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

胡志明（越南语：Hồ Chí Minh，1890年5月19日－1969年9月2日），越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前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义安省(今义静省)南坛县人。出身于教师家庭。原姓阮,童年名阮必成,青少年时名阮爱国。因从事革命活动,曾用阿三、李瑞、王山而、胡光、陶九、宋文初等化名。1943年改名胡志明。早年在顺化普通中学上学,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1911年底以海员身份出国考察,遍历法、英、美、德、阿尔及利亚、刚果等国。1915—1917年侨居英国。1917年后长时间居住法国,参加法国社会党。1919年代表越南爱国者向凡尔赛和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各协约国承认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决权。1920年12月出席法国社会党都尔大会,会上该党分裂,他赞成第三国际路线,加入法国共产党。1922年与法属非洲殖民地爱国者共同创立法国殖民地各民族联合会,任该会机关报《劳动报》主任兼总编辑,结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等人。1923年6月到莫斯科,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年10月出席农民国际会议,当选殖民地常务委员会委员。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发言。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同年12月陪同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米·鲍罗廷到广州,任翻译。1925年6月以心心社为基础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同时,在黄埔军官学校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为越南培养革命干部;并与朝鲜、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印度等国爱国者共同组织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开广州去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返莫斯科。1928年出席布鲁塞尔反帝同盟会会议;任共产国际东南亚代表。

1930年2月3日,代表共产国际在香港召开三个越南共产主义组织统一会议,建立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越南发动武装起义失败,被缺席判处死刑。1931年6月在香港被英当局逮捕,1933年春获释。1935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进行革命工作。1938年从苏联到延安,与毛泽东会晤。1941年2月首次回国,在高平省北坡建立机关,为总起义作准备。5月19日主持党中央第八次会议,确定民族解放是越南革命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并创立越南独立同盟,当选主席。自此领导越南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抗日反法斗争。1942年8月再到中国,被国民党政府广西地方当局逮捕,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将军营救,于1943年9月获释。在狱中撰《狱中日记》诗歌集一部。

1945年8月,领导越南人民取得八月革命胜利。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发表《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任临时政府主席。法国殖民者再度入侵越南后,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1945—1954),并取得胜利。1946年3月在越南第一届国会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任总理至1955年。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将越南的党组织改为越南劳动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51—1969)。60年代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直至逝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坚持与中国友好。无家室,兄妹早亡。著有《胡志明选集》、《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等。

林景熙

林景熙（1242—1310），字德阳,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少工举业,有场屋声。咸淳七年太学上舍释褐,授泉州教官,历礼部架阁,转从政郎。以国事渐非,弃官隐居白石巷。宋亡不仕,以诗书自娱,与会稽王英孙结盟。景炎三年,元浮屠总统杨琏真伽掘宋帝陵,与英孙、唐珏等收拾遗骨,葬于兰亭,植冬青树为识,作《冬青树引》记其事。元至元中,曾还家教学,于马鞍山下辟赵奥别业,以居生徒,开池种竹,放歌自遣。名所居曰石田,因以石田为号。复因避寇出游,与钱塘汪元量唱和。前后往来吴越间二十馀年,至大初,自杭归乡。三年,卒于家,年六十九。所作诗文,均以忠义见称,“传诵江湖,脍炙人口”(明吕洪《霁山文集序》)。方逢辰谓“其诗凄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义之遗音”,“诗家门户,当放一头”(《白石樵唱序》)。其诗以《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有感》、《别王监簿》、《书陆放翁诗卷后》、《读文山集》、《冬青树引》为代表,历代多有好评,明胡应麟至谓:“集中大半此类,忠义气概,落落简编,有足多者。”(《诗薮》杂编卷五)清贺裳亦云:“尝叹诗法坏而宋衰,宋垂亡诗道反振,真咄咄怪事!读林景熙诗,真令心眼一开。”鲍正言谓:“霁山先生以忠义之气发为词章,声情绵邈,音节悲凉,足以凄金石而泣鬼神。”(《霁山先生集跋》)其诗也有“清妙”之作,如《梦回》、《古松》等篇,与姜夔如出一路。李慈铭云:“南宋人诗,自《江湖小集》别开幽隽一派,至四灵而佳句益多,月泉吟社尤为后劲,霁山其领袖也。所作清淡深秀,前跻石湖,后蹑梧溪。”(《越缦堂诗话》卷上)著有文集《白石稿》十卷、诗集《白石樵唱》六卷,元章祖程为注,已佚。今存文集有三种版本:明吕洪编《霁山先生文集》五卷,有明天顺七年刊本;明冯彬刊《霁山先生白石樵唱》六卷、《文集》四卷,有嘉靖十年刊本;《霁山先生集》五卷、首一卷、拾遗一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分卷各异,收诗文数同。今人整理本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出版的校点本《霁山集》。《全宋诗》卷三六三一至三六三三录其诗三卷。事迹见元章祖程《题白石樵唱》、民国间《平阳县志》卷三五。

金毓黻

金毓黻[jīn yù fú]（1887－1962年），又名毓绂，号静庵， 斋名静晤室、千华山馆，辽宁辽阳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 生。6岁入村塾。1907年毕业于辽阳启化高等小学，继升读奉天省立中学堂。1913年秋，入北京大学文科。1916年夏毕业，返东北，任奉天省立第一中学教员。 其后任沈阳文学专门学校等校教员。1925年任奉天省议会秘书。1929年3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1930年3月，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1931年3月，沈阳东北大学废副校长制，设大学委员会，与张伯苓等应聘为委员。 5月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日军拘捕。1932年夏，为臧式毅保释后，任伪满奉天公署参事官。 冬，改任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 1933年10月，任伪日满文化协会理事，兼协会《满洲学报》主编。1934年秋，任伪奉天通志馆总纂，尝兼东北大学史地系教授。1935年1月，随臧式毅赴日本。1936年4月，复往日本。 7月化名乘轮返国赴上海，后以蔡元培之介，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并任行政院参议。1937年4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11月辞职赴重庆。1938年春，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于川北三台东北大学主持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1941年秋，任东北大学史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主任。1943年春，与李济、傅斯年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 秋，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授。1944年4月，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45年9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仍任中央大学教职。1946年夏，随东北视察团前往东北，并兼教育部辅导委员会委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代表，视察东北文物。1947年1月，辞监察委员及中大教授职务，改任国史馆纂修。 4月教育部任为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 秋，前往北平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并兼沈阳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1949年1月，国史馆驻平办事处并入北京大学，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并至辅仁大学兼课。1952年9月，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1962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着有《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总目提要》、《中国史》、《东北古印钩沉》、《辽会要作法》、《东北通史》、《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 等。编有《文溯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

杨筠松

杨筠松（834年4月20日－900年3月12日）,名益,字茂叔,我国古代重要的堪舆大家,江西堪舆学“形法理论”祖师爷。继公刘、周公之后,我国的堪舆学派大都尊郭景纯为形家之祖,而紧随其后的就是杨筠松了,后世认为杨在堪舆学上的地位相当于儒学中的孟子,杨筠松也被后人尊称为杨公。其实要论后世影响的话,杨甚至都超过了郭。有关杨筠松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杨本人也被称作“救贫先生”、“救贫仙人”,时至今日,国内外很多风水学家还是奉杨筠松为祖师爷。唐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为唐朝著名地理风水学家。

杨筠松生于唐大和八年(834年)三月初八日，窦州（今广东信宜市镇隆镇八坊村）人。江西堪舆形法理论祖师。其父亲杨淑贤生三子：长子筠翌，次子筠宾，三子筠松。

筠松幼年聪颖过人，学习诗书，一览无遗，十七岁登科及第。后为唐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广明中（880年），黄巢破京城，筠松离京出走，先入昆仑山，后到虔州（江西赣州），以地理术行于世，民间称救贫先生。

留虔州期间，在崇贤里黄禅寺遇曾文辿，邂逅于方丈之内，唔谈中，曾文辿被其非凡的风水学识所倾倒，遂拜筠松为师，朝夕跟随，竭尽弟子之礼。

后随师云游山川，寻龙捉脉，得杨筠松悉心指点，观龙以势，察穴以形，峦头砂水，体用兼妙。曾文辿遂渐通堪舆之道，成为杨筠松第一个高徒。

杨筠松口授其徒曾文辿操笔著述。又著新水经。天下万书唯《青囊经》至上，至元朝刘秉忠注玉尺经天机配合杨公天星理气。杨公传曾文辿刘江东胡矮仙李华。曾文辿传廖禹刘江东传谭文谟，谭文谟十八世孙谭宽传刘基。

老曾又传十八世。至清初李青云，郑松山及徐守贞在闽浙戆区域较为出名。李青云，乃江西抚州府人氏，李邦寻之子，自小精通经书吏。十七岁擢进士受知奖南州。

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色，后因故逃奔闽泉州林家入赘为婿，后投耿精忠耿王为参军与守贞仝事。后耿王兵败逃入山中在李家山十二年，有扦李氏一穴后因富贵足南宋垟为师长。又扦数穴儿孙发达皆由此也。康熙乙未封君仝处蒲川十余载。与诸名士同游，日走名山寻穴夜画图自记。

后至南坪扦柏林祖墓又扦大坑内李一穴其余不能书述又至平阳江南夏口吴氏出水莲花又至北港大溪边并塔边等地扦黄李池施数穴皆成巨族，年高八十终。

郑松山先生人称虱子郑，与李相遇，换览其书，念其才不亚于李。二师合二为一李先夙道骨郑青夙合为《青夙道骨》。

郑衣冠不整嗜酒妄谈，众名士虽深信也难为言尔。晚年在平阳桥墩大王沙村张顺家安度并卒于张家，张以父礼事之。郑以李郑合著《青夙道骨》增张并其生所学教之。由此张顺先生当时名闻浙闽地区。

张家传承八代至共和初年其后人赠教于平阳青街李公。李为当时该地区高手，断坟宅如亲眼所见。至新世纪李由于自己年迈，其后代无人学习此绝学怕失传于世，后赠于苍南吕青云，并言传身教数年。徐守贞乃福州人明朝举孝廉耿精忠为军师。

耿王兵败逃至平阳南港入赘许家故改名许进同游四方以论三元气运而扦积善人家用之富贵，凶暴之家用之败绝。

浙江一支由此传承。廖瑀、范越风、厉伯绍、刘淼、叶七、邵庭监等先后投入其门下学艺，均成为著名的堪舆大家。杨筠松抛弃方位本身既有吉凶的信条，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位于山灵水秀之处，逐渐演化发展，形成风水“形法理论”，“峦头之法”。

形法理论“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子逸辈，其说为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1]，故又名赣派风水。形成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考察山水、踏勘地形的四个程式。近现代而至当代的风水学者，都践行杨筠松的风水理论，尊他为中国堪舆祖师。

杨筠松著作有《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青囊奥语》、《一粒粟》、《都天宝照经》、《天元乌兔经》、《葬法倒杖》、《天玉经·内传》、《天玉经·外编》等书。其著述为后世风水家所推崇。

唐光化三年（900年）三月初九日，杨筠松病逝于虔州，终年67岁，葬于虔州于都寒信峡药口坝。

傅雷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著名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字恕安,号恕庵。上海市南汇县渔潭乡人。四岁丧父,母教极严。十一岁前在家习读四书五经,以后曾入南汇县周浦镇小学,上海南洋附小学习。十六岁在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至初中一年级时,因反对宗教迷信,被校方开除。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因参加“五卅”运动及驱逐学阀胡敦复运动,迫于威胁恐吓,被寡母强令回乡。1926年入上海持志大学。1927年随其表兄顾仑布赴法留学。其间,他同时在巴黎大学文科和巴黎卢佛美术史学院听课,专攻艺术批评。曾游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同年冬被聘在上海美专教授美术史和法语。1933年辞去美专职务。次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任总编辑。1935年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四个月,翻译了一部《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40年起一直从事外国文学译著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与马叙伦、陈叔通等人联合发表宣言,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加入马叙伦等筹备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解放后自动退出。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先后担任上海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1957年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中,受江青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于1966年9月3日含冤死去。其妻朱梅馥因家遭不幸亦同时身死。他从小酷爱文艺,十八岁便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发表于叶劲风、胡寄尘合编的《小说世界》及孙福熙编的《北新》周刊。十九岁在赴法途中写的《法行通讯》十四篇,曾发表在孙福熙主编的《贡献》半月刊上。1932年冬曾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1949年与周煦良合编的《新语》半月刊,因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受邮局扣压,不久即被迫停刊。从三十年代起,便主要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博览群书,通晓中外,文史知识丰富,对美术、音乐、雕刻艺术造诣颇深,文笔细腻流畅,且翻译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严格遵循“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努力要求符合原作的艺术风格,译作水平很高,特别是后期的作品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一生翻译作品三十余部,巴尔扎克的名著占十四部。由于他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很深,曾被吸收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所译法国的作品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亚尔培·萨伐龙》、《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贝多芬传》、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莫洛阿的《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服尔德传》。裴列卜·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泰纳的《艺术哲学》。所译英国作品有:罗素的《幸福之路》,牛顿的《英国绘画》。此外,还写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评〈三里湾〉》、《评〈春种秋收〉》等论文。

谛闲

谛闲（1858～1932年7月3日），清末民初天台宗名僧。浙江黄岩人，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幼见沙门即喜。少时习医，二十岁，悬壶邑中，屡为贫者施药。未久，以妻亡子死、慈母见背，遂遁入白云山，依成道法师出家。二十四岁，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先后亲炙敏曦、晓柔、大海等诸师研习法华、楞严等经。光绪十二年（1886），受迹瑞融祖之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先后掩关三次，专修禅观。历任永嘉头陀寺、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鄞县观宗寺等住持；其间应各地僧俗之请，讲经四十余年。宣统二年（1910），于南京设立佛教师范学校，并任校长；民国八年（1919），于观宗寺开创观宗学舍，并讲经弘法。后又主讲于观宗学舍，罗致学僧，授以台宗大小诸部，于是人才蔚起，其僧俗弟子有常惺、仁山、显荫、倓虚、戒尘、持松、妙真、蒋维乔、黄少希等，对于天台义学之弘扬，贡献殊大。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入寂于观宗寺，世寿七十五。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指昧疏、圆觉经讲义、金刚经新疏、始终心要解、观经疏钞演义、教观纲宗讲记等书，后人合辑为‘谛闲大师遗集’行世。

杨士奇

杨士奇(公元1365—1444年)，明仁宗、 宣宗时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名寓， 号东里， 江西泰和 (今属江西) 人。 少时家贫力学， 曾在湖广各地做塾师多年。以教授学生自给。 建文初被荐入翰林， 充编纂官， 修 《太祖实录》。不久试吏部第一。 永乐初改编修， 选入内阁掌典机务， 擢为侍讲、 左谕德。 成祖北巡， 常命他与蹇义、 黄淮留辅太子监国。 当时汉王朱高煦等间构太子， 均赖其言得解。 永乐十五年 (1417)， 进翰林学士， 兼故官。 十九年， 改左春坊大学士。 仁宗即位， 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多所献纳。 不久兼兵部尚书。 时有官员上书歌颂太平， 帝以示诸大臣， 皆以为然， 唯他独曰： “流徙之人尚无所归， 疮痍尚未平复， 百姓尚很困苦。 还须休息数年， 才可能达到太平。” 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 均充总裁官。宣宗时， 各地屡遭水旱， 召他议下诏宽恤， 免灾伤租税及官马缺额， 因请并蠲逃赋， 减官田租，汰损工役。 仁、宣二朝， 他与杨荣等悉心辅佐， 海内号为治平。 英宗即位， 继续辅政。与杨荣、杨溥并称 “三杨”。 前后历事五朝， 在内阁长达四十二年。 刚直敢言， 善于知人， 识拔人才， 于谦、 周忱、 况钟等都由他荐引。后宦官王振恃宠专权， 廷臣人人惴恐， 他也不能制约。 正统九年 (1444) 卒，年八十。 获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著有 《东里文集》、《文渊阁书目》、 《历代名臣奏议》、《三朝圣谕录》等。

晏婴

晏婴（？—前500年），字仲，是春秋末期齐国的著名大臣，事灵公、庄公、景公三个君主，而主要的政治活动在景公时代。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政治眼光的人物。早在崔杼杀庄公时，晏婴就采取了中立态度，即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倾向于齐室。在公元前539年出使晋国时，晏婴就对叔向分析过齐国的未来政局。同一种分析他在公元前522年又对齐景公讲出，并建议景公用周礼来限制田氏势力的发展。晏婴较清廉，不贪财物。公元前545年，齐君赐给他一个大邑，他拒不接受，有一贵族问晏婴：“发财人人所愿，你为何不要土地呢?”他回答说：“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他的影响下，有些贵族也只收取了少许土地。此后几年，齐景公得知晏婴住房破旧，便想让他迁入新居，晏婴说：“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结果还是住在旧处。在春秋时期，象晏婴这样身份高显的人能有这样的简朴作风是不多见的。另外，晏婴对齐景公的不轨行为，也曾多次匡正，他用一些非常恰当的隐喻之话，为齐景公讲述道理，使这个并不十分明智和仁义的君主维持了很长时期的统治。晏婴还提出过一些政治学说，其中有些成份至今仍可借鉴。

晏婴，春秋时期齐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亦称晏平仲，历官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共56年。他重人事，轻鬼神，强调法的作用。齐国发现慧星，齐侯命人禳之。晏婴说：“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左传·昭公26年》)。他主张以礼治国，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女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尽管晏婴主张“君人执信，臣人执共(恭)、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左传·襄公22年》)可是他认为君臣都应当有更高的目标——为社稷服务，臣子不是国君的私人奴仆。“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25年》)

晏婴在义利关系上主张义为利本，见利思义。他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左传·昭公10年》)他解释“富”要有“幅”，即有制度、有限度。齐君赐他邶殿之鄙60邑，他辞谢说：“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廌，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左传·襄公28年》)他住的房子狭窄潮湿，环境嘈杂，齐君要他搬家，他不肯，说是靠近市场，可以知道民众的情况。他对齐景公说市上“踊贵，履贱”，曲折地表达了齐国刑罚太重的弊病，景公为此省刑。晏婴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左传》中，《晏子春秋》系后人纂辑而成，不尽可靠。

张杲

张杲[gǎo](1149—1227)，南宋医家。字季明。新安歙县(今属安徽)人。伯祖张扩、祖张挥(字子发)、父彦仁,皆业医。承家学,尤善论医。尝欲集古今医案勒为一书。初拟集录一千例,因不易完成,遂先采掇诸书,据其见闻所及,凡涉于医者必录,撰成《医说》十卷。分四十七门,初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后仍搜访不辍,至晚年又加补充,成书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记载与历代医家、医书、医术有关之典故、传说等,史料价值较高。所录奇疾险证,亦可供临床治病参考。其间因杂采说部,颇涉神怪,不免驳杂。

库柏

詹姆斯·费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年-1851年9月14日），美国作家。出生在纽约州一个大地主家庭，曾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但中途辍学。 1806～1811年当水手，航行世界各地。1826～1833年出任美国驻法国里昂的领事，并且赴意大利和英国旅行。1833年回国，蛰居故乡奥特赛加湖畔的库柏镇。

库柏从1820年发表处女作《警戒》起到逝世为止，一生共写了将近50部作品，除小说外，还有旅行随笔、政论、讽刺小品、寓言故事，以及美国海军史和哥伦布传。决定他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的主要是长篇小说，按题材来说可分为4类。第一类是描写美国革命的历史小说，如《间谍》(1821)歌颂了独立战争时期普通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还有《维安多特》(1843)、《橡树林》(1848)等。第二类是描写冒险生活的小说，如《舵手》(1823)、《红色海盗》(1828)、《女海妖》(1830)、《卡斯蒂里的麦塞德斯》(1840)、《两位海军上将》《1842)、《鬼火》(1842)、《陆地和海洋》(1844)及其续篇《麦勒斯·沃灵福德》(1844)、《海狮》(1849)等。第三类是所谓边疆题材的小说，亦即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五部曲 《皮袜子故事集》。这组作品以主人公绰号“皮袜子”的猎人纳蒂·班波的一生为穿线，按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包括有《猎鹿者》(1841)、《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探路者》(1840)、《拓荒者》(1823)和《草原》(1827)等5部长篇小说，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迫害，反映了美国早期移民艰苦创业的生活。属于印第安题材的小说还有《维什敦维什山谷》(1829)等。第四类是描写欧洲历史的小说，如三部曲《刺客》(1831)、《黑衣教士》(1832)和《刽子手》(1833)等。

库柏的创作以歌颂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式的自由”开始，于30年代后半期对美国的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返乡路上》，1838;《故乡的面貌》，1838;《旅欧札记》， 1836～1838)。晚年写有描写地主生活的三部曲《萨坦斯托》(1845)、《戴锁链的人》(1845)和 《红皮肤的人》(1846)。最后的一部作品是乌托邦小说《火山口》(1847)，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

库柏的小说体现了美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情节曲折离奇，色彩艳丽奇异;同时也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有的缺乏思想深度。他在美国文学史上首次描写了民族生活的题材，创造了“纯美国式的”小说，被誉为“美国的司各特”。

吴伯箫

吴伯箫（1906年03月13日—1982年08月10日），现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原名熙成,字伯箫。曾用笔名山屋、天荪。1906年3月13日生。山东省莱芜县吴家花园庄人。自幼在家乡上学,1919年入曲阜师范学校读书。192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并开始写作。第一篇散文《白天与黑夜》发表在《京报·副刊》上。此后又连续写了《塾中杂记》、《街头夜》等散文,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有所反映。1931年前后在《京报·副刊》、《晨报》、《新生》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40多篇散文,曾集为《街头夜》准备出版,因“九·一八”事变,稿本失散。1931年大学毕业后,在青岛大学工作。抗日战争前先后在济南乡村师范、山东教育厅、莱阳乡村师范任职。同时,在《大公报·文艺》先后发表了散文《羽书》、《我还没见过长城》、《马》等散文,后编入《文学丛刊》第七集《羽书》(194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4月到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参加抗日文艺工作组随军到晋东南前线工作,写了《潞安风物》(1947年,海洋书屋,包括《沁州行》、《响堂铺》、《路罗镇》等散文)。1939年5月回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任秘书长。194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任科长。这时期写了《向海洋》、《书》、《忘我的境界》等散文。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194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参观“陕北江南”,写了《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同时期还写了《黑红点》(1947年,东北书店,包括《一坛血》、《化装》等散文故事),后收入《烟尘集》(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同时期还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长诗《波罗的海》。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延安大学干部队到张家口华北联大任中文系副主任,后到东北任东北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学院副院长,并主编《东北文化》。东北大学迁入长春市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后,任副教务长。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被选为理事、秘书长。1951年至1954年任沈阳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从1945年到1954年所写的散文集为《出发集》(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春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兼任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学习》编委。1956年走访中南各省,写了《难老泉》、《钢铁长虹》等诗文。1956年10月到民主德国参加“海涅学术会议”,写了《记海涅学术会议》、《论海涅》、《谒列宁墓》、《记列宁博物馆》等散文。从英译本转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波罗的海》(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63年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同年出版了散文集《北极星》(1963年,作家出版社),包括《北极星》、《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窑洞风景》、《歌声》等优秀散文。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吴伯箫选集》。1981年10月，出访英国，不久，当选全国文联理事。1982年8月病逝。

杜光庭

杜光庭（850—933）唐末五代道士、文学家。字圣宾，一说字宾至，晚年自号东瀛子，一作登瀛子。京兆杜陵(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人，寓居处州缙云(今浙江省缙云县)。唐懿宗咸通中，应九经举(一说百篇举)不第，遂入天台山为道士。僖宗曾予召见，赐紫衣，授麟德殿文章应制。后入蜀，依附蜀主王建，任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封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参议政务。后主王衍即位，受道篆于苑中，封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未几解官，隐居青城山白云溪。

“光庭博学，善属文。”(《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平生著述颇多，有《道德经广圣义疏》、《道门枢要》、《录异记》、《墉城集仙录》、《广成集》、《壶中集》等。其著多以无为之旨为本，或演绎老子学说，或述道门醮仪，或记神仙灵验，对后世道教有一定影响。其诗《全唐诗》录存一卷，多咏慕仙遗世之情，偶尔也有伤时讽谕之作。相传为他所传的《虬髯客传》，则是晚唐有一定代表性的传奇小说作品，所述“风尘三侠”故事，为后人所传诵，明凌濛初据以演为《虬髯翁》杂剧，张凤翼改编为《红拂记》传奇剧本。《十国春秋》卷四七有传，宋张唐英《蜀梼杌》卷上、陶岳《五代史补》卷一、《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也有其生平事迹的一些记载。

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政治学家、文字学家、“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谱名庆同,科举名乾,字仲甫,留学日本时名陈由己,辛亥革命后始用陈独秀名行世,曾用笔名有独秀、山民、陈仲子等二十余个。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5岁起入家学,曾从祖父、胞兄孟吉及塾师读经书。1897年,参加安庆府试,考中秀才第一名。次年,赴南京参加乡试未中,饱尝了科举考试的腐败黑暗,遂同这种制度彻底决裂,后去杭州进求是书院(后为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学习法文和造船学。因有反清言论受到追捕。是年开始著文。此后至1915年的十几年间,在被追捕和流亡的环境中,他参加和组织了多种革命团体,积极进行反清救国斗争,发表了许多演说和文章。“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就是他在1902年的一次演说中,首次在中国提出来的。在他所撰写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对国家这个概念作了自己的解释,歌颂了中外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反对各种封建恶俗,开始抨击传统的意识形态,并且传播了一些地理知识。1915年秋天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改为《新青年》。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写有《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等文章。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作《孔子无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评议》、《文学革命论》等文。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作《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破坏偶象论》、《克林德碑》等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9月16日获释,年底去上海。作《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什么要南北分立》、《新青年宣言》、《公理何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真正费解的国民大会》、《贫民的哭声》、《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之觉悟》、《实行民治的基础》等文。1920年,担负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8月,创办《劳动界》周刊。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12月,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和大学预科校长,作《谈政治》、《答知耻》、《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与作乱》、《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等文。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8月由广州到上海,担负起党的领导责任。1922年春天去广州,出席全国劳动大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起草发表了党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宣言。7月,中共“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杭州“西湖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与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推动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正式建立。9月,创办并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1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造国论》等文。1923年6月,党召开“三大”,继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作《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从创办《新青年》到党的创立时期,是陈独秀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他发起新文化运动,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他一生中闪光的一页。他的一千五百多篇文章的大部分是在这个阶段写成的。他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贡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放弃了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争取妥协投降的政策,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长子延年被国民党杀害。是年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8年次子乔年被国民党杀害。由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成为取消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成立反党组织,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纠集彭述元等八十一人发表《政治意见书》。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刑十三年,后改判八年,1937年8月获释。在狱中写成并发表了《实庵字说》、《老子考略》、《荀子韵表考释》、《孔子与中国》、《干支是字母说》等文,以及写成《金粉泪五十六首》诗稿。出狱后,拒绝参加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和出任国民党劳动部长,愿意回到共产党里工作。但是,陈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自弃于党的期望与挽救。9月去武汉,积极宣传抗日,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抗日战争之意义》,在汉口青年会讲《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在武汉大学讲《怎样才能够发动群众》。并发表《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打倒消极先生》、《言和者即汉奸》、《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我对鲁迅的认识》、《怎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给陈其昌等的信》、《中国古代语言音有复声母说》等文。1938年5月移居重庆。发表关于时局和革命问题的讲演和文章有《抗战中川军的责任》、《资本主义在中国》、《从国际形势中观察中国抗战前途》、《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抗战与建国》、《我们断然有救》、《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制度》、《抗战一年》、《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敬告侨胞——为暹罗华侨日报作》、《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等。8月,由重庆迁居江津,1939年7月,又迁居江津城远郊鹤山坪,至1942年病逝。在江津,他曾校正整理了杨鲁承的一些遗著,后来印刷有《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手稿》、《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陈独秀以主要精力研究写作古文字学,著有《小学识字教本》、《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禹治九江考》等。也写了一些政治性文章和书信,其中主要有《给托洛斯基的信》、《给西流等的信》、《给连根的信》、《我的根本意见》、《给r的信》、《给S和H的信》、《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陈独秀居处乡间,虽已不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仍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直至他死去。主要著作,早期大量散见于《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刊物及出版有《独秀文存》四卷;后期主要有多卷本的《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等。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时期还有刘、熊、郑、叶、杨、陈、詹氏等书坊世家经营着百余家书坊。余象斗主要以双峰堂、三台馆两个觉号刻书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十六年（1588)到崇祯十年（1637)50年间，他刊刻了70余种书籍，规模之大、刻书之多、持续之久，不仅在竞争激烈的建阳书坊业，甚至放眼全国，同时期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在通俗小说领域，他刊印小说近20种，并亲自编纂了《廉明公案》《诸司公案》《北游记》《南游记》《列国前编十二朝》等五部小说。

经他编著和刊行的小说有《四游记》、《列国志传》、《全汉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等等。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对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派主张历史小说应严格依据史实进行实录，不应有任何虚构成份在内。这一派由于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提出历史小说应“羽翼信史而不违”，因而在小说批评史上被称为“羽翼信史”派。余邵鱼以此为宗旨创作了历史小说《列国志传》。余象斗为余邵鱼的族孙，他于万历年间重刊《列国志传》并为之作序，于序文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派的理论主张。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历史小说混淆正史、虚妄荒诞的指责，他更进一步对一般的史书也提出怀疑，认为“世无信史”，一部十七史“其序事也，或出幻渺;其意义也，或出幽晦”。而与此不同，像《列国志传》这样的历史小说，一方面忠于史实，另一方面又具有“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的高于史书的优点。他企图以历史小说来救史书之弊，因而他的核心论点仍是对历史小说中史料真实性的强调，而对于历史小说作为小说艺术的特色则有所忽视。

晚年的余象斗在建阳、邵武当地德高望重，多次受到官府旌奖，曾被赐予“儒官章服”。余象斗的逝世年份不见记载，但根据上述资料可以推断他去世于1637年之后，享寿约有八、九十岁。他的刻书和古典小说编撰生涯跨越了半个世纪。

帕斯卡

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年6月19日-1662年8月19日），法国数学家。生于法国中部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卒于巴黎。3岁丧母,8岁时全家迁往巴黎。其父E.帕斯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数学家,帕斯卡是在他父亲精心教育下长大的。起初,E.帕斯卡希望自己的儿子先打好古典文学基础,不许他过早地接触数学,把一切数学书都收藏起来,这一禁令反而激起帕斯卡的好奇心。在他12岁时,追问父亲几何学是什么,父亲简单地回答说:“几何学是描绘一些规则的图形并揭示各图形间关系的科学”。并不准帕斯卡再追问。然而帕斯卡的心情不能平静,仔细考虑父亲的话,用木炭和粉笔在地砖上作图,描出了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圆等等,并竭力去理解这些图形的性质。他自行定义,称直线为“木棍”,圆为“车轮”,圆周为“戒指”,平行四边形为“拉偏的方块”等。小帕斯卡面对这些图形冥思苦想,终于发现了它们的某些性质。他把这些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很显然的”,用这一类去证明另一类“不很显然的”。“定理”和“公理”的概念就这样出现在小数学家的思维中,他竟然用自己创造的方法证明了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当他父亲得知儿子已发现他的“木棍和车轮”的几何时,惊喜若狂,取消了对他的一切禁令,并亲自教他数学。1635年,巴斯卡开始读第一本数学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它。此后他经常跟随父亲去参加梅森主持的讨论会,16岁时就能在讨论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帕斯卡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圆锥曲线论》(Essay pour les coniques 1639)发展了德扎格(G.Desargues)的工作,其中发表了著名的“帕斯卡六边形定理”:“内接于圆锥曲线的六边形的三组对边的交点共线”,这成为射影几何的基本理论之一。帕斯卡的这篇论文受到同时代数学家的高度赞扬。笛卡儿甚至不相信这是16岁的帕斯卡独立完成的。帕斯卡在无穷小分析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用几何形式描述了图形面积、立体体积、曲面面积的计算方法。得出了求不同曲线面积和重心的一般方法。他建立的积分法的基本思想对微积分学的创立和无穷小分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关于“微分三角形”的概念和定理对莱布尼茨创立微分法有显著影响。帕斯卡从1658年开始研究摆线,在《论摆线》(Traitégeneral de la roulette)中,他研究并解决了有关摆线的许多问题。帕斯卡还是概率论的创始人之一。1654年,他与费马通信研究解决来自博赌者的著名问题。在他的《算术三角形》(Traite du triangle arithmetique)中,建立了概率论的基本原理和若干重要的组合定理。研究了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提出了由这些系数所组成的所谓“帕斯卡三角形“这一三角形”早已由我国的贾宪发现,它的一系列性质对计算二项式系数及研究其组合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在《算术三角形》中,帕斯卡最早给出数学旧纳法的精确定义,并用它来解决问题。1642年,帕斯卡制造了一台能自动进位的加减法计算器。这是世界十第一台计算器,它的制造为后来计算机的设计提供了基本原理。莱布尼茨在此基础上制造了能作乘除法的计算机。他是液体静力学基本原理的创始人。建立了这门学科的基本规律和液压机的操作原理。1648年在他领导下进行实验,证明了大气压力的存在。帕斯卡对几何学的哲学基础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公理和定义的意义,并说明它们的准确性和严密性。他认为可以把这些概念推广到其它学科和人类思维领域中去。推出了“一切超越了几何的都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这一著名观点。帕斯卡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由于他对精确科学的抽象性感到失望而转向哲学和宗教。1655年之后,一直住在詹森(Jansen)教的修道院里,过着半僧侣式的生活。他终生为病魔所缠,只活了39岁。

汪晫

汪晫（1162-1237）字处微，绩溪(今属安徽)人。师同郡汪文振，为举子文、同舍生多不及。开禧三年，至临安应举，以时政日非，感而赋词，绝意仕进，不应试而归。栖隐山中，结庐曰环谷，作堂曰静观，赋诗见志。端平初，绩溪令李遇将荐之于参知政事真德秀，会德秀卒而未果。嘉熙元年卒，年七十六。私谥曰康范先生。吕午称其“文多伟杰”(《宋处士汪君处微父墓碣铭》)。其词自称不学“三变、美成家数”，风格偏于豪放一路，内容多写隐逸生活情事，如《贺新郎》记初夏小集、秋夜独酌，《鹧鸪词》记春愁;但也有一些词表达了他对宦途险恶的戒惧之感。如《贺新郎·开禧丁卯端午中都借石林韵》一首，作于开禧三年北伐失利后，词中有“绝口用兵两个字，是老臣、忠爱知艰阻”之句，知其于时事并未真正忘怀。其著述有《曾子》、《子思子》，杂著《静观常语》三十馀卷，均已佚。至元间三世孙汪梦斗辑其诗什编为《康范诗集》一卷，今存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词》第四册收其词十三首。《全宋诗》卷二七八○录其诗一卷。事迹见唐廷瑞《康范先生行状》(《康范诗集》附录)。

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年9月15日—1976年1月12日），英国女小说家、剧作家。由母亲培养长大,未受过正式教育。早年想演唱歌剧,因音色不佳而放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护士时开始写侦探小说。她在半个世纪里,共写了70部小说,16个剧本(多由小说改编而成)和许多短篇故事。1920年他发表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的神密案件》,以比利时侦探赫尔克尔·波洛为主人公,写他依靠心理分析的方法破案。这个主人公曾在她的25部长篇小说以及许多短篇小说中出现,最后她让他在《幕》(1975)中死去。在后来的作品中,她塑造的另一个出色的侦探是老处女麦波尔斯小姐。这个人物最先见于她的《教区牧师住宅凶杀案》(1930)。克里斯蒂的成名作品是《罗杰·艾克里德谋杀案》(1926)。她先与克里斯蒂上校结婚,1928年离异。1930年她与考古学家马洛温爵士结婚。婚后,她每年随丈夫去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考察、旅行,结果写了一些以中东为背景的作品,如《麦斯波塔米亚的凶杀》(1936)、《尼罗河惨案》(1937)等。此外,她还用玛丽·韦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写了《春天里的缺席》(1944)、《玫瑰与紫杉》(1948)。除小说之外,她还写有剧本《捕鼠器》(1952),该剧在伦敦大使剧院上演达21年以上,创在一个剧院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世界记录。她的另一个剧本《为检察官作证》(1953)改编为电影(1958),深受群众欢迎。她的其他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原作1934,影片1974)和《尼罗河惨案》(原作1937,影片1978)。她的《自传》(1977)于逝世后出版。

蔡模

蔡模（1188～1246），字仲觉，学者称觉轩先生，建阳(今属福建)人，沈长子。隐居笃学。嘉熙二年，王埜创建安书院，延为山长。淳祐六年，以荐补迪功郎，添差建宁府教授，命下而卒，年五十九。著有《易传集解》、《大学衍说》、《河洛探颐》等，已佚。今存《孟子集疏》、《感兴诗注》及所辑《近思续录》。《蔡氏九儒书》录其诗文为《觉轩公集》一卷。《全宋诗》卷三○八八录其诗一首。文收入《全宋文》卷七四七四。事迹见《觉轩公集》附翁合《蔡觉轩先生墓志》、《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五。

戈尔丁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年9月19日～1993年6月19日），英国小说家。1911年9月11日生于英国康沃尔郡。父亲是文法学院的教师。戈尔丁小时候就喜欢文学,立志成为作家。193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在一个小剧团里当过编剧、导演和演员。也当过几年教师。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军服役,参加过击沉德国“俾斯麦号”战舰的战斗,也参加过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戈尔丁写过诗、剧本、论文和小说,主要成就在小说方面。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蝇王》是他的代表作,其它作品有《继承人》、《塔尖》、《品彻·马丁》等。还写过剧本《铜蝴蝶》。他在作品中探索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人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道德的表现,认为社会的弊病是由人性本身的弊病造成的。他的代表作《蝇王》描写一群流落在孤岛的孩子,由于离开了文明社会而使人性中某些固有的本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变成了残杀同类的野蛮人。这部小说着重刻划了人在不受拘束时内心的恶毒,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承认人性中潜藏着善良的一面,以及善与恶之间存在斗争。戈尔丁的思想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对人性恶的恐惧。戈尔丁被称为寓言家和道德家,在他的作品中,严肃的主题往往用象征手法加以体现,文笔洗练,有独创性。1983年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和家喻户晓,但变化多端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

朱国祯

朱国祯(1558-1632)，明代文学家。明熹宗时内阁首辅。

熹宗朱由校是在东林党人的操纵和帮助下做上皇帝的宝座的，所以天启初年，朝廷内外的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巨子叶向高、刘一燝和韩爌等人身居内阁，执掌着朝纲。及至客氏、魏忠贤获宠，大明的江山逐渐变成了客魏的天下。政权的交替最明显地反映在内阁人选上。所以天启年间内阁大臣数度更换。先是东林党人把持内阁，及魏忠贤当政，东林党人尽数被罢斥殆尽，内阁便由依附魏忠贤的人把持权柄。朱国祯就是介于东林党及阉党交替时期的一个不受重用，甚至被阉党无视其存在的阁臣。

朱国祯，字文宁，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做过国子监祭酒，后以有病为由辞官回乡。多年的乡居生活，养成了朱国祯淡泊的性格，与世无争的品行。天启元年(1621)召以礼部右侍郎，朱国祯推辞掉了。天启三年(1623)正月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同时参预机务。这实际上是魏忠贤为了占据内阁而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当时内阁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周、朱国祚、史继偕，现在又骤增四人，使当时阁臣上班的地方“直房”都几乎容纳不下。顾秉谦和魏广微乃是魏忠贤的心腹，他们的入阁改变了东林党在内阁的一统天下。内阁中有顾、魏两人相助，魏忠贤如虎添翼，更加放开胆子为非作歹。

朱国祯出任阁臣之际，正是魏忠贤与东林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首辅叶向高在这中间左右斡旋，制约魏党，保护东林党人。作为辅臣的朱国祯也站在东林党人一边，协助叶向高作了不少工作。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决战终于爆发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披挂上阵，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继杨涟以后，廷臣们的上疏风起云涌。有人劝叶向高也插手此事，与魏忠贤一决胜负。叶向高认为魏忠贤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除掉的，自己在中间加以挽回，还不会酿成大祸。因此对廷臣们的劝言很不满，朱国祯便劝他要宽容些。明熹宗对群臣的激言无动于衷，根本懒得去读那些弹劾的奏章，他只知道魏忠贤很顺从他，又竭尽全力带他去玩，而对外廷的事务根本不了解，客氏又从旁边替魏忠贤评功摆好。于是熹宗便对杨涟大加申斥，说他“扑风捉影，门户之见，大胆妄言”。可以说杨涟弹劾未成，说明东林党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魏忠贤和客氏轻而易举地控制着朱由校，也控制着朝中的局势。

从此以后，魏忠贤便真正地向东林党人开火了。恰在这时，工部郎中万上疏弹劾魏忠贤，说他想独揽天下政权。魏忠贤大怒，借机矫旨杖毙万于午门之外。魏忠贤对首辅叶向高深怀嫉恨，而叶向高的同乡林汝翥曾经忤逆魏忠贤，所以魏忠贤对付的第二个人便选中了林汝翥，要借机给叶向高一点颜色看看。林汝翥怕被太监打死，逃出了城外，到遵化巡抚那儿投了案。魏忠贤怀疑林汝翥藏在叶向高的家中，便命令下属百余人包围了叶家，大抄大索。叶向高上奏，熹宗也不理，直到遵化巡抚将林汝翥押来北京行过廷杖才算了事。叶向高历事三朝，德高望重，他对魏忠贤的无耻行径忍无可忍，于是上疏请求罢免魏忠贤的职务，听其归回私第，以释中外之怨。此疏被魏忠贤得到，魏忠贤心中很不高兴，便矫旨叙述自己辅佐皇上的功劳。叶向高接到此旨，痛感朝事已坏，自己再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便连上三十余疏，决意求去。临行前，叶向高对朱国祯说：“我即离去，韩爌更不是魏忠贤的对手。你为自身计，也要早些离去的好!”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致仕。

叶向高在内阁之时，由于他有智术又有威望，还能在一定限度内笼络群阉。到叶向高退休，韩爌为首辅，他虽然正直，但威望比不上叶向高，所以形势对东林党人更为不利。天启四年(1624)冬，魏忠贤借会推之事逐斥赵南星、高攀龙。韩爌与朱国祯一起上疏说：“陛下一天之内连逐两个大臣，令臣民失望。且如今中旨频传，诏令不再与内阁大臣商量。至于高攀龙的奏疏经臣等拟定处理意见已经上报，谁知却又传中旨，逐斥高攀龙，这样做不妥，有伤国体。”原来，明朝的内阁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国家大政、日常事务都是由内阁拟定处理意见以后由皇帝批准。若皇帝不同意，应由内阁重新拟定处理意见，上报皇上批红。所以韩爌和朱国祯针对此事上疏陈述看法。魏忠贤知道后，益发不高兴，下令切责。不久韩爌也被迫退休。到此时，可以说，东林党人的天下已基本丧失，而那些依附魏忠贤的人却纷纷起用柄政，身居要职。

在这种情况下当上首辅的朱国祯，其处境可想而知。除朱国祯外，内阁之中其余的人像顾秉谦、魏广微等人都是魏忠贤的心腹。他们与魏忠贤狼狈为奸，里应外合。按惯例，内阁中只有首辅一人可以秉笔拟定处理意见，但在魏忠贤时期，谁依附魏忠贤，谁与魏忠贤关系近，谁才拥有这个权力。所以朱国祯虽名为首辅，但真正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魏广微等人的手中。魏广微等人行事，根本无视朱国祯的存在。在内阁中，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朱国祯对此只是默默忍受，并不出言相攻。即使如此，魏忠贤一伙人也没有放过他。不久，逆党李蕃上疏弹劾朱国祯。原以为只求无事便可保身的朱国祯见此情形，知道内阁实非自己的容身之地，而首辅之位也必须要让出去了。因此三次上疏以有病为由请求离去。从十一月出任首辅到十二月离职，时间不足一个月。

朱国祯的谨慎与淡泊使得他的结局比以前先后去职的韩爌等人要好得多。魏忠贤对其党人说：“朱国祯乃一邪人，但没有做对我们过于不利的事，可以让他好好地离去!”因此，朱国祯退休前加官少傅，并荫子一人为中书舍人。回乡时还有人护送，且月廪、车夫等皆按旧制办理。

朱国祯在乡下安度了晚年，既没有受到魏忠贤等人的迫害，也没有在魏党失势、魏忠贤自杀以后，受到崇祯朝大臣的谴责。朱国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仍旧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大臣，虽然最终无救于大局，但毕竟没有像许多奸佞小人一样，去依附魏忠贤，为祸国家，为祸人民。朱国祯乡居9年以后，于崇祯五年(1632)死去。赠太傅，谥文肃。

李聪甫

李聪甫(1905-1990)，李聪甫，名明、号老聪，幼称凤池。中医学家。湖北黄梅人。1918年从师学医。1925年起开业应诊。先后流寓于江西九江和湖南一些县市，1946年定居长沙继续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立中医院院长，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荣誉院长。农工民主党成员。曾被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湖南分会第一届会长、第二届名誉会长，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第七届副会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湖南政协第一、二届常委。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常委、湖南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名誉主任委员。擅长诊治内、妇、儿科疾病。著有 《李聪甫医案》、《李聪甫医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麻疹专论》。主编《传统老年医学》。合著《脾胃论注释》。晚年主持了 《中藏经》 的整理研究。

邹韬奋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润，江西余江县人。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州。他的祖父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父亲邹国珍清末在福州做候补官，北洋政府时任过财政部的科长。邹韬奋五岁由父亲启蒙教读《三字经》，稍长在家塾就读。1909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学习，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父亲希望他长大做工程师，1912年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学习。他在这里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但是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喜欢语文和历史。开始他还想满足父亲的愿望，读到电机工程科二年级时，微积分等课程使得他困窘不堪。1919年暑假后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外国文学，选修教育学。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很高，邹韬奋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1年夏毕业后，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这里待遇比较优厚，但他对这种工作没有兴趣。1922年春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丛书，同时在中华职业学校兼职教英文。不久，他又参加刘湛恩组织的职业指导运动，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中学里举办职业指导运动，对那里的学生进行选择职业的指导，并编著《职业教育概论》、《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等书。

1925年10月，《教育与职业》月刊改为《生活》周刊，报道职业教育的消息;每期印千余份，大部分赠送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力求改进，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内容包括时评、短论、社论和通讯、随笔、游记、传记等，注重“趣味化”、“有价值”的材料。文风提倡“短小精悍”、“明显畅快”，文章一般不过一二千字，很少长篇大论。编排上“极力独出心裁”，力求活泼新颖。编辑部在一间小小的过街楼里，发行部、广告部、总务部也都在此，工作条件很差。编辑一共三人，其中一人是兼职。投稿的人很少，大部分稿子都由邹韬奋一人撰写，他不得不用六七个笔名。每期有“小言论”，都是他执笔，根据当时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虽然只有数百字，很受读者重视。这时，《生活》的政治观点，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2]之类的改良主义。从第二卷开始，设有《读者信箱》专栏，开始只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问题，后来转变到讨论社会问题。邹韬奋很重视读者来信的答复工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半天时间看信，除选小部分在《生活》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外，大部分直接回信答复，有的复信长达数千字。

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除了撰稿，还要跑印刷所、看校样，以至封面设计、广告、发行，都要自己动手。每期校样看三次，他说：“看校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3]由于他的努力，《生活》办得很有生气，销量逐年增加，到1929年每期达八万份。他摆脱一切兼职，全力以赴，常常“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有一次笑话他“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4]。他因为日夜伏案工作，劳累过度，胸部时常剧痛，数年不愈。

《生活》周刊不断揭露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11月第六卷第一期中，邹韬奋写了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揭露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花十多万元为他母亲做寿，极尽奢侈之能事，斥之为“丧心病狂的举动”。1931年8月，《生活》揭露交通部长王伯群用贪污来的钱娶小老婆，挥金数十万元。稿子付排后，王派人携十万元见邹，说是给《生活》的补助经费，他当场拒绝，坚持发表该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使邹韬奋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他开始积极寻求“世界的大势”和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5]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他写了四篇《小言论》，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以后各期，皆以宣传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1月，《生活》周刊两次发动募捐，援助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抗日，第一次即收转读者捐款十二万元。

“九一八”事变初期，邹韬奋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加强独裁专制，压制抗日活动，他的幻想破灭了，不再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这时，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32年他说：“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看出一二。”[6]1933年3月，汤玉麟不战而退出热河后，《生活》发表邹韬奋的《惩汤声中的推究》一文，对汤大加鞭挞，更进一步责问：“中国的军阀们谁不是积满了私财?”“军阀们不干鸦片害人的生意而从中发财的有谁?”并指出，“身负军事重责，一向安居后方逍遥的，试问有多少?不过逃的形式不同罢了”。他“推究”出这一切“逃”的祸首是国民党政府。

《生活》周刊鲜明的抗日立场，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同时也触犯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不许有抗日内容的《生活》在租界内发行，国民党当局对它则软硬兼施。1932年初，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的主张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胡企图说服邹改变立场，拥护国民政府。邹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那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7]邹韬奋坚持抗日的立场，国民党政府就想方设法限制《生活》发行。开始是不断检查扣留，1932年7月，以“言论行动，毁谤党国”的罪名，禁止邮递。但《生活》周刊不胫而走，仍然传遍全国。它继续宣传抗日，教育启迪了许多追求进步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当时社会上流传许多谣言，对邹韬奋恶意中伤。他顽强不屈，明确表示：“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8]他预料《生活》周刊随时有被封禁的危险，于7月正式建立生活书店，以备《生活》被封禁后继续作为服务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还预先写好一篇《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准备在《生活》被封禁时发表，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6月20日，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这时也经常被特务盯梢，社会上传言他已被列入黑名单，朋友们一再劝他暂时躲避。7月，他被迫流亡海外。他说，“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9]。他的苦闷，是找不到“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7月14日，邹韬奋从上海乘轮起程，历经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对那里的社会进行了考察。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最长，有十四个多月，除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外，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经过对资本主义欧美各国和苏联的实地考察，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刻苦研读，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目睹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和侨胞遭遇的痛苦，使他“痛心彻骨”。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认为，“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肯定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他说，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10]。显然，他在这里所说的中心力量，是指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摆脱出国时的苦闷，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经过两年多的国外考察，邹韬奋于1935年8月回国。《生活》周刊已于他出国的当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政府密令封闭。1934年生活书店创办《新生》周刊，继续宣传抗日，但在他回国前两个月《新生》也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捕下狱。他回上海的当天，从轮船码头直接驱车漕河泾监狱探望杜重远，两人互相鼓励，决心为抗日救国继续奋斗。

邹韬奋回国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入我国华北各省之时。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个号召的影响之下，他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重新擎起《生活》周刊的旗帜，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每期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运动发展情况及响应这一运动的文章，鼓励学生再接再厉，继续开展救亡运动。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邹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众生活》继承《生活》的传统，与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读者来信平均每天约一百封，发行量每期二十万份，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民党当局故伎重演，一方面限制《大众生活》发行，一方面对邹韬奋施加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书记长刘健群一起找他谈话。他们先是“好言相劝”，见他始终不肯就范，刘健群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11]不久杜月笙又出面约他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他婉言拒绝。于是，《大众生活》很快于1936年2月被勒令停刊，邹被迫再度流亡。

3月，邹韬奋出走香港。7月，他在那里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直至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12]。在此之前的6月，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的立场，日销两万份。他为了办报日夜辛苦，但仍然困难重重，不仅经费困难，印刷条件差，而且政治上很受限制。香港的新闻检查很严，连帝国主义这个词都不能用，只能写“××主义”。他不得已，《生活日报》只办了五十五天，于8月1日停刊。

不久，邹韬奋返回上海，积极筹备《生活日报》在上海复刊。国民党政府制造种种麻烦，他只得将《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一面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他与救国会的几个负责人，为支持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多方奔走，并组织了罢工后援会。

救国会的抗日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仍然遭到镇压。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时称“七君子”之狱。全国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次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13]，罗织成十大罪状，向七人提出公诉。6月开庭审讯时，邹韬奋等人宣称他们救国无罪，对审判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止，国民党政府7月31日被迫将七人释放出狱。

邹韬奋出狱后，立即着手筹办《抗战》三日刊，8月19日在上海创刊。它一再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策。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提出后，26日邹韬奋在《抗战》上发表时评《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盛赞这个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该刊还发表中共负责人所写的一些文章，报道八路军在敌后战斗的情况等。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到武汉，继续编《抗战》三日刊。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邹任主编。创刊号上发刊词《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说，这个刊物负有两个使命：“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的政治任务。”《全民抗战》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每期销三十万份。该刊还编印战地版，大量分送抗日部队，以激励士气。这时，邹韬奋已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7月6日至15日在汉口举行第一次大会时，他提了三个提案：一是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二是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三是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他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在讨论第二个提案时，据理力争，几经辩论后，他的提案勉强通过。但大会刚刚闭幕，国民党当局就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钳制抗日言论。

同年10月，邹韬奋到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由于他在参政会上大力进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更加遭到国民党的忌恨。《全民抗战》的送审稿件常常遭到故意留难，有的无故被“免登”，有的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他为了挽救“许多读者所急迫需要的好文章”，几次“走几十里山路”，跑到审查机关去“据理力争”[14]。尽管他有时被那些审稿者弄得十分生气，还是坚持将杂志办下去，不愿“自动撤退阵地”。

生活书店从“七七”事变后，大量出版了一些抗日救亡读物和马列主义书籍，并在重要城市建立了五十多个发行点。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益猖狂，生活书店也横遭摧残。1939年4月，西安分店被封，工作人员被捕。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开强迫邹韬奋将生活书店与他们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同时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被他严词拒绝。接着，生活书店各地的分店不断被封闭，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除重庆外，其他五十多个分店都被封闭。邹韬奋本人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2月25日化装潜离重庆，经衡阳、桂林到达香港。5月，他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周刊。《复刊词》中表示，要不惜一切牺牲，鼓吹宣传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措施，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不能默尔无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邹韬奋在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帮助下，于1942年1月9日离开香港到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已密令各地特务搜索他的行踪，“就地惩办”[15]。4月，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东江根据地，匿居广东梅县乡间。9月离开梅县，10月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他已患耳疾，发病时痛得坐卧不宁，但仍坚持参观访问、调查研究，还写文章，发表演说，赞扬抗日根据地的光明，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

1943年初，邹韬奋的耳疾日益严重，经诊断发现是癌症，乃秘密赴上海治疗。经过手术和放射治疗后，1944年2月病情稍轻，他坚持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一个多月写了六万字，因病情恶化不得已搁笔，未能完稿。6月1日他口述遗嘱，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追认为共产党员，将其骨灰移葬延安。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逝世并追认他入党。

邹韬奋一生著述极多，生前大都已编印成书。解放后编辑出版了《韬奋文集》，共三卷。

来俊臣

来俊臣(公元651—697年)，唐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性残忍，喜反复，不务正业。因告密受到武则天的重用，历任侍御史、左台御史中丞等职。所撰《罗织经》一篇，专教门徒如何罗织罪名，使被告无法自辩。又造刑具种种，专用于刑讯逼供。来俊臣前后屠杀一千余家，是武则天朝品质最劣、时间最长、民愤最大的酷吏，后因得罪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被杀。

〔正史〕

来俊臣，京兆万年人。父操，博徒也，与里人蔡本善。本负博数十万不能偿，操因纳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天资残忍，喜反覆，不事产。客和州为奸盗，捕送狱，狱中上变，刺史东平王续按讯无状，杖之百。天授中，续以罪诛，俊臣上书得召见，自陈前上琅邪王冲反状，为续所抑。武后以为谅，擢累侍御史，按诏狱，数称旨。后阴纵其惨，胁制群臣，前后夷千余族。生平有纤介，皆入于死。拜左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语。

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仁敬、康、卫遂忠等，阴啸不逞百辈，使飞语诬蔑公卿，上急变，每擿一事，千里同时辄发，契验不差，时号为“罗织”，牒左署曰：“请付来俊臣或侯思止推实必得。”后信之，诏于丽景门别置狱，敕俊臣等颛按事，百不一贷。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谓入者例皆尽也。俊臣与其属朱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俊臣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醯①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匽溺，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杀重囚乃宣诏。又作大枷，各为号：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后以铁为冒头，被枷者宛转地上，少选而绝。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惧，皆自诬服。

如意初，诬告大臣狄仁杰、任令晖、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卢献等下狱。俊臣颛以夷诛大臣为功，乃奏囚降制，一问而服者同首，法得减死。仁杰等已论死，待日而决，稍挺之，仁杰乃遣子持帛书称枉。后见愕然，责谓俊臣，对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视，遽假仁杰袱带立西厢，綝惧俊臣，东视唯唯去，莫敢闻。先是，宰相乐思晦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岁隶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凶惨，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条反状付之，无大小皆如诏。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杰六族皆免。又按大将军张虔勖、内侍范云仙，虔勖不堪枉，讼于大理徐有功，俊臣使卫士乱斫之，云仙自陈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胁息。

久之，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长寿中，还授殿中丞，坐赃贬同州参军事，暴纵自如，夺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为合宫尉，擢洛阳令，进司仆少卿，赐司农奴婢十人。以官户无面首，闻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罗有婢善歌舞，令其党告以谋反，而求其婢，诸蕃长数十人，割耳剺面讼冤②，仅得解。綦连耀等有异谋，吉顼以白俊臣，杀数十族。既欲擅发奸功，即中顼以法，顼大惧，求见后自直，乃免。俊臣诬司刑史樊戬，以谋反诛，其子诉阙下，有司无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刘如璇为流涕，俊臣奏与同恶，如璇自诉年老而涕，吏论以绞，后为宥死，流汉州。万岁通天中，上已，与其党集龙门，题缙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谋绳其恶，未发。卫遂忠虽无行，颇有辞辩，素与俊臣善。始王庆诜女适段简而美，俊臣娇诏强娶之。它日，会妻族，酒酣，遂忠诣之，阍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骂，俊臣耻妻见辱，已命驱而缚于廷，既乃释之，自此有隙，妻亦惭，自杀。简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风旨，简惧，以妾归之。

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己，乃有异图，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谋反，因得聘志。遂忠发其谋。初，俊臣屡掎摭诸武、太平公主、张昌宗等处咎，后不发。至是诸武怨，共证其罪。有诏斩于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庆，曰“今得背著床暝矣!”争抉目、擿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余，家属籍没。

方俊臣用事，托天官得选者二百余员，及败，有司自首，后责之，对曰：“臣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

《新唐书》卷二○九

〔注释〕

①醯(xi)：醋。匽(yan)：储污水的坑池。②“剺(li)”句：划开，划破。剺面：古代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割面流血，表示忠诚哀痛。

〔相关史料〕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长史。俊臣少诡谲无赖，反覆险诐①，残忍荒慝，举世无比。则天朝，罗告诸王贵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与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时于丽景门内置制狱，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例竟也。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十余辈，造告密罗织经数千言，皆有条贯支节张本，布置事状由绪，令其党告之。或投匦②以闻，则天多委俊臣按问。俊臣别造枷，号为突地吼，遭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又作枷有十，号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当讯囚，圈中下楔，其余名号数十，大略如此也。囚人无贵贱，必先列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故更竞劝为酷③矣。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名流俯，阅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袭。至于族灭，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否?”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五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同首例，得灭死，以助仁杰等，令承反。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灭死。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④，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杰曰：“若之何?”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杰曰：“皇天后土，遣秋仁杰行此事耶!”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徒日行刑，不复严防，得凭首者求笔砚，折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中，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赴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也。家人得衣中书，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⑤，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綝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令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綝视之。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俊臣复奏大将军张乾勖、大将军给使范云仙，于洛阳牧院，虔勖等不堪苦，自讼于国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乱刀斫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俊臣累坐赃，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寻授河南尉，累迁太仆卿，则天赐其奴俾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农赐，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酋长诣缺，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有议，长安尉吉顼知之，以语俊臣。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俊臣恃擅其功，复罗遘顼。顼得召见庭诉，仅而免。俊臣先逼取太原王庆诜女。俊臣素与河东卫遂忠有旧，忠名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辨，酒酣诣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骂辱之。俊臣耻其亲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⑥。俊臣将罗告武氏诸伪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忠发之，则天屡保持，而诸武及公主可惧，共毁之，乃弃之。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剐其肉，斯须而尽。则天觉悟，降敕曰：“来俊臣闾巷小人，轻险有素，以其颇申谪。当谓微效款诚。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拟倾危。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既族之，无问士庶男女，相庆于道路。咸曰：“自此后卧，乃背得着床。不尔，朝不谋夕矣。”

《太平广记》卷二六八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

《太平广记》卷二六七

唐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慝崇奸，构虚成实。坎土用血⑦，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⑧，乃江充之擅造也。

《太平广记》卷二八三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强盛酷虐，朝官受官，冤魂塞路。上林令侯敏偏能逢迎，殷勤趋事。妻董氏聪慧能文，有知人鉴，谏夫云：“君性柔佞貌不扬，且目下起晦纹，印堂悬针破⑨，急行善事，使晦纹明亮，悬针转脚，可免难获福。更有要言相劝，盖俊臣国贼也，恃势行奸，杀人取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势不久立，一朝事坏，奸党先遭戮辱，君可敬而远之。”敏稍退避，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远去莫生他念。”遂行。至州投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令?”不饬到任⑩。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戮及家口，敏以不得到任获全。后俊臣被诛，戮其党羽，无一得脱者，惟敏获免焉。盖董氏见善劝为，有过即谏，所谓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事，得非贤内助之力耶?”

《神相证验百条》下卷

〔注 释〕

①险诐(bi)：险恶邪僻。②投匦(gui)：将信件投在小箱里。③竞劝为酷：比赛以残酷刑罚为能事。④阶级：官阶品级。⑤承反：承认反叛。⑥构隙：产生矛盾。⑦坎土用血：挖坑埋血，一种咒人的巫术。⑧掘地埋桐：以桐木刻成憎恶之人埋于地下，巫术。⑨目下起晦纹，印堂悬针破：相面之术。意即眼皮下起倒霉的纹，太阳穴处的纹路破相。⑩不饬到任：不发到任当官的文书。

奥威尔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国小说家。1903年1月23日生于印度，父亲是印度英国殖民政府的一个小文职官员。他幼年返回英国，8岁时进入寄宿学校，1917年获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成绩优异，并在学校刊物上发表他的最初的文章。1921年伊顿公学毕业后去缅甸，在印度皇家警察驻缅部队中服役，由于认识到英帝国的统治违反缅甸人民的意愿，对警察生涯感到羞愧与内疚，遂于1927年离开缅甸回国，并辞去警察职务。后来，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小说《缅甸岁月》(1935)。奥威尔回英国后，为了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曾到伦敦东部和巴黎的贫民窟同工人、乞丐等生活在一起，与流浪者为伍，并根据这些亲身经验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这部小说基本上是自传性的。后来他又根据他访问苏格兰北部工业城镇时亲眼目睹的工人失业、饥寒交迫的情景，写了《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以记者身分去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并参加共和军的反法西斯战斗，咽喉受了重伤，后因对共产党镇压反对派不满，于1937年离开西班牙。翌年，他写了《向卡塔洛尼亚致敬》，记述了他在西班牙的那一段经历。从此，他的思想开始右倾，转而反对共产主义，鼓吹社会民主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威尔应征入伍，并曾先后在英国广播公司印度部和工党左翼《伦敦论坛报》工作。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幻灭，1944年他写了讽刺俄国革命的政治寓言小说《兽园》。这部小说以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历史为背景，带有明显的反斯大林性质。1945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欧洲报道战争结束情况，并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年》(写于1949年)，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的阴森恐怖景象。除了小说之外，奥威尔还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他的主要散文集有《鲸内集》(1940)、《狮子与独角兽》(1941)等。

杨格非

杨格非(John Griffith,1831年12月14日—1912年7月15日)是英国新教伦敦会传教士。首位深入中国华中地区的西方宣教士，故有“华中宣教之父”、“华中使徒”之称。在华宣教长达57年之久。

一、早年生活

杨格非（Griffith John）又译杨笃信、杨约翰，于1831年12月14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斯温西城（Swansea）一个公理会基督徒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公司的雇员。小格非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不幸的是，他出生后仅八个月，母亲就死于霍乱，后来由其敬虔爱主的姑母抚养长大。由于家境比较贫穷，杨格非12岁时就被迫辍学，到一家杂货铺里当童工，学徒五年之久。但他酷爱读书，利用闲暇时间博览群书，日积月累，他的知识程度超过那些在学读书的同龄人。所幸的是，他受到家庭和教会浓郁的属灵环境的熏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摇篮里就在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大约8岁时，我就已是一个对宗教信仰印象深刻的孩子了。”在教会里，在主日学老师的教导下，他不仅熟读圣经，而且训练出自己口才。他14岁时在一次祷告聚会中开始了第一次讲道，十六、七岁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传道人，在教会里定期讲道，人们亲切的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17岁时，杨格非辞职回家，准备自学功课，报考大学。这时他父亲又在另一场霍乱中丧生。他强忍悲痛，在亲友们的鼓励并资助下，于1850年9月考入了布雷肯学院（Brecon Congregational Memorial College）。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申请加入伦敦宣道会，并于1853年转入贝德福德神学院（Bedford Academy）接受神学装备，二年后被按立为牧师。1855年4月，杨格非与宣教士的女儿玛格丽特·格丽菲丝（Margaret Griffith）小姐结婚。婚后随即准备起身远赴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宣教，因为他的岳父就是该岛宣教先驱者，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正当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的宣教工场正急切的需要人，于是伦敦会就改派这对新婚夫妇去中国。

临行前，伦敦会差会代表和众亲友在伦敦为他们举行欢送宴会，虽然杨格非那时已24岁，但因他身材比较矮小，相貌稚嫩，以致闹出一个笑话。当他跟在同往中国的宣教士、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 后面走入会场时，一位门警竟把他当成一个前来凑热闹的小孩子，而把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杨格非遂向他说明自己就是那位即将被欢送去中国的宣教士，门警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如此，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让一个小孩子去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当然这位门警决想不到，就是这个“小孩子”，日后竟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

二、赴华宣教

1855年5月，杨格非带着新婚的妻子，和韦廉臣夫妇一起登上了远航中国的轮船，在海上颠簸了四个多月后，于9 月24 日抵达上海。漫长的航程使他们精疲力尽，初踏中国土地时，还感觉到脚下在晃动。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在中国的漫漫宣教之旅。

最初杨格非在上海学习中文，在当时的上海，聚集着一批优秀的西方宣教士，他们一面学习，一面等待机会。其中有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 Medhurst），他时常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的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这一句祷语给杨格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更加积极地寻求将来的方向。不久，杨格非即可以单独宣教，在上海五年期间，他四处巡回布道，到上海县、松江府和青浦县等地传福音，也从中体味到要叫中国人接受福音是何等之艰难。

三、访太平军

1857年，杨格非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进入太平天国的辖区考察；1860年6-8月，他和艾约瑟等五位宣教士前往苏州，先后拜会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与他们讨论基督教信仰问题，意在通过他们可以纠正天王洪秀全的谬误。同年11月，他偕同另外一位英国宣教士和两名广东人——其中之一是容闳——前往南京，主要目的是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宣教的权利。每次访问，他都受到太平天国领袖的友好接待，虽然他极力纠正拜上帝会在信仰上的错误，但却遭到洪秀全等人的拒绝。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准到太平天国辖区内居住和自由宣教。

四、华中宣教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门户更加开放，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随之来到。杨格非选择了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宣教工场，因而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西方宣教士。1861年6月21日，杨格非和威尔逊（Robert Willson）一起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汉口，眼望着两岸迤逦的风光和滔滔江水，他不禁发出赞叹与感恩：“这一条美丽和宏伟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抵达汉口后不久，他们即在沈家庙金庭公店的住所开始宣教工作。从走下轮船一脚踏上汉口土地那一刻算起，杨格非在这座城市整整住了51年，直到1912年离开中国返回故土英国为止，而那时他已经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了。

杨格非向来注重讲道，而且他自年少时就有讲道恩赐，能够深入浅出地将福音真理，生动地地宣讲出来，让民众容易接受。到中国几年后，他用中文讲道，其威力与魅力仍不减当年，无论老少妇孺，知识份子还是贩夫走卒，都能被他响亮的声音、活泼的手势和生动的内容所吸引。他初到汉口时，并没有固定的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宣教士”。1862年3月16日终得一位中国信徒受洗，此后渐有不少当地人归信基督。因此，亟需寻觅一个固定场所作为聚会之用，杨格非遂于1863年，在汉口夹街太平巷，创建了华中地区第一所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相继在蔡家巷兴建了“恩光堂”，在统一街兴建了“救恩堂”，并在花楼街购地建立起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事业中心，统筹华中一带的宣教事宜。 

在汉口打开局面后，杨格非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武昌当时是湖广总督所在地，是华中政治文化中心。杨格非清楚认识到武昌在今后华中宣教的地位。在他不懈努力下，几经波折，终于在1864 年7月，获准在武昌戈甲营购地兴建“崇真堂”，这是湖北省城的第一座教堂，标志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崇真堂”是一座平面十字形单层哥德式建筑，可容纳200人做礼拜。从1864年开堂迄今，已近150年。虽然经历多年的风雨剥蚀与人为摧残，该堂竟仍能屹立不倒，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崇真堂于2000年重新恢复使用，成为武汉基督徒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杨格非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起教会后，他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先后在孝感、天门、皂市以及黄陂等地建立教堂。他以旅行布道和街头布道的方法相结合，每到一地除了口传福音外，还大量散发福音小册子。当时的宣教士下乡布道经常会遭遇危险，1876 年的孝感之行，就是杨格非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次他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 一起接受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布道，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数以百计的民众一路尾随他们，对他们大声吼叫：“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 ”石头、土块像雨点般打在他们身上、头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逃命。但他们并不因遭受迫害而灰心，在回程中，马医生继续为人医病施药，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散发福音单张。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

五、深入川湘

然而杨格非并不以华中为满足，他也期望福音能尽快传入中国内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和湖南两省，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进入湖南和四川的新教宣教士。1868 年，杨格非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结伴进行一次壮游，他们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最后转由陕西汉中回到武汉，行程计八千余里，历时五个月，实地考察各地风土民情，作为日后宣教活动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惧怕，反而如此明志说：“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继四川之后，杨格非下一个宣教目标就是湖南。当时湖南民众以排外、反对基督教著称，西方宣教士很难在该省立足。杨格非以其坚强的毅力，从1879年就开始不断尝试打开湖南的福音之们。迨至1904年，在25年间，他先后前往湖南宣教11次之多，屡败屡试，毫不气馁，终看到湖南官员与民众对基督教的软化，以及对外国宣教士的态度之转变。从 “以粪便石块相待”，到用轿子恭迎，锦旗相送，可谓天壤之别。1901 年4月，他以欣喜、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句期待已久的话。据统计，杨格非在华50多年里，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在各地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仅在湖北就建立了100多个宣教站。看到福音在这些内地省份兴旺，无数灵魂得拯救，他十分欣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 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这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六、医疗教育

杨格非可称为全方位宣教的典范，除了直接宣教、建立教堂外，他还十分注重科教文卫工作。他于1866年在汉口创立的“仁济医院”，是华中最早的西医院之一，现已成为汉口协和医院。1899 年，杨格非在花楼总堂（今交通巷）旁边一个工厂旧址上，办起了汉口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神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校——博学书院（英文名为Griffith John College，即杨格非学院），现已成为武汉市第四中学。他还在长江流域创办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杨格非时代所创办的医院、学校等机构，在湖北省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七、翻译圣经

杨格非对于中国教会的另一主要贡献是写作与翻译。杨格非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1876年，杨格非在汉口创办了“华中圣教书会”出版社，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供外出宣教散发，以补外国宣教士运用汉语不便之弱点。圣教书会成立第二年，就散发出一万册福音书；六年之后，共散发35万册。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为该会印刷。到1903年，教会书刊的发行量，在华中各省达到220万册。杨格非不仅多年担任圣教书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多产作家，著有多种书册，据1884年圣教书会的报告，在其出版的50种新书中，有31种是杨格非亲自撰写的。此外，他还著有《对中国的期望》（1872）、《中国的呼声》（1907年）等书。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血的事工，他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只适合知识阶层阅读，而一般从未受过教育的贩夫走卒，就会一窍不通；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这无形中就将大部份人摈弃于福音大门之外。有见及此，杨格非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因此他特别花费很多时间，在中国助手协助下，竭尽心力，以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将圣经重新翻译。1885 年他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称之为“浅文理译本”。由于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如此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纪之详明。”此精湛之语，可谓字字珠玑！后来杨格非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905 年，杨格非再推出旧约浅文理译本，但该译本只翻译到《雅歌》为止。 

1899年，杨格非被选为英格兰威尔士公理会全国协会主席，但他拒绝回国担任这一显赫之职，而甘愿继续留在汉口，住在他所热爱的中国人中间。同年，一方面出于对他在中国宣教贡献的表彰，另一方面也肯定其圣经翻译方面的卓越成就，爱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八、禁销鸦片

杨格非于19世纪中叶抵达中国之际，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除割让香港，赔偿巨额军费外，还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英国商人仍旧继续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谋取暴利，而受害最惨烈者乃中国百姓，他们被鸦片荼毒，终日生活在烟榻上，了无生气，健康日见低落，体质更趋羸弱，被讥为“东亚病夫”。西方传教士始终反对这害人匪浅的鸦片贸易，认为这是英国极不光彩的劣迹。杨格非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一心为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奔走呼号，并于1882年 写出《关于鸦片贸易的简明问答》一书，抨击鸦片贸易的罪恶。他也多次撰文，苦劝中国人说，吸食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应拒之千里之外，切勿接触为上。另一方面，他又多次透过媒体，义正辞严地向英国政府上书，苦谏停止将鸦片输往中国。因为这种贸易，会造成中国人对宣教士和福音产生强烈偏见，让他们无法了解何以同属英国人，既传扬救赎的福音，又带来具有毁灭性的毒品！杨格非发动在华英国宣教士，利用他们和国内教会通信的机会，向各自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虐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并请求会众为禁止鸦片之事切切祷告。虽然杨格非的谏言，未能立时遏止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但他维护中国人权益的勇敢言行，令人敬佩，也为后来禁销鸦片之成功奠定了基础。

九、献身中国

由于杨格非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时间最长，而且其对教会的影响也最大，故被称为“华中的使徒” 。他在中国五十多年，期间只回过英国三次，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现严重问题，才不得不回国。1870年7月，也就是杨格非到中国宣教15年后，第一次携家眷回英国。逗留期间，他四处演讲，报告中国宣教情况，鼓励信徒支持或献身宣教。1873年再次启程来华，途经新加坡时，妻子玛格丽特却意外染病去世，杨格非强忍悲痛回到汉口。1874年，杨格非再度结婚，娶了一位美国女宣教士为妻。他们一起在华中宣教、生活了11年之久，这第二位妻子也于1885年因病突然与世长辞。杨格非的两个儿子回英国读书，后来都在美国就业，父子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竟然间隔二十五年才得相见。他为中国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与牺牲，但在1905年教会为纪念他来华宣教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感恩聚会上，这位“华中使徒”仍充满深情地说：“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全部献给中国。”

1905年，75岁高龄的杨格非在一次讲道中突然中风，此后便瘫痪在床。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家人出于安全考虑，决定由其女婿施伯珩（Spatham）等人护送回英国。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他们乘英轮离开汉口，从此告别中国，于1912年1月返抵英国。不久住进养老院，直到1912年7 月26 日离世，享年81岁。

但杨格非在华中的宣教伟业并未因斗转星移而消逝。在1931年12月杨格非的百岁诞辰日，汉口教会信徒们怀着崇敬之情，动工兴建一座礼拜堂，落成后命名为“格非堂”，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该堂的铭文道及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等等。令人唏嘘的是，在1951年一片反帝声中，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将“格非堂”改名为“荣光堂”，以示“和帝国主义割断关系”。今日立于汉口黄石路上的“荣光堂”即为此堂。 

1963 年，在杨格非离世五十多年之后，他的故乡斯温西城也特别开辟出一个花园来纪念这位宣教伟人，故乡人皆以他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