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俄国作家。出生于图拉一个名门望族之家。自幼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后转入法律系，由于无心学习，1847年退学回到出生地雅斯纳亚·波良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50年代曾志愿在高加索地区服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在高加索地区时开始写作。先后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的《童年》(1852)、《少年》(1852—1854)年《青年》(1855—1857)，表现了主人公在道德内省中成长的经历。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使他在文学界中有了名气。由于思想艺术方面的分歧，1859年与《现代人》杂志分裂。这一时期他还写下了《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家庭幸福》(1858—1859)、《哥萨克》(1853—1863)等社会生活小说。这些创作已经显示出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心灵辩证法”和道德净化思想。

60年代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会状况使托尔斯泰内心矛盾重重，一度中断创作。他在农村开办学校，并在改革时期当过地主与农奴纠纷的调解人，后来因此招来麻烦，最后关闭了他所办的学校。

1862年9月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由于社会形势渐趋平稳，他逐渐克服了内心危机，恢复了写作。从1863年起花了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部宏伟的史诗般著作展示了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阔场景，他把大量取自真人实事的生活素材编织到巨大的历史事件中，对材料以及人物形象的处理表现出惊人的客观和准确。他在主要人物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祖霍夫身上表现出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不倦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探索，特别是女主人公娜塔莎形象的塑造更显示了他作为艺术大师的卓越艺术才能。小说肯定和赞颂人民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

70年代完成的《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另一部重要代表作，它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资产阶级的兴起与贵族阶层的没落，贵族家庭关系的解体和道德水准的下降。这部小说是社会分析、道德评价与事件描写结合得比较完满的长篇巨作。但小说流露出悲观情绪和宿命论思想，主人公的道德与精神有严重缺陷，他们所思考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这些因素又直接造成了他们精神或肉体上的悲剧。

70年代初开始托尔斯泰又进入另一次精神危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期。思考的结果使他最终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中表达了他对旧制度、教会以及贵族阶级生活方式的猛烈抨击。但是同时他又宣扬勿以恶抗暴，用道德净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他厌弃自己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并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上书请求赦免政治犯，访问贫民窟，救济灾民，保护受教会迫害的信徒，后来还对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者寄予同情。90年代发表《论饥荒》(1891)等许多政治、宗教论著，触怒了当局和教会。后来由于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的发表，东正教会于1901年宣布革除他的教籍，但他不改初衷，仍然我行我素。

晚期的托尔斯泰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就，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活尸》(1911)等，表达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不以恶抗暴的思想，但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谢尔盖神父》、《舞会以后》(均死后发表)是他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作品，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表现精神的觉醒。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他以贵族聂赫留道夫对青年时犯下罪过的忏悔和对以往经历的反省归纳出作家本人的思想主张和救世说教。小说忏悔和说教的比重过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

思想转变后的托尔斯泰几次想弃家出走，这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有所反映。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秘密出走，途中患病，不久病逝。

托尔斯泰被誉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座顶峰，成为世界艺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施琅

施琅（1621年—1696年），清初将领。字尊侯，号琢玉，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大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随芝龙降清，隶属汉军镶黄旗，后为郑成功所俘，以计得脱。康熙元年(1662)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封为左都督，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他治军严整，通阵法，善水战，熟悉海情和风候。力主收复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商讨对待台湾郑氏政权的方略，他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陈述了进取台湾的意见，并具体提出了先取澎湖、直捣台湾的作战计划。得到康熙帝的支持。随即训练水师，进行准备。翌年率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自厦门出发，舍身忘死，身先士卒，攻占澎湖。接着对台湾发动强大的招抚攻势，释放俘虏，表示虽然其父和弟弟是被郑氏杀害的，但为了国事，不计私仇，促使郑氏政权顺应历史潮流，决定“请求内助”。于是他率水师于鹿耳门(今台湾台南西北)登陆，击败郑克爽，统一台湾。他祭祀“开台烈祖”郑成功，发布《谕台湾以安民生计》和《严禁犒师示》等告示，博取台湾民众之心。又以“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力排李光地等人“迁其人而弃其地”的放弃台湾的主张，向康熙帝上疏指出：“台湾在我国海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经济上亦有无限发展前途。荷兰殖民者(“红毛”)对台湾“无时不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成为中国百年大患。因此“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永固边疆”。建议在台湾驻兵屯守，以备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并建议清廷加强对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建设。清廷采纳其建议，设置台湾府，派兵一万驻守台湾，使台湾完全统一于清朝统治之下。著有《靖海纪事》。

王献唐

王献唐（1896.09.24～1960.11.16） 学者、金石学家、现代考古学家。名琯，以字行，号凤笙，日照人。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1929年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齐鲁大学讲师。1937年抗战爆发后去四川，任山东大学教授、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1948年返鲁，复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国史馆纂修。1949年后，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主省立图书馆期间，为搜集、保护山东文物、图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搜集整理郝懿行、许瀚等山左学者已散佚的部分手稿，汇编成《山东先哲丛书》出版。通过他的努力，聊城海源阁一批宋元古籍珍本，吴式芬、陈介祺的藏器及拓本。黄县丁家的大量青铜器，马国翰的千余枚古泉精品、熹平石经和大量的玺印、封泥、汉画像石等珍贵文物，得为省立图书馆金石保存所所收藏。抗战爆发后，为免遭日本人劫掠，亲自将图书馆的珍贵文物古籍辗转运往四川乐山，使一大批齐鲁文萃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王氏对于现代考古学在山东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参与山东古迹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促成城子崖、两城镇、安上村的田野考古发掘及山东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王氏长于金石、音韵及版本目录之学。一生勤于著述，学术观点大胆新颖，论证说理细密周详，身后遗稿数百万言，早年刊行的有《公孙龙子悬解》（1925）、《两汉印帚》（1933）、《邹滕古陶文字》（1934）、《临淄封泥文字》（1936）、《黄县㠱器》（1960）等。其大部分遗著，由齐鲁书社辑为《王献唐遗书》陆续出版。其中已出版的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五灯精舍印话》《山东古国考》《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等。

戚继光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山东登州人。世代将门之后，元末，其六世祖戚祥从朱元璋首义，转战南北，征云南时阵亡。朝廷追念其功，授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五传至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文武全才，且为人正直，作官清廉，这些都对戚继光有很大影响。戚继光自幼聪明勇敢，尤喜玩军事游戏，他立志长大后当一名文武兼备的统兵大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戚景通病逝，十七岁的戚继光袭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活。

这时正是倭患严重的时候，戚继光下定决心，要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此期间，他又参加了山东的乡试，得中武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全面负责山东的防倭事宜，自此走上了抗倭斗争的战场。倭寇即日本海寇，他们同内陆的奸商相勾结，驾着海船，不断侵扰和掠夺我国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倭患远在明初就已出现，当时明政府为了防御倭寇曾修筑许多城，并派兵驻守。明中叶以后，朝政日渐腐败，武备松弛，倭寇乘虚而入，洗劫乡村，攻打城市，扰乱东南沿海人民的安宁，并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浙江沿海是当时倭患最严重的地方，海盗王直与倭寇合流，经常抢掠沿海地区，几年之内，江浙吏民死在倭寇之手的不下数十万人。这期间，戚继光在山东备倭二年多，将营伍中的积弊，渐渐革去，充分显示出一位良将的卓越才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戚继光被调到抗倭斗争最激烈的浙江战场，他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紧密配合，几次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收复了岑港、桃渚等地，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戚继光驰骋在浙东前线，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不少战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戚继光担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地的参将。次年四月，倭寇再次入侵浙江沿海一带，戚继光带领军队连战连捷，基本消灭了浙东的倭寇。在几年来的抗倭战斗中，戚继光越来越发现官兵缺乏严格的训练，战斗力不强，纪律败坏。于是戚继光亲自到义乌县招募新兵，经过严格训练，这支新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纪律严明，受到群众拥护，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戚家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成为抗倭战斗中一支所向披靡的长胜军，不断地打击倭寇，收复众多失地，歼敌无数。经过多年的战斗，终于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倭患。明穆宗(1567～1572)时，名臣张居正入阁，他决心加强北方的防务，调任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务”，为巩固明代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1582年，张居正逝世，反张势力攻击张居正及其改良措施，戚继光受到牵连，调离蓟州。后戚继光上书要求辞官。由于他为官清正，所以退职后生活艰难，加上心情抑郁，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戚继光一生过着紧张的军旅生活，但他还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和写作，著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以及《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优秀军事著作，总结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在古代的军事科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戚继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当时人民的爱戴与后世人民的敬仰，有关戚继光与“戚家军”的英雄事迹，数百年来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

纪德

安德烈·纪德（法语：André Gide，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及评论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于巴黎，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一个诺尔曼大资产家庭的继承人。叔父是政治经济学家夏尔·纪德。1891年他匿名出版了第一部散文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的记事簿》。《人间食粮》(1897)是纪德1893年和1894年两次去北非期间写成的散文诗。1897年这本书问世时并没有引起的多少注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版时却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1908年他和其他几位当代作家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法国小说评论》。

20世纪初期纪德写了三部叙事故事，他自己把它们归类为记叙作品：《蔑视道德的人》(1902)，(它是《人间食粮》一书主题的进一步发挥);《窄门》(1909)和《伊莎贝拉》(1911)。《窄门》反映出纪德所受的清教徒家庭的严肃教育。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由于宗教上的顾虑而未能使自己享受到爱情的幸福。《梵蒂冈的地窖》(1914)是一部讽刺性的故事，也是纪德战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纪德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反省。他对宗教信仰的真诚及正确性提出疑问，最后宣布自己为不可知论者。并且力图用自己难以抑制的同性恋中所出现的问题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有《田园交响曲》(1919)，为同性恋进行公开辩护的《科里登》(1924)和《伪币制造者》(1926)。纪德认为《伪币制造者》是他唯一的一部真正的小说(比他以前的故事规模宏大得多)。《如果它死了的话》(1926)是一部描写作者早期生活的自传性作品。在作品中他力求解决自己道德和宗教上的一些矛盾冲突。1926年下半年纪德访问了法属赤道非洲地区，这次旅行扩展了他的视野，使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外部世界的社会问题。归来之后发表《刚果之行》(1927)和《从乍得归来》(1928)。这两部作品都抨击了法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及其对非洲土著居民的剥削。他最为杰出的作品是他的《日记》(1939—1950)。日记之中记载了纪德一直到80岁时的思想、人生态度和创作经验，为人们了解这位20世纪伟大的文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吕不韦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人。战国末期秦国的国相、著名的思想家、杂家的代表人物。出生在一个珠宝商人家庭。成年后到各国经商，后来成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家累千金”的巨贾。公元前265年，在邯郸市上遇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遂挟为奇货。后西入咸阳，游说秦孝惠文王夫人华阳夫人，使子楚立为太子。孝惠文王死，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他被任为相国，开始独揽朝政大权，有食邑十万户，家僮上万人，受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嬴政即位时年仅13岁。吕不韦以三朝元老和“仲父”的身份，辅佐朝政，并与宦官嫪毐相串通，大权独揽。任相期间，他为推行秦国的统一大业制定了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他在灭卫，掠取赵、魏地的战争中有功，并设置了三川(今河南洛阳)、太原、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同时，他曾广招游士宾客，著书立说，为中央集权专治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亲政后，二人政见不和，暗中争权，他被免去相职。先出居河南，再徙蜀郡(今四川成都附近)，途中忧惧自杀。《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一名《吕览》)26篇，今存，为杂家代表作。

吕不韦在政治上注意调整统治政策和举荐人才;思想上主张博采百家，化众为一;经济上强调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军事上坚持用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并在军事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他创立的大一统学说为秦统一全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金万重

金万重（1637—1692），朝鲜朝仁祖、肃宗年间的文臣、小说家。字重叔，号西浦，雅号文孝。原籍光山。家系属光山金氏，文士辈出。曾祖金长生、从祖金集都是名儒。父亲金益谦于1637年在抗击后金入侵时殒于国难。他是遗腹子，出生在德丰(今板门郡)外祖父家里。自幼和兄长金万基一起随母亲学习《诗经谚解》、四书、《十八史略》、《左传》和唐诗。后又从学于外祖文。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同时，对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均有所涉猎，1665年廷试文科状元及第。历任同副承旨、礼曹参议、大司谏、弘文馆大提学、判书等官职。时竞争激烈，金万重属于西人老论派，和南人派相对立，势同水火。南人因依附肃宗的女宠张禧嫔，拥护肃宗废正妃闵氏、主张禧嫔为妃而得重用，持反对态度的西人则受到镇压。金万重也于1687年和1689年两次被流放，最后死于谪所。

金万重所作诗、赋、笔记小品均收在《西浦集》和《西浦漫笔》两书中。他还擅长于乐府诗，如《巫山高》、《乌栖曲》、《采桑行》、《琵琶行》、《王昭君》、《杜鹃啼》等，基调是伤感的。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小说方面。他的作品《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问世，朝鲜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其表现手法，既不象许筠的《洪吉童传》那样，借助于神妙莫测的“道术”来刻画人物，也不是林悌的《鼠狱说》式的寓言故事，基本上是以现实生活的面貌表现人物，铺陈故事。《谢氏南征记》写翰林刘延寿之妾乔彩鸾阴险毒辣，陷害善良的正妻谢晶玉，唆使丈夫将她逐出家门;后来真象大白，刘延寿夫妇团圆，乔彩鸾受到惩罚。一般认为，金万重写这部小说意在影射肃宗废正妃、改立张禧嫔为妃事件，对封建家庭和宫廷内部的黑暗和倾轧，有一定程度的暴露意义。据传，《九云梦》是他被流放南海之时，为了安慰年老的母亲而作。小说写五台山莲花峰六观大师的弟子性真真和八仙女因思凡遭贬，投胎人世，先后结成夫妇，在享尽人间欢乐之后大彻大悟，同皈佛门“极乐世界”。其中心内容是要表明人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春梦”。也有评论家认为小说反映了封建时代个性解放的要求。这两部作品对后世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九云梦》之后，《玉楼梦》、《玉莲梦》等所谓“梦”字小说曾风行一时。

金万重主张用朝鲜文字写作，并对国语诗歌予以极高评价。他不顾当时的两班贵族鄙视国语为“谚文”，把宋江的《关东别曲》和《前后美人曲》誉为朝鲜的“真文章”。他说：“人心之发于口者为言，言之有节奏者为诗歌、文赋。四方之言虽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足以动天地，通鬼神。”又说：“今我国诗文，舍其言而学他国之言，设令十分相似，只是鹦鹉之人言。”《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都用朝鲜文创作，对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布莱姆

布莱姆·斯托克（英语：Bram Stoker，1847年11月8日－1912年4月20日），以他1897年的小说《德古拉》闻名于今。他曾担任亨利·欧文爵士的私人助理和隶属于欧文爵士的兰心剧院的主管。

斯托克1849年出身于爱尔兰都柏林郊区克隆塔夫（英语：Clontarf），父母是爱尔兰教会信徒。其父亚伯拉罕·斯托克（1799－1876）是一名高级公务员，其母名叫夏洛特·玛蒂尔达·索恩利（1818－1901）。他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三，他的长兄即索恩利·斯托克男爵。7岁前他体弱多病，但7岁读书后好转。1864年，他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187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他后来说自己是数学系毕业的，但这并非事实。

大学毕业后，进入演剧界。1878年，他与詹姆斯·巴尔贡博（James Balcombe）中校的女儿佛罗伦萨·巴尔贡博结婚。佛罗伦萨是当时社交界的名人，奥斯卡·王尔德曾向她求婚。

同年，他成为了戏剧演员亨利·欧文的秘书，后来编著了《欧文个人回忆片断（英语：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Henry Irving）》；1897年出版了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小说《德古拉》并因此成名，至此这本小说和另一位爱尔兰作家约瑟夫·雪利登·勒芬纽的《卡蜜拉》一起成为吸血鬼文学（英语：Vampire literature）的经典小说。

诸宗元

诸宗元（1875~1932），近代诗人。南社社员。字贞壮，又字贞长、真长，别号大至阁居士。10岁时即熟读《文统》。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忧国愤世，“慷慨言忧时，糠秕视六经”(《庚戌三十六岁生日赋示亲知》)。且服膺魏源(默深)、龚自珍(定盦)之学，故自题其居室为“默定书堂”。中年以后改为大至阁。清末充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瑞澂幕宾。入民国于1913年和1914年之间在北京做官。1923年在浙江为卢永祥幕僚。1925年曾应梁鸿志之邀赴北京，数月后又南下为人掌书记。曾在杭州西湖红桕山购置房屋数间，藏书画1万多卷，欲为终老之所。后遭大火，书画尽毁。1932年病死于上海。一生困顿，身后萧条。虽参加南社，但常与陈三立、郑孝胥、沈瑜庆、李宣龚等“同光体”诗人互相唱和，互相标榜。1914年在北京法源寺祭祀陈师道，表示对江西诗派的倾慕。其诗风以冲和淡远为基调，即使是对于国家大事的感慨亦尽量不露锋芒。如《感春》云：“残雪压檐晴亦雨，高城近水昼生寒。屈原幽隐韩孤愤，未敢题诗强自宽。”《晚望》云：“疏枝时堕乌，暗草忽惊萤。永念荷戈者，哀笳不可听。”这些篇什均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都包含着作者对于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愤慨，但却出以淡远之语。其诗以朋友酬唱之作居多，社会内容比较狭窄，但也有一些诗内容充实，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早年作品《戊戌秋中寄东虚》、《感事·辛丑年作》和《窃愤》，均为戊戌变法和《辛丑条约》而作，感慨幽深，忧国忧民。晚年作品《闻奉天陷于日本》和《感事》反对日本侵略，抨击妥协退让者，均可称佳作。其诗之一部分结集为《大至阁诗》。

佩索阿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诗人、作家。在南非度过青少年时代。父亲的早逝和母亲的改嫁,使他精神变得悒郁、孤独。1905年回里斯本上大学。1915年曾和友人共同创办杂志《俄狄浦斯》,标志现代主义的诞生。生前只出过一本葡文诗集《使命》 (1935),大部分作品是在死后被人编辑出版一的,有《作品全集》九卷,《美学及文学理论和评论集》 (1967)和《哲学读本》 (1968)等一些关于哲学、政治、经济、神学的著作。他的诗以颓废消极的态度揭露了世俗的丑恶。在艺术上反对浪漫主义空洞无物的感伤和抒情,强调诗的感性。他说: “我的感知就是思想。”他除真名外还用三个笔名发表作品,而且风格迥异,这正表现出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不同侧面。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

邢凯

邢凯（1161-？），字廷举,号坦斋,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六月初六。 武宁(今属江西)人。博极群书，早已动名，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登袁甫榜进士第略，绍定二年,除秘书省正字。历通判吉州,知江阴军,官至吏部侍郎,致仕归,建黉阁书院。著《坦斋通编》一卷,有清抄本。考经证史,语多精核。《全宋诗》卷三○○八录其诗三首。事迹见《南宋馆阁续录》卷八、九,《宋诗纪事补遗》卷六。

史可法

史可法（1602年—1645年5月20日），明末清初抗清名将。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字宪之,号道邻。思宗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举进士,授西安府(今属陕西)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迁右参议,分守池州(今字徽铜陵市)、太平(今属安徽),在安庆等地堵截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二年(1639)起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今属安徽)、淮安(今属江苏)、扬州(今属江苏),劾罢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疏浚南方运河,整治漕政。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武备久驰,奏行更新八事。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闻李自成进军北京,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今江苏南京西北部、长江北岸),闻北京已陷,缟衣发丧。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欲立福王朱由崧,询问史可法,史可法以福王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但马士英等认为“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贿(总兵)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 他写信给史可法,“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目责可法当主其义”(《明季南略》卷一《南京诸臣议立福藩》条)。又发兵拥福王至仪征(今属江苏),加营长江之北。在马士英等的压力下,史可法等只好接受马士英的主张。四月二十八日,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等具启迎福王于仪征,三十日百官迎见于龙江关。五月初一日福王自三山门登陆,拜谒孝陵后入南京城。五月三日称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福王就职监国,史可法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执掌朝政。马士英对此极为不满,他靠自己掌握一部分兵权和驻扎于南京之北、江淮之间的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及刘良佐(即所谓“江北四镇”)所率四支部队的支持,现现自己拥立福王的主张,这时又以这四人为后盾,去夺取朝政的控制权。福王监国后不久,他便来到南京,威胁史可法让权。史可法无可奈何,于五月十二日向朱由崧“自请督师江北”(《明史·史可法传》),五月十八日辞朝而出,至扬州督师,马士英遂留朝辅政。史可法克服重重困难,耐心协调江北四镇的关系,对江北四镇将领动之以义,晓之以理,使他们团结抗清。又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积极北伐,并收复河南部分失地。由于四镇火并及清军的进攻,形势日益危机。

弘光元年(1645)四月,清军包围扬州城。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诱降,被史可法严辞拒绝。史可法率军坚守扬州孤城十多天,城破自杀未死,被清军所执。清军统帅多铎备加礼敬,劝其投降。史可法大义凛然曰:“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小腆纪传》卷一)终被清军杀害。扬州百姓不见其尸体,便在城外梅花岭(今江苏扬州北郊广储门外)筑衣冠冢,以为纪念。其著有《史忠正公集》。

赵岐

赵岐（？－201年），东汉经学家。长陵(今渭城区窑店镇)人。初名嘉,因祖父为御史,他出生于御史台,取字台卿,又因避难改名岐,字邠卿。熟读经书,学识渊博,被马融看重,将其侄女嫁给他。初任州郡官吏,廉洁耿直,不避豪强,颇有声誉。桓帝永兴二年(154),入朝任司空掾,建议广泛重用有才之士,因宦官作梗,未被采纳,贬皮氏(今山西河津)行政官。因著文抨击宦官当政,遭到唐衡忌恨。永寿四年(158),唐衡兄唐玹做京兆尹虎牙都尉,与赵岐同在京兆尹做事,唐玹品德、能力不及赵岐,京兆的人都轻慢他,赵岐和他的堂兄赵袭又几次给他做了不好的评论,唐玹加深了对赵岐的仇恨。延熹元年(158)唐玹升任京兆尹,赵岐便与侄儿赵戬逃亡到了外地,唐玹将赵岐的家属宗亲都杀害。他逃难出走,隐姓埋名,在北海国(今山东省昌乐县西)卖饼为生。安丘(今山东省安丘县西南)大户孙嵩把他隐藏起来,长达数年。唐衡死后,赵岐才得赦免,由公卿们推举担任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刺史。中平元年(184)征拜议郎,不久转任车骑将军长史,升任敦煌郡太守。初平元年(190),献帝西迁长安,任太仆。兴元元年(194)出使荆州,督催租粮和物资粮草,前后运输不绝,献帝拜为太常。建安六年在荆州去世。赵岐砥砺节操,为官清正。30岁时得了重病,卧床7年不起,自以为将死,作遗书告诫侄儿说:“大丈夫在世,隐避而没有许由的节操,出仕而没有伊尹、吕尚的功勋,天不佑我,还有何说!可以在我的墓上立一墓碑,刻道‘汉朝有个逸民,姓名叫做赵嘉。有志而无时运,是命有何办法!’”为反对当时侈奢的殡葬陋俗,他告诫子孙:“我死以后,墓中堆沙作床,以布为席,身穿白衣,头发覆盖身上,上盖一床单被。当天下葬,立即掩埋。”赵岐善于绘画,去世前预先给自己建好了墓室,并亲自作画。中间主位画自己的图像,两边客位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个贤人,都作有赞颂之辞。在经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撰写的《孟子章句》是汉代诸家《孟子》注中仅存的一部,成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家。后世研究《孟子》,大都奉他为圭臬,代传不衰。另一部重要史学著作《三辅决录》,记述三辅之事甚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论述经学外,写了许多反对宦官豪强、倡导居官廉洁、颂扬劳动者的文章,深得人心。著作大多散失,《孟子章句》收入《十三经注疏》,清代张澍和茆泮林辑本收入《二酉堂丛书》《十种古佚书》。

显克维奇

亨利克·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1846年5月5日-1916年11月15日）又译显克微支。波兰小说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华沙高等学校医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他所喜爱的文学系学习。1871年沙俄政府将华沙高等学校改名为华沙帝国大学,显克维奇没有考完毕业考试便愤然离校。作为《波兰报》特派记者,1876—1878年他曾到美国游历,途经意大利、法国,返回波兰后,发表了不少大获成功的短篇小说,如《音乐迷扬科》、《灯塔看守人》、《胜利者巴尔泰克》等。1882—1887年为《言论报》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波兰的独立事业效力,组织援助波兰的战争罹难者。1882年至1900年,是显克维奇长篇小说创作高峰时期。于1883年开始,陆续在《言论报》上发表的《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这三部小说均以17世纪为背景,描写了波兰反抗哥萨克人、鞑靼人、瑞典人和土耳其人的斗争,突出波兰人民的英勇精神,风格活泼,具有史诗般的明晰与简朴。《你往何处去》是显克维奇的一部力作,它真实反映了公元1世纪罗马暴君尼禄统治、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多层次地展示了早期基督教徒的活动及其高尚品德,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对仁爱和人道的理想,小说所描写的一个罗马青年将领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少女的痛苦曲折的爱情故事,情节缠绵悱恻,给人以美的享受。该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为作者带来了国际声誉。《十字军骑士》是另一部波兰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品再现了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波兰与立陶宛联合起来反抗日耳曼条顿骑士团侵略的斗争及波兰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格隆瓦尔德战役, 热情讴歌了古代波兰人民的英勇抗敌的斗争精神,同时借古喻今,借以揭露普鲁士对波兰民族的压迫,书中洋溢着爱国激情。上述五部历史小说已成为波兰家喻户晓、人人必读的古典名著。他还写过《毫无准则》、《波瓦涅茨基一家》、《在沙漠和在丛林中》、《旋涡》等长篇小说。显克维奇是波兰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 在波兰有“语言大师”之称。1905年由于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突出功绩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海明威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一个医生家庭。1917年中学毕业到堪萨斯市《星报》当见习记者。1918年5月,作为美国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开赴前线。7月在意大利负伤,获得勋章。1919年初回国,担任一家杂志编辑。两年后,作为《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赴法国。在侨居巴黎的美国名作家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等人帮助和鼓励下,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923年第一部著作《三个短篇和十首诗》由巴黎一家非正式出版社出版。次年,《我们的时代》一书由巴黎另一家非正式出版社出版。1926年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书中以低沉的情调和色彩缤纷的笔触描写战后“迷惘的一代”,成为该派作品的代表作家。他的新编短篇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于1927年问世,奠定了他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两年后,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与读者见面,并于1933年拍成电影。作品叙述他在意大利的战场经历,从批评战争宣传出发,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表现了作者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艺术价值上,它显示了文体简练、情景交融、善用独白讽喻的“海明威风格”。20年代末,返回美国,先后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基威斯特岛和古巴的哈瓦那郊区。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以记者身分前往报导战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叛军,支持共和政府,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写解说词(1937),发表剧本《第五纵队》(1938)。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回哈瓦那创作并发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1941年,他偕夫人来中国报导抗日战争,会见过宋庆龄等人。1944年,作为《柯里尔》杂志记者赴欧报导欧洲战事。其间曾率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被指控违反记者不得参加战斗的日内瓦协定而受审,结果无罪释放,后获军方颁发的铜质勋章。1942年,《丧钟为谁而鸣》一书改编成为由名演员英格利·褒曼和贾利·古柏主演的电影《战地钟声》,蜚声世界。他的另外三部小说《麦康伯的爱情》、《我的老人》(改名为《内心》)和《有钱人和没钱人》(改名为《溃点》)分别于1947、1949和1950年拍成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古巴,发表《渡河入林》(1950)和《老人与海》(1952)两部中篇小说,后者于1953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因“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56年开始为《生活和展望》杂志撰稿。1957和1958年他的两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和《老人与海》先后拍成电影。古巴革命后,他于1959年与夫人迁回美国,定居于爱达荷州凯奇湖。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等多种病症,医治无效,精神忧郁。1961年7月因久病不愈而绝望,以双筒猎枪自杀。1985年,他的遗著,长篇小说《伊甸园》出版,该书描写20年代一个心理变态的三角恋爱故事,通过离奇曲折的情节展现了他自己的隐衷和内心世界。

加斯东·勒鲁

加斯东·路易·阿尔弗雷德·勒鲁（法语：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1868年5月6日－1927年4月15日），法国记者、侦探小说家，其代表作为《歌剧魅影》和《黄色房间的秘密》。

勒鲁1868年5月6日生于巴黎，后随父母去诺曼底，一八八〇年进入当地的厄城中学，也就是后来小说中的主人公鲁勒塔比尔的中学的原型。父母不幸相继早逝后，勒鲁于一八八六年回到巴黎，攻读法律专业，同时为一些文学刊物写文章；取得律师资格后，成为《巴黎回声报》司法专栏的撰稿人和((晨报》的著名记者，报道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案子，名声大噪。作为记者，勒鲁还前往俄罗斯和东南亚旅行，对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作过报道。三十岁时，勒鲁决定写小说，他发表的第一部心理分析小说是《泰奥夫拉斯特·隆盖的双重生活》(一九〇四)，但直到一九〇七年写出了《黄色房间的秘密》和一九〇九年的《黑衣女郎的香水》，创作了以集新闻记者和业余侦探于一身的鲁勒塔比尔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小说，大获成功，才奠定了他在法国侦探小说领域中的地位。勒鲁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出了另一个系列的小说，即以《谢里-比比》(一九二一—一九二二)的同名主人公为题材的一套小说，一九二七年因尿毒症在尼斯去世。

俞平伯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红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生于苏州。祖父俞樾是清代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学者兼诗人。他家学渊源,从小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915年春入苏州平江中学,同年秋入北京大学文科,曾师从吴梅习词曲,1919年毕业后,赴英国游学。回国后于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1月与朱自清创办《诗》月刊。1923年秋到上海大学任教,加入语丝社。1925年底到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以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中国大学。1945年以后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以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一生作为诗人,曾出版了《冬夜》等三本诗集;作为散文家,曾出版了《燕知集》、《杂拌儿》等四个集子;作为学者,又有《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等专著;作为红学家,他早在1923年就出版了《红楼梦辨》,1953年出版了《红楼梦研究》。而最为突出的,是他酷爱昆曲,提倡昆曲。1928年,他在京中组织了业余的曲社来熏社,1936年又在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了谷音社。1956年以后,他专心致力于业余昆曲的活动,于1956年7月14日发起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他亲手制定曲社的章程和规则,联络各方面的曲友,在8月10日举行的社务委员会上,他被公推为主任。他不仅能唱生、旦、净、末、丑的各路曲子,而且能打鼓板为曲友伴奏,还曾粉墨登场,在《乔醋》中扮演丑角彩鹤(1956年9月8日演出)。1957年6月22日,他出席了北方昆曲剧院成立的建院典礼,并在会上讲话致辞。他和京沪的演员都有交谊,曾于1957年7月邀请朱传茗、沈传芷、张传芳、华传浩四位“传”字辈名角来京,帮助曲社排戏。1959年,他校订华粹深整理的全本《牡丹亭》,由社友排练,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长安大戏院公演。1960年9月4日,在文化俱乐部同期曲会上,他和夫人许宝驯合唱了《紫钗记·折柳阳关》。1961年3月5日,在文化俱乐部春节联欢会上,他唱了《下山》一曲。1963年7月7日,他主持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曲会,组织社友们演唱了《红楼梦·葬花、乞梅》等曲。1979年4月17日,他向曲友们发表了“南曲有北音,北曲有南音”及“昆曲统一了南北曲”的新见解。1981年4月,他为俞振飞写了《振飞曲谱序》。1990年10月15日,病逝于京中,终年九十周岁。

冯承钧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早年留学比利时。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主修法律。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冯承钧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冯通晓法文、英文、比利时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兼及古回鹘语、吐火罗语和蒙语八思巴字，并精通中国史籍，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遂在史地研究考证方面卓然成家。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

冯承钧曾留学比利时，后转赴法兰西共和国索邦大学（la Sorbonne，今巴黎大学），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冯承钧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钧通晓法文、英文、梵文、蒙古文和吐火罗文，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的代表作包括《西域史地释名》《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马可波罗行纪》《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再说龟兹白姓》、《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吐火罗语考》 (法兰西共和国伯希和、列维原著 冯承钧译）等。

1911年返国，历任湖北外交司参事、众议院秘书、教育部秘书，一九二零年出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席及立法编纂委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辑等职。在任职之余，潜心译述工作，译著甚多。通英、法、梵文及蒙古文和比利时文，长于边疆史、中西交通史及元史研究。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等；译有《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游记》等；译著多汇为《史地丛考》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唯五十岁以后，患风瘫病，体力衰退，故后期译著系他口述而由其长子先恕代笔而成。一九四六年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朱湘

朱湘(1904.10.04～1933.12.05)中国现代诗人。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1919年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学习，并加入清华文学社。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新诗，不久加入文学研究会。与青年诗人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因诗为友，蜚声校园，被称为“清华四子”。1923年，因为专攻文学、旷课逾章，被清华大学开除。他一心追求诗歌艺术，毅然离开学校。1926年参与闻一多、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共同倡导格律诗，努力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尽管不久便与徐志摩反目，但后人仍视其为新月派诗人。不久再入清华学校，1927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等学习英国文学。1929年，为家庭生活计，学业未完便回国，应聘为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1932年夏因与校方不和而辞职。从此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生活困顿。1933年12月5日，在乘船由上海赴南京途中投江而死。

朱湘一生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己任，表示尽管生活中有愁丝、郁盘，有痛苦、凄惨，但仍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对待诗歌艺术十分苛刻认真。同时他非常敏感，自尊而多疑，傲慢而孤僻。因此一生渴求友谊，但最后与闻一多闹翻，和徐志摩决裂，对柳无忌疏远，同苏雪林难堪，跟罗念生只做“愉快的书信朋友”。

朱湘的诗歌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最高成就之一。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1927年出版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其遗稿经由赵景深、郑振铎等整理编辑，先后出版。包括诗集《石门集》（1934）、散文集《中书集》（1934）、评论集《文学闲谈》（1934）、书信集《海外寄霓君》（1934）、译诗集《番石榴集》（1935）、诗集《永言集》（1936）、书信集《朱湘书信集》（1936）等。

诗集《夏天》收入其早期诗作，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着力在自然之美中寻求微妙的生的喜悦，对友谊和爱的尊崇与赞美，给人自然清新、积极向上之感。体现了诗人本色率真的气质、天真纯净的生活理想。《草莽集》文辞清丽工整，音韵和婉，体现了对新诗格律化问题的独到见解与尝试，标志其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其中的代表作《葬我》《摇篮曲》《采莲曲》等清新舒缓，柔美动听，长诗《王娇》将民间古书弹词的长处融入新诗，体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认识。《石门集》在他去世后出版，与《草莽集》相比，诗歌更多表现现实人生。诗人在品尝现实生活之苦后，开始感喟人生、探索内心，剖析这世界的荒谬和人性之孤独。其诗歌艺术也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古典浪漫，呈现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审美倾向。诗集中收入的70余首十四行诗，显示出诗人在诗歌格律与音韵方面新的探索与尝试。

朱湘的诗歌艺术成就深受时人赞赏。沈从文在《论朱湘的诗》中认为《草莽集》“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苏雪林的《论朱湘的诗》也盛赞朱湘《草莽集》的艺术远胜五四前后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甚至郭沫若的《女神》也难与之匹敌。

克尔凯郭尔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丹麦哲学家、新教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先驱。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虔诚新教徒的富商家庭,1830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由于对要服从宗教教条以及传教士和神学教授对神学所作的唯理主义解释感到苦恼,遂打消毕业后当牧师的初衷,转而研究文学和哲学。1841年完成硕士论文,随后去柏林继续留学,在对谢林的讲课感到失望后,重返哥本哈根,1855年11月11日病逝。他的哲学思想大都通过文学作品采取日记、格言等形式表达出来。

主要著作有:《论讽刺概念》(1841)、《非此即彼》 (1843)、《反复》(1843)、《畏惧和战栗》(1843)、《恐惧概念》(1844)、《哲学片断》(1844)、《生活道路的各阶段》(1845)、《基督教讲义》(1848)、《致死的疾病》(1849)。

克尔凯郭尔在童年时代缺少欢乐,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一次短暂而不幸的恋爱,以后他母亲和一兄二姐在两年内先后辞世,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悲哀,还使他对人生问题产生强烈感受。他对当时流行于欧洲大陆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极其不满,认为他们追求整体而忽视个人,追求客观的理性而漠视主观的情感,重视必然性忽视可能性。因此,他用个人的存在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对立,并用对存在经验反省的办法,反对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他指出个人比群体重要,应居首位,强调作为直接体验过的生活的存在要比作为表现在认识中的客体的各种特征的本质更为重要。在《非此即彼》和《生活道路的各阶段》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在三阶段说(亦称人生三阶段)。他将人的存在分为三个阶段:审美的阶段、伦理的阶段和宗教的阶段。指出审美阶段的人由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只有享受一切情感经验和感官愉快的欲望,他们追求此时此刻的及时行动,这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无意义的,使人不断处于痛苦和失望中。伦理阶段的人的特点是承认确定的道德准则和义务,能进行选择,其中最基本的选择就是选择自我,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完全满足道德律的要求,缺乏自主性,因而产生有罪感时,就开始忏悔,从而离开伦理的境界进入宗教阶段。宗教阶段是存在的最高阶段,在此,人不断超越普遍的原则,使自己成为任何普遍的东西所永远不可能完全包摄的一个具体的存在。生活道路的三阶段只是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三阶段,在实际生活中,它们重叠交错在一起。

克尔凯郭尔还提出使思维成为主观的任务。“主观的思维”注重主体,把一切事物都放到过程中去,并且省略结果,希望在内心的紧张中实现真理,由此,他还提出“真理是主观性”的命题,认为真理就是以无限的激情去选择一种客观的不确定性的冒险。

在晚年,克尔凯郭尔写了许多宗教方面的文章,对丹麦基督教会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它们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倾向和学究式思辨色彩,而真正的宗教应是出自个人的内心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他对宗教的批判并不是出自无神论,而是追求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

克尔凯郭尔的历史作用在于:他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突破了当时风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桎梏,重新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并且将历来为哲学家漠视的恐惧、战栗、绝望等情感问题提到哲学讨论的高度。因此,在默默无闻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西方社会面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重危机之时,他的思想就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并马上流传开来,成为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

陈寅恪

陈寅恪[kè]①（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第。幼时就读家塾，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年13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越二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生活。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又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以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初，曾遭到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外国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此他通晓东西方文学，深得二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为举世公认的 “大师巨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即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然勤于研究，学问不辍。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 《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皇皇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故被称之为 “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 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朝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 “误译” 或“误解” 的问题。他对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值得大书一笔。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里。先生通晓外文，擅长训诂，谙悉经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文献研究，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 《大乘起信论》 和 《六祖坛经》 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先生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释，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

陈寅恪先生除了精通多种外文，还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从而为他从事宗教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不仅对佛学研究匠心独到，而且对其他宗教亦深有探讨，其讲授的课程和指导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 等。这些研究在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上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①陈寅恪（按照方言应读作chén yín què，因为“恪”在义宁话（修水话）读【que】第四声，陈寅恪先生的小名叫“恪儿”，修水方言中“恪”与“却”，“雀”同音，翻译成普通话里的音就念què，陈寅恪自己曾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陈寅恪先生在北方教学期间，对其相熟的人习惯了用方言称呼其南方的叫法。而赵元任先生“ke”读成“que”,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其一直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对其以示尊敬。对于各人对其名字读音的误解，陈寅恪先生从不放在心上，有人叫其“ke”他应，叫其“que”他也应，也从未有过纠正，有人问其原因，陈先生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没有必要去纠正别人的读音”。精通国学的大师将其一生精力都灌注在学术研究上，他更希望世人了解他的学问及价值，对待自己的名字读音纠正反倒顺其自然。“ke”还是“que”,很多人认为，若不是陈寅恪先生相熟之人和家乡本地人，还是应该读成“ke”,这个国语标准的读音，以免引起尴尬。

克劳斯·曼

克劳斯·海因里希·托马斯·曼（Klaus Heinrich Thomas Mann，1906年11月18日－1949年5月21日），克劳斯·曼出生于慕尼黑，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妻子卡提亚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教派信徒，而他的母亲来自世俗的犹太人家庭。他于1924年开始写短篇小说，次年为柏林一家报纸写戏剧评论。并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克劳斯·曼的早期生活很困难。他的同性恋取向使他对目标十分偏执，与他的父亲关系很不好。在不同的学校学习了很短时间后，他开始和比他年长一岁的姐姐艾丽卡·曼在世界各地游历，并于1927年访问了美国。1924年，他与儿时的朋友Pamela Wedekind订婚，Pamela是剧作家Frank Wedekind的大女儿，也是他的姐姐艾丽卡的好朋友。1928年1月订婚解除。

1929年他与艾丽卡游历了北非。在这个时候，他们结识了瑞士作家和摄影师Annemarie Schwarzenbach，在后来几年仍然与他们关系紧密。克劳斯与Annemarie数次出国，最后一次是1934年去莫斯科参加作家代表大会。

1932年，克劳斯写了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作品深受好评直到希特勒上台。1933年，克劳斯与艾里卡一起参加了舞表演Pepper-Mill，被纳粹政权注意。为了逃避起诉，1933年3月他离开德国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和瑞士。1934年11月克劳斯被纳粹政权剥夺了德国国籍，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36年，他移居到美国，住在普林斯顿和纽约。1937年夏天，他遇见了他的伴侣戏剧评论家Thomas Quinn Curtiss，Thomas为《综艺》和《国际先驱论坛报》工作。克劳斯·曼在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上士随美国军队于1945年夏天前往意大利，为《星条旗报》写报道。

克劳斯最有名的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Mephisto）写于1936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著名演员，他以前的姐夫演员Gustaf Gründgens认为这本小说就是在写自己，而且对他的人格和名誉进行了侮辱。因为法官有分歧，所以法院一直作不出判决，但又不准西德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1963年Gründgens去世，西德在1965年首次出版小说。但Gründgens的继子提出，继续上诉法院，1968年法院判决禁止出版本小说。1981年禁令解除，西德才终于得以出版这本小说。

1949年他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于戛纳。他被埋葬在大贾斯公墓。

索布尔

阿尔伯特·马里乌斯·索布尔（AlbertMariusSoboul，1914年4月27日-1982年9月11日），当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生于阿尔及利亚奥兰(今瓦赫兰)，出身于农民家庭，是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193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1936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后长期在巴黎等地任教。1958年获国家博士学位，执教于克莱尔蒙—菲朗大学。1959年起任罗伯斯庇尔研究学会秘书长，并任《法国革命史年鉴》编委。1967年起，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任该校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索布尔毕生致力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享有盛誉。他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1958年)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全面证明了无套裤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这部专著开创了城市人民运动的研究方向，确立了索布尔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卓越地位。以后，索布尔对法国大革命前后长期的历史发展做了综合研究，写出了《法国革命史纲》(1962)、《革命前夜的法国》(1966年)、《文明和法国革命》(第1卷，1970年)等著作。他通过国际历史学家的协作，合编了《巴贝尔全集》。此外，他还编写了19种关于法国革命各段历史的书籍。索布尔继承了法国史学研究的进步传统，强调以严格的批判精神对待史料，重视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化，重视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注意城市平民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通过分析城市下层平民运动，发展了对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的研究。自70年代中期起，他转而研究法国革命时期消灭封建关系问题。批驳了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否定革命具有反封建性的论断，强调指出革命在消灭封建关系中的作用。索布尔的著作推动对法国大革命总体史的研究。

张道陵

张道陵(公元34—156年)，原名张陵，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被尊为道教的创始人，是道 教最早支派之一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徒尊称之为张天师、祖天师或第一代天师。曾任江州令， 顺帝时(公元126—144年)与弟子前往四川鹤鸣山(或鹄鸣山)修道，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作道书24篇，并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创立道教。因教徒入教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据《神仙传》载，张陵曾入太学，博通五经，后因感学五经无助于延年益寿，遂改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后听说蜀人纯朴，蜀中又多名山，遂携弟子入川修道。他又擅长治病，不少人前来拜师，弟子多达数万。他立祭酒为首领，规定入教者需交纳米、绢等物品并参加规定的劳动。他还买药炼丹，能行仙术。后同弟子王长、赵升一起升天。合于正史，张道陵的基本活动是清楚的，可以确认为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子衡、孙鲁与张陵同称为道教的“三张”。

张道陵，道教中称“张天师”。作为历史人物，张道陵是后汉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三国志·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五斗米，……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葛洪《神仙传》叙张道陵身世更详细，说他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后觉儒学无益，便学长生之术，得黄帝九鼎法，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道书二十四种，并以符水为民治。自《神仙传》始，张道陵的形象开始仙化，该书载他之符水治病之术，乃神仙所授： “有天人下，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此道，不仅能治病祛邪，还可分形作数十人，最后修成仙道，升天而去。《神仙感偶传》中，张道陵已成了天界的中元大法师，中元大法师本为尹真人。但因“群凶扰乱中原，蚕食华夏”，老君命尹真人登连华宝台端坐，但见“万景昏暗”，又命张道陵上座， “良久，则奇彩异光，种种变化，天人交畅矣! 自是以道陵代尹。”这里的张道陵已与天神无异。张道陵是道教创始人之一，因此在民间很有影响，古代很多地方传说有张道陵的故事。如《四川忿志》记张道陵：“居鹤呜山炼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秘录，……功成道著，乃于半山崖跃入石壁中，自崖顶出，因成两洞。”“与夫人孙氏登云台峰，白日升天，年一百二十三岁。”《徐州志》亦记张道陵“入蜀得黄帝九鼎太清丹经，丹成饵之，时年六十，容貌益少。”在神仙传说中，张道陵还以收徒著称，他的徒弟，多达数万。对少数入门弟子，他往往要设法验其诚心。《神仙传》记有张道陵七试弟子赵升的故事，该故事在明代被写成小说，名“张道陵七试赵升”，收入《喻世明言》。说张道陵先后役使精灵变化为黄金、美女、大虫、乞丐等，赵升见金不取，见虎不惧，见色不动，存心济物，这才过关，得入张天师道门。

弗兰纳里·奥康纳

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 1925.3.25-1964.8.3），是美国南方女作家,1925年3月25日生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天主教家庭,1964年8月3日死于红斑狼疮。她父亲也死于这一不治之症,死时仅44岁。父死后第2年奥康纳才高中毕业,进入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和社会科学,1947年在依阿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她幼时曾想当漫画家,后来她所刻画的人物也或多或少有些漫画化。她大学毕业后有一个短篇小说获奖,使她决定放弃学画而从事写作。1950年住在好友费兹吉拉德家的农场上写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发现患红斑狼疮,于是回到她母亲的农场上疗养和写作,闲时喂养孔雀。从1955年起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有一次去法国旅行时还幽默地说:“我有全欧洲最漂亮的拐杖。”她的活虽然洋溢着乐观精神,笑里却含着眼泪,颇似美国六十年代后现代派创作中的“黑色幽默”,这也是她后期创作的艺术特征之一。她有非常坚强的性格,以无比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后来医生只准她一周工作4小时,但她仍坚持写作一直到死,死时年仅39岁。她短暂的一生中共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 (1955)和两部长篇小说《慧血》 (1952)及《强暴的人夺走了它》 (1960)。在她去世后又出版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1965),卷首附有她生前好友罗伯特·费兹古拉德很有价值的序言。1971年又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全集,包括31个短篇,其中有12篇是从未收在集子里出版过的。她的短篇小说要比长篇小说写得好,尤其在六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之后,她的声名蒸蒸日上。目前奥康纳已被公认为美国南方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