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

杨树达（1885年6月1日-1956年2月14日），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生于1885年6月1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其父杨孝秩为人好学，喜读史籍，于科举不甚在意，屡试不中，后为塾师。杨树达六岁从父学。稍长，其父授以《尔雅》、《资治通鉴》、《汉书》、《史通》等书。他尤好《汉书》，每读一篇，不忍释手。十三岁入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经今文学。次年春，因病辍学。十五岁遵父命从叶德辉受业。十六岁，转入求实书院，学经史、算学、英文等课。此后读书颇勤，开始治《易经》，拟仿阮元《诗书古训》体例，撰《周易古义》。二十岁，应院试，成绩优异，被选入经堂肄业。次年即1905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学日语。1908年入正则学校学英语。次年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清廷官费停止，杨树达辍学回国。时湖南成立军政府，求实同学陈润霖长教育司，被约往工作，旋任图书科科长。此外还在楚怡工业学校兼任英文教员。1913年，应聘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讲授国文法，开始研究语法，阅读《马氏文通》，发现书中有许多错误，有意弥补其不足。1916年转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在此任教四年，环境安定，有著述之志。1918年，辑《老子古义》，以五十日而成，继而治《盐铁论》，后因故中辍。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湖南。杨参加了教育界陈润霖、朱剑凡等人发起的“健学会”，响应北京大学教授提出的各项号召。当时湖南在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下，不但爱国运动受到禁止，教育事业也大受摧残。12月2日，长沙学界为了声援“闽案”，遭到张敬尧派兵镇压，激起公愤，爆发了“驱张运动”。12月8日，杨被推为教育界代表之一，与毛泽东、罗教铎等进京请愿。次年6月，张敬尧被迫下台，他才离京返湘。

1920年，北洋军阀内部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失败，直系掌权，改组内阁，湖南范源濂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范与杨是时务学堂的同学。杨得此消息后，便北上谋事。通过熊崇熙、黎锦熙等人的介绍，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编纂字典。旋往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日语课。次年，由钱玄同介绍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国文法。当时所编的讲义，即为后来出版的《高等国文法》之底稿。1922年5月，他与吴承仕、程炎震、洪泽丞、邵瑞彩、孙人和等合组“思辨社”，每两周集会一次，研讨国学。后来入社的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等人。12月兼任教育部编审员，审查教科书。1923年7月，“高师”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濂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原国文系主任章嵚辞职，范请杨树达继任，而他以学力不胜而坚辞，改为代理主任。其时学校经费经常无着，范想整顿学校的愿望不能实现，愤军阀之混战，于1924年9月辞职离校。为此，杨与师大同人到国务院请愿，并赶到天津去挽留，后因范辞意坚决而作罢。次年《汉书补注补正》出版。是书纠正王先谦《汉书补注》六百余事，为杨代表作之一。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由于梁启超的推荐，杨于次年9月入该校国文系任教。1928年《老子古义》出版。后二年《周易古义》也相继问世。这两部书为杨早年之作，稿成至出版已快三十个年头了。

1929年，《词诠》出版。是书依《经传释词》体例编辑而成。他将以往各家之说，经过自己裁决举证而为一家之言，至今仍不失为学习古汉语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1930年，日本人用庚子赔款接待中国学者访日。6月杨与张贻惠、陈映璜、曾中鲁等人应邀赴日，先后到大阪、东京、京都等地参观了各大学及其图书馆，看到了许多中国珍贵文物和善本书籍，并会晤了当地的学者。参观东京文理科大学时，该校诸桥教授对杨著《周易古义》与《老子古义》二书颇为赞扬，并称他讲授《老子》，即以此书为教材。杨于7月下旬返国。

同年杨著《高等国文法》出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很快以它为教本。书中举例丰富，不落空谈，为当时国文法中之杰出者，被选入大学丛书之列。次年，《马氏文通刊误》出版，此书是作者1919年前后所发表的许多评论文章，因《高等国文法》付印，限于教科书的体例，未尽其意，故重新整理而成。书中驳马氏之失，约举十端：即不明理论而强以外国文法律中文、误读古书，等等。持论有根有据，受到时人的好评。至此，杨氏文法之书——《高等国文法》、《词诠》、《马氏文通刊误》出齐，研究文法学他认为可告一段落，于是开始治文字之学。

杨在清华讲授《汉书》，经常考查汉制风俗，涉猎汉碑，久之对此学产生浓厚兴趣，且颇有心得。当时他编的《汉俗史讲义》及汉碑考证等，陈寅恪看后极加称许，故而约他到历史系兼课。从此他在清华便成为文史两系的教授。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局动乱。3月，章太炎及黄侃避难来京，经吴承仕介绍，杨往晤章、黄。黄称誉《词诠》不失为雅言之作。章谓湖南前辈于小学多粗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次年《中国修辞学》出版。此书为杨在清华教授之一科，积数年教学经验而成，特点是从中国古代语言实际出发，不以欧美体例为限，而有民族形式之美。1953年，徐特立与他见面时，称赞此书有辩证法之见解。

1934年8月，杨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读商承祚君殷契佚存》一文，其后，兼治金石甲骨，二十一年如一日，被誉为此学科中最为努力勤奋之一人。同年在清华讲授文字学，并出版了《古声韵讨论集》。

1936年5月，杨将近年来研究文字学的成果集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一书，付商务印书馆出版，竟遭拒绝。后经胡适说项，方允付梓。翌年2月，《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出版，书中对古代文字的解释，新意颇多，在学术界轰动一时。是年5月，其父病重，返乡省亲。不久全面抗日战争开始，8月，他应湖南大学之聘，从此全家定居湖南。次年，清华迁到云南，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曾函邀杨返校，他以家室拖累，路途遥远而辞。10月广州失守，武汉危急，他携眷随湖南大学迁往湘西。

1939年，撰《温故知新说》，略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妄。夫新与故为学问之两端，妄与庸为治学之两病。他认为治学当求其新，然要有其来源，切忌空谈。这反映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是极谨严的。

湖南大学自迁到辰溪后，敌机常来轰炸，师生们仍不得安宁。杨愤于国难，而开设“春秋大义”这门课，以此来鼓励青年学生，发扬民族传统，进行抗日斗争。他说：自恨不能执戈卫国，乃述圣文，诏示后进，恶倭寇明素志也。后来出版的《春秋大义述》，即此讲义之续成者。

1940年，在湖南大学的支持下，他与曾运乾、黄子通编印了《文哲丛刊》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读孙海波甲骨文编记》。此为他一度间断后再治甲骨文之始。1942年4月，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著作名单公布，《春秋大义述》获二等奖，得奖金五千元。继而他被选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他作寄怀一首谓：“平生百事不关情，身似蟫鱼老伴经。只有青山来好梦，可怜白发换浮名。惊心骨肉稀人在，放眼河山有泪倾。喜道孙通逃虎口，乱来玄鬓几星星?”诗中记述了当时的思想和生活概况，同时对畏友陈寅恪由香港脱险回到抗战后方表示喜悦之情。1944年《春秋大义述》由商务出版，他感到格外高兴，谓鼙鼓声中有著述问世，已是幸事，不能以平时论。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10月，他一家随校迁回长沙岳麓山本校，想集中精力多做一些学问。此后钻研金石甲骨，并写了《说文读若探源》一文，阐明许慎著书之由来。既而开始撰写《声训学》。他认为：柬声及简声之字，皆含有去恶存善之义，如㶕、湅、煉、鍊、练、漱、谏等字，如是理解，便可怡然理顺。他批评章太炎《文始》一书，不立柬为纲者，是有意避免义从声类之得也。他说学问之事，不可不正心诚意。

1947年8月，他得知沈兼士在北平逝世消息后，甚为悲痛。他说国人对于文字学，多逃难就易，治韵学，而兼士独治义诂。然而，治义诂者海内止余与兼士二人，今彼死，余益孤特寡俦也。故挽之曰：“治学耻逃难，独精义诂;著书方在道，遽哭先生。”同年，他被评为中研院院士，获得教育部古文字研究的二等奖。

1948年9月，应中研院之请，他到南京出席院士会及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会后出席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茶话会，与所内同人夏鼐、丁声树等相见，并应傅斯年所长之请在会上演讲，题为《诗经》——“东方之日”与“天作”二篇。10月返湘，旋应中山大学之邀，到广州作短期讲学。在此他拜访了陈寅恪、商衍鎏、钱穆等学人，并互赠著述，讨论学术心得。游览了当地名胜古迹，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凭吊，抚今思昔，谓今国民党人秉政，权利唯恐或后，死者有知，能无痛哭。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广州一片混乱，学校已无法上课。5月他返回湖南。是时友人邹谦由台湾来函，邀他到台任教，杨未允。同年8月，他与伍薏农、潘硌基代表湖南大学教授会去见陈明仁，要求和平起义。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杨深受鼓舞，谓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余之幸也，遂应报社之约稿，撰《实事求是》一文纪念政协之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任教，继续研究语言文字学。相继出版的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文史馆馆长。1956年2月14日逝世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