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

张君劢[mài]（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弟嘉璈，是江浙财团首要人物，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

张君劢六岁入塾，十岁入上海广方言馆，接触到一些维新派的书报，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极为崇拜。1902年参加宝山县试，考取秀才。1903年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一年，因签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校方斥退。自后，在长沙明德学校、常德师范学堂等处任教。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选修德语。在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张君劢主持东京的社务。他曾致函梁启超力主加入官场，广占势力。1909年6月，张与吴贯因等在东京设立“谘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劢看到袁世凯即将得势，极力怂恿梁启超与袁世凯结合，他自己则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1月，在上海与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8月，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张嘉璈等所组织的“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民主党”。之后，张君劢作为民主党代表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

1913年1月，张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学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是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张君劢致函国内报界，极力主张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军实行镇压，并号召其党员(时民主党已合并为进步党)为此“舍身自效”[1]。直到1915年，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活动，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他这才追随梁启超等人作反袁的表示。是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张以参加“反袁”的名义回国。但回国后并未去西南，而在浙江当了交涉署长。同时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后即专任《时事新报》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奔走南北，为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作游说，任段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次年7月，张勋复辟，张君劢又跑到南京投靠冯国璋，为冯代理大总统事到处游说。复辟平定后，冯国璋当了总统，张任总统府秘书。之后。由于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恶化，张去职，转就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月，与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松社”，标榜“以读书养性为旨”。12月，随同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在德国访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Eucken)，对哲学发生兴趣。梁、丁等回国后，张遂留居德国从倭铿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Henri Bergson)求教。自此，张君劢对康德唯心论哲学极为崇拜，奠定了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1922年1月，张君劢回国，曾一度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参加过章炳麟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参加草拟宪法。之后，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施行宪政。

1923年2月，张君劢到清华学校作“人生观”问题的讲演，以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为依据，宣扬“生命力的突进”和“自由意志”，提倡孔孟之道和内心修养，叫嚷要复活宋明理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2]。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4年，张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张悄悄到武汉观察动向，写了《武汉见闻录》，也条举一些革命新气象。次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以“世界室主人”为笔名，刊行《苏俄评论》一书。又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撰写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制之解剖》等反苏、反共文章。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作某些指摘。为此，于1929年6月遭蒋拘禁，经章炳麟、杜月笙等人说项，很快获释。被释后曾往满洲里、绥芬河一带了解中东路事件，旋返上海。是年10月，再次到德国，任教于耶那大学，于1931年9月回国。

张君劢回国后，一面在燕京大学任教，一面为筹建政党做准备。1932年4月16日，与张东荪等人拉拢一些研究系残余分子，在北平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5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提倡所谓“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订的民主政治”，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4月，召开“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张当选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

国社党成立后，张曾往山西寻求阎锡山的支持。是年11月“闽变”发生后，又南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刚到福州，见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包围福建，预感到福建人民政府将失败，即转往广州投奔邹鲁，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受到进步师生的反对，他半年后就去职。1935年，张再到广州，帮助陈济棠办学海书院。他把在该院的专题演讲与旧作曾合辑为一书出版，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宣扬“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3]。1936年夏，陈济棠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失败，学海书院封闭。是年11月，张跑到红军撤离后的瑞金作“视察”，大作反共演说，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所以赣南弄成一片惨无人道的地方”[4]。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先后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次年4月，张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5]，国社党于是公开活动。7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8月，刊行《立国之道》一书，系统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国民政府西迁后，他率领一部分国社党员前往重庆，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6]。对于张君劢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言行，中国共产党对其作了必要的批驳后，仍然争取他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1939年9月，张任国民参政会所设宪政期成会委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做过一些努力。11月，张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10月，张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到资助，与陈布雷等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于云南大理，张任院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黄炎培与张君劢等人集议，认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于3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任常委。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仍任常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学生以港渝飞机运狗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张君劢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此事的指使者。不久，他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被滞留在重庆两年多，民族文化学院亦遭封闭。

1944年底，张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次年4月，受国民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担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在美期间，曾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7]领导人伍宪子等人策划两党合并。后又往伦敦考察英国工党。

1946年1月，张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是年8月15日，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等国的“国社党”瓦解，而英、美等国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高涨，便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也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采用“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8]。

政协会后，张君劢曾随同黄炎培等人以第三方面身份参与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0月，蒋介石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及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均坚决抵制。张君劢在民盟也曾多次表示要信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但不久即受蒋介石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9]。2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民社党出席“国大”代表名单。这种行径当即遭到广大社会人士的谴责，民盟令其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裂，张东荪退党，伍宪子等人与张君劢分为两派。

1947年4月，张君劢伙同青年党主席曾琦与蒋介石签订所谓“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蒋介石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至此，民社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7月，民社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任该党主席。嗣后，他到处宣讲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宪法，并于年底跑到美国作鼓吹。次年3月，访晤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蒋介石乞求美援。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派居正动员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已避居澳门，未敢接受。11月，以“讲学”为名，由澳门到印度。

张到印度后，曾在德里大学及加尔各答大学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的研究。次年，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曾撰《理学的发展》等著作，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1958年后，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69年2月23日因肺炎死于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