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

湛若水（1466～1560）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人。孝宗弘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擢编修。世宗嘉靖初，官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后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少师事陈献章，后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立门户。王主讲 “致良知”。湛主讲“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扬少默》）。强调以主敬为格物功夫；说：“故善学者，必另动静一于敬。”（答于督学》），著有《湛甘泉集》。

居官30多年，历任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尚书，深得世宗倚重与信任。主张“天下民庶实为邦本”，反对宦官专权。历任政绩卓著，晚年致仕时，皇帝曾3次留任。在教育学上有突出贡献。亲自修订《大科训规》，对教育管理的体制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一生热心捐款赞助书院，得其“馆谷”的书院竟达28所，从他的家乡到广州、南海、扬州、池州、徽州、武夷，遍布半个中国。

湛若水，明代学者。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增城)人。少时丧父，靠其母抚养成人。曾师事陈献章。绝意科举，后从母命应考。弘治乙丑(1505)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尊师重教，每到一地，“必建书院以祀献章”。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各成一派，为甘泉学派创始人。“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明史·湛若水传》)，有的奔走于王、湛二人之间。他认为“心无所不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心性图说》)提出与王守仁心学不同之处在于“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甘泉论学书·答杨少默》)建构“心性图”，将心、性、情以至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与天地万物相沟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认识。认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规范是在心理现象基础上产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心性图说》)注重儒家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孔门之教，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语录》)认为天理道德为人心所固有，“非由外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书)，但由于受习心所蔽，因而昏蒙不明。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惟立志，煎销习心，体认天理，之三言者，最为切要。”(同上书)在这三者之中，立志是根本，后两者是培育根本。“志如草木之根，具有生意也。体认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销习心为去草以护此根。”(同上书)这就需要把道德修养和学习文化知识结合起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子两轮。夫车两轮同一车也，行则俱行，岂容有二?”(《论学书·答邓瞻兄弟》)不同意王守仁“致良知”的修养论。主张“随处体认天理”，“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即通过日用事物进行修养，而不是闭目塞听，只向内心用力。反对“知先行后”说，主张知行并进，把体认天理与躬行践履结合起来，因而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士子来学者，先命习礼然后听讲。”(《明史·湛若水传》)效果显著，“兴起者甚众”。著作有《甘泉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