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生于1886年1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他的祖父和父亲在上海经营钱庄,乡间有几百亩良田,家境富裕。他六岁入塾,十岁到绍兴进中西学堂。时蔡元培任该校监督,故二人有师生之谊。

1899年,蒋梦麟全家迁居上海,他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学习英语。1900年全家迁回余姚。次年他到杭州,先入一所教会学校,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1903年曾回绍兴参加院试,考取秀才。1904年暑假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为去美国上大学做准备”。1908年春,他考公费留美落选,暑假后自费到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先入旧金山加州大学农学院,半年后转入该校社会科学学院,以学教育为主,旁及历史与哲学。这时,同盟会在旧金山办有《大同日报》,刘成禺任该报主笔。他约蒋梦麟为该报工作。二人轮流撰写社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10年2月孙中山抵旧金山,蒋曾随刘前往谒见。

1912年夏,蒋梦麟在加州大学毕业,获教育学士学位。不久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教育,是杜威的学生。1917年6月,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次年6月辞职,旋帮助孙中山校订《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的英文原稿,搜集资料,核对数据等。这时他还是江苏省教育会理事。

1919年初,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五个单位共同组成“新教育共进社”,目的是直接输入东西洋学术。该社出版《新教育》月刊,蒋梦麟任主编。该刊论述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评介欧美(主要是美国)教育思想和制度,翻译欧美教育家的著作,报道欧美各国教育情况,不遗余力。还辟有“亚东问题”,“世界知识”、“世界大事”、“世界新知”专栏,议论国内外政治问题。同年4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是杜威专号,系统介绍了杜威的教育思想。蒋梦麟写《杜威之伦理学》一文,介绍杜威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新教育》行销全国,每期达一万份。蒋任主编直至1921年11月。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蒋梦麟开始是支持的。他参加过6月16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但要求学生服从学校领导。不久他写了《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将五四运动比作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说:“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采取镇压态度,于5月10日离京赴杭州,北大学生不断南下挽留。7月中旬,蔡委托三十三岁的蒋梦麟代表他到北京大学代理校务。23日,他在北大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讲演,说“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不是根本办法。又说青年若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只有研究学术,提高文化,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他代理校务后,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北大原有的秩序,力图把学生拉到“一心尽瘁学术”上面来。9月,蔡元培回北大主持校务后,蒋任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五四”一周年纪念时,蒋梦麟与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诱导学生脱离政治运动,说:“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效的学生运动”。9月在北大开学式上,蒋引胡适的话指责学生,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他要青年“此后,总要立定志向,切实读书”。

这年10月,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再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12月,北大二十二周年校庆时,蒋发表演说,提出北大师生今后努力的三个方向:第一是要研究西学;第二是要整理国故;第三是要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腐败不堪,学校连经费都难以为继,他提出的三个努力方向,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幹,愤而辞职,蒋梦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北京八所国立大专学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学校经费九个月,成立索薪团,集体向政府索薪,遭军警武力压制,乃决议罢课对抗。蒋梦麟不同意罢课,北大在他主持下,仍勉强维持上课;他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说知识的本职是发展学术、科学、思想,仍然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大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不可遏止。蒋梦麟为了“维持北京大学生命不使中断”的原则,反对学生罢课,因而不断遭到学生反对。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蒋当时是北京八所国立大专学校校长联合会主席,他谴责“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支持各校师生的爱国行动,因而为段祺瑞政府和军阀所怀恨。4月26日《京报》主编邵飘萍被奉军逮捕杀害。当晚蒋得悉他已被列入黑名单,立即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在那里待了六个月,后来找到机会逃离北京,先到上海,随即转往杭州暂住。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方面试行大学区制,任命蒋梦麟为第三中山大学(不久改为浙江大学)校长,主持浙江大学区,兼管浙江省教育行政事宜。次年10月,他继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旋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

蒋梦麟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心对因战乱遭到很大破坏的教育事业进行整顿。在他主持下,教育部设立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研究并提出了改进教育方案,还公布了《大学课程标准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章程》,成立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等。1930年11月,蒋辞教育部长职。据他自己说,“因为关于教育方针的问题与政界元老意见不一致,被迫辞职”。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1931年1月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北大因为经费困难,以致师资不足,图书缺乏,设备陈旧,学术水平不高。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当时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都在北大任教,他们很支持蒋梦麟。经多方努力,北大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100万元,很快设立了研究院,并增加设备,购置图书,后来又兴建了图书馆、地质馆和学生宿舍等。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日益恶化。蒋梦麟渴望有个和平的环境建设北大,不愿中日冲突扩大。1933年3月,长城抗战紧急。4月19日,蒋梦麟与胡适、丁文江一起会见何应钦,密商对日妥协问题,议定由蒋往见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W. Lampson),请其斡旋中日停战。蒋曾多次与蓝浦生会见。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梦麟极力拉拢和威胁,蒋均未为所动。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蒋梦麟领衔发表了一个反对分裂中国领土的宣言。不久,他听说日本人已将他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被逮捕,但没有避走。29日,日本宪兵径至北京大学邀蒋到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蒋即前往。日本武官质问蒋为何反对“华北自治潮流”?为何纵容学生进行大规模反日宣传?他进行了辩解,该武官乃要他当晚赴大连,亲向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解释。蒋梦麟不愿去。他说:“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如果全世界,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就要成为笑柄了。”日本武官通过电话请示后,放他回家。不久,日本使馆又向北平当局提出,因蒋梦麟煽动学生抗日,要他们强迫蒋离开北平。北平当局劝蒋离北平,他没有同意,继续主持北大校务。

1937年7月初,蒋梦麟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平津沦陷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临时大学,迁往长沙;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与梅贻琦、张伯苓同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1941年7月,蒋梦麟兼任红十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往贵阳、桂林、衡阳等地视察红十字会及壮丁收容所的工作。他看到大批壮丁遭虐待而死亡的种种情况,上书蒋介石揭发说:“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二十。”

1945年6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长后,蒋梦麟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3月,宋子文辞职,他亦随之离去。不久,任国民政府委员及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处理联合国援助中国抗战后期所剩下来的款项和物资。1948年7月,蒋介石任他为中美共同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10月农复会迁台湾。蒋梦麟到台湾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1964年6月18日,蒋梦麟因病在台湾去世。

蒋梦麟著有《西潮》(英文版)和《新潮》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