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公元334-416年)，东晋名僧，佛教理论家。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原平崞阳镇东)人。出身仕宦之家。少随其舅游学洛阳等地。“博综《六经》，尤善《庄》、《老》”。21岁时与其弟慧持同往太行恒山听道安讲《般若经》，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遂与弟同出家为僧。24岁开始讲经。“引《庄子》义为连类”，收效很好。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别道安南下。至庐山，定居东林寺传法。弟子甚众，渐成庐山僧团。慧远著述大都佚散。今存主要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及《大智论钞序》等，收载在《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清严可均辑《全晋文》有《慧远集》二卷。慧远从“本无”说出发，认为佛教之最高境界就是永恒不变的法性，人如果得到和把握不变的法性，即可“冥神绝境”，达到涅槃。在形神关系上，主张形尽神不灭。认为神具有周遍感应一切的能力，而它本身却是绝对不变的永恒存在。借薪火喻形神，认为“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薪有尽而火不熄，形有朽而神不灭。在神不灭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因果报应论做了改造。认为在作业者之外不存在主持报应的主宰者，报应完全是作业者自作自受。“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应，故谓之自然”。并提出“三报”说对原有的报应论进行补充。慧远还致力于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认为佛法与名教“出处虽异，终期则同”。把儒家的许多思想纳入佛教教义之中，对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1)法性无性论 慧远早年从师道安。道安属“本无宗”，认为“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强调“空”、“无”为万有的本体。慧元直接继承道安的“本无”学说，认为“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佛教所谓“法性”是与“真如”、“涅槃”等概念属同等性质，主要是指现象背后的本质、本体等。“法性无性”是说，佛教所说的世界本体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其中包括人在内，都因缘合和而成，体性本无所有，故其本性是“空”的或是“虚假”不实的，以此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佛教的最高境界即是永恒不变的法性。“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人若能做到体极，即可断绝一切情欲，超出生死轮回。这叫“反本求宗”。“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人的精神与万物冥合，从而超越外境对人的束缚，就可达到涅槃(旧译泥洹)的境界。由此可知，慧远的“法性无性论”，实际上也就是要人们从根本上觉悟到现实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不要以情累其生，以生累其情，从而“冥神绝境”，达到“涅槃”。

(2)因缘致报论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因果报应说，如《尚书·汤诰》讲“天道福善祸淫”。《尚书·伊训》讲“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但中国传统文化把报应的主宰归于“天”，并认为报应会牵及子孙，而并不是全在自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样便产生了戴逵所有的疑问：为什么会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罗备婴;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得富贵，子孙繁炽”之事。慧远以神不灭论为基础，对因果报应论作了新的解释。他首先把报应主宰归于作业者的心，并把受报主体限于作业者自身。“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在“我”之外没有一个赏罚的主宰者，报应完全是与自己的业行相应，所以是自感自应、自作自受。“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其次慧远用“三报”说对现实中报应舛行的现象作了解释。他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所谓“现报”，是说善恶始于此身，即今生今世此身受报。所谓“生报”，是指来生受报;所谓“后报”，是指“要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是由于“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受报先后虽然不同，但都要“以所遇而为对”。这样，慧远便把未能相一致的报应推向遥远的过去和将来，因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论，更有利于统治者的说教。

(3)形尽神不灭论 形神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汉代，桓谭、王充已提出形尽神灭的形神观。但由于他们仍然把“神”看作某种特殊的物质，所以未能正确地解决形神关系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形神关系问题的讨论仍然是理论界的重点之一。孙盛曾有“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的命题，但总体上并未超出汉代的理论水平。慧远从维护佛教教义的立场，提出形尽神不灭的理论。慧远说：“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即认为神具有周遍感应一切的能力，而它本身却是绝对不变的永恒存在，能“物化而不灭”，“数尽而不穷”。这就叫“圆应无生”。汉代桓谭曾以烛火之喻来说明形尽神灭。慧远则是借薪火之喻来说明神不灭。“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不同的薪可传同一的火，不同的形可传同一的神，火借薪传而不熄，神假形递而不灭。桓谭的烛火之喻被慧远用来说明形尽神不灭，也可看出汉代唯物主义的形神理论并不能真正驳倒神不灭论。对于神不灭论真正有力的批判，是南朝梁时范缜提出的“形质神用”的理论。

(4)佛法与圣教同归 儒家讲忠孝，是入世哲学，佛教主张出世，二者本不相容，而慧远为了使佛教能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除了引庄，老之义以解释佛教经典外，还极力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在慧远看来，“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佛教和儒家都是要让人们体悟最根本的道理，区别在于儒家是从名教方面体悟，佛家是从道法方面体悟。慧远认为，儒家所讲的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在佛经中都可见到。所以“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至于出家，表面看好像与礼教相悖，而实际上却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给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这样，慧远就在肯定佛法为“独绝之教，不变之宗”的基础上，调和了儒佛之间的矛盾。这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