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莱切

利顿·斯特莱切（Lytton Strachey，1880年3月1日至1932年1月21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布鲁姆斯伯里才子，他的讽刺散文风格和与维多利亚时代过去的决裂感有助于定义英国文学现代主义。

贾尔斯·莱顿·斯特雷奇于1880年3月1日出生于克拉珀姆公地的斯托伊府，他的父亲理查德·斯特雷奇将军是一位前殖民地行政官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印度度过，他的妻子简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女性，她对谈话的热爱和对法国文学的了解对年轻的莱顿产生了重要影响。1884年，斯特拉奇一家搬到了伦敦市中心的兰开斯特门69号，斯特拉奇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兰开斯特门的谈话非常活跃和聪明，但斯特雷奇觉得气氛压抑。后来，他回忆起那里的生活，结合了他父母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世界、他们祖先的衰败的“贵族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和怪癖”，形成了“斯特拉奇性格”的独特部分

斯特拉奇夫人指导了利顿的非传统教育，其中包括在帕克斯顿学校（1889-1893）四年和在利明顿（1894-1896）两年，利明顿是一所半公立学校，他记得在那里，他因为瘦弱的体格而受到欺负，并第一次体验到同性恋欲望。1897年，斯特雷奇进入利物浦大学学院，沃尔特·罗利爵士（他的一位堂兄的丈夫）是该学院的阿尔弗雷德国王英国文学教授。最后，从1899年到1905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布卢姆茨伯里人克莱夫·贝尔、E.M.福斯特、托比·斯蒂芬和伦纳德·伍尔夫。1902年，他当选为剑桥秘密学会“使徒”的成员，通过该学会，他结识了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斯特拉奇强调审美体验和个人关系是智力的支撑，他提倡同性恋，认为这是颠覆性的个人信条的一部分，在使徒中盛行。

离开剑桥后的五年里，斯特雷奇与家人住在一起，先是在兰开斯特门，然后搬到了他们在汉普斯特德的新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弗吉尼亚·斯蒂芬（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妹妹凡妮莎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兄弟索比去世后，为这个家庭提供了宝贵的支持。1908年，斯特雷奇甚至向弗吉尼亚求婚，弗吉尼亚后来在《远航》（1915）中将他描绘成圣约翰·赫斯特。她拒绝了这份工作，斯特雷奇如释重负，建议她嫁给伦纳德·伍尔夫。 1910年，斯特雷奇受委托撰写了《法国文学中的里程碑》（1912），这是一本对法国文学史的清晰简洁的介绍。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亨利·兰姆（斯特拉奇经常迷恋的对象）和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她是D·H·劳伦斯和其他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的赞助人。兰姆和莫雷尔把他介绍给布鲁姆斯伯里以外的一个波西米亚世界

斯特雷奇从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他对战争的抵抗是传奇般的。尽管斯特拉奇以他特有的夸张方式表达了这一点（据一个故事说，他说，“我是你们为之奋斗的文明”），但他的反对态度实际上相当严肃。在被判定身体不适合服兵役之前，他根据自己的信仰申请豁免，即“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整个体系是极其邪恶的；就我而言，积极参与其中是错误的。”

这场战争对斯特雷奇最著名的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1918）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书简要介绍了维多利亚时代四位偶像人物的人生历程：红衣主教曼宁、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和戈登将军。斯特雷奇对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散文中发现的“奇怪的嘲笑力量”印象深刻，而在《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中，他的语气是恶作剧式的讽刺，因为他揭露了他认为导致战争的世代虚伪。斯特雷奇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四个研究对象都信仰虔诚的基督教，这本书被（弗洛伊德等人）解读为反对宗教的延伸论证。这本书传达了斯特雷奇现代主义朋友和同时代人共同感受到的与过去决裂的必要感。

《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使用了精湛的叙事技巧，包括引人注目的隐喻、颠倒的陈词滥调、自由间接话语的实验和对次要人物的巧妙管理，使其成为一部文学经典，也是一部历史经典。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呼应了现代主义的假设，即作者只能以片段的形式呈现人物，他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个观点，这个比喻让人想起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马洛（Marlow）小说，这些小说关注明暗对比：“如果他聪明，那么（传记作者）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攻击他的主题……他会突然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隐秘角落投射一束具有启发性的探照灯。”这种将传记作者视为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者的理解，让人对斯特雷奇在下一页更为正统的陈述产生怀疑，即“揭露案件事实是他的职责”。综上所述，这些陈述似乎是为了引发像马洛在描述吉姆审判时的反应：“事实！他们向他要求事实，好像事实可以解释一切！”

斯特雷奇的第二部传记作品《维多利亚女王》（1921）是一部更传统的传记，尽管在某些方面仍然带有戏谑的讽刺意味。在《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1928）中，他以惊人的想象力，将一个早期历史时期的人物生活戏剧化，以弥补伊丽莎白相关信息相对缺乏的不足。斯特拉奇对伊丽莎白爱情故事的探索，是通过他自己的性生活来解读的，这也表明了弗洛伊德对他理解性的影响（他的兄弟詹姆斯是弗洛伊德作品的标准版的主编）。斯特拉奇还留下了一本传记散文集，名为《微型肖像》（1931年），以及许多关于文学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些（包括一篇关于《奥赛罗》的未完成的长文，写于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被收录在詹姆斯·斯特拉奇于1933年出版的《遗世人物和评论》中。

斯特雷奇于1932年1月21日死于胃癌。虽然他的作品没有受到他那一代文学人物的关注，但它对现代主义批评仍然至关重要。最近的两本专著指出，人们对斯特雷奇的兴趣可能正在复苏，还需要更多的人来阐明这位历史学家，他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炼出文学现代主义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