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东平

丘东平(1910.5.16—1941.7.28)，现代作家 。原名潭月，字席珍。广东陆丰人。1924年考入陆安师范，参加晨曦社的文学活动。翌年加入共青团。后参加中共海丰党委主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任海丰青年工农俱乐部秘书长，负责出版《海丰青年》、《红旂》等刊物。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海陆丰人民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九· 一八”事变后，参加十九路军。由于与长官冲突而离开军队返香港，与人合办《新亚细亚月刊》，发表第一篇小说《梅岭之春》。不久，刊物遭港英当局禁止，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1932年其成名作《通讯员》(小说)发表。1936年赴日本参加《东流》、《杂文》的出版工作。1937年回国，在上海与邵子南等办《小说家》月刊。这期间写了不少小说。抗日战争的形势推动他转向报告文学的创作，成为报告文学园地较早的耕耘者之一。其报告文学主要写抗日的血与火的斗争，注意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洋溢着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后发起成立了鲁迅文艺社。1940年在苏北解放区参与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任教导主任;还成立了苏北文化协会，任理事。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为了掩护鲁艺的文艺战士突围而牺牲。他是“七月”派创作成就突出的小说作家，其小说刚健、粗犷，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茅山下》(因战事影响，只完成了前五章，收在小说集《茅山下》中)，作品在反映根据地新四军军民对敌伪斗争的同时，还正面描绘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和工农干部之间的思想性格矛盾。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沉郁的梅冷城》、《长夏夜之战》、《红花地之守御》、《第七连》(内收有散文)等，中篇小说《火灾》、《给予者》(集体创作、丘东平执笔)。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出版了《东平选集》。

朱翊钧

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明穆宗第三子。穆宗共有4子，长子朱翊釴，5岁而殇；二子朱翊铃，未踰年而殇；朱翊钧为第三子；第四子朱翊镠，隆庆二年（1568）生。穆宗即帝位后，朱翊钧为嫡长子，于隆庆二年三月辛酉被册封为皇太子，此时朱翊钧6岁。明穆宗在位6年，于隆庆六年五月庚戌驾崩，时年36岁。同年六月甲子，朱翊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万历元年（1573）。

朱翊钧10岁即位，尊封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其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朱翊钧即位之初便罢黜高拱。张居正接替高拱，成为新任内阁首辅，与冯保一起掌控万历前期的朝政。张居正作为朝政的主持者，开始对朝政进行改革。首先，张居正提出整顿吏治，实施考成法，形成“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的考成系统，用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具体实施中，考成法也确实得到认真的执行。其次，张居正提出要注重培养人才，并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书院进行严格管理，“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在经济方面，张居正主张清丈田粮，大规模推广一条鞭法。这些改革在地方均富有成效。他还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河、淮河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则“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万历七年，张居正还通过俺答汗与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张居正的一系列革新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带来了众多成果，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许多措施在地方的执行上也有众多问题，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弹劾张居正的人层出不穷。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引发“夺情”之争，反对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病卒，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即行废止。张居正死后，初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讦不已，被尽削官秩，其子孙也相继死亡。

朱翊钧自小即位，张居正作为其老师，严格执行经筵日讲，由此朱翊钧对张居正也十分尊重。大婚之后，朱翊钧对掌权的渴望渐趋强烈，对张居正和冯保的专断也颇为不满。张居正死后，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的策划下，朱翊钧开始剪除冯保的势力。在朝堂上，因为冯保派人弹劾王国光，牵涉到时为内阁首辅的张四维。张四维也奋起反抗，联合山东道御史江东之，弹劾冯保和他的亲信徐爵，江西道御史李植更是直接列举冯保12宗罪进行弹劾。最终冯保被革职削权，发配南京，退出了权力舞台。自此以后，朱翊钧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亲政。掌权之后的朱翊钧接受了言官的意见，开始陆续启用因反对张居正而被打压的众多官员，也开始重审张居正掌权时的众多案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刘台案。刘台于万历四年上疏弹劾张居正获罪，死于戍所。刘台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他参加会试时，张居正是会试的主考官，所以，刘台也是张居正的门生。刘台任刑部主事期间，张居正举荐刘台做御史，对刘台有知遇之恩。所以，刘台弹劾张居正的行为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张居正得知被弹，向朱翊钧请辞，且态度坚决。朱翊钧为挽留张居正，平息事态，只能严厉处置刘台。之后又有人提出刘台在任期间贪污赃银，刘台家人在当地作恶多端。刘台被发配广西充军，他的父亲和弟弟也都获罪。张居正死后，重审刘台案，众多言官和新的证据开始指向原辽东巡抚张学颜和名将李成梁，朱翊钧不愿牵涉太多，只处置了其中构陷之人，为刘台平反。

六年，皇帝与锦衣卫指挥使王伟之女大婚。在朱翊钧众多子嗣中，朱常洛为长子，理应继承皇位。但因朱翊钧钟情郑贵妃，过度的宠幸让郑氏燃起对太子之位的野心，郑贵妃诞下朱常洵后，便开始力图改变祖制，由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朱常洵出生后，内阁首辅申时行开始上疏，要求册立太子，朱翊钧认为朱常洛还小，可以几年之后再册封。此后，大臣陆续上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但朱翊钧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将上疏留中，不予回应。二十一年，王锡爵仍然坚持早立太子，朱翊钧以王皇后为借口，认为王氏还有可能生育子嗣，所以要推迟立太子的时间。二十九年，朱翊钧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皇三子福王，皇五子瑞王，皇六子惠王，皇七子桂王。三十一年十一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朱翊钧立东宫为不得已，又不齐备东宫官属，含有日后改易之意。朱翊钧命朱赓入阁，是因赓与更同音，也寓有改易之意，书中并附有依附朱赓的内外官员名单。其署名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禅撰，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刊。因其言词诡妄，被称为妖书。朱翊钧大怒，立即命厂卫搜缉，大索奸人。项应禅、乔应甲上书自明，帝不问。浙党党魁沈一贯当国，与东林党人积怨已深，东林党人欲以此逐之；而沈一贯则反借此案诬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兴起大狱。后因太子为保全曾为他讲官的郭正域而出面讲话，东厂提督陈矩也因狱主无名，恐辗转攀累不已，沈一贯等才归罪于有诈骗郑国泰前科的顺天府斥黜生员皦生光。次年四月，磔皦生光于市，妖书案草草了结。

太子册立后，众多大臣认为“国本”既已稳固，福王应遵从祖制、离开京城前往藩地，但皇帝却以“藩地宫室”未成，迟迟不应，大臣便又开始陆续疏请福王离京。朱翊钧借口无法服众，只好对群臣的奏疏不予回应。四十二年二月，朱翊钧下令兵部左侍郎魏餋蒙护送福王入藩邸，但“国本”之争并未终止。郑贵妃无法接受自己多年的经营被毁，于是联合郑泰，策划“梃击案”，希望重夺太子之位。

朱翊钧在位期间，受后人称赞的是“万历三大征”。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同时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发生3次军事行动，东北的御倭援朝、宁夏的平定哱拜之乱和播州平定杨应龙之乱。十七年，哱拜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哱拜自请率所部3000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遂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又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张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拜为谋主，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唯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明朝特调副将麻贵驰援，麻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叶梦熊代魏学曾为总督后，率各路明军将宁夏城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内部发生火并。城破，哱拜阖门自尽，哱承恩等被擒，哱拜之乱平息。

十七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公开作乱。明廷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杨应龙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3000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又以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杨应龙之子杨朝栋所统苗军。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杨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杨朝栋等被执，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4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30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断日军粮道，日军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朱翊钧将石星等下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兵援朝。次年二月，明军兵分4路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朱翊钧在位期间，除了文治武功外，亦有倒行逆施之行。他贪于财货，兼并土地为皇庄。万历中叶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皇庄占地从江北扩展到江南，朱翊钧之弟潞王在湖广等地占田4万顷。朱翊钧之子福王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2万顷，每年收租银46 000余两。缙绅富室也纷纷兼并土地，重租盘剥。江南1亩之入，多则3石，少则不过1石，私租却重至1石二三斗至2石。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长工和奴婢。奴婢身份比长工、佃户更为低贱，成为一经与主人立契、世代不能脱籍的“世仆”。

万历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由于对宁夏、朝鲜和播州先后用兵（万历三大征），以及乾清、坤宁两宫及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连遭火灾，国库空虚。二十四年，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奏请开矿，为朱翊钧采纳。由于开矿的严厉禁限已经被打破，所以每遇奏报开矿，万历皇帝即派宦官前往监督。京畿、浙江、陕西、山西、广东、云南、辽东、江西、福建、湖广、山东等20几处均派有矿监。二十六年，又准千户赵承勋之奏请，派出宦官监督收税。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等处皆设税使，甚至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税收亦有税使。税使一般领税务，有的则兼管开采。自二十四年起，朱翊钧派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商，掠夺民财。他本人则不视朝，章奏留中，造成各地农民起义、城市民变不断发生，朝中党争与宫闱之争日激，上下解体。民变多起因于矿监税使的疯狂劫夺。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苏州、临清、武昌等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以及北京的民变，包括苏州民变、临清民变、武昌民变、京西民变等较大规模的民变。四十七年，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与后金的战争中惨败，从此明朝在与后金对峙中转攻为守。为支撑同后金的战争，朱翊钧3次加派辽饷，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明亡之势由此已见。朱翊钧在位48年，于四十八年七月丙申驾崩，年58岁。九月甲申上尊谥，谥号为“孝显皇帝”，庙号神宗，葬定陵。

帕克森

弗雷德里克·洛根·帕克森（Frederic Logan Paxson，1877年2月23日生于费城，1948年10月24日卒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美国历史学家。他还曾担任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协会主席。他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本科和博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1910年至1932年），接替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并于1932年至194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是美国边疆的权威。他于1925年获得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是《1763-1893年的美国边疆史》。

他的学生包括厄尔·S·波默罗伊和艾拉·克拉克。他们非常钦佩他的教学。克拉克说，帕克森让学生“参与他对过去的探索”，并“接触活人和叙事问题”。波默罗伊说，帕克森没有进行哲学思考，而是谈论“技巧和具体问题及其意义，而不是抽象的有效性”。帕克森还建议他的学生尝试综合，无论多么尝试性和不精确。波默罗伊指出，帕克森对政治史有深入的了解，“发现政治框架，以及其他传统框架，在讲述一个一般的故事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帕克森也坚持经济和社会历史的重要性，并亲自发表了关于体育和高速公路运动兴起的文章。

帕克森创造了“历史工程”一词来描述他在修订教科书以适应世界大战时代的情绪时所做的战时工作，通过“解释我们可能更好地赢得战争的战争问题”。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帕克森学习历史、国际法和经济学。他的主要顾问是历史学家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他鼓励帕克森广泛阅读，除了伦敦和华盛顿的外交研究档案资源外，还要使用报纸等新资源。1903年，他发表了关于19世纪20年代南美共和国独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论文，之后他便从外交问题转向西方研究。他开始对科罗拉多州进行一系列研究，计划写一本从未完成的书。然后，他转向更广泛的边疆叙事史，最终于1924年出版了获奖作品《1763-1893年美国边疆史》。这本书涵盖了非常广泛的主题，在处理边疆居民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暴力关系方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帕克森强调了向西部迁移过程对人们的影响，淡化了特定地区的静态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他受到贵格会教徒的教养，但他还是担任陆军部历史局的少校，并利用他的写作技巧来解释美国政策的历史背景。

孙思邈

孙思邈（约541年—约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唐代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青年时期就具有了广博的医学知识和高明的医术，二十多岁就在医学上负有盛名。他不愿作官，终身在民间行医。勤学苦练，博览群书，用毕生精力从事于医学研究，在医学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相传孙思邈医术十分高明，民间流传着他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擅长针灸技术，他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套明堂图分人体的正面、背面、侧面三种，共记针灸孔穴三百四十九个。孙思邈还提出了“以痛取穴”的新疗法，后来就把这些穴位称为“阿是穴”。这些随压痛点取穴的办法，今天仍被广泛用于临床上。此外，孙思邈还收集了不少经外奇穴，并发明了同身寸法(以身体的某些部位来作为取穴的标准)，为我国针灸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孙思邈一生走遍了家乡和汉中、四川一带的名山，亲自采集、种植和炮制药物，对药性进行比较试验。他特别注重药物采集时节和处理方法，还注意到由于土质、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药物品种和质量上的很大差异。孙思邈在总结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钻研，在他七十岁时完成了第一部巨著——《千金药方》，后来他感到《千金药方》不够完善，又在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他百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千金翼方》作为前书的补充。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用“千金”命名其著作。由于孙思邈在药物学方面的知识渊博，成就突出，深受人们崇敬，后人称他为“药王”，并把他常去采药的五台山(位于陕西耀县城东)称为“药王山”。

冒襄

冒襄（1611年4月27日－1693年12月31日），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水绘庵老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今江苏如皋）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一二十九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年八十三岁。私谥潜孝先生。幼有俊才，负时誉。性至孝，父吏部郎起宗被诬系狱，襄泣血上书，冤得直。所游皆当时雄俊。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朝宗矜名节，持正论，品严执政，裁量公卿，时称“四公子”。襄尤才高气盛。史可法荐为监军，后又特用司李，皆不就。明亡后，无意用世。性喜客，家故有水绘图，擅池沼亭馆之胜，四方名土，招致无虚日。又尝游山水，与才人、学士、名倡、狎客为文酒宴游之欢，风流文采，照映一时。晚年，结匿峯庐，以图书自娱。年八十时，犹作擘窠大书，体势益媚，人争宝之。

冒襄在1627年-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明代自万历以来已江河日下，特别是太监弄权，朝纲倾颓，已达登峰造极。面对这种危亡局势，一般在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怎不忧心如焚呢？1636年，冒襄与张明弼结盟，参加复社，同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过从甚密，人称“四公子”。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希望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1639年由吴应箕起草、冒襄等复社140余人具名的《留都防乱公揭》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阮大铖之流如过街老鼠。

清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随后，清兵入关，建立大清国。南京的明朝旧臣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阮大铖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明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他要报复复社诸君子。正巧冒襄因风闻高杰将驻防如皋，举家逃往南京。在南京，阮大铖对冒襄游说不成后，便派遣锦衣卫逮捕了他，直至第二年，马、阮逃离南京，始得脱离牢狱之灾。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连夜逃往扬州，靠了史可法的荫庇，才躲掉了这场灾难。 公元1645年6月，如城抗清英雄陈君悦组织义兵抗拒清廷官吏。冒襄再次举家逃往浙江盐官。从夏至冬，辗转颠沛，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这一切在他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变化，第二年他从盐官回归故里隐居。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但他视之如敝履，坚辞不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冒襄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岕茶汇抄》、《水绘园诗文集》，又编其师友投赠诗文为《同人集》十二卷，均《清史列传》及《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忆语体文字的鼻祖。

余嘉锡

余嘉锡（1884年2月9日－1955年1月23日）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湖南常德人。字季豫，别署猬翁。早年专习经史。1891年定居北京，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并在北京大学教授目录学，致力于《四库全书》提要的考证工作。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1955年病殁于北京。

余嘉锡治学以目录学著称。执教于辅仁大学期间，曾讲授“目录学”、“古籍校读法”、“世说新语研究”等课程。从17岁时读《四库全书总目》起，钻研该书达50余年之久，终于著成《四库提要辨证》24卷，于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印行。陈垣曾评此书说，余嘉锡“并不仅仅限于鉴别版本、校雠文字，而是由《提要》上溯目录学的源流，旁及校勘学的方法，并且能研讨学术发展过程，熟悉历代官制、地理和史学”，“为文则取精用宏，非清代目录学家之专治版本、校勘者所能及”。(《余嘉锡论学杂著序》)此外，余嘉锡还出版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论学杂著》等。其中《余嘉锡论学杂著》汇集有关论文、书序、题跋等30篇、读书随笔30条，涉及有关古籍的流传、古代书册的制度沿革、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生卒年月、重要历史文献中所反映的史实以及目录书籍的源流和一般考证校勘的方法等，内容充实，考证详密，如《太史公书亡篇考》、《牟子理惑论检讨》、《晋辟雍碑考证》、《寒食散考》、《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殷芸小说辑证》、《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书册制度补考》、《新续古名家杂剧跋》等论文，在研究古代历史、文献、小说、戏剧等方面多有建树。此外，余嘉锡还在《四库提要辨证》中首先对岳飞〔满江红〕一词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开启了后人对此问题的考证。

伍尔里奇

康奈尔·伍尔里奇（Cornell Woolrich，1903年12月4日-1968年9月25日），美国小说家。伍尔里奇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分居了。伍尔里奇与父亲在墨西哥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返回纽约和母亲克莱尔·阿塔莉·伍尔里奇 (Claire Attalie Woolrich)住在一起。伍尔里奇1921年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6年肄业。1921年生病并被卧床数周。正是在这种疾病期间伍尔里奇开始写作，并于192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1927年第二部短篇小说《丽兹的孩子》在比赛中获得了10,000美元的一等奖。由此他在好莱坞第一国家电影公司（First National Pictures, Inc.）担任编剧。在好莱坞期间，伍尔里奇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准备和21岁女孩维奥莱特·弗吉尼亚·布莱克顿结婚, 后来取消，又继续开始写作。后来他回到纽约，在那里他和他的母亲搬进了马赛酒店的高级公寓里，伍尔里奇的母亲于1957年去世，伍尔里奇一直独居生活，60多岁时，视力下降，孤独，心理上被同性恋的内疚所折磨，所以经常酗酒，最后染上糖尿病，足部感染成为1968年初，一条腿截肢。截肢后伍尔里奇皈依天主教，1968年9月25日伍尔里奇去世，享年65岁。后被被安葬在纽约哈茨代尔的Ferncliff公墓。伍尔里奇将他约85万美元的遗产遗赠给哥伦比亚大学，以资助他母亲的写作学生奖学金。

爱默生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5月25日－1882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作家、美国先验主义运动以及美国文艺复兴(1835—1865)的领袖人物。1817年进哈佛学院(今哈佛大学),毕业后一度任中小学教师,同时继续在哈佛神学院从事研究,1829年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1833年在赴欧期间,结识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等英国思想家。南北战争时支持联邦政府,赞成废除奴隶制。在哲学上,认为世上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人,自然界存在着完满的规律,但只有通过其与人的关系,或仅当它植根于人的心灵中之时,才对我们有吸引力。因而人的生活不是与世界协调,而是与心中的观念相一致。人的生活达到平衡,自然也会支持人、养育人。这种融和从自己出发,他称为依赖自我。认为历史先前被分裂成人心与自然,而现在正在借助人类文化的创造性成就争取其重聚。从形而上学意义上说,人类文化就是要使人心与自然统一。人是大宇宙的小宇宙,人的灵魂与宇宙中的每件事物都是相符合的,人应当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认识论上,反对英国的经验主义。认为经验主义仅满足于事实,不能达到确定性,从而导致怀疑主义。真正的知识乃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必须超越感觉,而在人心中确实具有超越感觉的机能,这就是直觉能力,由它提供的知识是无需进一步证实的。在社会观上,对当时盛行于欧美的文明不满,认为这种文明本质上是财产、权益和排他的文明。商业主义必将导致文化的浅薄,而那种所谓的民主事实上只是要求人们顺从非人格化的制度,从而牺牲个人的自主和自决。这种文明形式不利于人心与自然的统一。这些思想对尼采、柏格森和杜威等人的哲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著作有《自然》(1836)、《代表人物》(1850)、《生活行为》(1860)、《社会与孤独》(1870)、《文学与社会目标》(1875)。

1803年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康考德村的一个牧师家庭。

1820年 毕业于哈佛大学。

1826年 进入哈佛神学院学习。

1827年 获准讲道。

1828年 出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

1829年 与一家富人的女儿艾伦·塔克结婚。

1833年 因不赞成唯一神教派的某些教义,放弃教职,赴欧游历,拜访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兰道 尔、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与卡莱尔结为知交,并深受康德先验论哲学的影响。

1836年 出版《论自然》一书。从欧洲回国,定居康考德村,无固定职业,成为康考德一带无教职的义务布道者、演说家,同时写作。

1837年8月31日 在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上以《论美国学者》为题发表演讲,轰动一时,被霍尔姆斯誉为“我们的思想上的独立宣言”。

1838年7月15日 在剑桥的神学院发表题为《神学院致辞》的著名演讲。强调人的价值,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 理。

1840年 和其他几位超验主义者创办评论季刊《日晷》,传播超验主义思想和发表超验主义文学 作品,在东部影响甚大。爱默生曾任主编。

1841年 爱默生出版《论文集》第一集。

1844年 出版《论文集》第二集。

1847年 出版《诗集》第一册。

1850年 出版《代表人物》。

1856年 去加利福尼亚暂住,随后领女儿同几个朋友去埃及小住,出版《英国人的性格》。

1859年 公开为约翰·布朗辩护。在南北战争时期,为庆贺黑奴解放宣言的颁布,写过著名的《波士 顿》一诗,为黑人的平等权利而呼吁。

1882年 去世。

袁枚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存斋、随园、澹园、随园主人、随园居士、随园老人、竹村居士,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乾隆三年中举人，乾隆四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任溧水知县，后又调江浦、沐阳、江宁等县为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购得隋赫德之旧“隋织造园”，改造为“随园”，并于是年乞养归山，除乾隆十七年曾改官奏中不到一年外，终生不再出仕。“随园”地处江宁小仓山，也称随园先生，晚年自称仓山居士，亦称随园老人、仓山叟。袁枚活跃于诗坛六十余年，有诗四千余首，在乾、嘉时期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为三大家。所谓“齐名蒋赵首推袁，余子纷纷孰与伦?”(王嵩高《寄视随园先生八十寿》)是当时一代诗坛领袖，影响极大。

袁枚的诗歌创作有独特的风格，在当时成就较高，并且都是贯彻了他自己的诗论主张的。袁枚诗歌理论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比他的诗歌创作更为突出。他的诗论除《随园诗话》、《续诗品》之外，在其《小仓山房集》的诗、文、书信等中，亦有不少重要论述。其理论核心是提倡性灵。袁枚的“性灵”说是对明代公安派性灵说的继承和发展，和公安派相比，袁枚的论述要全面、深刻得多，反传统、反理学的色彩也更为鲜明。从文艺思想的发展与论争来说，他的性灵说是直接针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诗教说而发的。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及《再与沈大宗伯书》中，袁枚从诗歌以表现性灵为主的角度，批评了沈德潜的宗唐的格调说，他说：“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特别指出沈德潜强调“温柔敦厚”有“褒衣大祒气象”，因此，“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他认为《礼记》一书乃“汉人所述”，“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并非“圣人之言”，他在《答李少鹤》一文中说：“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竭力为艳体诗(爱情诗)辩护，提高其地位，认为《关雎》即是艳体诗，并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这里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反对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袁枚性灵说的含义，主要是强调诗歌是诗人的个性与感情的自然流露。《随园诗话》中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又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其《答蕺园论诗书》中又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在(《答施兰垞论诗书》中说：“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并认为这才是“诗之本旨”。其《尺牍》卷七《答何水部》中说：“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袁枚性灵说在强调诗是人的内心感情流露之同时，又十分重视这种感情所具有的诗人个性特征。其《续诗品》中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也都包含着这两层意思。故而他特别喜欢杨万里说的：“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莫辩。”

为此，袁枚主张文学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学古人之诗不是为了模拟因袭，而是为了“变”。他说：“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乃不得不变也。”诗歌要表现诗人的心灵性情，而诗人的心灵性情各不相同，焉能不变?“若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他说唐宋是“一代之国号”，“与诗无与也。”拘泥于唐宋，则是“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那就失去了诗的“本旨”。所以袁枚十分重视诗歌的独创性。他认为诗歌创作“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小仓山房诗集》)卷14，(《书所见》)在《尺牍》中《答王梦楼侍读》一书中说：“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作大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簿尉。”《随园诗话》中说“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也正是说明诗应当各有自己特殊之处，惟有独创才有自己的生命活力。

袁枚重视诗人的才气，反对以学问来代替诗才。他批评“误把抄书当作诗”的倾向(见《仿元遗山论诗》)，对以翁方纲为代表的“学人之诗”颇多讽刺之语。《随园诗话》中说。“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又说：“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即使像李商隐的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如严羽所说，诗有别才，非学问所能替代。

袁枚的性灵说与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说，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安派提倡师心反对师古，袁枚则认为师心与师古不矛盾，创作要以表现性灵为主，但仍要广泛的学习。《随园诗话》中说：“平居有古人，学问方深;落笔无古人，精神始出。”又说：“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师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抒写性灵并不排斥学问，相反还是要有深广的学问，只是不能以学问代替创作。第二，公安派主张创作要合乎自然，反对人工修饰。袁枚则认为天工自然与人工修饰应当统一，要经过人为修饰而达到自然，方为至高之美。这正是为了避免公安派之浅俗。他说作诗“不可不改”，要达到“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所谓：“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箴作诗者》)《随园诗话》中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若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第三，在诗人修养方面，袁枚与公安派之强调天才、否定学问不同，他主张不应偏废。《随园诗话》中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从上述三点看来，袁枚欲集天籁与人籁于一炉，以人巧济天然，所以他在诗论中对诗歌的具体形式技巧，包括声律问题都还是很重视的。他在《续诗品·勇改》一条中曾说：“人功不竭，天巧不传。”《博习》条中说：“万卷山积，一篇吟成。”《著我》条中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这些正是集中的概括，清楚地体现了他与公安派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对公安派的重要发展。

舒梦兰

舒梦兰(1759-1835),字白香,号天香居士,江西靖安县人。清嘉庆年间秀才,屡试不第,故绝意仕进。怡亲王载垣闻其才名,延请入府,寓京为幕客八年。性恬淡,不求仕进,以著述自娱。工诗,以所作《和陶诗》得名,一时贵游折节与交。尤精倚声,深研词律。著有《白香集》、《天香词》等,另编有《白香词谱》,收常见词牌一百种,至今通行词坛。

舒梦兰26岁应试落第后，闭门读书，穷究理学，为子侄们解诗说文。嘉庆八年（1803年）后，他感叹平生知己凋谢过半，人世之心益灰。遂每年都裹粮出游，曾住庐山天池寺百日，写《游山日记》12卷；过都昌游古南寺，著《古南余话》5卷；访婺源，见青山碧水，撰《婺令余稿》一卷。其他如《湘舟漫录》、《骖鸾集》、《香词百选》等集子，收录的都是他频年游历湖南、桂林等地所写下的散文和诗词。他还将寻祖、悼亲、哀儿的诗文辑录为《秋心集》。舒梦兰晚年好静，深居简出，杜门谢客。道光十五年（1835年）卒，享年77岁。

尼扎姆·穆尔克

尼扎姆·穆尔克（Abu Ali Hassan ibn Ali Tusi，1018.04.10～1092.10.14）塞尔柱帝国首相，波斯政治家。本名阿布·阿里·哈桑·伊本·阿里·图西，尼扎姆·穆尔克为其担任首相（维齐尔）时的徽号，意为“国之柱石”。

生于呼罗珊图斯城郊一村庄的德赫甘家庭。其父阿里·伊本·依沙克曾任伽色尼王朝在呼罗珊省财政长官。1040年，塞尔柱突厥人在丹丹坎之役打败伽色尼王朝，夺取呼罗珊。尼扎姆遂跟随其父逃亡阿富汗加兹尼，在加兹尼继续为伽色尼王朝效力。3年后，转投塞尔柱帝国，成为塞尔柱素丹图格里尔（1037～1063年在位）幕僚。1059年，任呼罗珊省总督。 1063年图格里尔去世后，尼扎姆辅佐阿尔普·阿尔斯兰击败王位竞争者苏莱曼和库塔尔米什。1064年阿尔斯兰继位后，尼扎姆任首相。他参加了对拜占廷亚美尼亚地区的征战。1072年阿尔斯兰遇刺身亡，尼扎姆继续担任首相，并辅佐新君马立克沙，成为塞尔柱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使帝国达到极盛。后卷入宫廷斗争，支持巴尔基雅鲁克继承王位，出兵镇压据守阿拉木特堡的伊斯玛仪派阿萨辛派，未果。 尼扎姆任首相期间，帮助帝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税收和采邑分封体系，使帝国拥有一支庞大可靠的常备军；推动塞尔柱帝国由草原游牧帝国向波斯化定居帝国转变，调和境内突厥人和波斯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开办尼采米耶学院，确立艾什尔里主义为官方学术思想。 传统说法认为，1092年10月14日（伊斯兰历485年赖马丹月10日），尼扎姆在从伊斯法罕赶往巴格达的路上被哈桑·萨巴赫（阿萨辛派初代教主）派来的刺客暗杀于尼哈旺德近郊。但也有人认为尼扎姆是因宫廷斗争被马立克沙秘密处死，而忠于尼扎姆人士为报仇又刺杀了马立克沙。据尼扎姆儿子穆噶提尔·伊本·巴克里记载，尼扎姆是在举办伊斯兰教派辩论之后与马立克沙一同被暗杀的。死后葬于伊斯法罕陵墓。

主要著作是《治国策》，奉马立克沙命撰写，是论述君主治国之道的政论专著。成书于1091年，发表于1113年。现存译本较好的为胡伯特·达克1978年的英译本。《治国策》是中古波斯策论和尼扎姆个人治理国家经验的结晶，详述了为君之道、公平正义治理以及伊斯兰社会中政府的角色，涉及行政、司法、税收、军队、外交等各个方面。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德国人，出生于德国汉堡市，西门子洋行代理人 、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1908年8月18日到达中国，先后在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南京分公司工作。1937年11月，发起并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并担任主席，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1月5日在德国因中风去世。由约翰·拉贝本人所著的《拉贝日记》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徐灿

徐灿（约1618－1698），清初女词人。字明霞,号湘苹。吴县(今属江苏)人。活动于清初。大学士陈之遴的继室,曾随夫谪徙辽左,夫死子殁后归还,布衣练裳,长斋绣佛。徐灿精通绘画,所绘观音像传入内庭,获顺治御题,又善画宫妆美人,笔法古秀。她的词伤春悲秋,触物感怀,虽不脱闺阁生活的范围和婉约派风气,但由于个人坎坷的生活经历,时常流露出一种人生如寄的哀怨,词境也偏于幽凄。〔水龙吟〕 (合欢花下流连)、〔西江月〕《剪烛闲思往事》、〔踏莎行〕(芳草寸芽)可为代表。徐灿的词倍受陈维崧赞扬,称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表明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徐灿还工于诗歌,《送方太夫人西还》写于谪居辽左之时,诗中陈述了自己与方太夫人生于患难的情谊,抒发了对方氏既羡艳又难舍的矛盾心理,并为自己淹滞塞外的不幸遭遇深自叹惜。含蓄蕴藉之中极尽愁惨之意。徐灿著有《拙政园诗集》2卷、《拙政园诗余》3卷。《晚晴簃诗汇》、《清诗别裁集》中,都选录有她的诗作。

方东美

方东美（1899年2月9日—1977年7月13日），现代哲学家,新儒学代表之一。安徽桐城人。名珣,字东美,曾用笔名东英,以字行世。其幼承庭训,读中国古代文学,受儒家思想熏陶,又喜《庄子》。1913年考入桐城中学,1917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哲学。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大学攻读西方哲学,以论《柏格森生命哲学之评述》和《英美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分获硕士、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于武昌高等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担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开设西方哲学、科学哲学与人生等课。1947年赴台后,执教于台湾大学。讲授西方哲学、中国哲学。1973年退休后受聘于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其终生以教学、著述为己任。治学大致分三阶段:1936年前,从受东方文化熏陶转向追求西方哲学。代表作为《生命情调与美感》、《科学哲学与人生》等,表达了他的生命哲学与宇宙观。第二阶段约至1966年夏,其渐由西学返回东方文化,代表作有:《哲学三慧》、《中国人生哲学》等。分析希腊、欧洲、印度和中国文化的特征,以“生生之德”揭示中国民族生命,强调《周易》的创造精神,宣扬儒道墨三家的宇宙观、心性论、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此后第三阶段其自1966年秋起,“放下一切西洋哲学的课程,改教中国哲学”(《原始儒家道家哲学》)。躬行宏扬儒学大志。代表著作有:《中国形而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从宗教、哲学与哲学人性论看人的疏离》、《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等。其治学主旨,以儒家(尤以先秦儒学和宋代理学)为本,融合中西哲学,统摄百家,以建立新儒学体系。他与其他新儒家之别是,他把“生命”作为超越的“宇宙真象”,作为宇宙的“究极之本体”(《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旨在追求以科学为基础,以哲学为核心的“艺术、哲学、宗教”三者“合德”的理想文化。强调文化的内在整体结构,侧重精神文明。认为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形态,中国文化的内核表现为艺术情操与哲学智慧的有机统一。其传统观点不同,他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得中国文化正统之传。认为由于道家视文化为导致人之本性丧失的祸根而疏于正统地位。孔子担负起整理周代文化典籍的使命,故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源流,“应自儒学说起”(《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他强调中国文化发展中,公元前246年以前一段,“是为中国哲学上创造力最旺盛时期”;而往后至公元960年,是中国哲学“漫长的酝酿、吸收与再创期”;从公元960年至今为中国哲学的“再生期”(《中国形而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坚信遇到机缘,“中国一定会再有高度的哲学智慧”(《原始儒家道家哲学》)。认为“中国哲人集体代表一种‘诗人、圣贤、先智’三种复合之理想人格典型”(《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主张应从儒道释各家的思想会通处把握中国文化的不朽价值。著述颇丰,门人编有《方东美先生全集》。

庄昶

庄昶[chǎng]（1437～1499）明代官员、学者。字孔暘，一作孔阳、孔抃，号木斋，晚号活水翁，学者称定山先生，汉族，江浦孝义（今江苏南京浦口区东门镇）人。成化二年进士，历翰林检讨。因反对朝庭灯彩焰火铺张浪费，不愿进诗献赋粉饰太平，与章懋、黄仲昭同谪，人称翰林四谏。被贬桂阳州判官，寻改南京行人司副。以忧归，卜居定山二十余年。弘治间，起为南京吏部郎中。罢归卒，追谥文节。昶诗仿击壤集之体。撰有《庄定山集》十卷。

易白沙

易白沙（1886—1921），近代著名思想家。本名坤,字越村,长沙人。早年活跃于安徽,曾主怀宁中学,继为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读王船山、黄黎州之书,萌发反清思想;喜墨子,贵任侠。将墨子“尚同”、“非攻”、“博爱”口号融为一体,进行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安徽独立后,组学生军维持怀宁社会治安。“二次革命”时,往来湘皖之间,劝当局者响应讨袁。失败后,亡走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发表《广尚同》、《铁血之文明》、《教育与卫西琴》等文,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新青年》创刊后,他在该刊发表《述墨》、《孔子平议》、《战云中之青年》、《诸子无鬼论》等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其《孔子平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最早檄文。他认为:“中国两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他还提出“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口号,反对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专制主义。1917—1918年间,他先后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19年息影独居,激于袁氏帝制,编写《帝王春秋》一书,列举数千年君主专制的恶习,略加按语,思启蒙惑。孙中山称该书“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矣”,并为之题签。民国10年(1921),他激于北洋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先只身前往北京谋刺杀北洋政府显要,不成,又赴广东求孙中山派兵由他率领北伐,孙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他感到绝望,遂于当年在广东蹈海自杀。

石涛

石涛(公元1642—约1718年)，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释号原济，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老人、零丁老人、瞎尊者等;并有枝下叟的别号，“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的图章。明悼僖王朱赞仪十世孙，朱享嘉之子。广西全州人。后在南京、扬州居住多年。他出生后不久，明朝便灭亡了。为逃避清朝统治阶级的迫害，他和哥哥在明王室内官安排下，出家做了和尚，自幼便遭受国破家亡之痛。他盼望着有朝一日抗清复明，得到胜利，但他始终没有参与实际斗争。后来，当清康熙皇帝两次南巡时，他都去接驾，还画了画，作了诗，感叹知遇，引以为光荣。三十岁前，他还有着“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的怀念故国情调。三十而后绘画便成了他的主要活动。

最初，石涛住在全州，以后做了云游僧人，到过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北京、江苏等地，在安徽宣城和江苏扬州住的时间较长，晚年在扬州度过。他先后云游了半个中国，饱览雄奇秀丽的名山大川，如南岳、华岳、敬亭、黄山、匡庐及金陵、扬州诸灵秀，开阔了画家的胸襟，使得他的画笔有一种抑郁沉雄，笔墨洒脱的境界，有一种风吹浪涌、地动山摇的气势。他在宣城敬亭山住了十年，沉醉于黄山之胜，对黄山四时风云变幻有深入独到的观察体验，画艺因此大进。这期间，他结识了专画黄山的名家梅瞿山，彼此交往，互相切磋。后来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与山水画家戴本孝结识。石涛三十至三十五岁这段绘画生涯，是冲破释门，投入大自然怀抱探索自己创作道路的时期。

公元一六八九年，石涛四十八岁时到北京生活了三年，目睹了北方雄峻的山水，看到了许多唐、宋、元、明的绘画名迹，对传统绘画技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艺术风格更加成熟了。同时，由于他奔走于名流权贵之间，亲眼看到他们的争名夺利，互相倾轧排挤，使他感到厌烦，更促成他潜心艺术。五十一岁时，石涛南下扬州定居，从事晚年的绘画活动，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五十八岁时，他在扬州居所“大涤堂”写信请八大山人为他画《大涤草堂图》，信中说：“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这表明他不想再做和尚，要离开禅门，恢复精神自主的生活。在艺术上，他一变中年的狂放泼辣而改为沉雄朴厚，大涤子的名号是他这个时期的标帜，解脱僧门生涯，洗尽尘世纷扰。

石涛的画风对当时的扬州画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扬州八怪”中的高翔曾直接师事石涛，所作山水画受石涛影响很大。石涛死后，高翔每年春天要为之扫墓。汪士慎的山水，用笔傅色都学石涛。郑燮的兰竹，也是直接取法于石涛。李研究了石涛的画而画风为之一变。罗聘曾经下功夫临摹过石涛的作品。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艺术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石涛的艺术成就主要在山水方面。他提出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著名论点，强调了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分析、提炼艺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漫游了名山大川，对大自然有深刻的观察研究，加之深厚的传统功力，所以在笔墨技法上，不拘于一种形式，笔势多变，千变万化，各种笔法都能运用到绘画中，将景物描绘得“曲尽其态”“物我交融”。他的创作，对于当时在画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因循守旧的“四王”画派，是个有力的冲击。

石涛的作品约在六百件以上，其中《泼墨山水卷》影响较大。此卷用泼墨法，写山居数椽在松竹木石掩映之间，丘壑变化，岩石幽冥，老人正襟而坐，临窗面对自然，心神自怡。画面丘壑明暗交合，虚实相生，笔意纵横，墨花飞舞，气势磅礴。他的《梅竹图》也为传世名作，这幅画一竿露竹临风挺立，竹子疏枝横斜，数点梅花，得清逸韵致。

石涛的绘画艺术，继承宋元绘画传统而又脱尽窠臼。所作山水是“山水脱胎于予也”，通过山水以抒写自己的情感。至于人物、花卉、翎毛、草虫，构图新颖，富有生气，具有独创的个性风格，对我国清末及近代画坛影响甚大。此外，石涛的诗文、书法、篆刻都有较高的成就。

石涛不仅是杰出的画家，还是杰出的绘画理论家。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是一部辉煌的画论杰作，对统治明末清初画坛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认为：向传统学习，应当是“借古以开今”，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口号。他痛斥那些泥古不化专事模仿，并对各种绘画风格持门户之见的人是“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丑妇”，“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对破除因袭泥古之风，促进我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石涛于康熙五十七年死于扬州，活了七十多岁。葬于蜀冈。解放后，扬州人民为了纪念这一杰出的艺术家，在平山堂建了墓碑，为后人瞻仰。

陈贻焮

陈贻焮（1924年11月16日－2000年11月19日），唐诗研究家，教授。字一新。1924年11月16日生，湖南省新宁县人。1933年春入新宁南乡联立长湖小学读书。1938年至1943年，先后在湖南私立楚南初级中学、宝郡联立初级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三民中学就读。曾在新宁斗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任教。194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肄业于该校先修班和中文系，后在新宁初级中学教书；1950年至1953年又回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执教。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被选为中国韵文学会、诗歌研究会副理事长，为博士导师。他早年写过小说，五十年代初起即向学于著名学者林庚教授，从事唐代与魏晋文学研究三十多年。其主要著作之一《唐诗论丛》(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是他自1954年至1980年间发表的重要论文集，凡二十二篇。除关于陶渊明、鲍照两篇研究论文作为附录外，余者皆为唐代诗人研究，涉猎广泛，不仅全面评价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还就王维、孟浩然的生平事迹作缜密详实考证，对晚唐诗人李商隐诗歌艺术上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还肯定了以韩愈、孟郊为首的奇险派与元白诗派共同体现中国诗歌“大变”的实绩，从社会和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分析前者形成的原因，并对这派主要诗人韩愈、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人创作上的异同进行具体比较。《杜甫评传》(上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中卷和下卷，共百余万字，是多年潜心研究、内容丰富的力作。《杜甫评传》上卷获1986年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一等奖。另有《王维诗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重印)及《孟浩然诗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皆为选注，其《后记》乃为精到的唐诗研究著述。

宗喀巴

宗喀巴(1357～1419)，本名洛桑扎巴(blo-bzang grags-pa)。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著名佛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元惠宗至正十七年(1357年)10月25日(藏历第六绕迥火鸡年)诞生于今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塔尔寺所在地。因藏族称青海东部湟水流域为“宗喀”， “巴”意指湟水边的人，故后被尊称“宗喀巴”。3岁时，正值噶玛噶举派黑帽系4世活佛噶玛巴·若贝多杰受元顺帝召请进京途经青海，暂居今平安县夏宗寺，便由其父带领前往拜若贝多杰，受近事戒，取名袞噶宁布(庆喜藏)。7岁时，于夏琼寺(今青海化隆)高僧顿珠仁钦坐床前正式剃度出家，并受沙弥戒，取法名罗桑扎巴。受学显密诸法9年。16岁时奉师命前往卫藏学法。朝拜各派名寺，遍访诸派名僧，虚心求教，潜心钻研。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宗喀巴时年24岁，在雅隆地区的南杰拉康寺从楚臣仁钦受比丘戒，标志着他已完成佛教显宗经典的全部学习教程。后又从布顿的几大弟子学习密宗时轮，对佛学密乘教典、灌顶诸法均有深造，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主张僧人严守戒律，学行并举，不分世俗争权。他广收弟子，聚众讲经，著书立说，其间撰写了《菩萨戒品释》、 《侍师五十颂释》、 《密宗十四根本戒释》等著作。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和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先后著《菩提道次第广论》、 《密宗道次第广论》，成为他创立格鲁派的理论支柱和系统教程。他号召僧人广学经典，循序渐进，先显后密，显密双修。永乐七年，在西藏帕竹集团政治支持和经济资助下，在拉萨举行了有1万多僧众参加，观光俗人达几万人的大祈愿法会。此会打破了当时藏传佛教各派间的门户隔阂，是一个全藏性的宗教学术盛会，正式宣告在噶举派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宗奉龙树大乘中观宗为特征的格鲁派，遂成为藏传佛教界的首要人物。会后，在距拉萨25千米的旺古尔山旁修建了格鲁派的第一个寺院甘丹南结林(甘丹寺)。宗喀巴的宗教成就和政治影响受到中央王朝重视，明成祖曾数次遣使诏请，均被婉言谢绝。永乐十二年(1414年)派弟子释迦也夫作为代表进京，永乐十四年至北京， 被明廷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并带回金汁书写的藏文《大藏经》等物。其弟子克珠杰·格勒贝桑和根敦朱巴被后世追认为一世班禅和一世达赖。一生著述170多卷，有“百部论主”之称。主要有《金鬘论》、 《缘起颂》、 《中论广释》等，均为格鲁派佛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永乐十七年(1419年)于甘丹寺圆寂，终年62岁。次年造成肉身舍利灵塔，供放于甘丹寺。

宗喀巴在藏传佛教界被称为一代尊师， “第二佛陀” 、 “文殊再世”。因其弟子贾曹杰和克珠杰在振兴佛教、弘扬佛学思想、创立格鲁派中对其帮助最大，因而格鲁派尊称师徒3人为圣·父子三人。经过数代佛学志士的努力，格鲁派的影响遍及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明代中期传至蒙古地区，成为蒙藏地区藏传佛教的第一大教派。因教徒带桃形尖顶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

徐大椿

徐大椿(1693～1771)清著名医学家。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道人。吴江(今属江苏)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聪颖,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少业儒，为诸生。好读道家书，通晓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武术、摆兵布阵、水利、诗文,尤其擅长医学。以诸生贡太学。后因家人有误于医者，始习岐黄。年二十从学于周意庭，博览方书，精研医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及三十六年两次应召入宫治病，尝官太医院供奉，赠儒林郎。平生著述甚富，尤注重阐发经典医著。主要著作《医学源流论》两卷(1757年)，集中反映其学术见解。其中“元气存亡论”、“药性今古变迁”、“医学源流论”等，颇多精辟之论。所著《伤寒类方》不以六经分类，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定，便于按证索方，不必循经求证。《医贯砭》两卷(1741年)，述赵献可温补之弊。《慎疾刍言》(1767年)亦多针砭时俗谬说。《兰台轨范》八卷(1764年)，多录唐以前著名医书之方论。所取古方，多切实用，然亦采录后世有名方剂。其中所列《千金方》之钟乳粉、《和剂局方》之玉霜圆等服石之品，则遭后人议论。生平行医五十余年，泛览医书万余卷，经批阅者亦有千余卷。敢于直言以斥时弊，然亦不免有偏颇之论，如谓“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而于唐以后医书则较轻视。尝评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多所纠正;于外科亦多经验，曾评《外科正宗》，戒轻用刀针丹药者。医著尚有《难经注释》两卷(1727年)、《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年)。另著《洄溪道情》等文学著作，亦为世所称。咸丰五年(1855年)王士雄得徐氏门人金復村所传《洄溪医案》一卷，编注梓行。后世刊有《徐灵胎医学全书》多种。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原姓乌里扬诺夫，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父亲是省国民教育视察员。1887年中学毕业后，进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即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流放。1888年回喀山，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1889年秋迁居萨马拉(今古比雪夫)，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8月到彼得堡，开始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恩主义政党而进行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成为当地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者。1894年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论证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提出了建立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1895年秋，列宁把彼得堡所有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起来，组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俄国第 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同年12月又被捕入狱。1897年2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在监狱和流放地，继续领导“协会”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从事写作。1899年写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针对民粹派的谬论，阐明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再生产和危机的理论。此外，还写了许多书信、传单、论文，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经验，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策略。1900年初流放期满，7月出国侨居，12月在国外直接领导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第一张全俄政治报纸《火星报》，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年12月写了《中国的战争》揭露和谴责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1901—1902年写成《从何着手?》和《怎么办?》，提出通过创办全俄政治报纸来建立马克思政党的具体计划，批判了国际主义的俄国变种一经济主义，阐明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意义。1901年2月，在《曙光》杂志上撰文时，第一次使用“列宁”的笔名。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战胜了经济派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份子，使大会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党纲。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时，拥护列宁的多数派成为布尔什维克，拥护马尔托夫的少数派成为孟什维克，1904年，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揭露了孟会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12月，在日内瓦创办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创立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论证了人民武装起义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手段。同年11月，回到彼得堡领导革命斗争和准备武装起义。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列宁于1908年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党内知识分子同路人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配合资产阶级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发起的进攻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了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1912年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布拉格举行，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坚定地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使布尔什维克党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915年8月写成《论欧洲联帮口号》，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一个国家内获胜的理论。1916年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主阶段》，第一次全面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已开始。1916年1月写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全力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17年4月，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宣布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月，领导了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7月，因受临时政府迫害而转入地下。8—9月，写成《国家与革命》，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创造自己的国家机器。10月，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胜利。次日，列宁在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为造为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后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一系列艰巨的工作，领导苏联人民镇压了已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亲自提出和撰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各项基本法令，领导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的政权机构，实行银行、铁路和大工业的国有化，组织社会主义经济。1918年3月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退也帝国主义战争。4月，发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7月，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开始，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8月，遭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分子暗算，受重伤。于1918年11月写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判徒考茨基》，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1919年1月呼吁创建第三国际，3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深刻地论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1920年春写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一系列重要原理，着重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12月，在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1921年3月，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等措施，建设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强调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都应考虑个人利益的原则，舍此就无法建成共产主义。1922年底、健康状况恶化，在病中口述了《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等重要著作，发展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1924年1月21日因病在莫斯科与世长辞。

列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列宁一生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在俄国坚定不移地进行了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同企图纂改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份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他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结合当时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创立了列宁主义。

蒲宁

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1870年10月10日～1953年11月8日），俄国作家。生在沃罗涅什一个破落贵族家庭,无力读完中学,不得不自力谋生,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和图书馆员。1887年发表第一首诗《在纳德松的坟头》,1891年出版第一部作品《诗集》。早期的诗歌以描写乡村自然景色见长,情调哀惋,意境幽深。诗集《露天集》(1898)曾得到高尔基的好评,《落叶集》(1901)荣获普希金奖金。早期的小说篇幅短小,也多以贫穷落后的乡村生活为题材。1899年结识高尔基,并且为他主持的“知识”出版社撰稿,从此开始创作的繁荣时期。先后写了《安东诺夫斯克苹果》(1900)、 《松林》(1901)、 《新路》(1901)、《黑土》(1904)等短篇小说和《旱溪》 (1911)、 《乡村》(1910)等中篇小说。1905年革命失败后,蒲宁离开了进步文学界,1909年被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出国旅行,扩大了创作题材,在《旧金山来的先生》(1915)、《兄弟们》(1914)等小说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蒲宁对十月革命采取了敌对态度,于1920年逃亡法国。30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写了200多篇短篇小说和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30),以及大量回忆录作品。这个时期的创作多以死亡和悲剧性爱情为主题,情调悲凉,表现了由于失去年华和远离故国而产生的绝望情绪。其中有些作品显示了作家高超的艺术技巧,如《米佳的爱情》(1925)、《骑兵掌旗官叶拉庚的事业》(1927)、《幽暗的林间小径》(1943)等。蒲宁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最后以83岁高龄客死异乡。

王直

王直（1379年－1462年10月15日），明代诗文作家。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今属江西)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修撰,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在翰林20余年,稽古代言、编纂记注之事,多出其手,与王英齐名,时有“西王”、“东王”之称。英宗时累拜吏部尚书,秉铨10余年,为当时名臣。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天顺六年卒,年84岁。谥文端。著有《抑庵集》40卷。其诗作,冲融雅饬,台阁气息甚浓。如《西南夷以麒麟狮子诸物来献,有旨赐观,退而赋此以进》、《赐游西苑诗》、《游万岁山诗》等,歌功颂德的辞采尽管华美,但缺乏真情,缺少生气。只是他的一些题画诗,尚还有些寄托,有点真情,能引人共鸣和回味,如《秋江独酌图》:“蒹葭浙沥秋雨霜,明月照水天苍茫。扁舟静夜诉空阔,惊起河边鸥鹭行。钓车不用置在傍,此心宁羡鲤与鲂。扣舷独径歌沧浪,歌声激烈增慨慷,心中之人遥相望。”写得清新可诵。它如《谢庭自画秋景》、《题进士所藏画虎》、《题范启东秋江捕鱼图》等都具有这样特点。其诗的诗味并非十分浓郁。他也善文,写得淳朴质实,但文学性也不强烈。

玛丽·雪莱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年8月30日—1851年2月1日），英国著名小说家，其丈夫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因其1818年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或译《科学怪人》），而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

玛丽·雪莱原名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葛德文，生于1797年8月30日，出生地为英国伦敦附近的萨姆斯镇。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1759-1797）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女权辩护》 （1792）的作者，父亲威廉·葛德文（1756-1836）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政治正义论》（1793）的作者。玛丽出生后十天，母亲因产后热过世了，这使得玛丽一直抱有“自己害死了母亲”的想法。1801年12月，父亲再婚，她和继母的关系始终颇为紧张，和父亲也在感情上渐渐疏远了。继母不允许她上学，因此她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在家里完成的。父亲为她请了一名家庭教师，负责教她父母的著作、西方文学和诗歌，以及学习拉丁文、法语和意大利文。她还阅读了文学启蒙时期很多知名人物的作品，像诗人布莱克、塞缪尔、泰勒柯尔、查尔斯等人的大量作品，也包括其声名显赫的父母的非正统的作品。

大约在16岁的时候，玛丽和她未来的丈夫珀西·雪莱相识。那时，珀西热衷于葛德文的哲学思想，花了很多时间在葛德文家里讨论政治活动。玛丽和珀西志趣相投，他们很快相恋了。玛丽不顾父亲的阻止，于1814年和珀西私奔法国，并在欧洲游览了6个星期。珀西当时已经成家，却很快为玛丽非凡的容貌、举止和才智所折服。当雪莱的第一个妻子在1816年12月自杀去世后，他们正式结婚。当玛丽父亲的自由恋爱哲学被她的女儿所践行时，他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直到玛丽和珀西结婚，他们的关系都很紧张。在1814年到1823年的旅居生活中，玛丽经历了一个花季少女很难负荷的种种人生变故。在此期间，她生育了四个孩子，不幸的是，三个夭折了；她还遭遇了一次流产，为此差点丧命；更为不幸的是，她的丈夫珀西·雪莱在一次远航中溺水身亡。其间唯一一件点亮她生命的事件是，她于1818年创作了《弗兰肯斯坦》——一部在其作者逝世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备受人们关注的伟大著作。雪莱既殁，玛丽带了不满三岁的儿子伯熙回到英国。雪莱的父亲对她很苛严，只供她微薄的津贴，而且禁止她张扬雪莱的“劣迹”，否则就断绝接济。玛丽毅然辛苦笔耕，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作家。1823年，玛丽带着儿子从意大利返回英国，直到1851年2月1日逝世于伦敦的家中，享年54岁，葬于圣伯多禄教堂（位于英格兰多塞特的伯恩茅斯）。

李卫

李卫（1688年2月2日－1738年12月3日），字又玠,江苏铜山人。康熙时,李卫曾任户部郎中。雍正帝为皇子时,即深知李卫有才干,思绪敏捷,曾和他有过交往。雍正帝即位后,任李卫为云南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升为浙江巡抚,不久又任总督兼管巡抚事。当时江南多盗案,清廷命李卫兼管苏州、松江等七府五州盗案,当地将吏都听他节制。李卫在任时,手段严竣,善于秉承雍正帝旨意,因而获得嘉奖,加兵部尚书。雍正七年(1729),江宁人张云如以符呪为人治病,李卫以谋反的罪名将其捕获处死,并株连多人。浙江籍官员查嗣庭、汪景祺因文字获罪,雍正帝遂认为浙江风俗败坏,诏令停止浙江乡会试。李卫立即向下属行文严加监督实行。雍正帝督责各省清理钱粮亏空,李卫便召集官吏认真清查积欠。雍正十年(1732)李卫被任为代理刑部尚书,又任直隶(今河北省)总督。他在任的六年中,仍采用在浙江时的严竣手段。对隐避在深山大泽的盗贼,他严厉督促将吏前去捕捉,务使全部就擒。他死后,谥为敏达。李卫虽受雍正帝赏识,但他在行为上多有不检点之处。在云南时,他接受贿赂,又在仪仗中加入“钦用”牌,为此,曾受到雍正帝批评。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刚愎任性,对下属肆意辱骂,被人反映到雍正帝处。他还在西湖花神庙铸造了自己和妻妾的铜像,号称“湖山神位”。乾隆帝南巡时见到了这些铜像,认为李卫是一个任性骄纵的人,并非良臣,庙内安放铸像实为可怪之事。遂命令将铸像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