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翰鼎

易翰鼎（1850年9月12日—1929年11月01日），字伯肫，一字寿梓，湖南湘阴县营田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八十。易翰鼎所在的营田易氏家族是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元末易景旻（1321—1388）从江西吉水避战乱迁居湖南湘阴，是为易氏迁湘始祖。二世祖易斗北（1342—1405），好读书，于经史子集无不淹贯。三世祖易先（1369—1427），曾任交阯谅山府知府，事迹载入《明史》。清代曾国荃所修《光绪湖南通志》对其记载甚详：“易先，字太初，湘阴人。永乐中，由国子生授交阯谅山知府，有善政，岁满当迁，士民相率乞留，诏晋三秩遗任。黎利叛，陷谅山，先婴城固守，粮尽力竭，阖家十八口同日死。事闻，赠广西右参政，谥忠节，复其家。”易翰鼎父亲易冕章（1823—1858），能文工诗，著有《今悟楼遗诗》《杂文》《志异》。 易翰鼎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十二日，是家中长子，胞弟易晶鼎。他们幼年失怙，七岁生母周氏去世，九岁父亲易冕章去世，兄弟二人由祖母郑氏抚养。易翰鼎少年时先后受业于胡绥堂、李心皆、杨笠青等先生，熟读传统经籍，学识大进，同时对诗学产生浓厚兴趣，“始悟诗学之本源”（《太平草木萌芽录·乙卷》）。营田易氏派世为“乾元焕文章，鼎甲有辉光。忠孝治谋远，诗书世泽长”，寄予了先祖对子孙诗书传家，获取功名的期望。易翰鼎自十八岁开始参加科考，但是屡试不中，心灰意冷，曾自记“一夜梦中，独坐一室，悲歌感慨，涕泗纵横。既而拍案大呼曰：湘阴易翰鼎，有古侠士风，久欲为当世效驰驱之力，乃至今沈埋草野，岂不悲哉？”（甲卷）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仕途不畅的易翰鼎仍然葆有对事功的人生追求，即便“三次大病之后，精神渐减于壮年，然犹壮心未已”（丑卷）。当他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亦曾自嘲只做过充衢塞巷、不能见用的“佐杂小吏”（丑卷）。根据《太平草木萌芽录》，我们可以梳理出易翰鼎三段短暂的“佐杂小吏”职业生涯：1882—1888年任职厘金局；1895—1896年任职湖北官场；1915—1917年任职临湘盐务局。但即便只是做小吏，易翰鼎也有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例如，光绪八年（1882）正月，易翰鼎初至湘阴厘金分局任收支，前任收支杨某亏空甚多，与他密谈，欲将新征得的厘金填补亏空，遭到易翰鼎严词拒绝，之后又查到杨某中饱私囊的分账记录，杨某派人意图收买易翰鼎，再次遭拒。郭嵩焘听闻此事，大为赞扬：“寿梓坚持定力，不可撼摇！”（子卷）易翰鼎坚持“非义之财，君子勿取”的信条，认为“同寅所营求，不过一时之薪金差缺。吾心所羡慕，颇在百年之俎豆馨香”（丙卷），“每年所得馆金，但求可供全家终岁之要需，则可安分而止矣，不必营营求多”（己卷），展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坚守和气节。

易翰鼎久居湖南乡下，曾自述三十七岁以前“足迹未尝一至邻省”。直到晚年，还时常自我提醒要开阔见闻：“山居僻左，孤陋寡闻，不堪度日。然暮年每思日与谈友接见，亦非必讲道论德以求自廓见闻。”（乙卷）易翰鼎在乡里颇具民望，乡人对其兄弟有“寿梓重梓一对孝子”的美称。他一生亦重视朋友，交友甚多，尝自谓“朋友一途为最宽”（庚卷）。易翰鼎与晚清名臣郭嵩焘的君子之交就是其中一段佳话。同治七年（1868）十月，易翰鼎与郭嵩焘初识于湘阴。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临行前嘱咐家人访聘“仁慈忠信之儒生”，来家坐馆，训课儿孙。其弟郭崑焘、郭仑焘极力举荐易翰鼎，认为其品行端正、循循善诱，若能获聘而来，定会“无异家人之体贴周至”（乙卷）。郭嵩焘大悦，立即礼聘易翰鼎至其家坐馆教书，时间长达四年，也由此奠定了易翰鼎与郭嵩焘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郭嵩焘常将出使日记抄稿从伦敦寄给易翰鼎先睹为快，易翰鼎亦自记“计自丁丑以迄辛卯，翰鼎寄养知书函不下百十”（庚卷），彼此书信往来频繁。《郭嵩焘日记》中提及经常邀请来家小酌的“易寿梓”“易伯肫”即易翰鼎。郭嵩焘去世后，易翰鼎挽词有“十二年亲炙龙门”（午卷）之句，可见二人相知相交甚深。这段与“湘中近今豪杰”郭嵩焘的交往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易翰鼎的眼界，也正是由于郭嵩焘的推荐，已经四十二岁的易翰鼎和女婿刘善涵得以于光绪十七年（1891）一起入学两湖书院，成为两湖书院的第一批学员。两湖书院是由张之洞创办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新式学堂，专取两湖士子入学肄业。它是湖南近代人才的摇篮，培养造就了黄兴、章士钊等大批人才。易翰鼎次子易甲鹇后来也到两湖书院读书，从书院被选派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成为营田易氏家族走向鼎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易翰鼎在营田易氏家族中的地位颇为重要，正是由他创立了言馨堂，深刻影响了家族后辈，培养的四子一女均各有建树（如次子易甲鹇为陆军少将、四子易甲猊任代理道县县长等）。易翰鼎晚年曾寄语儿孙：“自叙平生至愿：荣华富贵，皆在所后，惟望子孙留心正学，他年得蔚为名儒，则真使吾九原含笑矣。群孙勉乎哉！”（乙卷）表达了对子孙治学成才的殷切期待。

易翰鼎留存于世的著作不多，主要为《太平草木萌芽录》十六卷（1920年铅印本）、《言馨草堂萌芽集》六卷（1928年长沙湘益公司铅印本）、《言馨草堂诗选》三卷（1928年协成印刷局铅印本）。这些著作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史料价值的当推《太平草木萌芽录》。

贾谊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时称贾生。十八岁时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后为河南守吴公召置门下，文帝即位之初，闻吴公治政为天下第一，又曾师事李斯，故征以为廷尉。经吴公推荐，贾谊得为博士。时年仅二十余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每次参议诏令，诸博士尚未能言，贾谊即尽为之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超迁为太中大夫。贾谊以为汉王朝建立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故应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并提出更定律令及诸侯悉就国等建议，得到文帝的赏识，欲以为公卿，但遭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重臣的反对，他们指摘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本传》)。文帝只好疏远贾谊，让他去做长沙王太傅。贾谊在赴长沙途中过湘水作《吊屈原赋》，借凭吊先贤哀悼自己的不幸。在长沙时又作《服鸟赋》，表露自己内心的怨愤与悲伤。后来文帝思念贾谊，又特地召见他，问鬼神之事于宣室，君臣谈至夜半。贾谊随即被拜为梁怀王太傅。他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他认为应该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这些主张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后世史家称这些奏疏为《治安策》。贾谊还著有《过秦论》，深刻地揭示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文帝前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岁余也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的著作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贾谊的思想博采异说，而折诸儒家。他的政论文章气势磅礴，感情深切，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鲁迅曾称《治安策》和《过秦论》“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李剑农

李剑农（1880年6月10日—1963年12月14日），历史学家、政论家。又名剑龙,号德生。湖南省邵阳西乡滩头(今属隆回县)人。解放后曾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并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先读村塾,后进邵阳县设书院,攻读经史古籍,学习科举制艺。1898年前后,受维新派影响,同情变法维新。1904年春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专攻史学。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8年秋毕业,留中路师范任教,在学生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1910年春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其间,曾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有过接触,并参加同盟会的一些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停学回国参加革命,曾为上海《国民报》编写了《武汉革命始末记》等文,为推进革命制造舆论。1912年任汉口《民国日报》新闻编辑。由于该报反对袁世凯,抨击军阀专横跋扈,报馆被封闭,人员被通缉,遂于1913年离国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对欧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历史和宪法史等,进行了广泛研究。1916年袁世凯倒台,始由英返国。他认为欲求得中国的富强,必先谋求国家的统一;而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应仿效英国实行联邦制的方法,在中国采取联省自治的方式。在这种憧憬的鼓舞下,他积极地制造舆论。为此,他担任了上海《中华新报》编辑员,又与友人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并自任编纂主任。其间,他写了大量政论文,宣传联省自治,鼓吹政治改良。1917年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的一论再论《民国统一问题》,及《时局罪言》、《地方制之终极目的》等文,是他从各个角度阐述联省自治主张的代表作。1919年8月至1922年冬,在受聘任汉口明德大学教授期间,继续鼓吹联省自治,又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第三篇《民国统一问题》,以及其它政论文章。1920年前后,南北各派军阀混战,湖南军阀赵恒惕曾于1922年12月拉他担任湖南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后来他回顾这段往事,说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迩时设想殊属幼稚,想在军阀混战中联结邻省保持苟安局面,妄想以此挽救国家危亡,事实证明,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1924年11月,因政见分歧离职。此后,不再坚持联省自治这一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他逐渐感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了解不深,认为有重新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必要,并企图作一名超政治的学者。1925年与友人在长沙创办晨光大学,力图把学校办成超政治、超党派的世外桃园,但不到两年就停办了。1927年初离湘赴沪,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并以主要精力研究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史。1930年秋受聘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不久又任该校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8年日军侵入湖北,他回到湖南老家。乡居期间,为了纪念蔡锷,曾参加创办松坡中学于隆回桃花坪(解放后改称隆回一中),又发起编印松坡遗集,以及募资创办湖南三大图书馆之一的松坡图书馆。1940年夏至1945年冬,执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后迁溆浦)。1946年曾借聘湖南大学。1947年以后,一直执教于武汉大学。1950年7月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63年病逝于武汉。

李剑农治学,能够提纲挈领,善于分析综合,重视自学,强调勤奋努力。他撰写的史书,既能博采各家之长,又有所创新,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条理清晰的精辟论述,深得国内外学者好评。主要著作有《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太平洋书店出版;作者删去《导言》和最后一章,并略加校改,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政治学概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2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出版;1946年蓝田启明书店改印成线装本四册;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本;1956年商务印书馆版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又发行了印度版本和胡佛研究所的英文本)、《中国经济史稿》(1947年至1948年,武汉大学出版部分上下两册出版)、《先秦两汉经济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第一版,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宋元明经济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959年,三联书店第一版,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明清史讲稿》(手稿,未刊行)。

刘崧

刘崧[sōng]（1321～1381）明初诗文作家。初名楚，字子高。泰和(今属江西)人。世业儒，七岁能诗。家甚贫，值世乱，奔波辗转，不挫其志，元末，举于乡。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以经明行修授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副使，有异政，坐事谪输作京师，寻放归。洪武十三年，太祖手敕召为礼部侍郎、署吏部尚书，以老致仕归乡。洪武十四年，复召为国子司业。卒于官。崧为人清介，晚年贵显，淡泊如旧，为官不携家眷，惟携一僮往，至则遣还。公馀之暇，独处一室，据案吟咏，夜分不休。其年愈老，思愈壮，诗愈工。崧大半生生活于元末明初大动乱中，江西又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其诗大多反映了在战争与各种灾害中人民饱尝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品描写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民辗转于水火的苦况，也暴露了农民军的许多弱点。《壬辰感事》六首写江西战乱的由来与发展，可称史诗。《南乡怨歌》写兵匪相续、虎去狼来，“杀尽丁男掳奴女，手麾牛羊雨中去”。《养牛叹》、《采野菜》、《后掘冢歌》等揭露了地方军队(寨军)胡作非为。《布谷鸟》写由于“丁壮从军”、“中男筑城”，春来土地无人耕种。《虎逐狼》写各种军队如虎似狼，无不扰民害民，人民备受痛苦。《凶年有弃子于江渚者诗以寄哀》一诗更令人不可卒读：“骨肉岂不亲，无食难为恩。抱子弃水中，哭声吐复吞。母饥骨髓枯，儿饥眼眶出。终然两难存，何以共忧恤。岁月不相贷，恩爱从此分。我死尚可忍，儿啼那复闻。儿啼那复闻，江水流浩浩。不忍回视之，衔悲入秋草。”虽然汉末王粲就写过这个题材，但这样细腻的描写才更能展示这类事件的悲惨。其《石炭行》写挖煤工人之苦：“乡夫如鬼入地道，鞭血哭泪复滂沱。斸深掘远不知返，土囊砑空忽崩反。十人同入几人归，接便篝灯出牵挽。”此题材，其他诗人很少涉及。另一些诗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如《园居杂兴》等。崧擅长歌行，用此体写人叙事，平易畅达，很少用辞藻，但却富于感染力，其描写的世界中充满了悲哀与血泪。其近体及抒情作品因过于平易，诗味寡淡。崧为明初江西(或称江右)诗派创始人，其诗风影响家乡作者达数十年之久，永乐、宣德之间盛于朝堂的台阁诗风就是江西诗派的直接产物。崧所倡导的平易自然的诗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杨士奇)，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列朝诗集小传》)著有《北平八府志》、《槎翁诗文集》、《职方集》等。《明史列传》卷一三、《明史》卷一三七有传。

曹聚仁

曹聚仁（1900年7月7日-1972年7月23日），著名新闻记者。浙江浦江(今属兰溪)人。 字挺岫,号听涛,笔名陈思、韩泽、罗抚、旅隼、阿挺、丁秀、丁舟、天龙、尾生、沁园、姬旦、袁大郎、彭观清、赵天一、土老儿、云亭山人。1912年从育才小学毕业,考入金华七中。1916年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即为杭州《之江日报》和兰溪《兰江日报》撰写新闻稿。1920年1月主编一师校刊《钱江评论》周刊。1921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大学任教,并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为该报主撰之一,5年内共撰稿达一百数十万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自命为无党派自由王义者。1931年8月15日,与曹礼吾、陈子展、黄芝岗等在上海创办四开文艺周刊《涛声》,任主编并开辟《从何说起》专栏,以乌鸦商标作刊头,主张“乌鸦主义” 《理性主义》。注重社会批评,发表过《读报有感》、《忠告丁文江》等被鲁迅赞扬为“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1932年4月,开始为林语堂创办的《论语》撰稿。同年12月1日,黎烈文主编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后,以该刊为发表杂文的主要阵地。1933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1934年4月,又开始为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撰稿。同年9月20日,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文艺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为该刊编委之一,提倡“大众语”。1935年3月5日,与徐懋庸创办并主编《芒种》半月刊。此外,还从1931年到1936年连续不断地为陈灵犀主编的上海《社会日报》“社论”和“星期评论”专栏撰写稿件;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创刊后,又成为谢六逸主编的该报副刊《言林》的基本撰稿人之一。1936年5月参加上海救国会活动,为该会11名委员之一。抗战爆发后,以上海《大晚报》、《申报》、《立报》记者身份深入前线采访报道过上海保卫战。1937年11月为迁到金华的《东南日报》撰写通讯。1938年夏,从南昌转往武汉,以“客卿”身份应聘为中央社战地特派记者,深入前线采访,并为香港《立报》、《星岛日报》等撰写战地通讯,所写有关台儿庄大捷和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报道,被传诵一时。曾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10月,应蒋经国邀请在江西赣州《正气日报》工作,1943年5月初离开赣南到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享有声誉的新闻记者。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接替宦乡任《前线日报》主笔,撰写了《上海三月记》、《战迹初旅》、《皇军的末日》、《鲁豫战局》、《九月战场》、《时局漫谈》等如实报道时弊和战局的通讯。同时,还曾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和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新闻系任教,讲授新闻采访学等专业课程。并在香港《星岛日报》开辟“京沪通讯”专栏,发表大量关于时局动态的通讯报道和分析预测文章。1950年8月,应林霭民社长之邀离开上海到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1956年7月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曾经6次回大陆采访,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所写《南来篇》、《隔帘花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之页》、《自我反省》等报道文章,广泛报道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抒发了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并表示“决意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听从先觉者的领导”。1959年起与林霭民合作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后合并为《正午报》,任主笔;并从事写作。支持祖国的统一。1972年7月23日因患癌症逝世于澳门镜湖医院。其骨灰从香港送回国内,安葬于南京雨花台。一生著作甚多,成集者计60余种,约4000万字。如《文史论集》、《国学概论》、《国故学大纲》、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报告文学《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万里行记》等,此外还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以及新文学运动回忆录《文坛五十年》等多种。

伊迪丝·华顿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年1月24日—1937年8月11日），美国女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高尚的嗜好》《纯真年代》《四月里的阵雨》《马恩河》《战地英雄》等。

1862年，出生于纽约一名望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私人教育，童年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1885年，回到美国。1905年，出版长篇小说《欢乐之家》，获得广泛读者。1911年，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发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致力于人道主义活动，为难民分发物资，筹集捐款。1920年，出版长篇小说《纯真年代》，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37年，在法国巴黎逝世。

朱长文

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号乐圃、潜溪隐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时尝从孙复听讲《春秋》之学。嘉祐四年进士，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读书为学，自得其乐，与徐积、陈烈号称“三先生”。元祐中，除秘书省校书郎、许州司户参军，充苏州教授。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元符元年卒，年六十。长文博学强识，论文先经术后辞藻，于六经皆有辨说，《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在南北宋间，与徐积齐名，然积之学问主精研事理，长文之学问主博考古今;积之文章多怪伟骇俗，长文之文章多平易近人，其所造则各有不同。”(卷一五五)著有《乐圃文集》一百卷，建炎兵火后散失，其侄孙朱思于南宋绍熙间搜访遗佚，编为十卷，名曰《乐圃馀稿》(朱思《乐圃馀稿序》)。文集现存明抄本、清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寿刻本、《四库全书》本、卢文弨抄本等。除文集外，其著述还有《春秋通志》二十卷，今已佚;现存《易经解》一卷、《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墨池编》六卷、《琴史》六卷。《全宋诗》卷八四四至八四八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二○二四至二○二六收其文三卷。事迹见张景修《朱公墓志铭》(《乐圃馀稿》附)、《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海子

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中国当代诗人。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安人。1983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任教师。朦胧诗运动后期重要诗人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山脉》（1983）、《亚洲铜》（1984），出版有《土地》《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等。

海子在大学期间开始创作诗歌。1985年，发表在《草原》第4期上的成名作《亚洲铜》第一次以“海子”为笔名，这首诗发表后引起诗歌界的关注。海子在他短短的诗歌写作时间中，以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取得了天才般的辉煌成就，他有200余首优秀的抒情诗和7部长诗，以及近百余万字的小说和剧本，大都创作于1984～1989年。对于海子的成就，许多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骆一禾认为“海子是得永生的人”，陈东东认为他的诗“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海子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德国诗人F.荷尔德林和哲学家M.海德格尔的影响，对于不可言说的神秘之物怀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情感，因此他的诗歌往往追求一种神言与人言相融合的精神体验，注重诗歌修辞学，语言优美典雅，崇尚超脱世俗的意境。臧棣评价说：“海子最感人的地方，是他对诗歌语言的近乎残酷的雕琢，这种雕琢既谦逊又诚实，其结果又如此令人叹服。毋庸置疑，他在沉着地尝试着以一种崭新的语言来写诗，是‘亚洲铜，亚洲铜/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和‘黎明是一条亮丽之虻/吃下了无数灯/她变得更加明亮’这样优美、清新的诗句的主人。他悠然遁入一种明净而又单纯的童话和神话错落重叠的境界之中，以绮丽的感觉方式，展露着一个丰富的美妙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爱情是一颗不落的太阳。”

海子的精神世界中坚守诗歌理想，坚持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本质的探求与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海子所持守的诗歌创作方向不是历时性的进化论立场，而是在共时性的、生命存在的本源中寻找突入诗歌的本质，因而一切原初的历史经验在海子那里就不是作为历史持续的发展阶段，而是作为生命本体所获得的内在经验呈现在他面前，这样，海子的精神主体及其诗歌作品便超越了他的民族和时代。这种超越，使海子的诗歌呈现出清晰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他总是处于一种现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持着自己的诗歌精神和主体意识。在海子的短篇抒情诗《亚洲铜》《麦地》等诗歌中，他常常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凝结成麦地、村庄、月亮、天空等原型意象，表达出强烈的悲悯情怀和救赎意识。这种以原始生命对现代社会抗辩的悲剧性，凸显出海子独特的孤独意识和英雄气质。

1989年3月26日海子于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在他的短暂生命中，一直保持着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社会所理解，但他仍然是中国20世纪新文学历史中一位全力冲击诗歌与生命极限的诗人。

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うちやま かんぞう、1885年1月11日 - 1959年9月20日）,日本冈山人。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11日生。其父贤太郎,曾任村会议员、村长等职。内山五岁入学,十二岁去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十六岁在京都赤野商店供职,其后曾自行经商,1911年至京都报社当送报员,此时他从信仰佛教改信基督教。

1912年,内山得牧师介绍,任大阪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推销员,被派至中国,在上海、武汉、沙市、常德等地推销眼药。1916年与井上美喜结婚,常居上海。

1917年,内山完造以妻子的名义在上海四川路住所楼下开设内山书店。他确定的经营方针是开架售书,听任顾客自由翻阅选购,对中国顾客不论购书多少都可赊售,有人说他这样做书会被偷,赊账会收不回来,书店就将亏本关门。但结果却相反,由于内山良好的服务态度,反使顾客日益增多,获利颇丰。开始时该店只经销基督教书籍,后来从日本购进大批医学书和日本进步文学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书籍销售。尤其后者在当时军阀统治下别处难以买到,因此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都是书店的顾客”[1]。进入20年代,内山扩大书店,迁入新址,店面扩大,内间设有桌椅,冬天生了火炉,顾客可围着火炉品茗座谈,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漫谈场所。内山名之为“漫谈会”,当时中方经常参加的有田汉、欧阳予倩、谢六逸、郁达夫、郭沫若等人。1926年内山书店销售《马恩全集》、《新经济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大众文学全集》等各书数百上千套。据统计,当时我国出版现代日本文学的中译本约八百三十种[2],内山回忆说:“这些书(所据以翻译的日本原著)大部分都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特别是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三十三种书,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原著)就是我的书店供应的,看一下这些译本与我的关系,我自豪地认为,日本文化通过我的书店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3]这些书的主要译者有鲁迅、郭沫若、田汉、夏丏尊、欧阳予倩、陈望道、丰子恺等,大多是内山书店的常客。1930年内山与参天堂断绝了关系,专心致志经营书店,并积极参加沟通中日民间交往的社会活动,如资助举办星期演讲会等。在此期间他还研究中国的上海,先后撰著了《活生生的中国》、《关于中国的民俗》、《上海漫话》、《上海夜语》、《上海霖话》、《上海汗话》等书,陆续在日本出版。

内山“以书会友”,先后结交了我国很多的著名文人。郭沫若192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与内山结识。次年他任大夏大学讲师期间,为了备课,每天在内山书店立读或借阅有关参考书。1927年蒋介石在沪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仓促之间跑到内山书店暂避,后由李一氓接他去见周恩来。次年郭沫若被通缉,举家亡命日本前夕,由内山安排住宿,次日护送上船东渡。此后郭沫若在日本侨居十年间,内山为之介绍出版商,帮助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顺利出版。1927年鲁迅辞去广州中山大学教职,来到上海后,常去内山书店购书,与内山相识,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常促膝谈心,内容涉及幽默的人间世态和严肃的中日两国国民性话题。内山陆续向鲁迅介绍了从日本来华的著名人士小路实笃、增田涉、鹿地亘、岩波茂雄、山本实彦等五十多人。他支持鲁迅提倡和推广现代版画艺术,于1930年至1933年在沪协同举办了三期木刻展览。他还经销已被反动当局查禁的鲁迅著作《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书。鲁迅也为内山的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作了序文[4]。1930年至1934年间,内山曾四次帮助鲁迅避过反动当局的迫害[5]。当时有人恶毒攻击鲁迅与内山的友谊,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予以严厉反击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捡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1936年10月18日鲁迅病危,内山请来了医生,并在他身旁照料,直至翌晨鲁迅逝世。当天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内山是九位成员之一[6]。1953年,内山作为民间人士战后首次访华,在与许广平、郭沫若畅谈后曾激动地记下当时的心情:“我心想,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由于我和鲁迅的关系,今天我无论走到中国的什么地方,都有知己。他们把我称作中国的朋友或中国人的老朋友。活着的知己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感到能作一个死去的鲁迅和健在的郭沫若的朋友是幸福的。”[7]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内山曾给去租界避难的中国邻居写了多张保证字样的名片,以防在通过日本军警戒线时发生麻烦。他还勇敢营救因“便衣队嫌疑”被日本自卫团拘禁的中国无辜者。他在路上遇到被带往日本陆战队的周建人一家,即出面保证,终于使周全家获释[8]。内山的这种立场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怀疑,被迫暂时回到日本避祸,直到5月间方始回上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内山夫妇和撤离上海的日侨一起回国。翌年5月返沪准备结束在华店务,后为友人劝阻,遂将书店改为合资公司继续经营[9]。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英、美宣战后接管上海租界。15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部拘留,内山尽力营救,直至次年2月始获释。此时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和章锡琛亦被捕,也经内山设法营救,半月后被保释。不久日本军方指定内山书店接管中美图书公司。1945年初,内山妻在沪病故,葬于沪地公墓。是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内山还去股东的股本后,将店内资产除留一百五十令白纸赠予鲁迅夫人外,其余全部分给店员,不久书店由国民党当局接管。此时上海日侨成立了自治会,内山当选为代表,协助办理日侨的遣返工作。1946年6月,内山申请永久在华居留。1947年2月,他从日本归侨中收购大量旧书,开设了“一间书屋”旧书铺。11月中旬郭沫若夫妇来告别,未遇。12月5日,接到郭从香港来电,告已平安到达。翌晨内山所住吴淞路义丰里一带即被国民党保安队包围,以组织颠覆国民政府“阴谋团”的嫌疑,强将内山等三十三名日侨押解上船遣返回国。

内山完造为了向日本人广泛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从1948年1月起一年半中,足迹遍及日本各地,作“中国漫谈全国巡回演讲”达八百多次,10月间出版了所著《同一条血流中的朋友啊》。1949年6月,日中贸易促进会成立,内山当选为常任理事,是月出版了所著《中国四十年》,9月又出版《上海话》。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山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创立准备工作。翌年10月协会成立,内山当选为理事长。1953年1月,作为民间人士访华。在此前后,他曾多次在日本热情地接待我国的访日代表团体。1956年内山应邀再度来华,在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是年12月18日,他又一次从日本来华,飞抵上海时深情地说:“我禁不住热泪纵横,这是因为鲁迅和我的亡妻的墓都在上海的缘故。而且,这里是我活动了半辈子的地方,它与其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倒不如说是我前半生的故乡。”[10]次日他参拜了移葬于虹口公园的鲁迅墓以及他前妻的墓。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组阁后,执行露骨的反华政策,次年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了以内山为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召开国民大会,开展了要求岸内阁总辞职的全国运动。为此内山不顾自己年高多病,再次作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题为“日中友好运动是直接拯救祖国的运动”。自1958年5月起至1959年4月,由于长途跋涉疲劳过度,突然高烧不退,被迫返回东京卧床休息,这时他被误诊为肺结核病。9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内山来华疗养,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此时他的自传体《花甲录》以及《两边倒》、《平均有钱》、《新中国读本》等著作,已先后在日本出版。9月19日,内山应邀到达北京,在当天的欢迎会上突因脑溢血昏倒,经抢救无效即于20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所遗骨灰根据他生前遗愿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前妻的墓旁。

嵇文甫

嵇文甫（1895年12月17日—1963年10月10日）历史学家、哲学家。原名明。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年少时家境贫寒,借人书读。后上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因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辍学,回家教小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去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省立女师、中州大学等校任教。时值“五四”运动时期,与进步学生一起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动员学生去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参加革命。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因患肺病返国。随即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女师大等校执教,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讲授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1930年底,出版专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一书,并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史论战,撰文批判陶希圣。因应北平进步学生之邀作题为《封建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诸形态》的报告,政治色彩鲜明,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因教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学术界所不容,遂离京返河南大学任教。此时期出版了所著《左派王学》、《船山哲学》两本小册子,赞扬王学左派诸子的革新精神,对王船山则从其一般哲学和历史哲学两方面来叙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活动,与王兰西,姚雪垠共同主编《风雨》周刊。1937年12月,与范文澜共同创办了以地下党员和“民先”为骨干的“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后改为“河南抗战教育工作团”),担任该团团长,领导学员直接走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秋,被聘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1年秋遭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1942年春释放。此时期国民党控制严密,河南大学远处深山,他便以写作为主,学术代表作之一《晚明思想史论》便是这时撰写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河南大学迁返开封。1947年全国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广泛展开,曾向学生演讲《真理的具体性》,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抨击时弊,极受听众欢迎。与此同时,他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1948年开封第一次解放,随军进入豫西解放区,在中共中原局领导下,参与创办中原大学。中原大学迁武汉后,他留开封办理河南大学,任校长,后又改任郑州大学校长。这一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新史学通讯》(后改为《史学月刊》)、《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三个全国性史学刊物。解放以来,先后兼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河南省分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多种职务。1963年因脑溢血逝世。

学术研究以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为其所长,特别是对晚明思想更有研究。认为,春秋战国和晚明清初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是承前启后的时期。认为王船山的学术思想是我国旧唯物论思想的顶峰,王船山亲身遭遇亡国剧痛,其学术完全是经邦济世的真实学问。他一生著作甚丰,约二百多篇(书以篇计),二百多万言,包括政治、哲学、史学、时事等多方面的内容。专著除上述外,还出版有《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王船山学术论丛》等。

牟宗三

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至1941年间曾任《再生》杂志主编,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讲师等职。1942年秋任教于华西大学哲学系。1945年秋转赴重庆中央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46年春随中央大学自重庆迁回南京,创办《历史与文化》月刊。1947年秋离开中央大学,先后在金陵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去台湾。1950年始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并先后主持人文学社和人文友会的讲座。1956年秋转东海大学任人文学科主任。1960年10月赴香港,应香港大学之聘主授中国哲学。1968年春转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及新亚书院哲学系任教。1974年7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次年任教于新亚研究所,为哲学组导师。早年喜好罗素和怀特海哲学,遂钻研数理逻辑,写成《逻辑典范》一书。后转而研究注重探讨认识主体的康德哲学,著有《认识心之批判》一书。五十年代后,一方面致力于疏解儒、释、道三家义理.以期理清中国学术发展的源流;另一方面致力于把康德哲学与儒家心性之学融合起来创立体系。认为康德虽然说明了道德法则的先验性和普遍性,但他没有认识到自主自律的善良意志就是“人人所皆固有的‘性’”,“亦未能本着一种宇宙的情怀而透至其形而上的、宇宙论的意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而这正是儒家哲学之高于康德哲学的主要之点。文化上提出“三统之说”,主张以儒家道统(内圣之学)为依据,通过“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以建立“系统”和“政统”(即发展科学与民主),此之谓“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其理论在港台一带有众多的追随者。主要著作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

周振甫

周振甫（1911年2月24日-2000年5月15日），浙江平湖人，原名麟瑞，笔名振甫，后以笔名行。中华书局编审，著名学者，资深编辑家。 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随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先生学习治学，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招录朱起凤《辞通》的校对，周振甫作《老学庵笔记》断句测验，得以录用，从此开始了他的校对、编辑生涯。进开明书店帮助宋云彬校对了《辞通》后，又校对了王伯祥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 他撰写了《严复思想述评》，由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他担任钱钟书《谈艺录》的责任编辑，为这部书加了提要性的小标题，得钱钟书同意刊用。该书出版后，钱钟书亲笔赠言:“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新中国成立后，周振甫先后在北京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他选注过《严复诗文选》，著有《毛主席诗词浅释》、《鲁迅诗歌注》、《诗词例话》、《文章例话》、《诗品释注》、《古代战纪选》、《谭嗣同文选注》、《文论漫笔》等。还为中华书局全译了《文心雕龙》，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的部分注释定稿工作。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参加校对《明史》工作;他审阅加工的书稿有:《管锥编》、《管锥编增订》、《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楚辞补注》、《酉阳杂俎》、《唐人绝句选》、《南社》、《诗林广记》、《后村诗话》、《文史通义校注》和补订本《谈艺录》、《洛阳伽蓝记译注》等。 周振甫自己有不少著作，如《周振甫文集》10卷等，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却是放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上。他甘之如饴，安之若素，从不拒绝编辑室委托他审读的书稿。对青年作者，更是热情扶植，以助人为乐。对社内年轻编辑也是热心指导，耐心帮助。在业务知识和工作作风上，都是编辑工作者的楷模。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心雕龙注释》， 1983年2月4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京联合举办“周振甫从事编辑工作50年”纪念活动，表彰他为编辑工作所做的贡献。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文心雕龙今译》。前者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创作论作了探索,后者在对《文心雕龙》所用术语的今译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在对《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艺理论著作逐步深入研讨的基础上,1989年又出版了《文学风格例话》。此外,周振甫还编著有《李商隐选集》，对李商隐的诗文风格及艺术技巧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对某些难以索解的篇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李秀成

李秀成（1823年-1864年8月7日），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或作寿成,原名以文,广西藤县新旺村人。早年家贫,种山、帮工为生。约于1841年参加拜上帝会。1815年9月参加太平军,初属晃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累升四监军。旋随石达开赴安徽安民,1854年春镇守庐州(今合肥),动员捻军张乐行率部参加太平军,擢殿右二十指挥,旋升二十二检点、地官副丞相。1856年,随秦日纲解镇江之围,破江南、江北大营。“杨韦事变”后,镇守安安徽桐城,封合天侯,地官正丞相。及石达开率精锐二十万负气出走,时李为其所部,为顾全大局,拒绝同行。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同主军政,拱卫天京。7月5日与陈玉成等召开枞阳军事会议,约期解天京围。1859年6月陈玉成封英王,李未受封。李昭寿乘机挑拨劝降,天王生疑,封锁江面以防其叛。李全不介意继续与敌作战。9月破江北大营,克扬州,歼李续宾部六千,取得三河大捷,天王信其诚,亲书“万古忠义”四字赐之,封忠王。次年,和春重建江南大营,挖壕百里困天京。李声东击西,入浙克杭州,和春仓猝驰援,李遂挥师五路回援,破江南大营,天京围解,和春毙命于是役。李乘胜东克丹阳、常州、苏州,兵逼上海。大败华尔于青浦,歼洋枪队的近半。10月,奉命取武汉援安庆,担李重江浙而轻上游,延至次年6月始抵鄂城,致使会攻武昌失期。旋率军入浙再克杭州。1862年进兵上海,英法侵略军千余人,常胜军及淮军来援。李秀成连破敌营三十座,击毙法海军上将司令卜罗德,常胜军副领队尔思德被擒,后在上海县及租界受挫。时曾国荃围天京,天王一日三诏调李回援。10月13日开始会战湘军于雨花台,经四十余日不胜,被革爵。次年进军安徽失利,折兵十万。1864年7月天京陷落,护送幼天王突围,失散被俘。亲写《李秀成自述》供词数万言,并书“收齐章程十条”,向曾国藩献计招降太平军余部。8月7日为曾国藩杀害。

邓之诚

邓之诚（1887年11月29日—1960年1月6日），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原籍江苏江宁;出生于成都。儿时就读于私塾,喜欢读史书及“四书”“五经”等。其后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专攻文史,获举人出身。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23岁时受聘于昆明第一中学,教授史地课程。1917年应教育部国史编纂处邀请,任民国史纂辑。后曾任北平《新晨报》社总编辑多年。1927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同时兼任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的史学教授。1931年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年除讲授一门中国通史外,还每隔一年分开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各断代史两门。1933年秋,开始补辑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教本印行的《中国通史讲义》,选录原文,排比材料,对每一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均予以详尽的甄录。次年,该书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华两千年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作为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退休。其后将绝大部分时间用来从事著述,完成了《东京梦华录注》和《清诗纪事初编》两部著述。《东京梦华录注》共20余万言,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断:一证闻,二补遗,三纠误。《清诗纪事初编》共分8卷,凡60余万言,是根据多年访求的700多种顺治、康熙人集部所写成的。以明代遗民为前集,顺治、康熙两朝则按作者地区又分编为甲、乙、丙、丁4集。全书共收诗人600家,录诗2000余首。该书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所录诗作均属有“事”的篇什,不限于名家,而贵诗能补正史之不足。对了解清初80年间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情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邓之诚还著有《骨董琐记》、《骨董续记》、《万历三大征考序》、《长安宫词序》、《南冠纪事》、《清季书院述略》等专著和近百篇论文。

黄元御

黄元御(1705～1758年)，清代医学家。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山东昌邑人。早年中过秀才，研习经史子集，学识渊博。29岁时，因庸医误治而致左目失明，于是废弃科场名利，发愤学医，拜在金乡(山东金乡)于子遽(司铎)门下学医。黄氏曾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学经典，并广泛涉猎金元以来诸家之说。他行医，教读不限于本地，足迹遍于北都(山西太原)、清江(今属江西)、武林(浙江杭州)等地，其门人弟子颇多，在江南有一定影响。黄氏在学术上推崇歧伯、黄帝、秦越人和仲景，称之为“四圣”。他主张“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在论治方面，反对“贵阴贱阳”，对阴、阳之于人体，他指出 “阳性动而阴性止，动则运而止则郁。阳盛而生病，千百之一;阴盛而生病者，尽人皆是”。并力倡“扶阳抑阴”的观点。在医理方面，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并能博引历代经学中的哲学观点较为透彻地解释医理，被称为医家通晓道学的四大家之一。黄元御对于医学的贡献在于校订经典著作中的错简。 注解了医经中的疑难。从而为后学提供了方便，如《素问悬解》、《灵枢悬解》、《伤寒悬解》是其主张错简说的代表作。此外，他在学术上既能遵经据典，又有自己的新意，在《四圣悬枢》、《玉楸药解》二部著作中，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其弟子有毕维新等多人，稍晚于他的阳湖名医张琦、湘潭欧阳兆熊等，也受益于黄氏之学。在1740～1756年间，黄元御在众弟子协助下，先后撰有： 《素灵微蕴》4卷、《伤寒悬解》14卷、《金匮悬解》22卷、《四圣心源》10卷、《四圣悬枢》5卷、《长沙药解》4卷、《伤寒说意》11卷、《玉楸药解》8卷、《素问悬解》13卷、《灵枢悬解》9卷、《难经悬解》2卷，医学著作共计11种。此外，尚有《道德经悬解》、《周易悬解》二部经学著作问世。

王实甫

王实甫（约1260－1336年），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元代著名杂剧、散曲作家。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录鬼簿》将其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可知其为前期作家。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从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发现一篇《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认为元代显宦王结之父王德信(约生于1253年)，名既与实甫同，且时代亦颇相近，或即剧作家王实甫。然若无其他材料，尚难以证实。今从王实甫现存[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中，可略知其思想倾向。他自称“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可知其早年曾经做官，并在官场中遭逢不快之事，故后来退隐林间，根本原因在于官场之黑暗凶险，即所谓：“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事休。怕虎狼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其心有馀悸之情形。但其晚年似较舒适平静：“且喜的身登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由“中寿”知其至少活了六十岁，六十以后则已不可知。

王实甫所作杂剧今知共有十四种，现存者三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仅存残曲者二种：《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贬茶船》;存有剧目者九种：《双蕖怨》、《矫红记》、《诗酒丽春园》、《赵光普进梅谏》、《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作宾客陆绩怀桔》、《才子佳人多月亭》。另存散曲套数三首，其中残曲一首，小令一首。一说杂剧《度翠柳》亦为其所作，然不可信。

王实甫亦为元曲之杰出作家，他虽未能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中，但历来评价甚高，尤其是其代表作《西厢记》，更为人所称道。贾仲明为其所撰吊词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太和正音谱》言“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乃指其绘写之美，故又曰：“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至明人王骥德时，则已将王实甫、关汉卿喻之为唐诗中李白与杜甫，且认为杂剧南戏诸作中，“法与词两擅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故称其为“千古绝技”(《曲律》)。都穆亦言：“北词以《西厢》为言。”(《南濠诗话》)王世贞亦异口同声称“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曲藻》)。李贽则颇看中该剧本人物情思之真实与表现之自然，将其誉为“化工”，说即“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焚书》卷三《杂说》)。清初李渔称：“吾于古典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唯《西厢》能之。”故而总结说：“自有《西厢》而迄于今四百馀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闲情偶寄》)明人胡应麟则从剧场演出角度评曰：“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自明代弘治年间始，仅明刊本《西厢记》即有六十馀种之多，已发现存世者亦近四十种。出现了徐士范、王伯良、凌蒙初、李贽、汤显祖、徐渭、沈璟、金圣叹等重要评点本，对研究该剧有重要价值。今人注本则有王季思与吴晓铃二家最为流行。有关王实甫生平材料见周德清《中原音韵》、钟嗣成《录鬼簿》、隋树森《全元散曲》。

陆倕

陆倕[chuí]（470-526年），南朝梁诗文作家。字佐公。吴郡吴(江苏苏州)人。父陆慧晓，为齐太常卿。陆倕少好学，善属文。多年杜绝往来，闭门读书，昼夜不息。读书一遍，必诵于口。曾经借别人《汉书》，缺《五行志》4卷，陆倕便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可见其博闻强记、好学不倦。17岁举州秀才。时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引文学英士，陆倕亦参预其列，为“竟陵八友”之一。仕齐为议曹从事参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入梁，为安成王外兵参军，转主薄。后迁临川王东曹掾。当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梁武帝萧衍因与陆倕有西邸旧游之谊，雅爱其才，乃命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后又奉敕撰成《石阙铭记》，梁武帝盛赞“辞义典雅，足为佳作”。累迁国子博士、鸿胪卿、太常卿。死后，梁元帝萧绎亲自为他撰墓志铭。

陆倕诗文并有盛名。昭明太子萧统称赞他“佐公持文介，才学罕为俦”(《宴阑思旧诗》)，梁元帝的墓志铭中又说他“词峰飚竖，逸气云浮”，评价都甚高。所以明人张薄说：“一人之身，荣知三祖(指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元帝萧绎)，亦云通矣。”(《陆太常集题辞》)。陆倕与任昉为忘年之交，尝作《感知己赋》，赠给任昉。此赋颇受时人青徕。诗以《以诗代书别后寄赠京邑僚友》较有名，其笃友生，厚明亚，甚受后人称道。

《梁书·陆倕传》记载陆倕有文集20卷，至隋只有14卷(见《隋书·经籍志》)。后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陆太常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刘承幹

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1882年 (清光绪八年) 生。原籍浙江上虞人，祖先于康熙年间迁居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刘氏幼年入当地浔溪书院就读。光绪卅一年（1905）贡生，清末曾任候补内务府卿，民国之后以前清遗老自居。宣统二年（1910）始戮力聚书，因家富故购书激增，以致上海「求恕斋」不敷使用。民国九至十三年（1920～1924），刘氏再兴筑「嘉业堂」，藏书以明刻本二千种和地方志一千二百种闻名于世，亦不乏宋元善本秘籍，成为当时最大之私人藏书楼。抗战时期，刘氏家道中落，藏书逐渐散出，今分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民国五十二年（1963）病逝上海，享年八十二岁。嗜金石，擅考证，庋藏丰厚。尤究心于出版之事，重刻金石善本累累，有刘喜海 《海东金石苑》八卷、严可均 《平津馆金石萃编》二十卷、瞿木夫 《汉武梁祠画像考》、叶昌炽《邠州石室录》三卷、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黄瑞《台州金石录》十三卷等。著有 《金石萃编续补》一百三十卷、《海东金石苑补遗》八卷，并编辑《嘉业堂金石丛书》。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法国小说家,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创作一直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巴尔扎克生于法国的杜尔城,15岁随父母移居巴黎。1836年他为自己的姓氏加上了贵族头衔。17岁中学毕业,入巴黎法科学校,空闲时间在巴黎大学旁听文学课。此期间,他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的办事处当见习生或书记。20岁离家,住在贫民区的公寓阁楼上,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820年写出第一部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以失败告终。以后他为了谋生曾用各种假名与人合作,写了10余部拉伯雷式的滑稽小说,但影响不大。从此他投笔从商,从事印刷业、出版业和铜矿开采,结果债台高筑,先后负债6万多法郎。为了还债,并获得精神、金钱上的满足,他只好拼命写作。他曾写道:“我受着债主的迫害,没有一分钟安静,我不能埋头写我喜爱的文学作品,我不得不赶写匆忙的东西。”1829年他用真姓名发表了第一部严肃长篇小说《舒昂党的人们》,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1829年至1848年,他以超人的才智和旺盛的精力,终于写出蔚为奇观的《人间喜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豪情壮志:“拿破仑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巨作《人间喜剧》包括91部小说,分成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小说最多。这部分研究又分为6个场景:1、《私人生活场景》,2、《外省生活场景》、3、《巴黎生活场景》,4、关于《政治生活场景》5、《军队生活场景》,6、《乡村生活场景》。后两部分研究因规模不大,,不再分门别类。在《风俗研究》里,作者主要描绘人情风俗,尤其是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社会风俗。《人间喜剧》是一部关于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暴发户与封建没落贵族的斗争史,中心画面描写没落贵族在金融资产阶级的金钱势力冲击下节节败退的情景,揭露了大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使社会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间喜剧》中比较重要的小说有《舒昂党的人们》、《高布塞克》、《驴皮记》、《路易·朗裴》、《夏倍上校》、《乡村医生》、《欧也妮·葛朗台》、《对于绝对的探索》、《高老头》、《幽谷百合》、《老姑娘》、《塞沙·皮罗多兴衰记》、《幻灭》、《村里的神甫》、《农民》、《贝姨》、《邦斯舅舅》等。《人间喜剧》通过2400多个人物,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是法国文学史上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说但丁的《神曲》是神的喜剧,那么巴尔扎克写的则是人间的喜剧,他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大舞台,把人们的生活比作一部喜剧,巴尔扎克从中产阶级立场出发,集中暴露金钱在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罪恶,无情抨击了群魔乱舞的黑暗世界。写得最深刻、最典型的金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高布塞克、葛朗台、纽沁根等;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和辛辣的讽刺,刻画了埃斯巴侯爵夫人、埃斯格里昂侯爵、维克杜尼恩及鲍赛昂夫人等没落贵族,描写了他们如何衰败无能、腐朽堕落,因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真相;作者还以大量篇幅揭露了金钱对封建的、宗法的天伦关系的破坏,对许多有才华青年的腐蚀,如高老头被两个亲生女儿遗弃;葛朗台为了金钱逼死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于洛男爵把财产完全花在情妇身上,使家庭陷入贫困;《禁治产》中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 《邦斯舅舅》中一旦穷亲戚变富,为了夺取财产就把他杀掉。作者塑造了一系列青年形象,他们为个人前途奋斗争而终于陷进罪恶的深渊,如《驴皮记》中的拉发埃尔、《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幻灭》中的吕崩柏礼等。他们本来都是有志的青年,但在巴黎的灯红酒绿的诱惑下,经不住金钱势力的冲击,干下了许多卑劣的勾当,泯灭了良心而走进了坟墓。此外,作者还以赞赏的态度描述共和主义英雄,如《幻灭》中的克雷斯蒂是个有气魄的政治家,《农民》里的尼兹龙是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象钢铁,纯洁得象黄金”,等等。小说《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在《人间喜剧》里占重要位置。后者是他“最出色的画幅之一”。着力揭露了外省暴发户、拜金狂葛朗台的丑恶面目;前者是《人间喜剧》的序幕,《人间喜剧》中一些重要人物从这部小说开始纷纷登场,如拉斯蒂涅、纽沁根、伏脱冷、皮安训等。《高老头》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由两个人物的故事平行展开:一是高老头被二个女儿榨干了油水后,惨死在寒伧的阁楼上;二是大学生拉斯蒂涅用一切卑鄙的手段向上爬,走上个人野心家的道路。无论高老头的悲剧或是拉斯蒂涅的堕落,两个主题都揭示了金钱是腐蚀人的灵魂、泯灭人的正常感情、毁坏人的正常关系的腐蚀剂。巴尔扎克被马克思恩格斯称道为“超群的小说家”和“现实主义大师”。被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称为19世纪“现实主义之父”,认为他掀起了一代波澜壮阔的新文学潮流。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显著特征是:面对现实,忠于真实;作品题材和环境描写典型化;故事细节真实生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之,他浩瀚的作品,气象万千,史诗般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

吕夷简

吕夷简（978年－1044年10月3日），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字坦夫,寿州(治所在今安徽凤台)人。咸平年间(998—1003),进士及第,补绛州(今属山西)军事推官,稍迁大理寺丞,累迁太常博士。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大水,选知滨州(治所在今山东滨县)。代还,请废农具之税,以劝力本。擢提点两浙(治所在今浙江杭州市)刑狱,迁尚书祠部员外郎。时京师大建宫观,他请暂缓南方伐木运京之役,纾缓民困。真宗称其有为国爱民之心,擢刑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累擢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今属河南)。治事严办有声,真宗书其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参知政事。迁礼部侍郎、修国史,进户部。天圣七年(1029),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同年,除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明道元年(1032),加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二年,仁宗亲政,他手疏陈八事:正朝纲、塞邪途、禁贿赂、辨奸佞、绝女色、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其劝仁宗语甚切。以郭后言,与夏竦等同罢,岁中复相。助仁宗废黜郭后,贬逐力谏的言官孔道辅、范仲淹等。景祐二年(1035),除左仆射,进封申国公。三年,因范仲淹言仕进者多出其门,他指范仲淹荐引朋党,加以贬黜。四年,因与王曾不协,并罢相,授检校太师、同平章事、充镇安军(今属广西)节度使、判许州(今属河南),徙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康定元年(1040),以右仆射复入相。逾年,徙许国公。庆历二年(1042),兼枢密使。时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攻宋,要求割关南十县地,他请建大名府(今属河北)为北京,以示有备,而终以增加岁币求妥协。未几,以病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次年,罢相为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谏官蔡襄劾其自执政来屡贬言官、招权收恩、万事隳堕、尚贪权势,有退而不止之心,遂以太尉致仕。四年,卒,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吕夷简对历代典章制度较为熟悉,他先后主编了《宋三朝 国史》155卷, 《三朝宝训》30卷, 《五朝宝训》60卷, 《三朝太平宝训》20卷, 《一司一务敕》30卷, 《天圣编 敕》12卷,《景祐宝录》21卷,另有文集20卷。

包天笑

包天笑（1876－1973），近现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小名德定,初名清柱,更名公毅,字朗孙,号包山,以笔名行,别署拈花、秋星阁主、钏影楼主等,绰号包小姐。尤先甲表侄,吴砚农甥。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诸生。曾作塾师,通英、日文。二十六年与戴梦鹤等结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庄为经理,次年创办《励学译编》《苏州白话报》,与谱兄杨紫麟首译英国爱情小说《迦因小传》。后赴上海主持金粟斋译书处,出版严复所译《穆勒名学》及谭嗣同《仁学》等名著。出任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三十二年任上海《时报》新闻编辑,兼《小说林》杂志编辑。三十四年当选江苏省教育会干事。次年主编《小说时报》,发表短篇小说《一缕麻》,编译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颇为轰动。宣统二年(1910年)入南社,次年主编《妇女时报》,创编《时报·余兴》副刊尤有影响。1912年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兼职,编辑国文教材及共和国宣讲书《新社会》等。积极提倡戏剧改良,1914年改编自译小说《梅花落》《空谷兰》及林纾译《玉雪留痕》等名著为新民新剧社公演,次年主编季刊《小说大观》。1916年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星绮演剧学校并兼任教员,次年主编《小说画报》。1919年自《时报》馆辞职后,主编《中外新报》《华北新闻》及通俗文学杂志《星期》、青社社刊《长青》和《苏民报》,加入星社,兼中国文艺协会干事。1924年被聘为亚东公学校务顾问,任明星影业公司编辑主任,以旧译及新作小说《诱惑》改编为电影剧本《可怜的闺女》《空谷兰》等。次年与穆藕初等结丙子同庚会,改编托尔斯泰名著《复活》为剧本《忏悔》,列名于四大国产电影。1927年为新人影片公司改编其同名小说《风流少奶奶》,时称为名家合作并争得国际荣誉、创票房新高之优秀国产巨片。次年兼任正风中学国文教员,为汉伦影片公司首部影片编剧《女伶复仇》,与表弟江红蕉主编《蔷薇小说》月刊,继毕倚虹续作《绘图人间地狱续集》,为新声音乐团翻译出版《伏尔加船夫曲曲谱》。1931年被聘为国民党政府监察院设计委员,主编《女学生杂志》,出版《国难抗日专号》。1935年继张恨水主编《立报·花果山》副刊,参与组织中国国学会上海分会并起草章程。次年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当选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委员、上海市国医公会监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为《救亡日报》撰写政论和杂文,与范君博等结霜社。1944年当选苏州旅沪同乡会监事,与张爱玲等被推为日伪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筹备会上海代表。1946年移居台湾,1950年移居香港。特喜牵牛花,好养金鱼,书法娟秀。著译繁富。工诗文随笔,小说诸体皆擅,杰作尚有《留芳记》《上海春秋》《新西游记》等,为“鸳鸯蝴蝶派”宗师与开山人物之一。著有《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钏影楼回忆录》《包天笑小说集》《包天笑文集》等。

姜亮夫

姜亮夫（1902年5月19日-1995年12月4日），原名寅清，字亮夫。云南昭通县人。中学毕业后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入北京师范大学，继而入清华大学研究院随王国维学习语言文字学。毕业后到南通无锡中学任教，1928年起历任大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河南大学教授。1934年赴巴黎大学进修，1937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任昆明师院教授，英士大学教授、院长，解放后任浙江师院教授，系主任，杭州大学教授、系主任，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41年至 1946年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并参加编辑《民主周刊》。1947年任金华英士大学教授。1948年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1953年起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称杭州大学)教授。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及省文联、省史学会。1980年被推为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

姜亮夫研究古诗的主要著作有《诗骚联绵字考》、《楚辞节目五种》、《屈原赋校注》、《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楚辞通故》、《楚辞论文集》、《汉以前楚方言考》等。在《简论屈原文学》、《屈子思想简述》 (以上均见《楚辞论文集》)和《楚辞绎讲录》中，姜亮夫对屈原作品的民族性特点，屈原作品的来源，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了全面的综述。他认为屈赋来源于楚地民间歌谣及神话，同时也从《诗经》汲取了营养成分。在思想上，他认为屈原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屈原的思想成分十分复杂，不能“用某一家或某几家来绳束。其具体包括有(1)“希望有一个圣君”；(2)主要要有贤臣；(3)以民为本。关于屈赋的“艺术构思”，姜亮夫认为不能简单以浪漫主义来概括。屈原的作品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向性，是“当时楚之国势形态为实际之背影，而以政治思想为轴心，以成其诗篇，而且现实与理想之结合，往往不可分割。”至于“以宗教之神游出之者，要不过视圣君贤相为可与接近交往之人，不以神圣视之，故其浪漫成分实际并不存在也”。他还具体地分析了《离骚》、《九章》和《远游》诸篇的艺术构思，深合原文之脉理思致。 另外，他还以屈赋的情感为准，将它们分为三类：《离骚》、《远游》、《卜居》、《九章》为一整体，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屈原爱国爱民的真实思想；《天问》为第二类，是屈原对宇宙、人生、历史等问题的学术性的文章。而《九歌》则另独立为一类，它“篇篇都有感情，但这感情是神与神、神与巫之间的感情。”而“没有屈原个人的思想感情，单写场面上的感情，没有写他私人内心的感情”(见《绎讲录》第十讲《〈九歌〉通说》)，经他这样一归类，给《楚辞》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在《楚辞绎讲录》中，姜亮夫还介绍了研究《楚辞》的方法，即：走综合研究的路子，当以语言与历史两事为重点；从历史方面进行研究，熟悉楚国的历史与风俗等特点。三是必须了解各种社会学科，如逻辑学、心理学、民族民俗学等。他还强调要有正确的读书方法，即在精读一部书的基础上，再略读一些其它的书，然后对其差异和好坏加以比较和鉴别。这样，“可以知道某句话可用几种方法，可按几个系统来说”。 对于如何选择所读的书目，姜亮夫认为要根据自己原有的基础。 如语言文学基础好的人，可先读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戴震的《屈原赋注》、朱骏声的《离骚补注》。文学基础好的人，可先读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林云铭的《楚辞灯》。而历史知识较为丰富的人，可先读朱熹的《楚辞集注》，陈本礼的《屈辞精义》等，这些意见，言简意赅，指出了治学的途径，对读者很有帮助。

《楚辞通故》八十卷是姜亮夫长期从事语言学，文献学和《楚辞》学研究的一部总结性的著作，考证精当，材料翔实，评说公允，体大精深，说明作者治学的严谨和知识的渊博，实属罕见。

《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是古今《楚辞》注本中影响较大的专著，其特点大致有三：一，在注解时，作者常综合屈原身世与战国各民族的历史条件，结合文法分析，细致周密地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义；二，运用历史材料，以充实证验屈原的理想，或他想象中的境界，进而申明其创作的本旨大义；三，综合群书，细为校勘，发现了一些可贵的材料，订正了不少错误，这对于文义训诂也有一定的作用。

陆贾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汉初政论家。楚人。早年以客的身份随高祖平定天下，有辩士之称。在高祖左右时，常奉命出使诸侯。刘邦称帝后，派他出使南越，说服尉佗接受汉王朝赐予的南越王的封号，称臣奉汉约。回朝后被任为太中大夫。汉文帝即位，又奉命出使南越，劝说尉佗废除黄屋左纛和称制，归附汉朝。惠帝时，吕后用事，欲王诸吕，陆贾自认为不能与之争辩，就称病居家，置田产于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吕后称制，诸吕擅权，右丞相陈平力不能争，又恐祸及己，乃问计于陆贾，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后陈平用其计，接纳周勃，陆贾亦周旋于公卿间，联络大臣与宗室，为平诸吕而组织力量。后来终于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陆贾作为汉初政论家，还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刘邦即位之初，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刘邦骂儒生说：“逎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能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刘邦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的长久之策。并受命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著书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看后无不称赞，故名其书为《新语》。陆贾认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逾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治理天下，应倡导儒学，“行仁义，法先圣”，辅以黄老“无为而治”。西汉前期所实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正是这种无为政治的体现。《新语》是西汉前期的政治指导思想。《汉史·艺文志》载陆贾著录为二十三篇，今多佚。现存《新语》二卷十二篇。

邱濬

邱濬（1421年-1495年），明代政治家、思想家。字仲深，广东琼山人，生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邱濬出生于穷苦人家，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母亲李氏独自支撑门户，将他抚养成人。从幼时起，邱濬就十分聪明，家贫请不起先生，母亲就亲自教他读书，邱濬常常能够过目成诵。年纪稍大一些后，家里原有的几本书已不能满足学习的需要，可是孤儿寡母，维持生计已很勉强，哪有余钱买书呢?邱濬就到处去借书来读。有时为借一本书，竟不惜走出几百里外，直到借到才返回。明朝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先在州县考“秀才”，考中后再参加省里考试，省里考试称为“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考中的称为“举人”。最后举人再进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的称“进士”。邱濬为本省乡试第一，并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并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继续读书深造。这一年他34岁。

邱濬本来就好学，在翰林院供职后，使他有机会阅读更多的书籍，并能聆听到国家最高水平的讲学，因此见闻益广，学问精进，尤其熟知国家典仪和经济之策。邱濬常引以自负。

宪宗成化元年(1465)，两广瑶、壮等少数民族起事，势力很快漫延至湖广(今两湖地区)、江西等地。朝廷派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督军16万分五路去镇压。邱濬通过内阁大学士李贤向朝廷上书献策，指陈形势：“贼在广东者宜驱，在广西者宜困。”宪宗很欣赏他的谋略，将其转示韩雍、赵辅。后韩、赵破瑶民324寨，起义被镇压下去。虽然并不是完全按邱濬的策略，但从此他的名声在士大夫之间逐渐大了起来。后来他晋为侍讲学士，参与编纂《英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编成后升为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即国学的行政长官。明朝的科举取士，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作文严守八股形式，许多考生作文追求险怪、华而不实。邱濬在掌管京畿乡试时，对这种文章痛加申斥，决不录用。在给国学生讲学时，也总是反复告诫，抑制追求险怪的文风，恢复周正朴实的文体，对转变当时的文风、世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久，他晋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仍掌祭酒事。

当时，真德秀《大学衍义》中只有修身、齐家的内容而缺治国平天下的条目。邱濬感到是个缺憾，于是花了很大功夫博采群书，补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司法等方面的内容，编成《大学衍义补》160卷。既采前人议论，又加按语抒发己见。孝宗即位后，他献上此书，孝宗认为书写的很好，特拨出一定的钱币将其刊行天下。邱濬也因此晋为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负责辅导太子)。后又任命他为修纂《宪宗实录》的副总裁。弘治四年，《宪宗实录》编成。孝宗很满意，加封邱濬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自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设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都是虚职，只是皇帝的顾问和参谋，并无实权。邱濬以尚书入内阁，在明史上是第二人。这年他已经71岁了。

邱濬入阁后，尽管年事已高，仍颇具进取心。因为他编的《大学衍义补》中记有许多施政措施，他认为可以借鉴，所以奏请孝宗批准将其中主要的可行的拿到内阁中讨论施行。由此可见邱濬不但注重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当时，对于彗星的出现和地震等自然现象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一些宦官和方士乘机引导孝宗行求神问道之事。邱濬却借此规劝孝宗多行仁政。他于弘治五年上疏说：据史书记载，春秋时代240年内，只发生过五次地震，出现过三次彗星，两次异鸟。而现今仅查成化22年中就出现三次彗星，地震大小五六百次。最近彗星又出现在天津上空，地震山鸣，异鸟鸣于禁中。异兆出现这么多，恐怕是上天对国家的警示。臣愿陛下能体念上天仁爱之德和祖宗创业的艰辛，正身清心，不迷惑于异端邪说;节俭财用，使不至于损耗过大;公正地任用大臣而不偏听偏信，公开阐明事理，禁止私下拜谒，勤于政务而提倡节俭，则奉承邀宠的小人和以旁门左道扰乱政事之徒自然无法呈其奸，天上异象自然会消失。于是列出时弊22条，请一一革除。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邱濬为人率直耿介，仗义敢言。早年参与编纂《英宗实录》时，涉及到于谦被杀的史实。于谦在英宗正统年间任兵部侍郎，在正统14年的土木之变中，英宗被元蒙遗部瓦剌俘虏。他拥立代宗，保卫北京，击退瓦剌。后代宗病危，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将于谦下狱，加上“欲迎外藩入继大统”的罪名杀害，成为天下奇冤。宪宗成化元年已为于谦昭雪。有人为了美化英宗，提出还是写上于谦是因图谋不轨被杀。邱濬正言道：“土木之变后如果没有于公，国家早就灭亡了。这件事早已有了定论，怎么还能用诬蔑不实之词来损害于公的清白呢?”坚持以事实为准，不为帝王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邱濬生活俭朴，为官廉洁。做官40年，居住的府邸低矮狭小，又很潮湿，但从未改换过。平时无别的嗜好，只是嗜学如命。到他老年时，尽管右目失明，仍然是披览不辍。所以他知识面极广，对于典令、经济、历史、文学等都有较深的造诣。除编纂《大学衍义补》外，还补作《家礼义节》以补充《朱子家礼》，作《世史正纲》阐明《通鉴纲目》的正统与偏全。另有《琼台类稿》等52卷。在文学方面其著述也颇丰，有传奇《五伦齐备》、《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等，内容多宣扬道家思想。文有《邱文庄集》，他的文章雄浑壮丽，很有特色，他所写的碑铭序等遍布四方，因他又有文名，又是宰臣，所以人们都以获得他的手书为荣，远近求他著文写字的纷至沓来，但邱濬有个怪脾气，即凡是他看不中的人，无论出多么丰厚的报酬也不与著文。特别是当时宦官权势较大，不少人争相交结宦官以图进身，邱濬从不为宦官作一文。他曾令家人自制广东风味的面饼进献皇上。皇上很爱吃，令御膳房仿效制做。太监请教制做方法，邱濬就是不告诉他们。时人评论邱濬有世之不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世人不及;诗文满天下，绝不为宦官作，介慎世人不及;历官40载，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世人所不及。他的诗传世不多，有答友人论诗一首：“吐语操辞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质朴无华，可说是诗如其人。

也许是由于多学广识的缘故，邱濬有时不免自负，争强好胜。与人争论问题，容易冲动和偏激，有些议论未免失于偏颇。比如他曾讥笑范仲淹多事，说岳飞即便不死也未必能恢复中原，秦桧对南宋有再造之功等。这些议论出自他的口，往往使听者惊愕不已。在内阁时，遇到言官提出的建议不恰当或是奏陈政事不明白时，他往往当面申斥，一点不顾及颜面。曾经有一次与阁臣刘健意见不合，发生争执，邱濬激动得把帽子都摔到地下。特别在处理与吏部尚书王恕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他性格较偏隘，度量也不够大。邱濬任礼部尚书时，王恕任吏部尚书，按朝廷班列规定，自然是吏部列在礼部之上。后邱濬入阁，班列应在王恕之上，但王恕以自己资格较老，并不礼让邱濬，为此邱濬心里很不痛快。弘治六年朝廷大宴群臣，邱濬径直走到王恕的上位坐下。为此二人不相得，见面都互不说话。

弘治六年，吏部对天下庶官进行考察，王恕查出有劣迹或过失者2000人，奏请孝宗罢免他们。邱濬认为有些过错但不是明显的贪暴之人不必罢免。有点小错但任职不满三年的也可以留任。这样共留职90人。王恕几次力争，最终孝宗还是同意了邱濬的意见。为此王恕认为这是邱濬故意作对。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了。当时，太医院判刘文泰因历次升迁被王恕所阻，怀恨在心，这时借机上疏弹劾王恕“变乱选法”，有失职之罪。又说王恕在家乡请人为自己作传，已经镂版准备刊行。其中有很多地方指责先帝(宪宗)的过失，违背了人臣之礼。王恕因刘文泰平日与邱濬交往密切，怀疑是邱濬所指使，坚持要开庭审理。后将刘文泰下狱推问，果然疏中有一句“沽直谤君”是邱濬的笔迹。孝宗平日偏爱邱濬，不喜王恕，所以处置时将刘文泰贬官，同时责备王恕沽名，令烧毁镂版，对邱濬却置而不问。王恕为此愤而上疏辞官而去。王恕为官50年，清正廉洁，忠直敢谏，天下称为名臣。因与邱濬私人不和而去官，一时朝廷内外对邱濬的为人议论纷纷。给事中毛理，御史宋德、周津等都上疏弹劾邱濬为人量窄，不宜居相位。孝宗都置之不理。

弘治八年(1495)，邱濬在任上去世。时年76岁。死后赠为太傅，谥号“文庄”。

纵观邱濬一生，忠直耿介，可称一代名臣。唯有晚年在处理与王恕的关系一事上有些意气用事，对他的名声有些影响。据说邱濬死后刘文泰曾去吊唁，邱妻厉声叱责说：“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使相公负不义之名，你今天还有脸来吗?”将他赶了出去。

到武宗正德年间，在他的家乡为他赐建了祠堂，号为景贤堂。

梁克家

梁克家（1127年3月17日－1187年7月24日），字叔子，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幼聪敏绝人，读书过目便能背诵。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第34年，即绍兴三十年(1160)，梁克家考中庚辰科殿试第一名，成为南宋第11位状元。

中状元后，被授予平江(今属湖南)签判，佐理政务。翌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被臣下杀死，金国政局动荡。一些宋臣建议乘机北伐中原，梁克家致函代理兵部尚书陈俊卿，说尽管金主完颜亮被杀，金兵北撤，但大宋的兵力未振，不量力而行，后悔莫及。陈俊卿把他的建议报告丞相陈康伯，陈康伯赞叹他远见卓识，奏准高宗，召梁克家入京，任用他为秘书省正字，掌校正典籍讹误。不久，晋官著作佐郎，掌修纂日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禅位太子赵，是为孝宗。

天多灾异，梁克家借灾异上疏，乞请下诏求直言，诏准。梁克家条奏六事：第一，端正心术;第二，整肃纲纪;第三，匡正风俗;第四，明确职权;第五，制定谋略;第六，上下同心。关于制定克敌谋略，他解释说，关键在于将良、兵强、财足。孝宗大加赞赏。梁克家进官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如事有失当或除授非人，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

不久，孝宗派他出使金国。金人因他是大宋的状元而格外敬重。在宴会上，宾主比试射技，文状元出身的梁克家连射数十箭，箭箭中的，金人叹服。金使来朝，梁克家奏请金使入朝走南门，百官入朝走北门，仆从不得随便跟至殿门外，以整肃朝仪。孝宗下诏，著为法令。

迁为给事中，职司封驳失当的政令。任职3年，遇有认为不可的事，必直言无隐。他曾奏言：“陛下想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喜空言。空言当然是没有好处的，但若因害怕说空话而敛口，谏诤之路势必堵塞。请皇上多加开导。”孝宗欣然接受，让他条陈风俗之弊，梁克家列举了4条：欺上罔下，苟且偷安，因循守旧，营私舞弊。孝宗手诏嘉奖。

乾道五年(1169)二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仅备顾问，签书枢密院事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副长官。翌年，进官参知政事，即副相。过了1年，又兼任枢密院的长官——知枢密院事。

梁克家上任后，整饬兵备。当时，金宋虽已和议，但金兵不断挑起边衅。梁克家奏准孝宗，修筑楚州(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州城，派重兵驻防，金兵不敢轻举妄动。在朝廷，他与虞允文密切合作。虞允文是仁寿(今属四川)人，抗金名将，时为宰相。梁、虞以国事为重，通力合作。但梁克家决不苟合。虞允文是主战派，而梁克家是主和派，虞允文建议遣兵出击，恢复中原。梁克家认为国力不足，不同意出兵。朝臣大都赞同虞允文的主张，孝宗也认同。梁克家见力争不得，遂上疏辞官。孝宗问他：“难道真的不能用兵吗？”梁克家道：“用兵以财为先，今国库空虚，怎可用兵？”孝宗改容说：“朕考虑一下。”第二天上朝，孝宗面谕梁克家：“朕终夜都在考虑你的主张，所言极是，不要走了吧。”梁克家遂留京继续任职。

第二年，即乾道八年，更定官职，定尚书仆射为左右相，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梁克家为右丞相。虞允文推荐梁克家任左丞相兼枢密使，孝宗未准。数日后，虞允文又借口有病，荐举梁克家代替他的职位，孝宗还是不允。梁、虞二人同心协力，辅佐孝宗。一天，孝宗对宰相们说：“近日去德寿宫，太上皇颐养天年，十分愉快，朕回来后喜不自禁。”梁克家道：“尧未得舜时很忧愁，既得舜，心情就舒畅了。”虞允文接着说：“相比之下，在五帝之中，尧最为高寿。”孝宗高兴地说：“是的。”君臣同心，朝廷出现少有的和睦局面。

孝宗欲任用曹勋为枢密使，虞允文说曹勋人品卑下，不可用。不久，孝宗任用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与监察官又纷纷上疏弹劾张说。孝宗大怒，手诏责斥王希吕，虞允文却把诏令交了回来，没有下达。孝宗更怒，梁克家见状，奏言：“希吕论张说，是他的职责;左相救希吕，是国家体制。”孝宗怒气渐消。

不久，虞允文辞相，梁克家一人秉政，他不畏权贵近戚，又不失和气。张说入枢密院时，有些人不同意，他出为签书枢密院事后，报复那些大臣，梁克家尽力救护。朝野称颂梁克家，号为“贤相”。

但为时不久，梁克家便辞去了相位。

事情起因于金使朝见时的授书礼上。高宗时，金使到宋，高宗须降座接金的国书，屈尽陪臣之礼。孝宗即位，不愿降座受书，宋、金之间为此发生纠纷。梁克家一向主和，主张按高宗时的仪式行事。孝宗不悦。梁克家遂上书辞职。孝宗诏准，让他以观文殿学士知建宁府(府治建安、瓯宁，今福建建瓯)。陛辞时，孝宗问他对国政有何见解，梁克家劝皇上无求奇功。不久，朝廷试图对金用兵，结果无功而还。

梁克家在建宁府一待就是七八年，直到淳熙八年(1181)，才调任福州(州治侯官、闽县，今福建福州)知州。淳熙九年九月，拜右相，封仪国公。1个月后，梁克家罹病。淳熙十三年，孝宗诏令他以内祠兼侍读，赐他府邸，不断遣使存问。

淳熙十四年六月，梁克家病逝，享年60岁。

孝宗闻讯，为之垂涕，诏赠少师，谥曰“文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