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原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生于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父亲张云藻是秀才,擅长弹琵琶,以教授乐器为生。张伯苓六岁入塾,受过十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四年后毕业,入海军当士官生。1897年,英国强租我国山东威海军港,张伯苓所在军舰被派往该地办理手续。他亲眼看到丧权辱国的场面,“悲愤填胸,深受刺激”,认为国家“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不久,他便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离职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

1898年,张伯苓回天津后,先在严修(曾任清学部侍郎、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家中教家馆,讲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教体育。以后又兼在天津富商王奎章家中教家馆。张伯苓教学很有成绩,在两所家馆中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加。他决心创办一所新式学校,得到严修的积极支持。为了取得办学经验,他1903年和1904年两度赴日本参观考察教育。1904年8月回国后,将严、王两处家馆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有学生七十余人,教员三四人。年底改校名为敬业学堂。不久,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学生渐多,校舍不够用,1907年在天津南开地区建筑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的教育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很严,深得社会好评,学生人数增加很快,1911年已满五百人。1912年民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堂改名南开学校,张伯苓仍任校长。1915年南开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这是张伯苓试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两科相继停办。

由于办教育有成绩,张伯苓颇有社会声望,曾参加清末立宪运动。1916年,黎元洪任民国大总统时,请他当教育总长,他推辞不就,说:“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张伯苓认为“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为了取得办私立大学的经验,1917年8月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及其发展。次年冬天回国,立即着手向中外各方面募捐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天校舍建成,南开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招生百余人,后来曾一度增设矿科。1923年,张伯苓应当时社会上的要求,开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实验小学。1931年设经济研究所。这时南开大、中、小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余人。南开的经费靠私人捐赠,学校经济公开,账目放在图书馆,全校师生员工都可查看。

五四运动时,南开学生曾经积极参加爱国群众运动。张伯苓虽然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闹”,当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时,他立即指示学校有关方面打开学校后门放走学生。对于已经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包括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周恩来,他尽力设法营救,并到警察厅看望南开被羁押的师生,还参加天津各界代表团到北京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撤换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

张伯苓把他“教育救国”的宗旨概括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为五端:首曰愚,次曰弱,三曰贫,四曰散,五曰私……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据此制定办学方针五条:“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训救国力量。”他办学几十年一直坚持上述五条办学方针。

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我国后,张伯苓曾赴东北各省考察,目睹日本势力入侵情况,十分忧虑,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人编辑东北地理,作为南开中学教材。

张伯苓是基督教徒,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但他一不主张由外国人传教,二不主张在学校传教。他认为个人有信教自由,学校不能用宗教影响学生,不能把南开办成教会学校。他在南开每星期给全校学生上一次修身课,课上常常引用“四书”上的话,却从不引用《圣经》上的话。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天津的驻军每日清晨在南开附近进行军事操练,影响学校上课,张伯苓派人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提意见,日军置之不理。张伯苓十分愤慨,常常在修身课上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30日,南开遭到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猛炸,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同年10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一直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他说他不主张学生在学校搞党派活动,曾把自己比作是“蒙上眼睛的驴”,只管教育,不管别的。但他容许国民党三青团在南开活动;对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表示可介绍他们去延安,不赞成他们在学校里搞革命活动。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召开,张伯苓被推为参政会副议长。他在大会上致词时,强调各党派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赴国难。还说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号召大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有人在会上对政府工作提意见,他要大家“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问题,与会参政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张伯苓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不作发言。

1938年到1940年间,蒋介石曾两次到重庆南开中学参观,并拜访张伯苓。1941年,蒋介石派人劝张伯苓加入国民党,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亲自到他家中相劝,并把党证放在他家桌子上,他也就没再拒绝。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颁给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褒奖他“为国造士”。10月,南开举办“四七庆祝大会”,庆祝南开建校四十年和张伯苓七十岁生日,蒋介石亲往张伯苓寓所祝寿,颂扬他“桃李满天下”,还书写“南极辉光”四字相赠。1945年5月,张伯苓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冬天,他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美治病。

1946年春,张伯苓自美返国。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有人对张伯苓说国民党政府很不得人心,他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好,总得一点一点的好。”这年11月,张伯苓当选为“制宪国大”代表,参加“国大”。1948年5月,蒋介石电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长,张婉辞不就,蒋一再来电敦促,7月,又派张群到天津迎接张伯苓到南京就任,他表示无可奈何,随张群赴南京上任。到南京后,看到政府内部腐败不堪,心情十分沮丧,不久就回到天津。年底,以体弱多病为借口,提出辞职,并避往重庆。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蒋介石逃离时,曾亲往张伯苓寓所劝其同行,他未同意。后来蒋经国又来告诉张伯苓,为他留下了一架飞机。他随时可走,他仍未离开重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伯苓曾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到北京,受到政务院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周恩来多次前往拜访。同年9月张伯苓回天津,行前周恩来设家宴饯行。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故。临终前留有遗言,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嘱其学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周恩来亲往天津吊唁,说:“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