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以字行，别号汉滨读易者，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1857年(清咸丰七年)出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是第四代侨生，祖籍福建厦门。曾祖辜礼欢曾任槟榔屿华人“甲必丹”，父亲辜紫云任英人勃朗(F.Scott Brown)橡胶种植园经理。辜鸿铭小时聪明伶俐，被勃朗收为养子，十岁时即被送往英国的苏格兰，与勃朗家族一同生活，并入学读书。1877年以优异成绩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赴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工科，获土木工程科文凭，然后留居巴黎。辜精通英、法、德及拉丁、希腊等语。

1880年，辜鸿铭返回马来亚，在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任职。这一年，马建忠赴欧洲途经新加坡，辜鸿铭与之交谈，得悉中土文物盛况，以及留学生之人尽其才，报效祖国，较之自己在殖民地屈居人下，无从施展抱负，不啻天渊之别，遂倾心景仰中华文化，开始研读中国经史等古籍，并从此脱下西装，换上长袍，剃发留辫，终身不移并引为自豪。

1881年至1882年，辜鸿铭一度担任英国马哈与科尔圭洪勘探队译员，后离职留居香港，继续潜修中国经典。

1885年，经杨汝澍推荐，辜鸿铭参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洋文案(相当于英文秘书、翻译兼礼宾诸务)，一直到1905年，长达二十年之久，颇得张之洞的器重，辜自称“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1891年，俄国皇储游历中国至湖北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宴于“晴川阁”，辜为通译，席间，法语、俄语、希腊语均应对如流，俄皇储大为惊讶，叹为奇才，并以镂皇冠之金表相赠。

1900年义和团兴，中外震动。辜鸿铭秉承张之洞意旨，连续写了几篇英文专论，刊登横滨《日本邮报》，指出教案激民愤，各国应反躬自省，运用智慧、道德，公正从事。这几篇文章后来汇集成册，书名《总督衙门来信》。同时还撰写《尊王篇释疑解惑论》，载上海《字林西报》等报刊，针对康有为对慈禧的抨击，力予辩驳，并吹捧慈禧说：“惟皇太后不偏不倚，允执厥中。”

辜鸿铭为人耿直、倔强，好作惊人语。有一天，张之洞吩咐辜鸿铭择译西报，以供施政参考。辜不以为然，说西报造谣无凭，虽上谕，我亦不译。张只好另使他人为之。1902年“万寿节”(慈禧生日)官府照例开宴庆贺，并奉旨唱新编爱国歌。辜向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怎么没有爱民歌?梁答：试请编之。辜略加思索，便说，已得四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未落，举座哗然，故有“辜疯子”的绰号。

1905年9月，上海道台自海关总税务司收回主权，设立黄浦江浚治局，聘辜鸿铭为督办。辜在职共三年，期间因查获两名西人舞弊挖泥工费，辜力主惩罚，但外国领事袒护西人，会商时借口说我们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恐尚待考。辜鸿铭遂出示早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所获土木工程科文凭，各领事失色无言，不得不呈报上级。时江督惮于交涉，因循不追究，辜乃将案件原委及证据加以公开登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08年，辜鸿铭至北京任外务部员外郎，后擢升为郎中、左丞。他对办理外务，力主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在他看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是由于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1910年1月(清宣统二年)，清廷赏辜文科进士，同榜有严复;著名铁道工程师詹天佑被赏为工科进士。

辜鸿铭曾相随张之洞二十年之久，在张去世周年之际，他缅怀故人，遂摭拾旧闻，整理成《张文襄幕府纪闻》二卷。内容虽属幕僚个人纪闻，但文中不少愤世嫉俗之笔，行文亦庄亦谐，对晚清权贵颇多嬉笑怒骂，对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也诸多贬辞。如“人谓我大帅(张之洞)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对袁世凯更斥之为“贱种”，指出“宫保(袁)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然彼此不相顾救，如此，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亦瓜分矣”。他本着促使外国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一贯主张，又将《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译为英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季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同时，他还用英文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以红衣主教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故事，同张之洞对维新的攻击加以比较，痛惜纽曼与张之洞的失败，恐惧“邪恶势力”将在欧洲与中国取得胜利。1911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Wilhelm)将该书译为德文，书名改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哥廷根大学之新康德学派极为推崇，列为该大学哲学系师生必读之参考书。

1910年，辜鸿铭辞卸外务部职务，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各省纷纷独立，辜鸿铭却公开宣称仍效忠于清廷，依然拖着长辫子，以“老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自诩。他曾自我辩解说：“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1913年，辜鸿铭一度担任五国银行团翻译。张勋复辟时，辜也被列名丑剧中的外务部职务。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聘辜鸿铭为该校教授，讲授英国诗歌及希腊文等课程。他在课堂上经常大谈孔孟之道，因深谙西方文化，精通西方多种语文，又研读中国儒家经典，能够比较中西文化，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其英语文字风格之典雅，发音之纯正流畅，更为学生所倾倒。五四运动时，他与林琴南等反对白话文运动，他用英文撰写文章刊登于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说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比现代流行的英语更为华丽一样，中国经典也是比市井白话典雅、华丽。

1924年至1927年，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东渡讲学。他自诩学贯中西，独尊儒术，对西方文化多所非议，而对周公、孔孟之道阐扬不遗余力。德国学者曾将辜有关文章集刊译为《怒吼之声》，并组织“辜鸿铭研究会”。辜从日本讲学归国后，被张作霖聘为顾问;不久，又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未到任)。当时访华的外国作家、记者，多以一见辜鸿铭为荣;有的甚至说，到北京可以不参观紫禁城，但不可不见辜鸿铭。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病故于北京。

辜鸿铭的主要著作有《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读易草堂文集》等。译作有《中庸》、《论语》(中译英)以及《痴汉骑马歌》(英译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