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寻

成寻(1011-1081)，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僧人，人称善慧大师。日本高僧。参议藤佐理之子。藤佐理后来出家，法名真觉。成寻生于宽弘八年，当中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即公元1011年。七岁入岩藏大云寺为僧，事石藏文庆。受显密法，诚修专一，感验入神。后获阿阇梨传灯大法师之位。阿阇梨，原指佛教中教师之通称，后专指密宗中传授真言秘法之取位。日本三条天皇延久四年，当中国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成寻携带圆仁慈觉大师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裔然法济大师的《入宋日记》，同其弟子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朋一行八人，搭乘宋商孙忠船入宋。在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的圣迹后，达汴京。向宋神宗进献了银香炉等物，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他，赐予紫衣、绢帛等物，并敕馆于京都太平兴国寺传法院。熙宁六年(1073)赐号“善惠大师”。留宋九年，于白河天皇永保元年，当宋神宗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圆寂于宋都开宝寺。成寻朝台，是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冬天的事。十月一日从京都出发，行程。1452里路经二府八州十九县二十驿五十六个马铺七座寺庙，用了27天时间，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繁峙县宝兴军。始见东台顶，感泪先落。夜宿宝兴驿，灯下供养文殊金银、绢、发、镜、文等物。二十八日，换乘真容院送马八匹，登山顶北台傍路，先下马拜北台，遥望西台。后抵真容院文殊宝前。供养砂金、银等物。晚上，成寻榻于文殊像前，终夜于禅床睡。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朝礼了真容院的四重文殊阁、宝章阁、集圣阁和太平兴国寺的文殊阁、浑金藏经、万圣阁、金佛阁等。还礼拜了金剐窟文殊密宅和大华严寺等。然后于十二月二日，过华严岭至宝兴驿，循原路返京。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到京城太平兴国寺传法院。

贝尔福

约翰·帕特里克·道格拉斯·贝尔福，第三代金罗斯男爵（1904年6月25日—1976年6月4日），是苏格兰历史学家与作家，以其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撰写的传记及多部伊斯兰历史研究著作闻名。他出生于爱丁堡，为第二代金罗斯男爵帕特里克·贝尔福与卡罗琳·埃尔西·约翰斯通-道格拉斯的长子，祖父为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院长约翰·贝尔福（首任金罗斯男爵），母系家族则与昆斯伯里侯爵一脉相联。贝尔福早年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后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深造，期间加入由约翰·苏特罗创立的铁路俱乐部，该团体汇聚了哈罗德·阿克顿等一批文化界精英。

完成学业后，贝尔福投身新闻与写作事业。二战期间，他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并于1944至1947年间担任英国驻开罗大使馆一等秘书。其学术生涯以深厚的历史洞察力著称，尤以1964年出版的《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最具影响力，该书至今仍被视为研究土耳其现代史的核心文献。此外，他对奥斯曼帝国及伊斯兰文明的著述也广受学界重视。

在个人生活中，贝尔福于1938年与艺术家约翰·斯宾塞-丘吉尔的前妻安吉拉·玛丽·库尔姆-西摩结婚。二战期间因派驻开罗两地分居，安吉拉与罗伯特·休厄-休伊特少校育有两子，二人最终于1942年离婚。尽管婚姻短暂，贝尔福作为公开的同性恋者未有子嗣，其爵位由胞弟大卫·安德鲁·贝尔福承袭。贝尔福晚年安葬于爱丁堡迪恩公墓的"贵族墓区"，与历代金罗斯男爵长眠一处。1974年，诗人约翰·贝奇曼在诗集《空中微寒》中为其创作献诗《致帕特里克：七十岁礼赞》，以文学形式铭记这位学者的人生轨迹。

黄宗羲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学者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名士。官至监察御史。因上疏弹劾阉党，冤死狱中。崇祯元年(1628)，惩治阉党。黄宗羲赴京为父鸣冤。其时阉党罪魁魏忠贤已死，宗羲便上疏请治余孽曹钦程、李实的罪。五月，刑部会审魏忠贤余党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在公堂上，从袖中取出铁锥，刺伤许显纯，并拨下崔应元的胡须，回去奠祭父亲。事后击杀害死其父的两个狱卒。崇祯二年(1629)，从学刘宗周。并与复社著名文士往来。崇祯十五年(1642)，会试北京，名落孙山，大学士周延懦推荐他为中书舍人。黄宗羲见朝政混乱，力辞。回南以后与弟宗炎宗会同游四明山，三兄弟均以文学著名，懦林称之为“东浙三黄”。弘光政权成立后，马士英专权误国，逮捕《南都防乱公揭》的参与者，黄宗羲亦被指名逮捕，幸因邹虎臣之救而脱逃。弘光灭亡后，黄宗羲兄弟在余姚黄竹浦召兵举事，声援抗清部队，人称“世忠营”。顺治三年(1646)，鲁王在绍兴监国，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主事，后任监察御史。同年六月，清军破钱塘，鲁王败逃入海。黄宗羲率众五百余人，逃往四明山。顺治六年(1649)，黄宗羲因清兵要“录其家口”，改名易姓，潜归故里。顺治十一年(1654)，张名振派人与黄宗羲联系，被清兵抓获，黄宗羲再次被缉拿。于是黄宗羲隐姓埋名，辗转躲藏。直到永历政权覆灭，黄宗羲才于顺治十八(1661)奉母返回故里。集中精力进行著述。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修《明史》，开博学鸿儒科，叶方蔼推荐黄宗羲，黄宗羲执意不出。康熙允许“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徐乾学回答说宗羲军老不会来。康熙叹惜不已。

黄宗羲一生勤于著述，作品甚多，有《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律吕新义》、《孟子师说》、《南雷文案》、《诗案》等五十余种、近千卷。代表作品是《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君主专制，指出“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见解。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部书影响很大，顾炎武称此书“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康熙二十七年(1688)，自己筑墓，墓中放一石床，不用棺椁，遗命以一被一褥和常穿的衣服角巾殓。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695年8月12日)，在浙江余姚辞世，终年八十六岁，家人遵遗命，不棺而葬。

黑尔

威廉·詹姆斯·黑尔（1877年11月16日—1963年6月11日），汉文名字为解威廉。1877年出生，美国耶鲁大学双博士，教育家和历史学家，曾为耶鲁大学海外教育事业传教士。1906年来华，任长沙雅礼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于1927年离华回到美国，在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大学任历史学教授。

赵元礼

赵元礼（1868年—1939年），原名体仁，字无礼，号幼梅，又号藏斋。近代诗人、书法家，赵元礼与华世奎、孟广慧、严范孙并列为天津“四大书法家”。书法醉心髯公。与严范孙，管洛声，李琴湘等友善。幼梅写苏于天津称第一，曾以最得意之《藏斋居士临观海堂帖》印本赠陆文郁，精到之处，直逼髯苏。曾任直隶河北高等工业学堂监督，1921年与严范孙、金息侯、王守恂等人组织“城南诗社”，以“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享誉津门。李叔同曾从其学，著有《藏斋集》《藏斋诗话》等。

宋庠

宋庠[xiáng]（996年－1066年），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徙家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原名宋郊，字伯庠，宋仁宗时因故改名庠，字公序。

宋庠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出生于九江(今属江西)。那时其父宋在九江府担任掾吏，妻子钟氏怀孕后，宋陪她去庐山祷祝神灵，祈求生个儿子。钟氏梦见有位道士赠给他一本《小戴礼记》说：“以遗尔子”，很快宋庠就出生了。后来钟氏见到神仙许真君的画像，看那模样分明就是梦中的道士。这是《宋史·宋庠传》的说法。另据野史说，钟氏梦见一个朱衣人送给她一枚大珠，她揣进怀里，醒来后就生下了宋庠。古时候大人物出生似乎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奇异征兆，仿佛他们天生与众不同。但不管如何离奇，终究都是后人附会的迷信传说。宋庠母亲的两种不同梦兆，就明显地留下了后来多人编造斧凿的痕迹。

两年后，宋庠的弟弟宋祁出生。大概又过了几年，他们的母亲钟氏去世。父亲宋另娶朱氏为妻，把宋庠、宋祁兄弟俩送回故乡安陆的外祖父家寄养，后一起就读于安陆州学。

州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只能以稀粥咸菜为食。有一年冬至，宋氏兄弟俩召同学欢聚，手头拮据，便把祖先留下的宝剑拿出来，从剑鞘上剥下一两多银子准备酒馔。宋庠笑着对同学说：“冬至咱们吃剑鞘，过年时就该吃剑了。”身居穷困，尚能谈笑自若，不以贫贱为戚，足见宋氏兄弟俩胸襟之豁达。

资质聪颖又勤奋好学，几年过去，宋庠兄弟俩赋诗作文便已颇有名气。有一天，兄弟俩持文拜谒安州知州夏竦。一阵轻风拂过，吹得院中花瓣纷纷飘落。夏竦遂令二人即景作《落花诗》。宋庠随口吟哦，其中一联云：

汉皋珮解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

宋祁亦作一联说：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夏竦点头称赏，评论道：“咏落花而不明言其落，真是妙句。大宋君当状元及第，而且风骨秀重，将来必做宰相。小宋君比不上其兄，但也会位登禁从的。”

天圣元年(1023)，宋庠、宋祁通过开封府发解试后，接着参加了礼部省试。试题为《良玉不琢赋》，宋庠、宋祁答得都很漂亮，主考官胥偃阅之酷爱。只可惜宋庠的答卷中“环奇擅名”和“而无刻画之名”两句犯了重叠押韵的错误，胥偃感到非常惋惜，便暗中把“擅名”改成了“擅声”，使宋庠得以名居前列。胥偃一生几次主持科举，识拔了不少俊杰之士，但到他死后，儿子们幼小，家道败落，幸亏宋庠周济抚恤才得以维持。宋庠无疑是在报答胥偃的知遇相助之恩。

次年(1024)三月，宋庠、宋祁又一同参加殿试。试题为《鸷鸟不双赋》，宋庠答曰：“天地始肃，我则振羽而独来;燕鸟焉知，我则凌云而自致。……将翱将翔，讵比海鹣之翼;自南自北，若专霜隼之诛。”抒发了独行特立的豪情壮志。礼部考官经过初评，奏上名次，宋祁第一，叶清臣第二，宋庠第三。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说：“弟弟岂能在哥哥前头!”御笔一挥，擢宋庠为第一，宋祁降为第十名。

宋氏兄弟同榜及第，哥哥为状元，弟弟亦中甲科，更加声名大振。从此人们呼之为“二宋”，只以大小加以区别。

宋庠初授大理评事、通判襄州(今湖北襄樊)。召试回朝，迁太子中允、直史馆，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迁右正言。

明道二年(1033)底，郭皇后因与宋仁宗长期不睦，又与尚美人、杨美人争宠，无意中打了宋仁宗一巴掌。宋仁宗大怒，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下，把郭皇后废为净妃，打入冷宫。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大呼殿门请谏，被贬出朝。宋庠也因参与其事，受到罚铜20斤的处分。

景祐元年(304)，宋庠升为知制诰。当时御试贤良茂才等科，文官和武官混在一起考试。宋庠上书说：“这不是优待天下俊才应有的做法，应当象过去一样，命有司在考场设置帏幄，供给饮膳，将武举人斥至别处考试，以示文武有别。”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军阀割据之弊，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有意识地抬高文臣，压制武官。宋庠的这一建议自然很适合当时的形势，很快得到采纳。

景祐四年(1037)，宋庠兼史馆修撰、知审刑院。宋朝把盐、酒定为国家的专卖品，私造、私贩都要严惩，邻居知而不告亦须连坐。密州(今山东诸城)有个土豪王澥在家中私自酿酒，被邻居发觉，邻人前来搜捕，王澥欺骗家仆说来了盗贼，竟将邻居父子四人全部杀死。王澥酿私酒已犯律条，况且又害了四条人命，按理应严惩不贷，但他买通州官，只将家仆论斩，他却依然逍遥法外。案子上报朝廷，宰相陈尧佐也受了王澥的好处，暗中包庇王澥。宋庠据理力争，终于将王澥明正刑典判了死刑。十月，宋庠改权判吏部流内铨，迁尚书刑部员外郎。

宝元元年(1038)三月，宋仁宗欲拜宋庠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中书省说，按惯例没有从知制诰直接拜为执政大臣的，便改封宋庠为翰林学士。人们都知道宋仁宗很赏识宋庠，快要提拔大用了。

在此之前，宋庠一直名叫宋郊。翰林学士李淑是个阴险小人，见宋庠得宠，嫉妒得要死，找不出其别的疵漏进行中伤，就别有用心地对宋仁宗说：“宋，是本朝奉天承运的国号;郊，交也，是替代的意思。此人名为‘宋交’，莫非要取代我朝吗?”这么一说，宋仁宗也觉着此名不祥，忙令宋庠改名。宋庠不得已改为今名，心中殊觉怏怏不快。

适逢宋庠用新名写信给好友叶清臣，仍称叶为同年。叶清臣开玩笑式地回信说：“清臣乃宋郊榜及第的，遍阅题名录没有一个叫宋庠的，不知宋庠为何许人也?”宋庠苦笑不得，遂寄一首七绝云：

纸尾勤勤问姓名，禁林依旧沾华缨。

莫惊书录称臣向，即是当年刘更生。

李淑的谗言并没有影响宋庠的前程。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宋庠终于拜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这时宋朝立国已历80余载，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内忧外患愈演愈烈，积弊沉疴层层相因，形势呼唤改革，朝政亟待更张。宋庠的弟弟宋祁就锐意言事，针对时弊颇多建白。而宋庠则自奉温文儒雅，一派不温不火的模样，做起官来四平八稳，对弊窦丛生的现实犹如司空见惯，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在担任参知政事这一要职的三年期间，宋庠虽不能说是碌碌无为，但也没有做出多么值得称道的政绩。

宋庠拜参知政事不久，曾与宋仁宗谈起唐朝“入”(即皇帝单日在紫宸殿受朝的)礼仪，退而上书，洋洋上万言，将唐宋入阉礼仪做了详细比较，对现时废除了在正殿之上设立仪仗队的做法深表遗憾。

象这种不关痛痒的琐事宋庠谈论起来不厌其烦，而对于关乎国体和边防安危的大事，宋庠处理得却不尽合时宜。

康定元年(1040)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日食本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在古代却被视为上天对统治者以示儆诫的不祥之兆。在这新年伊始之际发生日食，更要被看成是很可怕的事。知谏院富弼请求宋仁宗罢宴撤乐，以应天变。而宋庠则认为大可不必。他这样倒不是出于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认为天下太平，不必庸人自扰，在大年初一搞得惶惶戚戚的。宋仁宗同意宋庠的看法。富弼说：“万一契丹因天变做了相应的举动，而我朝安然漠视，岂不会被人取笑?”辽朝来使果然说辽朝罢宴撤乐，宋仁宗闻知十分后悔。

不久，西夏元昊发大兵侵袭宋边，宋军在延州(今延安)之三川口大败，关陕震动，朝议哗然。宋庠请求在潼关严加防御。面对这样一次大败仗，身为执政大臣的宋庠应当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找出失败的原因，以便全面地强化军备，巩固边防。但他所主张的只是在远离前线的潼关进行消极防御，这真是太不识大体了!难怪富弼评论说：“天子守在四夷，现在却只想在潼关设防，难道关西之地要委而弃之吗?”尽管见识不怎么高明，但宋庠仍具有遇事辄分辨是非的风格。当时宰相吕夷简专横揽权，同列大都唯唯诺诺不敢预事，只是奉行成命，在纸尾署名而已。唯独宋庠多次与吕夷简进行争执，分别是非，吕夷简不悦。又见宋仁宗厚待宋庠，吕夷简更是心怀忌惮，便处心积虑地倾陷宋庠。

庆历元年(1041)初，元昊遣使写信给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范仲淹，言辞十分傲慢，其书共有26张纸。范仲淹觉着大部分内容是丑诋朝廷、谩骂皇帝的，不便直接奏报上去，便摘录出其主要内容，加以润色修改，录成副本奏达朝廷，其原本中语言恶毒的20张纸全部焚掉，并复信谴责元昊。吕夷简素来对范仲淹没有好感，接到奏稿，故意自言自语地说：“岂有守边重臣与叛贼通信的?”又说：“奏本上这样写，还不知原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宋庠听了觉着有理，又认为范仲淹此事肯定会罪责难逃，却不知吕夷简是在故意激他，设下圈套诱他上钩。

第二天，宰执大臣上朝，谈起范仲淹的事，宋庠不加思索，冒冒失失地说：“范仲淹不忠，可斩也!”枢密副使杜衍说：“范仲淹的本意也是忠于朝廷的，欲招纳西羌叛贼罢了，何可深罪!”知谏院孙沔也上疏为范仲淹辩护。宋仁宗沉吟良久，说：“范仲淹恐怕也不致于与叛贼勾结。”朝上众臣都替范仲淹说好话，宋仁宗也不相信范仲淹会叛国，宋庠顿时陷于孤立，满以为吕夷简向来讨厌范仲淹，昨天又是那样说的，现在会站出来帮助自己。岂料吕夷简慢吞吞地说：“擅自复信当然是个过失，但若说范仲淹对陛下有二心，怕不可能吧。只须对他略示惩诫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宋庠反而成了嫉贤妒能、无中生有诽谤忠臣的小人!他仓惶失措，讷讷半晌说不出话来。于是论者哗然，都责备宋庠太过份了。

吕夷简乘机把平素与宋庠关系密切的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叶清臣、权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吴遵路、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郑戬和宋庠四人指为“朋党”。把叶清臣贬知江宁府(今南京市)、吴遵路贬知宣州(今安徽宣城)、郑戬贬知杭州，宋庠则贬知扬州。

宋庠被吕夷简略施小计所卖，又担着诽谤忠臣的坏名声被贬，心里窝囊极了。到扬州后，他赠给故友梅尧臣一对白鹅。梅尧臣回赠诗说：

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

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

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

诗中略含讥讽宋庠热衷功禄、不甘心恬淡澹泊的意思，建议他干脆就此从凤凰变成白鹅，逍遥林泉。但宋庠自负才智、不甘庸碌，又正在气恼头上，见诗大为不满。后来宋庠又以资政殿学士之职移知郓州(今山东东平)，进封给事中。

到庆历三年(1043)初，宋朝与西夏的战争已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农民起义也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则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日益强烈的改革呼声的推动下，意欲更革天下弊事。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吕夷简被罢相，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与宰相章得象一同执政，欧阳修、蔡襄等任谏官，积极支持范仲淹。从此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立即动摇。范仲淹于庆历四年六月被罢出朝，宣抚陕西、河东。庆历新政昙花一现，转瞬流产。

范仲淹既去，宋仁宗问宰相章得象谁可继任参知政事，章得象说宋庠、宋祁兄弟俩皆可。宋仁宗却说：“大宋尚可，若小宋上殿，只怕朝臣中无一人没不是了。”多年来，宋祁锐于言事，刚直不阿，自然不如宋庠不温不火稳稳当当讨人喜欢。于是，庆历五年(1045)正月，宋庠再被召入朝任参知政事。

庆历七年(1047)春，大旱成灾，宋仁宗引用汉朝逢灾异免三公的旧制，罢免宰相章得象，执政大臣皆削一官，以宋庠为右谏议大夫。不久复职。此时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没有学问，夏竦向宋仁宗出主意，召宰执大臣到资政殿，用策论的形式议论时政，意欲让陈执中难堪。宋庠说：“两汉策论的做法，是用以延访江湖草莱之士的，现在让宰执大臣与布衣百姓一样论事，不是尊崇朝廷的妙计。”请求依然到中书省合议条奏。次年，宋庠迁尚书工部侍郎，改任枢密使。

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庠终于迎来了他官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了北宋的第四位状元宰相(前三位为吕蒙正、王曾、李迪)。

知制诰石扬休赠诗祝贺宋庠：“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止”在古汉语中既有停止的意思，也可解释成“只”，石扬休此处的意思显然是“只有”。枢密副使王尧臣说：“诗中何不言己四人，而说止四人，真可惜!王尧臣是在宋庠之后紧接着中状元的，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身到黄扉”的第五人，可惜从此以后北宋长期再没出状元宰相，直到宋钦宗时，北宋灭亡前夕，才出了第五位状元宰相何。

宋庠共做了二年零七个月的宰相，这期间，他在史书中留下记载的最大“政绩”，就是建议恢复群臣家庙制度。他说：“庆历元年赦书中曾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顾望，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杂用家人，缘偷袭弊，甚可嗟也。请下有司论定施行”。但就是这样一项建议，也因朝廷议论不一，最终没有得到实行。

皇祐三年(1051)三月，宋仁宗宠妃张贵妃之母越国夫人曹氏的门客张彦方，因受富民贿赂，替富民伪造官诰，被逮下开封府狱，论斩。担任给事中史馆修撰的宋祁因儿子与张彦方有交游，被贬知亳州(今安徽亳县)。接着，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弹劾宋庠不能约束子弟，在政府无所建明。宋庠上章求去，遂被罢为刑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后来，宋庠又调知许州(今河南许昌)、河阳(今河南浚县)。再次入朝，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封许国公。直到此时，宋庠才认真地对关系国家安危的军政要务提出了一些建议，屡言：“国家应慎固根本，畿辅宿兵常盈四十万，羡则出补更戍，祖宗初谋也，不苟轻改。”但不久，宋庠又与担任枢密副使的程戡发生不和，程戡被罢，御史们也参劾宋庠“昏惰”，乃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职，出知郑州，后又徙相州(今河南安阳)。

嘉祐八年(1063)，宋英宗即位，宋庠移镇武宁军，改封郑国公。早在相州时，宋庠就上章告老请求致仕，此时更固请不已。宋英宗觉着他是先帝时的宰执大臣，不忍心在自己即位之初就将他废职，让他出判亳州。

宋庠晚年溺爱二个儿子，二子浮浪薄行，多与市井无赖交游，名声很坏。宋庠去亳州时，御史吕晦请求敕令宋庠不准将二个儿子带在身边，宋英宗说：“宋庠已老了，怎能不让其子从之?”

到亳州后，老病交加的宋庠想想自己几十年的政坛风雨，深为自己未能对国事有所裨益而内疚，作《自咏诗》云：

我本无心士，终无济世才。

虚舟人莫怒，疑虎石当开。

蚊负愁山重，葵倾喜日来。

欲将嘲强解，其意转悠哉。

更请老益坚，遂以司空致仕。

治平三年(1066)，宋庠病卒。追赠为太尉兼侍中，谥号“元献”。宋英宗亲笔用篆字题写他的墓碑曰：“忠规德范之碑”。

宋庠与宋祁俱以文学擅名于天下，宋庠读书至老不倦，著作甚丰。他善校正讹谬，校定《国语》，撰《补音》3卷，又辑《纪年通谱》，区别正闰，为12卷。另有《掖垣丛志》3卷，《尊号录》1卷，《别录》40卷。

宋庠的政治见识虽比不上宋祁，但他生活作风之俭素端谨却是有口皆碑的，素有孤风雅操之称。宋祁豪爽好客，常聚饮于广厦之中，外设重重帏幕，内列华灯巨烛，觥筹交错，歌舞相继。常常自白昼闹至半夜，宴罢启幕，已是二更，名曰“不晓天”。

有一年除夕夜，宋庠独身一人在书房读《易经》，宋祁却在府中华灯高照，拥抱姬妾，通宵歌舞宴饮。宋庠大为不满，次日派人传话：“告诉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不记得某年除夕我们同在州学吃稀饭咸菜否?”宋祁哈哈大笑，对来人说：“回报相公：不知当年吃稀饭咸菜都是为了什么?”

宋庠为人宽厚，曾经说：“奸臣狡诈，自恃聪明，残害正人，矜才傲物，这些事我终身不为。”京东转运使沈邈，曾几次得罪宋庠。后来宋庠出判洛阳，沈邈之子也在洛阳监皒院，因出借官物被杖责，府中官吏都痛恨沈邈之子，要求判死刑，宋庠却不肯，说：“此事何足深罪?”人们从此更加称许宋庠为长者。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现代著名女作家，诗人。山西省平定县城姑姑寺人。原名汝璧，笔名评梅、漱雪、波徽、冰华。自幼聪颖好学，在父亲熏陶下，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爱读苏轼诗词。先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师;因参加学潮，被学校除名，终因才学超众，才未成事实。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音乐系学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经常写诗和散文，当时即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称。1921年在山西《新共和》12月12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处女诗作《夜行》，翌年发表剧本《这是谁之罪》(《晨报副刊》1922年4月1日—4日)，同时在北京《国风日报》、《学汇》副刊发表散文《葡萄架下的回忆》、诗歌《疲倦的青春》、散文诗《春之波》，在《新共和》发表诗歌《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子兴投寄)》。1923年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山西同乡高君宇相识相恋。从女高师毕业后任教于师大附中，担任女子部主任兼体育和国文教师。其后又先后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和北师大等校担任过教员和讲师。毕业时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歌《我愿你》、《残夜的雨声》和五万字的长篇游记文学《模糊的余影》，在《学汇》上发表散文《心之波》。1924年与大学同窗陆晶清等编辑出版《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得到鲁迅的支持。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病逝于北京，其身心受到严重打击，连写多篇血泪交织的散文，怀念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五卅惨案”发生，她又参加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和陆晶清创办《世界日报》的《蔷薇周刊》。是年，段祺瑞执政府制造镇压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她参加了遇难同学刘和珍和杨德群的追悼会，发表诗文《血尸》、《痛哭和珍》(《京报副刊》1926年3月22日、3月29日)和评论《再读〈兰生弟的日记〉》(《语丝》第104期)。不久送鲁迅南下。1927年在《晨报副刊》和《蔷薇周刊》相继发表小说《祷告——婉婉的日记》、《红鬃马》、《白云庵》、《流浪的歌者》及后期代表作《匹马嘶风》。其后，又发表过《噩梦中的扮演》、《原谅我，这是偶然》、《毒蛇》和《偶然来临的日子》等。最后一篇作品是小说《林楠的日记》。逝世后，根据其生前的遗愿，被埋葬在北京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1929年，其挚友黄庐隐和陆晶清编辑出版她的小说散文集《偶然草》(北平华严书店)和散文集《涛语》(上海神州国光社)，还编了一本《石评梅日记》。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引起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先后出版了《石评梅选集》(屈毓秀、尤敏编;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石评梅作品集》(三卷本)(杨扬编;1983——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以及描写她本人的传记文学《风流才女》(柯兴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多集电视连续剧《评梅女士》(中央电视台)。

保罗·戈德曼

保罗·戈德曼（PaulGoldmann，1865年1月31日生于布雷斯劳；1935年9月25日生于维也纳）是奥地利的一名记者、公关人员、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以及戏剧散文和短剧作家。

戈德曼曾就读于布雷斯劳的玛丽亚-玛格达伦德语学校，1882年9月毕业，随后学习法律，1886年左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03年、1905年、1908年和1910年，戈德曼的小说集出版。1902年，戈德曼翻译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deMusset）的喜剧《人无我有》（Mansollnichtsverschwören）。20世纪20年代初，戈德曼出版了四部独幕剧：《最后通牒》（DasUltimatum，1922年）、《莱辛巴赫格拉芬的暴风雨》（DerSturzdesGrafenReichenbach，1923年）、《格芳金》（DerGefangene，1923年）和《我的愿望》（EsistmeinWille！(1924，1928年1月5日在维也纳学术剧院首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德曼是《新自由报》的战地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Kraus）在《人类的最后时光》（DieletztenTagederMenschheit）中也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对他进行了描写[30]。戈德曼与保罗-冯-兴登堡的年度谈话尤其广为人知。戈德曼在1916年出版的《与兴登堡的谈话》（GesprächemitHindenburg）一书中总结了1914年和1915年的谈话内容。

政权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者后，犹太人出身的戈德曼于1933年8月4日被国家秘密警察逮捕，但第二天就被释放了。

戈德曼于1935年初退休，随后与妻子和女儿搬回了维也纳。

1935年9月25日上午，戈德曼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赵献可

赵献可（公元1573～1664年）明著名医学家。字养葵，号医巫闾子。鄞县(今属浙江)人。好学博览，曾游学陕西、山西等地。精医理而通《易经》。治学推崇薛已，于“命门”说颇有发挥。谓人身之主非心而为命门。命门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由是引起后世关于命门部位之争鸣与研究。赵氏以命门之火为性命之本，火强则生机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由之而弱。而火之有余，乃真水不足。火之不足，为水之有余。故其治尤重推求水火阴阳二气之盛衰，于古方六味丸、八味丸运用颇有心得。其说存干所撰《医贯》六卷(1617年)。其水火阴阳之辨，于后世医家影响较大。其说每以理学“太极”释之，且以八味丸、六味丸通治各病，致招后世非议。徐大椿曾作《医贯砭》，逐段驳斥。赵氏另撰《邯郸遗稿》，为妇科专著。其治亦重水火，谓调经必以滋水为主，不须补血，滋水更当养火。阐理圆通，方治拘执。习以黄芩、白术安胎，后世亦有异议。据载尚有《内经抄》、《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本一例》等，均佚。子贞观，亦精医。

波德莱尔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随继父生活常有不合，这些对他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都有很大影响。成年后，他继承了生父的遗产，过着浪荡生活。1848年巴黎工人起义，他怀着对资产阶级进行报复和破坏的心理，参加了战斗。他一生在矛盾、痛苦、反抗和颓废中生活。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也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诗集《恶之花》是他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还出过散文集，翻译过美国爱伦·坡的作品。

波德莱尔是法国十九世纪的重要批评家。他在1845和1846年发表的两篇《沙龙画评》就曾轰动评论界。他的批评广涉小说、戏剧、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多方面。他的文艺观点和美学观念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独辟的新见，这在艺术论集《美学管窥》、文学论集《浪漫主义艺术》、 《恶之花·序言》以及一些书信中都有表露。

他抛弃“真善美统一”的传统观念，认为自然是丑的、恶的，而美是理性的结果，善是某种艺术的结果，提出要“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意即要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表现。由此他还认为忧郁“是美的最光辉的伴侣”，弥尔顿的撒旦是“最完美的雄伟美”。他强调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美，而在他看来， “病城”巴黎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可以发掘美的场所。诗集《恶之花》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这些美学观念。

在艺术表现上，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的“对应论”，并把心理学中的“通感”引入创作。他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神秘的存在，不断向人发出各种感应和象征的信息，而人自身的各种感觉之间也可互相感应沟通，诗人就是要把人的内心同外物的象征之间的隐秘关系揭示出来。所以诗人不能使用再现的方法，而只能求助于暗示， “一种富于启发的巫术”。由此，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直接为后来的象征派提供了理论和创作根据。

波德莱尔大为推崇想象，他称想象是“一切功能中的皇后”，“是真实的皇后”，并说“只有想象里才有诗”。同时他提到想象要有“观察成果”作“帮手”，要有技巧作“伴侣”，这样才能和理想竞争，才能放出全部光辉。

波德莱尔的理论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却蒙着浓重的颓废主义色彩，给后来的各种颓废艺术以极大影响。

宗白华

宗白华（1897年12月22日—1986年12月20日），中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诗人。近现代常熟虞山人。原名之櫆,字伯华,以笔名行,雅号“佛头宗”。宗嘉禄子。1918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发表首篇研究叔本华的哲学论文,参与筹建少年中国学会。次年当选评议员,编辑《少年中国》月刊,发表《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并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主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并与郭沫若、田汉合著文艺通讯集《三叶集》,后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学习,次年转入柏林大学,主修美学、历史哲学,参与发起中德文化研究会。1923年出版新诗集《流云》获盛誉。1925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哲学院副教授。1928年改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年兼任系主任、中央大学训育委员,并被教育部聘为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肄业生甄别试验委员会委员、哲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专家,还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1932年参与发起成立教育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任执行委员,次年被《中国电影年鉴》编纂委员会聘为特约编辑,为中波文化协会会员。曾与周辅成合编歌德系统研究论文集《歌德之认识》,被誉为歌德研究专家、美学权威。1935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德学会,次年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美术研究会专门委员。1937年当选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兼全国第二次美术展览会编辑委员。抗战爆发后随校迁至重庆,1939年与商承祚、梁思成等组织中国艺术史学会,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任教。1952年自南京大学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学会理事。是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美学大师。早年与邓以蜇有“南宗北邓”之称,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与朱光潜齐名。曾与洪谦等合译《感觉的分析》。译有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海涅生活与艺术》等。著有《艺境》《美学散步》《宗白华全集》等。

陈建

陈建(1497—1567)，明哲学家。字廷肇,号清澜。东莞(今广东东莞市)人。“自幼纯心笃学”(《学蔀通辨》卷十二《陈建传》)。嘉靖七年(1528)中举,十一年(1532)中会试副榜,选授福建候官县教谕,嘉靖十二、十三年间作《朱陆编年》二编,后升任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复辑《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同上),并为二书作序,目的在于“因朱子所表章者而益章之,以裨来学”(同上)。嘉靖二十五年(1546)母卒,遂隐不出,潜心著述。学宗朱熹。时王学盛行,陈建“忧学脉日紊”,认为“以前所著朱、陆之辨非所以拔本塞源也,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来往书札,逐年编辑”(同上)。并对以往《朱陆编年》二编进行“讨论修改、探究根极”稿至六七易”(同上)。从维护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终于1548年写成《学蔀通辨》。在理学观点上,陈建基本上是阐发朱熹的见解,没有大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引用大量的原始材料,对王学加以非议。他认为佛与陆王为学之三蔀。”他驳斥王守仁所编造朱、陆“早异晚同”说,指出朱陆之学是早“同”而晚“异”,对王守仁为了编造朱陆之学“早异晚同”说,不惜采用删节的手法给予严厉的批评,指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纯属“权诈阴谋”。陈建还指斥陆、王心学为“佛禅”,为“援儒入佛”“借儒以掩佛”“阳儒阴释”(《学蔀通辨》)指出陆九渊所言“精神”(心),与佛教禅宗所言的“本性”一样,“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与禅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样,都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心”(性)具有超时空的无限作用。“此象山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一言而该禅学之全也。”(《学蔀通辨》后编上卷)陈建还针对朝廷弊端,提供补救之方。著《治安要议》六卷,言积弊,谈对策,反映了陈建的务实、致用的思想风格。除主要理学著作《学蔀通辨》和政论《治安要议》外,陈建还著有《皇明启信录》二十四卷,为后人撰写《明史》之先驱。又有《经世宏词》、《明朝捷录》、《古今至鉴》等。

徐悲鸿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原名徐寿康，汉族，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 ，曾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并与厉麟似等联合发起创立了中意文化协会 。其主要绘画作品有《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漓江春雨》《泰戈尔像》《奔马》等。

徐悲鸿于1916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文；1919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美术作品；1924年，创作作品《抚猫人像》《萧声》《马夫和马》《远闻》；1927年9月陈望道领导的中华艺术大学为进一步发展校务，添聘徐悲鸿为西画兼理论教授 。1930年创作完成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1934年先后在德国柏林和法兰克福举办个人画展，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近代画展；1935年创作完成油画作品《彩霞》《黄山》，创作完成国画作品《漓江野渡》《鱼鹰》《墨猪》《桄榔树》《虎与兔》；1938年创作完成作品《牛浴》《光岩》《负伤之狮》《象鼻山》，并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

1941年创作完成作品《奔马》，并先后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怡保、吉隆坡举办筹赈画展；1946年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并任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1949年7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和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9月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3年9月任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执行主席；9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戴玄之

戴玄之（1922年11月-1990年2月16日）名祖兴，字玄之。河南省新蔡县代湾人，1922年11月生。先世姓“代”，蒙古族。后因长兄出外就读，以百家姓中无“代”姓，遂改为“戴”。家有农地三百余亩，并兼营染坊，为当地望族。

戴先生幼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地方不靖。年岁稍长，便由其父教读。但感于乡村教育落后，遂入县城第一小学，毕业后报考省立汝南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入省立第四中学，再转省立槐店联合高中毕业。1943年入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受业于萧一山、陆懋德诸师门下。1947年大学毕业，即返故里任新蔡县立中学教务主任。1948年，4月辞去教务主任职，南下南京、上海转赴台湾。1949年入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任助教。至1954年升任讲师，1959年升任副教授，1962年升任教授，在校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史，明清史等课程。1965年任师大历史系主任。 

1969年，戴先生因休假应聘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期满又复留任一年。1971年南洋大学聘戴先生任历史系主任，遂向师大请辞各职。在南大十年间，先后任系主任，文物馆馆长等职。并被聘为南洋大学最高荣誉之研究院高级院士，直至1979年，南洋大学将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乃返回台受聘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讲授中国社会史，并指导研究生。 

1987年休假，应香港珠海书院之聘，任文史研究所所长，翌年又兼任文学院长，为提升珠海文史所研究风气，除亲自讲授史学方法外，后敦聘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浸信书院教授至珠海授课，珠海学风为之一变。由于教学、行政集于一身，竟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戴先生毕生以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为士林所重，其研究动机，缘于河南省各地多有红枪会组织，先生家中即雇有红枪会众保护庄园，所以自幼及长，目见耳闻，对此一秘密社会之组织、活动、功能，留下深刻印象。①及至执教师院后，阅读日人平山周之《中国秘密社会史》，深感该书被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中外学者奉为圭臬，实为国人之耻。但“细读之余，发现该书除华龙会等平氏亲身所参与革命活动之会党极有学术价值外，其他多似而非，其真实性令人怀疑”。②于是发愤研究，深幽发微。自1959年起，陆续在《大陆杂志》发表有关义和团研究论著多篇，并得到相关机构的资助，完成《义和团研究》一书。1963年由“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出版，本书指出义和团实出于咸同年间之乡团，与白莲教、八卦教毫无关系。辨正劳乃宣“义和团乃白莲教之支流”，“为离卦教之子系党徒”之说法。 

其《红枪会》一书，构思甚早，苦于资料搜罗不易，直至执教南洋大学后始完稿，1973年由食货杂志社出版。本书对红枪会之源流、背景、派别、仪式法术等，均有创见。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评论本书时说：“关于红枪会，过去虽有人研究过，却以本书最为详尽，最具综合性的研究”。 

戴先生原计划撰写白莲教专著，先后发表5篇论文，约十余万言。但因资料不易搜全，始终未能成册。不过对白莲教之源流、本质，提出许创新意见。如指出白莲教源出南朝梁武时傅大士所创之弥勒教，元末韩山童将白莲会加入弥勒教，始名“白莲教”。此点推翻日本史学权威矢野仁“白莲教为南宋高宗绍兴初年茅子元创教”之说法。也修正我国学者“白莲教源于东晋慧远白莲社”之旧说。对天地会之研究，戴先生也陆续发表论著5篇，其中对天地会源流提出自己新的看法：旧说天地会起于康熙四十三年，创会地点为台湾，万云龙即是郑成功，陈近南即是陈永华。先生指此实为“神话中的神话”。他如西鲁犯逃，众僧退敌，火烧少林寺等更无史实根据。戴先生利用官书及档案资料等文献，考证天地会在乾隆三十二年为洪二和尚提喜所创，凡入会者皆为洪二和尚门徒，故称洪门。创立地点则为福建漳州府漳浦县高溪乡观音寺。 

戴先生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之贡献，甚受国际学者肯定。如《天地会源流》，由美国薛龙博士（Dr. Ronald Suleski）译成英文，刊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之Moderm Asian Studies。1967年戴先生受邀至美国密西根大学出席二十七届东方学者会议，宣读《白莲教的起源与目的》，费正清誉为此次大会中最好的论文之一。《红枪会》一书亦由薛龙博士翻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他如日本汉学家酒井忠夫等人，对戴先生之成就均给予极高之评价。 

不意1989年12月9日晚，确突发高烧，经医生确诊为肺癌。两个月后，病情加剧，至2月16日，医生束手，戴先生与世长辞。 

戴先生辞世后，他生前著作，由其门生汇编成《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下两巨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91年12月出版发行。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雅科夫列夫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Яковлев，1886年11月23日—1953年11月4日），是苏联20世纪上半叶极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也是苏联“同路人”文学流派的核心作家之一，现通用译名为雅科夫列夫（旧译“雅各武莱夫”已逐渐淡出通用语境）。他出生于俄罗斯帝国萨拉托夫州伏尔斯克市一个底层劳动者家庭，父亲是染色工（一说油漆匠），父母双方的亲属多为农奴或伏尔加河船工，祖辈均不识字，这样的底层出身的生活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中聚焦平民命运、体恤底层苦难的核心根源，也让他的作品始终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文温度。

雅科夫列夫的早年人生充满坎坷与历练，这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厚的现实素材。少年时期，他便被迫独立谋生，先后在铁路电报局、邮政局从事底层职员工作，辗转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多个城镇，亲眼目睹了沙俄末期底层民众的贫困、愚昧与挣扎，也见证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青年时期，他凭借自身努力考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科，系统学习的过程中，广泛接触到各类社会思潮与革命思想，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产生了深刻的思考与质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雅科夫列夫以卫生队员的身份奔赴前线，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死亡的无常以及士兵们的苦难与迷茫，这些前线经历不仅锤炼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对战争、人性与时代变革有了更为真切的认知，为其后续创作战争题材、革命题材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雅科夫列夫的成长与苏联文学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十月革命前，他便已开始文学探索，早期作品多以短篇为主，聚焦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笔触细腻、情感真挚，初步展现出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但此时尚未在文坛形成广泛影响。十月革命后，苏联文艺界迎来新的发展契机，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文艺界逐渐复苏，雅科夫列夫也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加入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又称“绥拉比翁的弟兄”），与伊凡诺夫、毕力涅克等作家并肩创作。该团体的核心主张是“自由的艺术”，反对任何形式的创作纲领束缚，主张作家以自身视角观察世界、表达情感，这一主张深刻影响了雅科夫列夫的创作理念，让他始终坚持以人性为核心，在作品中兼顾时代叙事与个体命运，不盲从于单一的意识形态表达。

雅科夫列夫的创作特质鲜明，既有着扎实的现实主义功底，又蕴含着浓厚的博爱思想与宗教式的良心坚守，他始终将“人”置于创作的中心，拒绝将人物符号化、标签化，即便在描写十月革命这样宏大的时代事件时，也始终聚焦于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彷徨与坚守。他曾在作品中将农民视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保持者，认为农民身上的素朴与善良，是连接世界友爱的精神纽带，这种理念在他的短篇小说《农夫》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该作品通过描写“人类的良心”的胜利，展现了他对人性美好的追求，不过这部作品当年传入中国时，曾因作者国籍与题目等原因遭遇传播阻碍。

1923年，雅科夫列夫创作了其职业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中篇小说《十月》（该作品最早收录于1924年出版的《文学底俄罗斯》第一卷，至1928年时，他已出版各类作品二十五种）。这部小说以1917年莫斯科起义为背景，摒弃了宏大叙事的视角，转而以青年亚庚、伊凡、华西理等人的主观视角展开，描写了十月革命期间莫斯科普列思那街民众的生活图景与巷战的残酷场景。作品中没有塑造铁意志的革命家形象，更多的是彷徨、迷茫的普通人：亚庚加入革命大半出于好奇，最终却目睹了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悲惨结局；伊凡与华西理加入白军，最终陷入彷徨无措的境地，通篇弥漫着阴郁的绝望氛围，仅在结尾处点缀了几句光明的话语。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依然凭借电影式的结构、清新的描写手法，成为早期全景式描绘十月革命的经典作品，也成为研究十月革命时期社会百态与人性的重要文学资料。鲁迅曾高度关注这部作品，于1929年初开始翻译，1930年夏末译毕，1933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列入《现代文艺丛书》（鲁迅编），正是凭借鲁迅的翻译，《十月》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影响了一代中国读者，鲁迅也评价这部作品“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同时也客观指出其局限性——受作者自身阶级与思想情感的限制，未能更深入地展现革命的本质。

除《十月》外，雅科夫列夫还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涵盖中篇、长篇小说及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其中，中篇小说《自由民》《错误》延续了他对人性与社会的思考，聚焦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命运沉浮；长篇小说《人和沙漠》《胜利者》《田野里的火光》《脚步》等，题材更为广泛，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有对人性善恶的剖析，部分作品还记录了他亲身参与的诺比莱与阿蒙森探险队的救援行动，兼具文学性与史料价值。据日本作家黑田乙吉的回忆，雅科夫列夫是一个素朴、平静镇定的人，生活极为自律，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清洁身体、诵读经文后再动手创作，从不睡懒觉，也极少饮酒，这种自律的生活态度也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

雅科夫列夫的创作生涯贯穿了苏联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沙俄末期到苏联成立初期，再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坚守自身的创作理念，不盲从、不迎合，以细腻的笔触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复杂，其作品既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有着永恒的人性价值。他的创作既不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也不刻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以“同路人”的视角，客观、真实地展现着他所看到的时代与人性，这种独特的创作立场，让他的作品在当时的苏联文坛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也成为后世研究苏联“同路人”文学的核心样本。

1953年11月4日，雅科夫列夫在莫斯科逝世，享年66岁。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些作品不仅在苏联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更成为连接苏联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重要桥梁。时至今日，《十月》依然被视为描绘十月革命的经典文学作品，雅科夫列夫也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深刻的思想内涵，被载入苏联文学史册，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

冯牧

冯牧（1919年2月24日—1995年9月25日），当代文艺批评家。原名冯先植，曾用笔名若湘。生于北京一个学者家庭。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北京上学。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经由河北、山西解放区到达延安。先入“抗大”，后进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1941年开始在“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后，到南泥湾三五九旅深入连队生活。1944年底至1946年底，在延安《解放日报》任文艺编辑。解放战争开始后，从延安到达山西、河南解放区，在第二野战兵团任前线记者，随陈庚兵团南下作战，参加了“淮海”、“洛阳”、“渡江”、“广州”、“粤桂边”、“滇南”等战役。1949年后，主要从事部队文化工作和创作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至1950年底，任昆明军区某军文化部长。1952至1957年，任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1957年底调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任作协党组成员、《新观察》主编、《文艺报》编委、副主编等职。1976年11月后，重新回到文艺工作岗位。历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兼文化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协负责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文艺报》主编等职。1985年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继续任作协党组副书记。1986年起任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主编。 冯牧早年从事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发表过 一些有影响的通讯和散文。开国后，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工作。先后出版过文艺评论集《繁花与草叶》(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激流小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耕耘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新时期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冯牧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文学十年风雨路》(作家出版社1989年)，散文集《滇云揽胜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 在文艺批评工作中，他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社会实践出发，以广阔的视野纵观文艺发展的思潮和流向，具有广度和深度，成为当代文艺批评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之一。新时期从事文艺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注意扶持和培养文学新人。他在这一时期的评论更紧密地联系文艺思潮和创作实践，较之前期著作内容更为丰富，也更有特色。

邵伯温

邵伯温（1055年-1134年）北宋象数学家，字子文。共城(今河南辉县)人，邵雍之子。元祐二年(1087)以经行荐，授大名府助教，调长子县尉，绍圣初，移监永兴军铸钱监，属元祐旧党。“二程、司马温公、吕申公俱屈名位辈行，与再世交。”(《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徽宗即位，因“以日食上书，恳切言当复祖宗制度，辩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同上)。大忤时论，出监华州西岳庙。后主管三白渠公事。除知果州，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擢提点成都路刑狱，迁利州路转运副使。卒后，追赠秘阁修撰。在治学上，谦虚好学，博学多闻，“先生入闻庭训，出友长者，故学益博，尤熟当今事务。”自幼随侍父雍，亲接前辈，所知前言往行甚多，因类次成书，于绍兴二年撰成《邵氏闻见录》。前16卷记北宋一代故事，于熙宁变法尤详;卷十七记杂事，凡十二节;后三卷记邵雍言行，颇涉诞妄。为学强调独立思考，自成一说，“人之为学忌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立。”(同上)在哲学上，继承其父的象数学并加以阐释。提出以“一”为宇宙的本原，“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衍之以为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邵子文语录》)又说“一为太极”，在事物之先存在并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太极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后，未尝亏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时不在。”(同上)认为“一”或“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的过程不是指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指逻辑的先后顺序。“非谓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有四象，八卦也”;“其实一时具足，如有形则有影，有一则有二，有三，以至于无穷。”(同上)这里明显地具有程朱理学的特征。但他又说：“一”或“太极”存在于“圣人”心中，“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故圣人以天地为一体，万物为一身。”(同上)这就又显露出陆王心学的端倪。其著作有《易辨感》、《河南集》、《邵氏闻见录》、《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邵子文语录》(后人编)等。

王尧臣

王尧臣(1003—1058)，字伯庸。其先祖为太原祁(今山西中部)人，乃世宦之家。唐朝时，六世祖官至辉州刺史。为避唐末五代战乱，举家迁至砀山(今河南永城东北)。五代后期，王氏家族又从砀山迁至宋州虞城(今属河南)。

据记载，天圣四年(1026)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属吏隽宗远曾对人讲，某夜做梦，忽有神至，告诉他说：“来年状元，是虞城王尧臣。”出于关心与猎奇，隽宗远特将此语记于衙府墙壁上。是年秋天，京东路依制举行乡试，隽宗远对此特别留意。待乡试揭榜之日，他特去观榜，王尧臣果然榜上题名。隽宗远心中暗喜，对同僚们说：“此人是明年的状元。”同僚们不以为然。次年(1027)，各地举人齐聚京师开封，参加省试。待省试出榜，王尧臣又名列于榜;隽宗远见榜，心中愈喜。待殿试出榜，王尧臣果然举进士第一，为是年状元，年仅24岁。

王尧臣中第后，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今浙江吴兴)。不久召试，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其间，因其父王冲坐事，王尧臣出知光州(今河南光山)。是岁，光州地区发生严重饥荒，许多人起而为盗，劫富济贫，发仓廪以赈济贫民。宋廷急令镇抚，以法从重处置，重者立斩不赦。王尧臣认为处罚不当，便上疏说：“这些人所以结而盗仓，非他故，不过饥民求食而已。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实在是宋廷荒政所致。因此，不可苛重于民众。请陛下诏令，对被捕的饥民减刑、免死。”仁宗皇帝嘉而纳之。

不久，其父亲过世，王尧臣便去职服丧，服满后回朝，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

仁宗赵祯即位时，年仅13岁，奉遗诏尊刘太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由刘太后总揽国家一切军政大权。随着日月流逝，年龄增长，尤其是政局变动，赵祯逐渐成熟，有了主见，开始摆脱刘太后的约束和控制。15岁时，即天圣二年(1024)，由刘太后做主，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赵祯十分不满。他极力疏远郭氏，而宠幸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氏，进为才人，旋又进为美人。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病卒，仁宗赵祯便无所顾忌，开始放纵色欲，疏远郭皇后，宠恋后宫诸嫔妃。为此，郭皇后心怀愤恨，有一次竟在仁宗赵祯面前与后宫受宠尚氏吵骂厮打起来。仁宗袒护尚氏，郭皇后挥臂扇了仁宗一巴掌。仁宗盛怒，要废黜郭皇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奏谏，认为郭皇后无甚大过失，不可轻易废黜。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节，便支持仁宗的意见。终于，仁宗以郭皇后无子为口实，废黜，削发为尼，幽居长宁宫。右司谏范仲淹等人因谏言被贬官地方。

废黜郭后，仁宗更加放纵，以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不绝，政事日渐荒疏。后宫嫔妃争风吃醋，明争暗斗，仁宗也因而生病。一时宫廷传言，朝议纷哗。百官臣僚皆以国是为忧，纷纷上疏，各抒己见，力求整肃。不得已，仁宗令尚氏诸妃出宫。仁宗复思郭氏，便派内侍阎文应把废后郭氏接回宫内。此时，郭氏身已染疾，郁郁寡欢。仁宗闻知，甚是哀怜。面对仁宗的安排，郭氏坚决回绝，死不回宫。仁宗愠怒，痛斥内侍阎文应，说他办事不力。郭氏为皇后时，阎文应便与她有些过节，仁宗指斥，使阎文应尤为恼怒，便迁罪于郭氏，欲加报复。仁宗曾屡派太医问疾郭氏，又命阎文应负责此事。阎文应则以郭氏重病在身，趁奉仁宗诏命赐药之机，将郭氏毒死。仁宗闻知郭氏暴卒，悯悼不已，诏命以大礼敛葬。朝廷官员多怀疑阎文应以奸谋致郭氏暴卒。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可臆断，应以事实为据，便上疏请求由御史负责考察虚实，向朝野上下明确解释。不久，阎文应被贬死于岭南。王尧臣又上奏，要求穷治郭氏左右侍医之人，但仁宗未能同意。

郭氏的治丧活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因正值道教上元，故而宋人称上元节。按旧制，自正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观灯五天;自岁前冬至以后，就由开封府负责，缚扎山棚，置灯烛数十万盏，热闹非凡。是时，朝廷仍依旧制，张灯观盏，仁宗皇帝也准备出游赏灯。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妥，待仁宗乘轿出宫，便跪于轿前，以礼相谏：“郭氏幸得陛下皇恩厚爱，方能复位号;既然郭氏已复号为天子皇后，而且方今在殡，陛下万万不可游幸，上元灯节可以停止。”仁宗闻言，点头称是，并诏命停止上元观灯活动，以示悼念。

景祐四年(1037)，王尧臣以本官擢知制诰，服金紫，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提举诸司库务，知审刑院，旋入翰林学士、知审官院。

“南牧”中原是党项贵族反宋自立的战略方针之一。元昊立国之后，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党项贵族垂涎中原财富，不惜以暴力攫取。元昊早在青年时代便立言：“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上下俱丰，于我何恤!”

宋夏之间，隔横山山脉。横山由东北延伸向西南，在1000余公里边境线上，形成一条天然的军事分界线，名曰“山界”。双方均十分重视此界，积极经营，互为前哨与阵地。

景祐元年(1034)，元昊将兵马集结于横山沿边险要之地，做好入侵准备。二月，元昊领兵攻宋，揭开宋夏战争的序幕。

元昊大兵压境，仁宗赵祯深感威胁，尤其是元昊称帝，更使他震惊。于是，宋廷匆忙部署，起用前相王曾为枢密使，专典军政大事。诏令西北各路整饬军备，任命延州知事范雍、知永兴军夏竦为最高军事统帅，负责西北边务，断绝与西夏的互市和榷场贸易。派人出使唃厮哕等西方各部落，以从其背后牵制西夏。

同年，仁宗任命王尧臣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出行西北。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按宋廷旧制，使者所至，称诏存问只局限于官吏将校，不过问民政事务。自元昊起兵，已3年有余，关中地区广大民众深受其苦，男儿征战，农田荒芜，生产凋蔽，严重危及社会秩序。臣恳请陛下出诏慰藉，令免两年租赋，以调动民力同心御敌。”仁宗采纳。

王尧臣至边，认真巡察西北鄜延路、泾原路、环庆路、秦凤路，尤其是山川险峻要塞之地及各地驻军。还朝后，即刻上疏：“陕西有兵20万，分别驻扎在4路要塞重地，然而，可以出战迎敌者，只有一半。西夏军队入侵，常常数万人，数倍于宋朝官军。西夏是以十战一，我们则以一战十，所以，西夏军队屡次入侵皆获利而归，宋朝官军却损兵折将，大伤士气。实际上，这是众寡悬殊的结果。泾原路离西夏最近，地位尤其重要，应首先考虑增兵固防。臣请迅速派遣军队，以两万军队屯驻渭州(今甘肃平凉)，为镇戎山外之援;以万人屯驻泾州(今属甘肃)，为原、渭之势;以两万军队屯驻环庆(今甘肃庆阳)，以万人屯驻秦州(今甘肃天水)，固守防备。”又说：“西夏军队犯边，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后撤。边境地区，虽然地势险峻有异，但西夏骑兵必行军于大川平地;而河谷平地，俱有宋朝官军修筑的砦栅驻守。西夏军队入寇，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如延州的金州砦、塞门砦，镇戍军的刘璠堡、定川堡，渭州山外的羊牧隆城砦、静边砦等，均不能抵挡住西夏军队入侵。所以，西夏军队不患不能入寇掳掠。但是，既入宋境，分兵抄略，驱掠人畜，劫夺财物，士马俱疲，匆忙而归，无复斗志。此时，若以精壮兵马扼守要塞，集中优势兵力，巧设埋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西夏军队不败待何?所以，西夏军队患不能归返。西夏军队屡屡乘机得胜，重掠而归，宋朝边将不敢也不能追击，实是兵寡之故。若今日仍循旧辙，不调整边务，宋朝军队决无可胜之理。”他还指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战，宋军所以战败，均为西夏军队主动出击，占据险峻胜地，诱引宋朝官军，宋军将帅不能据险地要塞，主动迎击，而只求近功短利，匆忙出征，不辨形势，待兵马疲惫，便遭伏击，遂致战败乃至全军覆没。实际上，这是主帅没有总结教训、不思应变的结果，主要责任在于将帅。臣恳请陛下诏敕边地将帅，遇西夏军入寇，不可轻言出战，而应根据情况立营砦，量敌出征，奋击夏军，必获全胜。”

仁宗闻奏，即刻颁诏，以王尧臣之意告诫边将，务必谨慎应变，不得妄自匆忙征战。同时，王尧臣又向仁宗举荐将才20余人，随即遣往西北，后来皆有名于边。

庆历元年(1041)，宋将任福轻敌，中夏军诱兵之计，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被夏军分割包围，宋军大败，死亡近万人，宋将桑怿、刘肃、任福及其子任怀高等人战死。好水川之战，是宋夏交战以来最重的一次惨败，予宋朝以沉重打击。宋仁宗震惊，即刻颁诏，以韩琦指挥有误，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秦州;以范仲淹拥兵不进，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户部尚书夏竦的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职，亦被免;其余陕西方面将帅逐一贬降。王尧臣认为仁宗处置不妥，便上疏谏言，说范韩二人皆为当世英才，不仅以忠义智勇闻名天下，而且令夏人闻风丧胆，元昊兵士相互告诫：“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所以，不应因小故处置韩范;况且，好水川战败，皆因主帅任福轻敌，盲目进攻，指挥不当所致，不应过多责怪主将韩范二人。同时，向仁宗举荐种世衡、狄青二位将帅之才。

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发兵，自镇戎军、原州分两路入侵宋朝。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兵围攻，宋军阵乱溃败，葛怀敏与诸将战死，士兵死伤9400余人，损失战马600匹。夏军乘胜挥师南下，直抵渭州，攻略平凉、潘原，纵横驰骋六七百里，焚烧房屋，毁夷城砦，掠夺财物，关中震恐，自邠、泾以东，皆闭垒自守。仁宗若有觉悟，下诏复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又置府泾州，增兵3万人屯驻。同时，遣王尧臣为泾原路安抚使。

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陛下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任职西北，实为天下大幸，然而，这并非御兵的根本，臣请陛下允准臣下便宜行事。”前几次战争宋军的弱点及战争结局均为王尧臣言中，因而知王尧臣无戏言，宋仁宗答应他的要求，并诏命各路。

当初，曹玮开山外之地，曾设置笼竿等四砦以为要塞，召募大批弓箭手，在四砦耕战自守，以固边防。后来，四砦将帅失其制，肆意占田夺地，民怨众怒。当王尧臣出使至泾州时，德胜砦官兵劫迫守将姚贵关闭城门，反叛宋廷。王尧臣愤恨不已，立于道左，以箭射书城内，招降姚贵及其部众，且调发附近宋兵讨伐。

曾有属吏劝诫王尧臣，说：“王公奉诏出使，现已完成使命，对于姚贵及其部众反叛，只须附报朝廷便可，余非王公之事。”王尧臣闻言，面有愠色，答道：“姚贵，土豪也，在此地颇得士心;虽然他是被迫反叛，并非主使，但不可轻视。现在如不乘其未定尽快招降，稳定四砦局面，日后必生大乱，为朝廷大患。”果然，姚贵见书即率众出降。王尧臣对姚贵及其部众晓以大义，安排妥当方始离去。

还朝后，上疏奏言：“自陕西用兵以来，夏竦、陈执中并以两府旧臣为陕西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而韩琦、范仲淹仅为经略副使、安抚副使。既而张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张奎知庆州，俱为学士、待制之职，也只负责本州事务。到夏竦、陈执中被罢职，四路置帅，并各带都总管及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衔，武臣副总管亦因此改为副使。如今韩琦、范仲淹、庞籍既然已为陕西四路都总管、沿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当统一节制。可事实上，仍有9人带有经略使名衔，且各置司行事。虽然名号没有什么不同，但节制不统一，不利于边防。臣请废各路都总管、副总管以及经略使之职，只设安抚使，以便统一节制行事。”不久，滕宗谅也上书陈说此事。仁宗权衡利弊，接受王尧臣等人的建议，罢黜经略使等职。

王尧臣又上疏说：“西北鄜延路和环庆路，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惟有泾原路，自汉唐以来，便是冲要之地。从镇戎军到渭州，沿泾河河谷直抵泾、邠，地势坦荡而无险阻。虽然沿河谷平地遍设城砦，但无险可据，夏军入侵，难以捍御。所以，唐朝郭子仪等人，常以重兵戍守此地。自元昊起兵反宋以来，数年之间，夏军主力曾3次自此入寇。朝廷于泾州置帅设府，控扼关、陕，实在是明智之举。但是，宋军屡屡战败，损失惨重，士气不振，边地空虚，令人担忧。臣愿朝廷深鉴近弊，精择将佐之才，以充边地;对于新征士兵，当严格训练，未经训练不得守边，应以原来守边军队为主，加强防务。倘若一路兵力充足，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则夏军不敢轻举妄动，长驱入寇。”并提出5项措施。又奏请允准泾原等五州士兵营田，充实给养，增置弓箭手，加强边军装备等，皆获恩准。

王尧臣不仅谙悉西北边事，在庆历年间社会危机之时，还力主变革，为范仲淹的上书言变叫好，予以支持，又为范仲淹的几上几下表示不满，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抨击因循守旧势力，推动了庆历年间的变革，成为当世名士之一。

卸职陕西安抚使后，王尧臣以学士、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以张之、杜杞等十余人为副使、判官，组成新的“计省”班子。

自西北宋夏战争以来，宋廷财政支出日增，出现危机，虽然前任三司不断加征摊派，但仍入不敷出。王尧臣受命于危难之时，上疏仁宗：“如今天下国贫民困，陛下命臣主三司，臣愿竭尽全力，恳请陛下听臣便宜用事。”仁宗同意。王尧臣从全局出发，压缩日常费用，开源节流，根据缓急先后，废除一些苛捐杂税。又将三司中昏聩的副使、判官等15人全部罢免，更荐才贤者任职。经过调整，当年见效，财政入不敷出现象稍见好转。第二年，财政有余数十万，仁宗大喜过望。王尧臣却上书说：“臣之术不过如此，况且臣母年事已高，请解职供养。”仁宗允准，召拜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

权三司期间，内都知张永和曾建议仁宗，加收民房钱十分之三，用以军费专项开支。王尧臣坚决反对，并上奏仁宗，说：“此为衰世之事，只能引起民怨，引发民变。这正是唐德宗时爆发朱泚之乱的祸根，陛下不可不鉴。”张永和为谋私利，暗中派人贿赂王尧臣，要求三司同意并执行，王尧臣予以拒绝。度支副使林潍因畏惧张永和，曾附会其说，使论争迭起。王尧臣上奏仁宗，罢黜林潍，此事方息。

夔州(今四川奉节)转运使上疏请增盐井岁课，并言如此每年可收80余万缗，王尧臣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在西南加征于朝廷无利，只能让地方势力牟取厚利，于民只能招怨，甚或有不测之事发生。结果，加征之议否决。

王尧臣任职三司，多有谏言裁抑，因此得罪同僚，常有官员于仁宗面前谗言诋毁，只因仁宗信任不疑，未曾罪罚。王尧臣一如既往，坦然自若。退职后，仁宗曾亲往慰劳，称其为政有绩。王尧臣顿首称谢，说：“非臣之能，完全是陛下信用臣下的缘故。”

王尧臣去职服丧，服满还朝，复为学士、群牧使，迁右谏议大夫，再迁给事中，皇祐三年(1051)，以本官充枢密副使。是时，凡宗室、宦官、医师、乐工诸辈，莫不串通枢密以获恩幸，使朝中恩幸济济。王尧臣请奏定制，裁损滥幸，著为法令。由是小人怨恨，写匿名书信谗害王尧臣。王尧臣得书拜见仁宗，力请解机务。仁宗不以为疑，更是信任，认为王尧臣之辈方可称为忠臣。同时，急令有司追查陷害王尧臣之人。王尧臣闻知，甚是感动。

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今越南广渊)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声势浩大，危及宋朝西南地区。王尧臣力主平乱，并上疏请将广西宜州(今广西宜山)、容州(今广西容县)、邕州(今广西桂平)辟为路，以融、柳、象3州隶属于宜州，以白、高、窦、雷等12州隶属于容州，以钦、横、浔等5州隶属于邕州。若叛兵入寇，由三路会集各州县兵掩击。由经略安抚使坐镇桂州(今广西桂林)，统一指挥。同时，征运全、永、道3州粮米以充军饷，速调兵南遣。仁宗匆忙诏令狄青率兵南讨，大败侬军。

狄青凯旋，以军功见信。皇祐五年(1053)，升枢密使。对此，左司谏贾黯曾连连上疏表示反对，认为狄青以军功起于行伍，骤至枢密显职，有悖于先帝“兴文教，抑武事”的成规。狄青居功自傲，出言不逊，引起更多朝官不满。王尧臣亦曾对臣僚们说，自古以来，将帅起于微贱而暴至富贵，不能保其禄位、性命者，大有人在，可以引为鉴戒。狄青闻言，稍有沮畏。然而，终为众矢之的，不久便被罢知地方，忧郁而卒。

嘉祐元年(1056)三月，王尧臣拜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嘉祐三年(1058)，仁宗欲以王尧臣为枢密使，因当制学士胡宿反对未成，便进吏部侍郎。不久，王尧臣得疾居养。

嘉祐三年(1058)，王尧臣病卒。享年56岁。

临终前，王尧臣授其弟纯臣遗奏，劝仁宗皇帝早立嗣，皇子赵曙久养宫中，当为皇太子。仁宗闻言，忧伤不已，诏令辍朝一日，以示悼念，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安”。

元丰三年(1080)，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时人称誉王尧臣为人纯质，虽然贵显，但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其曾祖，官赠太傅;祖、父，赠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祖母、母，皆得封;妻丁氏，受封安康郡夫人。有二女，三子。长子同老，官至大理评事;次子周老，官至太常寺太祝，早卒;三子明老，官至大理评事。

王治心

王治心（1881-1968），名树声。吴兴县人。前清考入痒生。曾任东吴第三中学、华英学校、上海裨文女学、惠中女学等校国文教员。1913年至1918年间任基督教刊物《光华报》编辑。1921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国文和中国哲学教授,编辑《神学志》。1926年至1928年间任中华基督教文社主任编辑。1928年起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兼荣誉教授。1934年后应刘湛恩校长之请出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从沪江大学退休后回金陵神学院教授国文和教会史,主编《金陵神学志》。1957年退休。其后一直在北京居住。著有《孔子哲学》、《孟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帝观》、《道家哲学》、《墨子哲学》、《中国学术源流》、《基督徒之佛学研究》、《庄子研究及浅释》、《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三民主义研究大纲》、《中国学术概论》、《中国文化史类编》、《耶稣基督》(与朱维之合编)、《评基督抹杀论》(与范子美合编)等,为中国基督教界有较大影响的、多产的著述家之一。

乔治·艾略特

玛丽·安妮·“玛丽安”或“玛丽安”艾凡斯（Mary Anne“Mary Ann”Or“Marian” Evans，1819年11月22日－1880年12月22日），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国女小说家,原名玛丽·安·埃文斯。1819年11月22日生于沃里克郡,父亲是一个大庄园的代理人。1828至1835年,曾在宗教色彩很浓的学校学习,受福音派基督教的影响很深。她智力很高,通晓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拉丁语,熟悉英格兰中部地区方言。1841年,她随父亲迁居考文垂,结识了制造商、哲学家查尔斯·布雷,在其著作《基督教起源的调查》的影响下,她很快转变了宗教信仰,声明不再去教堂。1844年艾略特参与翻译德国学者D.F施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于1846年匿名发表。1850年她到伦敦,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助理编辑,并认识了著名记者、作家刘易斯,后与他公开同居。1854年7月,她翻译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以真名出版,并随即与刘易斯迁居德国。在魏玛和柏林期间,她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写过一些她最优秀的散文,翻译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在刘易斯的鼓励下,她将注意力从哲学转向小说,于1856年开始小说创作。写了三部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中篇小说:《阿莫斯牧师的悲惨命运》(1857)、《吉尔菲尔先生的爱情故事》(1858)和《珍尼特的悔悟》(1858),立即获得成功。这些小说起先在《布莱伍德杂志》上分期连载发表,后来又以乔治·艾略特的笔名集纳为《教区生活场景》重新出版(共2卷,1858)。

1859至1876年,她共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3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3卷,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共14部分,1862年7月至1863年8月)、 《费利克斯·霍尔特》(3卷,1866)、 《米德尔马奇》 (共8部分,1871—1872)和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但尼尔·狄隆达》(1876)。

艾略特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无韵诗剧《西班牙吉卜赛》(1868)、散文集《对西奥弗拉斯图斯其人的印象》(1879),以及由刘易斯编纂的《随笔及笔记点滴》(1884)等。

1878年刘易斯病故。1880年5月艾略特与比她小20岁的老友约翰·克罗斯正式结婚。同年12月22日于伦敦逝世。

亨利·詹姆斯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年4月15日—1916年2月28日），小说家。生于纽约市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父亲亨利和哥哥威廉都是哲学家,威廉还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父亲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世界公民”,1855年携眷去欧洲居住。1862年,詹姆斯进哈佛法学院攻读。他感到美国的环境束缚人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没有足够的题材可写,于是返回欧洲,在巴黎跟一些名作家结识,来往甚密。他于1876年定居伦敦,1911年获哈佛大学荣誉学位,1912年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1915年,他因对美国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满而愤然加入英国国籍。1916年,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英国政府授予他最高文职勋章。同年2月28日病故。

亨利·詹姆斯的创作习惯上被分为三个阶段。在早期,他是作为一个写国际题材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始人而名闻遐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德里克·赫德森》(1876)写一位美国雕塑家在罗马的坎坷经历。《一个美国人》(1877)通过对比美国和法国的道德准则,揭示了新旧两个世界的社会联系。《欧洲人》(1878)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波士顿乡村地区为背景,写两个放荡的欧洲人对表兄弟的影响。《黛西·密勒》(1879)是早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写一位美国少女在欧洲的厄运,揭示了欧洲的文雅风尚跟美国的粗犷风俗之间的冲突。《华盛顿广场》(1881)以美国本土为背景,刻画了美国人物。长篇小说《贵妇人画像》(1881)是詹姆斯的杰作之一,被评论家称作是他的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该小说写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伊莎贝尔跟几个欧洲人和流亡在外的美国人之间的纠葛,虽然写的是国际主题,但重点已移向剖析女主人公的思想意识,这表明作者在艺术上开始进行新的探索。这个时期的多数作品都写上层社会的高雅生活题材。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1897年是詹姆斯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虽然仍有作品写两种文化对比主题,但多数作品更富有英国色彩。长篇小说《波士顿人》(1886)以讽刺的笔触写波士顿的妇女解放运动。《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站在超脱者的立场上写一些革命者的故事和伦敦下层阶级生活。这两部小说驳斥了一些人的指责,说他不关心社会问题,没有能力写社会题材。另外,中篇小说《阿斯朋文稿》(1888)写一个评论家要把一个名诗人的信件弄到手的故事。《伦敦生活》(1889)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同时期,他还写了四部喜剧,但舞台演出都不成功。

詹姆斯第三个创作阶段开始的作品有《波因顿的珍藏品》(1897)、《梅西所知道的》(1897)、《未成熟的少年时代》(1899)等。长篇小说*《鸽翼》(1902)是另一部佳作,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纯真无邪的少女轻易委身于人而落入了欧洲人的陷阱,但她的忠贞爱情最后取得了胜利,得到了报答。*《专使》(1903)通过写一个美国巨富之家千方百计地要劝说“迷途忘返”的儿子回国的故事,揭示了作者对旧世界文化价值观念的看法。长篇小说《金碗》(1904)也是晚期的一部杰作。

在《贵妇人画像》出版以后,詹姆斯一度停止了写长篇小说,将他过去的小说编成十四卷于1883年出版。二十世纪初期,他经过修订出版了《全集》(1907-1917),共二十六卷。后来别人编辑出版了《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1921-23),共有三十五卷。六十年代又出版了他的《故事全集》(1962-67),分十二卷,收了一百一十二个短篇。

詹姆斯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为自己的作品撰写的多篇序言都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阐述了他对形象思维的过程、对一些艺术手法的看法,论述精辟,见解独树一帜。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在《小说的艺术》(1934)一书中。另外,他还写过许多篇论文,对英、美、法等国知名作家进行了透辟的论述,这方面的论文集有《法国诗人和小说家》(1878)、《一组不完整的画像》(1888)、《观感和评论》(1908)、《笔记与评论》(1921)等。

亨利·詹姆斯是一位多面手作家,一生卷帙浩繁,成就卓著,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绥拉菲靡维奇

亚历山大·绥拉菲靡维奇·波波夫（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Попо́в，1863年1月7日—1949年1月19日），苏联俄罗斯作家。原姓波波夫。生于顿河一哥萨克军人家庭。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曾因起草革命宣言被捕、流放。1890年获释,获释后在顿河地区从事新闻工作。1902年迁居莫斯科,同年与高尔基相识,并成为挚友。流放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01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早期作品(短篇小说《在冰块上》、《扳道工》、《冰雪荒漠》等)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和1905年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1902年起成了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的经常的撰稿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创作了中篇小说《沙滩》(1908)、《耗子王国》 (1912)和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12)。十月革命爆发后,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1918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期间一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写了大量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20、30年代曾先后主持莫斯科市苏维埃宣传鼓动部工作,领导《创作》和《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1924年发表著名长篇小说《铁流》,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红军队伍的英勇斗争。作者以浪漫主义笔触表现了一个铁一般坚强的革命集体的形成过程,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1943年获得苏联国家奖。

都穆

都穆（1458—1525），明代大臣、金石学家、藏书家，诗文家、学者。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元敬，一作玄敬,号南濠先生。印之子。七岁能诗,及长览群籍,清修博学。嗜金石,善书法,孜孜不倦,至老弥坚,为时所重。弘治八年(1495)举人,弘治己未(1499年)进士，历礼部主客郎中，加太仆少卿。其父都邛即为笔记小说作家。都穆以学问该博,用意精勤知名于时。虽不以诗文著称,但于诗学颇为留意,所著《南濠诗话》在七子诗派兴起之前较有影响。奉使至秦中，访其山川形势故宫遗壤，作《西游记》，搜访金石遗文，摹拓缮写，作《金薤琳琅》。归老之日，斋居萧索，日事探讨，或至乏食，辄笑曰：“天壤间当不令都生饿死。”吴门有娶妇者，夜风雨大至，灭烛，遍乞火无应者，杂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叩其门，果得火，其老而好学如此。《边华泉集》有送都玄敬诗云：“才高怜晚达，十载尚为郎。书买黄金尽，愁添白发长。夏曹分武库，秋殿别文昌。木脱霜皋冷，何人共采芳。”文嘉《何水部集》跋：“杨、祝、都、唐每得一异书，则争相夸示以为乐，故其所成皆卓然名世。”著有《谈纂》、《周易考异》、《史外类抄》、《壬午功臣爵赏录》、《寓意编》、《南濠诗略》等。藏印“乙卯举人己未进士”。

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ertolt Brecht，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德国剧作家、诗人和戏剧活动家。出生在奥格斯堡一个工厂主家庭,1917年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不久应征参加战地医疗工作。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斗争,被选为奥格斯堡士兵委员会委员。布莱希特早在1914年就在刊物上发表诗歌,20年代初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922年发表剧本《夜半鼓声》,获得克莱斯特奖金。1923年任慕尼黑剧院导演和艺术顾问,1924年任柏林德国剧院艺术顾问。布莱希特于20年代中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法西斯上台以后,布莱希特流亡国外,先后留居丹麦(1933～1939)、瑞典(1940)和美国(1941～194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于1948年返回民主德国。1949年与夫人海伦娜·韦格尔一起创建柏林剧团,并且领导该团的活动,先后到欧洲许多国家去演出。布莱希特于1951年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金,1954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奖金。

布莱希特的早期创作(剧本《巴阿尔》,1918;《半夜鼓声》,1922;《在城市的丛林里》,1924;诗集《家庭必读》,1927)受到毕希内尔,斯特林堡、兰波等人多方面的影响,同时充满表现派的人道主义精神。从20年代中期起,布莱希特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待现实,使自己的创作获得了科学的认识论作基础,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他在剧本《三分钱歌剧》(1928)以及后来改写的《三分钱小说》(1934)中用夸张的形式揭示了刑事犯罪与“诚实”交易之间的血缘关系。话剧《屠宰场的圣约翰娜》(1930)嘲讽了企图靠着道德说教来改造现实的天真幻想。 《措施》(1930)以及根据高尔基的著名小说《母亲》改编的剧本(1932)首次直接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国外流亡的年代是布莱希特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在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剧本,形成了完整的戏剧体系。独幕组剧《第三帝国的恐怖和灾难》(1935～1938)以尖锐的戏剧冲突和深刻的社会心理分析,表现了鲜明的反法西斯的主题。《伽利略传》(1938～1939)一剧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因支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遭受教会迫害的史实为题材,反映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的斗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一剧取材于格里闵豪生的小说《女骗子和流浪者大胆妈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问世,提醒普通人莫要寄幻想于法西斯军国主义,防止上当受骗。《四川的好人》(1940)、《蓬蒂拉老爷和他的仆人马狄》(1940)、《阿图罗·魏的有限发迹》(1941)、《高加索灰阑记》(1945)等剧本也都是布莱希特的名著,充分体现了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

布莱希特在战后又写了反映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公社的日子》(1948～1949)等剧本,同时总结了自己多年戏剧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探索,写成了《戏剧小工具篇》(1948)等理论著作。他那种独特的戏剧理论和表演方法,不同于通常的戏剧体系,被称之为“叙事剧”,在20世纪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布莱希特把戏剧看成是一种讲述的方法,使观众处于旁观者的地位,积极运用理智,对剧中人物、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演员不必完全化入角色,而要时时注意自己是在演戏;观众要同舞台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脱剧情,时时注意自己是在看戏。布莱希特把这叫作“间离”效果,就是企图引导观众站在时代先进思想的高度,对剧情进行积极思考,得出合理的判断,从而提高观众分析和辨别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他并且为此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表演方法。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是他的文艺观的集中体现,也丰富了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他的诗歌也不以感情取胜,而直接诉诸读者的理性,启发读者积极思考,具有革命启蒙教诲的特点。主要诗集有《歌集》(1934)、《斯文堡诗集》(1939)、《诗百首》(1955)等。小说有长篇《尤利乌斯·凯撒》(40年代开始写作,没有完成)、短篇《历书里的故事》(1948)等。

布莱希特一生的创作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他非常推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矛盾论》的启发下称自己的叙事剧为“辩证剧”。他的一些剧作和诗歌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或借鉴它的表现手法;他的戏剧理论也受到中国京剧表演体系的某些影响。

王九思

王九思(1468～1551)，明代诗文作家。戏曲作家。字敬夫，号渼陂。鄠县(今属陕西)人。弘治九年(1497)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正德四年(1509)调为吏部文选主事，年内升为郎中。同年秋，坐刘瑾党，贬为寿州同知。次年勒令其致仕。壮年废弃，无所发遣，因而寄情诗、曲。他与康海同里同官，同坐刘瑾党放逐，所以感情比较投合，相与过从甚密，征歌度曲，以相娱乐。84岁方卒。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杜甫游春》、散曲《碧山乐府》等。

其诗内容较为广泛。一是能接触一些社会问题，如《卖儿行》、《马嵬废庙行》、《孤儿吟》，或叙村媪卖儿之惨状，或述寺人气焰之嚣张，或写官僚之间世态之炎凉。二是表现自己仕途失意的满腹牢骚，如抒怀诗《秋夜》：“容易悲摇落，天涯逐旧臣。”咏史诗《朱仙镇谒岳王庙》：“相权操白刃，谗口叹青蝇。”三是描写自己致仕后征歌度曲的风流生活。如《对山草堂宴集》：“对客辄弄笛，平生桓叔夏。花时携妓游，岂让东山谢。满溪花正香，何必黄四娘。雪儿歌杨柳，花奴行玉觞。斜阳挂远树，勿用伤迟暮。”无论是揭露，牢骚，还是欢乐，都有些真情实感，能见其人的性格风貌。他富有才情，较好的诗都能写得秀美圆润，恰如顾起纶《国雅》所说：“王敬夫才隽思逸，锐于绮丽，譬之湖外碧草，海东红云，流彩夺目。”他也有些诗模拟痕迹较重，如《杂诗》是汉魏诗之膺鼎，《秋兴》诗是杜甫诗的仿制，不足为训。他也善文，如《登峨山诗序》首写作诗者梦游峨山，次写其真游峨山，最后写作序者看其诗亦堕入梦游之中，首尾呼应，层次分明，较生动地道出作序的意蕴。

王九思的杂剧《杜甫游春》描写杜甫春天闲游长安的感受，剧中痛责了奸相李林甫的罪恶，揭露了“昏子谜做三公”的荒唐现实，下决心拒绝征召，乘槎渡海，去过隐居生活。杜甫实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是借杜甫之口，倾吐自己的愤懑。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认为剧中李林甫影射李东阳，可备一说。王九思还有一折杂剧《中山狼》，明代单本杂剧一般认为从它始，该剧主题与康海《中山狼》相类似。他还善写散曲，一般也写得秀丽雄爽。但有时曲作过于粗豪，精思不足。这恰能显示其创作个性。其散曲成就优于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