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辰雄

堀辰雄（1904—1953），日本小说家、诗人。生于东京。自幼在养父家中生活。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高中时期,爱好文学,曾以芥川龙之介等人为师。大学期间,与中野重治等创办《驴马》,发表了一些诗歌、随笔等。大学毕业后不久,与川端康成等创办《文学》,同时发表《圣家族》(1930)、《幽会》、《恢复期》(1931)等描写人物心理的佳作。此时,其结核病恶化,开始疗养。1933年创办诗刊《四季》,为抒情诗人提供发表诗作的园地。同时,在西方心理分析方法影响下,发表了《美丽的村庄》(1933)以及以生、死、爱为主题的代表作《风起了》(1936—1938)。他的文学创作充满诗情,富于抒情性,时时透露出理性的光辉,对以后的作家影响很大。《菜穗子》(1941)这部中篇是其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在故事情节、结构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他还有一些取材于古典名著的小说、随笔。二次大战后,由于其病势加重,所以未发表什么作品。

陆云

陆云（262年－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江苏苏州)人。陆机之弟。少聪慧特达，6岁能属文，文章与其兄陆机齐名，盛极一世。初为浚仪令，有政声。去官后，百姓因图其形象，配食县社。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转大将军右司马。故世人又称“陆清河”。太安二年(303)长沙之役，与陆机同时遇害。陆云死时四十二岁。他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门生和旧官吏迎丧并安葬于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祭祀。陆云所著的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写了《新书》十篇，都在世上流行。

陆云的文学创作，史传称为词藻丽密，旨意深雅。但他与陆机的精巧、富赡有所不同。其诗大多文辞清新明净，立意典正，结构严谨。所以刘勰称“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文心雕龙·才略》)。《为顾彦先赠妇》2首和《答张士然》是其代表作。今存辞赋不多，较为平淡。而所存大量书信，颇具特色，大多行文流畅，感情真挚，语言清新，尤其是《与兄平原书》若干篇，记载了他们兄弟二人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严谨的创作态度和一些独创的文学见解，弥足珍贵。由此看来，陆机能写出独步古今的《文赋》，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与他们兄弟二人多年的相互切磋、激励有很大关系。

《隋书·经籍志》著录陆云有文集12卷，原本已佚。后人除南宋徐民瞻合辑《晋二俊文集》外，明人张溥辑有《陆清河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陈渠珍

陈渠珍（1882年9月22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陈开琼，1882年9月22日(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生于湖南凤凰厅镇竿城(今凤凰县)，祖籍江西德安县。明末清初其先祖迁徙至湖南浏阳，后又迁徙于麻阳龙家堡，在祖父陈宏文时期，迁徙到湘西凤凰的镇竿城。陈渠珍的祖父陈宏文曾中秀才，在镇竿城的茶叶坡开设一家药铺，生意兴隆后迁至岩脑坡，原配郭氏于1809年去世，续弦许氏，生二子，次子名陈茂林。陈茂林早年在镇竿衙门当差役。咸丰年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陈茂林随清军征讨，在援驰长沙、防守南京等历次战役中，均立下军功，职务由守备、游击、副将，到总兵、重庆镇使，授三品武功将军。同治末年，陈茂林回到湘西苗疆，任凤凰营都司，常驻黄丝桥镇守边关。陈茂林有一妻二妾，小妾南川金氏，陈茂林五十四岁时生陈渠珍。

陈渠珍为陈茂林独子，故得到家人的珍爱。1888年，陈渠珍六岁，入黄丝桥蒙童馆读书。1894年9月11日，陈渠珍十二岁，其生母金氏病故。1897年陈茂林去世，陈渠珍随大娘李氏、二娘邵氏返回镇竿，在西门坡学馆学习“四书”、“五经”。少年的陈渠珍学习颇为刻苦，每日勤学不辍，1901年以“品学兼优”被选送到沅州(今芷江)府著名的“沅水校经堂”学习，名人熊希龄、谭凤章均出于此经堂。1903年湖南省筹办长沙武备学堂，时年二十一岁的陈渠珍报名参试，但未被选中，该年秋，再次应试，终于进入长沙武备学堂附设的兵目学堂。陈渠珍入武备学堂后，认为原名“开琼”不好，遂改名为“渠珍”，意为“沟渠中的珍宝”，希望自己的才能早日被人发现。1904年，以與地、算学等科目优异而升入武备学堂将弁班学习。1906年，陈渠珍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宁乡任见习军官，约半年后，调回长沙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队官。在此，他萌发反清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便辞去标队官职务，回到凤凰，坐观形势变化。

在家乡居住一年后，其友人约他去湖北见总督赵尔巽，以谋求出路，赵尔巽看到陈颇有才能，将其推荐给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陈渠珍在长沙小住几日后，便与好友林修梅等五人乘船至宜昌，进入三峡，至成都拜见了赵尔丰，但赵疑心陈渠珍等五人为同盟会成员，“不即擢用”，陈渠珍遂滞留在成都等候差命。不久，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恰好，湖南凤凰的老乡田应诏，在四川任讲武堂监督，与赵尔巽时任新军协统的钟颖等人素有私交。陈渠珍于是以老乡身份拜访田应诏，述入川苦闷之境，遂得到田的引荐面见钟颖。于是，陈渠珍前往新军协统钟颖所部任第六十五标队官，驻防百丈邑，并将妻子刘次湘接到成都。

陈渠珍驻防的百丈邑是连接川藏的重要通道。陈渠珍在闲暇之余，对西藏很感兴趣，询问西藏的山川风俗，参考图籍，恰好此时西藏局势多变，清宣统元年中央政府决定派遣钟颖率领川军2000人赴藏，陈渠珍给钟颖及时呈上了西征计划书，“对于藏事规划颇详尽”，钟颖对此大加赞赏，立刻召他回到成都，委任他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并给予了一些生活资助。

1909年7月，陈渠珍随钟颖正式挥师进藏，行军途中颇为艰难，据其在1936年撰的《艽野尘梦》记载，劳役四处逃亡，虽出重金，但难于雇佣到役夫，此后，过雅安、泸定、大相岭、打箭炉，50天后到达昌都。此后，又经过恩达、类乌齐、三十九族地方，年底到达拉里。

陈渠珍等人至工布江达后，在脚木宗驻扎半月。得知珞瑜产大米，遂绕行到墨脱县一带考察。在工布的彭措家聚会时，遇到了彭措的侄女西原。西原从此成为陈渠珍的姬妾，跟随其在西藏活动。其后陈渠珍驻防卡拖。此时，内地的辛亥革命爆发，陈渠珍准备率领湘西子弟百余人回内地。按照原计划，陈渠珍与爱侣西原本来准备取道昌都返回湘西，但在路过工布江达时，友人孟林认为，赵尔丰知晓藏军叛变后，派三营前往拉萨防堵。陈渠珍遂率领湘西籍军士115人从藏北前往青海绕道而行。随后误入羌塘高原，冰雪无边、黄沙漫天，人员不断死亡，经过通天河，进入青海境内，粮辎全尽，到达柴达木时仅剩下七人。羌塘之旅因为迷路绕行，历时二百余天，期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境。到达西安后，又贫困交加，万里相随的伴侣西原不幸染天花而殁，陈对之感情深厚，“号哭几经皆绝”。

西原在西安去世时，已是1912年2月，陈渠珍在西安滞留了一月，下葬西原后，盘缠全无，依靠亲友接济才凑齐回凤凰的路费，该年3月，陈渠珍回到家乡。此时，田应诏已是湘西镇守使，接见了陈渠珍，不久便任命陈为湘西军官团教练，该军官团有青年军官一百多名，仿北洋武备学堂而建，学员基本都为凤凰人，每期半年，共为两期。

随着袁世凯称帝的步伐日益加紧，全国人民的反袁呼声也越来越高，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也准备策划反袁，陈渠珍反对，但中营游击滕代春却认为陈渠珍“小小参谋，参是参非”，从此二人交恶。陈于是离开镇竿，出奔四川，投靠四川酉阳张子青，当时革命党人石青阳正在四川发动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张子青便将陈渠珍贵推荐给石青阳，从此陈以税务局长的名义，在川东招募护国军。但田应诏旋又来电酉阳，邀请陈渠珍回到凤凰。陈渠珍回到凤凰后，建议田应诏“北看袁项城，南观孙中山”，审时度势。从此，陈渠珍成为田应诏的高参，负责训练军队。1916年蔡锷、李烈钧发动护国运动后，陈渠珍建议湘西暂守中立，北通北京政府，但在暗中交往黔军。1915年12月护国军向麻阳进攻，陈渠珍率领一个团兵力驻扎风、麻交界的村寨，配合护国军乘势掩杀北军。北军失败后，陈渠珍又报北京政府说，湘西军队因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无法及时协助北军，于是袁世凯又援助田应诏枪支千余，此后，田应诏和陈渠珍的湘西军在北军和护国军的拉锯战中大发横财，北军丢失的枪支弹药大多落入湘西军之手。陈渠珍也越发得到田应诏的欣赏。

1916年5月，湖南宣布护国独立，5月24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湘西独立，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渠珍任护国军参谋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9月，孙中山号召的护法战争开始。

当时，田应诏的势力范围是凤凰、乾城、麻阳、泸溪等县，而张学济以湖南辰沅道尹，兼守备司令身份，盘踞沅陵、古丈、辰溪等县，绥靖镇守使谢重光盘踞永绥、保靖、永顺、龙山等县。护法运动开始后，张学济立即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在湘西响应护法，孙中山于是任命张学济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1月10日，田应诏在凤凰也宣布护法独立。12月张学济挥师常德，与北军陈复初作战，田应诏采纳陈渠珍的意见，前往援助。1918年9月，吴佩孚通电南北议和后，湘西出现了短暂的偏安局面。陈渠珍利用这一时机，把自己在湘西军官团的学生、亲朋安插到各团、营任要职，逐渐控制了田应诏所部护法第一军的权利。恰好此时，田应诏看到军政界斗争变幻莫测，逐生去意，去长沙安住。于是，陈渠珍计划逐渐驱逐湘西的其他地方势力，便带部队至麻阳，一方面派部下田共阶至永绥与永绥茶峒协台宋海涛联络，唆使他夺取屯租占有权，用兵赶走谢重光，占领永绥城。结果，谢重光出走云南，退出了湘西政治军事舞台。同时，陈渠珍在原防区抓紧剿匪，争取得到湖南省长谭延闿的信任。不久，陈渠珍被谭延闿任命为湘西剿匪总指挥，指挥部设立在麻阳，随后陈又担任湖南十三区清乡四路长官、湘西巡防各军统领兼十县剿匪总指挥，并命令龙山驻军与地方武装在湘鄂接境一带，“严防堵剿入境之任何部队”。

1920年陈渠珍从麻阳来到保靖，认为该地是割据称雄的好佳地，便将湘西巡防各军统领部和剿匪司令部迁到保靖，并召开十县长会议，认为湘西应该施行“保境安民”的方针，剿匪应该“招大股，吃小股”，“招老股，灭新股”，启用包轸等人剿匪，经过两年剿抚的活动，北河流域的土匪均已肃清，湘西十县从此安定。经过剿匪，陈渠珍的军队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当时，谭延闿派兵图湘西，进取辰州，其他各军纷纷倒向谭延闿，张学济依然反谭，遂处于孤立境地，于是割据湘西南芷江、黔阳一带的四川军阀周则范派部将蔡钜猷、刘叙彝，出兵赶走张学济，占领沅陵。1920年12月，张学济遭北洋军湖北督军王占元所收买的“神兵”的猛烈进攻，阵亡于来凤城外的中坝垅。陈渠珍收编了张学济的部属一千多人。至此，陈渠珍成为湘西境内最大的一股势力，逐渐控制湘西全境，开始了积极的地方治理。

1921年开始，陈渠珍派参军长刘伯齐等二十余人前往山西考察学习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并聘请留日学生策划湘西自治，发展教育，改进旧学，增设新学。在经济建设方面，主持制定《湘西十县乡自治联合筹办实业案》，包括开垦荒地，改良种子、勘察土质，建立农业试验场、开办工厂和矿业等十八大端，尤其重视湘西发展桑麻、桐油、茶叶等，禁烟土。使得湘西经济迅速发展，而陈渠珍本人却生活极为简朴。

1922年春，广州军政府令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入川组建军队，路过湘西，欲借陈渠珍兵马，因陈渠珍与他在四川之旧情颇深，遂派第二支队长贺龙随石青阳前往四川，贺龙入川后成为川东边防军旅长，此后战功不断，直至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1924年9月，唐继尧、熊克武假道湘西出师北进，但不久孙中山逝世，熊克武放弃了北伐的计划，准备经过黔、桂入粤，陈渠珍暗中受到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密令向熊克武进攻，但遭到惨败。熊克武胜利后，经过凤凰，进入镇竿城。此时，久居长沙的田应诏突然又想从陈渠珍手中取回湘西的控制权力。陈渠珍于是请辞，居于木江坪的猫儿口。

田应诏重新上台后，原投奔于熊克武的陈渠珍部属田义卿又扬言要进攻凤凰，派三千兵马前往活捉陈渠珍，但未能成功，湘西于是大乱，民众怨声载道，要求田应诏下台。田应诏于是再请陈渠珍出山，自己遥领湘西镇守使返回长沙居住。在田闲居凤凰时期，陈渠珍仍然每日请安拜访，可见为人之周全。

1925年夏，陈渠珍回到镇竿，重新整编部队，将八千人编为三个团、两个营，并争取湘西周边的其他势力援助。此时，贺龙已任澧州镇守使，陈渠珍通过桑植人陈慕素与贺龙取得联系，贺龙主动让出绥保、永各县防地。此后，陈渠珍集中兵力攻打田义卿。田义卿此人在湘西口碑不佳，1917年，田义卿驻守龙山时，实行征收鸦片税，牟取私利，还命令百姓普遍种植，所以湘西百姓普遍痛恨之。1919年被陈渠珍委任为保靖营参将兼保靖巡防司令不久，便对陈渠珍生二心。1925年7月24日，湘西善后都督叶开鑫在沅陵设宴伏击，刺杀了田义卿。

1926年起，澧州镇守使贺龙等人成为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排挤对象，赵恒惕命陈渠珍讨伐贺龙。陈渠珍表面上发表了一道讨贺通电，并派兵驻守永顺，让贺龙顺利通过永顺而入四川。1926年，陈渠珍消灭了凤凰岗水洞著名的“三五八”土匪集团，擒杀土匪二百余人。1926年2月，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改称湘西屯边使。3月，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原支持田应诏的赵恒惕下台，陈渠珍遂任湘西镇守使，兼屯边使。

陈渠珍早在北洋军阀占领长沙，废弃“宪制”时，因担心被革命洪流所席卷，急电省政府表示参加北伐。时任贵州省省长、川黔边防督办等袁祖铭也背离吴佩孚而投向北伐军，担任北伐左翼军前敌总指挥，进入黔东铜仁。陈渠珍为避免与之冲突，率部退避龙山。8月，袁与陈达成联合协议，陈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左翼军前敌副总指挥，设部沅陵，袁给陈渠珍军部分军械子弹。陈的实力进一步增强。然而袁参加北伐，实为投机行为，并不督军北进，而屯军常德，该举引起唐生智的不满，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密令唐生智等人处决袁，1927年1月31日，袁在常德赴宴时被部将周斓设伏兵枪杀。陈渠珍本来属于袁祖铭的一个阵营，但因不久唐生智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所以并未对陈渠珍用兵攻击，反而积极拉拢陈渠珍。

1927年1月16日，陈渠珍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独立师师长，编制为四个团。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武汉开始“分共”。在此之前，陈渠珍虽然身为地方军阀，却能尚能热情对待湘西的共产党员，甚至支持工作。但是，马日事变发生后，陈渠珍的政治风向转向国民党右派，“严饬所属，缉办共党”，一个月内杀害了不少革命志士，导致了“辰州惨案”。1928年4月，湖南清乡督办公署成立，全省分为11个区，每个区兵力是一个师。陈渠珍以第十九师长兼任第八区司令，负责麻阳等九县的“清乡”任务。

1928年4月，蒋桂战争结束，陈渠珍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被委任为武长萍铁路警备队第一警备军司令，仍驻守湘西。1929年6月底，陈渠珍为恢复其对桑植的统治，进攻桑植，贺龙红四军先在南岔歼灭陈部向子云旅一部，缴枪数百支，后在赤溪渡口全歼该旅，缴枪千余支。贺龙红四军因此获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巩固了根据地，部队迅速扩大到近四千人。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湘西远离战区，民生安宁，俨然是陈渠珍的一个独立王国，甚至连何键也无法在湘西插足，陈渠珍也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陈渠珍在南京蒋介石侍从室任主任的同乡贺耀组帮助下，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师长一职，月薪3万元，并从南京政府处补充了部分武器装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牵制何键。1931年，三十四师的编制已经扩充到6个旅和16个团，又将7个县的屯务军大队改编为5个独立营。此时，陈渠珍已有兵力两万五千多人，并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积极展开活动，反对何键。

1931年开始，陈渠珍开始狠抓军队建设，写出《军人良心论》一书，作为官兵必读的科教书和行动指南，施行“精神与技术并重”，兼采黄埔军校、湖南讲武堂、贵州崇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方法之所长，建立了军官教育堂、经武学堂、模范营、特火大队、卫士大队，建立修械所和军用皮革制服厂，举办无线电台培训班，建立一千三百多人的“军事督查大队”，归自己直接指挥，到1934年陈渠珍的军队已增加到三万多人。

为了控制湘西农村全部，陈渠珍以加强农村建设和“防共”、“剿贺”为名，制定《农村建设方案》，于1933年建立了“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分会”和“农村建设研究所”，培养了乡村镇长和民团骨干一千多人，并且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中医学校。1931年陈渠珍为了增加地方财政，与何键联合在沅陵秘密开办吗啡厂，年生产一千余担烟土，大发民财。

1934年1月，何键勾结贵州王家烈的黔军，唆使黔军东伐铜仁，得逞后，直取湘西陈渠珍，但遭到陈的猛烈反抗。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负、僵持不下，王家烈的部队也伤亡极大，1934年2月王家烈决定与陈渠珍和解，并赔款20万元，此次混战中，黔军降附陈渠珍的有五个师的四千余人，波及湘西十个县城，作为战争后方的凤凰、麻阳等地，民穷财尽，“湘西农村银行”也被迫倒闭。

1933年贺龙攻占鹤峰后，陈渠珍曾经派人暗中联络贺龙，希望与贺龙合作，但遭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的拒绝未能成功。1934年11月，红军占领永顺县后，何键令陈渠珍全力“堵剿”红军，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陈渠珍不得已受命后，成立“湘、川、黔联合办事处”，陈为主任，组成“湘、黔、川剿匪指挥部”，11月13日，陈渠珍收复永顺，但四天后，陈部中红军埋伏，被红军围歼千余人，并重新失去永顺县城。1934年底，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发展到二万一千多人，而陈部多次遭到惨败，湖南省长何键于是找借口欲拔掉陈，于1934年12月给蒋介石呈报，认为湖南“剿共”失败，主要责任在于陈渠珍，并且收买了陈渠珍的重要将领顾家齐，以师长职位拉拢顾家齐投向何键。

1935年元月，何键移驻常德，以“追缴”红军为名，调遣大批军队，进入湘西，布防在陈渠珍防区的周围，对陈部进行了分割，当时陈部因为奉命“剿灭”红军，分驻于永绥县、保靖县、龙山等地，陈渠珍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被迫举行军事对策会议，但顾家齐等人已投向何键。元月24日，何键发布了八项命令，要求陈部三十四师按乙种师三旅六团编制改编，遣散缴外人员，收缴枪支和地方散枪，由于陈的部队从三万多人被压缩到五千多人，行政权力也被削减掉。陈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被迫接受命令，将部队调到乾城、所里一带集中，进行整编改制。从此，三十四师归二十八军指挥，陈虽然名义上是师长，但具体事务由顾家齐代理，陈不能过问部队事宜，被指定在乾州办理屯务。从此，陈对湘西的军事控制消失。其苦心经营多年的三十四师不久也被调离湘西，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被调到浙江进行集训，在著名的嘉善抗日战役中，伤亡官兵3000人，其中凤凰的陈渠珍部下就八百余人。

陈渠珍被何键摘下“湘西王”的桂冠后，并不甘于受制于人，利用自己的屯务处长身份，组织屯务军，将24个屯务大队发展到二千多人，不久缩编为三个营、三个直属大队、11个县大队，共千余人。1936年春，屯务军整编结束后，陈又开展剿匪工作，湘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此外，陈还亲自抓审核屯租事宜，准备在永绥县和凤凰县进行催缴屯租，但遭到七县屯务指挥宋濂泉组织的民团反抗。1936年6月，爆发了陈渠珍与宋濂泉之间斗争的永绥事变，双方各有伤亡，但湖南省政府有意偏袒宋濂泉部，陈渠珍愤然辞去屯务处处长一职。1936年9月，陈渠珍携带家眷，从乾城至沅陵，乘船至长沙，就任省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

在长沙闲居期间，陈渠珍追忆约三十年前赴西藏、与西原结为情侣、征讨波密、误入羌塘高原的事迹，写成《艽野尘梦》。抗战爆发后，敌机不断轰炸长沙，陈渠珍迁往南岳避居。不久，蒋介石让何键离开湖南，调任内政部长。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后，素为欣赏陈渠珍的才能，暂委任他为湖南民救处处长。1938年3月，张治中为了进一步安定湘西，开发湘西，决定撤销湘西绥靖处，设置湖南省政府沅陵办行署、行署主任暂由陈渠珍担任。1938年4月，陈渠珍回到湘西就任，当地有万人前来相迎，陈做了抗日宣传大会。陈渠珍就任后，开始收编各种游杂部队，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在收编游杂部队中，共收编233个大小武装集团二万余人，从而结束湘西“革屯”运动，得到张治中的高度信任和赞许。

1938年11月，因为长沙突发“文夕大火”，全城付之一炬，陈渠珍将湘西绥靖公署机关迁至乾城，沅陵设置绥靖公署办事处。不久，陈在得到张治中的推荐后，前往重庆拜见蒋介石和陈诚，但遭到冷遇。在遭到陈诚等人的谗言后，蒋介石准备扣留陈渠珍，但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的担保下，陈渠珍前往四川南川居住。在滞留重庆期间，周佛海还拢陈渠珍投靠日本，陈严词拒绝之。陈渠珍住在南川，一家十多口人，衣食费用都感到困难，于是开办了一所“三一棉毛纺织厂”，不久由于抗战日益紧张、物价飞涨，工厂被迫关门。1944年，通过张治中等人活动，陈渠珍被允许迁居贵州印江。

抗战胜利后，陈渠珍于1945年11月回到凤凰。因生活所困，他变卖了田地房产，在北门外安装四部水力轧花弹花机和小型的棉花混合纺纱厂。但因生意萧条而倒闭，其小女儿也因病夭折。1949年1月，湖南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准备进行爱国自救活动，陈渠珍任副主任委员。

但是，1949年3月，陈渠珍利用湘西各派武装力量内部斗争的机会，在凤凰县长田名瑜的委托下，成立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自任委员。不久，陈渠珍开始招募兵丁，收罗旧部，成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自卫军政委员会，自任主任。兵力达到二千多人，并召开湘西善后会议，企图重新割据湘西。1949年7月，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常德等15县，湖南宣布和平解放，9月初，陈渠珍携家眷避居于凤凰县黄丝桥天王庙坐观局势变化。

沅陵解放后，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解放军四十七军非常重视对陈渠珍的争取，先后派出多人前往湘西做陈渠珍的统战工作。1949年10月下旬，陈渠珍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后，召集了凤凰的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和平起义，11月9日，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向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湘西军区发出了《凤凰县和平解放代电》，当天，解放军进入凤凰县城，就此湘西全境正式解放。

1950年6月，陈渠珍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受到毛泽东和贺龙等人的接见，并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介绍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0年10月，陈渠珍还送两个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并且协助湘西军区剿匪。1952年，陈渠珍患喉癌，于2月8日去世。

陈渠珍的主要著作有《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廖天一庐日记》、《湘西教育曙光》、《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方案》等。

山冈庄八

山冈庄八（1907年1月11日－1978年9月30日），日本小说家。其作品主要是以历史小说为主。本名是山内 庄藏（结婚后改姓藤野）。

山冈庄八，明治40年(1907)1月11日生于新潟县小出町，本名藤野庄藏。小学中途辍学，改至通信讲习所就学。17岁开始从事印刷业。昭和8年（27岁）担任《大众俱乐部》创刊主编，同时也以笔名“山冈庄八”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昭和13年（1938），其作品《约束》入选《每日周刊》大众文艺。后来加入了崇拜已久的剧作家长谷川伸的新鹰会。

山冈以从军作家身份转战各战线。战后，他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日后山冈曾因吉川英治说话不算话，一怒之下，跑到吉川家中，痛揍他一顿；以及孜孜不倦，以17年时间完成《德川家康》这部大河小说，与此或许不无关系吧。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轴，创作《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昭和53年9月30日去世，享年72岁。

尤其是《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伊达政宗》这几部小说，绝对不比吉川的《宫本武藏》、《三国英雄传》、《私本太平记》或司马的《宛如飞翔》、《龙马》、《坂上之云》逊色。日本著名的《文春周刊》1998年曾对各界名人发出问卷，选出最畅销的10部「时代小说」，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排行第9，总销售量竟超过3千万部！

卢冀野

卢冀野（1905年3月—1951年4月17日），原名卢正绅。字冀野,号小疏、饮虹。笔名有卢前、饮虹簃主人等。江苏南京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在词曲专家吴梅的指导下攻读词曲。1922年开始在《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发表新诗。1926年毕业后,历任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四川成都大学、开封河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广州中山大学研究所、成都师范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其间出版诗集《春雨》(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版)、《绿帘》(同上)、《红冰词集》,并编有诗集《时代新声》(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1938年7月受聘为国民党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全家迁居成都,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1942年赴福建永安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1944年在重庆任《中华乐府》编辑。1946年到南京任通志馆馆长。1947年主编《草书月刊》。1948年主编《南京小志》。1951年病逝于南京。其他作品有:小说集《三弦》(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译著《孔雀女》(印度迦梨陀娑作,正中书局1945年版),论著《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何谓文学》(大东书局版)、《南北曲溯源》、《中国散曲概论》(大东书局版)、《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版)、《词曲研究》(中华书局版)、《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版)、《唐代歌舞考证》、《短剧论》,编著《曲话丛钞》、《元曲别裁集》,校刻《元人杂剧全集》、《戏曲丛刊》、《校印清散曲二十种》等。

安·兰德

安·兰德（Ayn Rand，1905年2月2日——1982年3月6日），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俄文：Алиса Зиновьевна Розенбаум），俄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源泉》（The Fountainhead）、《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等集说理性和优美文笔于一体的近百部著作，销售量仅次于《圣经》。 她的哲学和小说里强调个人主义的概念、理性的利己主义（“理性的私利”）、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她相信人们必须透过理性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个人有绝对权利只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无须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强迫他人替自己牺牲；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透过暴力或诈骗夺取他人的财产、或是透过暴力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他人。她的政治理念可以被形容为小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虽然她从来没有使用第一个称呼自称过、而且相当厌恶第二个称呼。 兰德的小说所要表达的目标是要展示她理想中的英雄：一个因为其能力和独立性格而与社会产生冲突的人，但却依然奋斗不懈朝她的理想迈进。

日莲

日莲（1222～1282）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俗姓贯名，幼名善日 。祖籍远江国（今静冈县），生于安房国（今千叶县）小凑。父贯名重忠，本为远江（静冈县）人，后流放至安房（千叶县），捕鱼为生。幼年于本县清澄山寺从道善落发，名莲长，后改名日莲。初学真言宗，后游镰仓，偶逢延历寺尊海，结伴登比睿山，从诸学匠习天台教义十余年。又巡游大和（今奈良）、纪伊（今和歌山）等地寺院，结识了禅宗名僧辩圆、道元等。认为“末法”时代，唯有《妙法莲华经》是诸经中最胜之经，是与时机相应之法。1253年归乡访亲，登清澄山面对旭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后世遂以此日为日莲宗开宗之日。旋于清澄山寺大开法席，依《法华经》反对净、禅、密、律诸宗。提出四句格言：“念佛进无间地获，禅宗是天魔，真言宗导致亡国，律宗是国贼。”引起各宗的反对，为其师道善和邑主东条景信所怒逐；遂逃往镰仓结草庵，日夜诵读《法华经》，并时到街头高唱《法华经》题目，赞其功德，向来往男女传教。1260年，将所著《立正安国论》上之幕府，以立正为因，安国为果，立正就是信仰《法华经》。要求禁止净、禅诸宗，专奉法华信仰，大触北条时赖之怒，以诳惑罪发配到伊豆（在今静冈）之东。两年后被赦回镰仓，仍骂诸宗如故。后又被幕府逮捕，发配佐渡（在今新 ）。他在此为诸弟子撰《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阐明宗义，采取阐述“摄受门”的态度。三年后被赦回镰仓。不久至甲斐（今山梨）身延山建草庵，为弘布《法华经》道场，即今莲宗总本山的身延山久远寺。后因病下身延山，示寂于武藏之池上，时为弘安五年，享年六十一。寂后大正天皇追谥立正大师号。著作尚有《守护国家论》、《教机时国钞》等。［三国高僧略传卷下、本化别头佛祖统纪卷三至卷八］

袁中道

袁中道（1570年6月10日—1623年10月19日），明代诗文作家。字小修。公安(今属湖北)人。少年时就显露出文学才华,10多岁写出的《黄山赋》、《雪赋》,长达5千余言。壮年喜欢漫游,“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几半天下”。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6)才中进士,时年已47岁,因此,诗文中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凄苦情怀。成进士后,先授徽州教授,历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仪制、吏部郎中。天启三年(1423)病卒。著有《珂雪斋集》24卷、《游居柿录》20卷。

袁中道去世较两兄稍晚,能看出公安派所产生的“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的流弊,从而对公安派主张有所修正。他反对那种“冲口而出,不复检点”的“俚易”之作,认为诗歌“未有不贵蕴藉者”。如果“词意一时俱尽”,就会“多伤率易”,没有艺术感染力量。他想从既重性灵又重格调的方法来纠正当时的偏向,所以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在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石瑕诗序》)

袁中道的散文创作,也颇有特色。1、写人,包含着作者真挚的感情。《回君传》不是侧重描绘回君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而是着重表现作者对回君行为的感受与体验。说其“四肢百骸,皆有喜气”就表明了作者的情感。《寿大姐五十序》突出了作者与大姐之间的感情交流,写得倍感亲切。黄宗羲评价其文说:“一团真气,唯震川(归有光)有此。”(《明文授读》)2、写山水,表现他精于鉴赏的才能。如《游太和记》,说明太和山这一“美丈夫”,分视之,则有“巧幻”、“幽邃”、“宽旷”、“淹润”、“苍古”等不同的美学形态;合视之,则有“全体具”的整体美。这种微观洞察与宏观俯瞰的有机结合,充分说明作者深厚的美学修养。他的《游居柿录》,记录了他生活的烦恼与欢乐,记录了他感情的波澜与变化,记录了他对人生的思考,记录了他对友朋的评点。从其文字的峭拔、流畅与清丽程度看,不少日记就是富有文学色彩的小品散文。

其诗能抒写性灵,清新自然,时有情景交融的较好作品,如《枝江道中》:“楚国丹阳路未赊,峰峦断处又平沙。溪深不障烂斑石,梅老犹余冷淡花。水气漾舟全似月,山岚收雨尽成霞。风烟如此今方到,悔不从前细泛槎。”颇有情趣。他有才多之累,有时顷刻千言,如水东注,诗作显得浅易、繁杂,与其倡导的“蕴藉”不尽相符。

普鲁斯特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Marcel Proust），法国作家。1871年7月10日生于巴黎一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医生,但任过卫生总监,母亲是富有的犹太经纪人的女儿。普鲁斯特自幼患哮喘病,终身为病魔所苦。1922年11月18日死于巴黎。在中学读书时获得过哲学荣誉奖,中学毕业后自愿在军队服役一年,服役期满在法学院注册,经常去政治学院听课。父母期望他将来涉足外交界或在审计法院谋一职位。后到巴黎大学继续学习,获文学士文凭,听过柏格森的课,柏格森对时间的观念及其直觉主义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过启迪作用。大学毕业后,经常为杂志撰稿,同时为不使家里失望,在图书馆当了一名馆员。少年和青年时代,普鲁斯特热衷于出入交际场所,经常参观博物馆、展览会,听音乐会,会晤作家、艺术家,混迹于贵妇人之间,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少年”,但他注意观察生活,积累素材,磨炼分析批判能力。他后来的作品基本取材于这个时期的经历。1900—1906年左右,他翻译、介绍了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的作品,罗斯金对他影响很大。1906年起,他的哮喘病不时发作,只能闭门写作。在写作自传小说《若望·桑德伊》和美学论文《驳圣伯夫》的同时,开始构思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从1906年开始写作,到1913年,全部布局轮廓已定。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在去世前将作品全部完成。小说共七部分,作品的第五、六、七部是在作者死后发表的。小说主线是一个人对自己青春的无限怀恋与追念。作者将细致的思想变化、动作举止,转瞬即逝的印象抓住并纤毫毕现地记录下来。他对形形色色的人类情感作了探索,深入研究过心灵的间歇,爱情中的自动诱发因素,情人之间常产生的不协调等各种心理现象。小说打破了寻常的时空概念,通过回忆,再现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他的回忆是意识不断地涌现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的往事追忆。它如梦幻一般从潜意识唤起,重新出现潜留在我们身内的消失的岁月。作者以艺术的形式熟练运用柏格森的心理时间概念,把时间作为主宰这部作品的“精神人物”,作为整部小说的纲。小说的主人公“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慢慢地失去了魅力,但他另一方面却战胜了时间,他通过富有情意的叙述追索逝去的生命,再现过去的存在,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快慰和幸福,作品中的“现在”丰富了生命中的“现在”,造成了永恒的“现在”。“对于一九○○——一九五○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逝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正是这部小说奠定了普鲁斯特的不朽地位,他革新了小说的传统观念,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公认为20世纪最主要的小说家之一。

惠栋

惠栋（1697年11月18日～1758年6月27日），清经学家，吴派经学的奠基人。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传祖周惕、父士奇之学。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津逮。乾隆十五年(1750)，诏举经明行修之士，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

他于诸经熟洽贯通，谓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尤其精深于《易》，其撰《易汉学》，乃追考汉儒《易学》，掇拾绪论，使学者得窥其门径。凡《孟喜易》二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二卷，于宝附焉。又有《郑康成易》一卷，《荀爽易》一卷，其后一卷，是惠栋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其撰《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随手题识，笔之于册，以储作论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此书将近完成惠栋病故。虽为未完之书，然汉学之绝者千五百年，至此而灿然复章。《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笔记》、《松崖文钞》及《诸史荟最》、《竹南漫录》诸书。钱大听说：“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

惠栋，清吴派经学奠基人。字定宇，一字松崖; “红豆先生” 惠士奇之子，学者称小红豆先生。定宇自幼笃志向学，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究心。年50以后，专心经术，尤精于《易》。谓《易》自王弼以后，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乃撰《周易述》、《易汉学》，专宗虞翻，兼采荀爽、郑玄诸家之义，针砭俗说。论者谓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明。著《古文尚书考》，《自序》谓孔安国古文五十八篇，汉世未尝亡。今世所谓古文者，乃梅赜之书，非壁中之文。赜采摭传记，作为古文以欺后世，后世儒者靡然信从，于是东晋之古文出而西汉之古文亡。又著《左传补注》，其《自序》云： “今刺取经传，附以先世 遗闻，宗韦 (昭) 郑 (玄) 之遗，前修不掩; 效乐 (逊) 刘 (炫) 之意，有失必规。而于古今文之同异，辨之尤悉。” 撰述宏富，其重要著作尚有《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后汉书补注》、《周易本义辨证》、《山海经训纂》、《九曜斋笔记》、《松厓笔记》、《松厓文钞》等。其弟子甚多，知名者有： 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王昶等。栋继承世代家学并加以发扬，于清代汉学影响甚大。钱大昕为惠栋作传，备加推崇。说： “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 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 (虔) 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

阿德里安·柯南·道尔

阿德里安·马尔科姆·柯南·道尔（1910年11月19日-1970年6月3日）是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和第二任妻子柯南·道尔夫人的第四个孩子。他有一个直系的妹妹莉娜·琼和哥哥丹尼斯，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姐姐玛丽和哥哥金斯利。

1910年11月19日，阿德里安出生在苏塞克斯郡克劳伯勒的温德尔舍姆。他于1911年1月2日受洗。1916年3月3日，他几乎死于肺炎（大约6岁）。他在位于Crowborough的名为Hookstead的私立学校（位于GoldsmithAvenue和BeaconRoad的十字路口）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他后来环游世界。1920年至1929年间，他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2次）和非洲等国度过了24个月。从1929年开始，阿德里安开始对赛车感兴趣。他开着一辆AnzaniFrazer-Nash(TheSlug)并获得了一些奖杯。1938年5月23日，他在汉普郡新森林的明斯特德诸圣堂与H.Horton牧师结婚。1938年5月25日，前往喀麦隆度蜜月。1940年，柯南道尔夫人去世，庄园由阿德里安管理。1944年，阿德里安在3月12日至4月25日期间在海军服役，然后退役。1945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他父亲的文章：《真正的柯南道尔》。1947-1949年间，阿德里安帮助约翰·迪克森·卡尔完成传记：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生平(1949)。1948年12月下旬或1949年初，他在丹吉尔定居。1952年，阿德里安协助福尔摩斯展览，该展览在美国巡回演出了2年。1954年，他与约翰·迪克森·卡尔合着了《福尔摩斯的功绩》中所收集的歇洛克式拼贴画。他们合作写了4或5个第一个故事，其余的则由阿德里安独自撰写。1965年，阿德里安和安娜搬到了瑞士的卢森斯城堡。1966年，他在卢森斯城堡（瑞士）成立了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基金会。阿德里安于1970年6月3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9岁。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卢森斯城堡的城垛里。

奥尔科特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年11月29日- 1888年3月6日)。美国小说家，诗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教育实验家。

路莎亚稍一长大，就通过开办小学、帮佣、干针线活挣钱以养家。她极大地受到了他父亲的朋友H.戴维·索洛和R. 沃尔多·爱默生的影响，并对索洛产生了强烈的罗曼蒂克的感情。

她和她的姐妹们一起进行业余戏剧的演出，并为观众写一些通俗的闹剧剧本; 她的一些剧本在1893年她死后出版成《滑稽悲剧》。1854年出版了取名为《花的寓言》的以仙境为背景的有寓意的故事集，这是她16岁时写的，这时她已决定设法为整个家庭提供经济支助，虽然她们全家已搬离波士顿，她却继续留在那儿，担任一个残疾女孩的家庭教师并做一些针线活。1857年，她的小妹妹——一个奥尔科特家庭曾护理过的一户贫穷家庭的小姑娘——死于猩红热，对此路莎亚在《小妇人》第二卷以描写贝恩之死的形式作了纪念。从这丧亲之痛中，路莎亚猛然震惊过来，她发现可以通过为小小说的出版商和波士顿报纸写一些恐怖故事而获得一笔数目不小的收入。这些恐怖故事均以她的笔名出版。

1862年11月，内战的第二年，她自愿参加了乔治城的医院救护工作。条件和环境是相当恶劣的，使她的身体变得相当的衰弱了，并患上了伤寒和肺炎。她过量服用了当时流行的药物——氯化亚汞，导致了水银中毒。但是她在乔治医院的经历 (包括家信) 等后来被出版成《医院札记》 (1864)。她该时期的一些短篇故事，极为畅销，经过编辑也于同年出版成故事集 《前哨岗位》。

1865年她受雇陪一病人去欧洲旅行，回国后担任波士顿儿童杂志“梅里的博物馆”的编辑。托马斯·奈尔斯，波士顿罗伯特兄弟任出版社主编，鼓励她写一些有关女孩子的作品，尽管这很不适合她的口味，然而，她开始动手了，因为她希望至少能偿付她父母亲日益增多的一部分债务。

最后，她写成了《小妇人》。为了这本书，她找到了怀念自己童年的所有资料。书中埃米、乔、贝恩和梅格就是奥尔科特四姐妹的画像，孩子们的母亲 “妈咪”是奥尔科特夫人的复制品。

《小妇人》第一卷于1868年底出版，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卷在英格兰以《好妻子》于1869年初出版。这两卷书所给她的版费使她还清了家庭所负的所有债务。

她的又一部小说《一个老式姑娘》(1870)是写了一个像路莎亚一样在波士顿努力自立的姑娘波利·弥尔顿的故事。1871年路莎亚为了给她妹妹安娜提供一些经济支援写成了《小男人》，它回到了小说的体裁中，因为她妹妹刚刚守寡而且身边还有需要抚养的二个孩子，故事发生在乔和她丈夫开办的普拉菲尔德学校。《八个侄儿》 或 《希尔姨妈》(1875)说的是一个孤儿玫瑰为照顾她的姨妈而忍受着一个自称“克兰”的堂兄弟的存在。在续集《盛开的玫瑰》(1876)中，玫瑰选择接受了一个堂兄弟作丈夫。《现代的摩菲斯特》 (1877) 回到了路莎亚·奥尔科特的哥特式小说体，并由罗伯特兄弟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些书籍赞誉那些匿名出版新书的作者并要求读者猜出这些书籍的原作者是谁。

至此，路莎亚有能力为她父母买下康科德的房子，这所房子在1882年索洛去世前都是索洛家庭所有的。接着，于1877年受《圣·尼古拉斯》杂志的委托写成了儿童连载小说《丁香花下》，描写了二个女孩、一个从马戏团逃出来的男孩和一条长卷毛狗的历险经历。在她母亲和姐姐去世这一时期里她创作了 《杰克和吉尔》 (1880)，该故事以雪橇事故为开端，女主角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恢复健康，她的卧室成了年轻朋友热情奔放的社会生活的中心。路莎亚·奥尔科特也为儿童们写过许多短篇小说，如《乔姨妈的废品袋》和 《路路的图书馆》，后一部是以小女儿路路·尼里科命名的。这些故事比《小妇人》更伤感且说教意味更浓。她的最后一部作品《乔的男孩子们》于1886年出版。

路莎亚·奥尔科特的父亲于1888年3月4日去世，带着衰弱的身体照顾父母的路莎亚也已精疲力尽，于二天后在睡眠中去世。

《小妇人》是19世纪一个突出的成就。她所创作的儿童小说成为不朽的名著，尽管《小妇人》及其续集沿袭了夏洛特.M.杨的作品《道德故事》，但是姑娘们都是真实的人物形象并不仅仅是道德典范。

《小妇人》引起无数仿作的出现，但是很少能取得近似《小妇人》所取得的成就。

宋濂

宋濂（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20日）明哲学家。字景濂，号潜溪。先祖世居浙江金华潜溪，至宋濂时迁浙江浦江。初从梦吉受《春秋》，继从吴莱、柳贯、黄溍学古文词。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隐居龙门山著书10余年。明初，太祖聘为五经师，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曾主修《元史》，傅太子先后10余年，深得太祖宠信。虽白首侍从，而一代礼乐典章，多由他裁定。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68岁诏以年老还家。后因长孙慎坐胡惟庸案，全家谪茂州，中途病死于夔州。正德中，谥文宪。

曾召讲《春秋左氏传》，认为“《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明史本传》)。他否认灾祥之说，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同上)。哲学上崇奉程朱，但已越出了理学的“规矩”。他认为“天地之心”(又称为“天地之道”，或太极)通过元气产生万物和运动，元气是“天地之心”的意志和作用的体现者，又称为“气母”。“我心”即“天地之心”，本具一切，认识主体包含认识客体，所以天下之物“心为大”(《凝道记》)。求道问学，修养道德的目的就在于体悟“天地之心”，达到与天地浑然一体的境界，即识心明心。其主要方法是“向内冥悟”，使心回到“常寂”粹然的状态，显出“至灵”、“真知”。具体方法是取“佛化空寂之义”，从“不二之门”入手，用“名相”(即荡除事物的名称、概念与形象)的方法，排除万物，使人心虚空以归于寂静。在名实观上，他认为概念不能代表物的形象，物的形象也不能用概念来表达，物的形象本来就不真实不可靠。在儒佛关系上，他认为二者“本一”、“同一”，佛教有补治化，佛教徒“身居桑门，心存孝道”(《宋文宪公全集》卷二)。而“礼乐刑政……实与诸佛同一”(同上书，卷二十二)。儒学不过是“化民成俗”的“制治之具”，而佛教能“觉悟群迷”，“入人之心”，才是“入道之要”(同上书，卷十三)。学者应相资为用，在儒学中探其义理，即世俗的人伦，在佛教中吸取“名相”，即识心明心的方法。全祖望称他为朱学在金华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著作有《潜溪集》、《翰苑集》、《芝园集》、《蘿山集》、《龙门子》、《浦阳人物记》、合一百四十余卷。后人编有《宋文宪公全集》。

陆佃

陆佃（1042年～1102年），字农师，号陶山，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贫好学,如夜无灯,映月光读书。为了读书可不远千里,受经于王安石。熙宁三年，擢进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选为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同修起居注。元丰间，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即位，迁吏部侍郎，修《神宗实录》，徙礼部，进权礼部尚书。出知颍州，徙邓州、江宁府。甫至江宁，拜祭王安石墓。绍圣初，坐修《神宗实录》不实，落职，知泰州，改海、蔡二州。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修《哲宗实录》，迁吏部尚书。建中靖国元年，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崇宁元年，以名在元祐党籍，罢知毫州，数月卒，年六十一，赠太师、楚国公(《渭南文集》卷三四《陆郎中墓志铭》)。工诗文，元方回称其诗风格与胡宿相似，《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诗以七言近体见长(卷一五四)。现存诗仅有古体诗数首，其馀均为五、七言近体，次韵和答之作尤多，也时有佳篇，象《登塔》、《登塔望太行》、《呈王圣美》等诗即是。陆佃还精通礼象、名数、小学，著有《埤雅》、《尔雅新义》、《鹖冠子》、《春秋后传》、《礼象》(《宋史》本传)，现存《埤雅》、《尔雅新义》、《鹖冠子》。又著有《陶山集》三十卷(《通志·艺文略》八，《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署作二十卷)，原本久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诗文，编为《陶山集》十四卷。《全宋诗》卷九○六至九○八录其诗三卷。《全宋文》卷二二○二至二二一一收其文十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九七、《宋史》卷三四三本传。

刘挚

刘挚（1030—1098年），字莘老,永静东光(今属河北)人,十岁而孤,就学于东平,遂居焉。嘉祐四年,擢进士甲科,试冀州南宫令。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闻,人称“河朔三令”。徙江陵观察推官。治平中,韩琦荐为馆阁校勘。王安石亦器之,擢为检正中书礼房、监察御史里行。上疏极论新法不便,谪监衡州盐仓。签书南京判官,召为同知太常礼院。元丰初,改集贤校理、大宗正丞,为开封府推官。除礼部郎中,迁右司郎中,知渭州。哲宗即位,召为吏部郎中,擢侍御史,以正色弹劾,多所罢黜,时人比之包拯、吕诲。元祐元年,为御史中丞,拜尚书右丞,连进左丞、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六年,拜尚书右仆射。时朝廷党争激烈,刘挚被视为朔党,为言者罗织,罢政出知郓州。七年,徙大名,再徙青州。绍圣初,夺职,贬知黄州,再贬分司南京、蕲州居住。四年,贬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卒于贬所,年六十八。素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无所避忌。又喜读书,自幼及老,未尝释卷,少好三《礼》,研习精湛,晚年好《春秋》,辨诸儒异同,得经旨意为多。刘安世称其“文章雅健清劲,如其为人,辞达而止,不为长语,表章书疏,未尝假手”(《刘忠肃公文集序》)。亦能诗,其《湖上口号》诗“绿荷深不见湖光,万柄清风动晓凉。莫恨红葩犹未烂,叶香元是胜花香”，《齐己草堂》诗“一曲流泉对草堂,何人与续帐前香?清诗自共秋风老,依旧钟声送夕阳。”写景咏物造微入妙,具有唐人韵味。其子刘跂集所著奏议、论说、记序、铭志、诗赋共千馀篇,编为《忠肃集》四十卷。原本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为《忠肃集》二十卷,今有《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全宋诗》卷六七九至六八四录其诗六卷。《全宋文》卷一六六五至一六八三收其文十九卷。事迹见刘安世《忠肃集序》(《忠肃集》卷首)、《宋史》卷三四○本传。

戴丽三

戴丽三(1901—1968)，字曦,号馀生。云南昆明人。省立中学毕业后随父显臣学医,历时四载。继承家传,精研医籍,学有心得,医术日进。1950年曾出席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历任云南省卫生厅总门诊部主任,中医进修班、中医学校、云南中医学院教师,省卫生厅副厅长,全国血防科研委员会委员。为九三学社昆明分社委员,云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临证经验丰富,尤长于内、妇科。善于运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证不执一家之见。

戴丽三幼承庭训，跟随其父清代名医戴显臣学医，自1919年开始悬壶昆明，药简效专，医德高尚，声名远播。建国初期，他放弃私人诊所，创办云南省卫生厅总门诊部(云南省中医院前身)并出任主任，是我省中医界第一个参加政府工作的医师[1]。在担任省中医协会主任、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务期间，他团结全省同道，创办中医学习班，并亲自讲授《内经》《伤寒论》等课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学员，所创验方姜桂苓半汤、小白附子天麻汤、附子桂枝独寄汤等被争相传抄。由于他对中医事业的贡献，连续当选为云南省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戴丽三医疗经验选》(以下简称《经验选》)为戴丽三生前写好初稿、由学术继承人整理出版的临床医案集。该书收录《调和营卫与桂枝汤》《麻疹论治》《阴阳五行之研究》等学术论文7篇，医案部分介绍了75种病证100余例医案的详细诊疗过程，为其临证40余年丰富医疗经验的总结，是研究其临证特色与经验最为宝贵的资料。另有戴丽三在全国医学辨证法讲习会上的讲稿《中医学辨证原理》，全书论述了中医学中所包含的唯物辩证主义思想。

科洛迪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1826年11月24日一1890年10月26日），意大利19世纪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古典童话名著《皮诺乔》(《木偶奇遇记》)的作者。Collodi这一笔名是作家母亲生长的镇名。出生厨师家庭的科洛迪曾就学于教会学校,毕业后开始为本地报纸写稿。1848年,血气方刚的科洛迪手持武器积极追随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马志尼,参加了意大利反对奥地利异族统治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后从事新闻工作。1859年起担任托斯卡纳地区政府的戏剧审查官。他的同情始终在穷人一边,发表在《路灯》和 《斗争》等讽刺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随笔、评论,都贯穿着揭露讽刺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弊端、维护民主权利的精神。1875年,科洛迪的一个朋友请他翻译了法国17世纪作家沙尔·贝洛的三篇童话,受到很大启示。1876年,正当意大利即将获得独立之时,他试为孩子写了他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姜内提诺漫游意大利》。这是对意大利作家帕拉维契尼 (1800—1880)描写模范少年成长过程的名作《姜内特》的反驳——“姜内特”是理想化了的富于训导意味的模范少年,而“姜内提诺”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活生生的顽皮男孩。“姜内提诺”的形象创造为“皮诺乔”形象的出现作了艺术准备:姜内提诺胆小,懒惰,快活,调皮,嘴馋,已经有了许多“皮诺乔”的影子。《姜内提诺》引起反响后,又写了《米努佐诺》。1878—1881年间他写了一系列《姜内提诺》型的故事册子。1881年,在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后,他据说因赌博而债台高筑,54岁的科洛迪为意大利一份《儿童报》的小型杂志写连载童话《一个木偶的故事》。这个木偶故事的头几章就大获成功,当作者想把木偶让刺客吊死收结故事时,读者纷纷要求作者续写木偶的故事,于是作者设计了一个蓝发仙女前来搭救。一个顽皮木偶的艺术胜利,对于以 “模范少年”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儿童文学无异于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成功,与意大利原本有讽刺幽默的民间童话传统有关,也与意大利民间木偶剧和假面喜剧盛行有关。科洛迪在《木偶奇遇记》成功前曾有《小手杖》系列作品,《木偶奇遇记》成功后又有《眼睛和鼻子》(1881)、《愉快的故事》(1887)和“皮诺乔”系列童话,但其影响都不能与《木偶奇遇记》同日而语。这部童话名著仅在意大利本国就出了256版以上,英文的《木偶奇遇记》则有111种以上。

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菿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燹，家境已中落。

章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骐《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濬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故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结实的根底。在这段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皦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入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1]。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訄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訄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会中宣布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2]。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3]，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4]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农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5]。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訄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革命派大造舆论的同时，保皇派也在大造舆论。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吸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仍坚持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办报著书，诋毁革命，挖兴中会墙脚。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公开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原先充当革新首领的康有为，发了这么一大通混淆视听的议论，再加上其门徒翻印兜售，流毒极广。章太炎奋起反击，于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的论点，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还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罪恶，直斥被保皇派捧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是章太炎革命论述中最光辉的作品，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6月29日，《苏报》刊载了此文的摘录。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请章润色。邹文浅近直截，疾呼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明确指出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强大、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介绍文章。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做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和，互相砥砺。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自此，他深深地怀念着“邹容吾小弟”，多次撰写诗文，以志哀悼。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7月15日，同盟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欢迎大会，与会者二千余人，章即席演说。他介绍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对今后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6]，号召人们抛弃富贵利禄的念头，不惜流血杀头，进行革命。会后，章太炎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当时，《民报》正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进行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朝，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章太炎挥笔上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时评，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和同盟会其他言论家无情地抨击了保皇派的谬误，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章太炎此时揭示的问题虽然面广而深化了，但他吸取佛教唯识论和西方唯心论哲学，强调自我意志的作用，由早期的机械唯物论走向主观唯心论。文章艰深，用语晦涩，削弱了《民报》的群众性。他在办报之余，还应一些留日学生的请求，举办了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后来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逢星期日讲授《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人都是这个小班的受业生。

1907年4月，章太炎和日本、印度等国的一些友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反对列强侵略，自保邦国。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路过日本，请日本政府关闭《民报》。东京巡警总厅遂以“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为由，于10月19日封禁了《民报》。章太炎十分恼火，亲赴日本裁判厅诉讼，日政府虽然理屈，但坚持不准《民报》续办。章太炎径找唐绍仪算账，唐已他去。章复至留学生总会馆击落唐的画像，践踏之，以泄己恨。

《民报》被禁后，章太炎专事讲学著书，撰写《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学术成果日富。

章太炎居日期间，对孙中山的活动已有隔阂，复因《民报》经费问题，大相龃龉。1909年，章太炎会同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章为会长，竟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7]，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是年冬，袁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正合他出京之愿，遂奔赴东北。翌年春，设筹边使署于长春。筹边使这个差事，徒有空名，僚属仅十人，经费又很少，也无事可为。章此行的政绩，就是找人绘制了一幅黑龙江省精细地图。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的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袁世凯为了笼络他，授他一枚二级勋章。章目睹袁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又住了七天，便于6月4日匆匆回沪，旋即上书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章有时狂酗滥饮，借酒浇愁;有时在纸上不断书写“袁贼”二字，聊以解恨;有时把袁送来的锦缎被褥用香烟烧了许多小窟窿，扔出窗外，有时用手杖把室内器具打得粉碎，甚至用绝食来抗议袁的迫害。1914年2月，他手持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大勋章作扇坠，径直来到总统府，大骂袁包藏祸心，把总统府招待室陈列的器物全部砸烂。章被几易囚所，并在囚禁中写了不少讽刺袁世凯的诗文和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文章，又一次修订《訄书》，却将原书中具有战斗意义的文字大半删去，更名为《检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8]之慨，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太宰治

太宰治（だざい おさむ，1909年6月19日—1948年6月13日），日本小说家。原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一个豪门望族。父亲是贵族院勅选议员。1930年入东京帝大攻读法语,大学时代,参加了左翼地下活动,后中途退学,声明脱离左翼。太宰治以发表《丑角之花》(1935)而登上文坛。小说采用了自白的形式,描述了作者同一个有夫之妇情意缠绵,投海自杀,女方丧命而自己却未遂其愿的故事。这种表现手法给当时日本文坛以新鲜的印象,后来形成了太宰治独特的自白饶舌文体。小说《惜别》(1945)通过一个医生的手记,叙述了鲁迅在仙台学医的生活。日本战后,是太宰治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阶级,他的几部重要作品《维扬的妻子》、《斜阳》(1947)、《丧失作人的资格》(1948)都在这一时期写成。由于他真实地描写了战后的日本世态,反映了人们受到冲击后的懊丧绝望情绪,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成为战后初期日本作家中的宠儿。短篇小说《维扬的妻子》写的是一个生活腐化的贵族诗人,在菜馆抢劫,害得妻子当女侍还清债务。诗人后来自我表白说,他偷窃的目的,是为了让妻子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日本一些评论家指出,作者企图宣扬无赖汉和罪犯在他们犯罪的动机中,都存在着真实的道义观念。中篇小说《斜阳》,是他的代表作,描写战后一个名叫数子的没落贵族的小姐,与母亲同住在一个山庄,爱上了弟弟在东京一个过着荒唐生活的朋友作家上原。她屡次写信给他,杳无音讯。母亲去世后,数子只身来到东京,找到了酩酊大醉的上原,实现了宿愿。而因药物中毒的弟弟,却在同一天自杀。上原最后又遗弃了数子,她已怀有身孕,但她决心活下去,并将孩子扶养成人。这篇作品曾轰动一时。“斜阳族”成了日本流行的语汇。自传体长篇小说《丧失作人的资格》,写的是一个耽于女色的知识分子大庭叶藏,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最后被送进了狂人院的故事。他出院后,连“苦恼的能力”都丧失殆尽。日本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的自画像。用这个悲剧向社会和人类提出了抗议。太宰治被称为“无赖派”、“破坏型”的作家。他们并非一个统一的集团,但他们都不屑于正面地去描写现实,而是一味使用冷潮热讽,同江户剧作家有相似之处。因此又被称为“新戏作派”。和不少作家一样,大都以混乱的两性关系,表现人世间的生活。不过是表现人生活着,不过是追求生理官能的种种享乐而已。1948年6月,作家生日的前几天,他留下了一部尚未完稿的小说《再见》的遗稿,同山崎富荣一起出奔,投水自杀,卒年40岁。

廖平

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1852年3月29日(清咸丰二年二月初九)生。四川井研人。家贫，其父曾为人牧牛、佣力，后稍自给，在盐井湾设一磨坊，廖平始能读书，勤于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张之洞放四川学政，次年院试，张对廖平很是赏识，拔为第一，补为县学生。1876年(清光绪二年)，调尊经书院肄业。不久，王闿运到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授《春秋公羊学》，谈今文经说，廖平受其影响，称“高第弟子”，与绵竹杨锐、汉川张祥龄齐名。1879年乡试，廖平考中第二十四名举人。1889年成进士，以知县用。廖平考虑亲老，不愿到远处做官，请求改就教职，选授龙安府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学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及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廖平早年研求宋学，后来逐渐专门分析经学中的今文与古文。他的学说以善变称，大体说来，从1883年到1902年的二十年间，学凡四变。第一变讲“今古”。初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认为今文学崇奉的《王制》和古文学尊崇的《周礼》可“同治中国”，分别周公和孔子的异同。这时虽平分今古，但已说“《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歆)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故，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1]。已对古文经学的创始人刘歆表示不满，代表作是《今古学考》。

第二变讲“尊今抑古”。1884年，廖平以为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的伪品。自称：“当时分教尊经，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析群言而定一尊，于是考究古文学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今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2]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一时期，他尊奉孔子之“圣”，攻击刘歆之“篡”，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所本。

第三变讲“小大”。1898年说什么《周礼》是皇帝书，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代表作是《地球新义》、《王制集说》和《皇帝疆域图》。

第四变讲“天人”。1902年，廖平以《尚书》为“人学”，而《诗》、《易》则“遨游六合以外”，是《天学》。他把过去写的《诗》、《易》旧稿加以改正，专门讲天人之说的演进。代表作是《孔经哲学发微》。

戊戌政变后，因康有为援引今文经说，推演变法维新，受到廖平启发，于是廖平被劾为“离经叛道”、“逞臆说经”，被革职。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又以廖平讲左丘明实无其事，《春秋》三传都出于子夏，说是“穿凿附会”，命四川各学堂不得再延廖平讲学。1911年，辛亥革命起。次年，刘师培任四川国学馆长，聘廖讲经学。1913年廖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为四川代表，1914年，任四川国学学校(后改为公立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后兼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至1922年辞退。

民国以后，廖平的学说又有改变，先把“小大”融合在“天人”之内，讲“人学、天学”(第五变，1918年)，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各有领域，《礼》、《春秋》、《尚书》三经为“人学”，以《周礼》、《王制》为之传;《易》、《诗》、《乐》三经为“天学”，以《灵素》、《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为之传，“各有皇帝、五伯四等”。后来又想再变一下，但越变越离奇，终于没有变出来。

1932年6月5日，廖平由四川嘉定返里，途中病逝。廖平著书甚多，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先驱,德国保护关税政策的首倡者。出生于德国罗伊特林根城的一个富裕的家庭,未入过正式学校,自学参加国家官吏考试合格,曾任符腾堡会计检查官等职。1817—1819任宾根大学行政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1819年组织德国工商业者协会并出任顾问。1820年当选为符腾堡国会议员,主张政治经济改革,由于起草批评政府的文件,屡遭封建势力迫害,先后流亡于法国、瑞士和英国,继续反封建的斗争,为发展德国资本主义寻找政治方向和经济出路。1825年被迫亡命美国,在美国任记者和商人,1832年作为美国驻莱比锡领事返回德国,参加1834年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活动,1837年迁居巴黎,1840年重返德国,1846年11月30日在奥地利的边境小镇库夫斯坦因贫困失意而自杀。

李斯特的经济学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农业制度小农经济和国外移民》(1842);《德国人的政治经济的民族统一》(1846)等。

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以促进德国市场的形成和德国的统一,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倡保护贸易,促进德国工商业的发展为中心思想。他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支持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批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论,阐述为发展生产力,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必要性。《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已经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这些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又加以完善和系统化,被称为李斯特遗书的《德国人的政治经济的民族统一》,以“将来的科学”同“过去的科学”进行了对比,并预见到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必将伴随着各列强的对立。他的主要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共分绪论和四篇。第1篇历史即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篇理论,批判古典学派和生产力论;第3篇学派,批判性的经济学说史和第四篇政策,以德国为首的后进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论。1841年出版前3篇,遭到英国舆论的攻击,剩余的政策篇又于1844年问世。

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充分反映了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对德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为从理论上论证保护政策,攻击英法古典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和一般经济规律,鼓吹阶级调和,说明他的基本理论和一些基本概念是错误的、庸俗的。但是,他关于重视国情,重视智力开发以及有关保护政策的一些主张,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谭献

谭献（1832～1901），原名廷献，字涤生;更名后字仲修，号复堂，自号半厂(半庵)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幼孤，赖祖母艰难育成。少负志节，嗜学苦读。咸丰中，游京师，得识朱琦、冯志沂、王拯、许宗衡等，与庄棫订交，成挚友。咸丰八年(1858)归，福建学政徐树铭延佐学幕。同治四年(1865)自闽返杭，为诂经精舍监院。六年，中举人。次年会试报罢，选署秀水教谕。后屡试不售，而有志于政事，于十二年借贷纳资得官县令，历官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含山诸县。光绪十三年(1887)以疾告归，家犹贫甚。十六年，张之洞延主湖北经心书院，越二年，病辞。卒于家。自言于经学嗜庄存与、庄述祖，于文章嗜汪中、龚自珍，于骈文嗜孔广森，诗歌嗜吴嘉纪、黄景仁，于词嗜纳兰性德、项鸿祚(《谕子书》)。其学从常州经今文学派，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通古今治乱，知国家政刑典礼，以求济世。其词学亦承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之绪，而廓大之。力尊词体，亟推词为“乐府之余”，且发挥“寄托”说。选清人词为《箧中词》，又评点周济《词辨》，学者奉为圭臬。所为词含蓄蕴藉，词旨隐微，而凄惋沉郁，或孕时感。造语清隽，琅琅可诵。陈廷焯以为其“小词绝精，长调稍逊”，然“品骨甚高”，与庄棫并称(《白雨斋词话》)。近人尤尊其“开近三十年之风尚”(叶恭绰《广箧中词》)，“亦近代词坛之一大宗师”(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其诗“大约古体效法汉魏，近体效法三唐”(陈来泰《寿松堂诗话》)，不学宋人，高华清婉，“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吴怀珍《复堂诗序》)。骈文规仿六朝，而能免时人四六格调之累。有《复堂类集》二一卷(含文四卷、诗九卷、词二卷、日记六卷)，另有《复堂文续》五卷。辑《箧中词》六卷，续三卷。其弟子徐珂辑其论词诸说为《复堂词话》。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夏寅官《谭献传》(《碑传集补》卷五一)。

温体仁

温体仁（1573年—1638年）明思宗时内阁首辅。字长卿，号园峤，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崇祯初，迁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为人外表谨厚，内中阴狠，机深刺骨。崇祯元年(1628)，朝廷会推阁臣，上疏攻讦钱谦益，与之争权。三年，借周延儒之力，得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旋晋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表面媚事周延儒，暗中阴结党羽，倾轧排挤，以取而代之。其后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弹劾周延儒，他均暗中支持。六年，周延儒被罢免，遂代为首辅。擅权专横，而善于玩弄权术。欲有所推荐，常嗾使他人发端，自己居于幕后;欲排斥陷害异己，故作宽假之态，中上所忌，激发思宗之怒，而己不落形迹。曾图谋起用宦官魏忠贤遗党，先后暗中指使侍郎张捷及谢陞、唐世济出面荐举，结果舆论哗然，帝也甚恶，他不敢为言。朝中凡不附己者，均借端中伤，陷害多人。所援引的皆是庸材，苟以充位，且显己之能。自辅政后，同官非病免或死，即以他事去官，独他居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得思宗殊宠。刘宗周曾揭发他有十二罪、六奸。崇祯十年，被弹劾去官，次年病死。赠太傅，谥“文忠”。南明福王时，削其赠谥，天下称快。《明史》将他列入《奸臣传》。

别雷

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1880—1934），苏联俄罗斯作家。原名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出生于教授家庭。190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系。1901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参加象征派。十月革命前著有诗集《蓝色天空中的金子》（1904）、《灰烬》(1909)。长篇小说《彼得堡》(1913～1914)以象征性描写讽刺彼得堡的反动官僚。十月革命后编辑象征派杂志《理想家论丛》（1919～1922），写有自传体中篇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长篇历史小说《莫斯科》（3部,1926～1932），回忆录《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1930)、《世纪之初·回忆录》(1933)和《两次革命之间》（1934）。曾从事象征派美学的研究，在诗歌、散文中最早使用数学的方法研究韵律理论，著有《象征主义》(1910)和《韵律即辩证与〈青铜骑士〉》(1929)。

和当时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和其前后的许多俄国思想家一样，别雷也对俄国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俄国究竟该往何方行，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独特的思考，并试图通过他的小说三部曲来表达他的思想。三部曲由《银鸽》、《彼得堡》和《无形的城堡》构成，《银鸽》和《彼得堡》相继写成并出版，而第三部却未最终完成，《无形的城堡》 后更名为《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也未写完，具有自传意味的《科吉克·列达耶夫》等被视为《我的一生》的组成部分。

贾岛

贾岛（779～843年）唐朝著名诗人。字浪仙，一作阆仙，自称碣石山人、苦吟客。早岁为僧，名无本。幽都(今北京市)人。元和间，在洛阳以诗投韩愈，为愈所称赏，后携之入京，返俗后举，而终身未第。愤世嫉俗，作诗嘲讽权贵，为公卿所恨，号为举场“十恶”。长庆二年与平曾等同被逐出关外。曾游蒲绛，隐嵩山，大和中至光州谒刺史王建。开成二年，坐飞谤责授遂州长江县主簿。故世称“贾长江”。五年，迁普州司仓参军。会昌三年，转授普州司户参军。未及受任卒。

贾岛作诗以苦吟著名，自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史载其因觅“秋风吹渭水”句而唐突京兆尹;《鉴戒录》等书又载其吟“僧敲月下门”，始欲作“推”字，又欲作“敲”字。炼之未定，而致冲撞韩愈，韩愈为定“敲”字。二事自晚唐五代以来即盛传为诗坛佳话。其诗多酬赠之作，善写荒凉冷落之景，表现愁苦幽独之情，题材狭小，诗境奇僻，故苏轼有“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讥。清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则奉之为“清奇僻苦主”。长于五律，致力于琢句之妙，而不善谋篇。司空图谓其“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与李生论诗书》)。与姚合齐名，称“姚贾”。与韩愈、孟郊、张籍、王建、雍陶等交往。韩愈称其诗“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其诗对晚唐、五代、宋影响较大。李洞、马戴、方干、唐求、孙晟及南宋江湖派诗人俱爱赏其诗，效其体式。李洞至称贾岛为“佛”，置像礼拜。南宋赵师秀曾合刻姚合、贾岛诗为《二妙集》。工书法，“八分似韩择木”(《书史会要》卷五)。《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长江集》一○卷、《小集》三卷、《诗格》(《宋史·艺文志》题为《诗格密旨》，《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作《二南密旨》)一卷。今传《贾长江集》一○卷，有近人陈延杰注本及李嘉言《长江集新校》本。《全唐诗》卷五七一至五七四，编其诗为四卷。《全唐诗逸》卷上补一联。《全唐诗补编·补逸》卷六补一诗。《续补遗》卷五补四首。《续拾》卷二八补一首又一四句。《诗格》亦存，疑为五代人伪托。生平事迹见苏绛《唐故司仓参军贾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七六三)、《唐摭言》卷一一、《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附《贾岛传》、《唐诗纪事》卷四○、《唐才子传校笺》卷五等。李嘉言有《贾岛年谱》。吴汝煜、谢荣福有《李嘉言〈贾岛年谱〉订补》《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