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

晏殊（991年—1055年2月27日）宋代词人。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7岁知为文章，乡里号为神童。景德二年(1005)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次年迁太常寺奉礼郎。历光禄寺丞、集贤校理、著作佐郎、昇王府记宝参军、左正言，直史馆。累迁至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宋真宗卒，晏殊建言太后垂帘听政，迁礼部侍郎、枢密副使，转刑部侍郎。天圣五年(1027)因论事忤太后旨，出为南京留守。次年召为御史中丞，累迁至参知政事、尚书左丞。明道二年(1033)太后卒，以礼部尚书知亳州，徙陈州。庆历三年(1043)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次年九月出知颍州，徙陈、许2州及河南府，累封至临淄公。一生重视识别和汲引人才。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卒，谥元献。

晏殊为北宋前期重要词家。其词多写士大夫宴游嘉会的欢乐、良时易逝的闲愁和男女相思离别之情。[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渔家傲](画鼓声中昏又晓)、[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清平乐](金风细细)等为其代表作。艺术上受南唐李煜、冯延已影响较多，而又有自己的特色。风格雍容闲雅、圆融平静，伤感之中透出深沉的思致和旷达的襟怀。写男女恋情，每以温婉含蓄之语出之，有别于柳永的纤佻。工于造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玉楼春〕)等，均备极妙丽。王灼称其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碧鸡漫志》)但某些祝颂词及无病呻吟之作，也历来为人所诟病。其诗超过万首，今仅存100多首。风格接近西昆派，但“抒情寓物，词多旷达”(《郡斋读书志》卷4)。名句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自谓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气象”(吴处厚《青箱杂记》)。著述甚富，今存《类要》76卷，《珠玉词》3卷、清人辑《晏元献遗文》1卷。夏承焘编有《二晏年谱》(《唐宋词人年谱》本)。

宋玉

宋玉，字子渊,鄢(今湖北宜城县)人。战国末年楚国辞赋家。生卒年及里贯均不详。关于他的生平材料很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仅说他与唐勒、景差在屈原死后“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韩诗外传》中有“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的话。刘向《新序·杂事》则说他“因其友以见楚襄王”，“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此外，宋玉在《九辩》中自称“贫士”。综合这些片段记载，看来宋玉生活于屈原之后，出身寒微，经友人推荐而做官，但地位低下，始终偃蹇不得志。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他是屈原弟子，作过楚大夫，但缺乏佐证，恐不可信。

宋玉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16篇，篇目已不可考。《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3卷，亦失传。现署名为宋玉的作品见于《楚辞章句》中的有《招魂》、《九辩》2篇;见于《文选》中的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5篇;见于《古文苑》中的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见于刘节《广文选》中的有《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3篇。其中公认可信的只《九辩》1篇。《招魂》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颇多异议，疑未能明。至于其他各篇，则均为后人伪托，绝不可信。

《九辩》原是楚地古乐曲的名称，作者借它为题，来写诗歌。诗中抒发了“贫士失职”的“不平”，对当时群小当路，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有所揭露，同时也表现出对楚国命运的关心。但作品总的基调，是怀才不遇的悲愁与哀怨，缺乏屈原作品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深刻的思想、博大的胸襟和激烈抗争精神，因而境界不高，显得低沉而柔弱。在艺术上，这首诗可以明显看出模拟屈原作品的痕迹，有些地方还袭用了屈原的句子。但是仍有其独创性。首先，它十分巧妙地将萧瑟冷落的秋景和失意悲凉的心情交织地写出，情景交融，创造出一种感人的意境。其次，它无论写景还是抒写内心，都能展开描写，刻画入微。还有，在语言上，它文采绚烂，音调和美，句式变化多端，甚至把“悲哉，秋之为气也”这样的散文句式入诗，节奏显得十分灵活。它的高度艺术成就得到后人的推崇，鲁迅就曾说它：“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它的“悲秋”的主题和借景抒情的手法为后来的文人一再模仿，而它的铺陈描写的方法也对汉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文学史上，一向以“屈宋”并称。宋玉固然无法与屈原比肩，但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是屈原诗歌艺术的优秀继承者。

瞿宣颖

瞿宣颖（1894-1973），湖南善化人。清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幼子、曾国藩的外孙女婿。4岁起接受私塾教育，求学于王闿运、王先谦。1906年考入京师译学馆。1918年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复旦大学，期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19年北上，曾任北洋政府顾维钧内阁国务院秘书长、编译馆馆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及南开、燕京等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滞留北平，改名益锴，担任日伪控制下的北大监督。抗战胜利后，从北京移居上海，为自己取号“蜕园”，以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著作为业，被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并担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家庭出身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狱中。

瞿兑之学问渊博，精研文史，于职官、方志等均有深入研究，尤精于掌故之学。著有《燕都览古诗话》《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北京掌故》《北平史表长编》《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两汉县政考》《汉代风俗制度史》《历代职官简释》《历代官制概述》《补书堂文录》《中国骈文概论》《方志考稿》《汪辉祖传述》《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注》等。

安房直子

安房直子(1943年1月5日—1993年2月25日)，童话作家。本名峰岸直子。生于东京。读过日本女子大学附属高中，1965年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从读大学起师事于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山室静。在杂志《目白儿童文学》创刊号(1962)上发表《月夜的风琴》，开始走上童话创作之路。此后，在同杂志的每期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后，成为以日本女子大学毕业生为核心而创立的同人杂志《海盗》的同人。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发表童话作品。这个杂志与《目白儿童文学》一起成为童话作家安房直子诞生的母体。发表在《海盗》上的《花椒孩子》获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秀奖 (1970年)，是她作为童话作家的成名作。1972年，《北风遗忘的手绢》成为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的推荐图书。1973年，《风和树的歌》获小学馆文学奖。1982年，童话集《遥远的野蔷薇村》获野间儿童文学奖。1985年，《山的童话·风溜旱冰》获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奖。

安房直子从创作之初至今，始终如一地构筑幻想的世界，将现实空间和异次元空间编织一体的巧妙精心的故事构思，以及充满理性和新鲜感觉的静谧和谐的文体，这已经成为安房直子的童话艺术风格的定论。安房直子倾倒于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英国童话作家法杰恩以及宫泽贤治，创造出了稍许纤巧、控制适度的独特的童话世界，并在美丽丰满的幻想世界的深层，将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化作文学的象征。

除上述获奖作品外，安房直子的童话还有《谁也看不见的阳台》、《手绢上的花田》、《狐狸的窗口》等。

韩婴

韩婴(约前200年-约前130年),又称韩生、韩太傅。汉代经学家，思想家。燕人。汉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汉初，讲授《诗经》者有鲁、齐、韩三家，后均被列为学官，韩诗一派的创立者即韩婴。韩氏亦以《易》授人，但传于外的只是《诗》。武帝时，韩氏曾与董仲舒在帝前论争，“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韩氏生卒年不详，大抵与董仲舒为同时代人。韩氏的人学思想主要是强调人事的作用。至于人本身，则认为人无礼则不生，“在人者莫明乎礼义”。因此，他虽以为人之性善，以为天之生人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但如得不到圣人扶携，内部充实以道，就不会成为君子，韩氏的人学思想，深受荀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韩诗外传》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其近刊本有许维遹的《韩诗外传集释》。

(1)万物有灾，人妖可畏 韩婴的天人关系论虽有独特见解，但论述并不畅达。他首先肯定人之命在天，人所受者乃天之命，所以，追寻天命之原便不会惑于祸福。天命有种种显示，所谓“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国无道之时便会有飘雨厉疾，暴雨折木，人民多生疾病，五谷严重歉收。他还认为，妖祥为祸福之先兆，但是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来。无论天象或自然现象如何显现人事，只要人能把握自己的行为，结果亦会是人之所愿。正是在此基础上，韩氏又认为，自然界之怪现象，乃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这是任何时代都有过的。但是，只要上明政平，有多少怪现象都不应畏惧。“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人妖就是人间的悖乱行为，比如，枯耕伤稼，政险失民，寇贼并起，礼义不修等。总之，万物之怪，可以弃而不治，但礼义道德，却须切磋而不舍，因为人事才是祸福或成败的关键。

(2)养气治性 韩婴认为人之贵莫如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气不可求之于外，只可求之于内，所以，治气者必养性、养心。养性的首要之点是忘我，不以我为主，所谓“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能达到忘家、忘身的程度，才可以养身和养志，而只有善辨于此，才可寿比彭祖。治气养心之术的另一关键是受礼的约束。礼的作用是使人不以物害性。圣人之性缘礼而不迷。人有六情，耳、鼻、口、目、身、衣，莫不欲好而憎恶。此六情，全失之则乱，尽从之亦乱。而“礼者，则天地之体，因人之情为人节文者也”，圣人因人之情以礼节之，从人之欲而以义制之，使情欲不得过度，以达到心术治，思虑得，怒喜时，起居而游乐，事时而用足。这种能自养的境界，亦应被善为政者所遵循。所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可见，治气养性之术，亦是着眼于天人关系的。

(3)论福祸荣辱 韩婴认为，“福生于无为，而祸生于多欲”，福祸的根本在于求利和求福，以至于利转为害，福变为祸。因此，只有不求利者才会无害，不求福者才会无祸。真正的求福者与利无关，而是只求为善。因为，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为善者又会得到尊荣，而作为士，深感耻辱的不是卑贱贫穷，而是忠、信、廉之不与，义之不立，名之不显，所以才有杀身以遂其行。这并不是说士就是喜欢死而厌恶生，或是喜欢贫贱而厌恶富贵，而是尊从了更有价值的原则。韩婴对福祸荣辱以及生死义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儒家的。

(4)论孝 韩婴对“孝”的论述，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也赞成某些传统的孝论，比如为人臣不忠即为人子不孝，比如子为亲隐，虽有害于义，而法在其中等等。但是，韩氏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这是做人父之道;而为人君者，若不知孝顺，则不能指望民之返本。在君与亲的关系中，他认为，可与君，不可与父，孝子不为;可与父，不可与君，孝子也不为，这说明君与父之间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韩氏的孝论亦有矛盾之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家贫养亲，不择官而仕”;另一个方面又主张，孝子之事亲，“不义之物，不入于馆”。这种矛盾，反映韩婴对儒家“孝”、“义”观念的统一企图。

祁彪佳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幼文、弘吉，号世培，别号远山堂主人，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出生于士宦藏书家之家。17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次年任福建兴华府推官。在任“治猾吏、访衙蠹、禁豪右、征刁讼、绝苞苴，做到弊绝风清”;在米价腾贵之时，又能严闭籴，搜积囤，压平粮价，使饥民得食。崇祯元年(1628)，父丧归。四年，授福建御史，任上屡次上疏，直言谏诤，条陈民间疾苦。六年，出任苏、松诸府巡按。其间，革弊政、兴良法，惩治无赖、豪族，宰相周延儒弄权，百姓苦不堪言，宜兴民众掘了周的祖坟。彪佳虽然依法捕治了掘墓之人，对周也不稍徇情，致为周所恨，考核时给他降俸处分。见朝政腐败，便以侍养为名，上疏请求退休。家住9年，绍兴连遭灾荒，乃救荒赈济，行和籴、分籴法，设粥厂、给米法，救活灾民千计。又广览博学，交友结社，攻曲文，从事《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写作。41岁应召赴京，担任考察官吏的计典。北京为农民起义军攻破，福王入南都，不少人都想以拥立博取功劳，他却不附拥立派，独持正义，对众昌言“只能称监国，不能正帝位”。于人心浮动的危难之中，出任大理寺丞、右佥都御史，为抑制四镇跋扈，团结抗战做了很多工作。弘光乙酉(1645)，卸职家居，清军陷南京，执福王。璐王监国，彪佳再度出任苏松总督，亲赴前沿，日夜督战。五月，杭州失陷，璐王降清，彪佳重返故里。清廷以书礼聘。面对局势，悲愤万分，决定以死报国，写了绝命书和“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诗句，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水池中。

生平著述甚丰，有戏曲理论著作《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另有《救荒全书》、《祁忠敏公日记》、《寓山注》、《里居越言》、《祁彪佳集》等。《剧品》收杂剧剧目242种，是明代著录名人杂剧的惟一专书;《曲品》收传奇剧目467种。其中有明清同类著述中未见著录的戏曲曲目295种。两部曲目增录了许多重要戏曲作家的作品，并改订了以前曲目的错误。

侣伦

侣伦（1911年9月30日-1988年3月26日）,原名李霖,又名李林风,笔名还有林风、林下风等。1911年9月30日出生于香港九龙,1916年入私塾,1919年入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后又入英文学校,也因家境贫困而中止。1926年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组诗《睡狮集》,1927年回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回港。1928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侣伦”即是发表《殿薇》、《O的日记》时所用的笔名。1929年与谢晨光等组织“岛上社”,出版了两期同人刊物《岛上》。1930年上海《北新》杂志举办“新进作家特号”征文,侣伦短篇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入选,排名第二,从此使他坚定了写作的志向。1931年至1937年先后任香港《南华日报》画报周刊主编和文艺副刊编辑。1937年发表倾向于感伤主义的早期代表作《黑丽拉》,同年进香港合众影片公司任编剧,后转入南洋影片公司,先后编写了九部电影剧本。日寇进攻香港时,逃到广东紫金县黄沙乡任小学教导主任。日本投降后即回香港,1946年任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主编,1955年创办香港采风通讯社,担任通讯社社长三十年,1984年末退休后仍任采风通讯社、《香港文丛》及《八方》杂志的顾问。1988年3月26日因冠心病猝发,救治无效逝世,享年77岁。侣伦一生奉献于香港文学事业,辛勤笔耕六十年,也在新闻界工作了三十多年,是香港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的著作甚丰,作品有长篇小说《穷巷》、中篇小说《无尽的爱》、短篇小说集《阿美的奇遇》及散文集《向水屋笔语》等二十余部。

张作霖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一1928年6月4日），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成县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张有财开小商铺，兼设赌局抽红。张作霖十四岁丧父，家贫无力就学，得村师帮助入塾读书，数年后辍学，改学兽医，后又改习他业。他一度流浪于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上，与赌棍流氓厮混。

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军赴朝鲜，路过黑山，他投入毅军马三元部下当兵，不久离开，回大高坎镇开一小兽医庄，并与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

甲午战后，辽河下游各县的失业群众与散兵游勇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从事劫夺。张作霖以医治马病的关系，与各帮首领多所结识，因此，曾被人视为“窝主”。当时，各帮绿林有的以割据形式，划定范围，到界外劫夺，在界内为地主富绅“保镖”，令居民摊派一切费用，号称“保险队”，又称“大团”。张作霖经岳父协助也纠集了几十人，当上赵家庙一带的“保险队”头目。某次，他率队到新民姜家屯劫夺了蒙古族好马五十多匹，全队由步卒变为骑兵。其后，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各带一小帮来归，声势日大。

1902年，张作霖率部二三百人，经八角台豪绅作保，由新民府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张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所部驻新民数年，名为官军，并不改劫掠旧习。

日俄战争开始时，张曾倾向俄国，后来随着战局变化，转而为日本做掩护日谍、刺探情报的勾当。

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两个军事机关:一个是负责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派日本士官毕业生蒋方震为总参议;一个是负责整顿地方旧军的巡防营务处，以出身绿林的张锡銮为总办。张锡銮将全省旧军编成八路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1909年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奉天八路巡防队改为五路，张仍任前路统领。张作霖等视新军为其发展障碍，极力排斥新军将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榕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拟策动奉天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反动士绅袁金铠的建议，急调驻防辽源一带的张作霖部入卫。张早已窥测时机，密令所部向沈阳移动;闻召令后，便星夜兼程进省。当时赵尔巽慑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尚未敢立即采取镇压手段，但他也不肯独立，而是与当地反动官绅相勾结，成立了装点门面的“奉天国民保安会”，赵不再称总督，而改称会长。张作霖到沈不久担任了该会的军事部副部长。随后，形势略稳，赵尔巽依靠张作霖剥夺了蓝天蔚的军权，并赶走了蒋方震。1912年初，赵尔巽又指使张作霖与袁金铠将张榕骗杀并掠夺其家产。接着又捕杀了新军干部与革命青年一百余人。之后，以赵尔巽和张作霖、冯德麟为首的三十三名旧军将领发出愿效忠清廷的反革命通电，电达袁世凯。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清政府迅速覆灭，袁世凯窃权上台了。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赵尔巽率东北各将领致电祝贺。赵被袁改任为奉天都督，张作霖与冯德麟分任二十七师与二十八师师长。自此，张作霖一面讨好袁世凯，一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靠拢，他深知欲攫取奉天大权就必须取得日本的支持。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路过奉天，他前往拜访并表示:今后，他“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

1913年3月，当袁世凯于“宋(教仁)案”之后亟谋对南方用兵时，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并加以慰勉。张返奉后，竭力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为袁世凯效劳。此时奉天都督为张锡銮。张作霖用各种手段排挤了许多旧将领，逐步成为张锡銮手下最有实力的人物。随着张作霖的羽毛日丰，袁对他渐不放心，1914年8月袁企图给以将军职衔调他至内蒙。张闻讯立刻鼓动奉省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了原意。

袁为了笼络并钳制张作霖，1915年8月，把自己的亲信段芝贵调到奉天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作霖佯示欢迎。此时，袁正亟谋复辟帝制，张密电袁世凯劝进，声言“关内外有异议者，以身当之”。袁“登基”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不高兴地说:“我何能为人做子!”1916年春，他看到袁的帝制梦行将破灭，就改变了过去对段芝贵的亲热态度，迫使段逃回北京。当时袁正陷入四面楚歌中，不敢开罪于张作霖，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帮办。到此，张实现了攫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月袁世凯死去，张被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7年初，北洋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张作霖依靠日本为后台，站在段祺瑞一边。他派代表参加徐州督军团会议，要求解散国会，并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成立了二十九师，任吴俊陞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开始采取骑墙态度，观察风向。及复辟失败，张乘机把因参加复辟活动在京被捕的冯德麟所部二十八师收为自己掌握。其后不久，张又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把势力伸张到黑省，向北京政府保荐了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对吉林方面，张也企图伸手，但为吉林督军孟恩远所抗拒。

复辟事件过去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与段祺瑞所掌握。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军政府)外，在东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内部又酝酿直、皖两系之互斗。在对南方问题上，皖段主张用武，而直冯则予以掣肘。1918年春，经皖系政客徐树铮的拉拢，张作霖派兵入关，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为名，谋取更大权力。9月，皖系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副总统一职，徐树铮为换取军阀在南征中卖力，曾以之为诱饵，既许给直系将领曹锟，又许给张作霖，终以各方牵制而暂时搁置。徐树铮为疏通对张的关系，同月示意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当了东三省巡阅使。是年冬，欧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争夺中国，策动南北“和谈”。12月2日，日本也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在此情势下，日本指使张作霖把他伸入关内的势力暂时退回关外。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作霖在东北用严厉防范与坚决镇压反日的措施，博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爱。事后，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嘱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下，1919年7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孟屈服，解决了吉林问题。随后，北京政府在张的示意下调鲍贵卿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任黑龙江督军。到此，张作霖把整个东北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被拥为奉系首领，为其以后争霸关内打下进可以攻、退有所守的基地。

张割据东北以后，野心益炽，急于向关内伸张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先是，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对自己的威胁，同时也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人心，所以他一变过去对段的支持，而暗中加入了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等战争一爆发，张即迅速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结果皖系大败。于是奉系和直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成了两系的傀儡总统。张趁此时机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察哈尔与热河，除以镇威上将军头衔任东三省巡阅使外，1921年5月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首领曹锟开会，共同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上双方迭生矛盾。张为对抗直系，暗与皖系势力重修旧好，并利用旧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亲自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对外屈从日本要求，对内则照张作霖的意旨办事。这样就引起了直系第二号首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帝国主义国家正举行与中国利权攸关的华盛顿会议。在赎回胶济路问题上梁士诒准备借日款赎路，并允许由中日“合办”。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斥梁士诒亲日卖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说:“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在直隶境内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素质甚差，指挥上又失误，不到一周，奉军防线迅速瓦解，被迫撤回关外。徐世昌当即下令免张本兼各职。但张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有日本作支柱，绝非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动摇。他的御用工具东三省议会立即通电推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遂即宣布东北“独立”。

张作霖于“独立”之后为了向直系复仇，埋头整军，设陆军整理处，增聘日本顾问，扩建兵工厂，推行“精兵主义”，将所部十六万人统一编制，称“镇威军”。他为了孤立直系，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同时，他秘密拉拢了冯玉祥以分化直系势力。在对日本方面，他给日本以“合办”投资的便利，换取日本的更大支持。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的时候，直系曹、吴正把国事搞得乌烟瘴气。曹锟以“贿选”而成总统，秽声四溢;吴佩孚滥用武力，各地兵连祸结。因此，反直浪潮不断从各方面兴起。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有了两年准备的张作霖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5日张自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热河方面出动。由于奉军战斗力提高，又有日本提供的大量军火和情报，战争对直系不利。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吴佩孚逃走，直军迅速溃败，张大获全胜。

奉军战胜后，张作霖背弃了与冯玉祥约定“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把一部分奉军开到天津及津浦路北段。冯被迫与张共同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此时，冯部已改称“国民军”，关于此后政局的通盘处理，冯比较倾向请孙中山主持，积极电邀孙中山北来，而段、张与孙中山的“联盟”，却随着曹、吴倒台而瓦解。于是，奉系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就跟着发生了。1925年春，段祺瑞为了平衡张、冯间关系，允许冯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据有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加任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允许其沿津浦线发展。同年5月，奉军大举入关，8月后，奉系由山东南下，据有了江苏、安徽两省，把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的上海。

奉系势力向东南的扩张，使新任浙江督军的孙传芳感受威胁。因此孙联合闽、赣、鄂、苏等省的直系旧部，并暗与冯玉祥联合，酝酿共同反奉。1925年10月，孙传芳先发制人，出兵五路对奉军发动进攻。张在东南的势力迅速瓦解。11月8日，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当孙军胜利北进时，吴佩孚在武汉复起，自封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但吴的目的不在反奉，而在反冯，兵锋指向河南。是时冯暗中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讨奉。11月23日，郭松龄自滦州率军出关，迅速攻占锦州、新民等地，张的大本营沈阳危急万分，张准备逃往大连。日本政府见此情况，趁机向张作霖提出了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新条件(即当年“二十一条”中的南满与东蒙的条款)，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出兵干涉。结果郭军受阻失败，24日郭被擒杀。

当郭回军反奉时，冯部将领打败了直隶境内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李景林部，占领了天津。郭死后，冯部进援郭军残部，与奉军夹滦河对峙。冯、张间的冲突既已激化，张作霖乃与进军河南的吴佩孚弃嫌修好。1926年2月，吴、张间订立了共同对冯的盟约六条。随后又把山西督军阎锡山拉进了反冯的战线。于是3月间，张、吴、阎以及直鲁联军共同展开了对国民军的作战。由于各帝国主义敌视国民军，冯军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而在南口、晋北及西安三个战场上与敌军相持。

同年7月，当南口战场上还在激烈拼杀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出师北伐了。由于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大工农参战，北伐军节节胜利，10月初攻下武汉，11月初平定江西。盘踞在华中的吴佩孚和东南一带的孙传芳，势力都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张作霖仍拥有重兵35万，成为旧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孙传芳不得不亲自到北方来向他求救。当时段祺瑞已辞“执政”，北方军阀群龙无首。11月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举行天津会议。12月1日借十五省“推戴”名义，张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

1927年2月，张以“援吴(佩孚)”为名，派兵入河南，先抢夺了吴的地盘。不久，蒋介石在沪宁地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南方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张作霖与南方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借此向帝国主义争宠，并希望与蒋谋妥协。5月底，自潼关东来之冯玉祥国民军与武汉革命政府派出之唐生智北伐军会师郑州，南京方面的军队也北上攻占了徐州。张作霖乃于此时提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口号，企图用来分化对方，幻想造成以黄河为界的局面。6月18日，安国军政府成立于北京，张作霖自称海陆军大元帅，他认为这样可以南北对等，便于和议。6月25日，张以“大元帅”名义下“息争令”，并发表通电，恬然自称是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作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对于“甘心赤化者”，要“问罪兴讨”。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以对付冯、唐。从6月底到7月中旬，冯玉祥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继蒋介石之后，也走上反共道路。在此以前，善于投机的阎锡山也已投靠南方，于是张所希望的“蒋、阎、奉”联合落空，而成为“蒋、阎、冯”联合对奉的形势。但到8、9月间，南方新军阀内部发生了宁、汉、粤、桂之间的派系争权斗争，蒋介石宣布“下野”。河南境内也发生了冯、靳(云鹗)之争。于是孙传芳部乘机反攻，夺徐州，占浦口，渡长江而进军龙潭。张作霖也趁此时机于10月间向京汉、京绥之间的阎锡山部发动了攻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在陇海线向张宗昌展开猛攻，12月初冯军与南京方面北来之师重新夺取了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总司令，国民党军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分配了“北伐”任务，在各条战线上对奉军展开了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渡河逃走。到此，张作霖鉴于大势已去，遂决定从各线上撤退，并于5月9日通电，借口停战息争，做退回关外的安排。

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而起家的。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旧军阀的斗争，反映着当时英美与日本在华的争夺。因此南北混战过程中，日本一再对华增兵，企图挽救奉鲁军阀的垮台。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使得张作霖在接受日本权利要求上，不能不有所顾虑;同时也由于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的插手，从而使日、奉关系复杂化而产生若干矛盾。先是1927年前张作霖曾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筹款自行修筑了奉海、吉海、呼海等路的一部分，并修筑了与南满路平行的打通路。日本认为这些铁路的修建，是东北当局的排日行为，特别是认为建成打通路对日本“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还计划向西方国家借款修建葫芦岛港，又在南满路沿线设卡征税，也都引起日方的不满。另外，日本政府要求张作霖趁掌握北京政权之时，履行前在消灭郭松龄时曾允许日本实现其在满蒙权利的诺言。张慑于国内人民的反帝浪潮，不敢实行前言。同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召开由驻华公使、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等参加的“东方会议”，要求加强对张作霖的控制。会上决定向奉方提出日本在“满蒙”境内各项特权要求，并决定必须迫使张作霖答应全部要求，否则即寻找机会解除其武装。会后，8月，日本公使芳泽回北京，即向张作霖提出所谓《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一切悬案。但这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美国政府的嫉视，更引起全国各地特別是东北三省人民的愤怒抗议。东北人民纷纷举行反日示威大会。张作霖虽竭力制止反日运动，但日本仍疑心是张作霖暗中放火。10月，田中加派满铁社长山本赴北京，设法包围张作霖，力求迅速解决。经过一段交涉，张对日方所提出的“满蒙新五路”表示可订密约，但日方要求非由双方政府签订正式合同不可。反复纠缠到1928年5月上半月，张同意在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两路合同上签字，吉林至五常一路，留待日后再议。但这消息又一次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日本对敦图路的施工，遭到群众阻挠。随后，日本首相田中指令芳泽继续迫使张作霖采取果断措施，满足日本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等)，但张从自己利益出发不敢全部承诺。至此，日方对自己多年来所扶植的这个工具大为恼恨，便决心采取另外的手段来对付他。

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声称中国战事即将波及京津，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与递交“觉书”同时，芳泽劝张早日退回关外。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其左右亲信开会研究战局形势，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回奉天的专车由北京出发，4日清晨五时许，张的专车到达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当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铁桥被日本预先埋好的炸药炸塌，张所坐的几节车厢也被炸碎，同车的吴俊陞登时丧命。张作霖受重伤，被救回沈阳后，当日死去。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曾极力掩盖真相。到二十多年以后，谋杀人之一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战犯，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供认了他们谋杀张作霖的经过。

蒋德璟

蒋德璟（1593-1646年），明思宗、南明弘光帝时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明朝末年，连年战乱。在朝许多官员不思治理，只求自保。然而宰相蒋德璟办事却不遗余力。他耿直公正，为民着想。倡练兵之法，反对聚敛，钞饷，但终为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所误，饮恨终生。

蒋德璟，字申葆，晋江(今福建晋江)人。其父蒋光彦，曾任江西副使。在这样的官宦人家，蒋德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时，又由侍读迁少詹事，负责赈灾救荒事宜。不久，又擢礼部右侍郎。

明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为此，有人提议限制民田。蒋德璟久事农业，熟悉民之疾苦，大声疾呼：“民田不可夺，足食不如贵粟。应该让北平、江北、陕西一带的农民更多地开垦土地，植桑种粮，兴修农田水利。把开垦土地的多少、兴修农田水利的优劣作为府县官员晋级升迁的考核标准。至于一般的产粮地，令其根据实际交纳本年的赋税，这样就可以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杨嗣昌畏罪自杀于军中，崇祯帝命九卿讨论给其定罪。蒋德璟说：“杨嗣昌倡导聚敛，增加剿饷、练饷，导致天下民穷财尽，盗贼横行不法，并且还掩盖失误，冒领战功，如此之人，应按法令，追加其罪。”可是，崇祯念嗣昌旧功，未接受德璟的建议。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廷推阁臣第一人便是蒋德璟。受到重用的蒋氏更加勤勉，经常提出一些正确建议。他看到朝廷对边臣更换过频，有碍边疆防守，便入宫拜见崇祯帝，奏道：“防守边臣应该让他们驻防的时间长一些，我见蓟城都督不到半年就更换了5个人，这样恐不利守城。”崇祯帝说：“他们不称职就应该换撤。”德璟又奏：“与其屡加变更于后，何若当初任官时就谨慎些呢?”崇祯帝又问：“面对乱世我们该怎样办呢?”蒋德璟见时机成熟了，便合盘托出了自己的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拯救百姓，最近加辽饷1000万，练饷700万，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按明朝祖制，三协只派一都督、一巡抚、一总兵，现在却增加到二都督、三巡抚、六总兵，又设数十员副将，权力不统一，不能统一口径、号令，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崇祯帝点头称是，对蒋德璟的学识十分欣赏。适逢首席阁臣周延儒上疏推荐蒋德璟，学识渊博，可备顾问，文笔精湛，可用为诏令。崇祯帝相信德璟乃有用之才，遂擢其与黄景防、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入阁后，周延儒、吴甡等都各树门户，提拔安插各自门生，发展势力。蒋德璟本人生性耿直，办事从不计个人得失，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像召用黄道周，为刘宗周免罪，德璟皆尽力为之。开封府被围告急，蒋德璟多次自请亲自督军前往救援，只是未获允许。

明末多战事，军队要打仗，就要有粮草，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粮草调配计划，势必造成军队内部的混乱。为此，崇祯十六年(1643)蒋德璟经过周密调查分析，制成御览备边册，把所有的九边16镇新旧兵员之数，以及屯、盐、民运、漕粮、马价等都有详细的记录。没过多久，他又写成《诸边抚赏册》、《御览简明册》，进献皇帝，得到了崇祯帝的赞扬。当时，诸边兵马报给户部的，有很多是有名无人，吃空额，耗粮很多，而屯田、民运、盐引，每镇达到数百万，都由边臣负责，难免有贪污之嫌。如天津海道运往蓟、辽的米、豆达300万担，这些粮食却只有仓场督臣以及天津抚臣负责出入，户部中的数字与其往往不相符合，为此，蒋德璟令户部部臣，将各边民运、屯田、盐引等，统盘考虑，拟定计划，这样饷额再也不会空缺了，那么所加派的饷粮便可以裁去很多，百姓相对来说也就少交一些赋税，随后，他又罗列了十条建议交给部臣，可是，仅是一人之力，终不能全部解决。

对于练兵打仗，蒋德璟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高皇帝教练士兵，一要以弓、弩、刀、枪行赏罚，这是练军之法;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枪胜负为升降，凡武士比武，必骑射娴熟，方准世袭为将，这是练将之法。按照旧制，各边养军只有屯田、盐引、民运三方面，本无京运银，自正统时始有数万，到万历末年，才只有300万。而现在却同以前大大不同了，辽饷、练饷并旧饷累计有2000多万，而兵力却又大大少于从前，耗费之大，可想而知。除此，文皇帝设京卫72个，计40万军队，京城卫戍部队共分8府，28万军队。再加上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的16万军队。当春秋季入京操演之时，兵虽不多，将虽不广，但纪律严明，作战能力极强，甚是威猛。而如今，军队中虚数很多，况且自古征战皆用卫所军队，嘉靖末年，才开始召募军队，军饷也一天天多起来，致使军民两困，他殷切希望皇帝能励精图治，改变一下旧制。对他的建议和精辟透彻的分析，崇祯帝极为欣赏，可由于当时崇祯还没有力量和精力来重振朝纲，德璟的正确建议，未能得以贯彻施行。

崇祯十七年(1644)，户部主事蒋臣请求实行钞法，他声称一年可造3000万贯，一贯价银一两，一年就可得3000万两。此提议得到了侍郎王敖永的赞成。使一时苦无银钱，财政告急的崇祯帝似乎看到了光明，赶紧下令设宝钞局，昼夜督造。然而等将贯钱造好到买卖商号中去出售时，却无一人愿买。蒋臣提出的造钞之法，实际上行不通。蒋德璟对崇祯帝就钞法发表了自己的主张：“百姓虽愚鲁，可谁肯用一两银子，去换成一张纸呢?”要钱心切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去。

德璟听说，皇帝要从京师附近、山东、河南，浙江等地敛收200万斤桑杆，不久，又要从这些地方富户中敛收米豆，运往天津。为此事，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德璟了解民之疾苦，乃据理力争，在皇帝面前，面陈其害，请求将这些诏令收回，崇祯帝既为难又无奈，不得已只好将此事作罢。

明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从汉以来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自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强了皇帝的职权，但也不免带来了互相推委、工作效率偏低的弊病，内阁阁臣办事互相牵制，谁也不愿出面担风险。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一天，都御史李邦华密奏崇祯，言辅臣中有知而不敢言者。第二天，崇祯帝带其密书于朝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演奏称是少詹事项煜东宫南迁事，崇祯听后，很长时间没有作答，对陈演的回答，蒋德璟以为极对，也从旁力赞，崇祯帝始终默然无言，也许其中另有隐情吧。

对练饷之害，蒋德璟早就深恶痛绝，适巧，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指责练饷的种种弊病，蒋德璟对此也拟旨上奏：“向来聚敛小人倡导练饷，此必导致民穷和战祸，误国误民。”听后，崇祯帝很不高兴，指责他说：“你指的聚敛小人是谁?”蒋德璟不敢直接说是杨嗣昌，回答是已故尚书李待问。崇祯帝回答：“我不是要聚敛，只是想训练兵马，以抵内外之祸罢了。”蒋德璟言道：“陛下岂肯聚敛，然而既有旧饷500万，新饷900余万，又增练饷730万，可是所练的新兵又在哪里呢?蓟督练4.5万人，实则只有2.5万人;保督练3万人，实则只有2500人;保镇练1万人，实则只有200人。如果山、永两地兵7.8万人，蓟、密两地兵10万人，昌平兵4万人，宣大、山西及陕西各边各20余万，一经抽练，原额兵马又不问，抽练之兵又不练，只是徒增饷700余万，为民增加负担罢了。”崇祯帝讲：“今已并三饷为一，你又说这么多干什么?”蒋德璟答：“户部虽并为一，别州县一级，却仍是三饷。”崇祯帝听后大怒，指责他言过其实。蒋极力为己辩解，群辅臣也都出面为他开脱，再加户部尚书倪元璐说钞饷的事，是户部职责，因而引咎辞职。崇祯这才没有追究。第二天，蒋德璟再次上疏崇祯，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不久练饷不征收了，蒋德璟也于三月二日被罢官。

蒋德璟遭崇祯帝罢官后，给事中汪惟睱、检讨傅鼎铨都上奏章请求皇帝留用蒋氏，其他廷臣也相继提出类似请求，崇祯意已决，终不听。蒋德璟听说山西失陷，家乡是回不去了，便合家搬到城外，等到义军攻至，不得已才流亡而去。

到福王南京称帝，又被召入阁，德璟力陈己罪难恕，坚决要求辞职。到唐王福州称帝(1645)，与何吾驺、黄景昉并召入阁，唐王朱聿键，也很想有所作为，光复明室，但因各方面的掣肘，使他的宏伟计划难以实现。唐王所建隆武朝的军事大权掌握于郑芝龙手中，德璟有志难酬。第二年以足疾辞归。二月，隆武帝朱聿键摆脱郑芝龙束缚，下诏亲征。郑芝龙见隆武帝亲自出师，十分难堪，便劝隆武帝回福州。这样，良机一再错过，而清兵却步步紧逼，六月，清兵渡过了钱塘江，击败了鲁王朱以海的水军，清兵长驱直入，与福州咫尺之遥。郑芝龙不做战争准备，却思投敌之策，暗中命令前线守军“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清军未遇抵抗，抵福州城下。隆武帝慌忙出逃江西，八月二十四日，与曾后被捉，九月被处死。回家治疾的蒋德璟忧恨交加，病情一天天加重，不长时间，也与世长辞了。

海森堡

沃纳·卡尔·海森堡（德文原名：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他对原子核、铁磁性、宇宙射线、基本粒子等概念作了重大改进。由于这些成就,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海森伯出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青年时代在慕尼黑大学攻读物理学,1923年他作了题为《论液体流的湍流》的博士论文。1924年到哥本哈根大学在N·玻尔指导下研究原子的行星模型。1925年解决了非谐振子的定态能量问题,不久发表《量子论对动力学和力学关系的再解释》一文,提出量子力学基本概念的新解释。他和其他物理学家应用新的量子论来解释许多原子和分子光谱、铁磁现象以及电磁性质。1927年发表“测不准原理”,阐明由量子力学解释的理论局限性,某些成对的物理变量,例如位置和动量,永远是互相影响的。虽然都可以测量,但是不可能同时得出精确值。“测不准原理”适用于一切宏观和微观现象,但它的有效性通常只限于微观物理学。他和玻尔提出哲学上的并协性原理,强调物理学测量过程中,进行测量的物理学家的积极作用,他与被观测客体产生相互作用,使得在测量中被揭示的不是客体自身而是测量的函数。但许多物理学家都不接受并协性哲学。1927—1941年间他任莱比锡大学教授;后四年任柏林威廉物理学研究所所长。曾和核裂变发现者之一哈恩一起,为发展核反应堆一道工作。他对原子核中核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本性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如核子同位旋的观念等。对高能粒子的碰撞过程作了一些理论研究,创立了S矩阵理论。在量子论的哲学观点上,海森伯属于哥本哈根学派。海森伯还曾任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所长、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教授等职。1958年以后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兼普朗克物理和天体物理学院院长。1970年后成为该学院的荣誉退休院长。195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主要著作有:《关于解释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理论》(1925)、《量子论的物理学原理》(1930)、《自然科学基础的变化》(1935)、《原子核物理学》(1943)、《关于宇宙辐射的报告》(1943)、《近代物理的性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观》( 1955)、《物理学与哲学》(1958)、《基本粒子统一场论导论》(1966)、《自然规律与物质结构》(1967)、《关于极限的步骤》(1971)等。

宋之的

宋之的（1914年~1956年），原名宋汝昭。笔名有怀昭、宋一舟、艾淦等。河北丰南人。1930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读书时,参加呵莽剧社的反帝话剧公演。1932年,与于伶发起组织苞莉芭剧社,参加北平剧联,主编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1933年在上海参加剧联,并领导新地剧社。其间因参加进步的文化戏剧活动而两次被捕。出狱后,在山西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创作反映矿工生活的三幕话剧《罪犯》。1936年重返上海,创作剧本《平步登天》、《太平年》,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并加入业余剧人协会。1937年创作多幕历史剧《武则天》,参加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后,与马彦祥一起率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在上海、南京、武汉、郑州、西安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演剧宣传。为配合演出,创作了反映抗日斗争的独幕剧《烙痕》、《黄浦江边》等。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在重庆与陈白尘合作,创作多幕剧《民族万岁》,与荒煤等合作多幕剧《总动员》,后又与曹禺合作将《总动员》改编为《全民总动员》。1939年创作多幕剧《自卫队》,该剧在重庆上演时, “全场满座,极盛一时”。曾和王礼锡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赴西北战场访问。1940年创作多幕剧《鞭》,与老舍合作多幕剧《国家至上》,上演后观众反映强烈。1941年皖南事变后,避走香港,组织旅港剧人协会,演出《雾重庆》等剧。香港沦陷后,又回到重庆,与金山一起出面组织中国艺术剧社。1943年创作多幕话剧《祖国在呼唤》,又和夏衍、于伶合作五幕剧《戏剧春秋》。1944年创作话剧《春寒》,又和夏衍、于伶合作多幕剧《草木皆兵》。1946年回到上海,协助于伶恢复上海剧艺社,后去山东解放区,任山东大学教授,创作独幕剧《群猴》。1947年创作独幕剧《故乡》,后去东北主编《生活报》。建国后先后在武汉军管会文艺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等单位任职。创作有话剧《爱国者》、《控诉》、《保卫和平》等。他一生创作剧本四十个,是一位多产的戏剧家。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原名闻多，字友三，辈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后，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个“一”字，改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岭。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造诣，一度参加过维新变革活动。

闻一多六岁入家塾读书，除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在这所学校前后读了九年半。他精力旺盛，读书很多，兴趣极广，观察问题敏锐，被同学公认为“博学之士”。

闻一多入清华不久，就编演了表现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热烈赞颂。1915年，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后又担任总编辑和《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编辑。1916年冬，清华学生成立专司戏剧演出的游艺社，他任副社长。1918年底，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又任编演部负责人。他“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1]，是校内出名的编导和演员。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在清华中等科时，所作水彩风景画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以“图画冠全级”而得奖，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博览会[2]。1919年9月，他与同学杨廷宝等发起美术社，“以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为宗旨，发表《征求艺术专门者的呼声》。1920年12月，与杨廷宝、浦薛凤、梁思成等成立组成研究具形美术的团体“美斯司”，希望用“生命底艺化”促进生命的“高深醇美”[3]。

年轻的闻一多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他爱读李白、李义山、陆游等人的诗，在外国诗人中喜欢济慈、雪莱、拜伦，这些诗人的作品对他的诗作有明显的影响。1920年9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开始以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出现在中国的新诗坛上。1921年创作十四行诗，并将这种体裁称之“商籁体”，受到新诗界公认，沿用至今。20年代他发表的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钻研新诗理论探讨。1921年6月发表《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音节底研究》报告，1922年3月写定论文《律诗底研究》，接着又在《创造月刊》先后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提出新诗既要接受外来影响，也要具有本地彩色等颇有创见性的观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当天深夜在清华食堂贴出岳飞《满江红》词，用以激发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中，清华成立学生自治会性质的学生代表团，他担任文书，负责宣传工作。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会后召开学联常会，他与罗隆基等人作为清华代表出席，并担任学联日刊股编辑。

1921年6月，闻一多念完了高等科四年级，正在迎接毕业考试，准备出国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的国立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闻一多积极参加北京学联的罢课声援，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拒绝走入考场。最后被学校给予留级一年处分，推迟出国[4]。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西洋美术。次年暑假后，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5]，推荐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评选极严的一年一度的画展。

闻一多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后，逐步由学画改攻文学。他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为酷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1924年秋，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与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等人共同编写排演了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又名《此恨绵绵》或《长恨歌》），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美国舞台的演出。留学期间，他关心国内局势。1923年暑假，与清华同级同学吴泽霖、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人发起提倡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大江会”。1924年暑假，“大江会”正式成立，成员还有吴景超、潘光旦、王化成、沈宗濓、梁实秋、吴文藻、顾毓琇、蔡公椿等人。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积极提倡者，曾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6]

1925年5月底，为了发动国剧运动，闻一多放弃还有至少两年的留学，提前回国。9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回国前，并兼任油画系主任。在北京艺专，与余上沅、赵太侔经过努力，创办了国立院校的第一个戏剧系。1926年4月，与朱湘、饶孟侃等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表示对“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崇敬。文中说“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7]。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是闻一多把文艺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表述。

1927年春，闻一多应邓演达的邀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亲自绘制了反军阀大幅壁画，悬于武昌黄鹤楼前，唤起群众“打倒列强除军阀”。9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成立，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程。

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自此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本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外，还在外文系教英诗等课。这时他致力于唐诗的研究，写出《杜甫交游录》。1931年1月，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创刊，刊登闻一多的《奇迹》，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首新诗。

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离别十年的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以及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接着又先后讲授诗经、楚辞、唐诗和乐府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6年，他还讲授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带着家眷离开北平南下。11月1日，清华、北京、南开三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遂到长沙。1938年1月21日，临大再迁昆明，他放弃乘车，参加二百多学生和十数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三千五百里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中，和青年学生一道收集研究歌谣、民俗、神话以及苗区的服装、语言，并画了百余幅风景写生画。由于步行途中的匆忙和劳顿，他蓄起一把丰茂的胡须，誓言要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由于深入民间，他开始了解到人民的痛苦。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5月4日，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1940年暑假后至1946年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整理《易经》、《诗经》、《楚辞》等著作，并指导研究生。1942年3月，《楚辞校补》出版，次年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审，获社会科学类学术二等奖（一等奖汤用彤、陈寅恪等六人，二等奖朱光潜、刘节等十四人，三等奖洪深、郑天挺等三十二人）。新学年起，他讲授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旋邀闻一多参加。他们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开始主要讨论学术，后来渐渐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8]。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9]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担任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为了工作，闻一多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6月，蒋介石发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加剧白色恐怖，迫害爱国民主活动。在昆明的特务、暴徒对闻一多不断进行造谣、威胁、恐吓和监视，但他毫不畏惧。

为了争取民盟的活动公开，和当地各界联系开展工作，并粉碎反动派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造谣诬蔑，6月26日至29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在商务酒家举行招待会，说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事，反对暴力。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无比悲愤，赶到云大医院，抱住李公朴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坚定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他不顾疲劳和危险，仍然按计划做好善后工作。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虽经亲友多方劝阻，仍毅然出席大会，作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盟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5时半左右，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在离宿舍大门才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被特务用乱枪打死，时年四十八岁。为了保护父亲，闻立鹤也身中数弹。

闻一多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外的强烈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电悼唁，并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罪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加拿大、美国的爱好和平人士，都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

闻一多的遗著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潘光旦、叶圣陶等负责编成《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为纪念闻一多八十诞辰，1980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闻一多还有大量遗稿未曾发表，为此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重新整理编辑了十二卷本的《闻一多全集》，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雨三

王雨三（1877-1945） ，名汝霖。江苏太仓人。本业农，因家人患病每为庸医所误，遂自学医术。临证精于八纲辨证，处方用药多为时医所仰。尝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人参治盗汗，以麻黄汤加人参治久泄，皆获良效。初著《医说》一篇，未见刊行。积四十年临床经验，于1941年撰成《治病法规》三卷，为医论数十篇，重在阐析辨证原则，兼及诸杂证治法。内有“辟虚不受补”、“辟补牢其邪”诸论，皆反映其用药见解。以时医竞尚寒凉，废弃温补，故为之纠偏。积有治验案例数千则，后毁于兵火，其凭记忆所述治法大略，约略见于《治病法规》一书中。

周文

周文（1907—1952），现代作家。原名何稻玉，字开荣，笔名何谷天、树嘉等。四川省荥经县人。自幼丧父，家境贫苦。早年曾读私塾。十六岁时迫于生计，曾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当过文书，并在一个军官学校当过学员。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安庆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组织部长，并利用《安庆晚报》创办《雀鸣》副刊，以原名发表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干事，开始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以何谷天笔名从事文艺创作。1933年，响应左联文艺大众化的号召，将反映苏联革命战争的名著《毁灭》和《铁流》改编成通俗本章回小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众文学委员会编印的大众文艺丛书，曾得到鲁迅的支持和鼓励。同年10月，与刘丹合编《文艺》杂志，仅出三期。即在反动派胁迫下停刊。1934年，担任左联组织部长，于紧张、艰苦的工作之余奋力执笔。193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和《分》、《多产集》先后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接着，1936年至1937年，又有短篇小说集《爱》(开明书店)问世，并出版了中篇小说《在白森镇》(良友图书公司)和长篇小说《烟苗季》(文化生活出版社)。他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川康边境的风土人情和军阀之间的争夺丑态，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特点为文坛所注意，曾被人称为多产作家。1936年，经鲁迅介绍，他担任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冯雪峰的秘书兼交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9月，离沪赴四川，到成都负责文艺界联谊会，开展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经过长期曲折斗争，促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川分会的建立和巩固，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此期间，主持了文协会刊《笔阵》，并兼《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这期间除中、短篇小说《汉奸的女儿》、《救亡者》、《一幢房里》外，还写了许多杂感、评论、文艺通讯和童话等。1939年他将旧作选编成《周文短篇小说集》，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40年初奉调到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为普及文艺和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毛泽东曾亲自写信予以赞扬，指出：“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同年，参加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1941年夏，调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做了一段教材改革工作;年底，调任边区秘书长。这期间的作品主要是杂文、速写、评论等，散见于延安《解放日报》、《晋绥日报》、《大众习作》等报刊。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主动要求到工农兵中去深入生活，在对敌斗争前线的晋绥边区。但由于工作需要，使他无暇进行文艺创作。这时期，先后担任晋绥分局秘书、晋绥《抗战日报》社和《大众报》社社长、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文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党委意图，草拟报刊社论和指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辑报导，撰写按语和短评。1946年，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1949年，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委员。同年秋天，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其间，写出《<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和《<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等多篇，深得群众好评。1952年“三反”运动中，因坚决与坏人作斗争，被迫害致死。后经毛泽东批示，中央组织部于1976年1月27日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周文一生努力创作，勤奋工作，为中国的新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文选集》(上、下两册)。

吴应箕

吴应箕（1594年10月24日—1645年12月4日），明诗文家、抗清义士。字次尾，号楼山。明贵池大演(今属石台)人。幼从学于舅父李首川，16岁参加科举考试，20岁补为博士弟子生员。八试南闱不第，49岁中副榜，与侯方域、陈定生、冒辟疆、方以智结为挚友，成为“复社”领袖人物之一。明崇祯十一年(1638)，执笔撰写了有140名士子署名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鞭挞了魏忠贤党羽阮大铖持权当道，破坏抗清的罪恶勾当。明亡后，阮大铖受南明皇帝朱由崧重用，捕杀复社文人，应箕躲避回乡。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江，朱由崧被俘，应箕在家乡起兵，与徽州金声相呼应，配合抗清，一度占领贵池、石埭等地。是年冬，率义军在贵池泥湾山口阻击渡江南下的清军，因寡不敌众，败退回山，后退守压气培(今称乌鸦培)兵败被擒，十月十七日就义于池州城外石灰冲，其家人百余口和义军将士全部殉难。著述甚丰，主要有《国朝记事本未》、 《东林本末》、 《熹朝忠节传》、《留都见闻录》、《读书鉴》2卷、《读书种子》20卷、 《复社姓氏录》、《友鉴录》、《续觚不觚录》、《宋史》50卷、《盛事集》30卷、《读书止观录》5卷等，今传有《楼山堂集》27卷。

尾崎红叶

尾崎红叶（おざき こうよう，Koyo Ozaki，1868年1月10日-1903年10月30日）,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名德太郎。幼丧母,寄养在外祖父家。 15岁进大学预科,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山田美妙、石桥思案、丸冈九华组织文学团体“砚友社”,发行同人杂志《我乐多文库》(1885～1889),先为手抄本,后为铅印内部刊物,最后公开发行,总计43册。尾崎红叶于1888年入东京帝大法律系,翌年转入文学系,1890年退学。此前,他已作为新进作家,入《读卖新闻》社。1903年死于胃癌, 终年35岁。

他从事创作将近20年,可分为下列4个时期。初期(1885～1889)作品主要是反映明治初年欧洲思潮影响下“文明开化”的社会风习趣闻的“风俗小说”,主要有《两个比丘尼的色忏悔》(1889)、《Yes and no》(1889)等。 次期(1889～1892)作品多半模仿江户时期小说家井原西鹤的作风,但出现两个特点,一为心理描写,一为口语体。主要作品有《伽罗枕》(1890)、《新桃花扇》(1890)、《两妇女》(1891～1892)等。中期(1893～1896)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成熟的口语体的特点形成,如代表作《多情多恨》(1896)等。晚期(1897～1903)以未完成的长篇《金色夜叉》(1897～1902)为代表,向社会的、写实的方向发展。他肯定爱情、友谊和社会正义,而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否定金钱势力。此外还写有不少文艺随笔、日记、俳句和文艺评论等。

尾崎红叶的作品,在反映世态人情中,多侧重于儿女私情,较为浅薄庸俗,却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是,在日本江户文学向近代文学过渡时期,他在文学语言的口语化、写实主义技巧的提高,题材范围的扩大等方面,为后来的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以他为核心的“砚友社”和他本人的创作活动,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与同时期的幸田露伴、坪内逍遥、森鸥外四人,并称为“红露逍鸥”时期。尾崎红叶的门徒较多。其中,泉镜花发展了他的浪漫主义倾向;德田秋声发展了他的写实主义倾向。他们对日本近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卡尔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年6月28日—1982年11月3日)，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就学于伦敦大学泰勒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16—1936年任英国外交官。1936年起在威尔士大学、牛津大学执教。1955年当选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校务委员，1956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卡尔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著名的史学著作是《历史是什么?》。他态度鲜明地批评了当时英国史坛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悲观主义、历史相对主义、保守的或唯心主义的思潮；强调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他认为，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的谈话。卡尔既反对无条件地承认历史的客观性观点，同时也不同意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联贯的关系时，它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他还认为，在历史真理中，事实与价值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地结合在一起。卡尔的史学观点对恢复和发扬英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使英国史学摆脱当时的危机和困境，起了较大作用。其重要著作还有《苏维埃俄国史》、《巴枯宁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从拿破仑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没落》等。

胡铨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金兵南下，募乡丁助官军捍御，擢权吉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试，除枢密院编修官。八年，秦桧主和，铨上疏力斥和议，乞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头，声振中外，贬监广州盐仓。次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十二年，除名编管新州。十八年，责吉阳军。二十六年，秦桧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许自便。孝宗即位，起知饶州。召对，除吏部郎中、秘书少监，兼侍讲及国史院编修官，移国子祭酒。宰相汤思退主和议，罢张浚兵柄，与力争之，提举宫观。乾道初，起知漳州、徙泉州，留为工部侍郎。复奉祠，淳熙六年，召归经筵，以老疾力辞。明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谥忠简。胡铨为人慷慨激越，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诗文亦如其为人，耿介有气，杨万里谓：“其议论闳以挺，其序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胡忠简先生文集序》)如《戊午上高宗封事》一疏力反和议，矛头直指权相秦桧，清符乘龙称“以忠君爱国之心，发淋漓激切之旨，真足泣风雨而惊鬼神”(《胡忠简公文集序》)。杨万里称其谪置岭海之后，诗作益昌，益加恢奇(《胡忠简先生文集序》)，如《贬朱崖行临高道中买愁村古未有对马上口占》、《到琼州和李参政》、《哭赵公鼎》、《和王民瞻送行诗》等篇，无不表现出耿耿正气。其词抒发刚正不屈的情怀，充满乐观与自信，绝无沦落悲伤之感，词笔清婉，而不伤于刚直(《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其《好事近》(富贵本无心)最为知名，因词中有“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之句，由此激怒秦桧，而被移送吉阳军编管。胡铨的诗文在身后由其子胡澥编为《澹庵文集》一百卷(杨万里《胡公行状》，《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署作《澹庵集》七十八卷，《宋史·艺文志》七署作《澹庵集》七十卷)，刊刻于南宋庆元间。原集久已散佚，清乾隆时其裔孙重辑为《澹庵集》三十二卷，今存清乾隆二十二年练月楼刊本、道光十三年重刊本;又有四库本《澹庵集》，收诗文六卷。胡铨词有单刻本《澹庵长短句》一卷行世，今存明汲古阁刊本、《别下斋丛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清人还将其词与李光、李纲、赵鼎词合刻为《南宋四名臣词集》。《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十六首。《全宋诗》卷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四二九九至四三三四收其文三十六卷。事迹见杨万里《胡公行状》(《诚斋集》卷一一八)、《宋史》卷三七四本传。

瑞白明雪

瑞白明雪（1584～1641），明末曹洞宗僧。安徽桐城人，俗姓杨。号瑞白。出家于九华聚龙庵，于云栖寺受具足戒。曾参谒湛然圆澄、博山、黄檗、密云圆悟等诸师。天启六年（1626），受圆澄之印可。其后历住浙江弁山、蕺山、护国寺、江西崆峒山等。以建安王之皈依，移江西南昌百丈山，大整清规，世称大智（百丈怀海）再世。崇祯十四年示寂，世寿五十八。有瑞白禅师语录十八卷行世。余大成为之撰塔铭。［五灯会元续略卷二、五灯严统卷二十五、增订佛祖道影卷三（虚云）］

智顗

智顗[yǐ]（公元538年农历2月16日－公元597年农历8月3日），南朝末年至隋代初年僧人。天台宗实际创始人,世称“天台大师”。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晋时避乱,来到荆州华容。父母去世后,18岁往湘州果愿寺出家。20岁受具足戒。初从慧旷学律,后到衡州南境大贤山诵《法华经》等。23岁北上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大苏山,跟随慧思参学,30岁学成,奉师命入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弘法8年,名震一时,所著《小止观》即于此时问世。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建草庵,宣帝敕割始丰县部分赋税,以供寺用。十年后,应陈后主之请回金陵讲经,始讲《法华经》,记录下来的为《法华文句》。陈亡后,游化荆、湘二州,曾到南岳访慧思遗迹,又慕慧远的高风而游庐山。随文帝开皇九年(589)在长沙麓山寺讲《法华经》一次。十一年(591)应晋王杨广之请,到扬州为其授菩萨戒。杨广授“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十二年(592)返荆州故里建一音寺(即今湖北省当阳县玉泉寺),在此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上述两书连同《法华文句》称“天台三大部”。后到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应刺史王宣武请,为其授大乘戒法。率弟子灌顶赴南岳扫慧思塔,又往庐山。十五年(575)晋王杨广遣使迎其到扬州禅众寺,最后,直返天台。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卒。生平著作有43部158卷。传业弟子32人,其中著名的有灌顶、智越、智璪等。卒后,杨广派人按其遗图在天台山下造寺,并于登帝位后赐“国清寺”之额。

顾野王

顾野王(519—581)，中国南朝梁陈间训诂学家。字希冯，海盐华亭乡(今属上海金山县)人。顾野王出身吴地名门望族，聪明颖异，9岁曾写成《日赋》，文采可观，领军朱异见了大为惊奇。12岁随父去建安 ( 今福建建瓯 )，撰成《建安地记》两篇。他博学宏才，通经史，精于天文、地理、文字音义。南朝梁大同四年(538)官太学博士，不久升为中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侯景之乱，野王回海盐，召募乡党数百人，杖戈披甲，支援京城。乱平，太尉王僧辩命其作海盐县监。入陈，任金威将军，升府咨议参军。文帝天嘉元年(560)，补撰史学士，迁国子博士兼东宫管记。天嘉六年，授太子率更令，掌国史，主修梁史，后迁黄门侍郎、光禄卿。曾搜罗和考证古今文字的字体，于梁大同九年写成《玉篇》，仿《说文解字》体例而有所改进。据唐封演《闻见记》所载，共收16917字，分542部，以义类相从。字项下先注反切，次引《说文》古训，并罗列一字之各种字义，开后世字典体裁的先河，为我国现存第一部楷书字典，现只存残卷。其编纂的《舆地志》，是全国性总志。另著有《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玄象表》及志怪小说《续洞冥记》等。还撰著《通史要略》、《国史纪传》，未竟而卒。卒后赠秘书监、右卫将军。

李日华

李日华（公元1565~1635年），字君实，号竹懒，又号九疑，浙江嘉兴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卒于明毅宗崇祯八年，年七十一岁。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性淡泊，与人无忤，工书画，精善鉴赏，世称博物君子。时王维俭与董其昌齐名，而日华亚之。

李日华明书画家、文学家。字君实，号九疑，又号竹懒。嘉兴(今浙江嘉兴县)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能书画，善赏鉴，尤工山水、墨竹。在绘画美学思想上，肯定绘画的社会教育功能，又认为绘画有抒情写意的作用。即“写出胸中奇”、“聊以自娱嬉”(《竹懒画媵》)。绘画反映现实，应“得造化真迹”。(《六研斋笔记》)主张画家创作，“要不失天成之致”(《紫桃轩杂缀》)。把“形”、“势”、“韵”、“性”作为审美鉴赏的标准。认为“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六研斋笔记》)“形”指“方圆平”的造形要素;“势”指“转折趋向之态”的审美意象;“韵”指“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而得也。”“性”指艺术成熟的象征，达到“物自然之天”的境地(同上)。在艺术家的审美修养上，提出“三次第”的层次结构：一曰“身之所容”，指画家的“置身处”，即审美环境;二曰“目之所瞩”，指画家视觉所及;三曰“意之所游”，指画家“情脉不断处”，即审美理想。在绘画美与书法美的关系上，提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同上)认为人品与书品、画品密切相关：“文徵明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笔无法。’”人品高表现在“胸中廓然无一物”(《紫桃轩杂缀》)。主要论著有《竹懒画媵》、《续画媵》、《紫桃轩杂缀》、《又缀》、《六研斋笔记》。

李日华著述甚丰，留存至今且与绘画相关的著述有《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紫桃轩又 缀》、《六研斋笔记》、《六研斋二笔》、《六研斋三笔》、((竹懒画滕》、《墨君题语》和((恬致堂集》。其中最能 揭示李日华绘画史观念的是《味水轩日记》和《六研斋笔记》。笔者对李日华绘画史观念的总结多出自 以上二书。 《味水轩日记》为李日华前期著述，共计八卷，是其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至万历 四十四年(1616年)十二月八年间逐日书写的日记，记录李日华在嘉兴的日常生活、书画活动及其 对绘画的认识。此书在李日华生前没有刊印，现存《味水轩日记》源出于清代抄本。需要说明的是， 《味水轩日记》不是一种完全私人性的日记，在写作时作者已经考虑到这将是一部会被别人阅读的 著述，所记录下的材料皆经过取舍和处理”。

弗兰克·梯利

弗兰克·梯利（1865年8月18日—1934年）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出生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他的父亲是皮埃尔·维克多·塞莱斯汀·梯利，原籍卢森堡，曾在美国内战中担任联邦军上校，后来成为报纸记者、老板和出版商。他的母亲是玛丽·巴思·梯利，原籍德国。梯利于1887年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绩优异，并在德国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在柏林和海德堡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于1891年在海德堡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成绩优异。他的导师是库诺·费舍尔和弗里德里希·保罗森。

梯利于1891年回到美国，成为康奈尔大学（位于纽约州伊萨卡）新成立的赛奇哲学学院的一名研究员。次年，他被任命为助理教授。1893年，他被密苏里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哲学与心理学教授。1914年，他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斯图尔特心理学教授。1916年，他回到赛奇哲学学院，先后担任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1915-1921年）和校董会教职工代表（1925年和1927-1929年）。

梯利在组织西方哲学协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曾担任该协会两届主席（1900-1901年；1901-1902年）。此外，他还曾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主席（1912-1913年）。他还参与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并于1917年担任该协会的全国主席。他于1909年获得密苏里大学的荣誉学位，1913年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的荣誉学位，1922年获得霍巴特学院的荣誉学位。他还是美国心理学会、圣路易斯科学院、柏林的康德学会和海牙的斯宾诺莎学会的成员。他是Phi Beta Kappa和Phi Kappa Phi的成员，是纽约科梅尔俱乐部和英国伦敦作家俱乐部的成员。

梯利将阿尔弗雷德·罗素·韦伯的《哲学史》（1896年）从原德语的第五版和第六版法文译本翻译过来，还翻译了弗里德里希·保罗森的三部作品：《伦理学体系》（1899年；1903年；1925年，附有补充内容。“1860年以来的哲学”，拉尔夫·巴顿·佩里；1951年，由莱杰·伍德修订；1957年，第三版，由莱杰·伍德修订）；《哲学导论》（1895年，是第三版德语译本；1904年，第二美国版）；以及《德国大学与大学教育》（19

梯利曾担任《学校评论》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是《密苏里大学研究》杂志的创始人兼主编，还曾担任《国际伦理学杂志》的编辑。

柏拉图

柏拉图（Plato，Πλατών，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雅典哲学家。原姓“亚里斯多克勒”(Aristocles),因肩阔额宽,在友人建议下取名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出身于历代和雅典民主政体关系密切的贵族世家。后来转入保守的贵族奴隶主立场,对民主政体持批判态度。在苏格拉底于前399年被民主政府处死后,离开雅典去麦加拉、埃及、昔勒尼、意大利的塔壬同等地讲学。约于前387年返雅典创建学园,使之成为当时希腊世界从事科学研究、哲学探讨、培养上层统治者的中心。于前387、前367、前361年先后三次去西西里岛的叙拉古,试图影响僭主狄奥尼修一世(Dionysios Ⅰ,前405—前367年在位)和狄奥尼修二世(Dionysios Ⅱ,前367—前356年、前347—约前344年在位)实现其政治理想,相继失败。

早期主要受苏格拉底的影响,试图运用归纳的方法,从具体的伦理道德行为中,探求一般的勇敢、虔敬、正义、美等的定义。相应提出了通过谈话不断揭示矛盾,从而达到一般、本质的认识的辩证术——产婆术。中期进一步接受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说、埃利亚学派的存在理论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的影响,制定了理念论。把“单个存在物”作为理解的、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理念,认作是第一性的实在。认为它是万物的本体、共相、模型、追求的目的,而处于实在和非实在之间的可感事物则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是由于分有或摹仿同名理念而派生的。在认识论上,相应地提出“回忆说”,认为知识是不死的灵魂固有的,出生时被遗忘掉了,凭借感知可感事物得以重新回忆起来。后在《国家篇》中另行提出“心灵转向”说,不再认为灵魂先验地拥有现成的知识,而是仅仅拥有把握知识的可能。认为灵魂凭借感官,从永恒变动流逝的可感事物世界获得感性认识的意见,并凭借理智转向以数理学科为对象获得知性认识;理性则凭借辩证法,“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以理念世界为对象获得理性认识,直到转向终极的善理念,它是万物最高终极目的,是一切存在的原理和认识的极致。

后期对中期的理念论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进一步制定了有丰富辩证法思想内容的哲学体系。在《巴门尼德篇》中指出,彼此分离的可知的理念世界和可感的事物世界,既然是绝对对立的,就无法凭借“分有说”、“摹仿说”解释理念和同名可感事物的结合。在《智者篇》中指出,只承认处于变异中的有形物才是唯一实在的“巨人们”(唯物主义者)和只承认永恒不变的无形理念才是唯一实在的“理念之友”(唯心主义者),都有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的理念论,认为“完善的实在”必须同时包括变异的有形物和不变的无形理念。以后又提出“通种论”,探讨“最普遍的、最高的种”意义上的理念结合问题,认为有些彼此对立的理念(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同和异)是能够彼此结合,从而揭示了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理念-范畴矛盾进展的体系。在道德伦理学说上,把社会等级、阶级划分和灵魂德性联系起来,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是智慧,体现为国家统治阶级治国者,是第一等级;激情部分的德性是勇敢,体现为国家统治阶级辅助者,是第二等级;欲望部分的德性是节制,体现为国家被统治阶级工匠、农人、佣工等,是第三等级。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不相干扰,就构成第四种德性正义,国家就成为正义的理想国家。他以此论证代表保守的贵族奴隶主利益的国家学说。在《国家篇》中,主张推行由把握善理念的哲学王掌权的理想政体。其中,第一、二等级不事生产,实行财产、夫妻、子女公有,第三等级则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劳动和生活资料,允许占有一定的私有财产,适龄男女可以正常婚配和建立各自的家庭。在后期的《法律篇》中,另行提出“第二好的国家”,不再提倡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实行财产、夫妻、子女公有,主张土地、房屋公有而分配给全体公民耕种、居住,但不准买卖,推行名义上选举产生,实际由富人掌权的兼有寡头和民主政体特征的混合政体。强调严格的法治,凡奴隶反对主人或侵害自由民、信仰无神论或泛神论的一概严惩。在美学上,认为美是理念,它是永恒的、绝对的、神圣的,万物之所以为美是由于分有或模仿美的理念的结果,而这种达到美的理念是由于“爱的接引”,即所谓柏拉图的爱,使情感理智化,从而能观照绝对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认为文艺模仿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因此,文艺是摹本的摹本,提供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由于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强调国家必须对文艺作品推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凡提倡新的歌舞,或擅自上演未经审查的喜剧作品等,都要受到严惩。主张将荷马等类型的诗人逐出理想国。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来解释文艺的创作过程,认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是灵感。在晚年的《蒂迈欧篇》中,阐述了自然哲学,认为不仅是理念,而且还有处于永恒运动原始无定形的混沌物质,作为必然和偶然相结合的原动力理解的“巨匠”、空间都是永恒的非派生的。由于“巨匠”的作用,以理念为模型,将物质接纳到如接受器的空间,形成具有不同几何结构的立方体的土元素、四面体的火元素、八面体的气元素、二十面体的水元素,进而形成世界灵魂,再形成日、月、地、行星、恒星等。随着作为时间尺度的日、月的出现而出现时间,所以时间并非永恒。接着相继出现人、其他动物和植物。他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2300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除了直接影响早期学园派和亚里士多德外,在古代,还影响了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以斐洛为代表的犹太神学、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学。在中世纪,影响了东方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近代,影响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在现代,影响了叔本华、新康德主义学派、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怀特海和罗素、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等。柏拉图生前撰写约27篇对话和若干封书信,全部完整保存下来。此外,柏拉图在学园的讲演,由亚里士多德等作为“不成文的学说”记载而部分地保存下来。主要著作有《斐多篇》、《会饮篇》、《斐德罗篇》、《国家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蒂迈欧篇》、《法律篇》等。

苏辙

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宋代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洵子、轼弟。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自由沉静好学，博览群书。嘉祐二年(1057)，与兄轼同榜进士及第而名动京师。嘉祐六年(1061)，兄弟二人同举制科，传为佳话。但二十余年沉沦下僚，仕途坎坷。初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不肯撰词，于是奏乞在京侍父。治平二年(1065)，出任大名府推官，次年父卒，扶丧回蜀。熙宁二年(1069)，服除还朝。辙上书神宗，即日召对，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因议事每与王安石不合，批评新法，自请去职三年，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六年，改齐州掌书记九年任满返京，上书要求废新法，又出任南京留守张方平的签书判官。元丰二年(1079)，坐兄轼乌台诗案，贬监筠州盐酒税七年，移官淮南绩溪县令元丰八年，苏辙被召，任校书郎，未至都门而擢为右司谏。元祐元年(1086)，又擢起居郎、中书舍人，后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御书中丞、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元祐更化期间，苏辙扶摇直上，从县令一路攀升为副相。哲宗亲政，政局大变，苏辙“岁经三贬”：于绍圣元年(1094)三月落职知汝州六月，降三官知袁州九月，又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四年，远谪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次年，移循州。徽宗立，始遇赦北归，寓居许昌颍水之滨，杜门谢客，度过了12年闲适的幽居生活。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观苏辙平生所学，以儒学为主，兼收百家，尤其倾慕孟子。他一生大部时间为官，最擅长政论和史论，但总起来讲，成就不如其父兄。在政论中，他纵谈天下大事，颇有见地，针砭时弊，也能一针见血。嘉祐六年殿试时，他的文章就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言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惊”;“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之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而且指责仁宗在“海内穷困，生民愁苦”的情况下，大手大脚的赏赐，“所欲则给，不问有无”。险些因出言不逊而见黜。其史论佳作亦多，且多以史为鉴，暗喻时政，《六国论》、《三国论》就是这类的名篇。苏辙的散文、诗、赋也颇具特色，尤其是散文，纡徐曲折，绕有情致。如《黄州快哉亭记》寓意深刻、气势非凡，将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完美结合，读起来音调铿锵，朗朗上口。而《武昌九曲亭记》也写得情趣盎然。刘大谟在《栾城集序》中谈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诗作，特别是晚年诗作像《秋稼》、《南斋竹》等，有一定的深度，艺术水平也尚可，反映出晚年的隐居生活，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感受，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更臻成熟。他的《墨竹赋》写得细腻而有诗意，可谓赋中佳品。

辙一生著述宏富，有《栾城四集》凡76卷，《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古史》60卷、《龙川略志》10卷、《龙川别志》8卷、《老子解》2卷等。其文立意允当，结构严谨，行文简洁流畅，语言朴实淡雅。其诗自然朴实，清新淡雅，一如其文。仕途失意在诗中表现得委婉蕴藉，哀而不伤，还写了许多咏景物、交游、题画诗。《栾城集》在宋代已有建安、麻沙、蜀本、家藏本等，可分为两个系统，以有无《应诏集》和章疏有否删削为区分标准。今曾枣庄等校点上海古籍社版《栾城集》和中华书局本《苏辙集》虽各具特色，但均称善本。其生平事历见苏过《斜川集》卷六《祭叔父黄门文》、《栾城后集》卷一二《颍滨遗老传》、孙汝听《苏颍滨年表》(附点校本《栾城集》后)、曾枣庄《苏辙年谱》等。苏辙的《论蜀茶五害状》、《乞废官水磨状》、《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等奏疏，是关于宋代茶史研究的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论事详明，说理透辟，足成一家之言。其《和子瞻煎茶》、《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宋城宰韩秉文惠日铸茶》、《梦中谢和老惠茶》、《茶花二首》等茶诗写来情韵盎然，体现了他很深的茶学素养。《送周思道朝议归守汉州三绝》之一：“早缘民事失茶官，解印重来十二年。美恶一周还自复，始知东里解言天。”对周表臣的宦途失意、茶法得失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和坚定不移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