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清代经学家、文艺评论家。清扬州兴化人。

十岁而孤，事母至孝，贫甚，犹刻苦自学。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1852)，以召对称旨，命直上书房。在官固穷自守，敝衣徒步，非人所堪，犹处之晏如。咸丰六年(1856)，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同治三年(1864)，特授国子监司业，出为广东学政，官终左春坊左中允。同治六年(1867)，应苏松太道应宝时聘，主上海龙门书院凡十四年。惟务实学，以身为教，远近之士，闻风来焉，前后著籍者数百人。光绪六年(1880)罹寒疾，旋归里，明年卒。门人千里赴吊，莫不哀恸。

熙载为学，博大纯正，治经无汉宋门户，而于子史、小学、音韵、数学，旁及释道诸家，靡不综览。著述尤切时用且影响至钜者，当推《艺概》，分文、诗、赋、词曲、书、经义6卷，依次论述其体制流变、性质特征及表现技巧，于重要作家作品多有评述，以彰显其说。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概”也者，举少概多、以简驭繁之谓也。是书广综约取，发微阐幽，自刘勰《文心雕龙》以来，莫可与京也。刘氏论艺，举其要者，盖有四端：

其一为本质论。“艺者，道之形也”。道为宇宙之本质，形之主也;而形之于道，可以彰显之，隐示之，形即艺也。道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故艺当“与时为消息”，此即文艺作品反映现实之社会功能也。

其二为意境论。意境者，文艺之典型形象也。形象之中有“我”，“我”与“物”相摩相盪，相契相融，乃至无迹可求，复由“无我”归为“有我”，“我”为艺术个性之我，意境之真谛也。

其三为方法论。一须“实事求是”，求是之道，“师农工也”，以农工之语不饰，本色而真，此所谓现实主义也;二宜“寓实于诞”，“言在口头，想出天外”，虽无所不之，却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此所谓浪漫主义也。

其四为风格论。风格即人格，刘氏所谓“诗品出于人品”也。品性之于人，阳者刚，阴者柔，阳刚与阴柔各极其用;而其为文，“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得备骨中之韵并韵中之骨，方可言“风格”。刘氏又云：“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博采兼融，各有所取，而达于新变，此风格论之大要也。

刘氏诸说，尤以意境论臻于极致。吾师谭佛雏先生《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初探》论之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根据刘氏论点推衍而成‘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为之强分高下，而忽略‘有我’与‘无我’之统一，在这点上讲，比之刘氏，王国维是退了一步。”旨哉斯言!是知刘氏之学，闳焉深焉。

刘氏著述存世者，有《古桐书屋六种》，子目为：《四音定切》4卷、《说文双声》2卷、《说文叠韵》2卷首1卷续编1卷、《昨非集》4卷、《持志塾言》2卷和《艺概》6卷。又有《古桐书屋续刻三种》，子目为：《古桐书屋札记》1卷并《游艺约言》、《制艺书存》不分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