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
- 姓名：吉卜林
- 全名：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 性别：男
- 国籍：英国
- 出生地：印度孟买
- 出生日期：1865年12月31日
- 逝世日期：1936年1月18日
- 民族族群：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1日—1936年1月18日），英国作家。生于印度孟买,父亲是印度孟买艺术学校校长,后为博物馆馆长。吉卜林在异国五光十色的生活环境里度过童年, 6岁被送回英国受教育。17岁毕业于联邦事务学院,又回到印度当新闻记者。以印度为背景写了些特写、短篇小说和诗歌,编成《山中故事》(1889)等几部集子。曾以《军民报》记者的身份到过日本、美国、南非、锡兰、新西兰各地,英布战争期间,为本国的侵略政策辩护。1902年回英国定居,在上层享有很高声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卜林的作品大都描写英国士兵、军官、小官吏、商人等在殖民地的活动,充满异国情调。他一方面树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感，蔑视被征服民族，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张目;一方面揭露殖民者的压迫罪行，反映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情绪。他的诗歌如《兵营谣曲》(1892)歌颂英国侵略军，把他们写成为国争光的英雄。代表作品《莽林之书》和《续莽林之书》(1895)描写印度的莽林之中一个狼孩成长的故事，宣扬莽林生活法则:弱肉强食。借此暗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合理性。其他作品还有《原来如此的故事》(1896)、《船长》(1897)、《基姆》(1901)、《各种各样的人》(1917)等。一生写小说集10几种，是英国浪漫主义短篇小说的重要代表。
吉卜林善于运用夸张奇异的情节，构思新颖,许多人物和场面写得无比真切生动描写莽林中自然的原始风光，充满异国色调和情趣,富于诗意，描写各种动物的神态、习性甚至心理活动，维妙维肖，显示了非凡的想象能力，写英国的士兵，下级军官之类人物,往往采用下层社会的日常用语，活泼生动。吉卜林的语言准确、生动、流畅,成就很高。其作品集中反映亚洲英国殖民地的社会生活，给英国文学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带来新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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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窍集
明代诗文别集。管时敏著。初刻于永乐元年(1403),原题:“云间管时敏撰;西域丁鹤年评。”共10卷,卷内有评语及圈点。前有洪武三十一年(1398)吴勤序,永乐元年胡粹中序。又有《全庵记》1篇,为周子冶撰。名其集曰蚓窍,盖取韩愈《石鼎联句》语。收入《四库全书》者即以此为底本,《四部丛刊》三编据此刻本影印。管时敏诗作,颇有工力。丁鹤年评论说,其“诗体制严整,间出新语,亦复清绝”。
还乡记
这篇散文可以看作是柔石对他的还乡过程中情形的真实描绘，这篇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几乎可以说是欢快的，它一扫《旧时代之死》中朱胜龋似的抑郁和绝望。最重要的，柔石后期作品风格的转变在这篇散文中有完整清晰的体现。文中一共十二节，描写不同的场景，采用随见随录的形式，手法基本上是写实的，视角也是客观的。文中一开始描写了官舱中富人阶级的凶狠和无聊，与此相对应的却是穷人的苦难和辛酸。后面忽然一转，写到家乡宜人的风景和淳朴的民风，字里行间表现出欢欣和愉悦。
阀阅舞射柳蕤丸记
无名氏作。《也是园书目》著录。今存有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剧写番兵将领耶律万户屡次侵犯宋朝边境，宋朝大臣韩琦与范仲淹等八府宰相商议对策，御史唐介保举女真人延寿马，葛监军不服，吕夷简遂建议延寿马为先锋，葛监军为合后。延寿马正歇马云州，陈尧佐奉命前去宣召，命他星夜赴京。延寿马到京，范仲淹宣读皇命，令延寿马、葛监军统领人马，在雁门关取齐，又命参谋李信领兵截杀。葛监军领军先到，意欲争功，不等延寿马会合，即与番兵接战，失败退走。此时延寿马同李信率军马来到，杀退番兵，并一箭射死耶律万户。延寿马得胜回京时，正逢端午蕤宾节，范仲淹奉皇帝命，在御园中设太平宴会，一来犒军，二来会集众官庆贺蕤宾节令，举行打毬射柳之戏。葛监军先到，向范仲淹谎言他射死耶律万户，并说延寿马不知去向，范不信。延寿马来到，范仲淹命他与葛监军比赛射柳打毬。葛监军射柳不中的，打毬不过门，延寿马则射箭中柳，打毬过门。葛监军被革职，延寿马加封兵马大元帅。本剧末折写射柳打毬，题名作“阀阅舞”和“蕤丸”，两者如何联系，尚难索解。近人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提要》谓“蕤丸”系“捶丸”之误，存疑待考。
行营杂录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时太后以下眷属悉在定力院设斋，有司来搜捕，主僧令登阁而固其扃钥。俄大搜索，僧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开钥，见蛛网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顷，太祖已践祚矣。
春秋左氏传补注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法句经疏
佛典注疏。作者不详。一卷。敦煌遗书藏本。是对一卷十四品本《法句经》的注疏。卷首先释《法句经》名,然后分明序分、辨正宗分、明流通分三门释疏正文。研究者或谓本疏约产生于公元7世纪中叶,作者可能与摄论学派有关。本疏未为中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遗书中还有同名《法句经疏》,性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