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特曼

盖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年11月15日－1946年6月6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优秀剧作家。他生于德国东部西里西亚的一个旅店老板家庭，曾和下层人民有过广泛接触。霍普特曼的一生正逢欧洲历史的动荡岁月。当时工人运动高涨，英法等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以后德国又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同时，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在泛滥。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以及盛行于欧洲文坛的各种文学流派都对霍普特曼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霍普特曼一生创作了 40 多部剧本、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成为德国文学中的优秀篇章。但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戏剧方面，因此人们首先把他看成是剧作家。霍普特曼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转折。可以分为四个创作阶段:

1887——1895 年为创作初期。在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下，霍普特曼开始了创作。他不但结识了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诺·霍尔茨和约翰内斯·施拉夫，而且把自然主义的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处女作 《日出之前》(1889)通过罗特和海伦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堕落，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作者把悲剧之因归于生理遗传和环境影响，明显可见自然主义倾向。这部剧作在柏林首演成功，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范本，霍普特曼也由此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第二个剧本 《和平节》(1890) 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同时所写的剧作《孤寂的人们》开始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更富有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它是作者的名剧之一。90 年代初，霍普特曼的创作转向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取材于 1844 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剧本《织工》 (1892) 是他最著名的剧作，也是德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893 年，霍普特曼写下了另一部优秀剧作《獭皮》,它被称为“偷窃喜剧”,在德国文学史上与莱辛的《明娜·封·巴尔赫姆》、克莱斯特的《破瓮记》 并称为德国三大喜剧。此阶段，作者还写了“梦幻剧” 《汉纳蕾升天记》 (1895),这出戏的问世，标志着作者离开了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社会现状的道路，开始具有一种新浪漫主义的风格色彩。1896——1904 年为作者创作的第二阶段。作者写出了以德国农民战争为背景的《弗洛里安·盖尔》 (1896) 以及通过种种个人遭遇表现资本主义社会衰落的剧作，如 《沉钟》、《车夫亨舍尔》 (1898)、《罗泽·贝恩特》 (1903)。如果说,《日出之前》是霍普特曼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品,《织工》是他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那么《沉钟》则是他的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品。《罗泽·贝恩特》是霍普特曼以婚姻和爱情纠葛为题材的优秀作品，是他的又一力作。1904——1914 年是霍普特曼创作成熟的年代，在这一阶段的戏剧创作中，现实主义成分和形而上学成分交叉出现。其中柏林悲喜剧 《大耗子》(1911) 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作者生动地描写了发生在柏林一家公寓里的种种风流韵事。以象征手法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面临崩溃的趋势。1914—— 1946 年，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是霍普特曼创作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他根据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小说《阿尔内先生的宝藏》创作了悲剧《冬天的叙事谣曲》(1917) 和幻想剧《白色的救世主》 (1920) 以及《马格努斯·加尔伯》 (1942) 等。但都没有象以前作品那样成功。只有 1932 年创作的《日落之前》,具有重大意义。这部剧作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无情，从标题到内容，和《日出之前》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在剧中预示纳粹的危险即将来临。

霍普特曼一生除创作 40 多部剧本外，还写过许多散文，如自传体小说《激情篇》(1926)、《我的青春冒险》 (1937) 和游记《希腊之春》 (1908) 等。由于创作上的成就，霍普特曼于 191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许多世界闻名的大学都授予他以荣誉博士的称号。

宋濂

宋濂（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20日）明哲学家。字景濂，号潜溪。先祖世居浙江金华潜溪，至宋濂时迁浙江浦江。初从梦吉受《春秋》，继从吴莱、柳贯、黄溍学古文词。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隐居龙门山著书10余年。明初，太祖聘为五经师，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曾主修《元史》，傅太子先后10余年，深得太祖宠信。虽白首侍从，而一代礼乐典章，多由他裁定。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68岁诏以年老还家。后因长孙慎坐胡惟庸案，全家谪茂州，中途病死于夔州。正德中，谥文宪。

曾召讲《春秋左氏传》，认为“《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明史本传》)。他否认灾祥之说，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同上)。哲学上崇奉程朱，但已越出了理学的“规矩”。他认为“天地之心”(又称为“天地之道”，或太极)通过元气产生万物和运动，元气是“天地之心”的意志和作用的体现者，又称为“气母”。“我心”即“天地之心”，本具一切，认识主体包含认识客体，所以天下之物“心为大”(《凝道记》)。求道问学，修养道德的目的就在于体悟“天地之心”，达到与天地浑然一体的境界，即识心明心。其主要方法是“向内冥悟”，使心回到“常寂”粹然的状态，显出“至灵”、“真知”。具体方法是取“佛化空寂之义”，从“不二之门”入手，用“名相”(即荡除事物的名称、概念与形象)的方法，排除万物，使人心虚空以归于寂静。在名实观上，他认为概念不能代表物的形象，物的形象也不能用概念来表达，物的形象本来就不真实不可靠。在儒佛关系上，他认为二者“本一”、“同一”，佛教有补治化，佛教徒“身居桑门，心存孝道”(《宋文宪公全集》卷二)。而“礼乐刑政……实与诸佛同一”(同上书，卷二十二)。儒学不过是“化民成俗”的“制治之具”，而佛教能“觉悟群迷”，“入人之心”，才是“入道之要”(同上书，卷十三)。学者应相资为用，在儒学中探其义理，即世俗的人伦，在佛教中吸取“名相”，即识心明心的方法。全祖望称他为朱学在金华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著作有《潜溪集》、《翰苑集》、《芝园集》、《蘿山集》、《龙门子》、《浦阳人物记》、合一百四十余卷。后人编有《宋文宪公全集》。

陆佃

陆佃（1042年～1102年），字农师，号陶山，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贫好学,如夜无灯,映月光读书。为了读书可不远千里,受经于王安石。熙宁三年，擢进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选为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同修起居注。元丰间，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即位，迁吏部侍郎，修《神宗实录》，徙礼部，进权礼部尚书。出知颍州，徙邓州、江宁府。甫至江宁，拜祭王安石墓。绍圣初，坐修《神宗实录》不实，落职，知泰州，改海、蔡二州。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修《哲宗实录》，迁吏部尚书。建中靖国元年，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崇宁元年，以名在元祐党籍，罢知毫州，数月卒，年六十一，赠太师、楚国公(《渭南文集》卷三四《陆郎中墓志铭》)。工诗文，元方回称其诗风格与胡宿相似，《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诗以七言近体见长(卷一五四)。现存诗仅有古体诗数首，其馀均为五、七言近体，次韵和答之作尤多，也时有佳篇，象《登塔》、《登塔望太行》、《呈王圣美》等诗即是。陆佃还精通礼象、名数、小学，著有《埤雅》、《尔雅新义》、《鹖冠子》、《春秋后传》、《礼象》(《宋史》本传)，现存《埤雅》、《尔雅新义》、《鹖冠子》。又著有《陶山集》三十卷(《通志·艺文略》八，《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署作二十卷)，原本久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诗文，编为《陶山集》十四卷。《全宋诗》卷九○六至九○八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二二○二至二二一一收其文十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九七、《宋史》卷三四三本传。

刘挚

刘挚（1030—1098年），字莘老,永静东光(今属河北)人,十岁而孤,就学于东平,遂居焉。嘉祐四年,擢进士甲科,试冀州南宫令。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闻,人称“河朔三令”。徙江陵观察推官。治平中,韩琦荐为馆阁校勘。王安石亦器之,擢为检正中书礼房、监察御史里行。上疏极论新法不便,谪监衡州盐仓。签书南京判官,召为同知太常礼院。元丰初,改集贤校理、大宗正丞,为开封府推官。除礼部郎中,迁右司郎中,知渭州。哲宗即位,召为吏部郎中,擢侍御史,以正色弹劾,多所罢黜,时人比之包拯、吕诲。元祐元年,为御史中丞,拜尚书右丞,连进左丞、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六年,拜尚书右仆射。时朝廷党争激烈,刘挚被视为朔党,为言者罗织,罢政出知郓州。七年,徙大名,再徙青州。绍圣初,夺职,贬知黄州,再贬分司南京、蕲州居住。四年,贬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卒于贬所,年六十八。素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无所避忌。又喜读书,自幼及老,未尝释卷,少好三《礼》,研习精湛,晚年好《春秋》,辨诸儒异同,得经旨意为多。刘安世称其“文章雅健清劲,如其为人,辞达而止,不为长语,表章书疏,未尝假手”(《刘忠肃公文集序》)。亦能诗,其《湖上口号》诗“绿荷深不见湖光,万柄清风动晓凉。莫恨红葩犹未烂,叶香元是胜花香”，《齐己草堂》诗“一曲流泉对草堂,何人与续帐前香?清诗自共秋风老,依旧钟声送夕阳。”写景咏物造微入妙,具有唐人韵味。其子刘跂集所著奏议、论说、记序、铭志、诗赋共千馀篇,编为《忠肃集》四十卷。原本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为《忠肃集》二十卷,今有《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全宋诗》卷六七九至六八四录其诗六卷。《全宋文》卷一六六五至一六八三收其文十九卷。事迹见刘安世《忠肃集序》(《忠肃集》卷首)、《宋史》卷三四○本传。

戴丽三

戴丽三(1901—1968)，字曦,号馀生。云南昆明人。省立中学毕业后随父显臣学医,历时四载。继承家传,精研医籍,学有心得,医术日进。1950年曾出席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历任云南省卫生厅总门诊部主任,中医进修班、中医学校、云南中医学院教师,省卫生厅副厅长,全国血防科研委员会委员。为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委员,云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临证经验丰富,尤长于内、妇科。善于运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证不执一家之见。

戴丽三幼承庭训，跟随其父清代名医戴显臣学医，自1919年开始悬壶昆明，药简效专，医德高尚，声名远播。建国初期，他放弃私人诊所，创办云南省卫生厅总门诊部(云南省中医院前身)并出任主任，是我省中医界第一个参加政府工作的医师[1]。在担任省中医协会主任、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务期间，他团结全省同道，创办中医学习班，并亲自讲授《内经》《伤寒论》等课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学员，所创验方姜桂苓半汤、小白附子天麻汤、附子桂枝独寄汤等被争相传抄。由于他对中医事业的贡献，连续当选为云南省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戴丽三医疗经验选》(以下简称《经验选》)为戴丽三生前写好初稿、由学术继承人整理出版的临床医案集。该书收录《调和营卫与桂枝汤》《麻疹论治》《阴阳五行之研究》等学术论文7篇，医案部分介绍了75种病证100余例医案的详细诊疗过程，为其临证40余年丰富医疗经验的总结，是研究其临证特色与经验最为宝贵的资料。另有戴丽三在全国医学辨证法讲习会上的讲稿《中医学辨证原理》，全书论述了中医学中所包含的唯物辩证主义思想。

科洛迪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1826年11月24日一1890年10月26日），意大利19世纪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古典童话名著《皮诺乔》(《木偶奇遇记》)的作者。Collodi这一笔名是作家母亲生长的镇名。出生厨师家庭的科洛迪曾就学于教会学校,毕业后开始为本地报纸写稿。1848年,血气方刚的科洛迪手持武器积极追随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马志尼,参加了意大利反对奥地利异族统治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后从事新闻工作。1859年起担任托斯卡纳地区政府的戏剧审查官。他的同情始终在穷人一边,发表在《路灯》和 《斗争》等讽刺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随笔、评论,都贯穿着揭露讽刺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弊端、维护民主权利的精神。1875年,科洛迪的一个朋友请他翻译了法国17世纪作家沙尔·贝洛的三篇童话,受到很大启示。1876年,正当意大利即将获得独立之时,他试为孩子写了他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姜内提诺漫游意大利》。这是对意大利作家帕拉维契尼 (1800—1880)描写模范少年成长过程的名作《姜内特》的反驳——“姜内特”是理想化了的富于训导意味的模范少年,而“姜内提诺”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活生生的顽皮男孩。“姜内提诺”的形象创造为“皮诺乔”形象的出现作了艺术准备:姜内提诺胆小,懒惰,快活,调皮,嘴馋,已经有了许多“皮诺乔”的影子。《姜内提诺》引起反响后,又写了《米努佐诺》。1878—1881年间他写了一系列《姜内提诺》型的故事册子。1881年,在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后,他据说因赌博而债台高筑,54岁的科洛迪为意大利一份《儿童报》的小型杂志写连载童话《一个木偶的故事》。这个木偶故事的头几章就大获成功,当作者想把木偶让刺客吊死收结故事时,读者纷纷要求作者续写木偶的故事,于是作者设计了一个蓝发仙女前来搭救。一个顽皮木偶的艺术胜利,对于以 “模范少年”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儿童文学无异于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成功,与意大利原本有讽刺幽默的民间童话传统有关,也与意大利民间木偶剧和假面喜剧盛行有关。科洛迪在《木偶奇遇记》成功前曾有《小手杖》系列作品,《木偶奇遇记》成功后又有《眼睛和鼻子》(1881)、《愉快的故事》(1887)和“皮诺乔”系列童话,但其影响都不能与《木偶奇遇记》同日而语。这部童话名著仅在意大利本国就出了256版以上,英文的《木偶奇遇记》则有111种以上。

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菿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燹，家境已中落。

章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骐《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濬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故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结实的根底。在这段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皦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入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1]。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訄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訄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会中宣布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2]。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3]，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4]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农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5]。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訄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革命派大造舆论的同时，保皇派也在大造舆论。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吸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仍坚持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办报著书，诋毁革命，挖兴中会墙脚。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公开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原先充当革新首领的康有为，发了这么一大通混淆视听的议论，再加上其门徒翻印兜售，流毒极广。章太炎奋起反击，于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的论点，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还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罪恶，直斥被保皇派捧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是章太炎革命论述中最光辉的作品，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6月29日，《苏报》刊载了此文的摘录。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请章润色。邹文浅近直截，疾呼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明确指出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强大、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介绍文章。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做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和，互相砥砺。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自此，他深深地怀念着“邹容吾小弟”，多次撰写诗文，以志哀悼。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7月15日，同盟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欢迎大会，与会者二千余人，章即席演说。他介绍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对今后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6]，号召人们抛弃富贵利禄的念头，不惜流血杀头，进行革命。会后，章太炎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当时，《民报》正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进行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朝，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章太炎挥笔上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时评，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和同盟会其他言论家无情地抨击了保皇派的谬误，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章太炎此时揭示的问题虽然面广而深化了，但他吸取佛教唯识论和西方唯心论哲学，强调自我意志的作用，由早期的机械唯物论走向主观唯心论。文章艰深，用语晦涩，削弱了《民报》的群众性。他在办报之余，还应一些留日学生的请求，举办了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后来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逢星期日讲授《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人都是这个小班的受业生。

1907年4月，章太炎和日本、印度等国的一些友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反对列强侵略，自保邦国。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路过日本，请日本政府关闭《民报》。东京巡警总厅遂以“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为由，于10月19日封禁了《民报》。章太炎十分恼火，亲赴日本裁判厅诉讼，日政府虽然理屈，但坚持不准《民报》续办。章太炎径找唐绍仪算账，唐已他去。章复至留学生总会馆击落唐的画像，践踏之，以泄己恨。

《民报》被禁后，章太炎专事讲学著书，撰写《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学术成果日富。

章太炎居日期间，对孙中山的活动已有隔阂，复因《民报》经费问题，大相龃龉。1909年，章太炎会同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章为会长，竟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7]，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是年冬，袁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正合他出京之愿，遂奔赴东北。翌年春，设筹边使署于长春。筹边使这个差事，徒有空名，僚属仅十人，经费又很少，也无事可为。章此行的政绩，就是找人绘制了一幅黑龙江省精细地图。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的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袁世凯为了笼络他，授他一枚二级勋章。章目睹袁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又住了七天，便于6月4日匆匆回沪，旋即上书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章有时狂酗滥饮，借酒浇愁;有时在纸上不断书写“袁贼”二字，聊以解恨;有时把袁送来的锦缎被褥用香烟烧了许多小窟窿，扔出窗外，有时用手杖把室内器具打得粉碎，甚至用绝食来抗议袁的迫害。1914年2月，他手持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大勋章作扇坠，径直来到总统府，大骂袁包藏祸心，把总统府招待室陈列的器物全部砸烂。章被几易囚所，并在囚禁中写了不少讽刺袁世凯的诗文和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文章，又一次修订《訄书》，却将原书中具有战斗意义的文字大半删去，更名为《检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8]之慨，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太宰治

太宰治（だざい おさむ，1909年6月19日—1948年6月13日），日本小说家。原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一个豪门望族。父亲是贵族院勅选议员。1930年入东京帝大攻读法语,大学时代,参加了左翼地下活动,后中途退学,声明脱离左翼。太宰治以发表《丑角之花》(1935)而登上文坛。小说采用了自白的形式,描述了作者同一个有夫之妇情意缠绵,投海自杀,女方丧命而自己却未遂其愿的故事。这种表现手法给当时日本文坛以新鲜的印象,后来形成了太宰治独特的自白饶舌文体。小说《惜别》(1945)通过一个医生的手记,叙述了鲁迅在仙台学医的生活。日本战后,是太宰治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阶级,他的几部重要作品《维扬的妻子》、《斜阳》(1947)、《丧失作人的资格》(1948)都在这一时期写成。由于他真实地描写了战后的日本世态,反映了人们受到冲击后的懊丧绝望情绪,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成为战后初期日本作家中的宠儿。短篇小说《维扬的妻子》写的是一个生活腐化的贵族诗人,在菜馆抢劫,害得妻子当女侍还清债务。诗人后来自我表白说,他偷窃的目的,是为了让妻子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日本一些评论家指出,作者企图宣扬无赖汉和罪犯在他们犯罪的动机中,都存在着真实的道义观念。中篇小说《斜阳》,是他的代表作,描写战后一个名叫数子的没落贵族的小姐,与母亲同住在一个山庄,爱上了弟弟在东京一个过着荒唐生活的朋友作家上原。她屡次写信给他,杳无音讯。母亲去世后,数子只身来到东京,找到了酩酊大醉的上原,实现了宿愿。而因药物中毒的弟弟,却在同一天自杀。上原最后又遗弃了数子,她已怀有身孕,但她决心活下去,并将孩子扶养成人。这篇作品曾轰动一时。“斜阳族”成了日本流行的语汇。自传体长篇小说《丧失作人的资格》,写的是一个耽于女色的知识分子大庭叶藏,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最后被送进了狂人院的故事。他出院后,连“苦恼的能力”都丧失殆尽。日本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的自画像。用这个悲剧向社会和人类提出了抗议。太宰治被称为“无赖派”、“破坏型”的作家。他们并非一个统一的集团,但他们都不屑于正面地去描写现实,而是一味使用冷潮热讽,同江户剧作家有相似之处。因此又被称为“新戏作派”。和不少作家一样,大都以混乱的两性关系,表现人世间的生活。不过是表现人生活着,不过是追求生理官能的种种享乐而已。1948年6月,作家生日的前几天,他留下了一部尚未完稿的小说《再见》的遗稿,同山崎富荣一起出奔,投水自杀,卒年40岁。

廖平

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1852年3月29日(清咸丰二年二月初九)生。四川井研人。家贫，其父曾为人牧牛、佣力，后稍自给，在盐井湾设一磨坊，廖平始能读书，勤于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张之洞放四川学政，次年院试，张对廖平很是赏识，拔为第一，补为县学生。1876年(清光绪二年)，调尊经书院肄业。不久，王闿运到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授《春秋公羊学》，谈今文经说，廖平受其影响，称“高第弟子”，与绵竹杨锐、汉川张祥龄齐名。1879年乡试，廖平考中第二十四名举人。1889年成进士，以知县用。廖平考虑亲老，不愿到远处做官，请求改就教职，选授龙安府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学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及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廖平早年研求宋学，后来逐渐专门分析经学中的今文与古文。他的学说以善变称，大体说来，从1883年到1902年的二十年间，学凡四变。第一变讲“今古”。初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认为今文学崇奉的《王制》和古文学尊崇的《周礼》可“同治中国”，分别周公和孔子的异同。这时虽平分今古，但已说“《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歆)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故，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1]。已对古文经学的创始人刘歆表示不满，代表作是《今古学考》。

第二变讲“尊今抑古”。1884年，廖平以为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的伪品。自称：“当时分教尊经，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析群言而定一尊，于是考究古文学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今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2]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一时期，他尊奉孔子之“圣”，攻击刘歆之“篡”，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所本。

第三变讲“小大”。1898年说什么《周礼》是皇帝书，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代表作是《地球新义》、《王制集说》和《皇帝疆域图》。

第四变讲“天人”。1902年，廖平以《尚书》为“人学”，而《诗》、《易》则“遨游六合以外”，是《天学》。他把过去写的《诗》、《易》旧稿加以改正，专门讲天人之说的演进。代表作是《孔经哲学发微》。

戊戌政变后，因康有为援引今文经说，推演变法维新，受到廖平启发，于是廖平被劾为“离经叛道”、“逞臆说经”，被革职。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又以廖平讲左丘明实无其事，《春秋》三传都出于子夏，说是“穿凿附会”，命四川各学堂不得再延廖平讲学。1911年，辛亥革命起。次年，刘师培任四川国学馆长，聘廖讲经学。1913年廖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为四川代表，1914年，任四川国学学校(后改为公立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后兼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至1922年辞退。

民国以后，廖平的学说又有改变，先把“小大”融合在“天人”之内，讲“人学、天学”(第五变，1918年)，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各有领域，《礼》、《春秋》、《尚书》三经为“人学”，以《周礼》、《王制》为之传;《易》、《诗》、《乐》三经为“天学”，以《灵素》、《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为之传，“各有皇帝、五伯四等”。后来又想再变一下，但越变越离奇，终于没有变出来。

1932年6月5日，廖平由四川嘉定返里，途中病逝。廖平著书甚多，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先驱,德国保护关税政策的首倡者。出生于德国罗伊特林根城的一个富裕的家庭,未入过正式学校,自学参加国家官吏考试合格,曾任符腾堡会计检查官等职。1817—1819任宾根大学行政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1819年组织德国工商业者协会并出任顾问。1820年当选为符腾堡国会议员,主张政治经济改革,由于起草批评政府的文件,屡遭封建势力迫害,先后流亡于法国、瑞士和英国,继续反封建的斗争,为发展德国资本主义寻找政治方向和经济出路。1825年被迫亡命美国,在美国任记者和商人,1832年作为美国驻莱比锡领事返回德国,参加1834年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活动,1837年迁居巴黎,1840年重返德国,1846年11月30日在奥地利的边境小镇库夫斯坦因贫困失意而自杀。

李斯特的经济学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农业制度小农经济和国外移民》(1842);《德国人的政治经济的民族统一》(1846)等。

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以促进德国市场的形成和德国的统一,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倡保护贸易,促进德国工商业的发展为中心思想。他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支持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批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论,阐述为发展生产力,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必要性。《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已经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这些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又加以完善和系统化,被称为李斯特遗书的《德国人的政治经济的民族统一》,以“将来的科学”同“过去的科学”进行了对比,并预见到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必将伴随着各列强的对立。他的主要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共分绪论和四篇。第1篇历史即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篇理论,批判古典学派和生产力论;第3篇学派,批判性的经济学说史和第四篇政策,以德国为首的后进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论。1841年出版前3篇,遭到英国舆论的攻击,剩余的政策篇又于1844年问世。

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充分反映了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对德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为从理论上论证保护政策,攻击英法古典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和一般经济规律,鼓吹阶级调和,说明他的基本理论和一些基本概念是错误的、庸俗的。但是,他关于重视国情,重视智力开发以及有关保护政策的一些主张,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谭献

谭献（1832～1901），原名廷献，字涤生;更名后字仲修，号复堂，自号半厂(半庵)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幼孤，赖祖母艰难育成。少负志节，嗜学苦读。咸丰中，游京师，得识朱琦、冯志沂、王拯、许宗衡等，与庄棫订交，成挚友。咸丰八年(1858)归，福建学政徐树铭延佐学幕。同治四年(1865)自闽返杭，为诂经精舍监院。六年，中举人。次年会试报罢，选署秀水教谕。后屡试不售，而有志于政事，于十二年借贷纳资得官县令，历官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含山诸县。光绪十三年(1887)以疾告归，家犹贫甚。十六年，张之洞延主湖北经心书院，越二年，病辞。卒于家。自言于经学嗜庄存与、庄述祖，于文章嗜汪中、龚自珍，于骈文嗜孔广森，诗歌嗜吴嘉纪、黄景仁，于词嗜纳兰性德、项鸿祚(《谕子书》)。其学从常州经今文学派，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通古今治乱，知国家政刑典礼，以求济世。其词学亦承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之绪，而廓大之。力尊词体，亟推词为“乐府之余”，且发挥“寄托”说。选清人词为《箧中词》，又评点周济《词辨》，学者奉为圭臬。所为词含蓄蕴藉，词旨隐微，而凄惋沉郁，或孕时感。造语清隽，琅琅可诵。陈廷焯以为其“小词绝精，长调稍逊”，然“品骨甚高”，与庄棫并称(《白雨斋词话》)。近人尤尊其“开近三十年之风尚”(叶恭绰《广箧中词》)，“亦近代词坛之一大宗师”(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其诗“大约古体效法汉魏，近体效法三唐”(陈来泰《寿松堂诗话》)，不学宋人，高华清婉，“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吴怀珍《复堂诗序》)。骈文规仿六朝，而能免时人四六格调之累。有《复堂类集》二一卷(含文四卷、诗九卷、词二卷、日记六卷)，另有《复堂文续》五卷。辑《箧中词》六卷，续三卷。其弟子徐珂辑其论词诸说为《复堂词话》。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夏寅官《谭献传》(《碑传集补》卷五一)。

温体仁

温体仁（1573年—1638年）明思宗时内阁首辅。字长卿，号园峤，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崇祯初，迁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为人外表谨厚，内中阴狠，机深刺骨。崇祯元年(1628)，朝廷会推阁臣，上疏攻讦钱谦益，与之争权。三年，借周延儒之力，得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旋晋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表面媚事周延儒，暗中阴结党羽，倾轧排挤，以取而代之。其后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弹劾周延儒，他均暗中支持。六年，周延儒被罢免，遂代为首辅。擅权专横，而善于玩弄权术。欲有所推荐，常嗾使他人发端，自己居于幕后;欲排斥陷害异己，故作宽假之态，中上所忌，激发思宗之怒，而己不落形迹。曾图谋起用宦官魏忠贤遗党，先后暗中指使侍郎张捷及谢陞、唐世济出面荐举，结果舆论哗然，帝也甚恶，他不敢为言。朝中凡不附己者，均借端中伤，陷害多人。所援引的皆是庸材，苟以充位，且显己之能。自辅政后，同官非病免或死，即以他事去官，独他居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得思宗殊宠。刘宗周曾揭发他有十二罪、六奸。崇祯十年，被弹劾去官，次年病死。赠太傅，谥“文忠”。南明福王时，削其赠谥，天下称快。《明史》将他列入《奸臣传》。

别雷

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1880—1934），苏联俄罗斯作家。原名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出生于教授家庭。190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系。1901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参加象征派。十月革命前著有诗集《蓝色天空中的金子》（1904）、《灰烬》(1909)。长篇小说《彼得堡》(1913～1914)以象征性描写讽刺彼得堡的反动官僚。十月革命后编辑象征派杂志《理想家论丛》（1919～1922），写有自传体中篇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长篇历史小说《莫斯科》（3部,1926～1932），回忆录《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1930)、《世纪之初·回忆录》(1933)和《两次革命之间》（1934）。曾从事象征派美学的研究，在诗歌、散文中最早使用数学的方法研究韵律理论，著有《象征主义》(1910)和《韵律即辩证与〈青铜骑士〉》(1929)。

和当时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和其前后的许多俄国思想家一样，别雷也对俄国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俄国究竟该往何方行，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独特的思考，并试图通过他的小说三部曲来表达他的思想。三部曲由《银鸽》、《彼得堡》和《无形的城堡》构成，《银鸽》和《彼得堡》相继写成并出版，而第三部却未最终完成，《无形的城堡》 后更名为《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也未写完，具有自传意味的《科吉克·列达耶夫》等被视为《我的一生》的组成部分。

贾岛

贾岛（779～843年）唐朝著名诗人。字浪仙，一作阆仙，自称碣石山人、苦吟客。早岁为僧，名无本。幽都(今北京市)人。元和间，在洛阳以诗投韩愈，为愈所称赏，后携之入京，返俗后举，而终身未第。愤世嫉俗，作诗嘲讽权贵，为公卿所恨，号为举场“十恶”。长庆二年与平曾等同被逐出关外。曾游蒲绛，隐嵩山，大和中至光州谒刺史王建。开成二年，坐飞谤责授遂州长江县主簿。故世称“贾长江”。五年，迁普州司仓参军。会昌三年，转授普州司户参军。未及受任卒。

贾岛作诗以苦吟著名，自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史载其因觅“秋风吹渭水”句而唐突京兆尹;《鉴戒录》等书又载其吟“僧敲月下门”，始欲作“推”字，又欲作“敲”字。炼之未定，而致冲撞韩愈，韩愈为定“敲”字。二事自晚唐五代以来即盛传为诗坛佳话。其诗多酬赠之作，善写荒凉冷落之景，表现愁苦幽独之情，题材狭小，诗境奇僻，故苏轼有“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讥。清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则奉之为“清奇僻苦主”。长于五律，致力于琢句之妙，而不善谋篇。司空图谓其“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与李生论诗书》)。与姚合齐名，称“姚贾”。与韩愈、孟郊、张籍、王建、雍陶等交往。韩愈称其诗“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其诗对晚唐、五代、宋影响较大。李洞、马戴、方干、唐求、孙晟及南宋江湖派诗人俱爱赏其诗，效其体式。李洞至称贾岛为“佛”，置像礼拜。南宋赵师秀曾合刻姚合、贾岛诗为《二妙集》。工书法，“八分似韩择木”(《书史会要》卷五)。《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长江集》一○卷、《小集》三卷、《诗格》(《宋史·艺文志》题为《诗格密旨》，《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作《二南密旨》)一卷。今传《贾长江集》一○卷，有近人陈延杰注本及李嘉言《长江集新校》本。《全唐诗》卷五七一至五七四，编其诗为四卷。《全唐诗逸》卷上补一联。《全唐诗补编·补逸》卷六补一诗。《续补遗》卷五补四首。《续拾》卷二八补一首又一四句。《诗格》亦存，疑为五代人伪托。生平事迹见苏绛《唐故司仓参军贾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七六三)、《唐摭言》卷一一、《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附《贾岛传》、《唐诗纪事》卷四○、《唐才子传校笺》卷五等。李嘉言有《贾岛年谱》。吴汝煜、谢荣福有《李嘉言〈贾岛年谱〉订补》《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朱弁

朱弁（biàn）（1085年—1144年）字少章，自号观如居士，婺源(今属江西)人。为朱熹族祖。少时颖悟，既冠，入太学，晁说之奇其诗，妻以兄女。进士及第。靖康战乱，家破南归。建炎初，议遣使问安两宫，奋身自效，补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为通问副使。被拘于金十九年，拒受金国官爵，守节不屈。绍兴三十年(1143)与洪皓、张邵南归,易宣教郎、直秘阁。秦桧恶其言敌情,不被重用,仅转奉议郎。十四年卒，年六十。朱弁为文仰慕陆贽，援据精博，曲尽事理，诗歌学李商隐，词气雍容，不蹈险怪奇涩之弊。胡应麟谓其五言律诗多整峭，忠义之气溢于篇章，并举其“已负秦庭哭，终期汉节回”(《客怀》)，“霜清获稻日，风急授衣天”(《白发》)，“朔晦中原隔，风烟上巳疑”(《上巳》)，“山藏千叠秀，云结四垂阴”(《冬雨》)，“黄云萦晚塞，白露下秋空”(《战伐》)，“谁知度江梦，日夜绕行宫”(《战伐》)，以为佳句可取(《诗薮》杂编卷六)。朱弁在诗歌评论上也有建树，撰《风月堂诗话》，推崇苏轼、黄庭坚，反对那种“句无虚辞，必假故实，语无空字，必究所从”的诗风，提倡“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骫骸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今存《曲洧旧闻》十卷，为拘囚于北方时所作，多记述北宋遗事，寄寓了怀念故君与家国之思，有嘉靖三十四年沈敕刊本、清汪汝瑮刊本、《四库全书》本，《风月堂诗话》三卷，有明写本、《四库全书》本，1988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全宋诗》卷一六三三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三八○二收有其文。事迹见《中州集》卷一○《朱奉使弁》、《宋史》卷三七三本传。

许啸天

许啸天（1886-1946），名家恩，字泽斋，以号行，别署则华、黄帝子孙之嫡派等。浙江上虞人。早年即在上海激进报纸《苏报》发表文章，为章太炎所赏识。继又致力于戏剧，先后加入春柳社、春阳社，又与人组织人本戏社、文艺动员剧社，能编善演。所撰《拿破仑》、《明末遗恨》、《黑籍冤魂》等均搬上舞台，受到好评。其妻高剑华亦工诗文、书法，夫妻二人曾于1914年创办《眉语》杂志，为鸳鸯蝴蝶派名刊之一。又曾与人合创《黄花旬报》(1914年)和《红叶》杂志(193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致力于古代文化典籍和古代著名小说的点校和阐释工作。先后以新式标点校点的著作有《黄梨洲集》、《王阳明集》、《朱舜水集》、《王船山集》、《顾亭林集》、《颜习斋集》以及《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列国志》、《聊斋志异》等。又以白话注释《诗经》、《战国策》、《史记》、《经史百家杂钞》、《小仓山房尺牍》等。抗战期间，足迹遍江、浙、皖、赣、湘、桂各省。1946年返回上海，任诚明文学院教授，并兼事写作。同年死于车祸。所著小说，短篇散见于报刊，长篇有十部以上，如《清宫十三朝演义》、《明宫十六朝演义》、《唐宫二十朝演义》、《满清奇侠大观》、《上海风月》、《天堂春梦》、《春宵一刻》、《香衾重暖记》、《情潮》等。其中以《清宫十三朝演义》流传最广。此外还著有《名言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解题》。生平事迹见郑逸梅《许啸天》(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

周天游

周天游，男，汉族，生于1944年7月，1953年随父母由宁波迁居天津。1962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郑天挺、王玉哲等著名学者，研读中国古代史。1967年大学毕业，1968年7月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龙江县华民公社中学，担任语文、历史、政治课教师。1972年5月调到西安市第七十三中学任教。粉碎“四人帮”后，为配合宣传活动，与一些教师在西安市教育局、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和西安市群众艺术馆的支持与指导下，组织学生自编自演节目，获得好评。公开发表创作歌曲十余首，其中《火车司机之歌》被选中并由专业演唱家在西安“红五月”演唱会上演唱。1978年9月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为研究生，拜陈直教授为师，攻读中国古代史（以秦汉史为方向）。1981年10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3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博士生导师，先后任历史系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教授、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和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

周天游在西北大学工作期间，科研成果突出，出版著作有《秦汉社会文明》（合著）、《八家后汉书辑注》（上下册，1990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汉纪校注》（1992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史略校笺》、《秦汉史研究概要》、《汉官六种》、《古代复仇面面观》等lO余部，合作出版《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秦汉卷》中之（历史文献）篇）、《二十五史精选精译》、《资治通鉴新注》等20余部。又主编《中国社会史文库》（第1辑，共6册）、《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等。发表论文有《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论东汉门阀的形成》（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历史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三十余篇。

许谦

许谦（1269～1337），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后徙婺之金华(今属浙江)，故谦为金华人。幼孤，伯母口授《孝经》、《论语》，稍长，发愤于学，虽病不废。三十一岁受业于金履祥之门，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所不读，儒家经典之外，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无不通晓，旁及释、老之言，亦能洞悉其义蕴。浙东宪司闻其名而辟之，不就。廉访使刘庭直、副使赵宏伟先后举茂才异等，又以遗逸荐，皆辞谢。延祐初，居东阳八华山，开门讲学，学者无论远近，多来受业，甚至以不及门为耻，学生达千人。其教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立身之要，以分辨义利为处事之制。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说：“此义、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巷四十年。晚年自号白云山人，人称白云先生。后至元三年(1337)卒，年六十八，谥文懿。他与北方理学家许衡齐名，并称南北“二许”，又是“金华四先生”之一。为学宗旨在阐发朱学，对程朱理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他站在理学家立场，认为诗文之作应“扶翼经义，张维世道”。其文醇古，无宋人语录习气，是理学家兼擅文章者。诗也不同于一般理学家诗，能于理中含兴象，如《遣兴》四首。五言古诗有高古之格，类似魏、晋之音。七言歌行则显得较有气势，如《雨花台》。著有《读书丛说》六卷、《诗集传名物钞》八卷、《读四书丛说》四卷、《论语丛说》三卷、《读中庸丛说》二卷，诗文有《白云集》四卷，集中《南城晚望》本五言长律八韵，而误分为二首，《放棹行》为七言古诗，而以为律体，《故朝散大夫婺州路总管治中致仕朱公圹志》乃他人之文而误收，《题赵昌甫诗卷》为七绝，题下诗序却误入杂著中。生平事迹见黄溍《白云许先生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祭许征君益之文》(《吴正传文集》卷二○)、《元史》卷一八九、《金华贤达传》卷一○、《金华先民传》卷一、《元儒考略》卷三、《两浙名贤录》卷四、《宋元学案》卷八二、《历代名儒传》、《新元史》卷二三四。

王禹偁

王禹偁[chēng]（954年-1001年）北宋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家世务农。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端拱元年(988)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献《端拱箴》以寓规讽，又上《御戎十策》。拜左司谏、知制诰。任大理评事，为徐铉雪诬，坐贬商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至道元年(995)坐谤讪朝廷罪贬知滁州。真宗即位初再召入京，预修《太祖实录》，以直书史事得罪宰相，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贬知黄州。咸平四年改知蕲州，卒。为官清正，秉性刚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因此“八年三黜”，乃作《三黜赋》云：“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以表示刚正不屈之志。

王禹偁出身清寒，又久历州县官，对民生疾苦有较深了解，也深知北宋政治之弊端，因而多次上书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减冗兵冗吏等主张，实为北宋政治改革派之先驱。文学上诗文兼长，是宋代白体诗派的代表诗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国初……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宋初白体诗人如李昉、徐铉等以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为主。至王禹偁才侧重学习白居易早期“惟歌生民病”的诗风，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代表作如《对雪》、《感流亡》等诗，反映民生疾苦，抨击现实的黑暗，并对自己身居官位而乏救民济世之术表示自责，表现了真诚的人道精神。后期又进而学习杜甫，曾作诗自贺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小畜集》卷九)无论学白学杜，都是注重于关注现实、反映民瘼这一侧面。他的诗追求语言的平易晓畅，风格简淡朴实。长篇古诗多夹叙夹议，挥洒自如，畅所欲言。近体律诗如《村行》等则以清丽之辞写景抒情，明净洗炼，意境清远，饶有风韵。他又是宋初较早倡导古文的重要散文家，其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宋代散文创作有较大影响。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以纠正五代以来的浮弱文风。并强调“不得已而言”，认为文章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其散文创作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平易。如《待漏院记》、《唐河店妪传》、《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都是宋代散文中的名篇。他的为人和文学成就都受到世人的称道，苏轼称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王元之画象赞序》)。著有《小畜集》30卷，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后人裒辑《小畜外集》，有清光绪年间刻本。

沈寿

沈寿（1874—1921），刺绣艺术家。初名云芝，号雪宦，江苏省吴县人。7岁随姐姐沈立学绣，起初以花鸟虫鱼为题材，后来以家中所藏名画为蓝本，绣制艺术性较高的作品。16岁时已颇有名气，20岁结婚，1899年随丈夫到上海。1904年为慈禧太后寿辰绣制《八仙上寿图》通景屏、《无量寿佛》等8幅作品，慈禧极为满意，赐“寿”字，遂易名沈寿。1905年受清政府委派远赴日本考察东洋刺绣，1906年任清朝农工商部女子绣工科总教习，1912年赴天津开设女工传习所，1914年任江苏南通女子师范传习所所长，1920年任南通绣织局局长。

沈寿在传统绣艺的基础上，参照日本美术的表现手法，结合西画用外光表现物体明暗的技法，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仿真绣，使画面富有立体感，在中国近代刺绣史上开一代新风。代表作有《八仙上寿图》、《耶稣像》、《无量寿佛》、《万年青》、《观音像》、《花鸟册页》、《柳燕图》、《倍克像》等。《耶稣像》用一百余种丝线绣成面部，表情逼真，绣工精细，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清末实业家张謇将这幅作品送往江苏南通博物苑，1938年日本侵华时不幸散失。作品《荻丝鹭鸶》、《海棠小鸟》、《樱花栖霞》由上海博物馆收藏，《济公像》、《龙》、《猪》、《兔》、《老虎》等由苏州博物院收藏，《红鸟翠柳》、《罗汉绣》、《观音绣》由南京博物馆收藏。

沈寿一生从事刺绣实践和研究。1906年她运用仿真绣法绣制了《意大利皇帝像》、《意大利皇后像》，1911年送意大利都灵国际博览会展出，《意大利皇后像》作为国礼赠送该国。

她在任南通女子师范传习所所长期间，治校严谨，教学有方，常率学生写生，观察实物。1918年口授刺绣经验，由张謇记录整理成《雪宦绣谱》一书，为我国刺绣工艺的系统而完整的理论著作。1992年，南通建成沈寿艺术馆。

刘呐鸥

刘呐鸥(1905年9月22日-1940年9月3日),现代作家。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台湾台南人。从小生长在日本,曾在东京青山学院专攻文学。日本应庆大学文科毕业。精通日文、英文。回国后,20年代中期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法文。20年代末期倾向进步。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翌年经营水沫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如《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在此期间,创办了《无轨列车》半月刊,内容倾向进步,艺术形式追求创新,初步显示了现代主义倾向。《无轨列车》停刊后,1929年与施蛰存、徐霞村、戴望舒共同创办《新文艺》月刊。该刊在政治上支持“左联”,普罗文学色彩较浓,艺术上新感觉主义倾向有了发展。该刊被国民党封闭后,又创办《现代电影》。到1932年水沫书店毁于“一二八”战火后,他远走日本。抗战爆发后,东南沦陷。汪精卫1939年准备建立南京汉奸政府。刘呐鸥到上海,奉命筹办汉奸控制下的《文汇报》,任社长。报纸未出版,这年秋天就为人所暗杀。暗杀者据说是国民党特工人员。据施蛰存所提供的材料,“刘呐鸥是被黄金荣、杜月笙的青红帮打死的。主要是因为争夺赌场的经济问题,与流氓的矛盾,不是政治问题。”刘呐鸥和施蛰存、穆时英等人属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的“新感觉派”。著有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以及集外的《赤道下》、《A Lady to keep YouCompany》等少量小说。他采用跳跃、意识流、心理分析和象征讽谕等手法,暴露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形式创新方面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颓废倾向。

沈约

沈约（441~513年）南朝史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出身仕官之家，历仕宋、齐、梁三代。刘宋时起家奉朝请，累迁尚书度支郎。入齐，官至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易代之际，力劝萧衍称帝，故入梁后封建昌县侯，官至尚书令。沈约自幼笃志好学，博通群籍，齐梁时为文坛领袖，创立了以“四声” “八病”为基本内容的声律论。在史学上也很有造诣，著有《晋书》120卷、 《宋书》100卷、 《齐纪》20卷、《高祖纪》14卷，现仅存《宋书》。《宋书》记事，上自杀晋安帝义熙初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管东晋军政大权起，下至宋顺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亡国止，首尾75年。沈约写作是书，抱有“作鉴于后”的目的，他在《上宋书表》中表白，刘宋“英主启基，名臣建绩，拯世夷难之功，配天光宅之运，亦足以勒名钟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国衅家祸，旷古未书，又可以式规万叶，作鉴于后。”为了起到劝戒的作用，他很注意历史的真实性，他总结此前写成的刘宋一代史书说，“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宋书·自序》)和同时代的史学家相比，他对“志”的编写格外重视，鉴于《三国志》无“志”，刘宋又大多因袭晋朝制度，他的“律历”等八志不拘泥于断代史的界线，而从魏朝开始叙述，使魏晋到刘宋一代的典章制度源流分明。列传的编写，内容上吹捧高门士族，王、谢两大姓入传的就有30人之多;喜爱选录文章，凡诏诰、符檄、奏章、辞赋，几乎备载全文。在叙事方法上，采用带叙的形式比较多，即对没有设专传的人物，在他人列传中往往将其简历、事迹也附带写出。沈约的史学思想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由于他是有神论者，书中宣扬天命论、宿命论的篇幅很大;此外，对晋宋、宋齐之际的史事多有回护，未能完全实践他自己史书应当成为“实录”的思想。

陈柱

陈柱（1890—1944） 字柱尊，号守玄，广西北流民乐镇萝村人。著名国学家、史学家，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小养成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精神。师从唐文治。曾任教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分部。陈柱勤于国学，博闻强记，根基厚实，精于子学，一生著作等身，五十余年著述九十余种，议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实不多见。主要著作有《周易论略》、《诸子概论》、《研究国学之门经》、《尚书论略》、《墨学十论》、《老子与庄子》、《老子集训》等。他的《中国散文史》是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自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至今仍是古代散文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周是修

周是修（1354.4—1402.6），名德，字是修，以字行。泰和(今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学。明太祖洪武(1368—1398)末年，举明经，为霍丘训导，擢周王府奉祠正。惠帝建文(1399—1402)初，为衡王府纪善，留京师，预翰林纂修。好陈说军国大计，数度指斥奸臣误国。燕王朱棣举兵南下夺帝位，破南京，是修留书别友人，付以后事，具衣冠，为赞书系衣带间，自经于应天府学尊经阁。是修为明代江西诗派的晚期代表作者。他主要生活在社会生活已趋于安定时期，以其所擅长的七古歌行，写了大量反映平民日常生活的作品，如：《牧童谣》写牧童的苦辛与乐趣;《渔郎谣》写“载歌一曲沧浪晚，棹入烟波何处寻”、带有隐士色彩的渔翁;《桑妇谣》、《临川女》、《瞿塘贾》描写了养蚕女、军人妻子与商贾妻子的忧愁与烦恼，可见当时不同阶层妇女生活之断面;《归宁妇》写在娘家久住女子复杂心态，她既留恋娘家生活亲切温暖，又思恋久别未见的丈夫;其他如《柳条长》、《种粟谣》、《樵夫谣》都是一诗一事，记录了普通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清代朱彝尊赞美是修此类作品“犹存张、王遗韵”(见《明诗综》)，指出这些歌行在描写普通人生活与风格浅显平易上很接近唐代张籍、王建乐府诗。张、王乐府平淡质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结尾精警;是修叙事诗只在平淡质朴方面类似，但在生活提炼方面较差。张、王乐府是“成如容易却艰辛”，而是修诗较为草率，在情节、语言上皆少锤炼。著有《诗小序集成》、《论语类编》、《家训》、《纲常彝范》等，其诗文收入《刍尧集》。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解缙曾为之撰墓志铭，杨士奇为之作传。《明史》卷一四三有传。

齐如山

齐如山（1876年1月16日-1962年3月18日），名宗康,以字行。河北高阳人。出生于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1876年1月16日)。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为阮元门生,父为翁同龢门生。自幼受家庭教育。十九岁入北京同文馆,习德、法、英文,肄业五年。庚子事变后,同文馆停办,遂经营商业。其后三度赴西欧。在欧洲期间,观看了英、法诸国戏剧,对歌剧、话剧均有兴趣。回国后潜心于戏剧研究。结识梅兰芳,为其编写剧本,并精心设计身段、发髻、服装、佩件等。1929年底,随梅剧团赴美。三十年代主持国剧学会,编辑出版《戏剧丛刊》、《国剧画报》。1948年底取道香港至台湾。1954年在台北任中国歌剧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继续进行戏剧研究与写作。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大量收集戏曲资料,收藏戏曲书籍一千余部,其中数百种为稀见珍品。其研究以戏剧为中心,旁及音乐、舞蹈、武术、服饰、建筑、美术、工艺、杂耍等。先后为梅兰芳编撰剧本约三十余种。论者谓:“齐如山有着厚实的文学根底,又通晓舞台,因此他所编剧本,又具有结构顺畅,文词秀丽,宜于表演的特点”(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其创作、改编的剧本有《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牢狱鸳鸯》、《一缕麻》、《木兰从军》、《晴雯撕扇》、《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红线盗盒》、《上元夫人》、《洛神》、《廉锦枫》、《太真外传》、《俊袭人》、《凤还巢》、《春灯谜》、《霸王别姬》、《春秋配》、《宇宙锋》等。戏剧论著有《京剧之变迁》、《说戏》、《中国剧之组织》、《国剧概论》、《国剧漫谈》、《说平剧》、《国剧艺术汇考》、《梅兰芳游美记》、《梅兰芳》等三十五种。其他著作有《故都琐述》、《北平三百六十行》、《北平怀旧》、《北平土语》、《北平零食》等,有“近代掌故的活辞典”之誉。其平生著作合计共九十种,合辑为《齐如山先生全集》。生平事迹见郑孝颖《齐如山》(载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许姬传、邹慧兰《齐如山》(载《中国京剧史》中卷,第三十五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