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现代著名女作家，诗人。山西省平定县城姑姑寺人。原名汝璧，笔名评梅、漱雪、波徽、冰华。自幼聪颖好学，在父亲熏陶下，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爱读苏轼诗词。先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师;因参加学潮，被学校除名，终因才学超众，才未成事实。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音乐系学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经常写诗和散文，当时即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称。1921年在山西《新共和》12月12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处女诗作《夜行》，翌年发表剧本《这是谁之罪》(《晨报副刊》1922年4月1日—4日)，同时在北京《国风日报》、《学汇》副刊发表散文《葡萄架下的回忆》、诗歌《疲倦的青春》、散文诗《春之波》，在《新共和》发表诗歌《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子兴投寄)》。1923年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山西同乡高君宇相识相恋。从女高师毕业后任教于师大附中，担任女子部主任兼体育和国文教师。其后又先后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和北师大等校担任过教员和讲师。毕业时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歌《我愿你》、《残夜的雨声》和五万字的长篇游记文学《模糊的余影》，在《学汇》上发表散文《心之波》。1924年与大学同窗陆晶清等编辑出版《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得到鲁迅的支持。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病逝于北京，其身心受到严重打击，连写多篇血泪交织的散文，怀念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五卅惨案”发生，她又参加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和陆晶清创办《世界日报》的《蔷薇周刊》。是年，段祺瑞执政府制造镇压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她参加了遇难同学刘和珍和杨德群的追悼会，发表诗文《血尸》、《痛哭和珍》(《京报副刊》1926年3月22日、3月29日)和评论《再读〈兰生弟的日记〉》(《语丝》第104期)。不久送鲁迅南下。1927年在《晨报副刊》和《蔷薇周刊》相继发表小说《祷告——婉婉的日记》、《红鬃马》、《白云庵》、《流浪的歌者》及后期代表作《匹马嘶风》。其后，又发表过《噩梦中的扮演》、《原谅我，这是偶然》、《毒蛇》和《偶然来临的日子》等。最后一篇作品是小说《林楠的日记》。逝世后，根据其生前的遗愿，被埋葬在北京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1929年，其挚友黄庐隐和陆晶清编辑出版她的小说散文集《偶然草》(北平华严书店)和散文集《涛语》(上海神州国光社)，还编了一本《石评梅日记》。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引起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先后出版了《石评梅选集》(屈毓秀、尤敏编;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石评梅作品集》(三卷本)(杨扬编;1983——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以及描写她本人的传记文学《风流才女》(柯兴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多集电视连续剧《评梅女士》(中央电视台)。

保罗·戈德曼

保罗·戈德曼（PaulGoldmann，1865年1月31日生于布雷斯劳；1935年9月25日生于维也纳）是奥地利的一名记者、公关人员、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以及戏剧散文和短剧作家。

戈德曼曾就读于布雷斯劳的玛丽亚-玛格达伦德语学校，1882年9月毕业，随后学习法律，1886年左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03年、1905年、1908年和1910年，戈德曼的小说集出版。1902年，戈德曼翻译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deMusset）的喜剧《人无我有》（Mansollnichtsverschwören）。20世纪20年代初，戈德曼出版了四部独幕剧：《最后通牒》（DasUltimatum，1922年）、《莱辛巴赫格拉芬的暴风雨》（DerSturzdesGrafenReichenbach，1923年）、《格芳金》（DerGefangene，1923年）和《我的愿望》（EsistmeinWille！(1924，1928年1月5日在维也纳学术剧院首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德曼是《新自由报》的战地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Kraus）在《人类的最后时光》（DieletztenTagederMenschheit）中也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对他进行了描写[30]。戈德曼与保罗-冯-兴登堡的年度谈话尤其广为人知。戈德曼在1916年出版的《与兴登堡的谈话》（GesprächemitHindenburg）一书中总结了1914年和1915年的谈话内容。

政权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者后，犹太人出身的戈德曼于1933年8月4日被国家秘密警察逮捕，但第二天就被释放了。

戈德曼于1935年初退休，随后与妻子和女儿搬回了维也纳。

1935年9月25日上午，戈德曼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赵献可

赵献可（公元1573～1664年）明著名医学家。字养葵，号医巫闾子。鄞县(今属浙江)人。好学博览，曾游学陕西、山西等地。精医理而通《易经》。治学推崇薛已，于“命门”说颇有发挥。谓人身之主非心而为命门。命门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由是引起后世关于命门部位之争鸣与研究。赵氏以命门之火为性命之本，火强则生机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由之而弱。而火之有余，乃真水不足。火之不足，为水之有余。故其治尤重推求水火阴阳二气之盛衰，于古方六味丸、八味丸运用颇有心得。其说存干所撰《医贯》六卷(1617年)。其水火阴阳之辨，于后世医家影响较大。其说每以理学“太极”释之，且以八味丸、六味丸通治各病，致招后世非议。徐大椿曾作《医贯砭》，逐段驳斥。赵氏另撰《邯郸遗稿》，为妇科专著。其治亦重水火，谓调经必以滋水为主，不须补血，滋水更当养火。阐理圆通，方治拘执。习以黄芩、白术安胎，后世亦有异议。据载尚有《内经抄》、《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本一例》等，均佚。子贞观，亦精医。

波德莱尔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随继父生活常有不合，这些对他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都有很大影响。成年后，他继承了生父的遗产，过着浪荡生活。1848年巴黎工人起义，他怀着对资产阶级进行报复和破坏的心理，参加了战斗。他一生在矛盾、痛苦、反抗和颓废中生活。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也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诗集《恶之花》是他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还出过散文集，翻译过美国爱伦·坡的作品。

波德莱尔是法国十九世纪的重要批评家。他在1845和1846年发表的两篇《沙龙画评》就曾轰动评论界。他的批评广涉小说、戏剧、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多方面。他的文艺观点和美学观念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独辟的新见，这在艺术论集《美学管窥》、文学论集《浪漫主义艺术》、 《恶之花·序言》以及一些书信中都有表露。

他抛弃“真善美统一”的传统观念，认为自然是丑的、恶的，而美是理性的结果，善是某种艺术的结果，提出要“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意即要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表现。由此他还认为忧郁“是美的最光辉的伴侣”，弥尔顿的撒旦是“最完美的雄伟美”。他强调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美，而在他看来， “病城”巴黎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可以发掘美的场所。诗集《恶之花》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这些美学观念。

在艺术表现上，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的“对应论”，并把心理学中的“通感”引入创作。他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神秘的存在，不断向人发出各种感应和象征的信息，而人自身的各种感觉之间也可互相感应沟通，诗人就是要把人的内心同外物的象征之间的隐秘关系揭示出来。所以诗人不能使用再现的方法，而只能求助于暗示， “一种富于启发的巫术”。由此，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直接为后来的象征派提供了理论和创作根据。

波德莱尔大为推崇想象，他称想象是“一切功能中的皇后”，“是真实的皇后”，并说“只有想象里才有诗”。同时他提到想象要有“观察成果”作“帮手”，要有技巧作“伴侣”，这样才能和理想竞争，才能放出全部光辉。

波德莱尔的理论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却蒙着浓重的颓废主义色彩，给后来的各种颓废艺术以极大影响。

宗白华

宗白华（1897年12月22日—1986年12月20日），中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诗人。近现代常熟虞山人。原名之櫆,字伯华,以笔名行,雅号“佛头宗”。宗嘉禄子。1918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发表首篇研究叔本华的哲学论文,参与筹建少年中国学会。次年当选评议员,编辑《少年中国》月刊,发表《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并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主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并与郭沫若、田汉合著文艺通讯集《三叶集》,后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学习,次年转入柏林大学,主修美学、历史哲学,参与发起中德文化研究会。1923年出版新诗集《流云》获盛誉。1925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哲学院副教授。1928年改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年兼任系主任、中央大学训育委员,并被教育部聘为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肄业生甄别试验委员会委员、哲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专家,还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1932年参与发起成立教育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任执行委员,次年被《中国电影年鉴》编纂委员会聘为特约编辑,为中波文化协会会员。曾与周辅成合编歌德系统研究论文集《歌德之认识》,被誉为歌德研究专家、美学权威。1935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德学会,次年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美术研究会专门委员。1937年当选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兼全国第二次美术展览会编辑委员。抗战爆发后随校迁至重庆,1939年与商承祚、梁思成等组织中国艺术史学会,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任教。1952年自南京大学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学会理事。是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美学大师。早年与邓以蜇有“南宗北邓”之称,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与朱光潜齐名。曾与洪谦等合译《感觉的分析》。译有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海涅生活与艺术》等。著有《艺境》《美学散步》《宗白华全集》等。

陈建

陈建(1497—1567)，明哲学家。字廷肇,号清澜。东莞(今广东东莞市)人。“自幼纯心笃学”(《学蔀通辨》卷十二《陈建传》)。嘉靖七年(1528)中举,十一年(1532)中会试副榜,选授福建候官县教谕,嘉靖十二、十三年间作《朱陆编年》二编,后升任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复辑《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同上),并为二书作序,目的在于“因朱子所表章者而益章之,以裨来学”(同上)。嘉靖二十五年(1546)母卒,遂隐不出,潜心著述。学宗朱熹。时王学盛行,陈建“忧学脉日紊”,认为“以前所著朱、陆之辨非所以拔本塞源也,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来往书札,逐年编辑”(同上)。并对以往《朱陆编年》二编进行“讨论修改、探究根极”稿至六七易”(同上)。从维护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终于1548年写成《学蔀通辨》。在理学观点上,陈建基本上是阐发朱熹的见解,没有大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引用大量的原始材料,对王学加以非议。他认为佛与陆王为学之三蔀。”他驳斥王守仁所编造朱、陆“早异晚同”说,指出朱陆之学是早“同”而晚“异”,对王守仁为了编造朱陆之学“早异晚同”说,不惜采用删节的手法给予严厉的批评,指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纯属“权诈阴谋”。陈建还指斥陆、王心学为“佛禅”,为“援儒入佛”“借儒以掩佛”“阳儒阴释”(《学蔀通辨》)指出陆九渊所言“精神”(心),与佛教禅宗所言的“本性”一样,“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与禅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样,都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心”(性)具有超时空的无限作用。“此象山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一言而该禅学之全也。”(《学蔀通辨》后编上卷)陈建还针对朝廷弊端,提供补救之方。著《治安要议》六卷,言积弊,谈对策,反映了陈建的务实、致用的思想风格。除主要理学著作《学蔀通辨》和政论《治安要议》外,陈建还著有《皇明启信录》二十四卷,为后人撰写《明史》之先驱。又有《经世宏词》、《明朝捷录》、《古今至鉴》等。

戴玄之

戴玄之（1922年11月-1990年2月16日）名祖兴，字玄之。河南省新蔡县代湾人，1922年11月生。先世姓“代”，蒙古族。后因长兄出外就读，以百家姓中无“代”姓，遂改为“戴”。家有农地三百余亩，并兼营染坊，为当地望族。

戴先生幼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地方不靖。年岁稍长，便由其父教读。但感于乡村教育落后，遂入县城第一小学，毕业后报考省立汝南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入省立第四中学，再转省立槐店联合高中毕业。1943年入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受业于萧一山、陆懋德诸师门下。1947年大学毕业，即返故里任新蔡县立中学教务主任。1948年，4月辞去教务主任职，南下南京、上海转赴台湾。1949年入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任助教。至1954年升任讲师，1959年升任副教授，1962年升任教授，在校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史，明清史等课程。1965年任师大历史系主任。 

1969年，戴先生因休假应聘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期满又复留任一年。1971年南洋大学聘戴先生任历史系主任，遂向师大请辞各职。在南大十年间，先后任系主任，文物馆馆长等职。并被聘为南洋大学最高荣誉之研究院高级院士，直至1979年，南洋大学将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乃返回台受聘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讲授中国社会史，并指导研究生。 

1987年休假，应香港珠海书院之聘，任文史研究所所长，翌年又兼任文学院长，为提升珠海文史所研究风气，除亲自讲授史学方法外，后敦聘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浸信书院教授至珠海授课，珠海学风为之一变。由于教学、行政集于一身，竟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戴先生毕生以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为士林所重，其研究动机，缘于河南省各地多有红枪会组织，先生家中即雇有红枪会众保护庄园，所以自幼及长，目见耳闻，对此一秘密社会之组织、活动、功能，留下深刻印象。①及至执教师院后，阅读日人平山周之《中国秘密社会史》，深感该书被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中外学者奉为圭臬，实为国人之耻。但“细读之余，发现该书除华龙会等平氏亲身所参与革命活动之会党极有学术价值外，其他多似而非，其真实性令人怀疑”。②于是发愤研究，深幽发微。自1959年起，陆续在《大陆杂志》发表有关义和团研究论著多篇，并得到相关机构的资助，完成《义和团研究》一书。1963年由“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出版，本书指出义和团实出于咸同年间之乡团，与白莲教、八卦教毫无关系。辨正劳乃宣“义和团乃白莲教之支流”，“为离卦教之子系党徒”之说法。 

其《红枪会》一书，构思甚早，苦于资料搜罗不易，直至执教南洋大学后始完稿，1973年由食货杂志社出版。本书对红枪会之源流、背景、派别、仪式法术等，均有创见。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评论本书时说：“关于红枪会，过去虽有人研究过，却以本书最为详尽，最具综合性的研究”。 

戴先生原计划撰写白莲教专著，先后发表5篇论文，约十余万言。但因资料不易搜全，始终未能成册。不过对白莲教之源流、本质，提出许创新意见。如指出白莲教源出南朝梁武时傅大士所创之弥勒教，元末韩山童将白莲会加入弥勒教，始名“白莲教”。此点推翻日本史学权威矢野仁“白莲教为南宋高宗绍兴初年茅子元创教”之说法。也修正我国学者“白莲教源于东晋慧远白莲社”之旧说。对天地会之研究，戴先生也陆续发表论著5篇，其中对天地会源流提出自己新的看法：旧说天地会起于康熙四十三年，创会地点为台湾，万云龙即是郑成功，陈近南即是陈永华。先生指此实为“神话中的神话”。他如西鲁犯逃，众僧退敌，火烧少林寺等更无史实根据。戴先生利用官书及档案资料等文献，考证天地会在乾隆三十二年为洪二和尚提喜所创，凡入会者皆为洪二和尚门徒，故称洪门。创立地点则为福建漳州府漳浦县高溪乡观音寺。 

戴先生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之贡献，甚受国际学者肯定。如《天地会源流》，由美国薛龙博士（Dr. Ronald Suleski）译成英文，刊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之Moderm Asian Studies。1967年戴先生受邀至美国密西根大学出席二十七届东方学者会议，宣读《白莲教的起源与目的》，费正清誉为此次大会中最好的论文之一。《红枪会》一书亦由薛龙博士翻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他如日本汉学家酒井忠夫等人，对戴先生之成就均给予极高之评价。 

不意1989年12月9日晚，确突发高烧，经医生确诊为肺癌。两个月后，病情加剧，至2月16日，医生束手，戴先生与世长辞。 

戴先生辞世后，他生前著作，由其门生汇编成《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下两巨册，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91年12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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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伯温

邵伯温（1055年-1134年）北宋象数学家，字子文。共城(今河南辉县)人，邵雍之子。元祐二年(1087)以经行荐，授大名府助教，调长子县尉，绍圣初，移监永兴军铸钱监，属元祐旧党。“二程、司马温公、吕申公俱屈名位辈行，与再世交。”(《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徽宗即位，因“以日食上书，恳切言当复祖宗制度，辩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同上)。大忤时论，出监华州西岳庙。后主管三白渠公事。除知果州，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擢提点成都路刑狱，迁利州路转运副使。卒后，追赠秘阁修撰。在治学上，谦虚好学，博学多闻，“先生入闻庭训，出友长者，故学益博，尤熟当今事务。”自幼随侍父雍，亲接前辈，所知前言往行甚多，因类次成书，于绍兴二年撰成《邵氏闻见录》。前16卷记北宋一代故事，于熙宁变法尤详;卷十七记杂事，凡十二节;后三卷记邵雍言行，颇涉诞妄。为学强调独立思考，自成一说，“人之为学忌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立。”(同上)在哲学上，继承其父的象数学并加以阐释。提出以“一”为宇宙的本原，“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衍之以为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邵子文语录》)又说“一为太极”，在事物之先存在并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太极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后，未尝亏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时不在。”(同上)认为“一”或“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的过程不是指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指逻辑的先后顺序。“非谓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有四象，八卦也”;“其实一时具足，如有形则有影，有一则有二，有三，以至于无穷。”(同上)这里明显地具有程朱理学的特征。但他又说：“一”或“太极”存在于“圣人”心中，“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故圣人以天地为一体，万物为一身。”(同上)这就又显露出陆王心学的端倪。其著作有《易辨感》、《河南集》、《邵氏闻见录》、《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邵子文语录》(后人编)等。

王尧臣

王尧臣(1003—1058)，字伯庸。其先祖为太原祁(今山西中部)人，乃世宦之家。唐朝时，六世祖官至辉州刺史。为避唐末五代战乱，举家迁至砀山(今河南永城东北)。五代后期，王氏家族又从砀山迁至宋州虞城(今属河南)。

据记载，天圣四年(1026)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属吏隽宗远曾对人讲，某夜做梦，忽有神至，告诉他说：“来年状元，是虞城王尧臣。”出于关心与猎奇，隽宗远特将此语记于衙府墙壁上。是年秋天，京东路依制举行乡试，隽宗远对此特别留意。待乡试揭榜之日，他特去观榜，王尧臣果然榜上题名。隽宗远心中暗喜，对同僚们说：“此人是明年的状元。”同僚们不以为然。次年(1027)，各地举人齐聚京师开封，参加省试。待省试出榜，王尧臣又名列于榜;隽宗远见榜，心中愈喜。待殿试出榜，王尧臣果然举进士第一，为是年状元，年仅24岁。

王尧臣中第后，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今浙江吴兴)。不久召试，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其间，因其父王冲坐事，王尧臣出知光州(今河南光山)。是岁，光州地区发生严重饥荒，许多人起而为盗，劫富济贫，发仓廪以赈济贫民。宋廷急令镇抚，以法从重处置，重者立斩不赦。王尧臣认为处罚不当，便上疏说：“这些人所以结而盗仓，非他故，不过饥民求食而已。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实在是宋廷荒政所致。因此，不可苛重于民众。请陛下诏令，对被捕的饥民减刑、免死。”仁宗皇帝嘉而纳之。

不久，其父亲过世，王尧臣便去职服丧，服满后回朝，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

仁宗赵祯即位时，年仅13岁，奉遗诏尊刘太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由刘太后总揽国家一切军政大权。随着日月流逝，年龄增长，尤其是政局变动，赵祯逐渐成熟，有了主见，开始摆脱刘太后的约束和控制。15岁时，即天圣二年(1024)，由刘太后做主，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赵祯十分不满。他极力疏远郭氏，而宠幸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氏，进为才人，旋又进为美人。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病卒，仁宗赵祯便无所顾忌，开始放纵色欲，疏远郭皇后，宠恋后宫诸嫔妃。为此，郭皇后心怀愤恨，有一次竟在仁宗赵祯面前与后宫受宠尚氏吵骂厮打起来。仁宗袒护尚氏，郭皇后挥臂扇了仁宗一巴掌。仁宗盛怒，要废黜郭皇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奏谏，认为郭皇后无甚大过失，不可轻易废黜。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节，便支持仁宗的意见。终于，仁宗以郭皇后无子为口实，废黜，削发为尼，幽居长宁宫。右司谏范仲淹等人因谏言被贬官地方。

废黜郭后，仁宗更加放纵，以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不绝，政事日渐荒疏。后宫嫔妃争风吃醋，明争暗斗，仁宗也因而生病。一时宫廷传言，朝议纷哗。百官臣僚皆以国是为忧，纷纷上疏，各抒己见，力求整肃。不得已，仁宗令尚氏诸妃出宫。仁宗复思郭氏，便派内侍阎文应把废后郭氏接回宫内。此时，郭氏身已染疾，郁郁寡欢。仁宗闻知，甚是哀怜。面对仁宗的安排，郭氏坚决回绝，死不回宫。仁宗愠怒，痛斥内侍阎文应，说他办事不力。郭氏为皇后时，阎文应便与她有些过节，仁宗指斥，使阎文应尤为恼怒，便迁罪于郭氏，欲加报复。仁宗曾屡派太医问疾郭氏，又命阎文应负责此事。阎文应则以郭氏重病在身，趁奉仁宗诏命赐药之机，将郭氏毒死。仁宗闻知郭氏暴卒，悯悼不已，诏命以大礼敛葬。朝廷官员多怀疑阎文应以奸谋致郭氏暴卒。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可臆断，应以事实为据，便上疏请求由御史负责考察虚实，向朝野上下明确解释。不久，阎文应被贬死于岭南。王尧臣又上奏，要求穷治郭氏左右侍医之人，但仁宗未能同意。

郭氏的治丧活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因正值道教上元，故而宋人称上元节。按旧制，自正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观灯五天;自岁前冬至以后，就由开封府负责，缚扎山棚，置灯烛数十万盏，热闹非凡。是时，朝廷仍依旧制，张灯观盏，仁宗皇帝也准备出游赏灯。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妥，待仁宗乘轿出宫，便跪于轿前，以礼相谏：“郭氏幸得陛下皇恩厚爱，方能复位号;既然郭氏已复号为天子皇后，而且方今在殡，陛下万万不可游幸，上元灯节可以停止。”仁宗闻言，点头称是，并诏命停止上元观灯活动，以示悼念。

景祐四年(1037)，王尧臣以本官擢知制诰，服金紫，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提举诸司库务，知审刑院，旋入翰林学士、知审官院。

“南牧”中原是党项贵族反宋自立的战略方针之一。元昊立国之后，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党项贵族垂涎中原财富，不惜以暴力攫取。元昊早在青年时代便立言：“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上下俱丰，于我何恤!”

宋夏之间，隔横山山脉。横山由东北延伸向西南，在1000余公里边境线上，形成一条天然的军事分界线，名曰“山界”。双方均十分重视此界，积极经营，互为前哨与阵地。

景祐元年(1034)，元昊将兵马集结于横山沿边险要之地，做好入侵准备。二月，元昊领兵攻宋，揭开宋夏战争的序幕。

元昊大兵压境，仁宗赵祯深感威胁，尤其是元昊称帝，更使他震惊。于是，宋廷匆忙部署，起用前相王曾为枢密使，专典军政大事。诏令西北各路整饬军备，任命延州知事范雍、知永兴军夏竦为最高军事统帅，负责西北边务，断绝与西夏的互市和榷场贸易。派人出使唃厮哕等西方各部落，以从其背后牵制西夏。

同年，仁宗任命王尧臣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出行西北。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按宋廷旧制，使者所至，称诏存问只局限于官吏将校，不过问民政事务。自元昊起兵，已3年有余，关中地区广大民众深受其苦，男儿征战，农田荒芜，生产凋蔽，严重危及社会秩序。臣恳请陛下出诏慰藉，令免两年租赋，以调动民力同心御敌。”仁宗采纳。

王尧臣至边，认真巡察西北鄜延路、泾原路、环庆路、秦凤路，尤其是山川险峻要塞之地及各地驻军。还朝后，即刻上疏：“陕西有兵20万，分别驻扎在4路要塞重地，然而，可以出战迎敌者，只有一半。西夏军队入侵，常常数万人，数倍于宋朝官军。西夏是以十战一，我们则以一战十，所以，西夏军队屡次入侵皆获利而归，宋朝官军却损兵折将，大伤士气。实际上，这是众寡悬殊的结果。泾原路离西夏最近，地位尤其重要，应首先考虑增兵固防。臣请迅速派遣军队，以两万军队屯驻渭州(今甘肃平凉)，为镇戎山外之援;以万人屯驻泾州(今属甘肃)，为原、渭之势;以两万军队屯驻环庆(今甘肃庆阳)，以万人屯驻秦州(今甘肃天水)，固守防备。”又说：“西夏军队犯边，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后撤。边境地区，虽然地势险峻有异，但西夏骑兵必行军于大川平地;而河谷平地，俱有宋朝官军修筑的砦栅驻守。西夏军队入寇，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如延州的金州砦、塞门砦，镇戍军的刘璠堡、定川堡，渭州山外的羊牧隆城砦、静边砦等，均不能抵挡住西夏军队入侵。所以，西夏军队不患不能入寇掳掠。但是，既入宋境，分兵抄略，驱掠人畜，劫夺财物，士马俱疲，匆忙而归，无复斗志。此时，若以精壮兵马扼守要塞，集中优势兵力，巧设埋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西夏军队不败待何?所以，西夏军队患不能归返。西夏军队屡屡乘机得胜，重掠而归，宋朝边将不敢也不能追击，实是兵寡之故。若今日仍循旧辙，不调整边务，宋朝军队决无可胜之理。”他还指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战，宋军所以战败，均为西夏军队主动出击，占据险峻胜地，诱引宋朝官军，宋军将帅不能据险地要塞，主动迎击，而只求近功短利，匆忙出征，不辨形势，待兵马疲惫，便遭伏击，遂致战败乃至全军覆没。实际上，这是主帅没有总结教训、不思应变的结果，主要责任在于将帅。臣恳请陛下诏敕边地将帅，遇西夏军入寇，不可轻言出战，而应根据情况立营砦，量敌出征，奋击夏军，必获全胜。”

仁宗闻奏，即刻颁诏，以王尧臣之意告诫边将，务必谨慎应变，不得妄自匆忙征战。同时，王尧臣又向仁宗举荐将才20余人，随即遣往西北，后来皆有名于边。

庆历元年(1041)，宋将任福轻敌，中夏军诱兵之计，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被夏军分割包围，宋军大败，死亡近万人，宋将桑怿、刘肃、任福及其子任怀高等人战死。好水川之战，是宋夏交战以来最重的一次惨败，予宋朝以沉重打击。宋仁宗震惊，即刻颁诏，以韩琦指挥有误，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秦州;以范仲淹拥兵不进，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户部尚书夏竦的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职，亦被免;其余陕西方面将帅逐一贬降。王尧臣认为仁宗处置不妥，便上疏谏言，说范韩二人皆为当世英才，不仅以忠义智勇闻名天下，而且令夏人闻风丧胆，元昊兵士相互告诫：“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所以，不应因小故处置韩范;况且，好水川战败，皆因主帅任福轻敌，盲目进攻，指挥不当所致，不应过多责怪主将韩范二人。同时，向仁宗举荐种世衡、狄青二位将帅之才。

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发兵，自镇戎军、原州分两路入侵宋朝。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兵围攻，宋军阵乱溃败，葛怀敏与诸将战死，士兵死伤9400余人，损失战马600匹。夏军乘胜挥师南下，直抵渭州，攻略平凉、潘原，纵横驰骋六七百里，焚烧房屋，毁夷城砦，掠夺财物，关中震恐，自邠、泾以东，皆闭垒自守。仁宗若有觉悟，下诏复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又置府泾州，增兵3万人屯驻。同时，遣王尧臣为泾原路安抚使。

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陛下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任职西北，实为天下大幸，然而，这并非御兵的根本，臣请陛下允准臣下便宜行事。”前几次战争宋军的弱点及战争结局均为王尧臣言中，因而知王尧臣无戏言，宋仁宗答应他的要求，并诏命各路。

当初，曹玮开山外之地，曾设置笼竿等四砦以为要塞，召募大批弓箭手，在四砦耕战自守，以固边防。后来，四砦将帅失其制，肆意占田夺地，民怨众怒。当王尧臣出使至泾州时，德胜砦官兵劫迫守将姚贵关闭城门，反叛宋廷。王尧臣愤恨不已，立于道左，以箭射书城内，招降姚贵及其部众，且调发附近宋兵讨伐。

曾有属吏劝诫王尧臣，说：“王公奉诏出使，现已完成使命，对于姚贵及其部众反叛，只须附报朝廷便可，余非王公之事。”王尧臣闻言，面有愠色，答道：“姚贵，土豪也，在此地颇得士心;虽然他是被迫反叛，并非主使，但不可轻视。现在如不乘其未定尽快招降，稳定四砦局面，日后必生大乱，为朝廷大患。”果然，姚贵见书即率众出降。王尧臣对姚贵及其部众晓以大义，安排妥当方始离去。

还朝后，上疏奏言：“自陕西用兵以来，夏竦、陈执中并以两府旧臣为陕西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而韩琦、范仲淹仅为经略副使、安抚副使。既而张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张奎知庆州，俱为学士、待制之职，也只负责本州事务。到夏竦、陈执中被罢职，四路置帅，并各带都总管及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衔，武臣副总管亦因此改为副使。如今韩琦、范仲淹、庞籍既然已为陕西四路都总管、沿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当统一节制。可事实上，仍有9人带有经略使名衔，且各置司行事。虽然名号没有什么不同，但节制不统一，不利于边防。臣请废各路都总管、副总管以及经略使之职，只设安抚使，以便统一节制行事。”不久，滕宗谅也上书陈说此事。仁宗权衡利弊，接受王尧臣等人的建议，罢黜经略使等职。

王尧臣又上疏说：“西北鄜延路和环庆路，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惟有泾原路，自汉唐以来，便是冲要之地。从镇戎军到渭州，沿泾河河谷直抵泾、邠，地势坦荡而无险阻。虽然沿河谷平地遍设城砦，但无险可据，夏军入侵，难以捍御。所以，唐朝郭子仪等人，常以重兵戍守此地。自元昊起兵反宋以来，数年之间，夏军主力曾3次自此入寇。朝廷于泾州置帅设府，控扼关、陕，实在是明智之举。但是，宋军屡屡战败，损失惨重，士气不振，边地空虚，令人担忧。臣愿朝廷深鉴近弊，精择将佐之才，以充边地;对于新征士兵，当严格训练，未经训练不得守边，应以原来守边军队为主，加强防务。倘若一路兵力充足，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则夏军不敢轻举妄动，长驱入寇。”并提出5项措施。又奏请允准泾原等五州士兵营田，充实给养，增置弓箭手，加强边军装备等，皆获恩准。

王尧臣不仅谙悉西北边事，在庆历年间社会危机之时，还力主变革，为范仲淹的上书言变叫好，予以支持，又为范仲淹的几上几下表示不满，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抨击因循守旧势力，推动了庆历年间的变革，成为当世名士之一。

卸职陕西安抚使后，王尧臣以学士、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以张之、杜杞等十余人为副使、判官，组成新的“计省”班子。

自西北宋夏战争以来，宋廷财政支出日增，出现危机，虽然前任三司不断加征摊派，但仍入不敷出。王尧臣受命于危难之时，上疏仁宗：“如今天下国贫民困，陛下命臣主三司，臣愿竭尽全力，恳请陛下听臣便宜用事。”仁宗同意。王尧臣从全局出发，压缩日常费用，开源节流，根据缓急先后，废除一些苛捐杂税。又将三司中昏聩的副使、判官等15人全部罢免，更荐才贤者任职。经过调整，当年见效，财政入不敷出现象稍见好转。第二年，财政有余数十万，仁宗大喜过望。王尧臣却上书说：“臣之术不过如此，况且臣母年事已高，请解职供养。”仁宗允准，召拜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

权三司期间，内都知张永和曾建议仁宗，加收民房钱十分之三，用以军费专项开支。王尧臣坚决反对，并上奏仁宗，说：“此为衰世之事，只能引起民怨，引发民变。这正是唐德宗时爆发朱泚之乱的祸根，陛下不可不鉴。”张永和为谋私利，暗中派人贿赂王尧臣，要求三司同意并执行，王尧臣予以拒绝。度支副使林潍因畏惧张永和，曾附会其说，使论争迭起。王尧臣上奏仁宗，罢黜林潍，此事方息。

夔州(今四川奉节)转运使上疏请增盐井岁课，并言如此每年可收80余万缗，王尧臣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在西南加征于朝廷无利，只能让地方势力牟取厚利，于民只能招怨，甚或有不测之事发生。结果，加征之议否决。

王尧臣任职三司，多有谏言裁抑，因此得罪同僚，常有官员于仁宗面前谗言诋毁，只因仁宗信任不疑，未曾罪罚。王尧臣一如既往，坦然自若。退职后，仁宗曾亲往慰劳，称其为政有绩。王尧臣顿首称谢，说：“非臣之能，完全是陛下信用臣下的缘故。”

王尧臣去职服丧，服满还朝，复为学士、群牧使，迁右谏议大夫，再迁给事中，皇祐三年(1051)，以本官充枢密副使。是时，凡宗室、宦官、医师、乐工诸辈，莫不串通枢密以获恩幸，使朝中恩幸济济。王尧臣请奏定制，裁损滥幸，著为法令。由是小人怨恨，写匿名书信谗害王尧臣。王尧臣得书拜见仁宗，力请解机务。仁宗不以为疑，更是信任，认为王尧臣之辈方可称为忠臣。同时，急令有司追查陷害王尧臣之人。王尧臣闻知，甚是感动。

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今越南广渊)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声势浩大，危及宋朝西南地区。王尧臣力主平乱，并上疏请将广西宜州(今广西宜山)、容州(今广西容县)、邕州(今广西桂平)辟为路，以融、柳、象3州隶属于宜州，以白、高、窦、雷等12州隶属于容州，以钦、横、浔等5州隶属于邕州。若叛兵入寇，由三路会集各州县兵掩击。由经略安抚使坐镇桂州(今广西桂林)，统一指挥。同时，征运全、永、道3州粮米以充军饷，速调兵南遣。仁宗匆忙诏令狄青率兵南讨，大败侬军。

狄青凯旋，以军功见信。皇祐五年(1053)，升枢密使。对此，左司谏贾黯曾连连上疏表示反对，认为狄青以军功起于行伍，骤至枢密显职，有悖于先帝“兴文教，抑武事”的成规。狄青居功自傲，出言不逊，引起更多朝官不满。王尧臣亦曾对臣僚们说，自古以来，将帅起于微贱而暴至富贵，不能保其禄位、性命者，大有人在，可以引为鉴戒。狄青闻言，稍有沮畏。然而，终为众矢之的，不久便被罢知地方，忧郁而卒。

嘉祐元年(1056)三月，王尧臣拜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嘉祐三年(1058)，仁宗欲以王尧臣为枢密使，因当制学士胡宿反对未成，便进吏部侍郎。不久，王尧臣得疾居养。

嘉祐三年(1058)，王尧臣病卒。享年56岁。

临终前，王尧臣授其弟纯臣遗奏，劝仁宗皇帝早立嗣，皇子赵曙久养宫中，当为皇太子。仁宗闻言，忧伤不已，诏令辍朝一日，以示悼念，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安”。

元丰三年(1080)，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时人称誉王尧臣为人纯质，虽然贵显，但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其曾祖，官赠太傅;祖、父，赠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祖母、母，皆得封;妻丁氏，受封安康郡夫人。有二女，三子。长子同老，官至大理评事;次子周老，官至太常寺太祝，早卒;三子明老，官至大理评事。

王治心

王治心（1881-1968），名树声。吴兴县人。前清考入痒生。曾任东吴第三中学、华英学校、上海裨文女学、惠中女学等校国文教员。1913年至1918年间任基督教刊物《光华报》编辑。1921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国文和中国哲学教授,编辑《神学志》。1926年至1928年间任中华基督教文社主任编辑。1928年起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兼荣誉教授。1934年后应刘湛恩校长之请出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从沪江大学退休后回金陵神学院教授国文和教会史,主编《金陵神学志》。1957年退休。其后一直在北京居住。著有《孔子哲学》、《孟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帝观》、《道家哲学》、《墨子哲学》、《中国学术源流》、《基督徒之佛学研究》、《庄子研究及浅释》、《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三民主义研究大纲》、《中国学术概论》、《中国文化史类编》、《耶稣基督》(与朱维之合编)、《评基督抹杀论》(与范子美合编)等,为中国基督教界有较大影响的、多产的著述家之一。

乔治·艾略特

玛丽·安妮·“玛丽安”或“玛丽安”艾凡斯（Mary Anne“Mary Ann”Or“Marian” Evans，1819年11月22日－1880年12月22日），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国女小说家,原名玛丽·安·埃文斯。1819年11月22日生于沃里克郡,父亲是一个大庄园的代理人。1828至1835年,曾在宗教色彩很浓的学校学习,受福音派基督教的影响很深。她智力很高,通晓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拉丁语,熟悉英格兰中部地区方言。1841年,她随父亲迁居考文垂,结识了制造商、哲学家查尔斯·布雷,在其著作《基督教起源的调查》的影响下,她很快转变了宗教信仰,声明不再去教堂。1844年艾略特参与翻译德国学者D.F施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于1846年匿名发表。1850年她到伦敦,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助理编辑,并认识了著名记者、作家刘易斯,后与他公开同居。1854年7月,她翻译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以真名出版,并随即与刘易斯迁居德国。在魏玛和柏林期间,她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写过一些她最优秀的散文,翻译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在刘易斯的鼓励下,她将注意力从哲学转向小说,于1856年开始小说创作。写了三部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中篇小说:《阿莫斯牧师的悲惨命运》(1857)、《吉尔菲尔先生的爱情故事》(1858)和《珍尼特的悔悟》(1858),立即获得成功。这些小说起先在《布莱伍德杂志》上分期连载发表,后来又以乔治·艾略特的笔名集纳为《教区生活场景》重新出版(共2卷,1858)。

1859至1876年,她共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3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3卷,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共14部分,1862年7月至1863年8月)、 《费利克斯·霍尔特》(3卷,1866)、 《米德尔马奇》 (共8部分,1871—1872)和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但尼尔·狄隆达》(1876)。

艾略特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无韵诗剧《西班牙吉卜赛》(1868)、散文集《对西奥弗拉斯图斯其人的印象》(1879),以及由刘易斯编纂的《随笔及笔记点滴》(1884)等。

1878年刘易斯病故。1880年5月艾略特与比她小20岁的老友约翰·克罗斯正式结婚。同年12月22日于伦敦逝世。

亨利·詹姆斯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年4月15日—1916年2月28日），小说家。生于纽约市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父亲亨利和哥哥威廉都是哲学家,威廉还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父亲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世界公民”,1855年携眷去欧洲居住。1862年,詹姆斯进哈佛法学院攻读。他感到美国的环境束缚人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没有足够的题材可写,于是返回欧洲,在巴黎跟一些名作家结识,来往甚密。他于1876年定居伦敦,1911年获哈佛大学荣誉学位,1912年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1915年,他因对美国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满而愤然加入英国国籍。1916年,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英国政府授予他最高文职勋章。同年2月28日病故。

亨利·詹姆斯的创作习惯上被分为三个阶段。在早期,他是作为一个写国际题材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始人而名闻遐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德里克·赫德森》(1876)写一位美国雕塑家在罗马的坎坷经历。《一个美国人》(1877)通过对比美国和法国的道德准则,揭示了新旧两个世界的社会联系。《欧洲人》(1878)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波士顿乡村地区为背景,写两个放荡的欧洲人对表兄弟的影响。《黛西·密勒》(1879)是早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写一位美国少女在欧洲的厄运,揭示了欧洲的文雅风尚跟美国的粗犷风俗之间的冲突。《华盛顿广场》(1881)以美国本土为背景,刻画了美国人物。长篇小说《贵妇人画像》(1881)是詹姆斯的杰作之一,被评论家称作是他的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该小说写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伊莎贝尔跟几个欧洲人和流亡在外的美国人之间的纠葛,虽然写的是国际主题,但重点已移向剖析女主人公的思想意识,这表明作者在艺术上开始进行新的探索。这个时期的多数作品都写上层社会的高雅生活题材。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1897年是詹姆斯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虽然仍有作品写两种文化对比主题,但多数作品更富有英国色彩。长篇小说《波士顿人》(1886)以讽刺的笔触写波士顿的妇女解放运动。《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站在超脱者的立场上写一些革命者的故事和伦敦下层阶级生活。这两部小说驳斥了一些人的指责,说他不关心社会问题,没有能力写社会题材。另外,中篇小说《阿斯朋文稿》(1888)写一个评论家要把一个名诗人的信件弄到手的故事。《伦敦生活》(1889)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同时期,他还写了四部喜剧,但舞台演出都不成功。

詹姆斯第三个创作阶段开始的作品有《波因顿的珍藏品》(1897)、《梅西所知道的》(1897)、《未成熟的少年时代》(1899)等。长篇小说*《鸽翼》(1902)是另一部佳作,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纯真无邪的少女轻易委身于人而落入了欧洲人的陷阱,但她的忠贞爱情最后取得了胜利,得到了报答。*《专使》(1903)通过写一个美国巨富之家千方百计地要劝说“迷途忘返”的儿子回国的故事,揭示了作者对旧世界文化价值观念的看法。长篇小说《金碗》(1904)也是晚期的一部杰作。

在《贵妇人画像》出版以后,詹姆斯一度停止了写长篇小说,将他过去的小说编成十四卷于1883年出版。二十世纪初期,他经过修订出版了《全集》(1907-1917),共二十六卷。后来别人编辑出版了《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1921-23),共有三十五卷。六十年代又出版了他的《故事全集》(1962-67),分十二卷,收了一百一十二个短篇。

詹姆斯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为自己的作品撰写的多篇序言都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阐述了他对形象思维的过程、对一些艺术手法的看法,论述精辟,见解独树一帜。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在《小说的艺术》(1934)一书中。另外,他还写过许多篇论文,对英、美、法等国知名作家进行了透辟的论述,这方面的论文集有《法国诗人和小说家》(1878)、《一组不完整的画像》(1888)、《观感和评论》(1908)、《笔记与评论》(1921)等。

亨利·詹姆斯是一位多面手作家,一生卷帙浩繁,成就卓著,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绥拉菲靡维奇

亚历山大·绥拉菲靡维奇·波波夫（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Попо́в，1863年1月7日—1949年1月19日），苏联俄罗斯作家。原姓波波夫。生于顿河一哥萨克军人家庭。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曾因起草革命宣言被捕、流放。1890年获释,获释后在顿河地区从事新闻工作。1902年迁居莫斯科,同年与高尔基相识,并成为挚友。流放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01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早期作品(短篇小说《在冰块上》、《扳道工》、《冰雪荒漠》等)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和1905年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1902年起成了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的经常的撰稿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创作了中篇小说《沙滩》(1908)、《耗子王国》 (1912)和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12)。十月革命爆发后,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1918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期间一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写了大量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20、30年代曾先后主持莫斯科市苏维埃宣传鼓动部工作,领导《创作》和《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1924年发表著名长篇小说《铁流》,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红军队伍的英勇斗争。作者以浪漫主义笔触表现了一个铁一般坚强的革命集体的形成过程,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1943年获得苏联国家奖。

都穆

都穆（1458—1525），明代大臣、金石学家、藏书家，诗文家、学者。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元敬，一作玄敬,号南濠先生。印之子。七岁能诗,及长览群籍,清修博学。嗜金石,善书法,孜孜不倦,至老弥坚,为时所重。弘治八年(1495)举人,弘治己未(1499年)进士，历礼部主客郎中，加太仆少卿。其父都邛即为笔记小说作家。都穆以学问该博,用意精勤知名于时。虽不以诗文著称,但于诗学颇为留意,所著《南濠诗话》在七子诗派兴起之前较有影响。奉使至秦中，访其山川形势故宫遗壤，作《西游记》，搜访金石遗文，摹拓缮写，作《金薤琳琅》。归老之日，斋居萧索，日事探讨，或至乏食，辄笑曰：“天壤间当不令都生饿死。”吴门有娶妇者，夜风雨大至，灭烛，遍乞火无应者，杂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叩其门，果得火，其老而好学如此。《边华泉集》有送都玄敬诗云：“才高怜晚达，十载尚为郎。书买黄金尽，愁添白发长。夏曹分武库，秋殿别文昌。木脱霜皋冷，何人共采芳。”文嘉《何水部集》跋：“杨、祝、都、唐每得一异书，则争相夸示以为乐，故其所成皆卓然名世。”著有《谈纂》、《周易考异》、《史外类抄》、《壬午功臣爵赏录》、《寓意编》、《南濠诗略》等。藏印“乙卯举人己未进士”。

贝托尔特

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ertolt Brecht，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德国剧作家、诗人和戏剧活动家。出生在奥格斯堡一个工厂主家庭,1917年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不久应征参加战地医疗工作。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斗争,被选为奥格斯堡士兵委员会委员。布莱希特早在1914年就在刊物上发表诗歌,20年代初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922年发表剧本《夜半鼓声》,获得克莱斯特奖金。1923年任慕尼黑剧院导演和艺术顾问,1924年任柏林德国剧院艺术顾问。布莱希特于20年代中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法西斯上台以后,布莱希特流亡国外,先后留居丹麦(1933～1939)、瑞典(1940)和美国(1941～194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于1948年返回民主德国。1949年与夫人海伦娜·韦格尔一起创建柏林剧团,并且领导该团的活动,先后到欧洲许多国家去演出。布莱希特于1951年获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金,1954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奖金。

布莱希特的早期创作(剧本《巴阿尔》,1918;《半夜鼓声》,1922;《在城市的丛林里》,1924;诗集《家庭必读》,1927)受到毕希内尔,斯特林堡、兰波等人多方面的影响,同时充满表现派的人道主义精神。从20年代中期起,布莱希特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待现实,使自己的创作获得了科学的认识论作基础,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他在剧本《三分钱歌剧》(1928)以及后来改写的《三分钱小说》(1934)中用夸张的形式揭示了刑事犯罪与“诚实”交易之间的血缘关系。话剧《屠宰场的圣约翰娜》(1930)嘲讽了企图靠着道德说教来改造现实的天真幻想。 《措施》(1930)以及根据高尔基的著名小说《母亲》改编的剧本(1932)首次直接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国外流亡的年代是布莱希特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在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剧本,形成了完整的戏剧体系。独幕组剧《第三帝国的恐怖和灾难》(1935～1938)以尖锐的戏剧冲突和深刻的社会心理分析,表现了鲜明的反法西斯的主题。《伽利略传》(1938～1939)一剧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因支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遭受教会迫害的史实为题材,反映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的斗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一剧取材于格里闵豪生的小说《女骗子和流浪者大胆妈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问世,提醒普通人莫要寄幻想于法西斯军国主义,防止上当受骗。《四川的好人》(1940)、《蓬蒂拉老爷和他的仆人马狄》(1940)、《阿图罗·魏的有限发迹》(1941)、《高加索灰阑记》(1945)等剧本也都是布莱希特的名著,充分体现了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

布莱希特在战后又写了反映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公社的日子》(1948～1949)等剧本,同时总结了自己多年戏剧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探索,写成了《戏剧小工具篇》(1948)等理论著作。他那种独特的戏剧理论和表演方法,不同于通常的戏剧体系,被称之为“叙事剧”,在20世纪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布莱希特把戏剧看成是一种讲述的方法,使观众处于旁观者的地位,积极运用理智,对剧中人物、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演员不必完全化入角色,而要时时注意自己是在演戏;观众要同舞台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脱剧情,时时注意自己是在看戏。布莱希特把这叫作“间离”效果,就是企图引导观众站在时代先进思想的高度,对剧情进行积极思考,得出合理的判断,从而提高观众分析和辨别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他并且为此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表演方法。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是他的文艺观的集中体现,也丰富了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他的诗歌也不以感情取胜,而直接诉诸读者的理性,启发读者积极思考,具有革命启蒙教诲的特点。主要诗集有《歌集》(1934)、《斯文堡诗集》(1939)、《诗百首》(1955)等。小说有长篇《尤利乌斯·凯撒》(40年代开始写作,没有完成)、短篇《历书里的故事》(1948)等。

布莱希特一生的创作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他非常推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矛盾论》的启发下称自己的叙事剧为“辩证剧”。他的一些剧作和诗歌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或借鉴它的表现手法;他的戏剧理论也受到中国京剧表演体系的某些影响。

王九思

王九思(1468～1551)，明代诗文作家。戏曲作家。字敬夫，号渼陂。鄠县(今属陕西)人。弘治九年(1497)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正德四年(1509)调为吏部文选主事，年内升为郎中。同年秋，坐刘瑾党，贬为寿州同知。次年勒令其致仕。壮年废弃，无所发遣，因而寄情诗、曲。他与康海同里同官，同坐刘瑾党放逐，所以感情比较投合，相与过从甚密，征歌度曲，以相娱乐。84岁方卒。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杜甫游春》、散曲《碧山乐府》等。

其诗内容较为广泛。一是能接触一些社会问题，如《卖儿行》、《马嵬废庙行》、《孤儿吟》，或叙村媪卖儿之惨状，或述寺人气焰之嚣张，或写官僚之间世态之炎凉。二是表现自己仕途失意的满腹牢骚，如抒怀诗《秋夜》：“容易悲摇落，天涯逐旧臣。”咏史诗《朱仙镇谒岳王庙》：“相权操白刃，谗口叹青蝇。”三是描写自己致仕后征歌度曲的风流生活。如《对山草堂宴集》：“对客辄弄笛，平生桓叔夏。花时携妓游，岂让东山谢。满溪花正香，何必黄四娘。雪儿歌杨柳，花奴行玉觞。斜阳挂远树，勿用伤迟暮。”无论是揭露，牢骚，还是欢乐，都有些真情实感，能见其人的性格风貌。他富有才情，较好的诗都能写得秀美圆润，恰如顾起纶《国雅》所说：“王敬夫才隽思逸，锐于绮丽，譬之湖外碧草，海东红云，流彩夺目。”他也有些诗模拟痕迹较重，如《杂诗》是汉魏诗之膺鼎，《秋兴》诗是杜甫诗的仿制，不足为训。他也善文，如《登峨山诗序》首写作诗者梦游峨山，次写其真游峨山，最后写作序者看其诗亦堕入梦游之中，首尾呼应，层次分明，较生动地道出作序的意蕴。

王九思的杂剧《杜甫游春》描写杜甫春天闲游长安的感受，剧中痛责了奸相李林甫的罪恶，揭露了“昏子谜做三公”的荒唐现实，下决心拒绝征召，乘槎渡海，去过隐居生活。杜甫实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是借杜甫之口，倾吐自己的愤懑。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认为剧中李林甫影射李东阳，可备一说。王九思还有一折杂剧《中山狼》，明代单本杂剧一般认为从它始，该剧主题与康海《中山狼》相类似。他还善写散曲，一般也写得秀丽雄爽。但有时曲作过于粗豪，精思不足。这恰能显示其创作个性。其散曲成就优于康海。

郭澄清

郭澄清（1931年11月22日-1989年8月10日），当代作家。1931年11月22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郭皋村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时代就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1947年中学毕业后,做小学教员。1948年参加山东省教育研究会,同年加入青年团,并参加了解放济南的战斗。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在宁津县的一些中小学担任过领导工作。1957年任《宁津日报》总编辑兼县广播站站长。1959年任《宁津文艺》主编,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在此期间还担任了县、社党的基层干部,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1952年开始写作,1955年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郭大强》。他是个创作刻苦、勤奋、有成就的作家。二十多年来,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百多篇散文、报告文学;三百多首诗歌、民谣;中篇、长篇小说各一部。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社迷》(1963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公社的人们》(1965年,作家出版社)、《小八将》(1966年,中国儿童出版社)和中篇小说《社迷传》(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些集子包括了他几十篇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充沛的热情,朴实的笔调,明快的语言,着力刻划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欣欣向荣,丰富多采的绚丽画面。《大刀记》(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三卷集的长篇小说,一九七二年开始创作。小说通过对八路军一支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战斗经历的生动描述,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描绘了广阔的生活画面,热情歌颂了我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作品在艺术表现和风格上也具有特色。已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197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编选的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1989年8月10日因病在济南逝世。

曹端

曹端（1376—1434年）明理学家。字正夫，号月川，渑池(今河南渑池)人。永乐举人。任霍州学正，莆州学正。生于明太祖洪武九年，卒于宣宗宣德九年。举永乐间乡试，授山西霍州学正，转蒲州学正。曾师事马子才、彭宗古。后弃科举之途，潜心理学。其学“不由师传”而多自得，宗程、朱，清人谓“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推为明初理学之冠。伦理思想提出“性”为万物之本，“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认为“太极”是“理”之别名，反对以“太极”为“气”之说。以为“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底大路”，以为四书虽是“载道之器”，“终当弃之以寻真，不可徒诵说焉”。从维护儒学正统出发，排斥佛老。谓佛学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他还强调道德的践履力行，谓之“人之为学”，须是务实，做到日用常行中保持虚静、无欲，使人摆脱物欲之累，其本心便明觉自悟，体认天理。重视培养勤、虚心、恭敬、不怨不尤、礼等道德风尚，谓“勤三一字，是千古作圣的单方”，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这忧勤惕励之心，须臾毫忽，不敢自逸。主张要“以虚心为本”、“人能恭敬、则心便开明”，“学到不怨不尤处，胸中多少洒落明莹，真如光风霁月，无一点私累。”以仁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以安仁守仁为圣贤之理想。

其学“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之大路’”(《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治学路径与程颐、朱熹不相类，而与程颢、陆九渊接近。提出“圣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之心，无一物不欲其生。圣人之心，无一人不欲其善”，“人之所以可与天地参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躯壳中一块血气”(《语录》)。又主“理驭气”说，认爲“天地间凡有形象、声气、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则无形象之可见，无声气之可闻，无方所之可指，而实充塞天地，贯彻古今，大孰加焉”(同上)。主张性即理，说“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存焉。性即理也”(《曹月川集·存疑录序》)。提倡“天理存亡，祇在一息之间”，“人欲肆而天理亡”(《语录》)。强调天理、人欲的差别，在于“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与不勿之间而已。自是而反，则爲天理。 自是而流，则爲人欲”，提倡“无欲便觉自在”(同上)。倡明孔顔乐处，说：“孔、顔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顔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同上)。强调“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底大路”，但又认爲“《六经》、《四书》圣人之糟粕也，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寻真”(同上)，反对专泥于书册。反对佛老，指斥“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爲道，非率性之道”(《明史·曹端传》)。重视务实，认爲“人之爲学，须是务实，乃能有进，若这裹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过那裹不得” (《语录》)。著作有 《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太极图西铭通书解》、《家规辑略》、《存疑录》、《夜行烛》、《儒宗统谱》、《月川语录》、《曹月川集》等，另有明万曆刊本李祯所编《曹正学先生言行录》、孟化鲤所编《月川曹先生粹录》。

哈雷特·阿班

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1884年9月15日－1955年11月28日），又译为亚朋德，生于美国波特兰，斯坦福大学三年肄业，入新闻行业。1926年来到中国，1941年离开。1929年之后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与中国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著述颇丰，作品包括《华尔传》、《苦难中国》、《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民国采访战》、《我的中国岁月》等。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留在上海坚持报道，遭日本人暗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日本人驱逐出中国。1955年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Sonora。

考夫卡

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生于1886年3月18日，逝于1941年11月22日），德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柏林,很早就对科学和哲学发生兴趣,就学于柏林大学,1909年在斯图姆夫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11年被任命为吉森大学讲师,1918年任该校教授,一直工作到1924年。从1910年起与韦尔泰墨、柯勒共同研究,创建了格式塔心理学派,并开始了一系列的知觉、思维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心理现象不能解释为各种元素的相加,各元素只能从整体中获得其意义,人们感知的是复杂的整体,而不是整体的组成元素。考夫卡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系统编纂者,1921年发表了《心理的发展原理》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精神病院从事脑损伤和失语症病人的研究工作,1921年他与韦尔泰墨和柯勒共同创办《心理学研究》杂志,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1922年向美国心理学界发表《知觉:格式塔学说引论》。1924年开始到美国访问讲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后在威斯康星任访问教授,1927年被任命为史密斯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41年逝世。1935年发表其重要著作《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考夫卡认为,格式塔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具有一种全面性,可以应用到儿童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人类学、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他在德国和美国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格式塔理论获得了巨大成功,在美学研究中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性,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出版的《艺术心理学问题》一书成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经典著作。他认为,艺术作品都是一个完整的格式塔,其内部诸方面的平衡和位置是由整体的要求来决定的,局部离开它的整体就会失去其价值和特征,艺术品的魅力来自它的结构。艺术心理学就是要研究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艺术创作的要求,研究艺术家的心理结构,研究艺术欣赏中欣赏者的心理结构和生理机制。考夫卡对美学的研究确立了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直接为后来的格式塔派美学家们所继承和发展。

柯琴

柯琴（1662年～1735年），清代医学家。字韵伯,号仙峰,一说似峰。原浙江慈溪人,后迁居江苏常熟。他喜欢闭门读书,博学多才,能诗,善于古文辞。明亡后专心于医学。对《内经》、《伤寒论》颇有研究。撰有《伤寒论注》,用六经方证分立篇名,重加排编,每经先以脉证为总纲,再立一主治方证,而各以类从,使成系统。并将《伤寒论》逐条注释、补正方,喻诸家的谬误。这种以类分方的方法研究和编注《伤寒论》,更使辨证论治法则切于实用和易于遵循。他还根据《内经》理论,阐述张仲景的学说,主张六经分证不应仅限于伤寒一科,杂病亦应包括在内。所以,他是继王好古(元)之后采用六经分类归纳某些杂证并有较独特见解的医学家,对后世医学有很大影响。叶桂为其书作序时指出:“韵伯之注疏,透澈详明可谓精而不乱,予深得其味。”他在《伤寒来苏集》(即他写的《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伤寒论注》三本书的合称)自序中写道:著书固难,而注疏更难。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者有之。”“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须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见于语言文字之外”。可见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他的《伤寒论注来苏集》在伤寒著作中颇有影响。另著有《内经合璧》,已佚。

柳田国男

柳田国男（1875年7月31日-1962年8月8日），日本民俗学家、日本民俗学创始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东郡田原村辻川(现在的神崎郡福崎町辻川)。1897年9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学习农政学。毕业后在农商务省农务局农政课任职。1900—1904年在早稻田大学兼授农政学课程。而后又任过贵族院书记官长及东京朝日新闻社的社论撰写人等。后辞去一切官职,专门从事日本民俗学研究。1909、1910年柳田相继发表了《后狩词记》、《石神问答》和《远野物语》三本著作,在日本学界产生极大影响。被称作是日本民俗学“最初的书”,并被莫斯译成英文。1910年柳田国男与木村修三、新渡户稻造、石黑忠笃等人联合组织了“乡土会”。1913年与高木敏雄创办了月刊杂志《乡土研究》。1925年与冈正雄、石田千之助等人合办双月刊《民族》杂志。1927年出版《蜗牛考》,书中以“蜗牛”一词方言的分布为例,阐明了他的“方言周圈论”理论,明确提出了通过地方差异探索时代差异的民俗学方法。这种方法应用到其他民俗事象研究上就形成了“文化周圈论”。柳田国男用这种方法研究、解释日本文化从中央向地方散布影响的历史过程。柳田国男倡导的另一民俗学方法——“重出立证法”对日本民俗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柳田民俗学”时代占居统治地位的民俗学研究方法。1933年9月起,柳田国男每月二个星期四上午在自己家中讲授《民间传承论》,持续十数年之久。为普及、交流民俗学知识,培养日本民俗研究队伍,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柳田国男倡议开办了民俗学讲习会。同时建立了全国性联络机构“民间传承之会”,即日本民俗学会的前身。在日本民俗学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柳田国男又于1947年3月主持成立了民俗研究所。柳田国男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民俗学活动,形成了日本民俗学的中心,以至于本世纪初至60年代被人们称作“柳田民俗学时期”。这一阶段的日本民俗学被评价为有以下特点:①注重对日本国内的研究;②资料搜集与研究均以农村为中心;③注重日本文化中未受外来文化影响部分的研究;④研究方法注重比较研究,理论中心为“文化周圈论”和“重出立证法”。柳田国男著有《定本柳田国男集》,共31卷,另有别册5卷。后世的日本民俗学者在继续日本民俗学发展的同时,开展了柳田国男研究。一些民俗学者在肯定柳田氏对日本民俗学的卓越贡献之后,从方法论、研究对象等角度对其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并有新的开拓。

行策截流

截流大师（1626-1682），清代高僧，中国净土宗第十代祖师。法名行策，字截流，俗姓蒋，父名全昌，是江苏宜兴有名的儒门老匠，与憨山老人德清法师为方外之交。憨山老人圆寂后3年，即明朝天启6年的一个晚上，蒋全昌梦见憨山老人进门，梦醒即生了儿子，因而为大师起名梦憨。大师长大之后，父母就相继去世。大师从此有了出世的念头。

到23岁那年，大师到武林理安寺，在箸庵问公座下出家。从此5年之内，胁不沾席，昼夜不卧，刻苦精修，终于顿悟佛法渊源。问公坐化之后，大师迁居报国寺。遇到同参僧人息庵瑛师，劝他修行净业。又遇到钱塘樵石法师，引导大师阅读天台宗教义。此后他们同入净室，修行法华三昧，使本来具有的大智慧即时通明，大彻大悟。清朝康熙2年，大师在杭州法华山、西溪河中的小岛上结庵，专修净业，并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为莲庵。康熙九年，大师迁居虞山普仁寺，兴办莲社，倡导净宗，出家在家的佛门弟子，都尊大师为修行导师。大师手著《莲藏集》、《净土法语》等书，印行于世，著名的《劝发真信文》就出自大师之手。原文如下：

“念佛三昧，其来尚矣。虽曰功高易进，而末世行人，罕获灵验。良由信愿不专，未能导其善行，以要归净土故也，今既广邀善侣，同修净因，若非谛审发心，宁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预斯法会者，须具真实信心，苟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正眼观之，较他一阐提旃陀罗辈，仅差一步耳。如是信心，岂为真实。所谓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觉性无二。我虽昏迷倒惑，觉性未曾失。我虽积劫轮转，觉性未曾动。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性虽无二，位乃天渊，若不专念彼佛，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所谓法身流转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矣。次要信得我虽障深业重，久居苦域，是弥陀心内之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刹之外，是我心内之佛。既是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如磁石吸铁，无可疑者。所谓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也。具如上真信者，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何况持斋秉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供养三宝，种种善行，岂不足充净土资粮?”唯其信处不真，遂乃沦于有漏。故今修行，别无要术，但于二六时中，加此三种真信，则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参考译文如下：

“念佛法门，确是高超。只是虽说功德高，易修进，而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却很少获得灵验。这是因为信愿不专，不能引导修行，往生净土。现在我们既已广集善侣，同修净业胜因，若不能认真检查自己的发心，又怎能知道跑出苦海的要道。凡是与我们同志的人，参加这个法会，必须具备真实的信心，如果没有真信，尽管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能是个世间善人，来生到善处享受福乐。在受乐时，同时造业，既造下业，必堕苦处。以正眼观看，他与善根断决的大恶人相比，只是迟了一步而已。这样的信心，怎会是真信。所谓真信，第一要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佛，弥陀是已成佛，觉悟的本性是一样。我虽然昏沉、颠倒、迷惑，但是觉悟的本性不失，我虽然积劫轮转六道，但是觉悟的本性不动。所以说一念回光，便同本得，原来还是在这里。第二要信我只是个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本性虽然无二，地位却有天渊之别。假使不专念弥陀，求生净土，必定要随自己业力流转，受无量苦。这就叫作法身流转五道，不是佛，而是众生。第三要信我虽然障深业重，久久住在苦域，却是弥陀心内的众生，弥陀虽然万德庄严，又远在十万亿刹之外，却是我心中的佛，既是心的本性一样，自然就能感应道交，好比磁石吸铁，无需怀疑，所以才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

若能具有以上真信的人，虽一毫之善，一丝之福，都能回向西方，庄严净土。更别说持斋、受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供养三宝，种种善行，又何尝不是净土资粮。只有信不真，才沉沦于有漏的三界。所以我们今天修行，没有别的窍门，但能在昼夜二六时中，增加自己这三种真信，自然就一言一行一念。都功夫不会白费。”

大师又曾精进佛七，作文开示众人如下：

“七日持名，贵在一心不乱，无间无杂，非必以快念多念为胜也，但不缓不急，密密持去，使心中一句佛号，历历分明。著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句洪名，绵密不断，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乱，亦不沉没，如是持名，可谓事上能一心精进者矣。

若能体究万法皆如，无有二相。所谓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净秽不二，苦乐不二，欣厌不二，取舍不二，菩提烦恼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诸二法，皆同一相，一道清净，不用勉强差排，但自如实体究，体究之极，与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吃饭，总是三昧。嬉笑怒骂，无非佛事，一心乱心，终成戏论，二六时中，觅毫发许异相不可得也。如是了达，方是真正学道人，一心精进持名也。前一心似难而易，后一心似易而难。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后一心者，上品可阶，然此两种一心，皆是博地凡夫边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学，同堂缁素，各须勤策身心，近则七日内，远则一生中，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纵不克证，为因亦强，华宫托品，必不在中下矣。”参考译文如下：

“七日持名念佛，贵在一心不乱，无间无杂，并不是念的越快越多越好。但能不缓不急，绵绵密密的持执，使心中一句佛号，历历分明。穿衣吃饭，行往坐卧，一句洪名，始终绵密不断，就像自己的呼吸一样，既不散乱，又不沉没。这样持名，称得上是事一心精进。

如果能体究万法一如，没有二相，也就是说，众生与佛不二，自己与他人不二，依报与正报不二，因果不二，净秽不二，苦乐不二，忻求与厌恶不二，取舍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生死与涅槃不二。以上相对的二法，都是同一相的，是一道清净，不用勉强差排，但要自己如实体究。体究到极点，自会与自己本心忽然契合。这时才知道，穿衣吃饭，都是三昧。嘻笑怒骂，都是佛事。一心乱心，都是戏说。昼夜二六时中，一毫发的异相也寻觅不到。能这样了达，才称得上是真正学道人，是一心精进持名的。

前一个一心似难实易，后一个一心似易实难。但能达到前一个一心，必能往生。又能兼达后一个一心的，定生上品。然而这两种一心，都是博地凡夫可以做到的事。凡是有心的众生，都可修学。我们同堂的僧俗同修，必须各人勤策身心，近在七日内，远在一生中，常修这样的信和行，纵然不能证悟，但是种的善因纯正坚强，此后莲华宫内托生的品位，必定不在中下。”

大师在普仁寺13年，至康熙21年7月9日去世，寿55岁。当时有个叫孙翰臣的人，还有一个姓吴的年轻人，两人同时病死，一天一夜后又同时复苏。分别对他们的亲人说：“被阴间冥司勾去，拴在阎罗殿下，黑暗中忽然见到光明照耀天地，香花弥漫空中，缤纷而降。阎罗王伏地礼敬，迎送往生净土的大宗师。”人问大宗师是谁?他们说：“看见是截流大师。正是因为得到大师的光明照耀，才被阎王放回人间。

德清

德清（1546年11月15日－1623年1月15日），明代禅宗临济宗僧人。云谷法会弟子。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据《憨山老人梦游集》所附吴应宾、钱谦益所撰《塔铭》、《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续灯存稿》卷一二等载，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世称“憨山德清”。全椒(今属安徽)人。十二岁时投报恩寺西林永宁法师诵习经论，兼修儒学。十九岁至栖霞山，从云谷法会受学禅法。又从无极明信受具足戒，听明信讲《华严玄谈》，受净土念佛法门。二十六岁起游历各方名山。万历元年(1573)，游五台山，因见憨山秀丽，遂以此为号。十一年，住东海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十四年，神宗敕将大藏经十五部颁赐天下名山，太后特赐牢山一部，并兴建海印寺，请德清住持。二十三年，神宗不满于皇太后为佛事而耗费巨资，借口迁罪于德清，以“私修”寺庙罪投入监狱，后充军广东雷州。二十八年，受请住曹溪宝林寺，弘扬禅宗。四十二年，遇赦，还僧服。此后，于庐山创建法云寺，修净土念佛。示寂于曹溪。谥号“弘觉禅师”。弟子有福善、通炯等。佛教思想主张禅教融合一致，反对因禅宗而非教门，认为，“佛祖一心，教禅一致。宗门教外别传，非离心外，别有一法可传，只是要人离却语言文字，单悟言外之旨耳。”提倡禅净双修，认为，“念佛即是参禅，参禅乃生净土”，百千法门“其最要者，为参禅、念佛而已”。著有《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法华经通义》七卷、《圆觉经直解》二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观楞严经记》八卷、《金刚经决疑》一卷、《般若经直说》一卷、《肇论略注》六卷、《性相通说》二卷、《春秋左氏心法》一卷、《憨山绪言》一卷，以及《梦游诗集》、《曹溪通志》等。上述著作由弟子汇编为《憨山老人梦游集》五十五卷。

王执中

王执中(约1140—1207)，字叔权，南宋东嘉(今瑞安)人。著名医家。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初任从政郎、将作丞等京官，不久外调，历任澧州(今湖南常州)、峡州(今湖北宜昌)教授。王氏为官清廉，不媚权贵，毕生致力于针灸医学研究，写成闻名中外、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医学专著《针灸资生经》。王氏从小体弱多病，饱受疾患的折磨。在治病过程中，他逐渐接触医学知识，并对针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除了学习应付科考外，他利用空余时间，认真研读《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针灸甲乙经》等典籍。北宋著名医家王惟一曾编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并由宋仁宗钦定而颁发天下，此书共分上、中、下三卷，被当时的医学界奉为经典。王氏熟读该书，并根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标穴位，每天坚持给自己扎针治疗。为了验证《内经》中“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之说，他不顾疼痛，反复在自己的身体上试针，最后逐渐摸索到所谓“气至”之要领。

王执中考中进士后，一直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医官院及其所属的医学堂。宋代对医学教育相当重视，医学堂分为十三科，有方脉科、针科、疡科等，各地选拔来的学生，须在此学习三年以上，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在朝廷当医官。由于平日里常来常往，王执中与院使、太医等都成了老相识，尤其是那些在针科里学针灸的学生们，都把他当成医官院的太医。在京城为官的这些年，他除了频频光顾医官院，向学有专长的太医们虚心求教、博采众长外，还集思广益，凡是市医、乡人、僧道及药铺掌柜，只要听说对方有一技之长的，都会亲往拜访，留心吸取其经验。对于一些民间秘术、土法、偏方，只要试之有效，他也一一兼收并采，奉为至宝。

南宋嘉定元年(1208)，王执中在澧州任州学教授时，完成了自己的医学专著《针灸资生经》。该书共7卷，约15万字，所载腧穴365个，附腧穴图46幅，书中对这些穴位的名称、取穴方法、体表定位、进针深浅及注意事项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与详细说明。在《针灸资生经》问世之前，宋仁宗钦定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被医学界奉为经典而不可逾越。但身为官员的王执中撰写此书时，却大胆地删除《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部分繁复的内容，并进而订正其中某些不当之处。如对其“同身寸”的取穴标准，就提出了更改意见，他指出“寸”的长度要因人的身材高矮而异，此说更具科学性，所以一直为后人针灸临床沿用而不废。他还搜录经自己临床实践证明有显著效应的奇穴37个，至今仍有部分为医学界临床所应用，可见他治学的科学精神影响之深远。

王执中一贯推崇“针灸并重，针药兼施”的观点，主张因病而宜，综合施治，认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亦非良医也。”他很注重灸法，书中对灸法的处方配穴、体位选择、艾炷大小、施灸顺序，以及对于灸后护理，如饮食调养、清洗灸疮、灸后促进灸疮化解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可谓集宋之前艾灸治疗之大成。王氏还十分重视对民间疗法的收集，提倡采用一些民间土法、经方治病。他的医学著作除《针灸资生经》外，还有《即效方》一书，其内容大部分是从民间搜集，经过反复试用而有疗效的验方。如以煅牡蛎、炮干姜为末，用赤土涂阴肿;用瓦片烧红投醋水，纸包热罨来治心腹痛不可忍者等。他还收录了宋之前《陆氏续集验方》《玉道单方》《灵兰秘典》《难经疏》《耆域方》等古籍中的验方。现在，以上古籍虽已失传，但经王氏收录的部分精华，却依然保留下来，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