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现代新儒家。1909年生于四川省宜宾。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及北京大学,后转读南京中央大学,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等。曾听熊十力讲新唯识论。1932年毕业于中大哲学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成都中学、中央大学、华西大学。1944年任中大教授,兼任哲学系主任。曾暂任金陵大学与华西大学教授,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前往广州,旋即赴港。在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任文学院院长及哲学系主任。1958年,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发表《中国文化宣言》(该宣言由唐起草,收入唐《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书中)。此后,多次应邀到英、美、日、南朝鲜及欧洲各国讲学。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成为成员学院,唐被聘为哲学讲座教授及第一任文学院长。1974年退休。1978年病逝于九龙。

唐君毅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30岁前为第一阶段。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宇宙论和天道观,以自然的天道观为中心来分析、比较和探讨中西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与文化等问题。主要著作是1943年出版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第二阶段以1944年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为起点,着重反省人的道德生活,确立“道德自我”或仁心本性的存在(见“道德自我之建立”条)。由此确定了他的思想活动的基本方向,最后完成了他的心通九境论的思想系统(见“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条)。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人生之体验》(1944),《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心物与人生》(1954),《人文精神之重建(上、下)》(1955),《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哲学概论(上、下)》(1961),《人生之体验续篇》(1961),《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1966),《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1968),《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上、中、下)》(1973),《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1975),《中华文人与当今世界(上、下)》(1975),《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病里乾坤》(台湾《鹅湖月刊》杂志社1980年整理出版)。

唐君毅的思想以道德为轴心(见“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条),以儒家为指归,竭力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融合中西文化,宣扬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时曾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新儒者、道德的理想主义者、文化哲学家、超越的唯心论者等。逝世后更有“文化意识中的巨人”(牟宗三语)、“大儒”等尊号。唐君毅逝世后,港台的“悼唐热”曾持续三年之久。

王十朋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乐清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以太学上舍生免解，省试及格，高宗面试进士，十朋以揽权为对，揭发“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认为“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决不可能“得人”。建议“威福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必须“愿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高宗“嘉其经学淹通，议论醇正，擢为第一”，并用其言，“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阯所贡翠物焚之”。初授左承事郎佥书建康军节度判官，继特添差绍兴府佥判。三十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寻命兼建王府小学教授。十月轮对，答以“御敌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权虽归于陛下，政复出于多门”，建议起用张浚、刘锜“以寝敌谋以图恢复”，罢免杨存中兵权，更定枢密管军班次。高宗一一嘉纳，大略施行。为此，太学生列十朋为“五贤”之首。三十一年春，迁大宗丞，累疏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观。次年六月，孝宗即位，诏起十朋知严州。九月召对，上疏陈时政缺失，除司封员外郎，迁国子司业。复于便殿从容奏对，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轻，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隆兴元年(1163)，除起居舍人，升侍讲，旋除侍御史，力赞张浚主战，上疏论史浩八罪，又论史正志、林安宅罪，皆罢去。会张浚符离战败，引咎辞职。改除吏部侍郎，不拜。七月回故里左原。次年夏，以集英殿修撰起知饶州，七月三日抵鄱阳。乾道元年(1165)七月，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四年，移知湖州，户部责虚逋钱三十万，命吏持券往辨，不胜，复请祠去。归途得敕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六月抵家。八月起知泉州，浚洑田塘(周4980丈)，建放生池，六年闰五月离去。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廷对时犹极论时事。以疾革许归里第，诏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七月卒，享年60岁，赐谥忠文。遗著除《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诗，后集文)外，尚有《尚书解》、《春秋解》、《论语解》、《周礼详说》、《唐书详节》和《梅溪奏议》等。叶适论绍兴末、乾道初，“士类常推公第一”：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大”。

祝兴义

祝兴义（1938年7月24日～1993年2月25日），当代作家。1938年7月24日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祝桥口。在家乡读小学。1954年加入共青团。1963年毕业于安徽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在怀远第一中学任教。1971年开始发表剧作、故事及诗歌。1974年初调县文教局创作组,翌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淮上红领巾》(《安徽文艺》九月号)。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怀远县文化局创作组长,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1981年到安徽省文联,现为《清明》文学季刊编辑部编辑。先后在《安徽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春风》文学丛刊、《文汇月刊》上发表短篇及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儿子长大以后》(内收同名中篇及《蒹葭苍苍》、《文笔峰》;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及短篇小说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独幕剧《差别》(1980年《安徽戏剧》创刊号)。他的短篇小说《抱玉岩》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杨花似雪》获1980年安徽文学佳作奖。1984年，祝兴义因患肝病住院。在治病的8年中，又先后发表《名医子孙》《西乡妹子》《芳菲世界》《荒戏人生》《刘青其人其事》等中短篇小说。其中，《西乡妹子》获“清明”文学奖二等奖。《刘青其人其事》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另发表《花》《人分男女》《小箱哑语》等20多篇小小说。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杨花似雪》、中篇小说集《儿子长大以后》、中篇单行本《兼葭苍苍》、农村题材小说集《只因河那边一段风流》等，分别由四川、福建等地出版社出版。1993年，祝兴义任安徽省第七届政协委员，2月24日在省政协开会时因肝病复发住院急救，终因医治无效而英年早逝。

荀悦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东汉末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十三世孙，其祖父荀淑，叔父荀爽并知名当时。荀悦自幼丧父，年十二岁，能说《春秋》。家贫无书，但所见书籍，一览即能诵记。性格沉静，仪表不凡，尤好著述。灵帝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荀悦遂隐居乡间，时人莫之识。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升任黄门侍郎，与荀彧、孔融俱侍进宫中。累升任秘书监、侍中。曾向献帝提出“屏四患”(伪、私、放、奢)和“崇五政”(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的为政之方。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

荀悦乃当时著名哲学家，在天人关系上，持自然意义上的“天人感应”说。认为“人承天地，故动静顺焉。顺其阴阳，顺其日辰，顺其度数。内有顺实，外有顺文。文实顺理也。休征之符，自然之应也。”(《申鉴·俗嫌》)在人性问题上，持“性三品”说，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不赞成先秦以来的“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情恶性善”各种说法，认为性有恶有善，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政体》)。三品再各分为三，共有九品，其中“从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者大数九分之一也”，故“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同上)。在政治上主张“法”与“教”并举，“凡政之大经，法教而矣。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认为“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民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法、教须“先丰民财以定其志”，使能“养生”。在知行问题上，认为“夫心与言，言与事参相应也”(同上)。主张“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精则考守”(《时事》)。著有《申鉴》五篇，又曾仿《左传》体裁，以编年体改写《汉书》，撰成《汉纪》三十篇。

任应秋

任应秋（1914.7.27～1984.10.17）,字鸿滨。四川江津县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四岁开蒙,塾师授以《十三经》,皆能成诵。稍长,就读于江津国学专修馆,得经学大师廖季平指授。经学之外,兼及训诂,考据、诗文诸学。年十七岁,遵祖父命,从刘有余先生学医。苦读医典之余,设立“济世诊脉所”,义务为乡邻疗疾。三年后技成,悬壶问世。嗣后,遍游沪上及湘水间,力求深造。1936年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同时,问业于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蒋文芳、郭柏良、陆渊雷、夏应堂等前辈名医,于医理、临床均大有进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辍学归蜀,悬壶于乡,求治者门庭若市,声望隆盛。40年代中期,出任《华西医药杂志》主任编辑。嗣后,主要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及古典医籍整理。解放后,先生受到国家重视,1952年出任重庆市中医学校教务主任,开始中医教学生涯。1957年,应聘任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历任学院科研办公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医古文、医学史、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等职。还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评议组召集人、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兼中医组组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主编等职。1980年,先生以著名中医学家身份,随首批中医教育界赴日本讲学团出国讲学,受到日本医学界高度重视和隆重欢迎。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于中医基础理论、医史研究、临床研究、中医教育多有贡献,尤以整理研究古典医籍冠冕当代。其晚年座右铭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先生闳于著述,主要著作有《中国医学史略》、《通俗中国医学史讲话》、《内科治疗学》、《病机临证分析》、《中医病理学概说》、《中医药理学》、《金匮要略语释》、《濒湖脉学白话解》、《重订中医脉学十讲》、《内经十讲》、《五运六气》、《中暑》、《阴阳五行》、《祖国医学整体观》、《中医舌诊》、《点校医学启源》、《新辑宋本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第一、二、三版)。在《伤寒论》的研究上亦贡献卓著。撰有《伤寒论语释》、《伤寒论证治类诠》等。

姚元之

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荐青居士、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充陕甘乡试考官，十四年入直南书房。十七年，武英殿刊刻乾隆《圣训》有误，因失审之责，降为编修。道光二年(1822)升咸安宫总裁，三年，充文渊阁校理，以纂修《嘉庆实录》告成，升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寻转左春坊左中允，升司经局洗马。六年，升翰林院侍讲，转侍读。七年，迁右春坊右庶子，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三年，升工部右侍郎。十八年，江西巡抚陈裕泰弹劾南京知府张寅一案，元之上疏言挟私嫌疑，并贬低陈裕泰政绩，诏斥冒昧，降二级调用。二十三年，以年衰归休。

工书善画，精隶书，行草书得法于赵孟頫。所绘人物、花卉、果品不落时趋，生平所见粉本甚多，故落笔别有机杼，可与恽寿平、华嵒争胜。《桐阴论画》称其“深得赵承旨神髓”。亦画山水，画近华嵒，寥寥数笔，精妙入神。善画白描人物，尝临摹赵孟頫《罗汉十六尊》。传世作品有嘉庆二十年(1815)《为石斋写花卉》轴，图录于《古今画萃》， 道光元年(1821)作《花卉清供》四条屏，每幅纵133厘米，横31厘米，标题隶书，分别为 《半榻茶烟》《天中丽景》《寿似金石》《南斋清供》，款署“道光辛巳初秋偶作，荐青姚元之时于寓庐”。画面活泼有致，繁中见简，清雅优美，功力深厚，现藏安徽桐城市博物馆， 道光二十八年(1848)作《设色多子图》轴藏安徽省博物馆。姚元之著有《使沈草》三卷、《竹叶亭诗稿》、《荐青集》、《竹叶亭杂记》八卷、《小红鹅馆集》等。姚元之生事载于《清史稿》卷375、《清史列传》卷42、《大臣传续编》七、《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等书籍。

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文成)人。 自幼聪颖，14岁赴括城(今丽水)入处州路郡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

元元统元年(1333)中进士，时年23岁。惠宗至元二年(1336)初登仕途，任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此后在元朝断续为官十余年，但一直沉于下僚，曾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行枢密院经历等职，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小官，且一再受抑受贬，四度罢职赋闲。48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

在其散文名篇《卖柑者言》中，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概括元末社会腐朽之实质。隐居家乡时，又作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哲学、文学、农艺、医学、建筑等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阐述“治世之道”，旨在“著书立言，以俟知者”，“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1360)，接受朱元璋邀请重新出山，赴金陵，向朱呈事务十八策，受器重，留中枢，参军机，成为朱元璋开创明朝之主要谋士。“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谋，西平江汉，东定吴会，天下之势固定矣。于是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

明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均参与制定。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上《戊申大统历》，与李善长等制定《律令》，尤其是奏立《军卫法》，确立卫所制，不仅在军事史上有极高地位，也为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建立功勋。

作为御史中丞，整肃纲纪，严惩贪枉，刚正不阿，因而得罪了丞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人，于洪武四年(1371)告老回家。回乡后，行止谨慎，惟弈棋饮酒吟诗自娱，口不言功，但仍遭胡惟庸等人构陷，诬其争夺有“王气”之墓地，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夺禄。六年七月，入朝“引咎自责”，留京不敢归。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65岁。著有《诚意伯文集》20卷传世。

皮埃尔·布尔

皮埃尔·布尔(Pierre Boulle，1912年02月20日–1994年01月30日)，旧译皮埃尔·布勒，已故法国著名作家。

皮埃尔·布尔1912年2月生于法国阿维尼翁，青年时期在巴黎高等电力学校学习，获工程师文凭。1936年至1939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经营橡胶种植园，后定居印度支那。皮埃尔·布尔曾经是工程师、反法西斯战斗英雄和法国著名作家。他的两部代表作，一部是《人猿星球》，另外一部更早期的作品名叫《桂河大桥》，这部根据他个人经历改编的小说被拍成电影并获得了1957年的七项奥斯卡奖项。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皮埃尔·布尔加入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随着法国本土的失陷，他逃到新加坡，加入了自由法国力量，成为戴高乐将军的忠实追随者，以“彼得·约翰·儒勒”的英国假名潜伏在中国、缅甸和印支半岛与日寇作战。1943年，布尔试图乘坐竹筏从湄公河顺流而下、潜入越南河内，不幸被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势力抓住并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在监狱里，布尔开始养成了在草稿纸上写日记的习惯。1944年，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潜伏在西贡的“自由法国力量”成员帮助布尔成功越狱，经由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辗转回到法国。回到法国后，他因为自己的反法西斯斗争获得了法国十字勋章和抵抗运动勋章。1949年，皮埃尔·布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在写作的初期，布尔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捉襟见肘，甚至穷得无法支付公寓的租金，只能栖身于简陋的小旅馆。直到他的姐姐玛德琳丧夫后邀请他住进自家宽敞的宅子里。玛德琳的女儿弗朗索瓦丝当时还年幼，布尔写作之余就帮助姐姐照顾外甥女，与母女俩的感情非常深厚，为此，他终身未婚，没有离开过这对孤儿寡母。那一段在亚洲生活和战斗的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54年，他完成了《桂河大桥》一书。1957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桂河大桥》获得了巨大成功，一举荣获第3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剪接、最佳音乐等七个奖项。

1994年2月1日，皮埃尔·布尔在巴黎逝世，享年81岁。

成克巩

成克巩（1608—1691），字子固，直隶大名人。其父成基命，是明代的大学士。克巩虽在崇祯十六年(1643)中了进士，但并没有光耀几天就逃回老家，躲避明末的战乱。

顺治元年(1644)，清统治者定都北京。为了稳固统治地位，扩大统治基础，竭力拉拢前明的文武官绅，在这一背景下，成克巩于顺治二年(1645)经左庶子李若琳推荐，出任国史院检讨;三年之后，又被提升为秘书院侍读学士，不久，即被提拔为弘文院学士。顺治九年(1652)，成克巩被调到吏部任职，先任吏部侍郎，次年升为吏部尚书。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及调动等事务。作为吏部的长官，成克巩上任不久就上疏说：“吏部的四司，分省设官，原负责本省官吏的考证工作。现在应当让各司按人建簿，详细记录各省官员的政绩情况，以备将来缺员时推选官吏之用;督抚此前没有考核成果，应当分门别类地建立个人事迹档案，具体应有四方面内容：一是消弭盗贼，二是开垦荒田，三是清理钱粮，四是纠除贪悍。根据这四方面内容，以决定对他们的奖赏与惩罚。对官员的推选任用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有的地方很繁琐，有的地方则相对简单一些，有的地方是战略要冲，有的则比较偏僻，如江南的苏、松等郡，长期以来就是老大难地区，并非新任邑令所能解决的。对这种地方，应当派十分干练的官员前去治理。如果他们干得出色，就予以提拔，否则，就把他们调离此地。”这些意见很有意义，但清帝还没有决定是否颁行，成克巩就被调任秘书院大学士。这一位子还没有坐热，就因推荐御史郝浴失人被降了二级，但很快又官复原职。

顺治十二年(1655)，成克巩被封为太子太保。当时，左都御史一职空缺，世祖福临让克巩暂时代任，答应将来有了合适人选时仍让他回到内院。成克巩对此不太计较，上任不久，就对用人、财政、学校、刑法及水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用人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任用重要官员尤其如此。当今的通政使李日芳、甘肃巡抚周文叶、陕西巡抚陈极新都已年老体弱，昏庸至极，根本无法理政，应当立即撤换;国家财政比较紧张，应规定丈量编审的具体时间;学校冒滥情况也比较严重，应当严格限定考贡入学的数额;任枢密者，遇到问题不得借行查之名推卸责任;管刑法者，不得宽恕反坐，避免刁滑之习;如果有兴修水利工程，应当认真核算开支，杜绝侵吞公款之弊。福临见到此疏，大加赞赏。

在成克巩上疏言事之后，给事中孙光祀弹劾左通政吴逵兄吴逵企图叛逆，受到了法司的提审。此事传到成克巩耳中，他便上疏揭发左都御史龚鼎孳因与吴达是同乡知情不报，要求对鼎孳一并惩治。龚鼎孳见状大为吃惊，急忙上疏辩解他根本不知道吴逵与吴达的兄弟关系。这种辩解苍白无力，自然免不了被剥夺俸禄的处分。此后不久，成克巩回到了内院。顺治十五年(1658)，克巩出任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次年，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顺治十七年(1660)，成克巩因两个同名同姓的人物惹了一身麻烦。这一年，户部推荐了浙江布政参议李昌祚出任大理寺少卿。在此之前，扬州人李之春图谋起事被告发，他的同伙当中有一人也叫李昌祚。也许成克巩对此事并不了解，结果在和大学士刘正宗联名推荐浙江的李昌祚时只字没提扬州的李昌祚，给人制造了口实。而且，成克巩在任吏部尚书时曾将周亮工推荐提拔为福建布政使，周亮工为政不廉，贪赃枉法，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周亮工虽咎由自取，但成克巩也有提拔官员失人的责任，于是便上疏引咎请罪。这事还没有处理结果，左都御史魏裔介又弹劾大学士刘正宗，言辞之中把成克巩牵了进去。成克巩匆忙上疏辩解，但李昌祚和周亮工的事情怎么也辩解不清楚，结果激怒了清世祖，被世祖骂为巧饰罪过，当然免不了由诸王大臣讨论罪过的程序。

按照诸王大臣的讨论意见，成克巩罪当夺官，但由于世祖平时对他不错，也就免于处分。说起世祖与成克巩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世祖总以为克巩是世家子，知道事情不少，因而对他破格提拔，并令大臣把画工带到克巩官邸，为他画像，画好后呈给世祖。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世祖经常用纸片形式向克巩询问对时事的看法;克巩城府颇深，发表评论时总是比较谨慎，世祖对此颇有看法。因此，现在有人攻击克巩，世祖便借机批评他太会附和，但是，由于平时两人感情较深，世祖也就仅仅责备一下而已，仍让他继续留任原来的职务。

圣祖即位后，成克巩被调到秘书院，任大学士，康熙二年(1663)，要求退休，被批准后即回到了直隶老家。在老家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康熙三十年(1691)病逝，时年84岁。

刘恕

刘恕(公元1032—1078年)字道原,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仕至秘书丞。为人博学强记,精于史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曾招之为佐助,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又撰有《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

道原讳恕，其先京兆万年人。六世祖度为临川令，卒官，葬筠州，遂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少有高志，为颍上令，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致仕。道原幼聪警俊拔，读书一过目即成诵，年始四岁，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道原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十岁谒晏元，献公问以事，道原往返诘难，公不能屈。十二三时已治《春秋》欲应贤良方正举，尝从人借《后汉书》，旬余还之，人疑其未读也，道原已尽记。又借《唐书》，亦然。举进士试入高等对经义说书皆第一，时年十八，释褐为邢州巨鹿主簿。陈成肃帅高阳召至府，重礼之，请讲《春秋》，亲率官属往听，迁晋州和川令。道原为人急然诺，重气义，郡守得罪被劾，属官皆连逮下狱，道原独供饮食，且保证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狱既解，又数转运使以深文峻法抵官满，以疾不赴诏者累年。陆介夫帅广西辟掌机宜。

道原笃好史书，纪传之外，网罗百家，以至稗官小说，无不该览，当其专精，忘寝食之劳，其谈数千载事，若指诸掌，贯穿出入，皆可考验，故独以史学高一时。治平中，今端明殿学士司马君实受诏修《资治通鉴》，奏请同修，道原于汉魏以后事，尤能精详，考证前事差缪，司马公悉委而能决焉。居二年，转著作佐郎。

道原性耿介刚直，不以一毫挫于人。熙宁初，执政有与道原故旧者，欲引以修三司条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为，执政者浸不说。当是时，其权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愤愤，欲与之较，面语侵之，变色悖怒，而道原意气自若，见谗谄附会者，疾之如雠，久之，亦不自安，以亲老告归南康，就乞监酒税，以就养。有诏即官下编修。改秘书丞，赐五品服、丁母寿安县君钱氏忧，解官。又诏就家续成前书，未除丧，元丰元年九月戊戌卒，年四十七。其年十一月壬申葬南康军母氏之茔。

道原好著述，志欲包括古今天下事物，无所不学，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世官府案牍，亦取以审覆其书之得失。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借读且抄，尽得乃已，目为之翳病、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强学如故。著《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谱略》各一卷，《外纪》十卷，他书未成。

娶蔡氏职方郎中巽之女、封安平县君，生三子，曰羲仲、和叔、羲叔，一女曰和仲。祖禹与道原修书九年，道原将卒，口授其子，使作书来别曰：子其为碣，若表以识吾墓铭。曰：呜呼!道原博学强识，海涵地负，富有万物，人所难能，不降色辞，中道而殒，鲜克知之，精明在上，体魄在下，刻诗墓前，以诏观者。

(宋) 范祖禹： 《秘丞墓碣》，见《三刘家集》。

道原，高安刘氏，讳恕，博极群书，以史学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其父涣，字凝之，葬道原于星子城西，以故司马文正温公《十国纪年序》为铭，纳诸圹中，其僚今翰林学士范淳夫为文碣于墓次。此两公皆天下士，故道原虽不得志，而名誉尊显，诸儒纪焉。后十余年，刘氏少长，相继逝殁，惟道原一子羲仲在，论者归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迁葬道原于江州德化县之龙泉山。以《十国纪年叙》及《墓碣》义论譔其遗事，乞铭于豫章黄庭坚。庭坚辞曰：道原于天下独与温公为知己，温公序道原学问行义，揭若日月，庭坚何以加焉。羲仲三请，曰：迁奉不可以不书，因得以先人遗事为托。终不得辞，则叙而铭之。

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初仕年十八，名重诸公间，负其才不肯折节下人，面数人短长，不避豪贵，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为吏发强老奸宿负，必痛绳治之，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也。

倦游十五年，温公修《资治通鉴》，奏以为属，乃迁著作佐郎，书未成，而道原下世。后七年书奏，御论修书之功，有诏录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元祐七年，刻《资治通鉴》版，书成，又诏书赐其家，诸儒以为宠。道原平生所著书五十四卷，皆有事实、不空言。

道原与王荆公善，而忤荆公，与陈鄘公善，而忤鄘公，所争皆国家之大计，与大臣之节，故仕不合，以滨于死而不悔。

尝著书自颂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 高自标置，擬伦胜己： 疾恶太甚，不䘏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谋而疏阔，剧谈而不辩，慎密而漏言，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与人和而好异议，不畏强御而无勇，不贪权利而好躁，俭啬而徒费，欲速而迟钝，暗识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乐放纵而拘小礼，易乐而多忧，畏动而恶静，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事往未尝不悔，它日复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观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谓君子之学矣。以道原之博学强识，而其蔽犹若是，亦足以知学者之难也。夫学者陷而入于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后学者得监观焉。

初凝之忿世不容，弃官，老于庐山之下，至道原而节愈高，盖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务追配前人，立名于后世，故傲睨万物，而潜心于翰墨，仕虽不逢，得其所愿矣。夫人蔡氏，亦有贤行，生三男，羲仲、和叔、羲叔，称材器皆过人。和叔以文鸣而称材笃好，不幸相继死。羲仲沈于忧患、不倦学，犹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参军孔百禄。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传弗著，著其大者。铭曰：

贪夫所争，烈士所弃，显允刘君，去位遂世，其清近义，其勇近仁，其子守节，对于前人，刘子矫矫，执方恶圆，与世龃龉，曰吾道然，其在闺庭，悦亲以孝，举按抱衾，室家静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师，四海温公，俾民不迷，温公补衮，元元本本，刘子执简，匪躬蹇蹇，温公论政，以学为原，浚川积石，学深其源，温公忽忘，刘子典学，我为铭诗，式告后觉。

(宋)黄庭坚：《刘道原墓志铭》，见《黄豫章集》 卷23。

《书秘丞墓碣后》： 元丰初年，司马温公一日谓余曰：子识刘恕乎?舜民对曰：未也。公曰：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不久，道原告卒，竟不获一见之。予思之，司马公自言四十以后，不为人撰论遗事，亲友之嘱，一以谢之，独为吕献可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历陈刘道原事迹，二人而已。今其子羲仲不鄙，俾予书墓碣。援笔之间，不胜叹息。元祐庚午岁秋月起部北轩。(庚午乃元祐五年，范太史前此作碣，而今始书之。)

(宋)张舜民撰，见《三刘家集》。

刘攽、刘恕同在馆下，攽一日问恕曰：“前日闻君猛雨往州西何也?”恕曰： “我访丁君间冷无人过从，我故冒雨往见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请求耳。”恕勃然大怒，至于诟骂。攽曰：“我与君戏耳，何忿之深也?”然终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测，异时方知。是日恕实有请求于丁，攽独不知，而误触其讳耳。

(宋) 魏 泰： 《东轩杂录》。

刘道原为人强记，史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细大之事如指掌。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色变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所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为意。士子有谈新经义者，道原怒形于色，曰： “此人口出妖言，面带妖气。”

(宋) 朱 熹： 《名臣言行录》。

《宋史·刘恕传》：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为颍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意，以寿终。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八岁时，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子。”一坐惊异。年十三欲应制科，从人假《汉》、《唐书》，阅月皆归之。谒丞相晏殊，问以事，反覆诘难，殊不能对。恕在巨鹿时，召至府，重礼之，使讲《春秋》，殊亲帅官属往听。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 《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巨鹿主簿、和川令，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郡守得罪被劾，属吏皆连坐下狱，恕独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列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则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

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

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 “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 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 《通鉴外纪》。

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 “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好攻人之恶，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终不能改也。

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后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早死。

(元) 脱脱等： 《宋史》 卷444。

《十国纪年序》： 皇祐初，光为贡院属官，时有诏，士能讲解经义者，听别奏名。应诏者数十人，赵周翰为侍讲知贡举，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其中一人所对最精详，先具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以己意断而论之，凡二十问所对，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及发糊名，乃进士刘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与相识。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岁试诗赋论策，亦入高等，殿试不中格，更下国子监试讲经，复第一。释褐邢州巨鹿主簿，迁和川令。陆介夫为广西帅，奏掌机宜。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滚滚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诸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先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庶可奏御差使。上甚喜，寻诏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章之士诚多，至于精专史学，臣未得而知，所知者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与共修书，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名其书曰《资治通鉴》。

王介甫与刘道原有旧，深爱其才。熙宁中，介甫参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道原固辞，以不习金谷之事，因言天子方属公以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介甫不能用，亦未以之怒。道原每见之，辄尽诚规益，及吕献可得罪知邓州，道原往见，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盖亦有所未思，因为条陈新更法令之不合人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介甫大怒，遂与之绝。未几，光出知永兴军。道原曰：我以直道忤执政，令官长复去，我何以自安，且吾亲老，不可久留京师，奏乞监南康酒税，得之。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于洛阳。

后数年，道原奏请身诣光议修书事，朝廷许之，道原水陆行数千里至洛阳，自言比气羸惫，必病且死，恐不复得再见，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遭母丧，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际，则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官至秘书丞，年止四十七。嗟乎! 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 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道原嗜学，方其读书，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在和川尝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守刘雄碑、嘉平五年始改达元，正旧史之失。在洛阳与光俱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称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归而验于旧史，信然。宋次道知毫州，家多书，枉道就借观之，次道日具酒馔为主人礼，道原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愿悉撤去，独闭门昼夜读且抄，留旬月，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邪!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凡有施置，举天下莫能夺，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变色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为意。见质厚者，亲之如兄弟;奸谄者，疾之如仇雠。用是困穷，而终不悔，此诚人之所难也。昔申桭以多欲不得为刚，微生高以乞醯不得为直，若道原者，可以为刚直之士乎!

道原家贫，至无以终甘旨，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洛阳南归也，时已十月，无寒具，光以衣袜一二事及旧貂褥赆之，固辞不受，强与之，行及颍州，悉封而返之。于光，而犹不受，于他人可知矣。

尤不信浮屠之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斋而自随哉!可谓知之明而次之勇矣。

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谱略》，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曰：今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非得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

道原自言其先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经及第，为临川令，卒官，遇乱不能归，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为筠州，今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进士及第，为颍上令，不能屈节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欧阳永叔作《庐山高》以美之，今为屯田员外郎致仕云。元丰元年十月日、涑水司马光君实序。

(宋) 司马光撰，见《三刘家集》。

《通鉴外纪后序》： 孔子作《春秋》，笔削美刺，子游、子夏，门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辞。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而为之作《传》，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惟陆长源 《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诛绝之罪也。《左氏传》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以免时难。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依《左传》体为《汉纪》，言约事详，大行于世。晋太康初，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记事，多与《左氏》符同，诸儒乃知古史记之正法。自是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为编年之书。至唐、五代，其流不废。汉、晋《起居注》，梁、唐《实录》，皆其遗制也。《国语》亦左丘明所著，载内传遗事，或言论差殊，而文词富美，为书别行，自周穆王尽晋知伯、赵襄子，当贞定王时，凡五百余年，虽事不连属，于史官盖有补焉。七国有《战国策》，晋孔衍作《春秋后语》，并时分国，其后绝不录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为诬淫不概于圣，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其说虽存，然不能为《国语》轻重也。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 《西汉书》，博览者乃及 《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寝微矣。

案历代国史，其流出于 《春秋》。刘歆叙 《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勖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纪史传，由是经与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因善恶以明褒贬，察政治以见兴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赞《易》而不作《春秋》，则后世以史书为记事琐杂之语，《春秋》列于六艺，愚者莫敢异说而终不能晓也。

恕皇祐初，举进士，试于礼部，为司马公门生。侍于大儒，得闻余论。嘉祐中，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讬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倣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恕曰：“司马迁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汉，兴亡治乱，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寿总八朝为南北史，而言词卑弱，义例烦杂，书无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复《统史》，世近亡轶，不足称也。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世大典，高勋美德，褒赞流于万世，元凶宿奸，贬绌甚于诛殛，上可继仲尼之 《经》，丘明之《传》，司马迁安可比拟，荀悦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受诏修历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 “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熙宁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帅颍川，固辞不行，退居洛阳。恕褊狷好议论，不敢居京师，请归江东养亲。公以新书未成，不废刊削，恕亦遥隶局中。

尝思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当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若鲁隐之后，止据《左氏》、《国语》、《史记》、诸子，而增损不及《春秋》，则无与于圣人之《经》，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比於后事，百无一二，可为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廷为《后纪》。昔何承天、乐资作《春秋前后传》，亦其比也。将俟书成，请于公而为之。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稚子羲仲书之。常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窃禄，因取诸书，以 《国语》为本，编 《通鉴前纪》。家贫，书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书，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烦简不当。远方不可得国书，绝意于《后纪》; 乃更《前纪》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之兴废大事，坦然可明。

昔李弘基用心过苦，积年疾而药石不继，卢昇之手足挛废，著《五悲》而自沉颍水，予病眼病创，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艰苦过之。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焉。佗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

(宋) 刘恕： 《通鉴外纪》。

《外纪前序》： 夫计亿兆者始于一，总众议者归于同，古今兼载，则竹帛不能记，撮其机会，则事尽于终卷，六经具而诸子兴，文籍烦而谱谍作，太史公云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咸不同乖异，历汉魏晋，去古益远，众言不本于经，夸者务为诡诞，包牺前后，逮周厉王，竞列年纪，更相违背，辽邈无据，安能考质。存其一说，备列于下，与弃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共和以后，则用岁阳岁名著于上、示相别也。班固谓三统历最密，杜元凯推春秋当时之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闰及日食，而云三统历术，比诸家最疏，推经传朔日皆不合也。元丰元年八月日、京兆刘恕道原序。

(宋) 刘恕撰，见 《三刘家集》。

《外纪后序》： 孔子作《春秋》，笔削美刺，游、夏不能措一辞，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为之作《传》，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左氏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之所贬损，其事实皆形于《传》。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命荀悦依 《左传》体为 《汉纪》。自是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并为编年之书。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专尚 《西汉书》、博览者乃 《史记》《东汉书》，近代事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恕皇祐初举进士，试礼部，为司马公门生，侍大儒得闻余论。公修 《资治通鉴》，恕为属吏，自念生平事业无一成就，因取诸书，以《国语》为本，编《通鉴前纪》，又以不能编后纪，乃更曰 《外纪》，犹《国语》为《春秋》外传之义。而病眼病疮，不寐不食，陶潜自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如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 《外纪》焉。他日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则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

(宋) 刘恕撰，见 《三刘家集》。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案此条袁本脱去，与上《资治通鉴》误合为一书)

右皇朝(先谦案旧钞宋)刘恕撰。司马光作《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或尧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先谦案：袁本一)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号曰《外纪》犹《国语》称 《春秋外传》也。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见 (清) 王先谦合校本。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三卷 秘书丞高安刘恕道原撰。司马公修历代君臣事迹，辟恕为属。尝谓《史记》不及包牺、神农。今历代书不及威烈之前，欲为《前纪》。而本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会道原病废，绝意《后纪》，乃改《前纪》为《外纪》云。《通鉴》书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于此书用力最多，援黄鉴、梅尧臣例，官其子，且以书赐其家。道原父涣凝之，家庐山。欧阳公所为赋《庐山高》者也。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

《疑年谱》一卷、《年略谱》一卷、《杂年号》附刘恕撰。谓《春秋》起周平、鲁隐《史记》本纪自轩辕，列传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鲁隐其间七十一年，即与《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包牺、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大略不取正闰之说，而从实纪之，四夷及寇贼僭纪名号，附之于末。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

《外记》，皇朝刘恕撰。司马光受诏修《通鉴》，恕辟置史局。尝谓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包牺、神农缺而不录，光为历代书，而不及书威烈之前，以包牺至末命三晋为诸侯可为前纪，宋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为后纪，将俟书成有请于光，及恕病废绝意于后纪，乃更前纪曰 《外纪》。(书目) 刘道原作 《外纪》，网罗考摭详矣，独惜其博焉，而未粹择焉。而未精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尚父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业，是以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曾谓圣人亦出此哉。又论夏禹摄政，虞舜南巡往而不反，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托诸梦寐以服群臣耳。其论命也，谓命以杜无妄之求，中人安于摈弃俟时而不竞，盖圣人以此笼群愚而息争端也。若此之类，盖不一也，识者当自能辨其当否。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 晁氏曰：皇朝刘恕撰。司马公作《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或尧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号曰外纪，犹《国语》称《春秋》外传也。

陈氏曰：司马公修《通鉴》，辟恕为属，恕尝谓《史记》不及包牺、神农、今历代书不及威烈之前，欲为前纪，而本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会病废，绝意，后乃改前纪为外纪云。《通鉴》书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于此书用力最多，援黄鉴、梅尧臣例，官其子，且以书赐其家。道原父涣凝之，家庐山，欧公所为赋 《庐山高》者也。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

《资治通鉴外纪》 十卷。司马公作《通鉴》，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刘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光答事包《春秋》，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号曰《外纪》。愚谓《外纪》视《稽古录》已属蛇足，然恕躬与《通鉴》编纂之任，则犹差可。而宋末金履祥又作《前编》，许谦序云：先生尝谓司马文正公作《通鉴》，泌书丞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既谬于圣人，此不足以传信，又言其书用皇极经世秝，履祥之学，谬陋浅妄，一无足取，诋訾刘恕诚为不自量其用皇极经世称，得失可置之勿论。此外若苏辙《古史》，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增架虚浮，吾何以观之哉。(鹤寿案：先儒谓外纪一书，网罗考摭详矣，独惜其博焉而未粹，择焉而未精，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尚父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臣民仰其功业，是乃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曾谓圣人亦出此哉。又论夏禹摄政，虞舜南巡，往而不返，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托诸梦寐以服群臣耳。若此之类，识者自能辨其当否。)

(清) 王鸣盛： 《蛾术编》卷11。

《通鉴外纪》 十卷，《目录》五卷，刘恕撰。自序述其于治平二年司马公受诏修《通鉴》，始蒙辟置史局。熙宁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帅颍川，固辞不行，退居洛阳，恕以褊狷不敢居京师，请归江东养亲，公以书未成，不废刊削，恕亦遥隶局中，尝思书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莫知适从，欲以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为前纪，本朝一祖(太祖)、四宗(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为之。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子羲仲书之，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窃禄，因取诸书编 《通鉴前纪》。家贫书不具，南徼僻陋，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烦简不当，远方不可得国书，绝意于后纪，乃更前纪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过苦，积疾而药石不继，卢昇之手足挛废，著 《五悲》而自沉颍水，予病眼病创，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艰苦过之，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焉。他日书成，恕不及见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后纪》，故并《前纪》改名《外纪》。但前言始包牺，后言始共和，今观其书，实始包牺，临终昏乱，语多参错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传》，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马公作《外纪序》云：道原其先万年人，祖度，为临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案，北宋筠州为今江西瑞州府，高安县即府治，临川县则今抚州府治，与高安亦相近，若万年县者，恕自署云京兆万年，乃今陕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饶州府亦有万年县，则系明置，非此万年也。恕之史学，实为宋人中翘楚，今观《外纪》之为书，似无甚可取者。盖恕自治平初即助修《通鉴》，至熙宁四年，前后共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马公辞颍川归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即以此时归江东，江东即筠州，与洛相去甚远，似不能与修书事。其实《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马光本传》，光归洛后，凡十五年不与政，专务修书，而恕虽远，遥隶局中，则于家中修纂邮寄者必多，况本传又言，恕归里后，又尝请诣光，留数月而归，于道得风挛疾，然则《通鉴》之出于恕手者多矣。司马序又云，英宗令光自择馆阁英才共修，光对曰，馆阁士诚多，至专精史学，臣惟识刘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仰成而已，由此观之，《通鉴》之出于恕手者多矣。恕卒于元丰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鉴》成，果不及见矣。所著 《五代十国纪年》，已不传，所传唯《外纪》，而此书不足以尽其蕴，恕之学几不甚著于天下后世，予故特表出之。(司马公《外纪序》，文集乃作《十国纪年序》，大误，五代十国纪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清)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卷100。

《通鉴外纪》 宋刘恕撰。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万年人。祖受为临川令、葬于高安，因家焉。《宋史》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马光作此书序，称恕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则当生于明道元年。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则皇祐元年进士也。初授巨鹿主簿，寻迁知和州翁源二县。会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以恕同司编纂，转著作郎。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终于家。此书乃其临没时所成也。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遘疾，右股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羲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金履祥作《通鉴前编》，诋其好奇。今观其书周成王元年丙戌、称周公摄王之元年，越七年癸巳、始称成王元年，则是周公殆类新莽之为矣。又称鲁惠公为隐公娶于宋，见其女好而自纳之，生桓公，是惠公先有卫宣之丑，如斯之类，颇为不经。又如齐桓观龙，殆如戏剧。熊渠射虎，何预劝惩。虽曰细大不捐，亦未免贪多务得。履祥所论，未可谓之吹求。然外纪于上古之事，可信者大书。其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未尝不具有别裁。目录于共和以后据《史记》年表编年。共和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阳岁阴之名，并不缕列其数，亦特为审慎。且其自序称陶潜预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繁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云云。则恕作此书，特创为草稿，储材备用。如《通鉴》之有长编，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遽加轻诋，操之未免为已蹙矣。

(清)永 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宋刘恕撰。恕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欲作通鉴前纪、后纪而不果。迨病垂没，乃口授其子羲仲为此书，以备前纪之稿本。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终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与《通鉴》相接。其目录亦全仿《通鉴目录》之例，司马光为之序。

(清) 永 瑢： 《四库全书简明书目》卷5·史部2·编年类。

刘恕著 《通鉴外纪》，其书不引据经传，惟以《国语》为主，而杂采诸家说以附益之，而于 《国语》其割并翦裁之处，有未惬人意者。如《国语》卷十七，楚庄王使士斖傅太子审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云云，一一分疏其所以然之故。《外纪》乃摘录其文曰，教之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而令语故志等字，茫然不知其所谓，倘曰有《国语》原文在可覆按也。则无取乎著此书矣。《国语》又曰，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长以道之信，凡十二语，今《外纪》乃合并其文曰，道之忠信礼孝事仁文武罚赏，独录其末一语曰，明齐肃以耀之临，任意去取，漫无体例，尤不可解矣。……

(清)张宗泰：《书刘恕通鉴外纪》，《鲁岩所学刊》 卷5。

《外纪》 于第一卷之末，力辨三皇五帝之说，出于后儒，持论可为谨严，乃其书驳杂舛错处叠见于册。如谓西伯阴谋行善修德以倾商政，文王果若是乎!武王瞋目而㧑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此岂武王所言!以黄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此岂武王所为。知《史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伯越之说为华而不实，而不知说齐、说吴、说越、说晋，一切诡诞倾诈之词，决不出于子贡，乃泛然登载，不能持择何也。又有前后失于参考处，如成王四年，赐鲁重祭，外则郊社，内则大禘尝，而平王四十八年又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又襄王二十四年，晋虏孟明视等三将，中间并未叙明孟明视复归于秦。二十七年春正月，又言孟明视伐晋。景王十八年引《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隔三页又云光者王诸樊子也。敬王二十年，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而《国语》原文是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又惠王十一年，子公文蘧除立。公文是文公。襄王十六年，安其坏土。是壤土。简王十一年，鲁叔孙侨如晋。当作侨如如晋。十三年，使吕宣子将下军。将是佐字;右行卒，卒是辛字。荀会文敏，会当作桧。灵王十年，侯伯子男。侯是自字。二十年，而知国伦，知是以字。景王二十三年，刚戾忍询，询是诟字。光嘉乃客舍员，嘉是喜字。敬王二十六年，而辱军事寇令，原文是使寇令，使字不可删。三十年，何曰以来。曰是日字。令其子孙，令是今字。三十六年，追迹三伐之礼，伐是代字。四十一年，梁险而在境，原文是在北境。元王七年，卫褚师北等作乱，而《左氏传》哀公二十五年是褚师比。考刘道原得年仅四十七岁，此书为编次未定之本，故不免多所舛误耳。

(清) 张宗泰： 《再书通鉴外纪》，《鲁岩所学集》 卷5。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宋刘恕撰。(恕字道原，筠州人，皇祐元年进士，官秘书丞)《四库全书》著录，《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载之。惟陈氏有《目录》三卷，按三当作五字之误也。道原以司马氏《通鉴》讬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而不起上古或尧舜，殊为阙陋，因撰此书，起包牺氏，迄周厉王，只载世次;起共和元年庚申，迄威烈二十三年丁丑。俱编年以系事，号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凡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其例，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于上，而各标外纪卷数于下，与《通鉴目录》体例相同。按道原史学，实为宋人中翘楚。今观是书，似无甚可取者。尧山堂《群书考索》评之曰：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民仰其功业，是以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 曾谓圣人亦出此哉。 又论夏禹摄政， 虞帝南巡，往而不返，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讬诸梦寐以服群臣耳!其论命也，谓命以杜无妄之求，中人安于摈弃。俟时而不竞，盖圣人以此笼群愚而息争端也。若此之类，盖不一也，识者当自能辨其当否云云。其抉摘是书，可谓精确不磨，盖由道原专务助修《通鉴》，精力未能兼顾，以致败阙纷纷也。然共和以前，止纪世而不纪年，已远出胡五峰、金仁山诸家之上矣。故君实亦为之序。而《外纪》之末，《目录》之前，俱有道原自序。此本为嘉庆辛未吴县吴(志忠)所校刊，后有吴氏跋。

项羽

项羽（公元前232年 ―公元前202年），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羽。秦末农民领袖之一。秦国灭亡以后，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他的祖父项燕是战国末年的名将，被秦将王翦所杀;叔父项梁。秦统一六国以后，项梁杀人，与项羽躲避关中(辖境所指大小不一：一称函古关以西为关中，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巴蜀在内;一称秦岭以北地区，又时或包括陇西、陕北)。当时每碰到重大徭役和丧事，项梁经常主持其事，暗中以兵法组织训练宾客子弟。项羽少年时学习书写和剑术，虽力气能够扛鼎，但均无所成就。项梁为此很生气。而他却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教给他兵法，他只学大意，不肯往深里钻研。然而项羽的才气超过一般人，秦始皇东游会稽(今江苏苏州)时，他在路旁观看，曾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秦二世胡亥元年(前4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领导反秦大起义，不久便建立张楚政权。原来六国的贵族听到这一消息也纷纷起兵参加反秦斗争。同年九月项梁与项羽杀会稽郡守通，举兵反秦。项梁自己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部署精兵八千人。陈牺牲后，其部将召平矫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命其引兵士击暴秦。秦二世二年(前208)三月，项梁即率部渡江，东阳令史陈婴率部两万人归附项氏叔侄，渡淮以后英布、蒲将军也率部来归附，兵力一下子竟达六、七万人之多，成为当时反秦武装的主力。(前208)6月，项梁召集起义军将领在薛地(今江苏睢宁西北)开会商讨，拥立楚怀王孙心，但仍然称为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此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定陶(今山东西南郊、万福河上游)。项羽、刘邦也攻占了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地至雍丘(今湖南杞县)，斩秦三川守李田。此后不久，由于项梁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乘机袭破，项梁阵亡。项羽、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和砀(今河南永城县东北)。章邯又渡河北上击赵。宋义领兵至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坐观成败，四十六日不出兵。为此项羽以宋义与齐密谋反楚为名，袭杀宋义。怀王即命项羽为上将军，统师全军救赵。项羽派当阳君、蒲将军领兵二万迅速渡过漳河，以解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之围。随即率全军渡河，破釜沉船，进攻秦军。双方经过九次激战，大破秦军。王离被俘，涉间自杀。项羽率军救赵时，诸侯的军队都在壁上观战。战事结束后，诸侯将领拜见项羽都膝行而前，不敢抬头看。从此后各路诸侯的军队都听从项羽的指挥。接着项羽在汙水又大破秦军，并利用秦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招降章邯。项羽怕降卒不服，在新安(今河南省洛阳市西部、黄河南岸、西北端邻接山西省)城南将二十万秦降士卒全部坑杀。

当项羽率领大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经先期进据咸阳。由于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关者做关中王”，刘邦按约定应该做关中王。项羽入关后依仗他手中掌握的四十万大军，企图消灭刘邦独霸天下。因为刘邦卑词言和，双方暂时和解。项羽随即率兵西屠咸阳，杀死秦降王子婴，焚毁秦的宫室，抢掠宝货和美女，秦民大失所望。汉元年(前206)，项王以怀王为义帝，都郴(今河南省郴县)，又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据梁、楚之地九个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不久，田荣、陈余、彭越等相继反楚。刘邦也回师占据三秦，进逼西楚，于是爆发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刚开始时，刘邦抓住项羽在齐地做战之机，于汉二年(前205)四月进占彭城。项羽随即回师援救，大败汉军，刘邦退据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此后，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一线长期相持。项羽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弱点却日益显露：他不定都关中却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无法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一直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进退维谷，疲于奔命;项羽虽然作战勇敢却不善于用人。如韩信、陈平等都弃楚归汉成为刘邦的重要将领和谋士。项羽甚至对他的重要谋臣范增也不信任，以至在政治上屡屡失策。由于上述原因，使项羽丧失了战役上取得了一系列战果，而刘邦却得以转败为胜。汉五年(前202)十二月，楚军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人少食尽，汉军四方唱起楚歌，项羽同虞姬对饮，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即率八百骑兵突围，到阴陵迷失了道路，复到东城。跟随项羽的仅剩下二十八骑。而汉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紧紧追赶。项羽引兵向东，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内)自刎而死。项羽自刎前仍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不能认识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汉王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

谢榛

谢榛(公元1495—1575年)字茂榛，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老人。临清(今属山东)人。少时即能度曲、作乐府商调，临清德州一带少年争歌之。为人性格豪爽，喜游侠，好交游，长而折节向学，刻意为诗歌，以诗名于时。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曾到彰德(今河南安阳)游历，受到藩王赵康王礼遇。后游京师，援救陷入冤狱的才士卢柟，为士论所称誉。在京期间，与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等结为诗社。榛年最长，以布衣为此“七子”之领袖。后李攀龙声誉日高，与榛论诗主张有异，遂加以排挤，与之绝交，并作人身攻击。榛眇一目，攀龙言“岂其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将其挤出“七子”之列，而榛诗名益高，交游益广，陕西、山西一带藩王争相邀请，遂游诸藩王之间，以在赵王府最久。神宗万历元年(1573)，再次至彰德，赵康王曾孙穆王为其刻印全集。榛为作《竹枝词》十四首，穆王令宫姬贾氏演唱，后又将贾嫁与谢榛。榛载贾姬游河北各地，至河北大名，有人请写寿诗一百首，榛写至八十馀首，投笔而逝。榛对诗歌创作有自己之主张，“七子”结社之时，诸子对于唐诗名家感到无可适从，榛言：“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见《列朝诗集小传》)诸人心师其言。其论诗，主张“文随世变”，虽主复古，但又认为“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学古注重气格，新变则强调意象、兴会、妙悟。在明代复古派诗论家中颇有创意。榛以布衣游于王侯卿相之间，其诗多为酬对投赠之作，有些就是适于歌儿舞女之口，点缀于歌筵舞宴的宫词艳曲，如《秋宫词》等。其诗中亦有不少抒发自己沉沦不偶、事业无成的感慨，如《暮秋即事》、《宿淇门驿有怀》等。还有许多记游、记行和表达作者对国事关切的作品，如《渡黄河》、《赴石门峡》、《居庸关》、《晚眺》、《野兴》、《榆河晓发》、《哀江南》八首等。此类作品大多写得意境深厚、雄浑沉练。工于近体。其诗法度森严句响字稳，气逸调高。其五律学习杜甫，尤为逼真，只是缺少独创性。著有《四溟诗话》。其诗收入《四溟山人集》。《明史》卷二八七、《明史稿》卷二六八皆有传。

〔正 史〕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 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入京师，脱卢柟于狱。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①，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②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赵康王卒，榛乃归。

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③。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阕，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 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

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④，厥⑤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

《明史·谢榛传》卷二八七

〔注 释〕

①镌责：诘责。②右：推崇。古以右为上。③竟十章：弹奏了10个乐章。竟，终。④心师其言：把他的话当作作诗的指南。师，师法。⑤厥：其。

宋恕

宋恕(1862—1910)，原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后又改名衡，平阳人。

清光绪十三年(1887)夏，随岳父孙锵鸣前往上海，襄阅龙门书院课卷。秋间复往南京襄校钟山书院课卷。十五年乡试不第，寓居杭州七宝寺读佛经。次年夏，在俞樾介绍下到武昌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并电钦差俄德奥和(也作合，今之荷兰)四国大臣许景澄，请携为随员，因病误期。十七年底，因出国未成，留上海过年，在旅馆起草《上李中堂书》并撰写《卑议》(初稿)，决心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变法维新政治纲领。十八年端午节前抵天津，向李建议“易服改制，一切从西”。 目前应参考西方制度，采取变通办法进行改革，被李嘉为“海内奇才”，派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甲午战败后，离天津寓居上海，整理《津谈》一书，托儒家和孔子之古，为《卑议》之变法维新纲领提供理论基础，“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这一名言出于该书。此后在上海接触大批维新派人士及其领袖，逐渐成为上海维新派之理论核心。谭嗣同誉为“后王师”，孙宝琦请其起草《光绪皇帝罪己诏》。二十一至二十四年，在沪参加变法维新舆论准备工作，在崇正讲舍、安澜书院时务卷中宣扬爱国民主思想，担任《经世报》临时主笔，写过多篇政论，出版活字本《卑议》，为农民、商贩、少数民族，特别是妇女立言，对封建专制主义理论支柱——程朱理学大肆鞭挞。戊戌政变后，思想转于消沉。二十七年秋，曾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二十九年东游日本，诗人本田种竹等7人设筵于东京临江楼接风。三十一年，应山东巡抚杨士骧之聘，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以后曾代理山东编译局坐办，在济南首尾四年，致力于推进山东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出许多创议。

回瑞安后，身体一直不好，于宣统二年(1910)三月六日逝世。其遗著建国后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93年出版《宋恕集》(胡珠生编，中华书局)，并被选入《中国启蒙文库》(张岱年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了然法师

了然法师（1889年11月11日-1977年7月6日）俗姓温，名谦和，江西省宁都县人，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岁十一月十一日生。幼时在私塾读书数年，及长以织售夏布为业。二十岁时，奉父命订了亲。二十四岁，以夏布滞销，生意失败，顿生离尘出俗之想，即坚决退了婚姻，投入本邑龙凤寺出家。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于宁都大乘寺受具足戒，同坛受戒者还有德森法师。了然圆戒后，独居七星岩山顶，参禅数年。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住赣州光孝寺。后来曾任马祖道一住持过的道场进贤开元寺住持。

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生前，坚持不收剃度徒、不做住持的原则，但有几位法师，追随在大师身边，服膺、护持大师，弘扬净土法门。他们四位就是真达、德森、妙真、了然四个人。

民国十年（1921年），了然法师与同戒师兄弟德森和尚，结伴行脚参访，先后参访过江南名山大刹，翌年到普陀山法雨寺，亲近印光老和尚，老和尚见二人生性笃实，甚为欢喜，为向佛顶山文质和尚处讨得藏经楼单，使二人安心住楼阅藏。并劝二人息念持名，修持净土法门。此后，印光老和尚以印经书故，移锡上海太平寺，二人仍在普陀山阅藏静修。民国十八年（1929年），印光老和尚以在上海太平寺住的年代久了，各方找上门请益者、皈依者日多。老和尚认为在上海人事繁杂，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闭关念佛。太平寺住持真达和尚，找到了苏州城内的报国寺，他先为修缮一番，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印光老和尚移锡苏州报国寺，开始闭关。这时了然与德森二人亦结伴随从，并协助印公抄写、校对、刊印经书之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兴起。京沪沿线风声鹤唳，闾阎不安。到了10月间，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在真达、妙真、德森、了然几个人的请求下，老和尚移锡到木渎镇灵岩山寺居住。了然、德森二人也随著印光老和尚到了灵岩山。

迁到山上的第二年，了然法师与德森和尚相约闭关，了然在佛海泉珍桃园的西关房。德森亦闭关於东关房。了然并颜其关房曰“不退”。因境幽缘胜，了然足不逾关达三十年，深得念佛三昧，屡感舍利下降灯花，陆续收藏，有数十粒之多，晶营洁白，如水晶珠，然择其中较大者，配成九粒安放各瓶内供奉。有人到关房中请求瞻礼者，所见颜色，各不相同，有见现极乐世界图者，深感佛法不可思议。

了然在披剃出家前，本读书不多，但因用功得力，智慧开发，文思泉涌，落笔成章。其所著《引祖心灯贯注》、《禅净双修》、《圆通章讲义》、《净修导言》、《入香光室》、《般若净土中道实相菩提论》、《普劝同伦念佛文》等，于禅净二门奥旨，多有阐发。

了然老法师的皈依弟子甚众，远及南洋各地。他尝告诫弟子云∶

“我等现今幸得人身，幸闻佛法，复幸得闻如是微妙净土念佛法门，圆顿直捷，简便易修，不假多劫，即生可到。应当生大惭愧，悲泣雨泪，渴仰慈尊，发菩提心，如子忆母，念念求生，心心不忘。见佛了生死，证得无生法忍，再来娑婆，普度一切众生。从今以后，常当忆念阿弥陀佛，作无上慈父想。观音、势至、清净海众，作无上良朋想。复当忆念极乐国土，作究竟安乐家乡想。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及修诸功德，作预备资粮想。临命终时，作到家日期想。苟能如是忆想之极。自然渐渐生处转热，熟处转生，念佛必须至诚恳切，句句佛号，从正念心中流出。心能专注，妄念自息。妄念若起，能觉便无。古德云∶‘不怕念起，唯恐觉迟。’纵使我等不是正念佛时，亦应时时忆及一句佛号，莫令忘记。设或忘记，想起复念，若能二六时中，常把阿弥陀佛四字洪名记在心头，久念必熟，念念不忘。如我等常有许多要事未了，牢记在心。甚至晚上做梦，亦忘不了。我等对于念佛，亦应如是。何况念佛是专为了生脱死之第一大事。人生大事，莫若生死，今以念佛了生脱死，实为出苦慈航，何敢失却，失却必复沈沦，终难出离苦海。观此，可知念佛是大事中之大事，我等欲了生死，应当努力完成此件独一大事。”

凡有善信至关房参谒、请求开示者，唯以念佛求生净土为训，语多平淡，悲心流露，闻者莫不深为感动。他有“座右铭”悬之壁上，有云∶

“人生无常，朝不保暮，须勤念佛，切莫虚度，一堕三途，万劫受苦，趁此健康，求生净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老法师年已七十八岁，他一向在山上闭关，不预世事，倒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只不过度了十年十分艰苦的生活。1975年，他快九十岁了，由灵岩山移居天平果园养老。1976年春季，他的俗家弟子迎他至苏州城内调理病体。先住在钟楼新村，後来迁到谢卫前居士家中。1977年7月6日，因中璁身有寒热，不语不食，像是入了三昧。延至9日早上，忽然出声念佛，并举目四顾。命弟子助念，他也随著念，面现愉悦之容，正念分明，安详往生，世寿八十九岁，僧腊六十五夏。

据说老和尚往生前数日，曾得一梦，梦见昔日关房前的桃树，结的最大的一颗桃子成熟了。他醒后语弟子说∶“既然果熟，我当往生。”即预嘱三事∶一、交出本人照相底片，以便印出来供求索者；二、于命终以后，只穿破旧衣服，好者施人结缘；三、在身故后，可将他所藏檀香油，为其涂身後梵化。

老和尚往生之日，众人闻到异香满室。拭身更衣之时，肢体柔软。数小时后，有一位居士到遗体前顶礼，见他笑容宛然。下午，又有某比丘尼，跪在榻前持念佛号，瞥见老和尚双目微启，启后复闭。7月11日遗体荼毗，其烟袅袅上升，向西飘去。荼毗后捡得舍利花甚多，青黄白各色俱有。其灰用糖和面制成小丸，散于灵岩山佛海泉珍桃园之放生池中，与水族结缘；一部分灵骨供於灵岩山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改革开放，1980年2月，老和尚的僧俗弟子，将老和尚的灵骨奉安在灵岩山寺塔院，为其上供入塔。

张慧剑

张慧剑（1906-1970年），著名报纸副刊编辑。安徽石台人。笔名辰子。1924年任北京《舆论报》副刊编辑，开始进入新闻界。1929年5月16日，张友鹤主持的《南京晚报》创刊，任该报副刊编辑。其后，历任南京《朝报》、杭州《东南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和南京《新民报》主笔，主编各报副刊，其中又以在《新民报》时间最久，连续工作20年。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15日南京《新民报》迁重庆复刊，张恨水、张友鸾、他和赵超构相继参加该报，人称为《新民报》的“三张一赵”的会师，同任该报主笔，所编《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专栏很受人欢迎。1941年11月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创刊，主编副刊《西方夜谭》。1943年6月18日，成都《新民报》晚刊创刊，主编副刊《出师表》，并在该刊上开辟《辰子论林》专栏，发表大量自撰的短文，谈古说今，月旦人物，兼有文学和新闻的特色，是该报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1946年1月1日，《新民报》南京版晚刊发刊，主编副刊《夜航船》。同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创刊，主编副刊《夜光杯》。同年夏去北平，又主编北平《新民报》日刊的副刊《驼铃》。所编副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图文并茂，善组版面，经常讽喻现实，批判现实，不以低级趣味迎合读者，注意引导读者面对光明，心向真理，深受读者喜爱。他不仅依靠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而且自采自写，发表了大量杂文、散文和旧体诗词，仅刊登在《新民报》上的就不下千篇。在报界享有“副刊圣手”之誉。1959年离开《新民晚报》回南京长住，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专业文学创作，曾任江苏省人民代表、江苏省文联和省作协的副主席。1970年5月14日在南京病逝。著有散文集《辰子论林》、电影剧本《李时珍》等。

朱德熙

朱德熙（1920年12月3日—1992年7月19日），江苏苏州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昆明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任教。1979年任教授。

朱德熙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后因对古文字发生兴趣，于1940年转入中文系学习，师从文字学家唐兰，从事古文字研究。1951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与吕叔湘合作撰写 《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 上连载，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此又开始了汉语语法研究工作。朱德熙的研究范围还涉及写作、修辞、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多方面。但是成就最高的是汉语语法研究和古文字研究。 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朱德熙善于借鉴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更适合汉语的研究，因而常开风气之先，提出有关汉语语法研究的富有创建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成为我国近二三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带头人、引路人，被认为是我国思想最活跃、最富创新精神的著名语法学家。朱德熙先后发表的有关语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近50篇，其中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说“的”》、《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 的问题》 (与卢甲文、马真合写)、《“的” 字结构和判断句》、《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自指和转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以及《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 等论文均以崭新而又独特的理论观点、研究角度、分析方法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和称赞。他的专著《语法讲义》 和 《语法答问》 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在这些论著中，朱德熙提出并建立了 “词组本位语法理论”，首次有效地使用了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了关于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将横向的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汉语之间的语法比较研究与汉语普通话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

朱德熙在古文字研究方面造诣很深，特别是在战国文字研究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贡献。他先后撰写的有关古文字考释和研究的论文有30余篇，涉及的资料包括楚简、楚帛书、玺印、陶文、盟书和铜器铭文等，解决了不少悬疑已久的难题。他亲自参加了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望山楚墓竹简、平上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工作，还参与了《马王汉墓帛书》 和《银雀山汉墓简》 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并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朱德熙在古文字考释上不仅要求在字形上站得住，而且要求在语法、语义上也站得住，因此他的考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朱德熙不仅把战国文字的考释研究水平，而且把整个古文字的考释研究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以智

方以智（1611年-1671年）明清之际学者。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早年曾主盟复社，文名声誉动天下。崇祯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受权宦诬陷，辗转浙江、福建、广州一带。明亡后，改名吴石公，别号愚道人。在南明桂王朝廷任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数召为东阁大学士，力辞不就。南明亡，避清兵搜捕出家为僧，改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药地、极丸、浮山、愚者大师等。后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主持，被人告发，死于解往广州的路上。著作有《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集》、《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青原志略》、《一贯问答》、《岑外稿》、《愚者智禅师语录》等。

方以智学识渊博，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韵、文字、书画、医药、直至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参见《桐城耆旧传·方以智传》)。通晓中西自然科学，主张分学问为“测质”(自然科学)和“通几”(哲学)。认为前者研究质之通的物之理，后者研究“所以为物之至理”(《通雅》卷首)。哲学上提出气火一元论和“合二为一”的命题。逃禅后走向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方以智也是明清之际伦理思潮的代表之一。沿袭传统人性论，承认人生来即有至善的道德本性。区分出先天之善恶和后天之善恶，认为善恶本身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东西均·公符》)，二者相互依存、渗透，不可截然分开。肯定“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东西均·反因》)。追求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泯灭善恶的界限，以达于无善无恶的绝对至善。提出“体善用恶”，说明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恶是善的必然补充和参照物，“恶者，善之臣、善之余，善之用也”(《东西均·颠倒》)。从善恶不可分割的联系推导出相对主义善恶观。认为人的生存是道德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把所谓“生理”规定为“日用饮食”(《东西均·食力》)。突破传统的劳心者食于人，劳力者食人的传统观念，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要求。认为人人都应依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在工技、功能、文词、博学、道德等类人中，工技之人最高尚，以道德谋生的人最虚伪。“惟道德至尊而易以伪，言道德之言尤易伪”(《东西均·食力》，“宁以艺食，勿以道食”。在生死观上，提倡不浪死虚生，认为生死不二，“分别即生死”，批评齐生死、泯生死、轻生死、任生死都未认识到生死的本质，指出正确的态度是“忘生死”，“不生分别”(《东西均·生死格》)。表现出受佛教理论影响的相对主义道德思想。

斯特恩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天才。生于爱尔兰克朗梅尔。父亲是一位下级军官。他从小跟父母随军迁徙,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后由叔父收养,并把他送往哈利法克附近的学校学习,之后又进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毕业后接受神职,于1738至1759年,在约克郡附近的塞顿村任牧师,后来被任命为约克郡大教堂的受俸牧师,并曾在两个教会法庭任法官。

1759年在一场教会争论中,他模仿斯威夫特的风格写了一本讽刺小册子,对教会法庭中的权贵们进行嘲讽,小册子虽被查禁并焚毁,但他却对这种讽刺记叙文产生了兴趣,于是写了他的最主要作品《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与见解》(或译《项狄传》)的头两卷。该书于1759年在伦敦出版,并立刻获得成功,使他声誉鹊起,成了名流。1760年,他发表《约克的布道文》第一集,同时被任命为科克斯沃尔德教区牧师。

1761年出版《特利斯川·项狄的生平与见解》第3—6卷,1765年出版第7、8卷,1767年出版第9卷。在这个间隙中,他去法国和意大利作了7个月的旅行,将在旅行期间所得的印象写成了《约立克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或译《感伤旅行》)(1768),给他在欧洲带来新的声誉和影响。18世纪后期欧洲产生的文学流派“感伤主义”,这个名称就是由他的《感伤旅行》而得名的。1767年他写了一系列情书《约立克致伊丽莎白的信》。

1768年3月斯特恩患胸膜炎逝于伦敦寓所。他的《布道文》2至4卷及书信集都是在他逝世后发表的。

谢应芳

谢应芳（1295～1392），字子兰，号龟巢，江苏武进(今江苏常熟)人，元明之际的无神论者。自幼立志向学，终生不仕，设教授徒，生活清贫，曾被举为清献书院山长，不就。隐居于白鹤溪，筑室名“龟巢”，又用为名号。他一生致力于反对佛教、道教以及破除世俗迷信的斗争，所著《辨惑编》是宣扬无神论思想的重要著作。他称佛教、道教为“异端”，并着力反对佛教神学的因果报应论。他说：“因果无足征”(《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又于诗中称道：“不为因果惑，真是丈夫雄”，“抗言摧佛骨，所愿学韩公(愈)”(《龟巢稿》卷2《和孙伯昭佛社二十韵》)。同时，对社会上的“佞佛”风气，也有批判，他说：“浮屠之事，习以成俗，无有贫富贵贱，识者犹以其事为耻，可不悟乎?”(《辨惑篇》卷2)对于道教，他主要批判的是服食丹药以及长生不死的妄说。他指出：“神仙无足信，何药可延年?”(《龟巢集》卷5)更进一步指出崇道佞佛，浪费财物，破坏生产，主张把浪费的钱财用于救灾济民。他坚持无鬼论，认为人的生与死是自然之理，于诗中称：“常持无鬼论，不作送穷文”(同上，卷四)。他主张破除淫祠，平息邪说。批判卜筮迷信是巫觋们“假龟策以售妖诞之说”(同上，卷十四)。此外，他认为人的生死与祸福同其体形与相貌是无关的，他说：“若夫生死祸福，又岂言貌间所能尽邪!”(《辨惑编》卷三)他又广泛征引前人揭露与批判相术迷信的言论，说明相法的荒谬。他对以阴阳五行推演人生吉凶的禄命说，也坚持批判的态度，他说：“昔之人，以阴阳五行推测禄命而知死生祸福，亦间有奇中者矣。论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若今之泛泛售其术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为?”(《辨惑编》卷3)所谓“奇中”，也只是偶然的多言偶中而已，并非是肯定禄命说，相反是证明其“不足信”。谢应芳对宗教神学及世俗迷信，有较为全面的揭露与批判，成为元明之际重要无神论者。

蒙田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著名人文主义者、作家、评论家、文艺复兴时期怀疑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一个商人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先后在波尔多和图卢兹大学攻读法律。曾任波尔多市议会议员达13年之久,但因目睹议会之黑暗,便退隐从事写作。1581—1585年,曾连续两次当选为波尔多市市长,在任职期间,仍站在第三等级立场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他曾因主张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而被捕入狱,不久获释。

在认识发展史上,蒙田是以怀疑论者而著称于世的。他认为,研究认识问题,要从研究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开始;人要认识他物,必须首先认识自己。他接受苏格拉底和古代怀疑论者皮浪的影响,以“认识自己”和“我知道什么?”作为其哲学的根本原则。在蒙田看来,人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愚昧无知,但人却有一种“灵魂的盲目性”,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因此,自以为是乃探索真理之大敌,而感到知识不足,对任何事物都加以怀疑,才能不断增长知识。他从许多方面论证人的知识的相对性,从而论证怀疑的必要性。首先,他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源泉,而理性是依赖感性并在感性知识的基础形成的。但他又认为,感觉会是虚假的,会欺骗我们,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觉。既然感觉不是绝对可靠的,那么,由感觉所获得的感性知识以及在感性知识基础上形成的理性知识也不是绝对可靠的,而只是相对的。因此,对任何事情都必须加以怀疑,不能予以确定,更不能自以为是。其次,蒙田还从事物的变化性,论证知识的相对性。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既然如此,人关于事物的知识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的。人们总把现在已有的知识作为绝对不变的知识,这是一种无知和傲慢,它阻碍人的认识发展。他主张,对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和鉴别,反对盲目追随别人,盲目迷信权威。

蒙田以怀疑论为思想武器,同当时的迷信、偏见、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作斗争。他否定灵魂不朽和神造奇迹的教义,认为灵魂依赖于肉体,随肉体的死亡而消灭;灵魂不朽找不到经验的或理性的根据,证明它的不朽是徒劳无益的。另外,他认为基督教鼓吹的奇迹在认识上也是没有根据的。蒙田对宗教神学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宣称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他反对宗教教会的禁欲主义,反对用神否定人们的现世生活,提出享乐主义的道德原则。在他看来,人的“自然”或人的天性,就是过世俗的生活,享受自然的愉快,就是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一个能够真正享受自己生存之乐的人,乃是神圣完美的人,尽情享乐即美德。因此,他号召人们“按自然生活”,追求正常的享乐。蒙田痛斥旧的经院教育,反对僵死的书本和空谈,主张从实际事实中学习知识;主张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他认为,教师可以教学生历史、以往的英雄精神,但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材料,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按自然生活。此外,蒙田还极力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倡导人类平等,并提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一个人的贵贱,不应以他的出身,而应以他的品质和才能为标准。

蒙田的思想具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点。但是他的怀疑和相对的思想,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消极地怀疑,不是抽象地否定一切知识,不是鼓吹蒙昧主义,而是以怀疑和相对的思想作为立足点,由强调人的无知,以促进人去求知;由强调知识的相对性,以促使人破除对绝对真理的迷信;由强调知识的变化性,以促使人无止境地探索新知识。而且,他的怀疑论本身就是对以绝对真理自居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独断论的否定。因此,蒙田的思想的实际意义是积极的,对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主要著作是《随笔集》(《Les Essais》又译《尝试集》、《散文集》、《论文集》),全书分为3卷,1588年在巴黎出版,1676年被列为教会的禁书目录。

陶弘景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南朝齐梁间著名道教徒、医药学家、化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家世奉天师道术，少时受熏陶，研读葛洪《神仙传》，便有养生之志。《南史·陶弘景传》称：“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以父为妾所害，终身不娶。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即深以为耻。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便被齐高帝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后拜齐左卫殿中将军。因“求宰县不遂”，隐居句容的句曲山(茅山)修道。永明十年(492)，上表辞官，隐居句曲山(今江苏句容茅山)，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游名山，寻访仙药，《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谓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永明十年(492)在茅山传杨羲、许谧等上清大洞经箓，创道教茅山宗。沈约任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请他下山，不从。萧梁代齐，他进献图谶，为梁武帝所重，自此书信不断。武帝每次收到他的书信，都烧香敬受。屡加聘请既不出，国家每有大事，武帝无不前以谘询，故有“山中宰相”之称。他继承老庄思想与葛洪的方术理论，又吸收了儒、释观点，主张儒、释、道三家合流，认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把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制度引入了道教教理中，著《真灵位业图》宣扬在神仙世界中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又著《真诰》将佛教轮回转生之说引入道教，其中《运题象》中有“芥子忽万顷，中有须弥山”;《甄命授》有黄观子奉佛道的故事;还有“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护身至死，其苦无量”之类的说法。曾受佛戒，并在茅山道观中建佛、道二堂。精于医学、药物学，通晓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等。主张治病应因人之虚实、男女老小、苦乐荣瘁而异。首创以玉石、草大、虫兽、果菜、米实等分类法，成为隋唐以后本草学的蓝本。

性好著述，尚奇异，尤明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所著《学苑》百卷、《孝经集注》、《论语集注》、《帝代年历》、《神农本草经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等，都有一定的价值。其中，《神农本草经集注》首创按药物的天然属性为标准的新分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熟谙炼丹、冶锻技术，首次提出用火焰分析法鉴定化学药品;发现置换反应的范围不只限于硫酸铜，对以后水法炼铜技术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首次记述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先进技术，并对夏朝至萧梁的各种刀剑进行研究，著《古今刀剑录》。又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为道教重要经典著作。

岳珂

岳珂(1183—1243)，字肃之、了山,号亦斋、东几、倦翁、棠湖翁,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文学家、藏书家、校勘学家。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嘉泰三年(1203),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臣。嘉定十年(1217),知嘉兴。十二年(1219),为江东转运判官。十三年(1220),为司农寺丞。十四年(1221),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绍定六年(1233)元宵，岳珂在京口观灯，作诗提到宋徽宗被俘事，被人构陷以罪。嘉熙二年(1238)被重新起用，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

岳珂著述甚富,传世著作有为岳飞辩冤的《金佗粹编》(28卷,续编30卷),以辨明“公是公非”为目的、记载南宋朝野各阶层人物言行的《桯史》(15卷),考证政治、礼仪制度沿革的《愧郯录》(15卷),汇集岳珂一生书法收藏的《宝真斋法书赞》(存28卷),追想东京盛时的宫词《棠湖诗稿》(1卷),晚年诗歌作品集《玉楮集》(8卷)等;还补注过《三命指迷赋》。另外还有《小戴记集解》、《读史备忘捷览》、《东陲事略》、《西陲奏稿》、《北征》、《续东几诗余》等

明万历年间，岳飞后裔岳元声建岳王祠(祠址在今嘉兴城区三塔路)，内供有岳珂亲制的铜爵，上镌“精忠报国”4字，为岳珂书。南宋后，铜爵曾几次失而复得。清道光时，铜爵复存祠中。抗日战争前曾在杭州展出，抗日战争期间遗失。建国后，岳王祠坍废。岳珂在嘉兴的遗物还有“洗鹤石池”，今与“松化石”一起放置在南湖烟雨楼宝梅亭西侧。岳氏后裔散居在今嘉兴郊区建设乡旧岳村及桐乡市濮院镇。

王骧陆

王骧陆(1885年-1958年)，居士讳宰基，字骧陆（相六），号“仁知居士”，著作署名：“菩萨戒多杰海盐王骧陆”、“浙西菩萨戒优婆塞王骧陆”。祖籍浙江海盐县，父辈迁入海宁县（今浙江海宁市盐官镇）。上师生于一八八五年三月二日戌时，圆寂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时，乃二十年代崛起之“印心宗”——无相密心中心法第二代传人，世人尊称“印心宗二祖”。

上师为浙江海宁望族“有怀堂”王欣甫公之六子，其父一生正直，因守正而去官。其母蒋氏母家亦为海宁硖石望族，笃信佛教，好惠施善，智慧过人，擅国画，尤长于兰花，号称“砚香老人”。上师诞生时呈瓜胎，时人视为瑞兆，赋性天聪，超群拔众，孩提时即能诵读金刚经，背诵心经如流。少年时多次随母朝拜普陀圣山，观音大悲宏愿深印其心，菩提心根已深扎矣。

上师青少年时期发愤读书，熟通经史，十八岁中晚清秀才，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英文。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任翻译官随钦差大臣赴印度南洋一带考察。幼时即铭记玄奘不畏险苦赴天竺取经精神，今亲访佛土因缘殊胜，遂一一朝拜释迦佛祖修行圣地，谒高僧，求佛法，并拜师学习梵文，立志为弘扬正法，利益众生实学苦修。访印期间，长女出世，为纪念此行，遂取名“佛宝”。

回国后上师供职北洋政府交通部，初修净土，皈依霞光和尚，布施济贫，广结善缘。其时学佛，正如上师自述：“虽痛切学佛，皇皇若恐不及：虽未能发明心地，然已知不可限于一宗矣。”此后多方请教，广求各宗，进而修禅，研究佛法，却不敢自信有把鼻。

二十年代上师任川、康、藏、黔、滇五省电政督办，设督办衙门于成都，与四川军阀刘湘等周旋数年，目睹军阀火并荼毒黎民，遂看破仕宦浮沉，放弃高官厚禄，离川，返京后拜庐山东林寺高僧大愚阿阇黎为师，虔修无相密乘心中心大法，终于深得三昧，明心见性，为大愚师祖门下得心髓之大弟子。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上师修心中心印入心地后重新研究佛经，方知明心后学经与已往截然不同，遂对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圆觉经，阿弥陀经等详加注释，并创办“学佛研究会”（后改为“印心精舍”）开坛讲经传法。上师讲经，乃悟后开示，有实体修证体会，深入佛理，精深通达。北京大学张东荪先生讲授哲学，每遇佛学问题必亲自登门请教，对上师精辟论解，甚是钦佩。上师对子女亦严格培养，务令共修心中心大法，六座必满。上师三子科祥、侄子仁，幼女德华，至今提起随父修法情景尤感叹不已。上师宏法本欲出家，大愚初祖令以居士身份宏法，以此法以居士身份宏扬更为方便故。

自三十年代起，上师在天津、上海等处相继成立印心精舍，灌顶授法。仅一九三四年（甲戌年）、一九三五年（乙亥年）二年就在天津开讲座四百余次。当时皈依同人得明心、识本性者不可胜数。此因上师传法强调“法之当机，乃名正修”。因各人之夙根不同，根有利钝，因人而异，故强调随其机之利钝而予以正法，使其先明心见性，证得根本智后再勤除习气，方可了生死。故“本会传法先考虑其人之根器，地位、时间、体力等等，然后传法，以免中途疑退之弊”，“本会传法，不拘定何法，非净非密非禅，当机而授；亦戒亦定亦慧，自然而持。要以总持法识本性为体，般苦法启发方便为用，净土法证入圆觉为归，说戒体则重戒体而防戒病，说定则言正定而除邪见，说慧则证慧力而戒狂妄。”

“我人所修，在于求得根本，目的是在印心，得真实受用。”对一味谤他宗分门之辈，上师谆谆告诫：已背净义，非佛弟子，断不能往生。而“分宗为便于专一起见，乃一门深入之意，因各人根器不同，有性所近者故立先后，及将到达彼岸，则同一归宗矣。”“各宗各法意在借用，必修到法空，归到心地本来面目，方得名了。”

上师在天津十年，除灌顶授法外，曾完成许多释经著作，根据“印心精舍”刊印部分书名目录，计有《乙亥讲演录》、《入佛明宗答问》、《心锽》、《金刚经分段贯释》、《心经分段贯释》、《学佛最初之决定》、《六字大明咒修法》、《修心要诀》、《金刚寿》、《我有烦恼吗》、《偈瑜珈焰口》等。

抗战中期，上师应吴礼门、蔡楚昂、侯君陆等居士之邀由津赴上海传法，在海宁路锡金公所设“印心精舍”继续灌顶授法，开设道场，并经常去杭州、苏州、嘉兴、湖州、海宁等地传法，广收信徒，不辞劳苦，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尤其对劳苦民众，仁慈悲悯，选择弟子重德重修不求供养，总是谆谆告人：“凡人处于社会，讲究处世之道，无一个不应学佛，学佛是要认识自己，了达人生观，明白做人的所以然，简言之，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此便是忠。拿这个道理去对别人，通达他人的一切心理，才能尽对人之道，此便是恕。一是为自，一是为人，社会上人与人的情感和事业，无一不臻于完美，可见佛法是人生最主要的学问，最重大的事业，不是消极自利。消极自利，是佛所最不许的条件，因为佛法是救世的，救心的。”上师传法讲经，力求通俗易懂，一生致力济世度人，孜孜不倦，著述数百万字，文革中大量手稿被焚，实可痛惜！幸所出者，皆为诸弟子门生所存。

抗战胜利后，上师先后在上海、天津启建法会四十九天，为民祈福息灾。

一九五八年，上师现病相于沪寓，仍谆谆开示学人，传法必须严格选择，切勿轻易授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师知将离去，特召大弟子吴礼门、李钟鼎等人及长女佛宝（漱文）重嘱：“此心中心法是末法时代最易亲证本来面目的最好最迅速最简捷的大法。修禅宗靠自力，无二三十年甚难彻了，且痛师资日少，时代不同，求其普及甚难，而心中心法，仪轨简单，证得尤速，专心修持 二三年可抵得上二三十年之功。”“这个大法是我大愚师尊千辛万苦，于定中亲得普贤大士灌顶传授的。七载修行，开此法门，大事因缘，其在此乎！吾恐人之未明因缘，当广为宏扬以告他人，勿因人事而误大法，务必以大局为主，则护法功德有胜于三千七宝之施矣！切记，须以此大法广为宏扬，济世度人。”至此热泪垂落，叮嘱再三。病笃手结随心陀罗尼印契数日，右侧吉祥卧，安然而终。

沈钧儒

沈钧儒（1875年1月2日-1963年6月11日），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七岁从师读书，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阅读了一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刊，开始留心时务，并接受了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00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03年应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了进士。

20世纪初，清廷办“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被派往日本留学。1905年9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留日期间，他的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1907年，沈钧儒学成回国，从事立宪运动，任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监督时，曾延聘鲁迅等进步人士为教员。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开始转向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他任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

民国初年，沈钧儒起初在浙江任教育司长，又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后递补为参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表示反对。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沈钧儒的挚友张耀曾出任段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他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政学系的活动。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系的《中华新报》主笔。次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吴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他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会议，推动自治运动。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儒拥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支持北伐战争，反对盘踞东南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1]。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沈钧儒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3年，沈钧儒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沦亡。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平学生开展了“一二九”运动。沈钧儒目睹敌寇深入，国土沦丧，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内心悲痛。他为忧时而写的一些诗篇，充满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2]在一篇四首五言体诗中，由于爱国情深，他打破格律，一连用了五个“我是中国人”[3]。“九一八”以后的严酷现实，使他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无济于事，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4]。1936年1月28日，他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职业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31日，沈钧儒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地方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5]。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进一步向党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沈钧儒在救亡运动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进行了巨大而细致的组织工作，勇敢地承担起困难任务。他虽已年过六十，仍像年青人一样热血沸腾。救国会成立后上海市几次大规模群众抗日示威游行，他都是走在队伍最前面，同游行群众一道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在国民党军警马队的阻挠威吓面前，他毫不退缩。由于沈钧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加上他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的长处，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公认的救国会领袖。

沈钧儒对鲁迅十分钦佩。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和宋庆龄等参加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举行葬礼，他在素轴上亲笔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并在鲁迅墓前发表了演说。

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进行反日斗争，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予以支持。

救国会的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12月4日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成为当时有名的“七君子”之狱。

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同志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6]，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七人提起公诉。沈钧儒等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7]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5月，国民党由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等向他们进行劝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入反省院，然后保释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在戒备森严中，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8]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邹韬奋等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审判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沈钧儒等人的入狱受审，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即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9]，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制订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并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10]。由于沈钧儒等七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同时“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南京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沈钧儒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1937年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他任主席。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提出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作为它的基本任务。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全民抗战》从形式和内容都作了较大的改进，销数很快达到三十万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派，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0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从抗战开始，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多接触，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有人攻击他和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对此，沈钧儒坚定地表示，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正确，做这样的“尾巴”，也是光荣的[11]。在抗战期间，他介绍和资助了不少青年前往解放区。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并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点权利，均被取消。沈钧儒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并曾往桂林推动宪政运动。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下旬，他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2]。他认定抗日、民主、团结三者不可分，“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13]。以后，他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威胁和恫吓，但都毫不畏惧，仍然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各地生活书店被封闭，邹韬奋被迫出亡香港，沈钧儒则仍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中旬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怕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和救国会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亦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和救国会的加入，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进步，起了推动作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被推为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暴徒屠杀昆明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教师和学生，制造了“一二一”流血惨案，他写了一首诗：“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14]愤怒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随后，他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该刊发刊词指出：“抗战胜利了，但人民没有得到胜利果实”，现实“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表示要站在人民方面，“用笔和舌来号召团结，争取民主”。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沈钧儒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同年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他和民盟其他负责人发表声明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随后，沈钧儒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职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他谴责美蒋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并反对民盟内部的妥协倾向。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随着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分歧也加大，妥协性增长。同年10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政治压力下，民盟少数领导人动摇屈服，接受国民党的命令，同意自行宣布民盟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反对向国民党妥协投降[15]，表示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随后，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以便恢复民盟总部的活动，并筹备召开三中全会。

沈钧儒到香港后，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汇集在香港及从内地来港的民盟中委，在他主持下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发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发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16]。三中全会严肃批判了盟内右翼分子政治上的投降行为，检讨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经过沈钧儒等左派的激烈斗争，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一、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要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必须“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一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二、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只有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才有保障”。三、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指出为了彻底推翻南京反动集团及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就必须“彻底铲除这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四、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作的努力，表示赞佩，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17]。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中常委负责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走向一边倒。民盟这一历史性转变，受到人民的欢迎。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提出的筹开新的人民政协的号召。6月中旬，民盟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并为此发表声明，指出：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与全民为敌的南京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去代替它[18]。9月，沈钧儒与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沈钧儒到解放区后，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坚定地跟共产党走。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提出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主张。1月22日，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号召，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大会，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民主人士，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19]。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初，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和民盟其他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十四年来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做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发表宣言，宣告结束。12月20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与时俱进，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4年和1958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沈钧儒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十分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经常勉励自己和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1963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中说：“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20]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波埃修斯

波埃修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公元480年—公元524年），后期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出身于罗马豪门望族,其父担任过罗马执政官。幼年双亲离世,得罗马上层社会人物培养,早年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受教育,精通希腊文。曾任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的宫廷顾问,510年出任执政官,520年升任首席执政官。522年因被怀疑与东罗马勾结被判通敌叛国罪入狱,家产被没收。在囚禁期间写成《哲学的慰籍》,矢口否认对自己的指控。524年被处死。据史料记载国王对他的冤案异常懊恼,不久也抱恨而终。波埃修斯在哲学、逻辑学、数学、音乐理论等方面都留有著作、译著,他对古代科技非常熟悉,自己也有一些发明创造,例如他曾制造水钟、天象仪等。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为波苏立《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所做的注释,神学作品《论三位一体》等。

波埃修斯的观点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虽然他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和神学倾向,但不同于正统基督教教义,其中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他承认上帝存在,上帝是万物的根源,但认为上帝不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世界与上帝同在,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他承认天命,认为天命是安排万物的神意,但反对基督教关于神意可以随意制造奇迹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因果链条中,宇宙有其常型,使一切变化有条不紊。

波埃修斯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前驱。他认为,一般即种和属,是许多个别事物

所共同具有的性质,其本身不可能是实体,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们与感性事物相联系而存在于可感事物之中。人心把它们分开加以思考。他认为,种和属只是人心中的概念,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我们关于种和属的概念相符合。这种否认一般的客观存在的观点,为唯名论开了先河。

波埃修斯认为,自然和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地生灭变化之中,认为万物有生有死乃是一条铁的规律。他还明确认为,万物相辅相成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支配宇宙万物的是一种矛盾的和谐,他称之为“爱”,“联合”。

波埃修斯的社会伦理观具有泛神论倾向。认为人人都可能有神性,人得到神性即可成神。世上人类都有同一来源,只要自己不作卑鄙的事,谁也不低下可耻。他主张国家权力不能落入阴险的坏人手里,而应由研究智慧的人来掌握,否则将有无穷的灾难。如果国家由哲学家治理,则国家就会幸福。当然他说的哲学家是象他这样的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

波埃修斯的哲学思想,把古希腊罗马哲学与中世纪经院哲学联接起来,在哲学史上起到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