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莱

乔莱
  • 姓名:乔莱
  • 别名:字子静,号石林
  • 性别: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宝应(今属江苏)人
  • 出生日期:1642年
  • 逝世日期:1694年
  • 民族族群:

乔莱(公元1642年-1694年),清代诗文作家。字子静,号石林。宝应(今属江苏)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授内阁中书。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主持广西乡试。后官至侍读。 二十六年罢官归。三十三年应召入京,随即去世。他的诗歌多山川纪记、凭临吊古之作,诗中往往涉及现实,如《过高邮》描写水灾带给人民的痛苦:“舴艋妇子巢,场圃鱼龙舍。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确山道中诗》揭示“承平四十年,而千村万落尚付蒿莱”的原因:“户少徭益繁,民贫吏如虎。”都表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其诗风格“奇秀峭拔”(王士禛《使粤集序》),善于摹景状物,如《下滩》刻画湘江流急滩险;《赐观烟火歌》描摹烟火奇丽景观:无不绘声绘色,生动逼真。他也能文,文章多论及时务,最著名的是驳斥河臣主张置闸筑堤束水注海以治水患的疏文。著有《直庐集》、《使粤集》、《归田集》各1卷。晚年潜心研究经学,尤其是《易经》,著有《易俟》20卷。

乔莱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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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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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清褚华著。约成于嘉庆年间。诸华,字秋萼(一作“岳”),号文州。上海人。是棉花种植的专著。前部分列引前人关于木棉的记述,并逐一加以考证。主要篇幅讲述棉花栽种技艺,其次叙述采花、轨花、弹花、纺纱、织染以及用具,其他如贸易等也有说明和记述。本书翔实地记载了乾嘉时期上海地区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生产和纺织业技术的发展水平,集录并考证了前人关于棉花生产的起源和发展的史料,对研究上海地区的经济史、纺织技术史以及中国棉花生产发展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对纺织技术家黄道婆有如下记载:“黄道婆,本邑人,流落崖州(今海南崖县)海峤间。元元贞(1295~1296)中,携纺织具归,传其法于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人,人皆大获其利。婆死,立祠祀之。明张之象复塑其像于宁国寺。今城中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亦立庙祀之。邑之女红,岁时群往拜礼,呼之曰:‘黄娘娘’。旧传黄道婆能于被褥带帨上,作折技团凤棋局花文。邑人化而为象眼,为绫文,为云朵,为膝襕胸背。明成化(1465~1487)间流闻禁庭,遂织造龙凤斗牛麒麟袍服,而染大红、直紫、赭黄等色。工作胥隶,并缘为奸,一疋有费至白金百两者。弘治改元(1488),首罢之,此种遂绝。”书中还有“闽奥人于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

钱谱

钱谱

中国古代研究钱币的著作。历代用《钱谱》为书名的甚多,较早的是南朝萧梁时的《顾烜钱谱》。宋代洪遵(公元1120年~1174年)推重此书,谓古代钱币“类多湮没无传。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源,大小重轻之度,皆有论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唐代封演《续钱谱》一卷即是指续《顾烜钱谱》;北宋董卣的《续钱谱》10卷和李孝美的《历代钱谱》10卷;明朝陆深的《钱谱》等,都已失传。今尚存明永乐洪熙年间董遹《钱谱》1卷,其辑录元以前的历代钱钞200余种,但内容简略,且有错误。清朝江德量著《钱谱》24卷,有图有说,惜未镌刊问世。

水性杨花·闺中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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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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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课钟已经敲过半个钟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没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请了病假,别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
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壶老白酒,右手挟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他的老鼠似的眼睛只略略地朝三个教室看了一看,也没有做声,便一直走到办公室里底那个固定的位置上坐着。

后村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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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刘克庄(号后村居士)撰。该书是撰者六十岁至八十二岁的二十余年间陆续写成的。据书后跋语说:“前、后集各二卷,六十岁至七十岁间所作。续集四卷,乃公告老归后所作,时近八十。新集凡六卷,专采唐诗之新警者。咸淳戊辰(1268)五月夏间也,时年已八十二矣。”其中新集六卷是刘克庄晚年失明以后背诵唐诗的记录,极少评语。前、后、续集,则以评诗为主兼及记事。有中华书局83年点校本。此书凡4集14卷,前、后、续三集统论汉魏唐宋诗人,以唐宋诗为多。新集则详论唐诗,皆“采摘精华,品题优劣”(《四库提要》),对唐诗中大量的名篇佳句、诗人的品格进行了品评。后村论诗不主一家,不拘一格,无门户之见。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极力称赞此书“网罗众作,见取材之博,评衡惬当,见学力之精”

春秋简书刊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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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清毛奇龄撰。此书是清人校勘《春秋》经文取得成绩之第一部。毛氏认为,《春秋》经书是依据鲁史简书修成,而《左传》则是依据各国史记之策书而作。《公羊》、《穀梁》“两家杜撰,目不见策书,徒以意解经,故经多误字,而《公羊》且复以里音市语谰謱其间,其所存圣经已非旧矣”。故其书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羊》、《穀梁》之异文,辨正其谬。其书舍《左传》之经文而从《公羊》者,只有襄公十二年“卫侯出奔齐”一条。毛氏认为,《公羊》、《穀梁》是口耳相传,未见策书,而口耳相传必然会产生“声转之误”,此为毛氏考证的基点之一。如隐公元年《经》“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穀》“蔑”俱作“昧”;隐公四年《经》“卫州吁弑其君完”,《穀》“州”作“祝”,毛氏皆认为是声转之误。他如考定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襄五年救陈,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之类,皆有根据。至于经书“冬,宋人取长葛”,《左传》却作秋,毛氏但知经传不符,不知《左传》记宋事用商正,商正之秋正当周正之冬;庄公六年《经》“齐人来归卫俘”,而王传皆作“宝”,毛氏引《尚书》序“俘厥宝玉”,认为囚人曰俘,而取宝亦曰俘,不知宝古文作,经文之俘,乃隶定时之讹,三传不误而经文误,如此之类,不免白璧之瑕。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