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

李伯元
  • 姓名:李伯元
  • 别名:名宝嘉,又名宝凯
  • 性别: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江苏武进人
  • 出生日期:1867
  • 逝世日期:1906
  • 民族族群: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以字行,别署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父翼辰(申之),二十七岁卒。李伯元时年六岁,由堂伯父李翼清(念仔)抚养。翼清历官山东肥城和胶州等县知县、兖州同知、东昌知府、山东候补道,伯元及其母、姊随侍任所。光绪十八年(1892)翼清辞官归里,伯元一家亦随返故乡。不久,伯元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年翼清去世,伯元一家失去接济。伯元为养家计,于光绪二十二年前往上海,先后创办《指南报》(1896年)、《游戏报》(1897年)、《海上繁华报》(1901年),是近代小报的奠基者之一。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开经济特科,李伯元被侍郎曾慕涛举荐,婉辞不应,时论有“征君”之誉。光绪二十九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杂志,为清末四大小说杂志之一。以劳累过度,又有烟癖,以致壮年而卒,年仅四十岁。


李伯元工诗、文、书、画、篆刻,而以小说成就最大,与吴趼人、刘鹗、曾朴并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作家。各类著作有十余种。以《官场现形记》六十回为其代表作。该书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对清政府“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在艺术上则创造了“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的蝉联结构。因而“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此外,尚著有长篇小说《文明小史》六十回、《活地狱》三十九回、《中国现在记》十二回、《海天鸿雪记》二十回;弹词《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醒世缘弹词》十四回;剧本《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十八出;杂著《南亭笔记》十六卷、《南亭四话》八卷(包括《庄谐诗话》四卷、《庄谐联话》三卷、《庄谐词话》和《庄谐丛话》合一卷)。诗歌和谐文则散见于当时报刊。生平事迹见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第一卷第三期)、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六期)、孙玉声《退醒庐笔记·李伯元》、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雨花》1957年4月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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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集

梁溪集

诗文别集。一百八十卷,其中诗二十八卷。宋李纲撰。《宋史》本传言其“文章、歌诗、奏议百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梁谿先生文集》一百七十卷。《直斋书录题解》著录《梁谿集》一百二十卷。由于其各种杂著如《靖康传信录》等,或收或不收,或收多收少,故流传有各种卷帙不同之本。李集最初由纲子秀之编辑,当时只刊表章奏札八十卷,不包括诗、文。赵记之一百七十卷本、陈记之一百二十卷本,皆包括诗、文而言,诗、文部分,当为后人所补辑。此集尚有宋刻残本传世,为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时史氏所刊。另有清影宋刊本,《附录》一卷,为年谱、行状、谥议、祠记、祭文、挽词等,刻于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此本犹存宋刻遗意。《四库全书》所收《梁溪集》为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本,包括赋四卷、诗二十八卷、表本诏书二卷、拟制诏四卷、表札奏议六十四卷、札子二卷、状三卷、书二十二卷、启二卷、记二卷、序六卷、赞二卷、颂箴铭辞一卷、论二卷、迂论十卷、杂著六卷、题跋三卷、祭文疏词二卷、碑志五卷、《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建炎时政记》三卷,另附年谱一卷,行状、谥议、祠记、祭文、挽诗、像赞、书跋等五卷。李集流传版本较多,如南宋嘉定时其孙李大有刊印之八十卷本,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邵武县刊印之《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议》六十九卷、《附录》九卷,明末左光先所刊《李忠定公选集》四十七卷以及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李荣芳之重刊本。又有明刊《李忠定公选集》四十卷本。

刊误

刊误

笔记,唐李涪撰。二卷。涪唐末人,字里不详,曾官国子祭酒、尚书郎。坐王行瑜叛乱,放死岭南。所撰该书两卷,凡四十九则,内容多以考典章制度为主,尤重于礼仪,诸如起居、佳礼、封爵、拜客、奉陵、客卿、参谋等,引旧制以证唐末之失,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订正礼文。下卷兼及杂事,如辨陆法言《切韵》之误,校订《左传》:“缮完葺樯”之完为宇字,驳李商隐谓孔子师老聃、老聃师竺乾之妄,正贾耽七曜历之谬等多有见识,学问渊博。是校勘学一部重要著作。有《百川学海》、《古今逸史》、《格致丛书》、《学津讨原》、《榕园丛书》等本,均题二卷。又《说郛》、《重辑百川学海》、《青照堂丛书》等本,均作一卷。

日讲春秋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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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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