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

包天笑（1876－1973），近现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小名德定,初名清柱,更名公毅,字朗孙,号包山,以笔名行,别署拈花、秋星阁主、钏影楼主等,绰号包小姐。尤先甲表侄,吴砚农甥。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诸生。曾作塾师,通英、日文。二十六年与戴梦鹤等结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庄为经理,次年创办《励学译编》《苏州白话报》,与谱兄杨紫麟首译英国爱情小说《迦因小传》。后赴上海主持金粟斋译书处,出版严复所译《穆勒名学》及谭嗣同《仁学》等名著。出任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三十二年任上海《时报》新闻编辑,兼《小说林》杂志编辑。三十四年当选江苏省教育会干事。次年主编《小说时报》,发表短篇小说《一缕麻》,编译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颇为轰动。宣统二年(1910年)入南社,次年主编《妇女时报》,创编《时报·余兴》副刊尤有影响。1912年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兼职,编辑国文教材及共和国宣讲书《新社会》等。积极提倡戏剧改良,1914年改编自译小说《梅花落》《空谷兰》及林纾译《玉雪留痕》等名著为新民新剧社公演,次年主编季刊《小说大观》。1916年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星绮演剧学校并兼任教员,次年主编《小说画报》。1919年自《时报》馆辞职后,主编《中外新报》《华北新闻》及通俗文学杂志《星期》、青社社刊《长青》和《苏民报》,加入星社,兼中国文艺协会干事。1924年被聘为亚东公学校务顾问,任明星影业公司编辑主任,以旧译及新作小说《诱惑》改编为电影剧本《可怜的闺女》《空谷兰》等。次年与穆藕初等结丙子同庚会,改编托尔斯泰名著《复活》为剧本《忏悔》,列名于四大国产电影。1927年为新人影片公司改编其同名小说《风流少奶奶》,时称为名家合作并争得国际荣誉、创票房新高之优秀国产巨片。次年兼任正风中学国文教员,为汉伦影片公司首部影片编剧《女伶复仇》,与表弟江红蕉主编《蔷薇小说》月刊,继毕倚虹续作《绘图人间地狱续集》,为新声音乐团翻译出版《伏尔加船夫曲曲谱》。1931年被聘为国民党政府监察院设计委员,主编《女学生杂志》,出版《国难抗日专号》。1935年继张恨水主编《立报·花果山》副刊,参与组织中国国学会上海分会并起草章程。次年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当选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委员、上海市国医公会监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为《救亡日报》撰写政论和杂文,与范君博等结霜社。1944年当选苏州旅沪同乡会监事,与张爱玲等被推为日伪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筹备会上海代表。1946年移居台湾,1950年移居香港。特喜牵牛花,好养金鱼,书法娟秀。著译繁富。工诗文随笔,小说诸体皆擅,杰作尚有《留芳记》《上海春秋》《新西游记》等,为“鸳鸯蝴蝶派”宗师与开山人物之一。著有《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钏影楼回忆录》《包天笑小说集》《包天笑文集》等。

陆贾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汉初政论家。楚人。早年以客的身份随高祖平定天下，有辩士之称。在高祖左右时，常奉命出使诸侯。刘邦称帝后，派他出使南越，说服尉佗接受汉王朝赐予的南越王的封号，称臣奉汉约。回朝后被任为太中大夫。汉文帝即位，又奉命出使南越，劝说尉佗废除黄屋左纛和称制，归附汉朝。惠帝时，吕后用事，欲王诸吕，陆贾自认为不能与之争辩，就称病居家，置田产于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吕后称制，诸吕擅权，右丞相陈平力不能争，又恐祸及己，乃问计于陆贾，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后陈平用其计，接纳周勃，陆贾亦周旋于公卿间，联络大臣与宗室，为平诸吕而组织力量。后来终于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陆贾作为汉初政论家，还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刘邦即位之初，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刘邦骂儒生说：“逎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能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刘邦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的长久之策。并受命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著书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看后无不称赞，故名其书为《新语》。陆贾认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逾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治理天下，应倡导儒学，“行仁义，法先圣”，辅以黄老“无为而治”。西汉前期所实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正是这种无为政治的体现。《新语》是西汉前期的政治指导思想。《汉史·艺文志》载陆贾著录为二十三篇，今多佚。现存《新语》二卷十二篇。

邱濬

邱濬（1421年-1495年），明代政治家、思想家。字仲深，广东琼山人，生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邱濬出生于穷苦人家，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母亲李氏独自支撑门户，将他抚养成人。从幼时起，邱濬就十分聪明，家贫请不起先生，母亲就亲自教他读书，邱濬常常能够过目成诵。年纪稍大一些后，家里原有的几本书已不能满足学习的需要，可是孤儿寡母，维持生计已很勉强，哪有余钱买书呢?邱濬就到处去借书来读。有时为借一本书，竟不惜走出几百里外，直到借到才返回。明朝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先在州县考“秀才”，考中后再参加省里考试，省里考试称为“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考中的称为“举人”。最后举人再进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的称“进士”。邱濬为本省乡试第一，并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并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继续读书深造。这一年他34岁。

邱濬本来就好学，在翰林院供职后，使他有机会阅读更多的书籍，并能聆听到国家最高水平的讲学，因此见闻益广，学问精进，尤其熟知国家典仪和经济之策。邱濬常引以自负。

宪宗成化元年(1465)，两广瑶、壮等少数民族起事，势力很快漫延至湖广(今两湖地区)、江西等地。朝廷派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督军16万分五路去镇压。邱濬通过内阁大学士李贤向朝廷上书献策，指陈形势：“贼在广东者宜驱，在广西者宜困。”宪宗很欣赏他的谋略，将其转示韩雍、赵辅。后韩、赵破瑶民324寨，起义被镇压下去。虽然并不是完全按邱濬的策略，但从此他的名声在士大夫之间逐渐大了起来。后来他晋为侍讲学士，参与编纂《英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编成后升为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即国学的行政长官。明朝的科举取士，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作文严守八股形式，许多考生作文追求险怪、华而不实。邱濬在掌管京畿乡试时，对这种文章痛加申斥，决不录用。在给国学生讲学时，也总是反复告诫，抑制追求险怪的文风，恢复周正朴实的文体，对转变当时的文风、世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久，他晋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仍掌祭酒事。

当时，真德秀《大学衍义》中只有修身、齐家的内容而缺治国平天下的条目。邱濬感到是个缺憾，于是花了很大功夫博采群书，补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司法等方面的内容，编成《大学衍义补》160卷。既采前人议论，又加按语抒发己见。孝宗即位后，他献上此书，孝宗认为书写的很好，特拨出一定的钱币将其刊行天下。邱濬也因此晋为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负责辅导太子)。后又任命他为修纂《宪宗实录》的副总裁。弘治四年，《宪宗实录》编成。孝宗很满意，加封邱濬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自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设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都是虚职，只是皇帝的顾问和参谋，并无实权。邱濬以尚书入内阁，在明史上是第二人。这年他已经71岁了。

邱濬入阁后，尽管年事已高，仍颇具进取心。因为他编的《大学衍义补》中记有许多施政措施，他认为可以借鉴，所以奏请孝宗批准将其中主要的可行的拿到内阁中讨论施行。由此可见邱濬不但注重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当时，对于彗星的出现和地震等自然现象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一些宦官和方士乘机引导孝宗行求神问道之事。邱濬却借此规劝孝宗多行仁政。他于弘治五年上疏说：据史书记载，春秋时代240年内，只发生过五次地震，出现过三次彗星，两次异鸟。而现今仅查成化22年中就出现三次彗星，地震大小五六百次。最近彗星又出现在天津上空，地震山鸣，异鸟鸣于禁中。异兆出现这么多，恐怕是上天对国家的警示。臣愿陛下能体念上天仁爱之德和祖宗创业的艰辛，正身清心，不迷惑于异端邪说;节俭财用，使不至于损耗过大;公正地任用大臣而不偏听偏信，公开阐明事理，禁止私下拜谒，勤于政务而提倡节俭，则奉承邀宠的小人和以旁门左道扰乱政事之徒自然无法呈其奸，天上异象自然会消失。于是列出时弊22条，请一一革除。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邱濬为人率直耿介，仗义敢言。早年参与编纂《英宗实录》时，涉及到于谦被杀的史实。于谦在英宗正统年间任兵部侍郎，在正统14年的土木之变中，英宗被元蒙遗部瓦剌俘虏。他拥立代宗，保卫北京，击退瓦剌。后代宗病危，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将于谦下狱，加上“欲迎外藩入继大统”的罪名杀害，成为天下奇冤。宪宗成化元年已为于谦昭雪。有人为了美化英宗，提出还是写上于谦是因图谋不轨被杀。邱濬正言道：“土木之变后如果没有于公，国家早就灭亡了。这件事早已有了定论，怎么还能用诬蔑不实之词来损害于公的清白呢?”坚持以事实为准，不为帝王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邱濬生活俭朴，为官廉洁。做官40年，居住的府邸低矮狭小，又很潮湿，但从未改换过。平时无别的嗜好，只是嗜学如命。到他老年时，尽管右目失明，仍然是披览不辍。所以他知识面极广，对于典令、经济、历史、文学等都有较深的造诣。除编纂《大学衍义补》外，还补作《家礼义节》以补充《朱子家礼》，作《世史正纲》阐明《通鉴纲目》的正统与偏全。另有《琼台类稿》等52卷。在文学方面其著述也颇丰，有传奇《五伦齐备》、《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等，内容多宣扬道家思想。文有《邱文庄集》，他的文章雄浑壮丽，很有特色，他所写的碑铭序等遍布四方，因他又有文名，又是宰臣，所以人们都以获得他的手书为荣，远近求他著文写字的纷至沓来，但邱濬有个怪脾气，即凡是他看不中的人，无论出多么丰厚的报酬也不与著文。特别是当时宦官权势较大，不少人争相交结宦官以图进身，邱濬从不为宦官作一文。他曾令家人自制广东风味的面饼进献皇上。皇上很爱吃，令御膳房仿效制做。太监请教制做方法，邱濬就是不告诉他们。时人评论邱濬有世之不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世人不及;诗文满天下，绝不为宦官作，介慎世人不及;历官40载，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世人所不及。他的诗传世不多，有答友人论诗一首：“吐语操辞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质朴无华，可说是诗如其人。

也许是由于多学广识的缘故，邱濬有时不免自负，争强好胜。与人争论问题，容易冲动和偏激，有些议论未免失于偏颇。比如他曾讥笑范仲淹多事，说岳飞即便不死也未必能恢复中原，秦桧对南宋有再造之功等。这些议论出自他的口，往往使听者惊愕不已。在内阁时，遇到言官提出的建议不恰当或是奏陈政事不明白时，他往往当面申斥，一点不顾及颜面。曾经有一次与阁臣刘健意见不合，发生争执，邱濬激动得把帽子都摔到地下。特别在处理与吏部尚书王恕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他性格较偏隘，度量也不够大。邱濬任礼部尚书时，王恕任吏部尚书，按朝廷班列规定，自然是吏部列在礼部之上。后邱濬入阁，班列应在王恕之上，但王恕以自己资格较老，并不礼让邱濬，为此邱濬心里很不痛快。弘治六年朝廷大宴群臣，邱濬径直走到王恕的上位坐下。为此二人不相得，见面都互不说话。

弘治六年，吏部对天下庶官进行考察，王恕查出有劣迹或过失者2000人，奏请孝宗罢免他们。邱濬认为有些过错但不是明显的贪暴之人不必罢免。有点小错但任职不满三年的也可以留任。这样共留职90人。王恕几次力争，最终孝宗还是同意了邱濬的意见。为此王恕认为这是邱濬故意作对。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了。当时，太医院判刘文泰因历次升迁被王恕所阻，怀恨在心，这时借机上疏弹劾王恕“变乱选法”，有失职之罪。又说王恕在家乡请人为自己作传，已经镂版准备刊行。其中有很多地方指责先帝(宪宗)的过失，违背了人臣之礼。王恕因刘文泰平日与邱濬交往密切，怀疑是邱濬所指使，坚持要开庭审理。后将刘文泰下狱推问，果然疏中有一句“沽直谤君”是邱濬的笔迹。孝宗平日偏爱邱濬，不喜王恕，所以处置时将刘文泰贬官，同时责备王恕沽名，令烧毁镂版，对邱濬却置而不问。王恕为此愤而上疏辞官而去。王恕为官50年，清正廉洁，忠直敢谏，天下称为名臣。因与邱濬私人不和而去官，一时朝廷内外对邱濬的为人议论纷纷。给事中毛理，御史宋德、周津等都上疏弹劾邱濬为人量窄，不宜居相位。孝宗都置之不理。

弘治八年(1495)，邱濬在任上去世。时年76岁。死后赠为太傅，谥号“文庄”。

纵观邱濬一生，忠直耿介，可称一代名臣。唯有晚年在处理与王恕的关系一事上有些意气用事，对他的名声有些影响。据说邱濬死后刘文泰曾去吊唁，邱妻厉声叱责说：“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使相公负不义之名，你今天还有脸来吗?”将他赶了出去。

到武宗正德年间，在他的家乡为他赐建了祠堂，号为景贤堂。

梁克家

梁克家（1127年3月17日－1187年7月24日），字叔子，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幼聪敏绝人，读书过目便能背诵。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第34年，即绍兴三十年(1160)，梁克家考中庚辰科殿试第一名，成为南宋第11位状元。

中状元后，被授予平江(今属湖南)签判，佐理政务。翌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被臣下杀死，金国政局动荡。一些宋臣建议乘机北伐中原，梁克家致函代理兵部尚书陈俊卿，说尽管金主完颜亮被杀，金兵北撤，但大宋的兵力未振，不量力而行，后悔莫及。陈俊卿把他的建议报告丞相陈康伯，陈康伯赞叹他远见卓识，奏准高宗，召梁克家入京，任用他为秘书省正字，掌校正典籍讹误。不久，晋官著作佐郎，掌修纂日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禅位太子赵，是为孝宗。

天多灾异，梁克家借灾异上疏，乞请下诏求直言，诏准。梁克家条奏六事：第一，端正心术;第二，整肃纲纪;第三，匡正风俗;第四，明确职权;第五，制定谋略;第六，上下同心。关于制定克敌谋略，他解释说，关键在于将良、兵强、财足。孝宗大加赞赏。梁克家进官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如事有失当或除授非人，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

不久，孝宗派他出使金国。金人因他是大宋的状元而格外敬重。在宴会上，宾主比试射技，文状元出身的梁克家连射数十箭，箭箭中的，金人叹服。金使来朝，梁克家奏请金使入朝走南门，百官入朝走北门，仆从不得随便跟至殿门外，以整肃朝仪。孝宗下诏，著为法令。

迁为给事中，职司封驳失当的政令。任职3年，遇有认为不可的事，必直言无隐。他曾奏言：“陛下想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喜空言。空言当然是没有好处的，但若因害怕说空话而敛口，谏诤之路势必堵塞。请皇上多加开导。”孝宗欣然接受，让他条陈风俗之弊，梁克家列举了4条：欺上罔下，苟且偷安，因循守旧，营私舞弊。孝宗手诏嘉奖。

乾道五年(1169)二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仅备顾问，签书枢密院事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副长官。翌年，进官参知政事，即副相。过了1年，又兼任枢密院的长官——知枢密院事。

梁克家上任后，整饬兵备。当时，金宋虽已和议，但金兵不断挑起边衅。梁克家奏准孝宗，修筑楚州(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州城，派重兵驻防，金兵不敢轻举妄动。在朝廷，他与虞允文密切合作。虞允文是仁寿(今属四川)人，抗金名将，时为宰相。梁、虞以国事为重，通力合作。但梁克家决不苟合。虞允文是主战派，而梁克家是主和派，虞允文建议遣兵出击，恢复中原。梁克家认为国力不足，不同意出兵。朝臣大都赞同虞允文的主张，孝宗也认同。梁克家见力争不得，遂上疏辞官。孝宗问他：“难道真的不能用兵吗？”梁克家道：“用兵以财为先，今国库空虚，怎可用兵？”孝宗改容说：“朕考虑一下。”第二天上朝，孝宗面谕梁克家：“朕终夜都在考虑你的主张，所言极是，不要走了吧。”梁克家遂留京继续任职。

第二年，即乾道八年，更定官职，定尚书仆射为左右相，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梁克家为右丞相。虞允文推荐梁克家任左丞相兼枢密使，孝宗未准。数日后，虞允文又借口有病，荐举梁克家代替他的职位，孝宗还是不允。梁、虞二人同心协力，辅佐孝宗。一天，孝宗对宰相们说：“近日去德寿宫，太上皇颐养天年，十分愉快，朕回来后喜不自禁。”梁克家道：“尧未得舜时很忧愁，既得舜，心情就舒畅了。”虞允文接着说：“相比之下，在五帝之中，尧最为高寿。”孝宗高兴地说：“是的。”君臣同心，朝廷出现少有的和睦局面。

孝宗欲任用曹勋为枢密使，虞允文说曹勋人品卑下，不可用。不久，孝宗任用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与监察官又纷纷上疏弹劾张说。孝宗大怒，手诏责斥王希吕，虞允文却把诏令交了回来，没有下达。孝宗更怒，梁克家见状，奏言：“希吕论张说，是他的职责;左相救希吕，是国家体制。”孝宗怒气渐消。

不久，虞允文辞相，梁克家一人秉政，他不畏权贵近戚，又不失和气。张说入枢密院时，有些人不同意，他出为签书枢密院事后，报复那些大臣，梁克家尽力救护。朝野称颂梁克家，号为“贤相”。

但为时不久，梁克家便辞去了相位。

事情起因于金使朝见时的授书礼上。高宗时，金使到宋，高宗须降座接金的国书，屈尽陪臣之礼。孝宗即位，不愿降座受书，宋、金之间为此发生纠纷。梁克家一向主和，主张按高宗时的仪式行事。孝宗不悦。梁克家遂上书辞职。孝宗诏准，让他以观文殿学士知建宁府(府治建安、瓯宁，今福建建瓯)。陛辞时，孝宗问他对国政有何见解，梁克家劝皇上无求奇功。不久，朝廷试图对金用兵，结果无功而还。

梁克家在建宁府一待就是七八年，直到淳熙八年(1181)，才调任福州(州治侯官、闽县，今福建福州)知州。淳熙九年九月，拜右相，封仪国公。1个月后，梁克家罹病。淳熙十三年，孝宗诏令他以内祠兼侍读，赐他府邸，不断遣使存问。

淳熙十四年六月，梁克家病逝，享年60岁。

孝宗闻讯，为之垂涕，诏赠少师，谥曰“文靖”。

王尽美

王尽美（1898年-1925年8月19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山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原名瑞俊,又名烬美、烬梅,字灼斋。1898年6月14日生于山东莒县(今诸城县)北杏村。1918年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9月,他联络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和育英中学等校邓恩明、王翔千等人,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同年11月21日,他和一些青年成立了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出版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励新》半月刊。1920年冬,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王尽美、邓恩明、王翔千等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早期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并且于1921年五一节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以后又陆续在《大东日报》的副刊上开辟《山东劳动》周刊,创办《晨钟报》、《钟声》副刊等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组织工人俱乐部,带领工人与资本家、反动军阀展开斗争。1921年7月,同邓恩明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济南,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书记、山东地方执委会书记等职。1922年1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革命导师列宁。6月,代表团回到上海,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邓中夏一起专门从事工人运动,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的负责人。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的工作,并到山海关、秦皇岛一带领导工人运动,带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扩大了党和工人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1923年回到山东负责党的工作。1923年10月奉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在山东参加国民党。出席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北京政变”以后,孙中山北上,路经天津,特地会见王尽美等人,委派王尽美为宣传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的特派员。王尽美回到山东,首先在青岛建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发动反对善后会议,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王尽美身患肺结核,仍置个人健康于不顾,奔走于上海、广州、天津、北京以及山东各地。1925年初抱病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终因肺病大发,于1925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岛医院,时年仅二十七岁。

史鉴

史鉴（1434—1496），明代诗文作家。字明古,因家居西村,人称西村先生。吴江(今属江苏)人。他布衣终身,家居水竹幽茂,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弘治元年(1488)家受火灾,文物大部被毁,只有晋唐书画一箱,以沈周借观,留水月观中,得存。他好着古衣冠,曳履挥麈,望之以为列仙之儒。少受知于徐有贞,长和沈周、吴宽相友善。其诗作,敢于揭露社会矛盾,他的乐府诗《黜陟使》、《征租使》、《祗候人》都是讽刺当时一些劣行官吏的,他的《饮马长城窟行》揭露明军抵御入侵者的无能。他抒写感情的诗作,总带有几分风韵,颇有魅力,如《苏堤对酒次沈启南韵》:“雨后满湖生翠苕,画船归去水迢迢。生僧苏小坟前草,野火曾经几度烧。”《震泽竹枝辞》:“震泽雨晴添水波,郎船将发唱吴歌。谁知三万六千顷,不及侬愁一半多。”有的编者认为其诗比沈周略胜一筹,看来并非全无道理。他亦善文,记事有法。他的杭州十记、《菊花记》、《诛巫序》都是较好的散文作品。著有《西村先生集》21卷及《西村杂言》及《小雅堂日钞》。

赵构

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徽宗第九子。涿州(今河北涿县)人。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围汴京，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命其出使。后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有士卒万人。次年，汴京城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去，皇室男女老幼尽被虏走，北宋王朝灭亡。构在外组织勤王兵马，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同年十月迁都扬州。于绍兴二年(1132年)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他主张苟安求和,重用投降派秦桧,虽迫于形势,曾一度任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但不久又利用其战绩,向金军求和,并削夺了他们的兵权,于绍兴十一年十一月(1141年),与金签订“绍兴和议”,接受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并杀害岳飞父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于太子赵昚(孝宗),自称太上皇。

建炎元年(1127)，南逃扬州，金人于次年兵锋指向扬州。三年，自扬州至镇江，再至杭州，又北上建康府(今南京)致书金人，表示愿意削去宋朝国号称臣。金人拒绝高宗投降，再次南进。高宗则自建康而镇江、杭州、越州、明州、定海，直至乘船逃入大海。金人也入海追击，因遇大风雨只得作罢。

三年十二月，金人犯越州，安抚使李邺开城投降，卫士唐琦袖巨石袭击金将琶八未克，被杀死。四年四月，金兀术率军掳掠杭州北返，高宗才从温州再度回到越州。六月，要侍从、台谏、诸将计议驻跸事宜，并仿“唐幸梁州故事，升州为府，冠以纪元”(陆游《嘉泰会稽志序》)，建炎四年以后改元绍兴元年(1131)，于绍兴元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地名的由来。在越期间，先后蠲免绍兴府三县湖田米，蠲两浙夏税、和买细绢、丝绵，减闽中上供银三分之一，释流以下囚，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等。至二年正月初十离越州至临安，前后在绍计一年零八个月。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死于德寿殿，十六年三月，葬于会稽攒宫(今绍兴县宝山)之永思陵，谥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绍熙二年(1192)，增谥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著有《翰墨志》。《宋史》有《本纪》。

藤原良房

藤原良房（ふじわら の よしふさ，804—872），日本平安时代的公卿、外戚，世称白河殿、染殿。由于嵯峨天皇的眷顾，良房于天长二年（825）出任藏人，其后历任中判事、大学头、春宫亮、左近卫少将等职，并在承和元年（834）而立之年时便做到了从四位下参议的位置。依靠着父亲的政治力量及妹妹在宫内的作用，良房步步高升：承和二年正月升至从四位上，四月，任从三位权中纳言兼左兵卫督，同年任左中将；承和六年，又兼按察使；承和八年，由权中纳言升为中纳言。857年，文德天皇在位最后一年，藤原良房从右大臣晋升为太政大臣，这是首次由皇族之外的贵族担任这一职务。858年，藤原良房的外孙清和天皇即位，年仅九岁，藤原良房成为清和天皇监护人，这一年，是皇族以外的第一代实质“摄政”。是实质的“摄关政治”起点。火烧应天门事件之后，藤原良房完全独掌朝政大权。贞观十三年（871年），清和天皇诏赐封良房三千户，内舍人二人、左右近卫、左右兵卫各六人为随身兵仗，又带仗资人三十人，年官并准三宫，良房权势达到了顶峰。次年九月四日，良房病亡。同日，清和天皇追赠良房为正一位，谥忠仁公，封美浓国。其家将良房葬于山城国爱宕郡白河边。

奥卡姆

奥卡姆（Ockham，William of），中世纪英国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生于伦敦附近。方济各会会士。就学于牛津大学,又在巴黎从邓斯·司各脱派研习哲学、神学。主张神学与哲学分离,神学属信仰领域,哲学属知识领域。坚持具体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一般”或“共相”不是独立的实体。强调知识来自感觉,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感官能力而引起的;认为“共相”只存在于人的理智中, 是给于许多个别事物之共同点的名称, 正如代数学中的“符号”那样,只不过是大家约定来表示某一意义而用的。将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中的“节约原理”(axioma parsi-monia)运用于认识问题,提出“凡能以较少手段取得的, 就无需较多手段”,“如无必要,就不作复数的假设”。后被称为“奥卡姆剃刀”,因他借此把所有可被感官所直接感知者以外的抽象设想,都一剃而尽。政治上主张政教分离,教会只管宗教, 不得干预政治。1327年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annes ⅩⅩⅡ,1316—1334在位)关进阿维尼翁监狱。次年越狱投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Louis de Baviere,约1287—1347)。据传, 曾对皇帝说:“你用剑保护我,我用笔保护你。”并宣称皇帝有权废黜教皇,教皇应服从皇帝。又称教皇制是人为的,教会法也是人为的。对后世宗教改革运动有巨大影响。死于慕尼黑。主要著作有:《逻辑大全》、《论辩七篇》、《皇帝权力和教皇权力》等。

汪篯

汪篯（1916年—1966年6月10日），历史学家。字述彭，笔名季铿。江苏省江都县人。1934年入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日战争时期，随学校迁至长沙、昆明等地，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留校做研究生。1942年至1946年秋在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6月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至1953年在马列主义学院二部学习。1954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并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委员等职。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主要是隋唐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生时期曾受业于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并协助陈寅恪先生写作《元白诗笺证稿》，在学术观点上深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50年代先后参加中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讲义的编写工作，并参加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史教学大纲的拟定工作;1958年至1959年曾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初期编写工作。60年代参加剪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隋唐部分的编写。主要著作有《唐太宗和武则天》(1964年，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出版)、《汪篯隋唐史论稿》(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北魏均田令条文的解释》(1981年，《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唐太宗与“贞观之治”》(1981年，求实出版社出版)。另有论文十几篇先后发表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

拉格洛夫

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858年11月20日—1940年3月16日），瑞典女作家。生于韦姆兰省弗利根湖畔莫尔巴卡庄园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幼年时髋骨关节变形,终生行走不便。曾就读于斯德哥尔摩女子师范大学。1885年起到南部朗德斯克鲁纳一所女子中学任教10年,其间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后游历过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等地,这给她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于190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914年成为瑞典文学院第一名女院士。早期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贝林的故事》,短篇小说集《无形的锁链》、《孔阿海拉的王后》等。其中《贝林的故事》因得到丹麦文学评论权威勃兰兑斯的充分肯定而享有极高声誉。她的短篇小说严谨而简洁,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如《鸟窝的传说》、《列奥尔的故事》、《雏鸟》等。此后在游历南欧和中东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哲理小说《假基督的奇迹》、《耶路撒冷》,长篇心理小说《一个贵族庄园的传说》、《普初加里的皇帝》,短篇小说《上帝的太平》,故事集《基督的传说》和最有世界声誉的长篇童话故事《骑鹅旅行记》等,最后这部作品使她与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齐名。此外,她还创作了描写自己家乡的长篇小说《黎里克鲁纳的家》,宣扬仁爱精神的长篇小说《被开除教籍的人》,长篇小说三部曲《罗文舍尔德家族的指环》、《沙劳德·罗文舍尔德》、《阿娜·斯维治》以及短篇小说集《山洞巨人和人》等。拉格洛夫的小说情调柔和,想象丰富,往往把理想与现实、神与人、社会与宗教神奇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爱的启迪。

楼钥

楼钥（1137年—1213年），字大防，楼异之孙，明州鄞县人。楼钥是宋代宁波地区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初为教官、删定官。后在温州任上，有民众以方腊名义作乱，楼氏加以平定。此事为周必大所知，楼钥开始崭露头角。宋光宗时，楼钥为言官，屡屡上疏，所言切直，且为朝廷诏书主要的草制者之一。宋宁宗时，楼钥卷入党争，为韩侂胄所不满，列为党人，罢，官至参知政事。

楼钥对浙东文化发展十分重要。首先他是南宋时宁波重要的藏书家，所筑东楼藏书甚多，且对外开放。其次是一些四明地区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和楼钥有姻亲、师友关系。最后是《攻媿集》一书保存大量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史料。

宋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二十七《攻媿先生楼公集序》：“公生于故家，接中朝文献，博极群书，识古文奇字，文备众体，非如他人窘狭僻涩，以一长名家。而又发之忠孝，本之以仁义，其大典册、大议论，则世道之消长，学术之废兴，善类之离合系焉。方淳、鸿硕满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据该洽义理条达者，学士大夫读之，必曰：‘楼公之文也。’一诏令下，其词气雄浑，笔力雅健者，亦必曰：‘楼公之文也。’……公既侂胄之锋，退居却扫者十有四年。嘉定初，起为内相，俄辅大政，向来俦辈，凋丧略尽，而公岿然独存，遂为一代文学。”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五《楼钥传》：“楼钥字大防，明州鄞县人。隆兴元年，试南宫，有司伟其辞艺，欲以冠多士，策偶犯旧讳，知贡举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贽谢诸公，考官胡铨称之曰：‘此翰林才也。’试教官，调温州教授，为敕令所删定官，修《淳熙法》。议者欲降太学释奠为中祀，钥曰：‘乘舆临幸，于先圣则拜，武成则肃揖，其礼异矣，可钧敌乎?’

“改宗正寺主簿，历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属县乐清倡言方腊之变且复起，邑令捕数人归于郡。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问故，钥曰：‘苏洵有言：有乱之形，无乱之实，是谓将乱。不可以有乱急，不可以无乱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光宗嗣位，召对，奏曰：‘人主初政，仍当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复，然当先强主志，进君德。’又曰：‘今之纲密甚矣，望陛下轸念元元，以设禁为不得已，凡有创意增益者，寝而勿行，所以保养元气。’

“除考功郎兼礼部。吏铨并缘为奸，多所壅底。钥曰：‘简要清通，尚书郎之选。’尽革去之。改国子司业，擢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诰体，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狱案多所奏裁，中书之务不清，宜痛省之。钥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训。’力论不可。会庆节上寿，扈从班集，乘舆不出。已而玉牒、圣政、会要书成，将进重华，又屡更日。钥言：‘臣累岁随班，见陛下上寿重华宫，欢动宸极。嘉王日趋朝谒，恪勤不懈，窃料寿皇望陛下之来，亦犹此也。’又奏：‘圣政之书，全载寿皇一朝之事。玉牒、会要足成淳熙末年之书，幸速定其日，无复再展，以全圣孝。’于是上感悟，进书成礼。

“试中书舍人，俄兼直学士院。光宗内禅诏书，钥所草也，有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荐绅传诵之。迁给事中。乞正太祖东向之位，别立僖祖庙以代夹室，顺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庙而飨。从之。

“朱熹以论事忤韩侂胄，除职与郡。钥言：‘熹鸿儒硕学，陛下闵其耆老，当此隆寒，立讲不便，何如俾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复还讲筵。’不报。赵汝愚谓人曰：‘楼公当今人物也，直恐监事少刚决耳。’及见其持论坚正，叹曰：‘吾于是大过所望矣。’

“宁宗受禅，侂胄以知门事与闻传命，颇有弄权之渐，彭龟年力攻之。侂胄转一官，与在京宫观，龟年除待制，与郡。钥与林大中奏，乞留龟年于讲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龟年竟去，钥迁为吏部尚书，以显谟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知婺州，移宁国府，罢，仍夺职。告老至再，许之。

“侂胄尝副钥为馆伴，以钥不附己，深嗛之。侂胄诛，诏起钥为翰林学士，迁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时钥年过七十，精敏绝人，词头下，立进草，院吏惊诧。入朝，陛循旧班谛视钥曰：‘久不见此官矣。’时和好未定，金求韩侂胄函首，钥曰：‘和好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恤。’诏从之。

“赵汝愚之子崇宪奏雪父冤，钥乞正赵师召之罪，重蔡琏之诛，毁龚颐正《续稽古录》以白诬谤。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进参知政事。位两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辞，进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赠少师，谥宣献。

“钥文辞精博，自号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宋樵川樵叟《庆元党禁》之《待制已上十三人》：“楼钥，权吏部尚书，明州。”

宋陈骙《南宋馆阁续录》卷九《修国史》：“修国史，……嘉定以后八人……楼钥，元年正月以吏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嘉定以后七人……楼钥，元年正月以吏部尚书兼。……实录院同修撰……绍熙以后八人……楼钥，五年二月以中书舍人兼，九月为给事中仍兼。”

《嘉定赤城志》卷十《秩官门三·添差通判教授》：“淳熙七年楼钥，四明人，厚德美政，人便安之，官至参知政事，壁记无月日，今以楼作《社坛记》定为七年。”

《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楼钥，字大防，异孙。举进士，中教官科，为宗正丞。时闽、蜀士大夫各植党与，入对，历言前代之弊。光宗即位，为起居郎，兼掌内外制。光宗病不能持丧，传位皇太子，钥草诏曰：‘虽丧纪自行于宫中，然礼文难示于天下。’人服其婉。迁给事中。朱熹为侍讲，有旨除职与郡，钥言：‘熹始除宫祠，深骇观听，复除职，是圣意不在熹也。然熹难进易退，孰若授以内祠，仍俾修史，异日复侍讲筵，则君臣之道备。’时韩侂胄用事日贵，台臣希旨，论汝愚言定鼎、乘龙之梦，语涉不道。钥曰：‘尝闻汝愚言，梦先帝以金汤壶赐之，若是则谓之定鼎可乎?又尝梦会朝，望白龙以升天。未几，上衰服嗣位，若是则谓之乘龙可乎?’吏部侍郎彭龟年入内殿，力奏知阁韩侂胄擅权渐不可制，上大怒，黜龟年外除，侂胄罢知阁，进秩与祠。钥与林大中共疏言：‘黄裳已死，黄山守丧，沈有开、陈傅良相继罢去，凡此数人，皆嘉邸旧臣，惟龟年犹在，今又去之，则陛下旧寮遗矣。’侂胄憾之。不数日，改吏部尚书，实夺其言事也。党禁兴，即丐归。未几，即致仕，居家凡十有三年。后侂胄尝曰：‘楼大防，善士也，何一书不入都城邪?’且谕意。

“钥时聚书东楼，逾万卷，皆手校雠，号善本，客有愿传录者，辄欣然启帙以授。人有言太师语，子弟相顾，即索具纸笔，钥从庋中取《颜氏家训》，言士大夫晚岁名节事，置纸上，即入去。客疑，援某事入书牍争视之愧即撤口口墨。须臾就坐，客不敢言，钥亦不可问，即举酒如平时。嘉定元年，以翰林学士召拜参知政事。自号攻媿，文集百二十卷，谥宣献。钥性乐易，中原师友传授，悉穷其渊奥。经训小学，精据可传信。尝定注《春秋》，未脱稿。守永嘉，见陈传良书已成，即焚己作，冠以叙引，其服善类此。史弥远用真德秀掌内制，钥所引荐。德秀尝曰：‘闻公清言竞日，或极论达旦，退而书绅，不为涂人之归，皆公教也。’子淳，终屯田郎中，其学问似其父。幼子治，终权兵部侍郎。”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进士题名记》：“隆兴元年癸未木待问榜：楼钥，异之孙。”《宝庆四明志》卷十二《进士》：“隆兴元年木待问榜：楼钥，异孙。”《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隆兴元年木待问榜：楼钥，异孙。”

楼钥《宋乞增葺锦照堂劄子石刻》：“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臣楼钥劄子奏：……”注：是劄撰于宋嘉定五年(1212)。

注：楼钥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唐燮军《两宋四明楼氏的盛衰沉浮及其家族文化：基于《楼钥集》的考察》一书不仅是对楼氏家族的总体概述，也是对《楼钥集》的写作背景———家族政治史内容的梳理和研究。另有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一书。

曹彦约

曹彦约（1157～1228），字简甫，号昌谷，都昌(今属江西)人。天资迈爽，尝从朱熹讲学。淳熙八年进士，历广德军建平尉、桂阳军录事参军，辟司法参军，知乐平县，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开禧二年，主管京湖宣抚司机宜文字，以守御功，进知汉阳。嘉定初，提举湖北常平，权知鄂州兼湖广总领。二年，改提点刑狱，迁湖南路转运判官。三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五年，召为吏部郎，以事罢。七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八年，为利州路转运判官兼知利州。十年，差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十二年，迁大理少卿，权户部侍郎，以宝谟阁待制知成都，改知福州，辞，提举毫州明道宫。十四年，提举常德府桃源万寿宫。明年，提举嵩山崇福宫。理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宝庆元年，除礼部侍郎。二年，兼侍读。三年，除兵部尚书，辞，求去，知常德府，提举嵩山崇福宫。绍定元年卒，年七十二。著有《舆地纲目》十五卷、《昌谷类稿》六十卷，已佚;《经幄管见》七卷，有《四库全书》本。文集已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昌谷集》二十二卷，有《四库全书》本。其文能敷陈祖训，规箴时政，论其事利害确凿有识，语言质朴，不事修饰。诗词韵语虽嫌质朴，也能词达理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全宋词》第三册录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二七三○至二七三二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六六六二至六六七○收其文九卷。事迹见魏了翁《宝谟阁学士通议大夫致仕赠宣奉大夫曹公墓志铭》(《鹤山大全集》卷八七)、《宋史》卷四一○本传。

蒋溥

蒋溥（1708—1761年），字质甫，号恒轩，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江苏常熟人。他是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年幼时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雍正帝在他13岁那年曾见过他，问他诗书文章，蒋溥有问必答，应对自如，出语不凡。自此雍正帝便十分欣赏他，认为此子将来必有大用。蒋廷锡也因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就严格教育培养他。雍正七年(1729)受赐为举人。次年年方22岁的蒋溥就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入值南书房。雍正十年(1732)父廷锡病故，蒋溥奉皇帝命回家发丧，临行前皇帝命他丧事料理完毕后即刻回京城供职。回京后，他继承了其父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之后升为内阁学士。乾隆五年(1740)任吏部侍郎。

蒋溥擅长于吏治，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才能，深为乾隆帝赏识。乾隆六年(1741)皇帝认为各省的总督、巡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命各大学士、九卿留心察访后上报朝廷。不久，蒋溥向乾隆帝反映了他所调查到的一些督抚为政的弊端。他说现在有一些督抚自立门户，任人唯亲，这样提拔起来的官吏只会为自己打算，碰到公事就互相推诿。而督抚不但不管，反而纵容姑息这些不称职的官吏，这样只会为害当地，败坏纲纪。一些督抚新到一地任职，就极力批评前任官员政绩不佳，或者强调地方地薄民穷，以此作为日后为自己推卸责任的借口，通过贬低对方来说明自己如何的勤政，炫耀自己的功绩。有的督抚的前任升官，后继者就为前任遮掩过失，极尽讨好之能事。但如果前任是贬官失势者，后继者就会落井下石，对前任吹毛求疵。按清朝惯例总督提出弹劾的官员要由巡抚评议，反过来巡抚弹劾的官员也要由总督评议。参加评审的官员往往不看事实，而是看主审者的声势地位。还有的督抚下面的属员揣测上司的想法加以迎合，以取悦于上级。乾隆帝看了蒋溥的奏折后，认为所言能切中时弊，便下令各督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乾隆七年(1742)蒋溥对朝臣的议事方式提出新的建议。过去九卿开会讨论问题的程序是由书吏将文件通读一遍，然后由九卿议处。这样使得开会的大臣们难以详细地了解事情的原委，一时难以作出恰当的处理。他建议在会议前就将文件下发，给大臣两天的准备时间，这样开会时与会者便能剖析畅言。如果是人命、盗窃等大案，刑部按例不先决定，要等议后再裁决，如果不是关系到人命、盗窃的大案，也应该先传送各有关大臣知道，庶乎审理谨慎。皇帝将此奏折下达各部议定，得以批准实行。

乾隆八年(1743)蒋溥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曾与主管文化教育的大臣去检查各省的文教官员。发现有许多官员不熟悉业务，有老弱者不能上班理事。就此事他上奏吏部要求罢免他们，以整顿地方吏治。乾隆帝看了蒋溥的奏折后，认为很好。鉴于许多省的督抚大都姑息迁就此类事情，就把蒋溥的奏折下发各地，让各位地方官都看一看，以便参照实行。按清朝惯例，各道、府、州、县行政长官的政绩都是自己申报。蒋溥认为这样做容易导致夸张失实现象，就上疏给皇帝，要求规定以后这种述职报告应由他们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加上评语，然后才能存档。

蒋溥处理政事讲求实际，常常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从不主观妄断。在他任湖南巡抚时，乾隆帝曾写诗指示他如何处理当地政务。诗是这样写的：“简畀罗英俊，咨时切治安。江湖襟带地，风俗易移难。谷贱筹农苦，棉轻虑岁寒。承流敷渥泽，应共洞庭宽。”诗中嘱咐蒋溥要根据地方实际多考虑民间疾苦，宣扬皇帝的恩德。蒋溥颇能体会乾隆帝的旨意。湖南住着许多苗民，蒋溥对他们实行了恩威并施的政策。他上奏说永顺府(今湖南永顺)和辰州(今湖南沅陵)和城步(今湖南城步)等地的苗民，尚有贪暴狡猾的恶习。近年来我一方面向他们宣扬皇上的恩德，严禁征发更多的苗民服兵役;另一方面我积极整顿驻军，加强战备，使得苗民懂得要遵纪守法。乾隆帝收到蒋溥的奏折指示他说：“治理苗民首先就是要不骚扰他们，使其安居乐业。其次是让他们知道国家军队的实力，使其不敢轻易造反。”皇上还表扬蒋溥所上的奏折符合这一原则，对蒋溥能体察皇帝的心意办事给予鼓励。当时给事中胡定曾上奏要求湖南百姓大力开垦湖边的荒地，修筑湖堤。皇帝下旨蒋溥调查后再做决定。蒋溥经过亲自勘查，发现由于近年来有的湖边淤地筑垦太过，使水流不畅，面临着湖水决堤的隐患，所以不能再开垦了。只有少数地方的湖边还能开垦，而且花费不多，如湘阴的文州围倚靠着大山，四周都有旧堤，这个地方可以试行。但有的地方地势不好，如沅江县(今湖南沅江)的万子湖，如要筑垦淤地就要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而且它四面环水，一开垦就会使得上下水道不畅，所以不如不开垦。经过调查研究，蒋溥认为湖南湖边的土地已经筑垦得差不多了，现在重要的是防范水灾，不要再鼓励农民去开垦湖地了。乾隆帝肯定了他的建议。由此可见，蒋溥处理政务不仅精明干练，而且深入实际。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说的确难能可贵。乾隆十年(1745)蒋溥被调回京师任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

蒋薄继承其父蒋廷锡之风范，多才多艺。他不仅学问高深，而且精于绘画。乾隆帝曾题诗称赞他“师承家法间图出，右相丹青有后生”。蒋溥在刑部任职时曾兼过浙江乡试考官，他对浙江考场的一些规定提出过合理化的修改意见，加之他文辞颇佳，所以他从湖南回来后先后任过《大清会典》馆副总裁、会试副总裁。乾隆十三年(1748)升为户部尚书，十五年(1750)加太子少保，兼管三库。十七年(1752)兼任《文献通考》馆正总裁。十八年(1753)任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管翰林院。十九年(1754)与汪由敦、董邦达一起纂修《盤山新志》。二十四年(1759)任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二十六年(1761)蒋溥生病，皇帝亲自到他家中探病，对待这位宠臣病情十分关切。同年，蒋溥病故，终年54岁，谥“文恪”。

蒋溥死后，乾隆帝亲临祭奠，并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说蒋溥“为政动机纯正，工作尽责勤奋，谨慎小心，从不懈怠”。鉴于他的功绩，乾隆帝追赠他太子太保称号，命入祀贤良祠。蒋溥的事迹也被收入《国朝先正事略》。

周祖谟

周祖谟(1914年11月19日-1995年1月14日)，字燕孙。中国语言学家。北京人。1932年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1936年考入南京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中文系任讲师、副教授。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音韵学、古代汉语、《说文解字》研究等课程。曾是《国学季刊》、《中国语文》及《语言研究》等杂志的编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1981年以后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

周祖谟潜心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已逾半个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以音韵学、训诂学见长，在古籍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66年，周祖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问学集》(上、下2册，中华书局)，该书集中了作者从1934年到1962年所写的论文、札记、书评和序跋等40余篇，书中对于古音、等韵、《切韵》以及前人的训诂等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者考察了《说文》、《广韵》所收审母字及禅母字在上古的归类及音读，提出了自己对古韵分部的主张，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古诗中不同调字的通叶关系。书中利用佛学著作、南朝韵文等大量的材料，求出了《玉篇》的声韵系统，并拟了音。《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以详实的材料，论证了《切韵》并非以一地语音为准，深为国内外学者所称许。在评介前人的学术时，作者成功地应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尊重史实，态度严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书中还融入了作者对汉语发展史、汉语研究史、汉语方言的发展等方面的观点，颇有价值。1958年，周祖谟发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培合著，科学出版社)，旨在论述周秦至陈隋800年间的韵部演变。选题新颖、考辨精细，是一部重要的音韵学著作。此书第二、第三册是在罗氏逝世后独立完成的。1984年出版的《唐五代韵书集存》是总集唐五代韵书并详加考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是作者30余年的辛勤搜集、订证工作的结晶，为研究古代文字的形体、音义等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周祖谟涉猎古籍范围很广，又长于音韵训诂，故能为古籍整理和校勘奠定雄厚的基础。他的《广韵校本》(上、下二册，1937，商务印书馆)体例严谨，论辩精湛。他的校本还有：《方言校笺》、《尔雅校笺》、《释名校笺》以及《洛阳伽兰校释》等。

周祖谟积极参与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运动，热心于普及语文知识，写了《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1958，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词汇讲话》(1959，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专著和《怎样自学语文》(1954，《语文学习》)、《谈成语》(1955，《语文学习》)等文章。

周祖谟还发表过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论文《教非汉语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1953，《中国语文》第4期)，这是最早探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教学的理论文章。

利德尔·哈特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1895年10月31日出生于巴黎，1970年1月29日逝世于英国白金汉郡马洛），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战略家，以倡导机械化战争而闻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离开了剑桥大学，成为英国陆军的一名军官。1920年，他撰写了陆军的官方步兵训练手册，其中包括他在1917年发展起来的“战斗训练”系统，以及他所谓的“扩张洪流”攻击方法，该方法源于1917-18年引入的渗透战术。利德尔·哈特是空中力量和机械化坦克战的早期倡导者。他将战略定义为“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分配军事手段的艺术”，他赞成一种“间接方法”，旨在扰乱敌人并减少其抵抗手段。根据他的战时经历，他强调了机动性和出其不意的要素。

1924年，利德尔·哈特因病退役，1927年，他以上尉身份退役。1925年至1935年，他是《每日电讯报》的军事记者，1935年至1939年，他是《泰晤士报》的军事顾问。1937年至1938年，他担任战争国务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私人顾问，并见证了他所倡导的许多改革得以实施。他试图用坦克和防空部队实现陆军机械化的努力遭到了大多数职业军官的抵制。

利德尔·哈特的著作在德国比在法国或英国更有影响力。他的“扩大洪流”理论，以及J.F.C.富勒将军关于使用坦克的学说，被德国装甲战先驱所采用，并成为1939-41年德国军队征服欧洲大陆的闪电战的基础。战争期间，利德尔·哈特为《每日邮报》撰稿。由于对核威慑持怀疑态度，他在战后几年强调了常规防御力量，也反对全面战争的概念。1966年，他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封为爵士。

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初别号小长芦社人，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藟轩、持卿、乙葊、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等，嘉兴人。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外调任江西广信知府，安徽提学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这期间，他主张变法，支持维新活动。三十三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曾植于次年署理安徽布政使，并护理巡抚。宣统二年(1910)以病归，辛亥革命后，侨寓上海。1914年春，浙江设立通志局续修《浙江通志》，聘曾植任总纂。未几，局裁，编修中辍。此后，与郑孝胥、姚文藻等时相往还;在上海等地与康有为等一批清朝遗老关系密切，参与溥仪复辟活动。1917年7月，张勋复辟，曾植赴北京参加，任“学部尚书”。张勋复辟失败后，闲居上海，从事学术研究，其寓所海日楼中常有中外学者名流前往质疑问学，被尊为“中国大儒”。1922年11月卒于上海。康有为谈艺论学，对沈曾植极为钦服。王国维自1915年春在上海结识沈曾植后，经常与其切磋学问，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很大帮助。

沈曾植治学严谨博大，综览百家。后专治辽金元三朝历史、边疆历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开辟了前人未窥的新领域。清末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凡18年，潜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独到成就。王国维称赞其成就足可与清代著名学者顾亭林等人相俦，其成就的深度超过龚自珍、魏源，其精处胜过戴震、钱大昕，称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生平著述繁富，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蒙古源流笺注》、《元经世大典笺注》、《西北舆地考》、《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呓词》等。

沈曾植工诗词，擅长书法。其诗崇孟郊，而所作洁净精妙，又近于陆游。其书法取法钟繇、索靖，晚年吸取黄道周、倪元璐的精华，参以爨宝子碑法，变态多姿，奇取横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卓然成一代大师。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在艺术上却富于创新，对后人影响颇深。

沈曾植弟沈曾桐，字子封，清末翰林，曾官广东提学使等职，亦有文名。

沈曾植故居在嘉兴城区姚家埭，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其墓在今嘉兴郊区马桥乡笮篰村，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子沈慈护、媳劳善文(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于20世纪50年代将嘉兴住宅捐献给政府，把沈曾植所遗文物分别献给浙江省和嘉兴市文物管理部门。

雅各布·阿博特

雅各布·阿博特（Jacob Abbott ，1803年11月14日出生于美国缅因州哈洛韦尔，卒于1879年10月31日，缅因州法明顿），是美国儿童文学作家。1803年11月14日，雅培出生在缅因州的哈洛韦尔，父亲是雅各布·雅培二世，母亲是贝齐·钱德勒。他就读于哈洛韦尔学院。1825年至1829年，阿博特在阿姆赫斯特学院担任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1826年获得汉普郡协会的传教许可；1829年在波士顿创办了弗农山女子学校，并于1829年至1833年担任校长；1834年至1835年在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里担任他创立的艾略特公理会教堂的牧师；1843年至1851年，他与兄弟们一起创办了阿博特研究所，并于1845年至1848年在纽约市创办了弗农山男子学校。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为普通读者创作青少年小说、简史、传记、宗教书籍，以及一些科普作品。他写了180本书，并参与了31本书的合著或编辑。他于1839年后在缅因州法明顿度过了一段时间，并在那里去世。他的兄弟塞缪尔·菲利普斯·阿博特 (Samuel Phillips Abbott) 在那里创办了阿博特学校。

他的罗洛系列图书，如《玩耍中的罗洛》和《欧洲的罗洛》，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主要人物是一个典型的男孩和他的伙伴。在这些书中，艾博特为美国的一两代年轻读者提供了一种服务，就像英国和美国的《家庭之夜》、《桑福德和默顿的历史》和《家长助手》的作者早些时候所做的那样。为了继续他的罗洛系列图书，他写了《乔治叔叔》，用他来教年轻读者伦理、地理、历史和科学。他还写了22卷传记历史和10卷《法兰克尼亚故事》。

他的意图是寓教于乐，引用布鲁诺《序言》中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些书虽然被称为故事书，但并不只是给那些收到它们的人消遣的，而是有实质性指导意义的。连续的几卷书在所涉及的主题以及主题呈现的形式和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是传授有用的知识，培养思考和推理能力，教导正确和有区别的语言使用，呈现良好行为的榜样供模仿，避免坏榜样，解释和执行道德义务的最高原则，最重要的是唤醒和珍惜谦逊和不显眼但发自内心的虔诚精神。

徐溥

徐溥（1428年～1499年），字时用,号谦斋,宜兴(今属江苏)人。吴俨的舅舅。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孝宗即位,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孝宗弘治五年(1492),代刘吉为首辅,屡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力辅政,于事多有匡救。溥性凝重有度,在阁十二年,从容辅导,人有过误,多为掩覆,遇大狱及逮系言官,每委曲调济,多所获免。自奉甚薄,好施予。卒赠太师,谥文靖。卒年七十二。

其诗作有台阁之气,如《内阁芍药呈李先生》:“禁城迟日晓阴阴,红药翻阶紫阁深。香雨乍沾殊有态,彩云长护岂无心。玉堂封值人何在,金鼎调和事可寻。幸遇清时多暇日,退朝当得对花吟”。“名花独自殿春归,一种人间得见稀。不逐人情夸富贵,故知无意与芳菲。仙姿合种瑶台侧,盛事曾征金带围。把酒看花成旧识,年年相伴在黄扉。”这样就形成了吟、扉二韵诗。一时僚友、纷纷属和。其实,他多数诗作往往写得雍容和平,甚多套语,并无佳作。徐溥创作的一些小诗,尚可讽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如‘鸟迹平沙晚,花香小径春’,‘但使客长醉,何妨酒常赊’,绰有风致。”著有《谦斋文录》4卷。

威廉·莫里斯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年3月24日—1896年10月3日），19世纪后半期英国一位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同时又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生在英国埃塞克斯郡沃尔瑟姆斯托城一个富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不少地产的证券经纪人。从小酷爱文艺，特别是酷爱中世纪的艺术和建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莫里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以“拉斐尔前派协会”为中心，从事社会活动和艺术研究。1856年，他和他的文友创办了一个月刊《牛津和剑桥杂志》，他的早期作品多数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主要著作有诗集《捍卫桂尼维尔和其他诗歌》(1858)、《捷逊的生和死》(1867)、组诗《地上乐园》(1868—1870)、《向希望前进的人们》、小说《梦见约翰·鲍尔》(1886—1887)和《乌有乡消息》(1890)等。莫里斯在1877年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883年加入了民主联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1884年底民主联盟发生分裂，莫里斯退出，并在恩格斯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叫做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担任该同盟的机关报《公共福利》周刊的主编。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部小说《梦见约翰·鲍尔》和《乌有乡消息》里面。在后一本书里，莫里斯用新旧对比的方法，一方面描写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揭露和抨击19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新世界里，没有私有财产，交易不用货币；人们需要什么东西就可以到商店里去领取；贫富的界限已经消失，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贫困。旧时代的“遗传性的病—懒惰”已经消灭，人人热爱劳动，人人有工作，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莫里斯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总有一天会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彻底解决，而随着工人阶级的必然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不过，莫里斯并没有真正掌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也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最多只能称得上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

马一龙

马一龙(1499～1571年)，明文学家、书法家、农学家。字负图，号孟河，又号玉华子。溧阳人马从谦的从侄。马一龙自幼体质孱弱，疾病缠身，影响到他的功名科举。数次因血疾发作而名落孙山，直至嘉靖七年(1528年)中乡试解元，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授南京国子监司业。

马一龙父马性鲁，字进之，号碧溪居士，生于成化五年(1469年)，16岁始冠，通五经诸史，攻古文，擅草书，弘治二年(1489年)中举，十三年(1500年)春入南京国子监。正德六年(1511年)为书魁第一并进士及第，授兵科给事中。因他直言敢谏，清正廉洁，在仕途中屡遭陷害，坎坷难行。后被贬为平阳县丞，正德十三年(1518年)调任福建顺昌知县，在任期间，他禁止巫风邪气，广开正学，民风渐好，由此政绩于嘉靖四年(1525年)升任云南寻甸知府。六年(1527年)，因被诬以“安铨之叛”下狱，次年因瘴气病死。其母许氏，字自珍，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9岁时，“姑归艾者颇通文墨”，“随之习女孝经及刺绣诸工，敏慧颖异，女兄弟等皆莫及”。她操持家务，勤俭节约，且心性善良，经常帮助乡里。正德四年(1509年)，“岁大浸，设粥以给之流移之不能自食”。又招募饥民凿池酬粟，所全活者甚众。十四年(1519年)“夏秋大疫，江北流民蔽野”，许氏“弃产若干，设粥买药起丐生者及路死者百余人”。

马一龙在幼年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正德元年(1506年)，父亲带着7岁的他“游三吴，历访名士都元敬等，相与考证得失……经天池、虎丘、惠山、震泽而返”。四年(1509年)“入乡塾，师事铁砚曹先生”。一首作于12岁的《题扇》诗已颇有韵味：“虚舟万里水云中，两岸芦花一笛风。莫笑披蓑垂钓者，江湖廊庙此心同。”父亲病故后，家境一落千丈，儿子们接受了亲友的救济才将父亲安葬。母亲命马一龙“谋于外兄史恭甫，贷金三百，以二百金授例入太学，以百金充路费”，“赴京面阙并白执政者”。马一龙先后写下《代父请狱疏》《上宰相书》《天愧》《上执政书》等为父申冤，但均未能为父求得平反。父亲的悲剧和自己的亲历使马一龙决意远离官场，他以母亲年迈有病为由，五次上疏请求辞官，最后如愿归里，在溧阳筑玉华山馆，教书、著书，“卓然以文章名起”。他还“善立胜事，如仿古建，置祠堂、义田及重建尊经阁之类，并为时所称”。

在溧阳一带的民间流传有一句俗语：“状元李春芳，天注马一龙。”用来比喻事件的成功往往是命中注定的，这句俗语源于一个传说故事。相传溧阳一户姓马的人家请了一位知识渊博的李先生为自己的儿子和村上的孩子教书。多年以后，李、马两家又同日得子，李家的孩子取名李春芳，马家的孩子取名马一龙。两个孩子一起成长，都生得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历经十年寒窗，两个孩子学业有成，通过了乡试、会试、殿试后，李春芳的成绩获一甲第一名，马一龙获一甲第二名。可是，当皇上用御笔蘸墨批定状元李春芳时，墨汁不慎滴在了马一龙的名字旁，于是皇上就定马一龙为状元，李春芳为榜眼。

马一龙工于诗文，擅长书法，“遒逸深入能品”，法怀素圣母帖颇得笔法，作字悬腕运肘，运笔如飞，顷刻满幅，自谓怀素以后一人。评者谓其为书法一大变，又谓用笔本流迅，而乏字源，浓淡大小，错综不可识，拆开亦不成章。可见其书法不以笔法取胜，而重气韵，浑然一体。他的石刻书法有《重修广化庵记》《楷书石碑》等，还曾书写过《桃花源记》。

马一龙还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所著《农说》一书虽篇幅不长，但道理精深，对前代的农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多次刊印，广为流传。马一龙不仅关注农业，还亲自参与组织经营农业生产，发现问题，指导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农说》一书中，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农为治本，食乃民天”，认为人力与智力并用才能做好农业，即“知不逾力者，虽劳无功”，“上农者，智力并至”。他阐述了农业生产与天时、地利的关系：“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提出了“畜阳”之说，以为“繁殖之道，惟欲阳合土中。运而不息，阴乘其外，谨毖而不出”。书中他还就如何抑止作物疯长、病虫害的防治、水稻的移栽和田间管理等许多问题进行了论述。

俞樾

俞樾[yuè]（1821年12月25日—1907年2月5日），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幼从母教，学《论语》、《孟子》、《礼记》等书。十岁，受业于戴贻仲，始习为时文。十五岁，随父至常州读书，粗通群经大义。十六岁，补县学生。十七岁，中乡试副榜。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三十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散馆，授编修。五年，任国史馆协修。同年，简放河南学政。七年，御史曹登庸弹劾其“试题割裂经义”(《清史稿》本传)，罢归。自此，读王念孙、王夫之经学著作，致力于经学研究。同治三年(1864)后，历主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等书院讲席，又主杭州诂经精舍，以实学课诸生。从十年起，着手编其著作《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谕谓其“早入翰林，殚心著述，启迪后进，人望允孚”(缪荃孙《清诰授奉直大夫诰封资政大夫重宴鹿鸣翰林院编修俞先生行状》)，恢复其翰林院编修职。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7年2月5日)，卒于苏州。俞氏自罢归，即以讲学著述为业，“每竟一岁，皆有写竟之书刊行于世”(《清史稿》本传)。其治经以王念孙父子为宗，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主。工诗文，兼及小说、戏剧与书法篆隶。其诗，不雕不琢;其文，有散有骈，不立宗派，且简洁雅驯;小说，与古代《搜神记》、《述异记》相仿，属“笔记小说”。著有《春在堂诗编》二○卷，《曲园自述诗》一卷、《佚诗》一卷、《春在堂词录》三卷、《宾萌集》五卷、《宾萌外集》四卷、《春在堂杂文》三七卷、《春在堂随笔》一○卷、《春在堂尺牍》六卷、《佚文》一卷、《右台仙馆笔记》一六卷、《骊山传》(传奇)八出、《梓潼传》(传奇)八出、《老圆》(杂剧)及《群经平议》三五卷、《诸子平议》三五卷等多种，合称《春在堂全书》。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二、缪荃孙《清诰授奉直大夫诰封资政大夫重宴鹿鸣翰林院编修俞先生行状》(《续碑传集》卷七五)、《曲园自述诗》等。

贯休

贯休（832年－912年），唐末五代间诗人、高僧。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7岁于本邑和安寺出家，日诵《法华经》1000字，过目不忘。与僧处默隔篱论诗，时人颇为惊异。唐昭宁乾宁初年，谒吴越王钱鏐，献诗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句，钱鏐有称帝之意，命他改“十四州”为“四十州”，贯休说：“州亦难改，诗亦难改。”遂离吴越往游荆南。值荆南节度使成汭生日，众人献诗百余章，贯休之诗被幕僚郑准评为第三，贯休怒曰：“藻鉴如此，其可久乎!”成汭又向他请教书法，贯休答道：“此事须登坛而授、岂容草草。”因而触怒成汭，被放逐黔中。天复年间入蜀，受到蜀帝王建礼遇，其献诗中有“一瓶一钵垂垂老，千山千水得得来”2句，被时人称为“得得来和尚”。王建常命他诵所作新诗，一次贵戚满座，贯休诵《公子行》，讥讽他们“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为何物?”使权贵们悻悻然。前蜀永平二年(912)卒、终年81岁。葬于成都北门外。

贯休诗于朝政之失，风俗凌替，多所嘲谑，语言本色犀利，形式自由活泼。《唐才子传》赞其“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乐府古律，当时所宗”。但也有一部分谈禅论道，枯燥乏味之作。贯休兼工书画，其篆、隶、草书被时人称为“姜体”。又善绘罗汉、观音、高僧，笔法承阎立本，线条刚劲，回绕如丝，所绘罗汉皆作古野之貌，不类人间。乾宁年间，贯休曾自编其诗为《西岳集》，吴融为之序。贯休卒后，其弟子昙域辑其诗文1000首，编为《禅月集》30卷，又称《宝月集》。《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禅月集》为25卷，补遗1卷。《全唐诗》卷826—837存其诗12卷，卷888存其诗1首。《全唐诗补逸》卷8存其诗2首。《全唐诗续补遗》卷17存其诗11首。《全唐文》卷921收有其文4篇。

尹喜

尹喜，字文公，号文始先生、文始真人、关尹。先秦天下十豪，周朝大夫、大将军、哲学家、教育家，甘肃天水人，自幼究览古籍，精通历法，善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古而见未来。道教人物。初，母尝昼寝，梦天下绛霄，流绕其身。及喜生时，陆地自生莲花。及长，眼有日精，姿形长雅，垂臂下膝。少好学《坟》、《索》、隐德行仁，不修俗礼。损身济物，不求闻达。周康王时为大夫，仰观乾象，见东方有紫气西迈，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乃求为函谷关令。预敕关吏孙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车服异常者，勿听过。时昭王三十三年七月，老君果乘白舆，驾青牛，欲度关。喜曰：“今我得见圣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邀之。老君曰：“闻开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身就道，经历子关，何过留耶?”喜曰：“观大圣神姿超绝，乃天上圣尊也。”老君曰：“子何所见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过昴，自今月朔，融风三至。东方真气，状如龙蛇，而西变，此大圣人之徵。”老君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乃为喜留关下百余日，尽传以内外修炼之法。谓喜曰：“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尝化乎竺乾，今将返神，还乎无名。吾今逝矣!”喜叩头请侍行。老君曰：“吾游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间，四维八极，上下无边，子欲随吾，乌可得焉!”喜曰：“入火赴渊，下地上天，灰身没命，愿随大仙。”于是复以《道德》五千言授之。喜乃屏绝人事，自著书九篇，号《关尹子》。保形炼色，已造真妙，心结紫络，面有神光，金名表于玄圃，玉扎系于紫房，五老上帝，四极鉴真，授喜玉册金文，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统领八万仙士。自此方得飞腾虚空，参得龙驾。事见《三才图会·人物》卷十。而《列仙传》卷上则云关令尹与老子俱游流沙，莫知其所终。

亨利·米勒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年12月26日 - 1980年6月7日），美国作家。米勒在纽约长大，《暗淡的春天》（1916）写他童年时期在纽约的生活。1924年专心从事写作。1930年到法国。《北回归线》写他在大萧条阴影笼罩下的巴黎勉强糊口的生活。《南回归线》描写早期纽约的情景。1939年访问希腊，后来发表《马洛西的大石像》（1941）一书，论述了这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1940-1941年在美国各地旅行，写了尖锐批评美国的《空气调节器的恶梦》（1945），论述人类为机械化和商品化付出的代价。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大瑟尔定居后，受到避世运动作家的推崇。他的《在玫瑰色十字架上受刑》三部曲，由《性》《神经》和《关系》组成，于1965年出版。两部《回归线》在美国出版后曾被指控为淫书，1964年最高法院否决了州法院的裁决。

1891年12月26日，亨利·米勒出生于纽约一个德裔裁缝的家庭。亨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为了逃避德国的兵役而来到纽约的。亨利·米勒出生后不久，全家从曼哈顿搬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居住在工厂和小商小贩中间。成长中的亨利·米勒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并不优越，他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正规教育。

1909年他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两个月后即放弃学业，然后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水泥公司的店员、陆军部的办事员兼不拿薪水的《华盛顿邮报》见习记者、他父亲裁缝铺的小老板、电报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以及洗碗工、报童、垃圾清理工、市内电车售票员、旅馆侍者、打字员、酒吧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文字撰稿人、编辑、图书管理员、统计员、机械师、慈善工作者、保险费收费员、煤气费收费员、文字校对员、精神分析学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干了甚至不到一天 [2]  。

1930年迁居巴黎，此后的十年里，他同一些穷困潦侧的侨民和放荡不羁的巴黎人混在一起，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1934年，在巴黎出版自传体小说《北回归线》，五年后又出版了《南回归线》，这两本书的写作风格形成了一种对传统观念的勇猛挑战与反叛，给欧洲文学先锋派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接着又出版了《空调噩梦》。

1930—1939年生活在法国，因此对欧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他不仅立足于美国，还立足于欧洲。

1940年米勒回到美国，住在加州的大瑟尔。在那里他创作了“殉色三部曲”——《性爱之旅》、《情欲之网》和《春梦之结》，但由于被当做写“下流作品”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不能在美国出版。

1961年，经过一场诉讼，《北回归线》终于在美国出版 [2]  ，米勒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被60年代反主流文化誉为自由和性解放的先知。 

1980年6月7日，亨利·米勒逝世，享年88岁。他的晚年生活仍保持他的“风流”特色，曾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演员保持了五年的“罗曼史”。在此期间，他已丧失了性能力，用“意淫”方式（他们之间写过千余封大胆淋漓的情书）来取得“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