“今”字辈的弟子为骨干,佛教洞宗的寺院呈现一片生机。番禺的海云寺、海幢寺、无着庵,东莞的芥庵,罗浮山的华首台寺,丹霞山的别传寺,江西庐山的栖贤寺、归宗寺等,都是清代颇负盛名的寺院。天然和尚所在的海云寺僧人众多,法众素质高超;天然和尚俗家子弟中的文化精英,人才济济,数不胜数。海云名下的这批诗人,由于境遇大体相同,写作题材相近,感情与风格相似,有学者称他们为“海云诗派”;海云一脉的这批僧人和文人中还产生了不少书法造诣颇深的书家,后人称之为“海云书派。”

白起

白起（？—公元前257年），又名公孙起，郿(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商鞅变法，创二十等爵，左庶长为第十等)，率军败韩军于新城(在今河南洛阳市南)。在新城之战中，他的军事才华初步显露出来。以功迁左更(第十二等爵)。

秦欲由中路进入中原，必须控制崤(崤山，在今洛宁县西北)、函(函谷关，在今灵宝县南)、伊(伊水)、洛(洛水)之地，以出虎牢(在今荥阳县北)。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穰侯魏冉(时为相)荐白起于秦王，率兵东出，攻击韩、魏。白起以主力绕至韩、魏联军之后方，将韩、魏联军逼至伊阙(在今洛阳市南)之狭隘地区而歼灭之，歼敌二十四万(歼敌如此之多，在此之前是少有的)，俘其将公孙喜，攻占五城。以功迁国尉(秦统一六国后，改名太尉)。

伊阙之战，韩、魏精锐尽失，国力大损，诸侯震恐。而秦声势大震，进入中原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十五年(公元前292年)，白起率兵再一次向韩、魏发起进攻，占领垣(今山西垣曲县)。迁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十六等爵，为最高武官)。次年，拔宛(今河南南阳市，中原重镇)。韩、魏被迫割地求和，魏割河东地四百里，韩割武遂(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二百里。但秦并未以此为满足，十八年(公元前289年)，白起再次伐魏，夺取大小城市六十一座。

韩、魏在白起连续打击之下，损失惨重，再无抵抗之能力。白起乃转兵他向，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率军进攻赵国，占领光狼城(在今高平县西)。旋与赵讲和，挥军南下，大举攻楚。

楚为南方第一大国，地方五千里，甲兵百万，粮支十年。然内政混乱，奸佞当权(令尹子兰主政)，放逐贤良(屈原)。据此，一举歼灭是不可能的，秦于是采取蚕食政策，决定首攻郢(楚国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北)。郢，西有巫巴之险，北有桐柏之固，南控湘黔，东制吴越，据江汉咽喉之地。郢都一下，楚必东迁，险固尽失。

次年，白起率军直指鄢城(在今宜城县西南，楚之别都)。鄢城是郢之北大门，楚调集大量精兵，严加防守。秦军力克之，旋乘胜前进。次年，拔郢，火烧夷陵(在今宜昌市东，楚陵在此)。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国势大衰。秦以郢为南郡，封起为武安君。

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韩告急于秦。白起率军倍道兼行，八日而至华阳(在今新郑县南)，大败魏军，俘三将，斩首十三万。继又攻赵，沉其卒二万于河。

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范睢为相，提出“远交近攻”之战略方针，秦王从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率军攻韩，连克五城，斩首五万。继取南阳(今获嘉县)，攻太行道。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攻占野王(今沁阳县)，将韩国拦腰切断，自是上党通韩之路绝。对此，韩王不知所为，赵国亦恐惧不安。及韩上党郡守冯亭以上党降于赵，秦王大怒，令左庶长王伐之。赵国老将廉颇据险筑垒，以逸待劳。秦军屡攻不克，乃施以离间计，以重金收买赵国权臣，散布“廉颇怯战”。赵王果中计，以“纸上谈兵”著称之赵括为将，取代廉颇。秦王闻讯，密令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副将，令曰：“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之!”

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赵括至长平(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前线击秦军。白起巧设伏兵，佯败而走。赵括乘“胜”追之，秦坚壁而守。继而起以奇兵二万五千绝赵军之后，又以五千骑突入赵之中军。赵军一分为二，粮道亦绝。起又出轻兵击之，赵军战不利，乃筑壁坚守以待救兵至。至九月，赵军绝粮，致相互杀食，救兵又不至，屡派兵突围，均未能成功。赵括乃自率精锐突围，被射死。统帅一死，赵军全线瓦解，四十万兵皆降。起曰：“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尽坑之，赵人大震。

长平大战后，白起欲借胜利之余威，兵分三路，企图一举消灭赵国，继而消灭韩国。赵、韩震惧，即遣苏代(纵横家)以厚币说范睢，曰：“赵亡则秦王王矣(王天下)，武安君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范睢遂说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王从之，遂罢兵。白起由是与范睢有隙。

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九月，秦王复发兵攻邯郸，白起有病，使五大夫王陵领之，战不利，亡五校。及白起病愈，秦王欲以起代陵。起曰：“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秦王仍命前往，起不行;使范睢请之，仍不肯行;继称病。秦王乃以王代陵，围攻邯郸，秦军伤亡惨重。起曰：“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令白起起，起遂称病重。范睢请之，仍不起。秦王大怒，免为士卒，迁之阴密(在今甘肃灵台县西)，起不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逐起。及起出咸阳西门，至杜邮(在今陕西咸阳市)，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起剑，令自杀。起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公元前257年)。

白起善计谋，是一名战将。司马迁曰：“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但他是一位不懂政治之将领，坑赵降兵四十万，就是一例。战争的目的，不是杀人，而制服敌人，故历代懂政治之军事家都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然白起反其道而行之。尤应指出的是，残杀如此多之降卒，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受到世人谴责之楚霸王项羽，也只坑秦降兵二十万。白起坑降卒，后果十分严重。史谓：“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又何以称奇哉!”“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沈从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曾用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个中医家庭。1918年从家乡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参加预备兵的训练,后正式参加军队,任上士司书,也作过屠宰收税员。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的部队各种生活,使他默想与体会了人生趣味,开始怀疑过去,憧憬未来。1922年,因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来到北京,本想升学读书,但未成功,于是学习写作,始用化名“沈从文”。1924年起,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杂志》上面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同时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北伐战争后,于1928年到上海继续写作,与胡也频、丁玲先后编辑《红与黑》和《红黑》杂志,并曾参加新月社,在《新月》、《现代》、《文学》、《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1929年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写作。1930年夏,在武汉大学国文系任讲师。1931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在北京编《大公报》副刊《文艺》,次年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同时与杨振声、朱自清等共同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同清华、北大、南开南下,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习作。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编《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文学副刊。解放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研究出土文物和中国丝绸,又在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兼职,研究工艺美术图案和物质文化史,并在《人民日报》、《文物》、《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上发表文章。1978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专题的研究工作。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沈从文是一位在国内外有成绩、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七十余种。在创作上,善于以清谈的文笔抒写青年的苦闷、军队的生活以及乡村的状况,其主要作品多以沅水流域的风土人情作背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显示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另外,他多年从事写作教学,在文艺批评方面有着精审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如《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朱湘的诗》、《论焦菊隐的诗》等。主要著作有:《鸭子》(1926年,北新书局)、《蜜柑》(1927年,新月书店)、《好管闲事的人》(1928年,新月书店)、《老实人》(1928年,现代书局)、《雨后及其他》(1928年,上海春潮社)、《篁君日记》(1928年,北平文化学社)、《入伍后》(1928年,北新书局)、《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新月书店)、《呆官日记》(1929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旅店及其他》(1929年,上海中华书局)、《十四夜间》(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凤子》(1930年,杭州苍山书店)、《沈从文甲集》(1930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石子船》(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一个天才的通信》(1930年,光华书店)、《沈从文子集》(1931年,新月书店)、《游目集》(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一个女剧员的生活》(1931年,大东书局)、《虎雏》(193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都市一妇人》(193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记胡也频》(1932年,光华书局)、《月下小景》(1933年,现代书局)、《一个母亲》(1933年,上海合成书局)、《记丁玲》(1934年,良友图书公司)、《如蕤集》(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八骏图》(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月下小景外八篇》(1936年,上海复兴书局)、《新与旧》(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从文小说习作选》(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湘行散记》、《边城》(1936年,开明书店)、《废邮存底》(与肖乾合著;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个妇人的日记》(1938年,上海晨光书局)、《记丁玲》(续集;1939年,良友图书公司)、《湘西》(1940年,商务印书馆)、《烛虚》(194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昆明冬景》(1941年,平明书店)、《云南看云集》(1943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黑凤集》(1943年,开明书店)、《春灯集》(1945年,开明书店)、《主妇集》(1943年,商务印书馆)、《我的生活——沈从文自传》(上海中央书店)、《长河》(1948年,开明书店)、《沈从文小说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及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从文散文选》(1980年)、《从文小说选》(1980年)等。关于历史文物的研究论文,已发表的有四十余篇,较注重实物资料的比证分析,多有新的见解。主要著作有:《中国丝绸图案》(1957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唐宋铜镜》(1958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龙凤艺术》(1960年,作家出版社)、《中国历代服饰研究》(1980年)等。

萧涤非

萧涤非（1907年1月11日－1991年4月15日）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江西临川人。10岁以前曾在其祖父创办的三益小学读书。后跟随其兄辗转于开封、南昌等地读中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0年大学毕业时以总平均在80分以上的成绩,免试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所作大学毕业论文《历代风诗选》,把自《诗经》以下直到清末,所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则集中阐发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1933年,经导师黄节推荐,赴山东大学任教。此后10余年间,先后执教于四川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等院校。1947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教直至逝世。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等职。1956年,萧涤非出版《杜甫研究》。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把马列主义思想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去,着重研究了杜甫接近人民生活的一画,并用较大篇幅分析了杜诗的艺术性。他遵循鲁迅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和“以杜解杜”的原则,力求还杜诗以本来面目。出版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出版了古典文学论集《解放集》,校点了《皮子文薮》,并参与主编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1979年萧涤非在新形势下发表了题为《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论文,详细阐述了他30余年来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对打破禁闭已久的沉闷局面,贯彻“双百”方针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几年间,着手对《杜甫研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将原《杜甫研究》上卷改为30余年研究杜甫的论文集,下卷改编为《杜甫诗选注》。他还主持了《杜甫全集》的校注工作,并兼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左拉

爱弥尔·爱德华·夏尔·安东尼·左拉（法语：Émile Édouard Charles Antoine Zola，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8日），法国小说家。1840年4月12日生于巴黎—意大利籍工程师家庭。7岁丧父,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贫困。中学毕业后在一家书局当工人,因才华出众,不久被晋升为职员。这期间他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受文艺理论家泰纳、生理学家贝纳尔和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他在《实验小说论》一文中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主张小说家应充当事实的收集者和根据事实进行实验的实验者,强调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根据这一自然主义文学观点,他于1868年开始着手写一部《人间喜剧》式的大型作品《鲁贡·玛卡尔家族史》。作品以第二帝国时代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家族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兴衰史,25年时间完成,共20卷。其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参差不齐,最著名的是《小酒店》(1877)、《萌芽》(1885)、《金钱》(1891)等。在创作过程中,作者脱离了自己事先拟定的法则,遗传研究、病理研究让位于社会研究,写成了一部反映拿破仑第三时代政治风云,暴露资产阶级可憎面目的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小酒店》是一部以描写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描绘了劳动者非人的生活状况,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力的控诉。《萌芽》以一个矿区为背景,描写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它在法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在长篇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无产者的形象。另一部长篇小说《崩溃》(1892),描写了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战役的惨败,并以此作为前面各卷中所写拿破仑第三统治必然惨败的结果。从而完成了整个第二帝国的社会史。继这部巨著之后,左拉又写了长篇小说《三名城》三部曲,即《卢尔德》 (1894)、 《罗马》 (1896)、 《巴黎》(1898)。作品以皮埃尔教士为中心,揭露了天主教的卑劣和虚伪,阐述了以科学改造社会的思想。1898年,他参加了由“德雷福斯事件”所触发的反政府的民主运动,写了《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一文,谴责政府违反法纪,践踏人权。由此招来了反动势力对他的迫害,被判徒刑一年和罚款3000法郎。他逃亡英国。流亡期间着手写作《四福音书》:《繁殖》(1899),歌颂家庭和天伦之乐;《劳动》(1901),提倡建立“劳动、才能与资本和平联合的乌托邦。”《真理》(1903)是德雷福斯事件的艺术再现;《正义》,旨在宣扬让公平和正义主宰人类(未完成)。作者于1902年9月29日逝世。此外,左拉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新故事》(1874)、《布尔勒上尉》(1882)、《纳依斯·米库兰》(1884)及剧本、文艺批评著作和大量书简。他的作品和自然主义理论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数十年的法国文坛。

费正清

费正清，费尔班克·约翰·金（英文：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抗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官员、著名的“中国通”。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休伦。192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获得罗兹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1930年携眷来华,在北平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1936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 《中国关税的起源 (1850—1858)》。1937年返美后任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师。1941年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中国部负责人。1942年在重庆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顾问,直至1943年底离华返回美国。1944年在华盛顿军事情报办公室任职。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再度来华任美国在华新闻处处长,直至1946年7月回国。1948年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重访中国。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为美国培养中国问题专家效力20余年,颇受美国政府器重。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著有 《美国与中国》 (1948)、《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 (1954)、《中国的传统和维新新解》 (1968)、《美国和中国的传教事业》(1974) 和回忆录 《与中国紧密相联》 (1982)等书;还与人合著 《中国对西方的反映》 (1955)、《东亚文明史》 三卷 (1959—1973)、《清代的行政: 三种研究》 (1960)。此外,编有 《中国的思想和制度》(1957)、《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 (1968); 与人合编 《中国对西方的反映: 1839—1923年文献通论》(1945) 等书。其言论有对中国友好的一面,但也不乏偏见与傲慢。

李昴英

李昴英（1201—1257），宋文学家、诗人。字俊明,号文溪。前人多书其名为李昂英、李公昴及李公昂,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弱冠以《春秋》首计偕,为崔与之器重。宝庆二年进士,调汀州推官,以退贼功迁太学正。丁母忧,起为武学博士。端平二年,除大理司直、主管经抚司机宜文字。三年,召为太学博士,除校书郎。嘉熙元年,除秘书郎,迁宗正丞。二年,除著作郎。三年,兼史馆校勘,擢权兵部郎中,出为福建提举。丁父忧。淳祐六年,赴阙,奏请正史嵩之之罪,以伸杜范、刘汉弼、徐元杰三贤之冤,擢右正言兼侍讲。以论陈、赵与��,与在外差遣,三学诸生饯行诗有“庾岭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家食数载,杜门却扫。十二年,起为江西提刑,兼知赣州。宝祐二年,召为大宗正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除右史,迁左史,擢吏部侍郎。三年,因论救御史洪天锡,与俱贬,归隐五羊文溪。五年卒,年五十七。谥忠简。昴英天性劲直,议论高迈。其文简而有法,婉而成章,江万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评其诗文谓:“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以词知名,贺裳《载酒园诗话》谓其诗“终不脱词家本色”(《景泰寺》)。其词存三十首,以慢词最见工力,多喜以高人野语,壮士豪语发之,微近辛弃疾风格。如《水调歌头·题登春台》、《念奴娇·避暑白云寺》诸阕,大开大阖,落笔有气势。黄昇称为“词家射鵰手”(毛晋《文溪词跋》引)。而《兰陵王》(燕穿幕)一首,则凄婉缠绵,明人杨慎誉其“绝妙可并秦(观)、周(邦彦)”(《词品》卷五)。词末数语,新奇精妙,李调元《雨村词话》叹其为“前人所未经道”。元至元间,其门人李春叟辑为《文溪存稿》二十卷,凡奏稿杂文一百二十二篇,诗词一百二十五篇,有明嘉靖十年李翱刻、崇祯三年李振鹭重修《李忠简公文溪存稿》本,《四库全书》本名《文溪集》。又有《文溪词》一卷,收入《宋名家词》第五集。《全宋词》第四册录其词三十首。《全宋诗》卷三二五六至三二六○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七九三八至七九四四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广州人物传》卷九《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简公昴英》、清康熙李际明刊本卷首裔孙李殿苞《忠简先公行状》。

薛应旗

薛应旗(1500-1575)明学者。为南中王门代表之一。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常州)人。敷教祖父，嘉靖年间进士。曾任慈溪知县、江西九江府儒学教授、浙江副使等职。博学，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齐名。因对严嵩不满，被贬为建昌通判、浙江提学副使。归居后，专事著述。家富图籍。据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称，他的藏书可与吴宽、茅坤、王守仁等人并论。刻印古籍数十种，如《六朝诗集》24种55卷、《四书人物备考》40卷、《宪章录》46卷等。

早年从学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同时又受学于崇尚程朱理学的邵宝和吕柟。故《四库全书总目·考亭渊源录》提要中说：“直旗初学于王守仁(应为守仁弟子欧阳德)，讲陆氏之学，晚年研究洛、闽之旨，兼取朱子。”宣扬“此心之外无余道”，“人者天地之心”(《方山先生文录》卷十七)。承传王守仁心学，但反对空谈良知，不尚实际的时弊，提倡“务实”。认为“空言之无益，实行之当务”(《杂著》)。“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称非称许之称，乃实称其名之称也。非疾其无名也，疾其无实也”(《薛方山先生集·尚实》)。也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主张言行一致。批评“离行言知”的学风，“古之学者，知即为行，事即为学。今之学者，离行言知，外事言学”(《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有《方山先生文录》，另有后人整理的《薛方山纪述》、《薛子庸语》等。

据《五牧薛氏宗谱》记载，薛方山的主要著作:《宋元资治通鉴》157卷、《考亭渊源录》24卷、《甲子会记》5卷和《附续甲子会纪》、《四书人物考》40卷、《高士传》、《薛子庸语》6卷、《薛方山纪述》、《宪章录》46卷、《方山文录》、《浙江通志》72卷、《宋方文语》(按:‘宋’为宋濂，‘方’为方孝孺)、《孙子说》、《方山记述》1卷、《方山致义》3卷等。另有其后裔为其刻印的《方山薛先生全集》68卷，收录其诗文等。

王永彬

王永彬,（1792年－1869年），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时期。生于乾隆壬子年正月二十三亥时，卒于同治己巳年正月二十五巳时，享年七十有八。湖北枝江石门村（今宜都市枝城镇余家桥村石门坎）人，原籍湖北咸宁。清代文学家。南宋孝宗时王刚中之后人。王永彬为岁贡生，曾参修同治《枝江县志》。后隐居，开门授徒。邑令朱锡绶闻名造访，永彬凿坯遁逃。与高安周柳溪、彝陵罗梦生结诗社，号吟坛三友。著有《桥西山馆杂著八种》（《围炉夜话》、《音义辨略》、《六书辨略》、《禊帖集字楹联》、《朱子治家格言》、《先正格言集句》、《历代帝统年表》、《孝经衬解》）、《讲学录》、《说古韵言》、《桥西馆诗文杂着》、《独柱山房诗文襟著》、《脏腹病药夫》等，其中二百二十一则随笔集《围炉夜话》，序于咸丰甲寅年二月，内容包括道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和勤俭等等。与明人洪应明撰的《菜根谭》，陆绍珩撰的《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有五子，长子王海琴为贡生。

刘秉忠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字仲晦，初名侃，拜官后改名秉忠，自号藏春散人，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曾祖仕金，其父在蒙古任官。秉忠十七岁时补邢台节度府令史，以怀才不遇，不愿为刀笔吏弃去，隐于武安山中。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天宁天照禅师以其能诗文，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他博学多才，自幼好学，至老不衰，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及邵雍《经世书》，又精于天文、地理、律历、阴阳、术数等。他随海云禅师入京师，见赏于忽必烈，以布衣身份随忽必烈征大理、云南及南宋，以好生不杀谏忽必烈，时人称之为“聪书记”。忽必烈即位，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元初制度多出其手，元之国号即是他所提议。至元十一年(1274)无疾而终，年五十九，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淡泊自处。《元史》本传称他“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他有诗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意不在新奇”(《读遗山诗》)，语言晓畅，不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而病在平淡粗疏，缺乏诗味，这也是元初一般北方作家的通病。他的诗常表现出仕与隐的矛盾，这在当时士人中有一定代表性。他还是词人，其词今存八十馀首，以词言志，风格豪放，但偏于直露，不免粗疏，如[木兰花慢·混一后赋]写得气势奔放，反映出大一统的气概，而词中议论颇多，给人粗豪之感。他又是早期散曲作家，《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但仅存小令十二首，具有早期散曲的民歌风味，其散曲见《阳春白雪》、《乐府群珠》、《雍熙乐府》。词见《藏春乐府》，诗见《藏春集》六卷，文已佚，《元史》本传中有上忽必烈书一篇。生平事迹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集中末一卷行状、神道碑铭、志文，《元史》卷一五七、《蒙兀儿史记》卷八三、《新元史》卷一五七、《宋元学案》卷九○。

阿德勒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1870年2月7日-1937年5月28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医学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商的家里。1895年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成为眼科和内科医生,1902年参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小组,并继弗洛伊德之后,成为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的主席,但由于不同意弗洛伊德对性的强调,两人很快就决裂了。1912年创建个体心理学派。一战后从事儿童指导工作,并成立了儿童指导中心,1926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1932年任美国心理学讲座的主讲,1934年后定居美国,并任美国长岛医学院医学心理学教授,1937年因病在苏格兰去世。主要著作《器官低劣及其心理补偿》(1907)、《神经精神病体系》(1912)、《个体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1920)、《理解人性》(1927)、《社会兴趣:对人类的一种挑战》(1933)。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要领是“自卑情结”。自卑是由于人的自身身体的缺陷和人与限制其需求的环境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每一种神经病都可以理解为患者想要使自己摆脱自卑感的一种企图。从心理学上讲人具有一种把人格统一于某个总目标的内驱力,阿德勒称这种内驱力为“追求优越”。每个人生下来时就会发现自己身心存在着不足,为要超额补偿,势必发展优点。但这种补偿不能太过分,过分的心理补偿一方面会产生“天才”,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人的心理不正常。阿德勒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并对其作了重要修改。他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婴儿天生就有性欲的见解。而论证到有自主的本能是一个事实,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儿童天生有反抗父母的情结,随着自我意识的形成与日趋完善,每一个儿童都拥有一种力求获得权力和重要地位的不平凡的欲望。他强调培养一个孩子具有良好的使用能力必须对自主性进行合理的控制,过分压抑会使儿童变得怯弱,而过分放纵就会发展他们的统治欲。阿德勒的思想促进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演变,最终导致了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出现。由于阿德勒的影响,“个体心理学”在20世纪20～30年代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美国。

言偃

言偃，孔子弟子。字子游。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少孔子四十五岁”，约生于公元前506年。卒年不详。关于子游的籍贯有两种说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言偃，吴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 “言偃，鲁人。”据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今吴郡有言偃冢，盖吴郡人为是也。”按之《吴郡志》，现在的常熟县(古吴地)有“言偃宅”，“宅有井，井边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看来子游当为吴人。

子游也是孔子弟子中的“十哲”之一。东汉明帝十五年配祭孔子，唐开元二十七年尊为“吴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谥为“丹阳公”，不久就改尊为“吴公”。

子游师事孔子当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后期。虽然他从师较晚，但能学而有成。《论语·阳货第十七》云：“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 "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时，子游正为武城宰，用礼乐来教化百姓。所以孔子听见“弦歌之声”时，开始还以为子游的做法有点小题大作，所以说“割鸡焉用牛刀，”经子游说明之后，孔子便向随行的学生肯定、也是赞扬了子游的做法。由此可见子游对于儒家主张的礼乐政治能够身体力行。所以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见《孟子·公孙丑上》)

郭沫若氏在《十批判书》中肯定《礼记·礼运》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其中表现了儒家对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理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货力为己，……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以为殃，是谓“小康”。认为“天下为公”的社会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往事，而于“天下为家”的情况下，若提倡“礼”来型仁讲让，便可以达到“小康”的理想社会。

子游为人不拘小节，说话做事不甚严谨，《论语·子张第十九》载有子游、子贡之争，“子游曰： "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 "噫! 言游过矣!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游随意批评子夏在教授学生时没有从根本上下功夫，结果被子夏抓住疏失之处，以传授“君子之道”孰先孰后本无人规定给以反驳。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在学派之争中，子游氏之儒被荀况斥为贱儒，所谓“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非十二子》)

王世懋

王世懋[mào]（1536－1588）明代诗文作家，诗论家。字敬美，号墙东生，别署损斋，因室名麟洲，世称麟洲先生。太仓(今属江苏)人。 王世贞弟。嘉靖三十八年(1559)，登进士第，以父忬为严嵩诬构论死，归赴家难，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父冤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神宗万历元年(1573)，丁母忧归。服除，补祠曹，寻授尚宝丞，迁江西参议，升按察副使，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进为省左参政分守福兴道，迁南京太常寺少卿。万历十五年，辞病归。次年，卒，年五十三。他推崇李攀龙，王世贞，在早年《呈于鳞》一诗中说：“王生落落开地间，自言得御李君还。从他百道吴门色，我自衔杯望泰山。”他认为：“诗家集大成者，昔惟子美(杜甫)，今则吾兄。”(引自《列朝诗集小传》)其诗学汉魏，盛唐，一些诗作颇注意色泽与声调，如《需次都下得家兄楚中问并贶新诗奉答》：“粉署除书颇讶迟，武昌鱼素正相思。里中白雪应稀和，台上黄金转自疑。莫学楚人深怨别，但逢燕市易成悲。故国花萼秋如许，苦向人间寄一枝。”到晚年，他开始认识到模拟的弊病，在诗论《艺圃撷余》中指出：“海内为诗者，争事剽窃于鳞(李攀龙)、纷纷刻骛，至使人厌”：“李(梦阳)、何(景明)尚有废兴，徐(祯卿)、高(叔嗣)必无绝响。”显然已注意到才情的重要。著有《奉常集》69卷。集中收诗文以外还包括《澹思子》、《艺圃撷余》、《易爻解》、《却金传》、《经子臆解》、《闽部疏》、《窥天外乘》、《三郡图说》、《二酉委谈》等。其生平见王世贞撰《亡弟敬美行状》(《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四○)、汪道昆撰《王次公墓碑》(《太函集》卷六七)、《明史》卷二八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清王瑞国有《瑯玡凤麟两公年谱合编》。

子思

子思，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曲阜人。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子思虽是孔子的孙子，但并没有亲受孔子的教诲，在他少年时期孔子就去世了。他跟孔子的学生曾参学习，颇得孔子思想的真传，后收徒授业。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形成“思孟学派”。

子思，很受孟子推崇，在《孟子》七篇中，引子思者六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荀子·非十二指》)，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相传《礼记》中的《中庸》、《表记》、《访论》为子思所作。孔子之后，儒分八家，其中有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二者又融合为思孟学派。子思以“中庸”为其学说的中心，把本来是道德范畴的“诚” ，作为世界的本体，万物的创造者，鼓吹“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故至诚如神” ，并把人的修养和德行看成决定一切的东西，使他的学说具有一层浓厚的道德色彩。子思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发展，突出了内心省察的修养方法，努力把孔子所说的“内省”修养方法发展为“慎独”的修养方法，专门研究人的心如何不为外物所引诱。他在《中庸》篇中，把智仁勇三者，作为“天下之达德” ，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视为天下之达道，而且还把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白工、柔远人、怀诸侯九者，作为治理“天下国家” 之“九经”。他认为要达到 “中庸”境界，必须走“道问学”的修养途径，即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承认了教育和学习对良好道德品质的作用。子思的政治思想也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他把“仁”和 “义” 即作为政治学的范畴，又作为伦理学的概念。子思的伦理思想对孟子以及宗明理学和我国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有很大影响，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 ; 《中庸》也被列为“四书” 之一，抬到千古不刊的 “经书”地位，在中国伦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汪楫

汪楫(1636—1699)，字舟次，又字耻人，号悔斋。清扬州人。性伉直，意气伟然，能力学，日索奇文秘籍读之，遂得淹贯。康熙十六年(1677)，以岁贡生署赣榆训导。时安丰诗人吴嘉纪有《陋轩集》诗稿，楫喜其峭拔冷峻，为付梓，嘉纪由是致盛名。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儒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二十一年(1682)春，充册封琉球国正使。后出知河南府，治绩为中州之最。尝置学田于崇阳书院，聘詹事耿介主讲席，士风丕振。寻擢福建按察使，迁布政使，莅官五载，民戴其惠。召来京，途中罹疾归。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帝第二次南巡，经扬州，楫强起迎谒，帝熟视久之，曰：“非汪楫耶?今老矣!”以御书命户部左侍郎李柟就第宣赐。三十八年(1699)卒，年六十四。

楫工诗，与孙枝蔚、吴嘉纪齐名。所作以古为宗，以洁为体，以清凄冷峭为致，务去陈言，又不堕涩体。康熙九年(1670)，与施闰章、孙枝蔚、刘体仁、程邃、孙默等集红桥赋诗，有句“旗亭连画舫，树笛杂黄鹂”，为人所称。其《第五泉》云：“汲得山头第五泉，共携新火入林煎。如何天下清泠水，不上人间歌舞筵。”因小及大，意在言外，最具汪诗特色。有《悔斋集》行世。

汪楫平生业绩，以出使琉球为最著。琉球为东海岛国，所部凡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以中岛最富。宋元史籍已具载，然未通往来。及至明代，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时中山、山南与山北争雄，明遣使敕令罢兵息民，三王并奉命。自洪武五年(1372)起，三王先后遣使进贡方物，又遣王室并大臣子弟入明国子监受业，而新王即位，皆由明帝颁诏册封。明朝士人亦有在琉球为官者，若江西人朱复官至中山王左长史(相当于左丞相)，永乐九年(1411)已九十余岁，始致仕还乡。万历四十年(1612)，日本以3000人寇琉球，掳其国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后其王释归，国势已弱，犹执藩属之礼，十年或五年一贡，与明室通好。

清顺治四年(1647)，国王尚贤卒，弟尚质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请求册封，世祖允之，遣使奉诏印往，封质为琉球国中山王。康熙七年(1668)，尚质卒，世子尚贞当立，臣民结状请封。二十一年(1682)春，翰林院检讨汪楫条上七事，其一谓国朝文教敷弘，颁赐御书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属国。圣祖允其请，命楫为正使，内阁中书舍人林鳞焻为副使，持诏敕银印，往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王，赐御书“中山世土”。乘传过扬州，渡闽海风顺且速，三日而至。楫至琉球，宣布德威，颁订典礼，琉球王并臣民皆大悦服;又为其国王书殿前榜额，纵笔为擘窠大字，王惊以为神。例有餽赠，楫坚却不受，琉球人建却金亭志之，感其廉明布德，风仪可钦也。琉球中山王复命长史郑洪良请以其画像留国中，楫答以诗，有句云：“稍喜文章堪报国，谁凭骨相取封侯。”时谓得使臣之体。其后也，乡人阮元钦其品节高尚，影响致远，于《淮海英灵集·甲集》云：“四十年后，复有使琉球者，其国礼仪，犹遵悔斋所改定。有诗僧宗实，年七十余，尚诵悔斋诗不辍。其所以孚远者可知矣。”楫既归，撰《使琉球杂录》详载彼地礼仪并山川景物，又因奉谕祭故王，入其庙，默记历代所立君主，兼得琉球《世缵图》，参之明代事实，诠次为《中山沿革志》。

汪楫奉使琉球一百九十七年后，即光绪五年(1879)，日本大寇琉球，灭其国，夷为冲绳县。此冲绳之所由来，亦日本侵略扩张之明证也。

夏曾佑

夏曾佑（1863年—1924年4月18日），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生于1863年11月(清同治二年十月)。父亲夏鸾翔(字紫笙)，是晚清著名的算学家，曾任詹事府主簿等官职，著有《致曲图解》 、《少广缒凿》等书。在夏曾佑出生后不久，病死于广东，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夏曾佑少年时生活不富裕，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习文化知识，十四岁进学，二十六岁考中举人。

夏曾佑二十八岁至北京考中进士，任清廷礼部主事，仍利用时间读书。他聪明兼勤奋，得以博览群书。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日烈，民族危机加深，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了改良主义思潮，作为理论依据的今文经学也日渐流行，夏曾佑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成为今文经学的信奉者。1892年左右，他在北京和维新运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相识，而且住所相邻近，他们之间乃时常讨论公羊学。由于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气味相投，交往十分密切，成为“讲学最契之友”。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统治之所以腐败，政治思想方面应该归罪于荀况，因而在戊戌变法前夜曾企图发动“排荀”运动，并谓：“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夏曾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冥冥兰陵门(指荀学)，万鬼头如蚁；质多(即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1895年，夏曾佑居住于上海，在梁启超、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中经常发表论文。次年他改官知县，在京候选未着，生活困窘。乃于是年年底赴天津，应同乡孙宝琦之聘任育才馆教师，历时三年。此一时期，他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以宣传新学和鼓吹维新变法，和上海的《时务报》分执南北舆论的牛耳。由于办报关系，他与严复接触频繁。关于这时情况，他在给表兄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津之后，幸遇又陵(即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如遇。”通过严复的媒介，夏得以系统地了解天演论进化学说。于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使之由传统的今文经学历史变易思想发展为进化论的拥护者，并成为政治上的维新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夏曾佑虽然没有被株连，但《国闻报》被迫停办，育才馆也将他解聘。次年年底，他出任安徽祁门知县，目睹地方吏治之腐败、民气之闭塞，而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思想上日趋消极。根据他所信仰的“优胜劣败”的原则看来，中国民族“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而，他又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甘心于亡国灭种，因此又认为：“物极必反，将有大变，若不变者，则地球将退化，岂仅黄种之忧哉!”

1900年5月，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夏曾佑在祁门闻讯后，十分震惊，但是，他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上，而错误地寄托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认为英、美帝国主义者会帮助被幽禁的光绪帝亲政，再行新法。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走，并暗中与帝国主义谈判投降。夏曾佑这时鉴于自己幻想的再度落空，颇为悲观失望，慨叹：“此次北方事起，全体震动。竟将全国中隐微深锢之情形和盘托出，仔细思之，必至无救。”他估计这次八国联军入侵的结果，“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矣”。因而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几乎完全消失，说什么不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采取“二面绝不与闻为长策”，即“无论何事，必做二者之间，即可自存”。

夏曾佑在祁门做了三年知县，据说是“政简刑清，祁民颂曰：‘数十年无此好官。’及行也，攀留者如潮涌”。1902年4月，夏卸祁门任后，寓居上海。不久，以直隶州知州用，旋因母丧归。丁忧期间，居家无事，遂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这样做，主要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前途渺茫，力图从历史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这时已认识到历史与现状有密切关系，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以为推而已矣。”为什么能推呢?因为“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不可。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迹象，只有从历史中才能找到它的根源。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指出：“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阒寂于己亥，重演于庚子。然皆变法而不见变法之效，非变法之无效也。”其原因是由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所以遭受了失败。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不然“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而政治的本身“亦无有不归澌灭”。“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他提出“致治之密合于历史”，其程序要做到“几如在躬之衣服，其长短必符其身；攻疾之药石，其寒热必视于病”。

20世纪初，夏曾佑和康、梁一样，还幻想帝国主义国家会帮助中国自强，1904年他写了《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一文，反对联俄，主张联日，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使中国强盛起来。对国内政治，他仍主张通过变法保存封建君主制，而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还不够开化，说：“无教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照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不但不应当向革命转化，连改良都应该推迟到将来去进行，其理由是中国“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1905年8月，夏曾佑居丧期满，亟待复职，适值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夏曾佑经友人介绍，作为五大臣随员之一，赴日本考察，于1906年4月出国，历时两月回国。之后，又作为两江总督特派代表的随员，北上会议官制。当时《东方杂志》为立宪问题出了临时增刊，他为该刊写了《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清廷的假立宪制造舆论。1908年初署理安徽广德知州。但这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夏曾佑眼见立宪不成，前途渺茫，思想上越发消极颓废，遂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终日不倦。

值得重视的是夏曾佑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史学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供当时中学堂用的一本教材，原书分三册，1904年至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排印出版，以后又重印过几次。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加以句读，并改名《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本书虽然只写到隋朝，只能算半部古代史，但它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编撰方法，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体裁之外，应用章节体编写历史，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可说是第一人；也是试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指导总结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夏曾佑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又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在上古时期内他分为两个小时期：一为太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之为传疑时代；二为由周中叶至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形成，称之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他分为三个时期：一为由秦至三国，此时中国人才极盛，国势极强，称之为极盛期；二为由晋至隋，由于周边各族攻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而宗教(即文化——引者)亦大受外教之影响，称之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称之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期；二为清代二百六十年，为更化期。夏曾佑这样划分历史时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演变和因果关系而划分的，虽然还看不出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因果关系，但他打破了几千年封建史学不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旧传统，在史学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后，夏曾佑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自好友严复、沈曾植等相继逝世后，他落落寡欢，杜门谢客以诗酒自遣。1924年4月17日病逝于北京。

竺道生

竺道生（355～434）东晋涅槃经学者。又称道生。钜鹿（河北平乡）人，俗姓魏。寓居彭城（江苏铜山）。后改姓竺。师幼即颖悟，聪慧如神，依瓦官寺竺法汰出家。十五岁登讲座，虽宿学名士亦不能抗衡。及至受具足戒，更名遍华夏，王公显贵皆参其席。初于建业之龙光寺（青园寺）弘法。罽宾沙门僧迦提婆莅止庐山，译出阿毗昙心论。师闻之，乃从学‘一切有部’之教义。鸠摩罗什至关中，师复负笈北上，依止从学。关中诸僧，咸服其英秀，与道融、僧睿、僧肇等皆为罗什门下之俊杰，称为关内四圣。义熙五年（409），还归建业龙光寺。刘宋兴起，文帝极敬重之，王弘、颜延之等人皆来问道。景平元年（423），师与慧严共请佛陀什在龙光寺译出五分律。师精通龙树、提婆之学说，慨叹当时学者受经文滞碍而疏于圆通义理，遂深究有、空、因、果之理，创立善不受报及顿悟成佛说，并着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以阐释其说。又因阅及法显所译之六卷泥洹经，乃谓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其时，大般涅槃经尚未传至，闻者难信，群起攻讦之。师逐遭摈斥，再度入庐山隐居。其后，昙无谶所译之大般涅槃经传至南方，内容果如其说，众师皆叹其卓识。师自此亦得以此经宣说阐提成佛之义。据传，师曾于江苏虎丘山聚石为徒，阐述‘阐提成佛’之说，感群石点头，后世遂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美谭。元嘉十一年冬十月，于山中讲经，坐化于师子座上。葬于庐山之阜，世寿八十。另撰有维摩诘、法华、泥洹、小品般若等经之义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梁高僧传卷二、卷三、佛祖统纪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