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之

刘定之（1409年—1469年9月15日），明朝大臣、文学家。字主静，江西永新人。小时候就有异常的天赋。他父亲教他读书，每天能朗诵数千言。他父亲没有教他写文章，一天偶尔看见他写的《祀灶文》，大为惊奇。正统元年(1436)，刘定之参加科举考试的中央级考试——会试，考中第一名。会试的次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刘定之被列为一甲进士。一甲进士称“进士及第”，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殿试发榜后，一甲进士直接授官，刘定之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编修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品秩正七品。

京城发生水灾，刘定之奉命上书陈述十件事，说：“号令的制定应该出自公心，裁决事情要公正，不能马马虎虎多次更改。公卿侍从皇上应多召见，通过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德，来决定升迁或降职。对于散居在京城各地的漠北归降人，最好逐步把他们迁移到南方。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的长官可用京城有才识的官员补任，郡、县长官有政绩者可以进京担任中央官职，使中央和地方没有偏重。有推荐权的官员不要只局限在五品以上，可以仿效唐朝制度，朝中大臣升迁或改任，可以荐举一个人代替自己，吏部记录下这个人的名字而录用他。武官的后代，要教给他们行军打仗的谋略。地方郡县长官郡守和县令，要把发展农业、畜牧业作为最根本的任务，不要本末倒置，做一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朝中大臣遇有家丧，乞请辞官回家守丧，朝廷对这些人应给予表彰，以教导后代。出家的和尚、尼姑像蛀虫一样蚕食国家的财物，朝廷应当严厉禁绝。用粮食买官的富户，如果犯罪应当剥夺他们的官职。”刘定之的奏疏搁置在宫中，没有被采纳。正统十三年(1448)，刘定之的弟弟刘寅之与同乡的人互相攻击，揭露隐私，言语牵连到刘定之，刘定之下狱，后来得以昭雪。刘定之任编修官职期满，晋升为翰林侍讲。侍讲是翰林院中掌讲读经史的官职，品秩正六品。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族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抱着复辟元朝，“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率军大举侵明，围攻大同。宦官王振想乘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提高个人的威望，挟持英宗率领朝廷主要官员和50万大军亲征。明军抵达大同，闻前方已败，急忙撤退。后来王振又想要英宗“临幸”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军队践踏家乡的庄稼，下令折回，取道宣府。八月十四日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围困，大批文武官员被杀，英宗也做了阶下囚，明军死伤几十万，损失骡马20余万匹和大批军用物资。祸国殃民的王振被所卫将军樊忠用长锤愤怒击杀。

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监国，并召开紧急会议，与众大臣商讨应变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提出向南迁都，兵部左侍郎于谦主张坚守北京，郕王支持于谦的意见，并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在于谦筹划下，征调各地备操军、沿海备倭军、诸府运粮军火速赴京，保卫京都。于谦等大臣认为，英宗被俘，太子年幼，国家无主难安定，因而奏请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九月，朱祁钰继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初，也先挟英宗率主力军骑兵3万破紫荆关长驱直入，窥视京师。于谦分遣诸将率师20万，列营于北京九门外，又亲自与石亨等陈兵德胜门外阻击也先。十月中旬，也先进攻北京，于谦亲自指挥，北京军民协同作战，把瓦剌军打得晕头转向，死伤无算。也先见武攻失利，又采用诈取的手段，扬言只要明军派员“迎驾”，便立即放回英宗。于谦不为所惑，严加拒绝，坚持武力抗战。两军激战5天，瓦剌军屡战屡败，也先只得收集残兵败将，带着英宗退回塞外，于谦亲自指挥的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

北京保卫战结束后，刘定之上书景帝，又陈述了十件事，说：“自古以来像晋怀王、晋愍王、宋徽宗、宋钦宗，都因为敌人从边疆突破，地方割据势力从国家内部破坏，救援兵力集中不起来，导致国家迁都。从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么大的国土、几十万的军队，竟然让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把太上皇掳到漠北去。晋、宋两朝遭到战乱，抛弃故土，偏安在江南，尚且能从本已衰落的形势中奋起，来抵御嚣张的敌人。从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让也先率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京师北京，我们有这么多的将领和士兵，既不能奋起击败敌人，又不能签约讲和迎回太上皇，而是听任他们自由来去。国势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强大起来，可是怎么能不考虑自我强大的策略并且致力实施呢?愚臣冒昧地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

近日京师军队与瓦剌军的战斗，只注重坚守，而不能用巧计取胜。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前面的军队战况不利，后面的军队竟不去解救;左边的军队出击了，右边的军队竟跟不上去。臣认为应该仿效宋朝的吴玠、吴璘的三叠阵法，使军队互相依靠，互相救援保护。敌军用铁骑对阵，我们就要配备刀斧来对付。唐朝大将郭子仪击破叛军安禄山的八万骑兵，是用一千人手执长刀排列得像墙一样来进攻。宋朝大将韩世忠南海败金军将领兀朮的拐子马队，是用五百人手执长斧，上砍骑兵的胸部，下砍马的腿和脚来进攻的。这是因为刀斧挥动方便迅速，比火枪更有用。

紫荆、居庸两关，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是平坦的通途。现在应当增加兵力，修缮工事，堵塞要道。在陆路上要纵横交错挖掘沟濠，名曰地网;在水路上则要把原有的泉水挖得很深，名曰水柜。或者多多种植树木，来对付敌军的冲杀，或者从地方多招募一些勇士，来协助官兵。这都是古时候曾经做过的，并且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效。

过去朝廷派出的使臣，一般用传达命令和传送公文的驿人充任，这些人不具备使臣的素质，往往完不成任务，甚至招致战争。现在朝廷应当挑选内心忠诚于朝廷，外表又善于辞令的人担任使臣，就像汉朝的陆贾、宋朝的富弼那样的人，忠于朝廷而且能言善辩的人出使，才能使国家免受污辱。

在太上皇执政时，臣曾请求迁移从漠北归降的人，没有被采纳。后来一些漠北归降的人趁着国家战乱，纷纷跑回故国，敌军掳掠京城、郊区大多是他们告的密。北京保卫战之后，瓦剌军又多次南犯朝廷北边，应当趁现在大批敌军集结京城门下的时候，把漠北归降的人迁移到南方，让他们和明朝的军队、老百姓交错混杂，以牵制、改变他们。这样做，还可以为朝廷节省一部分俸禄，减少水路运输费用，对国家很有利。

天下的农民向国家提供粮食，妇女向国家提供衣物，来供养军队。军队中的士兵从国库中领取粮食，从府库中领取衣物，来保卫祖国。朝廷规定，士兵从政府部门领取粮食衣物，却要自己交纳月钱(当兵的费用)。为了凑足月钱，士兵不练习刺杀格斗、进攻后退的战术，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商和做工上面。士兵把领取的货物拿到市场上换成货币，或者靠力气和手艺去做工，然后用经商做工所获得的利润，补交月钱。这样，老百姓的血汗，士兵的劳苦，都变成了金银使奸诈的人得利。一旦发生战争朝廷派遣这些士兵前去抵御，就像驱赶着羊去抵抗狼，几乎没有不失败的。现在应当坚决革除这些弊病，实行能够保障士兵训练和生活的新政策，军队中的将帅如果还沿袭旧习惯，一律格杀勿论。像这样军威还不能振作的，从来没有过。

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压榨百姓，就像军队中的军官盘剥士兵一样。朝廷对郡守、县令应当严格考察，根据考察情况谨慎地给予升迁和降职。推荐他人做官，推荐者要负连带之责，就是说犯了贪赃罪的人要处罚，举荐他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处罚，这样贪赃的人会越来越少，推荐他人做官的人也会谨慎，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也就巩固了。

古时候贩卖丝绸、屠宰猪狗的人，都足以帮助帝王成就帝业。当今朝廷重用的于谦、杨善也不是出自将门。将领能了解将才，应当让他们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不局限于门第。公卿侍从也让他们推举有勇有谋的人，以备将才。只有搜索网罗的范围很宽广，才不会埋没人才。

过去，刘备想恢复汉室，所依赖的是诸葛亮。南宋抵御金国的侵犯，所依仗的是张浚。诸葛亮、张浚都是忠义闻名于世，早已立下功勋的人。到街亭一战失败，诸葛亮辞去了丞相的职位。符离一战没有取胜，张浚主动解去了都督的职位。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二人都认为自己有过错，所以引咎辞职，赏罚分明就会使将士振作。最近的北京保卫战，明军在德胜门的战斗中，没有听说过明军打败强敌瓦剌军，只是交战双方相互有胜有败，相互有所杀伤罢了。这种情况虽然不足以受罚，也不值得奖励，但是石亨却从伯升为侯，于谦的品秩从二品升到一品。天下人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功劳，只看见他们得到奖赏，这会使忠臣义士感到心灰意冷的。皇上可以让他们仍然沿袭旧的官职，不要晋升新职，等他们日后功勋名声显著了再加官晋爵，也不算晚。君主已经授予他人官职，就不忍心再剥夺，这是姑息的政策，臣子已经晋升就不肯后退，这是患得患失的心态。君主不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臣子就不会产生患得患失的心态，那么国家安定平和很快就会实现。

从前有御史上疏，建议皇上经常召大臣入内廷议政，奏疏被搁置没有施行。君主应当总揽大权，亲自决定各项政务。每天早晨皇上要到殿堂接受大臣们的朝见，处理日常政务。早朝没能解决的政务，白天皇帝还要亲临便殿，继续召见大臣，听取他们的奏请。监察官也随入便殿观察大臣们的言行，如有错误立即给予纠正或弹劾;史官在旁边把这些事记在简册中，以表示惩戒、规劝。这些都是前朝的旧例，是祖宗制定的法规，希望陛下遵守它、实施它。如果皇上只看看大臣们的奏章，便通过宦官向外廷传达命令，恐怕会犯偏听偏信和独裁的错误，导致奸人祸乱，想使国家安定富足就难了。

君主的德行，是要求君主象日月一样圣明来勘察事情的真假，像天地一样宽广仁慈来普及天下臣民，像雷霆一样果断勇敢地集中权柄。所以宋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告诫君主的是仁、明、武，即《中庸》中所说的知、仁、勇。知仁勇是不学习就能够具备的吗?要做到知仁勇，就必须学习经书和史书，经书中的《尚书》、《春秋》，史书中的《通鉴纲目》，对君主最有借鉴意义。望皇上用心阅读。对于君主本身来说，既可以使君主知道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兴国的原因，又可以知道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在君主驾驭宦官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吕强、张承业那样忠诚的宦官，又可以知道有仇士良、陈弘志那样恶毒的宦官。在君主驾驭朝中大臣方面，既可以使君主知道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忠良之臣，又可以知道有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奸诈之臣，从而能恰当地取舍人才。如果像这样，对于君主形成知仁勇的德行，不是大有帮助吗?如果只是像以前那样由学士给皇上讲读经史，只讲读皇上喜欢听的东西，皇上不喜欢的一律不讲读，就好像害怕路上有陷阱而闭着眼睛走过去，这样不摔倒的人又有几个。

现在国家虽然遭受了重大打击，但还像金瓯一样没有完全被损坏。皇上如果能真诚地以圣学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臣认为国势可以强大，国耻可以大雪，迎回太上皇的兄弟之情可以成全，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复，皇上还顾虑什么而不这样做呢?”

刘定之的奏疏呈上后，景帝优先下诏答复了他。

景泰三年(1452)，刘定之升任洗马，洗马是明代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司经局的官职，从五品。也先派使者请求景帝遣送回通报情况的使臣，景帝坚决不同意。刘定之上书援引先朝的事例请求景帝答应，景帝把这件事交与群臣商议，最终也没有遣送。过了很长时间，刘定之升为右庶子，右庶子是辅导皇太子的机构左春坊中的官职，正五品。天顺元年(1457)，刘定之又调任通政司左参议，通政司是出纳帝命、受理臣民章奏的机构，左参议在通政司居第三位，正五品。刘定之在任通政司左参议时，仍然兼任翰林院侍讲，不久晋升为翰林院长官翰林学士。宪宗继位(1464)，刘定之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负责朝廷各种祭祀、礼乐活动的机构，少卿是太常寺的副长官，正四品。刘定之还兼任翰林院的侍读学士，经常给皇帝讲读经史。

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刘定之以本官入直文渊阁，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兼翰林学士。当时，江西、湖广发生灾荒，有关部门还向那儿的百姓征收赋税。刘定之上书说，国家储备充实，仓库中的粮食几乎盛不下了，还向灾区的灾民催逼租税，这不是圣明的君主体恤臣民的意思。宪宗被他的话所感动，马上下令停止征收租税。成化四年(1468)，刘定之又晋升为礼部左侍郎。宪宗宠爱万贵妃，皇后很难见到皇上，立皇太子的事情也没有定下来。郕王的女儿已成年但还没有出嫁。刘定之上书陈述天下出现旱灾的事情，一并谈到了这几件事。并请求给皇上讲读经史时，兼讲太祖朱元璋亲自制定的诸书，排斥异端邪说，不要让它们危害政治耗损财力。宪宗留下了他的奏疏没有下达。成化五年(1469)五月初九，刘定之以久病为由上书请求致仕，宪宗不同意，令他好好调治，病愈再供职。这一年的八月初十，刘定之死，终年61岁。宪宗追赠他礼部尚书，赠给谥号“文安”。

刘定之为人谦虚恭谨，质朴直率，以文章学问闻名一时。有一次，宫中下旨令他作元宵诗，传达命令的内使站在旁边等着。刘定之在书桌上铺开纸张，一会儿就写了一百首七言绝句。有一天，刘定之草拟出多项制度，笔一直不停地写。刘定之还能把宋朝的著名人物按年代顺次排列，像家谱一样，时人都佩服他的聪明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