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房直子

安房直子(1943年1月5日—1993年2月25日)，童话作家。本名峰岸直子。生于东京。读过日本女子大学附属高中，1965年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从读大学起师事于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山室静。在杂志《目白儿童文学》创刊号(1962)上发表《月夜的风琴》，开始走上童话创作之路。此后，在同杂志的每期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后，成为以日本女子大学毕业生为核心而创立的同人杂志《海盗》的同人。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发表童话作品。这个杂志与《目白儿童文学》一起成为童话作家安房直子诞生的母体。发表在《海盗》上的《花椒孩子》获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秀奖 (1970年)，是她作为童话作家的成名作。1972年，《北风遗忘的手绢》成为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的推荐图书。1973年，《风和树的歌》获小学馆文学奖。1982年，童话集《遥远的野蔷薇村》获野间儿童文学奖。1985年，《山的童话·风溜旱冰》获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奖。

安房直子从创作之初至今，始终如一地构筑幻想的世界，将现实空间和异次元空间编织一体的巧妙精心的故事构思，以及充满理性和新鲜感觉的静谧和谐的文体，这已经成为安房直子的童话艺术风格的定论。安房直子倾倒于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英国童话作家法杰恩以及宫泽贤治，创造出了稍许纤巧、控制适度的独特的童话世界，并在美丽丰满的幻想世界的深层，将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化作文学的象征。

除上述获奖作品外，安房直子的童话还有《谁也看不见的阳台》、《手绢上的花田》、《狐狸的窗口》等。

韩婴

韩婴(约前200年-约前130年),又称韩生、韩太傅。汉代经学家，思想家。燕人。汉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汉初，讲授《诗经》者有鲁、齐、韩三家，后均被列为学官，韩诗一派的创立者即韩婴。韩氏亦以《易》授人，但传于外的只是《诗》。武帝时，韩氏曾与董仲舒在帝前论争，“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韩氏生卒年不详，大抵与董仲舒为同时代人。韩氏的人学思想主要是强调人事的作用。至于人本身，则认为人无礼则不生，“在人者莫明乎礼义”。因此，他虽以为人之性善，以为天之生人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但如得不到圣人扶携，内部充实以道，就不会成为君子，韩氏的人学思想，深受荀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韩诗外传》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其近刊本有许维遹的《韩诗外传集释》。

(1)万物有灾，人妖可畏 韩婴的天人关系论虽有独特见解，但论述并不畅达。他首先肯定人之命在天，人所受者乃天之命，所以，追寻天命之原便不会惑于祸福。天命有种种显示，所谓“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国无道之时便会有飘雨厉疾，暴雨折木，人民多生疾病，五谷严重歉收。他还认为，妖祥为祸福之先兆，但是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来。无论天象或自然现象如何显现人事，只要人能把握自己的行为，结果亦会是人之所愿。正是在此基础上，韩氏又认为，自然界之怪现象，乃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这是任何时代都有过的。但是，只要上明政平，有多少怪现象都不应畏惧。“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人妖就是人间的悖乱行为，比如，枯耕伤稼，政险失民，寇贼并起，礼义不修等。总之，万物之怪，可以弃而不治，但礼义道德，却须切磋而不舍，因为人事才是祸福或成败的关键。

(2)养气治性 韩婴认为人之贵莫如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气不可求之于外，只可求之于内，所以，治气者必养性、养心。养性的首要之点是忘我，不以我为主，所谓“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能达到忘家、忘身的程度，才可以养身和养志，而只有善辨于此，才可寿比彭祖。治气养心之术的另一关键是受礼的约束。礼的作用是使人不以物害性。圣人之性缘礼而不迷。人有六情，耳、鼻、口、目、身、衣，莫不欲好而憎恶。此六情，全失之则乱，尽从之亦乱。而“礼者，则天地之体，因人之情为人节文者也”，圣人因人之情以礼节之，从人之欲而以义制之，使情欲不得过度，以达到心术治，思虑得，怒喜时，起居而游乐，事时而用足。这种能自养的境界，亦应被善为政者所遵循。所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可见，治气养性之术，亦是着眼于天人关系的。

(3)论福祸荣辱 韩婴认为，“福生于无为，而祸生于多欲”，福祸的根本在于求利和求福，以至于利转为害，福变为祸。因此，只有不求利者才会无害，不求福者才会无祸。真正的求福者与利无关，而是只求为善。因为，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为善者又会得到尊荣，而作为士，深感耻辱的不是卑贱贫穷，而是忠、信、廉之不与，义之不立，名之不显，所以才有杀身以遂其行。这并不是说士就是喜欢死而厌恶生，或是喜欢贫贱而厌恶富贵，而是尊从了更有价值的原则。韩婴对福祸荣辱以及生死义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儒家的。

(4)论孝 韩婴对“孝”的论述，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也赞成某些传统的孝论，比如为人臣不忠即为人子不孝，比如子为亲隐，虽有害于义，而法在其中等等。但是，韩氏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这是做人父之道;而为人君者，若不知孝顺，则不能指望民之返本。在君与亲的关系中，他认为，可与君，不可与父，孝子不为;可与父，不可与君，孝子也不为，这说明君与父之间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韩氏的孝论亦有矛盾之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家贫养亲，不择官而仕”;另一个方面又主张，孝子之事亲，“不义之物，不入于馆”。这种矛盾，反映韩婴对儒家“孝”、“义”观念的统一企图。

祁彪佳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幼文、弘吉，号世培，别号远山堂主人，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出生于士宦藏书家之家。17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次年任福建兴华府推官。在任“治猾吏、访衙蠹、禁豪右、征刁讼、绝苞苴，做到弊绝风清”;在米价腾贵之时，又能严闭籴，搜积囤，压平粮价，使饥民得食。崇祯元年(1628)，父丧归。四年，授福建御史，任上屡次上疏，直言谏诤，条陈民间疾苦。六年，出任苏、松诸府巡按。其间，革弊政、兴良法，惩治无赖、豪族，宰相周延儒弄权，百姓苦不堪言，宜兴民众掘了周的祖坟。彪佳虽然依法捕治了掘墓之人，对周也不稍徇情，致为周所恨，考核时给他降俸处分。见朝政腐败，便以侍养为名，上疏请求退休。家住9年，绍兴连遭灾荒，乃救荒赈济，行和籴、分籴法，设粥厂、给米法，救活灾民千计。又广览博学，交友结社，攻曲文，从事《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写作。41岁应召赴京，担任考察官吏的计典。北京为农民起义军攻破，福王入南都，不少人都想以拥立博取功劳，他却不附拥立派，独持正义，对众昌言“只能称监国，不能正帝位”。于人心浮动的危难之中，出任大理寺丞、右佥都御史，为抑制四镇跋扈，团结抗战做了很多工作。弘光乙酉(1645)，卸职家居，清军陷南京，执福王。璐王监国，彪佳再度出任苏松总督，亲赴前沿，日夜督战。五月，杭州失陷，璐王降清，彪佳重返故里。清廷以书礼聘。面对局势，悲愤万分，决定以死报国，写了绝命书和“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诗句，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水池中。

生平著述甚丰，有戏曲理论著作《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另有《救荒全书》、《祁忠敏公日记》、《寓山注》、《里居越言》、《祁彪佳集》等。《剧品》收杂剧剧目242种，是明代著录名人杂剧的惟一专书;《曲品》收传奇剧目467种。其中有明清同类著述中未见著录的戏曲曲目295种。两部曲目增录了许多重要戏曲作家的作品，并改订了以前曲目的错误。

侣伦

侣伦（1911年9月30日-1988年3月26日）,原名李霖,又名李林风,笔名还有林风、林下风等。1911年9月30日出生于香港九龙,1916年入私塾,1919年入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后又入英文学校,也因家境贫困而中止。1926年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组诗《睡狮集》,1927年回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回港。1928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侣伦”即是发表《殿薇》、《O的日记》时所用的笔名。1929年与谢晨光等组织“岛上社”,出版了两期同人刊物《岛上》。1930年上海《北新》杂志举办“新进作家特号”征文,侣伦短篇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入选,排名第二,从此使他坚定了写作的志向。1931年至1937年先后任香港《南华日报》画报周刊主编和文艺副刊编辑。1937年发表倾向于感伤主义的早期代表作《黑丽拉》,同年进香港合众影片公司任编剧,后转入南洋影片公司,先后编写了九部电影剧本。日寇进攻香港时,逃到广东紫金县黄沙乡任小学教导主任。日本投降后即回香港,1946年任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主编,1955年创办香港采风通讯社,担任通讯社社长三十年,1984年末退休后仍任采风通讯社、《香港文丛》及《八方》杂志的顾问。1988年3月26日因冠心病猝发,救治无效逝世,享年77岁。侣伦一生奉献于香港文学事业,辛勤笔耕六十年,也在新闻界工作了三十多年,是香港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的著作甚丰,作品有长篇小说《穷巷》、中篇小说《无尽的爱》、短篇小说集《阿美的奇遇》及散文集《向水屋笔语》等二十余部。

蒋德璟

蒋德璟（1593-1646年），明思宗、南明弘光帝时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明朝末年，连年战乱。在朝许多官员不思治理，只求自保。然而宰相蒋德璟办事却不遗余力。他耿直公正，为民着想。倡练兵之法，反对聚敛，钞饷，但终为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所误，饮恨终生。

蒋德璟，字申葆，晋江(今福建晋江)人。其父蒋光彦，曾任江西副使。在这样的官宦人家，蒋德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时，又由侍读迁少詹事，负责赈灾救荒事宜。不久，又擢礼部右侍郎。

明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为此，有人提议限制民田。蒋德璟久事农业，熟悉民之疾苦，大声疾呼：“民田不可夺，足食不如贵粟。应该让北平、江北、陕西一带的农民更多地开垦土地，植桑种粮，兴修农田水利。把开垦土地的多少、兴修农田水利的优劣作为府县官员晋级升迁的考核标准。至于一般的产粮地，令其根据实际交纳本年的赋税，这样就可以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杨嗣昌畏罪自杀于军中，崇祯帝命九卿讨论给其定罪。蒋德璟说：“杨嗣昌倡导聚敛，增加剿饷、练饷，导致天下民穷财尽，盗贼横行不法，并且还掩盖失误，冒领战功，如此之人，应按法令，追加其罪。”可是，崇祯念嗣昌旧功，未接受德璟的建议。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廷推阁臣第一人便是蒋德璟。受到重用的蒋氏更加勤勉，经常提出一些正确建议。他看到朝廷对边臣更换过频，有碍边疆防守，便入宫拜见崇祯帝，奏道：“防守边臣应该让他们驻防的时间长一些，我见蓟城都督不到半年就更换了5个人，这样恐不利守城。”崇祯帝说：“他们不称职就应该换撤。”德璟又奏：“与其屡加变更于后，何若当初任官时就谨慎些呢?”崇祯帝又问：“面对乱世我们该怎样办呢?”蒋德璟见时机成熟了，便合盘托出了自己的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拯救百姓，最近加辽饷1000万，练饷700万，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按明朝祖制，三协只派一都督、一巡抚、一总兵，现在却增加到二都督、三巡抚、六总兵，又设数十员副将，权力不统一，不能统一口径、号令，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崇祯帝点头称是，对蒋德璟的学识十分欣赏。适逢首席阁臣周延儒上疏推荐蒋德璟，学识渊博，可备顾问，文笔精湛，可用为诏令。崇祯帝相信德璟乃有用之才，遂擢其与黄景防、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入阁后，周延儒、吴甡等都各树门户，提拔安插各自门生，发展势力。蒋德璟本人生性耿直，办事从不计个人得失，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像召用黄道周，为刘宗周免罪，德璟皆尽力为之。开封府被围告急，蒋德璟多次自请亲自督军前往救援，只是未获允许。

明末多战事，军队要打仗，就要有粮草，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粮草调配计划，势必造成军队内部的混乱。为此，崇祯十六年(1643)蒋德璟经过周密调查分析，制成御览备边册，把所有的九边16镇新旧兵员之数，以及屯、盐、民运、漕粮、马价等都有详细的记录。没过多久，他又写成《诸边抚赏册》、《御览简明册》，进献皇帝，得到了崇祯帝的赞扬。当时，诸边兵马报给户部的，有很多是有名无人，吃空额，耗粮很多，而屯田、民运、盐引，每镇达到数百万，都由边臣负责，难免有贪污之嫌。如天津海道运往蓟、辽的米、豆达300万担，这些粮食却只有仓场督臣以及天津抚臣负责出入，户部中的数字与其往往不相符合，为此，蒋德璟令户部部臣，将各边民运、屯田、盐引等，统盘考虑，拟定计划，这样饷额再也不会空缺了，那么所加派的饷粮便可以裁去很多，百姓相对来说也就少交一些赋税，随后，他又罗列了十条建议交给部臣，可是，仅是一人之力，终不能全部解决。

对于练兵打仗，蒋德璟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高皇帝教练士兵，一要以弓、弩、刀、枪行赏罚，这是练军之法;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枪胜负为升降，凡武士比武，必骑射娴熟，方准世袭为将，这是练将之法。按照旧制，各边养军只有屯田、盐引、民运三方面，本无京运银，自正统时始有数万，到万历末年，才只有300万。而现在却同以前大大不同了，辽饷、练饷并旧饷累计有2000多万，而兵力却又大大少于从前，耗费之大，可想而知。除此，文皇帝设京卫72个，计40万军队，京城卫戍部队共分8府，28万军队。再加上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的16万军队。当春秋季入京操演之时，兵虽不多，将虽不广，但纪律严明，作战能力极强，甚是威猛。而如今，军队中虚数很多，况且自古征战皆用卫所军队，嘉靖末年，才开始召募军队，军饷也一天天多起来，致使军民两困，他殷切希望皇帝能励精图治，改变一下旧制。对他的建议和精辟透彻的分析，崇祯帝极为欣赏，可由于当时崇祯还没有力量和精力来重振朝纲，德璟的正确建议，未能得以贯彻施行。

崇祯十七年(1644)，户部主事蒋臣请求实行钞法，他声称一年可造3000万贯，一贯价银一两，一年就可得3000万两。此提议得到了侍郎王敖永的赞成。使一时苦无银钱，财政告急的崇祯帝似乎看到了光明，赶紧下令设宝钞局，昼夜督造。然而等将贯钱造好到买卖商号中去出售时，却无一人愿买。蒋臣提出的造钞之法，实际上行不通。蒋德璟对崇祯帝就钞法发表了自己的主张：“百姓虽愚鲁，可谁肯用一两银子，去换成一张纸呢?”要钱心切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去。

德璟听说，皇帝要从京师附近、山东、河南，浙江等地敛收200万斤桑杆，不久，又要从这些地方富户中敛收米豆，运往天津。为此事，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德璟了解民之疾苦，乃据理力争，在皇帝面前，面陈其害，请求将这些诏令收回，崇祯帝既为难又无奈，不得已只好将此事作罢。

明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从汉以来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自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强了皇帝的职权，但也不免带来了互相推委、工作效率偏低的弊病，内阁阁臣办事互相牵制，谁也不愿出面担风险。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一天，都御史李邦华密奏崇祯，言辅臣中有知而不敢言者。第二天，崇祯帝带其密书于朝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演奏称是少詹事项煜东宫南迁事，崇祯听后，很长时间没有作答，对陈演的回答，蒋德璟以为极对，也从旁力赞，崇祯帝始终默然无言，也许其中另有隐情吧。

对练饷之害，蒋德璟早就深恶痛绝，适巧，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指责练饷的种种弊病，蒋德璟对此也拟旨上奏：“向来聚敛小人倡导练饷，此必导致民穷和战祸，误国误民。”听后，崇祯帝很不高兴，指责他说：“你指的聚敛小人是谁?”蒋德璟不敢直接说是杨嗣昌，回答是已故尚书李待问。崇祯帝回答：“我不是要聚敛，只是想训练兵马，以抵内外之祸罢了。”蒋德璟言道：“陛下岂肯聚敛，然而既有旧饷500万，新饷900余万，又增练饷730万，可是所练的新兵又在哪里呢?蓟督练4.5万人，实则只有2.5万人;保督练3万人，实则只有2500人;保镇练1万人，实则只有200人。如果山、永两地兵7.8万人，蓟、密两地兵10万人，昌平兵4万人，宣大、山西及陕西各边各20余万，一经抽练，原额兵马又不问，抽练之兵又不练，只是徒增饷700余万，为民增加负担罢了。”崇祯帝讲：“今已并三饷为一，你又说这么多干什么?”蒋德璟答：“户部虽并为一，别州县一级，却仍是三饷。”崇祯帝听后大怒，指责他言过其实。蒋极力为己辩解，群辅臣也都出面为他开脱，再加户部尚书倪元璐说钞饷的事，是户部职责，因而引咎辞职。崇祯这才没有追究。第二天，蒋德璟再次上疏崇祯，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不久练饷不征收了，蒋德璟也于三月二日被罢官。

蒋德璟遭崇祯帝罢官后，给事中汪惟睱、检讨傅鼎铨都上奏章请求皇帝留用蒋氏，其他廷臣也相继提出类似请求，崇祯意已决，终不听。蒋德璟听说山西失陷，家乡是回不去了，便合家搬到城外，等到义军攻至，不得已才流亡而去。

到福王南京称帝，又被召入阁，德璟力陈己罪难恕，坚决要求辞职。到唐王福州称帝(1645)，与何吾驺、黄景昉并召入阁，唐王朱聿键，也很想有所作为，光复明室，但因各方面的掣肘，使他的宏伟计划难以实现。唐王所建隆武朝的军事大权掌握于郑芝龙手中，德璟有志难酬。第二年以足疾辞归。二月，隆武帝朱聿键摆脱郑芝龙束缚，下诏亲征。郑芝龙见隆武帝亲自出师，十分难堪，便劝隆武帝回福州。这样，良机一再错过，而清兵却步步紧逼，六月，清兵渡过了钱塘江，击败了鲁王朱以海的水军，清兵长驱直入，与福州咫尺之遥。郑芝龙不做战争准备，却思投敌之策，暗中命令前线守军“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清军未遇抵抗，抵福州城下。隆武帝慌忙出逃江西，八月二十四日，与曾后被捉，九月被处死。回家治疾的蒋德璟忧恨交加，病情一天天加重，不长时间，也与世长辞了。

海森堡

沃纳·卡尔·海森堡（德文原名：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他对原子核、铁磁性、宇宙射线、基本粒子等概念作了重大改进。由于这些成就,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海森伯出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青年时代在慕尼黑大学攻读物理学,1923年他作了题为《论液体流的湍流》的博士论文。1924年到哥本哈根大学在N·玻尔指导下研究原子的行星模型。1925年解决了非谐振子的定态能量问题,不久发表《量子论对动力学和力学关系的再解释》一文,提出量子力学基本概念的新解释。他和其他物理学家应用新的量子论来解释许多原子和分子光谱、铁磁现象以及电磁性质。1927年发表“测不准原理”,阐明由量子力学解释的理论局限性,某些成对的物理变量,例如位置和动量,永远是互相影响的。虽然都可以测量,但是不可能同时得出精确值。“测不准原理”适用于一切宏观和微观现象,但它的有效性通常只限于微观物理学。他和玻尔提出哲学上的并协性原理,强调物理学测量过程中,进行测量的物理学家的积极作用,他与被观测客体产生相互作用,使得在测量中被揭示的不是客体自身而是测量的函数。但许多物理学家都不接受并协性哲学。1927—1941年间他任莱比锡大学教授;后四年任柏林威廉物理学研究所所长。曾和核裂变发现者之一哈恩一起,为发展核反应堆一道工作。他对原子核中核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本性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如核子同位旋的观念等。对高能粒子的碰撞过程作了一些理论研究,创立了S矩阵理论。在量子论的哲学观点上,海森伯属于哥本哈根学派。海森伯还曾任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所长、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教授等职。1958年以后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兼普朗克物理和天体物理学院院长。1970年后成为该学院的荣誉退休院长。195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主要著作有:《关于解释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理论》(1925)、《量子论的物理学原理》(1930)、《自然科学基础的变化》(1935)、《原子核物理学》(1943)、《关于宇宙辐射的报告》(1943)、《近代物理的性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观》( 1955)、《物理学与哲学》(1958)、《基本粒子统一场论导论》(1966)、《自然规律与物质结构》(1967)、《关于极限的步骤》(1971)等。

宋之的

宋之的（1914年~1956年），原名宋汝昭。笔名有怀昭、宋一舟、艾淦等。河北丰南人。1930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读书时,参加呵莽剧社的反帝话剧公演。1932年,与于伶发起组织苞莉芭剧社,参加北平剧联,主编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1933年在上海参加剧联,并领导新地剧社。其间因参加进步的文化戏剧活动而两次被捕。出狱后,在山西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创作反映矿工生活的三幕话剧《罪犯》。1936年重返上海,创作剧本《平步登天》、《太平年》,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并加入业余剧人协会。1937年创作多幕历史剧《武则天》,参加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后,与马彦祥一起率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在上海、南京、武汉、郑州、西安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演剧宣传。为配合演出,创作了反映抗日斗争的独幕剧《烙痕》、《黄浦江边》等。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在重庆与陈白尘合作,创作多幕剧《民族万岁》,与荒煤等合作多幕剧《总动员》,后又与曹禺合作将《总动员》改编为《全民总动员》。1939年创作多幕剧《自卫队》,该剧在重庆上演时, “全场满座,极盛一时”。曾和王礼锡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赴西北战场访问。1940年创作多幕剧《鞭》,与老舍合作多幕剧《国家至上》,上演后观众反映强烈。1941年皖南事变后,避走香港,组织旅港剧人协会,演出《雾重庆》等剧。香港沦陷后,又回到重庆,与金山一起出面组织中国艺术剧社。1943年创作多幕话剧《祖国在呼唤》,又和夏衍、于伶合作五幕剧《戏剧春秋》。1944年创作话剧《春寒》,又和夏衍、于伶合作多幕剧《草木皆兵》。1946年回到上海,协助于伶恢复上海剧艺社,后去山东解放区,任山东大学教授,创作独幕剧《群猴》。1947年创作独幕剧《故乡》,后去东北主编《生活报》。建国后先后在武汉军管会文艺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等单位任职。创作有话剧《爱国者》、《控诉》、《保卫和平》等。他一生创作剧本四十个,是一位多产的戏剧家。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原名闻多，字友三，辈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后，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个“一”字，改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岭。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造诣，一度参加过维新变革活动。

闻一多六岁入家塾读书，除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在这所学校前后读了九年半。他精力旺盛，读书很多，兴趣极广，观察问题敏锐，被同学公认为“博学之士”。

闻一多入清华不久，就编演了表现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热烈赞颂。1915年，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后又担任总编辑和《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编辑。1916年冬，清华学生成立专司戏剧演出的游艺社，他任副社长。1918年底，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又任编演部负责人。他“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1]，是校内出名的编导和演员。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在清华中等科时，所作水彩风景画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以“图画冠全级”而得奖，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博览会[2]。1919年9月，他与同学杨廷宝等发起美术社，“以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为宗旨，发表《征求艺术专门者的呼声》。1920年12月，与杨廷宝、浦薛凤、梁思成等成立组成研究具形美术的团体“美斯司”，希望用“生命底艺化”促进生命的“高深醇美”[3]。

年轻的闻一多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他爱读李白、李义山、陆游等人的诗，在外国诗人中喜欢济慈、雪莱、拜伦，这些诗人的作品对他的诗作有明显的影响。1920年9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开始以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出现在中国的新诗坛上。1921年创作十四行诗，并将这种体裁称之“商籁体”，受到新诗界公认，沿用至今。20年代他发表的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钻研新诗理论探讨。1921年6月发表《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音节底研究》报告，1922年3月写定论文《律诗底研究》，接着又在《创造月刊》先后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提出新诗既要接受外来影响，也要具有本地彩色等颇有创见性的观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当天深夜在清华食堂贴出岳飞《满江红》词，用以激发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中，清华成立学生自治会性质的学生代表团，他担任文书，负责宣传工作。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会后召开学联常会，他与罗隆基等人作为清华代表出席，并担任学联日刊股编辑。

1921年6月，闻一多念完了高等科四年级，正在迎接毕业考试，准备出国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的国立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闻一多积极参加北京学联的罢课声援，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拒绝走入考场。最后被学校给予留级一年处分，推迟出国[4]。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西洋美术。次年暑假后，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5]，推荐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评选极严的一年一度的画展。

闻一多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后，逐步由学画改攻文学。他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为酷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1924年秋，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与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等人共同编写排演了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又名《此恨绵绵》或《长恨歌》），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美国舞台的演出。留学期间，他关心国内局势。1923年暑假，与清华同级同学吴泽霖、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人发起提倡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大江会”。1924年暑假，“大江会”正式成立，成员还有吴景超、潘光旦、王化成、沈宗濓、梁实秋、吴文藻、顾毓琇、蔡公椿等人。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积极提倡者，曾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6]

1925年5月底，为了发动国剧运动，闻一多放弃还有至少两年的留学，提前回国。9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回国前，并兼任油画系主任。在北京艺专，与余上沅、赵太侔经过努力，创办了国立院校的第一个戏剧系。1926年4月，与朱湘、饶孟侃等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表示对“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崇敬。文中说“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7]。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是闻一多把文艺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表述。

1927年春，闻一多应邓演达的邀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亲自绘制了反军阀大幅壁画，悬于武昌黄鹤楼前，唤起群众“打倒列强除军阀”。9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成立，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程。

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自此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本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外，还在外文系教英诗等课。这时他致力于唐诗的研究，写出《杜甫交游录》。1931年1月，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创刊，刊登闻一多的《奇迹》，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首新诗。

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离别十年的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以及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接着又先后讲授诗经、楚辞、唐诗和乐府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6年，他还讲授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带着家眷离开北平南下。11月1日，清华、北京、南开三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遂到长沙。1938年1月21日，临大再迁昆明，他放弃乘车，参加二百多学生和十数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三千五百里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中，和青年学生一道收集研究歌谣、民俗、神话以及苗区的服装、语言，并画了百余幅风景写生画。由于步行途中的匆忙和劳顿，他蓄起一把丰茂的胡须，誓言要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由于深入民间，他开始了解到人民的痛苦。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5月4日，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1940年暑假后至1946年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整理《易经》、《诗经》、《楚辞》等著作，并指导研究生。1942年3月，《楚辞校补》出版，次年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审，获社会科学类学术二等奖（一等奖汤用彤、陈寅恪等六人，二等奖朱光潜、刘节等十四人，三等奖洪深、郑天挺等三十二人）。新学年起，他讲授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旋邀闻一多参加。他们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开始主要讨论学术，后来渐渐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8]。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9]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担任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为了工作，闻一多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6月，蒋介石发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加剧白色恐怖，迫害爱国民主活动。在昆明的特务、暴徒对闻一多不断进行造谣、威胁、恐吓和监视，但他毫不畏惧。

为了争取民盟的活动公开，和当地各界联系开展工作，并粉碎反动派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造谣诬蔑，6月26日至29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在商务酒家举行招待会，说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事，反对暴力。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无比悲愤，赶到云大医院，抱住李公朴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坚定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他不顾疲劳和危险，仍然按计划做好善后工作。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虽经亲友多方劝阻，仍毅然出席大会，作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盟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5时半左右，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在离宿舍大门才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被特务用乱枪打死，时年四十八岁。为了保护父亲，闻立鹤也身中数弹。

闻一多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外的强烈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电悼唁，并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罪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加拿大、美国的爱好和平人士，都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

闻一多的遗著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潘光旦、叶圣陶等负责编成《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为纪念闻一多八十诞辰，1980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闻一多还有大量遗稿未曾发表，为此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重新整理编辑了十二卷本的《闻一多全集》，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雨三

王雨三（1877-1945） ，名汝霖。江苏太仓人。本业农，因家人患病每为庸医所误，遂自学医术。临证精于八纲辨证，处方用药多为时医所仰。尝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人参治盗汗，以麻黄汤加人参治久泄，皆获良效。初著《医说》一篇，未见刊行。积四十年临床经验，于1941年撰成《治病法规》三卷，为医论数十篇，重在阐析辨证原则，兼及诸杂证治法。内有“辟虚不受补”、“辟补牢其邪”诸论，皆反映其用药见解。以时医竞尚寒凉，废弃温补，故为之纠偏。积有治验案例数千则，后毁于兵火，其凭记忆所述治法大略，约略见于《治病法规》一书中。

周文

周文（1907—1952），现代作家。原名何稻玉，字开荣，笔名何谷天、树嘉等。四川省荥经县人。自幼丧父，家境贫苦。早年曾读私塾。十六岁时迫于生计，曾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当过文书，并在一个军官学校当过学员。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安庆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组织部长，并利用《安庆晚报》创办《雀鸣》副刊，以原名发表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干事，开始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以何谷天笔名从事文艺创作。1933年，响应左联文艺大众化的号召，将反映苏联革命战争的名著《毁灭》和《铁流》改编成通俗本章回小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众文学委员会编印的大众文艺丛书，曾得到鲁迅的支持和鼓励。同年10月，与刘丹合编《文艺》杂志，仅出三期。即在反动派胁迫下停刊。1934年，担任左联组织部长，于紧张、艰苦的工作之余奋力执笔。193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和《分》、《多产集》先后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接着，1936年至1937年，又有短篇小说集《爱》(开明书店)问世，并出版了中篇小说《在白森镇》(良友图书公司)和长篇小说《烟苗季》(文化生活出版社)。他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川康边境的风土人情和军阀之间的争夺丑态，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特点为文坛所注意，曾被人称为多产作家。1936年，经鲁迅介绍，他担任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冯雪峰的秘书兼交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9月，离沪赴四川，到成都负责文艺界联谊会，开展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经过长期曲折斗争，促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川分会的建立和巩固，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此期间，主持了文协会刊《笔阵》，并兼《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这期间除中、短篇小说《汉奸的女儿》、《救亡者》、《一幢房里》外，还写了许多杂感、评论、文艺通讯和童话等。1939年他将旧作选编成《周文短篇小说集》，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40年初奉调到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为普及文艺和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毛泽东曾亲自写信予以赞扬，指出：“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同年，参加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1941年夏，调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做了一段教材改革工作;年底，调任边区秘书长。这期间的作品主要是杂文、速写、评论等，散见于延安《解放日报》、《晋绥日报》、《大众习作》等报刊。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主动要求到工农兵中去深入生活，在对敌斗争前线的晋绥边区。但由于工作需要，使他无暇进行文艺创作。这时期，先后担任晋绥分局秘书、晋绥《抗战日报》社和《大众报》社社长、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文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党委意图，草拟报刊社论和指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辑报导，撰写按语和短评。1946年，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1949年，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委员。同年秋天，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其间，写出《<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和《<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等多篇，深得群众好评。1952年“三反”运动中，因坚决与坏人作斗争，被迫害致死。后经毛泽东批示，中央组织部于1976年1月27日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周文一生努力创作，勤奋工作，为中国的新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文选集》(上、下两册)。

吴应箕

吴应箕（1594年10月24日—1645年12月4日），明诗文家、抗清义士。字次尾，号楼山。明贵池大演(今属石台)人。幼从学于舅父李首川，16岁参加科举考试，20岁补为博士弟子生员。八试南闱不第，49岁中副榜，与侯方域、陈定生、冒辟疆、方以智结为挚友，成为“复社”领袖人物之一。明崇祯十一年(1638)，执笔撰写了有140名士子署名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鞭挞了魏忠贤党羽阮大铖持权当道，破坏抗清的罪恶勾当。明亡后，阮大铖受南明皇帝朱由崧重用，捕杀复社文人，应箕躲避回乡。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江，朱由崧被俘，应箕在家乡起兵，与徽州金声相呼应，配合抗清，一度占领贵池、石埭等地。是年冬，率义军在贵池泥湾山口阻击渡江南下的清军，因寡不敌众，败退回山，后退守压气培(今称乌鸦培)兵败被擒，十月十七日就义于池州城外石灰冲，其家人百余口和义军将士全部殉难。著述甚丰，主要有《国朝记事本未》、 《东林本末》、 《熹朝忠节传》、《留都见闻录》、《读书鉴》2卷、《读书种子》20卷、 《复社姓氏录》、《友鉴录》、《续觚不觚录》、《宋史》50卷、《盛事集》30卷、《读书止观录》5卷等，今传有《楼山堂集》27卷。

尾崎红叶

尾崎红叶（おざき こうよう，Koyo Ozaki，1868年1月10日-1903年10月30日）,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名德太郎。幼丧母,寄养在外祖父家。 15岁进大学预科,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山田美妙、石桥思案、丸冈九华组织文学团体“砚友社”,发行同人杂志《我乐多文库》(1885～1889),先为手抄本,后为铅印内部刊物,最后公开发行,总计43册。尾崎红叶于1888年入东京帝大法律系,翌年转入文学系,1890年退学。此前,他已作为新进作家,入《读卖新闻》社。1903年死于胃癌, 终年35岁。

他从事创作将近20年,可分为下列4个时期。初期(1885～1889)作品主要是反映明治初年欧洲思潮影响下“文明开化”的社会风习趣闻的“风俗小说”,主要有《两个比丘尼的色忏悔》(1889)、《Yes and no》(1889)等。 次期(1889～1892)作品多半模仿江户时期小说家井原西鹤的作风,但出现两个特点,一为心理描写,一为口语体。主要作品有《伽罗枕》(1890)、《新桃花扇》(1890)、《两妇女》(1891～1892)等。中期(1893～1896)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成熟的口语体的特点形成,如代表作《多情多恨》(1896)等。晚期(1897～1903)以未完成的长篇《金色夜叉》(1897～1902)为代表,向社会的、写实的方向发展。他肯定爱情、友谊和社会正义,而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否定金钱势力。此外还写有不少文艺随笔、日记、俳句和文艺评论等。

尾崎红叶的作品,在反映世态人情中,多侧重于儿女私情,较为浅薄庸俗,却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是,在日本江户文学向近代文学过渡时期,他在文学语言的口语化、写实主义技巧的提高,题材范围的扩大等方面,为后来的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以他为核心的“砚友社”和他本人的创作活动,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与同时期的幸田露伴、坪内逍遥、森鸥外四人,并称为“红露逍鸥”时期。尾崎红叶的门徒较多。其中,泉镜花发展了他的浪漫主义倾向;德田秋声发展了他的写实主义倾向。他们对日本近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胡铨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金兵南下，募乡丁助官军捍御，擢权吉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试，除枢密院编修官。八年，秦桧主和，铨上疏力斥和议，乞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头，声振中外，贬监广州盐仓。次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十二年，除名编管新州。十八年，责吉阳军。二十六年，秦桧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许自便。孝宗即位，起知饶州。召对，除吏部郎中、秘书少监，兼侍讲及国史院编修官，移国子祭酒。宰相汤思退主和议，罢张浚兵柄，与力争之，提举宫观。乾道初，起知漳州、徙泉州，留为工部侍郎。复奉祠，淳熙六年，召归经筵，以老疾力辞。明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谥忠简。胡铨为人慷慨激越，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诗文亦如其为人，耿介有气，杨万里谓：“其议论闳以挺，其序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胡忠简先生文集序》)如《戊午上高宗封事》一疏力反和议，矛头直指权相秦桧，清符乘龙称“以忠君爱国之心，发淋漓激切之旨，真足泣风雨而惊鬼神”(《胡忠简公文集序》)。杨万里称其谪置岭海之后，诗作益昌，益加恢奇(《胡忠简先生文集序》)，如《贬朱崖行临高道中买愁村古未有对马上口占》、《到琼州和李参政》、《哭赵公鼎》、《和王民瞻送行诗》等篇，无不表现出耿耿正气。其词抒发刚正不屈的情怀，充满乐观与自信，绝无沦落悲伤之感，词笔清婉，而不伤于刚直(《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其《好事近》(富贵本无心)最为知名，因词中有“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之句，由此激怒秦桧，而被移送吉阳军编管。胡铨的诗文在身后由其子胡澥编为《澹庵文集》一百卷(杨万里《胡公行状》，《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署作《澹庵集》七十八卷，《宋史·艺文志》七署作《澹庵集》七十卷)，刊刻于南宋庆元间。原集久已散佚，清乾隆时其裔孙重辑为《澹庵集》三十二卷，今存清乾隆二十二年练月楼刊本、道光十三年重刊本;又有四库本《澹庵集》，收诗文六卷。胡铨词有单刻本《澹庵长短句》一卷行世，今存明汲古阁刊本、《别下斋丛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清人还将其词与李光、李纲、赵鼎词合刻为《南宋四名臣词集》。《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十六首。《全宋诗》卷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四二九九至四三三四收其文三十六卷。事迹见杨万里《胡公行状》(《诚斋集》卷一一八)、《宋史》卷三七四本传。

瑞白明雪

瑞白明雪（1584～1641），明末曹洞宗僧。安徽桐城人，俗姓杨。号瑞白。出家于九华聚龙庵，于云栖寺受具足戒。曾参谒湛然圆澄、博山、黄檗、密云圆悟等诸师。天启六年（1626），受圆澄之印可。其后历住浙江弁山、蕺山、护国寺、江西崆峒山等。以建安王之皈依，移江西南昌百丈山，大整清规，世称大智（百丈怀海）再世。崇祯十四年示寂，世寿五十八。有瑞白禅师语录十八卷行世。余大成为之撰塔铭。［五灯会元续略卷二、五灯严统卷二十五、增订佛祖道影卷三（虚云）］

智顗

智顗[yǐ]（公元538年农历2月16日－公元597年农历8月3日），南朝末年至隋代初年僧人。天台宗实际创始人,世称“天台大师”。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晋时避乱,来到荆州华容。父母去世后,18岁往湘州果愿寺出家。20岁受具足戒。初从慧旷学律,后到衡州南境大贤山诵《法华经》等。23岁北上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大苏山,跟随慧思参学,30岁学成,奉师命入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弘法8年,名震一时,所著《小止观》即于此时问世。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建草庵,宣帝敕割始丰县部分赋税,以供寺用。十年后,应陈后主之请回金陵讲经,始讲《法华经》,记录下来的为《法华文句》。陈亡后,游化荆、湘二州,曾到南岳访慧思遗迹,又慕慧远的高风而游庐山。随文帝开皇九年(589)在长沙麓山寺讲《法华经》一次。十一年(591)应晋王杨广之请,到扬州为其授菩萨戒。杨广授“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十二年(592)返荆州故里建一音寺(即今湖北省当阳县玉泉寺),在此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上述两书连同《法华文句》称“天台三大部”。后到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应刺史王宣武请,为其授大乘戒法。率弟子灌顶赴南岳扫慧思塔,又往庐山。十五年(575)晋王杨广遣使迎其到扬州禅众寺,最后,直返天台。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卒。生平著作有43部158卷。传业弟子32人,其中著名的有灌顶、智越、智璪等。卒后,杨广派人按其遗图在天台山下造寺,并于登帝位后赐“国清寺”之额。

顾野王

顾野王(519—581)，中国南朝梁陈间训诂学家。字希冯，海盐华亭乡(今属上海金山县)人。顾野王出身吴地名门望族，聪明颖异，9岁曾写成《日赋》，文采可观，领军朱异见了大为惊奇。12岁随父去建安 ( 今福建建瓯 )，撰成《建安地记》两篇。他博学宏才，通经史，精于天文、地理、文字音义。南朝梁大同四年(538)官太学博士，不久升为中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侯景之乱，野王回海盐，召募乡党数百人，杖戈披甲，支援京城。乱平，太尉王僧辩命其作海盐县监。入陈，任金威将军，升府咨议参军。文帝天嘉元年(560)，补撰史学士，迁国子博士兼东宫管记。天嘉六年，授太子率更令，掌国史，主修梁史，后迁黄门侍郎、光禄卿。曾搜罗和考证古今文字的字体，于梁大同九年写成《玉篇》，仿《说文解字》体例而有所改进。据唐封演《闻见记》所载，共收16917字，分542部，以义类相从。字项下先注反切，次引《说文》古训，并罗列一字之各种字义，开后世字典体裁的先河，为我国现存第一部楷书字典，现只存残卷。其编纂的《舆地志》，是全国性总志。另著有《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玄象表》及志怪小说《续洞冥记》等。还撰著《通史要略》、《国史纪传》，未竟而卒。卒后赠秘书监、右卫将军。

李日华

李日华（公元1565~1635年），字君实，号竹懒，又号九疑，浙江嘉兴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卒于明毅宗崇祯八年，年七十一岁。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性淡泊，与人无忤，工书画，精善鉴赏，世称博物君子。时王维俭与董其昌齐名，而日华亚之。

李日华明书画家、文学家。字君实，号九疑，又号竹懒。嘉兴(今浙江嘉兴县)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能书画，善赏鉴，尤工山水、墨竹。在绘画美学思想上，肯定绘画的社会教育功能，又认为绘画有抒情写意的作用。即“写出胸中奇”、“聊以自娱嬉”(《竹懒画媵》)。绘画反映现实，应“得造化真迹”。(《六研斋笔记》)主张画家创作，“要不失天成之致”(《紫桃轩杂缀》)。把“形”、“势”、“韵”、“性”作为审美鉴赏的标准。认为“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六研斋笔记》)“形”指“方圆平”的造形要素;“势”指“转折趋向之态”的审美意象;“韵”指“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而得也。”“性”指艺术成熟的象征，达到“物自然之天”的境地(同上)。在艺术家的审美修养上，提出“三次第”的层次结构：一曰“身之所容”，指画家的“置身处”，即审美环境;二曰“目之所瞩”，指画家视觉所及;三曰“意之所游”，指画家“情脉不断处”，即审美理想。在绘画美与书法美的关系上，提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同上)认为人品与书品、画品密切相关：“文徵明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笔无法。’”人品高表现在“胸中廓然无一物”(《紫桃轩杂缀》)。主要论著有《竹懒画媵》、《续画媵》、《紫桃轩杂缀》、《又缀》、《六研斋笔记》。

李日华著述甚丰，留存至今且与绘画相关的著述有《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紫桃轩又 缀》、《六研斋笔记》、《六研斋二笔》、《六研斋三笔》、((竹懒画滕》、《墨君题语》和((恬致堂集》。其中最能 揭示李日华绘画史观念的是《味水轩日记》和《六研斋笔记》。笔者对李日华绘画史观念的总结多出自 以上二书。 《味水轩日记》为李日华前期著述，共计八卷，是其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至万历 四十四年(1616年)十二月八年间逐日书写的日记，记录李日华在嘉兴的日常生活、书画活动及其 对绘画的认识。此书在李日华生前没有刊印，现存《味水轩日记》源出于清代抄本。需要说明的是， 《味水轩日记》不是一种完全私人性的日记，在写作时作者已经考虑到这将是一部会被别人阅读的 著述，所记录下的材料皆经过取舍和处理”。

弗兰克·梯利

弗兰克·梯利（1865年8月18日—1934年）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出生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他的父亲是皮埃尔·维克多·塞莱斯汀·梯利，原籍卢森堡，曾在美国内战中担任联邦军上校，后来成为报纸记者、老板和出版商。他的母亲是玛丽·巴思·梯利，原籍德国。梯利于1887年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绩优异，并在德国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在柏林和海德堡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于1891年在海德堡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成绩优异。他的导师是库诺·费舍尔和弗里德里希·保罗森。

梯利于1891年回到美国，成为康奈尔大学（位于纽约州伊萨卡）新成立的赛奇哲学学院的一名研究员。次年，他被任命为助理教授。1893年，他被密苏里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哲学与心理学教授。1914年，他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斯图尔特心理学教授。1916年，他回到赛奇哲学学院，先后担任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1915-1921年）和校董会教职工代表（1925年和1927-1929年）。

梯利在组织西方哲学协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曾担任该协会两届主席（1900-1901年；1901-1902年）。此外，他还曾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主席（1912-1913年）。他还参与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并于1917年担任该协会的全国主席。他于1909年获得密苏里大学的荣誉学位，1913年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的荣誉学位，1922年获得霍巴特学院的荣誉学位。他还是美国心理学会、圣路易斯科学院、柏林的康德学会和海牙的斯宾诺莎学会的成员。他是Phi Beta Kappa和Phi Kappa Phi的成员，是纽约科梅尔俱乐部和英国伦敦作家俱乐部的成员。

梯利将阿尔弗雷德·罗素·韦伯的《哲学史》（1896年）从原德语的第五版和第六版法文译本翻译过来，还翻译了弗里德里希·保罗森的三部作品：《伦理学体系》（1899年；1903年；1925年，附有补充内容。“1860年以来的哲学”，拉尔夫·巴顿·佩里；1951年，由莱杰·伍德修订；1957年，第三版，由莱杰·伍德修订）；《哲学导论》（1895年，是第三版德语译本；1904年，第二美国版）；以及《德国大学与大学教育》（19

梯利曾担任《学校评论》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是《密苏里大学研究》杂志的创始人兼主编，还曾担任《国际伦理学杂志》的编辑。

柏拉图

柏拉图（Plato，Πλατών，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雅典哲学家。原姓“亚里斯多克勒”(Aristocles),因肩阔额宽,在友人建议下取名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出身于历代和雅典民主政体关系密切的贵族世家。后来转入保守的贵族奴隶主立场,对民主政体持批判态度。在苏格拉底于前399年被民主政府处死后,离开雅典去麦加拉、埃及、昔勒尼、意大利的塔壬同等地讲学。约于前387年返雅典创建学园,使之成为当时希腊世界从事科学研究、哲学探讨、培养上层统治者的中心。于前387、前367、前361年先后三次去西西里岛的叙拉古,试图影响僭主狄奥尼修一世(Dionysios Ⅰ,前405—前367年在位)和狄奥尼修二世(Dionysios Ⅱ,前367—前356年、前347—约前344年在位)实现其政治理想,相继失败。

早期主要受苏格拉底的影响,试图运用归纳的方法,从具体的伦理道德行为中,探求一般的勇敢、虔敬、正义、美等的定义。相应提出了通过谈话不断揭示矛盾,从而达到一般、本质的认识的辩证术——产婆术。中期进一步接受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说、埃利亚学派的存在理论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的影响,制定了理念论。把“单个存在物”作为理解的、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理念,认作是第一性的实在。认为它是万物的本体、共相、模型、追求的目的,而处于实在和非实在之间的可感事物则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是由于分有或摹仿同名理念而派生的。在认识论上,相应地提出“回忆说”,认为知识是不死的灵魂固有的,出生时被遗忘掉了,凭借感知可感事物得以重新回忆起来。后在《国家篇》中另行提出“心灵转向”说,不再认为灵魂先验地拥有现成的知识,而是仅仅拥有把握知识的可能。认为灵魂凭借感官,从永恒变动流逝的可感事物世界获得感性认识的意见,并凭借理智转向以数理学科为对象获得知性认识;理性则凭借辩证法,“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以理念世界为对象获得理性认识,直到转向终极的善理念,它是万物最高终极目的,是一切存在的原理和认识的极致。

后期对中期的理念论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进一步制定了有丰富辩证法思想内容的哲学体系。在《巴门尼德篇》中指出,彼此分离的可知的理念世界和可感的事物世界,既然是绝对对立的,就无法凭借“分有说”、“摹仿说”解释理念和同名可感事物的结合。在《智者篇》中指出,只承认处于变异中的有形物才是唯一实在的“巨人们”(唯物主义者)和只承认永恒不变的无形理念才是唯一实在的“理念之友”(唯心主义者),都有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的理念论,认为“完善的实在”必须同时包括变异的有形物和不变的无形理念。以后又提出“通种论”,探讨“最普遍的、最高的种”意义上的理念结合问题,认为有些彼此对立的理念(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同和异)是能够彼此结合,从而揭示了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理念-范畴矛盾进展的体系。在道德伦理学说上,把社会等级、阶级划分和灵魂德性联系起来,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德性是智慧,体现为国家统治阶级治国者,是第一等级;激情部分的德性是勇敢,体现为国家统治阶级辅助者,是第二等级;欲望部分的德性是节制,体现为国家被统治阶级工匠、农人、佣工等,是第三等级。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不相干扰,就构成第四种德性正义,国家就成为正义的理想国家。他以此论证代表保守的贵族奴隶主利益的国家学说。在《国家篇》中,主张推行由把握善理念的哲学王掌权的理想政体。其中,第一、二等级不事生产,实行财产、夫妻、子女公有,第三等级则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劳动和生活资料,允许占有一定的私有财产,适龄男女可以正常婚配和建立各自的家庭。在后期的《法律篇》中,另行提出“第二好的国家”,不再提倡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实行财产、夫妻、子女公有,主张土地、房屋公有而分配给全体公民耕种、居住,但不准买卖,推行名义上选举产生,实际由富人掌权的兼有寡头和民主政体特征的混合政体。强调严格的法治,凡奴隶反对主人或侵害自由民、信仰无神论或泛神论的一概严惩。在美学上,认为美是理念,它是永恒的、绝对的、神圣的,万物之所以为美是由于分有或模仿美的理念的结果,而这种达到美的理念是由于“爱的接引”,即所谓柏拉图的爱,使情感理智化,从而能观照绝对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认为文艺模仿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因此,文艺是摹本的摹本,提供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由于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强调国家必须对文艺作品推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凡提倡新的歌舞,或擅自上演未经审查的喜剧作品等,都要受到严惩。主张将荷马等类型的诗人逐出理想国。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来解释文艺的创作过程,认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是灵感。在晚年的《蒂迈欧篇》中,阐述了自然哲学,认为不仅是理念,而且还有处于永恒运动原始无定形的混沌物质,作为必然和偶然相结合的原动力理解的“巨匠”、空间都是永恒的非派生的。由于“巨匠”的作用,以理念为模型,将物质接纳到如接受器的空间,形成具有不同几何结构的立方体的土元素、四面体的火元素、八面体的气元素、二十面体的水元素,进而形成世界灵魂,再形成日、月、地、行星、恒星等。随着作为时间尺度的日、月的出现而出现时间,所以时间并非永恒。接着相继出现人、其他动物和植物。他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2300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除了直接影响早期学园派和亚里士多德外,在古代,还影响了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以斐洛为代表的犹太神学、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学。在中世纪,影响了东方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近代,影响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在现代,影响了叔本华、新康德主义学派、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怀特海和罗素、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等。柏拉图生前撰写约27篇对话和若干封书信,全部完整保存下来。此外,柏拉图在学园的讲演,由亚里士多德等作为“不成文的学说”记载而部分地保存下来。主要著作有《斐多篇》、《会饮篇》、《斐德罗篇》、《国家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蒂迈欧篇》、《法律篇》等。

苏辙

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宋代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洵子、轼弟。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自由沉静好学，博览群书。嘉祐二年(1057)，与兄轼同榜进士及第而名动京师。嘉祐六年(1061)，兄弟二人同举制科，传为佳话。但二十余年沉沦下僚，仕途坎坷。初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不肯撰词，于是奏乞在京侍父。治平二年(1065)，出任大名府推官，次年父卒，扶丧回蜀。熙宁二年(1069)，服除还朝。辙上书神宗，即日召对，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因议事每与王安石不合，批评新法，自请去职三年，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六年，改齐州掌书记九年任满返京，上书要求废新法，又出任南京留守张方平的签书判官。元丰二年(1079)，坐兄轼乌台诗案，贬监筠州盐酒税七年，移官淮南绩溪县令元丰八年，苏辙被召，任校书郎，未至都门而擢为右司谏。元祐元年(1086)，又擢起居郎、中书舍人，后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御书中丞、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元祐更化期间，苏辙扶摇直上，从县令一路攀升为副相。哲宗亲政，政局大变，苏辙“岁经三贬”：于绍圣元年(1094)三月落职知汝州六月，降三官知袁州九月，又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四年，远谪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次年，移循州。徽宗立，始遇赦北归，寓居许昌颍水之滨，杜门谢客，度过了12年闲适的幽居生活。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观苏辙平生所学，以儒学为主，兼收百家，尤其倾慕孟子。他一生大部时间为官，最擅长政论和史论，但总起来讲，成就不如其父兄。在政论中，他纵谈天下大事，颇有见地，针砭时弊，也能一针见血。嘉祐六年殿试时，他的文章就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言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惊”;“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之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而且指责仁宗在“海内穷困，生民愁苦”的情况下，大手大脚的赏赐，“所欲则给，不问有无”。险些因出言不逊而见黜。其史论佳作亦多，且多以史为鉴，暗喻时政，《六国论》、《三国论》就是这类的名篇。苏辙的散文、诗、赋也颇具特色，尤其是散文，纡徐曲折，绕有情致。如《黄州快哉亭记》寓意深刻、气势非凡，将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完美结合，读起来音调铿锵，朗朗上口。而《武昌九曲亭记》也写得情趣盎然。刘大谟在《栾城集序》中谈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诗作，特别是晚年诗作像《秋稼》、《南斋竹》等，有一定的深度，艺术水平也尚可，反映出晚年的隐居生活，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感受，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更臻成熟。他的《墨竹赋》写得细腻而有诗意，可谓赋中佳品。

辙一生著述宏富，有《栾城四集》凡76卷，《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古史》60卷、《龙川略志》10卷、《龙川别志》8卷、《老子解》2卷等。其文立意允当，结构严谨，行文简洁流畅，语言朴实淡雅。其诗自然朴实，清新淡雅，一如其文。仕途失意在诗中表现得委婉蕴藉，哀而不伤，还写了许多咏景物、交游、题画诗。《栾城集》在宋代已有建安、麻沙、蜀本、家藏本等，可分为两个系统，以有无《应诏集》和章疏有否删削为区分标准。今曾枣庄等校点上海古籍社版《栾城集》和中华书局本《苏辙集》虽各具特色，但均称善本。其生平事历见苏过《斜川集》卷六《祭叔父黄门文》、《栾城后集》卷一二《颍滨遗老传》、孙汝听《苏颍滨年表》(附点校本《栾城集》后)、曾枣庄《苏辙年谱》等。苏辙的《论蜀茶五害状》、《乞废官水磨状》、《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等奏疏，是关于宋代茶史研究的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论事详明，说理透辟，足成一家之言。其《和子瞻煎茶》、《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宋城宰韩秉文惠日铸茶》、《梦中谢和老惠茶》、《茶花二首》等茶诗写来情韵盎然，体现了他很深的茶学素养。《送周思道朝议归守汉州三绝》之一：“早缘民事失茶官，解印重来十二年。美恶一周还自复，始知东里解言天。”对周表臣的宦途失意、茶法得失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和坚定不移的立场。

邓文原

邓文原（1258年—1328年），字善之，又字匪石，或说号匪石，祖籍绵州(今属四川)，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宋末参加浙西转运司考试，中四川籍士子第一。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举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1298)，调崇德州教授。大德五年，擢升翰林应奉，九年再次升任翰林修撰。至大元年(1308)与修《元成宗实录》，至大三年授江浙儒学提举。皇庆元年(1312)召为国子司业，因与主管者办学方针不一致，便以病辞职。延祐初恢复科举，任江浙行省考试官，延祐四年(1317)入为翰林待制。次年出为江南浙西道廉访司佥事，又任江东道佥事，在任以决狱廉明著称。至治二年(1322)任集贤直学士，次年兼国子祭酒。泰定元年(1324)兼经筵官。此后数次迁升，都以有病辞而不赴。天历元年(1328)去世，享年七十一。谥文肃。诗不如文章有名，是元代较早的应制文臣，起草过朝廷典册。有诗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今均未见传本。今存《巴西集》，但只有文无诗。《元诗选·二集》据《素履斋稿》选录其诗一百一十五首。另著《读易类编》等，亦未见传。在元代文坛影响颇大，大德至延祐年间，独以耆宿主持词林风气，在袁桷、贡奎等的附和追随之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四库全书总目》)。顾嗣立《元诗选》小传也说：“当大德、延祐之世，承平日久，善之与袁伯长、贡仲章辈振兴文教，四海之士，望风景附。王士熙、冯思温名位最为显赫，亦皆出善之之门。文章之柄悉归焉。”邓文原的文章温醇典雅，确实有徵;诗尤以简古而丽逸见称。现存诗文多应制、应酬之作，元代的馆阁诗文风格，肇源于邓文原。生平事迹见元人吴澄撰神道碑(《吴文正集》卷六四)、黄溍撰神道碑铭(《黄金华集》卷二六)、《元史》卷一七二、《宋元学案》卷八二、《元诗选·二集》小传。

曾子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孔子著名弟子。曾参，姒姓，曾氏，名参（shēn），字子舆。春秋末鲁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传说先祖为夏康子曲烈后代，曲烈被封于鄫。春秋时鄫为莒灭，鄫世子巫公奔鲁，三传而至曾点，曾点生参。参与父同受业于孔子。《艺文类聚》孝部引《说苑》：“曾参耘瓜，母织布以活家。”曾一度到莒国谋求了一个“得粟三秉”的小官。受业于孔子后，学有成就，便收徒讲学。父母死后，南游楚，“得尊官焉”(《韩诗外传》)。后，齐欲以为相，楚欲以为令尹，晋欲以为上卿，但他一概谢绝，专事研习孔子学说并授徒，终成儒家名师。性格沉静，忠诚老实，为人谨慎，态度谦逊。孔子以为“参也鲁”。(《先进》)鄙薄胁肩谄笑之人。曾参颇具勇敢精神。修养全面，对仁、义、礼、信等方面，均按孔子思想行事和修养，特别注意“信”的品德教育。以“孝”行突出。《孔子家语》云：“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曾参主张“慎终追远”(《学而》)、“犯而不校”(《泰伯》)，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方法(《学而》)，教育学生慎于待人接物，反躬自省。相传《大学》、《孝经》为曾子所著。《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已佚。《大戴礼记》中有《曾子》十篇。宋人王晫、明人曾承业取《大戴礼》之文割裂为辑本。清人阮元重新厘定，并加注释，定名《曾子》，凡四卷。唐总章元年曾参被封赠“太子少保”，开元二十七年封“郕伯”，宋政和元年改称“武城侯”，咸淳三年赠“郕国公”，元至顺二年封“郕国宗圣公”，明嘉靖九年封“宗圣”。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俄文：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1856年12月11日-1918年5月30日），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生于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曾在沃龙涅什陆军中学学习。1873年进康斯坦丁诺夫军事学校。1874年秋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1875年,与民粹主义者以及彼得堡的工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1876年被迫辍学离开矿业学院,成为职业革命家。同年参加民粹派的 “叛逆者”小组,极极参加 “到民间去” 的运动。1879年民粹派分裂分 “民竟党”和 “黑分党(即土地平分社), 他成为后者的领导人。1877和1878年曾两度被捕。1880年逃亡国外,侨居瑞士日内瓦,达37年之久。在瑞士,他潜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后,逐渐抛弃民粹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883年同过去的黑分党成员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在日内瓦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劳动解放社” 。1889年7月组成俄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国际的领导工作多年。1883—1903年他写成了一系列著作,对在俄国盛行一时的民粹派观点展开了斗争,并批判了伯恩施坦和马赫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哲学上的主要功绩,是论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反对唯心主义。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并对它的基本特征、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和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了全面、详细的论述。并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指出这是由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决定的。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认识社会生活,得出社会革命合乎规律和必不可免的结论。他在历史观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具体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提出了许多新原理和新思想。他对哲学史的研究也有很大贡献。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 ,这个革命是在批判地接受、改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的。他特别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发现是历史观发展中继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他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并把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于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在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但他的理论也存在着许多错误。1900—1903年同列宁一起领导《火星报》的工作。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成为孟什维克,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皮特凯去世。其著作后人编为《普列汉诺夫全集》以及其他专集多种。其中主要哲学著作有: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反对哲学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等。

沈焕

沈焕(1139—1191)，字叔晦，明州定海县人，沈子霖之孙。登乾道五年进士第。曾为上虞县尉，平定争讼，划定田界，一时上虞安然。后为太学录，声誉日重，孝宗竟见之，叹其伟仪谈吐，一时难忘。不久任高邮州教授，其后为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赈上虞、余姚饥荒，又为婺源令、舒州通判。五十三岁卒。

沈焕诗文十分零散，《四明丛书》收录其文集《定川遗书》，沈氏为淳熙四先生之一，《定川遗书》是研究南宋四明地区陆学发展极为重要的文献。

像取自清代修《浙江上虞沈氏宗谱》

宋沈焕等《定川遗书附录》卷二《通判舒州沈君焕墓碣》：“绍熙三年正月戊寅，沈君叔晦卒，十二月丁酉葬庆元府鄞县翔凤乡象坎山龙尾之原，凡四方知名士皆来吊祭。而全州守杨简、太学正袁燮又诹乡评，志圹状行实，授其子来请铭。追思立朝不能推贤扬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铭可已乎?按沈氏世家定海县，已而徙鄞。曾祖开。祖子霖，经明行修，主惠州博罗县簿。父铢，力以道义教子，终承务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君讳焕，叔晦字也。少而奇伟，年二十四举于乡，监补魁多士。乾道五年省试第二，以右迪功郎尉绍兴府上虞县。乡村不识胥徒，境无犬吠警。吏匿经界籍，争讼纷然，令檄追证。君拘籍之，操验稽决，积弊以革。淳熙四年，调扬州州学教授，未上。八年春，诏为太学录。始君为生员，即语人曰：‘天子学校当隆师亲友，循规蹈矩，以倡郡国。’知临川陆九龄子寿之贤，从而学焉，见闻日广，朋从趋向悉归于正。既列学官，则以昔所躬行淑诸人，早暮延见学者，声誉日章，长贰同僚已怀媢嫉。会充殿试考官，唱名日序立廷下，孝宗伟其仪观，遣内侍问姓名，众滋忌之，而君益侃侃自将。或劝其姑营职耳，道未可行也。君曰：‘道与职二乎?’适私试发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意似有所讽。言路方以安静为大体，疑其讪也。摘君与长官争议，丐少折之。在职才八旬，得高邮州教授而去，兹可观过矣。明年丁父忧。服阕，选充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用举主升从政郎。高宗山陵，越帅郑侍郎汝谐奏充修奉官。君移书御史，请明示丧纪本意，使贵近哀戚之心生，则茇舍菲食自安，不烦弹劾，须索绝矣。后司张尚书枃来，复委之检察。君治并缘为奸者，追赏率敛者，支费顿减。岁旱，常平使者分择官属拯恤，君得上虞、余姚二县，无复流殍。诸司交荐，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县。三省类荐书以闻，上犹简记，许申擢通判舒州，将用之也。光宗覃恩，转奉议郎，赐绯衣银鱼，归徯官期，益笃为己之学。天性孝敬，父在时，每对客必拱侍燕集，竟席乃退，晚奉母尤至诚。颇疑性过刚，大书《戴记》‘深爱和气，愉色婉容’于寝室以自警。友爱其弟，抚养孤侄。家虽贫，一毫不敢假于人，甘旨之奉独丰，人疑不贫也。闻会稽创义田，凡吉凶有力不给者佽助有差，即白乡贵效之，得田数百亩，月增岁益，遂为无穷之利。既病犹不废书，孜孜以人才国事为言。昔曾子论弘毅之士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孟子谓明善以诚身，诚身以悦亲，悦亲以信友，信于友乃获于上。若吾叔晦，所谓任重而道远，诚其身以获乎上者，非耶?自阨间言，其志既益坚，不幸五十三而没。使天假之年，成就岂易量哉?虽然，芝兰当户，锄之者人也;雷风振林，直木斯拔，兹岂人乎?天道难言，予复何咎?既序且铭，哀而不怨，亦叔晦之志也欤。

“君先娶杨氏，有贤行，前一纪卒。丰清敏公孙、吏部郎中谊复以长女配之。四男：传曾、鲁曾、省曾、敏曾，皆传父业。鲁曾今名杰，用宗荫为迪功郎。四女：长适舒钘，次适吕乔年、胡吁，次许嫁李知至，俱名门也。孙男一，嗣隆。孙女一，尚幼。家藏五卷，大率仁义之言。铭曰：‘嗟我叔晦，行高才全。学富于海，道直如弦。秀出周行，颀而俨然。惟皇侧席，伊谁忌前?可抑者进，胡夺斯年?命实使之，彼何诛焉?未尝尤人，矧岂怨天?其事好还，后当邈绵。’”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沈焕》：“沈焕，字叔晦，定海人。试入太学，始与临川陆九龄为友，从而学焉。乾道五年举进士，授余姚尉、扬州教授。召为太学录，以所躬行者淑诸人，早暮延见学者，孜孜诲诱，长贰同僚忌其立异。会充殿试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伟其仪观，遣内侍问姓名，众滋忌之。或劝其姑营职，道未可行也，焕曰：‘道与职有二乎?’适私试发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为讪己，请黜之。在职才八旬，调高邮军教授而去。

“后充干办浙东安抚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帐酒食之需，供给不暇，焕亟言于安抚使郑汝谐曰：‘国有大戚，而臣子宴乐自如，安乎?’汝谐属焕条奏。充修奉官，移书御史，请明示丧纪本意，使贵近哀戚之心重，则茇舍菲食自安，不烦弹劾而须索绝矣。于是治并缘为奸者，追偿率敛者，支费顿减。

“岁旱，常平使分择官属振恤，得上虞、余姚二县，无复流殍。改知婺源，三省类荐书以闻，遂通判舒州。闲居虽病，犹不废读书，拳拳然以母老为念、善类凋零为忧。卒，丞相周必大闻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贤扬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

“焕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昼观诸妻子，夜卜诸梦寐，两者无愧，始可以言学。’追赠直华文阁，特谥端宪。”

《宝庆四明志》卷九《先贤事迹下》：“沈焕字叔晦，世家定海，后徙鄞。年二十四，举于乡，补国子监，为选首。居太学，不苟同，每语人曰：‘天下学校当隆师亲友，循规蹈矩，以倡郡国。’慕临川陆九龄之贤，从而学焉。

“乾道五年，省试第二，调官，历余姚尉、扬州教授。八年，召为太学录，以昔所躬行者淑诸人，早暮延见学者，孜孜诲诱。长贰同僚忌其立异。会充殿试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孝宗伟其仪观，遣内侍问姓名，众滋忌之。或劝其姑营职，道未可行也。焕曰：‘道与职二乎?’适私试发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为讪己，请黜之。在职才八旬，得高邮军教授而去。后充浙东帅属。高宗山陵，充修奉官，移书御史，请明示丧纪本意，使贵近哀戚之心生，则茇舍菲食自安，不烦弹劾而需索绝矣。于是治并缘为奸者，追偿率敛者，支费顿减。岁旱，常平使者分择官属赈恤，焕得上虞、余姚二县，无复流殍。诸司交荐。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县。三省类荐书以闻，上犹简记，特许升擢，遂通判舒州。归徯官期，益笃为己之学，奉亲孝。自疑性刚，大书《戴记》‘深爱和气，愉色婉容’于寝室，其存心养性率类此。史忠定王浩创义田于会稽，凡仕族有亲丧之不能举、孤女之不能嫁者，佽助有差。焕白王，率好义者行之乡里，得田数百亩，月增岁益，遂为无穷之利。虽病，犹不废书，拳拳以人才国事为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闻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贤扬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昔曾子论宏毅之士，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孟子谓明善以诚身，诚身以悦亲，以信于友，乃获于上。若吾叔晦，所谓任重道远，诚其身以获乎上者非邪?’序而铭之。

“忠定王悼之尤切。一时名贤，亲炙其言行者，多志之以传世，称之曰沈先生。有文集五卷。嘉定十六年，宁宗官其子省曾。今天子即位，追赠朝奉大夫、直华文阁，谥曰端宪。”

《延祐四明志》卷四《人物考中》：“沈先生焕，字叔晦，自定海徙鄞。伟仪观，尊视瞻，音吐鸿畅，群居乡校，以严见惮。入太学，行艺优诸生。始与临川陆先生九龄为友，一日尽舍所学，以师礼焉。昼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务本趋实，不自矜炫，每语人曰：‘当隆师亲友，循规蹈矩，以倡郡国。’第进士，讲学不倦，自以资禀刚劲，非所以欢庭闱，大书‘深爱和气，愉色婉容’数语于壁，日观省焉。门人弟子决疑请益者，自远而至，启告简严，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说服，斯道益尊。为太学录，修教养法，士争归之。不肯诡随苟容以取光宠，遂补外，终于舒州通守。先生非圣哲书未尝诵习，与朱文公、吕成公问辨，凡世变之推移，治道之体统，明君贤臣之经纶事业，孳孳讲求，日益深广。追赠直华文阁，特谥端宪。”

《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乾道五年郑侨榜：沈焕。”《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乾道五年郑侨榜：沈焕。”

注：沈焕研究成果主要有范立舟《南宋甬上四先生研究》一书中所论部分。

荣格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年7月26日-1961年6月6日），瑞士著名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西方文艺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弗洛伊德、阿德勒同为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原为瑞士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出版引起荣格极大兴趣,于是投入精神分析的研究。1910年被推选为精神分析学会第一任主席,但在3年后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学讨论会上,因与弗洛伊德发生意见分歧,离开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体系,并称之为分析心理学。

荣格早期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忠实信徒,后来在里比多 (无意识本能) 理论上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他反对弗洛伊德片面夸大人的个体本能并将本能统统归结于性的作用。认为里比多并非只是性的愿望,而是个人全部生活的生活力,它通过成长、生殖和各种活动发泄出来,据此,认为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外倾性格和内倾性格,它们是本能的外在的和内在的表现形式。具有外倾性格的人倾向于外部有形的现实世界; 具有内倾性格的人趋向于内部思想和意向世界。认为人的心理结构是由意识和无意识两个部分组成的。无意识又分两个层次,上一层是个人无意识,指那些被压抑、遗忘的或无意识中学得的各种经验; 下一层是集体无意识 (或称种族无意识),它包括本能和原型,是由人脑遗传下来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每个人个人无意识和意识的基础。人的基本心理活动具有四个领域: 感觉活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和直觉活动。他们受本能制约,每一种活动又都可分为内倾和外倾两个方面。这便是荣格心理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无意识心理学》、《心理类型》。《寻求灵魂中的现代人》、《记忆、梦、反省》等著作中。

从这一理论为基础,荣格发表了《分析心理学与诗的艺术》、《心理学与文学》、《美学中的心理类型》、《探索无意识》等著作,着眼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动力,阐释了自己的文学心理观,关于审美过程中心理因素的理论,以及关于梦、象征和原型的理论,对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和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写于1930年的著名文艺心理学论文 《心理学与文学》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文艺观。

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分为心理学式和幻想式两种模式。认为心理学式艺术创作的任务只是整理外界,处理的是人生的教训、情绪的波动、热情的经验、命运的危险等,它只对意识的内容加以解释,并没有超出人们可以互相理解的范围。幻想式艺术创作产生的作品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之外,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对此,人们只有不断地揣摩,但这类作品无论如何深奥,总有一种人的本能要求实现于其中,尽管艺术家在创作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本能要求在无意识中将一些不能实现的本能要求实现在艺术创造这种替代性的满足中。因此认为幻想式的艺术作品都是人的一种不能实现的经验经过巧妙化妆后的外部表现。

荣格认为任何伟大艺术的根基都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超越任何个人私情之上的更深刻、更动人的群体审美经验——集体无意识。这是作者贯穿始终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人的大脑在历史中不断进化,长期社会经验在人脑结构中留下了生理痕迹,形成各种无意识原型 (即原始的思维模式,对作品中这种模式的探寻被称为原型批评),它们不断地遗传下来便形成人人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这是长期经验积淀所产生的对环境的固定反应。它在原始社会表现为“原始意象”,形成神话和宗教; 在各个时代则形成共同的时代和要求。因此,他认为艺术家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他是具有自己个人生活经验和精神个性的人; 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家的人,他又必须忠实地作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传达工具,必须代表整个人类共同的意愿来说话,只能是个集体的人,时代的代言人。就欣赏而言,艺术的根本作用也只在将每一个人头脑中隐藏的“集体无意识”唤醒,不朽的艺术都是在社会共同的无意识领域中取得强烈共鸣的结果。

荣格摆脱了弗洛伊德狭隘的、以性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的框架,将里比多赋予生命能量的新义,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心理学。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原型理论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集体无意识理论虽具有较浓的唯心和神秘色彩,但指出了人类文化和心理的历史承传关系; 其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对于从宏观研究一个民族的心理和民族文学的关系很有借鉴意义。荣格将艺术创作完全视为一种无意识活动,固然有其局限,但认为无意识具有创造力,并以此解释作家不能说明作品这种现象,对于人们对无意识领域的重视和研究也很有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