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鼎

陈鼎(1650年—?)，清学者。原名太夏，字定九，又字九符、子重，号鹤沙，晚号铁肩道人。江阴周庄镇陈家仓人（现周西村人）。江阴周庄镇陈家仓人（现周西村人）。少年随叔父远至云南，长期生活在云贵高原，考察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对云南、贵州一带的地理、历史情况很有研究，后返归周庄故里定居，陈鼎到了晚年，倦游归隐，回到故乡周庄陈家仓，整理自己的著作，将之刊刻付梓。陈鼎活到60多岁。他的著述颇丰，可称著作等身。死后葬于砂山五峰顶北麓。

少喜任侠，长乃折节读书，留心史事，尤注意于乡邦文献。明亡后，虑史之失传，乃橐笔奔走海内，计二十余年。康熙四年流寓云南，游历云南、贵州，著《滇黔纪游》。曾采访死难死事忠臣义士事迹，得四千六百余人，著成 《忠烈传》六十余卷，但被人窃去。后寓无锡惠山倪高士祠，整理旧稿，仿《元祐党籍传》之例，著《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此书系据《东林党人榜》等篇所榜示人物纂辑而成，可补《明史》之缺。所著还有《留溪外传》十八卷，亦记明末清初之事。还著有《留溪草堂诗稿》、《黄山史概》、 《竹谱》、《荔谱》、《蛇谱》等。

潘菽

潘菽[shū]（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原名有年,曾用名潘淑,字水叔(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在中国心理学领域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者。1897年7月13日生于江苏宜兴县。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1921年赴美国留学,专攻心理学,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任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 理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49～1956年先后任南京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兼心理学系主任。1955年,被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中国心理学会重建后连任为第1～3届理事长(1955～1984)。1984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195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与南京大学心理系合并正式成立心理学研究所后,一直任所长,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1957年被聘为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心理学顾问。曾任《心理学报》 主编、《中国大百科学全书》心理学卷(1991年版) 编辑会主任,《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1994年) 编辑委员会顾问。1988年3月26日于北京逝世。

藩菽在“五四”时期投入新文化运动,是我国现代和当代心理学理论思想发展中具有方向性重大影响的心理学家。1939年提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学术中国化的理论观点。他认为,我国学术研究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有科学价值的学术理论思想时,一定要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一定要符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1981年创办《心理学探新》这个理论刊物,作为在心理学基本理论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心理学探新》创刊词中,他对这个刊物的命名做了这样一些解释:“就是要在我国心理学的研究上提倡探索新的方向,新的观点,新的途径,新的领域,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新的前景,以至新的突破”。他认为: “科学研究在实质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探新和创新。探新是科学研究应有的作为。创新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效果。不着意于探新,不努力于探新,也就不会有创新。任何没有僵化的科学都在天天探新、天天创新,都在不断前进,日新月异”。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心理学编写组座谈会上,他多次强调指出:“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心理学的指导地位的根本要求。”他总是要求心理学向着不断创新的先进的方向发展的。

他主编的《教育心理学》(1980)是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中的科学教育思想,并吸收外国教育心理学优秀研究成果写成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在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心理学研究中,藩菽早年侧重于心理学实验研究,后来则是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在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他坚持的基本论点是: 心理学是人类为了认识自己而研究自己的一门最重要的基础科学。心理学有辩证统一的两方面的性质: 自然科学性质和社会科学性质,但社会方面较多,是主要的。心理学作为一门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他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是心理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心身问题上,他认为: 身体是心理的主体,心理是身体的作用。人脑有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不同的机能,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他不同意传统心理学把整个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即认识、感情、意志这三种组织要素,就是通常所讲的三分法,而主张二分法: 他根据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知和行的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把心理活动分为认识世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世界的意向活动两个基本范畴。他认为这两个心理学基本范畴是辩证统一的。意向活动是在认识活动指引下而借助于行动来实现的,行动则是意向的客观表现。

藩菽的主要著作为: 《心理学概论》(1929)、《社会心理学》 (1931)、《心理学的应用》(1935)、主编《教育心理学》(1980)、《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论文集)(1983与高觉甫敷主编)、主编 《人类智能》 (1983)、《心理学简札》 (上、下两卷1984)、《藩菽心理学文选》 (1987)。

科尔扎诺夫斯基

西吉茨蒙德·科尔扎诺夫斯基（Sigizmund Krzhizhanovsky, 1887-1950），现代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之一，堪称“被划掉的大师”。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独自在莫斯科窄小的公寓里写下三千多页的手稿，然而这些“不可印刷、不合时宜”的作品在他生前一直未能出版。 1976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的遗稿被人从档案馆里发掘出来；1989年，他的短篇小说第一次公开出版；2010年，一套五卷本的俄文作品被整理出版。英译本目前有《骷髅自传》《未来记忆》《字母杀手俱乐部》《慕肖森男爵之归来》《第三人:一部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喜剧及其剧评》等。他的作品被陆续出版，一鸣惊人，评论界认为其可与博尔赫斯、斯威夫特、爱伦 • 坡、果戈理、卡夫卡和贝克特比肩。

佐伯旭雅

佐伯旭雅（さえききょくが、1828年-1891年1月31日）日本僧侣。仙游寺第143长老。生平履历不详。

刘大鹏

刘大鹏（1857年6月9日-1942年8月30日），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是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幼年从师受业，23岁毕业于太原县桐封书院，翌年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为书院山长杨深秀赏识，学识大进，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举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以怀才不遇，隐居家乡。其间，他曾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20年。1914年回到家乡大原县，任县立小学校长，兼营小煤窑，并种有少量土地。著有《晋祠志》、《晋水志》、《太原县柳子峪志》、《退想斋日记》、《太原县明仙峪记》等。

董诰

董诰[gào]（1740～1818年），字蔗林，清高宗、仁宗时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浙江富阳(今杭州)人。董诰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董邦达是雍正十一年(1773)进士，官至乾隆朝工部尚书。董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受命入懋勤殿(清朝皇帝读书和批阅奏章的地方)抄写《金字经》，为孝圣宪皇后(乾隆皇帝的母亲)祝寿。次年由于抄写《金字经》未能参加大考，因此乾隆帝给加恩进了一级。由于董诰工作勤奋，和他父亲一样擅长绘画，所以受到乾隆帝的喜爱。他历任江南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升为军机大臣，赐第西直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石峰堡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清廷评功论赏，董诰被升为户部尚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林爽文起义的烈火被清扑灭，乾隆认为董诰工作十分勤奋，将董诰列入二十功臣之列，在紫光阁绘上他们的画像。乾隆帝亲自为董诰作赞：“旧例军务，多用清文。兹或用汉，绿营海滨。治于马上，亦颇效勤。堪同福将，阁表书勋。”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清政府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地区的入侵，董诰又被列入十五功臣之内，再一次画像于紫光阁。乾隆帝又作赞：“儒雅癧绅，本不识兵。枢机参久，习以尽职。地官掌职，度之是司。军储万里，调拨合宜。”

董诰与和珅同为朝臣，而和珅在乾隆帝的宠信之下，排斥异己，权势很大。董诰在和珅的淫威之下，排除困难，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一些事情。尽管董诰对和珅专权也不满，而且觉得和他共事很危险，心中充满忧虑。当他在家乡为母亲服丧时，常在一室徘徊，有时用象笏敲击茶几，笏都敲裂了。但是他在政治上又表现得大智若愚。当时的人形容他上朝堂沿着石阶走，在室内绕着柱而行，可谓用心良苦。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退位，嘉庆帝登基，但乾隆帝仍以太上皇身份训政。按惯例一些大臣要晋升，大学士朱硅是嘉庆帝的老师，当时在外任职。乾隆帝想召朱硅来京委以重任，辅助嘉庆帝。和珅对此多次加以阻拦，于是乾隆帝对他讲：“师傅的职责就是提出好的建议和忠告，制度本是如此，这个你就不懂了。”接着就任命朱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嘉庆帝就作诗对老师表示祝贺，诗稿还未完，和珅就拿着诗稿对乾隆说：“这就是未来的皇帝想施恩给老师以换取老师的好感吗?”乾隆帝一听当时就变了脸色，他看着董诰说：“你在军机处和刑部工作的时间也长了，按照规定，师傅的职责应如何解释?”董诰伏地叩头说：“圣明的君主无过分之言。”言下之意乾隆帝的解释是对的。乾隆帝听了以后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身为大臣要为我好好地以礼辅佐未来的皇上。”于是下命令让朱硅仍留任两广总督。当时在朝大臣因为董诰表示和和珅不一样的意见，吓得都变了颜色。董诰却从容自若，写好皇帝的命令后就退朝了。可见董诰讲话的技巧非同一般，用意之深，非一般大臣所能及。当时大学士的职位空缺了很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乾隆帝认为资格较老的大臣当中，刘墉遇事圆滑，彭元瑞因处事不当正在受罚，纪昀读书多但不明理，只有董诰工作勤勉。故嘉庆元年(1796)越级提拔董诰为东阁大学士，总管礼部，兼管户部。而且还要求宣扬此事，使刘、彭、纪三人感到惭愧，以此激励他们。次年，董诰的母亲去世，乾隆帝特赐其用“陀罗经被”(一种绣有藏文佛经的白缎。清制：只有死去的皇族和死于京师的王公大臣才享有使用陀罗经被的待遇)，并派驸马丰升殷德前去祭奠。董诰依照规定回家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正旺，朝廷需要用人，乾隆皇帝一见大臣就问：“董诰什么时候回来呀?”嘉庆三年(1798)董诰回到京城，向皇帝谢恩。和珅就封锁消息不让乾隆帝知道，碰巧乾隆帝出宫，董诰就在路旁迎候，太上皇见后，非常高兴。因为董诰服丧期未满，乾隆让他暂时代理刑部尚书，专管秋审和军营之事。乾隆帝为董诰解释说，这不是有意违反规定，因为急需用人，不得已才这样。可见乾隆帝之器重董诰。

嘉庆时期，董诰更是受到重用，宠信日增，并且上及其父，下及其子。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死，嘉庆帝命他总理乾隆帝的葬礼，历任军机大臣、太子太保、《世宗实录》总裁，后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刑部。九月命董诰题写乾隆帝的牌位，加封为太子太傅，赏黑狐毛外套一件。嘉庆七年(1802)，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在清廷重重围剿之下，渐渐熄灭。嘉庆帝为自己完成了乾隆帝未尽之志而高兴，于是对各部大臣加封进级。董诰被授于骑都尉世职。董诰的长子董淇，因为父亲的关系，从户部员外郎升为郎中。董淇死后，董诰的次子董淳又从候补员外郎升为郎中。董诰的父亲董邦达过去没有列入贤良祠，因为董诰的功劳，嘉庆帝下命列入贤良祠。这些都是嘉庆帝对董诰勤奋工作，忠心耿耿的一种奖励。嘉庆十四年(1809)是嘉庆帝50大寿，适逢董诰70岁生日，于是封董诰为太子太师。嘉庆帝还书写了“赞枢锡庆”的匾额送给他，并作诗称赞他：“久任枢廷政教宣，两朝知遇一身肩。圣人早鉴才猷傅，硕彦今资辅弼贤。大衍岁逢古稀记，期颐瑞合入旬年。浙江二老同黄阁，寿算绵长福履延。”表达了嘉庆帝对董诰工作才能的赞赏，同时也表达了希望董诰能长寿的愿望。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帝到东陵祭祖，董诰随行，在路途中突然听到报告，说天理教徒林清率众攻入宫中。随从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等大军调来后，嘉庆帝再回京城。董诰却说这只是一个骚乱，我们只管入城，等我们走到时，那些造反的人肯定被官兵抓获了。嘉庆帝听从了董诰的建议。第二天走到北京郊区时，果然提督英和率军镇压了林清起义，已来迎候皇帝了。董诰在这次事件中，头脑冷静，分析准确，又被记了一功。事后嘉庆帝想全面镇压信教者，董诰认为烧香求福是老百姓无知的表现，但是这种现象却普遍存在，只应镇压那些造反的人。嘉庆二十年(1815)董诰因老病请求退休，嘉庆帝下诏书安慰他一番，请他留下来继续效力。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病重，再次请求退休，嘉庆帝命令他以太子太保、大学士的身份退休，仍可领取全额俸禄。是年十月，董诰病死，终年79岁，谥“文恭”，追认为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嘉庆帝亲自去悼念，赏给二千两银子治丧，还提拔董淳为四品官，他还亲自作诗表示追念之情，诗是这样写的：“世笃忠贞清节坚，先皇恩眷倍寅虔。骑箕仙苑九秋杪，染翰枢廷四十年。自有文章传子姪，绝无货币置庄田。亲临邸第椒浆奠，哀挽荩臣考泽宣。”并命令侍郎姚文田将诗传至董家，而且要刻在墓碑上。

董诰除了工作勤奋，比较突出的还有“绝无货币置庄田”。董诰过去曾在四川任过职，当时四川盛行以歌妓陪酒取乐，对于这种奢华之风，董诰坚决抵制。他自己不做，也要求部下不要做。一次四川总督宴请董诰，他已经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出歌妓之声音，回头就走。总督得知后，只好撤去歌妓，董诰才回来。董诰在清廷做官40余年，只有两所房子，都是皇帝赐给的，到死时家中无多余财产，原籍也没有田宅，住处俭朴清贫。在和珅大肆贪污、败坏风气的年代里，董诰能够安于清贫，确实不易。

董诰以其文章、绘画受到二朝皇帝的喜爱，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有不少与此有关。在乾隆时代，他任过《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承办《四库全书会要》。辑录过《满洲源流考》。在太学修改删定《石经》。任过江南乡试正考官。嘉庆时代，任过实录馆总裁，前后八年(1799—1807)监修《高宗纯皇帝实录》。任过国史馆正总裁，顺天乡正考官，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善于书法、绘画，晚年时每天上朝回来，坐于家中就在一粒芸麻上写上“天下太平”4个字。他的绘画作品有不少乾隆帝、嘉庆帝都写过题跋，这些画均收入《石渠宝笈》。

董诰为官一生，真正是“二朝知遇一身肩”，他对清廷尽忠尽职，勤奋工作，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事件，他做官40年却不置田宅。他才华横溢，诗、画、文章无所不能。所以董诰可以称作是嘉庆时期的名相了。

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又号念克子，山阴县城水澄里(今绍兴市越城区)人。因讲学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宗周是遗腹子，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章颖是位颇有学问而屡试不第的儒者，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均出其门下。宗周自幼即受章颖培育，勤奋好学。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适逢丁母忧还归故里，服阙，官行人司行人。司中多书，谢一切造请，遍读诸书，又旁搜本朝典故、名臣言行，与治乱否泰邪正消长之理。时沈一贯当国，与给事钱梦皋朋比为奸，宗周草疏弹劾，不久又上疏告归。三十九年，诏复原官。翌年，与给事中彭惟成出使江西建昌册封益王，益王具报百金，谢之。连上两疏，疏入不报。见群小在位，党祸将兴，遂申文礼部请假告归。青年多信其为真儒，纷纷执贽问道于门下，讲学于绍兴石家池。天启元年(1621)，诏起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 上疏参劾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赖叶向高力救，得免廷杖六十之祸。又“上亟申讨罪之法”、《修殚中兴第一要义疏》，直声震中外，公卿咸俯询。三年，旋升光禄寺添注寺丞，未上任，又升尚宝司少卿，旋升太仆寺添注少卿。四年，升通政司右通政，连上两疏：一申辞退，一参魏忠贤排斥群贤误国之罪。乃削籍归里讲学于绍兴蕺山书院。此时，杨涟、左光斗等先后为魏党害死，东林党人受到迫害，接着朝廷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及黄尊素等，也有误传逮捕宗周的消息。镇定自若，照常著书讲学。崇祯元年(1628)，见魏忠贤正法，为魏党所逮诸臣之罪获免，党祸顿解，于是至钱塘江吊死难诸友。不久起为顺天府尹。任上多次上疏痛斥党祸之罪，安定人心，锄豪右，严保甲法，重学校，讲乡约。因身体不继，上疏要求回籍调养，离都门时，都人罢市而哭送之，呼为“刘顺天”。七年，绍兴大水，濒江之民深受其害，宗周倡义仓，集募捐助，并致书当道赈济。八年，首辅温体仁杜门求退，诏促宗周上京，由于直言进谏，只授工部左侍郎之职。由于温体仁及宦官谗言构陷，不久被革职为民。九年，嵊县亢旱，五谷不登。十三年，山阴、会稽大水灾，与祁彪佳等募银赈济。十四年，起用都察院左都御史，因援救姜埰、熊开元而激怒崇祯帝，再次革职为民。十七年，福王监国，起复原官。接着清兵南下，南京、杭州相继失守，宗周坚持抗清立场，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先后在石蒉书院、东林书院、首善书院、证人书院、蕺山书院与高攀龙、邹元标、陶奭龄共同讲学，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气节之士，其中有祁彪佳、陈确、黄宗羲、王毓著等。理气关系说，被黄宗羲视为千古决疑之论。

他曾师事许孚远，思想渊源于王守仁，同时继承了张载“虚空即气”的自然观。他的思想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年对心学持怀疑态度，认为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工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刘子全书续编》卷四)。容易导致禅学。中年提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先君子刘蕺山先生年谱》)。把精神(心)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转向心学。把世道之坏单纯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出“慎独”之学，向内心世界寻求出路。晚年又转向对心学的辩难，反对王门后学利用阳明的“四无说”谈空说玄，认为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观点与佛教相通，且与“知善知恶是良知”相矛盾。在自然观上，他提出了“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刘子全书》卷二)，把气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人万物，包括精神性的理都是气派生的。同时理一经形成，即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还提出“虚即气”，认为“太虚”、“太极”等只是气散的形态，是气本来的原始形态。“太虚”即有与无的统一。同时提出“道理皆从形气而立”(同上书，卷十一)，“离器而道不可见”(《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认为具体事物(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因而“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同上)。在人性论上，他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有气才有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者”(《列子全书》卷十二)。同时又认为性即心之性，不能离心言性，也不能心性等同。人性具体体现为人的生理功能。反对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并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还否定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认为“离却人心别无道心”(同上书，卷十三)，“欲与天理只是一个，从凝处看是欲，从化处看是理”(同上书，卷十)。指出人欲是人自然的生理要求，本身不是恶，只有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学而后知，不赞成王阳明“不虑而知为良知”的先天良知论，提出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离物无知”。真正的认识来自学问思辨行的结合。反对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否认有脱离闻见的“德性之知”。认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重本体不重工夫”(同上书，卷十三)。主张知行不可偏废。刘宗周对佛教一直持批判态度，认为“禅学有三绝：一绝圣学，一绝彝伦，一绝四民之业”。“一切扫除而归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禅。”(同上)其思想宗旨是“慎独”。中年以后刘宗周主要提倡慎独、敬诚之说。“慎独”包括了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提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同上书，卷八)。慎独说有沟通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于一体的倾向，但主要还是强调个人的操守气节。同时吸收了思孟关于“诚”和程朱关于“敬”的观点，认为“诚由敬入，孔门心法”(同上书，卷四十)。刘宗周舍空谈趋实践的思想倾向标志着宋明理学向清初实学的过渡。对19世纪初日本阳明学也有一定的影响。著作经后人辑录成书的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续编》，先后于清道光四年(1824)，三十年(1850)刊行。

许南英

许南英(1855—1917)，字子蕴。号蕴白，一作允白。别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毘舍耶客、春江冷宦。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父亲。先人由广东揭阳移居台湾安平(今台南市)。六岁丧父，由母抚育成人。光绪四年(1878)为家庭塾师。后在其家窥园设闻樨学舍授徒讲学。三十五岁以前均以教书为业。十一年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授兵部主事，旋辞归。二十年，应台湾巡抚唐景崧之聘为台湾通志馆协修。中日开战后，改台南采访局为团练局，使之统兵两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抗日事起，为筹防局统领。事败，赴汕头。漫游泰国、新加坡等地。两年间囊金荡尽，复被迫走上仕途。二十三年，赴京，自请开去兵部职赴广东任知县。二十三、二十四两年，帮广州周知府与番禺裴县令评阅试卷。二十五年，随潮州镇总兵赴惠阳、潮州、嘉应办理清乡事务。二十六年，委充佛山汾水税务总办。次年，署徐闻县知县。其后，调署阳春知县、阳江军民同知，兼办清乡事务。曾开办阳江习艺所、阳江师范传习所，选派留日学生。三十三年，改任三水知县。后调电白知县，未及赴任，武昌起义。回漳州，被举为革命政府民事局长。1913年任龙溪县长，旋辞职。1917年12月24日病逝于印度棉兰岛。于诗崇尚苏轼、黄庭坚。汪春源《窥园留草·序》称其诗“不尚涂饰，栩栩然自镜其元象”。著有《窥园留草》，《窥园词》附其后，收诗一○三九首，词五九首。卷首刊有《窥园先生自定年谱》、许赞堃《窥园先生诗传》。

托马斯·沃尔夫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Clayton Wolfe，1900年10月3日-1938年9月15日）， 美国小说家。沃尔夫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00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剧本写作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大学任教。教学生涯一直持续至1930年。1924年秋天，他曾远赴欧洲寻找写作素材。1925年8月，他遇到了艾琳·伯恩斯坦—一位戏剧服装设计师，两人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情。1926年7月，沃尔夫开始创作后来名为《天使，望故乡》的小说，当时他们正在英格兰旅行。1927年底，著名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做出大胆的决定，打算出版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天使，望故乡》。在整个出版过程中，编辑珀金斯对该作品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调整，两人也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部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评论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一切既出乎沃尔夫的意料，也使他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提升。1930年3月，托马斯·沃尔夫获得古根海姆基金后前往欧洲，在欧洲游历了一年。他返回纽约后，移居布鲁克林区，并在那里继续写作。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日夜奋战，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完成了长篇小说《时间与河流》及《网与石》的大部分书稿。1935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从死亡到清晨》。由于多种原因，沃尔夫于1937年同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中断了合同，并与哈泼兄弟公司签约。长期以来，编辑爱德华·阿斯威尔一直对沃尔夫十分仰慕，于是欣然承担了沃尔夫作品的编辑工作。1938年初，沃尔夫感到身心疲惫，遂决定外出旅行。不幸的是，他在旅途中染上了肺炎，于1938年9月15日病逝。

他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的作品描述了美国文化的变化和多样。他以“百科全书式”的人生探索和复杂情感世界,显示出超越南方地域文化特征的思想和精神内涵。 他的作品充满作者的主观感受,以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有力地感染读者,形成了自己别具特色的风格。代表作有《天使,望家乡》、《时间和河流》、《珠网和 岩石》、《何不能再回家》等。1938年沃尔夫去世后，威廉·福克纳将他列为他们那一代最好的作家，而将自己列在了沃尔夫的后面。“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也将沃尔夫视为自己的文学偶像。

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明神宗时内阁首辅，著名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性格深沉，熟知典故，勇于任事，为徐阶所信重。迁右中允，侍裕王讲读，进侍讲学士。世宗死，徐阶起草遗诏，曾与其商量。旋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隆庆元年(1567)，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旋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政治主张。穆宗死，他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政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时军政败坏，财政拮据，社会危机严重。万历二年(1574)，开始实行改革。五年，其父病殁，仍留任秉政。反对派吴中行、赵用贤等借此攻讦，谓“夺情”违背伦理纲常，肆加排挤。在惩处反对派后，六年起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各种税项合并为一，量地计丁，按亩征银。限制豪强逃避税赋，使纳税土地由四百多万顷上升到七百万顷。又裁汰冗员，减少支出，使政府财政情况有所改善。重视整饬军备，用名将戚继光、李朝梁等练兵，加强边防。此后二三十年中，明与鞑靼未发生大的战争。为发展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河、淮河，均有成效。在改革中，曾表示： “哪怕陷阱在前，也不受阻拦。众矢攒身，也毫无畏惧。”历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万历十年卒，赠上柱国，赐谥“文忠”。死后不久，遭反对派诬陷， 被革除封号， 抄没家产， 几乎遭受剖棺戮尸之祸， 其子孙也被遣戍充军。 所著有 《张文忠全集》。

王巩

王巩（1048-1117）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大名莘县(今属山东聊城)人,生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卒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王旦(真宗时宰相)之孙,王素(庆历年间与欧阳修等人合称“四谏臣”)之子。熙宁间，为大理评事，徙秘书省正字。元丰二年，复太常博士。与苏轼相友善，苏轼得罪，王巩亦贬监宾州盐酒务。王巩仕宦流离,三次贬谪广西。神宗年间,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谪监宾州盐酒税，哲宗年间,新党执政,因议论朝政,送全州编管，徽宗年间,“党籍兴,再贬广西。大观中,例还,遂致仕。撰《论语注》十卷，自信不惑，请门奏上之。元祐初，为宗正寺丞，通判扬州，历知海、密二州，管勾太平观。六年，除知宿州，言者论劾之，别除管勾鸿庆宫。元符元年，坐累上书议论朝政，特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徽宗即位，复朝散郎。崇宁元年，再入党籍。王巩善书法，工诗文，黄庭坚谓其“作诗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师儒绳尺，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欲以长雄一世”(《王定国文集序》)。文集今不存。又撰有笔记《闻见近录》一卷、《甲申杂记》一卷、《随手杂录》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主要记载朝廷大事、典故沿革，可补史传所未详，亦间涉神怪之事，近于小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今存宋刊本、影宋抄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全宋诗》卷八三九录其诗十一首。《全宋文》卷一八四○至一八四一收其文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四○、《宋史》卷三二○本传、《宋元学案》卷九九、《宋史翼》卷二六。

吕坤

吕坤（1536年10月24日-1618年7月24日）明代著名学者。字叔简，号新吾，宁陵(今属河南)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因丁母忧，神宗万历二年(1574)始援襄垣知县。历任户部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和左、右佥都御史等职，官至刑部侍郎。关心民情日用，注重经济民生，提出“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呻吟语》卷五)同情农民疾苦。二十五年(1597)上疏论天下安危，抨击时弊，疏入不报，又遭张位等诬劾，辞官归里，潜心著述。初习心学，中年以后摆脱理学影响，自言其学术立场，曰“我不是道学”，“我只是我”(《呻吟语》卷一)。以理学为无用的俗学，指斥道学先生非伪即腐，“伪者，行不顾言;腐者，学不适用”(《去伪斋集·杨晋庵文集序》)。视理学为儒者之异端，认为其各派均不值得效法，批评朱熹，否定王守仁心学。主张学术研究应以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为出发点。在哲学上，认为“气”是宇宙的本源“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同上)，并认为“气即是理。理者，气之自然者也。”(同上)主张道寓于器，认为“舍器则道为杳冥，舍道则器皆糟粕。道无形，以万有为形。”(《去伪斋集·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否认所谓圣人之道，提出道无津涯，鼓励人们发圣人所未发，为圣人所未为。论天人关系，反对天人感应论，主张任自然，夺自然，相信人有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反对人死为鬼的谬说。吕坤学术的创新与批判精神，对后世有积极影响。著有《去伪斋集》、《呻吟语》、《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异》、《实政录》等。

莫里哀

莫里哀（Molière，1622年1月15日—1673年2月17日），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 Baptiste Po-qulin)。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生于皇家室内陈设商人家庭。幼年波克兰学习成绩优异，稍长对古希腊艺术和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决心从事戏剧。1643年启用“莫里哀”一名。后来和几个友人组成一个剧团，由于缺乏经验而遭失败。从1645—1658年只得离开巴黎到外省巡回演出。这种经历使莫里哀看到贫困所造成的灾难，人民群众孕育着的勇敢精神和反抗情绪。莫里哀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省份随剧团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开始写一些小型的民间闹剧性质的喜剧。剧团在外地演出成功，使莫里哀有可能重返巴黎。这使他有机会和唯物哲学家加桑蒂的拥护者、资产阶级贵族中的自由思想家们接近，并接受他们的影响。

但60年代之后，莫里哀的剧作内容已开始侧重表现心理的真实感受和社会倾向，肯定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原则。“崇高的喜剧”《太太学堂》(1662)通过阿尔诺夫的形象狠狠地讽刺了维护宗教法制的专制的资产阶级老爷的伪善道德。而少女阿格涅丝为了自己人格尊严，与阿尔诺夫老爷作了巧妙的斗争。该剧演出大获成功，受到具有民主情绪的观众的热烈欢迎，却招致贵族老爷和保守的文人墨客的攻击。为了反击贵族社会的攻击，莫里哀于1663年写了两出反批评喜剧，一是《太太学堂的批评》，一是《凡尔赛即兴》。在两剧中他依然坚持喜剧不比悲剧低下，以及喜剧主要应为广大观众服务的文艺思想。

1664～1669年是莫里哀喜剧创作的高峰时期。《达尔杜弗》(1664～1667)揭穿了教会黑暗势力和伪善面目。此剧为莫里哀的代表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喜剧之一。达尔杜弗的形象就是伪善和骗子的同一概念。该剧未演之前，遭到以王太后为首的贵族顽固派的疯狂攻击，说作者诽谤宗教，危害国家。莫里哀几次上书路易十四请求公演《达尔杜弗》。后虽强行修改(将达尔杜弗穿的黑袍改为世俗服装)，但直到1669年才获准公演。《达尔杜弗》艺术上的特点是开场写得好，通过交待矛盾冲突的焦点，亮出主题思想;中间剧情开展紧凑，结束得也利索。

《吝啬鬼》(1668)这出名剧鞭挞的正是把“致富冲动和贪欲当作绝对情欲”(马克思)的嗜财如命的守财奴。阿巴贡形象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以及资产阶级家庭中人与人——甚至是父女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吝啬鬼》的重要思想价值在于，阿巴贡的形象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者的活动方式及其阶级本质。

莫里哀的其他剧作有讽刺贵族荒淫无耻、道德败坏、虚伪自私的《唐璜》(1665)、《恨世者》(1669);有揭露不择手段高攀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的《乔治·唐丹》 (1669)、《贵人迷》(1670);有揭穿唯金钱是从的《无病呻吟》(1673);还有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屈打成医》(1666)和《司卡班的诡计》(1671)等。最后一剧的主人公是个聪敏快活、乐于助人、勇敢有为的仆人。

莫里哀写了近30部喜剧。总的看来优秀之作均有较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时代气息。他的剧作切中时弊，这说明现实主义因素占着重要的地位。另外，他的喜剧已突破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剧作的语言生动，对话个性化。艺术上的不足在于，有的主要人物形象性格特征太单一，如阿巴贡的吝啬就一味的吝啬，极少变化。而且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周围、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似乎没有关系，极少写到其他方面，等等。

安特生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874年7月3日生于瑞典克尼斯塔，1960年10月29日卒于斯德哥尔摩。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1902年获博士学位。早年多次从事北极和南极的探险工作，1906～1914年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1924年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1925年回瑞典，1926～1939年任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1937年再度来中国调查四川等地的冰川，然后去越南北部作考古调查。1939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完成有关中国考古的著作。安特生在中国任职期间，着重于新生代地质的研究，后来兴趣逐渐转移到考古学方面来。他曾调查周口店化石地点，成为发现北京人的嚆矢。他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还在甘肃、青海调查发掘大批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遗址，把以上的发现分成齐家、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卡约）和沙井 6期，并推测它们的绝对年代。安特生是较早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学者之一。当时由于受到方法论和考古资料的局限，曾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分期问题作过不正确的判断，又曾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但是在中国考古工作的发展上,安特生是有贡献的。后来,他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有所纠正，曾强调中国从仰韶文化经过商代直到今天，在人种和文化上是连续发展的。安特生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著作主要有：《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4)、《甘肃考古记》(1925)、《黄土的儿女》(1934)、《远东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1939）、《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朱家寨遗址》(1945)、《河南的史前遗址》(1947)等。

黄淳耀

黄淳耀（1605年7月13日—1645年8月24日），明代诗文作家。初名金耀，字蕴生，一字松崖，号陶庵，又号水镜居士。嘉定(今属上海)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清军南下，他破家结客，与侯峒曾、侯岐曾等率县民守城。城破，与其弟渊耀同至西城清凉庵，自缢死。清乾隆中谥忠节。著有诗文集《陶庵集》22卷及笔记《山左笔谈》。其诗常有一些感时伤世之作，如《野人》2首以对比的方法揭露了贫富悬殊，在“池中掘井井底涸，飞蝗引子来蔽天”的灾情下，却到处是苛捐杂税：“归逢吏胥狭路边，软裘快马行索钱。”而朝中官吏却“朋党如鱼鳞”，“箧中腰下皆黄银”。他已较清醒地看到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他崇敬陶渊明，集中甚多和陶之作，形成其诗俊爽清逸的特点，如《岁暮闲居》诗：“风破林坰野望长，故人小隐在寒塘。贫来踪迹如溪友，老来诗篇似漫郎。大布每缝诸弟被，天吴近拆小儿裳。何时买宅成邻并，十亩春阴春课桑。”其诗境似曾相识，缺乏应有的独创性与新鲜感，不能自成一格。他也善属文，无论散体《李龙眠画罗汉记》，还是骈体《上座师王登水先生启》，都颇见工力。

王亨彦

王亨彦，生卒年不详，字雅三，号寄翁，定海马岙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岁贡生(具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资格的秀才)。此人为人谨严，品粹学纯，颇著乡誉，王亨彦在家乡马岙办私塾，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改学制，定海厅学（学宫）停办，改书院为学堂。王亨彦循应形势，将他办的家塾改称为“养正私小学”。家塾成了学堂，他趁署期学生放假之暇，编了一部《定海乡土教科书》。该书分上、下两册，用章节体编写，全书分历史、总述、厅治、村庄、东境悬山、东南境悬山、南境悬山、西南境悬山、西境悬山、西北境悬山、北境悬山、东北境悬山12章，每一章根据内容多寡设2至10余小节。

王亨彦认为历代地方志“详于述古，略于证今”，他经过问俗采风，“补葺遗漏，订正伪谬”，才编成这部教材。书稿编成后请官方审阅，获得当政者认可。定海厅同知、浙江提学司评价这部教材“详略得宜，足资探择”，可激发学生爱国思想。该书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由弘文书局刊印出版。这是舟山第一部乡土教材，在当时起过一定作用，至今仍有留传。王亨彦在序言中说到，接下去他打算续编名宦、先贤、兵事诸课。光绪三十四年（1908），定海成立教育会，推行统一教材，开展国民教育，大概因为这一原因，王亨彦才没有续编下去。

民国九年(1920)，王亨彦还编过一部《定海厅志校补》。光绪《定海厅志》由厅知事史致训，江苏武进人陈重威，邑人黄以恭、黄以周等于光绪三年(1877)编修。王亨彦的《定海厅志校补》，顾名思义，大概是订正和补充厅志的内容。

普陀山自清道光年间由秦堵曾、祝德风先后编过《普陀山志》和《普陀全胜》之后，至20世纪20年代，近百年间未再修志。当时驻锡在法雨寺从事佛学写作的印光法师提出来要为普陀山修志，他命法雨寺、普济寺两名退居的住持僧开如和了余具体筹划，并去函请定海县知事陶镛主持其事。山志的编修要找一位文宇功夫好的人来担任，陶镛首先想到的是住在定海城里、名气很响的前清举人孙尔瓒。孙尔瓒则向陶镛揭力推荐马岙的王亨彦，认为他为人谨严，定能胜任编志工作。于是陶镛与开如、了余联系，委任王亨彦为山志编纂主任，另外聘请3人协助王亨彦搜集、考证资料，而山志最后的文宇编纂全由王亨彦一个人在民国十七年(1928)独立完成。当时题名为《普陀洛迎山志》，民国廿三年(1934)修订后更名为《普陀洛迦新志》，由上海国光印书局铅印出版。全书共12卷，计30余万字。孙尔瓒赞扬这本山志“材料翔实，考证精审……蔚然成巨观”。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新古典学派(剑桥学派)①的创始人。

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伦敦郊区。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生性严厉,对家人专制。马歇尔9岁时,被送到泰勒学校读书,主要学希伯来文。马歇尔被他父亲强迫过度用功,身体瘦弱,有“蜡烛”的绰号。1861年,马歇尔因学习成绩优秀,按规定,有资格得到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三年后有希望当研究生。这是他父亲为他计划的,将来当福音会教士的第一步。马歇尔不愿走这条路,不愿到牛津埋葬在已死去的古代语言里。马歇尔最喜欢的是数学,经常把几何教科书藏在衣袋里,边走路边思考如何解题。幸好有一位好心的叔父,愿意借给他一些钱,使他能进剑桥大学学习数学。1865年他参加数学考试,评为第二名,因此立即被选拔为研究生。他提出自己要学分子物理学。这时,他曾短期去克利夫顿学院任数学教师,在那里认识一些朋友。回到剑桥后经这些朋友的介绍,他加入小型学术团体“格罗特俱乐部”。格罗特是道德哲学教授,成员还有经济学家亨利·西奇威克等人。马歇尔受俱乐部影响,对哲学和神学发生浓厚兴趣,放弃学物理的计划。1868年马歇尔以数学上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留校任数学讲师。但他的兴趣却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

马歇尔认为经济问题解决后人的更高的官能才有条件发展。他曾说:“研究贫困的原因就是研究人类的一大部分堕落的原因”。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济学范围内的事实和推论;就是这一点赋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高的兴趣”。人类社会进步主要决定于经济。可见,马歇尔有类似“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思想。马歇尔想,要给现行社会状况找理由颇不容易。有一个朋友常对他说:“啊!如果你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样说”。所以马歇尔开始读约翰·S·穆勒①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受启发。他利用假期访问城市的贫民区,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观察最穷的工人们的生活,下决心尽可能彻底地研究经济学。

1868年,马歇尔抱着崇拜康德的心情访问德国,在那里接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罗歇等德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回剑桥后被任为道德科学讲师,讲逻辑和边沁②的伦理学。他慎于写作,教学九年没有发表什么东西。

这个时期,只要有长假期,马歇尔就到国外游历,特别是到阿尔卑斯山。他经常早晨六时起床,背着包步行两三小时,然后坐下来读书或思考问题。

1876年马歇尔与玛丽·佩利订婚,她原是马歇尔的学生,在纽汉学院任经济学讲师。1877年两人结婚。他们合作写作《工业经济学》,于1879年出版。婚后,马歇尔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任大学学院院长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学院经费很少,而且马歇尔婚后患肾结石,健康和精神都不好,遂于1881年辞职。夫妇两人到意大利住了一年。1882年回到布里斯托尔,马歇尔的健康状况好转,仍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883—1884年,牛津大学聘请马歇尔到贝里尔学院任研究员兼政治经济学讲师,为印度政府培养文官。1885年1月,马歇尔受剑桥大学聘请任经济学教授,直至1908年退休。

马歇尔认真研究经济理论是从1867年开始的。他用图解方法研究经济学,把微积分引入经济学。用数学分析经济问题最早起源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杰文斯①和瓦尔拉的著作出版后,逐渐形成了数理经济学说。他们不仅提出了边际效用论,即认为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的效用及满足人的欲望能力,同时把边际效用论同数学结合起来。杰文斯强调,经济学必须是一门数学的科学,除逻辑方法之外,还必须运用数学方法。190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说:“我渐渐重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在精神世界和在物质世界一样,与总量的关系少,而与增量的关系大,并且特别是一个东西的需求是一个连续函数,其‘边际’增量在稳定的均衡中与生产成本的对应增量相等。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解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不容易得到对连续性的清晰而完全的印象”。该书出版后,数理经济分析的方法更加流行,直至今天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马歇尔一直研究货币理论。他认为货币的价值是它的供求的函数。货币的需求是由“每个人愿以方便的形式保持的对商品的购买力存量”测量的。当公众不信任一种通货,不愿意保存它,物价就要上涨。两国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其汇率决定于购买力平价。这个理论是李嘉图首创的,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①用现代形式重新阐述,但是马歇尔于1888年在金银委员会作证时已提出这个理论,实比卡塞尔早。马歇尔虽然使用了价值这一术语,但他以价格偷换了价值,价值就是价格,实际上取消了价值范畴。他还在1887年提出测量货币购买力的指数编制法。1885年马歇尔认为就业所以不稳定,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不知道将来币值变化的情况。他建议政府按期公布黄金的购买力的变化情况。订立各种合同的双方如果愿意可在合同中规定,将来支付利息,清偿贷款,支付租金,工资薪金等,均按照固定的购买力单位。马歇尔认为普通复本位制事实上总是成为金银交替本位制。他主张用纸币流通,规定一根例如二千克的银条和一根例如一百克的黄金为一组,政府始终按固定数额的纸币买卖成组的金银,称为同位金属本位制。他区分实际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当货币价值波动时,这种区分有助于说明信用循环。他还阐述了货币供给增加后通过什么样的因果链影响物价,以及贴现率的作用。

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奉为经典,成为近代英美等国庸俗经济学的基础。本世纪三十年代后虽被凯恩斯主义代替,它的许多基本观点至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仍有很大影响,马歇尔写作此书的时期,正是英国经济极盛时期,英国占有最富饶和面积最大的殖民地,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当时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继建立。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正是适应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和谐、稳定的需要而产生的。

决定价值的是需求还是生产成本,一直有争论。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是决定性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杰文斯等人贬低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需求是决定性的。马歇尔把供求比作剪刀的两刃,在市场时期,供给量已成定局,需求是决定价格的主导力量。在短期,供给量能作小量调整,但设备厂房依旧,不能作大的调整。这时需求和供给都是决定价格的因素。在长期中,设备厂房可以增减,供给量可作大幅度调整,这时生产成本是决定性的。

马歇尔虽然是首先研究边际效用的学者之一,但是他不像奥地利学派那样,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效用最大化,边际效用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马歇尔把边际效用仅用于家庭消费的研究,他认为企业是为了货币收入最大化,不是为了效用最大化。同时他认为长期均衡价格决定于生产成本。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接近。

马歇尔虽然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但是依靠边际和替代的概念,能和全部均衡联系起来,不仅各种消费品,而且各种生产因素都有在边际上互相替代的作用。它们还有互相补充的作用。

马歇尔认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分割各生产要素的份额问题,他说:“国民收益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它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及生产上具有级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劳动者的工资是劳动的纯产品和劳动的生产成本二方面的均衡,资本家已向工人支付了工人所应得到的一切,工资是劳动的全部报酬,不存在剥削问题。因此,工人想要提高工资必须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靠罢工。马歇尔完全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为了宣扬这一理论,他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经济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生物界的发展相同,只有渐进,没有飞跃。他说:“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前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垄断理论,他已看到垄断正在代替自由竞争,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他说:“垄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经济学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垄断理论只是一个梗概。他在1919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马歇尔混淆“竞争”和“垄断”的界限,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而只有程度的不同。他说:“虽然垄断和自由竞争在理论上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它们实际上以不易觉察的程度相互贯穿渗透着:在几乎一切竞争的企业里,存在着垄断的因素,而一切现代有实际意义的垄断都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保持他们的权力,如果他们忽视了直接和间接的竞争的可能性,他们很快就会失去这个权力”。马歇尔认为垄断企业比竞争企业的产量高,价格低,有利于整个社会和广大劳动群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他看来,垄断者并没得到巨额的垄断收入,而仅仅是在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垄断与非垄断者利益之间得到一种折中的调和利益。马歇尔在理论上论述垄断资本的同时,具体结合英国经济现状提出发展垄断资本的问题。当时,美国、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已动摇了英国十九世纪所取得的“世界工场”的地位。他说,抑制或反对垄断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英国的发展,“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优于破坏性的竞争和联合。……如果英国的企业追随美国扩大规模,它将会富强起来;但是如果它在任何方面有所松懈,它就要从高处很快地跌落下来”。

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称马歇尔是“新古典派”的代表,即认为他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他只是继承和发展了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英国庸俗经济学,而背离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真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说:“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马歇尔综合英国各派庸俗经济学说,建立了以折中主义为特点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1908年,马歇尔退休。退休后,他建立了一个经济学小图书馆,借书给大学生,同时还创立一种三年评一次的经济学论文奖金,鼓励年青学者进行创造性研究。1924年,马歇尔病故。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决定把经济学图书馆和大部分房地产以及著作权的未来收入都捐献给剑桥大学。

白云守端

守端（1025～1072），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湖南衡阳人，俗姓周（一作葛）。二十岁依茶陵仁郁得度，后至诸方参学。于杨岐方会禅师处得悟，承其法嗣。其后由圆通居讷禅师推举，住于江西承天禅院。历住圆通崇胜禅院、安徽法华山证道禅院、龙门山乾明禅院、兴化禅院、白云山海会禅院等处，弘扬佛法。宋神宗熙宁五年示寂，世寿四十八。门人法演编有白云守端禅师语录二卷、白云端和尚广录四卷。

洪兴祖

洪兴祖(1090～1155年)南宋学者、楚辞研究家。《宋史》有传。字庆善。镇江丹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时读《礼记》至《中庸》，顿悟性命之理，绩文日进。徽宗政和(1111—1117)中登上舍第，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高宗绍兴四年(1134)，苏湖地震，兴祖时为驾部郎官应诏，上疏具言朝廷纲纪之失，为时宰所恶。后擢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颇有政绩。其时秦桧当国，兴祖因尝作故龙图阁学士程瑀《论语解序》，语涉怨望，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卒，年66岁。次年诏复其官，直敷文阁。他是一个很有操守的人，对屈原的思想人格极为推崇。认为屈原爱君忧国，“虽死犹不死也”，“其英烈之气”与世共存，又说“《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楚辞补注》)。见解相当深刻，其思想倾向也有鲜明表现。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离书。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楚辞补注》等。今存《楚辞补注》17卷，本旨是补王逸《章句》之所未备，实际价值则远不止此。全书对《楚辞》文义与王氏原注多所阐发，在名物训诂方面详加考证诠释，还保存了汉至宋代人的不少遗说，是《楚辞》注本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一部。

周天籁

周天籁（1906年—1983年10月22日），中国现代小说家。笔名周老夫。安徽休宁人。卒于上海。幼年家境贫困，其父以务农为生。1914年，受亲友资助，读两年私塾。1919年，迫于生计，远赴上海，在同乡当铺从学徒做起。闲暇之余，投稿习作，见诸报端。1927年，辞去当铺一职，专业写作，并相继出版《甜甜》《三兄弟流浪记》《小老虎》《梅花接哥哥》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兼职主编少儿刊物《少年儿童》。1930年，受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影响，与文友胡风子合办进步文艺杂志《跳跃》，宣扬普罗文学。1938年，《亭子间嫂嫂》连载于《东方日报》，名噪一时。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度中断写作，出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下属的机关日侨管理处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期刊《导报》总编辑，为期一年。后又受文友邀请，在上海海派小报《大风报》《风报》《辛报》等报纸相继任总编辑职务。1950年，因刊物停刊，至八仙桥青年会工作1年。1951年至1966年，供职于邵氏兄弟影业公司，担任影视宣传。1967年，任台北市《华报》编辑，同时做自由撰稿人。1981年，作为大陆统战对象，回沪短暂停留后返台。次年，离开台湾，重返大陆。1983年，病逝于上海。周天籁一生的文学创作经历了儿童文学向社会小说的转变，现代都市市民是其着力表现的对象。晚年潜心散文写作，仍旧以“市民”为载体铺展城市的啼笑因缘，悲欢离合。作品多写旧时代底层社会、黑社会的人情风俗。代表作有《惬意惬意集》《浪漫浪漫集》《逍遥逍遥集》《夜夜春宵》等。

刘长卿

刘长卿 (725?—789?)，唐代诗人。字文房,行八,宣州(今安徽宣城)人,郡望河间(今属河北),其家久寓长安。少居嵩山读书,屡试不第,入国子监为诸生,曾任朋头。约于天宝后期登进士第。安史乱起,自洛阳避地江东。至德二载任长洲尉,三年曾摄海盐令。因事陷狱,上元元年贬南巴尉。二年自贬所归,漫游江南。约于广德元年至大历初,入朝任殿中侍御史(一说监察御史)。大历四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约于十年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犯赃,贬睦州司马。十四年迁隋州刺史。建中三年,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去官,闲居扬州江阳县茱萸村。约卒于贞元六年。长卿交游甚广。与其过往之文人有李白、元结、张继、李嘉祐、朱放、严维、秦系、耿纬、皇甫冉、皇甫曾、皎然、灵一、灵澈、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其于肃、代时期诗名颇著,与钱起、郎士元、李嘉祐并称钱郎刘李。其诗各体皆工,尤善五律,自诩“五言长城”。高仲武评其诗“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张戒称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也。‘长城’之目,盖不徒然”(《岁寒堂诗话》)。胡应麟称其诗“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诗薮》)。《唐诗归》、《删补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等选本均将刘长卿列于中唐第一人。长卿与秦系唱酬诗于贞元七年编成《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久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长卿集》一○卷。今存《刘随州文集》一一卷,凡诗一○卷、文一卷(另有《刘随州诗集》一○卷,附外集一卷,外集乃割裂本集中诗而成)。《全唐诗》卷一四七至一五一编其诗为五卷,《全唐诗逸》卷三补二句,《全唐诗补编·补全唐诗》补一首,《续拾》卷一九补一首,重录二首;《全唐文》卷三四七收其文一二篇。事迹散见《中兴间气集》卷下、《极玄集》卷下、《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校笺》卷二。

许景衡

许景衡（1072-1128），字少伊,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早年尝从程颐学。绍圣元年进士。大观中,为敕令所删定官,迁少府监丞。乞外任,除大名少尹,未行,改福州通判。宣和六年,召为监察御史,除殿中侍御史。宋军讨伐燕山,上疏力论不当用童贯,列其罪数十条,又奏论谭稹罪大罚轻,去官。宋钦宗即位,召为左正言,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试中书舍人。高宗即位,除御史中丞,拜尚书右丞。为黄潜善等排沮,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行至瓜州,遇疾卒,年五十七。景衡学有本源,立身刚正,其文章“坦白光明,粹然一出于正”,奏疏多切于时用,“诚意恳挚,剀切详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像《论宗泽札子》辨明宗泽无过,《论王安中自便札子》抨击王安中罪重罚轻,《上十事札子》论人才不备、亲党害政等十事,都亢直敢言,而又切中时弊。诗歌语言清俊,不用典故,不露伉厉之气(同上书),诗中佳句叠见,如“林麓馀秋色,郊原半夕阳”(《寄竹阁臣师》),“暮色江山远,春风草木深”(《纵目轩诗》),“玉樽浮蚁一样白,青眼与山相对横”(《横山阁》),均为人所称诵。他还有一些诗描述当时农民生活疾苦,如《东郊》、《江边行》、《按田南乡夜过翁岭》等篇,风格与唐代新乐府诗相近。著有《横塘集》三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原本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诗文,重编为二十卷,今存《四库全书》本、《永嘉丛书》本。《全宋诗》卷一三五五至一三六○录其诗六卷。《全宋文》卷三○八五至三○九九收其文十五卷。事迹见胡寅《许公墓志铭》(《斐然集》卷二六)、《宋史》卷三六三本传。

何炳元

何炳元(1860—1929),字廉臣,别署印岩,以字行。世居浙江绍兴,出身世医家庭,祖父何秀山为绍派伤寒名家。何氏承祖业,悬壶绍城卧龙山之宣化坊,晚年自号越中老朽,同仁称为“越州翘楚”,为“绍派伤寒”之中坚,卒后葬于谢墅郑家山之牛羊岗。行医50余年,于医学研究、医事活动贡献颇多,与裘吉生、曹炳章,并称浙江“医林三杰”而居其首。

何氏幼习举子业,乡试二荐不售,遂专力于医,先与沈兰垞、严继春、沈云臣讲习古医学说,师法仲景,约三年,渐通轩岐经旨、仲景方义,更旁及刘、李四家,于丹溪之学,有所心得。继从名医樊开周临证三年,初笃守古方,意在尊经,樊则谓传世与行世迥异,江浙滨海临江,地土原湿,先贤发明疗治湿燥温暑诸法,不可偏废。何氏乃复考明清各家学说,于叶天士、王士雄诸家专集,致力颇深,但初出问世,效者固多,尤有不效者。于1886年,遂放弃诊务,出游访道,集思广益,寓苏垣一年,居沪上三载,遇名医,辄相讨论。与丁福保、周雪樵、蔡小香等沪上名医来往密切。庚子年(1900)后,西洋医学在我国日渐传播,何氏又广购泰西医学著作译本,悉心研究,并令其子幼廉从东西医游,饱沃新知,折衷旧学,复经实地经验,感到西医学未必全可取,中医学未必尽可弃,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通过沟通新旧来改良医学。在上海游学三年,何氏积极从事各种社会医学活动。1907年,周雪樵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医学会,何氏与丁福保担任副会长。周雪樵提出振兴中医的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系统整理古籍、编写教材、兴办教育等。何氏与周雪樵共事期间,深受影响。1908年,何氏返回绍兴,便开始实践周雪樵和中国医学会的宏图计划。何氏受到汇通派主张及清廷变法的影响,衷中参西。何氏的活动与主张与傅嬾园等人不谋而合,汇聚成浙江的中西汇通派,与张锡纯、恽铁樵等,南北呼应,共为声援。何氏与名医赵晴初为忘年交,共同研讨浙绍时病之治法,常交谈至深夜而不觉倦。赵彼时已望重医林,日惟孜孜于学,性不喜与时俗交往,凡庸庸辈拜谒,即名重当时而胸无实学者,亦每拒而不见,惟何氏往访,不以长者自居,谈洽颇欢。赵谓治病不可以经、时方自限,方之切用,在洞察民情禀赋之刚柔、风土凉温之迥异而后随证酌选,方显灵活,何氏深颔之。

1908年6月,何氏与裘吉生等创办的绍兴医药学研究社刊行《绍兴医药学报》,共出80余期。该社“拟中外并参,择优编译,以发明新学而保存国粹”,编译出版了许多医书。1916～1921年,先后出版了《医药丛书》《国医百家》等医书,校订刊刻古医书110种,名曰《绍兴医药丛书》。在1906～1910年,何氏曾任绍兴医学会会长、绍郡医药学研究社社长及绍兴中西医协会监察委员会委员长。1915年3月9日,何氏联络胡震、裘吉生、曹炳章等,将医学研究社和医药联合会合并成立神州医学会绍兴分会。何氏因学业精深,素孚众望,连续三次被选为评议长及外埠评议员。由于其主办医刊,为众所瞩目,所发表的著作,更是博得海内诸多名家的赞誉和钦佩。曹炳章、毛凤岗、严绍琪、俞修源、郑惠中皆出其门下。无锡名医周小农亦私淑其门墙。徐荣斋、史介生为其再传弟子。其子幼廉亦“笃学精诣,能传其业”,有著作传世。何氏中年以后,对先前衷中参西的某些作法,深感鲁莽从事,弊多利少。何氏晚年,当局推行强行取缔中医的反动政策,余岩之流,为消灭中医出谋划策,一时以西代中之谬论甚嚣尘上。何氏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鉴于汇而不通、牵强附会、反多流弊之教训,乃不复侈言衷中参西、中西汇通,而转谓继承发扬岐黄祖道重于中西汇通。简言之,何氏早年主张研古而不薄今,中年致力于衷中参西(此期据其自云著作颇多,但成就颇少),晚年则悉心于继承,很少再发牵强附会的参西说中之论,这一大体过程,亦是时世使然。

何氏认为,“欲保存中国国粹,必先办中医学校,欲办中医学校,必先编医学讲义”。1915年8月,他在《绍兴医药学报》上公开发表《公编医学讲义之商榷》文章,倡议全国中医界组织起来,共同编写一整套系统的中医学标准教科书。关于编写教材方法,他主张仿西体制,提出按生理、卫生、病理、诊断、疗法、辨药、制方等七个方面,系统整理中医学。为了保存当时名医鲜活的宝贵经验,何氏又在《绍兴医药月报》上刊登启事,征集全国名医验案。越医何廉臣是当时医界很有号召力的中医学术领头人。

1920年,绍兴湿温时疫流行,患者甚多,贫病者,无钱赎药,加之求签服药之风盛行,或坐以待毙,或误药而亡,冤死载道,何氏目击心伤,亟为奔走联络,与裘吉生、胡宝书、曹炳章等发动号召开展义诊施药并上书官厅,敦促重申禁令,制止求神药签的迷信活动。1921年,绍兴县警察所考试中医,何氏被选为主考。1929年,何氏不顾年迈病重,仍然十分关心当时中医界争取合法地位,组织北上请愿,为主要领导者之一。何氏在繁忙诊务之余,创办医刊,传播医术,影响深远。

何氏著述甚丰,其已刊之作,计30余种:《通俗伤寒论》(增订)最负盛名,其中有关温病疫病的专著有《湿温时疫治疗法》《重订广温热论》《喉痧证治会通》等,其力作《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收录了大量温病疫病医案,尤为可贵。其对温病学说的传承与发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厥功甚伟。

费伯雄

费伯雄（1800～1879）,清代医学家。字晋卿,江苏武进人。居孟河(武进西北),五世业医。少年时习举子业,无所成,遂决然舍儒从医,究心于《灵枢》、《素问》诸书,遍览张仲景以下诸家名医著述,医术日精。咸丰、同治年间,医名大振,远近求诊的患者接踵而来,使他的住地成为繁盛之区。费氏在治疗上,认为常病多,奇疾少。治当戒偏戒杂,宜采用“和法”、“缓治”。这与秦代良医以“和缓”命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通的。他说: “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不和不缓故也”。他认为李东垣补阳、朱丹溪滋阴,开两大法门。但升麻、柴胡、知母、黄柏却不是可以常用的药物,建议后人“但师其温补脾胃及壮水养阴之法可也”,却不取含以上四药的方剂。在以上学术思想指导下,费氏自制了许多平和的新方,且十分重视食物疗法。道光年间,曾两次应召入宫廷治病。第一次治道光皇太后肺痈有效,获赐匾额曰“是活国手”。第二次治道光皇帝失音获愈,获赐联一幅:“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医学著作中以《医醇》为其力作,自谓“一生精力尽在《医醇》一书”。书中记录了费氏数十年业医心得,立意执简驭繁,补偏救弊,使“后学一归醇正”。原书24卷,分为6门。以察脉、辨症、施治为三大纲领。施治之下又分理(医理)、法(治法)、意(“化裁通变,则又须得法外意也”)三层。咸丰年间(约1852年),此书坊刻定本及家藏副本尽毁于战火。费氏避难异地,又“因左足病废,艰于步履,坐卧一室,益复无聊”,遂追忆《医醇》内容,随笔录出,所得不及原书十分二三,改题书名为《医醇賸义》4卷,同治2年(1863年)成书,后人将此书卷1中的脉学内容另成一帙,名《晋卿脉法》。又撰《医方论》,据汪昂《医方集解》所列方剂,逐方予以评述。另有《怪疾奇方》(1865年刊行)及费氏批注的《医学心悟》等书存世。其医学著作详于杂病,略于伤寒。以擅长治杂症享盛名数十年。《清史稿》评说:“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费氏不惟精医,且能书善画,并工诗词,有诗文传世 (《费氏全集》录 《留云山馆文钞》、《留云山馆诗抄》)。年八十而卒。子费应兰,孙费荣祖(哲甫)、费承祖(绳甫)、费绍祖均传家学。孟河费氏作为一医学世家蜚声近代医坛。

伦纳德·里德

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1898 年9月26日—1983年5月14日）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FEE）的创始人和主席，和安兰德、米塞斯和黑兹利特等著名人士是很好的朋友，其思想和29部著作对罗斯巴德、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几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