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鲠生

周鲠生（1889年3月6日—1971年4月20日），原名览,湖南长沙人。1889年3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位塾师家里。周鲠生家境贫寒,四岁时母亲去世,十岁时父亲亡故。他幼年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跟读,父亲去世后,在父执资助下于1900年进了谭延闿在湖南创办的省立第一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06年被送到日本留学,先学实业,后来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辛亥革命爆发前,周鲠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从日本回国,撰文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积极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1912年元旦,湖南都督谭延闿拨款,由黄九言、曾毅、杨端六等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创刊[1],周鲠生与李剑农等受聘任编辑。袁世凯继任民国大总统后,该报由于抨击军阀专横跋扈,反对独裁统治,不久被查封,编辑人员遭通缉。周鲠生在国内无法立足,于1913年7月由上海出国。周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法国学习的周鲠生参与了巴黎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包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住所,阻止和会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

1921年,周鲠生由巴黎回国,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翌年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在这期间,除教学外,潜心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1924年末,全国掀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周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出来,以《不平等条约十讲》为名出版;同时在《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是年底,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决定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周鲠生开始时对段此举抱有幻想,他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一文中写道:“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之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察。”[2]可是,善后会议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平民主的秩序并没有实现。周鲠生的幻想破灭了。他在《时局的危机》一文中说:“总之,今日时局的危机已经是很明显的,执政府和善后会议似乎全没有应付这个危机的决心和能力。国人最初对于段政府召集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的希望,一天薄似一天。”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根本的方法,是在民众势力的组织上做工夫。无论时局变化如何,毕竟国事还须得国民自己来负责;非到人民觉悟到自己责任和利益,而其努力有确实的组织时,恐怕特别势力总不会消除,政治总不会上民治自由的轨道的。”[3]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周鲠生参加了筹备工作。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他到南京担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后来他被聘参与制订宪法的工作,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个月后以“不愿从政”为辞自动退出。

1929年9月,周鲠生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1935年1月担任该校法科研究所主任,同年10月改任法律系主任。1936年任该校教务长兼法律学系主任,直至193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周鲠生除了讲授宪法、外交史、国际公法等课程外,仍然致力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写成并出版《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公法之发展》、《万国联盟》、《领事裁判权》等专门著作,以及《近代国际政治小史》、《法律》等小册子。在这些著作中,《国际法大纲》一书是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国际法的教学编辑出版的,内容繁简适中,要点俱备,书首附有基本参考书目,书末附载文献资料,是各大学和法政专科学校的基本教材。《近代欧洲外交史》夹叙夹议,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将近百年来国际风云,各国外交政策,著名外交家的活动,尽收书中,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由于供不应求,很快增订再版三次。《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公法之发展》等书,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势,均有详尽论述,且见解独到。

周鲠生研究国际法,不只是停留在评介国际法典及国际法的发展变化上,也很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他曾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国际和平秩序,在《东方杂志》、《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法及时评的文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一个调查团,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五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国联所谓调解的骗局。他在文章中指出:“东省事件发生以来,快到一年有半的时日,中国自始即依赖国联,不但迄今尚无解决,日本的暴行且有加无已。所以中国人对国联的失望,甚至唾骂国联……亦在情理之中。”[4]

不久,某些国家企图通过吸收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加入“国联”,以取得与日本的妥协。周鲠生对此非常气愤,他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一文中,根据国际法关于一个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引用《国联调查报告书》中称,满洲国“其主要政治及行政权,均操诸日本官吏及日籍顾问之手”,揭露了企图将伪满洲国作为独立国家吸收入“国联”的阴谋。他呼吁全国人民坚持不承认伪满洲国,以“对于日本的侵略政策构成一个法律的大阻碍”[5]。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国联”终至不敢吸收伪满洲国加入。

1939年,周鲠生赴美讲学,并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4月他担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美国期间,他根据自己多年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结合世界各国学者对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写成《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在国外出版。

1945年夏,周鲠生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为抗战取得胜利而兴奋,准备为繁荣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武汉大学三五级同学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下“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的题词[6],以示对学生们的嘱托和自己的决心。可是,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挑起内战,人民的和平愿望破灭了。此后,国民党政府因战争经费激增,大量削减教育经费,武汉大学每月的教育经费不够支付水电之用。为了使学校教育工作不致停顿,周鲠生动员全校师生员工想方设法,维持学校工作照常进行。周对于进步学生所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爱国运动,表示同情。1949年4月,白崇禧对周鲠生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要注意。周说:“武大的情况我清楚,说那里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那里有几百个中共党员,那不可能。”[7]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搬迁武大的阴谋。在学校安全互助团、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的团结应变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共渡难关”[8],使武汉大学的教研设备和图书资料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以后又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期,周鲠生虽已逾七旬高龄,体弱多病,仍然不辞辛劳,抱病坚持著作,在原著《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写成了《国际法》一书,约六十万字,概括了近代和现代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详为论证,受到后学者的重视。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