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

向警予（1895年9月4日-1928年5月1日），女，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原名俊贤,化名易夏氏,笔名振宇。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转入周南女校,结识蔡畅、蔡和森、毛泽东。1916年毕业,回家乡任溆浦县立女校校长。1918年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带领学生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10月发起成立“周南女学留法勤工俭学会”。是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倡人。12月,和蔡畅、蔡和森从上海起程赴法。1920年2月进入蒙达尼女子中学读书,研究马克思主义,探求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有关妇女的解放问题。1920年5月与蔡和森结婚。7月参加留法新民学会会员的蒙达尼会议,支持蔡和森关于进行俄式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1921年,先后参加留法学生的“二、二八”请愿斗争、为争取女子读书权利而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的活动以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向法国大借款的斗争、要求开放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等等。当蔡和森等人被法国警察武装押送回国后,向警予也在1922年年初回到上海。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从事妇女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发表大量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3月回国,在武汉市总工会、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向警予不顾个人安危,留在中共湖北省委主编地下刊物《长江》。八七会议以后,她在武汉会见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等三位同志,代表湖北省委传达了秋收暴动的计划,否定原夏曦要他们丢掉队伍只身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意见,使这支部队成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4月12日被引渡到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倍受酷刑,坚贞不屈,5月1日在汉口英勇就义。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coisPierreGuillaume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法国国务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

基佐出生于尼姆一个新教徒家庭。其父是当地的一名律师,1794年4月被作为联邦分子送上了断头台。后来,基佐随母亲流亡瑞士,在那里接受加尔文教影响下的古典教育,形成了把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加尔文教严峻的伦理学揉合在一起的哲学观点,养成勤勉、严肃而又执拗的性格特征。据说,在他18岁离开瑞士时,已经能够阅读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意文和英文著作。

1805年,基佐去巴黎,以家庭教师身份住在前瑞士驻法公使斯塔普费尔家中。原来想研究法律,但不久即转向文学批评和历史著述。一些巴黎的新教徒使他有机会出入于文学沙龙,得以同拿破仑帝国的反对派发生交往。他的处女作发表在《记者报》上,通过该刊结识了比他大14岁的波利娜·德·默朗小姐(1773—1827)。此后两人经常合作写稿,并于1812年结婚。1827年波利娜去世后,基佐同她的侄女埃利莎·狄龙结婚。

基佐在1812年评注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引起社会注意。经教育大臣丰塔内介绍,他受聘为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任教期间,基佐没有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但同哲学教授、温和保守派领袖鲁瓦耶-科拉尔过往甚密,抨击拿破仑专制统治,赞成波旁王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814年4月,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经科拉尔推荐,基佐就任内政部秘书长,受到路易十八的器重,参与了1814年宪章的起草工作。拿破仑百日政变时,路易十八逃亡根特。基佐曾前往谒见,劝说国王公开采取自由主义政策,以保持君主政体的生存。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基佐曾短期出任司法部秘书长(1815—1816)和内政部督察(1819—1820),两次都在极端保皇派的压力下被免职。

复辟王朝时,基佐同科拉尔一起领导着“空论派”集团。这是一个半保守主义和半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既反对人民的最高主权,也反对君权神授说,主张“中庸”之道。1816年,基佐发表了《论代议制政府和法国的现状》,提出了建立英国式代议制政体的纲领。他认为,国王和议会两院决不是三个相等的权力机构,而是单一和最高的政权的组成部分;各部部长没有任何个人独立的权力;议会的多数既不能建立政府,也不能推翻政府。

1820年2月,王位继承人贝里公爵被刺。极端保皇派气焰嚣张,推翻了温和的德卡兹内阁。不久之后,基佐亦被解职,重返巴黎大学讲课。由于他的讲学和发表的政论文章不合当局口味,1822年被开除教职,直到1828年才得以重返讲坛。此一时期基佐著述甚多,所写的历史著作有:《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和沿草》(1820—1822)、《从查理一世到查理二世的英国革命史》(1826—1827)、《欧洲文明史》(1828)、《法国文明史》(1829—1832)。在这些著作中,基佐严厉地抨击贵族特权的捍卫者,赞扬代议制度,热情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它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历史。

1830年1月,基佐作为利济厄地区的代表选入议会(从此以后,在他政治活动时期一直是众议员)。他立即投入反对极端保皇派波利尼亚克内阁的斗争。3月,参加签署了《221人宣言》,要求查理十世把波利尼亚克内阁免职。结果,国王解散了议会。6月,基佐再度当选众议员。7月,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7月27日,即革命高潮时,基佐应友人卡西米尔-帕里尔、拉菲特等的请求,起草了63名议员抗议书,抗议查理十世于26日颁布的“七月敕令”。但他极力控制革命的发展,拥戴波旁支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

1830年七月革命的成果被金融资产阶级所窃取。这时,基佐同复辟时期大多数自由主义分子一样,认为新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已告结束。他参加了1830年宪章的制定工作,加入以路易·菲力浦本人为首的“抵抗派”,竭力抵制对该宪章作任何改革的意图。此后的18年中,他官运亨通,位极人臣,同时也越来越保守,成了民主制度的顽固敌人。

七月王朝刚建立,基佐即出任内政大臣(1830,8—11),继而又任国民教育大臣(1832,10—1836,2;1836,9—1837,4)。1833年6月28日,他颁布了初等教育法,即著名的“基佐法”。该法规定,世俗的初等教育应当是全体公民所容易接受的;每个市镇都要办一所公共的初级学校,每个省都要办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该法对促进初等教育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但作为统治阶级狭隘观念的产物,其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它限制了穷人的免费教育,坚持把小学教员置于世俗和宗教名流的严密监视之下。

七月王朝前期,政局动荡不安,内阁更迭频繁。这时,基佐在政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参与了历次内阁成立和解散的议会阴谋。1840年春,在发生一次议会纠纷之后,基佐接受了驻英大使的任命,暂时离开法国。同年秋,梯也尔内阁倒台,基佐被从伦敦召回组阁,自任外交大臣,苏尔特元帅名义上是内阁首相。直到1847年9月苏尔特退休之后,基佐才获首相头衔。但在此8年中,他始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

基佐所实行的既不是个人负责的内阁制,也不是代议政府,因为内阁要对议会负责,而国王却又积极地参与政治领导。在他看来,国王不仅要统,而且要治。这种观点使路易·菲力浦对他无限信任,感到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基佐提出了一个深得路易·菲力浦赞赏的纲领:通过加强保守派的地位来确保一个以私有制和纳税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一种相应的立法来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谨慎地保障法国重新参与欧洲大国外交的同时,维护对外和平。

在内政方面,基佐的中心目标是维持国内和平和秩序,让大资产阶级快快发财。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政治上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问题。1830年宪章规定,每年交纳200法郎以上捐税的人拥有选举权,交纳500法郎以上的人拥有被选举权。自由主义者、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都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甚至普选权。基佐却顽固地坚持纳税200法郎以上才具有选举资格。他露骨地说:“先生们,赶快发财吧,到那时候你会成为选民的。”他严厉地镇压共和派运动和工人罢工,又以贿买的办法控制议员选举,使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在议会中占多数。

在外交方面,基佐的宗旨是保持对外和平,实现法英和善,甚至不惜以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遭受凌辱作为代价。他说:“我们不想谈论征服、战争和复仇。让法国繁荣吧,让它自由、富裕、聪明起来和无忧无虑吧——我们不会因为它对世界大事不发生影响而惋惜的。”

基佐的内外政策曾在他执政的前半期获得成功。法英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以退让的办法较顺利地处理了同英国发生的若干外交争执和殖民地纠纷。国内政局也相对稳定,经济一度繁荣,工人运动和共和派运动暂时低落。基佐得意忘形地说:“起义完蛋了,俱乐部完蛋了,革命宣传、革命精神这个仿佛突然控制了整个民族的盲目斗争精神也完蛋了。”但是,在他执政的后半期,农业危机和工商业危机接踵而至;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的丑闻相继被揭露;人民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选举改革运动再度高涨。基佐政府却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终于酿成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拥上街头,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冲向基佐的官邸,执政达八年之久的基佐最后被轰下了台。

被革命赶下台的基佐,取道比利时避居英国,在那里埋头研究英国档案。一年后返回法国,蛰居于诺曼底半岛利济厄附近的瓦尔里歇庄园中。晚年专心致力于历史著述工作,除了1849年曾企图纠集反共和国的力量和1870年企图重返政治舞台而俱告失败之外,基本上是在政治孤立状态中度过余生的。晚期的主要著作有:《英吉利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时期史》(1854)、《克伦威尔的护国政府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史》(1856)、《法国议会史》(1863)、《为当代史提供的回忆录》(1868—1868)、《为我的孩子们讲述的法国史》(1872—1876)。此外,在他死后又陆续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如《基佐先生和他的家属及朋友》(1880)、《基佐先生给他的家属及朋友的信》(1884)、《弗朗索瓦·基佐和列文公主通信集》。

基佐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的典型政治代表。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漫长而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他采取了介乎革命和反动、民主和保皇之间的“中庸”路线。他笃信英国式的代议制度,坚持君主立宪派立场。在他政治活动的早期阶段,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曾经抨击过拿破仑的专制制度、查理十世的封建反动,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在七月王朝时期,随着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直至执掌大权,思想日趋保守,态度愈加专横,成为民主主义的顽固敌人。尽管他一直遵循早年所接受的加尔文教严格的伦理教条,可是,操纵社会多数控制政局的欲望,驱使他任用一批卑鄙下流的部属,纵容贪赃枉法之徒,终至酿成弊端丛生、丑闻百出、不可收拾的败局。

基佐知识渊博,长于辞令,精通议会战术,善于随机应变,能够以简洁生动的演说击败论敌,扭转辩论形势。但长期以来身居高位,使他滋长了盲目的自信。他是法国从1789年革命开始的争取民主共和斗争历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在他看来,1830年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金融贵族统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已经达到完善境界,发展业已结束,斗争已告终止,此后需要的就只有国内和平了。“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①然而,历史发展的潮流继续滚滚向前,基佐本人也被1848年革命的浪潮冲刷出去,结束了政治生涯。

作为历史学家,基佐在法国史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他是复辟时期阶级斗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阶级斗争“构成为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并且充满近代历史之中”。他从当时流行的理论出发,断定公元五世纪时法兰克人征服高卢是法国阶级分化的起源,胜利者法兰克人成了贵族,被征服者高卢-罗马人则成了农奴;农奴同贵族进行了长达十三个世纪的斗争,从农奴中分化出来的第三等级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法国文明中最活跃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同贵族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却又只是“自由制度和世袭君主政体的联盟”。

基佐的阶级斗争理论后来发生重大变化。他放弃了阶级分化征服起源论,进而从土地关系、所有制关系中寻找阶级斗争的根据。他放弃了把第三等级看成是一支统一力量的见解,论述了第三等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寻求同封建贵族妥协的途径,越来越把无产阶级视为仇敌。1848年六月起义后,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国内和平,所有公民阶级之间的和平,社会和平!这就是法国的主要责任,这就是求救的呼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基佐等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①;另方面又揭示,“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基佐,被1848年革命“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

②基佐是法国史学中“哲学学派”的奠基人,提出了运用综合和分析方法代替过去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编纂方法。基佐写道: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人类的进步合乎规律地进行的情形,象是星球运行一样清晰,而现时代甚至比星球运行还要清晰……。人类的历史虽然有许多空白,但是却并不神秘。我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不理解的东西。”在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文集》中,基佐强调了运用批判方法和直接使用原始史料的必要性。《英国革命史》则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作。

他编写了许多历史著作,整理了大批史料,建立了历史学术团体。1833年,他创设法国历史学会,罗致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该协会出版原始资料累计达350多卷。他还劝路易·菲力浦同意在国民教育部之下设立一个附属委员会,从事法国史原始资料的公布工作。自1836年起,该委员会公布出版的《有关法国历史的未公布的文件集》达290卷之多。

有的史学史家把基佐在史料整理方面的贡献比作德国的冯·斯泰因,把他对法国史学的影响则比作德国的冯·兰克,恐怕不能不说是有根据的。

萨特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当代最著名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以其善于表现战后人们的绝望情绪。并力图用其自由选择的哲学来把人们从虚无的存在中解脱出来而著称。

中产阶级出身,两岁丧父,先后在拉罗歇儿中学、巴黎路易大帝公主中学读书。1924年,进巴黎高师学习; 1929年结识西蒙娜·德·波伏瓦,后结为终身伴侣。1931年—1933年,任哲学教师; 1933—1934年,在柏林就教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门下,接受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 1934年—1939年,在不同的学校教书; 期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恶心》 (1938); 39年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0年6月被德军俘虏,41年3月回到巴黎; 45年与波伏瓦等人创立文学评论杂志《现代》,宣传其存在主义思想; 并成为职业作家; 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评论、哲学和社会活动。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接受, 一说是为了反战,不愿把自己的名字与炸药发明者联系在一起;一说是为了保存完整的自我,拒绝一切官方的荣誉。1967年出席在瑞典召开的由罗素发起的国际反战会议; 1975年以后,视力显著下降以至失明,但仍从事政治、哲学、文学活动; 1978年,抗议苏军出兵阿富汗; 1980年在巴黎逝世,终年75岁。

萨特首先是一个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文学家。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存在; 每个个体的存在 (行为) 规定着自己的本质,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存在就是虚无,世界和人生的存在是荒谬而无意义的,但人们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把握自己; 由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进行选择。因而势必相互冲突,因此,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他的哲学代表作是《存在与虚无》 (1943),此外还有《现象》 (1936)、《假想的事物》 (1940)、《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1946)、《辩证哲学批判》 (1960) 等。

萨特的剧本和小说主要是为了传达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再加上他一贯主张“作家介入”。因而,其作品的哲理性、政治性很强,是20世纪的哲理小说,哲理戏剧;或者说,是用现代派手法创作出的哲理文学。他的第一部小说 《恶心》,是在海德格尔影响下写成的,用近乎普鲁斯特的表现手法,写主人公罗昆丁对自我意识以外的一切东西 (包括自己的肉体、欲望、做爱) 都感到厌恶; 而这种厌恶是来自人生的无聊和空虚感,来自世界的荒谬和不可解释。小说用的是札记形式,没有情节,只有主人公的不连贯的混乱意识。1939年他发表了故事集 《墙》(1939),其中包括 《卧室》 等名篇; 40年代后期发表了三部曲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包括《理智之年》(1945),《延缓》 (1945) 和《心灵之死》 (1949),通过主人公马跌来表现其存在主义思想。他的第一个剧本是 《苍蝇》(1943),通过奥瑞斯提斯为父报仇,杀死母亲并勇敢地承担起责任的古希腊悲剧故事来强调人们对于他人社会和自我的义务与责任,以及自由选择问题,并且小说有高度的象征性; 他的第二个剧本是 《禁闭》 (1944),其中,阐明了“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思想; 《肮脏的手》 (1948),强调行动的必要; 《魔鬼和上帝》(1951) 探讨人在无能为力之时如何进行自由选择的问题;此外还有几个名剧:《毕恭毕敬的妓女》 (1946)、《死无葬身之地》 (1946)。萨特还有大量的散文、传记和文学评论著作:《波德莱尔》 (1947)、《圣热内》 (1951)、《福楼拜》 (1971—1972)、《什么是文学》(1949)、《文学和存在主义》(1962)。

由于萨特的作品哲理性太强,因而,往往不太注重人物和情节; 人物只是某种观念的体现,大段的内心分析代替了情节; 不同于18世纪哲理小说之处在于;首先萨特的作品有深刻的象征寓意性。如“苍蝇”由阿加门农被谋杀而带来,但人们对流行的蝇灾却渐渐不以为然,不敢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这样,蝇灾流行的阿尔戈斯城实际上就成了灾难横行的人类的象征。其次,萨特采取了异于传统手法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手法; 他的人物,大多数是善于思考的,象萨特一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和智力使他们足以认识到世界和人生的无聊空虚的本质,他们往往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游离在生活之外,用他们分裂了的自我意识来看待一切,看待自己的一言一行,看待自己的欲望,因而大都是人格分离者; 第三,萨特在结构上也做了大量的创新,他不仅大胆地用人物的意识流动来构建小说(《恶心》),而且还采取了帕索斯的“同时主义”结构手法,试图从不同侧面把握一件事(《延缓》)。但与卡夫卡及葛利叶、西蒙等人比起来,他从传统中走出的还不太远,他的大部分作品还是具有很强的传统特征的,至少,他的语言是明白畅晓的,也许是为了表达哲理的需要。

萨特影响了整个20世纪后半期。此后的所有流派几乎多多少少都具有萨特思想的痕迹。

李怀霜

李怀霜（1874～1950），原名李葭荣，字蒹浦，又字怀江，号装愁庵，1910年改名怀霜，晚年自号不知老翁，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大路街人。他是国内有影响的作家、编辑和学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老会员，旧==义革命宣传家，曾主编《天铎报》和《珠江曰刊》，著有《弞庵文存》一卷，《弞庵诗辑》三卷（已散佚）。

从清举人到反清斗士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李怀霜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其家世代书香，祖父以上七代均是清朝贡生，高祖父李宜昌是清朝进士，父亲李逢臣在江西做官十余年，历任南城、峡江县丞，居正八品。李怀霜幼年随父，生活于官舍。他聪敏好学，尤长于诗文。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李怀霜中试举人第三名。中举之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及文化事业，他加入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写下章回小说《炙蛾灯》等作品。他与晚清著名作家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交往甚深，吴趼人揭露封建社会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版时，他为之作了序。1909年，他与吴趼人、卢伟昌、郭健霄等在上海组织"两广同乡会"并创设"广志两等小学"。吴趼人逝世后不久（1990年），他写了《我佛山人传》，高度评价吴趼人的磊落气节和文学成就。文章结尾说："君盖文章气节之士，虽或矫枉过正，而并世志士之摧残根本，自矜学植者，对之当有惭色。光明磊落如君，顾令不得志以终，非社会之咎而谁咎哉！"表明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后，李怀霜便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1910年3月，他与同盟会员夏重民等邀汉冶萍公司股东粤人陈芷澜出资，在上海租界望平街创办《天铎报》，他任总编辑。《天铎报》开始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不久便积极宣传==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相呼应。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两大喉舌。1911年清==策划将中国的铁路权出卖给外国人，激起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护路风潮"。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发表了青年文人陈布雷（后为蒋介石的近臣、幕僚人）致当时《中国新报》主编杨度的书信，抨击清==出卖中国经济利益的行径。同年10月10曰，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帝国主义者却把军舰开进长江，企图干涉这场革命。当时在帝国主义势力很强的上海，许多报刊仍对武昌起义持反对态度，把革命军称作"逆军"；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则以《谈鄂》为题，连续发表十篇时事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昌起义。这十篇评论连续刊出之后，不啻晨钟暮鼓之轰鸣，震聋发聩，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于1912年1月4曰用英文写出《对外宣言》，派外交总长王宠惠专程从南京带到上海，交由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译成中文，次曰便在《天铎报》独家首先发表，顿时声震寰宇。这段时间，李怀霜还亲笔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并与保皇党康有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批判康有为倒行逆施的言行。

坚持与封建军阀作斗争

1912年春，袁世凯上台，辛亥革命宣告失败。李怀霜继续以《天铎报》为阵地，刊登大量宣扬==革命的文章，与袁世凯窃国的罪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袁世凯把屠刀伸向坚持==革命的人士。1913年3月，==理事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李怀霜不怕风险，写下《宋钝初先生诔并叙》，高度赞扬了宋教仁的业绩，表示了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茸茸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激愤之情，溢于行间。袁世凯对李怀霜和《天铎报》的反袁言论又怕又恨，于1913年8月25曰下令封禁了《天铎报》，李怀霜被迫亡命海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并亲任大元帅。为了从舆论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当年冬，老同盟会员甄亮甫与军==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出资创办《珠江曰刊》，李怀霜出任总编辑，继续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出力。在他主持下，《珠江曰刊》积极宣传==，揭露军阀。1918年4月，政学系头目李根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挤孙中山，囚禁了军==陆军部长，杀害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李怀霜立即以《珠江曰刊》为阵地，公开揭露这一阴谋，并将李根源劫夺地盘，把持税收的劣迹公之于众。李根源、莫荣新恼羞成怒，采取各种恶劣手段打击李怀霜及甄亮甫。甄亮甫见势不妙，秘密潜匿。在这种情况下，李怀霜只好停办《珠江曰刊》，并冒着生命危险办好报社财产转让手续。

1929年，李怀霜任江西省==秘书。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李怀霜在第一集团军任少将主任秘书，这期间常为广州《民国曰报》撰写评论。1935年，他前往西贡、星洲慰问华侨。在西贡到星洲的途中，他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多年的经历，想到当前的国难，无比感慨，于船上写下《"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曰发西贡赴星洲》诗："新恨阗腔访昔游，巫风印俗上心头。敢夸异表云中鹤，未拟同情海上鸥。裂土存孤开国史，结金称叔荩臣谋。廿年前后兴亡话，付与天南一叶舟。"

以诗文自娱的暮年生活

战争爆发后，李怀霜一度回到高州，曾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

1940年1月，他任广东省南路行署秘书。1942年1月，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聘任他为广东省==秘书，这时他已年过六旬，无心于政事，同时适逢母葬和女儿病逝，推迟到了3月底才偕夫人张剑影到设在韶关的省==赴任。任职期间，终曰以诗文自娱。李汉魂见此，便尽量减少他的事务，而给他的待遇十分优厚。他自己叙述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几静窗明，薰风扇爽，山林幽邃，门禁威严，同僚以外，隔绝宾游，终曰怡然，惟晤对孺人，或歌以自遣。"

但是，他仍未忘记国家与民族的危难，在他所作的不少诗文中，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如在1943年春写的《吴逸志将军吊清臣曾国藩墓赋诗徵和却寄》诗十首，批判某些人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诗中写道："急难釜中闻豆泣，缓归陌上见华开。绛侯无与安刘事，怊怅昭阳赤朋来。""师岭幽宫閟睡师，虬髯论史到今疑。如何上国奇男子，不采风人御侮诗？"这些诗句写于==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其反对内战，坚持团结==的立场表现得十分明显。

1946年，李怀霜到香港定居。1950年病逝于香港，终年76岁。

李怀霜一生著述甚多，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清衣自惟，今曰已觉昨曰之非。明曰未见今曰之是。偶有所作，不经散佚，辄付摧烧。"所以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同乡李卓立经过多方努力，才收到李怀霜的部分作品，编成《弞庵文存》一卷，《弞庵诗辑》三卷。惜亦荡然无存。现搜集到的仅有诗四十一首，文数篇。然而仅从这些诗文，便可看到李怀霜的造诣。他的诗被誉为："随园之性情，愚叟之格调，阮亭之神韵，皆略兼赅。"如年青时作的《赋得水关红叶秋。得红字五言八韵》："话旧逢今雨，江关琢句同。水遥蘋正白，秋老叶初红。远浦明孤鹜，疏林隐断虹。赋才萧瑟感，画意浅深融。艳衬清溪蓼，寒飘曲岸枫。鼓声官渡晚，灯晕客船风。几树苍茫外，双扉掩影中。飞卿工赠答，丽语入诗筒。"他的文，以严谨著称。如《经策》中的一段："今天下位高官显之俦，读书谈道之士，持梁齿肥，悠悠自适；试叩以农政之得失，农学之精粗，惝乎茫乎，不可识已。其甚者家绍世禄，言称先王，更鄙薄厌恶之，以为粪土之谋，学士大夫岂屑出此？呜呼谬哉！"除诗文之外，还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合注宋词。他对金文也有过研究，他把自己研究金文篆籀之体会，与颜、篆、隶、米融会贯通，独创了一家书法，潇洒秀雅，雄浑遒劲，人称"怀霜体"。长江南北，有得其墨宝者，作珍品保存。

雍正

雍正（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满族。圣祖第四子。1722—1735年在位，为“康乾盛世”君主之一。他勤于政事，有政治眼光和行政才能，执政期间多有建树。奉荀子“有治人无治法”为座右铭，认为“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即位后发11道谕旨，强调“国家首要吏治”，“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为此，以“宽严相济”、“综核名实”原则，纠正康熙皇帝晚年为政宽弛的时弊。一方面，严惩权贵隆科多、年羹尧，以抑拔扈之臣，申朋党之禁;另方面，起用“奉公克己”，“察吏安民，惩贪除暴”的地方官田文镜等，作为“综核名实”的典范，纠正官场追名逐利的风气。田文镜以激切敷陈地方荒歉引起雍正皇帝的重视，拔擢为布政使、巡抚、总督，被誉为“巡抚中之第一”。雍正皇帝认为要官吏廉洁，需杜绝巧取之私，并为此确立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清朝实行低俸制，地方官便加派税额，视之为正当收入，称耗羡。然加耗无定额，支用无章程，官吏得以私征瓜占。雍正皇帝将“耗羡”制度化，既杜绝任意加派，“扰累阎闾”，也使官吏安于职守，“吏治稍得澄清”。雍正皇帝崇尚务实，对大臣“徒为浮泛套语”之奏章不屑一顾，而鼓励臣僚就国计民生大政方针提出真知灼见，亲加批示。执政13年中，经他朱批的奏折多如山积。这种务实精神取得不少政绩，如推行“摊丁入地”，即“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的方针，是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使赋税负担一元化、合理化，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推行“开豁贱籍”，将压在封建等级最低层的世仆、伴当、乐户、惰民、疍户等“开豁为民”，使之取得良民的地位。这种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置合乎民情，顺乎潮流。又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中央委派的流官取代土司的世袭统治，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消除割据、叛乱因素，以巩固边防。

程小青

程小青（1893年6月21日—1976年10月12日），乳名福林，官名青心，以笔名行世，别署金铿，晚号茧翁。祖籍安徽安庆，生于上海。父为小职员，早卒。程小青幼读私塾数载，因贫辍学。自十余岁起，先后为钟表店学徒、乐队演奏员等。能刻苦自学，不仅通达国学，且学会英语。“幼喜小说，尤嗜侦探。十二岁时，得《福案》(《福尔摩斯探案》之略称)读之，浸淫其中，寝馈俱废，一若别具慧心者”(严芙孙《程小青》)。为接济家用，十六岁即发表短篇小说。初多言情之作，后与江黛云热恋，因贫富悬殊，被江父拆散，从此不写言情小说。1914年应上海《新闻报》附刊《快活林》征文，作侦探小说《灯光人影》，竟被刊用，自此与侦探小说结下不解之缘，因编者将其主人公“霍森”误为“霍桑”遂将错就错，后来所写侦探小说，皆以“霍桑”为主人公，成为“福尔摩斯式”的系列侦探小说。1915年举家迁居苏州，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附中、景海女子师范，同时继续写作。1920年，与严独鹤、周瘦鹃等用文言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前后再版二十余次。1922年至1923年，加入文学社团青社、星社，并独力创办《太湖》杂志。1923年6月至1924年5月，与严独鹤为世界书局编辑《侦探世界》半月刊。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与钱释云合编《新月》月刊。此后陆续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等编写、改编电影剧本三十余部。1930年，用白话翻译《福尔摩斯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1933年后，将自著侦探小说先后辑为《霍桑探案汇刊》、《霍桑探案外集》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迁居江苏吴兴、安徽黟县避难。旋又避居上海，与徐碧波合编《橄榄》月刊。40年代初，世界书局为之陆续出版了《霍桑探案》三十册，计收长篇、中篇、短篇共七十三种，约近三百万言，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系列侦探小说，程小青因此享誉文坛。世界书局为之出版《圣徒奇案》十册、《柯柯探案》二册等，使其成为侦探小说的主要翻译家之一。抗战胜利后迁回苏州，除继续写作外，仍在东吴大学附中任教。1946年一度任《新侦探》半月刊主编。1949年以后，任教于苏州第一中学。1956年退休。任江苏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仍坚持写作，先后出版惊险小说《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等多种;并发表散文、诗歌百馀篇(首)。1976年10月被迫害致死，终年84岁。生平事迹见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程小青》(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郑逸梅《小品大观·程小青》(1935年8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程小青和世界书局》(1987年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等。

马丁利

加勒特·马丁利（1900年5月6日-1962年12月18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欧洲历史教授，专门研究近代早期外交史。1960年，他凭借《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获得普利策奖。

Mattingly出生于华盛顿特区，在华盛顿上小学，1913年全家搬到卡拉马祖后，在密歇根州上公立高中。毕业后，Mattingly于1918年至1919年在美国陆军担任中士。然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文学士学位（1923年），并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巴黎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学习。在纽约一家出版社工作了两年后，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26年），并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教授历史和文学。在那里，他与作家Bernard DeVoto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和职业友谊。

1935年，马丁利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他对16世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受到了西班牙帝国历史专家罗杰·B·梅里曼的影响。在古根海姆奖学金的资助下，他获得了四次奖金，在1937年至1938学年期间，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欧洲档案馆进行研究。为了阅读原始资料，马丁利自学了几门外语和16世纪的文字。

马丁利的首部著作是传记《阿拉贡的凯瑟琳》（1941），这本书“极其细致、准确且内容丰富”，但其中关于细致、准确和丰富内容的描述“被小心地隐藏或完全抹去”。这本书被选为文学协会的精选作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丁利在美国海军预备役担任中尉指挥官，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特区服役，指导情报官员。在这个过程中，马丁利学到了很多关于海军行动的知识，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无敌舰队的畅销书。战争结束后，马丁利对没有获得哈佛大学的任命感到失望，他在纽约库珀联盟的成人项目中找到了一个职位，在那里他“完善了他的演讲风格”。1947年，马丁利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于1959年被任命为威廉·谢泼德欧洲历史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因其学习性和生动性而广受欢迎。一位朋友利奥·格什霍伊回忆说，马丁利在讲座中“头抬得高高的，眼睛闪闪发光，笑容和蔼可亲，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关于诗歌、戏剧和小说，关于他深爱的音乐，关于他欣赏的挂毯和绘画，关于他喜欢却很少有人欣赏的葡萄酒和美食的故事”。他也喜欢谈论探险家，他可以如此全面地追溯他们的航行，以及帆船，它们是如何建造和配备人员以及如何航行的。马丁利把他的历史学工作视为“讲述关于人的故事”，他有着“广阔的全景视野”。

1955年，马丁利出版了《文艺复兴外交》，这本书让他在历史上声名鹊起。这本书研究得非常好，引用了六种语言的资料，马丁利以博学和清晰的方式写作。正如J·H·赫克斯特后来写的那样，“如果任何技巧都能使《文艺复兴外交》成为一本受欢迎的书，那么它的作者就有这个本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如此，马丁利还是下定决心不通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他的出版商的建议下，他将手稿删减了三分之一，并销毁了原稿。“历史学家怀着如此钦佩的心情阅读《文艺复兴外交》，这本书可能不如马丁利所能达到的水平；事实上，它还不如马丁利所写的那么好。即便如此，它仍然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历史著作之一。”

马丁利最成功的作品是《无敌舰队》（1959年）。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写的那样，这本书“虽然写得华丽，但却是皇家紫色，读起来就像历史小说。”这本书受到了评论家的热烈欢迎，成为了当月书俱乐部和历史书俱乐部的畅销书。马丁利还因这部作品获得了特别普利策奖。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哲学学会的当选成员。

尽管在政治上温和地支持“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但马丁利在政治和专业上“对意识形态的容忍度很低”。他曾经开玩笑说，他是一个像“威尔·杜兰特、欧文·费雪和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这样的老派文学史家。

1928年，马丁利与教师格特鲁德·L·麦科勒姆结婚，两人没有孩子。尽管之前几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但马丁利于1962年在牛津大学担任乔治·伊士曼客座教授时意外死于肺气肿

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先世于隋末流寓碎叶(唐时属安西都护府，今苏联吉尔吉斯北托马克附近)，李白诞生于此。五岁时，隋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白少有俊逸之才，博览群书，诗赋出众，任侠好剑，立志济世安民。20岁前后游历成都、峨眉山，结交隐者道士，道家、纵横家的思想和任侠作风都直接哺育了他豪放不羁的个性和奔放飘逸诗风的形成。他不屑于走科举入仕之途，而是希望通过隐居学道、交游名士，壮大自己的声誉，以求干谒直取高位，实现其“安黎元”、“济苍生”、“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愿。约在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游洞庭，东游金陵、扬州，后至湖北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此后约10年，以安陆为中心，北游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寓居任城，与孔巢父、裴政等隐居徂徕山，纵酒狂歌，号“竹溪六逸”。后南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郯中。天宝元年(742)，经吴筠举荐，被玄宗征召入京，又由太子宾客贺知章荐为供奉翰林。因不受重用，且自负傲岸，又为权贵谗谤，于天宝三年(744)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此后12年，以开封为中心，再度漫游，足迹遍齐鲁、江浙、燕赵，后隐居庐山屏风叠。安禄山叛乱第二年(756)，怀着平叛安国的热忱，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因璘与肃宗争帝后败，受累入狱浔阳，次年，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困苦漂泊于武昌、浔阳、宣城。上元二年(761)，李光弼追歼史朝义，他仍从军效国，因病中途折回。至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代宗宝应元年(762)，诏命李白为左拾遗，但诗人已病重垂危，是年冬病逝于当涂，卒年62岁。李白一生在政治上一无所成，他那满腔热忱与社会黑暗的䃥击，迸发出光焰万丈的诗篇。他热爱祖国，胸怀宏愿;傲岸不屈，视权贵为粪土;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这些特性熔铸成了他的浪漫主义精神，灌注在他的创作中，成为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对黑暗和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对盛唐之际恢复和发展诗歌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出身富商和经历的特殊，他的诗歌也明显含有消极因素。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瑰丽清新，题材丰富多彩。他长于乐府歌行和七古、五七言绝句，凝结着他向民歌和前人学习的结晶，体现了他大胆创新的精神。杜甫称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辉煌的艺术珍品。他的诗今存有990余首。有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较详备。

陆游

陆游(1125—1210),南宋杰出的大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父陆佃，为王安石学生，徽宗时官至右丞，入党籍。父陆宰，官京西转运副使等职。后被罢免，携家南归。童年生长在靖康之难前后(1127)，从小感知国家之动乱。其家南归后，贫居乡里，但他却能孜孜读书，其后从曾几学诗，志向颇大。二十岁左右，他与唐婉结婚，感情甚笃，但其母却不满唐婉，逐之。后陆游又娶王氏，唐婉改嫁赵士程。绍兴二十三年(1153)，他赴临安应试落地，同年又在山阴沈园遇唐婉，留下著名的《钗头凤》。孝宗即位，他被起用，力主恢复，但因张浚北伐受阻，被加罪罢黜还乡。于山阴老家闲居四年后，迫于生计，于乾道六年(1170)远行蜀地供职。两年后，主战将领王炎聘之为幕僚，这使陆游生活为之一变，开始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军旅生活。但不久，王炎应召回朝，随即罢官，陆游也改任成都安抚司参议官，为闲散之职。从此，其壮志再未得以伸展，“不见王师出散关”，“悲歌仰天泪如雨”。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入其幕府，于此期间，他诗酒唱和，不拘官场礼数，被以“燕饮颓放”罢免官职。他索性自号放翁。虽然内心是极为痛苦的，淳熙五年(1178)，陆游因诗名受孝宗召见，委任他去福州、江西做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他虽于任上不避辛苦，施惠于民，但终又以“擅权”罪罢职还乡。在家闲居六年后，重被起用知严州，时年六十二岁。于此期间，刊刻《剑南诗稿》二十卷。而后，改任朝官，又因连上奏议，欲救国救民，被以“嘲咏风月”罪再罢官，蛰居乡间十二年，“身杂老农间”，极为清苦。嘉泰二年(1202)，受召入朝修撰。三年，辞官还乡，年近八十。而后，壮志未酬，笔耕不止以书愤，最后留下《示儿》一诗而终。享年八十五岁。陆游自云：“九十年间万首诗。”其诗学过江西诗派，但却突破藩篱，自成一大家。宏丽奔放为其主格，兼之豪迈与奔放。诗作中有恢复之壮志、御侮之雄心、忧国忧民之悲愤，题材千差万别，手法多种多样，如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既有“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之豪，又有“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金错刀行》)之壮;既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清新，又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之婉约。其诗各体兼备，多姿多彩，“实古来诗家所未见”(《赵翼《瓯北诗话》)。陆游词的创作，亦被史家所称道，其词有婉约之作，如《钗头凤》;有清旷之作，如《双头莲》;亦有雄健之作，如《诉衷情》。无怪后人评价陆游之词“行绝处似淮海，雄决处似东坡”(杨慎《词品》)。陆游散文亦佳。作为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其人其文均名留青史。传世之作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放翁逸稿》、《老学庵笔记》、《家世旧闻》等诸多书卷。研究资料可见《宋史·陆游传》(中华书局校点本)、齐治平《陆游传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陆放翁全集》(《四部备要》本)等。

印顺

印顺（1906年3月12日－2005年6月4日），又称印顺导师、印顺长老、印顺法师，俗名张鹿芹，浙江杭州府海宁人（今属嘉兴），为近代中国著名的佛教思想家，解行并重的大修行僧。幼读诗书，兼研中医。又好研学道家及西方宗教之学。曾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颁日本大正大学的正式博士学位，为中国台湾比丘界首位博士。

生于清德宗光绪32年（西元1906年，岁次丙午）清明前1日。6岁（民前一年）六月，进私塾学习；民国元年（7岁），随父亲至新仓镇，进小学堂就学。

1921年（16岁）—1930年（25岁）任教于区立教会附设私立小学。二十岁时，偶读庄子，见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遂萌生探索佛法之兴趣。二十三岁，其母猝然病逝，内心受极大震撼。未久，叔祖父、父亲亦相继病逝，乃感人生无常，而有出家之志。

1930年（25岁）农历十月十一日，于福泉庵礼上清下念老和尚为师，落发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出家前因曾受般若精舍老和尚昱山上人指引，出家后随顺普陀山之习俗，礼昱公为义师父。

1932年（27岁）上学期，受大醒法师之命为同班同学讲《十二门论》，数月后，于初秋之际，往佛顶山慧济寺之阅藏楼阅藏。

1936年（31岁），武昌佛学院开办研究班，印顺法师受太虚大师之命，至武昌佛学院指导「三论」的研究。

1942年（37岁），将其《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寄给太虚大师，请太虚法师作序，太虚大师当即撰写《议<印度之佛教>》予以评论。

1947年（42岁）正月，于杭州武林佛学院得到太虚大师逝世的消息，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四十二岁，主编‘太虚大师全书’于雪窦寺。四十四岁离厦赴香港，膺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暨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在港印行‘佛法概论’。四十七岁，以李子宽居士之请，及应中国佛教会之决议，代表出席在日本召开之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遂至台湾。其后曾任台北善导寺导师、海潮音杂志社社长。四十八岁，将拟建于香港之福严精舍，移建于台湾新竹青草湖畔，并定居台湾。

1953年9月，于新竹观音坪创建福严精舍，成立一独立学团。来共住修学者，有印海、妙峰、隆根、真华、幻生、正宗、修严、通妙等法师。四十九岁，应性愿法师之邀，赴菲律宾弘法。五十一岁任善导寺住持，惟于次年即离该寺。其后，曾多次出国弘法。后于新竹设立女众佛学院，并在台北创建慧日讲堂。民国五十三年冬，在嘉义建妙云兰若，同年五月，在该地掩关静修。一年后，应中国文化学院（文化大学之前身）之聘，任该校哲学系教授。

1958年（53岁）夏天，为性愿长老讲经祝寿，再度至马尼拉弘法。其间，被推举为信愿寺与华藏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任二寺联合上座后，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

1959年，周宣德、丘汉平居士推动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学生接近佛法。当时担任中佛会「国际文教」主任委员，时值弘化菲律宾，因此周宣德居士写信征得他同意后，成立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

1960年（55岁）秋，《成佛之道》出版。年底，于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在慧日讲堂的三年多期间，开演数部经论，如《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往生净土论》、《辨法法性论》等。

1964年（59岁）的初夏，移住嘉义妙云兰若，恢复内修的生活，专心于自修与写作。1955年从日本请回的日译《南传大藏经》，到这时才有阅读的机会。掩关期间，撰写了《论提婆达多之破僧》、《王舍城五百结集之研究》、《阿难过在何处》、《佛陀最后之教诫》、《论毘舍离七百结集》等。六十八岁时，日本大正大学以其中国禅宗史一书，而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佛教界中从其修学者，有常觉、演培、续明、仁俊等法师。师治佛学，不受传统佛教宗派观念之影响，而能客观地对全体佛教作一全面性之厘清、阐释和批判。并直接从原始佛教经论之阿含、毗昙，及印度之空、有、真常三系诸经论，直探佛陀及后代大师之精义。尤其对龙树中观之学，曾作深入之探讨，可谓自宋迄今对中观之研究最有贡献者。此外，对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中国禅宗史等亦有精深之研究。另对于印度大乘佛教，师分判其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大系，此与旧说大异其趣。

1976年（71岁），因妙钦法师患有肝病，印顺法师去菲律宾马尼拉大乘信愿寺探望，不久妙钦法师去世，印顺为此写了一篇《我所不能忘怀的人》，以为纪念。

1981年（76岁）5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出版，认为「大乘佛法」是从「对佛的永恒怀念」而开显出来的，这即是暗含着"大乘非佛说"的意思，引发争议。12月，《如来藏之研究》出版。

1983年（78岁）9月，将《杂阿含经》与《瑜伽师地论》〈摄事分〉汇编出版。另外又撰写一篇《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附编在卷首。

1985年（80岁）3月，《游心法海六十年》出版。7月，《空之探究》出版。

1988年（83岁）4月，《印度佛教思想史》出版。

1989年（84岁）3月，开始《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之写作。

1993年（88岁）4月，将1971大病以前的作品、《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以及数篇尚未发表的作品，结集成五册的《华雨集》出版。

1994年（89岁）7月，自传《平凡的一生‧增订本》出版。国历九月六日至二十九日间，在弟子厚观法师等人陪同下，游访厦门、宁波、普陀等地。

2003年10月18日，福严精舍成立五十周年，印顺法师应邀参加庆祝大会。

2004年4月30日（农历三月十二日），福严精舍为导师庆祝百岁嵩寿。5月10日移住花莲，并在慈济医院接受身体检查，发现心包膜积水，进行心脏手术，出院后，就近于静思精舍静养。

2005年4月10日，发烧住进慈济医院，终因心脏衰竭，于2005年6月4日安详舍报。

师著作宏富，有中观今论、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中国禅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杂阿含经论会编等书。其大部分著述及弘法记录，辑为妙云集（二十四册）行世。

鲁班

鲁班(约公元前507—约公元前444年)春秋末期鲁国著名工匠。姓公输，名般，又名盘。“般”、“班”同音，所以又名鲁班。

活动年代约当定、哀之际，比孔子稍后。相传他致力于工程技术，发明和改进了许多生产工具和武器。他因鲁国君因循守旧，不能发挥其才能而离鲁去楚，曾为楚打败越作出过贡献。但他将技术为楚惠王服务的作法遭到了主张兼爱的墨子反对。著名的“墨子救宋”故事就是讲他为楚惠王制造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亲往与之比术斗智，并加以劝阻之事。鲁班曾发明了刨、钻、锯、硙(石磨)、墨斗、矩(曲尺)等生产工具，制造了一些精巧的器具，曾制造能飞的木鹊，“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还创造了攻城用的云梯和水战用的钩拒。《墨子》中有“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拒之长而制为之兵”的记载。除此之外，鲁班对于建筑和雕刻也有独到之处，民间有关于他造桥的许多传说。如鸡鸣山西北浑河上就有他造桥留下的遗迹。传说他雕刻凤凰，还在石头上雕刻“禹九州图”。时人称之为巧人，被后代人奉为中国土木工艺匠的师祖。其事迹载于《墨子·公输·鲁问》、《列子·新论知人》、《世本》、《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

[正 史]

若乃牙、旷①清耳于管弦，离娄②眇目于豪分;逢蒙③绝技于弧矢，班输榷④巧于斧斤;良、乐轶能于相驭⑤，乌获⑥抗力于千钧;和、鹊⑦发精于针石，研⑧、桑心计于无垠。

《汉书·叙传上》卷一○○上

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⑨、牙之调琴。般、倕⑩弃其剞(11)劂兮，王尔投其钩绳。

《汉书·杨雄传》卷八七上

如此，则使离娄督(12)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13)者，工用相得也。

《汉书·王褒传》卷六四下

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管仲为冯翊(14)，鲁般为将作(15)……。”上乃大笑。

《汉书·东方朔传》卷六五

〔注 释〕

①牙、旷：牙：伯牙。旷：师旷。②离娄：明目之人。③逢蒙：古代善射者。④榷：专，精。⑤“良、乐”句：良：王良。乐：伯乐。相驭：相马善驭。⑥乌获：古代一大力士名。⑦和、鹊：和，秦国医生。鹊，扁鹊。⑧研：计研，古之善计者也。桑：桑弘羊。⑨夔：舜时之典乐者也。⑩倕：共工也。(11)剞：曲刃。劂，曲凿。(12)督：察视。13溷(hun)：乱。屈原《离骚》：“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14)冯翊：即左冯翊，官名。秦置内史，掌治京师。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分置左、右。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掌内史左地(京畿部分地区)。(15)将作：将作大匠的省称。官名。掌领徒隶修建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工程。

〔相关史料〕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汉·赵岐注：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或以为曾昭公之子。虽天下至巧，亦犹须规矩也。)

《孟子·离娄上》

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汉·高诱注：公输般，鲁班之号也;机械，云梯之属也。)

《战国策·宋》

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汉·郑玄注：公输若，匠师。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礼也。敛，下棺于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见若掌敛事而年尚幼，请代之而欲尝其技巧。)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玄注：言视者，时僭天子也。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纤绕。天子六纤，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其母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唐·孔颖达疏：季康子母死，公输若为匠师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敛于圹中。其若之族人公输般，性有机巧，请为以转动机关窆而下棺，时人服般之巧。将以之。时有公肩假止而不许曰：不可为机窆之事。夫鲁有初，始旧礼，公室之丧视丰碑，丰大也，谓用大木为碑。三家之葬视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者，谓椁前后及两旁树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谓正当椁四角也。云穿中于间为鹿卢者，谓穿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于此空前著鹿卢，鹿卢两头各入碑木。云下椁以纤绕者，纤即绋也，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鹿卢。既讫，而人各背碑负绋末头，听鼓声以渐却行而下之。)

《礼记·檀弓下》

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墨子·鲁问》第四九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

《墨子·公输》第五○

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晋。张湛注：班输作云梯，可以凌虚仰攻;墨子作木鸢，飞三日不集。)

《列子·汤问》第五

许叔微

许叔微（1079～1154年）字知可，真州白沙(今江苏省仪征县)人，南宋兴王子(即1132年)53岁时中进士。少孤力学，于书无所不读，11岁时，因父母遭时疾，相继卒，痛无良医而致力于方经。刻意方书，誓欲“以救物为心”，许氏认为：“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建炎初，张遇破真州，已而疾疫大作。知可遍历里门，视病与药，十活八九。仕至徽州、杭州教官，迁京秩，至翰林集贤院学士，会秦桧当国主和议，疾朝士异己者，乃谢病而归。许氏为人诊病，不问贫富，不计报酬，医术高明，活人无数。“余既以救物为心，予而不求其根，则是方也，焉得不与众共之。”显示了他高尚的医德，为时人称颂。晚年，又将“谩集已试之方及所得新意”著书以传世，其著作有：《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是书即《伤寒百证歌》五卷、《伤寒发微论》一卷、《伤寒九十论》一卷之合刊本)，《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类证普济本事方后集》十卷，《伤寒治法八十一篇》二卷，佚。《仲景脉法三十六图》，佚。《翼伤寒论》二卷，佚。(也有认为《翼伤寒论》即《发微论》)，在伤寒理论研究上，许氏有如下贡献：①按症类证研究，他的《伤寒百证歌》，就是按症类证研究和运用《伤寒论》最早的专著。许氏将《伤寒论》原书中主要症状，归纳分类，编成歌诀，便于学者掌握要点。②主伤寒“三纲鼎立”说，在晋代王叔和唐代孙思邈风伤卫、寒伤荣、风寒伤营卫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纲鼎立”说，见于《伤寒百证歌》第二证，伤寒病证总证歌“一则桂枝二麻黄，三则青龙如鼎立”。③内脉外形，即脉症互参，内外详察，才能得出正确辨证。④以八纲为辨证纲领，他在《伤寒百证歌》中概括了表虚表实、里虚里实、表热里寒……真热假寒的辨证施治规律，系统地总结了中医八纲辨证，后世的发展基本没有超越它的范围。

牛顿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经典物理学集大成者。生于林肯郡伍耳索普城。父亲是小地主,在其生前去世。三岁时,母亲改嫁,由外祖母抚养成人。自幼长于手工艺制作。少年,先在家乡附近格兰腾镇求学。1661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665年获文科学士学位。1668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在三一学院期间,师从著名数学家艾萨克·巴罗 (Isaac Barrow),阅读大量前代及当代自然科学名著,为日后科学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因剑桥附近瘟疫流行,1665～1667年回乡躲避。乡村幽静的环境,使其专心致志地研究,促发旺盛的创造力,获得丰硕成果:提出二项式定理,发明微积分,制成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认识到万有引力的普遍性质,发现白光的构成等。1669年,接替巴罗的教授职位,年仅27岁。在剑桥工作时期,出版了许多关于光学的著作。1687年终于完成并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92年,患精神分裂症。1695年,身体健康稍有好转后,离开剑桥,被推举为造币厂督办。1699年被任命为年俸丰厚的造币厂厂长,又被选为巴黎科学院外国院士。170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705年,被女皇封为爵士,成为贵族。由于各种原因,牛顿从1687年后,很少专心于自然科学研究,除了热衷于社会活动以外,就把主要精力花在历史年表制作和神学研究上。1727年,溘然长逝,终年85岁。葬于皇家墓地西敏寺。墓碑概括说:“他以几乎神一般的思维力,最先说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象,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牛顿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科学成就,与其独特的科学方法论息息相关。笛卡儿企图经由怀疑方法寻求第一原理,然后再从这形而上的第一原理中,推导出基本的物理学定律。而牛顿主张科学家应把理论概括建立在对现象仔细考察的基础上,宣称:“尽管从实验和观察出发的归纳论证并不能证明一般性的结论,但它依然是事物的本性所容许的论证方法。”(《光学》)他把这种归纳——演绎程序称为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这个方法和先辈相比,有两点新贡献:其一,强调综合演绎出的推断要用实验确证;其二,强调演绎出的推断有超出原归纳证据的价值。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坚持运用分析和综合方法。他更注意运用公理方法,这个方法继承了欧几里得的公理思想,认为一个公理系统是通过演绎组织起来的一组公理、定义和定理。他要求公理系统的定理应有与观察相关的程序,反对玄想。其主要著作除《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学》以外,还有《运用无穷多项的方程的分析学》、《流数法与无穷级数》等。

沈括

沈括（1031年—1095年）北宋时卓越的科学家。字存中。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出生于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父沈周，进士出身，历任地方官。母许氏，亦士大夫家庭出身。沈括幼受母教。仁宗皇祐三年(1051)，父亡，从此开始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期间，他做过主簿、司理参军、太子中允、河北西路察访使、翰林学士等官。入司天监三年，是他惟一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哲宗元祐三年(1088)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写就了著名的《梦溪笔谈》等。哲宗绍圣四年(1097)病逝，享年65岁。

沈括学识渊博，涉猎极广，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地学以及水利、军事、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在天文学方面，主持制定《奉元历》，制造新的天文仪器，发明了《十二气历》。在地学方面，提出流水侵蚀作用的思想，分析冲积平原的成因，命名了“化石”等。在数学方面，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等计算方法。在物理学方面，提出了磁学方面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小孔成像和阳燧取火的理论。在生物医学方面，《苏沈良方》有世界上最早的提取性激素的记载，主张因时因地采药。在化学方面，对“石油”进行了命名和开发，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而且用石油碳黑制墨取得成功。沈括毕生从事科学活动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当时及以前的科技水平，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此外，他还有诗文集《长兴集》和医学著作《良方》(现存《苏沈良方》)等。

沈括是宋代科技人才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成就举世瞩目。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誉其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认为：“我国乃有沈括其人，潜心研究科学，亦是为中国学术史增光。”

裘吉生

裘吉生(1873—1947)，名庆元，字吉生，易名激声，原籍嵊县，出生于绍兴县城。早期与徐锡麟、陶成章、孙德卿、秋瑾等交往，参加光复会。参与创办大通学堂。未几，陶、徐相继被害，离绍抵沪，经友人蔡某介绍加入同盟会，复受同盟会委任转往满洲、奉天，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其时，广泛收集珍贵医籍，悉心研究医学，自谓：“良医等于良相，治国原为治民。”民国建立后返绍，挂牌行医，创立绍兴裘氏医院。1916年，孙中山偕胡汉民来绍，胡患赤痢，投一剂而愈，孙中山亲题“救民疾苦”相赠。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何廉臣等人创组绍郡医药学研究社，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任副社长，主持学报的编务工作。1915年，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成立，历任副会长、会长。1921年，迁寓杭州，题其书屋曰“读有用书楼”。时年49岁，行医33年，以《礼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为旨，自谓“不读三世书，不蓄三年艾，不能三折肱”，而成立三三医社，创办三三医院，刊行《三三丛书》，出版《三三医报》。 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医学书刊，少年时曾将在钱庄学业所得月薪积蓄，购得《本草纲目》一部。及长，节衣缩食，悉以所入委托各地绍邑同乡抄写书目，择善而购。尤在奉天行医时，交识日医多人，搜购海外汉医书籍。数十年中觅得疏本、精抄本、先贤遗著及东瀛版本、医稿3000余种约2万册。主持《绍兴医药学报》编务后，成立流通医药书籍有限公司，促使中医药书籍得以流通发行。

1928年春，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国中医药界于是年3月17日聚会上海共商对策。作为浙江代表，被推为赴南京请愿代表之一，上下游说，据理力争，为中医争得声誉。请愿期间，一国民党要人招请愿代表治病，欲以验证中医实效。诸代表咸推吉生，药到病除，传为美谈。在中医药界坚决反对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卫生部被迫撤销提案。 擅长外感热病、内伤虚痨等症。编有《学医方针》、《药物学便读》、《诊断学》、《女科治疗学》等函授教材。

爱克曼

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年9月21日生于汉诺威温森[今属德国]，1854年12月3日卒于普鲁士魏玛[今属德国]）是一位德国作家，主要作为年迈作家J.W. von Goethe 的助手和亲密伙伴而为人们所熟知；他的《歌德晚年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1823-32年，3卷，1836-48年；“歌德晚年谈话录”）的重要性可与詹姆斯-博斯韦尔的《约翰逊生平》相媲美。

埃克曼从小家境贫寒，参加过德国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后来成为汉诺威战争部的一名职员，1821年至1822年在哥廷根学习了一年。很小的时候，歌德就成了他的偶像。1821年，埃克曼出版了一本诗集，1823年，他寄给歌德一本《理解诗歌的帮助与歌德的特别指示》（Beiträge zur Poesie mit besonderer Hinweisung auf Goethe），引起了歌德的注意，这本诗集包含了对歌德作品的敏感赞赏。歌德邀请埃克曼前往魏玛，在那里他成为歌德的无薪文学助理。埃克曼还担任了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儿子的家庭教师，并于1836年被任命为魏玛宫廷的公爵图书管理员。

埃克曼的《对话录》已被翻译成欧洲所有主要语言。第一部英译本《与歌德的对话》（1839年）由美国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翻译。埃克曼的《对话录》是在歌德允许的情况下根据笔记编写的，它不仅仅是访谈记录，而是对歌德生平和思想的艺术性选择性整理。埃克曼还担任歌德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出版了歌德的遗作（1832-183年），并与F.W.Riemer一起编写了歌德作品的第一个完整版本。

程祖培

程祖培(1889—1976年)，字康章，号颂南，广东中山南蓢区亨美村人。广东省名老中医。1909年程祖培考入两广陆军军医学堂，学习中医。后转考入广州惠华医学专门学校攻读西医，民国四年(1915年)毕业。又曾在香江医科大学解剖科学习。他白天学习西医之余，晚上又参加陈伯坛于1909年开办的“广州中医夜学馆”学习并担任助教。1917年，程祖培毕业后开业行医，孙中山还曾为这位远亲题“博爱”书匾一块，鼓励其济世救人。程祖培回到香山县城石岐执业行医，名声大噪。1920年左右他创设“中山崇正医院讲习所”。新中国成立后程祖培历任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医学院妇儿科教研组教师。学术上程祖培继承了陈伯坛运用《伤寒论》《金匮要略》经方治疗急性热性病、内科杂病的经验，并加以发挥。程祖培既遵循先哲治则，也不轻视后人有效时方，用药从不偏执。喜用苓桂术甘汤、真武汤、小柴胡汤、大小青龙汤等方剂，擅长治疗痰饮、水肿、风寒湿痹、怔忡等病症。晚年由其学生毛海云整理出版了《程祖培医案》，萧熙整理有《程祖培医学要语》，均发表于《广东中医》杂志。去世后由彭若铿搜集其医论及医案，整理成《程祖培先生医学遗著》，由中山市中医学会编印出版。

萧也牧

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后改名吴小武，笔名萧也牧，吴兴(今湖州)人。6岁上学，高小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今湖州二中)。后到杭州电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到上海浦东洋泾镇益中瓷电机制造厂当装配工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萧也牧回到湖州，入民众教育馆，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湖州沦陷后，和几位进步学生穿过孝丰山区，经南昌，徒步到长沙。经徐特立介绍，考入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后又转到五台山，投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先后担任《救国报》编辑、《前卫报》编辑、铁血剧社演员、宣传队干事。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

50年代初，萧也牧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调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不久，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在此期间，先后编辑出版了《伟大的祖国》小丛书、《时事丛书》、《红旗飘飘》丛刊等。对初露才华的作家，甘为人梯，鼎力相助。《红旗谱》、《红岩》、《李自成》、《太阳从东方升起》等作品的修改、出版，均渗透着萧也牧的心血。

萧也牧坦率善良，才华横溢，不仅擅长写中、短篇小说，也擅写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作品朴实无华，语言干净洗练，所叙故事看似平淡无奇，却又真实感人。主要作品有《秋葵》、《连绵的秋雨》、《识字的故事》、《我和老何》、《锻炼》、《山村纪事》、《地道里一夜》、《难忘的岁月》、《海河边上》、《携手前进》以及《我们夫妇之间》等。有《萧也牧作品选》。

《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于1949年秋天。小说提出了老干部进城后所面临的新问题，描写了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复杂性格。萧也牧因这篇小说，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后饱受折磨，屡仆屡起。1970年10月15日在河南“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1980年春天，得到平反昭雪。

舒位

舒位（1765～1816），清代诗人。祖籍直隶大兴（今属北京），生长于吴县（今江苏苏州）。14岁随父任居广西永福县，官舍后有铁云山，因而自号铁云山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恩科举人，以后九上春官都名落孙山。一生坎坷，家境贫寒，多以馆幕为生，四处漂泊，寄人篱下。事母至孝，嘉庆二十年(1815)十月，母殁，因悲痛过度成疾，同年除夕去世。

舒位论诗推崇袁枚，由之上法陆游、白居易。但他又与袁枚性灵诗学有异，主张学问与性情并重，自汉魏至近人诗，鲜不读者，尤浸淫于三李二杜。对性灵诗派中的恶俗诗极为不满，提倡“情景在诗中，怀抱在诗外。诗外苟无诗，情与景皆累”的“诗外诗”（《答孟楷论诗》）。他读书极为广博，又奔走四方，接触社会生活较为广阔。其诗多羁旅、行役、赠答及咏史之作；也有些篇章讽刺时政或抨击现实，如《叩头虫》《鲊虎行》《杭州关纪事》等。他的诗以七古、七律为最胜，七古如《张公石》《朱野云断墙老树图为石敦夫题》《破被篇》《任城太白酒楼》等，“千岩竞秀，万怪惶惑”（法式善《瓶水斋诗集序》、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为人称誉；咏明妃、诸葛亮、陶渊明、项籍等人的七言律诗，也很新警。为诗主才力，戛戛独造，情真意挚，奇伟恣肆，读之令人荡气回肠。赵翼以80高龄而愿意与他订忘年交；法式善曾以舒位与王昙、孙原湘为“三君”，作《三君咏》；龚自珍则将他与彭兆荪并举，称赞他的诗歌风格“郁怒横逸”（《己亥杂诗》自注）。

舒位精通曲律，三弦、笙笛、琵琶、羯鼓等乐器都能演奏入妙。所作戏曲，人称当行，王门伶人，争为搬演。亦作词，集名“焦尾”，未见刊行。书法秀挺，对画理亦颇精通。

著有《瓶水斋诗集》17卷、《瓶水斋诗别集》2卷，《乾嘉诗坛点将录》、《诗论》1卷，《皋桥今雨集》2卷，戏曲《卓女当炉》《樊姬拥髻》《酉阳修月》《博望访星》（以上四种合刻称《瓶笙馆修箫谱》），《桃花人面》及《琵琶赚》等。

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县城(今海曙区苍水街)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人。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入浙，甬上董志宁等“六狂生”拥钱肃乐集众人于府城隍庙起而抗清，他承肃乐命往天台迎鲁王朱以海至绍兴监国，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唐王朱聿键立闽中，遣使至浙东，乃自请充报使入闽，释两王嫌疑，以图联合抗清。归绍兴任侍讲，兼兵科给事中。次年，浙东兵溃，遂诀别父母妻子，从张名振扈鲁王入闽。郑成功不纳，还象山石浦，任右佥都御史。四年受命监翁洲(今舟山)张名振军北上，图入长江，至崇明遇飓风覆舟，被执。获救得脱，潜返翁洲，次年结寨上虞平岗。七年授兵部右侍郎，旋进大学士。九年，与张名振等率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寺壁而还。越两年，复与张名振会同郑成功入长江，抵京口(今镇江)，克瓜洲，攻崇明不克，还而收复翁洲，寻移师临亹(今象山南田林门港)。十三年，翁洲复陷于清军，屯田于天台。十五年，桂王遥授兵都侍郎，兼翰林学士。七月会郑成功师北上，泊羊山，风涛碎船，复还原地。次年五月，再会郑成功师第三次溯长江入京口。七月率部克芜湖，传檄所至，沿江南北4府3州24县望风来归，遗民箪食壶浆以迎，清廷震惊。后郑成功兵败江宁而退，使他呼应无援，不得已焚舟登岸，潜行2000余里返浙。招集旧部，复驻临亹，桂王又遥晋他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是年，清廷抄没他家，妻、子均被押。十八年引军入闽，致书郑成功致力抗清不取台湾。清康熙元年(1662)，桂王遁入缅甸，滇中归清，郑成功、鲁王先后死，清廷一再招降，他均严辞拒绝。三年，见复明无望，解散军队，结茅隐居悬岙(今象山南田花岙岛，一说在舟山市的一个岛上)。七月十七日被执，十九日经宁波押至杭州，劝降不屈，同年九月七日被害于杭州，鄞人万斯大等葬于杭州南屏山麓，与岳飞、于谦同被誉为“西湖三杰”。先后抗清19年，作诗纪其行，激昂慷慨，沉郁苍凉，名篇有《放歌》、《绝命诗》等。著有《奇零草》、《采薇吟》、《冰槎集》、《北征录》等，后人编为《张苍水集》行世。民国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苍水街以资纪念，故居书房今存，系宁波市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在杭州，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侧有张苍水祠。

丘东平

丘东平(1910.5.16—1941.7.28)，现代作家 。原名潭月，字席珍。广东陆丰人。1924年考入陆安师范，参加晨曦社的文学活动。翌年加入共青团。后参加中共海丰党委主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任海丰青年工农俱乐部秘书长，负责出版《海丰青年》、《红旂》等刊物。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海陆丰人民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九· 一八”事变后，参加十九路军。由于与长官冲突而离开军队返香港，与人合办《新亚细亚月刊》，发表第一篇小说《梅岭之春》。不久，刊物遭港英当局禁止，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1932年其成名作《通讯员》(小说)发表。1936年赴日本参加《东流》、《杂文》的出版工作。1937年回国，在上海与邵子南等办《小说家》月刊。这期间写了不少小说。抗日战争的形势推动他转向报告文学的创作，成为报告文学园地较早的耕耘者之一。其报告文学主要写抗日的血与火的斗争，注意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洋溢着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后发起成立了鲁迅文艺社。1940年在苏北解放区参与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任教导主任;还成立了苏北文化协会，任理事。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为了掩护鲁艺的文艺战士突围而牺牲。他是“七月”派创作成就突出的小说作家，其小说刚健、粗犷，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茅山下》(因战事影响，只完成了前五章，收在小说集《茅山下》中)，作品在反映根据地新四军军民对敌伪斗争的同时，还正面描绘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和工农干部之间的思想性格矛盾。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沉郁的梅冷城》、《长夏夜之战》、《红花地之守御》、《第七连》(内收有散文)等，中篇小说《火灾》、《给予者》(集体创作、丘东平执笔)。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出版了《东平选集》。

朱翊钧

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明穆宗第三子。穆宗共有4子，长子朱翊釴，5岁而殇；二子朱翊铃，未踰年而殇；朱翊钧为第三子；第四子朱翊镠，隆庆二年（1568）生。穆宗即帝位后，朱翊钧为嫡长子，于隆庆二年三月辛酉被册封为皇太子，此时朱翊钧6岁。明穆宗在位6年，于隆庆六年五月庚戌驾崩，时年36岁。同年六月甲子，朱翊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万历元年（1573）。

朱翊钧10岁即位，尊封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其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朱翊钧即位之初便罢黜高拱。张居正接替高拱，成为新任内阁首辅，与冯保一起掌控万历前期的朝政。张居正作为朝政的主持者，开始对朝政进行改革。首先，张居正提出整顿吏治，实施考成法，形成“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的考成系统，用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具体实施中，考成法也确实得到认真的执行。其次，张居正提出要注重培养人才，并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书院进行严格管理，“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在经济方面，张居正主张清丈田粮，大规模推广一条鞭法。这些改革在地方均富有成效。他还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河、淮河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则“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万历七年，张居正还通过俺答汗与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张居正的一系列革新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带来了众多成果，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许多措施在地方的执行上也有众多问题，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弹劾张居正的人层出不穷。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引发“夺情”之争，反对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病卒，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即行废止。张居正死后，初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讦不已，被尽削官秩，其子孙也相继死亡。

朱翊钧自小即位，张居正作为其老师，严格执行经筵日讲，由此朱翊钧对张居正也十分尊重。大婚之后，朱翊钧对掌权的渴望渐趋强烈，对张居正和冯保的专断也颇为不满。张居正死后，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的策划下，朱翊钧开始剪除冯保的势力。在朝堂上，因为冯保派人弹劾王国光，牵涉到时为内阁首辅的张四维。张四维也奋起反抗，联合山东道御史江东之，弹劾冯保和他的亲信徐爵，江西道御史李植更是直接列举冯保12宗罪进行弹劾。最终冯保被革职削权，发配南京，退出了权力舞台。自此以后，朱翊钧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亲政。掌权之后的朱翊钧接受了言官的意见，开始陆续启用因反对张居正而被打压的众多官员，也开始重审张居正掌权时的众多案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刘台案。刘台于万历四年上疏弹劾张居正获罪，死于戍所。刘台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他参加会试时，张居正是会试的主考官，所以，刘台也是张居正的门生。刘台任刑部主事期间，张居正举荐刘台做御史，对刘台有知遇之恩。所以，刘台弹劾张居正的行为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张居正得知被弹，向朱翊钧请辞，且态度坚决。朱翊钧为挽留张居正，平息事态，只能严厉处置刘台。之后又有人提出刘台在任期间贪污赃银，刘台家人在当地作恶多端。刘台被发配广西充军，他的父亲和弟弟也都获罪。张居正死后，重审刘台案，众多言官和新的证据开始指向原辽东巡抚张学颜和名将李成梁，朱翊钧不愿牵涉太多，只处置了其中构陷之人，为刘台平反。

六年，皇帝与锦衣卫指挥使王伟之女大婚。在朱翊钧众多子嗣中，朱常洛为长子，理应继承皇位。但因朱翊钧钟情郑贵妃，过度的宠幸让郑氏燃起对太子之位的野心，郑贵妃诞下朱常洵后，便开始力图改变祖制，由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朱常洵出生后，内阁首辅申时行开始上疏，要求册立太子，朱翊钧认为朱常洛还小，可以几年之后再册封。此后，大臣陆续上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但朱翊钧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将上疏留中，不予回应。二十一年，王锡爵仍然坚持早立太子，朱翊钧以王皇后为借口，认为王氏还有可能生育子嗣，所以要推迟立太子的时间。二十九年，朱翊钧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皇三子福王，皇五子瑞王，皇六子惠王，皇七子桂王。三十一年十一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朱翊钧立东宫为不得已，又不齐备东宫官属，含有日后改易之意。朱翊钧命朱赓入阁，是因赓与更同音，也寓有改易之意，书中并附有依附朱赓的内外官员名单。其署名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禅撰，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刊。因其言词诡妄，被称为妖书。朱翊钧大怒，立即命厂卫搜缉，大索奸人。项应禅、乔应甲上书自明，帝不问。浙党党魁沈一贯当国，与东林党人积怨已深，东林党人欲以此逐之；而沈一贯则反借此案诬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兴起大狱。后因太子为保全曾为他讲官的郭正域而出面讲话，东厂提督陈矩也因狱主无名，恐辗转攀累不已，沈一贯等才归罪于有诈骗郑国泰前科的顺天府斥黜生员皦生光。次年四月，磔皦生光于市，妖书案草草了结。

太子册立后，众多大臣认为“国本”既已稳固，福王应遵从祖制、离开京城前往藩地，但皇帝却以“藩地宫室”未成，迟迟不应，大臣便又开始陆续疏请福王离京。朱翊钧借口无法服众，只好对群臣的奏疏不予回应。四十二年二月，朱翊钧下令兵部左侍郎魏餋蒙护送福王入藩邸，但“国本”之争并未终止。郑贵妃无法接受自己多年的经营被毁，于是联合郑泰，策划“梃击案”，希望重夺太子之位。

朱翊钧在位期间，受后人称赞的是“万历三大征”。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同时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发生3次军事行动，东北的御倭援朝、宁夏的平定哱拜之乱和播州平定杨应龙之乱。十七年，哱拜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哱拜自请率所部3000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遂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又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张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拜为谋主，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唯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明朝特调副将麻贵驰援，麻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叶梦熊代魏学曾为总督后，率各路明军将宁夏城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内部发生火并。城破，哱拜阖门自尽，哱承恩等被擒，哱拜之乱平息。

十七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公开作乱。明廷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杨应龙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3000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又以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杨应龙之子杨朝栋所统苗军。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杨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杨朝栋等被执，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4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30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断日军粮道，日军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朱翊钧将石星等下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兵援朝。次年二月，明军兵分4路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朱翊钧在位期间，除了文治武功外，亦有倒行逆施之行。他贪于财货，兼并土地为皇庄。万历中叶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皇庄占地从江北扩展到江南，朱翊钧之弟潞王在湖广等地占田4万顷。朱翊钧之子福王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2万顷，每年收租银46 000余两。缙绅富室也纷纷兼并土地，重租盘剥。江南1亩之入，多则3石，少则不过1石，私租却重至1石二三斗至2石。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长工和奴婢。奴婢身份比长工、佃户更为低贱，成为一经与主人立契、世代不能脱籍的“世仆”。

万历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由于对宁夏、朝鲜和播州先后用兵（万历三大征），以及乾清、坤宁两宫及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连遭火灾，国库空虚。二十四年，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奏请开矿，为朱翊钧采纳。由于开矿的严厉禁限已经被打破，所以每遇奏报开矿，万历皇帝即派宦官前往监督。京畿、浙江、陕西、山西、广东、云南、辽东、江西、福建、湖广、山东等20几处均派有矿监。二十六年，又准千户赵承勋之奏请，派出宦官监督收税。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等处皆设税使，甚至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税收亦有税使。税使一般领税务，有的则兼管开采。自二十四年起，朱翊钧派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商，掠夺民财。他本人则不视朝，章奏留中，造成各地农民起义、城市民变不断发生，朝中党争与宫闱之争日激，上下解体。民变多起因于矿监税使的疯狂劫夺。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苏州、临清、武昌等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以及北京的民变，包括苏州民变、临清民变、武昌民变、京西民变等较大规模的民变。四十七年，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与后金的战争中惨败，从此明朝在与后金对峙中转攻为守。为支撑同后金的战争，朱翊钧3次加派辽饷，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明亡之势由此已见。朱翊钧在位48年，于四十八年七月丙申驾崩，年58岁。九月甲申上尊谥，谥号为“孝显皇帝”，庙号神宗，葬定陵。

帕克森

弗雷德里克·洛根·帕克森（Frederic Logan Paxson，1877年2月23日生于费城，1948年10月24日卒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美国历史学家。他还曾担任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协会主席。他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本科和博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1910年至1932年），接替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并于1932年至194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是美国边疆的权威。他于1925年获得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是《1763-1893年的美国边疆史》。

他的学生包括厄尔·S·波默罗伊和艾拉·克拉克。他们非常钦佩他的教学。克拉克说，帕克森让学生“参与他对过去的探索”，并“接触活人和叙事问题”。波默罗伊说，帕克森没有进行哲学思考，而是谈论“技巧和具体问题及其意义，而不是抽象的有效性”。帕克森还建议他的学生尝试综合，无论多么尝试性和不精确。波默罗伊指出，帕克森对政治史有深入的了解，“发现政治框架，以及其他传统框架，在讲述一个一般的故事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帕克森也坚持经济和社会历史的重要性，并亲自发表了关于体育和高速公路运动兴起的文章。

帕克森创造了“历史工程”一词来描述他在修订教科书以适应世界大战时代的情绪时所做的战时工作，通过“解释我们可能更好地赢得战争的战争问题”。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帕克森学习历史、国际法和经济学。他的主要顾问是历史学家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他鼓励帕克森广泛阅读，除了伦敦和华盛顿的外交研究档案资源外，还要使用报纸等新资源。1903年，他发表了关于19世纪20年代南美共和国独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论文，之后他便从外交问题转向西方研究。他开始对科罗拉多州进行一系列研究，计划写一本从未完成的书。然后，他转向更广泛的边疆叙事史，最终于1924年出版了获奖作品《1763-1893年美国边疆史》。这本书涵盖了非常广泛的主题，在处理边疆居民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暴力关系方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帕克森强调了向西部迁移过程对人们的影响，淡化了特定地区的静态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他受到贵格会教徒的教养，但他还是担任陆军部历史局的少校，并利用他的写作技巧来解释美国政策的历史背景。

孙思邈

孙思邈（约541年—约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唐代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青年时期就具有了广博的医学知识和高明的医术，二十多岁就在医学上负有盛名。他不愿作官，终身在民间行医。勤学苦练，博览群书，用毕生精力从事于医学研究，在医学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相传孙思邈医术十分高明，民间流传着他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擅长针灸技术，他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套明堂图分人体的正面、背面、侧面三种，共记针灸孔穴三百四十九个。孙思邈还提出了“以痛取穴”的新疗法，后来就把这些穴位称为“阿是穴”。这些随压痛点取穴的办法，今天仍被广泛用于临床上。此外，孙思邈还收集了不少经外奇穴，并发明了同身寸法(以身体的某些部位来作为取穴的标准)，为我国针灸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孙思邈一生走遍了家乡和汉中、四川一带的名山，亲自采集、种植和炮制药物，对药性进行比较试验。他特别注重药物采集时节和处理方法，还注意到由于土质、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药物品种和质量上的很大差异。孙思邈在总结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钻研，在他七十岁时完成了第一部巨著——《千金药方》，后来他感到《千金药方》不够完善，又在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他百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千金翼方》作为前书的补充。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用“千金”命名其著作。由于孙思邈在药物学方面的知识渊博，成就突出，深受人们崇敬，后人称他为“药王”，并把他常去采药的五台山(位于陕西耀县城东)称为“药王山”。

冒襄

冒襄（1611年4月27日－1693年12月31日），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水绘庵老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今江苏如皋）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一二十九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年八十三岁。私谥潜孝先生。幼有俊才，负时誉。性至孝，父吏部郎起宗被诬系狱，襄泣血上书，冤得直。所游皆当时雄俊。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朝宗矜名节，持正论，品严执政，裁量公卿，时称“四公子”。襄尤才高气盛。史可法荐为监军，后又特用司李，皆不就。明亡后，无意用世。性喜客，家故有水绘图，擅池沼亭馆之胜，四方名土，招致无虚日。又尝游山水，与才人、学士、名倡、狎客为文酒宴游之欢，风流文采，照映一时。晚年，结匿峯庐，以图书自娱。年八十时，犹作擘窠大书，体势益媚，人争宝之。

冒襄在1627年-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明代自万历以来已江河日下，特别是太监弄权，朝纲倾颓，已达登峰造极。面对这种危亡局势，一般在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怎不忧心如焚呢？1636年，冒襄与张明弼结盟，参加复社，同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过从甚密，人称“四公子”。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希望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1639年由吴应箕起草、冒襄等复社140余人具名的《留都防乱公揭》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阮大铖之流如过街老鼠。

清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随后，清兵入关，建立大清国。南京的明朝旧臣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阮大铖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明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他要报复复社诸君子。正巧冒襄因风闻高杰将驻防如皋，举家逃往南京。在南京，阮大铖对冒襄游说不成后，便派遣锦衣卫逮捕了他，直至第二年，马、阮逃离南京，始得脱离牢狱之灾。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连夜逃往扬州，靠了史可法的荫庇，才躲掉了这场灾难。 公元1645年6月，如城抗清英雄陈君悦组织义兵抗拒清廷官吏。冒襄再次举家逃往浙江盐官。从夏至冬，辗转颠沛，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这一切在他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变化，第二年他从盐官回归故里隐居。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但他视之如敝履，坚辞不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冒襄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岕茶汇抄》、《水绘园诗文集》，又编其师友投赠诗文为《同人集》十二卷，均《清史列传》及《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忆语体文字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