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章钜

梁章钜（1775－1849）清代诗文作家。字闳中，又字茝林，晚号退庵。长乐(今属福建)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任军机章京、礼部仪制司员外郎、湖北荆州府知府、江苏按察使、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等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病辞官。归田后，专事著述。他为人干练，做官期间，曾做过一些兴利除弊的好事。林则徐是他的同乡好友，他支持林查办鸦片的举动，同情林被革职查办的遭遇。曾协助爱国将领陈化成训练士卒、布署防务，以对抗英国入侵。告病还乡七年后，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病卒，享年七十五岁。

梁章钜一生综览群书，学问渊博，尤熟悉掌故，喜作笔记。其笔记内容博杂，涉及清代史事、典章制度、地方名胜、古代名物、诗文书画评介等。一般说来，记载翔实，考订精当，而文笔也较为流畅简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梁章钜也能诗。他写过不少反映现实的篇章，表明了对时务的关心。如《题金亚伯廷尉大江泛月图》抒发了对投降派辱国行为的愤慨;《河上杂诗》陈述治理河患的方略，等等。不过，更多的还是一般的纪游、题咏之作。其诗用语生新，风格健朗，为翁方纲所称许。七古《李阳冰般若台篆字歌》、《鼓山绝顶望海歌》，七律《夜宿景山学斋》、《姚少师庵》等都是较好的篇章。

章钜著述甚丰，其诗集有《藤花吟馆诗钞》10卷、《退庵诗存》25卷。笔记和其他著作主要有《浪迹丛谈》11卷、《浪迹续谈》8卷、《浪迹三谈》6卷、《退庵随笔》22卷、《枢垣纪略》16卷、《古格言》12卷、《称谓录》32卷、《巧对录》8卷、《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20卷、《三国志旁证》30卷、《论语旁证》20卷、《南浦诗话》8卷、《闽川闺秀诗话》4卷。

莫里斯·勒布朗

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Marie émile Leblanc，1864年12月11日-1941年11月6日），法国著名小说家，曾获法国政府小说写作勋章。1864年12月11日生于法国鲁昂，1941 年卒于佩皮尼昂，享年77岁。崇拜福楼拜与莫泊桑，受他们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一生产量颇丰，著有二十部长篇小说和五十篇以上的短篇小说，尤以侠盗”亚森·罗宾“系列最受欢迎，是世界侦探/冒险文学的一代宗师。

他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尔依读中学时，就认识了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听福楼拜讲述动人的文学故事。后来，勒布朗又认识了莫泊桑与左拉。年轻的勒布朗有机会从文学大师那里获得创作经验，这对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影响。1887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女人》，1900年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早期创作偏向自然主义风格的小说，虽曾被誉为福楼拜或莫泊桑第二，但并未广受欢迎。

1903年，发行通俗杂志《我什么都知道》的朋友彼耶，拉飞特鉴于以福尔摩斯，以及莱佛士（恩斯特·威廉·洪纳侦探小说主角，为假扮绅士之著名强盗）为主角的侦探小说正风靡英国，于是要勒布朗写一部以兼具这两个人特色的人物为主角的崭新侦探小说。喜爱纯文学作品的勒布朗起先不愿接受这样的邀稿，但拗不过拉飞特的再三恳求，于是不很起劲的开始执笔这部小说，第一篇作品就是《亚森罗平被捕》。由于无意使这个故事一直发展下去，所以也一开始就以被捕为题材。亚森罗平是热情、善良，来无影去无踪的侠盗，“没有人能抓住他，包括作者本人”。罗平以绅士的身份，秉持高雅的情操和上流社会的礼仪，显示出潇洒的英雄形象，给广大善良的百姓提供了一个对富人和既定秩序报仇雪恨的机会。拉飞特读完后，判断这部作品一定会一炮而红，于是要求勒布朗续写十篇左右以亚森·罗平为主角的短篇作品。计划先集十篇作品，在杂志上连载。罗平立即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且这成功一直持续到现在。

勒布朗因其对文学的贡献而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并于 1941 年在佩皮尼昂去世。他被安葬在蒙帕纳斯公墓。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1874年11月30日-1942年4月24日)，加拿大女作家，1874年11月30日，露西·莫德·蒙格玛丽出生于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的克利夫顿（现在的新伦敦)。两岁时，母亲克拉拉·伍尔纳·麦克内尔·蒙哥马利（Clara, Ann woolner, McNeil Montgomery）死于肺结核，作为商人的父亲休·约翰·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y）不久便再婚并搬离了爱德华王子岛，后定居于加拿大的西部地区，小露西则交由外祖父母抚养。从小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卡文迪许村一所老式的四周都是苹果园的农舍里，参与各种农活的小露西，接受着外祖父母严厉和无情的教育。可幸的是，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最美丽的省份之一，它培育了小露西对大自然的终身热爱，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的诗意表现。自幼喜爱文学的她，九岁时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写的一篇作文获全加作文竞赛三等奖，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1890年，露西被送到萨克其万的亚伯特王子城与父亲、继母一起生活，然而在一年后，她便又返回了外祖父母的家，再度与他们一起生活。1893年，露西在卡文迪许完成了学业后，她仅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夏洛特敦威尔斯亲王大学完成了一个预计需要2年才能完成的课程，而且获得了教师职照。在1895年与1896年间，她在新斯科细亚哈利法克斯市的戴尔豪斯大学研习文学。在几个爱德华王子岛上的学校担任教职之后，露西于1898年回到外祖父母位于卡文迪什的家，不过当时她的外祖父已经去世了。1901年与1902年间，她在哈利法克斯的先锋报（Chronicle）与回声报（Echo）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她的两次热恋经历双双不快告终。在1902年，露西为了照顾外祖母，所以再度回到卡文迪许。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下她的第一部著作——《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处女作在遭到五次退稿后，终于在1908年被美国波士顿的佩奇出版社慧眼相中，并一跃成为畅销书，一年中重印六次，第二年英国版也印刷了十五次。1906年，露西秘密地跟不久就要去苏格兰进修的牧师埃文·麦克唐纳（Ewan Macdonald）订婚，在1911年7月5日，也就在她的外祖母去世不久之后，两人结婚。因为麦克唐纳任职于安大略利斯克代尔（Leaskdale,位于欧克斯桥地区内）的圣保罗长老会教堂，所以他们举家迁移到安大略。婚后，他们总共有3个儿子：切斯特·卡麦隆·麦克唐纳（Chester Cameron Macdonald,1912年－1964年）、史都华·麦克唐纳（（Ewan) Stuart Macdonald,1915年－1982年）与休·亚历山大（Hugh Alexander,1914年）。最小的儿子休·亚历山大于生产时死亡，这件事可能成为了女作家书中安妮的第一个孩子死亡（《梦中小屋的安妮》）的灵感。她在利斯克代尔的牧师住宅中创作了接下来的11本著作。这栋牧师住宅后来被卖给教会，成为了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博物馆（Lucy Maud Montgomery Leaskdale Manse Museum）。在1926年，蒙哥马利全家搬到了位于安大略荷顿山地区的住所（现蒙哥马利纪念花园，可以从7号公路看到这个花园）。1942年4月24日，露西因冠状动脉血栓症病逝于多伦多，享年68岁。丧礼于长老会的教堂举行，在绿山墙农舍守夜之后，被葬于卡文迪许社区公墓。一年后，她丈夫也在此伴之长眠。

陆九渊

陆九渊（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字子静，号存斋，学者称象山翁、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乾道进士。幼性格内向，生三四岁，问父天地何所穷际，深思，至忘寝食。认为程颐之言不类孔孟。少喜道书，尤躭《庄子》，至弱冠方信儒学。中举后候职家居，讲学槐堂书屋，确定“本心”之说。淳熙元年(1174)，授淳安(今属浙江)主簿。二年，鹅湖之会，与朱熹辩异同，所说深化。八年，自崇安访朱熹于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应邀讲学白鹿洞书院，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备受赞赏。迁国子正，讲授《春秋》。任敕令所删定官，授将作监丞，出知荆门军。筑荆门城壁，治军士逃亡，革税务弊端，修郡学贡院，政绩有声，为丞相周必大赞赏。后以祠禄官闲居，讲学贵溪天山(象山)书院，五年间来学而著于籍者数千人。

教育思想　陆九渊以“人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强调教育对人生不可或缺。肯定教学可以变化人的气质。重践履务实，而不轻读书，认为束书不观，游淡无根。教师责在引导学生选择切己有用者而精熟之，得其精神意旨，能推而“明物理、揣事情、论时势”;更以读书为陶冶性情、涵养道德的手段。

社会政治思想　陆九渊从社会风俗、国家制度入手，对历史与现实多有批判。认为古代心存风俗厚，而今心失风俗滞;三代制度优良，其后因循苟简。时政之失有二：一为胥吏残害民众。要求圣天子贤牧伯检吏奸以宽民力。二是科举败坏人心。俗士以儒家经典和说教猎取功名，降低其道德价值。冀望保存科举制而革除其弊害。批评孝宗政绩不著，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少实。肯定王安石变法，主张革除弊政;减轻赋税，缓和社会矛盾。还以实践者的直感，道出“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论，今之施设措置常难从”。

哲学伦理思想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基础，认为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人物无一能违异，乃最高最本源的存在。理又为万事万物秩序，为一切所遵循。自然、社会与伦理之物，森然形于方寸之心，满心而发，充塞宇宙。因此“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人皆有是心，心皆俱是理。万物之理在心，心是万物实体，又是伦理实体，外化为知觉作用和道德伦理行为，自然地形成和表现为认识事物、判断是非的知觉能力和践履道德、平治天下的实践能力。心与理合一，此心此理包罗万象，只须切己自返，发明本心，便心明理显，掌握一切知识和真理。发明本心，非为锻炼、扩展思维智慧能力，而是体认表现道德本性。他认为，学习为人之道，不是逐一扩充识解，而要明了整体。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整体一旦明了，部分即可体认。知道，则末即是本，枝即是叶。方法有三。其一，简易功夫。即“发明本心”，也就是“存心”、“养心”、“求放心”。从日常生活处悟起，由最切近的事悟起，通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完成，达到其最高与最后境界，本能自然地成为“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的完人。进而与天地万物合，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而为自然自在的超人。简易人人时时处处可为，却又深刻知本。其二，剥落。解除心蔽的修养方法。心本明亮，因人好欲，障蔽良知，乃至不明，无由识理。去欲存心，保有良知，须是剥落。剥落得一层即一层清明，随剥落随清明，直至剥落净尽方止。分为格除物欲与扫却邪见两种，须借师友琢磨而成。其三，优游读书。以为圣哲之言，载于经书，无所不备。择其切己有用者，熟读细思，务得宗旨，涵养德性。三者以自我反省的简易功夫为主，籍师友剥落、读书知圣训，但其鞭策。

其唯心主义的心学体系，源于孟子，又吸取佛道思想。以孔孟继承者自居，就论心而言，确较朱熹更接近孟子，但以“明心”、“不失本心”为孟子基本思想，又与整个儒家学说及孟子学说不相符合。主要观点与禅道切合，与道教之道也有共通处，却又批判佛道的人生观与道德观。为南宋理学主要学派之一，与程朱理学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史发展新阶段的标志。其论证封建伦理永恒合理，提倡封建伦理道德修养新方法，都有利巩固封建制度;但超越社会的超人理想，“六经为我注脚”的蔑视经典权威的态度，又在客观上对破坏封建制度与冲决理学罗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学说经弟子杨简等发展，走向了唯我主义，又经明代王守仁发展为陆王心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极具影响的社会思潮。其论学书札、讲学语录、诗文杂著编为《象山先生全集》，今经校勘整理为《陆九渊集》。

靳辅

靳辅（1633年—1692年12月26日），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自郎中四次迁升为内阁学士。康熙十年(1671)，授安徽巡抚，疏请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畘，二十畘为一沟，沟边垒土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田，会三藩乱起，没有施行。

清初，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变成了沙洲。为此，康熙十分关注，他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他要亲自抓好的三件大事，并书写成幅悬挂在宫中大柱上。康熙十六年，高家堰决口三十余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淹没七州县，康熙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提出分段治理黄河全面方案，但需银二百一十四万八千多两，民工十二万多人，因当时平定三藩之战未息，经费筹措困难，未果行。十七年，靳辅上疏，改征驴马运土，可减少民工之半，把毕工日期由二百日延长为四百日。疏入被批准执行。是岁，吴三桂死，康熙促诸将进兵，为了军资所需，靳辅又修改计划，筑东西长堤两道，挑新河八百四十丈，疏积水，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民田出水，恢复耕种，并请名新河为“永安河”。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帝亲自巡视治河工程，对靳辅多有指示，亲书《阅河堤诗》赐之。康熙二十五年(1686)工部劾靳辅治河九年还没有成功。康熙认为“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令督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给事中刘楷、御史部琇交章论辅，经廷辩后，被罢官。是时黄河中游工程峻工，康熙派人勘察，中河商贾舟楫不绝。康熙认为对靳辅的处理不当。康熙二十八年(1689)帝巡视黄河，特奖辅所治河深堤固，官复原职，康熙三十年，靳辅病，上疏乞解任，十一月卒，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求，为靳辅建祠河畔。

庞德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0月27日-1964年6月30日），美国法学家,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法官之子。初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攻读植物学,1888年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研究植物学,次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889～1890年就读于哈佛法学院。1890年获律师资格。旋即在家乡的庞德和伯尔法律事务所工作。后历任内布拉斯加大学助理法学教授、内布拉斯加州高级法院上诉委员会委员(1901～1903)、内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1903～1907)、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1907～1909)、芝加哥大学教授(1909～1910)、哈佛法学院斯托里讲座和卡特讲座法学教授(1910～1936)、哈佛法学院院长(1916～1936)、教 授 (1937 ～1947)。1938年后一直领导美国法学理事会全国会议。1941～1947年任斯坦福大学的名誉评议员。1947年曾来中国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顾问。1950年后任国际比较法研究院院长。在法学上,以霍姆斯的理论为基础,吸收了欧洲社会法学派的论点,运用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建立起一个内容庞杂、繁琐的法学理论体系。(1) 法是社会工程。认为研究法学就是“进行社会工程的工作”。其范围与目的是:①研究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社会效果; ② 社会学研究与法学研究并行前进,为立法作准备;③研究法律规范生效的手段;④研究历史上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所发生的效果以及它们为何发生这些效果; ⑤ 研究司法方法,如何能使每个案件得到合理和公正的解决;⑥ 以上各点旨在使法律目的更有效地实现。(2)法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认为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此项利益包括:人群的、公家的和私家的。人群的利益在古代惟以刑法维持,至今略有变迁。公家的利益,以英美法而言,有令遵状、权力证明状及刑法。私家的利益则用权利、权力及法院所授予个人之特权为维持之工具,包括身体与生命、家庭、财产、名誉、意志的自由运用和精神生活等6类。强调法律在实现社会控制时应遵循价值准则,一方面促进个人主动精神,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合作。(3)无法司法和法官造法。主张“在行动中研究法律”,重视“生活中的法律”。因“案件的性质异于寻常,现行法规,无论全体的或部分的,不能应用以求解决;审判员乃不得已自出心裁,别求方法。于是新判决出焉;于是法律的新例生焉。”(4)法的发展经历5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目的: ① 原始的法。目的在于谋求和平防止血亲复仇,如《汉穆拉比法典》;②严格的法。强调法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如《罗马法》; ③古典自然法和后期的衡平法。强调人的理性,改正上一阶段法律形式的严格性; ④ 成熟的法。如英美19世纪的法,目的在于谋求一切人的平等和安全; ⑤ 社会化的法。不是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效果,其目的在于使社会化观念进入法律领域,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各国法律即属于这一阶段。后在《法理学》一书中还指出:下一阶段为世界法。著述甚丰,约有近800种,主要是:《习惯法的历史和制度释义》(1904)、《罗马法释义》(1906)、《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1911～1912)、《法学讲义大纲》(1914)、《习惯法的精神》(1921)、《法哲学导论》(1922)、《美国城市中的刑事审判》(1922)、《法制史 阐述》(1923)、《法律与道德》(1924)、《普通法体系及其历史读物》(1927)、《美国刑法》(1930)、《美国法律的形成时期》(1938)、《普通法体系与历史》(1939)、《法院组织》(1940)、《民法案件的上诉程序》(1941)、《行政法的成长、程序和意义》(1942)、《社会通过法治而发展》(1942)、《法理学纲要》(1942)、《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法律的任务》(1944)、《法律的新道路》(1950)、《正义来自法律》(1951)、《从古代到现代的法学家》(1953)和《法理学》(5卷,1959)等。

林光朝

林光朝（1114—1178年），字谦之，号艾轩，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再试礼部不第，遂潜心学问，通六经，贯百氏，四方从学者达数百人。隆兴元年，年五十始及第，调袁州司户参军，知永福县。乾道五年，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官。七年，为著作郎，兼礼部郎官。八年，进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九年，出为广西提刑，移广东。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四年，除中书舍人，出知婺州，引疾奉祠。五年卒，年六十五，谥文节。光朝为南宋初著名理学家，林亦之、陈藻皆为其弟子，朱熹也与之切磋学术，学问渊深，为时人所重，称为“南夫子”。陈宓谓其不以文辞为重，而为文“森严奥美，精深简古”，“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直数语雍容有馀”(十卷本《艾轩集序》)。其《丁亥登对札子》、《缴奏谢廓然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词头》、《乙丑拟上殿札子》诸篇，论事谨严持重，切中事机。刘克庄称其诗不轻作，深湛锻炼，“以约敌繁，密胜疏，精掩粗”(《竹溪诗序》)，与理学家有韵之语录迥异。《东宫生日》诗六首，言词富丽，为其诗压卷之作(刘壎《隐居通议》卷一二)。其文集在宋代时曾经两次编纂，首次由其族孙林同叔编为《艾轩集》十卷，陈宓为作序;后又有其外孙方之泰编《艾轩集》二十卷，刘克庄为作序，刻于鄱阳。至明代两种宋刊本均阙佚，正德十六年郑岳选刊为九卷、附录一卷，今存正德刊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二○五二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四六五○至四六五八收其文九卷。事迹见周必大《林谦之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三)、《宋史》卷四三三本传。

亚米契斯

埃得蒙多·德·亚米契斯(1846.10.31~1908.3.12)，意大利作家。毕业于摩德纳军校,在军队中供职。1866年参加反抗奥地利的战争,1867年参加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进军。1871年复员,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早期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1891年加入社会党。但他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启蒙主义。作为一位坚定的民主派和人道主义者,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受到曼佐尼和真实主义的影响。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军队生活》(1868)主要表达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但对意大利军队生活有所美化。游记《西班牙》、(1872)、 《荷兰》(1874)、《摩洛哥》(1876)、《君士坦丁堡》(1878～1879)、《巴黎游记》(1879)等,生动地描写了各国的山川和风土人情。给德·亚米契斯带来世界声誉的是教育小说《心》(1886;中译《爱的教育》)。小说以一个小学生日记的形式,描写学校的日常生活,穿插一些儿童故事,向儿童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珍爱友谊的教育。其他有关教育问题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一个教师的故事》(1890)、短篇小说集《在学校和家庭之间》(1892)等。晚年写有《给所有的人坐的车》(1899)和政论集《内战》(1901)等。马雅可夫斯基曾以德·亚米契斯的中篇小说《工人的女教师》为基础写了歌剧《小姐和流氓》(1918)。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字介甫，晚年号半山。罢相后封荆地，世称王荆公。卒谥“文”。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于临江郡清江(今江西省清江县)，父亲王益其时任临江军判官。由于王安石家世代都是科举仕宦出身，因而他从小就受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忆昨诗示诸外弟》)。庆历元年(1041)，他入京应礼部试，一试而中，次年以第四名进士及第，开始仕途生涯。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求外调为鄞县令，兴学校，严保伍，起隄堰，贷谷于民，吏人更之，政绩显著。嘉祐二年(1057)在常州任上开凿了一条运河，因劳人费财常自责。次年改任江东提点刑狱，取消了茶叶专卖，做了件好事。在地方期间，他接触社会现实的机会甚多，于高利贷、专卖品、边庭安危等，多有了解。嘉祐四年(1059)，他回京担任了三司度支判官职务，上书万言，历陈变法主张，要求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地主官僚的兼并，加强中央集权等，这就是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熙宁二年(1069)，新继位不久的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副宰相身份主持制置之司条例司，于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而后在全国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史称“熙宁新政”。其时，王安石已身为宰相，他依靠神宗，大力推行新法，并改善与西夏作战形势。但因保守势力的强大，新法屡屡受阻，以致他的两个弟弟、他的好友曾巩等也不支持新法，所以熙宁七年(1074)，他辞相离京。而后又复相罢相，退居江宁，隐居钟山，乞灵佛老。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宣仁太后执政，“以母改子”，废除新法。连续的打击，使本来已病重的王安石病情愈重，不到一年，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成就，连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也无不钦佩。作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他的议论文、“记”、墓志铭等，均内容充实，风格独特，“有补于世”。但与“韩潮苏海”相比，则见出单薄枯燥之弊。他的最大成就还是诗。除前期为官时的一些社会政治诗外，后期的登山临水、咏物抒怀写景的小诗，尤为“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黄庭坚《后山诗话》)，被人称作“王荆公体”，诸如《钟山即事》、《金山三首》等。王安石不以词名，却有名篇，如《桂枝香》、《千秋岁引》等。作为政治家，王安石变法，古今中外驰名。作为思想家，其孔孟韩愈、老庄杨墨及佛学研究，均渊博精深。作为文学家，他的诗文一直影响到“江西”、“桐城”诸派。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老子注》等。研究资料可参见《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梁启超《王荆公》(1936年中华书局版)、沈钦韩《王荆公诗文沈氏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等。

罗德斯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英语：James Ford Rhodes，1848年5月1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27年1月22日卒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是美国商人和历史学家，以他对美国南北战争、美国内战和美国历史重建时期的多卷调查而闻名。

尽管罗德斯在纽约大学（1865-66）和芝加哥大学（1866-67）都受过教育，但他从未获得学位。1867年，他离开大学前往欧洲，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柏林学习冶金学。

1874年，罗德斯回到克利夫兰后，与他的兄弟和姐夫（马库斯·A·汉纳）一起进入了煤炭和钢铁行业。罗德斯公司通过煤炭和铁的营销和运输而繁荣起来，到1885年，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足以让他退休。

罗德斯在余生中致力于研究美国历史。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为《西方历史杂志》撰写了许多文章和评论，并开始了作为历史学家而闻名的不朽项目——《1850年妥协以来的美国历史》。这部七卷本的作品于1893年至1906年间出版，被高度评价为“科学”（即客观和超然）的历史学术著作。然而，他坚持认为奴隶制是战争的原因，他对重建的种族主义解释一直存在争议。

罗德斯于1891年搬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然后于1895年搬到波士顿。他获得了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荣誉学位，并于189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他继续撰写历史著作，直到1922年。他的《内战史，1861-1865》（1917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梅里维尔

查尔斯·梅里维尔（1808年3月8日-1893年12月27日），英国历史学家和教士，多年来担任伊利大教堂的院长。他是1829年在亨利举行的牛津剑桥划船比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梅里韦尔是约翰·赫尔曼·梅里韦尔（1770-1844）和约瑟夫·特鲁里（哈罗公学校长）之女路易莎·特鲁里的次子。1818年至1824年，他在哈罗公学乔治·巴特勒的指导下接受教育，他的主要校友是查尔斯·华兹华斯和理查德·切内维克斯·特伦奇。1824年，他参加了伊顿对哈罗的板球比赛。[1] 1824年，他被任命为印度公务员，并在海尔布里学院短暂学习，在那里他精通东方语言。他决定不从事印度事业，于1826年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1830年，他被评为第四名古典文学，1833年当选为圣约翰学院院士。他是使徒俱乐部的成员，他的其他成员包括丁尼生、A. H. 哈勒姆、蒙克顿·米尔内斯、W. H. 汤普森、特伦奇和詹姆斯·斯佩丁。[3] 梅里韦尔是1829年在泰晤士河亨利举行的牛津和剑桥划船比赛剑桥队的主要参与者。他在比赛中在剑桥船上排名第四，牛津队获胜。

梅里韦尔于1833年被任命为执事，1834年被任命为牧师，并成功地从事了学院和大学的工作。 1839年，他被任命为白厅的特选传教士。 1848年，他担任埃塞克斯曼宁特里附近劳福德圣玛丽教堂的牧师。 1863年，他被任命为下议院议长的牧师。 1869年，他拒绝了剑桥大学现代历史教授的职位，但在同一年接受了格莱斯顿的伊利院长职位，直到去世，他一直致力于大教堂的最大利益，并获得了许多荣誉学术荣誉。

1850年，梅里韦尔与乔治·弗里尔 (George Frere) 的小女儿朱迪丝·玛丽·索菲亚·弗里尔 (Judith Mary Sophia Frere) 结婚。 他们的儿子约翰·赫尔曼·梅里韦尔 (John Herman Merivale) 是第一位采矿学英语教授。 他们的女儿索菲亚·梅里韦尔 (Sophia Merivale) 是1907年11月在牛津市议会当选的第一位女性议员。

梅里韦尔在伊利去世，享年85岁。伊利大教堂和劳福德的圣玛丽教堂都有他的纪念碑。

梅里韦尔的主要著作是《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史》，共八卷，于1850年至1862年间出版。[3] 该书旨在填补蒙森和吉本著作之间的空白。

十年后，他压缩了治疗范围，扩大了范围，完成了《从罗马城建立到奥古斯都倒台时期的罗马通史》（1875）。

他写了几部较小的历史著作，如《罗马三巨头》（1876年），并发表了布道、演讲和拉丁文诗。他将约翰·济慈的《许珀里翁》翻译成拉丁文诗（1862年），获得了高度赞扬。

王轼

王轼（1439年—1506年），明代官吏。公安(今属湖北)人。字用敬。英宗天顺时进士。历大理右评事、四川按察副使、陕西按察副使等。孝宗弘治初，擢四川按察使。迁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弘治十三年(1500年)， 授南京户部尚书。旋命兼左副都御史，都督贵州军务，征讨普安(今贵州西南部)农民起义。时明军屡败，文官武将战死多人。他调集广西、湖广、云南及四川官军和士兵八万余众， 与贵州兵分八路进剿， 用兵五个月，镇压了反抗的农民军。还朝后，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兵部尚书。武宗登基后，以疾致仕，加太子太保。卒，赠太保， 谥襄简。

王轼著有《平蛮录》1卷，叙述明孝宗时其人平定贵州普安叛乱的始末。

李一冰

李一冰（1912—1991）原名李振华，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取笔名“李一冰”，浙江杭州人，原籍安徽。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陆续于新文学重要刊物发表白话散文。李一冰熟读苏轼诗作，同时整理《东坡事类》等重要书籍并编订《苏轼年谱》，历时八年，写成《苏东坡新传》，共计七十余万字，于1983年以笔名出版。另著有《明末孤臣张苍水传》，后增补成《张苍水传》。

伊尹

伊尹(约公元前1649年～约公元前1550年)，名伊，官名尹;一说名挚，官名阿衡。开国重臣，先后辅佐五代商王。据说终年100余岁，善终，葬于亳。一说因篡王位而被杀。

伊尹名挚，尹是官职名称。他生于陈留县(今河南省开封县)北三十里的空桑城。伊尹的母亲怀着他的时候，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女神对她说：“假若炉灶和杵臼内出现了青蛙，你必须赶快逃走，头不能往后看。”得梦后不多久，果然炉灶和杵臼内出现了青蛙。伊母记得梦中言语，赶紧向东方逃走。走到中途她停下脚跟，回头一看，只见洪水已经淹没了她居住的城邑。由于她回首观望耽误了时间，汹涌的洪水把她也卷走了。伊母被淹死后，化为一段中空的桑木。洪水退后，有人发现水边的桑木内有婴儿啼哭。人们剖开桑木，取出婴儿，抚养成人。这孩子有特殊的天赋。但抚养他的有莘氏认为这种由木头中剖出的孩子，必是不祥之物。就把他作为女儿的陪嫁奴送给了成汤。这就是伊尹的出身来历。

伊尹作为陪嫁奴仆到了成汤手下，借席间上菜的机会，劝说成汤要争取人心，以灭掉夏王朝。于是成汤立即将伊尹由一名庖厨提拔为自己的军师。伊尹为佐助成汤灭夏，曾亲自打入夏桀宫廷内，引导夏桀疏远贤臣，离间他与臣属之间的关系，窥探夏朝情报，打好灭夏基础。在伊尹的佐助下，成汤终于灭掉了夏桀，建立了商朝。为了发展经济，伊尹还曾亲自领导人民耕种于有莘之野。由于伊尹改革了耕作制度，发展了农业生产，商朝日益兴盛发达。成汤去世后，伊尹还辅佐外丙、仲壬二王。

仲壬死后，由太甲即位，伊尹继续担任首辅大臣。由于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地方，帝太甲在桐宫独居三年，悔过自责，伊尹又把帝太甲接回来复位。在放逐太甲期间，伊尹亲自担任摄政王。因此伊尹成为千古良臣典范，死后受到历代商王隆重的祭祀。历代商王还把伊尹作为商的保护神。伊尹死于商王沃丁八年，死时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史载伊尹葬于毫。今山东省曹县东南楚邱城。也有伊尹墓。

后人因为伊尹辅助汤翦除了暴君夏桀，创建了商朝，又改造了太甲，既不愚弄荒唐的君王，也不乘机图篡王位，先后扶助五代商王，一片赤诚，所以，将他尊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将他与其后的吕尚(姜太公)、周公、管仲一起，奉为人臣的楷模，称道不衰。

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在汲郡战国时的魏墓中发现了一部古籍《竹书纪年》，里面记载着：伊尹，连辅汤、外壬、仲壬三朝，被称为阿衡。仲壬死，太甲当立。他专权自恣，篡位自立，放逐太甲于桐。七年后，太甲潜回王都，把他杀死。从此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逐君篡位的巨奸，学者们便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太甲杀伊尹”之说是可信的，伊尹还政于太甲，只是儒家崇古的说法而已，近代学者认为，古籍中明明写着太甲是悔过后返都的。也记载太甲复位后仍用伊尹为相，对伊尹毫无怨言，这证明太甲没有杀伊尹。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伊尹时，还写了一篇文献《沃丁》赞颂伊尹的功德，这证明伊尹是善终。因此《竹书纪年》记载太甲杀伊尹后又立其子伊陟、伊奋，实在不可信。此书成于战国之际，当时弑君杀主之事屡见不鲜，世风败坏，人都见利忘义，受此风气影响，《竹书纪年》才将伊尹说成因篡王位而被杀。

伊尹死后，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几代商王都任命伊尹的儿子伊陟为相，而伊陟的弟弟伊奋亦官居要职。其子孙世代继承伊侯的爵位，被封在伊国为君。伊侯国始终是商朝的主要属国。周武王灭商时，伊国首先被周武王盟军所灭。伊尹的后代有伊氏、尹氏、衡氏等。汉有侍郎伊推。晋有伊说，著《尚书义疏》。清有伊朝栋，福建宁化人，光禄卿，著有《南窗丛书》;其子伊秉绶，扬州知府，工诗善隶，著有《留春草堂集》。

贺季衡

贺季衡(1866～1934)，原名贺钧，字季衡、寄痕，晚号指禅老人，清同治五年（1866）生于丹阳城内南桥河沿贺家弄。

贺钧天资聪颖，六岁读私塾，所授之书，过目不忘，深受其父宠爱。七岁时，他不幸患上肠伤寒，卧床近一年，痊愈后，右足还落下微屈。父母见他行走不便，心疼难忍，便请孟河派名中医马培之诊疗，不久，他的右足奇迹般恢复了正常。马培之妙手回春的医术，令少年贺钧肃然起敬，在他心目中，马培之成了拯救人间苦难的活神仙。因此，长大也要学医的志向和信念，在他的心灵深处油然而生。

贺钧排行老三，其兄铁余、霞衫早年皆受业于马培之，学成后在丹阳城内行医，颇具名气，后相继早夭。十岁时，贺钧寄宿霞衫诊所，“遂取仲兄书尽读之”，开始接触起《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

光绪五年（1879），年仅十四岁的贺钧，只身来到与丹阳东乡交界的武进孟河镇，正式拜于恩人马培之门下。贺钧学医专心致志，勤奋不懈，且悟性极高，从而博得恩师赏识。马培之常以珍方秘笈授之，悉心为他开小灶，还不时感慨道：“今得贺钧，吾道于丹阳又得一传人矣。”贺钧得之真传，显然受益匪浅，学业大有长进。

光绪十一年（1885），受业六年的贺钧将学成而归。辞别恩师时，马培之深情地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吾门衣钵在子矣。”可见他对爱徒寄托着莫大的期望。贺钧回到丹阳，他继承兄业，在南桥河沿邱家祠堂内原霞衫诊所为民治疾，后移至贺家弄扩建后的住宅。他初入医道又因年少，且处方又与众不同，一时并不为他人所识。然而，数年之间，贺钧不负恩师教诲，连连医好许多疑难杂症。于是，声名乍起，一时间就诊者络绎不绝。

从此，南桥河沿一改往昔的冷清，求诊者蜂拥而至，城河里不时停满来自省内外待诊者的船只，南桥河沿各家旅店为之爆满，街坊商家纷纷增设旅店及饭馆、杂货铺等，以满足应诊者与日俱增的需求。南桥河沿成了清末民初丹阳城内又一繁华的闹区。

他医术精湛，治学严谨。每每诊治患者，必先详询病情，细微末节，不厌其烦；切脉之后，则静心思考，才从容开方，并审视三番，再授方抓药。如此这般，每天日诊量多达百余号，且经他医治者，无不奏效。

贺钧医德高尚，视病人如亲人，遇贫苦者来求诊，常免收诊费并以药施之。除日诊外，贺钧每天晚上都要出诊。他心系患者，急病人之所急，随叫随到，从不怠慢。无论是盛暑寒冬，还是疾风暴雨，概不间断；每晚求诊者往往踵趾相接，甚至一夜出诊十多次，因而时常天明才归。贺钧以医济世的坚定信念，救治苦难的良苦用心，令人倍加赞赏。他所题的“季衡”字，其喻意亦足以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季衡也成了他后来的大名被叫响。

随着贺季衡医术及其声望的提高，慕名前来拜师者亦接踵而至，其门生先后达三十六人，包括其子卓人、胞侄展如、堂侄了公。这盛况竟与当年马培之不相上下。其再传弟子张继泽（张泽生之子）曾撰文称：“贺季衡大师为孟河医派之中流砥柱。”昔日马培之衣钵相传的期盼终于如愿以偿。

民国元年（1912），正当贺季衡医道如日中天之时，其子卓人却不幸患咯血而卒。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贺季衡处于无比悲痛之中，他万念俱灰，竟将“逐日笔录”及“诊余墨市”毁以一炬，闭门谢诊。在万般痛楚中煎熬的贺季衡，苦苦冥思，又为自己题了“寄痕”二字。顿失良医之苦的丹阳父老乡亲和社会各界名流，联名央求他恢复诊业，并代为排定诊号，每天限诊数人，间隔几日一休。贺季衡盛情难却，遂勉为应诊。

后来，江苏都督程雪楼抱病来丹求诊，经贺季衡医治而愈后，程雪楼力劝他以救治苦难为重。于是，贺季衡重归于“白天门诊、晚上出诊”的繁忙之中。他又率领得意门生张泽生、颜亦鲁等，在双井巷闹市创设“仁寿堂”中药店，聘请著名中药师周秉钧任经理。药店自制丸散膏丹，著名中成药有贺氏中风牛黄丸、喉症秘药、玉枢丹、辟瘟丹、行军散、姜桂丸、牛黄七宝丸等。这些中成药均由贺季衡亲自开方配制，也是他常用之药，疗效极其显著。

仁寿堂不图名利，选药精良，货真价实，生意兴隆，致使外地购药者亦纷至沓来。由此也招来一些药店老板的嫉妒，民国十年（1921），有一家姓薛的药店老板处心积虑地想搞垮仁寿堂。他利用一知半解的药物知识，怂恿曾经贺季衡医治的病人家属闹事，并出面煽动说：“身为名医还不知‘丁香与郁金配’用药忌讳，这可是用错了药，要死人的呀！”贺季衡镇定自若，不与其争执，只是和他约定时日在贤桥脚下的一家茶馆尝药论理，且许诺由嫡孙贺桐孙到场尝药。消息传出，一时轰动了丹阳城。

第二天下午两点，茶馆里坐满了闻讯而来的市民，时年十一岁的贺桐孙在师叔们的带领下，也准时来到茶馆。“丁香与郁金配”由薛老板当场煎好，贺桐孙一口气将一碗“丁香郁金汤”喝完。数小时过后，其孙面不改变，毫无异常迹象。其真相不言自明，茶馆里顿时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薛老板无端玷污名医。在众目睽睽下自取其辱的薛老板，无地自容，便悄悄地溜走了。隔日，病人家属特地到贺家弄向贺季衡道歉。这时，贺季衡袒露道：“薛老板只知‘十九畏’中的‘丁香莫与郁金配’的旧说，而不知丁香配郁金有舒肝理气之效果。”

在贺季衡的行医生涯中，还有许多令人叹服的花絮，如丹阳民间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真假药方治危症”，“一句话平息一场官司”等。当时，就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出嫁女儿生病，若不经贺季衡诊治而死，娘家人不依”；“不经贺季衡医治，死了都冤枉。”由此可见，人们对一代名医的信赖程度有多高。

张浚

张浚（1097年8月11日－1164年4月20日），字德远, 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南宋抗金名相。大臣。

唐代大诗人、名相张九龄有个弟弟叫张九皋，才气不及兄长，官位亦不显。谁知，过了三四百年后，张九皋的后裔中竟出了位名震天下的人物。

此人便是南宋名相张浚。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举进士、贤良两科。据称，张浚出生前的一天，张咸午休，睡梦中见一神人自天而降，对他说：“你的儿子将来要做宰相。”但不幸的是，张咸没能看到儿子为相，就在张浚四岁时病逝了。年幼的张浚由母亲冀夫人一手拉扯大。

父亲病逝那年，大宋帝国第七位君主哲宗赵煦也一命呜呼。哲宗之弟赵佶入承大位，是为徽宗。此君在绘画书法上堪称一代巨匠，但在治国理民上却十足的昏聩。大宋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如江河日下，迅速腐败。北方和西北的辽、金、西夏厉兵秣马，虎视中原。强敌环伺，大宋帝国岌岌可危。张浚就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氛围中长大的。他行直视端，刻苦自励，矢志以己之才报效国家。高中进士后，被遣至熙河(今甘肃临洮)西夏前线做幕僚。在熙河，他走遍了当地的营垒要塞，察看了那里的山川地势，并时常与旧时的戍边守将一起纵饮畅谈，详细询问自开国以来的守边方法，以及行军布阵等问题，为其后来能娴熟地主持军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靖康元年(1126)，张浚被授以太常簿。第二年二月金人破汴京城，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在这历史剧变的时刻，张浚表现出一种坚贞的情操，誓死不与逆贼合作，并与赵鼎一起逃入太学。五月一日，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张浚得知消息后，即驰马奔赴南京(即应天府)，从此以后，他便以其整个的生命，投身到复兴国家的大业之中。

张浚回到南京后，先被授以枢密院编修官，后改虞部郎，不久，又擢升为殿中侍御史。

南宋初创，百业待举，对此，张浚认为居首位的应是确立国家的法度。任侍御史后，张浚便先行着手改变当时纲纪废驰的状况。就在这时，发生了韩世忠部下逼逐谏臣坠水死亡的事件。张浚立即奏请罢免韩世忠观察使的职位，并严厉惩处当事人。至此，朝廷内外深为震动。

建炎二年(1128)春，金人分三路大举南犯，企图一举消灭赵氏王朝，高宗不敢与敌交锋，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南逃扬州。张浚认为，要兴国，光靠避敌是不行的，他建议道：“中原一带是国家的根本，请陛下降诏修整东京、关陕、襄阳等地行宫，以备巡幸。”张浚的建议，引起了只会向金人求和的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的不满，并将其除集英殿修撰，出知兴元府。高宗知道后，不想在身边失去这样一个能干的大臣，因而，不等他离去，便再除其为礼部侍郎。高宗说：“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有所作为，却像要一飞冲天而没有羽翼一样，所以，我想让你留下来辅助我成就大业。”不久，除御营使司参赞京事。

建炎三年(1129)春，金人再度南侵。对于金人的这次行动，张浚事前曾多次建议加紧防范。但是，掌握朝中大权的黄、汪二相不仅听不进张浚的建议，反而嘲笑他“太多虑了。”由于黄、汪二人的阻挠，南宋军队毫无作战准备，至金人打过淮河，进逼扬州，高宗只好仓惶逃往临安。

高宗来到临安后，刚把自己的小朝廷安置下来，不想又发生了苗、刘兵变。在叛将苗傅、刘正彦的威逼下，高宗只好禅位给了3岁的儿子赵。当时，张浚留守平江(今湖南平江)府。一天，忽然接到改元诏书，张浚感到事情突然，直觉告诉他临安恐怕是发生了兵变，为了防止混乱，张浚命守臣汤东野将诏书扣下，秘而不宣。稍后，苗傅等送来文书，告知高宗禅位事宜，张浚看罢文书，面向临安，大哭一阵，然后，即召汤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商讨起兵讨贼。

此时，朝政已被苗、刘二人把持，为了稳住局势，苗傅任命武将张俊为秦凤路总管，张俊不明真相，便带兵万人西还。

张俊为人纯朴诚实，平时颇得高宗信任。张浚知其可与谋事，便急忙将其请来，告知临安兵变情况，两人相持而泣。然后商定共同起兵讨逆勤王。为了增强勤王军的实力，张浚又派人约吕颐浩、刘光世带兵来会，并命张俊分兵控扼吴江(今江苏吴江)，以防苗、刘计穷而挟帝北投。一切布置停当，张浚上疏，坚请高宗复位。

奏书上呈后，韩世忠的舟师已抵常熟，张浚再以书召之共同讨贼，在犒师宴上，张浚大声地向各位将校问道：“今天的行动，谁顺谁逆?”大家同声答道：“贼逆我顺。”接着，张浚又表情严肃地说道：“听说逆贼以重赏买我的人头，如果我此举违天悖人，你们可把我的头拿去;不然，如果有谁临阵退缩，均按军法从事。”

大军出发后不久，张浚再次接到要其只身赴临安的诏书。

张浚一面督军前进，一面复信，声讨苗、刘的叛逆行为：“自古以来言语涉及不顺，说的是指斥乘舆;事情涉及不逊，谓之震惊宫阙。你们所做的废立之事，实是大逆不道。罪应诛灭全族。”苗、刘二人得知张浚已率各路勤王军前来临安，急忙派重兵扼守临平，同时任命张俊、韩世忠为节度使，而诬称张浚阴谋危害社稷，流放郴州安置，企图分化勤王军。张俊、韩世忠拒绝不受，张浚再传檄中外，声讨苗、刘罪行。

眼见各路勤王军快速前来，苗、刘无计可施，只好听由朱胜非宰相的安排，迎请高宗还位。高宗复辟后，御笔除张浚知枢密院事，苗、刘再次要张浚只身入朝，停止进军。张浚与吕颐浩商议后认为必须除掉苗、刘，否则日后定成祸患。随即指挥韩世忠，大攻苗、刘守军。进入临安后，全城人士夹道欢迎，高宗也很感激地对他们慰劳再三。

当初，张浚率军抵达秀州时，一天夜间，曾遇一人持刀来至跟前，张浚知是刺客，便问道：“你大概是苗、刘派来杀我的吧?”来人称是。张浚又说：“既是这样，就请拿去我的人头。”来人却站着不动，说道：“我也是多少读过一点书的人，岂肯为贼所用，何况你如此忠义，怎能忍心加害。我只是见你防备不严，怕以后再有刺客前来，故尔相告。”张浚再问：“要金帛吗?”来人大笑道：“如果杀掉你，还怕没有金帛吗?”张浚看到来人是一侠义之士，便想留之，但被来人谢绝：“我家有老母，还在河北，所以不能留此。”再问姓名，亦不回答，随即摄衣登屋而去。及至大功告成后，张浚遍地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位侠士。

张浚认为，要复兴大宋，当从关陕开始。考虑到金人有可能先入陕，然后自陕攻蜀，那样一来，东南便陷入被夹攻的境地，势难保全。因此，张浚向高宗极陈利害，并请任川、陕。高宗也正为两地无得力者镇守而犯愁，遂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

张浚出任川、陕后，将幕府安置在秦川。这时，有谍报金人将进攻东南，张浚急命诸将整军前往，及至房州(今湖北房县)，攻至江、淮一带的金军得知情报后，已快速撤军北去。张浚还师。

张浚率军回到关陕后，又得知金帅兀朮仍在淮西，张浚怕他伺机再去侵扰东南，便集合五路大军回到永兴(今湖北永兴)，以牵制河南金军。兀朮赶来支援，张浚与之大战富平(今河南孟县西南)，经原帅刘亲率将士冲锋陷阵，杀敌甚众。然而，由于環庆帅赵哲擅离职守，其部临阵脱逃，致使诸路大军全线溃退。张浚只好退保兴州(今陕西山阳)，并上书待罪。高宗深知张浚不易，不仅未加责备还亲自手诏，加以慰勉。

绍兴元年(1131)，金将乌鲁进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东)，企图打开通往巴蜀的大门。张浚命吴玠凭借险要发起进攻，金人大败而逃。之后，兀朮再合兵来攻，又被吴麟大败，兀朮只身逃走。当初，粘罕病重时，曾对诸将叮嘱道：“自从我进入中国以来，除张枢密外，未有能与我交锋者，我在，尚且不能夺取巴蜀;我死了后，你们就断了这个念头，想办法保住自己就行了。”兀朮当时很生气，认为是粘罕小瞧自己。今天，在逃跑途中，只后悔不听粘罕的话，为此差点丢了性命。

张浚在关陕三年，训集新兵，任用贤能，西北遗民，归附日众。尽管后来关陕失守，但却为保住巴蜀赢得了时间。同时，由于张浚在此有效地牵制了金军，使江、淮一带赖以稍安。

然而，就在张浚在前线拼命御敌之时，朝中却有人不断搬是弄非，使得高宗慢慢也对张浚起了疑心。绍兴三年(1133)，朝廷派王似去做张浚副手。张浚知其用意，为了消除高宗的疑心，张浚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同时，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三年多的复兴基地轻易落入敌手，便再上疏言王似不可用，请求另换他人。宰相吕颐浩对此很不高兴，朱胜非也因以前与其有矛盾而借题发挥，对他大加诋毁。高宗只得将其召回。

由于张浚在陕颇有成绩，威望也相应提高，致使朝中一些官员渐生妒意而形成一股反对势力。使得张浚回朝后不久，便再遭辛炳弹劾，而以本官提举洞霄宫，居福州。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在金人频频南侵的军事压力之下，高宗只好再召张浚复职枢密院事，并以其尽忠竭节诏谕中外。张浚受命后，当日便赴江上视察军队。当时，金帅兀朮在扬州拥兵十万，并约定日期要渡江与宋军决战。张浚调兵遣将。布署完毕后，留在镇江指挥。韩世忠则派部下王愈见兀朮约战，并告知兀朮张枢密坐镇镇江。兀朮不信，认为这是宋军在虚张声势，他问道：“张枢密不是已经给贬到岭南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王愈拿出张浚所下战书给他看，兀朮顿时脸色大变，急忙引军北去。

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六年(1136)，伪齐皇帝刘豫联合金兵南犯，张浚对高宗说：“金人不敢全部出动，这一定是刘豫的兵马。”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张浚和刘光世为了退守，有意夸大敌情。张浚坚持以攻为守，主动打击来犯之敌，他说：“贼豫以逆犯顺，不将其剿除，我们凭什么立国?今日之事，只能是有进无退。”并命令道：“有南逃渡江者斩。”张浚之所以决心在江北迎击敌人，是因为他心中清楚，这时如果失去了淮南，那么，长江之险也就与敌共有了。这次战役，在他的坚定指挥下，大破敌军，金人也不愿为了刘豫而冒险，趁机撤回兵力。高宗深感张浚的决定是正确的，事后，亲自手诏，予以嘉奖。

绍兴七年(1137)，因张浚却敌有功，命除特进(加官之号)，不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这时，问安使何鲜从金人那里回来报知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先后去世，高宗听罢，哀号不已。张浚劝道：“天子之孝，与百姓不同，天子之孝最应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还请陛下从悲痛中振作起采。”然后，张浚上书求退：“臣……十年间，虽尽力想帮助陛下拯救人民于涂炭，但天不遂愿，而使陛下抱无穷之痛。想当初，陛下曾对臣说：‘能为我雪耻的，只有你张浚。’然我终未成功，敌人还在肆无忌惮，今日之祸，都是由我而始，因此，请陛下将臣罢免。”高宗不许，还请张浚视事。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激励高宗，每有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高宗深为感动，对张浚信任有加，遇事无论巨细，定要征求张浚的意见，赐给诸将的诏书，也常常要张浚起草。

张浚秉政，处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并积极主张抗战，但因此却得罪了奸臣秦桧而遭其迫害。

绍兴七年(1137)，张浚由于郦琼叛变投降刘豫事件而引咎求去。当时，高宗问秦桧是否可替之为相，张浚没有同意而推荐了赵鼎，秦桧由此对张浚怀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绍兴十六年(1146)，西方天空出现彗星，已被贬官外任的张浚忧心国事，想上书陈言，又怕遭权倾一时的秦桧的报复而牵连母亲。一连几天，张浚在忠孝的矛盾中不能自拔，人不觉瘦了许多。他的母亲看到后，非常惊讶，问其缘故，张浚以实情相告。张浚的母亲冀夫人是位通达事理的人，她没有直接告诉张浚该怎么办，而是背诵了张浚的父亲在当年科考时一篇对策中的话：“臣宁愿讲真话而死于斧钺之下，而不能忍心不言以辜负陛下。”母亲的鼓励，坚定了张浚的决心，当日上书，直言朝廷问题所在，并将其比作“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秦桧见其矛头直指自己而大怒，致使张浚再次遭贬，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十年(1151)，再迁永州(今越南清化省安定东)。

张浚自从遭贬离开朝廷近二十年，但是，许多人都很关心他，就连不懂政事的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当年有了张都督。人们为他所遭遇的不公而叹息不已。金人由于害怕张浚，更是关心他的情况，每有来使，必问张浚现在哪里，唯恐他再次起用。

然而，当时的秦桧由于高宗一心求和的需要而倍受重用。他知道，张浚的存在，始终将是自己的一大威胁，因而便指使手下诬蔑张浚谋大逆，必欲杀之。只是由于还未及实施便死去了，张浚这才得免。

张浚自谪居永州后，时常听到一些关于朝中的传闻，心中很是忧虑。一天，忽然听说京城有人来，急忙出来观察，只见一男子躺在屋檐下喘息，却不能说话。当时，凶吉难测，众人只是环视而不近前。张浚上前，将来人扶起，稍微灌了些汤水后，来人苏醒，但仍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着腰间。张浚从其腰里找到一张纸片，原来是张浚以前的属下听到秦桧已死的消息，忙派来人紧急送信，由于一路跑的太急而致昏蹶。人们听后，欢声不断，张浚心中也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秦桧死后，张浚得以起废复用。绍兴二十五年(1155)，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其母冀夫人年老去世，张浚素以至孝闻名，但此刻考虑到国家二十年来被秦桧所害，边备荡然废驰，加之金人完颜亮刚刚篡位自立，势必举兵，自己身为国家大臣，面对这种局面，不应居丧在家。因而上书言国家多年来沉溺于宴乐的危险。不幸的是张浚的一片忠心，却再次遭到一帮无所作为的朝臣的指责，而一心只想苟安的高宗也不想再谈战事，便下诏要张浚复居永州，服除落职，只以本官奉祠。

张浚起而复贬，在永州一呆又是几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2)，金人举兵，再犯江、淮。高宗降诏张浚复职判潭州(今湖南长沙)。当时，金军充斥江北，张浚轻舟北上，有人劝阻说：“敌兵正在焚掠采石，烟炎涨天，要谨慎不易轻进。”

张浚坚定地说：“我赴君父之急，只知前进。”及江北宋军见到他时，无不以为是从天而降，极大地鼓舞了江北军民的抗战热情。

绍兴三十二年(1163)，高宗禅位，孝宗登基，改元隆兴。孝宗即位后，颇想励精图治，他对张浚说：“久闻先生大名，现在朝中所能依靠的只有你了。”遂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等。

张浚当年在汴京城中，曾亲眼目睹徽、钦二帝北行、民生涂炭之景象，因而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多年来，他的这一抗敌决心不仅未因几番挫折而减少，反而愈加坚定、执着。重新起复后，虽然也不断遭到主和者诽谤，但张浚仍不改其心志。隆兴元年五月，由于孝宗任人不当，致使张浚发动的北伐战争由胜转败，张浚上书请罪，主和者亦乘机大肆诋毁，七月，秦桧余党汤思退任右相，张浚更屡遭弹劾，终被贬官。

八月，求和使者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人扬言必要海、泗、唐、邓四郡，不然，就要在农闲时发兵。张浚说：“金人是强则来，弱则止，根本不在和与不和上。”而身为宰相的汤思退却暗中授意卢仲贤答应金人条件。张浚得知消息后，进京面君，直言苦谏，力陈和议之不当。孝宗本不答应割让四郡，至此，对议和也有所悔悟。于是，即拜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都督如故，并说：“议和之不成，是天意也，从此可专心于恢复了。”然而，张浚任相，基本上阻塞了汤思退的议和之路，汤思退再次与其党羽阴谋陷害张浚。

二年(1164)，张浚出京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币，其他党羽也随言附合，致使孝宗再次犹豫，并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而汤思退则乘机尽毁张浚所设防御工事，撤退守军，向金人做出求和姿态。

张浚离开临安时，上书指责尹穑奸邪误国，且劝孝宗务亲贤良。有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说：“君臣之间的名分是无法逃避的。我身受两朝重恩，现在虽然离去，但仍时时盼望圣上有所感悟，既然现在我发现了问题，又怎能忍心不说呢?假如圣上再次用我，我会即日起程，以赴国难，而不敢以老病为托辞。”在场的人听后都大为感叹。张浚离京时，已经身染疾病，再加路途颠簸，心情忧郁，途经余干(今江西余干)时，病情加重，至八月病逝。享年65岁。临终前，张浚还以不能恢复中原，洗刷祖宗耻辱为恨。他勉强支撑起病体，亲自手书给他的儿子：“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要把我葬在先人的墓旁，埋到衡山脚下我就满足了。

张浚的去世，举国震惊，孝宗也为之辍视早朝，以示哀悼。

张浚幼有大志，一生忙于军旅攻防，力图恢复中原以雪前耻，终身未言和议;每次讨论定都问题，都主张建都建康，圣上居之，可以北望中原，激发大志;与赵鼎共同主政，多引荐贤能;事母以至孝著称，学精于《易》，有《易解》及《杂说》10卷，对《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中庸》等经典著作亦各有解。另有文集10卷，奏议20卷。

张浚去世后，赠太保，后又加增太师，谥忠献。

胡绳

胡绳（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姓项，曾用公孙求之、毅、卜人、浦韧、陈桑、念青等众多笔名或化名。祖籍钱塘县，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5年9月至上海，一面自学，一面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文化工作，并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至1937年间先后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等进步刊物撰稿，参加《新知识》的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从事文化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武汉《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救中国》等刊物编辑，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香港《大众生活》杂志编委。1942年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香港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1948年10月离开香港，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下半年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1975年后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欧洲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000年11月5日在上海去世。著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等。1997年捐献文集的全部稿酬，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

约瑟夫·海勒

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年5月1日—1999年12月12日)，美国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家，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空军中尉。战后进大学学习，1948年毕业于纽约大学。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曾任《时代》和《展望》等杂志编辑。1958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小说和戏剧创作。1961年，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问世，一举成名，当年即放弃职务，专门从事写作。除《第二十二条军规》外，海勒还发表过长篇小说两部： 《出了毛病》(1974年)和《象戈尔德一样好》(1979年)。前者通过对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描写，反映了60年代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精神崩溃和信仰危机， 后者把家庭中的勾心斗角和政府中的权力争夺交织起来描写，表明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怎样愚弄一个自视甚高的犹太知识分子，使他产生了飞黄腾达的美梦，荒谬得滑稽可笑。海勒还著有剧本《我们轰炸了纽黑文》 (1967年) 和《克莱文杰的审判》 (1974年)，但影响不大。海勒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在黑色幽默文学中影响最大，成为这一流派的支柱。他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注意挖掘社会重大主题，揭示现代社会中使人受到推残和折磨的异己力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的创作方法往往是从超现实而不是从写实的角度出发，经常以夸张的手法把生活漫画化，表现了一种和写实性质的真实完全不同的真实。

海勒一生作品不算丰厚。1961年，他发表超现实主义反战实验小说《第22条军规》一举成名。以后陆续发表《轰炸纽黑文》（1968）、《克莱文杰的审判》（1973）、《出了毛病》（1974）、《像戈尔德一样好》（1979）、《上帝知道》（1984）、《不是玩笑》（1986）、《描写这个吧》（1988）、《最后时光》（1994）和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此时与彼时：从科尼岛到这里》。此外，他还创作和改编剧本、电影和电视剧以及短篇故事。有评论家认为，他晚近发表的短篇故事堪称该文类的上乘之作。尽管作品数量相对羞涩，但海勒无疑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作家之一。《第22条军规》被誉为60年代以来享誉最盛的小说，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量高达1000万册。他在读者中的声望远在贝娄、罗思、马拉穆德、厄普代克和诺曼·梅勒之上。

慧皎

慧皎(497—554)，姓氏不详。上虞人。南朝梁时住会稽嘉祥寺，学涉内外，博通经律。每年春夏宣讲佛法，秋冬从事著述。撰《涅槃经义疏》、《梵网经疏》，阐扬涅槃学说，均早佚。又以梁僧宝唱所作《名僧传》取舍失当，于武帝天监十八年(519)编撰《高僧传》共13卷、余目1卷，分译经、义解、神异等10科，记载自东汉明帝至梁代僧人257人，附见200余人。其《自序》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书成，通行于世，内容精审，义例明确，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传。所创体例，为后世历代僧传所效法。承圣二年(公元553年)避侯景之乱,至江西九江。次年二月入寂,世寿58。

斯威夫特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年11月30日—1745年10月19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贫苦的家庭。1682年,他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68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688年因都柏林发生政治动乱前往英国,投奔远亲邓波尔爵士,并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长达10年之久。在邓波尔庄园与史黛拉相遇,后结为夫妇。1692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694年他离开邓波尔的庄园,回到了爱尔兰,加入英国教会并接受圣职,次年,由于邓波尔的推荐,被任命为贝尔法斯特附近基尔卢特教区一个偏僻乡村教堂的牧师,不久即辞去该职。1796年写作《一个木桶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宗教纷争、宗教迷信和种种宗教制度。1697年他回到邓波尔庄园,并在邓波尔的鼓励下,写作《书战》并完稿。1699年邓波尔去世后,他回到爱尔兰,任莱拉歌教区牧师和大法官伯克利勋爵的私人秘书,并因宗教事务4次去伦敦,广泛结交社会知名人士,后来卷进了伦敦的党派斗争。1701年他发表第一篇论文《雅典和罗马的内战与分裂》,斥责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的一种党同伐异的宗派风气。1704年,他的《书战》和《一个木桶的故事》同时出版,在这两本书里,他以故事的形式,提出了当时广泛的政治、社会、宗教等问题。1708年发表《对1708年的预言》。1710年,他又去伦敦,担任托利党刊物《考察者》的主编。1713年4月,安妮女王任命他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托利党政府垮台,辉格党继而执政,结束了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活,返回爱尔兰,继续著书立说。1720年发表《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货物的建议》。1724至1725年,连续发表《布商的信》,共7封,抗议英国政府特准英国商人威廉·伍德为爱尔兰铸造货币的政策。1726年,他的最著名的讽刺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在伦敦出版,立即获得成功。它通过假想的大人国、小人国等,讽刺时政。1727年他又写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提出把穷人的子女杀掉供富人食用,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此后,他还写了《对佣人的指示》等作品和一些诗歌。斯威夫特年轻时就患“美尼尔”病,1742年9月病后瘫痪,并于1745年4月19日去世,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里史黛拉(逝于1728年)的墓旁。

吕留良

吕留良(1629—1683)，又名光纶(一作光轮)，字庄生、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耻斋老人、南阳布衣、吕医山人、南阳村白衣人，崇德(今桐乡崇福镇)人。聪明过人，8岁能赋诗作文。时结社之风甚盛，崇祯十一年(1638)，其兄吕原良创立澄社：十四年，孙子度又建征书社于崇福禅院。时吕留良仅13岁，以诗文入社，大得孙子度赞赏，并视为畏友。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渡江入浙，沿途肆意杀戮，惨案迭出。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吕留良散万金之家以结客，时其侄吕宣忠(长留良4岁)入太湖义师，图谋恢复。兵败后，宣忠入山为僧，因父病回家探视被捕。四年三月，从容就义于杭州。临刑，宣忠昂首先行，吕留良送之，两人谈笑如常，而无一语及家事。十年，吕留良易名光纶，应清廷科举考试，成县秀才，后深悔之。时陆雯若办书社于崇德，邀吕留良同选刻时文，经吕留良创导，远近百里间，名流携诗简文卷来会者数千人，为复社以来未有之盛事。十六年后，先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高斗魁、黄周星、高世泰等抗清志士。十八年，二兄茂良以其外务过多，荒废学业，强留于崇德西门内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应聘来梅花阁执教，吕留良与黄宗羲、黄宗炎、吴之振、吴自牧、高斗魁等相聚园内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又与吴之振、吴自牧共选《宋诗钞》，完成初集，为所选82位宋代诗人撰写小传。五年，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秀才。此后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今属桐乡市留良乡)，创办天盖楼刻局，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提囊行医，以自隐晦，且自食其力。原先之诗朋文友大半散去，惟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专攻程朱理学，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八年，迎理学大儒张履祥至东庄，刊行朱子遗书语类。他把自己的民族意识，灌注在这些文章的评论中，并对朱熹的“夏夷之防”作公开宣传，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远在两广的连州知州朱振荃立了他的牌位，设祠奉祀。连州学正王奇勋命县学生员祀敬。

康熙十七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以笼络明朝遗逸，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不受。 十九年，清廷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知府又荐举吕留良。他闻讯后吐血满地，卧病在床，即于枕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宣布出家为僧。取僧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于吴兴埭溪之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门人子弟甚众。二十二年病逝。临终前3日，还支撑着补辑《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子侄劝他休息，他却说：“一息尚存，不敢不勉。”葬于识村祖茔(今桐乡市晚村乡识村东长坂桥之西)。著作有《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惭书》等;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诗钞初集》，与张履祥合选《四书语类抄》;又有《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若干卷;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崇奉程朱理学，尤以朱学为归，认为“救正之道，必从朱子”，对陆王之学则大加抨击。藏书甚富，大多取自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均贮于拜经楼。还通晓医道，弃诸生后曾悬壶济世近10年，“远近复争求之”。有《吕氏医贯》传世。

卒后46年，即雍正六年(1728)，因湖南曾静案引发了吕留良文字狱案，震惊全国。被判毁墓开棺戮尸。时其子葆中(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已卒，亦株连戮尸;幼子毅中，斩首。亲戚门人被一一治罪，家产入官;著作均被禁毁。辛亥革命后，冤案昭雪，重建新墓。今桐乡市有留良、晚村两乡用其名号命名，并于崇福镇筑吕园以为纪念。

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元瑛、玄瑛，出家后法号曼殊，曾用过的名号有四十多个。苏家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其父苏杰生，名胜，字仁章，在日本横滨充英商万隆茶行买办，娶有一妻三妾，长妾河合仙是日本人。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十)生于日本横滨，其生母是日本一位叫若子的下女，他出生后未满三个月，生母就与苏杰生脱离关系，独自返回自己的家乡，曼殊幼时由河合仙抚养，以后他只知河合仙是自己的生母。

苏曼殊六岁时，随嫡母黄氏回到广东香山老家，翌年随乡儒苏若泉读书，课余喜欢绘画。他在家不被嫡母黄氏爱护，在校又受到同学的歧视，被人视为“异类”，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对封建家庭及社会的反感，曾想去庙里当和尚。九岁那年，他父亲经商失败，从此家道中落，每况愈下。十三岁时，他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学英文。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初寄食于上海姑母家，后受表兄林紫垣的资助读书。

1898年春，苏曼殊东渡日本求学，入横滨大同学校学习，与冯自由、郑贯一诸人同学。1902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学习期间参与兴中会的活动，与廖仲恺、朱执信等结识。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年后，他转入成城学校学军事，又结识刘季平、黄兴、陈天华、蓝天蔚等人。基于爱国热忱，他先后加入中国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以及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成为留日学生革命运动中积极的一员。

1903年9月，由于表兄林紫垣反对从事革命活动而断绝接济，苏曼殊被迫回到国内，先后在苏州、长沙、芜湖、南京、安庆等地教书;也曾在上海《国民日日报》任翻译、编辑;还为了与养母河合仙团聚，曾多次前往日本。在此期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时，他满怀爱国热忱，与秦毓鎏等参加过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义准备活动，并是光复会活动的中坚分子，与革命志士陶成章、刘少白、章士钊、杨笃生、张继、章太炎、陈独秀、柏文蔚、赵声等相往还。苏曼殊一面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词客飘蓬”的文学生涯。

苏曼殊是一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杂文及诗，并作绘画，寓其反清、反帝革命激情于作品中。重要著作有《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本事诗十首》、《岭海幽光录》、《清秋弦目图》等;编译有《悲惨世界》、《娑罗海滨循迹记》、《文学因缘》、《拜伦诗选》、《燕子笺》等;绘画有《儿童扑满图》、《猎胡图》等。他用批判的武器对封建社会进行反抗，突出反清、反帝、反封建思想。其中特别强调“排满”，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传统的统治思想，对孔子持否定态度，也谴责帝国主义的奴才。他鼓吹起义、暗杀，对无政府主义颇为欣赏。他同情穷人，憎恨富人，对未来新世界主张“公正”、“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

由于对身世有“难言之恫”，加之苏曼殊生活漂泊，造成经济拮据，而思想伤感，时常有悲观厌世和颓废倾向。当上海《民国日日报》在1903年12月停刊后，他经冯自由的介绍，去香港见《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希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受到冷遇。在救国无门、生计断绝之际，他一气之下跑到广东惠州一座破庙削发为僧。苏曼殊跟着老和尚靠化缘糊口，结果受不了饥饿和僧侣的戒律，只好拿了已故师兄法号曼殊的度牒回到香港，从此即以曼殊之名行世。

其后，苏曼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文学创作，一度只身前往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地游历，热衷于佛教。时常学佛典、学梵文、译梵文典，撰《梵书摩多体文》，钻研律宗，以苦为极，致力于佛经的研究。他主张改革佛教，强调佛教的独立性和发挥其教化作用，阐扬“唯识论”和“禅宗”的境界。同时反对崇拜偶像，针对佛教、寺庙、教徒生活，与章太炎合撰《敬告十方佛教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等文。其间，他曾应聘于曼谷青年会、锡兰菩提寺;回到国内后，曾与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帝为主旨。

辛亥革命起义前的一年左右，苏曼殊再次游历新加坡、爪哇等地，一度在爪哇惹班的中华学校教英文，当他获悉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地于1912年春回到上海，在《太平洋报》主笔政，不久加入南社。袁世凯篡权后，他一面满怀忧国忧民之情，发表《讨袁宣言》慷慨声讨;一面以“批判的武器”通过文字形式进行斗争。在《太平洋报》、《民国》、《甲寅》、《小说大观》、《青年杂志》及《南社丛刊》等刊物，先后发表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小说;杂文《南洋话》;与人合编《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等工具书;续成《燕子龛随笔》;还选编中英诗合集的《英汉三味集》，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此外，尚有《东居杂诗十九首》等诗歌问世。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统治下，“莽操尸位”，一切成空，国家和社会依旧黑暗腐败。苏曼殊深感幻灭和失望，厌恶某些原革命党人“乘时得位”，鄙视争权做官，自己宁愿卖文自给，或向朋友乞贷，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也不肯随波逐流。他对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十分悲观，厌世和颓废思想更加严重;加之长期养成狂吸雪茄，滥饮冷水，喜食摩登糖及其他甜食，且饮食无节，致使肠胃病日益严重，身体极度虚弱;由于思想厌世，看破红尘，早想结束生命，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顾。1917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后肠胃病大发，之后又患肺炎，多种疾病缠身，长期住在医院治疗。翌年2月，他的病情恶化，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革命者，其短暂一生的主要成就是文学著作。他的诗歌、小说及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有较深的影响。其遗著主要载于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及施蛰存辑的《燕子龛诗》等书。

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璿，业商。王闿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闿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1]，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2]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喧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3]。在教学方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穀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4]。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5]。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怕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6]于是，王闿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闿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湘军将领的情况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闿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王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王闿运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7]。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8]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

朱东润

朱东润（1896年12月4日-1988年2月10日），原名朱世溱，字东润，后以字行。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江苏泰兴人。早年生活艰苦,受教育的过程也颇为曲折。21岁时到梧州担任广西第2中学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4月,受聘于武汉大学,任外语教师。不久受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邀请,到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并由校方确定为中文系教师。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出版,被提升为教授。同时撰成《中国文学批评论集》、《读诗四论》等。《读诗四论》否认《诗经》有民间作品的观点,认为不但雅颂不是,连风诗也不是。由于讲课的关系,着手研讨史书。在1941年至1950年间,陆续写成《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其中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史记考索》,在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外,发现了更多的窜乱。对于《史记》的互见之例,作了详细探讨。1939年,学校安排他讲授传记文学研究课,于是他又遍阅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传记,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试作一部。时值中国正进行艰苦抗战,因此经过考虑决定以明代的张居正为主人公,作《张居正大传》。该书由开明书店付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1949年后,朱东润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课之余,写成《陆游传》、《陆游研究》2部著作,编有《陆游选集》。对陆游的思想发展过程、创作道路和他一生的遭遇,作了详细探讨。朱东润在讲授宋代文学史课时,鉴于陆游对梅尧臣诗所作的高度评价,结合刘克庄所称梅尧臣、陆游为宋诗之集大成者等言论,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对梅尧臣作深入的探讨。于是从1962年起,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至1965年完成。《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梅尧臣传》指出梅尧臣与范仲淹是由友好而转为敌视的关系,以及他对文彦博的攻击。这些观点都富有启发性。朱东润还著有《杜甫叙论》、《左传选》、《陈子龙及其时代》等。

杨开道

杨开道(1899年6月7日～1981年7月23日)，社会学家。号导之。湖南新化县人。1924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毕业,并赴美留学。先在哀阿华农工学院学农业经济,获硕士学位。后入密西根农业大学攻读农村社会学,获博士学位。1927年后,除在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政府社会部、贸易委员会、农林部农业经济研究所等处任职外,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历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政科主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上海商学院合作系教授兼系主任。1930年,参加中国社会学社筹建工作,并开始参加乡村建设活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当选为理事会理事。次年,当选为学社第二届副理事。1933年当选为乡村建设学会理事。1936年参加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组建工作。后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合作经济研究社,任常务理事。1929—1948年间,他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出版了数篇(部)农村社会学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农村社会学》、《农村组织》、《农村调查》、《农村问题》、《农村政策》等。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湖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等职。1979年应聘为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次年当选湖北省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曾主编《社会建设》、《农业周报》、《新世界》等刊物。主要著述还有《社会学大纲》、《社会研究法》和《社会学研究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