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

吴宓( mì )（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著名教授、学者和报刊编辑。陕西泾阳人。 原名玉衡，字雨僧，又作雨生，笔名余生。1911年就读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科。1917年留学美国，先后在费吉尼亚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西洋文学和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主教东南大学，并先后在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系主任。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时，曾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学衡》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刊，为月刊，1933年停刊，共出79期。他担任《学衡》总编辑达11年之久。因该刊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其成员被称为学衡派。1925至1926年，他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在北方任教期间，曾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1930年至1933年，曾赴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他通晓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擅长西方文学，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名著，对《红楼梦》研究有较深的造诣，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论著，是我国很有影响的“红学家”。1933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积极主张抗日，在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1949年5月来到重庆，在湘辉学院和勉仁学院任教。同年9月，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主任。重庆解放后，自1950年4月起在四川省教育学院任教。9月该院合并于西南师范学院，此后一直担任西师外语系教授。先后开设了“英国小说”、“欧洲文学史”、“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古代史”等课程，并为本院和兄弟院校培训外国文学研究生。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编写了不少高等学校教材，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学科研人才。在“文革”中，他以古稀之年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批斗中被打致残，受到残酷迫害。1977年1月，由其妹接回陕西泾阳治病养伤，1978年1月17日含冤逝世。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为其恢复政治名誉。著有《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吴宓诗集》等书。

谢迁

谢迁（1450年1月11日－1531年3月6日），明孝宗、武宗、世宗时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字于乔,号木斋,浙江余姚(今属浙江)人。成化十年(1474)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又为第一,授修撰。后任左庶子,为东宫讲官。弘治元年(1488),任经筵日讲官,进讲前夜必加诵习,讲解详切。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八年,与李东阳同入内阁参预机务。又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曾上疏劝太子亲贤远佞,勤学问,戒逸豫。孝宗晚年欲革弊政,当时内府诸库及仓场、马坊的宦官作奸枉法,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属于禁军, 不受兵部管辖, 都以空名领饷, 他主张搜剔弊端, 严立条约, 有犯必诛。 与刘健、 李东阳同为辅政, 而他处事明敏, 善于持论, 当时人谓: “李公谋, 刘公断, 谢公尤侃侃。” 天下称为贤相。十六年, 晋太子太保、 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武宗即位,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与刘健等连章上疏,请诛刘瑾等 “八虎”, 事未成功,刘瑾反而得志, 被迫辞官退休。 正德四年 (1509), 刘瑾借事端攻讦他与刘健徇私援党, 欲逮捕两人,抄没其家, 赖李东阳解救得免, 被夺朝廷所授诰命。 当时被夺诰命的共计有六百多人, 人人都为其感到危险, 而他却仍与客人下围棋、 赋诗, 坦然自若。刘瑾被诛后, 官复原职, 退休在家。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 曾再度起用为大学士, 次年即辞归。 十年卒, 年八十三, 赠太傅, 赐谥 “文正”。 有 《归田稿》。

沈炼

沈炼（1507～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明朝会稽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进士。历任溧阳、茬平、清丰三县县令，为政清廉，政绩卓著，被誉为“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的有为地方官。因秉性耿直，疾恶如仇，不阿谀逢迎，召为锦衣卫经历。后上疏弹劾严嵩父子专权擅国、贪污纳贿十大罪，被廷杖后削职贬保安（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为民。在保安时沈炼散己财粟，设粥厂救济百姓，同时，与严党作不懈的斗争。后被严党宣大总督杨顺诬陷与白莲教谋反，惨遭杀害。明穆宗隆庆初年，沈炼案平反，追赠光禄少卿；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被谥“忠愍”。沈炼工诗文，诗文郁勃磊落，肖其为人；文章尤佳，下笔千言，劲健有气。沈炼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忠烈之士，所著今存《青霞集》十一卷。《明史》有传。

沈炼幼即聪敏，能攻古文，汪文盛（字希周，湖北崇阳人，正德六年进士。嘉靖初年，先后任福州知府、浙江及陕西副使、云南按察使等职）以提学副使考核浙江文士，得其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始补府学生。明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乡试中举。

沈炼少有大志，刻苦好学；倾慕诸葛亮，平日爱诵读其《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并亲手抄录数百遍，在室中到处粘贴；每逢酒后，便高声背诵，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往往长叹数声，大哭而罢。以此为常，人都叫他是狂生。

沈炼精通诗文书画，下笔辄万言而不能止。据 《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载：沈炼曾是明代画坛最富创意的水墨花鸟画大师徐渭（公元 1521～1593 年）的老师。嘉靖十七年沈炼中了进士，拜授溧阳(今江苏溧阳)知县之职。因他为人正直刚强，冒犯了御史，就调往茬平(今山东茬平)县任县令。嘉靖二十三年因父死丁忧去职，与同里陈鹤、徐渭结“越中十子”社。期满后补任清丰县(今河南清丰)县令。他执政清廉，惠爱于民。也因秉性耿直，不阿谀奉承，故任县令多年一直未得升迁，后被左迁为锦衣卫经历。

经历，锦衣卫“经历司”中官之职称，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司”，始设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当时，朱元璋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其职权渐大，兼管刑狱，巡察、缉捕等事。以后就成为明代政治的重要手段。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同知、佥事、经历司、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明太祖朱元璋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就是这个机构的设置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明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公元 1477 年），明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1

当时的京师，已由贪鄙成性、排斥异己的严嵩操控。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明成化十六年（公元 1480 年）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严嵩自幼聪颖，虽然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但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明弘治十八年（公元 1505 年）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 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明正德二年（公元 1507 年），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在正德三年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严嵩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年，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这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的。

明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

严嵩退隐钤山（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方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词称病。

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览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公元 1512 年），严嵩还应江西行中书省袁州府（今江西省新余市）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公元 1514 年）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 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正德十年（公元 1515 年）年底，严嵩奉旨准备还朝。

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三月，严嵩正式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明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明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严嵩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进侍讲，（《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公元 1528年），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十分欣喜，遂升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而成为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二年，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当时正值朝廷商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明世宗的青睐。11

在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六月，明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明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明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 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严嵩终于帮明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明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从此，严嵩平步青云。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明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明世宗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沈炼对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但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又能怎样；然而，出淤泥而不染却是可以做到的。

沈炼任锦衣卫经历任上的长官是锦衣卫帅陆炳，当时，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陆炳（1510～1560 年），字文明，平湖人。祖父陆墀以军籍隶属锦衣卫，祖父死，父陆松袭职。其母为明世宗朱厚熜乳母，陆炳幼小随母出入宫禁。年稍长，武健沉鸷。明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 年）中武进士，授锦衣卫副千户，父死后袭指挥佥事，（《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载：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三司”之一，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僚佐胥吏。）后进都指挥佥事，掌镇抚司。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陆炳随帝南巡至卫辉（今河南汲县），晚上行宫失火，冒烈焰背负世宗脱险，自此得世宗宠幸，提拔为都指挥同知，掌锦衣卫事。不久，又升都督同知。后陆炳因揭发大将军仇鸾虚报战功、阴谋不轨有功，晋官至太子太保兼少傅。嘉靖三十九年卒，谥武惠，赠忠诚伯。隆庆初年，陆炳被御史弹劾，追论陆炳之罪，削秩并籍没家产，罢免其子陆绎及弟陆炜的官职。《明史》有传。

陆炳善待沈炼，对他很不错，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随陆炳到严家多了以后，对严家的了解也多了；看见严家如此赃秽狼藉，心中很是愤怒。沈炼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

有一日在公宴上，严世蕃呈倨傲之状，饮至中间，严世蕃狂呼乱叫，旁若无人，要来巨觥飞酒，饮不尽者罚之。这巨觥约容酒斗余，两旁坐的客人都畏惧严世蕃威势，没人敢不吃。只有一个马给事（皇帝身边的近侍），天生从不饮酒，严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马给事再三告免，严世蕃仍旧不依。马给事略沾唇，便脸色发红，眉头打结，愁苦不胜。严世蕃就亲自走下席，手揪住他的耳朵，拿起巨觥灌他。那马给事出于无奈，闷着气，一连几口吸气，不喝也罢，刚喝几口下肚，便觉得天在下，地在上，墙壁都团团转动，头重脚轻，晕头转向，站立不稳。严世蕃拍手呵呵大笑。

沈炼见了突生一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拂袖而起，把那只巨觥抢在手中，斟得满满的，走到严世蕃面前，说道：“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严世蕃愕然，刚想举手推辞就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这杯别人可以吃，你也要吃。别人怕着你，我沈炼不怕你！”也揪了严世蕃的耳朵把酒灌进去。严世蕃被迫一饮而尽。沈炼才把杯丢掷在桌上，像没事人一样拍手呵呵大笑。吓得旁边众官员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作声。严世蕃假装醉了，就先走了。

沈炼也不送，坐在椅上叹：“咳，‘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一连念了七八句。这句话也是《出师表》上的话，他把严家父子比作曹操父子。旁边众人恐怕严世蕃听见，都替他捏两把汗。沈炼全然不以为意，又取酒连饮几杯，尽醉才罢。

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1 年），时有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致书明世宗要求朝贡，言辞多有傲慢，语多恫吓。朝廷各官瞠目结舌，不敢发言。大将军仇鸾，本来就畏惧俺答，主意全无。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此人乃是国子监司业（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司业，正五品。）赵贞吉。当赵贞吉主战时，在一旁的廷臣都袖手旁观，不敢附和；只有一个小小官吏，位列最卑，当场却高声道：“赵大人所言极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立即就应声道：“难道你不认识我锦衣卫经历沈炼吗？你们这些所谓的大臣，没有好建议要说，小臣我不得不说。我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如果以万骑军队保护陵寝，万骑军队保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打击俺答，定可得胜，为什么屡议不决呢？”夏邦谟道：“你就自己去奏闻皇上，我们恰恰是无才无能之辈，你也不必和我们空说。”沈炼更加愤愤不平，竟拜表上陈己见，然而明世宗全然不理。沈炼闷闷不乐， 纵酒佯狂。

明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明世宗嘉靖初，蒙古草原各部分化为三支大的部落，以吉囊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靠近陕北；以俺答为首领的土默特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山西北部毗邻；以老把都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东部，靠近河北北部。三部各拥众数十万，经常寇掠陕、晋、冀等地，成为明朝边防的重大忧患之一。明朝边将往往不能抵御。

明中叶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作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态势，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

早在嘉靖初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率领蒙古骑兵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地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这次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因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

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边境战事，明军几乎没有抵抗，俺答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地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十七级，获马十二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四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可 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俺答汗退兵后，依据协议，于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脱脱至宣府，留下人质，求通贡市。这就是俺答封贡事件。

俺答封贡时宣大总督苏祐上奏说，蒙古使臣称：愿以宣大陕西各边地通行开立马市，买卖骡马牛羊。他建言在宣大、延绥、宁夏等地开市，以布帛米粮交换牛羊骡马。世宗为避免“临城胁贡”之耻，采苏祐之议，先在大同边外开设马市。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入贡事容后再议。四月间，大同马市以布缎等换马两千七百余匹。俺答贡马谢恩，朝廷回赐丝衣金带。俺答虽然尚无进贡使团，但事实上已恢复了贡赐交易。宣府和陕西开市，也都购马数千匹，边境出现安定和繁荣的局面。但是，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 1552 年）初，俺答部下军兵又在大同边境侵扰。巡按御史李逢时上疏说：“俺答敢于岁初拥众入犯，可见马市之羁縻难恃。今日之计，惟大集兵马，一意讨伐。”（《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月，俺答军攻掠怀仁而去。三月，世宗下诏，停罢马市。边境战事又起。四月，明平虏大将军仇鸾领兵出塞，在威宁海袭击俺答，败阵而回。兀良哈三卫撤去边卫，俺答入境至宁远掳掠。明备御官王相战死。从此以后，俺答连年在边地攻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春，俺答进犯宣府和延绥；夏，犯甘肃和大同；秋，俺答大举攻掠浑源、灵丘、广昌，插箭峪、浮图峪等地，遇雨退去；不久，又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次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沟堡；夏，犯宁夏；秋，攻蓟镇边墙，百道并进，明京城戒严。嘉靖三十四年，俺答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三十五年，俺答三万骑犯宣府。三十六年，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三十八年，俺答入蓟镇潘家口。三十九年攻掠大同、延绥、蓟、辽诸边。四十二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被大同总兵刘汉打退；冬季又大举攻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12

早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在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

嘉靖三十（公元 1551 年），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

这一日，沈炼到尚宝丞张逊业处饮酒，两人彼此纵论国事。谈到严嵩，沈炼停杯痛骂，痛哭流涕。当晚回到住处，仍余恨未平，慨然叹息说：“从古到今，谁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是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甘心情愿。”

主意已定，就细细地磨墨伸展毛笔，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缮写奏章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到这里，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一起劾奏。”遂又续写数语，说吏部尚书夏邦谟巴结奉承行贿受贿等，并请治罪等情况。第二天就呈给了皇上。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诬蔑诽谤排陷大臣”，沽名钓誉，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着锦衣卫重 打一百，捶打数十，贬职流放到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严世蕃又差人吩咐锦衣卫官校，定要将沈炼打死。

所幸的是执行官正是陆炳，他是个有主意的人，平时又敬重沈炼的节气，况且沈炼又是他相处得好的下属，因此反而更加周全照应，让执杖人打个出头棍，不怎么厉害地伤着沈炼。

几乎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弹劾严嵩，一同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都因弹劾严嵩而遭到谪贬，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逆严嵩的官员，都在京察大计（官员考核）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没有一人遗留。六年后，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并罪及其子。严嵩以这样的手段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明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里，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地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 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户部注籍已下，沈炼前往保安州为民。沈炼带着棒疮，即日收拾行李，带领妻子儿子，雇着一辆车子，出了城门，往保安进发。沈炼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长子沈襄，绍兴府廪膳秀才，一向留在绍兴老家。次子沈衮、沈褒，随任读书。幼子沈衺，年方周岁。夫妇二人和三个儿子五人上路。满朝文武，惧怕严家，没一个敢来送行。真是“一纸封章忤庙廊，萧然行李入遐荒。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触权奸惹祸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说。保安州明时属北直隶，在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是个塞外边远地方，不比内地繁华。异乡风景，举目凄凉，何况再加上连日阴雨，天昏地黑，倍加惨戚。想租间民房居住，又没有相识的人指引，不知 何处安身是好。

正在彷徨的时候，只见有一个人打着小伞前来，看见路旁行李，又见沈炼仪表不俗，就站住细细打量了一遍，问道：“官人尊姓？何处来的？”沈炼回答说：“姓沈，从京师来。”那人又问：“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奏本要杀严嵩父子，莫非你就是他吗？”

沈炼说：“是的。”那人说：“久仰久仰，幸得相会。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家离这里不远，方便的话请你携同家眷一起到我家停下，再作打算。”沈炼见他十分殷勤，只好听从了。

走了不多远就到了那人的家。这虽然不是个大大的宅院，但也精致漂亮。那人拉着沈炼来到中间堂屋，纳头便拜。沈炼慌忙答礼，问道：“请问你是哪位？为何这样待我？”那人说：“我姓贾名石，是宣府卫一个舍人。哥哥是本卫的千户，早几年去世没有留下孩子，我就因袭了职位。只是因为严贼当权，袭职者都要施以重赂，我不愿做官了。托祖宗之福，有数亩薄田，务农度日。几天前听说您弹劾严氏，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又听说您被编册受管在我们州府，我就渴望想见一面。如今天意让我们相遇，真是三生有幸！”说完又拜了下去。沈炼再三扶起，便叫沈衮、沈褒与贾石相见。贾石又叫老婆迎接沈夫人到内宅安置。从车上拿下行李，打发车夫走了。又吩咐庄客，杀猪买 酒，款待沈炼一家。贾石说道：“这样的雨天，料想您也无处去，只好在我家安歇了。请安心多饮几杯，以宽劳顿。”沈炼谢道：“萍水相逢，就承蒙你款待住宿，如何敢当啊！”贾石道：“农庄粗粮，别嫌弃简单怠慢。”当日宾主互相敬酒，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话。两人说得情投意合，大感相见恨晚。

过了一夜，次日一早沈炼起身，对贾石说：“我要寻所房子，安顿老小，烦请您指引。”贾石问：“要什么样的房子？”沈炼道：“只要像你们家的这一处房子，我就十分满意了，租价但凭你说定就行。”贾石说：“没关系。”出去转了一圈，回来道说：“租赁房屋倒是有的，只是龌龊低洼，一时难得中意的。您不如就在草舍权且暂住几天，我领着家小，到我岳父家去住着，等您还朝，我再回来，岂不稳当方便。”沈炼道：“已经承蒙你厚爱，岂可再占据你的家宅！这事绝对不行。”

贾石道：“我虽是村农，也知道好坏。我仰慕您是忠义之士，想为你执鞭坠镫也不能。今日天幸降临，就让这几间草房送与您做寓所，也略表我的一点敬贤之心，不要推辞。”说完，立刻吩咐庄客，推车，牵马，带驴子，一伙人把细软家私搬去，其余的生活用品，都留给沈炼日用。沈炼见他慷慨直爽，甚感过意不去，要与他结义为兄弟。贾石道：“我是一介村农，怎敢越位攀上贵戚？”沈炼道：“大丈夫意气相许，哪有贵贱？”贾石小沈炼五岁，就拜沈炼为兄；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贾石也唤妻子孩子出来都相见了，两家成了亲戚。

贾石陪沈炼吃完饭，便带着妻子孩子到妻舅李家去了。自此沈炼就在贾石家住下了。时人有诗感叹贾舍人借宅之事，诗曰：倾盖相逢意气真，移家借宅表情亲。世间多少亲和友，竞产争财愧死人！

保安州父老，听闻沈经历为上本参奏严嵩老贼遭贬斥到这里，人人敬仰，都争相前来拜望。有运柴运米相助的；也有携带酒菜来请沈炼吃的；还有遣子弟拜于门下听教的。沈炼每日与这些地方上人，讲论忠孝大节及自古以来忠臣义士的故事。说到关键处，有时毛发倒竖，拍案大叫；有时悲歌长叹，涕泪交流。地方上的老老小小，听了无不欢喜。有时唾骂严贼，地方上的人齐声附和，当中如果有不开口的，大家就骂他是不忠不义。

一时高兴，以后就习以为常。又听说沈经历文武全才，都来和他学射箭。沈炼让人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用布包好做成三个稻草人，一个写上“唐奸相李林甫”，一个写上“宋奸相秦桧”，另一个写上“明奸相严嵩”，把那三个稻草偶人做个射鹄。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声骂道：“李贼看箭！”秦贼、严贼，都是如此。北方人性子直，被沈经历说得热闹了，全不考虑到严家知道。世间有权势之家，报新闻的极多。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

严嵩父子深以为恨，商议要找个理由杀掉沈炼，才能免去心腹之患。适时正值宣大总督空缺，严嵩便吩咐吏部，让把这缺给他门下干儿子杨顺去做。吏部依言，就将杨侍郎杨顺差往宣大（即宣府、大同）任总督。杨顺前往严府拜辞，严世蕃置酒送行，席间屏退旁人耳语，托他要查沈炼过失。杨顺领命，唯唯而去。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 1557 年），杨顺到任不多时，遇上大同鞑虏俺答，率众入侵应州（今山西应县）地方，连破了四十余堡，掳去百姓无数。杨顺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鞑虏去后，方才遣兵调将，为追袭之计。杨顺情知丧失时机恐怕降罪，就秘密告谕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他们剃头斩首，充做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一时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

沈炼闻知其事，心中大怒，写书一封，教中军官送给杨顺。中军官晓得沈经历是个揽祸的太岁，书中不知写什么话，哪里肯替他送信。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在军门等候杨顺出来，亲自投递。杨顺接来看时，书中大略说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

杨顺见书大怒，扯得粉碎。

同时沈炼又作了一篇祭文，率领门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已著劳。不斩单于诛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又诗云：本为求生来避虏，谁知避虏反戕生！早知虎首将民假，悔不当时随虏行。

杨顺手下有个心腹指挥，姓罗名铠，抄得此诗和祭文，密献于杨顺。杨顺看了，愈加怨恨，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诗曰：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枉著劳。何似借他除佞贼，不须奏请上方刀。

写就密书，连改诗封固，就差罗铠送与严世蕃。书中说：“沈炼怨恨相国父子，阴结死士剑客，要乘机报仇。前番鞑虏入寇，他吟诗四句，诗中有“借虏除佞”之语，意在不轨。严世蕃见书大惊，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路楷曰：“我愿前往宣卫府，为相国了却这件大事。”严世蕃大喜，即吩咐都察院差路楷作为巡按大人前往宣府。临行严世蕃治酒款别，说道：“烦寄语杨公，同心协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当以侯伯世爵相酬，决不失信于二公。”路楷领受。

不到一日，路楷带了钦差之令来到宣府，到任与杨总督相见了。

路楷遂将严世蕃所托之语，一一对杨顺说了。杨顺道：“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废寝忘餐，恨无良策，以置此人于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来不能辜负了严公父子的托付，二来自己富贵的机会，不可错过。”杨顺道：“说 得是，倘有可下手处，彼此相报。”

杨顺想着路楷说过的话，一夜不睡。次日早上坐堂，只见中军官报道：“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解到辕门外，伏听钧旨。”

杨顺道：“传进来。”解官磕了头，递上文书。杨顺拆开看了，呵呵大笑。这两名妖贼，叫做阎浩、杨胤夔，系妖人萧芹之党。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向来出入虏地，惯以烧香惑众，哄骗虏酋俺答，说自己有奇术，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颓。虏酋愚甚，被他哄劝，尊为国师。其党数百人，自为一营。俺答几次入寇，都是萧芹等为之向号，使中原屡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对他说道：“天朝情愿与你通好，用我们的布匹粟物换你们的马，名为‘马市’，两下息兵罢战，各享安乐，此是美事。只怕萧芹等从中作梗，和好不了。这个萧芹原是一个无赖小人，全无法术，只是狡伪，哄诱你家，抢掠地方，他好从中取利。俺答汗若不信，可要萧芹试其法术。若真的喝得城颓，咒得人死，那就理当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颓，显然是欺诳，何不缚送我天朝？我天朝感俺答汗之德，必有重赏。‘马市’一成，岁岁享无穷之利，煞强如抢掠的勾当。”脱脱点头说“是”，对俺答汗说了。俺答汗大喜，约会萧芹，要将千骑随之，从右卫而入，试其喝城之技。萧芹自知必败，改换服色，连夜脱身逃走，被居庸关守将盘诘，并将其党羽乔源、张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处。招称妖党甚众，山陕畿南，处处俱有，一向分头缉捕。今日阎浩、杨胤夔亦是有名妖犯。杨顺见获解到来，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这个题目，牵害沈炼。

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别的事情奈何不了沈炼，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是皇上所最震怒的。如今只要在妖贼阎浩、杨胤夔招供中，窜入沈炼名字，只说阎浩等平日师事沈炼，沈炼因失职怨恨，教阎浩等煽妖作幻，勾虏谋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赐天诛，以绝后患。先用密禀，禀知严家，教他叮嘱刑部作速复本。料想这样一来沈炼必无法逃命了！”路楷称妙！

这白莲教是中国民间宗教。由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白莲社发展而来。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亦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昭）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元代，白莲宗逐渐流行，至大元年（公元 1308 年）遭禁，仁宗即位（公元 1311 年）后，曾获合法地位。但至英宗即位（公元 1321 年）又遭限制，故各地白莲宗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其入教者多为下层群众，其教义崇尚光明，认为光明定能战胜黑暗。元代称白莲会、白莲宗，至明代始称白莲教。其教派名称随时随地变化，明代有闻香教、大乘教清茶门等名目，清代有清水教、儿卦教、天理教等名 目。元、明、清三代，农民以此作为组织斗争、对抗官府的工具，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弥勒下生”相号召，发动起义。元末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皆以白莲宗聚众起事，明代永乐时的唐赛儿、天启时徐鸿儒、清嘉庆时姚之富、林清、李文成，乃至清末的义和拳等皆以白莲教教主身份为起义领袖。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小明王之立”：“有韩山童者，栾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徒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平徐鸿儒”：“（徐鸿儒）以白莲教惑众，党数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断尾令藏之招人，人闻异香，多归附之，号闻香教。”又：“四川亦有白莲妖贼洪众、刘就应选、白仙台等助贼蜂起。”

杨顺、路楷两人当时就商量了本稿，约齐了同时发本。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禀帖，便教严世蕃传话刑部。尚书许论，是个疲软没用的老头，听见严府吩咐，不敢怠慢，连忙复本，依杨、路二人之议。圣旨下：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路楷纪功，升迁三级，俟京堂缺推用。

杨顺自发本之后，便差人秘密将沈炼拿下囚禁。慌得徐夫人和沈衮、沈褒没时间细想，急忙找义叔贾石商议。贾石道：“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既然下狱，必然诬陷以重罪。两位公子应立即逃窜远方，等待严家势败，方可出头。若住在此处，杨、路二贼，决不干休。”沈衮道：“未曾看得父亲下落，怎么可以走呢？”贾石道：“尊大人犯了对头，肯定不可能保全了。公子以宗祀为重，岂可拘于小孝，自取灭绝之祸？可以劝令堂老夫人，早作打算远离以保全身之计。尊大人处贾某自当央人照顾，不用你牵挂。”兄弟俩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了。徐夫人道：“你父亲无罪陷狱，何忍弃之而去！贾叔叔虽然相厚，终究是个外人。我料杨、路二贼奉承严氏，也不过与你爹爹作对，终不然要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亲倘然身死，骸骨无收，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何颜在世为人啊？”说完，大哭不止。沈衮、沈褒齐声恸哭。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许远离，叹息而去。

过了数日，贾石一打听，果然牵入白莲教之党，问成死罪。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杨顺自知理亏，只恐临时处决，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就预先向狱官下令以得病为由拿取病状，将沈炼杀害在狱中。贾石将这个情况报给徐夫人，母子痛哭，自不必说。又亏贾石多有熟识的人，买出尸首，嘱咐狱卒：“若官府要尸首示众时，拿个假的对付一下。”却瞒着沈衮兄弟，私下备棺盛殓，埋于隙地。完事之后，方才向沈衮说道：“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后，才可以指点，现在不可泄漏。”

沈衮兄弟感谢不已。贾石又苦口劝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衮道：“我们自知 久占叔叔的住宅，心上不安。可是家母的意思，等是非稍定，搬回灵柩，因此迟延不决。”贾石怒道：“我贾某生平，为人谋而尽忠。今天所说的，全是为你们家族着想，岂是因为久占住房，才让你们起身的。现在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只是我有一件小事，即将出远门，有一年半载不会回来，你母子就安心住就是了。”看着墙上贴得有前后《出师表》各一张，乃是沈炼亲笔楷书。贾石道：“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一路上做个纪念。他日相逢，以此为信。”沈衮就揭下二纸，双手折叠，递与贾石。贾石藏于袖中，流泪而别。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用心不善，虽然杀了沈炼，未肯干休。自己与沈炼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同宗家暂时居住。

那路楷见刑部复本，有了圣旨，便将阎浩、杨胤夔斩讫，并要割沈炼之首，一同枭示。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去了，官府也辨验不出。

杨顺看见只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心中不满，便问路楷说道：“当初严东楼（严世蕃号东楼）许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炼是严家紧对头，今只杀其身，还没有波及其子。斩草不除根，萌芽复发。相国不足我们之意，想在于此。”杨顺道：“若如此，何难之有？如今再上个本，说沈炼虽诛，其子亦宜知情，还该坐罪，抄没家私，庶国法可伸，人心知惧。再查得他同射草人的几个狂徒，以及借屋给他住的，一齐拿来治罪，出了严家父子之气，那时再将前言取赏，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趁他家属在此，一网而尽，岂不快哉！只怕他儿子闻风逃避，却又费力。”杨顺道：“高见甚明。”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再写禀帖到严府知会，自述孝顺之意；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要用心看守犯属，勿叫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诗曰：破巢完卵从来少，削草除根势或然。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将家属媚当权。

再过数日，圣旨下了。州里奉着宪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一一捉拿。只有贾石先经出外，只得将在逃上报。此可见贾石的机敏。时人有诗赞云：义气能如贾石稀，全身远避更知几。任他罗网空中布，争奈仙禽天外飞。

杨顺见拿到沈衮、沈褒，亲自审问，要他俩招供通虏事实。二沈高声叫屈，哪里肯招？被杨顺严刑拷打，打得体无完肤。沈衮、沈褒熬不过，双双死于杖下。其同时拿到的犯人，都坐个同谋之罪，累死者何止数十人。幼子沈衺尚在襁褓，免罪随着母徐氏，流放到云州（今山西大同）极边，不许在保安居住。路楷又与杨顺商议道：“沈炼长子沈襄，是绍兴有名秀才，他必然衔恨于我辈。不若一并除之，永绝后患，亦要相国知我用心。”杨顺依言，便行文浙江，提钦犯沈襄问罪。又吩咐心腹经历金绍，选择有才干的差人，带着文书前 去，嘱咐他中途伺机谋害，讨个病状回缴。事成之日，差人重赏，金绍越级提拔。

金绍领了台旨，急切回府，认真地选了两名公差：张千、李万。赏了他俩酒饭，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让他俩带着文书到绍兴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松，回来还有重赏；若是怠慢，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张千、李万收了银两，谢了金经历。领了公文，急忙上路，往南进发。

沈炼长子沈襄，号小霞，是绍兴府学廪膳秀才（享受饭食待遇的）。他在家听说父亲以言事获罪，发往口外为民，甚是挂怀，欲亲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无人主管，行止两难。忽一日，本府差人到来，不由分说，将沈襄锁缚，解到府堂。知府把文书给沈襄看了，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嘱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母亲又远徙极边，放声大哭。哭出府门，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搅作一团地啼哭。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将人口尽皆逐出。沈襄听说，真是苦上加苦。霎时间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银子，送与二位公差，求他们路上照顾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对，才收下。

张千、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语。过了扬子江，就渐渐难为沈襄了。又行了几日，就要到济宁府地界上，过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泺（泺是泊的古体），一路荒野，都是响马出入之所，而两个差人又在不住的交头接耳，私下商量说话，沈襄便寻求脱身之计。他想到济宁府东门内，有个冯主事丁忧在家，此人最有侠气，是沈襄父亲极相好的同年，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纳。次日早起上路，沈襄借拜访年伯为名逃到了冯主事府。

而总督杨顺、御史路楷，两个日夜商量奉承严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谁知朝中有个徐阶的门生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得知杨顺横杀平民冒功之事，把他尽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助恶。明世宗正当设醮祝釐听说杀害平民，大伤和气，龙颜大怒，着锦衣卫押解来京问罪。严嵩见明世宗发怒，一时来不及救护，也幸亏他从中调停，止于削职为民。

沈襄在冯主事家的复壁之中，住了数月，外边消息无有不知，都是冯主事打听来告诉他的。过了年余，已知张千病死，李万逃了，这公事渐渐搁下了。冯主事特地收拾内书房三间，安排沈襄在内读书，只不许出外，外人亦无有知者。冯主事三年孝满，因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复做官，沈襄在冯主事家一住就是八年。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五月，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儿子严世蕃按礼制应回乡守孝三年，虽然明世宗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明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淫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甘草国老”（海瑞语）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争斗。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精明不在严嵩之下，他感觉到明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这几年来严嵩的确老了，精力大不如以前，奏对也越来越不称圣意，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也就一直往下掉。而徐阶被迫韬光养晦了好几年，现在皇帝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就试着出奇制胜扳倒严嵩。

大臣听皇帝的，但皇帝又听神仙的，谁能代表神仙呢？道士。徐阶便向明世宗推荐了一名来自山东的名叫蓝道行的道士，此人的特长是会降紫姑扶乩。道教山山有仙，处处有神，据说紫姑的乩语最灵。在扶乩之前，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纸上密封好，让太监带到扶乩之所焚烧，再请神仙降临以乩语答复。如果乩语不准，皇帝不是怪道士不灵，而是责备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愿降临。这么给怪罪几次，太监们也学乖了，烧以前先偷看皇帝所问的内容，再转告蓝道行，这样降下的仙语自然是百发百中，句句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也就对蓝道行的道行深信不疑。宫外呢有徐阶在通风报信。严嵩将有密札呈奏皇帝，徐阶先派人通知蓝道行，扶乩的时候就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纳闷谁是奸臣，严嵩的密札送到了，严嵩也就成了神仙口中的奸臣。神仙的话，皇帝能不信吗？

一次，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明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明世宗心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把永寿宫烧得一干二净。皇帝暂时搬到了玉熙殿，见那里又狭窄又潮湿，很不满意，便宣召内阁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禁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明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永寿宫。第二年三月，永寿宫如期修复，皇帝将其改名万寿宫，大庆五日，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而严嵩仅加禄百石。这样，徐阶在明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 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以《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疏明世宗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五月，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同年六月二日，严嵩满怀悲伤，出了北京广渠门，沿着运河南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分宜县）。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今广东海康）。严世蕃在谪戍雷州途中只走到广东南雄（今广东南雄）就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并不韬光养晦，而是大动土木，兴建私宅，这样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一天，袁州府推官郭谏臣有公事到严府，见到上千名工匠正在修建园亭，督工的家奴对他非常无礼，甚至还有人向他投掷瓦砾。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干脆向巡江御史林润告发严家聚众练兵，准备谋反。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十一月，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今新安江流域的歙、黟一带）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有《汪直传》）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编得完整了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闻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沈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炼、杨继盛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

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愕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致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第二年案结，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

严世蕃临刑时，沈炼所教过的一个保安子弟在一块锦帛上写上沈炼姓名和官爵，持入刑场。看到严世蕃断头，大声呼喊：“沈公可瞑目矣！”恸哭而去。

同年十二月，明世宗因服丹中毒驾崩，第三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初年，赠恤嘉靖时建言得罪已故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给予祭葬，任命一子为官。后来又从御史郝杰之言，在保定建祠，名旌忠。赠沈炼光禄少卿，沈襄忠而获罪，准予复原，并进一级，以旌其直。妻子召还原籍；所没入财产，府县官照数给还。沈襄食廪年久准贡，敕授知县之职。沈襄复上疏谢恩，疏中奏道：“臣父炼向在保安，因目击宣大总督杨顺，杀戮平民冒功，吟诗感叹。适值御史路楷，因受严世蕃之嘱，巡按宣大，与杨顺合谋，陷臣父于极刑，并杀臣弟二人，臣亦几于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几绝，受祸之惨，莫如臣家。今严世蕃正法，而杨顺、路楷安然保首领于乡，使边廷万家之怨骨，衔恨无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肃刑典而慰人心也。”给事中魏时亮、陈瓚也相继论杨、路二人。圣旨准奏，复提杨顺、路楷到京，问成死罪，监刑部牢中待决。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谥忠愍。

赵汝愚

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宋恭宪王赵元佐七世孙。原籍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县),祖不求,宋建炎间(1127—1130)迁居崇德洲泉(今桐乡市洲泉镇)。赵汝愚出生于洲泉。少有大志,曾说:“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乾道二年(1166),取进士第一,累官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淳熙八年(1181),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次年,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后进直学士,制置四川,兼成都知府。时边境各族相扰为患,赵汝愚以计分散其势力,始渐平息。孝宗赞其有文武之才。光宗即位,进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绍熙二年(1191),召为吏部尚书,后迁知枢密院事。五年六月八日,孝宗崩,子光宗与父有隙,称病不执丧礼。两宫隔绝,大臣累奏不复,迁延多日,朝野忧虑,左丞相留正出城他去,人心浮动。赵汝愚以国事为重,临危不惧,屡进两宫疏通,又与工部尚书赵彦逾等密议,推知阁门事韩侂胄禀请宪圣太后垂帘,暂主丧事;并迫使光宗退位,拥立其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改号庆元。命赵汝愚兼代参知政事,特进右丞相枢密使。赵汝愚请召还留正,使续长百僚;任命朱熹等待制经筵;召回外出官员,以安定朝政。留正至,赵汝愚请免除兼职,遂任光禄大夫、右丞相。时外戚韩侂胄以拥戴定策有功,出入内宫,渐见亲幸,居中用事,乘间争权。待制朱熹、吏部侍郎彭龟年以其窃弄威福,劾之,未果。韩侂胄遍植党羽,垄断言路,排斥贤良,诬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罢右丞相职,以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谏官等以赵汝愚勋劳卓著,精忠贯于天地,先后上疏挽留,太学士多人伏阙上书,皆遭贬斥。韩侂胄乃诬赵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诏谪宁远军节度使副使,贬放永州(今湖南零陵)。赵汝愚怡然就道,对送行者说:“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君等尚可免也。”庆元二年(1196)正月,行至衡州,发病,为守臣钱鍪所窘,暴卒,年57岁。天下闻而冤之。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胃诛,党禁渐解,追复赵汝愚原官,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复进封周王。赵汝愚学务实用,著有《忠定集》、《太祖实录举要》、《国朝诸臣奏议》等。

王处一

王处一(1142—1217),金代道士，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内丹学家。号玉阳，一说字玉阳，号全阳子，一说号华阳子，宁海东牟(今山东牟平)人。幼年丧父，事母至孝。大定八年(1168年)二月，游宴至范明叔之遇仙亭，见王重阳，执弟子礼，遂侍左右，与丘、刘、谭、马为莫逆交。初随师修炼于昆嵛山烟霞洞，次年移居查山，后居云光洞。以苦行著称，“尝俯大壑一足跛立，观者目瞚毛竖。”(姚燧《王宗师道行碑铭》)人称铁脚仙。居洞炼形九年，出而云游齐鲁间，召雨摇峰，起死嘘枯，颇著神异。时有人诬其善幻惑民，饮以鸩毒，不能死。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世宗征至京，居天长观。问以卫生之道，对以含精养神、恭己无为。世宗嘉之，为建修真观。次年还山，复召之，及至，世宗已崩。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再召至便殿，问养生术，以无为清静、少私寡欲对。又问性命之理，答以内丹之说，以心运气，是皆无为自然、不为而成。赐紫衣及“体玄大师”号，命居崇福观，日给钱二百缗。泰和元年(1201年)、三年(1203年)奉诏设普天大醮于亳州太清宫，为章宗求嗣。七年(1207年)居圣水玉虚观，元妃赐以《玄都宝藏》一部。大安元年(1209年)北京(今内蒙宁城境)请居华阳观，曾至玉田县行醮。贞祐四年(1216年)山东文登请居天宝观。著有诗文集《云光集》4卷。开全真“嵛山派”。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赠“玉阳体道广度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进封“真君”。

陈西滢

陈西滢（1896年—1970年），现代作家。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15岁到英国留学,先读中学,后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专攻文学及政治科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后,受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与王世杰、唐有壬、高一涵、周鲠生、杨瑞六、陈翰笙、皮宗石、胡适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1927年与凌叔华结婚,是年夏,夫妇二人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1929年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次年夏,武汉沦陷,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1943年到伦敦,在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到法国巴黎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去世。主要作品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西滢闲话》收有他在《现代评论》周刊“闲话”专栏发表的杂文、散文、随笔、书评等共70余篇。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三卷收有《行路难》、《参战》、《民气》、《管闲事》、《共产》5篇散文。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40年,光明书局)中,编辑了“陈西滢小品”,收《创作的动机与态度》、《“管闲事”》、《知识阶级》、《听琴》、《南京》、《菊子》6篇小品。并在《陈西滢小品序》中,将陈西滢与鲁迅作了比较,对陈西滢及《西滢闲话》作了评价。《西滢闲话》中的文章谈今说古,引经据典,内容丰富,文笔优美,简洁流利,可读性强。翻译作品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梅立克小说集》等。

百丈怀海

百丈怀海，（720～814）唐代僧。福州长乐人，俗姓王（一说姓黄）。自幼即喜游访寺院，年二十，从西山慧照出家，后从南岳之法朝律师受具足戒，未久至庐江（位于四川）研读经藏。适逢马祖道一在南康弘法，乃倾心依附，遂得道一之印可。因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入室，时称三大士。后出主新吴（江西奉新）百丈山，自立禅院，制订清规，率众修持，实行僧团之农禅生活。尝曰（大四八·一一一九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元和九年入寂，世寿九十五。敕谥‘大智禅师’，塔号‘大宝胜轮’。座下以黄檗希运、沩山灵祐居首。其后，宋、元诸帝又谥号‘觉照禅师’、‘弘宗妙行禅师’。另据全唐文卷四四六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并序所载，师之生年为天宝八年（749），故世寿六十六。 　师所订清规，世称百丈清规，天下丛林无不奉行，为禅宗史上划时代之功绩。宋儒仿效而创立书院，元明清三朝，更以书院为乡学，充作养士之所，皆师之赐。

王通

王通（584—617）隋代思想家。字仲淹，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少聪颖，有大志。学《书》、《诗》、《礼》、《乐》、《易》，六年不解衣，精志甚强。仁寿三年(603)，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文帝大悦，以为相见恨晚。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宫廷之中适有大变，王氏明知谋之不用，怅然东归。帝闻而再征，不就。炀帝大业元年(605)又征，辞以疾。“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大业十年(614)，尚书召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又不至。《旧唐书·王勃传》则言其为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605—618)末，弃官归乡，以著书讲学为业。讲学之际.远近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其中有后来唐朝的名臣李靖、房玄龄、魏征等。大业十三年(617)卒于家。弟子数百人议谥曰“文中子”。王氏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和扬雄《法言》为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而传世者仅有《中说》。王氏的人学思想突出了人相对于天地万物的重要地位，认为人与天地的关系是“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天地之中非有它物，只是人。所以，人事修定，天地之理便得到了。国家的兴衰亦在于人谋而不在天预。王氏又认为善筮者是“先人事而后说封”，同样突出的是人的作用。对于人性，王氏基本上倾向于性善之说。他称仁为五常之始，性为五常之本，又主张以性制情，是明显的儒家正统思想。王氏又有著名的“三才之蕴”的观点。认为所谓天乃是统领元气者，而不仅是苍茫之天空;地乃是统元形者，并不只是对山川丘陵等的称谓;人统此二者，并非仅仅是圆头方足的一个生灵。这样，天地人三者都具有了形上的性质。这种思想，也是儒家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世称王通为“隋末大儒”，他的思想是汉代儒家思想到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王通《文中子中说》的版本主要有《诸子百家丛书》本等。

(1)命者唯人所召 王通对“命”的看法颇有新意。他认为，命关系人的吉凶，其本质特征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有定于此而应于彼。他说：“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命由天人两方面组成，缺一则不为命，不知命。所以命者“惟人所召”。命是针对人事而言的，命一旦立定，则远近高深而无不应，洪纤曲直而无不当，故君子畏之。王氏也把命分为几类，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即常命和偶命，但总的来说，命并不单单由天而定，而是一定要有人的参与才能成立。王通对“命”的论述，从其具体内容看，主要强调“命”是因人而称，因人而立，故亦因人而取，惟人所召。强调了“命”的人为方面。王通的这一看法，与儒家传统的“天命论”有一定差异。

(2)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 王通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世道兴衰，政治得失等非由天命安排，亦非由神灵等超社会的力量所决定，而是由人来掌握。故提出“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的命题。他认为，社会的治乱，政权的兴替有两种，一种是尧舜的禅让;一种是汤武的革命。但无论哪一种，都是与人为政治有关。他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即按着“道”来行事，天下的治理也就容易了。如古代舜禹继轧而天下淳朴，夏桀继承了天下，却出现欺诈;成汤放桀天下方平，殷纣承之，而天下又走向混乱。至汉代文景之治，天下太平，而桓灵失政，天下又乱。由此王通得出结论说：“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其原因便是“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王通的这一思想与其“命者唯人所召”的思想相一致，把社会的治乱、兴替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事自身的变化，用人类自身原因解释历史，跳出了天命论的巢臼，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德语：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纳粹德国元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法西斯头子。生于奥地利,其父当过鞋匠、海关税吏,在林茨和希尔太读中学,后在维也纳自学绘画和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士兵。1918年中毒后,一度双目失明。1919年加入德国工人党取得领导权,次年将党改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称纳粹党,自任主席,提出“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废除凡尔塞和约”等25点蛊惑人心的政纲。1921年10月把一批退伍军人组成冲锋队,并设计了纳粹党的党旗和党徽,确定“服从领袖为原则”为纳粹党党纪。1923年11月18日晚希特勒同戈林、赫斯等人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发动政变,因未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很快被当局镇压,希特勒被捕,纳粹党被勒令解散。1924年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宣扬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遗责民主政府,仇恨共产主义,成为法西斯的理论武器。1933年1月在德国大银行家、大工业家等垄断资本集团的资助下夺取政权,任总理。2月制造“国会纵火案”,解散国会,7月颁布《禁止组织新的政党法》,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政党,取消所有政党,建立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体制,疯狂迫害与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3月,迫使国会通过授权法,规定政府制定的法律“可以与德国宪法相异”,使独裁统治得到法律依据。随后即任命纳粹分子为各邦部长和政府官员。1934年1月颁布《国家重建法》,取消各邦议会,废除历史悠久的联邦制度。建立法西斯恐怖组织,清除异已势力。他的私人卫队——党卫军是最凶恶的纳粹武装特务组织。30年代拥有25万人,大战时高达100万人,由希姆莱指挥。党卫队控制一切保安机关和各类警察,残暴的髑髅队管理集中营。它建立了各种由纳粹分子组成的秘密法庭,法院也不得干涉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活动。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利用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矛盾处死了冲锋队头子和自己的政敌。8月2日,兴登堡总统死后,希特勒颁布国家元首法,取消总统职务,自称元首兼帝国总理,拥有最高统帅权。1936年任命希姆莱为警察总监,使德国彻底变为警察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极力宣扬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疯狂煽动反犹主义,屠杀600万犹太人。1933年5月10日开展焚书运动,科学、教育、文化彻底纳粹化,学校成了法西斯军训所,《我的奋斗》被规定为“绝对正确的指南针”。在经济方面,实行全面军事化的经济干预和调节,并推行强制卡特尔化,使垄断资本和法西斯政权高度结合,确立起法西斯统治经济。1936年建立柏林一罗马轴心,进军莱茵非军事区,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任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全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8月,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免除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9月以“闪电式”突袭侵占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攻陷荷兰和比利时,败法国,炸英国、夺取挪威,控制巴尔干和北非。1941年6月利用苏联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应变准备不足,只注意战略进攻,不注意战略防御的致命弱点,和在情报判断、处理上的失误,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大举侵入苏联。其侵略活动终被反法西斯盟国彻底粉碎。1945年4月30日柏林被苏军攻占前夕,在地下室与其妻伊娃同时自杀。

唐君毅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现代新儒家。1909年生于四川省宜宾。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及北京大学,后转读南京中央大学,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等。曾听熊十力讲新唯识论。1932年毕业于中大哲学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成都中学、中央大学、华西大学。1944年任中大教授,兼任哲学系主任。曾暂任金陵大学与华西大学教授,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前往广州,旋即赴港。在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任文学院院长及哲学系主任。1958年,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发表《中国文化宣言》(该宣言由唐起草,收入唐《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书中)。此后,多次应邀到英、美、日、南朝鲜及欧洲各国讲学。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成为成员学院,唐被聘为哲学讲座教授及第一任文学院长。1974年退休。1978年病逝于九龙。

唐君毅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30岁前为第一阶段。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宇宙论和天道观,以自然的天道观为中心来分析、比较和探讨中西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与文化等问题。主要著作是1943年出版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第二阶段以1944年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为起点,着重反省人的道德生活,确立“道德自我”或仁心本性的存在(见“道德自我之建立”条)。由此确定了他的思想活动的基本方向,最后完成了他的心通九境论的思想系统(见“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条)。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人生之体验》(1944),《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心物与人生》(1954),《人文精神之重建(上、下)》(1955),《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哲学概论(上、下)》(1961),《人生之体验续篇》(1961),《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1966),《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1968),《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上、中、下)》(1973),《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1975),《中华文人与当今世界(上、下)》(1975),《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病里乾坤》(台湾《鹅湖月刊》杂志社1980年整理出版)。

唐君毅的思想以道德为轴心(见“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条),以儒家为指归,竭力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融合中西文化,宣扬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时曾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新儒者、道德的理想主义者、文化哲学家、超越的唯心论者等。逝世后更有“文化意识中的巨人”(牟宗三语)、“大儒”等尊号。唐君毅逝世后,港台的“悼唐热”曾持续三年之久。

王十朋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乐清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以太学上舍生免解，省试及格，高宗面试进士，十朋以揽权为对，揭发“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认为“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决不可能“得人”。建议“威福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必须“愿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高宗“嘉其经学淹通，议论醇正，擢为第一”，并用其言，“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阯所贡翠物焚之”。初授左承事郎佥书建康军节度判官，继特添差绍兴府佥判。三十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寻命兼建王府小学教授。十月轮对，答以“御敌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权虽归于陛下，政复出于多门”，建议起用张浚、刘锜“以寝敌谋以图恢复”，罢免杨存中兵权，更定枢密管军班次。高宗一一嘉纳，大略施行。为此，太学生列十朋为“五贤”之首。三十一年春，迁大宗丞，累疏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观。次年六月，孝宗即位，诏起十朋知严州。九月召对，上疏陈时政缺失，除司封员外郎，迁国子司业。复于便殿从容奏对，提出“今日之计，战固未可轻，和决不可议。守以养气，俟时而伸，乘机而投而已”。隆兴元年(1163)，除起居舍人，升侍讲，旋除侍御史，力赞张浚主战，上疏论史浩八罪，又论史正志、林安宅罪，皆罢去。会张浚符离战败，引咎辞职。改除吏部侍郎，不拜。七月回故里左原。次年夏，以集英殿修撰起知饶州，七月三日抵鄱阳。乾道元年(1165)七月，移知夔州，饶民乞留不得，竟断所过之桥。四年，移知湖州，户部责虚逋钱三十万，命吏持券往辨，不胜，复请祠去。归途得敕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六月抵家。八月起知泉州，浚洑田塘(周4980丈)，建放生池，六年闰五月离去。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廷对时犹极论时事。以疾革许归里第，诏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七月卒，享年60岁，赐谥忠文。遗著除《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诗，后集文)外，尚有《尚书解》、《春秋解》、《论语解》、《周礼详说》、《唐书详节》和《梅溪奏议》等。叶适论绍兴末、乾道初，“士类常推公第一”：朱熹论其奏议“气象大”。

祝兴义

祝兴义（1938年7月24日～1993年2月25日），当代作家。1938年7月24日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祝桥口。在家乡读小学。1954年加入共青团。1963年毕业于安徽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在怀远第一中学任教。1971年开始发表剧作、故事及诗歌。1974年初调县文教局创作组,翌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淮上红领巾》(《安徽文艺》九月号)。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怀远县文化局创作组长,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1981年到安徽省文联,现为《清明》文学季刊编辑部编辑。先后在《安徽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春风》文学丛刊、《文汇月刊》上发表短篇及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儿子长大以后》(内收同名中篇及《蒹葭苍苍》、《文笔峰》;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及短篇小说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独幕剧《差别》(1980年《安徽戏剧》创刊号)。他的短篇小说《抱玉岩》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杨花似雪》获1980年安徽文学佳作奖。1984年，祝兴义因患肝病住院。在治病的8年中，又先后发表《名医子孙》《西乡妹子》《芳菲世界》《荒戏人生》《刘青其人其事》等中短篇小说。其中，《西乡妹子》获“清明”文学奖二等奖。《刘青其人其事》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另发表《花》《人分男女》《小箱哑语》等20多篇小小说。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杨花似雪》、中篇小说集《儿子长大以后》、中篇单行本《兼葭苍苍》、农村题材小说集《只因河那边一段风流》等，分别由四川、福建等地出版社出版。1993年，祝兴义任安徽省第七届政协委员，2月24日在省政协开会时因肝病复发住院急救，终因医治无效而英年早逝。

荀悦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东汉末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十三世孙，其祖父荀淑，叔父荀爽并知名当时。荀悦自幼丧父，年十二岁，能说《春秋》。家贫无书，但所见书籍，一览即能诵记。性格沉静，仪表不凡，尤好著述。灵帝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荀悦遂隐居乡间，时人莫之识。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升任黄门侍郎，与荀彧、孔融俱侍进宫中。累升任秘书监、侍中。曾向献帝提出“屏四患”(伪、私、放、奢)和“崇五政”(兴农桑、审好恶、宣文教、立武备、明赏罚)的为政之方。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

荀悦乃当时著名哲学家，在天人关系上，持自然意义上的“天人感应”说。认为“人承天地，故动静顺焉。顺其阴阳，顺其日辰，顺其度数。内有顺实，外有顺文。文实顺理也。休征之符，自然之应也。”(《申鉴·俗嫌》)在人性问题上，持“性三品”说，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不赞成先秦以来的“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情恶性善”各种说法，认为性有恶有善，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政体》)。三品再各分为三，共有九品，其中“从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者大数九分之一也”，故“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同上)。在政治上主张“法”与“教”并举，“凡政之大经，法教而矣。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认为“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民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法、教须“先丰民财以定其志”，使能“养生”。在知行问题上，认为“夫心与言，言与事参相应也”(同上)。主张“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精则考守”(《时事》)。著有《申鉴》五篇，又曾仿《左传》体裁，以编年体改写《汉书》，撰成《汉纪》三十篇。

任应秋

任应秋（1914.7.27～1984.10.17）,字鸿滨。四川江津县人。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四岁开蒙,塾师授以《十三经》,皆能成诵。稍长,就读于江津国学专修馆,得经学大师廖季平指授。经学之外,兼及训诂,考据、诗文诸学。年十七岁,遵祖父命,从刘有余先生学医。苦读医典之余,设立“济世诊脉所”,义务为乡邻疗疾。三年后技成,悬壶问世。嗣后,遍游沪上及湘水间,力求深造。1936年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同时,问业于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蒋文芳、郭柏良、陆渊雷、夏应堂等前辈名医,于医理、临床均大有进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辍学归蜀,悬壶于乡,求治者门庭若市,声望隆盛。40年代中期,出任《华西医药杂志》主任编辑。嗣后,主要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及古典医籍整理。解放后,先生受到国家重视,1952年出任重庆市中医学校教务主任,开始中医教学生涯。1957年,应聘任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历任学院科研办公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医古文、医学史、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等职。还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评议组召集人、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兼中医组组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主编等职。1980年,先生以著名中医学家身份,随首批中医教育界赴日本讲学团出国讲学,受到日本医学界高度重视和隆重欢迎。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于中医基础理论、医史研究、临床研究、中医教育多有贡献,尤以整理研究古典医籍冠冕当代。其晚年座右铭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先生闳于著述,主要著作有《中国医学史略》、《通俗中国医学史讲话》、《内科治疗学》、《病机临证分析》、《中医病理学概说》、《中医药理学》、《金匮要略语释》、《濒湖脉学白话解》、《重订中医脉学十讲》、《内经十讲》、《五运六气》、《中暑》、《阴阳五行》、《祖国医学整体观》、《中医舌诊》、《点校医学启源》、《新辑宋本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第一、二、三版)。在《伤寒论》的研究上亦贡献卓著。撰有《伤寒论语释》、《伤寒论证治类诠》等。

姚元之

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荐青居士、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充陕甘乡试考官，十四年入直南书房。十七年，武英殿刊刻乾隆《圣训》有误，因失审之责，降为编修。道光二年(1822)升咸安宫总裁，三年，充文渊阁校理，以纂修《嘉庆实录》告成，升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寻转左春坊左中允，升司经局洗马。六年，升翰林院侍讲，转侍读。七年，迁右春坊右庶子，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三年，升工部右侍郎。十八年，江西巡抚陈裕泰弹劾南京知府张寅一案，元之上疏言挟私嫌疑，并贬低陈裕泰政绩，诏斥冒昧，降二级调用。二十三年，以年衰归休。

工书善画，精隶书，行草书得法于赵孟頫。所绘人物、花卉、果品不落时趋，生平所见粉本甚多，故落笔别有机杼，可与恽寿平、华嵒争胜。《桐阴论画》称其“深得赵承旨神髓”。亦画山水，画近华嵒，寥寥数笔，精妙入神。善画白描人物，尝临摹赵孟頫《罗汉十六尊》。传世作品有嘉庆二十年(1815)《为石斋写花卉》轴，图录于《古今画萃》， 道光元年(1821)作《花卉清供》四条屏，每幅纵133厘米，横31厘米，标题隶书，分别为 《半榻茶烟》《天中丽景》《寿似金石》《南斋清供》，款署“道光辛巳初秋偶作，荐青姚元之时于寓庐”。画面活泼有致，繁中见简，清雅优美，功力深厚，现藏安徽桐城市博物馆， 道光二十八年(1848)作《设色多子图》轴藏安徽省博物馆。姚元之著有《使沈草》三卷、《竹叶亭诗稿》、《荐青集》、《竹叶亭杂记》八卷、《小红鹅馆集》等。姚元之生事载于《清史稿》卷375、《清史列传》卷42、《大臣传续编》七、《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等书籍。

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文成)人。 自幼聪颖，14岁赴括城(今丽水)入处州路郡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黄伯生《文成公行状》)。

元元统元年(1333)中进士，时年23岁。惠宗至元二年(1336)初登仕途，任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此后在元朝断续为官十余年，但一直沉于下僚，曾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行枢密院经历等职，都是从七品、七品之类小官，且一再受抑受贬，四度罢职赋闲。48岁时愤而弃官，隐居家乡。

在其散文名篇《卖柑者言》中，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概括元末社会腐朽之实质。隐居家乡时，又作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哲学、文学、农艺、医学、建筑等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阐述“治世之道”，旨在“著书立言，以俟知者”，“以待王者之兴”。

至正二十年(1360)，接受朱元璋邀请重新出山，赴金陵，向朱呈事务十八策，受器重，留中枢，参军机，成为朱元璋开创明朝之主要谋士。“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谋，西平江汉，东定吴会，天下之势固定矣。于是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王景《翊运录序》)

明洪武初，先后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明初很多法令典章，均参与制定。曾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上《戊申大统历》，与李善长等制定《律令》，尤其是奏立《军卫法》，确立卫所制，不仅在军事史上有极高地位，也为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建立功勋。

作为御史中丞，整肃纲纪，严惩贪枉，刚正不阿，因而得罪了丞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人，于洪武四年(1371)告老回家。回乡后，行止谨慎，惟弈棋饮酒吟诗自娱，口不言功，但仍遭胡惟庸等人构陷，诬其争夺有“王气”之墓地，为朱元璋所疑忌而被夺禄。六年七月，入朝“引咎自责”，留京不敢归。八年病重，才被朱元璋遣使护送回家，旋即病逝，享年65岁。著有《诚意伯文集》20卷传世。

皮埃尔·布尔

皮埃尔·布尔(Pierre Boulle，1912年02月20日–1994年01月30日)，旧译皮埃尔·布勒，已故法国著名作家。

皮埃尔·布尔1912年2月生于法国阿维尼翁，青年时期在巴黎高等电力学校学习，获工程师文凭。1936年至1939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经营橡胶种植园，后定居印度支那。皮埃尔·布尔曾经是工程师、反法西斯战斗英雄和法国著名作家。他的两部代表作，一部是《人猿星球》，另外一部更早期的作品名叫《桂河大桥》，这部根据他个人经历改编的小说被拍成电影并获得了1957年的七项奥斯卡奖项。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皮埃尔·布尔加入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随着法国本土的失陷，他逃到新加坡，加入了自由法国力量，成为戴高乐将军的忠实追随者，以“彼得·约翰·儒勒”的英国假名潜伏在中国、缅甸和印支半岛与日寇作战。1943年，布尔试图乘坐竹筏从湄公河顺流而下、潜入越南河内，不幸被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势力抓住并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在监狱里，布尔开始养成了在草稿纸上写日记的习惯。1944年，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潜伏在西贡的“自由法国力量”成员帮助布尔成功越狱，经由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辗转回到法国。回到法国后，他因为自己的反法西斯斗争获得了法国十字勋章和抵抗运动勋章。1949年，皮埃尔·布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在写作的初期，布尔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捉襟见肘，甚至穷得无法支付公寓的租金，只能栖身于简陋的小旅馆。直到他的姐姐玛德琳丧夫后邀请他住进自家宽敞的宅子里。玛德琳的女儿弗朗索瓦丝当时还年幼，布尔写作之余就帮助姐姐照顾外甥女，与母女俩的感情非常深厚，为此，他终身未婚，没有离开过这对孤儿寡母。那一段在亚洲生活和战斗的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54年，他完成了《桂河大桥》一书。1957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桂河大桥》获得了巨大成功，一举荣获第3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剪接、最佳音乐等七个奖项。

1994年2月1日，皮埃尔·布尔在巴黎逝世，享年81岁。

成克巩

成克巩（1608—1691），字子固，直隶大名人。其父成基命，是明代的大学士。克巩虽在崇祯十六年(1643)中了进士，但并没有光耀几天就逃回老家，躲避明末的战乱。

顺治元年(1644)，清统治者定都北京。为了稳固统治地位，扩大统治基础，竭力拉拢前明的文武官绅，在这一背景下，成克巩于顺治二年(1645)经左庶子李若琳推荐，出任国史院检讨;三年之后，又被提升为秘书院侍读学士，不久，即被提拔为弘文院学士。顺治九年(1652)，成克巩被调到吏部任职，先任吏部侍郎，次年升为吏部尚书。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及调动等事务。作为吏部的长官，成克巩上任不久就上疏说：“吏部的四司，分省设官，原负责本省官吏的考证工作。现在应当让各司按人建簿，详细记录各省官员的政绩情况，以备将来缺员时推选官吏之用;督抚此前没有考核成果，应当分门别类地建立个人事迹档案，具体应有四方面内容：一是消弭盗贼，二是开垦荒田，三是清理钱粮，四是纠除贪悍。根据这四方面内容，以决定对他们的奖赏与惩罚。对官员的推选任用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有的地方很繁琐，有的地方则相对简单一些，有的地方是战略要冲，有的则比较偏僻，如江南的苏、松等郡，长期以来就是老大难地区，并非新任邑令所能解决的。对这种地方，应当派十分干练的官员前去治理。如果他们干得出色，就予以提拔，否则，就把他们调离此地。”这些意见很有意义，但清帝还没有决定是否颁行，成克巩就被调任秘书院大学士。这一位子还没有坐热，就因推荐御史郝浴失人被降了二级，但很快又官复原职。

顺治十二年(1655)，成克巩被封为太子太保。当时，左都御史一职空缺，世祖福临让克巩暂时代任，答应将来有了合适人选时仍让他回到内院。成克巩对此不太计较，上任不久，就对用人、财政、学校、刑法及水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用人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任用重要官员尤其如此。当今的通政使李日芳、甘肃巡抚周文叶、陕西巡抚陈极新都已年老体弱，昏庸至极，根本无法理政，应当立即撤换;国家财政比较紧张，应规定丈量编审的具体时间;学校冒滥情况也比较严重，应当严格限定考贡入学的数额;任枢密者，遇到问题不得借行查之名推卸责任;管刑法者，不得宽恕反坐，避免刁滑之习;如果有兴修水利工程，应当认真核算开支，杜绝侵吞公款之弊。福临见到此疏，大加赞赏。

在成克巩上疏言事之后，给事中孙光祀弹劾左通政吴逵兄吴逵企图叛逆，受到了法司的提审。此事传到成克巩耳中，他便上疏揭发左都御史龚鼎孳因与吴达是同乡知情不报，要求对鼎孳一并惩治。龚鼎孳见状大为吃惊，急忙上疏辩解他根本不知道吴逵与吴达的兄弟关系。这种辩解苍白无力，自然免不了被剥夺俸禄的处分。此后不久，成克巩回到了内院。顺治十五年(1658)，克巩出任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次年，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顺治十七年(1660)，成克巩因两个同名同姓的人物惹了一身麻烦。这一年，户部推荐了浙江布政参议李昌祚出任大理寺少卿。在此之前，扬州人李之春图谋起事被告发，他的同伙当中有一人也叫李昌祚。也许成克巩对此事并不了解，结果在和大学士刘正宗联名推荐浙江的李昌祚时只字没提扬州的李昌祚，给人制造了口实。而且，成克巩在任吏部尚书时曾将周亮工推荐提拔为福建布政使，周亮工为政不廉，贪赃枉法，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周亮工虽咎由自取，但成克巩也有提拔官员失人的责任，于是便上疏引咎请罪。这事还没有处理结果，左都御史魏裔介又弹劾大学士刘正宗，言辞之中把成克巩牵了进去。成克巩匆忙上疏辩解，但李昌祚和周亮工的事情怎么也辩解不清楚，结果激怒了清世祖，被世祖骂为巧饰罪过，当然免不了由诸王大臣讨论罪过的程序。

按照诸王大臣的讨论意见，成克巩罪当夺官，但由于世祖平时对他不错，也就免于处分。说起世祖与成克巩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世祖总以为克巩是世家子，知道事情不少，因而对他破格提拔，并令大臣把画工带到克巩官邸，为他画像，画好后呈给世祖。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世祖经常用纸片形式向克巩询问对时事的看法;克巩城府颇深，发表评论时总是比较谨慎，世祖对此颇有看法。因此，现在有人攻击克巩，世祖便借机批评他太会附和，但是，由于平时两人感情较深，世祖也就仅仅责备一下而已，仍让他继续留任原来的职务。

圣祖即位后，成克巩被调到秘书院，任大学士，康熙二年(1663)，要求退休，被批准后即回到了直隶老家。在老家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康熙三十年(1691)病逝，时年84岁。

刘恕

刘恕(公元1032—1078年)字道原,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仕至秘书丞。为人博学强记,精于史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曾招之为佐助,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又撰有《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

道原讳恕，其先京兆万年人。六世祖度为临川令，卒官，葬筠州，遂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少有高志，为颍上令，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致仕。道原幼聪警俊拔，读书一过目即成诵，年始四岁，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道原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十岁谒晏元，献公问以事，道原往返诘难，公不能屈。十二三时已治《春秋》欲应贤良方正举，尝从人借《后汉书》，旬余还之，人疑其未读也，道原已尽记。又借《唐书》，亦然。举进士试入高等对经义说书皆第一，时年十八，释褐为邢州巨鹿主簿。陈成肃帅高阳召至府，重礼之，请讲《春秋》，亲率官属往听，迁晋州和川令。道原为人急然诺，重气义，郡守得罪被劾，属官皆连逮下狱，道原独供饮食，且保证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狱既解，又数转运使以深文峻法抵官满，以疾不赴诏者累年。陆介夫帅广西辟掌机宜。

道原笃好史书，纪传之外，网罗百家，以至稗官小说，无不该览，当其专精，忘寝食之劳，其谈数千载事，若指诸掌，贯穿出入，皆可考验，故独以史学高一时。治平中，今端明殿学士司马君实受诏修《资治通鉴》，奏请同修，道原于汉魏以后事，尤能精详，考证前事差缪，司马公悉委而能决焉。居二年，转著作佐郎。

道原性耿介刚直，不以一毫挫于人。熙宁初，执政有与道原故旧者，欲引以修三司条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为，执政者浸不说。当是时，其权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愤愤，欲与之较，面语侵之，变色悖怒，而道原意气自若，见谗谄附会者，疾之如雠，久之，亦不自安，以亲老告归南康，就乞监酒税，以就养。有诏即官下编修。改秘书丞，赐五品服、丁母寿安县君钱氏忧，解官。又诏就家续成前书，未除丧，元丰元年九月戊戌卒，年四十七。其年十一月壬申葬南康军母氏之茔。

道原好著述，志欲包括古今天下事物，无所不学，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世官府案牍，亦取以审覆其书之得失。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借读且抄，尽得乃已，目为之翳病、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强学如故。著《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谱略》各一卷，《外纪》十卷，他书未成。

娶蔡氏职方郎中巽之女、封安平县君，生三子，曰羲仲、和叔、羲叔，一女曰和仲。祖禹与道原修书九年，道原将卒，口授其子，使作书来别曰：子其为碣，若表以识吾墓铭。曰：呜呼!道原博学强识，海涵地负，富有万物，人所难能，不降色辞，中道而殒，鲜克知之，精明在上，体魄在下，刻诗墓前，以诏观者。

(宋) 范祖禹： 《秘丞墓碣》，见《三刘家集》。

道原，高安刘氏，讳恕，博极群书，以史学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其父涣，字凝之，葬道原于星子城西，以故司马文正温公《十国纪年序》为铭，纳诸圹中，其僚今翰林学士范淳夫为文碣于墓次。此两公皆天下士，故道原虽不得志，而名誉尊显，诸儒纪焉。后十余年，刘氏少长，相继逝殁，惟道原一子羲仲在，论者归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迁葬道原于江州德化县之龙泉山。以《十国纪年叙》及《墓碣》义论譔其遗事，乞铭于豫章黄庭坚。庭坚辞曰：道原于天下独与温公为知己，温公序道原学问行义，揭若日月，庭坚何以加焉。羲仲三请，曰：迁奉不可以不书，因得以先人遗事为托。终不得辞，则叙而铭之。

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初仕年十八，名重诸公间，负其才不肯折节下人，面数人短长，不避豪贵，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为吏发强老奸宿负，必痛绳治之，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也。

倦游十五年，温公修《资治通鉴》，奏以为属，乃迁著作佐郎，书未成，而道原下世。后七年书奏，御论修书之功，有诏录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元祐七年，刻《资治通鉴》版，书成，又诏书赐其家，诸儒以为宠。道原平生所著书五十四卷，皆有事实、不空言。

道原与王荆公善，而忤荆公，与陈鄘公善，而忤鄘公，所争皆国家之大计，与大臣之节，故仕不合，以滨于死而不悔。

尝著书自颂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 高自标置，擬伦胜己： 疾恶太甚，不䘏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谋而疏阔，剧谈而不辩，慎密而漏言，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与人和而好异议，不畏强御而无勇，不贪权利而好躁，俭啬而徒费，欲速而迟钝，暗识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乐放纵而拘小礼，易乐而多忧，畏动而恶静，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事往未尝不悔，它日复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观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谓君子之学矣。以道原之博学强识，而其蔽犹若是，亦足以知学者之难也。夫学者陷而入于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后学者得监观焉。

初凝之忿世不容，弃官，老于庐山之下，至道原而节愈高，盖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务追配前人，立名于后世，故傲睨万物，而潜心于翰墨，仕虽不逢，得其所愿矣。夫人蔡氏，亦有贤行，生三男，羲仲、和叔、羲叔，称材器皆过人。和叔以文鸣而称材笃好，不幸相继死。羲仲沈于忧患、不倦学，犹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参军孔百禄。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传弗著，著其大者。铭曰：

贪夫所争，烈士所弃，显允刘君，去位遂世，其清近义，其勇近仁，其子守节，对于前人，刘子矫矫，执方恶圆，与世龃龉，曰吾道然，其在闺庭，悦亲以孝，举按抱衾，室家静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师，四海温公，俾民不迷，温公补衮，元元本本，刘子执简，匪躬蹇蹇，温公论政，以学为原，浚川积石，学深其源，温公忽忘，刘子典学，我为铭诗，式告后觉。

(宋)黄庭坚：《刘道原墓志铭》，见《黄豫章集》 卷23。

《书秘丞墓碣后》： 元丰初年，司马温公一日谓余曰：子识刘恕乎?舜民对曰：未也。公曰：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不久，道原告卒，竟不获一见之。予思之，司马公自言四十以后，不为人撰论遗事，亲友之嘱，一以谢之，独为吕献可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历陈刘道原事迹，二人而已。今其子羲仲不鄙，俾予书墓碣。援笔之间，不胜叹息。元祐庚午岁秋月起部北轩。(庚午乃元祐五年，范太史前此作碣，而今始书之。)

(宋)张舜民撰，见《三刘家集》。

刘攽、刘恕同在馆下，攽一日问恕曰：“前日闻君猛雨往州西何也?”恕曰： “我访丁君间冷无人过从，我故冒雨往见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请求耳。”恕勃然大怒，至于诟骂。攽曰：“我与君戏耳，何忿之深也?”然终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测，异时方知。是日恕实有请求于丁，攽独不知，而误触其讳耳。

(宋) 魏 泰： 《东轩杂录》。

刘道原为人强记，史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细大之事如指掌。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色变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所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为意。士子有谈新经义者，道原怒形于色，曰： “此人口出妖言，面带妖气。”

(宋) 朱 熹： 《名臣言行录》。

《宋史·刘恕传》：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为颍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意，以寿终。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八岁时，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子。”一坐惊异。年十三欲应制科，从人假《汉》、《唐书》，阅月皆归之。谒丞相晏殊，问以事，反覆诘难，殊不能对。恕在巨鹿时，召至府，重礼之，使讲《春秋》，殊亲帅官属往听。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 《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巨鹿主簿、和川令，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郡守得罪被劾，属吏皆连坐下狱，恕独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列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则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

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

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 “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 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 《通鉴外纪》。

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 “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好攻人之恶，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终不能改也。

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后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早死。

(元) 脱脱等： 《宋史》 卷444。

《十国纪年序》： 皇祐初，光为贡院属官，时有诏，士能讲解经义者，听别奏名。应诏者数十人，赵周翰为侍讲知贡举，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其中一人所对最精详，先具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以己意断而论之，凡二十问所对，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及发糊名，乃进士刘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与相识。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岁试诗赋论策，亦入高等，殿试不中格，更下国子监试讲经，复第一。释褐邢州巨鹿主簿，迁和川令。陆介夫为广西帅，奏掌机宜。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滚滚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诸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先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庶可奏御差使。上甚喜，寻诏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章之士诚多，至于精专史学，臣未得而知，所知者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与共修书，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名其书曰《资治通鉴》。

王介甫与刘道原有旧，深爱其才。熙宁中，介甫参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道原固辞，以不习金谷之事，因言天子方属公以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介甫不能用，亦未以之怒。道原每见之，辄尽诚规益，及吕献可得罪知邓州，道原往见，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盖亦有所未思，因为条陈新更法令之不合人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介甫大怒，遂与之绝。未几，光出知永兴军。道原曰：我以直道忤执政，令官长复去，我何以自安，且吾亲老，不可久留京师，奏乞监南康酒税，得之。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于洛阳。

后数年，道原奏请身诣光议修书事，朝廷许之，道原水陆行数千里至洛阳，自言比气羸惫，必病且死，恐不复得再见，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遭母丧，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际，则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官至秘书丞，年止四十七。嗟乎! 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 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道原嗜学，方其读书，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在和川尝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守刘雄碑、嘉平五年始改达元，正旧史之失。在洛阳与光俱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称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归而验于旧史，信然。宋次道知毫州，家多书，枉道就借观之，次道日具酒馔为主人礼，道原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愿悉撤去，独闭门昼夜读且抄，留旬月，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邪!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凡有施置，举天下莫能夺，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变色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为意。见质厚者，亲之如兄弟;奸谄者，疾之如仇雠。用是困穷，而终不悔，此诚人之所难也。昔申桭以多欲不得为刚，微生高以乞醯不得为直，若道原者，可以为刚直之士乎!

道原家贫，至无以终甘旨，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洛阳南归也，时已十月，无寒具，光以衣袜一二事及旧貂褥赆之，固辞不受，强与之，行及颍州，悉封而返之。于光，而犹不受，于他人可知矣。

尤不信浮屠之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斋而自随哉!可谓知之明而次之勇矣。

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谱略》，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曰：今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非得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

道原自言其先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经及第，为临川令，卒官，遇乱不能归，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为筠州，今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进士及第，为颍上令，不能屈节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欧阳永叔作《庐山高》以美之，今为屯田员外郎致仕云。元丰元年十月日、涑水司马光君实序。

(宋) 司马光撰，见《三刘家集》。

《通鉴外纪后序》： 孔子作《春秋》，笔削美刺，子游、子夏，门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辞。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而为之作《传》，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惟陆长源 《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诛绝之罪也。《左氏传》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以免时难。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依《左传》体为《汉纪》，言约事详，大行于世。晋太康初，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记事，多与《左氏》符同，诸儒乃知古史记之正法。自是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为编年之书。至唐、五代，其流不废。汉、晋《起居注》，梁、唐《实录》，皆其遗制也。《国语》亦左丘明所著，载内传遗事，或言论差殊，而文词富美，为书别行，自周穆王尽晋知伯、赵襄子，当贞定王时，凡五百余年，虽事不连属，于史官盖有补焉。七国有《战国策》，晋孔衍作《春秋后语》，并时分国，其后绝不录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为诬淫不概于圣，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其说虽存，然不能为《国语》轻重也。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 《西汉书》，博览者乃及 《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寝微矣。

案历代国史，其流出于 《春秋》。刘歆叙 《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勖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纪史传，由是经与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因善恶以明褒贬，察政治以见兴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赞《易》而不作《春秋》，则后世以史书为记事琐杂之语，《春秋》列于六艺，愚者莫敢异说而终不能晓也。

恕皇祐初，举进士，试于礼部，为司马公门生。侍于大儒，得闻余论。嘉祐中，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讬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倣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恕曰：“司马迁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汉，兴亡治乱，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寿总八朝为南北史，而言词卑弱，义例烦杂，书无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复《统史》，世近亡轶，不足称也。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世大典，高勋美德，褒赞流于万世，元凶宿奸，贬绌甚于诛殛，上可继仲尼之 《经》，丘明之《传》，司马迁安可比拟，荀悦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受诏修历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 “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熙宁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帅颍川，固辞不行，退居洛阳。恕褊狷好议论，不敢居京师，请归江东养亲。公以新书未成，不废刊削，恕亦遥隶局中。

尝思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当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若鲁隐之后，止据《左氏》、《国语》、《史记》、诸子，而增损不及《春秋》，则无与于圣人之《经》，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比於后事，百无一二，可为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廷为《后纪》。昔何承天、乐资作《春秋前后传》，亦其比也。将俟书成，请于公而为之。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稚子羲仲书之。常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窃禄，因取诸书，以 《国语》为本，编 《通鉴前纪》。家贫，书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书，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烦简不当。远方不可得国书，绝意于《后纪》; 乃更《前纪》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之兴废大事，坦然可明。

昔李弘基用心过苦，积年疾而药石不继，卢昇之手足挛废，著《五悲》而自沉颍水，予病眼病创，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艰苦过之。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焉。佗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

(宋) 刘恕： 《通鉴外纪》。

《外纪前序》： 夫计亿兆者始于一，总众议者归于同，古今兼载，则竹帛不能记，撮其机会，则事尽于终卷，六经具而诸子兴，文籍烦而谱谍作，太史公云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咸不同乖异，历汉魏晋，去古益远，众言不本于经，夸者务为诡诞，包牺前后，逮周厉王，竞列年纪，更相违背，辽邈无据，安能考质。存其一说，备列于下，与弃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共和以后，则用岁阳岁名著于上、示相别也。班固谓三统历最密，杜元凯推春秋当时之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闰及日食，而云三统历术，比诸家最疏，推经传朔日皆不合也。元丰元年八月日、京兆刘恕道原序。

(宋) 刘恕撰，见 《三刘家集》。

《外纪后序》： 孔子作《春秋》，笔削美刺，游、夏不能措一辞，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为之作《传》，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左氏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之所贬损，其事实皆形于《传》。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命荀悦依 《左传》体为 《汉纪》。自是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并为编年之书。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专尚 《西汉书》、博览者乃 《史记》《东汉书》，近代事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恕皇祐初举进士，试礼部，为司马公门生，侍大儒得闻余论。公修 《资治通鉴》，恕为属吏，自念生平事业无一成就，因取诸书，以《国语》为本，编《通鉴前纪》，又以不能编后纪，乃更曰 《外纪》，犹《国语》为《春秋》外传之义。而病眼病疮，不寐不食，陶潜自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如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 《外纪》焉。他日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则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

(宋) 刘恕撰，见 《三刘家集》。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案此条袁本脱去，与上《资治通鉴》误合为一书)

右皇朝(先谦案旧钞宋)刘恕撰。司马光作《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或尧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先谦案：袁本一)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号曰《外纪》犹《国语》称 《春秋外传》也。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见 (清) 王先谦合校本。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三卷 秘书丞高安刘恕道原撰。司马公修历代君臣事迹，辟恕为属。尝谓《史记》不及包牺、神农。今历代书不及威烈之前，欲为《前纪》。而本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会道原病废，绝意《后纪》，乃改《前纪》为《外纪》云。《通鉴》书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于此书用力最多，援黄鉴、梅尧臣例，官其子，且以书赐其家。道原父涣凝之，家庐山。欧阳公所为赋《庐山高》者也。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

《疑年谱》一卷、《年略谱》一卷、《杂年号》附刘恕撰。谓《春秋》起周平、鲁隐《史记》本纪自轩辕，列传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鲁隐其间七十一年，即与《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包牺、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大略不取正闰之说，而从实纪之，四夷及寇贼僭纪名号，附之于末。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

《外记》，皇朝刘恕撰。司马光受诏修《通鉴》，恕辟置史局。尝谓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包牺、神农缺而不录，光为历代书，而不及书威烈之前，以包牺至末命三晋为诸侯可为前纪，宋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为后纪，将俟书成有请于光，及恕病废绝意于后纪，乃更前纪曰 《外纪》。(书目) 刘道原作 《外纪》，网罗考摭详矣，独惜其博焉，而未粹择焉。而未精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尚父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业，是以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曾谓圣人亦出此哉。又论夏禹摄政，虞舜南巡往而不反，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托诸梦寐以服群臣耳。其论命也，谓命以杜无妄之求，中人安于摈弃俟时而不竞，盖圣人以此笼群愚而息争端也。若此之类，盖不一也，识者当自能辨其当否。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 晁氏曰：皇朝刘恕撰。司马公作《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或尧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号曰外纪，犹《国语》称《春秋》外传也。

陈氏曰：司马公修《通鉴》，辟恕为属，恕尝谓《史记》不及包牺、神农、今历代书不及威烈之前，欲为前纪，而本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会病废，绝意，后乃改前纪为外纪云。《通鉴》书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于此书用力最多，援黄鉴、梅尧臣例，官其子，且以书赐其家。道原父涣凝之，家庐山，欧公所为赋 《庐山高》者也。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

《资治通鉴外纪》 十卷。司马公作《通鉴》，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刘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光答事包《春秋》，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号曰《外纪》。愚谓《外纪》视《稽古录》已属蛇足，然恕躬与《通鉴》编纂之任，则犹差可。而宋末金履祥又作《前编》，许谦序云：先生尝谓司马文正公作《通鉴》，泌书丞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既谬于圣人，此不足以传信，又言其书用皇极经世秝，履祥之学，谬陋浅妄，一无足取，诋訾刘恕诚为不自量其用皇极经世称，得失可置之勿论。此外若苏辙《古史》，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增架虚浮，吾何以观之哉。(鹤寿案：先儒谓外纪一书，网罗考摭详矣，独惜其博焉而未粹，择焉而未精，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尚父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臣民仰其功业，是乃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曾谓圣人亦出此哉。又论夏禹摄政，虞舜南巡，往而不返，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托诸梦寐以服群臣耳。若此之类，识者自能辨其当否。)

(清) 王鸣盛： 《蛾术编》卷11。

《通鉴外纪》 十卷，《目录》五卷，刘恕撰。自序述其于治平二年司马公受诏修《通鉴》，始蒙辟置史局。熙宁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帅颍川，固辞不行，退居洛阳，恕以褊狷不敢居京师，请归江东养亲，公以书未成，不废刊削，恕亦遥隶局中，尝思书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莫知适从，欲以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为前纪，本朝一祖(太祖)、四宗(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为之。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子羲仲书之，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窃禄，因取诸书编 《通鉴前纪》。家贫书不具，南徼僻陋，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烦简不当，远方不可得国书，绝意于后纪，乃更前纪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过苦，积疾而药石不继，卢昇之手足挛废，著 《五悲》而自沉颍水，予病眼病创，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艰苦过之，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焉。他日书成，恕不及见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后纪》，故并《前纪》改名《外纪》。但前言始包牺，后言始共和，今观其书，实始包牺，临终昏乱，语多参错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传》，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马公作《外纪序》云：道原其先万年人，祖度，为临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案，北宋筠州为今江西瑞州府，高安县即府治，临川县则今抚州府治，与高安亦相近，若万年县者，恕自署云京兆万年，乃今陕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饶州府亦有万年县，则系明置，非此万年也。恕之史学，实为宋人中翘楚，今观《外纪》之为书，似无甚可取者。盖恕自治平初即助修《通鉴》，至熙宁四年，前后共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马公辞颍川归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即以此时归江东，江东即筠州，与洛相去甚远，似不能与修书事。其实《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马光本传》，光归洛后，凡十五年不与政，专务修书，而恕虽远，遥隶局中，则于家中修纂邮寄者必多，况本传又言，恕归里后，又尝请诣光，留数月而归，于道得风挛疾，然则《通鉴》之出于恕手者多矣。司马序又云，英宗令光自择馆阁英才共修，光对曰，馆阁士诚多，至专精史学，臣惟识刘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仰成而已，由此观之，《通鉴》之出于恕手者多矣。恕卒于元丰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鉴》成，果不及见矣。所著 《五代十国纪年》，已不传，所传唯《外纪》，而此书不足以尽其蕴，恕之学几不甚著于天下后世，予故特表出之。(司马公《外纪序》，文集乃作《十国纪年序》，大误，五代十国纪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清)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卷100。

《通鉴外纪》 宋刘恕撰。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万年人。祖受为临川令、葬于高安，因家焉。《宋史》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马光作此书序，称恕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则当生于明道元年。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则皇祐元年进士也。初授巨鹿主簿，寻迁知和州翁源二县。会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以恕同司编纂，转著作郎。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终于家。此书乃其临没时所成也。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遘疾，右股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羲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金履祥作《通鉴前编》，诋其好奇。今观其书周成王元年丙戌、称周公摄王之元年，越七年癸巳、始称成王元年，则是周公殆类新莽之为矣。又称鲁惠公为隐公娶于宋，见其女好而自纳之，生桓公，是惠公先有卫宣之丑，如斯之类，颇为不经。又如齐桓观龙，殆如戏剧。熊渠射虎，何预劝惩。虽曰细大不捐，亦未免贪多务得。履祥所论，未可谓之吹求。然外纪于上古之事，可信者大书。其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未尝不具有别裁。目录于共和以后据《史记》年表编年。共和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阳岁阴之名，并不缕列其数，亦特为审慎。且其自序称陶潜预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繁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云云。则恕作此书，特创为草稿，储材备用。如《通鉴》之有长编，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遽加轻诋，操之未免为已蹙矣。

(清)永 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宋刘恕撰。恕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欲作通鉴前纪、后纪而不果。迨病垂没，乃口授其子羲仲为此书，以备前纪之稿本。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终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与《通鉴》相接。其目录亦全仿《通鉴目录》之例，司马光为之序。

(清) 永 瑢： 《四库全书简明书目》卷5·史部2·编年类。

刘恕著 《通鉴外纪》，其书不引据经传，惟以《国语》为主，而杂采诸家说以附益之，而于 《国语》其割并翦裁之处，有未惬人意者。如《国语》卷十七，楚庄王使士斖傅太子审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云云，一一分疏其所以然之故。《外纪》乃摘录其文曰，教之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而令语故志等字，茫然不知其所谓，倘曰有《国语》原文在可覆按也。则无取乎著此书矣。《国语》又曰，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长以道之信，凡十二语，今《外纪》乃合并其文曰，道之忠信礼孝事仁文武罚赏，独录其末一语曰，明齐肃以耀之临，任意去取，漫无体例，尤不可解矣。……

(清)张宗泰：《书刘恕通鉴外纪》，《鲁岩所学刊》 卷5。

《外纪》 于第一卷之末，力辨三皇五帝之说，出于后儒，持论可为谨严，乃其书驳杂舛错处叠见于册。如谓西伯阴谋行善修德以倾商政，文王果若是乎!武王瞋目而㧑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此岂武王所言!以黄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此岂武王所为。知《史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伯越之说为华而不实，而不知说齐、说吴、说越、说晋，一切诡诞倾诈之词，决不出于子贡，乃泛然登载，不能持择何也。又有前后失于参考处，如成王四年，赐鲁重祭，外则郊社，内则大禘尝，而平王四十八年又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又襄王二十四年，晋虏孟明视等三将，中间并未叙明孟明视复归于秦。二十七年春正月，又言孟明视伐晋。景王十八年引《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隔三页又云光者王诸樊子也。敬王二十年，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而《国语》原文是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又惠王十一年，子公文蘧除立。公文是文公。襄王十六年，安其坏土。是壤土。简王十一年，鲁叔孙侨如晋。当作侨如如晋。十三年，使吕宣子将下军。将是佐字;右行卒，卒是辛字。荀会文敏，会当作桧。灵王十年，侯伯子男。侯是自字。二十年，而知国伦，知是以字。景王二十三年，刚戾忍询，询是诟字。光嘉乃客舍员，嘉是喜字。敬王二十六年，而辱军事寇令，原文是使寇令，使字不可删。三十年，何曰以来。曰是日字。令其子孙，令是今字。三十六年，追迹三伐之礼，伐是代字。四十一年，梁险而在境，原文是在北境。元王七年，卫褚师北等作乱，而《左氏传》哀公二十五年是褚师比。考刘道原得年仅四十七岁，此书为编次未定之本，故不免多所舛误耳。

(清) 张宗泰： 《再书通鉴外纪》，《鲁岩所学集》 卷5。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宋刘恕撰。(恕字道原，筠州人，皇祐元年进士，官秘书丞)《四库全书》著录，《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载之。惟陈氏有《目录》三卷，按三当作五字之误也。道原以司马氏《通鉴》讬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而不起上古或尧舜，殊为阙陋，因撰此书，起包牺氏，迄周厉王，只载世次;起共和元年庚申，迄威烈二十三年丁丑。俱编年以系事，号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凡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其例，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于上，而各标外纪卷数于下，与《通鉴目录》体例相同。按道原史学，实为宋人中翘楚。今观是书，似无甚可取者。尧山堂《群书考索》评之曰：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民仰其功业，是以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 曾谓圣人亦出此哉。 又论夏禹摄政， 虞帝南巡，往而不返，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讬诸梦寐以服群臣耳!其论命也，谓命以杜无妄之求，中人安于摈弃。俟时而不竞，盖圣人以此笼群愚而息争端也。若此之类，盖不一也，识者当自能辨其当否云云。其抉摘是书，可谓精确不磨，盖由道原专务助修《通鉴》，精力未能兼顾，以致败阙纷纷也。然共和以前，止纪世而不纪年，已远出胡五峰、金仁山诸家之上矣。故君实亦为之序。而《外纪》之末，《目录》之前，俱有道原自序。此本为嘉庆辛未吴县吴(志忠)所校刊，后有吴氏跋。

项羽

项羽（公元前232年 ―公元前202年），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羽。秦末农民领袖之一。秦国灭亡以后，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他的祖父项燕是战国末年的名将，被秦将王翦所杀;叔父项梁。秦统一六国以后，项梁杀人，与项羽躲避关中(辖境所指大小不一：一称函古关以西为关中，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巴蜀在内;一称秦岭以北地区，又时或包括陇西、陕北)。当时每碰到重大徭役和丧事，项梁经常主持其事，暗中以兵法组织训练宾客子弟。项羽少年时学习书写和剑术，虽力气能够扛鼎，但均无所成就。项梁为此很生气。而他却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教给他兵法，他只学大意，不肯往深里钻研。然而项羽的才气超过一般人，秦始皇东游会稽(今江苏苏州)时，他在路旁观看，曾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秦二世胡亥元年(前4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领导反秦大起义，不久便建立张楚政权。原来六国的贵族听到这一消息也纷纷起兵参加反秦斗争。同年九月项梁与项羽杀会稽郡守通，举兵反秦。项梁自己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部署精兵八千人。陈牺牲后，其部将召平矫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命其引兵士击暴秦。秦二世二年(前208)三月，项梁即率部渡江，东阳令史陈婴率部两万人归附项氏叔侄，渡淮以后英布、蒲将军也率部来归附，兵力一下子竟达六、七万人之多，成为当时反秦武装的主力。(前208)6月，项梁召集起义军将领在薛地(今江苏睢宁西北)开会商讨，拥立楚怀王孙心，但仍然称为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此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定陶(今山东西南郊、万福河上游)。项羽、刘邦也攻占了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地至雍丘(今湖南杞县)，斩秦三川守李田。此后不久，由于项梁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乘机袭破，项梁阵亡。项羽、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和砀(今河南永城县东北)。章邯又渡河北上击赵。宋义领兵至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坐观成败，四十六日不出兵。为此项羽以宋义与齐密谋反楚为名，袭杀宋义。怀王即命项羽为上将军，统师全军救赵。项羽派当阳君、蒲将军领兵二万迅速渡过漳河，以解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之围。随即率全军渡河，破釜沉船，进攻秦军。双方经过九次激战，大破秦军。王离被俘，涉间自杀。项羽率军救赵时，诸侯的军队都在壁上观战。战事结束后，诸侯将领拜见项羽都膝行而前，不敢抬头看。从此后各路诸侯的军队都听从项羽的指挥。接着项羽在汙水又大破秦军，并利用秦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招降章邯。项羽怕降卒不服，在新安(今河南省洛阳市西部、黄河南岸、西北端邻接山西省)城南将二十万秦降士卒全部坑杀。

当项羽率领大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经先期进据咸阳。由于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关者做关中王”，刘邦按约定应该做关中王。项羽入关后依仗他手中掌握的四十万大军，企图消灭刘邦独霸天下。因为刘邦卑词言和，双方暂时和解。项羽随即率兵西屠咸阳，杀死秦降王子婴，焚毁秦的宫室，抢掠宝货和美女，秦民大失所望。汉元年(前206)，项王以怀王为义帝，都郴(今河南省郴县)，又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据梁、楚之地九个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不久，田荣、陈余、彭越等相继反楚。刘邦也回师占据三秦，进逼西楚，于是爆发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刚开始时，刘邦抓住项羽在齐地做战之机，于汉二年(前205)四月进占彭城。项羽随即回师援救，大败汉军，刘邦退据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此后，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一线长期相持。项羽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弱点却日益显露：他不定都关中却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无法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一直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进退维谷，疲于奔命;项羽虽然作战勇敢却不善于用人。如韩信、陈平等都弃楚归汉成为刘邦的重要将领和谋士。项羽甚至对他的重要谋臣范增也不信任，以至在政治上屡屡失策。由于上述原因，使项羽丧失了战役上取得了一系列战果，而刘邦却得以转败为胜。汉五年(前202)十二月，楚军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人少食尽，汉军四方唱起楚歌，项羽同虞姬对饮，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即率八百骑兵突围，到阴陵迷失了道路，复到东城。跟随项羽的仅剩下二十八骑。而汉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紧紧追赶。项羽引兵向东，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内)自刎而死。项羽自刎前仍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不能认识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汉王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

谢榛

谢榛(公元1495—1575年)字茂榛，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老人。临清(今属山东)人。少时即能度曲、作乐府商调，临清德州一带少年争歌之。为人性格豪爽，喜游侠，好交游，长而折节向学，刻意为诗歌，以诗名于时。明世宗嘉靖(1522—1566)中曾到彰德(今河南安阳)游历，受到藩王赵康王礼遇。后游京师，援救陷入冤狱的才士卢柟，为士论所称誉。在京期间，与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等结为诗社。榛年最长，以布衣为此“七子”之领袖。后李攀龙声誉日高，与榛论诗主张有异，遂加以排挤，与之绝交，并作人身攻击。榛眇一目，攀龙言“岂其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将其挤出“七子”之列，而榛诗名益高，交游益广，陕西、山西一带藩王争相邀请，遂游诸藩王之间，以在赵王府最久。神宗万历元年(1573)，再次至彰德，赵康王曾孙穆王为其刻印全集。榛为作《竹枝词》十四首，穆王令宫姬贾氏演唱，后又将贾嫁与谢榛。榛载贾姬游河北各地，至河北大名，有人请写寿诗一百首，榛写至八十馀首，投笔而逝。榛对诗歌创作有自己之主张，“七子”结社之时，诸子对于唐诗名家感到无可适从，榛言：“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见《列朝诗集小传》)诸人心师其言。其论诗，主张“文随世变”，虽主复古，但又认为“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学古注重气格，新变则强调意象、兴会、妙悟。在明代复古派诗论家中颇有创意。榛以布衣游于王侯卿相之间，其诗多为酬对投赠之作，有些就是适于歌儿舞女之口，点缀于歌筵舞宴的宫词艳曲，如《秋宫词》等。其诗中亦有不少抒发自己沉沦不偶、事业无成的感慨，如《暮秋即事》、《宿淇门驿有怀》等。还有许多记游、记行和表达作者对国事关切的作品，如《渡黄河》、《赴石门峡》、《居庸关》、《晚眺》、《野兴》、《榆河晓发》、《哀江南》八首等。此类作品大多写得意境深厚、雄浑沉练。工于近体。其诗法度森严句响字稳，气逸调高。其五律学习杜甫，尤为逼真，只是缺少独创性。著有《四溟诗话》。其诗收入《四溟山人集》。《明史》卷二八七、《明史稿》卷二六八皆有传。

〔正 史〕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 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入京师，脱卢柟于狱。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①，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②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赵康王卒，榛乃归。

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③。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阕，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 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

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④，厥⑤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

《明史·谢榛传》卷二八七

〔注 释〕

①镌责：诘责。②右：推崇。古以右为上。③竟十章：弹奏了10个乐章。竟，终。④心师其言：把他的话当作作诗的指南。师，师法。⑤厥：其。

宋恕

宋恕(1862—1910)，原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后又改名衡，平阳人。

清光绪十三年(1887)夏，随岳父孙锵鸣前往上海，襄阅龙门书院课卷。秋间复往南京襄校钟山书院课卷。十五年乡试不第，寓居杭州七宝寺读佛经。次年夏，在俞樾介绍下到武昌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并电钦差俄德奥和(也作合，今之荷兰)四国大臣许景澄，请携为随员，因病误期。十七年底，因出国未成，留上海过年，在旅馆起草《上李中堂书》并撰写《卑议》(初稿)，决心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变法维新政治纲领。十八年端午节前抵天津，向李建议“易服改制，一切从西”。 目前应参考西方制度，采取变通办法进行改革，被李嘉为“海内奇才”，派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甲午战败后，离天津寓居上海，整理《津谈》一书，托儒家和孔子之古，为《卑议》之变法维新纲领提供理论基础，“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这一名言出于该书。此后在上海接触大批维新派人士及其领袖，逐渐成为上海维新派之理论核心。谭嗣同誉为“后王师”，孙宝琦请其起草《光绪皇帝罪己诏》。二十一至二十四年，在沪参加变法维新舆论准备工作，在崇正讲舍、安澜书院时务卷中宣扬爱国民主思想，担任《经世报》临时主笔，写过多篇政论，出版活字本《卑议》，为农民、商贩、少数民族，特别是妇女立言，对封建专制主义理论支柱——程朱理学大肆鞭挞。戊戌政变后，思想转于消沉。二十七年秋，曾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二十九年东游日本，诗人本田种竹等7人设筵于东京临江楼接风。三十一年，应山东巡抚杨士骧之聘，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以后曾代理山东编译局坐办，在济南首尾四年，致力于推进山东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出许多创议。

回瑞安后，身体一直不好，于宣统二年(1910)三月六日逝世。其遗著建国后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93年出版《宋恕集》(胡珠生编，中华书局)，并被选入《中国启蒙文库》(张岱年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了然法师

了然法师（1889年11月11日-1977年7月6日）俗姓温，名谦和，江西省宁都县人，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岁十一月十一日生。幼时在私塾读书数年，及长以织售夏布为业。二十岁时，奉父命订了亲。二十四岁，以夏布滞销，生意失败，顿生离尘出俗之想，即坚决退了婚姻，投入本邑龙凤寺出家。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于宁都大乘寺受具足戒，同坛受戒者还有德森法师。了然圆戒后，独居七星岩山顶，参禅数年。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住赣州光孝寺。后来曾任马祖道一住持过的道场进贤开元寺住持。

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生前，坚持不收剃度徒、不做住持的原则，但有几位法师，追随在大师身边，服膺、护持大师，弘扬净土法门。他们四位就是真达、德森、妙真、了然四个人。

民国十年（1921年），了然法师与同戒师兄弟德森和尚，结伴行脚参访，先后参访过江南名山大刹，翌年到普陀山法雨寺，亲近印光老和尚，老和尚见二人生性笃实，甚为欢喜，为向佛顶山文质和尚处讨得藏经楼单，使二人安心住楼阅藏。并劝二人息念持名，修持净土法门。此后，印光老和尚以印经书故，移锡上海太平寺，二人仍在普陀山阅藏静修。民国十八年（1929年），印光老和尚以在上海太平寺住的年代久了，各方找上门请益者、皈依者日多。老和尚认为在上海人事繁杂，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闭关念佛。太平寺住持真达和尚，找到了苏州城内的报国寺，他先为修缮一番，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印光老和尚移锡苏州报国寺，开始闭关。这时了然与德森二人亦结伴随从，并协助印公抄写、校对、刊印经书之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兴起。京沪沿线风声鹤唳，闾阎不安。到了10月间，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在真达、妙真、德森、了然几个人的请求下，老和尚移锡到木渎镇灵岩山寺居住。了然、德森二人也随著印光老和尚到了灵岩山。

迁到山上的第二年，了然法师与德森和尚相约闭关，了然在佛海泉珍桃园的西关房。德森亦闭关於东关房。了然并颜其关房曰“不退”。因境幽缘胜，了然足不逾关达三十年，深得念佛三昧，屡感舍利下降灯花，陆续收藏，有数十粒之多，晶营洁白，如水晶珠，然择其中较大者，配成九粒安放各瓶内供奉。有人到关房中请求瞻礼者，所见颜色，各不相同，有见现极乐世界图者，深感佛法不可思议。

了然在披剃出家前，本读书不多，但因用功得力，智慧开发，文思泉涌，落笔成章。其所著《引祖心灯贯注》、《禅净双修》、《圆通章讲义》、《净修导言》、《入香光室》、《般若净土中道实相菩提论》、《普劝同伦念佛文》等，于禅净二门奥旨，多有阐发。

了然老法师的皈依弟子甚众，远及南洋各地。他尝告诫弟子云∶

“我等现今幸得人身，幸闻佛法，复幸得闻如是微妙净土念佛法门，圆顿直捷，简便易修，不假多劫，即生可到。应当生大惭愧，悲泣雨泪，渴仰慈尊，发菩提心，如子忆母，念念求生，心心不忘。见佛了生死，证得无生法忍，再来娑婆，普度一切众生。从今以后，常当忆念阿弥陀佛，作无上慈父想。观音、势至、清净海众，作无上良朋想。复当忆念极乐国土，作究竟安乐家乡想。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及修诸功德，作预备资粮想。临命终时，作到家日期想。苟能如是忆想之极。自然渐渐生处转热，熟处转生，念佛必须至诚恳切，句句佛号，从正念心中流出。心能专注，妄念自息。妄念若起，能觉便无。古德云∶‘不怕念起，唯恐觉迟。’纵使我等不是正念佛时，亦应时时忆及一句佛号，莫令忘记。设或忘记，想起复念，若能二六时中，常把阿弥陀佛四字洪名记在心头，久念必熟，念念不忘。如我等常有许多要事未了，牢记在心。甚至晚上做梦，亦忘不了。我等对于念佛，亦应如是。何况念佛是专为了生脱死之第一大事。人生大事，莫若生死，今以念佛了生脱死，实为出苦慈航，何敢失却，失却必复沈沦，终难出离苦海。观此，可知念佛是大事中之大事，我等欲了生死，应当努力完成此件独一大事。”

凡有善信至关房参谒、请求开示者，唯以念佛求生净土为训，语多平淡，悲心流露，闻者莫不深为感动。他有“座右铭”悬之壁上，有云∶

“人生无常，朝不保暮，须勤念佛，切莫虚度，一堕三途，万劫受苦，趁此健康，求生净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老法师年已七十八岁，他一向在山上闭关，不预世事，倒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只不过度了十年十分艰苦的生活。1975年，他快九十岁了，由灵岩山移居天平果园养老。1976年春季，他的俗家弟子迎他至苏州城内调理病体。先住在钟楼新村，後来迁到谢卫前居士家中。1977年7月6日，因中璁身有寒热，不语不食，像是入了三昧。延至9日早上，忽然出声念佛，并举目四顾。命弟子助念，他也随著念，面现愉悦之容，正念分明，安详往生，世寿八十九岁，僧腊六十五夏。

据说老和尚往生前数日，曾得一梦，梦见昔日关房前的桃树，结的最大的一颗桃子成熟了。他醒后语弟子说∶“既然果熟，我当往生。”即预嘱三事∶一、交出本人照相底片，以便印出来供求索者；二、于命终以后，只穿破旧衣服，好者施人结缘；三、在身故后，可将他所藏檀香油，为其涂身後梵化。

老和尚往生之日，众人闻到异香满室。拭身更衣之时，肢体柔软。数小时后，有一位居士到遗体前顶礼，见他笑容宛然。下午，又有某比丘尼，跪在榻前持念佛号，瞥见老和尚双目微启，启后复闭。7月11日遗体荼毗，其烟袅袅上升，向西飘去。荼毗后捡得舍利花甚多，青黄白各色俱有。其灰用糖和面制成小丸，散于灵岩山佛海泉珍桃园之放生池中，与水族结缘；一部分灵骨供於灵岩山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改革开放，1980年2月，老和尚的僧俗弟子，将老和尚的灵骨奉安在灵岩山寺塔院，为其上供入塔。

张慧剑

张慧剑（1906-1970年），著名报纸副刊编辑。安徽石台人。笔名辰子。1924年任北京《舆论报》副刊编辑，开始进入新闻界。1929年5月16日，张友鹤主持的《南京晚报》创刊，任该报副刊编辑。其后，历任南京《朝报》、杭州《东南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和南京《新民报》主笔，主编各报副刊，其中又以在《新民报》时间最久，连续工作20年。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15日南京《新民报》迁重庆复刊，张恨水、张友鸾、他和赵超构相继参加该报，人称为《新民报》的“三张一赵”的会师，同任该报主笔，所编《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专栏很受人欢迎。1941年11月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创刊，主编副刊《西方夜谭》。1943年6月18日，成都《新民报》晚刊创刊，主编副刊《出师表》，并在该刊上开辟《辰子论林》专栏，发表大量自撰的短文，谈古说今，月旦人物，兼有文学和新闻的特色，是该报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1946年1月1日，《新民报》南京版晚刊发刊，主编副刊《夜航船》。同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创刊，主编副刊《夜光杯》。同年夏去北平，又主编北平《新民报》日刊的副刊《驼铃》。所编副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图文并茂，善组版面，经常讽喻现实，批判现实，不以低级趣味迎合读者，注意引导读者面对光明，心向真理，深受读者喜爱。他不仅依靠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而且自采自写，发表了大量杂文、散文和旧体诗词，仅刊登在《新民报》上的就不下千篇。在报界享有“副刊圣手”之誉。1959年离开《新民晚报》回南京长住，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专业文学创作，曾任江苏省人民代表、江苏省文联和省作协的副主席。1970年5月14日在南京病逝。著有散文集《辰子论林》、电影剧本《李时珍》等。

朱德熙

朱德熙（1920年12月3日—1992年7月19日），江苏苏州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昆明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任教。1979年任教授。

朱德熙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后因对古文字发生兴趣，于1940年转入中文系学习，师从文字学家唐兰，从事古文字研究。1951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与吕叔湘合作撰写 《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 上连载，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此又开始了汉语语法研究工作。朱德熙的研究范围还涉及写作、修辞、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多方面。但是成就最高的是汉语语法研究和古文字研究。 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朱德熙善于借鉴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更适合汉语的研究，因而常开风气之先，提出有关汉语语法研究的富有创建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成为我国近二三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带头人、引路人，被认为是我国思想最活跃、最富创新精神的著名语法学家。朱德熙先后发表的有关语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近50篇，其中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说“的”》、《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 的问题》 (与卢甲文、马真合写)、《“的” 字结构和判断句》、《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自指和转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以及《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 等论文均以崭新而又独特的理论观点、研究角度、分析方法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和称赞。他的专著《语法讲义》 和 《语法答问》 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在这些论著中，朱德熙提出并建立了 “词组本位语法理论”，首次有效地使用了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了关于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将横向的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汉语之间的语法比较研究与汉语普通话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

朱德熙在古文字研究方面造诣很深，特别是在战国文字研究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贡献。他先后撰写的有关古文字考释和研究的论文有30余篇，涉及的资料包括楚简、楚帛书、玺印、陶文、盟书和铜器铭文等，解决了不少悬疑已久的难题。他亲自参加了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望山楚墓竹简、平上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工作，还参与了《马王汉墓帛书》 和《银雀山汉墓简》 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并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朱德熙在古文字考释上不仅要求在字形上站得住，而且要求在语法、语义上也站得住，因此他的考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朱德熙不仅把战国文字的考释研究水平，而且把整个古文字的考释研究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