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祯

王祯（1271年－1368年）元代科学家。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人。贞元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他在宣州旌德(今安徽旌德县)、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做县令时，提倡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和改良农具，并撰写《农书》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王祯《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农书，也是集北魏以来中国各地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的一部农学名著。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概述中国农业生产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记述了垦耕、播种、施肥、锄治、灌溉、收获、植树、饲养家畜以及栽桑养蚕等具体方法。第二部分是《百谷谱》，分别介绍了各种谷物、蔬菜、瓜果、竹木、麻、棉、茶等农作物的起源、性能和栽培方法。第三部分是《农器图谱》，主要介绍农业生产工具、农业机械，并将100余种器械绘成图谱，图谱后附有简要的文字说明，介绍这些农器的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王桢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农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制造设计家。东汉时杜诗曾发明“水排”，这是一种利用水力鼓动排橐风箱进行炼铁的机械，早已失传。王桢精于机械原理，他把原来的皮革鼓风，改成木扇鼓风，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省了费用。这在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史上，是一项很重要的革新。王桢还设计制作了“水转连磨”，用水力带动轮轴，互拨9磨，每台每天可灌溉百亩农田，如果碾米，可供干家之需。王桢在机械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改进了活字印刷技术。他发明用木活字代替毕瑑的胶泥活字，还发明了“转轮拣字盘”，大大提高了排字的速度。大德二年(1298)，他身居旌德县尹时，曾用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一个月间印了100部，使用了6万多活字。以后，木活字就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张华

张华(公元231—299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少时孤贫，自为牧羊。勤奋好学，博通经籍。初为太常博士，任佐著作郎。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后拜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张华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知，力主伐吴，多有建树。惠帝即位，为太子少傅，名重一时，以德望被杨骏忌，不与朝政。骏诛后，被贾后所用，拜右光禄大夫，累中书监，封壮武郡公。赵王伦、孙秀废贾后，华被杀。著有《女史箴》、《博物志》等。

〔正史〕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①焉。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③。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

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卢钦言之于文帝，转河南尹丞，未拜④，除佐著作郎。顷之，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能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初，帝潜⑤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语在祜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⑥。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⑦，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间言遂行⑧。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朝议欲征华入相，又欲进号仪同。初，华毁征士冯恢于帝，紞即恢之弟也，深有宠于帝。紞尝侍帝，从容论魏、晋事，因曰：“臣窃谓钟会之衅，颇由太祖。”帝变色曰：“卿何言邪⑨!”紞免冠谢曰：“臣愚冗瞽言，罪应万死。然臣微意，犹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为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势⑩，善政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11)，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进，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光武诸将由抑损克终。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异，盖抑扬与夺使之然耳。钟会才见有限，而太祖夸奖太过，嘉其谋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势，委以大兵，故使会自谓算无遗策(12)，功在不赏，辀张跋扈，遂构凶逆耳。向令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权势，纳之以轨则，则乱心无由而生，乱事无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坚冰之渐，无使如会之徒复致覆丧。”帝曰：“当今岂有如会若乎?”曰：“东方朔有言‘谈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则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极言之。”紞曰：“陛下谋谟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闻知，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帝默然。顷之，征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

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及骏诛后，将废皇太后，会群臣于朝堂，议者皆承望风旨(13)，以为“《春秋》绝文姜，今太后自绝于宗庙，亦宜废黜”。惟华议以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得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不从，遂废太后为庶人。

楚王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等，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华白帝以“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上从之，玮兵果败。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固辞开府。

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疑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闇主虐后(14)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久之，论前后忠勋，进封壮武郡公。华十余让，中诏敦譬，乃受。数年，代下邳王晃为司空，领著作。

及贾后谋废太子，左卫率刘卞甚为所信遇，每会宴，卞必预焉。屡见贾谧骄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谧亦不能平。卞以贾后谋问华，华曰：“不闻。”卞曰：“卞以寒悴，自须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尽言，而公更有疑于卞邪?”华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会群臣于式乾殿，出太子手书，遍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华谏曰：“此国之大祸。自汉武以来，每废黜正嫡，恒至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尚书左仆射裴頠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校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贾后乃内出太子素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15)，亦无敢言非者。议至日西不决，后知华等意坚，因表乞免为庶人，帝乃可其奏。

初，赵王伦为镇西将军，扰乱关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说华曰：“赵王贪昧，信用孙秀，所在为乱，而秀变诈，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斩秀，刈赵之半，以谢关右，不亦可乎?”华从之，肜许诺。秀友人辛冉从西来，言于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为。”故得免死。伦既还，谄事贾后，因求录尚书事，后又求尚书令。华与裴頠皆固执不可，由是致怨，伦、秀疾华如仇。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

及伦、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华方昼卧，忽梦见屋坏，觉而恶之。是夜难作，诈称诏召华，遂与裴頠俱被收。华将死，谓张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称诏，诘之曰：“卿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俱存，非不谏也。”林曰：“谏若不从，何不去位?”华不能答。须臾(16)，使者至，曰：“诏斩公。”华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17)。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遂害之于前殿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时年六十九。

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18)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惠帝中，人有得鸟毛长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矣。”陆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华之博物多此类，不可详载焉。

后伦、秀伏诛，齐王冏辅政，挚虞致笺于冏曰：“间于张华没后入中书省，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后事者，华答：‘明德至亲，莫如先王，宜留以为社稷之镇。’其忠良之谋，款诚之言，信于幽冥，没而后彰，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当此之时，谏者必得违命之死。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责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理尽而无所施者，固圣教之所不责也。”冏于是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王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19)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解系 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维新之命，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昔栾郤降在皂隶，而《春秋》传其违;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在职，思纳愚诚。若合圣意，可令群官通议。”议者各有所执，而多称其冤。

太安二年，诏曰：“夫爱恶相攻，佞邪丑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壮武公华竭其忠贞，思翼朝政，谋谟之勋，每事赖之。……华之见害，惧以奸逆图乱，滥被枉贼。其复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公、广武侯及所没财物与印绶符策，遣使吊祭之。”

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人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20)，又为《咏德赋》以悼之。

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

《晋书》卷三六

〔注释〕

①妻：此为嫁。②造次：拜访。③周急：帮助急难。④未拜：未及到任就职。⑤潜：秘密。⑥庙算：古人在办大事前，先至庙中占卜凶吉，故称。⑦损益：增删。⑧间言遂行：谗言得以实现。⑨何言邪：为何这样说?⑩六辔盈缩之势：驾驭六马的进退情况。(11)控带之宜：何处应该重点控制的情况。(12)算无遗策：预测时没有遗漏。(13)承望风旨：观望动静。(14)闇主虐后：昏庸的君主，暴虐的皇后。(15)比视：传视。(16)须臾：一会儿。(17)中心如丹：忠心耿耿。(18)一介之善：很小的优点。(19)斫丧：斫同砍，意为沦丧。(20)诔：为死者写的悼念文章。

李光

李光（1078～1159年），字泰发，宋代上虞五夫人，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六世孙。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与兄同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同年任晋州岳阳（今山西古县）县尉，从此步入仕途。他的一生正处在北宋趋于灭亡，南宋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年代，沉浮斡旋于北宋、南宋的政治舞台达五十多年，历经北宋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三个朝代，上上下下曾当过小至不到七品的县尉，大到副宰相级的参知政事近四十个官职；其中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先后三次任吏部尚书。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眘即位，其时李光已去世四年，仍复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李光一生经受无数的坎坷和磨难，充满传奇色彩，作品有《庄简集》。《宋史》有传。

李光童年时不爱玩耍，他的父亲称赞说：“我的儿子是云间之鹤，将要使我家兴旺！”父亲去世，他悲哀地像成人一样，有人送来财物，他都辞谢了。到下葬时，礼节非常合适。守丧期满，进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李光从此进入布满荆棘的仕途。

此时正值北宋末期，在位的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并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昏庸无能的徽宗皇帝。徽宗赵佶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北宋第八位皇帝，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五十四岁去世，在位二十六年，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大兴“党狱”，定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为“元祐奸党”，定章悼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云，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坐了二十五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之囚。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做这样无道昏君的臣下，正直的李光肯定要有一番好好的“磨炼”。李光在登进士第的同年，任晋州岳阳县（今山西古县）县尉。而后，调任开化（今浙江开化县）令，有治政声誉，朝廷召他到都堂审察，当时宰相不喜欢他，任他为监当，还改了官阶。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李光任平江府常熟知县（今江苏常熟县）时，深受徽宗宠信、气焰熏天的朱勔之父朱冲倚势横暴，指使纵容家奴欺凌百姓。李光不被他的气焰所屈服，把他的恶奴抓了起来，朱勔大怒，暗示转运使将李光调任吴江知县；李光不为所屈，还有人站出来为李光秉公说话，朱勔终于不敢陷害李光。改任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以“正色立朝，扶持公道”著称，被人们看作“殿上虎”的著名谏官刘安世住在南京，李光以拜师之礼去见他。刘安世告诉李光在温公（司马光）那里听到的话：“做学问应当从无妄（不说假话）中入门。”李光欣然领会。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李光被召回京城，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司封员外郎，这是他长期担任谏官职务的开始。第二年，李光在御前议论国事，首先对当时士大夫中的阿谀成风进行尖锐批评，痛斥那些谀佞者为杜塞言路，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认为因言路不畅而使臣下产生怨嗟之气，以致造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互相诋毁的议事环境。李光实事求是的言论触怒了权臣王黼，令部注桂州阳朔县（今广西阳朔县）。李光因言获罪，被降职。

王黼，字将明，开封府祥符县人。原名甫，后来因为跟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皇帝赐名叫黼。长得风姿俊美，眼放金光，能说会道，粗有才气而不学无术，但机智狡黠，善于谄媚。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拜特进、少宰，权倾一时。后代蔡京执政，伪顺民心，悉反蔡京所为，以沽名钓誉。王黼凭借高位做尽坏事，如请求朝廷设置应奉局，由他自己兼任提领，内外官钱都可以擅自挪用，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应奉局的费用。官吏们迎奉上意，凡是各地水陆珍贵奇异的东西，都苛刻地向老百姓索取，进贡到皇帝那里的不足十分之一，剩下的都成了王黼的私产。金兵攻入汴梁，王黼不等朝命，带着家小仓皇东逃。钦宗下诏把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抄了他的家。吴敏、李纲等请求诛杀王黼，朝廷将此事交付开封府尹聂山处理，聂山派人将他杀死。

刘安世听说李光因议论政事被贬，写信称赞他。李纲也因为评论水灾一事离开朝廷，居住在义兴，在水驿等候李光，亲自出来喊道：“不是越州李司封的船吗？”逗留数日，两人结为朋友而别。不久，朝廷授李光司勋员外郎，升任符宝郎。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镇守燕山府（今北京西南）的郭药师叛乱，京师震动。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宋钦宗登皇位。钦宗赵桓，曾名亶、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靖康二年，与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位一年零两个月。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死于五国城，享年五十七岁，后归葬于永献陵。

李光升任右司谏后，首先揭发梁方平等丧师辱国，梁师成勾结权臣，内外为奸，蒙骗皇帝，都罪当处死。又奏：“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名为应奉，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蔡京、王黼等都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大臣，得罪他们便意味着丢官被贬甚至被反诬受害，故李光的言行在当时士大夫中，实属难能可贵，影响极大。

五月任谏议大夫，正遇冯懈与蔡京、蔡卞结成死党假冒新派，扭曲新法，扰乱朝纲，李光即奏章斥责，认为他们以新法名义，蛊惑视听，是国家的祸患，应当罢免冯懈谏议的官职。

蔡京长子蔡攸（1077～1126年）打算趁保卫太上皇行宫的机会进入京都，李光上奏说：“蔡攸如果入朝，则百姓必定导致变乱，万一警犯皇上车驾，我会犯不预言之罪。希望早些贬斥他。”当时已修治撷景园为宁德宫，而太上皇后想到宫中居住。李光上奏说：“宫中，是天子的宫殿。正应使陛下冷暖方便，奉迎太上皇后入宫，也应当亲禀太上皇，交有关部门讨论典礼。”于是把李光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让两宫大臣奏知，于是太上皇后住在宁德宫。

在金兵进攻汴京时，李光上书指斥朱勔以应奉的名义管辖州县，田园宅第，富比王室。请求朝廷挑选清正强硬的官吏作为有司，追究朱勔父子及奉承监司、守令，如胡直孺、卢宗原、陆置、王仲闵、赵霖、宋晦等人，查根究底，计资没收，把他们强夺编户平民的财产还给百姓。

李光的正直敢谏，得罪了不少朝中官吏。

钦宗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进攻汴京，派使者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李光认为：“三镇之地，祖宗百战才得到它，一旦送与敌人，怎么立国？希望诏令大臣另外商议攻守之策，并派人从小路传檄文令河东、河北两地，征召全部强壮兵丁策应，首尾相应攻击敌人。”后升任侍御史。

金兵逼近京城，士大夫弃职而逃者五十二人，罪过相同而惩罚相异，士人舆论纷然，李光请求交付大理寺公正处理。太原被围，事态危急，李光上言道：“请就地委任折彦质征发全部晋、绛、慈、隰、泽、路、威胜、汾八州民兵及本路各县弓箭手，使守令各自统率。当地土豪、士人愿意当首领的，给予他们初官、相应的武器，协力赴援。女真劫持亲王为人质，以三镇为借口，势必深入，请大修京城守御装备，以击碎敌人的阴谋。”

李光忠于自己的谏官职守，对那些对敌主和与迷信所谓的祥瑞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李会、李擢又被召回担任谏官。李光就上言说：“蔡京再度执政时，李会、李擢相继为谏官，对政事不发一言；金兵围城时，与白时中、李邦彦专门主张避敌割地的计谋。白时中、李邦彦因此罪罢职，而李会、李擢反被召用，又加入谏诤官员之列。请求撤回成命。”皇上不予答复。李光请求调任到地方，皇上也不答复。又如彗星出现在寅、艮间，耿南仲等人都认为感应在外夷，不足忧。李光奏称：“孔子作《春秋》，不记载祥瑞，是想使人君常怀恐惧从而修身反省，没有听说把灾异归于外夷的。”表疏上奏后，被贬监汀州酒税。

这时，广大的军民强烈要求朝廷抵抗金兵，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朝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钦宗的一味妥协退让，幻想以此换得金兵的撤退。殊不知，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在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次年二月，金兵再次南犯，虏徽、钦二帝，延续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灭亡。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以后，五月，康王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为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虏去，唯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想法。

但李纲的抗金主张与高宗的偏安一隅的想法格格不入，不久他撤销李纲等人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今浙江杭州）。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他逃到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做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以后，逐步形成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

秦桧在此期间很快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合作。

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公元1133～1136年）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任秦桧为右相。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腐败和黑暗。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qǐn，寝）削。”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浚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遵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

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是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让秦桧代表他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版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同年，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浚、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浚、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金帅宗弼退兵后，曾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浚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二月，李光任左中大夫、参知政事。此时主战与主和又成了朝中上下臣僚争斗不休的话题。奸臣秦桧是主和派的首要人物。秦桧开始定和议计策时，因为李光在臣僚中有影响，欲借他的名望抬高“和议”的分量，皇上本意不想用李光，秦桧说：“李光有名望，如果一起签名，没有根据的议论会自动停息。”便在和议榜上也署了他的名字。此举立即在主战派臣僚中掀起轩然大波。李光的同乡杨炜写信骂他“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堕平时大节”。意思是说“依附宰相谋取高官，陷入狡敌的奸计，毁掉了平日的气节”。其实李光的本意是想借此为“缓兵之计”，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南宋国威。在秦桧要与金兵议和，放松对淮河地区的防御，收回前线将领的兵权时，李光敢于直谏力求抗金，向高宗进言说：“对狼子野心的戎狄，只能战，不能和，淮南守备更不可撤。谁再言和，谁就是卖国贼。”秦桧听后恼羞成怒，随即反击李光之言，李光直指秦桧，冒死抗争，他说：“你不顾大家反对，多次单独主张求和，今天还要撤回守备，这不是盗弄国权，怀奸卖国，又是什么？”此言一出，秦桧脸红耳赤，此时他故伎重演，将朝服一脱，朝冠一摘，向高宗哭诉道：“皇天在上，请皇上为臣作主，让臣挂冠而去，免得遭人陷害！”说罢叩头不止。第二天，李光请求罢职。高宗说：“你昨天当面斥责秦桧，举动像古人。我退朝后叹息，正要将你当作心腹大臣，为什么要辞职呢？”李光说：“我与宰相争论，不可留任。”九次上章请求，于是被授任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改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为此秦桧认为李光与他作对，十分嫉恨，高宗被他蒙骗，下令将李光革职回乡。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冬，秦桧死党御史中丞万俟卨诬告李光暗中心怀不满，怨恨皇帝。贬职为建宁府节度副使，安置在藤州（今广西藤县）。这一年，正是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时节，看来李光也是因“莫须有”之罪被贬。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秦桧死党吕愿中诬告李光与胡铨等诗赋唱和，讥讽朝廷，又被转至流放海南琼州（今海南琼山市）。

李光从宋高宗即位到被贬海南，相当长的时间在地方任职。在此期间，李光抗金主张如旧，安定地方，积极备战，政绩卓著。

高宗即帝位不久，就提升李光为秘书少监，授任江州知州；不久，升任侍御史，都因为道路梗阻没有赴任。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皇帝车驾从临安移跸建康，授他为宣州知州。当时范琼将率军经过，李光先行入州城处理政事，范琼到了就开城门引入慰劳，留住三天后离去，无人敢喧哗。李光认为宣州离行都最近，于是修缮城池，积聚军粮，把所属六县百姓编册，按保伍分编，称为义社。选择其中健壮勇武者，以乡里的豪强、豪绅为统帅，得到一万多人，号称“精拣军”。又在二十三处险要之地设立兵营谨慎戍守，把全城分为十个地区，分别巡逻内外，白天自由行动，晚上守城，有敌情就参战。苗租按年交县的，都送到州里。起初人们纷纷指责不方便，到守城时，赡养军民，终于靠此获得成功。李光的事迹传到朝廷，被任命为管内安抚，允许他见机行事，晋升为直龙图阁。

杜充以建康降敌，金兵夺取马家渡。御营统制王王燮、王珉素来不和，到这时，率领溃兵在城外扎营互斗。李光亲自到二人兵营，劝说他们先国家后私仇之义，二人感悟和解离去。当时逃将、散卒到宣州的，李光都送给很多财物。有水兵在繁昌叛乱，逼近宣州境，李光立即派兵援击，出敌不意，敌人于是连夜逃走。升任右文殿修撰。李光上言说：“金兵虽然深入江、逝，但是违背天时地利，我已送文书让刘光世率领大军到宣州，合力攻讨金兵。请迅速委托宣抚使周望，约定日期水陆并进”。

溃将邵青从真州率数百艘舰船，在当涂、芜湖两县之间剽掠，李光招抚劝说他，送给他二千斛大米。邵青非常高兴，对使臣说：“我们是官军，所到之地都把我们当盗贼对待，只有李公不怀疑我。”于是秋毫无犯。后来，船队经过繁昌，有人骗他锐：“这是宣州境内。”于是沿北岸离去。

大盗戚方攻破宁国县，抵达城下，分兵四面围攻。李光招募勇敢之士劫营，贼兵惊扰，以致自相残杀。朝廷派统制官巨师古、刘晏兼程来援。敌人急攻朝京门，把竹木编起来当浮桥渡过护城河。一会儿，敌军爬上城墙，把大炮架在石对楼上。李光下令把竹子编成帘状迎着炮弹，炮弹打来就翻落在地下，不能伤人。取巨木作撞竿，靠女墙抵御对楼，敌人退走。刘晏率领赤心队直捣敌营，敌人假装败退，刘晏追击他们，中了埋伏遇害。巨师古率领中军大败敌人，敌人逃走。当初，戚方围攻宣州城，与他的副将并马巡城，商量攻城计划。李光把信绑在箭上射到他的副将马前，说：“戚方是穷途末路之寇，上天必然诛杀他，你是将门之子，岂能依附盗贼。”致使二人互相怀疑，攻势稍缓，才得到时间作战斗准备，接着援军到了。他曾经把匕首放在枕匣中，与家人相约道：“城不一定能保住，如果让人来取匕首，我一定会死。你们应自杀，不要落到盗贼手中。”朝廷授任他为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正月，任洪州知州，他坚决辞谢，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婺州知州，刚到任，提升为吏部侍郎。李光上疏极力指责朋党的危害说：“议谏大臣，各人怀有避讳顾虑之意，不肯把扶助国家危难、治理国家作为己任。行都在会稽，前后历时三载。从去年秋天到现在，敌人不再有南渡之意，淮河近在咫尺，一点也不着意经营，长江千里，不设防备敌，每天惴惴不安，只是谋划避敌漂浮大海之计。晋元帝区区草创，还能建立国家，修建宫殿，保有江、浙。刘琨、祖逖与逆胡在并、冀、兖、豫、司、雍诸州抵抗作战，这些地方从未陷落。石季龙的重兵已到历阳，晋元帝任命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以抗御敌人，没有听过专门躲避胡狄像今天这样的。陛下驾临会稽，江、浙是根据地；能够进足以战、退足以守的地方，莫如建康。建康到姑熟一百八十里，其中险要可守之地有六处：江宁镇、冈砂夹、采石、大信，上游则有芜湖、繁昌，都与淮南相对。其余都是芦苇荆条之地，有的是曲折的堤岸，水势湍急，难于行走舟船。不如预先在各险要之地屯兵积粮，命令将士分管各地，调拨临近乡兵，协力守御。请求明诏命令大臣，斟酌实行。”

当时有诏令，金兵攻入，各地守臣互相商量，或守或避，诏令说可以自便。李光上言：“守臣担负人民、国家的重任，应当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如果预先开启退却逃避之门，是引诱他们逃跑，希望追回前命。”皇上打算迁都临安，李光奉命指挥临安府驻扎诸军，兼任户部侍郎、督营缮之事。李光节省经营，不打扰百姓就办好了此事。奏请减免二浙历年积欠及九县另加的赋税，以表示实施德政亲近百姓之意。

戚方以管军隶属于李光指挥，非常恐惧，跪拜在廷下。李光握着他的手扶起他说：“你过去做盗贼，我任郡守，抓捕你是我分内的事；现在都是臣子，应当共同勉励忠义，不要以先前的事疑虑。”戚方感动哭泣。李光兼任侍读，于是上言说：“金兵侵犯内地，百姓失去谋生之业为强盗，本来出于不得已，还可以用诚意感召他们。自从李成逃到北方，群盗离心，如果此时选用一两个盗贼首领，以教化激励他们的同党，一定会互相钦慕，相继归降。”又升任为吏部尚书。

大将韩世清本是苗傅余党，长期驻兵宣城，擅自占据仓库，不听征调。李光请求先行除掉他，于是任命李光为淮西招抚使。李光借道到宣城，韩世清前来相见，李光把他捆送到朝廷服罪处死。当初，李光在皇上面前陈述已定的计划，宰相没有事先知道，惹怒了他。他还未到任，途中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当时太平州士卒陆德囚禁当地守臣据城叛乱，李光多方设计，全部捉获叛贼。

秦桧被罢相后，吕颐浩、朱胜非共同任宰相，李光历来与他们政见不合。谏官指斥他为秦桧同党，被夺职为宫观官。不久复任宝文阁待制、知湖州，授显谟阁直学士，改任平江太守，授礼部尚书。李光上言说：“自古创业由衰而兴，一定有所依靠才能兴起。汉高祖依靠关中，汉光武帝依靠河内，皇上驻扎东南，两浙难道不是天下的根本可依恃之地吗？从冬天到春天，雨雪不停，百姓失业，请求选择谏官考察实情予以报告。加之连年福建、湖南盗贼作乱，范汝为、杨么相继而起，朝廷派大军诛讨、杀戮过当。现在各地旱荒，流丐满路，盗贼出入。应选择良吏招怀抚纳，责令各地监司惩治贪赃，抚恤饥民。”

刘光世、张浚从前线接连传来捷报。李光说：“观察金兵部署，一定有阴谋。现在我方已占据东南形势，敌人万里来袭，利于速战，应当戒令诸将持重而拖延消耗敌人。不过数月，敌人粮食耗尽，则胜券操在我方手里。”授任江西安抚、知洪州兼制置大使，升任吏部尚书。过了一月，任参知政事。

李光在地方任职，先后历经江西、安徽、浙江三地的数个州，其政绩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百姓的充分肯定，显示了一个干员的英雄本色。

李光在琼的贬谪生涯可以说是“荣辱不惊”，泰然处之。在谪琼居儋州（今海南儋州市），他时时以苏东坡为榜样，以诗书自娱，论文考史，安之若素。其间，他的次子李仲坚被诬“私撰国史”下狱，可以说是祸不单行，但他不为所动，以八十高龄之身等闲视之，坚守晚节。他在儋州期间，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曾应儋州太守陈适之请，撰写《迁建儋州学记》，表明自己“余方老病，久废笔砚，既辞不获，因书大略如此，上以奉朝廷教育之意，下以慰学者乐育之心”的喜悦。在十余年的谪居生涯中，他还写了许多反映海南风物的诗篇，流传后世。其中如“逐客新年偶叹嗟，海南风物异中华”，“富国应先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蟊”，“潮回齐唱发船歌，杳渺风帆去若梭。可是胸中未豪壮，更来沧海看鲸波”，“堆盘荔子如冰雪，惟此堪将北地夸”，“牢落双泉一病翁，十年忧患扫还空。荷稀竹密宜秋雨，户窄檐低耐飓风。尽日抄书北窗下，有时闲步小桥东。谁知万水千山外，亦有乡居兴味同”，等等，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志节与琼岛的风貌，使后人景仰万千。

《宋史》记载他贬谪期间，“论文考史，怡然自适，年逾八十，笔力雄健。”还写诗词四百余首。《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他的诗“志谐音雅，婉丽多姿，大抵多托兴深长”，不独清绝可爱，书法亦好。谪琼期间，题匾额、楹联，遗有不少笔迹。著有《庄简集》十八卷及《读易评说》。

时至今日，在海南“五公祠”中，人们为了纪念谪琼期间李光为当地作出的贡献，雕有其像。明代学者、诗人王桐乡在组诗《海外五逐客》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地人民对李光的敬仰之情：

五十三家祸未消，何人海外得逍遥。

皇天后土犹堪倚，明月消风不费邀。

但看琼岛一身在，莫愁图书万卷烧。

千古牧羊亭下士，好还天道不曾饶。

这首诗通过对李光惨遭奸臣秦桧迫害的历史事实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对李光的同情，对奸贼的愤懑，以对照烘托的手法，忠奸形象鲜明，使读者更增进了对忠臣李光的敬仰。如今，“五公祠”已成为海南重要的旅游景点，成为万千旅客海南之旅的必选之地。

公元1153年，贬居海南期间，李光写下《赠裴道人》一诗：

道人今年七十六，问我修行惟绝欲。密栽涩勒当疏篱，旋辟荒榛结茅屋。不抄书，不看读，宴坐凝然常瞑目。夜深频咽玉池泉，晨起随缘饱菹粥。甘脆肥浓腐我肠，巧笑蛾眉真鸩毒。蛮烟瘴雾隘空虚，谨守药炉谁敢触？我爱裴君道机熟，过我玄谈已超俗。三峰顶上少人行，百尺竿头防失足。世人那识天地根？往来绵绵无断续。嗟予流转海南村，智者方明祸中福。君不见，庞道蕴尽将活计，沈湘江，自织笊篱供口腹？又不见，成都市上严君平，终日垂帘唯卖卜窑王侯蝼蚁同丘墟，学道从来贵幽独。蚌生珠，石含玉，看我丹成跨鸿鹄。马蹄去去稳着鞭，关山路远多坑谷。

时作者在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作品既然是赠送裴道人的，于其中叙及彼此之交往，这是很自然的事。其中，作品也浸透着诗人的生活体验。他遭贬，到了海南，这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祸”；然而，祸福相生，诗人把遭贬边疆的事当作锤炼意志的机遇。在逆境中，他通过“胎息”的修持，更使正直的“浩然之气”得到培养。“蚌生珠，石含玉”。珠玉即是被作为“道真”的玄珠，又是爱国情感的寄托。你看诗人把那些卖国求荣的“王侯”视如“蝼蚁”，而希望自己保存住代表正直的“珠玉”。等到炼就大丹，他就跃马扬鞭，奔赴疆场，为夺回国土而效力。这正是蕴含于诗歌最深层次的爱国正气。

李光在《论百姓失业札子》一文中指出：“臣闻尧舜在上，天下无穷人；文王之民，无冻馁者。盖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自古贤圣之君，莫不贵农重谷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鲜矣。仰惟陛下，临御海寓，躬修节俭，以安百姓，涵养生息，如天地之无不覆载，雨露之无不润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民情怀；而对于当时许多“奉承之吏”，李光则给予尖锐的揭露，说他们“贪残苛暴，公肆掊敛”，这真是一语中的，体现了不畏强暴的气概。其实，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李光那些咏叹时事的诗篇，就能体会到他爱民、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在《可叹》一诗中写道：“金陵失守何忽忽，敌兵烧我天子宫。守臣顶香率父老，开门罗拜惟鞠躬。翠莲遥遥遵海道，汉家诏令不得通。外交内应俦与邺，所在州县皆望风。”对于金陵失守、望风披靡的失败情景，李光深感悲痛。遂寓情于文，一抒爱国但不得志，忧国但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悲痛、郁闷之情。

又过了三年，才因为郊祭之恩，复官授左朝奉大夫，任其自便居住。到江州去世。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眘登基后，为李光发布“复官诰”，宣布李光是无罪被诬陷，追复李光为参知政事，又复资政殿学士职，赠谥号“庄简”，同时还御书敕赞李光：“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雪翰墨，锦绣文章，驱长虹于寥廓，听鸣凤于高岗。”宋理宗赵昀于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二月二日敕赞参知政事李光：“忠厚之气，性情之真，谦和持己，仁爱及民，忤权奸而不能尽其素志，老泉石而终不渝，其赤心也欤。”这是对李光一生的评价。另外还有陆游撰写庄简公家书跋，朱熹撰写庄简公传志合录，司马光、韩世忠、欧阳修等名人也为李光家族撰写了传记。陆游在跋中写道：“李光罢相归乡里，不为秦桧所容，那年我已二十岁了，他常来我家访问先父商谈终日，每当提到秦桧时，他必说隐语‘咸阳’，愤切慷慨形于辞色……”

一代爱国名臣李光，由于他才华出众但又直言敢谏，使得皇帝既想重用又不敢器重他，经受三次拜相三次被罢免的三起三落，最终因得罪奸臣秦桧险些被杀，流放海南十余年，秦桧死后又官复相当于副宰相参知政事，所表现出来的不畏权贵、不惧丢官、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为后人所赞颂。

梁启勋

梁启勋（1876年4月16日－1965年），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梁宝瑛子，梁启超长弟。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幼年伴长兄启超就家学。1893年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因“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强列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梁启勋的知识面大为扩展，为日后成为学兼中西的知名学者打下了基础。1895年随兄进京，结识夏曾佑、曾习经、谭嗣同等人。1896年继赴上海，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担任编辑，负责编审译稿。1902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后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勤工俭学。毕业后来到日本，襄助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刊物，翻译有《世界近世史》（松平康国著），由梁启超校订且增加案语百余条。1912年回国，供稿《庸言》、《大中华》等杂志，进行经济、金融研究，同时协助梁启超开展政治、社会活动及处理家族事务。他曾在《庸言》上开设“专论“，撰写了《加拿大之国民银行》《美国南北战后之财政》《说银行公会》《国民银行制度说略》《复体之立法机关及两院之关系》等文章，还编译有《美国政党之组织及其运用》《美国政客与政党》《罗斯福自传》。1914年起，历任北京中国银行监理官、币制局参事等。1928年脱离政界后，曾先后执教于青岛大学、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致力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词曲的研究。1951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参加国庆国宴时，曾应周恩来的约请，撰写《万木草堂回忆》一文。1965年病故于北京。著作有《中国韵文概论》《词学》《稼轩词疏证》《曼殊室随笔》《词学权衡》《海波词》等。

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年10月15日-1985年9月19日），意大利小说家。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圣地亚哥德拉斯加镇。父亲是意大利利古里亚人,因从事热带农艺学而在拉丁美洲生活多年,母亲是撒丁岛上的植物学家。卡尔维诺两岁时随父母回国,居住在故乡圣雷莫城。他父亲领导该城的一个花卉实验站。他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仔细观察树木花草、昆虫鸟兽,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培养了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同时他爱读吉卜林、尼埃沃、斯蒂文森,特别是康拉德的小说。1941年报考了都灵大学农学系,参加过反法西斯游击队的斗争,战后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1946年12月他仅用20天时间,根据抵抗运动的经历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蜂巢小径》,出版后受到好评,获织利乔内奖,一举成名。194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都灵著名的埃依瑙迪出版社工作。194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1952年发表中篇寓言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1956年收集整理、编写出版了两卷《意大利寓言故事集》,1957年发表寓言小说《在树上攀援的男爵》,1959年写成《不存在的骑士》,与《子爵》、《男爵》合为三部曲,是卡尔维诺寓言式小说的代表作品。从1959——1965年,卡尔维诺与维托里尼主持大型文学评论《梅那博》。1964年他迁居巴黎,1980年迁回意大利,定居罗马。1985年9月19日在锡耶纳病逝。卡尔维诺的著作还有写实小说《建筑业投机》、《探索者的一天》,短篇小说集《参战》,寓言小说《马科瓦尔多,或者说城市的四季》、《命运交叉的城堡》,科学幻想小说《宇宙奇趣》、《你和零》等。卡尔维诺是一位从现实主义走向后现代派的作家,他的创作完全出自想象,是超现实的,却又准确地传达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信息,每一篇故事都浸透着现代人的欢乐与痛苦,表达了他们的追求与希望。卡尔维诺在西方享有崇高声誉。

缪钺

缪钺（1904年12月06日—1995年01月06日），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字彦威。原籍江苏溧阳,出生于迁安县(今属河北省)。中小学时代,广泛阅读诗文别集和较重要的选本。中学毕业后曾考入北京大学,父亲逝世后辍学教书赡养家人。历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志存中学、省立保定中学国文教员,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学海书院教授兼编纂。抗战期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抗战胜利后至成都,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史学会副理事长、成都市杜甫研究学会会长、唐史研究学会理事等职。自离开北京大学后,60余年来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是教中文系课程,后又教历史系课程。因而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治学方法,一是论史结合,即努力在掌握广博而又经过考核的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分析论断。二是古今结合,即“通古今之变”,研究古代文史,联系今天的实际。三是文史结合,用文学作品与历史资料互相印证,触类旁通,互相补充,树立新义。如讲授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与骈文,就进而深入研治这一时期的历史;因研究杜牧的生平与作品,而博览有关中晚唐的史书。这样通过学习历史,知人论世,从而对古代作家作品更能深入理解,对诗词中的个别词句,也能根据当时的史实和典章制度补正前人疏解之误。同时在研究历史时,联系当时的文学作品,探讨当时人的“心声”,又使这门枯燥的学问变得兴味盎然。

曾亲承张尔田教诲，同时深受王国维、陈寅恪治学的影响，特别师法陈寅恪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长达70年之久。在各大学中文系执教期间，曾讲授“六朝文”“六朝诗”“杜诗”“词选”“文选”“中国文学史”“历代韵文选”等课程。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张志烈共同主编《唐诗精华》；撰写《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诗词散论》《杜牧诗选》《杜牧传》《杜牧年谱》《冰繭庵丛稿》《灵谿词说》（与叶嘉莹合著）、《词学古今谈》（与叶嘉莹合著）等专著。并发表数十篇论文，从《诗经》到王国维，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众多重要作品和重要作家均在其研究论述之列。另有诗词集《冰茧庵诗词稿》行世。

方诗铭

方诗铭（1919—2000）历史学家。男。汉族。四川简阳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成都齐鲁大学。研究员。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在中国史学领域辛勤耕耘40余年，历史知识渊博，尤以先秦和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造诣为最。在考古学方面也研究有素。是国内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史学家之一。早在1945年编了《北碚交通志》、《北碚矿产志》、《北碚民间文艺》、《文讯》、《文史杂志》等。1947年编《文物周刊》，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历史科副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唐史等课。曾发表《火浣布之传入于昆仑地望之南徙》、《朱应康秦行纪研究》等著作和文章。解放后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古文物整理部副主任，从事古代文物与上海地方史研究，曾发表《金文中所见的“仆”不是家内奴隶》等论文。五六十年代参与筹建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提出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研究课题。编成《史料汇编》、《上海小刀会起义》两书。1979年后主要从事先秦和秦汉史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缉证》一书。在史学界中，是较早起来批驳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归结为农民战争的错误观点的学者之一。当史学界有人否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时，又与人合写了《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的论文。该文在北京中国史年会上宣读后获得好评。1984年经市政府批准，荣膺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主要著作编辑，《上海小刀会起义》(1965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1981年，合著），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1987年，合著），《冥报记·广异记》辑校(1992年)，《曹操·袁绍·黄巾》(1996年)，《方诗铭论三国人物》

徐枕亚

徐枕亚（1889-1937），名觉，以字行，别署徐徐、眉子、泣珠生、东海三郎等。江苏常熟人。早年就读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与同邑吴双热为同学。在校期间已积诗八百余首，并写短篇小说和小品文。毕业后即在本地任教。与其胞兄徐天啸皆以才气横溢饮誉乡里，有“海虞二徐”之称。1912年初，与同学吴双热及胞兄徐天啸同赴上海，受《民权报》经理周浩之聘，同任该报编辑，与该报主编戴季陶及编辑何海鸣、李定夷、蒋箸超等结识。徐枕亚撰哀情小说《玉梨魂》，刊于该报副刊，一鸣惊人。旋即以单行本行世，前后翻印三四十次，总计数十万册，为当时书籍印数之冠，远销至南洋各地，并被搬上银幕，成为鸳鸯蝴蝶派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品。1913年，《民权报》因触犯袁世凯而被迫停刊，徐枕亚应聘任中华书局编辑，撰《高等学生尺牍》。1914年改任《小说丛报》主编，并兼任《黄花旬报》编辑。将《玉梨魂》改写为日记体，扩大篇幅，增加诗词，取名《雪鸿泪史》，在《小说丛报》上连载，受欢迎程度不亚于《玉梨魂》。后因《小说丛报》社发生意见分歧，于1918年脱离该社，与徐天啸创办清华书局，并创刊《小说季报》。又编《旭报》和《小说日报》。中年两次丧妻，清华书局经营不佳，后关闭书局，回归故里，衣食无着，穷愁潦倒而卒，终年四十九岁。

徐枕亚工诗词，善书法与骈体文，以小说享誉文坛。其小说以哀感顽艳，与骈四俪六之文体为其显著特点，对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公认为该派代表作家。其著作除上述者外，尚有长篇小说十余部，如《余之妻》、《双鬟记》(初名《棒打鸳鸯录》)、《让婿记》、《秋之魂》、《兰闺恨》、《刻骨相思记》、《蝶花梦》、《燕雁离魂记》等。另有杂著《枕亚浪墨》四集、《无聊斋说荟》、《情海指南》、《花月尺牍》、《挽联指南》、《近代小说家小史》，以及《悼亡诗》一百首、《杂忆》诗三十首、《鼓盆遗恨集》等。此外还编有《无名女子诗》、《谐文大观》、《广谐铎》、《锦囊》等。生平事迹见郑逸梅《南社丛谈·徐枕亚》、郑逸梅《艺坛百影·徐枕亚与〈玉梨魂〉》(1982年6月中州书画社出版)、严芙孙《全国小说名家专集·徐枕亚》(1923年8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等。

刘民叔

刘民叔(1897～1960) ，名复。四川成都人。少时就读于成都府中学堂、四川存古堂,课余从祖父承先及外祖康朝庆习医。并从学于国学大师廖季平,对古(中)医学钻研颇深。1926年迁沪悬壶。深感西学东渐,古中医学术日趋沉沦,乃于1937年创立中国古医学会,旨在发展古医,交流学术经验。1940年任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行医四十余年,精于内科,兼通妇、儿科。其学崇仲景为汤液正宗。简约伤寒六经为“一表二里”。早年常投麻、桂、白虎、承气原方以治时证;晚年探索以中药治疗臌胀、肿瘤等疑难重证。治杂病以虚实为纲,治实重在攻邪,如痰、瘀、水湿、寒凝气滞之留阻,常施用巴豆、甘遂、芫花、水蛭等峻烈之品;补虚重在养阳,每用大剂附桂、硫黄等。著有《鲁楼医案》(1954年)、《伊尹汤液经》、《时疫解惑论》、《肿胀编》、《华阳医说》、《伤寒论霍乱训解》、《素问痿论释难》。尚有《神农本草经逸文考》等文。

恰佩克

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年1月9日—1938年12月25日），捷克作家。生在马莱·斯瓦托尼奥维采一个医生家庭。哥哥约瑟夫·恰佩克(1887～1945)是画家兼作家，后来被法西斯关进集中营，惨遭杀害。卡莱尔·恰佩克在故乡中学毕业以后，到布拉格大学攻读哲学，后又去巴黎和柏林深造。1915～1920年当图书馆馆员、家庭教师和新闻记者。在中学时就开始文学创作， 1908～1913年间写的作品，后来编成短篇小说集《克拉科诺什的花园》，于1918年出版。恰佩克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是与哥哥合写的散文集《闪光的深渊》(1916)。1917年，他单独出版短篇小说集《基督蒙难》。这部作品和后来的《痛苦的故事》(1921)反映了作家的世界观的复杂性，流露出悲观情绪。

1920年，恰佩克发表社会幻想剧《万能机器人》，轰动欧美剧坛。翌年应邀担任“葡萄园”剧院的导演，并且与哥哥合写剧本《昆虫生活景象》，讽喻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接着又有长篇小说《专制工厂》(1922)和《原子狂想》(1924)等陆续问世。

恰佩克是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同时也受到资产阶级相对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因此世界观非常矛盾。20年代中期，他在政治上步入歧途，直接为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效劳，成了总统马萨利克的知心朋友，并且著书宣传阶级和平共处和社会渐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和马萨利克的谈话》， 1928～1935)。但另一方面，他在创作中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写了短篇小说集《从一个衣袋里掏出来的故事》(1929)和《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来的故事》(1929)，以及长篇小说三部曲《霍尔杜巴尔》(1933)、《流星》(1934)和《平凡的生活》(1934)。这些作品也暴露了作家的苦闷情绪。 30年代中期，在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下，恰佩克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从悲观主义中解脱出来，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担任了国际保卫文化作家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分会的领导工作，热情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他的创作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写的社会幻想小说《鲵鱼之乱》(1936)、中篇小说《第一救生队》(1937)、剧本《白色病》(1937)和《母亲》(1938)等，揭示了法西斯势力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号召人们为消灭法西斯而战斗，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运用了现实描绘与怪诞虚幻相结合的手法，比较深刻地暴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

傅乐成

傅乐成（1922年6月29日—1984年2月21日），字秀实 ，山东聊城人，中国隋唐史专家，与萧璠、邹纪万、王明荪、姜公韬、段昌国共编之《中国通史》，广为史学界知悉之著名著作。日本史学界评价他“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傅斯年之侄子。

祖父傅旭安，父傅斯岩。幼读私塾，1930年举家迁至济南，1933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在北京辅仁中学读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由傅斯年保释出狱。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美国耶鲁大学研究。曾任中央图书馆干事、河南大学历史系助教、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74年担任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75年担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1976年返回台大任教；1984年2月21日病逝于台大医院，终年62岁。

徐兴业

徐兴业（1917年4月26日～1990年5月22日），当代作家。曾用笔名星叶。1917年4月26日生于上海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市。七岁入杭州清波小学读书。1928年升入杭州盐务中学,后转入元江大学附中、蕙芝中学。1934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7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稽山中学、国学专修馆任教。1945年到上海通成贸易公司任职。1949年后在上海和建中学、比乐夜中学教书。1957年调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任视导。1961年任上海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退休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授课。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一卷;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金瓯缺》(二卷;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金瓯缺》(三、四卷;1985年,海峡文艺出版社),《辽东帅旗》(与周美宇合作;1986年《小说界》第2期)、《东京名妓》(与周美宇合作;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等。《金瓯缺》132万字,真实艺术地记述了宋辽金三个朝代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

张贞

张贞(1636～1712)，字起元，号杞园，清初著述家、书法家、篆刻家，世居潍河东高柯庄，自其高祖迁居安丘县城南门里。自幼天资聪颖，7岁入学，教以《养正图说》，即能明其大义。13岁补府庠生，治举子。36岁考为拔贡，选入太学。1679年(康熙18年)举为博学鸿儒，托母病不就。后又诏试太和门，御试第三名，授翰林院孔目，仍不赴任。遂征释侍诏，亦坚辞不从。自此，隐居安丘县杞城村，拜明清之际有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黄宗羲为师，开始了他的漫游与著述生涯。

与王士祯、蒲松龄、朱彝尊、汪琬、魏禧、洪升等著名文学家相交游，有《渠亭山人半部稿》（再刻时名为《杞田集》）、《杞纪》、《渠丘耳梦录》、《青州乡贤小传》、《安丘乡贤小传》、《家乘》、《族谱》、《相印轩印谱》、《相印轩印存》等著作。《清史列传》卷七十《唐梦来贝传》附《张贞传》，光绪《山东通志》卷百三十四、道光《安丘新志》卷十七、咸丰《青州府志》卷四十七均有传。关于张贞的事迹著述等情况，过去较少有人论及。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位著名文人，并进而了解清初文坛上的诸多情形，现据笔者所涉猎的材料，初步考证如下。一、关于张贞的籍贯家世张贞在《杞纪》自序的开产头便称：“吾族世居潍河东岸，庄号高柯，实在杞子故国邦域之中也。”高柯庄今名高戈庄，在潍河东岸，属安丘县，所以张贞为安丘人。但是张贞的祖籍并不是安丘，而是淮安。张贞《半部稿·先祖文林府君行状，上施愚山先生》曰：“先祖讳民感，字尔孚，别号霖海。其先盖淮安山阳人，明初处士公讳友徙青州之安丘家焉。”张贞的始祖张友于明初自淮安北迁安丘，至于出自何因则语焉不详。

江永

江永（1681年～1762年），字慎修，今江西婺源县人。康熙时诸生，一生居于乡里授徒。精于《三礼》、算术、乐律，尤精于音韵，著述极富。其关于音韵的著作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等。

江永，清经学家、音韵学家，皖派经学创始人。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少年时曾见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徵引《周礼》，爱之，求得其书，朝夕诵读。自是遂钻研十三经注疏。凡古今制度又锺律声韵舆地，无不探颐索隐，测其本始，而于天文地理之术尤精。21岁为县学生。34岁补廪膳生。41岁，成《礼经纲目》八十卷。60岁，成《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七书各一卷。62岁，为岁贡生，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同年十月，江西学政金德瑛招为诸生校阅文字。69岁，成《四书典林》四十卷，又成《推步法解》五卷。76岁，成《乡党图考》十卷。77岁，成《律吕阐微》十一卷。78岁，成《春秋地理考实》四卷。79岁，成《古韵标准》六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80岁，成《周礼疑义举要》六卷，《礼记训义释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次年卒，年82岁。所著《礼经纲目》搜集散见经传杂书中的古代礼乐制度，以补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周礼疑义举要》，对先秦名物加以考释。《律吕阐微》，据《管子》五声徵、羽、宫、商、角之序，《吕氏春秋》称伶伦作律，先为黄锺之宫，次制十二筩别十二律，以正《淮南天文训》及《汉书历律志》之误。著《古韵标准》三书，谓：古韵之论，创于吴棫，而精于顾炎武，而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由三百篇以正顾氏分十部之疏;且分平、上、去三声皆十三部，入声八部，为用韵之标准。

江永字慎修，为清初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转化的重要过渡人物，婺源(今属江西)人。少时曾事科举业，不久弃之，转而精心于《十三经注疏》，于《三礼》尤为用工。一生主要在家授徒讲学，只有二次外出，一至江西，一至京师，但时间都不长。婺源知县曾荐举江永，江永以年老辞谢，始终未涉足官场。江永的学术，兼有新安理学和皖派经学二种不同的风格。从学术思想上来说，江永一如新安学派先辈，终身致力于完善光大“朱子之学”。他为续朱熹《仪礼经传通释》，于41岁时编成《礼经纲目》八十八卷，被视为是一部“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的佳作。62岁时，又专门费心为朱熹理学要籍《近思录》集注，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从治经方法上来说，江永的学术又有注重考覈、不务空谈的特点。这一特点，又开启了皖派经学的风气。二种不同学术风格交织一身，使江永成为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转变的重要过渡人物。认为《周易》以反对为序次，卦变当于反对取之，“否”反为“泰”，“泰”反为“否”，故曰“小往大来”，“大往小来”，“凡曰来、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处卦来居内卦也。曰往、曰上、曰进、曰升，自反卦之内卦往居外卦也”(《清史稿·儒林》二)。在天文地理方面，还主张以恒气为率，随附之高二中以算定气，而不管岁实消长(《清史稿列传》卷六十八)。表现出了重视矛盾转化的辩证思想。他的研究范围极为广博，而以治《礼》最为突出，著有《周礼疑义举要》六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谈》一卷、《礼经纲目》八十八卷等书。在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方面的著作有：《律吕阐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古韵标准》六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桓气注》、《历辩》、《岁实消长辩》、《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其《古韵标准》对研究中国古韵有重要创见。皖派经学的重要人物如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都出自江永门下。

彭加勒

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年4月29日—1912年7月17日)，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曾译庞加莱。生于法国南锡，早年先后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矿业学校学习。1879年在巴黎大学以数学论文获博士学位，随后在卡昂大学任教，1881年起任巴黎大学讲师、教授。1887年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908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代表作有：《科学与假设》(1903)、《科学之价值》(1905)、《科学与方法》(1908)。

彭加勒在科学方法论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后科学哲学不同流派的不少见解，可以在他的思想中找到雏型。他认为，古典归纳主义的"知识无误论"是肤浅的，因为使用归纳推理总是要结合概率演算，讨论科学方法也不能不涉及概率演算的价值及其可信程度。他肯定了直觉在发现中的作用，指出了实验研究中内插法的非归纳性质，认为内插意味着矫正和真正的推广。他注意到不同质的实验对理论的支持程度全然不同，千百个普通实验也抵不上象巴斯德那样真正的学者的一件工作。他强调假说演绎法在科学方法论中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假说便没有科学，即使假说在检验中被否证也决非坏事。因为，它有助于指示我们去寻觅未知的和新的事物，以获得发明的机会。他赞同P.M.M.杜恒的整体论原则，认为一个包含诸多假说的理论。一旦被实验所否证，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假说不能同真，至于应当换掉其中的哪一个假说则是不得而知的。他指出在研究中暗含的假说和不自觉成见的危险性，认为相互冲突的假说则可以作为独断主义的解毒剂，因为它们迫使我们不得不把事物反复从各方面仔细考虑。他还从科学史出发，阐述了科学理论的淘汰与复活，分析了"科学危机"与"科学革命"的关系。他肯定了理论发展中的继承性，承认科学的客观价值。

彭加勒根据多种不同几何体系并行不悖的事实，采取了约定论的科学模型。他主张，尽管有些理论被证据所排除,但还存在似乎相互矛盾的多种可接受的理论,因而不能根据经验判定它们的真假。他进而主张科学原理乃是"自由而方便的公约"。这些观点引起多方面的批评。

卡罗尔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原名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童话作家、牧师、摄影师。生性腼腆，患有严重的口吃，但兴趣广泛，对小说、诗歌、逻辑、儿童摄影等颇有造诣。毕业于牛津大学，长期在牛津大学任基督堂学院数学讲师，发表有关于行列式与平行原理的若干数学著作。其间还著有不少散文与打油诗，著名的诗集有《蛇鲨之猎》（1876），其中创造的新词“Snark“（蛇鲨）被英语词典收录。

所作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1865）与《爱丽丝镜中奇游记》（1871）为其代表作品，通过虚幻荒诞的情节，描绘了童趣横生的世界，亦揶揄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世道人情，含有大量逻辑与文字游戏及仿拟的诗歌，其中，这些童话书里含有许多最纯真的哲理被人们广为流传，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爱丽丝。其书影响力巨大。

他是牧师，终生没有结婚。他非常喜欢孩子们，最喜欢的是一个名叫爱丽丝·利德尔的小女孩，她是一个教长的女儿。一八六二年七月四日，作者和他的一个朋友带着利德尔三姐妹划着小艇溯泰晤士河而上，从牛津至戈斯托旅游。他在船上给爱丽丝讲了一个小故事，后来，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了《爱丽丝地下历险记》的手稿，赠送给爱丽丝。这部手稿只有一万八千字，其中插图也系作者自画。后来作者把它修订扩充至现在的规模，改为现用书名《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请当时著名画家约翰·坦尼尔爵士画插图。第一版出版于一八六五年七月四日，作为对那次旅行的纪念。 故事讲述了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在梦中追逐一只兔子而掉进了兔子洞，开始了漫长而惊险的旅行，直到最后与扑克牌红王后、红王发生顶撞，急得大叫一声，才大梦醒来。这部童话以神奇的幻想，风趣的幽默，昂然的诗情，突破了西欧传统儿童文学道德说教的刻板公式，此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遍了全世界。卡罗尔后来又写了一部姐妹篇，叫《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并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起风行于世。

汪广洋

汪广洋（? ～1379），明初，任职丞相的人，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丞相职所一如元制，仍为中书省;但在时间上，只是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以谋叛伏诛，丞相之官名和职所便化为乌有。

明初四相中，徐达任职时间最短，只有两年略多些，因率领军队出征而不曾“专理省事”，并很快离开了中书省。徐达是四相中唯一未被处决的人，李善长、胡惟庸均因擅权专势而伏诛，而汪广洋，虽然一生小心谨慎，却也不能逃脱厄运，成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牺牲品。

汪广洋，字朝宗，祖籍江苏高邮。少时聪颖，通晓儒家经典，能写善文，颇具才华，曾师从元统进士、监察御史余阙，并在元末进士及第。因元末腐败动荡，汪广洋流寓于太平(今安徽南部)。

龙凤元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初一日，朱元璋率领徐达、汤和、常遇春、李善长等诸将分别统领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元军惊慌四溃，沿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又统军径赴太平，一鼓作气，攻克城池，并下令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此令一出，大得民心，太平一路百姓顿时安定下来。太平地方儒士李习、陶安率领地方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久慕太平广洋之名，遂下令召见。汪广洋入府帐，与帅主朱元璋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朱元璋下令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元帅府，朱元璋作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令史虽然仅仅是个兼具参谋和秘书作用的职务，但即是汪广洋步入朱氏政治舞台的开始，也是其悲剧的开始。

起初，汪广洋深得朱元璋信任，不久即任行枢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朱元璋置正军都谏司，汪广洋任都谏官，朝政有失，可以执牌直谏，后改任江南行省都事，进升郎中。

陈友谅战死后，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张士诚局促自守，难以为害。北方，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军为争夺防区，酣战不已，而朱元璋疆土日益扩大，人民增加，政事繁多，需要有个与之相适应的名号，当时流行的“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也许是一个政治上的烟幕，朱元璋早已不满足吴国公的名号了。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建立中书省，李善长为右相，徐达为左丞，汪广洋为右司郎中。从此，汪广洋便成为朱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不久，汪广洋又知骁骑卫事，直接参与军事征讨。常遇春统军进攻赣州(今江西)，汪广洋参知军务;攻克赣州城后，汪广洋率军居守，安抚民众，稳定社会，深得朱元璋欢心，不久出任江西参政。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发布了“告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的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正式任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统兵25万，由淮入河，出师北伐，平定中原。

十一月初，北伐大军进入山东境内，首克沂州(今临沂)、峄州、莒州、日照及苏北等地，元军闻讯，纷纷归附。二十六日，克滕州，基本平定山东南部地区。二十七日，克益都，随即分兵进攻寿光、临淄、昌乐、高苑、潍州、胶州、博兴等地。十二月二日，徐达率主力抵达长山，元朝般阳路总管李圭等率众归附，其所属淄川、新城等县尽为北伐军所控制。五月，徐达统军克章丘，占领济南。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即帝位，建元洪武，正式建立大明帝国。同时，傅友德率部攻克莱阳、宁海、文登，控制了山东东部地区局势。二月，常遇春率军西攻东昌(今聊城)，元平章申荣自杀，所属州县纷纷降服。至此，北伐军平定了山东全境，为直捣大都奠定了基础。

为保证北伐军顺利“直捣元都”，四月，朱元璋下令正式设置山东行中书省，并以“廉明持重”享誉于时的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负责山东行省政务。在半年有余的任职期间，汪广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遍访各地，抚绥百姓，山东社会秩序很快得以安定，汪广洋因此更得朱元璋的赞赏。是年冬，汪广洋应召晋京，出任中书省参政。洪武二年(1369)，汪广洋又出任陕西参政。安抚体恤，多有建树，成为明朝立国前后朱元璋稳定地方的一柄尚方宝剑，这也是汪广洋后来出任相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是徐达。明朝建立后，身任明朝帝国左、右丞相的还是李善长和徐达二人。丞相之下设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称的下属官员。因徐达经常率军四出征讨，中书省的实际大权主要握于李善长手中。

早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将时，李善长便与朱元璋共事，而且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李善长多谋善断，料事多中，敢于任事，在连年争战、削平群雄的时代，李善长“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指挥作战，组织供应，辅佐朱元璋如鱼得水一般，确实是一个兼具萧何与张良二人之长的人物。明朝立国之初，帝国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乃至郊社宗庙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大都是李善长亲自制定，或组织有关人员加以制定。在开国集团中，李善长可谓功臣之首，实在是众口一词，无可非议。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李善长位居最先的地位，在其封公的制词中，朱元璋明确地把他和汉初的萧何相比，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认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明朝帝国统治的稳固和朱元璋猜疑之心的与日俱增，李善长的行事与其在军中作为主谋之时并无什么变化，甚至专恣自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不顺眼、不顺心的人，或是敢于冒犯他的人，他便毫不宽贷，即刻定罪，奏而黜之，竟无视或忽略了昔日帅主今日皇帝朱元璋的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不满和疑忌。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身体多病，时常不能到朝视事。于是，朱元璋诏令汪广洋晋京，任职中书省左丞，同时又调山西参政杨宪为右丞，以加强中书省的力量。杨宪野心极大，不容异己，正如《明史·奸臣传》中所称“宪卖友虐民，变乱成法，恣行胸臆，中伤雅流”。凡是前任属吏，或不阿附于自己者，能罢则罢，能免则免，极力地安插亲信。甚至让人制作了一种花押，暗中示于属僚小吏，凡是奉谀其意者，便被视为归附杨宪，或称为亲信、亲党，并能很快得到升迁;否则，或贬或罢或免或斥。如翰林编修陈桎看了花押后，心中明白其用意，便高声称贺，说：“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杨宪闻言大喜，几天后便授予陈桎翰林侍书之职。对于杨宪的专决，汪广洋不仅不依附，反而予以阻挠，从而引起了杨宪的嫉恨和恼怒。于是，杨宪令人暗中查访汪广洋不检点之事，以便随时奏黜，又唆使御史刘炳上书朱元璋，劾奏汪广洋不孝。明太祖朱元璋闻奏，心中十分不快，斥责汪广洋不孝，并诏令免官回乡侍奉父母。杨宪担心汪广洋东山再起，便又唆使御史刘炳再次劾奏，汪广洋被贬谪海南。杨宪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尤其是开国勋臣们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李善长连夜疾书上奏明太祖朱元璋，指责杨宪诬陷大臣，放肆为奸，国法不容，理当惩办。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人，能用人甚至委以重任，但有悖于他甚至引起他的猜疑，便可随时罢黜。后来，杨宪又唆使刘炳劾奏刑部侍郎任安，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刘炳的诬陷很快被查实，刘炳被逮捕入狱，并承认了在杨宪唆使下的所作所为。此时，刘基又上书揭发杨宪结党营私，阴谋行事，朱元璋大怒，诏谕诛杀了杨宪、刘炳等人，并召回了汪广洋。

洪武三年(1670)冬天，汪广洋与刘基同日受封为伯。汪广洋被封为护军忠勤伯，食禄三千六百石。在受封制词中，朱元璋称其善理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这次曲折时间十分短暂，但却为汪广洋升任相职提供了一次机会或一个有利条件。

李善长的专恣自用，一次两次，尚自犹可，经常这样，朱元璋便不能忍受了。他对李善长的不满也由此开始，便自觉应该对相权有所限制了。然而，作为开国元勋之首的李善长之德高望重，身为皇帝的朱元璋还是十分明白的，处理不好，容易造成许多较大的麻烦，乃至开国集团内部的混乱;因此，朱元璋虽十分不满，但还是不露声色，暂且隐忍着，只等适当的时机。

洪武四年(1371)，患病在家的李善长自觉许多时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心中未免有些不安，便采取了一种按常规是比较策略的举动，上疏朱元璋，恳请致仕(即退休)家居。其用意不过有二：一是略示未能任事心中多有不安，以显姿态;二是以此试探朱元璋的态度。这种办法，是历代大臣所惯用的。一般说来，李善长的疏文递上之后，皇帝会温谕慰留，李善长也是这样考虑的，不过他更想知道皇帝的慰留词句会达到什么程度，以便随机采取措施，但出人意料的是朱元璋没有按常规办事，接到李善长的奏疏之后，并未下诏温谕慰留，而是顺水推舟，允其所请，立即下诏批准李善长致仕。这对李善长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打了个措手不急。

朱元璋所以这样做，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并非一时灵感，而是深思熟虑过的，这既表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恩礼之衰，又让李善长自己认识到，不要恣情自用，要保住晚节。同时，让李善长离开中书省，也可以减少君臣之间的磨擦，寓有保全之意。话是这么说，理也当如此，但这种做法却显得寡情少义，有些近乎毒辣。对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李善长而言，落得这样一个地步，也确实不能不让人寒心。对此，朱元璋心里十分明白，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办法，来弥合君臣之间的缝隙，不仅给予李善长以优厚的恩赐，对其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便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李祺成为位在伯爵之上的驸马都尉，李善长与朱元璋结为亲家成为皇亲国戚，似乎关系有增无减，更加密切了。事实上，这种既打又拉的手法，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了。

李善长致仕家居，徐达在此之前已离开了中书省，眼见中书省没了主持，顺理成章，朱元璋应该趁机废除中书省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虽然朱元璋是因为李善长专恣自用，相权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而剥夺了李善长的大权，但他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斗争的实质，还只是认为是由于李善长恃功恣肆，不顾高居尊位的皇帝所致，代之以谨慎细心小心的人，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于是，经过多方权衡筛选，朱元璋选中了汪广洋;就在李善长被恩准致仕的同时，朱元璋诏谕汪广洋入中书，升任右丞相，执掌中书权柄。

洪武四年(1371)正月，汪广洋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独任相职。李善长、汪广洋都是朱元璋的旧部，立国之前都深得朱元璋信任，二人都曾在朱元璋的帅府任职，但二人却极少往来，朱元璋所以用汪广洋取代李善长，这是一个决定的原因。汪广洋出身文人，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对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矛盾不能说了如指掌却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任职相位后，他一方面尽力仰体帝心，另一方面又竭力减少与李善长的往来，凡事必亲自奏请皇帝恩准，不免显得过于小心保守，这又与见利害于机先，决成败于庙堂的宰相十分不相称。对于朱元璋来说，汪广洋的细心是个长处，可是，事无巨细，都要皇帝自己来出点子想办法，却又不能不说是项不小的麻烦。李善长的专断恣事固然让朱元璋烦恼，但其处事善得机先，洞中窍要，智谋兼俱，又不能不让朱元璋感叹。相比之下，李善长为相的长处显而易见。

从另一方面来看，汪广洋独任相职后，极力疏远李善长，又对他的仕途、政务处理带来了许多的阻力和麻烦。李善长虽然退休在家，不再直接干政，但却仍身居京师，依然间接地影响着政局，况且中书省的属员如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官，都是李善长亲手提拔、安置下的，其人虽身不在中书，然而其声威依然在起作用。汪广洋若认识到这一点，对李善长敬而重之尊之，多向他请教，也许事情会顺利些，汪广洋的疏远策略，后果恰好相反，彼此隔阂增加，乃至成为对手，其麻烦也接踵而至。

汪广洋独任相职两年有余，庸庸碌碌，中书政务却无多大起色，朱元璋对汪广洋日渐感到失望，这一点李善长掌握的十分准确，于是因利乘便，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李善长退休在家并能遥控中书权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的内疚心理，那就是朱元璋时时感到对李善长似乎有点太薄，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为此，每遇有大事要事，朱元璋常常加以咨询;汪广洋显出办事乏力之后，对李善长的垂询也便越来越多;于是，李善长趁机将其亲信胡惟庸举荐给了朱元璋。

洪武六年(1373)七月，朱元璋诏谕胡惟庸出任中书右丞相，与汪广洋同位同职，左丞相虚职无人。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身朱元璋，历任通判、签事等。明朝初年，迁中书参知政事、左丞相，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宠信。胡惟庸的精明干练，也很早为李善长所赏识，并数次得到李善长的举荐和提拔。他们之间的关系日见亲善，愈见非同一般，后来更成了亲戚，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李善长弟弟李存义之子)娶了胡惟庸的女儿，彼此关系更加密切。李善长所以举荐胡惟庸进入中书省，就是要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把势位难保的汪广洋从中书省挤走，以便更有利于他对中书政柄的遥控。事实上，左相虚职无人，身在相位的二人同为右丞相，这是出乎常规的做法。按以往旧规陈例，汪广洋资格在前，已先任相职，例应晋升为左相，二人一左一右，方是常规正理。二人同居右相之职，虽然平起平坐不分上下，但明眼人看的十分明白，汪广洋的恩礼已衰，其右相之职为胡惟庸所取代，只是个时间问题。

胡惟庸不仅办事干练，而且颇多智术，加上原来李善长的旧属们，又都尽力辅佐帮助。所以，胡惟庸任职之后，一切都似乎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很快就将汪广洋比得更加黯然无光了。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因为他既比汪广洋善于任事行政，又不似李善长那样专断蛮横，有二人之长，又无其所缺，确实是位比较理想的宰相之材。胡惟庸与汪广洋共同任职中书右相时，表现也确实很好，因为他必须与汪广洋比上下，只有将汪广洋比下去，汪广洋才能迅速离开中书省，也就能遂恩主李善长之愿。另外，朱元璋也早已感到汪广洋并非相才，胡惟庸的突出表现，更觉显然;汪广洋的“无所建白”，已难以为朱元璋所容。因此，不过半年时间，朱元璋便于洪武七年(1374)正月迫不急待地将汪广洋打发到了广东，任职广东行省参政，这是汪广洋第四次出任地方参政，但此次出任地方参政，与前三次却是大不一样了，其形其状其心态，该是汪广洋最为复杂最苦恼的了。

汪广洋被挤走了，李善长、胡惟庸总算遂了心愿，胡惟庸的做法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自以为已经获得朱元璋的信任，不必再似以前那样谨小慎微，事事防范;另一方面，汪广洋已离开中书省，已没有人会再碍手碍脚的了，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任己所为了，其残忍之性逐渐地暴露无遗。

明太祖朱元璋本性疑忌，人称雄猜之主，对于臣属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在查访，锦衣卫的行动也未中止过，胡惟庸的这些变化，岂能长时期地瞒得住皇帝呢?渐渐地朱元璋发现，胡惟庸遇事隐瞒、专断!与李善长并无两样，其贪婪好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他还认识到，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勾结日见频繁，李善长对中书的遥控也愈加明显。对此，朱元璋心中不免懊悔，觉得汪广洋虽然在中书省办事无力，“无所建白”，却也是其耳目，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于是，第二年朱元璋又谕封了汪广洋左御史大夫之衔。

汪广洋虽然办事能力难以胜任相职，但也非懦弱昏愦之辈，文人出身，饱读经书，早年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明朝立国前后，又历任地方、京朝要职，官场风习早已熟悉。所以，对他的被贬广东，心中自然明如镜台，虽然是胡惟庸挤走了他，但背后有主谋，此人非他，正是首任左丞相李善长。他的心情异常地不平静，怀着一口恶气离京赴任，暗下决心，等待时机，一出这腔怨气。他人在广东，心却在京城，安插耳目，京信常通，李善长的所作所为尽收眼底，从未疏忽放过。洪武九年(1376)，他已收集到许多关于李善长的不法行为的证据，便会同与他同为御史大夫的陈宁联合上疏劾奏李善长，列举了李善长的种种罪状，尤其是犯有“大不敬”之罪，是十恶之一，不能不严惩不贷。朱元璋接到奏疏后，心中大喜，他想到汪广洋本来就与李善长、胡惟庸不和，如今又有了这本奏疏，其嫌隙，乃至仇视就更显然。若让汪广洋回到中书省，互相牵制，李、胡二人必然多有顾忌，不敢明目张胆地勾结，欺上瞒下了。所以，洪武十年(1377)九月，朱元璋谕令将胡惟庸升为左丞相，又将汪广洋召回重进中书省，任右丞相。朱元璋此举，用意颇深。胡惟庸非降反升，是因为朱元璋还要靠他办事为政，予以晋升可以俱见倚畀之意。另外，胡惟庸也可以免除惊疑，对汪广洋的再次提升，找到些许心理平衡。汪广洋再度任职中书省，是朱元璋的深思熟虑，他想以汪广洋为耳目，对李、胡二人有些妨碍，又不必过于妨碍，乃至阻碍正事，身为右相，稍有别异，倒也方便。然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却又未能如愿以偿。

汪广洋官复原职之后，心中自然踏实了不少，自以为总算讨回了公道，还是谨慎小心为政处世为佳，便不愿再多行事，那样也就不合乎“君子不过为己甚”之道了。尤其令汪广洋不可掉以轻心的是他的奏疏，他负屈被贬，身怀一腔怒怨，力攻李善长，但奏疏并未造成他所期望和想象的影响，李善长未倒，胡惟庸晋升左相，可见其根基之牢固，再继续与他们作对，未免有失明智了。另外，与胡惟庸的半年共事，使他又不能不承认胡的才干远过于自己，如今胡未降反升，足见圣眷之隆，汪广洋自愧弗如。如此地位，如此认识，汪广洋不能不为自身的存在着想，朱元璋的用意，汪广洋是难以领会理解的。所以，汪广洋对李善长、胡惟庸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既不表示亲近，也不敢再表示抵触乃至对立，只求虚与委蛇，明哲自保。

对于胡惟庸而言，朱元璋调回汪广洋，其用意所在，他自当心领神会，心中不免生出些许不快，不得不有所顾忌。但是，有李善长为后盾，他一向轻视汪广洋，二人同为右相时，尚且没有把汪广洋放在眼里，何况如今他身为左相，位在汪广洋之上，便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经过短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汪广洋比以前更加谨慎怕事，为政更加懦弱，于是胡惟庸便不免得意忘形，更加恣纵起来。

调回汪广洋，朱元璋可谓用心良苦，这也是他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冲突的最后一着。此着的不成功，令其气恼至极，撤销中书省，废除行之两千余年的宰相制度的想法因此产生，并常常在公开场合毫不隐讳地表示了对相臣的不满。对于胡惟庸的蛮横专断和汪广洋的“荒于酒色”，而怠弃政务，“浮沈守位”，曾当廷敕诫二人“洗心补过”。后来，越南贡使来大明朝贡，中书未能按时安排引见，朱元璋十分不悦，下敕切责执政，令汪广洋惶惧不安数日。朱元璋的敕责，已表明他要在适当的条件下根除历代相传留下来的宰相制度。

在从李善长到胡惟庸为相的17年中，以李、胡为中心的淮人官僚集团掌有明朝帝国的实权，并极力排挤非淮人集团。以开国功臣刘基为中心的浙东集团则首当其冲。朱元璋曾听信李善长的挑拨，让刘基请假回家。洪武四年(1371)，索性让他告老还乡闲住了。在此之前，朱元璋为丞相人选问题曾垂询过刘基，刘基认为李善长是旧人有功，能够调和诸将;杨宪虽是好朋友，又有为相之才，但器量不够，汪广洋偏浅，胡惟庸更不行。为此，胡惟庸怀恨在心;任相后，在朱元璋面前极力馋言，革掉刘基岁禄;刘基只好到京城请罪，连家也不敢回去了，忧愤生疾。胡惟庸闻知，特派医生前往治疗，刘基服药后，病情越发加重，终于于洪武八年(1375)死去。开国元勋刘基突然暴卒，一时众说纷纭，许多传说于胡惟庸不利;朱元璋认为这是个不可放过的机会，由此根究，也许能有所收获。他本人也认为刘基之死必有原因，胡惟庸的谋害也未必是假。十二月十二日，御史中丞涂节上奏朱元璋，揭发胡惟庸毒害刘基之事，使朱元璋更加怀疑胡党之流。朱元璋认为，刘基被害之事，汪广洋必知其中详略，便召汪广洋进宫密谈询问，想从汪广洋口里加以证实，并得到更多的详情细节。刘基与胡惟庸不和由来已久，刘基的死疑点很多，汪广洋也是清楚的，但传说纷纭，各执一词，又都拿不出确凿证据，汪广洋既不愿听信一词，加人以罪，也不愿传播谣言，更不想捏造事实，所以采取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竟说对此事一无所知，外间传言，纯属子虚。又趁机劝谏朱元璋，认为轻疑相臣，似乎非圣明之主所应有。汪广洋的话，大有为胡惟庸辩白开脱之意，不由得使朱元璋恼火。汪广洋由自己的耳目，竟成了胡党成员，如此昧良辜恩，岂能容忍?盛怒之下，朱元璋即刻颁诏，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将汪广洋贬往广南地区。事过之后，朱元璋想到汪广洋毁掉了他的计划，怒气更盛;更想到，汪广洋二次入相已有两年多了，却未起到半点作用，如此玩忽职守，忘恩负义，罪不容诛。朱元璋越想越恼，再下敕书，指责汪广洋“事朕十余年，不闻一善言，不荐一学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恶，惟务沈湎，不事事……”并派出一行专使，捧着赐死汪广洋的诏书，日夜兼程，加急赶往汪广洋的行途，在何处追上就在何处宣诏赐死。汪广洋乘船行至太平时，专使追上并即刻宣诏，汪广洋闻诏，羞惭至极，自缢而死。

对于汪广洋的结局，人们历来多有微词。《明史》记其“为人宽自守，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剪除，故及于祸。”《明史》则将其列入《奸臣传》与杨宪、胡惟庸等人相提并论。事实上，无论汪广洋的品格、出身，其身在相位，执掌中书大政，不可能超脱日渐强化的专制主义制度的藩篱，不可能跳出皇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漩涡，其两度入相正说明了这一点，其悲剧性的结局在所难免。

刘敞

刘敞（1019—1068）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文，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廷试第一。弟刘攽，字贡父，与其一同登科，曾帮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负责汉史部分。刘敞登科后，先任蔡州通判，后曾做过三司使、扬州、郓州知州，最后官至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宋史·刘敞传》说他“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为人正直敢言，对朝内事务能直言进谏并利用为英宗讲读的机会，“指事据经，固以讽谏”。为官颇有政绩，任郓州(今属山东省)知州时，郓州有路不拾遗之美名。奉旨使辽时，其博识使辽人惊叹。刘敞“为文尤瞻敏”，其才华曾令欧阳修叹服。文章质朴晓畅，颇有见地，能言他人所不能言，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如《题魏太祖纪》中认为汉高祖哭项羽以及魏武帝祭奠袁绍，都不是“匿怨矫情”，而是英雄怜勇士，有“慷慨英雄之风”，颇有见地。此外，对当时浮华的文风也多有指摘，认为时弊是“文章济理者寡而为名者重”。诗作多有佳品，风格如文，简朴质实，不求绮丽华美，如《微雨登城》：“雨映寒空半有无，重楼闲上倚城隅。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所著《公是集》五十四卷，有广雅书局重刻聚珍本。别有《春秋权衡》、《七经小传》、《公是先生弟子记》等。最早事迹出处《宋史》三一九卷。

伏契克

尤利乌斯·伏契克（Julius Fucik，1903年2月23日-1943年9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民族英雄，优秀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作家。

伏契克于1903年2月23日诞生在布拉格市斯米霍夫区的一个工人家庭。伏契克的父亲原是一名炼铁工人，1912年，他在比尔森市剧院找到一个工作;第二年，全家迁居比尔森。伏契克从小爱读书，喜好文艺。1914年秋天他入比尔森实科中学。1915年伏契克的父亲应征入斯柯达军火工厂做工。伏契克经常给父亲送饭，看到了工人的生活与斗争。工人群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满给伏契克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憎恨这场战争，诅咒制造战争的奥匈帝国政府。

少年的伏契克就已初露文学才华。在中学里，他利用练习本自写自编一份小报，取名《斯拉夫人》;后来又办了《快乐的生活》周刊和《捷克人》杂志。

1916年6月28日，斯柯达工厂工人罢工。在这里工作的有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都加入罢工者的行列。这次罢工使伏契克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战斗的精神，给他以深刻的教育。

1918年6月，比尔森一群饥饿的儿童拿了军车上的面包，发生了奥地利军队枪杀儿童的事件。伏契克目睹了这一惨案。8月8日他写了一首诗，愤怒抗议奥匈帝国的统治。诗中写道：

全国饿殍遍野，

只有把你们绞死，

我们才会过更好的日子。

这年，伏契克参加比尔森的青年社会主义联盟“青年一代”。这是在比尔森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青年组织。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影响下，伏契克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9年，伏契克领导比尔森市中学生的罢课运动。1920年，伏契克参加比尔森的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左派组织，并成为比尔森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的刊物——《真理》杂志的成员。1921年5月，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布拉格集合，宣布正式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伏契克在比尔森加入捷共。同年秋，伏契克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捷克文学、世界文学和艺术史。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捷共党员尼耶德尼和同情捷共的进步教授沙尔达等人的影响较大。为了维持生活，伏契克不得不在课余勤工俭学。他在布拉格郊区建筑工地做短工，甚至当过商品广告员。

1922年，伏契克在《真理》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作品，评论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诗人沃尔格尔的剧作《最崇高的牺牲》。这个剧本描写了女革命者索尼娅的献身精神。伏契克在评论中热情讴歌索尼娅为革命利益而牺牲自己生命的高尚情操。

1923年，伏契克任《社会主义者》报的编辑。这是一批青年共产党员和大学生在捷共影响下创办的报纸。1925年夏，他结识了捷共领导人萨波托斯基。同年他任《先锋》刊物的编辑，为《社会主义者》、《源泉》等杂志撰稿。1925年，他开始在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文化专栏发表文章，指出现代文化艺术的进步有赖于工人运动的发展，现代文化艺术的成就是以工人阶级的胜利为前提。共产党不仅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切进步文化艺术的指导者，强调文学艺术要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服务。

1926年夏，伏契克同一些好友到法国海滨城市布列塔尼旅游。回国后写了游记，记述布列塔尼渔民的罢工斗争和在该城的见闻。同年，伏契克任《树干》杂志主编。

1929年，伏契克受党指派，担任《红色权利报》编委，负责文学艺术专栏和星期日副刊。他还是捷共《红色晚报》的编委。同年11月，伏契克任捷共的文艺政治评论周刊《创造》的主编。

《创造》周刊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屡遭删检和停刊的处罚。一次，一篇重要文章被反动当局删检得面目全非，伏契克写信给党的领导人、当时任国会议员的哥特瓦尔德，向他汇报了此事。哥特瓦尔德在议会上提出抗议。伏契克把删去的部分刊登在刊物的最后一页，并加上按语，质问部长先生：“你以为删掉我们阐明真理的话就能挽救你的失败吗?”伏契克不断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1938年该刊物被查封。

1929年秋，北捷克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恶劣的劳动条件，反对迫害工会领导人。参加罢工的有14，000多工人，波及24个矿区。伏契克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斗争的领导工作，报导了这场罢工斗争。

1930年春，应苏联工会的邀请，捷共决定派工人代表团访苏。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发给护照。伏契克等五名代表避开当局的监视，秘密越过国境，来到他向往已久的苏联。他在苏联的四个月期间，先后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中亚细亚的伏龙芝等城市。他在给妻子古·伏契科娃的信中写道：“我一生从没有感觉过这样自由。这里实在好;我在苏联见到的现实，远超过我所想象的情景。”

回国后，伏契克把所写的旅苏见闻汇集成《在明天已变成昨天的国土上》一书。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报告访苏观感，歌颂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和鼓舞广大劳动群众。因此，他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被捕入狱。1932年春传来了捷克斯洛伐克北部摩斯特矿工大罢工的消息，出狱不久的伏契克立即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组织一大批进步人士到罢工现场，支持工人的斗争，报导了罢工的真相。同年秋，伏契克被迫服兵役。他在士兵中积极宣传苏联的成就，揭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腐败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限制他的活动：禁止他同时会见几个士兵，不许他与任何穿便服的人谈话。

服役期满后，伏契克被迫转入地下，以躲避当局的迫害。1934年6月，为考察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化，伏契克秘密到慕尼黑进行采访。8月24日，他以《红色权利报》驻苏记者的身份再度秘密访问苏联。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他写了许多报道，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文章汇编成《在亲爱的国土上》一书，于1949年出版。

1936年6月初，伏契克回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纳粹德国的侵略威胁。伏契克用笔名发表文章，指出：美、英帝国主义曾经帮助日本掠夺中国，帮助意大利掠夺阿比西尼亚，唆使德、意法西斯屠杀西班牙人民，现又在鼓动希特勒进攻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横挡在德寇侵略苏联的通道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与独立已处在危急之中。他揭露把祖国出卖给德国法西斯的国内外资产阶级，颂扬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唯一同盟者。

193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政府，在英、法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慕尼黑协定”。10月21日，捷共被宣布为非法，所有捷共刊物被查封。但党报仍在秘密印行。伏契克从未放下自己手中的笔，宣传活动也没有间断。他被迫转入地下后，化名为《图画世界》、《蜜蜂》、《新自由》、《行动》等刊物写稿。他潜心研究捷克文学，试图通过对捷克文学的研究，以生动的语言追忆光荣的传统，激励人民的斗志。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民族面临艰难的时期，我们重温历史，是为了吸取教训和力量，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他写了《战斗的聂姆措娃》、《论沙宾纳叛变》等著名作品，批判在恶势力面前屈膝投降的变节行为，歌颂不向腐朽势力妥协，捍卫民族传统的斗争精神。

捷共被宣布非法后，哥特瓦尔德等捷共领导人被迫转移到国外，国内组织了一个地下中央委员会。1941年，地下中央委员会被破坏，领导人大多被捕或牺牲。伏契克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第二个地下中央委员会。伏契克负责政策指导和新闻宣传工作。1941至1942年初，许多工厂出现了反法西斯的传单和秘密报纸，其中有捷共秘密散发的，也有进步的地下组织、抵抗运动组织印刷的。在《1941年的五一》的传单中，伏契克写道：“不错，我们仍然在地下。但是，……我们是行将有收获的社会主义的种子。它们在春天的阳光哺育下，将在全世界结出硕果。”

1942年4月2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伏契克在布拉格一个同志家里接头时不幸被捕，关在布拉格近郊庞克拉茨监狱。在法西斯的监狱里，他被严刑拷打得濒于死亡，重伤使他趴在草褥上一个多月不能动弹。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这位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信念。当盖世太保问“还相信共产主义会胜利吗?”时，他坚定地回答：“是的，别的结局是不可能有的，当然相信。”

伏契克被捕不久，他的妻子也被捕入狱。1943年的一天，在难友们的帮助和掩护下，他俩获得了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会面。当时伏契克已经知道自己将被处以绞刑，这是他同妻子的诀别。面对死神，他平静地对妻子说：“你别以为我只想到绞刑，我不怕死。要我获得自由，除非出现奇迹，但奇迹是不会出现的。希望你获得自由，这是可能的。你要做一件事——出版我的著作，让人民不致忘记它们。”

伏契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始终没有忘记给人民留下自己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就是他在狱中用血写成的不朽之作。他在连遭酷刑、备受折磨、随时都可能送上绞刑架的处境下，在一个爱国看守的帮助下，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进行写作，然后由这位看守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夹带出来。这本书共分八章，记述了伏契克被捕时的情形和狱中的生活，揭露叛徒对革命事业和同志的出卖，德国法西斯残害革命者的暴虐行径和灭亡前的垂死挣扎。最后一章《一小段历史》，追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破坏、重建、再被破坏和不屈斗争的情形。《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最后一句话是：“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这本书是伏契克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崇高品质的写照，它向人们表明：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他写道：“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他要求那些幸存者：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爱那些为着他人也为着自己而牺牲的人。他向人们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戴着金色的肩章，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

伏契克在德国法西斯监狱里被监禁了410天。1943年6月，他由庞克拉茨监狱押送到柏林的勃洛琛斯监狱，1943年9月8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40岁。

伏契克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史上的名著，也是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自1945年《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以来，已被译成8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传播。伏契克的名字不仅永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铭记，也为一切进步人民所热爱。1950年在华沙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追赠伏契克国际特别荣誉和平奖金。

熊十力

熊十力（1885.2.18—1968.5.24），哲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原名晋恒、字子真，老年称漆园老人。湖北省黄冈人。父熊其相，乡村教师，长于宋代理学，对十力幼年影响甚大。10岁丧父，随兄务农，在家自学。17岁时赴武昌，肄业于湖北陆军学校。因谋刺张之洞所属之统制张彪事发，曾亡命鄂西施南诸山中。又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等革命斗争。后见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不甘为伍，于1923年愤然退出国民党，专注于学术研究。先后对印度哲学、佛学思想及中国哲学、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多种学术著作。他融汇儒释思想，发挥《周易》、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上自成一学派，是国内外知名学者，对国内外哲学界有过较大的影响。熊十力曾读严复等译著，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受到影响，但他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精于王夫之学说。他认为船山学说以为个人精学与宇宙贯通融合为一，改造个人或扩充个人精神与宇宙融通，即改造宇宙，改造人类社会。他曾入南京支那内学院读佛学，从院长欧阳竟无大师学唯识论，“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熊之学识、文章颇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赏识，1923年延聘至北京大学任教。在北京大学著《新唯识论》，反欧阳竟无大师的唯识之学。欧阳大师授意刘衡如等作《破新唯识论》驳之，熊遂作《破破新唯识论》以答。师生学术杨镰，各树一帜。熊十力对佛学虽有很深的研究和较高的成就，但他不是佛教的信徒，为此深为佛家所遗憾。有人在解释这一矛盾时曾说，“盖因熊胸怀弘博，综览百家，固自有主宰在。”这个解释，在熊所著《儒家与墨法》一文中，可以找到依据。熊十力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离开北京大学旅居四川，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抗战胜利后重返北京大学任教。在1947—1948年间，曾到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解放后，在北京大学继续学术研究，积极撰写学术著作。1954年到上海度晚年，与家人团聚。他是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二、三、四届委员。在1966—1976年间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于1968年5月不幸病逝。

熊十力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授，而且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早在青年时代，他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参加过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支持“一二·八“上海军民的抗日战争，同情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反蒋、抗日、停止内战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刚正不阿，勇敢地与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活动作斗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党中央领导的敬重与关怀。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情支持人民民主革命，曾经帮助、掩护过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做过贡献。

主要著作有：《读智论抄》(1921年，写于支那内学院)、《因明大疏册注》(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境相章》(1925年写于支那内学院)、《新唯识论》(1932年，北京大学出版)1975年台北重印)、《破破新唯识论》(1933年出版，1975年台北重印)、《十力论学语要》(第1卷，1935年出版)、《读经》(1935年，《安雅学刊》第7—8期)、《佛家名相通释》(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龙门书店再版)、《正韩》(1938年北京大学讲稿，1974年重印，收入《韩非子评论》，台北出版)、《儒家与墨法》(1942年12月，《思想与时代》)、《研究孔学宜注重易春秋周礼三经》(1943年8月，《孔学》)、《论玄学方法》(1943年11月，《思想与时代》)、《读经示要》(1945年，中国哲学会出版，1973年台北重印)、《十力丛书》(1947年，中国哲学会出版，1972年台北重印，《十力论学语要》(4卷本，1947年出齐)、《论学三书》(1947年6月，《学原》)、《略说中西文化》(1947年8月)《学原》)、《与友论新唯识论》(1947年10月，《学原》)、《略谈新唯识论要旨》(1948年5月，《学原》)、《漆园记》(1948年10月，《学原》)、《原儒》(1956年，上海龙门书店出版)、《体用论》(1957年，上海龙门书店出版)、《明心篇》(1959年，上海龙门书店出版)、《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1959年，《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乾坤衍》(1961年出版)。此外还著有《与友人论六经要旨》等书。其中《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四书，曾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交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安排出版。

李德裕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字文饶。赵郡(河北赵县)人。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之子。少年有大志，苦心力学。不愿参加科举考试，20岁时以父荫补校书郎。后因避嫌辞职，长期在方镇幕府供职。元和十四年(819)，拜监察御史，次年为翰林学士。与同在翰院的元稹、李绅被称为“三俊”。穆宗长庆二年(822)，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旋即遭李逢吉、牛僧孺排挤，出任润州刺史。此后数年，在浙西观察使任上。唐文宗大和三年(829)，被召入朝为兵部侍郎，本年又出为义成节度使。次年改西川节度使。大和六年，召拜兵部尚书。次年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拜为中书侍郎。后因权臣郑注、李训的怨构诽谤，于大和八年罢相，再次出朝任浙西观察使。大和九年贬为袁州长史。开成元年(836)改任滁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本年，第3次被任为浙西观察使。开成二年迁淮南节度使。开成五年，唐武宗即位，召拜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会昌二年(842)，进位司空，次年，加司徒。再次年，拜太尉，封卫国公。李德裕当政6年，颇有政绩，威名独重。会昌六年，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罢相，出朝任荆南节度使，改东都留守。唐宣宗大中元年(847)，被宰相白敏中构罪，改为太子少保，公司东都，不久再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次年卒于任所。

李德裕善著书作文，虽位极人臣而读书不辍。他与中、晚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如元稹、李绅、刘禹锡、白居易、薛涛、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均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的诗文历来被人赞许，如欧阳修说他“文辞甚可爱也”(《集古录跋尾》卷9)，王士禛说他的骈体文“雄奇骏伟”(《池北偶谈》卷17)。著有《李文饶文集》(又作《会昌一品集》)20卷，别集10卷，外集4卷。《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其《次柳氏旧闻》1卷，《文武两朝献替记》3卷、《会昌伐叛记》1卷、《上党纪叛》1卷。《全唐诗》卷475存诗1卷;《全唐文》卷696至711存文6卷，《唐文拾遗》卷28存文5篇。今人研究著作有傅璇琮《李德裕年谱》

吉卜林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1日—1936年1月18日），英国作家。生于印度孟买,父亲是印度孟买艺术学校校长,后为博物馆馆长。吉卜林在异国五光十色的生活环境里度过童年, 6岁被送回英国受教育。17岁毕业于联邦事务学院,又回到印度当新闻记者。以印度为背景写了些特写、短篇小说和诗歌,编成《山中故事》(1889)等几部集子。曾以《军民报》记者的身份到过日本、美国、南非、锡兰、新西兰各地,英布战争期间,为本国的侵略政策辩护。1902年回英国定居,在上层享有很高声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卜林的作品大都描写英国士兵、军官、小官吏、商人等在殖民地的活动,充满异国情调。他一方面树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感，蔑视被征服民族，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张目;一方面揭露殖民者的压迫罪行，反映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情绪。他的诗歌如《兵营谣曲》(1892)歌颂英国侵略军，把他们写成为国争光的英雄。代表作品《莽林之书》和《续莽林之书》(1895)描写印度的莽林之中一个狼孩成长的故事，宣扬莽林生活法则:弱肉强食。借此暗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合理性。其他作品还有《原来如此的故事》(1896)、《船长》(1897)、《基姆》(1901)、《各种各样的人》(1917)等。一生写小说集10几种，是英国浪漫主义短篇小说的重要代表。

吉卜林善于运用夸张奇异的情节，构思新颖,许多人物和场面写得无比真切生动描写莽林中自然的原始风光，充满异国色调和情趣,富于诗意，描写各种动物的神态、习性甚至心理活动，维妙维肖，显示了非凡的想象能力，写英国的士兵，下级军官之类人物,往往采用下层社会的日常用语，活泼生动。吉卜林的语言准确、生动、流畅,成就很高。其作品集中反映亚洲英国殖民地的社会生活，给英国文学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带来新的题材。

僧祐

僧祐（445—518）南朝齐、梁间僧人，佛教史学家。据《高僧传》卷一一、《出三藏记集》卷一二和一五等载，俗姓俞。原籍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生于建业(今江苏南京)。幼即出家于建初寺，十四岁投定林寺法达，后又受业于律学名师法颍。竭思钻求，大精律部。数十年间，讲说律藏七十余遍。齐永明(483-493)中，竟陵王每请其开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所弘律学，主要是属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此外，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于佛教文史研究成就尤丰。所著《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为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其中收集的多种经律论序记和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保存了古代译经史和佛学史上大量的珍贵文献。其他尚有《弘明集》、《释迦谱》等，均有极重要的文史价值。奉敕监造光宅寺铜像，庄严精美，时称东方第一。又，摄山大佛及剡县(今浙江嵊县)石佛，也都是由其经始，准画仪则。梁武帝时深受礼遇，凡僧事有疑，皆令其审决。王公贵戚崇其戒范，尽敬以师礼，僧俗门徒达一万一千多人。卒后葬于定林寺。

马建忠

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清末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少年时代，正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席卷大江南北之际，他随家一再迁徙，后定居于上海。因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刺激，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自记》)，决心放弃科举，专门研究西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为李鸿章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他精通英语、法语及希腊文、拉丁文。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和《马氏文通》等。

马建忠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适可斋记言记行》之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他提出了“富民说”。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适可斋记言》，第1页)。在通商中，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出口，限制进口，保持贸易的顺差。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渐富强。为此，他积极主张调整进出口税率，开采金银，修筑铁路，以促进丝、茶等出口商品和人民所需的棉布等的生产。为了捍卫主权，马建忠坚决主张收回利权。他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垂涎已久，寻端犯顺，构兵恫吓。乘我未及深悉详情，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轻，“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当时英、法与中国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捐名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适可斋记言》，第76～77页)。他批评官府“倒行逆施”，同“西国勒抑外商庇护己商”相反，“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鉴此，马建忠呼吁“加税乃我固有之权”，“今宜振刷精神，力图补救，将从前税则痛加改订”，仿照各国通商章程，择其可加者加之，以与厘捐相抵，然后将厘卡尽行裁撤。并指出，“免厘加税”的目的是“为土产筹销路，与他人争利权。”(《适可斋记言》，第76～77页)

马建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阐发了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看法。总的观点是赞赏分权制，诋毁民主制。他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颇有微词：“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适可斋记言》，第31页)马氏的非议虽不无道理，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君主立宪的真谛还是认识不深。

马建忠对“公法”的议论是颇有见地的。1878年，他在《巴黎复友人书》中论及“公法”是非时说：“泰西之讲公法者，发议盈廷，非说理之不明，实所利之各异，以致源同派别，分立门户，上下数十家，莫衷一是。于是办交涉者，不过借口于公法以曲徇其私。”(《适可斋记言》，第36页)他认为“公法”本身是有真是真非的，但各家却从“所利之各异”的利己主义出发，任意解释公法以曲徇其私。因此，马建忠促请当局在与外国交涉时必须维护国家主权，着重强调中国应“据公法以争之”。此外，马建忠还主张设立翻译院，培养既懂汉语，又懂外语的各种专门人才，翻译西方各国的各类书籍与报刊，以便了解其“情伪虚实”，改变中国因“不知其情伪”而屡屡见欺于外人的被动局面(《适可斋记言》)。

陈高

陈高（1315—1367），字子上，自号不系舟渔者，温州(今属浙江)人。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授庆元路录事，不到三年，自行免去。方国珍义军占领浙东，他拒绝方氏征聘。再授慈溪县尹，亦不起。义军占领平阳后，弃妻、子，往来闽浙间。至正二十六年，浮海至山东，见河南王扩廓帖木儿于怀庆，密论江南虚实，欲授以官职，知非其所愿，亦不勉强，不久病卒，年五十三。其诗文自举子时即为流辈所推重，得张翥、欧阳玄、贡师泰等赏识，文章风格颇雅洁。前人说他“为诗上溯汉、魏，齐、梁以下不论”(见揭汯作《墓志铭》)，这是元诗坛古诗宗汉、魏的传统。清四库馆臣认为他的五言古诗“源出陶潜”，就其部分五古而言，有冲淡和平之风，如《青田山房为刘养愚赋》，极富恬淡之情，语言平易自然，去尽雕饰，写景与抒怀都有陶诗的情貌。五言律之佳者，如《新岁忆曾子白》、《赠章以元昆仲》等则有诗律较细、工整而又自然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评他的近体律诗“格从杜甫，面目稍别，而神思不远，亦元季之铮铮者”，这主要表现在感叹时艰的律体中，近于杜诗的沉郁顿挫。七言古体则非其所长，绝名也不甚经意。陈高诗内容较丰富，他站在元王朝的立场，诗中常有对时局的忧虑，这在《丁酉岁述怀一百韵》中有较详细的记叙。对当时“官粮预借三年后，军食尤居两税先”(《即事漫题》)这种对百姓的盘剥也有所揭露。他出仕时间很短，却有对官场险恶的叹息。在元末动乱中，他四处奔波，因而诗中常有思乡之情。此外，还有送别、隐逸、写景、咏物等题材。《种橦花》一诗记叙了种植棉花的全过程，当时棉花传到江浙为时不久，此诗有史料价值，被采入《木绵谱》。明洪武初，苏伯衡访其遗集，厘定成编，题为《子上存稿》，不知何人改称《不系舟渔集》，十五卷、附录一卷。生平事迹见集中附录揭汯《陈子上先生墓志铭》、《元诗选·初集》小传、《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元书》卷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