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聪甫

李聪甫(1905-1990)，李聪甫，名明、号老聪，幼称凤池。中医学家。湖北黄梅人。1918年从师学医。1925年起开业应诊。先后流寓于江西九江和湖南一些县市，1946年定居长沙继续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立中医院院长，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荣誉院长。农工民主党成员。曾被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湖南分会第一届会长、第二届名誉会长，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第七届副会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湖南政协第一、二届常委。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常委、湖南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名誉主任委员。擅长诊治内、妇、儿科疾病。著有 《李聪甫医案》、《李聪甫医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麻疹专论》。主编《传统老年医学》。合著《脾胃论注释》。晚年主持了 《中藏经》 的整理研究。

邹韬奋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润，江西余江县人。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州。他的祖父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父亲邹国珍清末在福州做候补官，北洋政府时任过财政部的科长。邹韬奋五岁由父亲启蒙教读《三字经》，稍长在家塾就读。1909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学习，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父亲希望他长大做工程师，1912年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学习。他在这里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但是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喜欢语文和历史。开始他还想满足父亲的愿望，读到电机工程科二年级时，微积分等课程使得他困窘不堪。1919年暑假后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外国文学，选修教育学。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很高，邹韬奋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1年夏毕业后，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这里待遇比较优厚，但他对这种工作没有兴趣。1922年春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丛书，同时在中华职业学校兼职教英文。不久，他又参加刘湛恩组织的职业指导运动，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中学里举办职业指导运动，对那里的学生进行选择职业的指导，并编著《职业教育概论》、《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等书。

1925年10月，《教育与职业》月刊改为《生活》周刊，报道职业教育的消息;每期印千余份，大部分赠送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力求改进，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内容包括时评、短论、社论和通讯、随笔、游记、传记等，注重“趣味化”、“有价值”的材料。文风提倡“短小精悍”、“明显畅快”，文章一般不过一二千字，很少长篇大论。编排上“极力独出心裁”，力求活泼新颖。编辑部在一间小小的过街楼里，发行部、广告部、总务部也都在此，工作条件很差。编辑一共三人，其中一人是兼职。投稿的人很少，大部分稿子都由邹韬奋一人撰写，他不得不用六七个笔名。每期有“小言论”，都是他执笔，根据当时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虽然只有数百字，很受读者重视。这时，《生活》的政治观点，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2]之类的改良主义。从第二卷开始，设有《读者信箱》专栏，开始只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问题，后来转变到讨论社会问题。邹韬奋很重视读者来信的答复工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半天时间看信，除选小部分在《生活》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外，大部分直接回信答复，有的复信长达数千字。

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除了撰稿，还要跑印刷所、看校样，以至封面设计、广告、发行，都要自己动手。每期校样看三次，他说：“看校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3]由于他的努力，《生活》办得很有生气，销量逐年增加，到1929年每期达八万份。他摆脱一切兼职，全力以赴，常常“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有一次笑话他“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4]。他因为日夜伏案工作，劳累过度，胸部时常剧痛，数年不愈。

《生活》周刊不断揭露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11月第六卷第一期中，邹韬奋写了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揭露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花十多万元为他母亲做寿，极尽奢侈之能事，斥之为“丧心病狂的举动”。1931年8月，《生活》揭露交通部长王伯群用贪污来的钱娶小老婆，挥金数十万元。稿子付排后，王派人携十万元见邹，说是给《生活》的补助经费，他当场拒绝，坚持发表该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使邹韬奋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他开始积极寻求“世界的大势”和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5]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他写了四篇《小言论》，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以后各期，皆以宣传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1月，《生活》周刊两次发动募捐，援助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抗日，第一次即收转读者捐款十二万元。

“九一八”事变初期，邹韬奋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加强独裁专制，压制抗日活动，他的幻想破灭了，不再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这时，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32年他说：“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看出一二。”[6]1933年3月，汤玉麟不战而退出热河后，《生活》发表邹韬奋的《惩汤声中的推究》一文，对汤大加鞭挞，更进一步责问：“中国的军阀们谁不是积满了私财?”“军阀们不干鸦片害人的生意而从中发财的有谁?”并指出，“身负军事重责，一向安居后方逍遥的，试问有多少?不过逃的形式不同罢了”。他“推究”出这一切“逃”的祸首是国民党政府。

《生活》周刊鲜明的抗日立场，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同时也触犯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不许有抗日内容的《生活》在租界内发行，国民党当局对它则软硬兼施。1932年初，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的主张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胡企图说服邹改变立场，拥护国民政府。邹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那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7]邹韬奋坚持抗日的立场，国民党政府就想方设法限制《生活》发行。开始是不断检查扣留，1932年7月，以“言论行动，毁谤党国”的罪名，禁止邮递。但《生活》周刊不胫而走，仍然传遍全国。它继续宣传抗日，教育启迪了许多追求进步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当时社会上流传许多谣言，对邹韬奋恶意中伤。他顽强不屈，明确表示：“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8]他预料《生活》周刊随时有被封禁的危险，于7月正式建立生活书店，以备《生活》被封禁后继续作为服务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还预先写好一篇《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准备在《生活》被封禁时发表，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6月20日，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这时也经常被特务盯梢，社会上传言他已被列入黑名单，朋友们一再劝他暂时躲避。7月，他被迫流亡海外。他说，“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9]。他的苦闷，是找不到“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7月14日，邹韬奋从上海乘轮起程，历经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对那里的社会进行了考察。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最长，有十四个多月，除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外，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经过对资本主义欧美各国和苏联的实地考察，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刻苦研读，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目睹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和侨胞遭遇的痛苦，使他“痛心彻骨”。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认为，“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肯定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他说，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10]。显然，他在这里所说的中心力量，是指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摆脱出国时的苦闷，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经过两年多的国外考察，邹韬奋于1935年8月回国。《生活》周刊已于他出国的当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政府密令封闭。1934年生活书店创办《新生》周刊，继续宣传抗日，但在他回国前两个月《新生》也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捕下狱。他回上海的当天，从轮船码头直接驱车漕河泾监狱探望杜重远，两人互相鼓励，决心为抗日救国继续奋斗。

邹韬奋回国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入我国华北各省之时。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个号召的影响之下，他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重新擎起《生活》周刊的旗帜，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每期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运动发展情况及响应这一运动的文章，鼓励学生再接再厉，继续开展救亡运动。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邹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众生活》继承《生活》的传统，与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读者来信平均每天约一百封，发行量每期二十万份，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民党当局故伎重演，一方面限制《大众生活》发行，一方面对邹韬奋施加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书记长刘健群一起找他谈话。他们先是“好言相劝”，见他始终不肯就范，刘健群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11]不久杜月笙又出面约他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他婉言拒绝。于是，《大众生活》很快于1936年2月被勒令停刊，邹被迫再度流亡。

3月，邹韬奋出走香港。7月，他在那里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直至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12]。在此之前的6月，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的立场，日销两万份。他为了办报日夜辛苦，但仍然困难重重，不仅经费困难，印刷条件差，而且政治上很受限制。香港的新闻检查很严，连帝国主义这个词都不能用，只能写“××主义”。他不得已，《生活日报》只办了五十五天，于8月1日停刊。

不久，邹韬奋返回上海，积极筹备《生活日报》在上海复刊。国民党政府制造种种麻烦，他只得将《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一面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他与救国会的几个负责人，为支持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多方奔走，并组织了罢工后援会。

救国会的抗日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仍然遭到镇压。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时称“七君子”之狱。全国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次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13]，罗织成十大罪状，向七人提出公诉。6月开庭审讯时，邹韬奋等人宣称他们救国无罪，对审判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止，国民党政府7月31日被迫将七人释放出狱。

邹韬奋出狱后，立即着手筹办《抗战》三日刊，8月19日在上海创刊。它一再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策。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提出后，26日邹韬奋在《抗战》上发表时评《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盛赞这个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该刊还发表中共负责人所写的一些文章，报道八路军在敌后战斗的情况等。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到武汉，继续编《抗战》三日刊。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邹任主编。创刊号上发刊词《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说，这个刊物负有两个使命：“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的政治任务。”《全民抗战》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每期销三十万份。该刊还编印战地版，大量分送抗日部队，以激励士气。这时，邹韬奋已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7月6日至15日在汉口举行第一次大会时，他提了三个提案：一是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二是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三是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他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在讨论第二个提案时，据理力争，几经辩论后，他的提案勉强通过。但大会刚刚闭幕，国民党当局就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钳制抗日言论。

同年10月，邹韬奋到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由于他在参政会上大力进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更加遭到国民党的忌恨。《全民抗战》的送审稿件常常遭到故意留难，有的无故被“免登”，有的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他为了挽救“许多读者所急迫需要的好文章”，几次“走几十里山路”，跑到审查机关去“据理力争”[14]。尽管他有时被那些审稿者弄得十分生气，还是坚持将杂志办下去，不愿“自动撤退阵地”。

生活书店从“七七”事变后，大量出版了一些抗日救亡读物和马列主义书籍，并在重要城市建立了五十多个发行点。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益猖狂，生活书店也横遭摧残。1939年4月，西安分店被封，工作人员被捕。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开强迫邹韬奋将生活书店与他们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同时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被他严词拒绝。接着，生活书店各地的分店不断被封闭，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除重庆外，其他五十多个分店都被封闭。邹韬奋本人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2月25日化装潜离重庆，经衡阳、桂林到达香港。5月，他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周刊。《复刊词》中表示，要不惜一切牺牲，鼓吹宣传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措施，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不能默尔无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邹韬奋在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帮助下，于1942年1月9日离开香港到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已密令各地特务搜索他的行踪，“就地惩办”[15]。4月，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东江根据地，匿居广东梅县乡间。9月离开梅县，10月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他已患耳疾，发病时痛得坐卧不宁，但仍坚持参观访问、调查研究，还写文章，发表演说，赞扬抗日根据地的光明，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

1943年初，邹韬奋的耳疾日益严重，经诊断发现是癌症，乃秘密赴上海治疗。经过手术和放射治疗后，1944年2月病情稍轻，他坚持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一个多月写了六万字，因病情恶化不得已搁笔，未能完稿。6月1日他口述遗嘱，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追认为共产党员，将其骨灰移葬延安。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逝世并追认他入党。

邹韬奋一生著述极多，生前大都已编印成书。解放后编辑出版了《韬奋文集》，共三卷。

来俊臣

来俊臣(公元651—697年)，唐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性残忍，喜反复，不务正业。因告密受到武则天的重用，历任侍御史、左台御史中丞等职。所撰《罗织经》一篇，专教门徒如何罗织罪名，使被告无法自辩。又造刑具种种，专用于刑讯逼供。来俊臣前后屠杀一千余家，是武则天朝品质最劣、时间最长、民愤最大的酷吏，后因得罪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被杀。

〔正史〕

来俊臣，京兆万年人。父操，博徒也，与里人蔡本善。本负博数十万不能偿，操因纳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天资残忍，喜反覆，不事产。客和州为奸盗，捕送狱，狱中上变，刺史东平王续按讯无状，杖之百。天授中，续以罪诛，俊臣上书得召见，自陈前上琅邪王冲反状，为续所抑。武后以为谅，擢累侍御史，按诏狱，数称旨。后阴纵其惨，胁制群臣，前后夷千余族。生平有纤介，皆入于死。拜左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语。

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仁敬、康、卫遂忠等，阴啸不逞百辈，使飞语诬蔑公卿，上急变，每擿一事，千里同时辄发，契验不差，时号为“罗织”，牒左署曰：“请付来俊臣或侯思止推实必得。”后信之，诏于丽景门别置狱，敕俊臣等颛按事，百不一贷。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谓入者例皆尽也。俊臣与其属朱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俊臣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醯①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匽溺，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杀重囚乃宣诏。又作大枷，各为号：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后以铁为冒头，被枷者宛转地上，少选而绝。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惧，皆自诬服。

如意初，诬告大臣狄仁杰、任令晖、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卢献等下狱。俊臣颛以夷诛大臣为功，乃奏囚降制，一问而服者同首，法得减死。仁杰等已论死，待日而决，稍挺之，仁杰乃遣子持帛书称枉。后见愕然，责谓俊臣，对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视，遽假仁杰袱带立西厢，綝惧俊臣，东视唯唯去，莫敢闻。先是，宰相乐思晦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岁隶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凶惨，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条反状付之，无大小皆如诏。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杰六族皆免。又按大将军张虔勖、内侍范云仙，虔勖不堪枉，讼于大理徐有功，俊臣使卫士乱斫之，云仙自陈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胁息。

久之，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长寿中，还授殿中丞，坐赃贬同州参军事，暴纵自如，夺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为合宫尉，擢洛阳令，进司仆少卿，赐司农奴婢十人。以官户无面首，闻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罗有婢善歌舞，令其党告以谋反，而求其婢，诸蕃长数十人，割耳剺面讼冤②，仅得解。綦连耀等有异谋，吉顼以白俊臣，杀数十族。既欲擅发奸功，即中顼以法，顼大惧，求见后自直，乃免。俊臣诬司刑史樊戬，以谋反诛，其子诉阙下，有司无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刘如璇为流涕，俊臣奏与同恶，如璇自诉年老而涕，吏论以绞，后为宥死，流汉州。万岁通天中，上已，与其党集龙门，题缙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谋绳其恶，未发。卫遂忠虽无行，颇有辞辩，素与俊臣善。始王庆诜女适段简而美，俊臣娇诏强娶之。它日，会妻族，酒酣，遂忠诣之，阍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骂，俊臣耻妻见辱，已命驱而缚于廷，既乃释之，自此有隙，妻亦惭，自杀。简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风旨，简惧，以妾归之。

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己，乃有异图，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谋反，因得聘志。遂忠发其谋。初，俊臣屡掎摭诸武、太平公主、张昌宗等处咎，后不发。至是诸武怨，共证其罪。有诏斩于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庆，曰“今得背著床暝矣!”争抉目、擿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余，家属籍没。

方俊臣用事，托天官得选者二百余员，及败，有司自首，后责之，对曰：“臣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

《新唐书》卷二○九

〔注释〕

①醯(xi)：醋。匽(yan)：储污水的坑池。②“剺(li)”句：划开，划破。剺面：古代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割面流血，表示忠诚哀痛。

〔相关史料〕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长史。俊臣少诡谲无赖，反覆险诐①，残忍荒慝，举世无比。则天朝，罗告诸王贵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与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时于丽景门内置制狱，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例竟也。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十余辈，造告密罗织经数千言，皆有条贯支节张本，布置事状由绪，令其党告之。或投匦②以闻，则天多委俊臣按问。俊臣别造枷，号为突地吼，遭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又作枷有十，号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当讯囚，圈中下楔，其余名号数十，大略如此也。囚人无贵贱，必先列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故更竞劝为酷③矣。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名流俯，阅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袭。至于族灭，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否?”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五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同首例，得灭死，以助仁杰等，令承反。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灭死。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④，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杰曰：“若之何?”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杰曰：“皇天后土，遣秋仁杰行此事耶!”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徒日行刑，不复严防，得凭首者求笔砚，折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中，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赴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也。家人得衣中书，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⑤，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綝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令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綝视之。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俊臣复奏大将军张乾勖、大将军给使范云仙，于洛阳牧院，虔勖等不堪苦，自讼于国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乱刀斫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俊臣累坐赃，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寻授河南尉，累迁太仆卿，则天赐其奴俾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农赐，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酋长诣缺，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有议，长安尉吉顼知之，以语俊臣。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俊臣恃擅其功，复罗遘顼。顼得召见庭诉，仅而免。俊臣先逼取太原王庆诜女。俊臣素与河东卫遂忠有旧，忠名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辨，酒酣诣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骂辱之。俊臣耻其亲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⑥。俊臣将罗告武氏诸伪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忠发之，则天屡保持，而诸武及公主可惧，共毁之，乃弃之。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剐其肉，斯须而尽。则天觉悟，降敕曰：“来俊臣闾巷小人，轻险有素，以其颇申谪。当谓微效款诚。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拟倾危。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既族之，无问士庶男女，相庆于道路。咸曰：“自此后卧，乃背得着床。不尔，朝不谋夕矣。”

《太平广记》卷二六八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

《太平广记》卷二六七

唐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慝崇奸，构虚成实。坎土用血⑦，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⑧，乃江充之擅造也。

《太平广记》卷二八三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强盛酷虐，朝官受官，冤魂塞路。上林令侯敏偏能逢迎，殷勤趋事。妻董氏聪慧能文，有知人鉴，谏夫云：“君性柔佞貌不扬，且目下起晦纹，印堂悬针破⑨，急行善事，使晦纹明亮，悬针转脚，可免难获福。更有要言相劝，盖俊臣国贼也，恃势行奸，杀人取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势不久立，一朝事坏，奸党先遭戮辱，君可敬而远之。”敏稍退避，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远去莫生他念。”遂行。至州投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令?”不饬到任⑩。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戮及家口，敏以不得到任获全。后俊臣被诛，戮其党羽，无一得脱者，惟敏获免焉。盖董氏见善劝为，有过即谏，所谓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事，得非贤内助之力耶?”

《神相证验百条》下卷

〔注 释〕

①险诐(bi)：险恶邪僻。②投匦(gui)：将信件投在小箱里。③竞劝为酷：比赛以残酷刑罚为能事。④阶级：官阶品级。⑤承反：承认反叛。⑥构隙：产生矛盾。⑦坎土用血：挖坑埋血，一种咒人的巫术。⑧掘地埋桐：以桐木刻成憎恶之人埋于地下，巫术。⑨目下起晦纹，印堂悬针破：相面之术。意即眼皮下起倒霉的纹，太阳穴处的纹路破相。⑩不饬到任：不发到任当官的文书。

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国小说家。1903年1月23日生于印度，父亲是印度英国殖民政府的一个小文职官员。他幼年返回英国，8岁时进入寄宿学校，1917年获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成绩优异，并在学校刊物上发表他的最初的文章。1921年伊顿公学毕业后去缅甸，在印度皇家警察驻缅部队中服役，由于认识到英帝国的统治违反缅甸人民的意愿，对警察生涯感到羞愧与内疚，遂于1927年离开缅甸回国，并辞去警察职务。后来，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小说《缅甸岁月》(1935)。奥威尔回英国后，为了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曾到伦敦东部和巴黎的贫民窟同工人、乞丐等生活在一起，与流浪者为伍，并根据这些亲身经验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这部小说基本上是自传性的。后来他又根据他访问苏格兰北部工业城镇时亲眼目睹的工人失业、饥寒交迫的情景，写了《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以记者身分去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并参加共和军的反法西斯战斗，咽喉受了重伤，后因对共产党镇压反对派不满，于1937年离开西班牙。翌年，他写了《向卡塔洛尼亚致敬》，记述了他在西班牙的那一段经历。从此，他的思想开始右倾，转而反对共产主义，鼓吹社会民主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威尔应征入伍，并曾先后在英国广播公司印度部和工党左翼《伦敦论坛报》工作。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幻灭，1944年他写了讽刺俄国革命的政治寓言小说《兽园》。这部小说以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历史为背景，带有明显的反斯大林性质。1945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欧洲报道战争结束情况，并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年》(写于1949年)，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的阴森恐怖景象。除了小说之外，奥威尔还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他的主要散文集有《鲸内集》(1940)、《狮子与独角兽》(1941)等。

杨格非

杨格非(John Griffith,1831年12月14日—1912年7月15日)是英国新教伦敦会传教士。首位深入中国华中地区的西方宣教士，故有“华中宣教之父”、“华中使徒”之称。在华宣教长达57年之久。

一、早年生活

杨格非（Griffith John）又译杨笃信、杨约翰，于1831年12月14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斯温西城（Swansea）一个公理会基督徒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公司的雇员。小格非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不幸的是，他出生后仅八个月，母亲就死于霍乱，后来由其敬虔爱主的姑母抚养长大。由于家境比较贫穷，杨格非12岁时就被迫辍学，到一家杂货铺里当童工，学徒五年之久。但他酷爱读书，利用闲暇时间博览群书，日积月累，他的知识程度超过那些在学读书的同龄人。所幸的是，他受到家庭和教会浓郁的属灵环境的熏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摇篮里就在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大约8岁时，我就已是一个对宗教信仰印象深刻的孩子了。”在教会里，在主日学老师的教导下，他不仅熟读圣经，而且训练出自己口才。他14岁时在一次祷告聚会中开始了第一次讲道，十六、七岁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传道人，在教会里定期讲道，人们亲切的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17岁时，杨格非辞职回家，准备自学功课，报考大学。这时他父亲又在另一场霍乱中丧生。他强忍悲痛，在亲友们的鼓励并资助下，于1850年9月考入了布雷肯学院（Brecon Congregational Memorial College）。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申请加入伦敦宣道会，并于1853年转入贝德福德神学院（Bedford Academy）接受神学装备，二年后被按立为牧师。1855年4月，杨格非与宣教士的女儿玛格丽特·格丽菲丝（Margaret Griffith）小姐结婚。婚后随即准备起身远赴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宣教，因为他的岳父就是该岛宣教先驱者，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正当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的宣教工场正急切的需要人，于是伦敦会就改派这对新婚夫妇去中国。

临行前，伦敦会差会代表和众亲友在伦敦为他们举行欢送宴会，虽然杨格非那时已24岁，但因他身材比较矮小，相貌稚嫩，以致闹出一个笑话。当他跟在同往中国的宣教士、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 后面走入会场时，一位门警竟把他当成一个前来凑热闹的小孩子，而把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杨格非遂向他说明自己就是那位即将被欢送去中国的宣教士，门警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如此，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让一个小孩子去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当然这位门警决想不到，就是这个“小孩子”，日后竟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

二、赴华宣教

1855年5月，杨格非带着新婚的妻子，和韦廉臣夫妇一起登上了远航中国的轮船，在海上颠簸了四个多月后，于9 月24 日抵达上海。漫长的航程使他们精疲力尽，初踏中国土地时，还感觉到脚下在晃动。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在中国的漫漫宣教之旅。

最初杨格非在上海学习中文，在当时的上海，聚集着一批优秀的西方宣教士，他们一面学习，一面等待机会。其中有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 Medhurst），他时常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的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这一句祷语给杨格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更加积极地寻求将来的方向。不久，杨格非即可以单独宣教，在上海五年期间，他四处巡回布道，到上海县、松江府和青浦县等地传福音，也从中体味到要叫中国人接受福音是何等之艰难。

三、访太平军

1857年，杨格非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进入太平天国的辖区考察；1860年6-8月，他和艾约瑟等五位宣教士前往苏州，先后拜会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与他们讨论基督教信仰问题，意在通过他们可以纠正天王洪秀全的谬误。同年11月，他偕同另外一位英国宣教士和两名广东人——其中之一是容闳——前往南京，主要目的是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宣教的权利。每次访问，他都受到太平天国领袖的友好接待，虽然他极力纠正拜上帝会在信仰上的错误，但却遭到洪秀全等人的拒绝。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准到太平天国辖区内居住和自由宣教。

四、华中宣教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门户更加开放，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随之来到。杨格非选择了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宣教工场，因而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西方宣教士。1861年6月21日，杨格非和威尔逊（Robert Willson）一起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汉口，眼望着两岸迤逦的风光和滔滔江水，他不禁发出赞叹与感恩：“这一条美丽和宏伟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抵达汉口后不久，他们即在沈家庙金庭公店的住所开始宣教工作。从走下轮船一脚踏上汉口土地那一刻算起，杨格非在这座城市整整住了51年，直到1912年离开中国返回故土英国为止，而那时他已经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了。

杨格非向来注重讲道，而且他自年少时就有讲道恩赐，能够深入浅出地将福音真理，生动地地宣讲出来，让民众容易接受。到中国几年后，他用中文讲道，其威力与魅力仍不减当年，无论老少妇孺，知识份子还是贩夫走卒，都能被他响亮的声音、活泼的手势和生动的内容所吸引。他初到汉口时，并没有固定的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宣教士”。1862年3月16日终得一位中国信徒受洗，此后渐有不少当地人归信基督。因此，亟需寻觅一个固定场所作为聚会之用，杨格非遂于1863年，在汉口夹街太平巷，创建了华中地区第一所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相继在蔡家巷兴建了“恩光堂”，在统一街兴建了“救恩堂”，并在花楼街购地建立起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事业中心，统筹华中一带的宣教事宜。 

在汉口打开局面后，杨格非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武昌当时是湖广总督所在地，是华中政治文化中心。杨格非清楚认识到武昌在今后华中宣教的地位。在他不懈努力下，几经波折，终于在1864 年7月，获准在武昌戈甲营购地兴建“崇真堂”，这是湖北省城的第一座教堂，标志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崇真堂”是一座平面十字形单层哥德式建筑，可容纳200人做礼拜。从1864年开堂迄今，已近150年。虽然经历多年的风雨剥蚀与人为摧残，该堂竟仍能屹立不倒，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崇真堂于2000年重新恢复使用，成为武汉基督徒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杨格非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起教会后，他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先后在孝感、天门、皂市以及黄陂等地建立教堂。他以旅行布道和街头布道的方法相结合，每到一地除了口传福音外，还大量散发福音小册子。当时的宣教士下乡布道经常会遭遇危险，1876 年的孝感之行，就是杨格非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次他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 一起接受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布道，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数以百计的民众一路尾随他们，对他们大声吼叫：“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 ”石头、土块像雨点般打在他们身上、头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逃命。但他们并不因遭受迫害而灰心，在回程中，马医生继续为人医病施药，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散发福音单张。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

五、深入川湘

然而杨格非并不以华中为满足，他也期望福音能尽快传入中国内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和湖南两省，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进入湖南和四川的新教宣教士。1868 年，杨格非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结伴进行一次壮游，他们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最后转由陕西汉中回到武汉，行程计八千余里，历时五个月，实地考察各地风土民情，作为日后宣教活动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惧怕，反而如此明志说：“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继四川之后，杨格非下一个宣教目标就是湖南。当时湖南民众以排外、反对基督教著称，西方宣教士很难在该省立足。杨格非以其坚强的毅力，从1879年就开始不断尝试打开湖南的福音之们。迨至1904年，在25年间，他先后前往湖南宣教11次之多，屡败屡试，毫不气馁，终看到湖南官员与民众对基督教的软化，以及对外国宣教士的态度之转变。从 “以粪便石块相待”，到用轿子恭迎，锦旗相送，可谓天壤之别。1901 年4月，他以欣喜、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句期待已久的话。据统计，杨格非在华50多年里，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在各地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仅在湖北就建立了100多个宣教站。看到福音在这些内地省份兴旺，无数灵魂得拯救，他十分欣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 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这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六、医疗教育

杨格非可称为全方位宣教的典范，除了直接宣教、建立教堂外，他还十分注重科教文卫工作。他于1866年在汉口创立的“仁济医院”，是华中最早的西医院之一，现已成为汉口协和医院。1899 年，杨格非在花楼总堂（今交通巷）旁边一个工厂旧址上，办起了汉口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神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校——博学书院（英文名为Griffith John College，即杨格非学院），现已成为武汉市第四中学。他还在长江流域创办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杨格非时代所创办的医院、学校等机构，在湖北省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七、翻译圣经

杨格非对于中国教会的另一主要贡献是写作与翻译。杨格非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1876年，杨格非在汉口创办了“华中圣教书会”出版社，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供外出宣教散发，以补外国宣教士运用汉语不便之弱点。圣教书会成立第二年，就散发出一万册福音书；六年之后，共散发35万册。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为该会印刷。到1903年，教会书刊的发行量，在华中各省达到220万册。杨格非不仅多年担任圣教书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多产作家，著有多种书册，据1884年圣教书会的报告，在其出版的50种新书中，有31种是杨格非亲自撰写的。此外，他还著有《对中国的期望》（1872）、《中国的呼声》（1907年）等书。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血的事工，他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只适合知识阶层阅读，而一般从未受过教育的贩夫走卒，就会一窍不通；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这无形中就将大部份人摈弃于福音大门之外。有见及此，杨格非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因此他特别花费很多时间，在中国助手协助下，竭尽心力，以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将圣经重新翻译。1885 年他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称之为“浅文理译本”。由于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如此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纪之详明。”此精湛之语，可谓字字珠玑！后来杨格非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905 年，杨格非再推出旧约浅文理译本，但该译本只翻译到《雅歌》为止。 

1899年，杨格非被选为英格兰威尔士公理会全国协会主席，但他拒绝回国担任这一显赫之职，而甘愿继续留在汉口，住在他所热爱的中国人中间。同年，一方面出于对他在中国宣教贡献的表彰，另一方面也肯定其圣经翻译方面的卓越成就，爱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八、禁销鸦片

杨格非于19世纪中叶抵达中国之际，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除割让香港，赔偿巨额军费外，还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英国商人仍旧继续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谋取暴利，而受害最惨烈者乃中国百姓，他们被鸦片荼毒，终日生活在烟榻上，了无生气，健康日见低落，体质更趋羸弱，被讥为“东亚病夫”。西方传教士始终反对这害人匪浅的鸦片贸易，认为这是英国极不光彩的劣迹。杨格非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一心为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奔走呼号，并于1882年 写出《关于鸦片贸易的简明问答》一书，抨击鸦片贸易的罪恶。他也多次撰文，苦劝中国人说，吸食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应拒之千里之外，切勿接触为上。另一方面，他又多次透过媒体，义正辞严地向英国政府上书，苦谏停止将鸦片输往中国。因为这种贸易，会造成中国人对宣教士和福音产生强烈偏见，让他们无法了解何以同属英国人，既传扬救赎的福音，又带来具有毁灭性的毒品！杨格非发动在华英国宣教士，利用他们和国内教会通信的机会，向各自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虐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并请求会众为禁止鸦片之事切切祷告。虽然杨格非的谏言，未能立时遏止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但他维护中国人权益的勇敢言行，令人敬佩，也为后来禁销鸦片之成功奠定了基础。

九、献身中国

由于杨格非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时间最长，而且其对教会的影响也最大，故被称为“华中的使徒” 。他在中国五十多年，期间只回过英国三次，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现严重问题，才不得不回国。1870年7月，也就是杨格非到中国宣教15年后，第一次携家眷回英国。逗留期间，他四处演讲，报告中国宣教情况，鼓励信徒支持或献身宣教。1873年再次启程来华，途经新加坡时，妻子玛格丽特却意外染病去世，杨格非强忍悲痛回到汉口。1874年，杨格非再度结婚，娶了一位美国女宣教士为妻。他们一起在华中宣教、生活了11年之久，这第二位妻子也于1885年因病突然与世长辞。杨格非的两个儿子回英国读书，后来都在美国就业，父子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竟然间隔二十五年才得相见。他为中国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与牺牲，但在1905年教会为纪念他来华宣教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感恩聚会上，这位“华中使徒”仍充满深情地说：“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全部献给中国。”

1905年，75岁高龄的杨格非在一次讲道中突然中风，此后便瘫痪在床。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家人出于安全考虑，决定由其女婿施伯珩（Spatham）等人护送回英国。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他们乘英轮离开汉口，从此告别中国，于1912年1月返抵英国。不久住进养老院，直到1912年7 月26 日离世，享年81岁。

但杨格非在华中的宣教伟业并未因斗转星移而消逝。在1931年12月杨格非的百岁诞辰日，汉口教会信徒们怀着崇敬之情，动工兴建一座礼拜堂，落成后命名为“格非堂”，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该堂的铭文道及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等等。令人唏嘘的是，在1951年一片反帝声中，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将“格非堂”改名为“荣光堂”，以示“和帝国主义割断关系”。今日立于汉口黄石路上的“荣光堂”即为此堂。 

1963 年，在杨格非离世五十多年之后，他的故乡斯温西城也特别开辟出一个花园来纪念这位宣教伟人，故乡人皆以他为荣。

毛坤

毛坤（1890～1960），字良坤,号体六,又自号铁炉。四川宜宾人。1927年毕业于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校刊总编辑、教务长,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等职。1940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专科时,兼任主任,并讲授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档案编目法等课程。1947年受聘于四川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当选为该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在档案学方面的著述有《档案序言》、《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档案经营法》等。

民国11年，毛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民国13年入北大哲学系。三年级时转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专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后得校长沈祖荣允许，带薪复学于北大哲学系。民国20年秋毕业，仍回文华图专，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务长兼教授。抗日战争期中该校迁重庆，毛随之返川。毛此时在文华图专主持开设了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科。民国33年，休假回乡，与同窗在白花镇筹办了宜东初级中学并担任教职。次年假满，返原校执教。民国36年，文华图专迁回武昌，毛因病未能随往，受聘于四川大学，作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至1960年病逝。

盛昱

盛昱（1850—1899），字伯熙，亦作伯希、伯羲、伯兮，一字伯蕴，号韵莳，所居意园为其祖协办大学士敬徵旧邸，故世亦称“盛意园”。姓爱新觉罗氏。满族。满洲镶白旗。清宗室，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母博尔济吉特·那逊兰保，有诗名，有《芸香馆遗诗》二卷。少慧，以博识能诗显名。光绪三年(1877)进士(一说二年，误)，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益奋于学，讨测经史及中外舆地，尤详于本朝掌故沿革。历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翰林院侍讲、文渊馆校理、国史馆协修等，累迁至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敢言事，数劾大臣，与张之洞、张佩纶等一时被目为清流。十年，授国子监祭酒，乃探求教士之法，大治学舍，奖勤励学，士习为之一变。十四年，典试山东。次年引疾归。居家考订古籍，品赏书画，并耽医理。甲午之役，欲复出，有所赞划，受阻。益郁郁寡欢，由是寄情山水。平生崇尚风雅，所交多一时文章魁杰，又喜奖掖后进，张謇、杨锐贡太学时皆出其门。与王懿荣交最密，同以精鉴赏名于时。又与缪荃孙、沈曾植探掌故，时号“谈故三友”。诗与宝廷齐名。每有撄心时艰，自伤失意之作，亦多归心园林，放情山水之诗。杨钟羲称其五古“奇伟警拔，雅似姜白石纪游诗，沉郁处亦复近杜”，近体“浏亮隽逸，倜然不群”，词则“雄放似辛稼轩”(《意园事略》)。陈琰亦谓“近体意味有极隽永者”(《艺苑丛话》)。陈衍则以为其诗“兴趣不及偶斋(宝廷)，书卷时复过之”(《近代诗钞》)。有《郁华阁遗集》四卷，凡诗三卷，词一卷(词亦名《白山介词》)。《意园文略》二卷，又撰《蒙古世系谱》。辑有《郁华阁金文》、《雪屐寻碑录》等。与表弟杨钟羲合辑《八旗文经》五六卷，附《作者考》三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四四，杨钟羲《意园事略》(《续碑传集》卷一七)。

格雷夫斯

罗伯特·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Ranke Graves，1895年7月24日-1985年12月7日），1895 年 7月 24日，罗伯特-格雷夫斯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温布尔登。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佩瑟瓦尔-格雷夫斯是一位盖尔语学者和爱尔兰小诗人。母亲阿玛莉-冯-兰克-格雷夫斯是现代历史研究奠基人之一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亲戚。罗伯特是十个孩子中的一个，母亲的清教徒信仰和父亲对凯尔特诗歌和神话的热爱对他影响很大。年轻时，他对拳击和登山的兴趣超过了学习，尽管后来诗歌支撑他度过了动荡的青春期。

1913 年，格雷夫斯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继续深造。1914 年8月，他应征入伍，成为皇家威尔士燧发枪手团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参加了卢斯战役，并于 1916 年在索姆河攻势中受伤。在疗养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Over the Brazier》（诗歌书店）。到 1917年，尽管仍在服役，格雷夫斯已出版了三部诗集。1918 年，他在战壕中度过了一年，再次身负重伤。

受到战争创伤的他前往牛津，在圣约翰学院任职。格雷夫斯早期的诗集与同时代的诗人一样，描写自然美景和田园乐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1917 年和 1918 年，分别由伦敦海涅曼出版社和纽约 Alfred A. Knopf 出版社出版的《Over the Brazier》和《Fairies and Fusiliers》为格雷夫斯赢得了杰出战争诗人的声誉。1926 年，格雷夫斯结识了美国诗人和理论家劳拉-里丁，此后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道格拉斯-戴曾写道：“劳拉-里丁的影响很可能是（格雷夫斯）诗歌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她说服他抑制自己的离题和漫无边际的哲思，转而专注于写个人主题的简洁、讽刺诗”。

1929 年，格拉夫斯出版了自传《再见这一切》，宣布了他对战争经历残余恐怖的心理调适。此后不久，他与里丁一起前往马略卡岛。在那里，格雷夫斯除了完成了多部诗集外，还撰写了多部评论集，其中一些是与里丁合作完成的。1928 年，夫妇俩共同创办了 Seizin 出版社，1935 年创办了半年刊杂志《Epilogue》。在此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认为诗歌对诗人和读者都有精神上的陶冶作用。尽管格雷夫斯声称他写小说只是为了赚钱，但正是通过这些小说，他在 1934 年出版了历史小说《我，克劳狄斯》及其续集《神的克劳狄斯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从而获得了重要作家的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广播公司将这两部小说改编成风靡全球的电视连续剧。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格雷夫斯和里丁逃离马略卡岛，最终定居美国。1939 年，瑞丁离开格拉夫斯，投奔作家斯凯勒-杰克逊（Schuyler Jackson）。20 世纪 40 年代，在与里丁分手后，格雷夫斯创作了他个人的白色女神神话。受 19 世纪晚期母系社会和女神崇拜研究的启发，这个神话贯穿了他后来的所有作品。

二战结束后，格雷夫斯回到马略卡岛，继续写作。到 20 世纪 50 年代，格雷夫斯作为诗人、小说家、文学家和翻译家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62 年，奥登（W. H. Auden）甚至断言格雷夫斯是英国 “最伟大的在世诗人”。1968 年，他获得英国女王诗歌金奖。他一生出版了一百四十多部作品，包括五十五部诗集（他在创作生涯中反复修订了《诗集》）、十五部小说、十部翻译作品以及四十多部非虚构、自传和文学随笔作品。1961 年至 1966 年，格雷夫斯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20 世纪 70 年代，他的创作力下降，生命的最后十年在沉默和衰老中度过。

1985 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在马略卡岛去世。

洛克

约翰·洛克（1632年8月29日 - 1704年10月28日）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思想家。1652年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毕业后,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物理学、化学和医学。1656年毕业留校,曾先后任希腊文、修辞学、伦理学教师。1667年,洛克结识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利伯爵,受聘为其秘书和家庭教师,后因参与伯爵的反国王活动,1683年被迫出走荷兰。1688年,英国革命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而告终,这对洛克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哲学、政治和教育等各方面思想无不打上阶级妥协的烙印,即既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又残存着贵族的保守性。

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论,认为人的心灵犹如一块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导源于感觉。据此,他断定人的智力天赋平等。他高度评价教育在人的造就中的作用,认为人之所以千差万别,都是由于教育之故。但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并不彻底,有时又认为上帝在人类精神上印上各种特性,这些特性只能稍加改变。这样,又限制了教育的作用。

洛克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既有健壮身体,又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即资产阶级事业家。这一培养目标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保留了贵族精神风貌。

洛克强调绅士应有健壮的身体,因为它是满足个人幸福和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他提出儿童要多过户外生活;饮食要清淡;睡眠要充足;衣着要适体;药物宜少用等等一系列养护和锻炼身体的方法。他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精密体育理论的教育家。

洛克置德育于绅士教育的首位,认为德行愈高愈容易获得成就。他否定天赋道德原则,认为凡是给个人带来长远幸福和快乐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他把自我克制作为道德的基础,认为克制不合理的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可以使人摒绝眼前的快乐,追求远大事业,获得真正幸福。 良好的礼仪是绅士必备的第二种美德,言谈举止,优雅有礼,符合本身的等级与地位,取得别人的尊重与好感,从而获得一切。各种德行应及早通过严加管教、生活实践、奖励和惩罚、说理以及榜样等方法加以培养。他反对溺爱,不主张体罚,强调多与上流社会人士交往,防止下贱仆人的教唆。在道德教育方面,洛克还要求培养对上帝的观念。

青年绅士应学习日后实际生活中最常用的知识,为此,洛克设计了一个以实用科目为基础的课程体系。除读、写、算、希腊文、拉丁文外,还有天文、地理、自然哲学、历史、法律、伦理学、簿记、速记、几何、法语等。此外,还要学习舞蹈、音乐、击剑、骑马、园艺、细木工等。在教学方法上,他反对死记硬背,重视观察,注意启发,强调发展智力。

洛克主张绅士教育应在家庭中实施,因为学校中学生众多,成份复杂, 良莠不齐,不利于绅士的培养。

1697年,洛克为贫苦儿童草拟了一个《劳作学校计划》,规定每一个教区设立1—2所劳作学校,强迫领取教区救济金的3～14岁的儿童入学,从事纺织、针织等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生活。

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中还残存着封建贵族教育的陈迹,但它更主要的是反映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要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对后来西欧特别是18世纪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影响最大。

洛克的教育代表作为《教育漫话》,主要哲学和政治著作有《人类理解论》(1690)、《关于理解的指导》(1697—1706)、《政府论》(1690)。

曼斯菲尔德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0.14～1923.01.09），短篇小说家，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100多年来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生于惠灵顿，卒于法国枫丹白露。父亲曾任新西兰银行行长。她从惠灵顿女子中学和斯慧逊中学毕业后，进入伦敦女王学院学习。后来回国学过一段时间音乐，20岁那年说服父亲，只身前往伦敦从事文学创作。

她在伦敦前两年的文学生涯并不顺利，短暂旅居德国巴伐利亚期间，与欧洲作家和记者相识，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信念。她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1911）就是这段时期的试笔。这部小说集批评当地对婢仆的非人待遇，揭示妇女所受的屈辱和压抑，嘲笑没落贵族和民族偏见，引起批评界一致好评K.曼斯菲尔德故居K.曼斯菲尔德故居。1916年，她感染肺炎，在与病魔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出版了两部奠定文学地位的小说集《幸福》（1920）和《园会》（1922）。《园会》出版于作者逝世前3个月，其中包括一批以新西兰为故事背景的优秀作品。她去世后还出版了《鸽巢》（1923）、《蒙达那的故事》（1923）、《诗》（1923）和《幼稚》（1924）等4部短篇小说集。

阶级对立是作者表现的主题之一。短篇小说《玩具房子》描写洗衣妇的两个女儿在学校极受歧视，偶然被富家女孩邀去家中看玩具房子，却遭其家人斥逐。《园会》中，谢太太穷苦的近邻不幸身亡，家人正在伤心，她却在园中奏乐宴客，深刻反映了有人富裕、有人贫困、有人欢乐、有人哭泣的阶级差异，深入探讨了阶级与阶级、现实与梦想、人生与死亡的复杂问题。

婚姻悲剧是作者讨论的另一主题。《幸福》中的主妇发现丈夫同她的女友私下约会，幸福感完全破灭。《杂货店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本来在繁华的港埠工作，丈夫却把她迁到荒村野店，并毁了她的健康和青春，出于报复，她枪杀了自己的丈夫。《白丽尔小姐》《金丝雀》等表现了单身妇女晚景的凄凉。《已故上校的两个女儿》则描写两个女人已届中年，尚未许嫁，在父亲死后也不敢对自己的前途自作主张，全篇幽默的语调中深含悲哀。

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大多揭露社会的不公和黑暗，但也有少数作品表现了生的欣悦。如《幼稚可也很自然》表现少年初恋时的天真。《前奏》和《在海湾》以优美的散文笔调描述惠灵顿郊野的风物和家庭的情趣。作者困于多病和环境的限制，生活面不广，笔墨时或流于纤细。她有正义感，在摒弃议论的客观叙述中常能引人同情弱小，憎恶强横，感受到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所造成的种种创伤和不幸。

她在艺术上深受A.P.契诃夫的启发，不设奇局，不求曲折的情节，注重从看似平凡的小处发掘人物情绪的变化。作品色彩鲜明，文笔简洁而流畅，发展了一种具有诗歌特色的独特散文风格。

余十眉

余十眉(1885—1960),名其锵,字十眉,号秋槎,嘉善西塘镇人。 自幼遍览经史,酷嗜辞章之学。清光绪三十年(1904)县试中秀才后,不求仕进,改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历任上海南洋女校、爱国女校、竞雄女校、省立嘉兴中学及嘉善县立高小、陶庄小学等校教师,1954年在嘉兴中学退休。

1912年,结识南社创始人柳亚子、陈巢南,遂入南社为社员。1920年冬,两次邀请柳亚子、陈巢南来西塘,会宴西园,即席联吟,摄影留念,名西园雅集;又尝游汾湖。次年,又共叙于西塘乐国酒家,吟诗百余首,辑成《乐国吟》(上、下集)行世。1917年,随陈去病赴粤,在孙中山护法政府任宣传部秘书。受柳亚子影响,加入国民党。1923年10月,与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征等8人发起组成新南社,任书记处书记,并与陈巢南合编《南社丛刊》第22集。著有《寄心琐语》、《壬戌诗选》、《楚辞新义》、《灵芬馆集笺注》。

余十眉淡泊自守,爱憎分明。曾与汪精卫同隶南社和新南社,早年亦有诗词相唱和,交谊不薄。抗战期间,深明大义,与汪伪断绝旧谊,在嘉兴乡间任教于国民党游击区的中学,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罗雪尔

威廉·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1817.10.21—1894.6.4)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旧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他出生于汉诺威的高级法官家庭,曾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学和政治学。1840年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及国家科学讲师。1841年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兼授政治理论史。1843年出版了《历史方法的国家经济学大纲》,该书被称为历史学派的纲领,次年升为教授。1848年转莱比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国民经济学体系》、《十六、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说史论》、《德国经济学说史》等。

罗雪尔主张用历史方法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强调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联系,并比较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认为国民经济学应当探求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律和进程。而且只有密切地结合法学史、政治经济学史、政治史和文明史,才有可能描述发展规律。所以他把政治经济学称为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生理学。马克思曾经批判罗雪尔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是一种“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0页)。

罗雪尔抹杀生产关系,提出一种经济发展阶段论,主张:“国民生活和动植物界一样,要经过4个发展阶段:即幼年期、青年期(开花期)、成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衰老期)。”他认为:“每个国家的发展要受3个主要经济因素所决定,即自然、劳动和资本。”在资本最占优势的资本主义时代是“各个国民最幸福的时代”,“但不久将进入衰老期”。他主张国家干预,采取人工治疗。

罗雪尔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竟荒谬地认为原始社会就已有无产者存在。他称这样的无产者是原始森林的虚弱的无产者。他非常欣赏萨伊关于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引出利息、利润和地租的观点,阐明和发展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他认为利息是资本家节俭的报酬,支持和发展了西尼尔的节欲论,竭力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

他的经济学是德国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相妥协的德国式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以史料和文献装璜起来的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不止一次地嘲笑罗雪尔,说“这个学究是多么‘不留情地’藐视这门科学啊”(指政治经济学)。把他形容为“可怜的应声虫”,说他“在辩护工作上从来不肯放弃机会,到处都要把黑说成白”。

乔莱

乔莱（公元1642年-1694年），清代诗文作家。字子静，号石林。宝应(今属江苏)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授内阁中书。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主持广西乡试。后官至侍读。 二十六年罢官归。三十三年应召入京，随即去世。他的诗歌多山川纪记、凭临吊古之作，诗中往往涉及现实，如《过高邮》描写水灾带给人民的痛苦：“舴艋妇子巢，场圃鱼龙舍。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确山道中诗》揭示“承平四十年，而千村万落尚付蒿莱”的原因：“户少徭益繁，民贫吏如虎。”都表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其诗风格“奇秀峭拔”(王士禛《使粤集序》)，善于摹景状物，如《下滩》刻画湘江流急滩险;《赐观烟火歌》描摹烟火奇丽景观：无不绘声绘色，生动逼真。他也能文，文章多论及时务，最著名的是驳斥河臣主张置闸筑堤束水注海以治水患的疏文。著有《直庐集》、《使粤集》、《归田集》各1卷。晚年潜心研究经学，尤其是《易经》，著有《易俟》20卷。

王勃

王勃（650年—676年），字子安，绦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著名诗文家，初唐“四杰”之一。祖父王通，隋末大儒，著名学者，著有《元经》、《中说》，死后谥爲“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隋末唐初著名诗人。其诗多写田园情趣，爱慕陶潜。王勃出生前，王通、王绩虽早去世，但其诗文对王勃仍有很大影响。王勃父亲王福时祇任过普通文职，“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县令，爲齐州长史” ( 《王子安集序》)。王福时有六子：勔、勮、勃、助、劼、劝，文才都很好，深受世人称赞。

王勃大约出生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幼年在家乡龙门度过。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见蒋清翊《王子安集注》) 中说：“某性唯懵昧，识谢沉冥。蒙父兄训导之思。藉朋友琢磨之义，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忠孝爲九德之原，故造次必于是;审名爲五常之贼，故颠沛而思远。虽未之逮也，亦有其志焉。”由此可见，其幼年是受父兄儒家思想与道德的教育。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他早年聪慧，六岁能写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王勔、王勮，才藻相类，因此，他父亲的朋友杜易简曾称赞他们爲“此王氏三珠树也”，其中王勃最爲突出。王勃幼年就善于独立思考，九岁读颜师古《汉书注》，并指出其中错谬，写了《指瑕》10卷。这是对《汉书注》最早的研究批评著作。十岁读儒家经典，十四岁文章就写得很出色。据说，有一次，他往交趾探望父亲，路过南昌，正值九月九日重阳，洪州都督阎公曾在滕王阁上举行宴会，藉以显示自己女婿的才华。事先他让女婿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宴会刚开始，他故意拿出纸笔，遍请宾客们写作，大家都知情推辞了。但王勃作爲一个“童子”，参加这次盛会，当都督请到他时，他却不谦辞，从而打破了阎都督的原先安排。都督十分生气，就藉更衣故，退出宴会。可又不放心，就专门派人探听王勃写了些甚麽。开初，探人报道：“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都督笑道： “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接着报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便沉吟不语。当听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这位都督“瞿然而起曰： ‘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连忙赶回宴会，等王勃把文章写成，“极欢而罢”。(见《唐摭言》卷五，《新唐书·文艺传上》)。王勃这次写的便是有名的《滕王阁诗并序》。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虽有所借鉴，但却写出了前人难于描绘的景物和寥廓的境界，成爲千古名句。诗中触景生情，弔古伤今，颇能发人深思。“画楝朝飞南浦云，珠帘暮捲西山雨”，成了传颂的写景名句;“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抒发了浮沉的感叹，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何况是出于十四岁的少年手笔。

高宗麟德初年(664)，新拜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十五岁的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议论朝政，主张“崇文”、“使德”、“信赏而必罚”、“重耕耘之务”。这些建议出自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之笔，是不平凡的，于是得到刘祥道的赏识。杨炯《王子安集序》说：“太常伯刘公巡行风俗，见而异之，曰： ‘此神童也’。便上表加以推荐，对策高第，拜爲朝散郎。”

乾封元年 (666)，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奏《宸游东岳颂》(已佚)。当时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奏《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得知他的名气颇大，召请他任“侍读”兼修撰，爲王府撰写文字。他奉命编撰《平台秘略论》10篇，深得沛王爱重，赐帛50匹。此书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作爲皇子阅读修养用的。其中文艺三论曰：《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可见王勃的论文的思想和曹丕《典论·论文》基本相同。在这段时间裹，王勃并爲《黄帝八十一难经》作注，后编写了《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希望能够济世救人。唐高宗到凤翔府麟游县的九成宫游幸，王勃又写了 《九成宫颂》和 《上九成宫颂表》、《拜南郊颂》和《拜南郊颂表》来歌颂皇室。他还写了一首五言絶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爲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同是宦游人”的赠别，心情本来很複杂，但诗人却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开朗壮阔的诗句，把缠绵的儿女之情一笔撇阁，变悲凉爲豪放，表现了他非凡的抱负。

在王勃20岁时的春夏之交，诸王子喜好鬬鸡游戏，王勃写游戏文章《鬬鸡檄》，假托沛王鸡传檄声讨英王鷄，写得很好，风传一时，后来文章被高宗得知，大发雷霆，认爲是挑拨诸王子关係，把王勃立即赶出沛王府。此后，王勃“远游江汉，登降岷山”，客居剑南 (今四川成都一带)。他曾登葛愦山远望，感怀诸葛武侯的功业，赋诗抒怀。

王勃三年的漂泊游览生涯结束后回到长安。父亲王福畤正在长安任太常博士。同年十月李敬玄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爲吏部侍郎，和吏部侍郎裴行俭同典选事。李敬玄很赞赏王勃的才华，向裴行俭引荐。王勃审慎地写了《上吏部裴侍郎啓》，申明自己的志愿和态度。这是王勃继《上刘右相书》之后，又一篇大作。其中心内容是建议改革文风。他在文章中指出了以前文风衰败的经历，最后指出当时文场的流弊，他劝戒裴行俭要“识天人之幽致，明国家之大体”，彻底改革这种文风。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得到回答。第二年，父亲王福时又调任雍州司功参军，离开了长安。后来，友人虢州司法陆季友帮助他补了虢州参军。在虢州，王勃写了怀念祖先的四言诗《倬彼我系》、《送劼赴太学序》，表明了王勃的儒家思想。由于他性耿介清高，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忌。当时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有洩露的危险，于是杀了曹达以塞口。这件事终于被发觉，应判死罪，幸逢大赦免得一死。父亲因受牵连贬谪爲交趾令。

上元二年(675)，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他曾到桑泉(今山西临晋)向王少府辞行，写《春夜桑泉别王少府序》，以记其事。王勃离开桑泉直到秋天才南下，取道楚州 (今江苏淮安)、江宁(今南京)前往交趾。从江宁西去，在江上写了有名的《採莲赋》。这是王勃的又一大作。《旧唐书·文苑传》说：“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他藉莲花自喻，表现一种怀才不遇和“处江湖之远则思其君”的缠绵情思。在广州写了《鞶鉴图铭序》。上元三年(676)，王勃渡南海前往交趾，途中不慎落水。虽经人抢救，但他的心脏病因惊悸而发作，终于不治。死时才27岁。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称“初唐四杰”。在“四杰”中，王勃当是首屈一指。他的《滕王阁序》虽用骈俪文体写成，文采华美，声调和谐，意境开阔，情感深沉，同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一样，是经过改革的新体骈文。杜甫有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爲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

王勃的诗意境较高，长于抒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表现了广阔的胸怀，至今爲世人传诵。他擅长骈文，《滕王阁序》尤爲著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推陈出新，爲人称道。王勃的文论有 《上吏部裴侍郎啓》、《平台秘略论·艺文》2篇，批评六朝以来的“缘情体物”之作爲“雕虫小技而已”，认爲这种文风害国害民，要求“激扬正道”，“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他用来补救时政的是儒家传统的文学观。

王勃死后，杨炯收集他的诗文，编爲《王子安集》20卷，并作了序言，对诗人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全唐诗》录存其诗2卷。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初唐杰出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虞荔之子。性沉静寡欢，于学问之事，兢兢业业。少年时和兄长世基同学于吴郡顾野王，历经十余年，殚思竭虑，精益求精。后由徐陵有名。又从同郡沙门智永学书，尽得右军笔法，由是名噪一时。初仕陈、隋，终入唐，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贞观七年授秘书监，封永兴县子，八年进封县公。故后人亦称虞秘监或虞永兴。太宗尝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有一于此，是为名臣，而世南兼之。”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懿。

工书法，承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授，勤于学。相传其常卧于被中画腹习书，尽得二王法。又结合隋人楷法、魏碑佳品，开创出更加接近晋人楷书之“唐楷”——唐人时代风格之代表作。其书笔致圆融遒丽，外柔内刚。尤精神内守，以韵取胜。初看似温和有余，再看则筋骨内含，是大楷书法艺术历程上之进步。与欧阳询同步书坛，并称“欧、虞”，成为初唐楷书生力军。后增褚遂良、薛稷，为唐初四大家。唐李嗣真《书后品》列其书为上之下品，评云：“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唐窦蒙《述出赋·下》云：“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世南尝自谓：“余尝梦吞笔，又梦张芝指授笔法，方悟作书之道。”这当然有些离奇。他的书法源于勤学，即使卧时，亦于被中画腹习字，其勤奋如此。他讲究书法之神韵，曾云：“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道，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明项穆《书法雅言·正奇》云：“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沈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觉宽骳矣。”清梁巘《评书帖》谓其书“骨力遒劲，而温润圆浑”。

传世书迹有石刻《孔子庙堂碑》、《破邪论》、《昭仁寺碑》及行书《积年帖》、《借乳钵帖》、《枕卧帖》、《蔬会帖》、《翰墨帖》、《贤士帖》、《汝南公主墓誌铭藁》、草书《论道帖》、《关内帖》、《前书帖》、《临张芝平复帖》等。著有《书旨述》、《观学篇》、《笔髓论》。其《笔髓论》兼论字体、执笔法及行、草、真各体笔法等。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旧唐书》卷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二皆有传。

王昶

王昶（1725年1月6日—1806年7月22日），字德甫,一字琴德,号兰泉,晚号述庵。青浦(今属上海)人。少从沈德潜学诗,颇有才名,与王鸣盛有“江东二王”之称,又与鸣盛、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吴泰来、黄文运等称“吴中七子”。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登进士第。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召试一等,赐内阁中书,擢为吏部郎中,后从征金川、缅甸,凯旋,擢为刑部侍郎。主令试,屏绝请托,一秉至公,由是多忤于人,为避免中伤,遂以目疾告归。晚年居三泖渔庄,延诸名士校勘平时撰著数十种,渐次付梓。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凡士以诗文见者,与之谈诗论文,终日不倦。历主娄东、敷文两书院,造就人才颇多,洪亮吉、黄景仁皆出其门下。昶论诗主其师沈德潜“格调说”,诗风也与沈氏接近,而其学养,经历皆较沈丰富,故成就较高。其未仕前诗多以山水风光为题材,醇雅清切,律、绝尤有风致。召试以后官中书、值军机房期间则多应制奉和之作,及从征期间,其诗大得江山之助,凡戎马阅历、滇蜀烟云,多入诗篇,前后九载,得诗颇多,诗风恢博雄奇,如《白马篇》、《军抵山神沟》、《驰传过清溪得冲之学使手书兼诗见忆》皆为此时代表作品。其《六月十九日》中写战场雷雨一段:“山椒作雨山头雪,脚底惊雷山欲裂。如墨浓云泼面来,电光一线从中掣。似同巨炮斗神威,却与昨朝湔战血。西峰忽见掩金乌,东岭犹看挂雌蜺。飞电宁容雕鹗藏,回飚半觉杉槠折。”可见此期作品一斑。晚年优游林下,多唱酬之作,诗风清微平远,如:“西风吹早雁,江上有遗音。送子西陵去,迢迢山水心。夕阳红叶晚,孤棹白云深。余亦归三泖,幽栖松桂林。”(《送吴颉云归杭州》)其诗出入唐、宋,以学唐为主。著述极富,曾主修《青浦县志》四十卷,辑有《金石粹编》一百六十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湖海文传》七十五卷、《青浦诗传》三十四卷、《琴画楼词钞》二十五卷。其诗文集名《春融堂集》,凡六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四卷。《清史稿》卷三○五、《清史列传》卷二六皆有传。严荣为撰《述庵年谱》二卷。

张中行

张中行（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河北省香河县人，原名张璇，学名张璿。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是20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又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三人被称为“未名四老”。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并改名为“中行”；1935年8月，至天津南开中学教书；1938年，任职于民众教育馆，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思想著作；1942年，民众教育馆解散，去北京大学文学院任助教；1942年6月，办《新闻报》不成，8月日本战败后，重回北大文学院授课；1946年，离开北大文学院，至第四中学教国文，在天津《新生晚报》开专栏“周末闲谈”。1947年，辞去四中教职，至贝满中学教初中修身课，开始以一己之力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评审；1951年，写了《顺生论》第一部分；1964年，五万字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完稿；1980年，开始编写《文言文选读》；1982年，完成《文言津逮》，9月写成《负暄琐话》第一篇《庆珍》；1983年，开始在《中学语文教学》连载《作文杂谈》；1988年，《禅外说禅》完稿；1992年，《顺生论》完稿；1996年，完成《流年碎影》的写作；2006年2月24日，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 张中行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仅数年间就以其深厚学养、精深见识、老辣文笔，奠定了散文大家的地位。

陈鼎

陈鼎(1650年—?)，清学者。原名太夏，字定九，又字九符、子重，号鹤沙，晚号铁肩道人。江阴周庄镇陈家仓人（现周西村人）。江阴周庄镇陈家仓人（现周西村人）。少年随叔父远至云南，长期生活在云贵高原，考察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对云南、贵州一带的地理、历史情况很有研究，后返归周庄故里定居，陈鼎到了晚年，倦游归隐，回到故乡周庄陈家仓，整理自己的著作，将之刊刻付梓。陈鼎活到60多岁。他的著述颇丰，可称著作等身。死后葬于砂山五峰顶北麓。

少喜任侠，长乃折节读书，留心史事，尤注意于乡邦文献。明亡后，虑史之失传，乃橐笔奔走海内，计二十余年。康熙四年流寓云南，游历云南、贵州，著《滇黔纪游》。曾采访死难死事忠臣义士事迹，得四千六百余人，著成 《忠烈传》六十余卷，但被人窃去。后寓无锡惠山倪高士祠，整理旧稿，仿《元祐党籍传》之例，著《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此书系据《东林党人榜》等篇所榜示人物纂辑而成，可补《明史》之缺。所著还有《留溪外传》十八卷，亦记明末清初之事。还著有《留溪草堂诗稿》、《黄山史概》、 《竹谱》、《荔谱》、《蛇谱》等。

潘菽

潘菽[shū]（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原名有年,曾用名潘淑,字水叔(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在中国心理学领域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者。1897年7月13日生于江苏宜兴县。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921年赴美国留学,专攻心理学,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任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 理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49～1956年先后任南京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兼心理学系主任。1955年,被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中国心理学会重建后连任为第1～3届理事长(1955～1984)。1984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195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与南京大学心理系合并正式成立心理学研究所后,一直任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1957年被聘为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心理学顾问。曾任《心理学报》 主编、《中国大百科学全书》心理学卷(1991年版) 编辑会主任,《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1994年) 编辑委员会顾问。1988年3月26日于北京逝世。

藩菽在“五四”时期投入新文化运动,是我国现代和当代心理学理论思想发展中具有方向性重大影响的心理学家。1939年提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学术中国化的理论观点。他认为,我国学术研究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有科学价值的学术理论思想时,一定要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一定要符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1981年创办《心理学探新》这个理论刊物,作为在心理学基本理论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心理学探新》创刊词中,他对这个刊物的命名做了这样一些解释:“就是要在我国心理学的研究上提倡探索新的方向,新的观点,新的途径,新的领域,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新的前景,以至新的突破”。他认为: “科学研究在实质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探新和创新。探新是科学研究应有的作为。创新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效果。不着意于探新,不努力于探新,也就不会有创新。任何没有僵化的科学都在天天探新、天天创新,都在不断前进,日新月异”。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心理学编写组座谈会上,他多次强调指出:“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心理学的指导地位的根本要求。”他总是要求心理学向着不断创新的先进的方向发展的。

他主编的《教育心理学》(1980)是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中的科学教育思想,并吸收外国教育心理学优秀研究成果写成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在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心理学研究中,藩菽早年侧重于心理学实验研究,后来则是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在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他坚持的基本论点是: 心理学是人类为了认识自己而研究自己的一门最重要的基础科学。心理学有辩证统一的两方面的性质: 自然科学性质和社会科学性质,但社会方面较多,是主要的。心理学作为一门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他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是心理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心身问题上,他认为: 身体是心理的主体,心理是身体的作用。人脑有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不同的机能,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他不同意传统心理学把整个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即认识、感情、意志这三种组织要素,就是通常所讲的三分法,而主张二分法: 他根据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知和行的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把心理活动分为认识世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世界的意向活动两个基本范畴。他认为这两个心理学基本范畴是辩证统一的。意向活动是在认识活动指引下而借助于行动来实现的,行动则是意向的客观表现。

藩菽的主要著作为: 《心理学概论》(1929)、《社会心理学》 (1931)、《心理学的应用》(1935)、主编《教育心理学》(1980)、《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论文集)(1983与高觉甫敷主编)、主编 《人类智能》 (1983)、《心理学简札》 (上、下两卷1984)、《藩菽心理学文选》 (1987)。

科尔扎诺夫斯基

西吉茨蒙德·科尔扎诺夫斯基（Sigizmund Krzhizhanovsky, 1887-1950），现代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之一，堪称“被划掉的大师”。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独自在莫斯科窄小的公寓里写下三千多页的手稿，然而这些“不可印刷、不合时宜”的作品在他生前一直未能出版。 1976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的遗稿被人从档案馆里发掘出来；1989年，他的短篇小说第一次公开出版；2010年，一套五卷本的俄文作品被整理出版。英译本目前有《骷髅自传》《未来记忆》《字母杀手俱乐部》《慕肖森男爵之归来》《第三人:一部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喜剧及其剧评》等。他的作品被陆续出版，一鸣惊人，评论界认为其可与博尔赫斯、斯威夫特、爱伦 • 坡、果戈理、卡夫卡和贝克特比肩。

佐伯旭雅

佐伯旭雅（さえききょくが、1828年-1891年1月31日）日本僧侣。仙游寺第143长老。生平履历不详。

刘大鹏

刘大鹏（1857年6月9日-1942年8月30日），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是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幼年从师受业，23岁毕业于太原县桐封书院，翌年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为书院山长杨深秀赏识，学识大进，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举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以怀才不遇，隐居家乡。其间，他曾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20年。1914年回到家乡大原县，任县立小学校长，兼营小煤窑，并种有少量土地。著有《晋祠志》、《晋水志》、《太原县柳子峪志》、《退想斋日记》、《太原县明仙峪记》等。

董诰

董诰[gào]（1740～1818年），字蔗林，清高宗、仁宗时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浙江富阳(今杭州)人。董诰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董邦达是雍正十一年(1773)进士，官至乾隆朝工部尚书。董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受命入懋勤殿(清朝皇帝读书和批阅奏章的地方)抄写《金字经》，为孝圣宪皇后(乾隆皇帝的母亲)祝寿。次年由于抄写《金字经》未能参加大考，因此乾隆帝给加恩进了一级。由于董诰工作勤奋，和他父亲一样擅长绘画，所以受到乾隆帝的喜爱。他历任江南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升为军机大臣，赐第西直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石峰堡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清廷评功论赏，董诰被升为户部尚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林爽文起义的烈火被清扑灭，乾隆认为董诰工作十分勤奋，将董诰列入二十功臣之列，在紫光阁绘上他们的画像。乾隆帝亲自为董诰作赞：“旧例军务，多用清文。兹或用汉，绿营海滨。治于马上，亦颇效勤。堪同福将，阁表书勋。”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清政府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地区的入侵，董诰又被列入十五功臣之内，再一次画像于紫光阁。乾隆帝又作赞：“儒雅癧绅，本不识兵。枢机参久，习以尽职。地官掌职，度之是司。军储万里，调拨合宜。”

董诰与和珅同为朝臣，而和珅在乾隆帝的宠信之下，排斥异己，权势很大。董诰在和珅的淫威之下，排除困难，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一些事情。尽管董诰对和珅专权也不满，而且觉得和他共事很危险，心中充满忧虑。当他在家乡为母亲服丧时，常在一室徘徊，有时用象笏敲击茶几，笏都敲裂了。但是他在政治上又表现得大智若愚。当时的人形容他上朝堂沿着石阶走，在室内绕着柱而行，可谓用心良苦。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退位，嘉庆帝登基，但乾隆帝仍以太上皇身份训政。按惯例一些大臣要晋升，大学士朱硅是嘉庆帝的老师，当时在外任职。乾隆帝想召朱硅来京委以重任，辅助嘉庆帝。和珅对此多次加以阻拦，于是乾隆帝对他讲：“师傅的职责就是提出好的建议和忠告，制度本是如此，这个你就不懂了。”接着就任命朱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嘉庆帝就作诗对老师表示祝贺，诗稿还未完，和珅就拿着诗稿对乾隆说：“这就是未来的皇帝想施恩给老师以换取老师的好感吗?”乾隆帝一听当时就变了脸色，他看着董诰说：“你在军机处和刑部工作的时间也长了，按照规定，师傅的职责应如何解释?”董诰伏地叩头说：“圣明的君主无过分之言。”言下之意乾隆帝的解释是对的。乾隆帝听了以后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身为大臣要为我好好地以礼辅佐未来的皇上。”于是下命令让朱硅仍留任两广总督。当时在朝大臣因为董诰表示和和珅不一样的意见，吓得都变了颜色。董诰却从容自若，写好皇帝的命令后就退朝了。可见董诰讲话的技巧非同一般，用意之深，非一般大臣所能及。当时大学士的职位空缺了很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乾隆帝认为资格较老的大臣当中，刘墉遇事圆滑，彭元瑞因处事不当正在受罚，纪昀读书多但不明理，只有董诰工作勤勉。故嘉庆元年(1796)越级提拔董诰为东阁大学士，总管礼部，兼管户部。而且还要求宣扬此事，使刘、彭、纪三人感到惭愧，以此激励他们。次年，董诰的母亲去世，乾隆帝特赐其用“陀罗经被”(一种绣有藏文佛经的白缎。清制：只有死去的皇族和死于京师的王公大臣才享有使用陀罗经被的待遇)，并派驸马丰升殷德前去祭奠。董诰依照规定回家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正旺，朝廷需要用人，乾隆皇帝一见大臣就问：“董诰什么时候回来呀?”嘉庆三年(1798)董诰回到京城，向皇帝谢恩。和珅就封锁消息不让乾隆帝知道，碰巧乾隆帝出宫，董诰就在路旁迎候，太上皇见后，非常高兴。因为董诰服丧期未满，乾隆让他暂时代理刑部尚书，专管秋审和军营之事。乾隆帝为董诰解释说，这不是有意违反规定，因为急需用人，不得已才这样。可见乾隆帝之器重董诰。

嘉庆时期，董诰更是受到重用，宠信日增，并且上及其父，下及其子。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死，嘉庆帝命他总理乾隆帝的葬礼，历任军机大臣、太子太保、《世宗实录》总裁，后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刑部。九月命董诰题写乾隆帝的牌位，加封为太子太傅，赏黑狐毛外套一件。嘉庆七年(1802)，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在清廷重重围剿之下，渐渐熄灭。嘉庆帝为自己完成了乾隆帝未尽之志而高兴，于是对各部大臣加封进级。董诰被授于骑都尉世职。董诰的长子董淇，因为父亲的关系，从户部员外郎升为郎中。董淇死后，董诰的次子董淳又从候补员外郎升为郎中。董诰的父亲董邦达过去没有列入贤良祠，因为董诰的功劳，嘉庆帝下命列入贤良祠。这些都是嘉庆帝对董诰勤奋工作，忠心耿耿的一种奖励。嘉庆十四年(1809)是嘉庆帝50大寿，适逢董诰70岁生日，于是封董诰为太子太师。嘉庆帝还书写了“赞枢锡庆”的匾额送给他，并作诗称赞他：“久任枢廷政教宣，两朝知遇一身肩。圣人早鉴才猷傅，硕彦今资辅弼贤。大衍岁逢古稀记，期颐瑞合入旬年。浙江二老同黄阁，寿算绵长福履延。”表达了嘉庆帝对董诰工作才能的赞赏，同时也表达了希望董诰能长寿的愿望。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帝到东陵祭祖，董诰随行，在路途中突然听到报告，说天理教徒林清率众攻入宫中。随从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等大军调来后，嘉庆帝再回京城。董诰却说这只是一个骚乱，我们只管入城，等我们走到时，那些造反的人肯定被官兵抓获了。嘉庆帝听从了董诰的建议。第二天走到北京郊区时，果然提督英和率军镇压了林清起义，已来迎候皇帝了。董诰在这次事件中，头脑冷静，分析准确，又被记了一功。事后嘉庆帝想全面镇压信教者，董诰认为烧香求福是老百姓无知的表现，但是这种现象却普遍存在，只应镇压那些造反的人。嘉庆二十年(1815)董诰因老病请求退休，嘉庆帝下诏书安慰他一番，请他留下来继续效力。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病重，再次请求退休，嘉庆帝命令他以太子太保、大学士的身份退休，仍可领取全额俸禄。是年十月，董诰病死，终年79岁，谥“文恭”，追认为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嘉庆帝亲自去悼念，赏给二千两银子治丧，还提拔董淳为四品官，他还亲自作诗表示追念之情，诗是这样写的：“世笃忠贞清节坚，先皇恩眷倍寅虔。骑箕仙苑九秋杪，染翰枢廷四十年。自有文章传子姪，绝无货币置庄田。亲临邸第椒浆奠，哀挽荩臣考泽宣。”并命令侍郎姚文田将诗传至董家，而且要刻在墓碑上。

董诰除了工作勤奋，比较突出的还有“绝无货币置庄田”。董诰过去曾在四川任过职，当时四川盛行以歌妓陪酒取乐，对于这种奢华之风，董诰坚决抵制。他自己不做，也要求部下不要做。一次四川总督宴请董诰，他已经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出歌妓之声音，回头就走。总督得知后，只好撤去歌妓，董诰才回来。董诰在清廷做官40余年，只有两所房子，都是皇帝赐给的，到死时家中无多余财产，原籍也没有田宅，住处俭朴清贫。在和珅大肆贪污、败坏风气的年代里，董诰能够安于清贫，确实不易。

董诰以其文章、绘画受到二朝皇帝的喜爱，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有不少与此有关。在乾隆时代，他任过《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承办《四库全书会要》。辑录过《满洲源流考》。在太学修改删定《石经》。任过江南乡试正考官。嘉庆时代，任过实录馆总裁，前后八年(1799—1807)监修《高宗纯皇帝实录》。任过国史馆正总裁，顺天乡正考官，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善于书法、绘画，晚年时每天上朝回来，坐于家中就在一粒芸麻上写上“天下太平”4个字。他的绘画作品有不少乾隆帝、嘉庆帝都写过题跋，这些画均收入《石渠宝笈》。

董诰为官一生，真正是“二朝知遇一身肩”，他对清廷尽忠尽职，勤奋工作，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事件，他做官40年却不置田宅。他才华横溢，诗、画、文章无所不能。所以董诰可以称作是嘉庆时期的名相了。

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又号念克子，山阴县城水澄里(今绍兴市越城区)人。因讲学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宗周是遗腹子，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章颖是位颇有学问而屡试不第的儒者，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均出其门下。宗周自幼即受章颖培育，勤奋好学。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适逢丁母忧还归故里，服阙，官行人司行人。司中多书，谢一切造请，遍读诸书，又旁搜本朝典故、名臣言行，与治乱否泰邪正消长之理。时沈一贯当国，与给事钱梦皋朋比为奸，宗周草疏弹劾，不久又上疏告归。三十九年，诏复原官。翌年，与给事中彭惟成出使江西建昌册封益王，益王具报百金，谢之。连上两疏，疏入不报。见群小在位，党祸将兴，遂申文礼部请假告归。青年多信其为真儒，纷纷执贽问道于门下，讲学于绍兴石家池。天启元年(1621)，诏起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 上疏参劾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赖叶向高力救，得免廷杖六十之祸。又“上亟申讨罪之法”、《修殚中兴第一要义疏》，直声震中外，公卿咸俯询。三年，旋升光禄寺添注寺丞，未上任，又升尚宝司少卿，旋升太仆寺添注少卿。四年，升通政司右通政，连上两疏：一申辞退，一参魏忠贤排斥群贤误国之罪。乃削籍归里讲学于绍兴蕺山书院。此时，杨涟、左光斗等先后为魏党害死，东林党人受到迫害，接着朝廷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及黄尊素等，也有误传逮捕宗周的消息。镇定自若，照常著书讲学。崇祯元年(1628)，见魏忠贤正法，为魏党所逮诸臣之罪获免，党祸顿解，于是至钱塘江吊死难诸友。不久起为顺天府尹。任上多次上疏痛斥党祸之罪，安定人心，锄豪右，严保甲法，重学校，讲乡约。因身体不继，上疏要求回籍调养，离都门时，都人罢市而哭送之，呼为“刘顺天”。七年，绍兴大水，濒江之民深受其害，宗周倡义仓，集募捐助，并致书当道赈济。八年，首辅温体仁杜门求退，诏促宗周上京，由于直言进谏，只授工部左侍郎之职。由于温体仁及宦官谗言构陷，不久被革职为民。九年，嵊县亢旱，五谷不登。十三年，山阴、会稽大水灾，与祁彪佳等募银赈济。十四年，起用都察院左都御史，因援救姜埰、熊开元而激怒崇祯帝，再次革职为民。十七年，福王监国，起复原官。接着清兵南下，南京、杭州相继失守，宗周坚持抗清立场，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先后在石蒉书院、东林书院、首善书院、证人书院、蕺山书院与高攀龙、邹元标、陶奭龄共同讲学，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气节之士，其中有祁彪佳、陈确、黄宗羲、王毓著等。理气关系说，被黄宗羲视为千古决疑之论。

他曾师事许孚远，思想渊源于王守仁，同时继承了张载“虚空即气”的自然观。他的思想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年对心学持怀疑态度，认为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工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刘子全书续编》卷四)。容易导致禅学。中年提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先君子刘蕺山先生年谱》)。把精神(心)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转向心学。把世道之坏单纯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出“慎独”之学，向内心世界寻求出路。晚年又转向对心学的辩难，反对王门后学利用阳明的“四无说”谈空说玄，认为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观点与佛教相通，且与“知善知恶是良知”相矛盾。在自然观上，他提出了“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刘子全书》卷二)，把气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人万物，包括精神性的理都是气派生的。同时理一经形成，即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还提出“虚即气”，认为“太虚”、“太极”等只是气散的形态，是气本来的原始形态。“太虚”即有与无的统一。同时提出“道理皆从形气而立”(同上书，卷十一)，“离器而道不可见”(《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认为具体事物(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因而“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同上)。在人性论上，他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有气才有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者”(《列子全书》卷十二)。同时又认为性即心之性，不能离心言性，也不能心性等同。人性具体体现为人的生理功能。反对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并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还否定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认为“离却人心别无道心”(同上书，卷十三)，“欲与天理只是一个，从凝处看是欲，从化处看是理”(同上书，卷十)。指出人欲是人自然的生理要求，本身不是恶，只有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学而后知，不赞成王阳明“不虑而知为良知”的先天良知论，提出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离物无知”。真正的认识来自学问思辨行的结合。反对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否认有脱离闻见的“德性之知”。认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重本体不重工夫”(同上书，卷十三)。主张知行不可偏废。刘宗周对佛教一直持批判态度，认为“禅学有三绝：一绝圣学，一绝彝伦，一绝四民之业”。“一切扫除而归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禅。”(同上)其思想宗旨是“慎独”。中年以后刘宗周主要提倡慎独、敬诚之说。“慎独”包括了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提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同上书，卷八)。慎独说有沟通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于一体的倾向，但主要还是强调个人的操守气节。同时吸收了思孟关于“诚”和程朱关于“敬”的观点，认为“诚由敬入，孔门心法”(同上书，卷四十)。刘宗周舍空谈趋实践的思想倾向标志着宋明理学向清初实学的过渡。对19世纪初日本阳明学也有一定的影响。著作经后人辑录成书的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续编》，先后于清道光四年(1824)，三十年(1850)刊行。

许南英

许南英(1855—1917)，字子蕴。号蕴白，一作允白。别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毘舍耶客、春江冷宦。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父亲。先人由广东揭阳移居台湾安平(今台南市)。六岁丧父，由母抚育成人。光绪四年(1878)为家庭塾师。后在其家窥园设闻樨学舍授徒讲学。三十五岁以前均以教书为业。十一年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授兵部主事，旋辞归。二十年，应台湾巡抚唐景崧之聘为台湾通志馆协修。中日开战后，改台南采访局为团练局，使之统兵两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抗日事起，为筹防局统领。事败，赴汕头。漫游泰国、新加坡等地。两年间囊金荡尽，复被迫走上仕途。二十三年，赴京，自请开去兵部职赴广东任知县。二十三、二十四两年，帮广州周知府与番禺裴县令评阅试卷。二十五年，随潮州镇总兵赴惠阳、潮州、嘉应办理清乡事务。二十六年，委充佛山汾水税务总办。次年，署徐闻县知县。其后，调署阳春知县、阳江军民同知，兼办清乡事务。曾开办阳江习艺所、阳江师范传习所，选派留日学生。三十三年，改任三水知县。后调电白知县，未及赴任，武昌起义。回漳州，被举为革命政府民事局长。1913年任龙溪县长，旋辞职。1917年12月24日病逝于印度棉兰岛。于诗崇尚苏轼、黄庭坚。汪春源《窥园留草·序》称其诗“不尚涂饰，栩栩然自镜其元象”。著有《窥园留草》，《窥园词》附其后，收诗一○三九首，词五九首。卷首刊有《窥园先生自定年谱》、许赞堃《窥园先生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