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

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人，生于1895年12月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其父和二伯父在邵阳靖港镇共同经营两爿铁器店兼卖鸦片，邵阳乡间略有田产。其父晚年任靖港镇商会会长。

蒋廷黻六岁进私塾，1906年春，与其兄同去长沙，进入明德小学。是年秋，转入湘潭长老会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和西洋史等课程。他天资聪敏，学习勤奋，进步甚快，受到美籍英语女教师林格尔的赏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22日湖南新军起义响应，但蒋因担心革命后会有一段混乱时期，可能耽误他的学业，对革命表示失望和困惑，于是跟着林格尔去上海，准备赴美求学。在沪期间，他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1912年1月，蒋廷黻由教会介绍赴美求学，进入密苏里派克学堂预科半工半读(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次年，向湖南省当局申请到官费[1]。1914年秋，进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 Ohio)历史系。“二次革命”失败后，汤芗铭督湘，将湖南留美学生官费取消，蒋只好再半工半读，毕业时获文学士学位。

1918年，蒋廷黻前往法国，为被征募赴法担任兵工工作的华工服务。1919年夏，他重返美国，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起初专攻新闻，幻想将来成为中国的报业大亨以左右中国政治。不久，他认为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只了解其表面，常随波逐流，无补时艰，于是改习政治。最后，他又认为政治仅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只有从历史入手，才能获得真正的实际政治知识，于是就转学历史。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在美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了“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敦促中国政府代表向会议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等项要求，监视会议的进行。他们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活动，蒋廷黻是英文刊物的主编之一。

1923年春，蒋廷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劳工、特别是劳工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简称《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该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春，蒋廷黻由美回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系教授，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5年，他与丁文江结识，由于志趣相投，从而结成了政治上的同伙。他除埋头钻研外交史外，还到各处去旅行调查，或晋见“政要”，进行游说。

1928年5月，山东“济南惨案”发生后，南开大学学生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成立了天津反日会，蒋廷黻参与活动。一个月后，反日会遭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勒令停办，蒋即前往东北考察，研究东北建设中所引起的对日外交问题。同年秋，他和他的学生共同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主张用“族国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和平主义[2];并且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建议对东北问题早做准备，以备对付苏联[3]。1929年5月，他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任历史系主任。他注重收集整理史料工作，特别重视研究故宫档案，留心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收买清末权臣的公文、信札，他认为学者拘泥于版本考证的治学方法已经过时，强调对中国近代历史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做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后，蒋与傅斯年等编撰、出版《东北史纲》。他在清华任教五年，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蒋廷黻在清华任教期间，逐渐成了胡适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一起，从事研究对日妥协让步问题，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在北平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胡适任总编辑，蒋廷黻为编辑，打着“独立”的幌子，为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效力。蒋廷黻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三四十篇政论文章，散布对日妥协言论。

蒋廷黻的言行深获蒋介石的赏识。1933年夏，蒋介石约他到牯岭谈话。他向蒋介石建议：应“结合政策和武力统一中国，先建立核心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4]。翌年，蒋廷黻再一次受蒋介石的召见，又进言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破坏工农革命，说“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共党的宣传无用武力之地了”，这“就是行了釜底抽薪之法”[5]。

1934年8月，蒋廷黻以收集中国近百年外交关系史料的名义赴苏联及欧洲访问，行前蒋介石在牯岭向他面授机宜，要他研究苏联政治和试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他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把和苏联外交当局商谈的情况及时电呈蒋介石，受到嘉许。随后，他去德国、英国考察和收集史料。1935年9月，他从国外回到清华教课，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主义”。

1935年冬，经翁文灏推荐，蒋廷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任职期间，他在行政院里成立了一个行政效率研究会，延聘甘乃光主持。该会聘请一些教授到各省考察地方行政，目的在于改革“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6]。他比较注意档案的管理，曾责成研究会深入研究档案的科学管理方法。

蒋廷黻进入行政院之前，他的职业是教授、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编写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专著，还撰写了《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百年的外交》等论文。在这些著作中，有些论点也是正确的，如认为“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始”[7]等等。但由于他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辩解，故观点颇多谬误。

30年代后期，蒋廷黻脱离文教界而跻身于官场。1936年10月，他辞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孔祥熙推荐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12月，发生西安事变，他按照南京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密电指示，立即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诬称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苏联政府就此莫须有的罪名，向南京外交部提出反抗议。外交部长张群十分狼狈，即向蒋廷黻电询原委。之后，张群电责蒋，谓今后对外交涉非经外交部许可，不得擅自行动[8]。他的这一拙劣行动，招致苏联外交界的冷遇，任职年余，于1938年1月以述职为由离苏回国，同年5月在武汉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1年7月16日，蒋廷黻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特约讲师及中训团党政班讲师。其间，曾一度兼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发言人。8月，孔祥熙主持成立外汇管理委员会，他任该会委员。12月免去行政院秘书长兼职。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华盛顿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总部设于华盛顿。联总设中央委员会，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组成，美国前纽约州长李门(Herbert H.Lehman)任署长，蒋任联总中国代表，兼中央委员会代表。他与联合国签订了一项对华善后救济基本协定，并把这个协定带回重庆，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为了执行联总在中国的计划，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1945年初，他任署长。

1944年7月，蒋廷黻作为中国代表成员之一，出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New Hampshire)举行的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两个机构。

1946年10月1日，因与宋子文不和，国民政府解除了蒋廷黻联总和行总的职务。他怏怏不乐，只好暂时接受出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职务。翌年4月，当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6月，联合国分别在上海和马尼拉召开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蒋廷黻出席，并任主席。

蒋廷黻参与南京政府同美国订立的有损我国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1947年11月开始，蒋即担任南京政府驻联合国首席常任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台湾当局代表身份窃据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1962年他专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时，才辞去在联合国的代表职务。

蒋廷黻顽固坚持反苏反共立场。他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迭次提出所谓“控苏案”，由美国操纵表决，在联大第六届大会上通过;同时还利用非法窃据的席位，一再阻挠和反对联大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65年5月，蒋廷黻辞职退休，暂居纽约。他原拟在9月参加在美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后，即返回台湾定居，10月9日，在纽约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