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逊

许逊（239－374年），字敬之，江西南昌人。闻吴猛之名，往之求道。时猛将卒，语其子曰：“吾去后，当有东南人许逊来学，宜以真符相授。”许逊至，得猛之真符箓，奉持修炼，其灵验，尤逾于猛。

西晋太康初(280)，逊为旌阳令，故世称“许旌阳”。后见天下将乱，于西晋末弃官东归故里，隐于江西西山修真，于东晋宁康二年(374)一百三十五岁时，得道升天。是时“祥云彩霞，弥漫山谷”，“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举，鸡犬亦随之遂腾”。北宋政和二年(1112)，徽宗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许真君”之尊号即由此而来。

许真君曾在乌龙山修炼，故严州有“斩孽龙”之异闻流传。据说：东海有条青龙，周游水域，来到七里泷，见是处水秀山清，渊深凝碧，乃潜居于斯。不知经多少年月，修炼成翻江倒海之功，一日忽然跃出深渊，一个翻身，即将当时行驶在江面上的船只，全部掀翻在水中，且一张口，将落水的艄公客旅，统统吸入腹中，顿觉比平常龟鳖鱼蟹，味美百倍，于是只要腹中饥饿时，就兴风作浪，颠船食人，成为祸害一方的孽龙。

某日，幻化为人形的孽龙，从泊船于江汊的艄公口中，探知此船所载之人系赴古城上任之县官，忽起异想，欲体验当人间官员之生活滋味，于是一张口，除县官内眷，食之皆尽，携县官之妻赴任。

妖官上任，怪事累累发生。先是无缘无故地不见幼儿少女，后来连青年壮丁也时常失踪，更可怕的是湖边江浒那偏僻之处，有堆堆白骨，弄得人心惶惶，冤气冲天。

正在乌龙山元阳洞里面壁修道的许真君，被冤气冲动，屈指一算，方知七里泷中的孽龙，已入城作祟，即仗剑下山，恰逢现了原形的孽龙，在江汊里肆无忌惮地吞食黎民，遂一步跨前，挥剑将之劈为两段。真君想，如此恶龙，若孽种留传，后患不浅。于是立即赶到县衙寻觅，正逢被孽龙侵占之官员夫人分娩，一条又一条的孽种，一出娘胎，即从房门溜走，真君剑气所指，一一毙命。最后的第九条小龙，刚出娘胎，听见娘亲痛苦无力的呻吟，立即回头张望，其龙尾触及剑气，断了一截。小龙断尾，痛得窜上东津山，直到高峰顶，见无逃生之路，即伸出前爪，在石岩上抓出两个石穴，一通兰江，一通徽港，兰江水势急，水脉直上峰顶，小龙得水，随即潜入兰江，逆流遁往江西。

许真君追至南昌，擒住小龙，本欲立即斩之。但思其一出娘胎，已存孝意，乃免其死，镇入南昌海井之中，令在深渊修真。小龙乞求准其再见娘亲一面，许真君应准每年一次省母，母在省亲，母亡祭墓。

此后，古镇遗留两件异事。一是北高峰山岩上小龙抓出的两眼石井，永远不涸，且水通两港，兰江水浑，东边之井水亦浑;而通徽港之西井，水仍清澈如昔，反之亦然，至今不变其清浊相应之奇象。二是每年清明时节，古城碧溪坞一带会起大风，飞沙走石，但不伤害人畜。或云此乃断尾龙回家祭母，故俱不惊。

今乌龙山顶西北有大坪，低于四周之山，居坪中，其环若城墙堵之，严州人名之“丹基”。(事见《建德县志》《历代真仙体道通鉴》)

陈迩冬

陈迩冬（1913.01.06-1990.11.16）现代作家,诗人,教授。原名陈钟瑶,曾用笔名沈东、冬郎、蕴庵、皇甫鼎等。1913年1月6日生。广西桂林人,青少年时代在桂林桂山中学、广西第三高级中学读书。三十年代前期开始写作,在桂林、南宁、广州、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后入广西大学学习,随陈望道学习语法和修辞学,并从事旧诗研究、新诗创作和在沈西苓指导下从事话剧运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先后任文协桂林分会、重庆分会理事、监事,同时在桂林、重庆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任教。曾主编《战时艺术》半月刊、《拾叶》诗刊、《风雨》月刊、《大千》杂志,与人创办《诗创作》,还做过《桂林日报》、桂林《力报》、重庆《新民报》等副刊编辑,广西戏剧改进会编审委员。抗战期间,出版诗集《最后的失败》(1939年,桂林生活书店)、剧本《战台湾》(1942年,桂林文化供应社)、传记《李秀成传》(1942年,大千书店)、叙事诗《黑旗》(1943年,桂林《诗创作》)。1942年后,也作旧体诗,与柳亚子唱和。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6月,在桂林主编《大千》杂志,出版短篇小说集《九纹龙》(南京独立出版社)。翌年任广西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广西艺术馆主任,后因避反动派迫害,逃亡香港。1949年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北京《新民报》副刊主编。后继任山西大学、山西师院中文系教授,兼任山西省文管会委员、山西图书博物馆顾问,为该馆鉴定古代文物。曾当选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文联委员。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曾兼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评议委员。编有《苏轼诗选》、《苏轼词选》、《苏东坡诗词选》,与人合编的有《史记选注》、《康有为诗文选》、《近代论文选》。待出版的还有《韩愈诗选》、《东坡小品》、《宋词略说》和《它山室诗话》、《读红楼梦零札》等。

太虚

太虚(1889—1947)，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笔名太、觉、群、泰羲、华子、悲华、非心、芬陀、昧然、昧昧、缘芜、落凫，别署昧庵、白平、交芦子、悲华主、悲华室主、雪山老僧、缙云老人等，崇德(今桐乡)骑塘乡人。16岁出家，法名唯心，字太虚。旋至宁波天童寺，从寄禅和尚受戒，研读佛经。时值清末，革命思想日盛，尝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书，立志革新佛教，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清宣统元年(1909)冬，去南京入祗洹精舍就读，参加江苏省佛教教育会。二年，与同盟会会员栖云和尚赴广州宣讲佛法，任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以双溪寺为据点，与革命党人朱执信、邹海滨、叶竞生等从事秘密活动。1912年初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同年，佛教协进会在镇江金山寺成立，被推选为主席。1913年，佛教协进会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太虚任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发表《宇宙真理》、《致私篇》等论文，在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对组织、财产、教理提出全面改革。次年至普陀山锡林(一作麟)禅院闭关治学，深究各宗教义，旁及古今、东西之学，佛学观点基本形成，著《整理僧伽制度论》、《成大乘论》。1917年10月去台湾、日本讲学。1918年，在上海与蒋作宾、陈元白、章炳麟、张謇等创立觉社，主编《觉社丛书》。后更改《觉社季刊》为《海潮音》月刊，迁杭州净梵院出刊;仍任主编。该刊历30年未尝中断。其时先后任杭州弥勒院、大佛寺、净慈寺住持。旋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请，至长沙讲学。1919年冬，作《新的唯识论》，以新近的学术思想阐释佛教教义。后去北京讲学，总统徐世昌颁给“南屏正觉”匾额。太虚尝宣称不为旧来宗派所拘束，而欲以新观点判摄一切佛法。1923年7月，于庐山大林寺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次年7月召开成立大会，中国代表有了尘、性移等，日、德、美、芬兰等国亦派代表出席。会上，太虚以大乘佛教利他教义阐发反对战争、反对侵略之主题。后为革新佛教，培育骨干，先后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僧侣教育机关。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秋，应蒋介石之请，至奉化雪窦寺讲《心经》。1928年秋，去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为中国僧侣去欧美传播佛教之第一人。翌年，中国佛教会成立，任常委委员。后任雪窦寺住持。1935年，任《佛教日报》社社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电告日本佛教徒，本佛陀大悲兼利精神，反对侵略战争。1939年，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之同情与支持。1946年元旦，国民党政府授予胜利勋章。年底，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3月17日，患脑溢血症卒于上海玉佛寺，遗愿将部分骨灰运回雪窦寺起塔，后人铭曰：“名山巍峨，长伴佛陀。”遗著有《太虚大师全书》等。

缪塞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年12月11日—1857年05月02日），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1852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第一本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集》(1830)已体现出浪漫主义倾向;异国情调，强烈的感情和疯狂的欲望; 爱情、 嫉妒、背叛、 血腥复仇，构成诗集的基本内容。这部作品为缪塞带来诗人的声誉。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大资产阶级窃取政权。缪塞创作的基调变得激奋，对现实表示极为不满。第二本诗集《椅中景》(1832)极力宣扬诗人所追求的自由思想，并对寡头政治大加揶揄。长诗《洛拉》(1833)的主人公是个“世纪病”患者：否定过去，忽视现实，没有未来，悲观失望，郁郁寡欢。在抒情长诗《四月之夜》(即《五月之夜》、《十二月之夜》、《八月之夜》和《十月之夜》，1835～1837)中，诗人又进一步“歌颂”了人的孤独感。《四月》被誉为世界浪漫抒情诗的杰作。

早期用散文写的剧本以细致的心理分析著称，如《威尼斯之夜》(1830)、《毋以爱情为戏》(1834)等。触及社会政治问题较深的剧本是《洛伦扎西奥》(1834)。主人公是个悲剧性的孤独者：内心空虚，自我分裂，最后是无谓的牺牲。

1835年发表了著名的讽刺诗《出版法》。1836年，缪塞发表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小说开头部分描绘了王朝复辟时期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他们看到周围的自私自利和卑鄙无耻，深感自己无能为力，陷入悲观主义泥潭，对未来失去信心。长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奥克塔夫开始是完好的，相信人们的善良，可是一旦看到包围他的全是难以克服的丑恶和欺骗，他随波逐流，在荒淫无耻的中心巴黎，纵欲作乐，最后不仅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断送了自己的情人。缪塞并未提出医治“世纪病”的任何处方。小说尖锐提出的社会问题， 以及深细的心理分析，使它在缪塞的整个创作中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

缪塞还写过一些短篇故事，但题材并未超越个人感受的范畴。

马钰

马钰(公元1123—1182年)，金代道士，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原名从义，字宜甫，后改名为钰，字玄宝，号为丹阳子。山东宁海 (今山东牟平)人。其家世业儒，但其并苛求功名。金大定七年(公元1169年)，王重阳到宁海等地布道，马丹阳四十六岁时受王重阳分梨十化等方法的教化,抛弃名缰利锁,割舍世俗情缘,出家皈依全真道,被授名为钰、字玄宝、号丹阳子，与其妻孙不二执弟子礼，入道。由于其苦心修炼，在王重阳去世之前，亲将全真秘侠传授给他。此后，往来传道于各地，广收门徒，宣扬全真道家宗旨，将王重阳所创的全真道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发展为“遇仙派”，成为“遇仙派”始祖。后人评价他为“启迪全真，发挥玄教者也。”元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赠为“丹阳抱一无为真人。”世称“丹阳真人”。与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合称为“七真”。丹阳弟子众多，一生以传道著述为主，著作很多，主要有《洞玄金玉集》、《丹阳神光灿》、《渐悟集》等等。

〔相关史料〕

真人世间之异人也。禀天仙之姿，应①期运之数，明哲聪敏，冲粹夷②旷，学穷六艺③，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深，襟宇豁达，邈④乎人不可及。已然栖迟衡门，不苟禄土，常喜诗酒，陶陶自乐，而不屑世务。一日重阳真人⑤西来，授以秘诀，则顿然而悟，视妻子如脱屣，于是狷⑥千金之产，皆为水云之游，溯⑦洛入关，结庐于太一之下修真，功积真行。服纸麻之服，食粝⑧粮之食。隆冬祁寒，露体跣⑨足，恬然⑩不之顾，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钱，积有年矣。至于出口成章，咳唾珠玑(11)，多至数千百篇，无非发挥玄奥，冥合于希夷(12)之趣者，布于四方，人人传诵。其安心定性，则清虚澹泊(13)。其接物导人，则慈爱恺悌(14)。由是远近趋风，士大夫争钦慕而师友之，于斯时也。踊金台刘公显武，荣任京兆之运勾，一见真人，倾盖如故，自公退食挥尘，清谈欢然，相得每期，异日同为蓬阆(15)之客居。无几何，真人会有乡关之行，乃匆匆执别，及抵山东。凡在三州，五会之众，倾赴云集，欢喜踊跃，不啻如见慈父，乃起黄箓，争虔恳延致，以为济(16)度师焉。癸卯冬闰，赴莱阳(17)之请，乃馆于游仙观之环，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显武公来宰(18)斯邑。下车之日获闻真人于此登真也。即躬诣灵宾，流泪拜伏，不胜哀悼。徐谓道众曰：“真人上升之际，得无遗教乎?当具告我。翌日，曹瑱，刘真一，乃奉上真人遗迹仍略之曰，先师前冬腊月既望，遽示归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适遇重阳真人，生朝方陈设供养，才初鼓(19)，震雷忽奋，闻重阳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当淹及，及中夜即枕左肱(20)而化矣。既而复神游于酒监郭复中家，留颂二十字，且言在世，无人识之意，墨迹在焉。又往刘锡之居，复书一绝(21)，有风马升仙之言，洎吾邑黄箓感应之祥，蓬莱真容出现之异，其灵显之事孔(22)多。盖不可以缕指数。公嗟叹良久曰：“异哉，真人行迹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苛不刻于翠琰(23)，传之来世，良为可惜，汝等其奈之何。”答曰：“弟子不肖(24)，安能传播师父功行之万一，大可罪也。予虽然窃闻古人有云，布衣之土不附青云，焉能施名于后世哉。今日幸遇我公，岂非自有宿缘乎!”公曰：“我闻命乃召邑子张子翼。”谓曰，丹阳师父仙去之迹，吾将勒石以传不朽，闻子游全真之门久矣。子其为我记之，子翼承命惊悸(25)，伏谢驽材(26)，不足以仰承重委，愿选诸能者。公曰，子无牢让(27)。子翼因不敢复辞，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参之来相齐也。尽召诸耆老(28)，问所以安集百姓者，然人人言异殊，未知所定。闻胶西(29)盖公善治黄老言，乃使人厚币请之。既见，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言。今我显武公之来令是邑也。暂淹骥(30)足，聊(31)用牛刀，视事月余，阖境称治，问之冤抑无诉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献者，无所肆其恶。百姓欢然，均赖其福，加之清廉，公正无一毫之私，虽鲁仲廉之令，中牟西门豹之法邺县，不能过也。且莱阳素为剧县(32)，号称难治。今庭无留事，居多暇日，乃延请道众，若铁查山王阳子辈，引居便坐，讲道论德，探清静无为之本，穷修真养性之术，庭馆萧然，殊不觉有官，况既散则复治事如初。从旦达略不知倦，然失公之高才、绝能(33)裁如流，而清静之道，抑不为无助也。由是观之，与夫曹参之礼，盖公

何所异哉!矧(34)乎同僚，皆一时之贤，协心戮力(35)，赞成(36)美政，主簿夹谷，昭信朱勾，课最户无逋(37)，租仙尉(38)薄，察武功，彩捧威，行盗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内，皆摄然安生，曾无所扰，其道治化宣声远近，靡不景仰(39)其德政矣。且夫公之为京兆运幕也。与真人道契，弥笃已见之于初。及真人登真于莱阳也。值公复宰斯邑，与诸僚佐特命树碑勒文，垂示无穷，以张大全真之教，复成之于末。窃观初未遇合之因缘，殆为大幸，实非人力所能及也。贱子不敏，因摭(40)其相遇之实，得以并记云。大定二十五年岁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谨记。

《甘水仙源录·丹阳真人马公登真机》卷一○

及丹阳嗣教，从之者益众，其徒遂满天下。丹阳东归，长春因刘蒋故庵大加营葺(41)，玉阳又请额为“灵虚观”。凡住持者，始受度为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钦其名，尝遣使访焉。戊申(公元1188年)春，长春、五阳应命至京师，赐以冠巾绦服，命居天长观。寻义征至北宫。长松岛与语大悦。诏于岛西筑官庵居之。承安泰和(42)间，道陵亦屡召玉阳、长生至阙下，赐居修真观以待召问。……自丹阳而下，所为歌侍，各有集……

《甘水仙源录·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卷一

[注 释]

①应：顺应、应和。②夷：平、平坦。③六艺：指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④邈：远，遥远。⑤重阳真人：指王重阳。⑥狷：同“捐”，抛弃的意思。⑦溯：沿(河)向上游走。⑧粝：粗米、糙米。⑨跣：赤脚、光着脚，⑩恬然：满不在乎。(11)玑：不圆的珠子。(12)希夷：寂静空虚。(13)澹泊：澹通“淡”，平淡。(14)恺悌：和乐、平易近人。(15)蓬阆：蓬即蓬莱，古代传说中渤海中的仙山。阆：阆风，神话中山名，在昆仑山上。蓬阆：泛指仙人居住之地。(16)济：得益，有帮助。(17)莱阳：今山东莱阳。(18)宰：统治，任职。(19)初鼓：击鼓报时，鼓即更鼓。(20)肱：臂、胳膊。(21)绝：绝问，旧体诗中的一种，四句，每句五言或七言。(22)孔：很。(23)翠琰：绿色的美玉。琰：美玉名。(24)不肖：不成材，自谦的说法。(25)悸：恐惧，害怕。(26)驽材：才能平庸低下。(27)牢让：坚持不接受。让：辞让。(28)耆老：耆：60岁以上的人。耆老泛指年老的人。(29)胶西：即山东西部一带。(30)骥：千里马、骏马、良马。(31)聊：姑且。(32)剧县：形容进行正常的统治困难很大的地方。(33)：通“专”。(34)矧：况、何况。(35)戮力：齐心合力。(36)赞成：促成，称赞。(37)逋：拖欠。(38)尉：通“慰”。(39)景仰：仰慕、佩服、敬慕。(40)摭：收集。(41)营葺：修建。(42)承安、泰和：皆金章宗完颜璟年号。公元1196—1208年。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江苏高邮人。卒于北京。自幼生活在一个旧式的书香门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26年入县城第五小学读书，1933年入高邮县中学以及江阴县南菁中学读书。1939年经上海、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其间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受到中文系沈从文教授的阅读、写作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中学当教师。1948年到北京，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北京文联，任《北京文学》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先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2年调北京京剧院任编剧。“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关进“牛棚”，后参与革命样板戏改编。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实现“衰年变法”，在小说、散文创作上引领风骚。1985年在中国作协第四届代表会上选为理事。1997年因病逝世。

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48年出版第一本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本作品集《羊舍的夜晚》。20世纪80年代后，创作进入高潮期，一直耕耘到晚年。短篇小说集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晚饭花集》《茱萸集》等。其中《受戒》获1980年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散文集有《逝水》《蒲桥集》《菰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等。其中《天山行色》获1982年北京文学奖。文学评论集有《晚翠文谈》。创作有戏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大劈棺》等。其中《范进中举》获1956年北京戏曲汇演剧本一等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汪曾祺全集》8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汪曾祺小说全编》3卷。

他是一位开创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重要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自觉地承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小说的创作传统，使中断数十年的抒情小说在新时期再度复兴，同时带动了何立伟、贾平凹、阿城等青年作家的创作，在8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散文化小说流派。他高度重视地域风俗和民间文化的表现，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典范性作品《大淖记事》《受戒》等，激发和引导了文化寻根小说的诞生。在长、中、短篇小说种类里他只痴迷短篇小说文体，一生孜孜探求，摒弃“戏剧化”情节，追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引入“散文化”写法，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技巧，如《鸡鸭名家》《异秉》《鉴赏家》《职业》《岁寒三友》《八月骄阳》等，形成了一种朴素、典雅、鲜活、深厚、幽默、隽永的短篇小说创作风格和叙事语言，影响了很多小说家的创作。

宫本百合子

宫本百合子(1899-1951)，日本小说家、评论家。东京人，本姓中条。1916年入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预科， 同年发表短篇《贫穷的人们》引起文坛的注意，并从大学退学，从事写作。先后发表《宫田神官》(1917)等小说。1918年随父去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旁听，翌年与该校古伊朗语研究者荒木茂结婚，同年回国。1924年夫妻不和离婚。此间写作以妇女争取个性解放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伸子》(1924～1925)、短篇小说《帆》(1927)、《一枝花》(1927)等。1927年与汤浅芳子同行赴苏联，曾会见高尔基，并出访维也纳、柏林、伦敦、巴黎等地。1930年回国，正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当即加入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1931年参加日本共产党。 同年当选为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并组织妇女委员会，担任《劳动妇女》的主编。1932年与宫本显治结婚， 不久被捕。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先后5次被捕，一直坚贞不屈，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但她坚持写作和斗争， 先后发表报道《莫斯科印象记》(1928)、《儿童、儿童、儿童的莫斯科》(1930)等;小说《1932年的春天》(1932～1933)、《时时刻刻》(1951年发表)、《小祝的一家》(1934)、《乳房》(1935)、《夜叉的叹息》(1937)、《杉垣》(1939)、《广场》(1940)等;评论《一批非无产阶级文学作品》(1933)、《越冬的蓓蕾》(1934)、《妇女与文学》等。尚有与宫本显治的狱中通信《十二年书简》(3卷，1950～1952年出版)。

战争结束后，与中野重治、藏原惟人等人创立新日本文学会，积极从事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作品，有《播州平原》(1946～1947)、《知风草》(1946)、《两个院子》(1947)、《路标》(1947～1950)等小说和随笔、评论。

宫本百合子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和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的作品以情节曲折、结构严谨、心理描写生动细腻见称，并善于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物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成长过程，是她的作品的基本主题。

晏殊

晏殊（991年—1055年2月27日）宋代词人。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7岁知为文章，乡里号为神童。景德二年(1005)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次年迁太常寺奉礼郎。历光禄寺丞、集贤校理、著作佐郎、昇王府记宝参军、左正言，直史馆。累迁至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宋真宗卒，晏殊建言太后垂帘听政，迁礼部侍郎、枢密副使，转刑部侍郎。天圣五年(1027)因论事忤太后旨，出为南京留守。次年召为御史中丞，累迁至参知政事、尚书左丞。明道二年(1033)太后卒，以礼部尚书知亳州，徙陈州。庆历三年(1043)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次年九月出知颍州，徙陈、许2州及河南府，累封至临淄公。一生重视识别和汲引人才。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卒，谥元献。

晏殊为北宋前期重要词家。其词多写士大夫宴游嘉会的欢乐、良时易逝的闲愁和男女相思离别之情。[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渔家傲](画鼓声中昏又晓)、[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清平乐](金风细细)等为其代表作。艺术上受南唐李煜、冯延已影响较多，而又有自己的特色。风格雍容闲雅、圆融平静，伤感之中透出深沉的思致和旷达的襟怀。写男女恋情，每以温婉含蓄之语出之，有别于柳永的纤佻。工于造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玉楼春〕)等，均备极妙丽。王灼称其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碧鸡漫志》)但某些祝颂词及无病呻吟之作，也历来为人所诟病。其诗超过万首，今仅存100多首。风格接近西昆派，但“抒情寓物，词多旷达”(《郡斋读书志》卷4)。名句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自谓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气象”(吴处厚《青箱杂记》)。著述甚富，今存《类要》76卷，《珠玉词》3卷、清人辑《晏元献遗文》1卷。夏承焘编有《二晏年谱》(《唐宋词人年谱》本)。

宋玉

宋玉，字子渊,鄢(今湖北宜城县)人。战国末年楚国辞赋家。生卒年及里贯均不详。关于他的生平材料很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仅说他与唐勒、景差在屈原死后“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韩诗外传》中有“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的话。刘向《新序·杂事》则说他“因其友以见楚襄王”，“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此外，宋玉在《九辩》中自称“贫士”。综合这些片段记载，看来宋玉生活于屈原之后，出身寒微，经友人推荐而做官，但地位低下，始终偃蹇不得志。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他是屈原弟子，作过楚大夫，但缺乏佐证，恐不可信。

宋玉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16篇，篇目已不可考。《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3卷，亦失传。现署名为宋玉的作品见于《楚辞章句》中的有《招魂》、《九辩》2篇;见于《文选》中的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5篇;见于《古文苑》中的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见于刘节《广文选》中的有《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3篇。其中公认可信的只《九辩》1篇。《招魂》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颇多异议，疑未能明。至于其他各篇，则均为后人伪托，绝不可信。

《九辩》原是楚地古乐曲的名称，作者借它为题，来写诗歌。诗中抒发了“贫士失职”的“不平”，对当时群小当路，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有所揭露，同时也表现出对楚国命运的关心。但作品总的基调，是怀才不遇的悲愁与哀怨，缺乏屈原作品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深刻的思想、博大的胸襟和激烈抗争精神，因而境界不高，显得低沉而柔弱。在艺术上，这首诗可以明显看出模拟屈原作品的痕迹，有些地方还袭用了屈原的句子。但是仍有其独创性。首先，它十分巧妙地将萧瑟冷落的秋景和失意悲凉的心情交织地写出，情景交融，创造出一种感人的意境。其次，它无论写景还是抒写内心，都能展开描写，刻画入微。还有，在语言上，它文采绚烂，音调和美，句式变化多端，甚至把“悲哉，秋之为气也”这样的散文句式入诗，节奏显得十分灵活。它的高度艺术成就得到后人的推崇，鲁迅就曾说它：“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它的“悲秋”的主题和借景抒情的手法为后来的文人一再模仿，而它的铺陈描写的方法也对汉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文学史上，一向以“屈宋”并称。宋玉固然无法与屈原比肩，但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是屈原诗歌艺术的优秀继承者。

瞿宣颖

瞿宣颖（1894-1973），湖南善化人。清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幼子、曾国藩的外孙女婿。4岁起接受私塾教育，求学于王闿运、王先谦。1906年考入京师译学馆。1918年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复旦大学，期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19年北上，曾任北洋政府顾维钧内阁国务院秘书长、编译馆馆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及南开、燕京等大学教授。七七事变后，滞留北平，改名益锴，担任日伪控制下的北大监督。抗战胜利后，从北京移居上海，为自己取号“蜕园”，以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著作为业，被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并担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家庭出身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狱中。

瞿兑之学问渊博，精研文史，于职官、方志等均有深入研究，尤精于掌故之学。著有《燕都览古诗话》《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北京掌故》《北平史表长编》《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两汉县政考》《汉代风俗制度史》《历代职官简释》《历代官制概述》《补书堂文录》《中国骈文概论》《方志考稿》《汪辉祖传述》《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注》等。

安房直子

安房直子(1943年1月5日—1993年2月25日)，童话作家。本名峰岸直子。生于东京。读过日本女子大学附属高中，1965年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从读大学起师事于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山室静。在杂志《目白儿童文学》创刊号(1962)上发表《月夜的风琴》，开始走上童话创作之路。此后，在同杂志的每期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后，成为以日本女子大学毕业生为核心而创立的同人杂志《海盗》的同人。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发表童话作品。这个杂志与《目白儿童文学》一起成为童话作家安房直子诞生的母体。发表在《海盗》上的《花椒孩子》获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秀奖 (1970年)，是她作为童话作家的成名作。1972年，《北风遗忘的手绢》成为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的推荐图书。1973年，《风和树的歌》获小学馆文学奖。1982年，童话集《遥远的野蔷薇村》获野间儿童文学奖。1985年，《山的童话·风溜旱冰》获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奖。

安房直子从创作之初至今，始终如一地构筑幻想的世界，将现实空间和异次元空间编织一体的巧妙精心的故事构思，以及充满理性和新鲜感觉的静谧和谐的文体，这已经成为安房直子的童话艺术风格的定论。安房直子倾倒于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英国童话作家法杰恩以及宫泽贤治，创造出了稍许纤巧、控制适度的独特的童话世界，并在美丽丰满的幻想世界的深层，将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化作文学的象征。

除上述获奖作品外，安房直子的童话还有《谁也看不见的阳台》、《手绢上的花田》、《狐狸的窗口》等。

韩婴

韩婴(约前200年-约前130年),又称韩生、韩太傅。汉代经学家，思想家。燕人。汉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汉初，讲授《诗经》者有鲁、齐、韩三家，后均被列为学官，韩诗一派的创立者即韩婴。韩氏亦以《易》授人，但传于外的只是《诗》。武帝时，韩氏曾与董仲舒在帝前论争，“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韩氏生卒年不详，大抵与董仲舒为同时代人。韩氏的人学思想主要是强调人事的作用。至于人本身，则认为人无礼则不生，“在人者莫明乎礼义”。因此，他虽以为人之性善，以为天之生人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但如得不到圣人扶携，内部充实以道，就不会成为君子，韩氏的人学思想，深受荀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韩诗外传》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其近刊本有许维遹的《韩诗外传集释》。

(1)万物有灾，人妖可畏 韩婴的天人关系论虽有独特见解，但论述并不畅达。他首先肯定人之命在天，人所受者乃天之命，所以，追寻天命之原便不会惑于祸福。天命有种种显示，所谓“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国无道之时便会有飘雨厉疾，暴雨折木，人民多生疾病，五谷严重歉收。他还认为，妖祥为祸福之先兆，但是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来。无论天象或自然现象如何显现人事，只要人能把握自己的行为，结果亦会是人之所愿。正是在此基础上，韩氏又认为，自然界之怪现象，乃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这是任何时代都有过的。但是，只要上明政平，有多少怪现象都不应畏惧。“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人妖就是人间的悖乱行为，比如，枯耕伤稼，政险失民，寇贼并起，礼义不修等。总之，万物之怪，可以弃而不治，但礼义道德，却须切磋而不舍，因为人事才是祸福或成败的关键。

(2)养气治性 韩婴认为人之贵莫如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气不可求之于外，只可求之于内，所以，治气者必养性、养心。养性的首要之点是忘我，不以我为主，所谓“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能达到忘家、忘身的程度，才可以养身和养志，而只有善辨于此，才可寿比彭祖。治气养心之术的另一关键是受礼的约束。礼的作用是使人不以物害性。圣人之性缘礼而不迷。人有六情，耳、鼻、口、目、身、衣，莫不欲好而憎恶。此六情，全失之则乱，尽从之亦乱。而“礼者，则天地之体，因人之情为人节文者也”，圣人因人之情以礼节之，从人之欲而以义制之，使情欲不得过度，以达到心术治，思虑得，怒喜时，起居而游乐，事时而用足。这种能自养的境界，亦应被善为政者所遵循。所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可见，治气养性之术，亦是着眼于天人关系的。

(3)论福祸荣辱 韩婴认为，“福生于无为，而祸生于多欲”，福祸的根本在于求利和求福，以至于利转为害，福变为祸。因此，只有不求利者才会无害，不求福者才会无祸。真正的求福者与利无关，而是只求为善。因为，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为善者又会得到尊荣，而作为士，深感耻辱的不是卑贱贫穷，而是忠、信、廉之不与，义之不立，名之不显，所以才有杀身以遂其行。这并不是说士就是喜欢死而厌恶生，或是喜欢贫贱而厌恶富贵，而是尊从了更有价值的原则。韩婴对福祸荣辱以及生死义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儒家的。

(4)论孝 韩婴对“孝”的论述，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也赞成某些传统的孝论，比如为人臣不忠即为人子不孝，比如子为亲隐，虽有害于义，而法在其中等等。但是，韩氏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这是做人父之道;而为人君者，若不知孝顺，则不能指望民之返本。在君与亲的关系中，他认为，可与君，不可与父，孝子不为;可与父，不可与君，孝子也不为，这说明君与父之间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韩氏的孝论亦有矛盾之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家贫养亲，不择官而仕”;另一个方面又主张，孝子之事亲，“不义之物，不入于馆”。这种矛盾，反映韩婴对儒家“孝”、“义”观念的统一企图。

祁彪佳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幼文、弘吉，号世培，别号远山堂主人，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出生于士宦藏书家之家。17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次年任福建兴华府推官。在任“治猾吏、访衙蠹、禁豪右、征刁讼、绝苞苴，做到弊绝风清”;在米价腾贵之时，又能严闭籴，搜积囤，压平粮价，使饥民得食。崇祯元年(1628)，父丧归。四年，授福建御史，任上屡次上疏，直言谏诤，条陈民间疾苦。六年，出任苏、松诸府巡按。其间，革弊政、兴良法，惩治无赖、豪族，宰相周延儒弄权，百姓苦不堪言，宜兴民众掘了周的祖坟。彪佳虽然依法捕治了掘墓之人，对周也不稍徇情，致为周所恨，考核时给他降俸处分。见朝政腐败，便以侍养为名，上疏请求退休。家住9年，绍兴连遭灾荒，乃救荒赈济，行和籴、分籴法，设粥厂、给米法，救活灾民千计。又广览博学，交友结社，攻曲文，从事《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写作。41岁应召赴京，担任考察官吏的计典。北京为农民起义军攻破，福王入南都，不少人都想以拥立博取功劳，他却不附拥立派，独持正义，对众昌言“只能称监国，不能正帝位”。于人心浮动的危难之中，出任大理寺丞、右佥都御史，为抑制四镇跋扈，团结抗战做了很多工作。弘光乙酉(1645)，卸职家居，清军陷南京，执福王。璐王监国，彪佳再度出任苏松总督，亲赴前沿，日夜督战。五月，杭州失陷，璐王降清，彪佳重返故里。清廷以书礼聘。面对局势，悲愤万分，决定以死报国，写了绝命书和“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诗句，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水池中。

生平著述甚丰，有戏曲理论著作《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另有《救荒全书》、《祁忠敏公日记》、《寓山注》、《里居越言》、《祁彪佳集》等。《剧品》收杂剧剧目242种，是明代著录名人杂剧的惟一专书;《曲品》收传奇剧目467种。其中有明清同类著述中未见著录的戏曲曲目295种。两部曲目增录了许多重要戏曲作家的作品，并改订了以前曲目的错误。

侣伦

侣伦（1911年9月30日-1988年3月26日）,原名李霖,又名李林风,笔名还有林风、林下风等。1911年9月30日出生于香港九龙,1916年入私塾,1919年入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后又入英文学校,也因家境贫困而中止。1926年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组诗《睡狮集》,1927年回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回港。1928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侣伦”即是发表《殿薇》、《O的日记》时所用的笔名。1929年与谢晨光等组织“岛上社”,出版了两期同人刊物《岛上》。1930年上海《北新》杂志举办“新进作家特号”征文,侣伦短篇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入选,排名第二,从此使他坚定了写作的志向。1931年至1937年先后任香港《南华日报》画报周刊主编和文艺副刊编辑。1937年发表倾向于感伤主义的早期代表作《黑丽拉》,同年进香港合众影片公司任编剧,后转入南洋影片公司,先后编写了九部电影剧本。日寇进攻香港时,逃到广东紫金县黄沙乡任小学教导主任。日本投降后即回香港,1946年任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主编,1955年创办香港采风通讯社,担任通讯社社长三十年,1984年末退休后仍任采风通讯社、《香港文丛》及《八方》杂志的顾问。1988年3月26日因冠心病猝发,救治无效逝世,享年77岁。侣伦一生奉献于香港文学事业,辛勤笔耕六十年,也在新闻界工作了三十多年,是香港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的著作甚丰,作品有长篇小说《穷巷》、中篇小说《无尽的爱》、短篇小说集《阿美的奇遇》及散文集《向水屋笔语》等二十余部。

蒋德璟

蒋德璟（1593-1646年），明思宗、南明弘光帝时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明朝末年，连年战乱。在朝许多官员不思治理，只求自保。然而宰相蒋德璟办事却不遗余力。他耿直公正，为民着想。倡练兵之法，反对聚敛，钞饷，但终为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所误，饮恨终生。

蒋德璟，字申葆，晋江(今福建晋江)人。其父蒋光彦，曾任江西副使。在这样的官宦人家，蒋德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时，又由侍读迁少詹事，负责赈灾救荒事宜。不久，又擢礼部右侍郎。

明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为此，有人提议限制民田。蒋德璟久事农业，熟悉民之疾苦，大声疾呼：“民田不可夺，足食不如贵粟。应该让北平、江北、陕西一带的农民更多地开垦土地，植桑种粮，兴修农田水利。把开垦土地的多少、兴修农田水利的优劣作为府县官员晋级升迁的考核标准。至于一般的产粮地，令其根据实际交纳本年的赋税，这样就可以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杨嗣昌畏罪自杀于军中，崇祯帝命九卿讨论给其定罪。蒋德璟说：“杨嗣昌倡导聚敛，增加剿饷、练饷，导致天下民穷财尽，盗贼横行不法，并且还掩盖失误，冒领战功，如此之人，应按法令，追加其罪。”可是，崇祯念嗣昌旧功，未接受德璟的建议。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廷推阁臣第一人便是蒋德璟。受到重用的蒋氏更加勤勉，经常提出一些正确建议。他看到朝廷对边臣更换过频，有碍边疆防守，便入宫拜见崇祯帝，奏道：“防守边臣应该让他们驻防的时间长一些，我见蓟城都督不到半年就更换了5个人，这样恐不利守城。”崇祯帝说：“他们不称职就应该换撤。”德璟又奏：“与其屡加变更于后，何若当初任官时就谨慎些呢?”崇祯帝又问：“面对乱世我们该怎样办呢?”蒋德璟见时机成熟了，便合盘托出了自己的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拯救百姓，最近加辽饷1000万，练饷700万，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按明朝祖制，三协只派一都督、一巡抚、一总兵，现在却增加到二都督、三巡抚、六总兵，又设数十员副将，权力不统一，不能统一口径、号令，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崇祯帝点头称是，对蒋德璟的学识十分欣赏。适逢首席阁臣周延儒上疏推荐蒋德璟，学识渊博，可备顾问，文笔精湛，可用为诏令。崇祯帝相信德璟乃有用之才，遂擢其与黄景防、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入阁后，周延儒、吴甡等都各树门户，提拔安插各自门生，发展势力。蒋德璟本人生性耿直，办事从不计个人得失，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像召用黄道周，为刘宗周免罪，德璟皆尽力为之。开封府被围告急，蒋德璟多次自请亲自督军前往救援，只是未获允许。

明末多战事，军队要打仗，就要有粮草，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粮草调配计划，势必造成军队内部的混乱。为此，崇祯十六年(1643)蒋德璟经过周密调查分析，制成御览备边册，把所有的九边16镇新旧兵员之数，以及屯、盐、民运、漕粮、马价等都有详细的记录。没过多久，他又写成《诸边抚赏册》、《御览简明册》，进献皇帝，得到了崇祯帝的赞扬。当时，诸边兵马报给户部的，有很多是有名无人，吃空额，耗粮很多，而屯田、民运、盐引，每镇达到数百万，都由边臣负责，难免有贪污之嫌。如天津海道运往蓟、辽的米、豆达300万担，这些粮食却只有仓场督臣以及天津抚臣负责出入，户部中的数字与其往往不相符合，为此，蒋德璟令户部部臣，将各边民运、屯田、盐引等，统盘考虑，拟定计划，这样饷额再也不会空缺了，那么所加派的饷粮便可以裁去很多，百姓相对来说也就少交一些赋税，随后，他又罗列了十条建议交给部臣，可是，仅是一人之力，终不能全部解决。

对于练兵打仗，蒋德璟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高皇帝教练士兵，一要以弓、弩、刀、枪行赏罚，这是练军之法;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枪胜负为升降，凡武士比武，必骑射娴熟，方准世袭为将，这是练将之法。按照旧制，各边养军只有屯田、盐引、民运三方面，本无京运银，自正统时始有数万，到万历末年，才只有300万。而现在却同以前大大不同了，辽饷、练饷并旧饷累计有2000多万，而兵力却又大大少于从前，耗费之大，可想而知。除此，文皇帝设京卫72个，计40万军队，京城卫戍部队共分8府，28万军队。再加上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的16万军队。当春秋季入京操演之时，兵虽不多，将虽不广，但纪律严明，作战能力极强，甚是威猛。而如今，军队中虚数很多，况且自古征战皆用卫所军队，嘉靖末年，才开始召募军队，军饷也一天天多起来，致使军民两困，他殷切希望皇帝能励精图治，改变一下旧制。对他的建议和精辟透彻的分析，崇祯帝极为欣赏，可由于当时崇祯还没有力量和精力来重振朝纲，德璟的正确建议，未能得以贯彻施行。

崇祯十七年(1644)，户部主事蒋臣请求实行钞法，他声称一年可造3000万贯，一贯价银一两，一年就可得3000万两。此提议得到了侍郎王敖永的赞成。使一时苦无银钱，财政告急的崇祯帝似乎看到了光明，赶紧下令设宝钞局，昼夜督造。然而等将贯钱造好到买卖商号中去出售时，却无一人愿买。蒋臣提出的造钞之法，实际上行不通。蒋德璟对崇祯帝就钞法发表了自己的主张：“百姓虽愚鲁，可谁肯用一两银子，去换成一张纸呢?”要钱心切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去。

德璟听说，皇帝要从京师附近、山东、河南，浙江等地敛收200万斤桑杆，不久，又要从这些地方富户中敛收米豆，运往天津。为此事，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德璟了解民之疾苦，乃据理力争，在皇帝面前，面陈其害，请求将这些诏令收回，崇祯帝既为难又无奈，不得已只好将此事作罢。

明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从汉以来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自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强了皇帝的职权，但也不免带来了互相推委、工作效率偏低的弊病，内阁阁臣办事互相牵制，谁也不愿出面担风险。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一天，都御史李邦华密奏崇祯，言辅臣中有知而不敢言者。第二天，崇祯帝带其密书于朝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演奏称是少詹事项煜东宫南迁事，崇祯听后，很长时间没有作答，对陈演的回答，蒋德璟以为极对，也从旁力赞，崇祯帝始终默然无言，也许其中另有隐情吧。

对练饷之害，蒋德璟早就深恶痛绝，适巧，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指责练饷的种种弊病，蒋德璟对此也拟旨上奏：“向来聚敛小人倡导练饷，此必导致民穷和战祸，误国误民。”听后，崇祯帝很不高兴，指责他说：“你指的聚敛小人是谁?”蒋德璟不敢直接说是杨嗣昌，回答是已故尚书李待问。崇祯帝回答：“我不是要聚敛，只是想训练兵马，以抵内外之祸罢了。”蒋德璟言道：“陛下岂肯聚敛，然而既有旧饷500万，新饷900余万，又增练饷730万，可是所练的新兵又在哪里呢?蓟督练4.5万人，实则只有2.5万人;保督练3万人，实则只有2500人;保镇练1万人，实则只有200人。如果山、永两地兵7.8万人，蓟、密两地兵10万人，昌平兵4万人，宣大、山西及陕西各边各20余万，一经抽练，原额兵马又不问，抽练之兵又不练，只是徒增饷700余万，为民增加负担罢了。”崇祯帝讲：“今已并三饷为一，你又说这么多干什么?”蒋德璟答：“户部虽并为一，别州县一级，却仍是三饷。”崇祯帝听后大怒，指责他言过其实。蒋极力为己辩解，群辅臣也都出面为他开脱，再加户部尚书倪元璐说钞饷的事，是户部职责，因而引咎辞职。崇祯这才没有追究。第二天，蒋德璟再次上疏崇祯，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不久练饷不征收了，蒋德璟也于三月二日被罢官。

蒋德璟遭崇祯帝罢官后，给事中汪惟睱、检讨傅鼎铨都上奏章请求皇帝留用蒋氏，其他廷臣也相继提出类似请求，崇祯意已决，终不听。蒋德璟听说山西失陷，家乡是回不去了，便合家搬到城外，等到义军攻至，不得已才流亡而去。

到福王南京称帝，又被召入阁，德璟力陈己罪难恕，坚决要求辞职。到唐王福州称帝(1645)，与何吾驺、黄景昉并召入阁，唐王朱聿键，也很想有所作为，光复明室，但因各方面的掣肘，使他的宏伟计划难以实现。唐王所建隆武朝的军事大权掌握于郑芝龙手中，德璟有志难酬。第二年以足疾辞归。二月，隆武帝朱聿键摆脱郑芝龙束缚，下诏亲征。郑芝龙见隆武帝亲自出师，十分难堪，便劝隆武帝回福州。这样，良机一再错过，而清兵却步步紧逼，六月，清兵渡过了钱塘江，击败了鲁王朱以海的水军，清兵长驱直入，与福州咫尺之遥。郑芝龙不做战争准备，却思投敌之策，暗中命令前线守军“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清军未遇抵抗，抵福州城下。隆武帝慌忙出逃江西，八月二十四日，与曾后被捉，九月被处死。回家治疾的蒋德璟忧恨交加，病情一天天加重，不长时间，也与世长辞了。

海森堡

沃纳·卡尔·海森堡（德文原名：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他对原子核、铁磁性、宇宙射线、基本粒子等概念作了重大改进。由于这些成就,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海森伯出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青年时代在慕尼黑大学攻读物理学,1923年他作了题为《论液体流的湍流》的博士论文。1924年到哥本哈根大学在N·玻尔指导下研究原子的行星模型。1925年解决了非谐振子的定态能量问题,不久发表《量子论对动力学和力学关系的再解释》一文,提出量子力学基本概念的新解释。他和其他物理学家应用新的量子论来解释许多原子和分子光谱、铁磁现象以及电磁性质。1927年发表“测不准原理”,阐明由量子力学解释的理论局限性,某些成对的物理变量,例如位置和动量,永远是互相影响的。虽然都可以测量,但是不可能同时得出精确值。“测不准原理”适用于一切宏观和微观现象,但它的有效性通常只限于微观物理学。他和玻尔提出哲学上的并协性原理,强调物理学测量过程中,进行测量的物理学家的积极作用,他与被观测客体产生相互作用,使得在测量中被揭示的不是客体自身而是测量的函数。但许多物理学家都不接受并协性哲学。1927—1941年间他任莱比锡大学教授;后四年任柏林威廉物理学研究所所长。曾和核裂变发现者之一哈恩一起,为发展核反应堆一道工作。他对原子核中核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本性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如核子同位旋的观念等。对高能粒子的碰撞过程作了一些理论研究,创立了S矩阵理论。在量子论的哲学观点上,海森伯属于哥本哈根学派。海森伯还曾任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所长、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教授等职。1958年以后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兼普朗克物理和天体物理学院院长。1970年后成为该学院的荣誉退休院长。195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主要著作有:《关于解释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理论》(1925)、《量子论的物理学原理》(1930)、《自然科学基础的变化》(1935)、《原子核物理学》(1943)、《关于宇宙辐射的报告》(1943)、《近代物理的性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观》( 1955)、《物理学与哲学》(1958)、《基本粒子统一场论导论》(1966)、《自然规律与物质结构》(1967)、《关于极限的步骤》(1971)等。

宋之的

宋之的（1914年~1956年），原名宋汝昭。笔名有怀昭、宋一舟、艾淦等。河北丰南人。1930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读书时,参加呵莽剧社的反帝话剧公演。1932年,与于伶发起组织苞莉芭剧社,参加北平剧联,主编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1933年在上海参加剧联,并领导新地剧社。其间因参加进步的文化戏剧活动而两次被捕。出狱后,在山西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创作反映矿工生活的三幕话剧《罪犯》。1936年重返上海,创作剧本《平步登天》、《太平年》,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并加入业余剧人协会。1937年创作多幕历史剧《武则天》,参加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后,与马彦祥一起率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在上海、南京、武汉、郑州、西安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演剧宣传。为配合演出,创作了反映抗日斗争的独幕剧《烙痕》、《黄浦江边》等。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在重庆与陈白尘合作,创作多幕剧《民族万岁》,与荒煤等合作多幕剧《总动员》,后又与曹禺合作将《总动员》改编为《全民总动员》。1939年创作多幕剧《自卫队》,该剧在重庆上演时, “全场满座,极盛一时”。曾和王礼锡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赴西北战场访问。1940年创作多幕剧《鞭》,与老舍合作多幕剧《国家至上》,上演后观众反映强烈。1941年皖南事变后,避走香港,组织旅港剧人协会,演出《雾重庆》等剧。香港沦陷后,又回到重庆,与金山一起出面组织中国艺术剧社。1943年创作多幕话剧《祖国在呼唤》,又和夏衍、于伶合作五幕剧《戏剧春秋》。1944年创作话剧《春寒》,又和夏衍、于伶合作多幕剧《草木皆兵》。1946年回到上海,协助于伶恢复上海剧艺社,后去山东解放区,任山东大学教授,创作独幕剧《群猴》。1947年创作独幕剧《故乡》,后去东北主编《生活报》。建国后先后在武汉军管会文艺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等单位任职。创作有话剧《爱国者》、《控诉》、《保卫和平》等。他一生创作剧本四十个,是一位多产的戏剧家。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原名闻多，字友三，辈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后，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个“一”字，改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岭。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造诣，一度参加过维新变革活动。

闻一多六岁入家塾读书，除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在这所学校前后读了九年半。他精力旺盛，读书很多，兴趣极广，观察问题敏锐，被同学公认为“博学之士”。

闻一多入清华不久，就编演了表现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热烈赞颂。1915年，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后又担任总编辑和《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编辑。1916年冬，清华学生成立专司戏剧演出的游艺社，他任副社长。1918年底，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又任编演部负责人。他“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1]，是校内出名的编导和演员。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在清华中等科时，所作水彩风景画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以“图画冠全级”而得奖，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博览会[2]。1919年9月，他与同学杨廷宝等发起美术社，“以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为宗旨，发表《征求艺术专门者的呼声》。1920年12月，与杨廷宝、浦薛凤、梁思成等成立组成研究具形美术的团体“美斯司”，希望用“生命底艺化”促进生命的“高深醇美”[3]。

年轻的闻一多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他爱读李白、李义山、陆游等人的诗，在外国诗人中喜欢济慈、雪莱、拜伦，这些诗人的作品对他的诗作有明显的影响。1920年9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开始以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出现在中国的新诗坛上。1921年创作十四行诗，并将这种体裁称之“商籁体”，受到新诗界公认，沿用至今。20年代他发表的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钻研新诗理论探讨。1921年6月发表《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音节底研究》报告，1922年3月写定论文《律诗底研究》，接着又在《创造月刊》先后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提出新诗既要接受外来影响，也要具有本地彩色等颇有创见性的观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当天深夜在清华食堂贴出岳飞《满江红》词，用以激发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中，清华成立学生自治会性质的学生代表团，他担任文书，负责宣传工作。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会后召开学联常会，他与罗隆基等人作为清华代表出席，并担任学联日刊股编辑。

1921年6月，闻一多念完了高等科四年级，正在迎接毕业考试，准备出国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的国立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闻一多积极参加北京学联的罢课声援，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拒绝走入考场。最后被学校给予留级一年处分，推迟出国[4]。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西洋美术。次年暑假后，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5]，推荐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评选极严的一年一度的画展。

闻一多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后，逐步由学画改攻文学。他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为酷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1924年秋，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与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等人共同编写排演了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又名《此恨绵绵》或《长恨歌》），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美国舞台的演出。留学期间，他关心国内局势。1923年暑假，与清华同级同学吴泽霖、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人发起提倡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大江会”。1924年暑假，“大江会”正式成立，成员还有吴景超、潘光旦、王化成、沈宗濓、梁实秋、吴文藻、顾毓琇、蔡公椿等人。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积极提倡者，曾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6]

1925年5月底，为了发动国剧运动，闻一多放弃还有至少两年的留学，提前回国。9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回国前，并兼任油画系主任。在北京艺专，与余上沅、赵太侔经过努力，创办了国立院校的第一个戏剧系。1926年4月，与朱湘、饶孟侃等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表示对“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崇敬。文中说“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7]。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是闻一多把文艺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表述。

1927年春，闻一多应邓演达的邀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亲自绘制了反军阀大幅壁画，悬于武昌黄鹤楼前，唤起群众“打倒列强除军阀”。9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成立，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程。

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自此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本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外，还在外文系教英诗等课。这时他致力于唐诗的研究，写出《杜甫交游录》。1931年1月，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创刊，刊登闻一多的《奇迹》，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首新诗。

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离别十年的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以及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接着又先后讲授诗经、楚辞、唐诗和乐府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6年，他还讲授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带着家眷离开北平南下。11月1日，清华、北京、南开三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遂到长沙。1938年1月21日，临大再迁昆明，他放弃乘车，参加二百多学生和十数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三千五百里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中，和青年学生一道收集研究歌谣、民俗、神话以及苗区的服装、语言，并画了百余幅风景写生画。由于步行途中的匆忙和劳顿，他蓄起一把丰茂的胡须，誓言要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由于深入民间，他开始了解到人民的痛苦。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5月4日，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1940年暑假后至1946年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整理《易经》、《诗经》、《楚辞》等著作，并指导研究生。1942年3月，《楚辞校补》出版，次年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审，获社会科学类学术二等奖（一等奖汤用彤、陈寅恪等六人，二等奖朱光潜、刘节等十四人，三等奖洪深、郑天挺等三十二人）。新学年起，他讲授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旋邀闻一多参加。他们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开始主要讨论学术，后来渐渐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8]。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9]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担任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为了工作，闻一多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6月，蒋介石发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加剧白色恐怖，迫害爱国民主活动。在昆明的特务、暴徒对闻一多不断进行造谣、威胁、恐吓和监视，但他毫不畏惧。

为了争取民盟的活动公开，和当地各界联系开展工作，并粉碎反动派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造谣诬蔑，6月26日至29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在商务酒家举行招待会，说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事，反对暴力。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无比悲愤，赶到云大医院，抱住李公朴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坚定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他不顾疲劳和危险，仍然按计划做好善后工作。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虽经亲友多方劝阻，仍毅然出席大会，作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盟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5时半左右，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在离宿舍大门才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被特务用乱枪打死，时年四十八岁。为了保护父亲，闻立鹤也身中数弹。

闻一多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外的强烈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电悼唁，并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罪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加拿大、美国的爱好和平人士，都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

闻一多的遗著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潘光旦、叶圣陶等负责编成《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为纪念闻一多八十诞辰，1980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闻一多还有大量遗稿未曾发表，为此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重新整理编辑了十二卷本的《闻一多全集》，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雨三

王雨三（1877-1945） ，名汝霖。江苏太仓人。本业农，因家人患病每为庸医所误，遂自学医术。临证精于八纲辨证，处方用药多为时医所仰。尝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人参治盗汗，以麻黄汤加人参治久泄，皆获良效。初著《医说》一篇，未见刊行。积四十年临床经验，于1941年撰成《治病法规》三卷，为医论数十篇，重在阐析辨证原则，兼及诸杂证治法。内有“辟虚不受补”、“辟补牢其邪”诸论，皆反映其用药见解。以时医竞尚寒凉，废弃温补，故为之纠偏。积有治验案例数千则，后毁于兵火，其凭记忆所述治法大略，约略见于《治病法规》一书中。

周文

周文（1907—1952），现代作家。原名何稻玉，字开荣，笔名何谷天、树嘉等。四川省荥经县人。自幼丧父，家境贫苦。早年曾读私塾。十六岁时迫于生计，曾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当过文书，并在一个军官学校当过学员。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安庆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组织部长，并利用《安庆晚报》创办《雀鸣》副刊，以原名发表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干事，开始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以何谷天笔名从事文艺创作。1933年，响应左联文艺大众化的号召，将反映苏联革命战争的名著《毁灭》和《铁流》改编成通俗本章回小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众文学委员会编印的大众文艺丛书，曾得到鲁迅的支持和鼓励。同年10月，与刘丹合编《文艺》杂志，仅出三期。即在反动派胁迫下停刊。1934年，担任左联组织部长，于紧张、艰苦的工作之余奋力执笔。193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和《分》、《多产集》先后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接着，1936年至1937年，又有短篇小说集《爱》(开明书店)问世，并出版了中篇小说《在白森镇》(良友图书公司)和长篇小说《烟苗季》(文化生活出版社)。他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川康边境的风土人情和军阀之间的争夺丑态，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特点为文坛所注意，曾被人称为多产作家。1936年，经鲁迅介绍，他担任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冯雪峰的秘书兼交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9月，离沪赴四川，到成都负责文艺界联谊会，开展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经过长期曲折斗争，促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川分会的建立和巩固，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此期间，主持了文协会刊《笔阵》，并兼《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这期间除中、短篇小说《汉奸的女儿》、《救亡者》、《一幢房里》外，还写了许多杂感、评论、文艺通讯和童话等。1939年他将旧作选编成《周文短篇小说集》，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40年初奉调到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为普及文艺和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毛泽东曾亲自写信予以赞扬，指出：“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同年，参加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1941年夏，调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做了一段教材改革工作;年底，调任边区秘书长。这期间的作品主要是杂文、速写、评论等，散见于延安《解放日报》、《晋绥日报》、《大众习作》等报刊。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主动要求到工农兵中去深入生活，在对敌斗争前线的晋绥边区。但由于工作需要，使他无暇进行文艺创作。这时期，先后担任晋绥分局秘书、晋绥《抗战日报》社和《大众报》社社长、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文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党委意图，草拟报刊社论和指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辑报导，撰写按语和短评。1946年，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1949年，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委员。同年秋天，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其间，写出《<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和《<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等多篇，深得群众好评。1952年“三反”运动中，因坚决与坏人作斗争，被迫害致死。后经毛泽东批示，中央组织部于1976年1月27日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周文一生努力创作，勤奋工作，为中国的新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文选集》(上、下两册)。

吴应箕

吴应箕（1594年10月24日—1645年12月4日），明诗文家、抗清义士。字次尾，号楼山。明贵池大演(今属石台)人。幼从学于舅父李首川，16岁参加科举考试，20岁补为博士弟子生员。八试南闱不第，49岁中副榜，与侯方域、陈定生、冒辟疆、方以智结为挚友，成为“复社”领袖人物之一。明崇祯十一年(1638)，执笔撰写了有140名士子署名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鞭挞了魏忠贤党羽阮大铖持权当道，破坏抗清的罪恶勾当。明亡后，阮大铖受南明皇帝朱由崧重用，捕杀复社文人，应箕躲避回乡。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江，朱由崧被俘，应箕在家乡起兵，与徽州金声相呼应，配合抗清，一度占领贵池、石埭等地。是年冬，率义军在贵池泥湾山口阻击渡江南下的清军，因寡不敌众，败退回山，后退守压气培(今称乌鸦培)兵败被擒，十月十七日就义于池州城外石灰冲，其家人百余口和义军将士全部殉难。著述甚丰，主要有《国朝记事本未》、 《东林本末》、 《熹朝忠节传》、《留都见闻录》、《读书鉴》2卷、《读书种子》20卷、 《复社姓氏录》、《友鉴录》、《续觚不觚录》、《宋史》50卷、《盛事集》30卷、《读书止观录》5卷等，今传有《楼山堂集》27卷。

尾崎红叶

尾崎红叶（おざき こうよう，Koyo Ozaki，1868年1月10日-1903年10月30日）,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名德太郎。幼丧母,寄养在外祖父家。 15岁进大学预科,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山田美妙、石桥思案、丸冈九华组织文学团体“砚友社”,发行同人杂志《我乐多文库》(1885～1889),先为手抄本,后为铅印内部刊物,最后公开发行,总计43册。尾崎红叶于1888年入东京帝大法律系,翌年转入文学系,1890年退学。此前,他已作为新进作家,入《读卖新闻》社。1903年死于胃癌, 终年35岁。

他从事创作将近20年,可分为下列4个时期。初期(1885～1889)作品主要是反映明治初年欧洲思潮影响下“文明开化”的社会风习趣闻的“风俗小说”,主要有《两个比丘尼的色忏悔》(1889)、《Yes and no》(1889)等。 次期(1889～1892)作品多半模仿江户时期小说家井原西鹤的作风,但出现两个特点,一为心理描写,一为口语体。主要作品有《伽罗枕》(1890)、《新桃花扇》(1890)、《两妇女》(1891～1892)等。中期(1893～1896)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成熟的口语体的特点形成,如代表作《多情多恨》(1896)等。晚期(1897～1903)以未完成的长篇《金色夜叉》(1897～1902)为代表,向社会的、写实的方向发展。他肯定爱情、友谊和社会正义,而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否定金钱势力。此外还写有不少文艺随笔、日记、俳句和文艺评论等。

尾崎红叶的作品,在反映世态人情中,多侧重于儿女私情,较为浅薄庸俗,却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是,在日本江户文学向近代文学过渡时期,他在文学语言的口语化、写实主义技巧的提高,题材范围的扩大等方面,为后来的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以他为核心的“砚友社”和他本人的创作活动,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与同时期的幸田露伴、坪内逍遥、森鸥外四人,并称为“红露逍鸥”时期。尾崎红叶的门徒较多。其中,泉镜花发展了他的浪漫主义倾向;德田秋声发展了他的写实主义倾向。他们对日本近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胡铨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金兵南下，募乡丁助官军捍御，擢权吉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试，除枢密院编修官。八年，秦桧主和，铨上疏力斥和议，乞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头，声振中外，贬监广州盐仓。次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十二年，除名编管新州。十八年，责吉阳军。二十六年，秦桧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许自便。孝宗即位，起知饶州。召对，除吏部郎中、秘书少监，兼侍讲及国史院编修官，移国子祭酒。宰相汤思退主和议，罢张浚兵柄，与力争之，提举宫观。乾道初，起知漳州、徙泉州，留为工部侍郎。复奉祠，淳熙六年，召归经筵，以老疾力辞。明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谥忠简。胡铨为人慷慨激越，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诗文亦如其为人，耿介有气，杨万里谓：“其议论闳以挺，其序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胡忠简先生文集序》)如《戊午上高宗封事》一疏力反和议，矛头直指权相秦桧，清符乘龙称“以忠君爱国之心，发淋漓激切之旨，真足泣风雨而惊鬼神”(《胡忠简公文集序》)。杨万里称其谪置岭海之后，诗作益昌，益加恢奇(《胡忠简先生文集序》)，如《贬朱崖行临高道中买愁村古未有对马上口占》、《到琼州和李参政》、《哭赵公鼎》、《和王民瞻送行诗》等篇，无不表现出耿耿正气。其词抒发刚正不屈的情怀，充满乐观与自信，绝无沦落悲伤之感，词笔清婉，而不伤于刚直(《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其《好事近》(富贵本无心)最为知名，因词中有“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之句，由此激怒秦桧，而被移送吉阳军编管。胡铨的诗文在身后由其子胡澥编为《澹庵文集》一百卷(杨万里《胡公行状》，《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署作《澹庵集》七十八卷，《宋史·艺文志》七署作《澹庵集》七十卷)，刊刻于南宋庆元间。原集久已散佚，清乾隆时其裔孙重辑为《澹庵集》三十二卷，今存清乾隆二十二年练月楼刊本、道光十三年重刊本;又有四库本《澹庵集》，收诗文六卷。胡铨词有单刻本《澹庵长短句》一卷行世，今存明汲古阁刊本、《别下斋丛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清人还将其词与李光、李纲、赵鼎词合刻为《南宋四名臣词集》。《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十六首。《全宋诗》卷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四二九九至四三三四收其文三十六卷。事迹见杨万里《胡公行状》(《诚斋集》卷一一八)、《宋史》卷三七四本传。

瑞白明雪

瑞白明雪（1584～1641），明末曹洞宗僧。安徽桐城人，俗姓杨。号瑞白。出家于九华聚龙庵，于云栖寺受具足戒。曾参谒湛然圆澄、博山、黄檗、密云圆悟等诸师。天启六年（1626），受圆澄之印可。其后历住浙江弁山、蕺山、护国寺、江西崆峒山等。以建安王之皈依，移江西南昌百丈山，大整清规，世称大智（百丈怀海）再世。崇祯十四年示寂，世寿五十八。有瑞白禅师语录十八卷行世。余大成为之撰塔铭。［五灯会元续略卷二、五灯严统卷二十五、增订佛祖道影卷三（虚云）］

智顗

智顗[yǐ]（公元538年农历2月16日－公元597年农历8月3日），南朝末年至隋代初年僧人。天台宗实际创始人,世称“天台大师”。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晋时避乱,来到荆州华容。父母去世后,18岁往湘州果愿寺出家。20岁受具足戒。初从慧旷学律,后到衡州南境大贤山诵《法华经》等。23岁北上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大苏山,跟随慧思参学,30岁学成,奉师命入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弘法8年,名震一时,所著《小止观》即于此时问世。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建草庵,宣帝敕割始丰县部分赋税,以供寺用。十年后,应陈后主之请回金陵讲经,始讲《法华经》,记录下来的为《法华文句》。陈亡后,游化荆、湘二州,曾到南岳访慧思遗迹,又慕慧远的高风而游庐山。随文帝开皇九年(589)在长沙麓山寺讲《法华经》一次。十一年(591)应晋王杨广之请,到扬州为其授菩萨戒。杨广授“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十二年(592)返荆州故里建一音寺(即今湖北省当阳县玉泉寺),在此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上述两书连同《法华文句》称“天台三大部”。后到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应刺史王宣武请,为其授大乘戒法。率弟子灌顶赴南岳扫慧思塔,又往庐山。十五年(575)晋王杨广遣使迎其到扬州禅众寺,最后,直返天台。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卒。生平著作有43部158卷。传业弟子32人,其中著名的有灌顶、智越、智璪等。卒后,杨广派人按其遗图在天台山下造寺,并于登帝位后赐“国清寺”之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