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

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伯恭。因曾祖为东莱郡侯，人称小东莱、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乾道5年(1169)除太学博士，任严州书院教授。规定学生“毋得干谒、投献、请托”，“不得相互品题。”(《乾道四、五、六年学规》)淳熙3年(1176)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宫和实录院检讨。曾邀集鹅湖之会，“虑陆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并“兼取其长”(见《宋元学案》中《槐堂诸儒学案》、《东莱学案》)。和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主张抗金与改革弊政。创建浙东“婺学”，又称“金华学派”。著作有《吕东莱先生遗集》，《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左氏传说》、《古周易》、《宋文鉴》、《书说》以及《近思录》(与朱熹共辑)等。

吕祖谦把性分为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仁义道德为天地之性所固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中则无不正矣。必并之曰中正。仁则无不义矣，必并言之曰仁义。亦犹元包四德而与亨利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与义、礼、知同称，此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也。”(《吕东莱先生遗集·与朱侍讲》。以下简称《遗集》)“吾之体与天地同其体，不知自贵，乃慕爵禄，不知一体之中自有广大之道。”(《遗集》卷十四，易说·咸卦)汲取了张载的“气质之性”的观点。说：“性本善，但气质有偏，故才与性亦流而偏耳。”(《杂说》，《遗集》卷二十)“恶”便是由“气质有偏”所致。

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说：“人心，私心也。私也胶胶扰扰，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染，精则不差，此又下功夫处。”(《东莱书说》卷二)又说：“‘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妙’，道心是本心。‘精一’是仔细之意。既能精一，则信能执中矣。”(《杂说》，《遗集》卷二十)。他把道心说成“本心”，并认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通天下无非心也”(《东莱左传博议》卷三);进而提出“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同上书，卷一)，这同陆九渊“道未有外乎其心者”(《敬斋记》，《陆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是一致的。又进一步称“人心”为“外心”。“盖人之心有内外(父子)天属之爱，内心也。”但被小人引诱，内心便向外，以至流而忘反，外心日炽，内心日消，使“父子自为虎狼，更相戕贼。”“夫岂独父子之间为然，凡事皆然。”(《左氏传说》卷十四)就是说，“人之心”由善变恶，也是由于内心被外物引诱而日消的缘故。

吕祖谦强调的“内心”，即孟子讲的“良心”，其内容是“仁义礼智”四善端，他尤注重“仁”和“礼”，认为“仁”和“礼”可囊括天下之“理”，其他封建道德规范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宽信敏惠及刚毅之类，其名非不多，何独惟说仁礼?盖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尽了，更说礼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和礼，更有甚事?仁者爱人而人常爱，通天下皆在爱之中，自然不得乖戾。有礼者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然不得慢易。”(《孟子说》，《遗集》卷十八)认为在仁、礼之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和评价道德的最高标准。“仁是人之本心浑然一体。”(《论语说》，《遗集》卷十七)“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惟仁者能好仁，能恶人。人而未仁，其好恶皆私心也。……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见至明，而此心不变，譬如镜之照物，唯其无私，而物之妍丑自不能逃，虽千百遍照之，其妍丑固自若也。”他把仁心与天理结合起来，认为心即天即理，即封建伦理纲常。“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东莱博议》卷十二)道德之于人心与理之在天下是一致的。“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同上书卷一)。

要求人们恪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的“礼”，维护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吾儒者之议礼，每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这并非腐迂，而是为了“遏僭乱之源”(同上书卷二)。要贯彻“仁”、“礼”，就必须做到“忠”。“夫仁与礼通彻天下，自足以谈天下之理，如何更说忠字?此一句极要看。忠之一字，非仁礼之外别有一忠也，盖已之为忠。仁与礼稍有不尽，则非忠矣，自忠而反，到此已自无不尽。”(《孟子说》，《遗集》卷十八)他要求臣必须绝对服从君，各安其名份。“君臣本非论施报之地。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矣”。认为“孝”是“仁”之实。“仁之实，事亲也。只如此说，于己不相干，须实就事亲上看，则方真如此是仁之实。”。

吕祖谦重视学校道德教育。强调“为学须识义、利、逊、悌、廉、耻六个字，于此守之不失为善人，于此上行之而著，习矣而察，便是精义妙道。”(《杂说》，《遗集》卷二十)他制订的《学规》明确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过，告于众而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乾道五年规约》)要求学生遵循三德，即至使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为，孝德以知逆恶。做到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践履封建道德规范。

重视道德修养，要求在认识和对待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的关系上下功夫。他虽然没有把理、欲截然分开，认为“天理在人欲中未尝须臾离也。”(《东莱博义》卷三)但又把人欲说成盗寇、陷阱、虎豹。“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礼之卫人甚于城廓。而人每不能守礼者，特以欲之寇人”;“有有形之寇，其来有方，犹可御也;至于无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谈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奥之中有虎豹焉。”(《东莱博议》卷一)这种说法与朱熹“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相同，与他“理”“欲”不相离相矛盾。其义利观亦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重义轻利，赞赏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观点。认为舜与跖的区别就在于其心向善(“道”)抑或嗜利，“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孽孽。”(《杂说》，《遗集》卷二十)另一方面又提倡务实致用，与功利派代表人物陈亮结为挚友，重视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田制等民生国计。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而不可用工费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上)甚至对古人的评价，也是以功绩来衡量，认为孔子门人中若论趋向，都比不上管仲事业。“学者看古人，要须看得至此。”(同上)这种观点与事功派相似。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要求人们去掉人欲、私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存心”、“守初心”、仁的境界。他说：“此心操之常存”，舍之不存而“堕于私意人欲中，天命便至于雍遏而不行”，“此心常操而在”则“福本自内，若有一欲败度败礼，则祸自外来。”(《左氏传说·成公二十年》)“人当守初心，如自贫贱而至富贵，不可以富贵遗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盖不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门第一步。”(《易说·履卦》，《遗集》卷十四)为了做到“存心”、“守初心”，他首先倡导主敬，“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杂说》，《遗集》卷二十)还要立诚。“问‘诚’‘敬’两字有异乎?只是一般。所谓诚存便是敬。”(同上)“人之于道，须先立其根本，……立其诚而使内外一体，然后可以居业也。”(《易说·咸卦》卷十四)排除一切私心杂念，除去人欲之蔽，保存善心，培育善端、涵养气质，这就是诚敬工夫。这一过程即“反诸求己”、“自反”、“求放心”的过程。他认为“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来也。”(《左氏传说》卷十八)提出“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凡事有龃龉，行有不待处，尽反求诸己，使表里相应而后可。”(《孟子说》，《遗书》卷十八)因而赞扬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便能达到“内外一体”的“仁”的神秘境界，从内心深处接受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了。

吕祖谦学“习于家庭”，受二程、张载和陆九渊的思想影响，并吸收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之说，因而被朱熹视为“杂博”，并诋及婺学。对此，全祖望等人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作了如下评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所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经路虽别，其要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又指出：“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由于东莱以性命之学并包括陈亮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故“婺学”(吕学)“最盛”(《宋元学案·说斋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