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伯

岐伯，是我国远古轩辕黄帝时期的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医学家，春秋时期黄帝的大臣。据传说黄帝让岐伯遍尝草药，编著医药经方，才有传世的《本草》、《素问》等书。他的著述颇多，但多失传，仅留残著，被后人整理编辑成《黄帝内经》，流传至今。因而，他被后人称为中华医学鼻祖。

岐伯是甘肃省庆阳县人。清朝乾隆年间《庆阳县志·人物》记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岐伯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他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岐伯曾辅助黄帝打败了蚩尤，融合了炎帝氏族，结束了军事部落之间的连年混战。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他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所以，记载岐伯的最早的文献是《黄帝内经》。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作的贡献，专门修建了岐伯庙。如《庆阳县志·坛庙》载：“岐伯庙，在县城南。”据《辞海》说：“北地，郡名，战国秦置。泊所在义渠，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资治通鉴》和明清《庆阳府志》、《庆阳县志》均载：“岐伯，北地人。”北地即今之庆阳。南宋郑樵《通志》记：“古有岐伯，为黄帝师，望出安化。”安化即今庆阳。《庆阳府志》卷十九记：“岐伯庙在今南原”，即今庆阳市辖董志塬。《庆阳县志》卷三记：“岐伯庙在县城南嘉会门十”。这说明庆阳曾为岐伯两建祠庙，自古至今，祭祀不断。

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著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新唐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3.《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4.《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以上诸书皆已佚，仅存书目，因此只能从书名知其与岐伯有关，内容主要是针灸，另外有按摩、藏象等，而不能确定为岐伯所著。因为古代“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所以托名岐伯的医书，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有关岐伯与岐黄的研究发现，其中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由此说明中医药学与其母体文化的密切关系。

过去许多史书上说岐伯是黄帝的太医，也是“黄帝之师”，称“天师”。宋代熙宁年间医学家高保衡等人所著《黄帝内经序》说：“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身，更相问难，垂德以福万世。”清代著名医学家张志聪则说：“天师，尊称岐伯也。天者，谓能修其天真;师乃先知先觉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贵，师所以传道而设教，故称谓曰天师”。《史记·孝武本纪》：“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这些都说明，岐伯并非只是黄帝的太医，还是他的启蒙老师、军师，也即今天的顾问。《隋书·音乐》云：“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讽敌励兵。”这说明岐伯是一个上知天文、下极地理、多才多艺、才智过人的博学家，是名副其实的黄帝之师。在和黄帝论医的过程中，他阐述了天文学、历算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遵照黄帝的旨意，制作了镯镜、鼓角、灵髀、神钲等。

岐伯一生，对我国医学的贡献最大，奠定了我国中医学的基础。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经史百家杂钞》注云：“岐伯，黄帝臣。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与论医，更相问难，著素问、灵柩，总为内经十八卷，为医书之祖。”关于岐伯的遗著，见于医籍者有《岐伯经》十卷、《岐伯灸经》一卷、《黄帝岐伯针论》二卷及《岐黄要旨》、《岐伯精藏论》、《岐伯五藏论》、《岐伯奥旨》等。但以上诸书大多失传，唯留《黄帝内经》一书，为古今研究中医的经典著作。褚证的《褚氏遗书》中说：“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即本纪所谓咨于岐伯，而作《内经》是也。此书出于岐伯者多，故本纪不及诸臣耳。”《内经》的成书时间，现无准确年代可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不断完善、增修，最后才形成今天的《内经》。即使在岐伯之前，我国民间已早有医术相传，岐伯也是总结学习了前人的经验，再加上刻苦钻研、反复实验，才取得了《素问》的成果。所以，《内经》是我国古代众多医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的宝贵医学遗产。

《内经》一书，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针灸方药、预防养生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经验积累上升到理论概括，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的价值有：第一，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他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系统性地治疗疾病，把人体从脏腑到体表组织、各个器官，看成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诊断学的四诊说。第二，它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三，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人体疾病及其治疗原理。把人体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相对地分成阴阳两种属性：脏为阴，腑为阳;血为阴，气为阳;内为阴，外为阳。在阴阳分属的条件下形成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诸多概念，用类比取象的方法说明脏腑等组织器官和内外之间的关系，以生克制化来解释生理和病理的两种关系，把五行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把人和外界联系起来看待。同时，它还是一部养生宝典，总结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以静养生主要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动养生主要是“形劳”、“广步于庭”、“导引按骄”，以促进气血流畅，达到“形与神俱”。《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身的三大宝，尤其把肾中精气的盛衰看做是决定人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基本条件，所以将保养肾精看做是“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重要措施，要求人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这些不仅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生命科学、医学的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价值。

当然岐伯是对此贡献最大者，因而成为我国中医界无与伦比的鼻祖。为了进一步弘扬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纪念这位中医学的始祖，甘肃省庆阳市在传说中的中医鼻祖岐伯的出生地庆城县建成《黄帝内经》千家碑林园。《黄帝内经》千家碑林园园区建设充分体现“岐黄论医，日月同辉”的主题，在园区种植一些代表性的药花、药木，供游客观赏辨认，增长中医知识。1000多块以《黄帝内经》为内容、由上千名知名书法家和中医学专家分段书写、共同完成的碑刻，被安放在周祖陵山下，以弘扬中华传统中医学。

吉本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4月27日─1794年1月16日），英国18世纪著名历史学家。1737年5月8日生于伦敦附近普特尼镇的一个士绅家庭。1752年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次年被其父送往瑞士洛桑城留学，在加尔文派牧师指导下学习,并改信英国国教。1758年回到英国,在军队服役 5年。1763年，离英赴欧旅行。在巴黎逗留期间，结识D.狄德罗、J.Le R.达兰贝尔、C.-A.爱尔维修等法国启蒙思想家。1764年,历游意大利那不勒斯、威尼斯、罗马等城。在参观罗马卡皮托废墟时萌生编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1770年,定居伦敦,全力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74～1783年任下院议员,曾反对政府派兵去美国。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出版。其中论述基督教成长的两章，遭到宗教界的强烈攻击。1781年出版该书的第2、3两卷。1788年5月8日该书最后 3卷同时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共 6卷。前4卷叙述公元180～641年的历史，显示学力精湛；后 2卷是641～1453年拜占廷史摘要，这虽在西方是拓荒之作，但取材和论述范围都难与前4卷相比。吉本十分重视对原始史料的研究。他曾披阅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优美,言语冷峭，词句含蓄摇曳，从婉约中见深刻。它讽刺并批判了基督教会,认为基督教破坏了罗马的英勇精神,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启蒙时期史学的代表作品,继承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体现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对欧洲中古历史持否定态度。但是,他只记述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上的史实,而忽略社会经济的发展，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1794年1月16日吉本在伦敦逝世。

道源

道源（1900～1988），河南商水人，俗姓王。法名能信，别号中轮。二十岁依周口镇普静堂隆品法师剃度。二十四岁，赴湖北汉阳归元寺，依觉清律师受具足戒。后随侍慈舟法师赴苏州灵岩山，创建净土宗道场。历参太虚、印光、圆瑛等大德。曾在大陆、台湾各地佛学院宣讲佛学，且担任十数次传戒阿阇黎，以弘法讲经驰名。历任中国佛教会察哈尔分会理事长、屏东东山佛学院院长、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及台湾八堵海会寺开山住持。尝创办能仁佛学院，作育僧才。民国七十七年示寂，世寿八十九。

加斯奎特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奎特（Francis Aidan Gasquet，1846年10月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29年4月5日逝世于意大利罗马）是一位英国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1914年成为红衣主教，1917年成为梵蒂冈档案馆馆长。加斯奎特在唐赛特学校 (萨默塞特) 接受教育，进入本笃会修道院，并于 1878 年至 1885 年担任院长。从 1888 年起，他出版了关于修道院历史的著作，包括《亨利八世与英国修道院》(1888-89)，该书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被一些人认为有偏见，偶尔也不准确。其他著作包括《英格兰教会史》上下卷 (1897) 和《中世纪英格兰的教区生活》(1909)。他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中世纪史，被《泰晤士报》誉为“中世纪史宗教方向的巨擘”。著有《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亨利六世的宗教生活》《亨利八世与英格兰修道院》《中世纪英格兰的堂区生活》《英格兰的修道院》《中世纪的修道院生活》等。

金履祥

金履祥（1232年—1303年）元代学者、思想家。幼名祥，长名开祥，后更名履祥，字吉父，号次农，兰谿(今属浙江)人，居兰谿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仁山先生。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年十六补郡博士弟子员，十八考中待补太学生。其后潜心诗书，转向理学，受业王柏，从登何基之门。考进士，未中，遂弃举子业。尝执教于严陵(今属浙江)之钓台书院。南宋恭帝德祐初(1275)，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勿受。宋亡，避居金华山中，后归兰谿。入元不仕，曾馆于齐芳书院，从事讲学，以著述终其身。卒諡文安。

与何基、王柏、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博学多识，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曆之书，靡不毕究。在金华四先生中，其对经学、史学之研究，成绩最著。继承王柏之疑经精神，疑《诗》、疑《书》，并倾毕生之精力训释《尚书》。于《诗经》，在王柏《毛诗辨》的基础上，重申三百篇非孔子删定之旧：“尝考之秦火之后，《书》失几半，《礼》失几亡，而《诗》三百篇何以皆无恙?虽云《诗》託于声音之流传，岂尽夫子之三百篇乎!”(《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卷一)对于《诗经》中表达男女相悦之情的爱情诗，皆目之以“淫诗”，并认为孔子当时必已删去：“郑声之淫，夫子尝欲放之，而今郑声具在，虽序者巧以为他事及刺人，然其淫丑之态，不可掩也”，“以此观之，其间淫诗，固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传者，诸儒得之，例以为古诗而不察也”(同上)。于《尚书》，在王柏驳斥“孔壁之文皆科斗文字”说以证《书》古文之可疑的基础上，更疑孔安国《尚书序》为东汉人之伪作，指出：“不惟文体可见，而所谓‘闻金石丝竹之音’，端为后汉人语无疑也。盖后汉之时，谶纬盛行，其言孔子旧居，事多涉怪”，“则此为东汉传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尚书表注》卷上)其于《尚书》，研究较为深入，并取得一些超越前人之成果。如推翻《书序》和《史记》关于《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之旧说，肯定此篇为“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作(《尚书注》卷六)。其疑经之目的与实质，在于用理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理解传统经典，并藉此为其学说找寻经典的与历史的根据。又其所撰《论语孟子集注考证》，用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为朱熹《集注》作疏解，于朱义亦颇有牴牾之处，由疑经亦进而疑难及朱熹之说。在史学方面，倣邵雍《皇极经世书》与胡宏《皇王大纪》体例，阅三十年之久，撰成《资治通鑑前编》一书，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资治通鑑》之前，“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採旧史、诸子，表年繫事，复加训释” (许谦《资治通鑑前编序》)，往往于论述史事时发挥义理，将历史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之下。所编《濂洛风雅》，则辑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颢)以及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诸家之诗为一书，旨在教人涵养德性、晓明义理。同时，该书冠以《濂洛诗派图》，实为道统传授图，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而以“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这一传授世系为正宗，馀皆为旁支。在哲学上，坚持程朱“理一分殊”的观点，认爲“理一”之理爲太极，太极乃宇宙的本原，谓：“会到一源惟太极”，“太极运行常自若，羲皇向上可潜图。浑涵妙处皆全体，大用周流自不殊”(《奉和鲁斋先生涵古斋诗》)。将“理一分殊”之宇宙观落实到方法论及认识论上，更重“分殊”，以辟时儒空疏之习，谓：“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难者分殊耳。”(《传道白云》)此说实继承乃师王柏的思想。在心性修养问题上，认爲人有本然良善之仁性、良心，因“欲动情胜”而失之，因此主张反观内省以复之：“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情性而终不能见天地之心者，盖其欲动情胜，而常失之于动也。夫物之惑人无穷，人之好恶无节，此心所存，逐物而动，则飞扬升降，幻贸驱驰，安能体认义理、充养人心?其于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学者亦须收视反听，澄心定虑，然后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见天地之心。”(《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把“天地之心”解释爲天地生化万物之仁：“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同上)。强调爲人应守中和、中庸之道，尝言： “圣人之道，中而已矣”(见《北山四先生学案》)。所著另有《尚书注》、《尚书表注》、《大学章句疏义》、《仁山集》等。

行秀

行秀（1166～1246），南宋曹洞宗僧。河内（河南沁阳）人，俗姓蔡。字报恩。早岁从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赟允出家，受具足戒后，至庆寿寺谒胜默光有省。不久至磁州大明寺参访雪岩满，未逾月彻悟，遂留会下二年，悉尽其蕴底。未久还邢州，筑万松轩居之，潜志自修，世称万松老人，或报恩老人。金章宗明昌四年（11 93），帝赐师锦绮大僧衣。承安二年（1197），奉诏住西山仰山栖隐禅寺。后应诸方之请，历住净土寺、中都万寿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未几，退居从容庵，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之颂古百则为底本，着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又着请益录二卷，二录迄今风行于禅林，为禅宗语录之代表作。另著有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元定宗元年（一说端平三年，1236）示寂，世寿八十一。遗偈（卍续一四一·一五一下）：‘八十一年，只此一语；珍重诸人，切莫错举！’［五灯严统卷十四、续灯存稿卷十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

格雷沙姆

威廉·林赛·格雷沙姆（William Lindsay Gresham，1909—1962），美国小说家，尤其擅长创作黑色小说。格雷沙姆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孩提时代，随家人搬到纽约，在那里，迷上了杂耍表演。高中毕业后，格雷沙姆并无稳定工作，而是四处漂泊，最终成了一名民谣歌手。后因与约瑟夫·道格成为朋友，开始尝试写作，内容多关于美国巡回戏团，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噩梦巷》（1946）。出版第二年便被改编成一部由泰隆·鲍华主演的电影《玉面情魔》。

唐圭璋

唐圭璋（1901年1月23日—1990年11月28日）字季特，江苏南京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生。6岁从父读私塾。13岁进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1915年毕业; 秋，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师，旋又至六合县西门平民小学任教。1922年夏，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中央大学 (原东南大学改) 中文系毕业，后在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任教，并在中央军校教授历史。1934年又与吴梅等组织如社、定期集会作词。193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军校西迁成都任教。1939年起任重庆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南京。不久失业，后在南京通志馆任编纂，旋任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回中央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9月，参加苏州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长春会计专科学校和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秋，调任南京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嗣爲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顾问，南京市人民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作协江苏分会委员，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南京市文联副主席。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编著有《全宋词》、《宋词四考》、《辛弃疾》、《全金元词》、《温韦词之比较》、《李后主评传》、《云谣集校释》、《敦煌词校释》、《词的作法》等。

王粲

王粲[ càn ]（177年－217年2月17日）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建安七子”之一。出身于豪族地主阶级，曾祖龚、祖畅都位置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14岁时，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深得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称他“有异才”。初平三年(192)，董卓余党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王粲流寓荆州，依附荆州牧刘表。在荆州16年，始终不受重用。表死，劝表子刘琮降曹操。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王粲归附曹操，曹操辟之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封魏公，拜他为侍中。为人博物多识，且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魏国兴造制度，他多有参与。建安二十四年(216)，建安二十二年随曹操东征孙权，在返回邺城途中病亡。

王粲天资聪慧，博闻强记。 精通数学、棋艺，对前代典章制度，尤为熟悉，以博洽著称。在“建安七子”中，他是唯一的封侯者，政治地位最高，最受曹操信任。曾参与制定曹魏政权的典章制度。另外，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很密切，诗酒往还，甚相融洽。

在“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文学成就也最高。刘勰就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今存诗20余首，五言诗居多，赋20余篇，骚体居多。其文学创作，可以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为标志，划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他处于社会大动乱时期，亲历战乱，饱尝流离颠沛之苦，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所以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慨交织于一腔，笼罩在前期创作上，使之蒙上悲愤、忧怨的色彩。如《七哀诗》(西京乱无象)具体描写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景象凄惨，气氛悲凉，《登楼赋》抒发忧时愤世之思，怀念故乡之情，声情凄楚，意绪连绵。 而归附曹操后，一方面，北方统一的形势鼓舞并激发了他的功名事业心，写下了象《从军行》这样基调昂扬的诗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地位的变化，常与邺下文人诗赋唱答，“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诗文中的社会内容也有所逊色。总起来说，王粲的诗文以抒情见长，以“情胜”(刘勰《艺概》)是其最大的特色。

王粲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11卷，唐代为10卷，至宋代只存8卷。原集大约于宋末亡佚。 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今人俞绍初据丁福保辑《汉魏百三名家集》本《王仲宣集》，整理成《王粲集》(3卷)，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卫礼贤

卫礼贤,原名为理查德·威廉（德语：Rich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1930年3月2日），汉名卫希圣，字礼贤，故亦作卫礼贤，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为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他曾将多本经典的中文古籍译为德文，其译文又被他人转译成英文，进而流传至整个西方世界。卫礼贤所翻译的的《易经》，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好的译本之一。

1899年，卫礼贤来到德属胶澳青岛传教。他对于道教与儒教有很深的兴趣，结识劳乃宣后，从他身上学到易经及一些全真教典籍。1901年10月，由德国、瑞士同善会出资，卫礼贤创办了礼贤书院，并以其名命名。由于办学有功，1906年被清廷封为道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卫礼贤全家被迫返回德国本部，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成为首席汉学家。

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与卫礼贤非常友好，也逐渐熟悉起他翻译的中国古籍。

卫礼贤于1929年翻译了《太乙金华宗旨》及《慧命经》译为德文《金花的秘密》:〈道教内丹学引论〉，更启发了荣格集体潜意识的理论，荣格还为金花的秘密作序。荣格依此治疗了沃尔夫冈·泡利，泡利是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荣格出版了《心理学和炼金术》，书中谈到400多个梦的详细分析，大部分是荣格对包立的解析。曾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孔子家语》等译成德文。著作有《中国文明简史》、《易经讲座》、《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精神》、《中国的经济心理》等。

1930年，卫礼贤于德国蒂宾根逝世。

章懋

章懋[mào](1436—1521)，字德懋，号闇然翁，晚年又号瀫滨遗老，兰溪渡渎村人。自幼读书强于记忆。15岁补博士弟子。明天顺六年(1462)以第一名中举(解元)。成化二年(1466)会试第一(会元)成进士，选为庶吉士。次年冬，授翰林编修。逾月，宪宗将于元宵大张灯彩烟火，命词臣撰诗进奉。懋与同官王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谏道：“今川东未靖，辽左多虞，江西、湖广赤地千里，百姓嗷嗷，张口待哺……伏乞将烟火停止，移此视听从明目达聪，省此资财以赈饥恤困，则灾祲可消，太平可致。”宪宗大怒，杖之阙下。时人以懋等三人与先以言事被黜的修撰罗伦，合称“翰林四谏”。懋被贬为临武知县，因给事中毛弘疏救，改为南京大理寺左评事。后调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听任福安民众采矿以绝盗源，建议番货互通贸易以裕商民，减少海涂造田税收以轻民负。因母病，于十二年辞官归里，于枫木山读书讲学，远近学者慕名执经从学，世称枫山先生。弘治十四年(1501)，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士子皆以为得师。 正德元年(1506)，累疏乞归不许，遂以病为由弃官归。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征召，次年又以南京礼部左侍郎见召，皆力辞不就。嘉靖元年(1522)，召为南京礼部尚书，奏辞不允。是年除夕，卒。次年，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为人襟怀坦荡，器度恢宏，生活俭朴，道德文章为世推重。兰溪文风以明代为最盛，懋实为先导。生三子，皆在家务农，知县至其家，诸子释锄接待，知县惊诧不知为贵公子。为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没有师承。为学基本上阐发了程朱一派的观点，主张理气二元论。认为人的形体是由气构成的，人的性则是“天地之理”，也叫“天之命”。主张通过穷理工夫，使“万物皆通”。通过涵养工夫，使万理毕晰。穷理，则“自进退辞受之节，分明不苟始”，涵养则“居敬于专一上见功”。认为为学“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八字尽之”。为学的根本内容就是知性、尽性。因为“圣学相传，千古一脉，一性尽而天下无余事，天下无余学也。”“得乎性之体，则意可诚，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齐，国治而天下平也。”但“人之性”即“天之命”，学对于性不能有所加，不能有所损，也不能使之杂。而又“必假于学”。因为“性之动于欲也，学以求完夫性者也。”虽然“真性之在人心，未尝一息泯没”，但必须通过“敏求之，精察之，笃行之”，才能使“一切气禀物欲，俱不能累。”认为后儒之所以不能胜佛老，原因就在于“学之不明，性之未尽”。他反对佛老，认为“其学陷于自私自利之偏，至于天地万物为刍狗，为幻化，弃人伦遗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国家”。

著作有《枫山语录》、《枫山集》及附录。所纂《兰溪县志》，为兰溪现存最早方志。

迪伦马特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年1月5日—1990年12月14日），瑞士德语小说家、剧作家。生于伯尔尼州附近科诺芬根一个牧师家庭。1935年随家迁往伯尔尼州,并在本州和苏黎世学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对美术也较感兴趣,毕业后曾在苏黎世《世界周报》担任过美术和戏剧编辑, 这时他写了些尝试性的戏剧和小说。1947年,他的第一个剧本《写在书上》在苏黎世演出,轰动一时,作者随即走上文坛,从事专业创作。1950～1952年他在《瑞士观察家》杂志连载了他最早的两部 “犯罪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和《嫌疑》,也得到好评。此后发表的小说还有 《隧道》(1950)、《择偶记》(1955)、《抛锚》(1956)、《诺言》(1958)等。50～60年代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 除了上面提到的小说, 他还创作了 《双重人》、《深秋夜话》等广播剧, 接连发表了剧本《罗慕路斯大帝》(1949)、《密西西比先生的婚事》 (1952)、《天使来到巴比伦》 (1953)、《老妇还乡》 (1956)、《物理学家》 (1962) 等。三幕喜剧《天使来到巴比伦》交织着美丽的童话和历史传说色彩, 显示出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戏剧才能。《老妇还乡》描写已成为亿万富翁的女主人公45年后重返故乡复仇的故事, 揭露了金钱万能的丑恶现实, 也使作家闻名于世。被称为“现代的经典剧”的《老妇还乡》和《物理学家》进一步加强了他在西方文坛的地位。《物理学家》是一部构思巧妙的哲理剧, 上演后轰动欧美剧坛, 成为西方剧坛的保留剧目。这两部剧作奠定了他在当代西方剧坛的重要地位。60年代以后他还创作了几部喜剧,如《流星》(1965)、《一颗行星的图象》(1971)、《期限》 (1975)、《参与者》 (1973)、政治性小说《崩溃》(1971)及由小说《抛锚》改编成的同名喜剧(1979)。由于健康原因和剧场工作繁忙, 他此后发表的作品较少。他还写过一些戏剧理论剧作,如《论喜剧》(1952),《戏剧问题》 (1955)、《弗里德里希·席勒》(1960) 等。

费弗尔

吕西安·保罗·维克多·费弗尔（/ˈfɛvrə/FEV-rə，法语：[liesjɛ̃pɔlviktɔʁfɛvʁ]；1878年7月22日-1956年9月11日），法国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成就是创立了历史学年鉴学派。他与阿纳托尔-德-蒙齐（AnatoledeMonzie）是《法国百科全书》的最初编辑。

吕西安-费弗尔出生并成长于法国东北部的南锡。他的父亲是一位语言学家，向费弗尔介绍了古文字和语言研究，这对费弗尔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20岁时，费弗尔前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1899至1902年间，他主要学习历史和地理。大学毕业后，费弗尔在一所省立中学任教，并在那里撰写了关于西班牙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康地的论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费弗尔被迫离开教职参军，并在部队服役四年。1919年，斯特拉斯堡省回归法国，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在那里，费弗尔结识了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后者与费弗尔有着相同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两人因此走到了一起。

费弗尔在巴黎度过的时光对他世界观的重塑起到了巨大作用。流行的艺术、哲学和现代思维方式对费弗尔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接受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以至于后来自称已经与旧世界和旧思维方式“格格不入”。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费弗尔将历史事件与他所写的时代的地理、心理和文化相结合。对于费弗尔来说，历史不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堆砌。

1911年，费弗尔发表了关于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康泰的第一篇论文，显示了这种方法的优势。在这部作品中，费弗尔试图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费弗尔通过将历史事件与当时的地理和环境相结合，重建了法国一个传统小省的村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通过描述弗朗什-康泰省的河流、盐矿、葡萄园和其他周边环境，费弗尔准确而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氛围和面貌。通过这种方式，费弗尔还揭示了当时法国政府对该省生活的负面影响。这种历史方法被称为“全史”（histoiretotale）或“宫廷史”（histoiretoutcourt）。后来，费弗尔的著作成为“年鉴学派”的典范，并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方式。

费弗尔的另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涉及新教。Unequestionmalposée》发表于1929年的《历史评论》上，试图通过观察和量化人类行为来研究大众宗教。通过大量的研究，费弗尔从不同的修道院和礼拜堂收集资料，研究新潮哲学对宗教的影响，以及神职人员如何理解并向普通人传达他们的观点。通过这项工作，费弗尔开始涉足人种学领域，这是一个量化人类行为的研究领域。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项工作深受费弗尔本人对周围世界看法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弗尔越来越怀疑神学。他拒绝把人看成是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束缚。他认为，宗教和旧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费弗尔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混乱中，旧思想拒绝消亡，仍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他深信，改变宗教观点和态度就像试图影响任何政治或社会动荡的结果一样困难。他认为，人们需要接受教育，以避免旧思维方式带来的危险。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与他的同事兼好友马克-布洛赫一起创办了一份学术期刊《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俗称《年鉴》），他们独特的历史风格的名称即取自于此。该杂志沿用了费弗尔描述历史的方法。它的方针是教育世人旧世界思维的危险性，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和政治灾难。其目的是影响学术界“研究......现在，以便更深刻地理解过去”。这份期刊与当时其他任何学术刊物都不同。

《年鉴》在创刊初期受到了好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需求旺盛，1932年该杂志得以增加出版频率。然而，1938年，该刊物似乎走到了尽头，出版商停止了对它的支持。

1933年，费弗尔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席。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他都在积极发表作品，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工作（法国沦陷后，法国部分地区被德国占领）。

根据纳粹政权的规定，法国编辑部必须按照德国的种族政策清除犹太人；布洛赫主张不服从命令，而费布尔则热衷于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年鉴》。他认为值得做出让步，以维持杂志的生存和法国知识界的活力。布洛赫被迫同意，将《年鉴》交由费弗尔独自编辑，费弗尔随后将杂志更名为《社会历史》。布洛赫被迫以马克-福热尔（MarcFougères）的笔名为该杂志撰稿。

1944年6月，马克-布洛赫被处决，于是费弗尔将《年鉴》带入了战后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培养了费尔南-布劳戴尔（FernandBraudel），并与他人共同创办了高等师范学院第六分院，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

1956年，费弗尔在法国圣阿穆尔去世，圣阿穆尔的吕西安-费弗尔学院和吕西安-费弗尔大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贝桑松和斯特拉斯堡的街道名称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杨文会

杨文会（1837～1911），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字仁山,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10岁开始受读。喜读奇书,凡道家兵书及诸子莫不购置,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也靡不探赜,韫之于心。因读 《金刚经》、《大乘起信论》,萌心向佛。1865年到南京,得经书数种,立下唯流通佛典,普济众生之大愿。感于佛书散佚,唯于求得,遂于好友十余人,募捐集资,于1866年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首刻《净土四经》。1873年辞去公职,专心在家事佛,究竟佛乘,又去外地搜求佛典。1878年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二国,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教育情况,学习天文、显微、测绘等。自治天文地球仪器。1886年又随刘芝田出使英国,考察政治、制造诸学。他致书日本友人南条文雄,购求中国古佚佛书,在日本找回失传经疏300余种,随即选出善本刊印流通。1895年与锡兰 (今斯里兰卡) 僧人达磨波罗在上海会面,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因感于佛教教育迫切,乃自编《佛学初学课本》。1907年于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祇洹精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开设汉语、英文、佛学等课程,学者20余人,不久停办。1910年与人创办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研习佛法。75岁逝世,入塔于金陵刻经处。杨文会一生弘法40余年,刻经流通百万卷,印刷佛像十万张,整理佛经数十种,注释百余卷。杨文会先生是中国当代佛教复兴的开创者之一。他对当代佛教事业的贡献一是刊刻整理流通佛典; 二是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主要著述有 《等不等观杂录》 和《杨仁山居士遗著》。杨文会自称其佛学思想是大乘之机,他思想开放,广而纳之,对佛教各宗均有涉及。认为中国佛教有 “十宗”;提出 “转七识为平等性智,使天下人无不同仁”的观点。他早年 “崇禅宗而轻净土”,晚年则强调“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全心归于净土,往期西方。此外,对各经的源流梳理考证和用佛教教义来诠释儒、释、道经典也是他佛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说他的佛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的。

道安

道安(314—385)。东晋僧人，佛教思想家，毗昙学者，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本无宗”的主要代表。据《出三藏记集》卷一五、《名僧传钞》、《高僧传》卷五载，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早孤，十二岁出家，天资聪敏而形貌丑陋，初不为师所重，令作农田粗活三年。劳作之余，刻苦读经，日读千偈，背诵一字不差，为师所惊叹。后入后赵都邺(今河北临漳)，师从佛图澄，时道安已拥有大批弟子，号“漆道人”。后秦太宁元年(349)，石虎死，北方大乱，乃率众离邺，走上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先至获泽(今山西晋城)山区，再上雁门郡飞龙山(在今山西浑源西南)，转上太行恒山(在今河北阜平境)，乃受武邑太守之请还复冀城(或即邺)。及至前燕再次大乱，加上当时“天灾蝗旱，寇贼纵横”，遂入王屋内林山(约在今河南济源西北)，不久，又渡河入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然而，战乱和饥饿依旧，乃率徒数百南下。行至新野，聚众共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依靠国主，将佛教“法事”安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二是分张徒众，扩大宣教地区。于时受到东晋名士习凿齿的邀请，遂与弟子四五百人进住襄阳。时在公元365年，已是五十多岁了。

在北方这些年代里，道安集中研习的是安世高以来流传的“禅数学”，所撰《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等，充满了悲观厌世和禁欲主义思想。所修禅法，亦在为其出世和禁欲服务。及至襄阳，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都为之大变。据习凿齿与谢安书，道安“师徒数百，斋戒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互相尊敬，洋洋济济”。所讲经典，集中在《放光般若经》。在襄阳十五年，多与官僚文士相往来，每年必讲此经二遍。

事实上，他也同时研习《道行般若经》。撰有《道行集异注》，即是与《放光》比较之作，现存其序。由此形成他的般若学。他认为：“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这一观念与其禅数学中主张的“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明显的不同。他把永寿、真人、世雄视为朽种幻梦，但又以法身、如、真际为真实，他把般若精髓定为“善出无生”;一般称他主张“本无”，而他的弟子僧睿则说他提倡“性空”，谓：“格义迁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不过，他仍然保存有“识神”之说。

东晋太元四年(379)，前秦派兵攻陷襄阳，道安被送往长安，受到苻坚的欢迎和礼遇，一时成为贵族子弟学文请益的导师。他被安置在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利用国家力量，集中于译经。除《大品般若》的补译外，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论著，即《阿毗昙》类。研习此类论著，后来形成一股思潮，被称为“毗昙学”，道安是首创者。与之相应的还有关于《阿含经》的译介和有关戒律类要籍的翻译。这都属于佛教的基本建设。也就是在介绍有部论著的期间，他接受了上生弥勒的信仰，期望不离世间而能从弥勒问学，开上生弥勒信仰之始。

他在中国佛教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一是整理佛典和有关文献，编纂《综理众经目录》，开创了中国佛籍的目录学。一是组织僧团，制定僧尼轨范、佛法宪章，规范内部生活和斋忏仪轨，统一僧尼姓氏为“释”，加速了独立的僧侣阶层的形成。一是确定了上依国主、下张徒众的佛教传播方式，为后来佛教所依准。一是确立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中国的译经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他在南北两地的活动，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和了解。孙绰赞其“飞声汧陇，驰名淮海”。西域尊之为“东方菩萨”，时人称“印手菩萨”。他曾劝阻苻坚不要与东晋战争，史学界认为是件大事。他的弟子众多，慧远是他的思想的主要继承和发挥者，尽管在信仰上，二人不同。今存文十八篇，多为佛经序文。

高尔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年3月28日—1936年6月18日），苏联俄罗斯作家。苏联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诞生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父亲是个细木工，母亲是一个小业主的女儿。高尔基4岁丧父，10岁丧母，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878年因外祖父破产，只读过两年书年仅10岁的高尔基便开始自谋生活。他当过学徒、装卸工、面包工人、剧院跑龙套的。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熟悉了普通人的生活、性格。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他做个小伙计，养成了读书的爱好。1884年来到喀山，想上大学，但却进了社会大学，先后做过面包工人、码头搬运工。在这里第一次接触了革命活动，参加了具有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的秘密学习小组。1888至1889年和1891年，他两次漫游，到过俄国许多地方，使他看到俄罗斯的落后、保守、野蛮，也看到人民的力量。1892年开始写作。1898至1899年间，三卷本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问世，使高尔基一举成名，并迅速蜚声国外。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既有浪漫主义又有现实主义。在他的早期浪漫主义作品《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赞美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坚强个性，《鹰之歌》(1895—1899)和《海燕之歌》(1901)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呼唤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大都是描写人民生活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流浪汉的小说，如《切尔卡斯》、《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等，作品表达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情绪，记述了人民的苦难和高贵品质。90年代末期，开始创作中、长篇小说。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通过两代资产阶级的人物形象展示了这个阶级在俄国的历史命运，刻画了资产阶级的各类人物。福玛对本阶级的背叛，象征这个阶级的自我瓦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高尔基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社会民主工党的联系日益密切。他支持筹建《火星报》，从经济上支援革命斗争，并刻苦创作，为革命呐喊助威。这时期他创作了中篇小说《三人》 (1900—1901)、剧本《小市民》(1901)、《在底层》(1902)，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小说《三人》揭示了对旧制度个别人和无组织的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小市民》通过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的矛盾，通过工人尼尔的形象，反映了无产阶级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决心和乐观精神。《底层》(1902)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描述了被抛入社会底层的人们，尖锐地提出了他们的出路问题，批判了消极人道主义的危害，通过剧中人宣布：“人，是伟大的!”“要尊重人!”

1905至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高尔基积极投入革命斗争，1905年夏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写成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它们表现了革命工人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向旧制度进行的不调和斗争，塑造了互不雷同的典型的工农代表人物的形象。《母亲》塑造了巴维尔及其母亲两个在无产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通过他们的经历表现了广大群众在革命年代发生的深刻变化，小说浸透了对历史进步的坚强信念。小说曾受到列宁的赞扬。

两次革命之间的斯托雷平时期，高尔基侨居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受波格丹诺夫等人影响，卷入派系斗争，在小说《忏悔》中宣传造神主义。列宁热情诚挚严肃的批评，使高尔基逐渐认识了错误，脱离了“前进派”集团。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如《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夏天》、《奥克洛夫镇》及自传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在人间》等。1913年，接受列宁建议回到俄国。

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在政治思想上同列宁发生了暂短的分歧。1918年在列宁的帮助下，克服了迷误。因积极工作，积劳成疾，1921年在列宁敦促下出国就医。直到1928年回国。在国外期间，写出了《文学写照》、《我的大学》、《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并开始长篇史诗《克里·萨木金的一生》的写作。但这部小说并未完成。回国后在国内旅行，为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所鼓舞，写了《苏联游记》、《英雄的故事》等反映祖国巨变的作品。20年代末至30年代，高尔基的大量特写和政论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一切保守势力的憎恨。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他出任第一任主席。

高尔基为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剧本》、《苏联文学》等作品中，在大量的讲演和书信中，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

早在20世纪初，高尔基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中国。瞿秋白翻译了《海燕之歌》、《母亲》。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成长发生过巨大影响。

王溥

王溥（公元922年－公元982年），字齐物，山西祁县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吏之家。其 父王祚，为人颇有心计，后晋初跟随石敬塘进入洛阳，专门掌 管盐铁要政。不久，以母老辞官还乡。后汉时官至三司副使， 后周朝历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华州(今陕西华县)等地刺史。 宋初，升为宿州(今安徽宿县)防御史，后致仕归里。

王溥自幼好学。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参加礼部考试， 知贡举为户部侍郎王仁裕。王仁裕因见王溥器宇不凡，便录取 他为状元。当时，王溥年仅26岁(王溥自谓： “余年二十有 五，举进士甲科”)。从此以后，王溥在仕途上青云直上，6年 后拜相时，其座主王仁裕特地写诗向他祝贺：

一战文场拔赵旗，便调金鼎佐无为。 白麻骤降恩何极，黄发初闻喜可知。 跋敕案前人到少，筑沙堤上马归迟。 押班长得遥相见，亲狎争如未贵时。

王溥见诗后，也依韵和了一首诗：

挥毫文阵偶搴旗，待诏金华亦强为。 白社幸当宗伯选，赤心旋遇圣人知。 九霄得路荣虽极，三接承恩出每迟。 职在台司多少暇，亲师不及舞雩时。

王溥状元及第后，初任秘书郎一职。当时，方镇叛乱，天 下动荡，各地战火不息。后汉末，河中节度使李守贞首先发 难，占据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随后，京兆府 (治所在今西安)牙将赵思绾发动叛乱，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 凤翔)王景崇与之遥相呼应，共推李守贞为秦王。后汉王朝岌 岌可危。枢密使郭威率兵讨伐，辟王溥为从事。平定河中后， 郭威从李守贞军中搜出文书，记载着朝中达官显贵与藩镇势力 互相勾结之事。郭威打算回朝后按名单追查，王溥及时阻止了 这件事，并建议其将文书烧毁，以安定众官之心。郭威采纳了 王溥的建议。班师回朝后，王溥升为太常寺丞。

郭威(即后周太祖)建立后周王朝后，王溥被授为左谏议大 夫、枢密直学士。太祖广顺二年(952)，迁中书舍人、翰林学 士。广顺三年(953)加户部侍郎，改端明殿学士。不久，太祖 皇帝病危，召学士起草遗诏，诏命王溥为宰相，领中书门下平 章事一职。宣读遗诏后，太祖皇帝说： “我没有忧心的事 了。”即日驾崩。

世宗刚刚即位，北汉刘崇就勾结契丹，大举南犯。当时， 世宗皇帝血气方刚、锐气正盛，决定率兵亲征。大臣冯道等人 极力谏阻，只有王溥表示赞成。及世宗凯旋，加王溥兼礼部尚 书，监修国史。世宗曾从容地问王溥： “后汉宰相李崧，曾以 蜡丸封密信勾结契丹，还有人能记得他信中的言辞，你相信 吗?”王溥回答说： “李崧身为大臣，假设真有投敌的阴谋， 岂肯轻易透露给外人知道?不过是苏逢吉诬陷他罢了。”世宗 恍然大悟，下诏追赠其官职。在后来世宗皇帝统一全国的战争 中，王溥也每每出谋划策，屡建功勋。

显德四年(957)，王溥的父亲不幸去世，他急忙回家守制。丧服未除，世宗便下诏起复。王溥连续4次上表，乞求终丧，结果触怒了世宗皇帝。多亏宰相范质上表解释，方免灾祸。显德六年(959)夏天，重新任命他参知枢密院事。

恭帝嗣位后，加王溥右仆射之职。当年冬天，王溥上表请 修《世宗实录》，得到皇帝的同意后，遂与扈蒙等人开始一同编写。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凌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 检赵匡胤在开封东北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 后周灭亡。

北宋初年，王溥被免除参知枢密院一职，进位司空之职， 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宋太祖乾德二年(964)，王溥被免除 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太保。按旧朝惯制，文武百官上朝时，一 品官员的列班位于台省官员的列班之后。太祖皇帝因见王溥也 位列台省班之后，特地对左右大臣说： “王溥是前任宰相，应 当对他特别尊宠。”立即下诏，将台省官员分为东西两列。从 此以后，遂为定制。

乾德五年(967)，王溥的母亲亡故。服终以后，加升为太 子太傅。开宝二年(969)，迁太子太师。入朝谢恩的时候，太 祖皇帝对左右的大臣说： “王溥做了10年宰相，3次升迁为 一品官，福履之盛，近世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宋太宗太平 兴国初年，王溥被封为祁国公。

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王溥不幸去世，终年61岁。太 宗皇帝为此两天没有上朝，追赠其为侍中，谥号“文献”

王溥为人至孝，是当时有名的孝子。在他任宰相时，其父王祚领衔宿州防御使，却居住在家中。每当朝廷官员来此地， 因王溥的关系，必定首先来拜访王祚。王祚置酒设宴招待，王 溥则身着朝服，在酒席左右趋走侍候。席中的客人在朝廷中都 是王溥的下属，见宰相大人侍候左右，往往坐不安席，引退回 避。王祚却说： “此豚犬耳，不必麻烦诸位起坐。”后来，王 溥也觉面上无光，就暗示其父上疏，告老求退。王祚估计朝廷 未必会允许他的告退请求，就上了一道奏疏。不料，皇帝却批 准了他的“请求”，同意他致仕还乡。王祚闻讯后，大骂王 溥： “我筋力未衰，你想巩固自己的名位，就要幽禁我吗?” 举着一根大木棒就来打王溥，多亏亲戚们劝阻开导，方才罢手。然而，王溥孝心不改。其父去世后，王溥为守制终丧，几乎忤旨被罪。

王溥生性宽厚，风度潇洒，相貌堂堂。在他为政期间，特 别重视有才能的年轻人，喜欢汲引后进。由他推荐、后来官至 显位的年轻人很多。然而，他为人吝啬，其父尤好积聚田宅资 产，以至家累万金，富甲一方。

王溥一生好学，常常手不释卷。他曾汇集苏冕的《会要》 及崔铉的《续会要》，并增补其中的阙漏，编为100卷，名为 《唐会要》; 又采录后梁至后周之事，编为30卷，名为《五 代会要》。王溥又喜欢收藏，他所收藏的古书有1万余卷，并 且还收藏有许多著名的书画。

王溥的后人也颇有作为。其长子王贻孙累官至右司郎中; 次子王贻正官至国子博士; 三子王贻庆官至祠部郎中; 四子王 贻席(后改名贻矩)，景德二年(1005)进士，官至司封员外郎。 其孙王克明(贻正之子)，娶太宗皇帝之女郑国长公主，为驸马 (后改名贻永，诏令与其父同行)。可谓世代显赫。

仁孝皇后

仁孝文皇后徐氏（1362年3月5日—1407年8月6日），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明成祖朱棣原配皇后，明代中山王徐达长女。洪武九年（1376）封为燕王妃。朱棣称帝后，于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被册封为皇后。永乐五年（1407）七月四日在南京病逝，享年46岁，谥“仁孝”。永乐十一年二月，入葬明长陵。仁宗朱高炽继位，上尊谥“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

徐氏幼年之时就表现出贞淑娴静的品行，喜好读书，有“女诸生”之称。太祖朱元璋闻知徐氏贤淑，又想借婚姻达成君臣间的默契，便亲自代子向徐达提亲。徐氏在明朝后妃中出身最为显赫。她与朱棣的结合是朱元璋与功臣间政治联姻的结果。

洪武十年，朱棣就藩北平，徐氏一同前往。在为燕王妃时，徐氏管理的燕王后宫“肃且和”。“靖难之役”伊始，朱棣带兵攻打大宁。朝廷大将军李景隆乘机进兵围攻北平。李景隆攻城紧迫，城中军队又少。徐氏为激励将士，身着护甲，登城助战，并亲自带领军民的妻子在城墙上向攻城的官军投掷砖瓦石块。徐氏协助世子朱高炽坚守北平二十余天，成功等到了朱棣军队的回师。北平保卫战的胜利，为靖难之役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朱棣登极后，徐氏德识表现得更加突出。她恪尽皇后的本分竭力辅佐朱棣。连年争战、兵民疲惫，她多次劝告朱棣应该休养生息，施以仁政。在用人上，徐氏也多次劝解朱棣：当世贤才，全都是高祖皇帝的遗臣，不应有新旧之分而有所防备，要重用人才。徐氏曾向朱棣询问谁是参与朝廷大事之人。朱棣回答说：六卿管理政务，翰林负责议论思考。徐氏听后，在征得朱棣同意后，就亲自诏见六卿、翰林等官员的夫人，赐给她们冠服钞币，并对她们说不仅要照顾丈夫的衣食起居，还要念及民生之事，多多地勉励他们。于是大臣的妻子都效仿徐氏体贴勉励丈夫，朝廷内外办事效率明显提高。为了进行教化，徐氏还依据《女宪》《女诫》等作《内训》二十篇，以古人的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布天下，旨在推行针对女性的教育，并倡导修德劝善。

徐氏虽然来自勋贵之家，但她并不骄纵外戚。其弟徐增寿出任左都督。在朱棣即将攻入南京之际，建文帝朱允炆将徐增寿召至宫中斩于剑下。朱棣称帝后追封徐增寿武阳侯，不久又进封为定国公，谥“忠愍”，并下诏令其子徐景昌继承爵位。徐氏极力反对。

马皇后去世后，她为马氏素食三年。马皇后的每句遗言，她都谨记在心，能一一背诵，没有遗漏。

永乐五年七月徐氏病重。临终前她还劝谏朱棣要爱惜百姓，访求人才，优先礼遇皇族，不要骄宠外戚。并叮嘱皇太子朱高炽抚恤昔日一同守护的北京将士的家人。

徐氏有智慧，有品德。在靖难之役中，有胆有识，为朱棣分忧。入主后宫后，恭谨始终，恪尽本分，辅佐朱棣。徐氏行为品德为朱棣所重，因此其死后，朱棣未再立后。

徐氏共生三子四女，长子朱高炽，即明仁宗；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以及永安、永平、安成、咸宁四位公主。

斯韦沃

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1861年12月9日～1928年9月13日) 是意大利犹太商人兼小说家埃托雷·施米茨（Ettore Schmitz）的笔名。意大利小说家。他被认为是意大利第一个意识流小说家。早年他曾发表两部小说《一生》 (1892)、《暮年》(1898),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已显示出注意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倾向。1899年后,他弃文经商,到过英、德、法等国,其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从此他找到了小说创作中新的表现形式。1923年,在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发表了第三部小说《塞诺的意识》,轰动一时。这部小说完全是采取“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斯韦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描叙,大胆让作品中人物用日记的形式直接表露自己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刻画出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病态的、精神扭曲的形象。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意识流小说,例如短篇小说集《高贵的酒》 (1927)、《成功的玩笑》 (1928)等。1928年，斯韦沃在一次车祸中身亡。他遗留的短篇小说、游记以及未及完成的散文作品等经人整理陆续出版。

斯特莱切

利顿·斯特莱切（Lytton Strachey，1880年3月1日至1932年1月21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布鲁姆斯伯里才子，他的讽刺散文风格和与维多利亚时代过去的决裂感有助于定义英国文学现代主义。

贾尔斯·莱顿·斯特雷奇于1880年3月1日出生于克拉珀姆公地的斯托伊府，他的父亲理查德·斯特雷奇将军是一位前殖民地行政官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印度度过，他的妻子简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女性，她对谈话的热爱和对法国文学的了解对年轻的莱顿产生了重要影响。1884年，斯特拉奇一家搬到了伦敦市中心的兰开斯特门69号，斯特拉奇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兰开斯特门的谈话非常活跃和聪明，但斯特雷奇觉得气氛压抑。后来，他回忆起那里的生活，结合了他父母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世界、他们祖先的衰败的“贵族传统”，以及“知识分子和怪癖”，形成了“斯特拉奇性格”的独特部分

斯特拉奇夫人指导了利顿的非传统教育，其中包括在帕克斯顿学校（1889-1893）四年和在利明顿（1894-1896）两年，利明顿是一所半公立学校，他记得在那里，他因为瘦弱的体格而受到欺负，并第一次体验到同性恋欲望。1897年，斯特雷奇进入利物浦大学学院，沃尔特·罗利爵士（他的一位堂兄的丈夫）是该学院的阿尔弗雷德国王英国文学教授。最后，从1899年到1905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布卢姆茨伯里人克莱夫·贝尔、E.M.福斯特、托比·斯蒂芬和伦纳德·伍尔夫。1902年，他当选为剑桥秘密学会“使徒”的成员，通过该学会，他结识了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斯特拉奇强调审美体验和个人关系是智力的支撑，他提倡同性恋，认为这是颠覆性的个人信条的一部分，在使徒中盛行。

离开剑桥后的五年里，斯特雷奇与家人住在一起，先是在兰开斯特门，然后搬到了他们在汉普斯特德的新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弗吉尼亚·斯蒂芬（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妹妹凡妮莎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兄弟索比去世后，为这个家庭提供了宝贵的支持。1908年，斯特雷奇甚至向弗吉尼亚求婚，弗吉尼亚后来在《远航》（1915）中将他描绘成圣约翰·赫斯特。她拒绝了这份工作，斯特雷奇如释重负，建议她嫁给伦纳德·伍尔夫。 1910年，斯特雷奇受委托撰写了《法国文学中的里程碑》（1912），这是一本对法国文学史的清晰简洁的介绍。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亨利·兰姆（斯特拉奇经常迷恋的对象）和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她是D·H·劳伦斯和其他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的赞助人。兰姆和莫雷尔把他介绍给布鲁姆斯伯里以外的一个波西米亚世界

斯特雷奇从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他对战争的抵抗是传奇般的。尽管斯特拉奇以他特有的夸张方式表达了这一点（据一个故事说，他说，“我是你们为之奋斗的文明”），但他的反对态度实际上相当严肃。在被判定身体不适合服兵役之前，他根据自己的信仰申请豁免，即“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整个体系是极其邪恶的；就我而言，积极参与其中是错误的。”

这场战争对斯特雷奇最著名的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1918）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书简要介绍了维多利亚时代四位偶像人物的人生历程：红衣主教曼宁、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和戈登将军。斯特雷奇对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散文中发现的“奇怪的嘲笑力量”印象深刻，而在《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中，他的语气是恶作剧式的讽刺，因为他揭露了他认为导致战争的世代虚伪。斯特雷奇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四个研究对象都信仰虔诚的基督教，这本书被（弗洛伊德等人）解读为反对宗教的延伸论证。这本书传达了斯特雷奇现代主义朋友和同时代人共同感受到的与过去决裂的必要感。

《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使用了精湛的叙事技巧，包括引人注目的隐喻、颠倒的陈词滥调、自由间接话语的实验和对次要人物的巧妙管理，使其成为一部文学经典，也是一部历史经典。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呼应了现代主义的假设，即作者只能以片段的形式呈现人物，他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个观点，这个比喻让人想起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马洛（Marlow）小说，这些小说关注明暗对比：“如果他聪明，那么（传记作者）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攻击他的主题……他会突然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隐秘角落投射一束具有启发性的探照灯。”这种将传记作者视为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者的理解，让人对斯特雷奇在下一页更为正统的陈述产生怀疑，即“揭露案件事实是他的职责”。综上所述，这些陈述似乎是为了引发像马洛在描述吉姆审判时的反应：“事实！他们向他要求事实，好像事实可以解释一切！”

斯特雷奇的第二部传记作品《维多利亚女王》（1921）是一部更传统的传记，尽管在某些方面仍然带有戏谑的讽刺意味。在《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1928）中，他以惊人的想象力，将一个早期历史时期的人物生活戏剧化，以弥补伊丽莎白相关信息相对缺乏的不足。斯特拉奇对伊丽莎白爱情故事的探索，是通过他自己的性生活来解读的，这也表明了弗洛伊德对他理解性的影响（他的兄弟詹姆斯是弗洛伊德作品的标准版的主编）。斯特拉奇还留下了一本传记散文集，名为《微型肖像》（1931年），以及许多关于文学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些（包括一篇关于《奥赛罗》的未完成的长文，写于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被收录在詹姆斯·斯特拉奇于1933年出版的《遗世人物和评论》中。

斯特雷奇于1932年1月21日死于胃癌。虽然他的作品没有受到他那一代文学人物的关注，但它对现代主义批评仍然至关重要。最近的两本专著指出，人们对斯特雷奇的兴趣可能正在复苏，还需要更多的人来阐明这位历史学家，他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炼出文学现代主义的精髓。

西哀士

埃马纽尔·埃贝·西哀士(Emmanuel Abbe Sieyes，1748年5月3日-1836年6月20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和活动家，法兰西学院院士(1803)。1748年5月3日生于普罗旺斯省弗雷瑞斯城一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曾在巴黎大学接受神职教育,1787年任沙特尔教区代理主教和执法官。1788～1789年，他先后发表关于第三等级革命的小册子《论特权》、《对于1789年法国代表所能采取的措施的看法》、《什么是第三等级？》等，尤以后者影响最大。1789年初被选为巴黎第三等级代表，出席三级会议。他主张第三等级单独集会，改称国民议会，草拟 6月20日"网球场誓词",倡议把议会迁往巴黎,创办布列塔尼人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前身）。参加起草《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反对废除什一税、没收教会财产。1792年，西哀士被 3个郡选入国民公会，坐在平原派席位，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1795年任救国委员会委员，由于反对1795年宪法，拒绝参加督政府。1797年果月政变时，他主张放逐所有贵族。西哀士曾任五百人院议长、驻柏林大使。1799年9 月任督政府督政。积极参与拿破仑·波拿巴雾月政变。政变后西哀士和拿破仑·波拿巴、 P.-R.迪科成为临时执政，负责起草共和八年宪法。此后一直任元老院议员，1809年西哀士被拿破仑一世封为帝国伯爵。1815年国王路易十八（1814～1824在位）复辟，西哀士逃亡比利时，居布鲁塞尔。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国王查理十世，西哀士回到法国。1836年6月20日在巴黎去世。

萧子良

萧子良（460年－494年5月4日），南朝齐宗室、大臣、文学家。字云英,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齐武帝次子。封竟陵郡王,位至太傅。

齐武帝萧赜文才武略，一生共有23个儿子，继承其才华的却屈指可数。其中，才华横溢的长子文惠太子长懋和竟陵王萧子良是最为出色的，兄弟俩同为穆皇后所生，俩人相比，子良则更胜一筹。

萧子良，字云英。是个多才博学的士人，宋朝末年，沈攸之发难时，他以宁朔将军，跟随父亲萧赜坐镇盆城(今江西九江)，抵抗沈攸之。从这时起，他开始步入仕途，历任宋邵陵王左军行参军，转主簿、安南记室参军，邵陵王友，后迁安南长史。宋顺帝升明三年(459)，萧子良出使持节、都督会稽(今浙江绍兴)、东阳(今浙江金华)、临海(今浙江临海西南)、永嘉(今浙江温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五郡、辅国将军、会稽太守。萧子良虽贵为世宦子弟，饱读经书，但他并不是轻薄的无识之士，上任后，他最关心的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他发现宋代在文帝元嘉(424—454)年间已向郡县征收实物，到孝武帝时，征收实物更为急切，因为郡县交纳迟缓，朝廷就开始派遣台使去催纳，此后，公役劳扰日甚一日，百姓苦不堪言。宋末，萧子良的祖父萧道成辅政，逼迫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自己，建立了萧齐政权。齐初，萧子良针对朝廷征收实物的弊端上书萧道成说：“宋代台使到郡县催逼严急。这些人往往不顾国家利益，只贪图私利，借朝廷之威，为所欲为，在交通要道，胁迫行人，拦截商船，重收其税。甚至侮辱地方守宰，对其百般刁难。向百姓征收杂税，日下数次催纳令。有时应交纳一尺布，却按一匹来征收;应征百钱，却征千钱。要是交纳不上，就抓到东冶作坊为奴。这种急征严刮，不仅危害百姓，而且也给朝廷带来诸多不利。望陛下能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政之初，统治者大多都推行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稳定政局，加强统治。萧道成没想到孙子会有如此远见卓识，心里十分高兴，封萧子良为闻喜县公，食邑1500户以资鼓励。萧子良质朴爱古义，崇尚儒法，特别是他为政极力宣扬儒家思想。他所管辖的郡里有位百姓叫朱百年，朱百年守礼法，有良好的行为，可惜得病去世，乡人都很怀念他。萧子良听说朱百年的事迹后，决意宣扬此事，他赐给朱百年的妻子百斛米，免除他家一个人的赋税，还给这个免税人薪俸。以使郡内百姓都向朱百年学习，以淳民风。

建元二年(480)，萧子良的生母穆皇后病逝，他辞官守丧，以孝为人所称赞。安葬母亲后，带孝出任丹阳尹。他调查丹阳百姓的生活后，对下属各县的贫民开私仓救济，并在建元三年，上了一道奏疏，反映地方的实情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京尹虽处在都邑的位置，境内田地相连，广袤几千里之遥。其中平原湿地很多，水库池塘也不只一所，可如今京尹的百姓贫困，产业不治，土地荒芜严重。据五官殷?、典签刘僧瑗到各县调查的结果，丹阳、漂阳、永世等四县，能开恳的土地，合计荒地、熟地共有8554顷，需要整修的水库池塘，大约要有十多万个劳动力，用一个春天的功夫便可建成，望朝廷允准实施。萧道成采纳了他的建议，为提高萧子良的地位，不仅给他晋级，而且明令规定，东宫官僚以下的官员要特别尊敬萧子良。子良为政深得祖父的心意，只是没多久，祖父便病逝了。他悲伤至极，形容憔悴。

祖父去世后，父亲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封子良为竟陵郡王，食邑2000户。为加强皇室屏卫力量，武帝特别重用自己的儿子，让子良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483)，又迁子良为侍中，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不变。还给他油络车(古代车上悬垂的丝质绳網。因其光亮油滑故名，一般为朝贵所有)。可见子良在父亲的心中地位很高。永明二年，调他入朝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侍中不变。不久调他去西部荆州坐镇。永明三年给他加鼓吹一部。永明四年进其为车骑将军。同年，水旱之灾相继发生，萧子良认为这是大齐统治者做错了事，才遭到上天的惩罚，统治者应赶快调整其统治办法。他私下给父皇上启进言：首先关于农业方面，连降水旱之灾，百姓无依无靠，国家却要依赖百姓，百姓依赖粮食，如今粮食不收。可政府向百姓征收的租赋还很多，他建议应当免除百姓的税收，救济百姓。其次，自宋代以来，王道陵迟，窃官假号，层出不穷。齐建国后皇恩尚未广布，部曹的检校户籍，本应精确保密，可令史却十分奸诈狡猾，许多人都设法逃避检籍，希望政府在仔细调查后再定取舍。其三，圣明的君主多同情狱中犯人，多次下发降恩的文书。如今法令严急，牢房里挤满了人。百姓怨仇颇多，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其四，近年来，朝廷大兴土木，花费巨大，劳役沉重。而皇家大业，任重道远，而今书轨未一，地境窄小，难道不更应该爱护百姓，缓和统治?其五，湘州地区，少数民族多居山中，经常侵扰百姓。交州是离京师最边远的，更是鞭长不及的地方，而今官兵前去征伐，沿途要劳扰百姓，征来的民丁都是没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加上远征必定失败。越州一向缺乏兵粮，再有征发，一定会引起大乱。对这些地区要等待时机，有充分准备，减少百姓的劳苦，那么朝威建立，小小的贼寇不伐自服。对萧子良的上书，武帝倍加赞赏，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折纳租布，其中十分之二交纳钱。

萧子良熟知历史，对政治有一定的主见，他特别看重百姓的作用，在他的为政、上书中，多以安民、抚民为内容，提醒统治上层注意百姓的力量。他虽不是为了百姓，但多少对安定百姓起了积极作用。他的上书被武帝采纳后，又上书陈政弊说：为臣一个月入朝一次，六次登殿朝见，大殿之上人才济济，但是个个朝臣都看陛下脸色行事，没有人敢讲实情，对破烂不堪的现状偏要说是日臻完善，国家富裕，但实际上连室饥饿的现象时有发生。想到这些，为臣便难以平静。首先，三吴地区，是统治的中心，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国家更应给以蠲免，优先发展这一地区。可是地方官上任后，为政苛刻，围民桑树，估价民屋，以征收赋税，致使百姓毁树，扒屋。东郡又役使百姓无期，沉重的徭役使百姓自残身体，有的甚至砍断手足，逃避徭役。百姓都不愿生儿育女已成常事。地方官不是以富民为先，而是以收搜“富国”为务。其二，多年以前，货币种类繁多，如今流通的货币不到十分之一。国家应有一定的货币，确保其值，以免伤百姓。又钱和帛掺半互用，已是定制，听说有的地方官多方折纳，从中牟利，损伤百姓，政府要有制度进行调整。其三，京畿附近的八个属县，已有特贫百姓流亡他乡，应当给以赈给。其四，兖、豫二州往年多有战事，百姓常流离他乡，沿淮水一线百姓，生活没有保障，可是交纳赋税一点也不能少。对这些地区的流民应加以蠲减其赋税。其五，应加强市场税收管理，不能向小商贩乱摊派税收。其六，统一法制，公平处理案件，无论谁犯法一律绳之以法。其七，尚书省各曹要各负其责，提高行政效率。其八，因军功使寒门挤入朝廷的人很多，其俸禄殷厚。朝廷每年向广州、越州、梁州、益州征收一定的各种补调，主要是应付事变。可这些地区的守宰征收时，多设名目，很少遵守朝制的，所以应当严加考察，如有违制者立即惩处，由此可减少大半苛捐杂税。

对萧子良的谏书，武帝是否执行或采纳不得而知，但他确实抓住当时时政的主要弊端，他的见解是有见识的。由此可见萧子良为政是有才干的。在永明五年，武帝给他进位司徒，赐班剑20人，侍中不变。萧子良不仅对朝政多有谏言，而且对父皇也敢于直言。武帝永明中政治比较安定，他个人也渐生骄心。武帝很喜欢射雉，而且常常是早出晚归，萧子良针对此事劝诫父皇，不可以万乘之尊驰鹜于野外，一是对父皇安全负责，二是这样做对百姓也有骚扰，所以不应经常外出。此外，作儿臣的都已知陛下有失德之处，朝廷士人难道没有一人为陛下劝言的吗?看来群臣是畏惧陛下的天威。如此哪有忠臣可言呢?萧子良是提醒父皇不要太专制了。原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曾上书劝谏武帝射雉，武帝当时虽表面上听从了劝谏，可过了一段时间，邯郸超竟被杀，所以，满朝百官面对专横的武帝没有敢尽言劝谏的。永明末年，武帝仍想去射雉，再次被子良谏止。武帝深为儿子的一片忠心所感动，对子良的宠爱有加。令子良代王俭领国子祭酒，但子良推辞不拜。永明八年，武帝又给他三望车(晋代王公大臣所乘的一种车子，四面有窗)以示恩宠。永明九年，京城一带发大水，吴兴受灾最严重，面对灾情，萧子良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他开仓救济受灾百姓，对那些贫困有病不能自立的人，他在自己的府第北面修建了公廨房收养他们，向他们提供衣食、药品，为他们治病。因他为政尽职尽责，敢直言不讳，关心百姓，使他在朝野威望大增。永明十年，他领尚书令，接着调任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本官不变。永明十一年，加他为中书监，解其尚书令，由柳世隆接任宰相。

永明十一年是萧子良的多事之秋。刚刚进入正月，萧子良的兄长皇太子长懋病逝。武帝在检查东宫时，发现长懋的服饰、羽仪等用度都超过了皇太子应有的规格，武帝大为恼怒。但是太子已死，怒气不可能发泄到死人身上，于是便迁移到与太子亲善的弟弟身上，这回萧子良可倒霉了，子良和兄长十分要好，俩人都崇奉佛法，脾性相投，只是长懋行径不如子良谨慎、有法度，政治上也远不如弟弟。武帝借子良明知其兄有越规行为而不上启，严厉地责难子良。并由此怀疑是不是萧子良有心不上报，另有图谋?在皇位继承上，难道子良没有动心?自从萧道成当皇帝后，就鉴于宋代宗室子弟为争皇位互相残杀而丧国，多次告诫自己的子孙不要残杀兄弟。皇位的继承是长子继承制。此时，武帝对身负威望，又有统治才能的儿子产生了戒备心理。所以，萧子良的政治仕途开始滑坡了。

同年七月，武帝病重，召萧子良甲仗入延昌殿服侍父亲吃药，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迷信佛法的萧子良，建议让沙门在殿门前诵佛经，武帝由此感梦，梦见了优昙钵华。萧子良按佛经宣旨，让御府以铜为华，插到御床的四角驱逐病魔。子良日夜守护在父亲身旁，太孙文惠太子的长子萧昭业隔一天来拜见一次。到武帝病危，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百官已准备好了丧服，人们议论纷纷，都猜测皇位得主是萧子良。可是，昏迷不醒的武帝在一夜之间，又苏醒过来了，开口便问皇太孙在哪儿?这时，人们才醒悟武帝的继承人非萧子良。不一会儿，东宫的卫士拥昭业入殿拜见武帝。武帝这一决定是避免昭业的叔父们参与争夺皇位的斗争，避免重蹈宋室的覆辙。武帝遗诏由萧子良辅政，萧鸾知尚书事。虽然武帝已病危，但心里很清楚，自己死后，有资格有能力与皇太孙竞争皇位的只有萧子良，所以，他安排了同族中另一位实力强的萧鸾来牵制子良。但是他忘了儿子的天性一向是以仁义为怀，质朴纯厚、克己奉公为本，他万万没想到夺皇孙皇位的却是萧鸾!子良不喜世务，在武帝临终时，推荐萧鸾辅政。武帝诏曰：“事无大小，都要与萧鸾商议。”就这样武帝死后的权力分配已基本完成。

萧子良不追求最高统治权是他人生观决定的。只是他的地位太显赫，难免引起常人的怀疑。萧昭业是由萧子良的袁妃抚养大的。萧子良也十分疼爱他，谁知昭业长大后，害怕自己因是子良抚养的而不能立为太子，内心忌恨子良。到昭业出入太极殿时，萧子良居中书省办事，昭业对他不放心，派虎贲中郎将潘敞领200人全副武装地屯守在太极殿西侧，以防子良有变。武帝安葬后，各封王都回各自的地方，萧子良因爱父，乞请住在山陵陪父亲，但昭业不许。为安稳子良，昭业进他为太傅，增班剑30人，本官不变。同时解除了他的侍中之任。隆昌元年(494)，给子良加殊礼，使其剑履上殿，入朝不拜，赞拜不名。进督南徐州。也许是父亲的死使子良悲伤至极，也许是昭业的防范使子良忧虑，无论是什么原因，在武帝死后不久，萧子良也病倒了，而且病情恶化。这天，病危中的萧子良对左右人说：“门外应有变。”派人出去查看，结果看到淮水里有上万条鱼都浮在水面上，向城门游来。没过两天，萧子良就病逝了，年仅35岁。

萧子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崇尚文义，酷爱文物历史，他任会稽太守时，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教，提倡古义之风。在郡中他发现有晋代虞翻的旧床，到他罢任回京时，带走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这张旧床。他还在西邸建起古斋，搜集许多古人的器服陈列起来。在夏禹庙中，有盛大祷祀活动，他说：“夏禹悲怜无辜，爱惜仁义，衣食节约，足以表明致诚之心。”所以，每年的祷祀他都献一把扇簟。

萧子良少时便有清尚的风操，礼才好士，虽处高位，却倾意交结宾客。在他的鸡笼山西邸，荟集了天下有才之士，像沈约、萧衍、萧琛、王融、谢眺、范云、任昉、陆倕等，号称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夏天宾客到来，他为宾客摆设瓜果饮料，一起探讨学问，士人的文章、朝中贵臣的辞章都撰录下来，形成齐代最高文化层的代表。永明五年时，他招集学士抄录《五经》、百家之作，还根据魏文帝黄初年间编写的类书《皇览》的体例，撰写了《四部要略》千卷。对当时图书整理收藏作出了积极贡献。

萧子良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而且也执迷于外来的佛教文化。子良敬信佛法虔诚至极，多次在邸园大搞斋戒，会集朝臣和众僧，甚至赋食行水，亲自执掌佛事。世人认为他有失宰相的尊严，只是因他不知厌倦地劝人为善，才使他享有盛名。他常常招集名僧讲授佛法，在邸园诵经，由他促进的这种习俗之盛，是东晋以来从未有过的，这对佛教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他本人很有文才，所著内外文集数十卷，大多都是劝戒之语，他崇尚文化的态度，为南朝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萧子良的死，给萧昭业莫大的安慰，所以他对子良的葬礼办得也十分隆重。下诏给东园温明秘器，给子良穿兖冕之服。在东府施设丧位，由大鸿胪持节监护，太官朝夕送祭。又下诏说：“褒崇明德，是前王法典，追念尊亲，依情而隆。已故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傅、领司徒、扬州刺史、竟陵王、新任督南徐州萧子良，少年孝悌，赞助皇机，使国家繁盛。位至台辅，克己奉公。负先帝重托，辅佐朝廷，但天有不测风云，夺去了他的生命，朕悲痛万分。为弘扬英烈，可追崇他为假黄铖、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绶，备九服赐命之礼。使持节、中书监、封王不变。给九旒鸾辂、黄屋左、车、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其葬礼依晋代安平王司马孚故事为理。”

当初，豫章王萧嶷葬于金牛山，文惠太子葬于夹石，子良在为他们送葬时，望着祖硎山悲叹地说：“北面可瞻仰吾叔(萧嶷)，向前望见吾兄(长懋)，如果死后有知，请把我葬在这里。”到他死后，果真依他心愿安葬在祖硎山中。

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1849年1月22日—1912年5月14日），瑞典杰出的戏剧家，小说家，表现主义戏剧的开拓者。1849年1月22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经过商，做过轮船经济人。斯特林堡的母亲曾是他父亲的仆人，他的4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 《女仆的儿子》 (1886——1909) 即取名于此。书中描述了作者灰暗的童年生活; 这种生活形成了他脆弱、敏感、渴望温情、以反抗克服自卑的气质，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1876年，斯特林堡入乌普萨拉大学，曾几次辍学。20岁时成为业余作家; 他的独幕剧 《被放逐者》 (1871)曾得到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赏赐，斯特林堡得以完成学业，但没拿到学位。1872年，反映瑞典宗教改革的历史剧 《奥洛夫老师》问世，充满了青年人的叛逆精神和悲观主义; 在艺术上，受到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影响，摒弃了瑞典传统戏剧朗诵式的语言风格。这是斯特林堡的第一部较重要的作品，但直到1881年他的长篇小说 《红房间》 (1879) 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时，才得以上演。《红房间》是斯特林堡的成名作，副标题是 《记艺术家和作家们的生活》，其中记述的艺术家和作家生活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对社会的讽刺和批判，有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色彩。作品中对从莫塞山俯瞰斯德哥尔摩的描写，是脍炙人口的篇章。《红房间》也是瑞典的第一部自然主义作品。1881年，发表《幸运的彼得的旅行》; 1882年发表的 《新国家》，讽刺了1865年政府改革后的社会生活。

1884——1886年，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集 《结婚》 (1、2部) 问世，因作者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保守态度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引言中，作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将妇女驱赶到一个日益自私和道德败坏的位置上。在这部集子中，可以体味到作者最细腻和富有人情味的笔触。对女性的厌恶在斯特林堡好似不可摆脱，这导致他在此后几年完成了被誉为自然主义戏剧之典范的三部剧作: 《父亲》 (1887)、《朱丽小姐》 (1888) 和 《债主》(1889)。受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这几部剧作借鉴了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悲剧的某些原则，比如“三一律”的原则。

1890年，斯特林堡完成了描写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海岸线上》。在作品中，存在于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敌意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在他们的矛盾冲突中，妇女们站在与有“教养”的贵族们相对立的下层社会一方。此后到1896年，斯特林堡曾出国居住，未完成大型作品。1897年和1898年完成的《地狱》和《传说》，是两部以心理描写著名的忏悔录式的作品，讲述自己的灵魂经历考验和搏斗而终于得到升华。此后，斯特林堡的创作转入了新的阶段，由自然主义转向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剧本《到大马士革去》 (三部 曲 ，1—2: 1898; 3，1904)、《死魂舞》 (1901) 和《一出梦的戏剧》 (1902)，以幻想方式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痛苦和对人世的绝望，将目光射向了上帝。其中《一出梦的戏剧》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开山作，在这一时期，斯特林堡还创作了一批历史剧，以《古斯塔夫·瓦萨》 (1899) 成就较为突出。1907年完成的室内剧《鬼魂奏鸣曲》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一部名作; 同年，长篇小说《黑旗》问世。1909年完成的《大路》，是斯特林堡的最后一部剧作。被认为是作者一生的象征性写照。

斯特林堡于1912年5月14日去世。

斯特林堡一生创作丰富，戏剧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戏剧创作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又到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斯特林堡的剧作不以严密的逻辑和反映生活的真实见长，而以表现强烈真切的内在情感体验、丰富自由，不受羁绊的幻想和想象、对人类基本天性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为突出特色，对后来欧美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曾将斯特林堡推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

除剧作外，斯特林堡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语言的论著，著有《中国文字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父亲是马其顿王阿明塔的御医。前367年到雅典,进柏拉图学园学习和工作了20年。前347年柏拉图死后,去小亚细亚的爱索斯讲学。前343年,应马其顿王腓力的邀请担任王子亚里山大的教师。前335年回到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园。前323年亚里山大死后,由雅典迁往欧比亚的加尔西斯,次年病逝。亚里士多德对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美学等都有研究,是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在哲学上,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但因长期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最终仍陷入唯心主义。实体学说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具体事物是“第一性的实体”;种和属是“第二性的实体”。他批判柏拉图把具体事物说成是理念的“影子”或“摹本”,指出一般不能脱离开具体事 物而存在。列宁指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 ‘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3页)他提出“四因说”,认为事物的生灭变化都有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并进一步把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统称为形式,认为形式和质料是结合在具体事物中统一而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形式和质料的区别是相对的。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但他又认为质料是被动的、消极的因素,形式是主动的积极的因素。并提出存在着一种没有质料的纯形式,作为万物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一切事物生灭变化的最高原因,他称之为“第一推动者”,从而倒向唯心主义。他承认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感觉是认识的基础。但又认为感觉只能认识个别事物,是一种“卑贱” 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则是一般概念的认识,是“高贵的”知识,片面地夸大了理性的作用。他第一个系统地探索了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是形式逻辑的奠基者。强调逻辑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经过逻辑证明的知识是科学知识,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每门科学都是通过演绎组织起来的逻辑体系。他对于概念 (主要是一些范畴)、判断和命题、演绎三段论、证明和逻辑谬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进行了论述。对科学认识活动中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作用和关系作出了说明,提出科学研究的归纳——演绎法,但他更重视的是演绎法。他将科学分为三类: ①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哲学);②实践的科学 (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③创造的科学,即诗学。在自然科学上,对物理学、生物分类学、解剖学和胚胎学等都发表过许多好的见解,但也包含着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东西,连同哲学上的消极部分被中世纪的宗教所利用。在政治上,主张由奴隶主中人数最多的中等阶层实行统治。强调“美德是一种中庸之道”。认为艺术在“摹仿”个别事物时,目的在于使事物的一般特征得以表现出来。在教育上主张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要著作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论灵魂》、《诗学》等。

艾约瑟

约瑟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年－1905年）。近代来华办报的基督教传教士。英国人。著名汉学家。字迪瑾。曾毕业于伦敦大学。1848年由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传教,任该会驻上海代理人。1854年春,洪仁玕到上海停留5月,曾向其学习天文历算。1857年1月《六合丛谈》 在上海创刊后,经常为该刊撰稿。1860年6月2日到苏州,曾会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1861年3月又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访问,“同情” 太平天国,认为 “这个革命运动是大有利于基督教的”。同年到天津设立教会。1863年转至北京传教。1871年9月,与美、英传教士丁韪良、包尔腾等在北京建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并于1872年8月创办该会机关刊物《中西闻见录》 月刊,参与编辑,撰稿24篇。该刊着重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为北京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1874年去上海,协助林乐知编辑《万国公报》。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76年参加创办和编辑 《益智新录》,约两年停刊。1877年5月10日至24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在与韦廉臣、林乐知三人签署的大会组织委员会关于传教士报刊的报告中,呼吁到会传教士“热情鼓励和支持出版报刊”,特别要求支持当时正在出版的《万国公报》、《益智新录》、《小孩月报》、《福音新报》、《格致汇编》等5家报刊。1880年起,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译员,初在北京工作,1890年再度来沪,先后为《万国公报》撰写 《西学略述自识》、《富国养民策》等重要文章。具有较为丰富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汉学家。1905年病死于上海。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的佛教》、《中国人的宗教条件》、《中国在语言学上的地位》、《中国的通货》、《中国的税收和税制》、《中国的金融与价格》、《访问苏州的太平军》、《北京记》、《鸦片史,或中国的罂粟》等书。上海 《教务杂志》 第36卷第282页上载有他著作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