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

张浚（1097年8月11日－1164年4月20日），字德远, 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南宋抗金名相。大臣。

唐代大诗人、名相张九龄有个弟弟叫张九皋，才气不及兄长，官位亦不显。谁知，过了三四百年后，张九皋的后裔中竟出了位名震天下的人物。

此人便是南宋名相张浚。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举进士、贤良两科。据称，张浚出生前的一天，张咸午休，睡梦中见一神人自天而降，对他说：“你的儿子将来要做宰相。”但不幸的是，张咸没能看到儿子为相，就在张浚四岁时病逝了。年幼的张浚由母亲冀夫人一手拉扯大。

父亲病逝那年，大宋帝国第七位君主哲宗赵煦也一命呜呼。哲宗之弟赵佶入承大位，是为徽宗。此君在绘画书法上堪称一代巨匠，但在治国理民上却十足的昏聩。大宋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如江河日下，迅速腐败。北方和西北的辽、金、西夏厉兵秣马，虎视中原。强敌环伺，大宋帝国岌岌可危。张浚就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氛围中长大的。他行直视端，刻苦自励，矢志以己之才报效国家。高中进士后，被遣至熙河(今甘肃临洮)西夏前线做幕僚。在熙河，他走遍了当地的营垒要塞，察看了那里的山川地势，并时常与旧时的戍边守将一起纵饮畅谈，详细询问自开国以来的守边方法，以及行军布阵等问题，为其后来能娴熟地主持军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靖康元年(1126)，张浚被授以太常簿。第二年二月金人破汴京城，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在这历史剧变的时刻，张浚表现出一种坚贞的情操，誓死不与逆贼合作，并与赵鼎一起逃入太学。五月一日，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张浚得知消息后，即驰马奔赴南京(即应天府)，从此以后，他便以其整个的生命，投身到复兴国家的大业之中。

张浚回到南京后，先被授以枢密院编修官，后改虞部郎，不久，又擢升为殿中侍御史。

南宋初创，百业待举，对此，张浚认为居首位的应是确立国家的法度。任侍御史后，张浚便先行着手改变当时纲纪废驰的状况。就在这时，发生了韩世忠部下逼逐谏臣坠水死亡的事件。张浚立即奏请罢免韩世忠观察使的职位，并严厉惩处当事人。至此，朝廷内外深为震动。

建炎二年(1128)春，金人分三路大举南犯，企图一举消灭赵氏王朝，高宗不敢与敌交锋，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南逃扬州。张浚认为，要兴国，光靠避敌是不行的，他建议道：“中原一带是国家的根本，请陛下降诏修整东京、关陕、襄阳等地行宫，以备巡幸。”张浚的建议，引起了只会向金人求和的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的不满，并将其除集英殿修撰，出知兴元府。高宗知道后，不想在身边失去这样一个能干的大臣，因而，不等他离去，便再除其为礼部侍郎。高宗说：“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有所作为，却像要一飞冲天而没有羽翼一样，所以，我想让你留下来辅助我成就大业。”不久，除御营使司参赞京事。

建炎三年(1129)春，金人再度南侵。对于金人的这次行动，张浚事前曾多次建议加紧防范。但是，掌握朝中大权的黄、汪二相不仅听不进张浚的建议，反而嘲笑他“太多虑了。”由于黄、汪二人的阻挠，南宋军队毫无作战准备，至金人打过淮河，进逼扬州，高宗只好仓惶逃往临安。

高宗来到临安后，刚把自己的小朝廷安置下来，不想又发生了苗、刘兵变。在叛将苗傅、刘正彦的威逼下，高宗只好禅位给了3岁的儿子赵。当时，张浚留守平江(今湖南平江)府。一天，忽然接到改元诏书，张浚感到事情突然，直觉告诉他临安恐怕是发生了兵变，为了防止混乱，张浚命守臣汤东野将诏书扣下，秘而不宣。稍后，苗傅等送来文书，告知高宗禅位事宜，张浚看罢文书，面向临安，大哭一阵，然后，即召汤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商讨起兵讨贼。

此时，朝政已被苗、刘二人把持，为了稳住局势，苗傅任命武将张俊为秦凤路总管，张俊不明真相，便带兵万人西还。

张俊为人纯朴诚实，平时颇得高宗信任。张浚知其可与谋事，便急忙将其请来，告知临安兵变情况，两人相持而泣。然后商定共同起兵讨逆勤王。为了增强勤王军的实力，张浚又派人约吕颐浩、刘光世带兵来会，并命张俊分兵控扼吴江(今江苏吴江)，以防苗、刘计穷而挟帝北投。一切布置停当，张浚上疏，坚请高宗复位。

奏书上呈后，韩世忠的舟师已抵常熟，张浚再以书召之共同讨贼，在犒师宴上，张浚大声地向各位将校问道：“今天的行动，谁顺谁逆?”大家同声答道：“贼逆我顺。”接着，张浚又表情严肃地说道：“听说逆贼以重赏买我的人头，如果我此举违天悖人，你们可把我的头拿去;不然，如果有谁临阵退缩，均按军法从事。”

大军出发后不久，张浚再次接到要其只身赴临安的诏书。

张浚一面督军前进，一面复信，声讨苗、刘的叛逆行为：“自古以来言语涉及不顺，说的是指斥乘舆;事情涉及不逊，谓之震惊宫阙。你们所做的废立之事，实是大逆不道。罪应诛灭全族。”苗、刘二人得知张浚已率各路勤王军前来临安，急忙派重兵扼守临平，同时任命张俊、韩世忠为节度使，而诬称张浚阴谋危害社稷，流放郴州安置，企图分化勤王军。张俊、韩世忠拒绝不受，张浚再传檄中外，声讨苗、刘罪行。

眼见各路勤王军快速前来，苗、刘无计可施，只好听由朱胜非宰相的安排，迎请高宗还位。高宗复辟后，御笔除张浚知枢密院事，苗、刘再次要张浚只身入朝，停止进军。张浚与吕颐浩商议后认为必须除掉苗、刘，否则日后定成祸患。随即指挥韩世忠，大攻苗、刘守军。进入临安后，全城人士夹道欢迎，高宗也很感激地对他们慰劳再三。

当初，张浚率军抵达秀州时，一天夜间，曾遇一人持刀来至跟前，张浚知是刺客，便问道：“你大概是苗、刘派来杀我的吧?”来人称是。张浚又说：“既是这样，就请拿去我的人头。”来人却站着不动，说道：“我也是多少读过一点书的人，岂肯为贼所用，何况你如此忠义，怎能忍心加害。我只是见你防备不严，怕以后再有刺客前来，故尔相告。”张浚再问：“要金帛吗?”来人大笑道：“如果杀掉你，还怕没有金帛吗?”张浚看到来人是一侠义之士，便想留之，但被来人谢绝：“我家有老母，还在河北，所以不能留此。”再问姓名，亦不回答，随即摄衣登屋而去。及至大功告成后，张浚遍地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位侠士。

张浚认为，要复兴大宋，当从关陕开始。考虑到金人有可能先入陕，然后自陕攻蜀，那样一来，东南便陷入被夹攻的境地，势难保全。因此，张浚向高宗极陈利害，并请任川、陕。高宗也正为两地无得力者镇守而犯愁，遂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

张浚出任川、陕后，将幕府安置在秦川。这时，有谍报金人将进攻东南，张浚急命诸将整军前往，及至房州(今湖北房县)，攻至江、淮一带的金军得知情报后，已快速撤军北去。张浚还师。

张浚率军回到关陕后，又得知金帅兀朮仍在淮西，张浚怕他伺机再去侵扰东南，便集合五路大军回到永兴(今湖北永兴)，以牵制河南金军。兀朮赶来支援，张浚与之大战富平(今河南孟县西南)，经原帅刘亲率将士冲锋陷阵，杀敌甚众。然而，由于環庆帅赵哲擅离职守，其部临阵脱逃，致使诸路大军全线溃退。张浚只好退保兴州(今陕西山阳)，并上书待罪。高宗深知张浚不易，不仅未加责备还亲自手诏，加以慰勉。

绍兴元年(1131)，金将乌鲁进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东)，企图打开通往巴蜀的大门。张浚命吴玠凭借险要发起进攻，金人大败而逃。之后，兀朮再合兵来攻，又被吴麟大败，兀朮只身逃走。当初，粘罕病重时，曾对诸将叮嘱道：“自从我进入中国以来，除张枢密外，未有能与我交锋者，我在，尚且不能夺取巴蜀;我死了后，你们就断了这个念头，想办法保住自己就行了。”兀朮当时很生气，认为是粘罕小瞧自己。今天，在逃跑途中，只后悔不听粘罕的话，为此差点丢了性命。

张浚在关陕三年，训集新兵，任用贤能，西北遗民，归附日众。尽管后来关陕失守，但却为保住巴蜀赢得了时间。同时，由于张浚在此有效地牵制了金军，使江、淮一带赖以稍安。

然而，就在张浚在前线拼命御敌之时，朝中却有人不断搬是弄非，使得高宗慢慢也对张浚起了疑心。绍兴三年(1133)，朝廷派王似去做张浚副手。张浚知其用意，为了消除高宗的疑心，张浚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同时，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三年多的复兴基地轻易落入敌手，便再上疏言王似不可用，请求另换他人。宰相吕颐浩对此很不高兴，朱胜非也因以前与其有矛盾而借题发挥，对他大加诋毁。高宗只得将其召回。

由于张浚在陕颇有成绩，威望也相应提高，致使朝中一些官员渐生妒意而形成一股反对势力。使得张浚回朝后不久，便再遭辛炳弹劾，而以本官提举洞霄宫，居福州。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在金人频频南侵的军事压力之下，高宗只好再召张浚复职枢密院事，并以其尽忠竭节诏谕中外。张浚受命后，当日便赴江上视察军队。当时，金帅兀朮在扬州拥兵十万，并约定日期要渡江与宋军决战。张浚调兵遣将。布署完毕后，留在镇江指挥。韩世忠则派部下王愈见兀朮约战，并告知兀朮张枢密坐镇镇江。兀朮不信，认为这是宋军在虚张声势，他问道：“张枢密不是已经给贬到岭南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王愈拿出张浚所下战书给他看，兀朮顿时脸色大变，急忙引军北去。

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六年(1136)，伪齐皇帝刘豫联合金兵南犯，张浚对高宗说：“金人不敢全部出动，这一定是刘豫的兵马。”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张浚和刘光世为了退守，有意夸大敌情。张浚坚持以攻为守，主动打击来犯之敌，他说：“贼豫以逆犯顺，不将其剿除，我们凭什么立国?今日之事，只能是有进无退。”并命令道：“有南逃渡江者斩。”张浚之所以决心在江北迎击敌人，是因为他心中清楚，这时如果失去了淮南，那么，长江之险也就与敌共有了。这次战役，在他的坚定指挥下，大破敌军，金人也不愿为了刘豫而冒险，趁机撤回兵力。高宗深感张浚的决定是正确的，事后，亲自手诏，予以嘉奖。

绍兴七年(1137)，因张浚却敌有功，命除特进(加官之号)，不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这时，问安使何鲜从金人那里回来报知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先后去世，高宗听罢，哀号不已。张浚劝道：“天子之孝，与百姓不同，天子之孝最应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还请陛下从悲痛中振作起采。”然后，张浚上书求退：“臣……十年间，虽尽力想帮助陛下拯救人民于涂炭，但天不遂愿，而使陛下抱无穷之痛。想当初，陛下曾对臣说：‘能为我雪耻的，只有你张浚。’然我终未成功，敌人还在肆无忌惮，今日之祸，都是由我而始，因此，请陛下将臣罢免。”高宗不许，还请张浚视事。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激励高宗，每有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高宗深为感动，对张浚信任有加，遇事无论巨细，定要征求张浚的意见，赐给诸将的诏书，也常常要张浚起草。

张浚秉政，处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并积极主张抗战，但因此却得罪了奸臣秦桧而遭其迫害。

绍兴七年(1137)，张浚由于郦琼叛变投降刘豫事件而引咎求去。当时，高宗问秦桧是否可替之为相，张浚没有同意而推荐了赵鼎，秦桧由此对张浚怀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绍兴十六年(1146)，西方天空出现彗星，已被贬官外任的张浚忧心国事，想上书陈言，又怕遭权倾一时的秦桧的报复而牵连母亲。一连几天，张浚在忠孝的矛盾中不能自拔，人不觉瘦了许多。他的母亲看到后，非常惊讶，问其缘故，张浚以实情相告。张浚的母亲冀夫人是位通达事理的人，她没有直接告诉张浚该怎么办，而是背诵了张浚的父亲在当年科考时一篇对策中的话：“臣宁愿讲真话而死于斧钺之下，而不能忍心不言以辜负陛下。”母亲的鼓励，坚定了张浚的决心，当日上书，直言朝廷问题所在，并将其比作“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秦桧见其矛头直指自己而大怒，致使张浚再次遭贬，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十年(1151)，再迁永州(今越南清化省安定东)。

张浚自从遭贬离开朝廷近二十年，但是，许多人都很关心他，就连不懂政事的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当年有了张都督。人们为他所遭遇的不公而叹息不已。金人由于害怕张浚，更是关心他的情况，每有来使，必问张浚现在哪里，唯恐他再次起用。

然而，当时的秦桧由于高宗一心求和的需要而倍受重用。他知道，张浚的存在，始终将是自己的一大威胁，因而便指使手下诬蔑张浚谋大逆，必欲杀之。只是由于还未及实施便死去了，张浚这才得免。

张浚自谪居永州后，时常听到一些关于朝中的传闻，心中很是忧虑。一天，忽然听说京城有人来，急忙出来观察，只见一男子躺在屋檐下喘息，却不能说话。当时，凶吉难测，众人只是环视而不近前。张浚上前，将来人扶起，稍微灌了些汤水后，来人苏醒，但仍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着腰间。张浚从其腰里找到一张纸片，原来是张浚以前的属下听到秦桧已死的消息，忙派来人紧急送信，由于一路跑的太急而致昏蹶。人们听后，欢声不断，张浚心中也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秦桧死后，张浚得以起废复用。绍兴二十五年(1155)，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其母冀夫人年老去世，张浚素以至孝闻名，但此刻考虑到国家二十年来被秦桧所害，边备荡然废驰，加之金人完颜亮刚刚篡位自立，势必举兵，自己身为国家大臣，面对这种局面，不应居丧在家。因而上书言国家多年来沉溺于宴乐的危险。不幸的是张浚的一片忠心，却再次遭到一帮无所作为的朝臣的指责，而一心只想苟安的高宗也不想再谈战事，便下诏要张浚复居永州，服除落职，只以本官奉祠。

张浚起而复贬，在永州一呆又是几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2)，金人举兵，再犯江、淮。高宗降诏张浚复职判潭州(今湖南长沙)。当时，金军充斥江北，张浚轻舟北上，有人劝阻说：“敌兵正在焚掠采石，烟炎涨天，要谨慎不易轻进。”

张浚坚定地说：“我赴君父之急，只知前进。”及江北宋军见到他时，无不以为是从天而降，极大地鼓舞了江北军民的抗战热情。

绍兴三十二年(1163)，高宗禅位，孝宗登基，改元隆兴。孝宗即位后，颇想励精图治，他对张浚说：“久闻先生大名，现在朝中所能依靠的只有你了。”遂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等。

张浚当年在汴京城中，曾亲眼目睹徽、钦二帝北行、民生涂炭之景象，因而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多年来，他的这一抗敌决心不仅未因几番挫折而减少，反而愈加坚定、执着。重新起复后，虽然也不断遭到主和者诽谤，但张浚仍不改其心志。隆兴元年五月，由于孝宗任人不当，致使张浚发动的北伐战争由胜转败，张浚上书请罪，主和者亦乘机大肆诋毁，七月，秦桧余党汤思退任右相，张浚更屡遭弹劾，终被贬官。

八月，求和使者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人扬言必要海、泗、唐、邓四郡，不然，就要在农闲时发兵。张浚说：“金人是强则来，弱则止，根本不在和与不和上。”而身为宰相的汤思退却暗中授意卢仲贤答应金人条件。张浚得知消息后，进京面君，直言苦谏，力陈和议之不当。孝宗本不答应割让四郡，至此，对议和也有所悔悟。于是，即拜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都督如故，并说：“议和之不成，是天意也，从此可专心于恢复了。”然而，张浚任相，基本上阻塞了汤思退的议和之路，汤思退再次与其党羽阴谋陷害张浚。

二年(1164)，张浚出京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币，其他党羽也随言附合，致使孝宗再次犹豫，并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而汤思退则乘机尽毁张浚所设防御工事，撤退守军，向金人做出求和姿态。

张浚离开临安时，上书指责尹穑奸邪误国，且劝孝宗务亲贤良。有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说：“君臣之间的名分是无法逃避的。我身受两朝重恩，现在虽然离去，但仍时时盼望圣上有所感悟，既然现在我发现了问题，又怎能忍心不说呢?假如圣上再次用我，我会即日起程，以赴国难，而不敢以老病为托辞。”在场的人听后都大为感叹。张浚离京时，已经身染疾病，再加路途颠簸，心情忧郁，途经余干(今江西余干)时，病情加重，至八月病逝。享年65岁。临终前，张浚还以不能恢复中原，洗刷祖宗耻辱为恨。他勉强支撑起病体，亲自手书给他的儿子：“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要把我葬在先人的墓旁，埋到衡山脚下我就满足了。

张浚的去世，举国震惊，孝宗也为之辍视早朝，以示哀悼。

张浚幼有大志，一生忙于军旅攻防，力图恢复中原以雪前耻，终身未言和议;每次讨论定都问题，都主张建都建康，圣上居之，可以北望中原，激发大志;与赵鼎共同主政，多引荐贤能;事母以至孝著称，学精于《易》，有《易解》及《杂说》10卷，对《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中庸》等经典著作亦各有解。另有文集10卷，奏议20卷。

张浚去世后，赠太保，后又加增太师，谥忠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