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

王应麟（1223年～1296年）南宋末曾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 ,学者称厚斋先生。宋浚仪(今河南开封)人，至其祖始定居庆元鄞县(今属浙江)。应麟九岁通《大经》，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从王埜受学。调西安主簿，百姓见应麟年少而轻视之，不按时交纳赋税，应麟白郡守，绳之以法，遂主办。差监平江百万东仓，调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后调扬州教授。初，应麟登第，以当时事举子业者沽名誉，不省制度典故，非国家所望通儒，于是闭门发愤。宝祐四年(1256)再应博学宏词科，中第。差浙西安抚司幹办公事。主持考试,曾赞文天祥卷:“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迁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国子录，进武学博士，太常寺主簿。因言边事触迕丁大全，被罢职。及大全败，起应麟通判台州。召为太常博士，擢秘书郎，又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又以彗星见，论执政，迕权臣意，迁著作佑郎。度宗即位，授兼礼部郎官，兼直学士院。又因对用人不当及各项弊政多所批评建议，触迕权臣贾似道、留梦炎，再遭罢斥。曾累官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进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转尚书兼给事中。后辞官回乡，宋亡,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二十年后卒。

王应麟自幼聪颖，研习经典，学问渊博，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都有研究，熟谙掌故制度，编著宏富。所著有二十余种，约六百余卷。考订性札记《困学纪闻》二十卷，综罗文献，贯穿古今，最为后世推重。还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五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小学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讽泳》四卷。《宋史》有传。

许进

许进（1437~1510），明代大臣，灵宝(今属河南)人。字季升。明宪宗成化时进士。授御史。历巡按甘肃、山东，迁山东按察副使，“皆有声”。曾因弹劾宦官，遭廷杖之罚。孝宗即位后，历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陕西按察使、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等职。奏准蒙古鞑靼部小王子入贡; 率军深入吐鲁番平叛，皆有功。后因与太监金辅、平江伯陈锐出师大同无功，致仕。明武宗即位，起任兵部左侍郎，提督团营。旋迁兵部尚书、吏部尚书， 加太子少保。在此期间，他应诏陈时政八事，力言宦官监役京军之害，请武宗崇圣学，以古代荒淫君主为戒等。史称他以才升迁， “能任人”。但不为权宦刘瑾所悦。正德三年(1508)，被免官致仕，几遭刘瑾进一步加害。后刘瑾事败，他得以复官致仕。追谥襄毅。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しばりょうたろう，1923年8月7日～1996年2月12日）。原名福田定一。日本小说家。大阪市人。因素慕我国的司马迁，以司马为笔名的姓。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1943年12月应征入伍。战后在京都、大阪的《产经新闻》社任职。1953年起开始小说创作活动。1961年辞职，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活动。1956年发表《波斯魔术师》，获第8届讲谈俱乐部奖。1957年与寺内大吉等创办以新颖和意趣为主旨的刊物《近代说话》，并在这一刊物上发表《戈壁的匈奴》，赢得历史小说家的声誉。 自 《夜城》(1959)获“直木奖”后陆续发表《上方武士道》(1960)、《风之武士》(1960～1961)、《风神之门》(1961～1962)、《新选组血风录》(1962)、《燃烧吧，剑》(1962～1964)、《幕未暗杀史》(1963)、 《功名歧路》(1963～1964)、《龙马奔走》(1962～1966)、《窃国故事》(1963～1966)、《关原》(1964～1966)等作品，常给通俗小说界带来新风，而且在这些戏剧性较强的趣味小说之外，尚有《老谋深虑的人》(1964)、《醉矣》(1965)、《凌云壮志》(1968～1973)等多卷本政治历史小说。

司马是一位多产作家，尤以历史小说著称。他善于在历史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通过先进人物的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的赞颂，适应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表现日本社会的思想动向。但有的作品缺乏足够的批判(如《凌云壮志》中对军国主义有所美化)。他善于展现广阔壮丽的艺术画面，采取多条线索交错的手法推进情节的开展，语言丰富生动。

司马还创作了一些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如《空海的风采》(1975)《从长安到北京》(1977)以及《汉风楚雨》(1977)等，反映了我国历史的变革，赞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冯玉祥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字焕章，原名冯基善，原籍安徽省巢县竹柯村，1882年11月6日(旧历9月26日)出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

由于家境贫寒，11岁时在清朝新建的练军中补了名，12岁正式入营扛枪。1911年升任营长。他响应武昌起义，参加发动了滦州起义。辛亥革命后，冯由营长、团长升到旅长，率军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倒袁运动和讨伐张勋复辟的斗争。1918年，段祺瑞令其所部南下攻打孙中山的护法军，冯玉祥发表通电，批评段“不与外人争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后来他致书孙中山先生，表示仰慕之情，孙中山派徐谦等人带亲笔信同他面晤，双方建立了联系。

1921年冯玉祥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旋任陕西督军。1922年任河南督军，同年10月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采纳孙中山关于联合张作霖、段祺瑞，先行推翻最反动的直系军阀政权的建议，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了直系军阀政权，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北京政变后，徐谦介绍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冯玉祥会晤。随后，李大钊、徐谦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依据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冯玉祥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欢迎李大钊派人到军队中工作。

1924年11月，受张作霖、段祺瑞的压迫，冯玉祥离开了北京。1925年任西北边防督办，1926年1月，被直系军阀逼迫通电下野。3月赴苏考察。途经库伦时，经徐谦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5月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冯玉祥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蔡和森交谈了三天，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和好感，请蔡和森、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给他讲课，接纳刘伯坚、邓小平等3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

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离苏回国。9月，任国民党联军总司令，发表宣言：“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②接着，誓师五原，宣布所部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誓师后，组织联军总司令部，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长，负责全军党务、政治、宣传等工作。

根据李大钊出长安会师郑州的建议，冯玉祥出兵陕甘，参加北伐。5月，得知李大钊北京遇难的消息，冯玉祥为之痛哭，电令所属部队、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电文指出：李大钊“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李同志一死，北京革命工作，失了领袖，本军亦受极大的影响。”

随着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日益嚣张。“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派私人代表彭程万对冯玉祥进行游说，使冯相信蒋是“革命中坚分子”，“四·一二”政变后仍认为蒋只是做法上的缺点;认为“宁汉发生隔阂，仅系一二人间之误会，与国民党共产党联合问题毫无影响”。6月，郑州会议上，汪精卫等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促使冯玉祥向右转。郑州会议后，冯玉祥赴徐州，同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确定了“宁汉合作”、“国共分家”的方针。会后，冯玉祥解聘了苏联顾问，送走在其所属部队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实行“清党”。

1928年10月，冯玉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1929年因军队编遣问题与蒋介石发生矛盾，离开南京。1930年同阎锡山、李宗仁结成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大战期间，冯派代表参加在北平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组织了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冯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隐居山西汾阳峪道河村。在此期间，冯派人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承认1927年背离共产党是错误的，并资助了中国共产党一笔经费。“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媚外误国的对外不抵抗的政策。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冯玉祥发表了“停止内战，全国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演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指挥军队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境。不久，同盟军在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夹击下失败，冯玉祥愤而隐居泰山，邀请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讲学。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为装点门面，以息众怒，同年12月任命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6年11月，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竭力营救。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1937年2月，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冯玉祥立即同宋庆龄等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抗日战争中，冯玉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1937年，他在武汉创办了印刷社，大量印刷《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1938年1月11日，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唯一报纸《新华日报》创刊，冯玉祥为之题词：“大众喉告”;1940年《新华日报》创办两周年纪念日时，冯又题词：“精诚团结抗战到底”。他受周恩来的委托，设法营救出在广西被国民党逮捕的越南革命领导人胡志明及其他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1年11月冯玉祥60岁生日时，《新华日报》特辟出一个整版，刊登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发来的祝电，周恩来著文，称赞他“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制造的旨在破坏政协决议的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冯玉祥在报上发表《较场口》诗，斥责国民党政府“不可手遮天，胆大胡妄为!”下关惨案发生时，冯玉祥闻讯赶到现场，把被特务围困数小时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人解救出来，送进医院。1946年9月，冯玉祥以“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在美国，他著文，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实行独裁、内战政策的罪行，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去美国之前，冯玉祥同李济深等人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经过筹备，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被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1月7日。蒋介石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等罪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14日，冯玉祥发表声明，宣布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彻底终了，要“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起，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7月底，冯玉祥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离美，准备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轮船在敖德萨附近黑海海面上失火，不幸遇难。

1949年9月1日，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在北京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词：“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周恩来致悼词，评价冯玉祥的一生说：“冯玉祥先生以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为了永久的纪念，1953年中共中央将冯玉祥的骨灰安葬于泰山。

焦竑

焦竑（1540－1620年）明学者、经学家。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江宁旗手卫(今属南京)人。生于世宗嘉靖十九年，卒于光宗泰昌元年。万历十七年(1589)以殿试第一入官翰林修撰，主修《国史》,撰《经籍志》。后为东宫讲读官，讲学时有乌飞鸣而过，皇太子目之，即辍讲，皇太子改容复听，复开讲。性疏直,议论时事,为执政者所恶。二十五年(1597)主顺天乡试，以陪推点用，为给事中项应祥、曹大咸所劾，谪福宁府同知，移太僕寺丞，官至南京司业。后因事落职,遂不出,死后追谥文端,改文宪。博学多识,经史稗官杂说,无不淹贯,为明代著名学者。

在学术上，师事耿定向、罗汝芳，笃信李贽之学。“以佛学即为圣学”，对宋代程颢“闢佛之语，皆一一绌之”(《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四》)，认为佛教“本来无物”一语，即《中庸》“未发之中”之意。注重对外物的学习，提倡“礼乐行艺，靡物不举”，但认为学主要是向内心世界的探求，“学取成于心，非外索也”(《澹园集》)。也提倡为学应注重力行实践，指出“学书者，必执笔临池，伸纸行墨，然后为学书。学匠者必操斧运斤，中鈎应绳，然后为学匠”，“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澹园集》)。不赞成泛滥支离、与身心无干的学问，更反对“吐弃事物，索之窈冥之乡以为道”(《澹园续集》)的作法。在认识论上，提倡心得则万事理，说：“苟得于心矣，虽无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谓正其本万事理也。藉令悟于心而不可治天下，则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为无用之物矣” ( 《澹园集》)。极力调和儒、佛，肯定《佛经》所说，即孔、孟尽性至命之学，并以《佛经》所疏为孔、孟之精，而汉宋诸儒所疏为糟粕。于经学，亦杂引《列子》、《黄庭内景经》、《抱朴子》诸书以释经。著作主要有《易荃》、《禹贡解》、《逊国忠臣录》、《澹园集》、《澹园续集》、《支谈》、《焦弱侯问答》、《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话》、《老子翼》、《庄子翼》、《阴符经解》、《献徵录》、《熙朝名臣实录》、《俗书刊误》、《国史经籍志》、《中原文献》等。

苏祐

苏祐（1493—1573），明代诗文作家。字允吉，一字舜泽，号谷原。濮州(今属山东)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除吴县知县，改束鹿，入为监察御史。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山西参政、大理少卿，后以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进副都御史，改抚山西。征拜刑部侍郎，寻以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进兵部尚书。削籍，寻又复官。其边塞之篇，尚写得较有气势，如《李牧祠下眺望作》：“泉源冰窦入春分，鸟语花香迟客闻。戍鼓寒沉龙塞月，夕烽晴照雪山云。年来近野多戎垒，时过回肠几雁群。险绝颇怜今昔地，无令但说李将军。”但其中有些诗确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云“粗豪伉浪”，如《闻警》：“榆塞传刁斗，经年未罢兵，遂令青海箭，复度白登城。四野空多垒，三军孰请缨。辕门有颇牧，万一早留情。”既不清新，也不精警，说明诗艺并非其所长。

嘉靖丙午年（公元1526年），苏祐中进士，被任命为广东道御史，平大同乱军。后升为江西督学副使，又任山西参政，治理鸿门三关，不久，被提拔为大理少卿及右副都御史，再任刑部右侍郞，嘉靖十二年（1533），大同兵士苦于工役，发生兵变，杀总兵李瑾，明世宗派苏祐为监军，平定叛军，安抚兵士，在同遂安。此后，祐先后调任江西督学副使，山西参政（治雁门三关），大理少卿，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兵部侍郎，又以本职兼佥都御史，行宣大总督事。嘉靖癸丑年（公元1553年），苏祐升为右都御史，不久，乱军十万，南入紫荆关。苏祐疾驰前往，顶风冒雨，日夜兼行，在永安堡与敌交战，五天内杀敌四百余人，敌军逃去。此事奏告天子，皇帝下旨，举国欢庆，祭告天地，通告边防，提升苏祐为兵部尚书，并封苏祐之孙为锦衣正千户。当时，苏祐在朝中威望极高，皇帝调他到朝中官。适逢总兵岳懋失事惧罪，诬告苏祐不请兵饷，因而苏祐被逮捕入狱，等查清事实，苏祐乘此辞官司归田，自愿为庶人。

苏祐文武全才，著述甚丰，著有《孙子集解》、《三关纪要》、《法家剖集》、《奏疏》、《建旃琑官》、《云中纪要》等书。为官三十年余，各阶段都有诗，文合订本刊刻行世。计有《三巡集》、《江西集》、《畿内集》、《山西集》、《塞下集》等。苏祐平生稿有其心腹幕僚龚秉德收藏。万历年间，龚秉德为襄阳副使时，将祐平生诗文稿件分门别类，刊板印刷，定名为《榖原诗文集》，计文章近百首，诗五百余着，现存一部，是为孤本。

罗尔德·达尔

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1916年9月13日—1990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生于南威尔士的兰达夫,父母为挪威人。就学于雷普顿学校,后在伦敦和非洲就职于谢尔石油公司。在此之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皇家空军为战斗机飞行员。其战时经历使他创作出 《格里姆林人》。这是一部幻想作品,讲的是一个生活在空军飞机里的小人民族,他们制造出所有种种飞行员会经历到的技术故障;该故事于1942年在《环球杂志》上连载。电影制作权被迪斯尼买去,不过将它拍成电影的打算一直没有实现。

战后达尔开始成为一个创作颇有特殊风格的短篇故事的作家,如在诸如《亲亲》(1960)之类的短篇故事集中。他两度荣获美国埃德加埃伦·波神秘故事作家奖。1953年与女演员帕特里夏·尼尔结婚。他们生有三个孩子; 他开始给他们上床时讲故事。《詹姆斯与巨桃》 (1961)是这些故事中第一个出版发行的童话。它是一部喜剧性的幻想作品。一个小男孩在一个巨桃里面,跟几只巨大的昆虫一起周游世界。跟达尔多数的儿童读物一样,它最早在美国出版。接下来的一部童话《查理与巧克力厂》(1964) 成了一本全球畅销书。《查理与大玻璃电梯》(1972)是前者的续篇。达尔的其他儿童文学作品还有《魔指》 (1966),插图作者威廉·佩恩·杜波依斯;《神妙的狐狸先生》(1970),讲的是一只狐狸跟三位农人所作的机智斗争; 《世界冠军丹尼》(1975),故事讲了一个没娘的男孩对父亲的崇拜,他父亲常带他去偷猎;《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及另外六则故事》(1977),这是一部供年龄大一点的儿童阅读的故事集; 《巨大的鳄鱼》 (1977),是图画书;《揶揄》(1980),一对丑陋且让人不快的夫妇的故事;《乔治的神药》(1981),这个怪诞故事讲了一个男孩给他可憎的祖母服了一种药,这药给她带来了可怕的事情;《令人作呕的韵文》(1982),是传统故事的改写本,喜剧效果很好。《B. F. G.》(1982),该故事讲了一个善良的巨人,他在索菲和英国女王的帮助下,把吃小孩的恶巨人全部永世监禁了起来。这书及其前四部作品均由昆廷·布莱克制插图。达尔也曾创作过电影剧本。

达尔的故事似乎令许多成年读者不快,他们觉得这些故事是贪婪和残忍的混血儿,但它们在儿童中间拥有众多的热情读者。

高云览

高云览（1910.5.14―1956.6.13），现代作家。笔名健尼。生于福建厦门。父亲是荷属安 汶的老华侨,早年以开小酒店为生。酒店倒闭后,在商店 当小帐房,家庭生活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十三岁毕业于青 年会小学,无力升学,1926年到上海,在同乡会馆办的无 需缴费的泉漳中学念书。在教师陈三民的教育下,对革命 有了认识,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热 爱普罗文学,并开始接触社会科学,写了一些文艺批评文 章发表在《申报》上。中学一年后,辍学回乡。后当记者 和教员。1927年至1932年,先后在厦门、漳州教书;由于 政治迫害,一再失业。1930年党领导的厦门大劫狱事件震 动全国,作者当时和许多党员有来往,以此为线索,以地 下斗争为背景,写成中篇小说《前夜》(上海湖风出版社)。 1932年夏重到上海,在公时中学教书,并参加左翼作家联 盟。在白色恐怖年代,曾一度退居回乡,脱离革命组织。 1937年底开始华侨生活,到马来亚麻坡中学任教务主任, 经常为《南洋商报》写稿,还参加过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 抗敌后援会活动,其间曾参加南洋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组 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访问了祖国很多战地。返新加坡 后,发表许多报导抗战的游记和杂文。日本帝国主义攻陷 马来亚后,他和一些文化人撤退到苏门答腊,以经商为 掩护,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在流亡中写了小说《春秋 劫》,发表在马来亚横城的《现代周刊》上。日本投降后, 回到马来亚,这时东南亚华侨开始了反内战的民主斗争。 1946年在马来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被新加坡英当 局以“红色商人”之名加以逮捕,驱逐出境。1950年回国, 居住在天津。在历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思想有了很大提 高。1952年后,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写反映1930年震 动全国的厦门大劫狱事件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直至临 终前一小时还在写作。《小城春秋》,是一部用生命写成 的书。“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 他交给你。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明天我要带他一起上 战地。让不倒的红旗,象你不屈的雄姿,永远鼓舞着我们 前进,走向胜利”。这是他最喜爱的主题歌。作者努力塑 造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富有乐观主义和坚贞不屈的英雄主 义精神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品富于传奇色彩, 引人入胜。

沈葆桢

沈葆桢（1820年—1879年），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授编修,后任御史,多次上疏议论用兵之事,受到咸丰帝赞赏。咸丰五年(1855年),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当时太平军已攻克九江,沈葆桢便跟随曾国藩管理营务。咸丰六年(1856年),他代理广信知府,太平军进攻广信时,他因守城有功,升任广饶九南道。其后,曾国藩屡次向清廷推荐沈葆桢的才干,咸丰十一年(1861年),升任江西巡抚。当时,太平军将领杨辅清、李世贤正在江西作战,沈葆桢命令士民筑堡抗拒,并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曾使太平军蒙受一定损失。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军部分将士向江西转移。沈葆桢命下属跟踪堵击,太平军将领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及幼天王洪福瑱都被俘遇难。为此,沈葆桢获得清廷嘉奖。同治六年(1867年),经左宗棠推荐,清廷命他任总理船政大臣,赴福州督造轮船。他到任后,在福州马尾山麓临江处修筑船坞,并兴建铁厂、机器厂。聘请外籍技师日意格、德克碑为监督,每月由海关拔经费五万两。还附设学堂两所,分别培养驾驶和制造之人才。同治八年(1869年),第一艘轮船造成,命名为“万年清”。沈葆桢亲自出洋试航,并派员将轮船驶往天津,请清廷勘查,结果完全合格。嗣后,又造成“湄云”、“福星”、“伏波”等船,这是我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端。在经管造船工作中,他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当时造船所需钢材、煤炭都由国外进口,经手人极易舞弊。他对此行为决不徇私。廷臣中有人认为造船耗费资金过多,上疏建议停办,沈葆桢及左宗棠等上疏力争,使船厂未停。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人借口台湾土著杀害日籍船民而向台湾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沈葆桢据理力争,并加强战备力量,迫使日本撤回军队。事后,沈葆桢被提升为两江总督。安徽的中国教士迫害百姓,沈葆桢亲自审讯,将教士处死。他还在淮河以南地区疏浚河道,捕蝗积粮,禁止种烟,收效也很显著。他死后,清廷赠他太子太保衔,谥号文肃。

安娜·塞维尔

安娜·塞维尔(Anna Sewell 1820-1878)于1820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于1878年去世 。出于对人类虐待动物的强烈不满，她写下了《黑骏马》，以说服人们对马仁慈一些。这是她身患重病的时候花了6年的时间写的，也是她写的唯一一本书。书出版后不久她就去世了，从那时以来这本书销售了3，000多万本。她似乎天生就对马有一种亲切感，《黑骏马》中涉及的大量的马术知识，显然出自作者一生的体验。安娜十四岁时落下了残疾，从此拐杖就成了她行走时离不开的工具，但她仍然坚持自己驾驭由一匹矮种马拉的马车到处活动。她创作《黑骏马》的最大愿望就是引发人们的善心、同情心，使他们懂得该怎样对待动物。

从《黑骏马》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关心马，同样也关心人，对处境悲惨的人充满了同情和关爱。 《黑骏马》内容介绍：小说主人公“黑骏马”是一匹漂亮的优种黑马，从小生活在贵族人家，受过良好的训练，性格温顺、善良，而且聪明、机智，主人非常喜欢他。但是好景不长，主人家里有了变故，黑骏马不得不被卖掉。他一连被卖过多次，接触过各种人：有喝多了酒就拿马撒气的醉汉，有动辄抽鞭子的出租马车车夫，有不把动物当回事的野蛮人，也有把动物当成朋友的好人家，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黑骏马通过自己的眼睛，用惟妙惟肖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让我们每个读故事的人都感到：动物通人性，我们怎样对待动物，动物就会怎样对待我们……

孙一奎

孙一奎(1522—1619)，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安徽休宁人，生活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据孙氏自述学医本末，谓于括苍遇一道士，授以秘方，并嘱其弃贾学医。归家后，试所得之方，辄效。又治好了其父孙学之疾，于是究《黄帝内经》《难经》，穷诘医理，专志于医，遂以医名世，并且一心向道，观其将所著之书命名《赤水玄珠》及自号生生子，即可知受道家影响之深。孙氏治学，反对“徒以方书为捷径”而重视理论研究，以轩岐之书为医家之昆仑，仲景以下历代各家医著为昆仑所达之支脉，这样溯源穷流，融会贯通，打下坚实基础，才是学有根本之道。不仅如此，他认为还应当访道求知，不以丘里自隘。于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新都游彭蠡，历卢、浮、沅、湘而至三吴，凡有所长，即往请益，得遇明达，尤为折服。经过这样数十年的博学勤访，医学猛进，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终于成为明清时期著名医学家。他这种既重理论又重实践，博采众长的治学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孙氏在医学理论方面有自己独特创见，力倡命门学说和三焦相火学说，属温补学派的中坚人物。他认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属“坎中之阳”，为生命的本始，生生不息之根，而三焦是“外有经而内无形”，一反《脉诀》命门配三焦相火之说，主张“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相配”，“三焦、包络为相火”。这是因为包络为血母，为里;三焦为气父，为表，二者相为表里。其相配又与脏腑之相配不同，只是由于二者俱属手经，均为相火，而“以类相从”而已。尽管三焦不与命门相配，但命门却是“三焦之原”，而三焦相火始于原气，所以三焦为原气之别使。孙氏的这些重要的医学理论和学术思想，往往是借助道经来加以阐释和论证的。譬如他的命门为肾间动气说，显系从《难经》“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一语悟出，而又与《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不同，更不同于左右水火之分。于是他说:“肾间原气，人之生命，故不可不重也。”《黄庭经》云:“肾气经于上焦，营于中焦，卫于下焦。”《中和集》曰:“阖辟呼吸，即牝牡之门，天地之根。所谓阖辟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也。”在他看来，阴精阳气，妙合而凝，男女未判，先生两肾，两肾之间，是为命门，内含一点真气，而为生生不息之机，这就是动气，又叫原气，唯其动而不已，才能生化无穷，为生命之根源。至于两肾原本为“静物”，静则能化，化生阴精，动者气，静者阴，“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化生五行万物形类，这就是“命门之谓”。值得注意的是，阐释命门时他引用《黄庭经》《中和集》;力主“两肾皆属少阴水”，力驳右肾属相火之非，又引“《黄庭经》两部肾水对生门”加以论定。毕竟《难经》左肾右命之说与他的主张有异，为了曲说比附，强经就我，他再次引用道书“《黄帝阴符经》右肾内有真精，主五行之正气”来证明“越人不以原气言命门，而曰右者为命门”，这是因为“左血右气”“言右肾则原气在其中矣”。这样就轻而易举地偷换了概念，右命之说就成了原气命门说，进而为动气命门说的张本。不仅如此，他还在《右肾水火辩》中直接说道家语。他说:“人皆谓右肾属相火……观先天图，乾南坤北，后天图，离南坎北。五行火高水下，故仙家取坎补离，以水升火降，既济为道。谓采坎中之一阳，填离中之一阴，此还乾坤本源之意也。”接着说明阳并非火之代词，“坎中之阳，即两肾中间动气，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谓之阳则可，谓之火则不可”，同时“二阴即二肾也，肾既皆阴，则作一水一火并看者亦非矣!坎中之阳，尚不可以火目之，而右肾又何可以属火哉!”(《医旨绪余·卷上》)由此可见，孙氏的医学思想直接与道学相关已了无疑义。正因为孙氏之学出自道门，所以在他的名著《赤水玄珠》中保存了“方外还丹”，其中“秋石”炼法已比宋代道书更为进步，分阴炼法、阳炼法及秋石冰片法，除取材童男童女尿液外，还适当加入药材，炼成的秋石可以止咳化痰，可以滋阴降火，更可以用作滋补强壮剂。现代科学实验证实，“秋石”是一种具有类固醇性激素制剂。仅此一项，已不能不佩服孙氏作为道医学者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孙氏著述甚丰，有《赤水玄珠》《医旨绪余》《痘疹心印》及《孙氏医案》等传世。《四库全书提要》说:“大旨发明太极阴阳五行之理备于心身;分别脏腑形质，手足经上下，宗气、卫气、营气、三焦包络、命门相火及各经络配合之义;又引《黄庭经》以证丹溪相火属右肾之非，引《脉诀刊误》以驳《三因方》三焦有形为脂膜之谬;分噎膈、翻胃为二证，辨癫、狂、痫之异治。皆卓然有特色”。此乃公允之论。

胡怀琛

胡怀琛（1886～1938）原名有怀，字季仁，后改字寄尘，别号秋山。安徽泾县人。上海育才中学毕业。1909年任《神州日报》编辑。1910年与柳亚子结为金兰，与兄胡朴安一起加入“南社”。辛亥革命爆发后，参与编辑《警报》，鼓吹革命。1912年到《太平洋报》工作。1916年任京奉铁路编译局科员。半年后辞职南归。1919年创作《长江、黄河》、《自由钟》、《三字经补》等诗自费印发。次年任教于沪江大学国文系。192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兼任《小说世界》编辑及《万有文库》中古籍部分的编撰。1932年进入上海通志馆任编辑。曾在中国公学、沪江、国民，持志等大学以及正风学院任教授。民国27年1月18日卒于寓所“波罗奢馆”，终年53岁。著有《国学概论》、《墨子学辨》、《简易字说》、《中国文学史略》、《胡怀琛诗歌丛稿》、文艺丛谈《大江集》、《十年归梦》、《最短之短篇小说》等。

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英语：Denis Diderot，1713年10月5日—1784年7月31日），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杰出代表,《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生于郎格里的手工业者家庭。最初受教于耶稣会,后在专科学校和公立中学读书,1732年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因择业上有悖父志,被掐断生活供给,只能自己谋生。他为书商搞翻译,为教士写布道文,一边糊口,一边苦读,从事学术研究。1746年匿名发表《哲学思想录》,被当局焚烧。1747年10月被委任为《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同年发表《怀疑者漫步》, 1949年发表《论盲人书简》,这两本书宣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因此被捕入狱达三个月之久。在狱中仍然坚持写作。他克服重重困难,主持《百科全书》的撰编工作,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启蒙思想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1750年发表《发刊词》,1751年第一卷出版,1752年第二卷问世。教会不愿这种启蒙书籍的传播,制造阴谋,使当局查禁了这两卷书。但狄德罗不畏艰险,克服外来的压迫和内部的倒戈,坚持完成这一巨大工作,前后历时25年。1761年小说《拉摩的侄儿》发表。1769年《达兰贝与狄德罗的谈话》问世。1773年至1775年先后发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及《驳爱尔维修的著作<论人>》。除了哲学著作,还发表大量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1773年末到次年3月访问圣彼得堡。曾为俄国女皇制订《俄国大学计划》。1784年病世。至死未向宗教妥协,拒绝向牧师忏悔。其主要哲学著作有:《论解释自然》、《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驳爱乐维修的著作<论人>》等。

狄德罗用自然状态说和契约论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只遵从自然法。自由是天赐的东西,谁也不能从自然中取得支配别人的权力。权威产生于暴力和契约。暴力统治是完全不合理的,由契约得来的权力才是合理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某人。因此,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公共财产,不属于哪个个人。君主必须遵守自然法国家法,这是他有权威的条件。他不能任意行使权力,处置臣民,否则,人民就可以不服从他的统治。

狄德罗宣称,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相信有所谓上帝。他认为,宗教是一切道德败坏行为和罪行的根,信仰摧残人的“本性”,人的情欲是幸福的源泉。因此,他反对禁欲主义,认为那是人们的精神枷锁。并认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

狄德罗的唯物主义是比较彻底的,而且包含着一些辩证法因素。他认为,自然是由统一的物质组成的,自然现象是彼此联系的,否认自然有什么目的。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物质的运动是必然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每一个个体都有生长和衰亡的过程,“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世界生灭不已”。他以鸡蛋变小鸡的过程为例,驳斥预成论,认为预成论违反理性。他认为,大理石经过多次转化,也可以变成人肉的成分。他以此为例证明,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物质便能发展出明显的感觉能力。因此,他否定笛卡尔的心物相互独立的二元论。他认为,感受性是物质的基本性质,思维是人脑的属性。自然现象的繁杂纷纭,是由物质的异质性造成的,自然是“异质元素”组合的一般结果。这是对物质的质的多样性的天才猜测。

狄德罗的认识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认为,我们应该在自然中,而不是在自己的头脑中把握物体。自然是认识的对象。“感觉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来源”。感觉是由外物作用在我们感官上引起的。因此,他指出,只承认自己的感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荒谬绝伦的。他看到,仅从“理论上”、逻辑上很难驳倒这种谬论,驳倒它要靠实践。他不仅重视感觉经验,同时认为必须借助理性才能解释自然。“一切都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他认为,我们有三种认识方法,一是对自然的观察,它收集事实;二是思考;它把事实组合起来;三是实验,它验证组合的结果。他主张观察要专注,思考要深刻,实验要精确,认为任何猜测和假设,如果经不住事实的考验,就破产了。他坚持的是经验归纳法。他不懂得科学抽象的意义,认为一切抽象只是语言记号。

严绳孙

严绳孙（1623年—1702年），清文学家、画家。字荪友，号秋水，晚号藕荡渔人，自号勾吴严四。无锡人。明尚书严一鹏孙。六岁能作擘窠大书，及长，以诗及古文辞擅名。顺治六年参加慎交社，十一年与秦保寅、安璇、顾景文、顾贞观等在里结云门社。早弃诸生，与朱彝尊、姜宸英合称“江南三布衣”。康熙十八年，以布衣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山西乡试正考官，二十二年，迁右中允兼翰林编修，同年归乡，杜门不出。筑雨青草堂及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常宴友人。次年，与顾贞观、纳兰性德在忍草庵举行诗会。其读书不务强记，所学终身不忘。工于文章、诗词，多呤山水田园。又善书画，工楷书，片纸寸缣，为时珍赏。八尺中堂一挥而就，墨色华润，生动超逸，独标神韵。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皆能，山水深得董其昌恬静闲逸之趣，尤擅凤凰。传世作品有《仿梅道人山水扇面》、《竹鹤双清图》等。著有《秋水集》总十七卷、《藕渔笔记》、《西神脞说》、《明史拟稿》四卷、《无锡县志》四十二卷等。

撒路斯提乌斯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 Crispus, 约公元前86～前35）公元前1世纪罗马史学家。罗马拉丁史学及道德论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全名盖约·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生于罗马东北约90千米的阿米特尔努姆镇（位于意大利大岩璧下），是萨宾聚居区。骑士等级出身。少年师从罗马名师。 前52年，出任保民官。前50年，被元老院开除。在罗马内部政治斗争中追随凯撒。在凯撒统一罗马后，撒路斯提乌斯再度出任财务官，并进入元老院。前46年，因在阿非利加战争中立功，担任了新阿非利加行省首任总督。数次因私生活道德问题遭到政敌攻击。凯撒死后，退出政治舞台，从事著述。 传世作品有《喀提林阴谋》（发表于前43年左右）和《朱古达战争》（发表于前41年左右）。另一部大型编年体史著《历史》仅存少量残篇；而其传世手稿中收录的书信可能为后人伪作。撒路斯提乌斯的叙史风格以修昔底德为榜样，文笔简洁遒劲；其记载内容紧紧围绕罗马共和国的“道德衰落”展开，垂训史观与道德论的特色十分突出，将拉丁史学的自我意识和叙事、议论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塔西陀等拉丁史学巅峰期的代表人物树立了榜样。

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年12月3日一1924年8月3日），英国小说家。真名特奥多·约瑟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原籍波兰。1857年12月3日生于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是贵族,具有爱国主义思想,1862年参加波兰民族独立运动曾被沙俄政府流放。他在父母死后由母舅抚养,自幼喜读法国文学作品,幻想摆脱社会的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1874年前往马赛学习航海,后在英国商船队担任水手、船长,在海上生活达20年,曾到过南美、非洲、东南亚等地。20岁时开始学习英语,以后又用英语进行创作。1884年加入英国籍。1894年之后,因为健康等原因脱离海上生活,定居伦敦,成为专业作家。康拉德共发表了13部长篇小说,28篇短篇小说,2卷回忆录以及政论、书信等。他的创作道路分为三个阶段:从《阿尔迈耶的愚蠢》到《台风》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深入发展的时期,称为“深渊中的漫步”阶段;从《诺斯特罗莫》到《胜利》,他的思想和艺术已臻成熟,特别强调人的孤独和忧郁,称为“空虚的人”阶段;从《阴影线》到《流浪者》是“回忆与总结”时期。康拉德的代表作品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中心》、《吉姆老爷》、《诺斯特罗莫》、《特务》、《在西方的眼睛下》等。康拉德擅长描写海洋生活,全他与许多海洋小说家不同,他注意的不是惊险的事件,而是惊险的事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他认为如果忽略人们的思想感情,艺术就失去了意义。康拉德同情劳动人民,关心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理,憎恶沙俄专制制度和西方强国的海外掠夺政策,向往大自然和东方各国人民质朴的生活。同时他又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强调秩序和克制。他的作品往往染有神秘悲观的色彩,主人公多为特殊环境中的异常人物,有沉重的心理负担,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处于孤独之中。康拉德把福楼拜和莫泊桑的现实主义手法引入英国小说,又从英国小说那里继承了探索道德问题的传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穆时英

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现代作家，诗人。曾用笔名伐扬、匿名子等。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后随父亲到上海求学。念中学时即爱好文学，进入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后更潜心钻研外国的新文学流派。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发表于1930年《新文艺》第一卷第六号，以后相继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小说《黑旋风》、《南北极》等，以其年少多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被一些评论家称为“鬼才”作家。又因为他经常为《现代》杂志撰稿，故被视为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先后出版过小说集《南北极》(1932年，湖风书局)、《公墓》(1933年，现代书局)、《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年，现代书局)和《圣处女的感情》(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良友图书公司还出版过他的《上海狐步舞》;其他作品还有《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黑牡丹》和《空闲少佐》等。他的最后一篇小说《第二恋》发表于1937年《中国文艺》第二期。后来他在政治上逐渐走向堕落和反动的道路。1937年充当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抗战初期到香港，曾在《星岛日报》工作。1939年回到上海，在汪精卫汉奸政权中任职，担任过《国民日报》总编辑，完全脱离了文学界。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惠士奇

惠士奇(1671一1741)，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仲孺，一字天牧，号半农居士。因家有红豆一株，文人学士见者争为题诗，哄动一时，学者又称红豆先生。惠周惕之子，惠栋之父。康熙五十九年(1711)进士。初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五十九年(1720)督学广东，振兴文教，颇有政绩。粤人设木主配食先贤。乾隆二年(1737)任侍读学士。惠氏学术成就很大，有《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诗集及《南中集》、《采莼集》一卷。《易》学则有《易说》六卷。士奇承家学，说宗汉儒。江藩《汉学师承记》述其论《易》曰：“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群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是知惠氏主象数《易》。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又名岸、广侯，字叔同，号漱筒，别号息霜、晚晴老人等，祖籍平湖，生于天津。祖父李锐始徙居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李世珍，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吏部主事。叔同早慧，七八岁学千家诗、唐诗，并习石鼓文、篆书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叔同因受“康党”之嫌，奉母携眷，避祸上海。不久加入袁希濂、许幻园等创立的城南文社，所作诗文词赋，为文社之冠，书法深得汉魏六朝之秘，篆书刻石亦佳，于上海文坛初露头角。二十六年，与名僧黄宗仰、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之等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同年，出版了收录所藏名刻与自刻印章的《李庐印谱》和诗作《李庐诗钟》。次年秋，入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二十八年，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赴杭应试，不第，仍回南洋公学攻读。是年冬，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蔡元培总教习同情学生，辞职离校。叔同亦与同学相率退学。三十年，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参加穆藕初、马相伯等人组织的沪学会，学习西方办法，力图富强国家。叔同主要从事戏剧演出活动，为宣传自由婚姻，撰《文野婚姻新戏册》。翌年秋，去日本留学，入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欧油画，并入音乐学校兼学钢琴。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指导下，与曾孝谷等人发起组织春柳社。次年春，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饰女主角，为我国话剧运动开创者之一。宣统二年(1910)回国，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专门学堂任图案教员，不久，离津赴沪，任城东女学堂音乐教员。翌年三月加入南社，与柳亚子等人以诗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鼓吹革命。1912年春，在上海先后任《太平洋报》(陈英士创办)、《文美杂志》编辑。同年秋，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的图画教员及全校音乐教员。后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先后共7年。在此期间，所编《春游》、《早秋》等歌曲，引用外国歌曲配新词作教材，对我国早期艺术教育有创新贡献，培养造就了一批美术、音乐人才，其中有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

李叔同自幼即深受佛教影响，辛亥革命后，目睹政局动荡，遂萌生摆脱世事，遁入佛门之念。1917年1月，去杭州虎跑定慧寺拜了悟为师，取名演音，号弘一，受居士戒，次年8月，正式在定慧寺削发出家。9月，入灵隐寺受具足戒。受戒后，应范古农之邀至嘉兴精严寺小住，检理大藏经，为之标签。并开始书写佛语赠人。此后，叔同寄迹于苏、浙、闽寺宇之间，孜孜不倦研究佛学，弘扬佛法，遂成一代名僧，人称弘一法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叔同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勉励佛教徒爱国，并表示“以护法故，不怕炮弹”，还在所住之处题“殉教堂”三字。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不二祠圆寂。

李叔同为现代艺术奇才，涉足的艺术领域广泛，诗词、书法、金石、美术、音乐、戏剧都享有盛誉。作画讲整体，音乐以作词配曲为主，有《春游》、《送别》、《早秋》等。丰子恺于1935年编辑了《李叔同歌曲集》，共收32首歌曲。其金石篆刻和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其佛学著作10余种，主要有《寒笳集》、《四化律比丘相表记》、《戒本羯磨随讲别录》、《互戒相经笺要》等。被佛门弟子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驰誉中外。

唐景崧

唐景崧（1842—1903），字维卿，又作薇卿。广西灌阳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同治四年(1865)进士，选庶吉士。六年，改吏部主事。恃才傲物，为上官所忌，同官亦不能容，居京二十载，郁郁不得志。喜谈兵事，自言“于海国情形粗有涉猎，环顾九洲，慨然有纵横海外之想”(《请缨日记·跋》)。光绪八年(1882)，法国入侵越南，唐景崧上书请缨出征，赴越招抚驻兵保胜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劝其助越抗法，为陈利弊得失。刘永福从其策，于纸桥大败法军。唐景崧以功晋四品衔。十年，于广西募兵四营，号“景字营”，出关与刘永福配合作战，以军功晋二品秩。十一年，任福建台湾道，十七年，迁布政使。二十年十月，署台湾巡抚。后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人士抵制，改台湾省为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事败，至厦门，后隐居桂林。唐景崧雅好文学，驻台北时曾倡立牡丹诗社，与丘逢甲、施士洁、林鹤年、许南英等聚会吟咏，并将社友诗作汇集成册，题曰《诗畸》刊行。晚年寄情于丝竹，光绪二十一年，自筹资金办桂剧戏班“桂林春班”，集中了当时桂剧名伶杜秀甫、一枝花、周梅圃等，自撰剧本并改编、润色旧剧，由诸伶演于宅中看棋亭戏台，邀集友朋，夜宴观赏。二十三年春，康有为曾两度应邀观赏其自撰自教的红楼戏《看花泪》(即《黛玉葬花》)、《芙蓉诔》，并赋诗相赠。其新撰、改编、润色的剧本总计约四十余种，以文笔精练著称。这批剧目的撰作与演出，对于清末桂剧的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蔡定国、钟泽骐编《梨园轶事·看棋亭杂剧》，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所撰剧本有《高坐寺》、《救命香》、《张仙图》、《桃花庵》、《可中亭》、《星沙驿》、《曹娥投江》、《一缕发》、《马嵬驿》、《九华惊梦》、《独占花魁》、《晴雯补裘》、《芙蓉诔》、《黛玉葬花》、《绛珠归天》、《宝玉哭灵》、《中乡魁》等，改编剧目有《游园惊梦》、《拷红饯别》等。曾由桂林三经堂汇集刊刻，分册出版，合称《旗亭新曲》(又名《看棋亭杂剧》，或称《旗亭杂剧》)。其他作品有《请缨日记》一○卷、《寄闲吟馆诗存》，编有《诗畸》、《谜拾》等。其《请缨日记》记当时法越之战始末，自谓“事必征实，尤可为后世史官得所依据焉”(《请缨日记·跋》(一))。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六九、《台湾省通志》卷九(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1971年6月)，郑云山《唐景崧》(《中国近代名人小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等。

狄仁杰

狄仁杰（630年—700年），唐朝大臣。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狄仁杰的祖父狄孝绪，在太宗时期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也做过夔州长史。受家庭影响，狄仁杰自小便酷爱读书、学习，希望将来能有所作为。

狄仁杰少年时，有一次，附近有人被害，县吏下来察询案情，邻居们都争着分辨对答，只有狄仁杰始终捧着本书在不停地诵读，根本不理会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县吏为此很是恼火，对他叱责不已，狄仁杰却说：“我正在和书中的圣贤交谈，哪有工夫和俗吏们说话。”

唐高宗初年，狄仁杰以明经书为人所重，被授为汴州判佐。

显庆年间，狄仁杰被诬告，很不得志。这一年，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来到汴州对此事进行调查、审理。阎立本是个惠眼识才的贤者，他经过与狄仁杰的接触，发现狄仁杰能言善辨，且深谋远虑，有理政之异才，大加赞赏说：“孔子曾说‘观过知仁矣’，狄仁杰可以称得上是‘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啊!”经阎立本之力荐，狄仁杰升任为并州都督府法曹。

在并州任职时，狄仁杰经常登上太行山，向南眺望，思念远方的亲人。有时，望见一片片孤零零的白云，他就会对左右的人说：“我的家人们住的地方，就在这白云的下面。”说完，就静静伫立着，远远望着云彩，想着亲人，直到白云飘得无影无踪，还是不愿离去。和狄仁杰同府的一位法曹郑崇贤，家中有一位上了年纪而且体弱多病的老母，需要照顾，可这时郑崇贤又接受了任务要去很远的地方。狄仁杰知道后，主动找到郑崇贤，对他说：“你母亲身体不好，你远走异地又如何能不牵挂家人呢?不如让我去吧。”于是，狄仁杰找到长史蔺仁基，请求允许他代替郑崇贤外出，蔺仁基对此大为赞赏，慨然应允，并经常对别人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从此，狄仁杰以“孝友”著称于并州，很受当时人们的尊重。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初，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上任之初，狄仁杰发现这里有很多案件，长期积压，无人处理。狄仁杰凭着卓越的才能，快刀斩乱麻，以极高的办案效率，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公平、合法地处理了17000个遗留案件，而没有一人诉冤叫屈。狄仁杰断案之神奇，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演绎出许许多多令人神秘莫测的故事。狄仁杰理案问刑处处坚持秉公执法，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一视同仁，为人所敬仰。

仪凤元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和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错砍了唐太宗昭陵上的一棵柏树，祸从天降。高宗为此大怒，责令狄仁杰对其严惩。狄仁杰根据理法，判二人免官，上奏高宗。但是高宗嫌判得太轻，非要定二人死罪不可。狄仁杰对高宗说：“权善才二人之罪，完全是一时疏忽所为，不是罪不容赦，罢其官足矣。”高宗大怒道：“权善才砍朕祖坟上的树，让朕落得不孝的罪名，不杀他们叫朕如何对得住先帝呢?”其他官吏见高宗动怒，忙给狄仁杰使眼色让他退下，以免引火烧身。谁知狄仁杰反而义正词严地向高宗申辨道：“臣曾听人说，自古以来，违背人主的意见，直言进谏都是很难的，而臣却认为并非如此。同样是忤人主、逆龙鳞，处在桀、纣统治时期，就很难;而在尧、舜时却是很容易的。如今我庆幸自己遇到的是像尧舜那样的明君，不用害怕有比干那样的杀身之祸。不知陛下是否记得，在汉文帝统治时，有人偷了高庙中的玉环，文帝想灭其族，张释之进诤说：‘如果有人偷了长陵上的一抔土，陛下又将如何置罪呢?’于是文帝一改初衷，只判了这个人死罪。陛下您所定的法律，像流放、死罪等，都是因其不同的性质、结果而决定的，是有差别的，哪里有刑律不应判死罪而陛下却要赐死的呢?国家制订法律，就是要让大家照着办，如果法律变化无常，就不能使人民信任，人民就会不知所以。”高宗听完这些话，冷静下来，觉得颇有道理，最后只得同意狄仁杰的主张，免去权、范二人官职，流放岭南。

高宗通过这件事，看出狄仁杰不仅有着刚直不阿的胆气，而且有超凡脱俗的才识和忠贞为国的抱负，因而，不仅没有责怪之意，反而提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调露元年(679)，高宗以宫殿狭小，不能很好地安度晚年为借口，派司农卿韦弘执为他另修宫殿。这个韦弘执是个善于奉承拍马之徒。他接受高宗旨意，费尽心机，挥霍民财，在洛阳为高宗建造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几座宫殿，其中的上阳宫濒临洛水，背依秀丽山川，修有一里多长的画廊，巧夺天工，极为豪华气派。高宗看后心满意足，移居此宫，本想好好地享受一番。但不久就接到了狄仁杰的谏疏，弹劾韦弘执为皇帝建华丽宫殿，是引诱皇帝追求奢侈，应当受到处罚。此疏言辞恳切，据理论实，高宗看过不住点头称是，立即下令免除韦弘执的官职，同时不再久居上阳宫。

当时在朝廷中，左司郎中王本立深受皇帝宠幸，进而由宠而骄，目无王法，横行霸道，惹事生非，大小官吏谁也不敢惹他。身为侍御史的狄仁杰自感有责任清除这一恶霸。于是，他把王本立种种罪证一一列举，上奏皇帝，请求将其交法司问罪。可王本立深得高宗欢心，偏袒之情，可想而知，明知有罪，还是赦免了他。为此，狄仁杰面见高宗说：“大唐王朝虽然有德有识的英才不多，但王本立这样的恶官有一个就不少了!陛下怎能因对他有宠爱之情而姑息其罪，从而使王法理亏呢?如果陛下一定要枉曲法律而赦免王本立，就请把我丢在没有人的地方，为忠贞者将来之戒!”理直则词强，一席话说得高宗无言以对，只得依照狄仁杰的疏论，交法司定了王本立的罪。

狄仁杰深恤民情，许多事被传为佳话。有一次，狄仁杰奉命出使岐州，行至半途，发现道路不通，待向官府打听，才知道这条路上有近百名盗贼出没，专门抢劫行人的钱物，官府只得封闭了这条道路。狄仁杰询问官府为何不把盗贼捉拿归案，县令满脸愁容地说，早就派人去捕杀过，怎奈，盗贼人多，实在奈何不了他们。狄仁杰听后，思忖一番说：“他们一定是生活极其穷苦，无奈才走上这条路的。”狄仁杰一方面叫人发放赈济粮给穷苦百姓，一方面派人进山劝说盗贼改邪归正。不久，这些为生计所逼的盗贼，自己捆着手臂纷纷来官府自首。高宗得知这件事后，对狄仁杰深为赞许，加授狄仁杰为朝散大夫，安抚百姓。不久，又被调职为度支郎中。

一次，高宗要去汾阳宫，狄仁杰随行前往。途中要经过并州境内，并州长史李冲玄迷信旧俗，因为皇帝车驾要途经妒女祠，而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华服盛装过妒女祠，会遭受风雷之灾。于是李冲玄便征发数万民伕改修驰道，以便皇帝车驾绕过妒女祠。狄仁杰得知后，对李冲玄的劳民伤财行为很是气愤，立即制止说：“天子出行，有千乘万骑随行，风伯为之清尘，雨师为之洒道，难道还有什么妒女敢于加害吗?”遂命数万民伕返归家乡。高宗对狄仁杰的行为很欣赏，赞叹道：“狄仁杰真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啊!”

公元684年，中宗被废，武则天立幼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从此，所有政事都由临朝执政的皇太后武则天裁决。

垂拱二年(686)，狄仁杰被调到宁州(今甘肃宁县)做刺史。宁州是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社会风情和民俗都比较复杂，矛盾也比较多。狄仁杰到任后，采取了有力的政治措施，尤其注意民族团结，体察民情，使各族百姓都和睦相处。因此，各族百姓为纪念颂扬仁杰政绩，给他立碑歌功颂德。不久，右台监察使郭翰奉命来此视察，一路上，弹劾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可是当他来到狄仁杰管辖的宁州境内，立即感到情况和其它各地大有不同，所到之处，政通民和，人们都交口称颂狄仁杰的功德。郭翰于是明白狄仁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回到朝中，他称赞仁杰施政有方，不久，武则天提升狄仁杰为冬官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

狄仁杰到任后，发现吴、楚各地修建很多祠庙。他一贯对社会上存在的颓风陋俗十分厌恶，认为它们扰民坏事，应尽力根除。于是，他力排众议，下令毁祠，一举毁掉祠庙1800多座。

垂拱四年(688)，武则天镇压了反对她临朝称制的徐敬业和越王李贞的叛乱。为此案牵连犯罪的多达六七百人。此时，狄仁杰已转为文昌右丞，出任豫州刺史。他认为这事处理的不妥，一方面请司刑使暂缓刑期;另一方面用密报上奏武则天说：“臣如果当着朝中大臣的面，给陛下上奏，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在替叛乱的犯人辨护。但臣如果知而不言，不给陛下上奏，又怕违背了陛下一向体贴百姓的本意。因此，这个奏章我写了好几次，写好了，又撕掉，撕了又写，实在拿不定主意。臣以为这些人原本并非真心要背叛朝廷，只是由于李贞的胁迫，才参与了叛乱活动，他们确实没有反叛之心，因此，情有可原，希望陛下体谅下情，减轻对他们的处分。”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劝谏，果真下令免除了这些人的死罪，把他们流放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当这些犯人们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对他们说：“是我们狄府君救了你们的命啊!”这些人感激流涕，在纪念仁杰的德政碑下祭奠了三日，才赶路。到达流放地后，他们又立碑以纪念狄仁杰的功德。

当初，越王李贞叛乱的时候，宰相张光辅率兵前去讨伐，叛乱被平定之后，张光辅的军队暂驻豫州。他手下的将士居功自傲，在豫州要这要那，私欲难填。狄仁杰自然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不肯答应，张光辅得知后，很是气愤，以为狄仁杰目中无人，斥责说：“你一个小小的州官居然敢轻视我这个元帅吗?”狄仁杰没有直接反击他，却指东说西，自言自语道：“使河南出现战乱的，不过是一个越王李贞罢了。如今，死了一个李贞，却出现了万数的李贞。”张光辅听了，恼羞成怒，却无言相驳，回到朝廷后，张光辅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骄傲不逊，武则天便把狄仁杰调到復州做刺史，不久又调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虽处分了狄仁杰，但对狄仁杰的政绩和为人还是十分欣赏的。不久，武则天又借故杀了宰相张光辅。天授二年(691)九月，武则天提升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做上了宰相。武则天召见他时，说：“你在汝南的时候，虽然很有善政，可是还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狄仁杰不加思索地说：“陛下认为臣有过错的话，臣应当改正它;陛下知道臣没有罪过，就是我的万幸了。臣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姓名，而宁愿和他做个好朋友。希望陛下不要告诉臣这个人是谁。”武则天对狄仁杰这种不记私仇、心胸坦荡的品德，颇为赞赏，说道：“狄仁杰果然很有长者风范。”因此，对他更加信任重用。

武则天做了皇帝以后，为防止大权旁落，独揽大权，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以致朝中大小事情都要由她亲自批阅。有一次，狄仁杰看到武则天正在审批太学生请假还乡的奏章，认为这样会影响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大事中，便对武则天说：“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应当牢牢掌握好生杀大权，绝对不能把它让给别人。至于其它一些小事，例如太学生请假等事，就应该交给国子监丞和主簿处理，如果都由陛下您亲自审批，那么成千的太学生陛下您何时能审完，国家大政岂不因此而耽误了。”武则天听后，认为很有道理，便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

但是，狄仁杰只作了四个月的宰相，便被酷吏来俊臣诬告谋反而被罢相下狱。来俊臣决定亲自来审这个案子。原来，武则天曾有指令，凡是初次审问就承认罪状的，可以免除死刑。于是，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为了免于冤死，等待时机，再图他计，狄仁杰便爽快地招认了谋反罪。来俊臣见狄仁杰如此痛快地承认了谋反的罪状，便没有对他再施刑罚。为了陷害宰相杨执柔，来俊臣教唆判官王德寿通过狄仁杰以达其目的。王德寿找到狄仁杰，说：“您犯了谋反罪，是要判死刑的。我很想替您去求情，只要您肯把杨执柔也牵扯进来，说他也想要反叛朝廷，我就可以上奏皇帝，免你一死。”听了王德寿的一番话，狄仁杰看出了来俊臣一伙的险恶用心，怒不可遏，气愤地说：“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话声未落，以头触柱，顿时血流满地。王德寿一见，惊惧万分，不敢再去逼问了。

后来，狄仁杰趁狱中看管松弛之机，请求狱卒给他拿来笔砚，瞅看守不注意时，从被头上撕下一块白布，写明了自己的冤枉，放进棉衣里面。然后，他把棉衣交给狱吏说：“天气热了，请把这件棉衣交给我家里的人，让他们给我去掉里面的棉絮。”狱吏没有察觉出异样，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接到棉衣，拆开棉絮，发现了里面藏着的帛书，就急忙拿去向武则天告发。

武则天看了帛书之后，立即把来俊臣召来问道：“你上奏说狄仁杰已招认了谋反罪，可如今他的儿子又拿着他的冤状来申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又对他用刑了吗?”来俊臣一听，连忙辨解道：“对于狄仁杰，我确实不曾用刑，让他吃好的，住好的，没有虐待过他，就连他的头巾和衣带也没有去掉。只是他们如今没有犯罪的事实证据，是不肯老实承认罪过的。”武则天听了，半信半疑，便派通事舍人周綝前去查看。来俊臣听说后急忙赶到狱中，令狱卒把狄仁杰打扮一番，戴上头巾，系上腰带，让他在旁站立，然后叫周綝进来看。周綝一向惧怕来俊臣，这次更是担心得罪他，只是张望了一下，唯唯诺诺地说了几句恭维话就退出去了。来俊臣还是怕此事败露，又命人替狄仁杰写了个《谢死表》，交给周綝，让他带呈武则天。恰巧这时，凤阁侍郎乐思晦，被来俊臣诬告谋害，以致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控告来俊臣，被武则天召见，他怒斥来俊臣欺君枉法，并说朝中任何忠臣，来俊臣都可以逼他承认谋反。武则天联想到周綝带回的那份狄仁杰的《谢死表》，顿时有所醒悟，急忙派人把狄仁杰带到朝中，问道：“你既然已经供认有谋反罪，为何又让你儿子来告状呢?”狄仁杰回答说：“当初我如果不认罪，只怕早被来俊臣他们折磨死了。”武则天又问：“既是如此，你为什么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一时莫名其妙，说：“臣从来不曾写过什么《谢死表》。”武则天于是把《谢死表》拿出来让狄仁杰看。狄仁杰看后气愤地说：“这不是我的笔迹，一定是有人伪造以陷害为臣，还请陛下明察。”武则天这才明白真相，免除了他的死罪，把他贬为彭泽县令。

来俊臣和他的后台武承嗣没有达到目的，便到武则天那里说：“狄仁杰他们犯了谋反的大罪，这样处分未免太轻了，应当把他们杀掉啊。”武则天坚决不答应，并且对他说：“既然我已经下达了赦免他们死罪的诏令，就不会收回。”

彭泽县是个穷困地方，狄仁杰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并上疏武则天，希望减免民租。这种身处困境依然忧国忧民的精神，很为武则天赞赏。不久，武则天把狄仁杰从彭泽县调到魏州做刺史。

当时的魏州形势已经很紧张。北方的契丹族，随着势力的强大，向外扩张的野心也不断增长，不仅出兵侵占了冀州，杀死了刺史陆宝积，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吏民，而且又攻打瀛州，致使河北百姓惊慌不安。原魏州刺史独孤思庄对契丹更是害怕，便把附近的老百姓都赶到了城里，加固城墙，准备固守魏州。狄仁杰到达魏州以后，分析了敌我形势，觉得契丹仍然势单力薄，无法进攻魏州，老百姓在城内坐吃山空倒会自乱，下令让所有百姓回家生产，并对他们说：“敌人离这里还远着呢，何必如此惊慌。万一敌军来到魏州，我就亲自带领军队去同他们作战，也用不着烦扰老百姓，你们回去安心耕作吧。”

果然契丹人不仅没有敢来侵犯，而且悄悄地退走了。魏州的百姓个个都对狄仁杰的胆略和气势赞佩不已。

随着狄仁杰在魏州的声望与日俱增，武则天看出狄仁杰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久，武则天就提升他为幽州都督，并赐给他紫袍、龟带。狄仁杰在紫袍上缝制了12个金字，以表示他对武则天的耿耿忠心。神功元年(697)闰十月，武则天特意召狄仁杰回朝，任命他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在狄仁杰这第二次被任用宰相时，武则天还特意赐给他一所很好的宅第让他居住。

这时疏勒、龟兹、于阗、碎叶四镇是唐朝的西疆战略要地，很多人被征到这里戍边，百姓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狄仁杰恢复相位之后，立即向武则天上疏，建议采取以少数民族治理少数民族的方法来保卫疆土，以减少对国家大量资财的耗费。他说：“如果派兵到荒外去作战，即使倾其府库的全部，争夺来的仍是一块不毛之地，既不足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获得的土地也不能用来耕种，不过是徒劳无益罢了。如今，我们国家频频出兵，军费开支很大，西边要戍守四镇，东边还要戍守安东，每天都要增加调发的任务，老百姓们被搞得疲惫不堪。阿史那斛瑟罗是阴山一带的贵族，在沙漠称雄，如果册封他为可汗，将四镇委他来统治，不仅消除了突厥人的疑虑，而且节省了国家大量开支，同时又减少了荒外转输之劳，减轻了百姓的戍边之苦。捐四镇而使国内殷实安宁，百姓没有了怨苦，本根得以巩固。在当前，应当加强边防守备，以逸待劳，以防侵侮之患。”结果，狄仁杰的建议，武则天没有采纳，还是派兵镇守四镇。然而当时的有识之士却认为狄仁杰的意见是正确的。

武则天做皇帝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立太子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是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两家争夺极其激烈，成了进一步稳定政局的关键，而且也成为契丹、突厥出兵犯边的口实。

当时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为谋太子之位，在暗地频频活动，多次让人劝说武则天立武氏之后为太子，认为“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则天也确有想立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便询问各位宰相的意见。一些官宦大都怕言差语错招来杀身之祸，一言不发。唯有狄仁杰站出来说：“臣看出天下百姓还没有忘记唐室的恩德。例如匈奴来犯的时候，陛下派梁王武三思去招募勇士，几个月的时间才招集了不及千人，后来让庐陵王代替他，不几天，已招集了5万人。现在要立太子，非庐陵王莫属。”武则天这次没有发怒，但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立李氏之后为太子。眼看武则天老眼昏花，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来找狄仁杰，向他询问保全自己的计策，狄仁杰又对他们说：“只有劝说武则天复立庐陵王为皇太子，才能免祸。”二张听其言，屡次要求武则天立庐陵王。

不久，74岁高龄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昨天夜里，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都折断了，不知为何。卿看是何征兆?”狄仁杰趁机借题发挥说：“鹉者，武也，即指陛下;两翼即指陛下的两个儿子。陛下若起用两位殿下，两翼不就复振了吗?况且太子是天下的柢柱，他一动摇，天下就危急了。太宗亲冒争战之险，在血雨腥风中夺得天下，以求传之子孙;高宗病危时，把二子托付于陛下，陛下取得帝位，已有十几年了，如今又想传位给他姓，恐怕就不是天意了。而且，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庐陵王，那么百年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香火;若立侄子，则从未听说过侄子当皇帝为姑母修庙奉祀的。”狄仁杰这些关键的话无疑触动了武则天的心，终于促使她决定立子庐陵王为太子。

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派徐彦伯到房州将庐陵王李显秘密接回神都。庐陵王到了以后，武皇将他藏在帐中，召见狄仁杰，同他谈起庐陵王的事。狄仁杰不知，还在向武皇慷慨敷奏，言发流涕，武则天微笑着对狄仁杰说：“还卿庐陵王。”于是让李显从帐中出来相见。狄仁杰一见，悲喜交加，说：“太子既已回来神都，却没有人知道，外面人言纷纷，怎么能使人相信呢?”武则天认为有道理，就让太子住在龙门，准备好礼物后将他迎回了朝中。由此，挫败了武氏家族想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维护了李唐的统治，为避免征战和消除外敌入侵的口实，狄仁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圣历元年(698)，狄仁杰被任命为检校纳言，并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这时，北方的突厥贵族带兵侵入赵州、定州一带，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元帅，率领10万大军，讨伐突厥。突厥闻讯后，将俘获的1万余人全部杀死，带着掠夺的大量财物，仓皇逃走。狄仁杰率军猛追，终因突厥人逃循时间太久而无济于事。突厥人入侵时，有些人被驱赶逼迫，为突厥干了些事，狄仁杰率兵来到后，这些人担心被杀，惶恐不安，纷纷逃匿。狄仁杰认为应对这些百姓施以宽大政策，一律赦免，不加问罪。他特上疏武则天：“不能因为各城曾经沦入敌手，便认为这是坏地方，使这些地方在敌人退走后，还要遭受摧残。我们为了招抚归附的敌人，还要秋毫无犯;对百姓加以伤害，更是君子所愧辱的事情。百姓就好比是水，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流。过去董卓之乱时，董卓被杀，王允不赦免董卓的部属，由此变乱纷呈，以致酿成大乱，最终使京师化为废墟。如今戴罪的人，涉足草野，潜藏在山泽中，赦免他们的罪，就会归顺朝廷不赦免他们，就会出现暴乱;不如对他们宽大处理，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武则天同意了狄仁杰的意见，对被突厥驱使的百姓一律不问罪，狄仁杰还分发给他们一些粮食，以安抚人心，修驿馆以利于官军撤回，禁止部下和朝里派来的使臣勒索百姓，为此，他以身作则，带头吃菜、粗粮，过俭朴的生活。逃匿的百姓闻讯后，纷纷返回家乡，结果，黄河以北安定下来。狄仁杰返回京城后，拜任为内史。

狄仁杰为相时，知人善任、举贤荐能的事情有很多，经他先后推荐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官至公卿的有数十位，还有的后来成为有名的宰相，如姚崇，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我想找一个有勇有谋的，你可知道有这样的人吗?”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要这样的人做什么呢?”武则天说：“我想让他做未来的宰相。”狄仁杰说：“陛下要用文字功底深厚的人，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就足以胜任了。陛下是不是觉得他们过于拘谨，想要找一个天下奇才，能担当起国家重任的人呢?”武则天高兴地说：“你说得很对，我正是这个意思。”狄仁杰深知张柬之胸有韬略，腹有良谋，是个相才，便力荐张柬之，说：“陛下如果想取得一个卓绝出众的奇才，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陛下不要以为他年纪大了，事实上他很有韬略，的的确确是个宰相之才。只因为，他如今只是荆州(今湖北江陵)长史，老是得不到重用，所以一直不能很好地发挥他的才干。如果陛下能提拔他作宰相，他一定会为国家效忠尽节。”武则天并没有完全听信狄仁杰的话，只升任张柬之做了洛州(今河南洛阳)司马。过了一些日子，武则天第二次请狄仁杰给她推举人才，狄仁杰说：“我上次推举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重用呢。”武则天说：“我不是已经把他提升为洛州司马了吗?”狄仁杰说：“我推荐的是宰相，只做一个小小的洛州司马，是远远不够的啊!”武则天又提升张柬之做了秋官侍郎。直至狄仁杰不在人世的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听到朝中大臣们议论张柬之，说他沈厚有谋，能断大事，确有相才，应居相位，这才认识到狄仁杰推荐的正确，提升张柬之作了宰相。张柬之果然深孚所望，使中宗复位，为唐朝振兴作出了贡献。

狄仁杰举人，总是以德才为重，以至公为怀，内不避亲。圣历元年(698)，狄仁杰任相期间，武则天命令宰相各荐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推荐自己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授任地官员外郎。他上任后果然很胜任这个职务。武则天高兴地对狄仁杰说：“你可以继承古代荐举自己的儿子的祁奚了。”祁奚是春秋时人，曾推荐他的仇人解狐接替他，解狐未上任就死了，祁奚又推荐自己的儿子祁午，祁午就职后，政绩显著，为人称道。因此武皇称赞狄仁杰有古之遗风。

狄仁杰善于用人，能使人各得其所。契丹的将领李楷固，精骑射，善舞槊，又长于使用套索，每次入阵厮杀，所向披靡。还有契丹战将骆务整，英勇善战，多次打败唐兵。契丹的首领死后，李、骆二人都归降了唐朝。朝中有人认为他们投降太迟，且多次杀伤唐军，主张对他们处以极刑并灭其族。狄仁杰却认为李、骆二人勇猛无比，如果用恩惠安抚他们，就都能够为我所用。他上奏武则天，请求对其宽恕免死，授以官爵，使其感恩戴罪立功。狄仁杰的亲友们深为他这样做担心，都劝他不要引火烧身，狄仁杰却说：“这件事有利于国家，即使有危险，也不应该为自己打算。”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意见，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率兵进击契丹余部，果然凯旋。李楷固到含枢殿献契丹俘虏，武则天很高兴，当即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封燕国公，并赐姓武，又下令设宴款待诸位将帅。席间，武皇举杯对狄仁杰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并要加以奖赏，狄仁杰说：“这些功劳都是陛下威力神灵和各位将帅竭忠尽力所致，我有什么功劳呢?”固辞不受。

狄仁杰的知人荐才，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大公无私，可谓符合了唐太宗所说的“广求贤才，随才授任”了。在这方面，他鞠躬尽瘁，以尽其相职，起用了一批正直博学的贤才，对武则天的政权稳固起了很大作用，武则天对其恩礼有加，而狄仁杰对武则天却不是言听计从。武则天在称帝以后，为了证明她以周代唐是受于天命，更为尊崇佛教。久视元年(700)四月，武则天前往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去观看僧人葬佛舍利，武则天立即答应了。要出发时，狄仁杰来到武则天马前，跪着说：“佛不过是夷狄的神，是不值得让人主降低身份接受邀请的。僧人诡诈，想邀请到万乘之尊来迷惑远近的百姓。再说，沿途山路狭窄奇险，不利于侍卫，这也不是万乘之尊的陛下所应当去的啊!”武则天当时没有答应狄仁杰的请求，照计划起程了。一路上，武则天越想越觉得狄仁杰的话有道理，此时队伍已走过了一半的路程，武则天还是命令队伍返回原驻地，并对左右大臣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成全我正直之臣的正气。”

同年，武则天计划再次要建造大佛像，以便借助佛教巩固她的统治。工程花费巨大，府库的财力不足，武则天准备让天下僧尼每人每天施一个铜钱，作为助修费用。狄仁杰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措施，于是上疏劝谏说：“为政之本，必先人事。现在有的佛寺比天子的宫殿还要华丽堂皇，但这些建筑，鬼神既不能建造，僧尼又不参加劳动，人力物力最终还是由老百姓来负担。百姓们本来就吃不饱，穿不暖，除了官府的赋税外，僧尼们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勒索老百姓，有的甚至比官府还要厉害，以致于老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不得不放弃生产，去做僧尼，现在僧尼已经达到了好几万人，使得从事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吃闲饭的人却越来越多，百姓的负担也就随之越来越重。游方和尚又以佛法为借口，到处欺骗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乡村修建经坊，在城里也盖起精美豪华的馆舍。他们为佛寺集资化缘的急切程度，超过了官府征收赋税;僧尼们做法事的规程的严格程度，甚至要超过皇帝所颁发的制书敕令。每次想到这些事，我心里就十分忧虑不安。相当年，如来佛祖创立佛教，就是以大慈大悲为宗，并不为追求奢华使百姓民不聊生。陛下既然敬重佛教，就更应当以慈悲为怀，节省百姓的人力财力。请陛下下诏立即停止此役。”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奏章，很受感动，对狄仁杰说：“你既然劝导我行善，我又怎么能不听从你的教诲呢?”于是，令停止修建佛像。

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武则天对狄仁杰最为推重和信任，常常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性格刚直，习惯于直言进谏，武则天一般都能屈己而采纳他的建议。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到郊外游览，途中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狄仁杰的头巾被大风吹落在地，坐骑也因为受惊，狂奔起来。

武则天忙令太子李显追逐惊马;自己亲自拾起狄仁杰的头巾，让狄仁杰戴好。

久视元年(700)，狄仁杰76岁，因年老多病多次向武则天提出告老还乡，但武皇却未答应。武则天对年老多病的狄仁杰百般照顾，入朝参见的时候，还常常免除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且说：“每次看到国老下拜的时候，我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心里会很不安。”武则天还免去了狄仁杰在宫中的宿值，并告诉狄仁杰的同僚们说：“如果不是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麻烦国老。”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尊崇和礼遇，不枉狄仁杰对武则天事主尽忠的一片真心。

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因病与世长辞。武则天闻讯后，悲痛不已，为狄仁杰举哀，停止上朝三天，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后中宗即位，追赠为司空，睿宗时又封为梁国公。

拉尔·贝哈里·戴

拉尔·贝哈里·戴（Lal Behari Day 1824年12月18日—1894年10月28日）印度作家和记者，他皈依了基督教，并自己成为了一名基督教传教士。

拉尔·贝哈里·德伊于1824年12月18日出生在加尔各答附近的森纳帕拉西，属于孟加拉邦苏瓦纳·班尼克（Suvarna Banik）种姓家庭。他的父亲拉达卡南塔·德伊·蒙达尔是加尔各答的一个小票经纪人。他在乡村学校接受了初级教育后，与父亲一起来到加尔各答，并被亚历山大·杜夫牧师（Reverend Alexander Duff）的通用教会学院（General Assembly Institution）录取，在那里学习了从1834年到1844年。（杜夫学院现在是苏格兰教会学院；他是杜夫接收的首批五名学生之一。）在杜夫的指导下，他于1843年7月2日正式皈依基督教。1842年，在他受洗的一年前，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印度教信仰的谬误》的小册子，并因该书赢得了当地基督教团体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从1855年到1867年，拉尔·贝哈里是一名苏格兰自由教会传教士和牧师。从1867年到1889年，他在贝拉姆布尔和胡格利的政府管理学院担任英语教授。在他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他曾在几所教堂任职，并于1867年加入贝拉姆布尔学院担任校长。后来，他成为加尔各答大学胡格利莫辛学院的英语和精神与道德哲学教授，并从1872年一直担任该职务至1888年。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亲英的印度政权的支持者，他反对统治阶级对土著居民实行任何歧视。

拉尔贝哈里·德伊以对英语语言和文学的深厚知识而闻名。在布尔丹工作的期间，他密切地观察了农村生活，并将这一经验应用于《孟加拉农民生活》（1874年）一书中。当时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已经恶化，孟加拉各地都有农民的不满情绪。《孟加拉农民生活》解释了这种状况的原因。拉尔贝哈里反对“札明达里”制度，他可能是第一个调查并报告在永久定居制度下被剥削阶级的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的人。他的同时代人班基姆·钱德拉·查托帕迪亚、佩里·钱德·米特拉和迪纳班杜·米特拉也强烈地写了关于农民和被剥削阶级问题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对1880年的租金委员会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著名的1885年孟加拉佃农法的颁布，该法案被誉为孟加拉农民权利的《大宪章》。

拉尔贝哈里牧师还写了两部小说，《恰拉姆库希》（1859年）和《戈温达·萨曼塔》，这两部小说描绘了在札因迪里制度下农民所遭受的苦难。1874年，他的《戈温达·萨曼塔》获得了乔伊·基森·穆克杰爵士提供的500卢比的奖项，乔伊·基森·穆克杰爵士是孟加拉最开明的地主之一，该奖项是颁发给“用孟加拉语或英语撰写的最佳小说，描绘了‘孟加拉农村人口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作品。

拉尔·贝哈里·戴可能是第一位收集孟加拉民间故事的学者，他编纂了《孟加拉民间故事集》（1875年）。这部学术著作在整理乡村孟加拉的文化遗产方面开创了先河。这部汇编不仅保存了本有可能失传的民间故事，还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拉尔贝哈里也是孟加拉语教育和本土语言教育的坚定拥护者。他在自己创办并编辑的半月刊《阿鲁诺达亚》（1875年创刊）上发表了关于教育在本土语言中的重要性的文章。这些观点受到了亨特委员会（1882年）的重视，该委员会是为在贫困阶层中普及教育而设立的教育委员会。

他还是三本英文杂志的编辑，分别是《印度改革者》（1861年）、《星期六评论》（1866年）和《孟加拉杂志》（1872年）。除了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外，拉尔·比哈里还为《加尔各答评论》和《印度爱国者》杂志撰稿。他是贝登协会和孟加拉社会科学协会等许多协会的成员。他于1877年被授予加尔各答大学院士称号。拉尔·贝哈里·戴伊于1894年10月28日逝世，地点是加尔各答。

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后入英国籍。1908～191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航空工程。1912～1913年在剑桥从学于B·罗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军中服役并被俘。1920～1926年曾在维也纳附近从事乡村小学教师等职业。1926～1928年在维也纳期间,与M·石里克、F·韦斯曼等人有交往。1929年回到剑桥大学,同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成为三一学院研究员,并在G·E·摩尔的赞助下任该校哲学讲师,1939年接替摩尔的教授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动离开讲坛到医院服役。1944年再次回到剑桥。1947年未到退休年龄就辞去教授职务。此后,在爱尔兰乡村专门从事哲学研究。1951年4月29日在剑桥去世。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论》(1922)、《哲学研究》(1953)、《关于数理基础的意见》(1956)、《蓝皮书和褐皮书》(1958)、《1914～1916年的笔记》(1961)、《论确定性》(1969)、《哲学语法》(1974)、《关于颜色的意见》(1977)、《心理哲学评述》(第1卷,1980)等。在哲学上,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哲学,即反对“形而上学”。他认为,传统哲学充满无意义的假命题,充满无法证实和无法分析的抽象命题,传统哲学所说的都是不应当说的、无意义的话,是“形而上学”,应当抛弃。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其前期哲学思想属逻辑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论》一书,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形象化的能力,语言是人类用来表现事物的一种形象,语言就是世界的图象,就是事实的图象,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象学说,他用这个学说回答语句为何能表述实在世界中的事实,并回答关于命题的性质问题。在他看来,图象反映命题与事实、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的本质,同时也反映命题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在其后的哲学思想中,抛弃了图象说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逻辑原子论,代之以语言游戏论。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用“游戏”作为考察语言的模型。认为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也就是用语言做游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早期,不信任日常语言,认为它不准确,容易造成混乱。他试图用“理想语言”代替日常语言。而在其哲学研究的后期,他为日常语言辩护,认为只要坚持日常语言的日常用法,就可以消除语言造成的混乱。并且认为,哲学的任务正是在于描述语言的日常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体现了他的重视日常语言的立场。该学说分析了人们的日常语言活动,论述了日常语言的约定性、系统性、灵活性、多样性、家庭相似性和日用性。同时,又根据语言的这些性质,着重从语言的功能和使用,论述了语言的意义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有决定性影响。他的后期哲学对日常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有较大影响。

汤用彤

汤用彤（1893年6月21日—1964年5月2日），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县。著名哲学家、佛教史学家和研究印度宗教、哲学的专家。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校学习,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后留校,出任国文教师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7年考取官费留美,因治眼疾未能成行。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Hamline)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并与陈寅恪同时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接受了美国思想家、哈佛教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1922年毕业,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归国,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其间还参加了 《学衡》 杂志的编务,积极为该杂志撰稿,成为 《学衡》 派的重要成员。1926年夏至1927年夏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随后返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在北大执教30余年,教学内容包括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等。他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而且与胡适等老一辈学者一起为北大的学科及学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由于他精通内外经典,又接受过严格的外国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训练,而且又有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人类古代文明能持 “同情” 而又客观的研究态度,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这使他在国内国外均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他一生抱定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的为学宗旨。他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初版于1938年,不仅对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形成巨大冲击,而且被认为极大地增强了抗战时期的民族自信心,为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 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观研究,从中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既是对全盘西化的批判,也是对国粹派的否定。他认为外来文化输入中国后,其结果是双方的。一方面,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成分,因而有所变化、发展: 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本土原来文化才能在本土文化中扎根并发生持久影响。汤用彤强调,在冲突、调和、融会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决不至于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和方向。他本着 “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 的治学态度,精考事实,探本求源,平情立言,其结论宏通平正,对今人的文化研究、讨论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余冠英

余冠英（1906年5月16日-1995年9月2日），当代中国文学史家。原籍江苏省松江县;6岁时迁居扬州。1922年考入江苏省立第8中学(后改名为扬州中学),曾任扬州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会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起初学历史,后改为中国文学。1931年本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抗日战争时期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后转任文学院教授。自1940年9月起,主编《国文月刊》历5年之久,该刊物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影响。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1955年,文研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仍任原职。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1985年退休,任文学研究所顾问、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此外,曾任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6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

余冠英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有独创的见解。他指出,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即曹植、王粲的时代;一是天宝到元和,即是杜甫、白居易的时代。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之中,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基于对诗歌史的精湛认识,余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乐府诗的研究,并由此而对汉魏以来的诗歌也有深刻的研究。他曾在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汉魏六朝诗”等课程,并发表了不少有新颖见解的研究心得,或分析乐府诗的形式特征,或诠释词句,言之有据,令人信服。这方面的论文大多辑集于《汉魏六朝诗论丛》一书之中。

长期以来,余冠英以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从事古典诗歌的选注工作,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具的眼力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去芜存菁的选择鉴别。他的选本注释,一方面对前人的旧说作了科学的整理吸收,显示出深博的功力;另一方面又在篇义解说和词句注释上有许多精辟的创见。因此他的选本不仅以其选目精萃、注释稳妥使古典诗歌爱好者受益,而且以其学术性、科学性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成果主要有:《乐府诗选》、《诗经选》、《诗经选译》(1979年再版时与《诗经选》合并)、《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等。

长期以来,余冠英还作了大量科研组织工作,主持参予了不少集体研究项目。他作为总负责人兼上古至隋段的主持人,参加撰写《中国文学史》(3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又主持了《唐诗选》的编注工作。还参加整理校点《乐府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