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

李霁野（1904年4月6日-1997年5月4日），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1904年4月6日生。安徽省霍丘县叶集人。1924年因翻译《往星中》认识了鲁迅先生,次年加入未名社。1925年至192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1928年4月,未名社遭北洋军阀查封,曾被捕,获释后仍办未名社。1929年秋到北京孔德学院任教。1930年至1937年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其间曾休假赴英旅游一年。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四川白沙女师学院任教。1946年去台湾,曾任台湾省编译馆编纂和台湾大学教授。全国解放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赴朝鲜、意大利、法国、瑞士等国访问。兼任过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作协副主席,被选为第二至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二十年代开始写诗和散文,曾同友人合办过刊物《微光》;抗战前在《莽原》、《未名》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和译诗。解放后在《新港》和《天津日报》及其它报刊发表不少诗歌和杂文。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影》(1927年,北平未名社),散文集《给少男少女》(193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诗集《海河集》(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杂文集《鲁迅精神》(1951年,文化工作社),游记《意大利访问记》(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文艺论著《朝着毛泽东、鲁迅指示的方向前进》(与人合著,1949年,读者书店)。译著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31年,商务印书馆)和短篇集《不幸的一群》,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193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简爱自传》,涅克拉索夫的长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1953年,文化工作社)、《难忘的一九一九年》(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斯大林格勒》,吉辛的散文集《四季随笔》,卢斯达维里的长篇小说《虎皮武士》,还翻译有《德国英雄故事集》、《黑假面人》、《往星中》、《山灵湖》、《近代文艺批评片断》等。

朱震亨

朱震亨（1281~1358年）元著名医学家。字彦修。义乌(今属浙江)人。世居丹溪，人称丹溪先生。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代表人物。初业儒，从许谦习性理之学。三十岁时因母病脾，众医束手，遂志于医。研读《素问》，后治愈母病，但仍研求医理不辍。其时《和剂局方》盛行，滥用温热香燥。乃四处求学，以订正其说。后游江、浙、皖等地，皆不能得。复返杭州，访知罗知悌曾得刘完素之学，遂登门拜师，备竭虔诚。罗知悌为言学医之要。自此得见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王好古等金元大家之书，体会湿热相火，为病最多。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谓相火虽为人生之动气，然易于妄动，煎熬真阴，且变化莫测。主张节饮食、戒色欲，使阴平阳秘，益于养生。善用滋阴降火法，创大补阴丸、琼玉膏、越鞠丸等，自成一家之说，后世或称其学术派别为滋阴派(养阴派)。所撰《局方发挥》，意在纠当时滥用香燥药之偏。著述甚富，有《格致余论》、《本草衍义补遗》各一卷。另有《素问纠略》、《外科精要新论》、《伤寒辨疑》、《宋论》、《风水问答》等，均佚。由其门人整理而成之医著有《丹溪心法》(或分作五卷)、《丹溪手镜》、《金匮钩玄》(即《平治荟萃》)各三卷等。书目著录时题为朱丹溪撰之医籍尚有《脉因证治》两卷、《丹溪先生治法心要》八卷、《怪疴单》一卷、《丹溪医案》一卷、《产宝百问》五卷、《胎产秘书》三卷(以上存)、《伤寒论辨》、《丹溪本草》各一卷、《丹溪脉法》一卷、《丹溪脉诀》一卷、《伤寒发挥》、《丹溪医论》两卷、《朱氏传方》一卷、《丹溪随身略用经验良方》两卷、《丹溪集》两卷、《外科精要发挥》、《丹溪活幼心方》、《治痘要法》等(以上未见传世)。另有《医学发明》、《脉诀指掌式图说》、《活法机要》各一卷，原署李东垣撰，然亦有称为丹溪撰者。傅绍章有托名之作《丹溪幼科全书》四卷。门人甚众，以赵道震、赵以德、戴思恭、王履等著称。子嗣汜，亦传其学。朱氏之学，流传日本后影响甚大。

曾巩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属江西)。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出为越州通判。历知齐、襄、洪等州,加直龙图阁,知福、明、亳、沧诸州。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召见,留判三班院,加史馆修撰,专典五朝史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丁母艰,病逝于江宁府。追谥文定。

曾巩曾任史馆修撰，整理校勘《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曾巩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理论上，他和欧阳修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而且比欧阳修等更为看重道，认为“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为文重传道而轻文采，以淳朴自然，条理清晰，从容周详，说理透彻为特色，但儒学正统气味较为浓厚。文章中为数最多、成就最高的是议论文，记叙文次之。其议论文，主论警策，笔锋犀利，观点铺陈、蓄发颇见功力。常于纾徐曲折中缓缓道出，层层剥离。言质朴，但沉稳、深厚，有说服力，如《上欧舍人书》、《王平甫文集序》等文章佳品，均有一波三折、言尽意达之妙。记叙文也文词简洁，层次分明，精省得体，偶尔还可读到精雕细刻的写景之作，如《道山亭记》对山川地势的描写就极为工细。然而，文以载道的为文宗旨常令其记叙文中议论迭出，从中流露出的卫道气息尤为令人遗憾。曾巩诗作亦不少，现存约四百余首，风格亦简朴质实。虽也偶有佳作，但总起来讲成就不如其文，影响不大。曾巩文名在当时仅次于欧阳修，因师出欧门，风格和欧阳修也相近，所以颇有影响。《宋史·曾巩传》曰其“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文词者，鲜能过也。”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但由于曾巩既缺少司马迁的批判精神，也没有韩愈那不平则鸣的豪迈气概，固而实不及此二人，这也正是他成就难追欧阳修之所在。然而，他那种“古雅”、“平正”以传道见长的文风，使朱熹甚为推崇，成为旧时“正统派”古文家的模拟对象之一。曾巩著作今存有《元丰类稿》五十卷，有《四部丛刊》影元本。另有《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皆不传。佚文见于《宋文鉴》等选本。最早事迹出处《宋史》三一九卷。

蔡伸

蔡伸（1088—1156）宋代词人。字申道，号友古居士，仙游(今属福建)人，蔡襄裔孙。政和五年进士，释褐将仕郎、为太学正，出为京东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人为太学博士。知潍州北海县，徙江淮发运司干当公事，通判徐州。靖康间，人高宗幕府。出通判真州，擢知滁州。秦桧忌其与赵鼎相友善，罢职，主管台州祟道观。绍兴九年，起知徐州，金人渝盟，中道改知德安府、和州。久之，为浙东安抚使司参谋官。秩满，复奉祠。二十六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蔡伸早年与从兄蔡佃、蔡佩蜚声太学，时号“三蔡”。擅长书法，字画遒劲，又通晓音律，工词。其词有一些感慨壮志难酬之作，如《水调歌头》“吊古论兴废，看剑引杯长”，“感流年，思往事，重凄凉。当时坐间英俊，强半已凋亡。慨念平生豪放，自笑如今霜鬓，漂泊水云乡”。而更多的词则以其艺术成就著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词稍逊于向子，而才致笔力，略相伯仲(卷一九八)。清人冯煦对其词极为称赏，《菩萨蛮》“翠被小屏山，晓窗灯影残。并头双燕语，似诉横塘雨。风雨晓寒多，征人可奈何”，以白描手法烘托意境，有南唐词人风致;至于《蓦山溪》(孤城暮角)、《苏武慢》(雁落平沙)、《点绛唇》(水绕孤城)诸词，又与周邦彦风格相似(《蒿庵论词》)。著有《友古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今存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钞本、毛晋汲古阁刊本、清写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一百七十馀首。《全宋诗》卷一六八五录其诗一联。事迹见周必大《中大夫赠特进蔡公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二)、蔡戡《大父行状》。

李绛

李绛（764年－830年），字深之，赵郡赞皇(今属河北)人。父亲李元善做过襄州(今湖北襄樊)录事参军之类的小吏。李绛聪睿好学，德宗皇帝君临天下时考中进士，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任满，出为渭南(今属陕西)县尉。贞元(785—804)末，被擢为监察御史。宪宗登基的第三年，即元和二年(807)，加官翰林学士，成为当朝颇有点权势的大臣。

就在这年十一月，浙西(今浙江杭州)节度使李錡因反叛朝廷被诛，唐宪宗准备派人没收其所有家产运回京城。李绛上书说：“李錡在地方横征暴敛，奢侈无度，老百姓恨之入骨。现在皇上为民除害，铲除元凶，如果把他搜刮那些民脂民膏运回朝廷，恐怕不利于安抚民众，望陛下开恩，将李的财产赐给浙江西道以顶替贫困户今年的租税。这样百姓就能感恩戴德，四海欢娱。”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给予嘉奖。

唐宪宗非常推崇太宗和玄宗二朝盛世，对李绛讲：“朕并不糊涂，也想学习二位先帝的治国方略，为祖上争光，但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做才好?”李绛说：“如果陛下能以身作则，倡导礼教，重用忠臣，疏远那些溜须拍马的奸臣方能站稳脚跟。同大臣讲话应言而有信，不失礼节，避免小人从中作怪。与德高望重的人在一起应亲近和蔼。对贪官污吏要及时罢免，对多余的宫女要尽早释放。只有选择良将士兵才能有斗志，只有提拔好官吏治才能清廉。宣扬教化，加强法制，国家很快就会中兴。”唐宪宗龙心大悦，称赞道：“高见，妙极了，朕要把它写到屏风上，时时观望。”

李绛进谏的风格是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几乎不亚于魏征。他不但对国家大政敢于讲真话，而且对有关皇帝个人声誉的事情也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是唐宪宗非常宠幸的一个宦官，为进一步讨好皇上，吐突承璀大肆铺张，在安国佛寺为宪宗立了一个“圣政碑”歌功颂德，出钱一千万缗请求翰林学士撰写碑文。李绛看不惯这种做法，直接上奏宪宗：“陛下登基以来革新时政，铲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弊端，四海升平，人们盼望着有更好的政策出台。可是现在忽然立圣政碑，必然让人们感到皇上已经满足于现状，国家的发展速度将减慢或者停止。《易经》中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并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若刻成碑文，反而说明陛下的功绩是有限的。从尧、舜到周文王和周武王，都不曾有过建碑之事。秦始皇暴虐无度，残酷无德，为了隐瞒罪恶才在芝罘山和峄山上立碑。这是暴君的做法，不值得仿效。陛下崇尚贞观、开元之政，只有广开言论，从谏如流，才能跻身于贤明君主的行列。前些天阎巨源奏请立纪圣功碑，陛下果断拒绝，可是今天为什么就能批准呢?况且这个碑还是设立在安国寺，不伦不类，臣请求废掉它。”宪宗听后大怒，李绛伏在地上再三劝谏，终于打动了宪宗：“若不是李绛，朕还认识不到这件事的危害。”遂下令用一百多条牛拉倒碑石，还派使者表彰了李绛。

时隔不久，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违背诏书，献给宪宗一百个银壶以求谢罪，宪宗本想收留下来，可是李绛硬请求收归国库，唐宪宗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他。过后想想挺丢面子，决定对他提出严正警告。李绛在浴堂殿拜见宪宗，宪宗郑重其事地问他：“谏官大多数拉帮结伙，互相攻击，诽谤朝政，朕打算罢免几位首要人物，爱卿觉得如何?”李绛回答道：“这绝不是陛下的本意，肯定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自古帝王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要使臣下直言进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君高高在上，象天一样尊贵，而臣下则卑贱如地，唯恐冒犯了皇上。臣下每上述一件事情都经过昼思夜想，反覆掂量，壮着胆子，担着风险，到说的时候又保留了五六成，这些逆耳忠言对他们本身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如果斥责贬逐谏官，今后谁还敢讲真话，那对国家将是极其不利的。”宪宗说：“言之有理，若不是爱卿这番话，朕还不知道纳谏有这么大的好处。”

打这以后，李绛进谏的胆子更大。大宦官吐突承璀带兵讨伐王承宗失利，李绛奏请治罪，并借机指责宦官专权、侵害朝政、谗毁忠良之事。宪宗讲：“宦官哪敢诬陷忠臣，再说即便有这种现象，朕也不会听他们的。”李绛说：“他们那些人不懂仁义，不分好坏，唯利是图，有时为得到一点好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朝夕围着皇帝身边转，陛下再圣明也难免有听信的时候。自古宦官败国的事例屡见不鲜，陛下还是提防一些为好。”唐宪宗不以为然，李绛心里很难平静，多次论及宦官专权、藩镇进献的危害，痛斥吐突承璀目无国法，无恶不做。唐宪宗听得很反感，不耐烦地讲：“你说得未免太过分了吧!”李绛听到这种口气流着泪说：“陛下把小臣看成是心腹之人，臣就应该尽忠尽孝，如果贪生怕死，什么事都不闻不问，不及时向皇上禀报，是臣对不起陛下。可是小臣犯颜进谏伤害了亲信大臣，倘若因此获罪则是陛下委屈了小臣。”唐宪宗颇受感动，赞扬他说：“爱卿能讲别人不敢讲的话，让朕闻所未闻，真是一流忠臣。日后进谏就应该如此。”于是提升他为中书舍人，赐给金鱼袋和紫衣，亲自为李绛选择一个上等的笏，鼓励他永做忠臣。

李绛进谏得到了唐宪宗的肯定，其他翰林学士也都针对朝廷弊政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尤其是白居易讲话不顾场合，言辞过于激烈。唐宪宗听得心烦意乱，索性一个多月不召见翰林学士。李绛等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求，主动上奏皇上：“臣等吃着皇粮，拿着陛下赏赐的俸禄，如果处处为个人私利着想，那是对陛下不忠的表现。现在陛下励精图治，开怀纳谏，这是普天之下老百姓的福气，并不是臣等几个人的福气。”唐宪宗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声说：“好吧，那么明天在麟德殿正式召见。”以往唐宪宗对白居易始终存有戒心，原因就是白居易曾经直言不讳地讲过“这是陛下的错误”之类的话，宪宗非常恼火，准备制裁白居易，便秘密召见李绛征求意见。宪宗讲：“白居易那小子有点太猖狂了，经常出言不逊，目无皇帝，必须把他驱逐出翰林院。”李绛说：“陛下心胸宽广，能容纳直言之士，能接受逆耳忠言，所以臣下才敢坦露胸怀讲真话。白居易有些话确实欠考虑，但他对皇上完全是赤胆忠心，并没有丝毫恶意。如果陛下真要治罪于他，恐怕臣下没人再敢进谏，这不是明君的做法。”宪宗高兴了，待白居易亲逾往昔。

谏官的作用在于他能够规劝盲目不当之举，提醒皇帝减少决策错误。长期以来，李绛的谏言已经在宪宗心里形成了条件反射。元和五年(8l0)六月，唐宪宗想到宫苑里打猎消遣一番，走到蓬莱池西侧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对随从们说：“李绛一会儿肯定要来劝阻，我们还是不去打了吧。”遂停止打猎。

李绛的这些做法招来了许多人的敌视，他在皇帝面前经常指责宦官，抨击藩镇的危害，树敌不少。元和六年(811)二月，李绛受到宦官们的排挤被取消了翰林学士的官衔，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这是一个掌管财权的职位，李绛上任后秉公执法，不搞歪门邪道，不损公肥私。唐宪宗曾经问他：“过去户部侍郎都争着向朕进献财物，唯独爱卿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李绛说：“掌管税收的官吏如果把老百姓的血汗钱用来结交私情，就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臣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里的东西，接管和出纳都有帐目，不应随便支取。再说把户部的东西敬献给皇室就等于从东库移到西库，以讨好皇上，臣实在不敢。”唐宪宗非常欣赏李绛的忠耿，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准备提升他为宰相。可是唐宪宗心里很清楚，李绛和大宦官吐突承璀之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要提升李绛就必须舍弃恩宠无比的吐突承璀。唐宪宗反复思考，终于决定重用李绛，指令吐突承璀为淮南(今江苏扬州)监军，第二天便正式下诏任命李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元和六年十二月的事情。

李绛的坦诚和直率终于赢得了宪宗的高度信任，升任宰相之后更有了用武之地，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与他同时期的宰相李吉甫则恰恰相反，喜欢迎合皇上的本意，由此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积怨很深，每逢争论重大事情的时候，宪宗往往采纳李绛的意见，使他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吉甫曾建议宪宗：“赏和罚是皇帝驾御国家的左右缰绳，不能偏废。陛下自登基以来奖赏太多而处罚太少，天下人看不到法制的威严，愿陛下严肃刑罚，振兴纲纪。”李绛当即反驳道：“建立霸业的关键不是专任刑罚而是宣扬德治，秦始皇倒重视刑罚，结果二世而亡，下场好吗?”后于也建议宪宗严刑峻法，宪宗骂于是奸臣，用心险恶。可见李绛的话在宪宗心里具有何等的说服力。

李绛认为要当官就得敢真实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李吉甫曾经劝他：“臣下进谏应有分寸，不能说得太重，让皇上高兴、大臣愉悦，对谁都好!”李绛轻蔑地一笑说：“做大臣的如果整天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发现错误也不提出来，那就是要把皇帝置于逆境，根本不是忠臣的做法。”在李绛眼里，臣下进谏就应该理直气壮，而不能缩手缩脚。他的确对朝政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以至于宪宗皇帝隔几天听不到李绛的谏言就来问他：“怎么没事可谏呢?是怕朕不能接受吗?”

当时社会上迷信占卜之风非常盛行，宪宗问李绛：“占卜之事有褒有贬，现在为什么又刮起这么一股风?”李绛回答说：“据小臣所知，古代的贤明君主敬畏天命，不敢独裁，每逢国家大事难以决断时，先和臣下商讨，仍有争议的再求助于神灵。至于平民百姓装鬼做神，实际上是欺骗钱财的一种把戏而已，是一种弊俗，不必干预，慢慢就会平息”。

李绛每次应召都能给宪宗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宪宗皇帝有事就要问他。一次宪宗在延英殿又问李绛：“朕读《玄宗实录》的时候发现开元年间政策得体，歌舞升平，可是到天宝年间已经走向混乱。同一个皇帝，为什么治乱相反呢?”李绛讲：“臣听说，统治集团有危机感天下才能大治，相反，朝廷一旦懈慢下去国家就会混乱。玄宗登基之初深知治世艰难，重用姚崇和宋璟两位贤相，臣下效忠，上下一体。可是开元二十年(732)之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掌权，专门提拔那些善于献媚讨好主子的小人，听不到真话，不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不能及时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扭转时弊，一步步走向了混乱。陛下亲自观看国史，时刻把国家兴亡放在心上，这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宪宗又问：“普通人做事就害怕不合情理，一旦犯了错误之后就追悔莫及。古人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高招吗?”李绛回答道：“任何人都难免做错事，所以朝廷要设谏官，参议要政。一旦皇帝有不当之处，臣下及时提议，便可消除隐患。臣等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感激陛下的抬举和垂爱，只要有不同见解就会真诚地提出来”。

李绛最反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官吏。江淮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地方官请求朝廷赈济，可是有位御史，巡察归来后禀报皇帝不足为患。唐宪宗问李绛究竟是怎么个情况，李绛早已看到那里地方官的奏折，知道灾情属实，遂建议宪宗设法招抚流民，赈济穷困，罢免御史的官职以示警戒。王播担任盐铁使期间每月都向皇宫进贡，李绛非常痛恨这种做法，他说：“前不久皇帝特下诏禁止天下官吏在正赋之外私自进献，可是王播胆大妄为，公然置皇帝的禁令于不顾，影响很坏，应当把他的贡物交给有关部门。”宪宗爽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地方官吏畏惧李绛而不敢进献。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绛听说教坊使正奉皇帝之诏在京城挑选良家女子及漂亮少妇充实后宫，外界一片骚动。李绛对同事讲：“这种事最败坏圣名，损害龙威，必须谏止。”李吉甫满不在乎地说：“这么点小事何必当真，再说这属于谏官份内的事情，与你何干?”李绛严肃地说：“您以前不是经常指责谏官论事吗?这类难以开口的话谏官谁敢说?”他直接上书皇帝，宪宗说：“爱卿真是一个忠臣，否则朕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这是教坊使没有正确领会朕的本意所导致的错误。朕看丹王等四人缺少仆人，让教坊负责在乐工中挑选或者民间有情愿的人，只取四人，每个王子各一人，多出些钱帛聘娶。教坊使违背朕意，朕定要处罚，并把他们强行抓来的人释放回家。”

作为宰相，李绛对待藩镇和党争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魏博(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田季安死后，其子田怀谏幼小懦弱，军中一时陷入混乱局面。朝廷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以宰相李吉甫为首的几位大臣主张用兵征讨，李绛反对他们的主张，他说：“两河一带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兵帅势力凝聚强大，所以委任诸将总是本着势均力敌的原则，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能叛变。现在魏博镇田怀谏乳臭未干，不能主持军务，必须把权力移交别人，军中必定拥立一位有威望的大将，归附朝廷。”不久，被拥立的大将田兴果然上表请命归顺，宪宗龙心大悦，李吉甫趁机进言，建议派宦官前去宣慰，处罚他们私自立帅的罪责。李绛坚决反对，规劝皇上正式派使节册封田兴为节度使，拨出150万缗钱犒赏将士，结果不费一枪一矢，魏博镇的将帅兵士真心实意地归顺了朝廷。

李绛还经常跟宪宗皇帝讨论朋党的问题，他说：“自古帝王最讨厌的就是朋党，所以小人经常借朋党之名诬陷好人。朋党虽然看不到踪影但说起来却比较可怕。小人们为私利拉帮结伙，构陷忠良，经常把那些志同道合的大臣们诬陷为朋党，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不可信服，也不必为此提心吊胆。”

李绛的上述谏言对元和中兴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元和九年(814)二月，李降因脚部长毒疮疼痛难忍而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宪宗批准了他的辞呈，改封他为礼部尚书。

李绛辞别相位之后并没有贪图享乐，没有详细品味“无官一身轻”的感觉，而是以不老的热情和责任感走向了新的职位。

李绛主动请求辞去相位不仅仅是因为有病的缘故，还有其他因素。唐宪宗经过10个年头的整顿，初步取得了一些成就，自以为功高盖世，可以放松享乐，不再需要臣下漫无边际的干预大政。况且李吉甫罢相之后，朝廷大臣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和李绛抗衡，大有专权之嫌疑，不必强留。最使李绛气愤的是，他刚罢相没几天，唐宪宗就把他的死敌吐突承璀从淮南召回京城，任命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他无言以对，默默地忍受着。不久回鹘首领再次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唐宪宗考虑到送公主和亲费用太大而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李绛说：“回鹘强大，不可毫无防备。现在淮西一带也不安定，仍需提防。一旦回鹘入侵，淮西发生暴乱，恐怕就不是远嫁公主所需的那些费用所能平息的。”唐宪宗没有采纳，李绛难免有些想法。

元和十年(815)，李绛挂职户部尚书，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恰好大宦官吐突承璀有许多庄田在华州，负责经营管理的那些人特别蛮横，经常欺压百姓，李绛毫不手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收审，为民众出了一口怨气。这件事传得满城风雨，影响很大。就连宪宗皇帝派遣五坊使外出捕捉珍奇鸟兽的时候，都要警告他们到华州多加小心。当时部分州县设有捕鹞户，时常践踏庄稼，毁坏农田，李绛劝谏停止这种狩猎行径。几个月后，李绛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可是他年迈的母亲已经身患绝症，无药可医，弥留之际还嘱咐李绛要为民造福。母亲谢世后，李绛按照常规礼仪辞官回乡守丧三年，到元和十四年(819)返回朝廷，以检校吏部尚书的身份出任河中(今山西永济)观察使。

河中镇本来是采用节度使制度的，只因为掌握实权的宰相皇甫厌恶李绛，才封给他一个观察使的官名。第二年，皇甫被罢免了相权，李绛又重新入主兵部尚书的宝座。

穆宗即位后改李绛为御史大夫。穆宗非常喜好游猎巡幸，李绛带领他的下属官员到延英殿集体劝谏，语言十分肯切，但仍被冷落。他倍感失意，称病辞官，又恢复了兵部尚书的职位。长庆元年(821)转任吏部尚书。同年又加封检校尚书右仆射，主管东都(今河南洛阳)尚书省事，兼任东都留守。第二年又改任兖州(今属山东)刺史、东川(今四川三台)节度使等职。长庆三年(823)再任东都留守，四年加封检校司空的官衔。

敬宗宝历元年(825)，李绛迁任尚书左仆射，尽管他已年过花甲，但神智仍很清醒。昭义军(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临终前曾留下遗表，请求朝廷批准由其子刘从谏继袭节度使之位。朝廷的文武官员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李绛秘密奏请皇上立即从泽潞(今山西长治)挑选一位有能力的将帅担任节度使，火速前往，让刘从谏来不及抗命，新官已经上任，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军心有所寄托，刘从谏无官无职，没有号召力，也不能兴风作浪。不料宰相李逢吉和王守澄已经接受了刘从谏的贿赂，他们推翻了李绛的主张，都请求以刘从谏为留后，使李绛的设想成了泡影。

李绛耿直坦率、忠心报国的政治作风使他成为当时很有威望的人物。但他嫉恶如仇、不畏权贵的品格也树敌不少。他曾经和御史中丞王璠狭路相逢，王璠不肯给他让路，李绛非常气愤，向皇上辩理，人们都觉得李绛有理，可是宰相李逢吉袒护王璠，排斥李绛，结果罢免了他尚书左仆射的官职，改封太子少师，并把他赶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

文宗登基后，李绛再次被召回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任太常卿之职。大和二年(828)以检校司空的官衔出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尹兼山南西道(今陕西汉中)节度使。第二年冬天，南诏大举入侵四川西部地区。朝廷下诏命李绛带兵增援，李绛在本道招募了一千多兵士深入四川。他们行程过半时南诏已经退兵，将士原路返回。兴元府的常规兵是有固定数额的，李绛只好解散这些临时招募的兵士。大和四年(830)二月十日，李绛一大清早就起来办理政务，他召见即将遣还的募卒，宣读圣旨，给每人发放一份米麦，士兵们高兴而去。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无度，对李绛怀恨在心。他借口给士兵的赏赐太少，派人到士兵当中煽动不满情绪。士兵们一听监军都有如此看法，立即噪动起来，一边喊着一边冲进府门，洗劫了府库，冲撞了官衙。李绛正同客人在宴席上用餐，毫无防备，忽然听说士兵暴乱，其衙将王景延拚死抵抗，兵器打断了，箭头用尽了，王景延迎战而死，李绛也不幸被乱兵所杀，终年67岁。

本来，李绛发现，乱兵冲城时是可以从城墙一角用绳索坠地逃脱的，但他死活不肯，最后和秘书官赵存约、薛齐等共同殉难。

朝廷闻讯后，谏官崔戎等人上表为李绛鸣冤，唐文宗特下诏高度赞扬李绛的品格，称颂他一生的功绩，追赠他为司徒，赠谥号为贞，并赐布帛3000段、米粟200石帮助办理丧事。

晁补之

晁补之（1053年—1110年11月8日），字无咎，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端友子。十七岁时从其父至杭州，以所著《七述》谒苏轼，苏轼谓其文辞“博辩隽伟，绝人远甚”，许其后必显于世。元丰二年进士及第，授澶州司户参军，转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召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五年，通判扬州，召还，为著作佐郎，出知齐州。绍圣中，坐党籍贬监信州酒税。徽宗即位，召复著作佐郎，迁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国史院编修官。出知河中府，徙湖、密、果诸州。崇宁间，蔡京为相，党论复起，奉祠家居，慕陶渊明而修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大观四年，起知达州，改泗州，卒于任，年五十八。晁补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才气飘逸，文学灿然，尤精于《楚词》，其文章风格近于苏轼，张耒尝称其文“凌丽奇卓出于天才，非酝酿而成者，自韩愈已还，盖不足道”(《晁无咎墓志铭》)。《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俊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卷一五四)。进士及第前，曾著《上皇帝论北事书》、《上皇帝安南罪言》，慷慨言兵，纵论南、北安边大事，引古证今，充满爱国热情，议者以为通达时务，堪称章奏中佳作。辞赋散文名篇如《北渚亭赋》雄赡开阖，类似曾巩之《北渚亭记》(《齐东野语》卷五);《广州推官杨府君墓表》仿效韩愈《罗池庙碑》，杂于韩文中不复可辨(《珊瑚钩诗话》卷一)。其馀如《庆州使宅记》、《照碧堂记》、《新城游北山记》等均为名篇。补之诗也很有特色，周紫芝曰：“读晁无咎之文与诗，浩浩然犹河汉之无极也，想其胸中，何止有八九云梦而已。”(《书晁无咎帖后》)而胡仔亦称：“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擅长乐府与古体诗，如《豆叶黄》诗描写农民秋收劳作情景以及生活艰辛，生动平易，活脱脱一幅乡村风俗画卷，张侃称其足可为后人矜式(《跋拣词》)。古歌行《芳仪怨》叙述南唐主李煜之妹于亡国后入宋，又在宋辽战争中被俘入辽，被辽圣宗封为芳仪的遭遇，辞句凄婉动人，沉郁顿挫，曾传诵一时。《陌上花》八首，为和苏轼之作，王士禛称其工妙不减苏轼，与苏诗同称绝唱(《带经堂诗话》卷九)。其馀如《村店即事》、《题谷驿舍》也清新生动，有中、晚唐风调，不类宋诗诗格(周亮工《书影》卷八)。晁补之词主要继承苏轼词豪放风格，后世评价甚高，王灼称“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碧鸡漫志》卷二);陈振孙谓晁词佳者“不逊秦观、黄庭坚”(《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他的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卷一九八)。如《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抒发年华易逝而功名无成的感慨，“语意峻切，而风调自清迥拔俗”(《蓼园词选》)，南宋辛弃疾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即规摹此词(《艺概》卷四)。《满江红》(华鬓春风)为吊友之作，“用事的确，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有似《离骚》句法”(《许彦周诗话》)。其馀如《洞仙歌》(青烟幂处)、《忆少年》(无穷官柳)、《水龙吟》(去年暑雨钩盘)，均堪称佳作。著有《鸡肋集》七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署作《鸡肋编》)，于元祐间由晁补之自编成集，南宋初又刊于建阳。现存明崇祯八年刻本、明光泽堂抄本、《四库全书》本。其词在宋代已有单刻本《晁无咎词》一卷行世(《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明代又编为《琴趣外编》六卷，现存明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道光十年刊《晁氏丛书》本、双照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一百六十馀首。《全宋诗》卷一一二一至一一四二录其诗二十二卷。《全宋文》卷二七一一至二七四九收其文三十九卷。事迹见张耒《晁无咎墓志铭》(《柯山集》卷一二)、《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陈彭年

陈彭年（961～1017）北宋真宗时参知政事。字永年，抚州南城(今属江西)人。雍熙二年(985)，中进士，历仕州县。御史中丞王化基荐其才，为卫尉寺丞，迁秘书郎，授大理寺详断官。坐事出监湖州(今属浙江)盐税，寻又停官。真宗即位，复为秘书郎。咸平三年(1000)，迁秘书丞，知金州(今属陕西)。四年，奏请置谏官、择法吏、简格令、省冗员、行公举。景德元年(1004)，直秘阁。后为杜镐等荐，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预修《册府元龟》。三年，迁右正言，充龙图阁待制，加刑部员外郎。与戚伦参定考试条式，多革旧制大中祥符元年(1008)，与丘雍举奉诏修订《切韵》，改名为《大宋重修广韵》。三年，改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迁右谏议大夫兼秘书监，编次《太宗御集》，赐勋上柱国。六年，为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同修国史。加给事中，迁工部侍郎。附王钦若、丁谓，朝廷典礼，无不参预。九年，拜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判礼仪院、充会灵观使。天禧元年(1017)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又为参详仪制奉宝册使。进兵部侍郎。是年，卒，赠右仆射，谥文僖。敏学强记，详练仪制，然素奸谄，时号“九尾狐狸”，溺志爵禄。著有《江南别录》等。

桑塔亚纳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Santayana，1863-1952），美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小说家、诗人。原籍西班牙,生于马德里,1872年移居美国,就读于波士顿拉丁文学校,后求学于哈佛大学,1886年获文学学士,1888年获文学硕士。在此期间获德国与英国沃克研究员基金。1889年获博士学位。1896～1897年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1889～1898年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07～1912年为哲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巴黎大学海德讲座,牛津斯宾塞讲座的教授。曾是全美文艺学会会员。1952年逝世于罗马。主要著作《美感》(1896)、《理性的生活》(五卷本,1905～1906)、《批判实在论论文集》(合著,1920)、《怀疑论和动物性信仰》(1923)、《存在诸领域》(1927～1940)、《在英国的独白和后来的独白》(1922)、《统治和权力》(1951)等。桑塔亚那对20世纪上半叶的自然主义哲学潮流影响甚大。但他对什么是“自然”的回答却没有定论。一方面,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就是一种自然;另一方面,他又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出发,把理念也当做自然。桑塔亚那在美学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美当做是主观愉快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能够解释美的体验中所容纳的道德和知识的重要性。美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它与任何感觉器官和身体功能都是无关的,而是与被知觉的对象紧密相连。美的特征可以理解为感性过程的产物。桑塔亚那的“四个领域”的理论十分重要。四个存在领域分别为:本质领域、物质领域、真理领域和精神领域。只有其中两种即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是实存的。精神领域不能与物质领域相分离。桑塔亚那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和文化问题等多个领域,他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批判实在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论对美国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刘徽

刘徽（约225年—约295年）魏晋时代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数学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奠基者。生平事迹不见于史籍记载。他掌握的数学理论很完整，在他于263年所著《九章算术注》中，不仅对《九章算术》的全部公式和定理，而且对更一般的计算法则，给出了有关数学概念的严格定义，及这些公式与定理的合乎逻辑的证明。在其中，不仅提出了许多创见，还创立了如“齐同术”、“今有术”等许多新的方法。在中国，他最徽早完整地给数学概念以定义，给数学命题以证明，从而改变了以往我国注重计算忽视演绎推理的传统倾向。为了补充《九章算术》在测量方面的不足，他写出了《重差》[chongcha]，即《海岛算经》(7世纪被单独抽出来，成为《算经十书》之一)，作为《九章算术注》的附录。在其中，提出了一种测量不可及目标(海岛)的距离与高度的方法—“重差术”[通过两次(即重复)测量，求出日影之差，再利用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线段的关系，进行间接测量的方法]。他给出了比、方程组的科学定义;利用通分，对分母不同的分数进行加减运算，并推广为解线性(代数)方程组消元法的一个步骤——“互乘对减法”，与高斯消去法大致相同。他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与幂的概念，最早给出正负数的确切定义，并用十进分数表示无理立方根的近似值。在我国，他最早使用极限概念解决数学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以极限概念为基础的求圆周率近似值的“割圆术”(利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穷竭圆周长或圆面积的方法，比阿基米德的方法简捷)，求出圆周率为3.1416。在此基础上，祖冲之得到了更精确的近似值。刘徽还创造了“出入相补法”(也就是割补术，即对图形进行平移、迭合、拼凑的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及许多求面积、体积的公式，并修正了《九章算术》中的一些错误。他还用无限分割的思想，证明了方锥体(底面是正方形的棱锥)的体积公式，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求积术。在证明阳马和鳖臑的体积公式中，包含了深刻的极限思想。与出入相补原理相结合，可建立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基础，并容易得到各种多面体的体积公式，比用穷竭法简捷得多。他正确地得出“牟合方盖”(两个半径相等的直交圆柱面所围成的立体)的体积，是它的内切球体积的4/π，并指出了计算球体积的正确途径，这已经具有祖原理的初步思想。他还提出一不定方程组的解法，并指出解的个数“不定”的意义。

范祥雍

范祥雍（1913年2月6日—1993年9月），古典文学研究家。上海市人。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喜爱古典文学,刻苦自学。1956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古汉语和语言学文选。出版《古木 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 《洛阳伽蓝记校注》 (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等 研究专著。1958年到南昌江西大学中文系讲授古汉语课。 1965至1966年在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讲授《昭明文选》、 《文心雕龙》及目录版本学。

经他整理的典籍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洛阳伽蓝记校注》、《战国策笺证》（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提名奖）、《大唐西域记汇校》、《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释迦方志点校》、《宋高僧传点校》、《广弘明集点校》、《管城硕记点校》、《法书要录点校》、《东坡志林广证》、《山海经补疏》、《南华真经批校》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结集为《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出版，另有《范祥雍文史论文集》，包含有《养勇斋诗抄》三百多首及论文十余篇。 [2] 其治学范围涉及古文字学、音韵学、艺术史、佛教史、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目录版本学和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藏书室名有山阴草堂、养勇斋、企苏书巢、长春室等。

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歙县人。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他原名文濬，早年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行知。父亲靠教书谋生，家境清寒。1906年，陶行知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学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因此，留学期间。除了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外，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

1917年，陶行知由美返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后来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又任教育系主任。1921年，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到北京与一些留美回国的人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鼓吹教育改造运动，呼吁开展平民教育。不久，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平民千字课》，设平民读书处，推行平民教育，幻想“教育救国”。他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的“希望”，“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说“要把平民教育输入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里、济良所里。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传统教育，提出自己改革教育的主张。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推行几年之后，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到处碰了壁”，如他自己所说，“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了。当时，他把中国“穷和弱”的原因归根于“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因此，他的出路就是办乡村教育。1926年，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3月，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合力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简称晓庄师范，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在办晓庄师范的时候，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还提出“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一系列新颖动人的口号，构成了他的所谓“生活教育”论的主要内容。这套“理论”在晓庄师范的实际运用，如他所说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他引导师生整天忙于烧饭、种田、做工、演戏、说书、开茶馆、当会计、办民校、会朋友、放哨守夜等等，以这类活动作为其教学的全部内容，学生很少认真读书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晓庄师范的招生广告上写着：“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这些做法，从反对关门读书的传统的旧教育而言，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翻版。

陶行知对晓庄师范师生的政治信仰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学校里有国民党，有国家主义派，也有共产党员。那里的进步势力比较强，学校中的骨干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1930年5月，晓庄学校师生在共产党员的鼓动和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日本把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国民党当局借口学校里有共产党活动，派兵包围并封闭了学校，捕杀师生十余名。陶行知也受到通缉，逃往日本。到1931年春天，才由日本回到上海。经过这次打击，他心情沉痛苦闷，但仍然盼望着晓庄启封，继续他的事业。开始他隐蔽在商务印书馆借译书谋生，后来他的活动又逐渐展开，着手普及科学教育。他提出“科学下嫁运动”的口号，幻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让下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现代科学的成果。他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还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创办一种业余学校——山海工学团。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他们接受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生育等六项训练。他曾主观设想把“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界掀起了大规模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得到共产党友人的帮助，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先后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从这时起，他开始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

1936年7月，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国民党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他在国外访问了欧美二十八个国家，所到之处，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动员华侨捐款救国。

1938年夏天，陶行知回国。经过香港时，他说愿意在抗战中从事三件工作：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这时，国民政府宣布他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8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冬季，他到重庆。1939年2月，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提出抗战教育方案，主动动员全国的物资、人力与日寇总决斗，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他的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交到国民政府手里，却如石沉大海。

陶行知从国外回来后，蒋介石曾拉他加入国民党，想叫他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高级职位，陶断然拒绝了，以后，就常常受到监视。他想办晓庄大学，国民政府不批准。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北碚附近的合川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靠自筹经费办起了育才学校。育才的办学方针仍以他那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这时他在政治上已更加倾向进步，学校里容纳不少共产党人，因此国民党总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它。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异常困难，有时衣食都难以为继。国民政府对这所学校不但一钱不给，而且还对它进行刁难。陶行知为了筹款，到处奔波，经常碰壁。

抗日战争后期，陶行知对蒋介石的专政越来越不满，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自觉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1945年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除继续坚持办育才学校外，又和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学校课程。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重庆许多人民团体在较场口开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被毒打。当时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在场，他目睹特务的暴行，非常气愤，回校后对大家说：“沉着，要知道民主需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才会到来的。”

1946年4月，陶行知由重庆回到上海，一方面筹划育才迁校，一方面忙于民盟的工作。他到处讲演，为反独裁、争民主而大声疾呼。6月23日，他在上海北站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的群众大会上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7月11日、15日，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同时，社会上传闻陶行知已名列“黑榜”，国民党特务准备暗杀他。他冷静沉着，不怕牺牲。7月17日，他给重庆育才师生写信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的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

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严重威胁下，陶行知日夜忙着整理自己的诗稿。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送了挽词。

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诗歌集》等。

刘球

刘球（1392年—1443年），明代诗文作家。字求乐,更字挺振。安福(今属江西)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家居读书十年,从学者甚众。授礼部主事。胡濙薦侍经筵,与修宣宗实录,改翰林院侍讲。正统间,上奏言输赎之律:“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正统六年(1441),帝以太监王振言,大举征麓川。乃上疏曰:“……望陛下罢大举之议,选智谋将帅,辅以才识大臣,量调官军,分屯金齿诸要害,乘间进攻,因便抚谕,寇自可服。”章下兵部,谓南征已有成命,不用其言。八年五月,应诏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略曰:“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臣愿皇上……政由已出,则权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视三朝,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权总归于上。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熟,愿守二圣成规,复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在谈及法制时,曰:“古人君不亲刑狱,必付理官,益恐循喜怒而有所轻重也。迩法司所上狱,多奉敕增减轻重,法司不能执奏,及讯他囚,又观望以为轻重,民用多冤,宜使各举其职。”疏入,下廷议。王振因麓川事,固已衔之。钦天监正彭德清又摘其疏中“揽权”等语,谓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逮球下诏狱,属指挥与顺杀之。景泰初赠翰林学士,谥忠愍。他的性格刚烈,诗文却温文尔雅。如《山居》:“水抱孤村远,山通一径斜。不知深树里,还住几人家。”心境冲谈,诗风飘逸。又如《少保东莱黄公挽诗》,悼念友朋,娓娓道来。但其诗熔炼不足。著有《两溪集》24卷。

苏珊娜·穆迪

苏珊娜·穆迪（1803年12月6日-1885年4月8日）生于斯特里克兰，英国出生的加拿大作家。

苏珊娜·穆迪出生萨福克（郡）的邦吉。她是家族中最小的妹妹。她于1822年写了她的第一本儿童读物，并在伦敦出版籍。1831年4月4日，她与约翰·穆迪结婚，穆迪曾在拿破仑战争中服役，是一名退休军官。1832年，苏珊娜·穆迪与丈夫和女儿一起移民加拿大。全家人在彼得伯勒以北莱克菲尔德附近的杜罗镇的一个农场定居，她的兄弟塞缪尔·斯特里克兰 (Samuel Strickland)（1804-1867年）在那里创立了博物馆。该博物馆前身是一座圣公会教堂，可俯瞰苏珊娜 (Susanna) 奥托纳比 (Otonabee) 河。博物馆保留了塞缪尔以及她的姐姐作家凯瑟琳的文物，凯瑟琳与约翰穆迪的一个朋友结婚，并在苏珊娜和约翰前几周移民到同一地区。穆迪在加拿大写作，她的信件和日记包含有关殖民地生活的宝贵信息。她观察了当时安大略偏远地区的生活，包括当地风俗、气候、野生动物、加拿大人和最近的美国定居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和被称为“蜜蜂”的社区工作。其实她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她在1836年经历了经济萧条，她的丈夫在1837年在加拿大叛乱中参加了反抗威廉·里昂·麦肯齐的民兵组织。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的英国女性，穆迪并不特别喜欢她所说的“丛林”。1840 年，她和她的丈夫搬到了贝尔维尔，她称之为“空地”。她同情罗伯特·鲍德温领导的温和改革者，同时对威廉·里昂·麦肯齐等激进改革者持批评态度。她的丈夫同意她的观点，但作为贝尔维尔的警长，不得不与家庭成员和支持者合作。她丈夫去世后，她留在贝尔维尔，与她的儿子罗伯特住在一起。她于1885年4月8日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去世，葬于贝尔维尔公墓。

曹寅

曹寅（1658年9月7日—1712年7月23日），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祖籍奉天辽阳(今属辽宁)，清汉军正白旗人。

十七岁入宫，为康熙御前侍卫。祖母吴氏为康熙保姆，以是皇恩眷顾，甚见亲幸。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领通政使衔。四十三年(1704)，加授两淮巡盐御史。“一切恤商惠民之政，无不实心奉行”。康熙后四次南巡，皆驻跸其家。康熙四十七年(1708)扬州大饥，曹寅捐银二万两，买米平粜，赈济饥民，人皆称之。康熙五十年(1711)，寅偶感风寒，竟不治，次年卒于扬州。

曹寅在扬业绩，以主持“扬州诗局”影响至钜，声誉最隆。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奉旨于天宁寺设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寅领衔总校，翰林院侍讲彭定球等9人为分校。此书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籖》、清初季振宜《唐诗》为底本，与内府所藏别本相参校，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时代分置次第。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一日书成，收诗48900余首，凡2200余人，总为900卷。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玄烨作《御制全唐诗序》，冠式书前。于是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斯。《全唐诗》为木版雕本，字取欧体、赵体，通篇整齐如一，俊秀绝伦，皆出自扬州匠人之手，为清代雕版艺术典范之作。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玄烨帝复命曹寅及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由曹寅主其事。《佩文韵府》为分韵隶事之辞书，“佩文”乃清帝书斋名。此书由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等领衔纂撰，始于康熙十三年(1674)，成于康熙五十年(1711)。《韵府》以阴幼遇《韵府群玉》、凌稚隆《五车瑞韵》为蓝本，参以经、史、子、集，订其讹误，补其脱漏，又广为增益之。正集及拾遗凡212卷，收10257字，分106韵，逐字注明音训。词语最下一字分韵排列，言明出处，不作解释，为后世士人征求典实、搜寻文藻必备之书。斯编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于扬州开刻，明年九月刊竣。此前曹寅已病故，李煦继主其事。寅虽未竟其业，然统筹策划之功，不可没也。

《全唐诗》竣刊一百年后，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大学士董诰、阮元等奉旨纂辑《全唐文》成编。书以内府所藏旧抄《唐文》为底本，兼采《文苑英华》、《永乐大典》、《唐文粹》诸书所录，收唐五代作家3042人，文18488篇，总为1000卷。是年六月，总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奉旨依扬州诗局旧制，复设扬州书局，开工镌刻。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刊竣，是即世人所谓之“扬州官本”。仍将版片存留运库，听其印刷，以广流传。自《全唐诗》、《佩文韵府》、《全唐文》刊刻之后，扬州雕版艺术已崭然为天下冠，继其后者，清都顺天、湖北武昌、浙江连城也。阅二百年世事沧桑，当年之木雕版片每有散佚，然存世者尚夥，今藏于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

曹寅工诗词，兼善书法，有《楝亭持抄》8卷、《诗抄别集》4卷及《词抄》1卷行世。

范古农

范古农(1881—1951),原名运枢,字拱薇,后改名梦耕,字古农,后又易名寄东,字幻庵,嘉兴人。清末秀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肄业上海南洋公学。二十六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二十九年创办毓秀小学,为城区小学校之始。三十三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在日本与褚辅成、沈钧儒等交游,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归国,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1912年创办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任校长。原本力主革命,与章太炎、鲁迅均有交往,辛亥革命后转向佛学研究。1912年,与龚宝铨等组织嘉兴佛学研究会。嗣后,杭州、平湖、嘉善、海盐、松江等地亦相继成立佛学会。于寒、暑两假,应邀前往各地讲经,开居士讲经之风气。1922年,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改称嘉兴县立商科职业学校,任校长。1925年随九世班禅和白普仁喇嘛朝拜各佛教圣地,并访问武汉、长沙等地佛教团体。1927年去上海,任佛学书局总编辑,此后渐成为国内佛学界权威。1937年抗战兴起,避难至浙西天目山。次年返沪,寓居省心莲社,讲大乘起信论等。1939年继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杭州佛学研究会主讲,并担任《金刚经讲义》校订。1943年至上海创办法相学社,集学者讲法相。抗日战争胜利后,专力于法相学,先后讲大乘五蕴论、大乘广五蕴论、百法明门论、二十唯识论等。1947年以嘉兴月河住宅为校舍,创办私立范氏小学(后改称私立月河小学)。1951年因病在上海去世,火化后葬苏州灵岩山。家藏大批佛学书刊,殁后归于嘉兴图书馆。著作有《释尊传》、《大乘空义集要》、《幻庵文集》、《八识规矩颂贯解》、《观所缘缘论释》、《佛教问答》、《生日纪念》等。

吴强

吴强(1910年2月17日—1990年4月10日)，现当代作家。原名汪大同，曾用笔名吴蔷、叶如桐。江苏涟水人。1937年以前先后就读于师范学校、高中、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河南大学。此间曾几次辍学(其中两次系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当局除名)，当过糟坊学徒、小学教师。1933年在上海读高中时开始写诗、散文、特写，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发表第1篇短篇小说《电线杆》，同年发表的《苦脸》获上海《大晚报》短篇小说征文奖。抗日战争爆发后，弃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写有独幕话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并与人合作撰写话剧剧本《繁昌之战》、《丁赞亭》(1946年出版，1959年改名《逮捕》重版)。其中《繁昌之战》曾在新四军内外产生过较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纵队(军)、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随军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要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华东文化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负责文艺工作。 1953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任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1957年，经过长期酝酿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日》出版。该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过程，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解放军官兵和敌军将领形象，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60年代初，开始以抗日战争时期苏北反清乡斗争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堡垒》，上部于1979年出版。已出版的其它作品还有报告文学《英雄的业绩》，评论集《谈谈小说、散文的写作》、《文化生活》，小说散文集《心潮集》，中、短篇小说集《养马的人》，文学作品合集《吴强近作》，散文集《咆哮的烟苇港》，短篇小说集《灵魂的搏斗》等。

蒋维乔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1873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蒋树德,“年十三弃书习工”,一人做工赡养全家九口,生活艰难拮据。

蒋维乔七岁入私塾就读,十六岁因病辍学,在家自学,并教两个弟弟读书,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他在自学中偶然接触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使他“眼界一新”,于是对天文、算学、舆地、物理、化学等书籍“没头没脑乱看一阵,有看得懂的,也有不甚懂的”。这时,他不但抛弃了八股文,而且连以往比较喜爱的词章也不大注意了。此后,他曾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未中举。

1895年6月,蒋维乔在岁试中名列第三,入南菁书院肄业。次年春,他又考入刚创办的常州致用精舍。南菁书院设在江阴,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专门研究经史、词章等。致用精舍则是甲午战争后,由原常州龙城书院经过改良后的一所书院,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其中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蒋维乔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的六年中,同时攻读两院课程,按月参加考试,为他的古文及“新学”打下了较深的基础。

1901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开设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五门课。新聘的理化教习钟观光于授课之余,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心醉其说”,“思想乃为之剧变”。时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蒋经钟介绍,参加了中国教育会。1902年9月,因总教习丁立钧生病回乡,南菁高等学堂于无形中停顿。蒋遂随钟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并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活动。不久,他返回家乡武进,与何海樵等人组织了“以变法与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每周演说,“以期开通风气”。此年冬,蒋维乔等人又组织了体育传习所,“提倡尚武精神”,并由他任队长,于第二年春节初一开操,训练后上街游行,“以动社会观感”。这是常州前所未有的举动,致使“人人惊异”,遭守旧者“大肆讥评”。

1903年2月,蒋维乔应蔡元培之聘,到沪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与章炳麟分别讲授国文。不久,又转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他于授课之余,为中国教育会的宣传阵地——《苏报》翻译日本新闻,“月得译资十六元,供生活之费”。在中国教育会当年春季大会上,蒋维乔被选为监察。同年5月,爱国学社积极配合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训练,蒋任分队教练。6月,“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前,将爱国女学委托给蒋维乔。8月,蒋与钟观光召集在沪的中国教育会会员十余人开会,决定继续开办爱国女学,由钟任经理,蒋任事务,从而为中国教育会保存了唯一的秘密联络站。次年7月,他们又将爱国女学交回蔡元培办理,蒋仍任该校义务教员。1909年10月蒋接任该校校长。

“苏报案”发生后,蒋维乔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在恢复爱国女学的同时,进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蒋维乔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三人,以日本人长尾槙太郎、小谷重为顾问,“团坐一桌,互相讨论”,“每成一课,必至无可指摘,始为定稿”。半年后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销路大畅;接着继续编成十册,风行全国。自此,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形式方备”。嗣后,蒋还编辑出版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

蒋维乔在编辑教科书的同时,始终亲自任教,“以增加经验,扩展思想”,并将“所有心得发挥于教科书”。当时全国缺乏小学教员,蒋维乔于1905年6月发起并主持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三届师范学生。其后,他还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他于1910年编著的《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

辛亥革命后,蒋维乔经蔡元培介绍,于1912年1月初加入了由章炳麟发起并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此时,孙中山正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蒋应蔡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后不满三个月,蒋协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庶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致二目红肿”。蒋起草的《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1月19日颁行,明文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科”等。

南北和议达成协议后,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蒋维乔随蔡于5月初北上,任教育部参事,审议学校法令及学校规程。7月初,他提议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临时教育会议,议决要案23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草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等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

1913年10月,熊希龄内阁组成,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与之意见不合,遂辞职南归,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这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连续发布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同年底,蒋维乔以“无始”的笔名,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教育大政方针私议》、《硬教育与软教育》两篇论文,抨击新内阁教育部篡改民国元年颁行的教育宗旨,指出所谓“尊崇孔学为道德教育之本”的说法,“不过饰一孔学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同时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有人以“硬教育”为幌子,企图恢复小学读经。他大声疾呼:“‘硬教育’欲施诸小学则万不能行!”

1914年8月,蒋维乔根据他长期坚持练气功、治疾病的体会,撰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该书出版后,畅销各地,到1927年6月重版达21次之多。1917年1月,蒋维乔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月。回国后,在京、津、沪、宁四地演说考察结果,并由蒋总其成,汇编为《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纪实》一书出版。9月,蒋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自此时起,蒋维乔沉溺于佛学研究之中。他不但阅读佛经,请居士讲佛学,而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以至“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1918年3月,蒋还建议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我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蒋维乔为江西教育厅厅长,蒋不就,辞职而归,旋又北上任教育部编审员。

1922年7月,在“苏人治苏”的风潮下,由黄炎培等人推举,蒋维乔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他在任三年,排除了各派系议员的种种纠缠,先后视察了全省几十所学校,对江苏省教育作了一些整顿。1925年初,“齐卢战争”重启,段祺瑞政府以附齐嫌疑的罪名,将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职,蒋维乔也于2月被解职。他在离任前夕,与黄炎培、江苏财政厅长曾孟朴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中拨出,组织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教育经费收支独立。

与蒋维乔被解职的同时,南京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该校原任校长郭秉文被解职后去欧洲,全校师生罢课、游行,群起反对新校长胡敦复,风潮半年不息。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按照“行政决于教务会议,教学决于教授会议,财政公开”三条原则,奔波于宁、沪二地,将东南大学维持了两年。其间曾于1926年4月偕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一月。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沪上,不问外事”,每年春秋二季外出游山,后将历年所写的游记整理成《因是子游记》一书出版。

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其后历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达20年之久。他的许多学术专著多完成于此时,计有《中国佛教史》、《佛教浅测》、《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并与杨大膺合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

自1938年8月起,蒋维乔又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1941年7月起,他受黄炎培委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后,他曾两次赴香港疗养,1958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

杨荣

杨荣（1372年1月4日－1440年7月30日），在明代成祖及仁、宣、英宗四朝，内阁中曾有一位能谋善断、精明干练、足智多谋的宰相，他就是明初著名的“三杨”之一的杨荣。

杨荣，字勉仁，明洪武四年(1371)出生于建安(今福建建瓯)，最初的名字叫子荣。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进入京师时，他跪在马前说：“殿下是先谒祭皇陵呢?还是先即位呢?”明成祖马上掉头去祭皇陵。从此以后，杨荣受到明成祖的信任。成祖即位后，被选入文渊阁，改名字为荣。成祖指定将各种章奏文书、机要事务都集中由该阁拟办，与杨荣同时入阁的有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六人，史称“七学士”。阁中七人，杨荣最年轻，最机警灵敏。一天晚上，宁夏来报，说被敌人包围了。成祖召集七人商议，其他人都已走，只有杨荣一人在，明成祖把奏章交给他看。杨荣说：“宁夏城池很坚固，将士英勇善战，奏章送来需十多天，这时已经解围了”。半夜时分，果然又来奏章，说敌人已解围而去。明成祖对杨荣说：“你料事怎么如此准确呢?”还有一次，江西盗贼兴起，成祖遣使抚谕，同时派都督韩观率兵随其后，盗贼受招抚的奏章送来，明成祖准备颁诏奖赏韩观。杨荣说：“我计算了一下，送奏章时，韩观还没有赶到，不应该算作他的功劳。”成祖越发器重他，再次提升杨荣为侍讲。册立太子以后，杨荣升任右谕德，仍兼任前职，与内阁诸臣都被赐二品官服。杨荣评议各衙门政绩公正允当，成祖又赐给衣、币，以示褒奖。明成祖很威严，与大臣们商议事情，有时长时间不能决定，以致发怒，一见杨荣来，则立即露出笑容，事情很快决定了。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命杨荣赴甘肃筹办军务。所过之地，杨荣详细观察了解山川形势，询问军民疾苦，考察城堡建置。杨荣返京后，在武英殿向成祖禀奏。明成祖很高兴，当时正是盛夏，成祖亲自切瓜让杨荣吃。不久，升杨荣为右庶子，仍兼任旧职。第二年，杨荣因父死回乡料理丧事，丧事完毕，仍回朝理事。第三年，杨荣母亲又因病去世，他上奏成祖请求回去治丧。但成祖因马上就要出师北征，未批准他回乡理丧。命他和胡广、金幼孜随同成祖出征。甘肃总兵官何福上奏，称脱脱不花等人率众请降，现于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待命。明成祖派杨荣赴甘肃与何福一起去受降，并持节于军中封何福为宁远侯。处理完毕甘肃的事务后，杨荣又转道宁夏，与宁阳侯陈懋一起筹划边防。杨荣回京后，向成祖报告他就地处置的10件事，受到明成祖的赞赏。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成祖亲率50万大军深入漠北，征讨鞑靼，杨荣随成祖北征，到达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成祖挑选300勇士为侍卫，不隶属诸将领，由杨荣统领。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7骑西逃。接着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明军大获全胜。回师途中，断了粮饷。杨荣请求把供御用剩下的粮食分给军士，令军中有余粮者可以借贷，班师后由官府加倍偿还，由于军中粮食相互接济，因此没有出现大的粮荒。第二年，杨荣请求回家奔丧，明成祖派宦官护行。回京师后，成祖向他询问福建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和一年的丰歉，他都具体详细地作了回答。不久，明成祖命他在文华殿辅导诸皇孙读书。

永乐十年(1412)，甘肃守臣宋琥上奏称，一个名叫老的罕的叛逃到赤斤蒙古后，经常率众南下骚扰，成为严重的边患。明成祖再次派遣杨荣到陕西，会同丰城侯李彬商议讨伐方略。杨荣返京后对成祖说：“现正值隆冬，不是用兵的时候，况且骚扰边境的只是小股敌人，不宜发大军讨伐。”成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叛逃的人不久就归降了。第二年，杨荣与胡广、金幼孜一起随明成祖北巡。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再度率军出塞，亲征瓦剌。这次明军以50万之众对付仅3万余人的瓦剌军，明军虽胜，但伤亡较大。这次皇太孙从行，成祖命杨荣在闲暇时向皇太孙讲授经史，还兼掌尚宝司事。凡是宣布诏令以及使用旗帜符验，必须经杨荣奏请才可签发。一天晚上明成祖坐在行帐，召来杨荣商讨粮饷问题。杨荣回答说：“可以挑选将领组织屯田，只要训练有方，耕种有时，那么粮饷就充足了。”永乐十四年(1416)，杨荣和金幼孜同时升为翰林学士。仍兼任庶子(即掌教谕之职的太子侍从官)。第二年又随成祖北征。

永乐十六年(1418)，胡广病逝，成祖命杨荣掌管翰林院事务，他进一步受到成祖的信任和器重。一些大臣嫉妒杨荣，想疏远他和明成祖的关系，便一致推举杨荣作国子监祭酒，妄图让他离开皇帝身边。成祖说：“我也知道杨荣能胜任祭酒这个职务，只是没有找到可以代替杨荣现在职务的人。”这些大臣才不敢多说了。永乐十八年(1420)，杨荣被擢升文渊阁大学士。是年九月，正式迁都北京。次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杨荣在大火中指挥侍从将图籍文诰抢救出来，抬到东华门外。成祖为此对杨荣大加褒奖。杨荣和金幼孜上奏十件事，都得到成祖的批准。

永乐二十年(1422)，杨荣又随成祖出征漠北，所有军事计划都让杨荣参与制订，明成祖对杨荣的赏赐特别优厚。回师以后，明成祖设宴奖励出征将士，分为四等赐宴，杨荣和金幼孜都在前席，受头等赏。不久，明成祖又下令征讨阿鲁台。有人上奏请求调集建文帝时在江西征集的民兵。明成祖问杨荣是否可行，杨荣回答说：“陛下答应让他们复业为农已经二十年，如果再征召他们，不是示信于天下的做法。”成祖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次北征打败了阿鲁台部，使阿鲁台对明廷表示臣服，并接受了明朝的封号。第二年，杨荣再次随明成祖出征，讨伐鞑靼，成祖把军事方面的事都委托给杨荣，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杨荣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当时成祖对杨荣非常尊重，称杨荣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永乐二十二年(1424)，杨荣再随成祖北征。这是明成祖第五次北征，因粮饷不能及时运到，士卒又冻又饿，军中死亡十之二三。大军向北推进到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国中部哈尔和林地区)，仍久久不见敌踪。明成祖问诸臣是否还要继续进兵，群臣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只有杨荣和金幼孜二人敢于从容进言，建议马上班师。成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是决定就此回师。

是年七月，大军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明成祖由于连续行军作战，积劳成疾骤然去世。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秘密与杨荣、金幼孜商议。二人认为，六师在外，离京师还很远，应该秘不发丧，按礼装殓，命人收集军中的锡，熔铸为棺，放在御舆之中，一路上早晚送饭和平时一样，军令更加严格，别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建议可以借其他的事情写成敕书，速报皇太子。他们二人说：“谁敢这样做!先帝在的时候称敕，皇上死了以后再称敕，这是欺诈行为，罪过是很大的。”众人说：“很对。”于是写上成祖去世的月日以及遗命传位的意思，禀告太子。杨荣与少监海寿先行赴京送讣告。到京师后，太子朱高炽命杨荣与蹇义、杨士奇一起商议筹备成祖葬礼及太子登基等各种事情。

杨荣在成祖去世仁宗即位之前这一段非常时期，全力投入繁杂的朝政之中，他与内阁其他成员一起定丧礼，议国政，妥善处理国家的政治、军事问题，使太子顺利登基，年号洪熙，是为明仁宗。仁宗即位后，杨荣升任太常卿，其余旧职仍然兼任。不久，又升任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有人说，杨荣在先帝逝世时，主持所行丧礼及处理军事方面均有重大贡献，仁宗帝立即赐敕褒奖，进行慰劳犒赏，赏赐甚厚，并提升杨荣为工部尚书，享受三种官职的俸禄。当时杨士奇和黄淮都辞去尚书俸禄，杨荣和金幼孜也要求辞去，但明仁宗不批准。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原明成祖的次子汉王朱高煦反叛。宣宗召来杨荣商议对策。杨荣首先提出请皇帝亲征，说：“汉王以为陛下刚即位，一定不会御驾亲征，现在出其不意，以皇帝的威严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事情一定能成功。”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亲征。宣宗命其弟瞻墡等留守，杨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前锋，又命平江伯陈瑄严守淮安，防止高煦南逃。杨荣等诸大臣扈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乐安(今山东惠民)进发。汉王朱高煦听说皇帝亲征，极为恐惧，纠集数千人，妄图顽抗，实际上汉王这数千乌合之众，既不能作战，又没有南逃之路，他的反叛成了自不量力的愚蠢行动。大军进至乐安城下，部众纷纷作鸟兽散，高煦未经战斗，即开城投降。回师后，杨荣因决策有功，受到明宣宗的头等赏赐，赐给银章五枚，并赐敕褒奖。

宣德三年(1428)，杨荣随宣宗巡边，到达遵化。听说兀良哈将要犯边，宣宗把随行的文臣都留在大营，只让杨荣随行，亲自率领一队轻骑出喜峰口，破敌而还。宣德五年(1430)，杨荣升任少傅，请求并辞掉了大学士俸禄。宣德九年(1434)，杨荣又随明宣宗巡视边境，曾到达洗马林(今河北万全西南)，然后返回。次年秋又随宣宗于居庸关外狩猎，返京后宣宗染疾，正月初三日，病死于乾清宫。

明英宗即位以后，杨荣像过去一样受到倚重。当时明英宗只是一个不满9岁的孩子，一切政务都要禀告英宗的祖母张氏来裁决，张太后则特别倚重内阁“三杨”等前朝老臣，军国大政都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三杨”等人也都尽心辅佐。正统三年(1438)，杨荣和杨士奇同时升任少师。正统五年(1440)，杨荣请求回乡修建并祭扫坟墓，明英宗派宦官护行。这时英宗宠幸的司礼太监王振乘杨荣回乡省墓离京之机，唆使一些甘为鹰犬的御史、给事中对其挑剔攻讦，攻击杨荣曾接受靖江王朱佐敬的馈赠，请求英宗严厉查办。杨荣返京路过杭州时，闻讯气愤而死。享年70岁。赠太师，谥号文敏，授世袭都指挥使。

杨荣前后经历了四代皇帝，有谋略而且果断，是一位难得的智囊型人物，他往往在事件还处在萌发阶段，或事态仍在急剧演变过程中，杨荣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其发展趋势和结果，对事件的性质及利弊影响，都能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从而提出相应的部署和决策。例如永乐末年，浙江、福建的山区农民聚众造反，朝廷商议发兵讨伐。明成祖当时正在塞外，奏报送到后，成祖拿给杨荣看，杨荣说：“老百姓苦于地方官压榨，不得已才相聚山林，以求自保。如派兵前去镇压，他们将会越聚越多，事情反而不好解决了。可派使臣前去招抚，不必派兵征讨。”成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事情果然很快平息下去。杨荣无论在永乐朝还是宣宗朝，皇帝出征或巡边都必须让杨荣随行，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军事指挥和现场裁决国政的才能，同时还是一个善于剖析疑难问题的能手。在两代皇帝的历次戎行中，他都能起到最重要的参谋机要和协助决策的作用。再如：放弃安南(今越南)一事，多数大臣都认为不可以放弃，只有杨荣和杨士奇力争，说不可以为了让荒蛮之邦臣服，而拖累中国。他就是这样老成持重。杨荣议论事情慷慨激昂，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但每当遇到有人惹皇帝发怒将有不测时，他却能从容地疏导帝意，使事情得到缓解。夏原吉、李时勉之所以未被处死，都御史刘观之所以免于戍边，都是靠杨荣全力相助。他曾经对人说：“侍奉君主应该识大体，进谏应该讲究方法。因固执己见惹恼皇帝而引火烧身，我不干这种事。”因此，他的恩遇始终不衰。重修《明太祖实录》编修太宗、仁宗和宣宗三朝实录，他都充任总裁官。杨荣先后得到的赏赐不可数计。他喜欢结交宾客，虽然权势地位很高，但能和宾客融洽相处，士人多愿归附他。有人说，杨荣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与唐代的姚崇相比毫不逊色，而从不拘小节方面来看，与姚崇也颇为相似。

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塾师，后官至内阁中书等职。

梁漱溟五岁时，其父请一位姓孟的老师来家教他读《三字经》及《地球韵言》等书籍，1899年将他送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次年因爆发义和团运动，学校停办。1901年起梁先后入北京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江苏小学，一度在家课读。

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五年半的学习过程中，梁读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门课程，同时他对时事很有兴趣。那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都是他每天的读物。此外《新民丛报》也是他喜欢读的刊物。在政治上他主张走和平的道路，进行改良，反对排满与革命。

1911年秋，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武昌首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在此形势下，他与一些同学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并担任该部在天津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和外勤记者，常驻北京。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出入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与各方面人物交往，因此对官场中的丑行、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感到厌倦和憎恶。而他父亲对他的革命行为又不予支持，所以思想很苦闷，矛盾日益加剧而无法解决，故于是年冬及次年冬，两次自杀未遂，均被友人挽救回家。人虽得救，可从此产生了皈依佛家的心愿。1913年春，他毅然辞去记者的工作，在家闭门读佛典，并从此戒荤吃素，同时还读过一些医书。

经过三四年的自学，梁漱溟对佛学有了较深的体会与认识，于是撰写了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发表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第6、7期上。该文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看了很感兴趣，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梁到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程。

1919年12月，他撰写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说，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站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1]。

梁漱溟自进入北大之日起“就抱定一个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2]而来的想法，是因那时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吴虞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社会上激怒了一些人，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一进北大就对蔡元培说了上述的话。在讲印度哲学课程外，又在校内创立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以研究孔子思想为题，在校内外进行演讲，并应邀到山东济南去讲座。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批判了三种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他认为正确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留情;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结论是：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是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办学，随行者有熊十力、陈亚三、黄艮庸等人，任务是主持曹州中学，并拟筹办曲阜大学。之前，梁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谈其教育主张。他认为，当时的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方针是“以青年为友”。后来因当地军阀内部纷争，学校办了不到半年便停办了。1925年梁等回到北京，他本人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闭门读书，整理父亲的遗著。同年，因有几位学生来到，所以在什刹海附近赁房而居，师生一起讲学共勉，心情倒也舒畅。

1926年春，梁漱溟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德国学者卫中(西琴，S.A.Westharp)，之后双方结合在一起，搬到西郊大有庄住，共同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1927年5月，梁应老朋友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之邀到广州。时李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梁的帮助。梁建议李在广东推行“乡治”，指出：宪治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础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李表示同意，便请梁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春，梁漱溟到南京参观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晓庄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回广州后大力推行其“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方针;同时在一中内设立了“乡治讲习所”，听众达千余人之多。为提高举办“乡治”的能力，他获得广东政府的资助，于1929年2月偕冯炳奎等人，外出到一些举办乡治的省市去参观。他们先到上海，参观了黄炎培等人在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及一所小学。旋即北上，参观了河北定县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改进事业。之后又转向山西，参观沁源、汾阳等县乡村自治情况。梁参观后，原本想回广州大干一番“乡治”事业，但由于李济深不同意蒋介石讨桂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时局有变，梁因此未回广东而留在北平。

1929年秋，梁漱溟应彭禹廷、梁仲华之邀，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同时接办《村治》月刊，并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略谓：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基础就有了。这是梁第二次办“乡治”之始。因该院与冯(玉祥)有关，翌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村治学院被封闭，梁也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到北平。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文中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只有一条路，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作自觉的改革。梁漱溟即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其进行反驳。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1931年6月，前河南“村治学院”院长梁仲华在山东邹平又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被聘为该院研究部主任。是时他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该文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等问题，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而在乡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当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在其研究院下设立了三个部：一是研究部，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研究乡村建设理论;二是训练部，招收中等文化青年，训练为乡村服务人员;三是实验区，以邹平为实验区，该县的全部事务概由研究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等。教学方法，一般不取讲授办法，而采用个别谈话或集体讨论。课程设置，从农村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如农业常识，等等。

梁漱溟这套改良主义办法，虽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实验区从一个后来竟发展到了十三个;在各个区内又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乡民，但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广大农民对此反应冷淡。他的“乡治”在山东推行时间最长，大约六年多时间。这是他搞村治的第三阶段。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梁漱溟以乡治派代表身份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后为“国民参政会”)。会后返回山东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善后工作，号召同事、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此后，他便随着国民政府辗转迁往武汉后至重庆。

1938年1月，为了全国团结抗战，求国家之进步与统一，梁漱溟奔赴延安，进行考察和交换意见。他拜会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国事问题与之晤谈多次，并将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当时梁对抗日有悲观情绪，经毛泽东以《持久战论》示之以后，心情豁然开朗。后来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梁表示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中国贫富贵贱不明显，阶级对立不强烈。毛泽东说：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了。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社会发展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二人互不相让，争论没有结果。此行梁在延安待了十八天，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活条件差，但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

1939年，日军已深入我华中地区，但山东、河南敌占区仍有我游击队与之周旋，其中有不少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员。梁漱溟也想到敌后战区巡视一番。他征得国共双方领导人的同意与支持后，于是年2月率其同人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进入山东，在鲁、豫、苏、皖各游击区巡视。所到之处皆代表后方民众向前方战士表示敬意与慰问。此行前后八个月，艰苦备尝，同时梁也发现国共双方在敌后根据地内的驻军时常发生军事摩擦，这使他感到惊讶和苦恼。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即向各方呼吁和平，并在国民参政会议上提出质问，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八路军的军事活动，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1941年又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梁深感忧虑，认为有必要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织一个党派，一起来反对内战。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商议，并决定将原先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组织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为“民盟”之前身)。同年3月1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为中央常委，黄为委员会主席(后因黄辞职，改由张澜继任)。因在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同年5月梁受组织委托到香港筹办报刊。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梁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该报作为中国政坛上第三方面势力出现，它要求民主、希望团结、坚持抗战，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可惜只办了八十天因香港沦陷而停刊。

1942年初，梁回到广西桂林，他在这里一边从事写作，一边主持民盟工作，配合李济深等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是年末，有人由重庆带来周恩来的密信，劝梁往苏北等地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他感到困难未往。次年，国民党方面邵力子邀梁往重庆共商国是，也被他拒绝。后来桂林失守，他避难到贺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的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梁漱溟为此甚为兴奋，认为国难已纾，团结在望。11月他从广州飞往重庆，当晚周恩来来访，谈及形势，才知国共两党虽然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但内战仍未停止。因此梁又不得不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行列。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参加“军事组”、“国民大会组”的工作。这次大会通过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方案。梁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宪政在清末时自己曾主张过，但入民国后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了，于是他在30日的闭幕会上宣布自己今后要退出现实政治，专门去搞文化研究。

同年3月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与同情。在延安他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等人进行了座谈，梁认为多党制政府在中国行不通，希望能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党派可以存在，但参政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等等。座谈没有结果，后来他说，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能在延安畅所欲言，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4月初梁漱溟回到重庆后，正是东北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越打越烈，后来在各方面奔走呼吁下，蒋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谈，但要价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民盟内的朋友都劝梁漱溟不要走，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听了这些话，梁改变主意，又鼓起勇气加入到政治行列，为和平奔走，担任“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民盟主席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盟内事务概由梁做主处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及西南联大教授(民盟成员)闻一多，妄想用恐怖手段镇压人民“反内战”要“民主”的声势，但适得其反，昆明学生及爱国人士不畏残暴，又发动了“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发生后，梁漱溟于7月18日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在读完书面谈话后，大声怒喝道：“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5]之后，“民盟”总部委托他与副秘书长周新民到昆明调查此事件真相。他们抵昆明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应付一下门面，就算了事了。梁对此深为不满，在昆明待了十六天，写出一份“李闻案调查报告”，公诸于众，要求将此案转交南京特别法庭处理。

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次日，蒋介石认为军事已取得优势，于是单方发出召开伪国大的命令，遭到中共断然拒绝，“民盟”也表示不愿参加，从此和谈彻底破裂。

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于1946年6月离开南京到重庆北碚，闭门著书，但他对国内政治问题还是关心的。1947年在《观察》上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略谓：在此广大社会中，遍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尤其政治上为甚，尤以政府当局为最甚。同年5月，曾到南京出席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议。

1948年梁漱溟在北碚创办了勉仁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次日，梁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指出：过去内战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希望今后各方共谋和平统一中国。

同年11月，梁漱溟所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由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序言里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不久重庆解放，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梁漱溟于1950年1月到北京。毛主席询问梁可否参加政府工作，梁漱溟答应愿在政府外效力。曾去东北、山东、河南等地参观，并一度赴四川合川县从事土改。1951年10月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翌年5月写了《我的努力与反省》一篇长文，对以前错误思想有所检讨。

1953年9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指责党和政府进城以后丢了农村，搞大工业城市损害农民，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对共产党依赖甚至还不如资本家对工商联依赖可靠。为此受到过批评，口诛之后又加笔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报刊共发表上百篇批判梁的文章，有的文章不够实事求是，乃至进行人身攻击。1966年“文革”中他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抄家，结果资料书籍损失殆尽。在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梁漱溟坚持批林而不批孔，他对当时流行的批孔意见多不同意，起初打算写成书面意见送统战部等领导看，后来为感情驱使在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五小时的发言，全面讲述了自己的看法，遭到严厉批判。他始终不服，当会议召集人征询他的感想时，他答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6]。“文命”后，梁漱溟继续参加政协活动，更忙于著述，先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稿，1980年被推举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连任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孙诒让

孙诒让（1848年9月16日—1908年6月20日）晚清经学家、文字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孙衣言子。幼承家学，聪颖好学。13岁即撰成《广韵姓氏刊误》一书，18岁时又写成《白虎通校补》。曾随父宦游京师江淮等地，博采珍本秘籍，广结学者名流，见识大增。1867年(同治六年)举浙江乡试,1886年(光绪十二年)任刑部主事,旋去职,究心于学术研究。曾在乡兴办地方教育。1901年撰《变法平议》,提出革新政治等主张。生平对文字、甲骨、金石、文献、目录、校勘学等皆有钻研,尤精于经学。晚年曾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会长。少好六艺古文，随父官江宁时，收得东南故家秘藏数万卷。又与戴望、唐仁义、刘寿曾等交游，学益进。

后引疾归里，研治古籍古字，总结旧说。其性恬淡，不慕荣利。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无不贯通，又从事著述，至老不倦。认为典莫备于《周礼》故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并辑三家佚注一卷附后，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证其制度，博采汉、唐、宋以来诸儒注疏及乾嘉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发挥东汉郑玄注之渊奥，补正唐贾公彦《周礼义疏》之遗缺，是解释《周礼》较完备之书。见于国势浸弱，为谋所以致富强之道，遂作《周礼政要》二卷四十篇。撰《墨子闲诂》十五卷，又《目录》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墨学以不合儒术而几为绝学，其书又脱误而多不可读。本书依经谊字例，遂加诠解，又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为当时学者所推崇，对此后先秦诸子研究颇有影响。又考金石、定文字，成《石籀拾遗》三卷、《古籀余论》一卷。推阐古人造字之精微，成《名原》二卷。辨折龟甲文，成《栔文举例》二卷。还有《尚书骈枝》，《扎迻》十二卷，《周书斠补》四卷，《九旗古义述》一卷，《籀庼述林》十四卷等。对古书的校勘解释有较大贡献。主要著作收入光绪庚子年间(1900)所刻《孙氏遗著》中。

著书30多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都具成就。其中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二书为世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与“墨学”之权威著作。所著《契文举例》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名原》、《古籀余论》、《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尚书骈枝》、《经迻》、《札迻》等，对研究金文和校释古书，作出了贡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20卷、《四部别录》2卷，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还校辑《永嘉郡记》，参加编辑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撰写《永嘉丛书札记》、《温州古甓记》等。其学术成就，与著名学者俞曲园、黄以周合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梁启超赞其“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为“启后承前一巨儒”。

诒让晚年，坚辞清廷的多次征召，专以办学校、开风气为己任。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瑞安创建“算学书院”(后改称学计馆)，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次年力赞项崧等人创办瑞安方言馆，讲授国文、英文及外国史、地理等。同时与友人在温州创办蚕学馆(后称蚕桑学校)，教授中外种桑养蚕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将学计、方言两馆合并，更名为瑞安县普通学堂(现瑞安中学前身)。三十一年，成立温处学务公处，推任总理。后相继任学部咨议官、浙江省学务公所议绅和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任内积极筹集教育资金，选派优秀学生出洋留学，创办女学，在温处两地16个县，倡办府、县中学堂、温州师范学堂、处州初级师范学堂和一大批小学，总数达300余所。另外，还很注意社会教育，创办和参与兴办瑞安务农会、瑞安天算学社、演说会、阅报社、劝解缠足会等，且曾计划筹办温州农工商实业学堂。

1908年，因劳累过度，在瑞安病逝，享年61岁。孙家的玉海楼为清代江南私家著名藏书楼之一。

贾仲明

贾仲明(1343年～1422年后)，一作贾仲名。元明之际戏曲作家。自号云水翁，又号云水散人。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自幼聪明敏捷，博览群书，擅长吟咏，尤其精通戏曲和隐语。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他曾与杂剧作家汤舜民、杨讷同游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邸中，甚受宠爱。每有宴会，都要他吟诗度曲，备受称赏。晚年迁居兰陵(今山东枣庄)。大约卒于永乐二十年(1422)以后。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说他“所作传奇乐府极多，骈丽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论他的曲“如锦幄琼筵”。编有《云水遗音》等集，今佚。著杂剧十六种，《裴度还带》、《玉壶春》、《升仙梦》、《玉梳记》、《菩萨蛮》、《度金童玉女》(《元曲选目》简名别作《金安寿》)、《意马心猿》、《梅杏争春》(佚)、《碧桃花》(佚)、《双献头》(佚)、《节妇牌》、《调风月》(佚)、《双告状》(佚)、《燕山怨》(佚)、《双坐化》(佚)、《燕山梦》(佚)、《七世冤家》(佚)。增补元钟嗣成《录鬼簿》，一说《录鬼簿续编》亦是贾仲明所著。生平事迹见元钟嗣成《录鬼簿》、无名氏《录鬼簿续编》等书。

宣永光

宣永光（1886-1960），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乳名和尚，学名金寿。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始改今名。朋辈屡以老宣呼之，因以为号。祖籍鲁之青州。迁于浙之余姚。明末，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八世中有洞出公者，宦游北上，入籍滦州（今改县）。及不佞之身，已十一世矣，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先父字若眉，居名笃斋，人称笃斋先生。系廪贡生，候选州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以耽于理学，不台时尚，穷老授徒以终。先母氏吴，同籍滦州。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不佞九龄入塾，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习英语与科学。

学成于北京汇文书院，后自命为先知先觉，目空一切，五年之中，改换七种职业。生性不能“安守本分”，爱对人生，社会，官场，家庭，男女二性等问题大发议论。他的杂感短文作为专栏先后在《实报》、《图画世界》和《北洋画报》上连载。20世纪30年代，他将数年来断断续续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辑为两册单行本出版，名之为《疯话集成》、《乱语全书》。两书一出，喧嚣一时，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并称为奇书。

汪荣宝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一作衮甫，号太玄。江苏元和(今苏州) 人。父汪风藻，官长沙知府。少受业于黄体芳及黄道周，好训诂词章。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次年应朝考,以七品小京官入兵部任职。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尝师事章太炎。归国后任京师译学馆教习。三十四年（1908），迁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正科员。1909年任简字研究会会员。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宣统三年(1911)，为资政院议员，协纂宪法大臣。1912年，被举为临时议会议员。次年，任众议院参议。1914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15年归，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任驻瑞典大使。1922年转驻日公使。1931年7月回国后，旋赴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参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来华，被派为北平方面之招待委员。1933年6月病逝。年55岁。

工诗。早年“诗宗玉溪(李商隐)，沉博绝丽”(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戊戌前后，在京与曹元忠、张鸿等唱酬，仿西昆体而合集《西砖酬唱集》，然实有异于昆体，“主文谲谏”，“侧身天地，聊以写其隐忧”(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颇隐戊戌政变史实，而微婉深至。“晚乃以荆公(王安石)东坡(苏轼)为不可及，自作亦转趋平淡”(汪东《金薤琳瑯斋集·后序》)，“苍秀在骨，江左旧格，为之一变”(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著有《思玄堂诗集》，《清史讲义》，《中国历史教科书》、《法言义疏》、《汪荣宝日记》等。生平事迹见李肖聃《星庐笔记》，及《汪荣宝日记》。

朱之瑜

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明清之际思想家。字鲁屿，又作楚屿，号舜水。浙江馀姚人。生于明万曆二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出身士宦之家，自幼丧父，家境随之衰落。曾师事朱永祐、吴锺峦。崇祯十一年(1638)考中恩贡生。少有经济之志，时人多以公辅相期，但以国事是非，遂絶意仕进，明亡时年四十五，并无官职。福王建号南京时，马士英罗致之，不就，逃于海滨。从南京失陷到永曆被害止，十五年间，舜水时而日本、安南、暹逻，时而国内本土，爲恢复明室而奔波。最后见实无可爲，“乃决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时值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外人不得居国内。日本学者安东守约敬慕其学识德行，坚请他留住日本，后徵得日本长崎镇镇巡的同意，遂客居长崎。七年后，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舜水居首都江户(即东京)，待以宾师礼，亲受业爲弟子，其馀藩侯藩士也多受业其门。卒后，被日本私諡爲文恭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之瑜学本先秦儒家与西汉经学，故他崇汉学而轻宋儒，认爲汉学实爲“万代之功”，指斥宋儒脱离社会实际，“辨析毫釐，终不曾做得一事”，如 “棘端刻猴”，“工虽巧，无益于世也”(《与安东条约书》十)。主张实践，排斥玄谈，提倡“爲学当有实功实学”(《答小宅生顺问》)，他说：“爲学之道在于近裹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乎徒弄虚脾，捕风捉影。若夫窃儒之名，乱儒之实，使日本终不知儒者之道而俗子诋诽，则罪人矣”(《答奥村庸礼问》文集卷八)。认爲学术应当有益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故他同情提倡功利主义的陈亮，而批评朱熹理学，说：“太守以临民爲业，以平治爲功，若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及治国平天下，则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故不若随时格物致知，犹爲近之。”“治民之官与经生大异，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专在理学研究也。晦翁先生以陈同甫爲异端，恐不免过当。”(《答野节问》)提倡“巨儒鸿士”与道学家对立，所谓 “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答林春信问》卷十五)。在知行关係上，重视“行”的作用，提出“日用躬行即是学”、“躬身之外无学问”、“学贵实行”的观点，与重讲说、轻实行的理学相对立。强调读书要得到其中之精髓，作爲行动的指南，说：“呫哔非他，呫哔而咀其味，得其真，则皆励行之资也……不能咀其味得其真，则文具而已矣，读书何爲?”(《答奥村德辉书》卷七)反对空疏与脱离实际，指出“学者以躬行心得爲主”( 《答古市务本书》卷十)，“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答野节问》卷四)对爲学祇知道追求名利而不身体力行的倾向表示厌恶，说：“爲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爲有得”(《舜水先生行实》)。主张“行之则必至，爲之则必成”(《答木下贞干书》卷四)。然认爲“孝”爲百行之本源，行孝便成爲他躬行实践的重要内容。在人性问题上，反对理学家所谓人性由禀气清浊决定的说法，认爲人性是由后天所形成，重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他说：“试观孩提之童，……薄海内外，天性无少异也，及其长也，父母之教训无方，世俗之引诱也多故，习之久，灵明尽蔽，昏惑奸狡横生，相去遂有万万不侔者。”(《答奥村庸礼问》卷一四)但又说：“吾心本体，原自纯一，物欲劳扰之则不空，本来光湛，物欲固蔽之则不明。是故虚则必灵，虚己灵己，常自惺惺，自然不昧。非释氏之所谓空，非释氏之所谓明也。学者捨其固有，而求之外铄，何异提灯乞火矣”(《虚灵不昧》)。认爲本心清明，由于物欲劳扰，乃不复空灵。其说与理学家的“存理灭欲”说大体一致，从而在心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朱之瑜特别重视史学。他在《答奥村庸礼问》中说：“详读史之有益于治理”，“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从读史开始，渐通义理，这便是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

朱之瑜学识宏博，多才多艺，在日本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同时还传授了中国的建筑工程、农艺园林以及衣冠裁製等多项技艺。梁啓超论之曰：“舜水以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的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家，最大的动力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设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2页)。著作有《朱舜水先生文集》，《朱徵君集》等，1981年中华书局将其遗著重加校点成 《朱舜水集》刊行。

祁寯藻

祁寯[jùn]藻(1793—1866)字叔颖，又字淳甫，避讳改实甫，自号春圃，晚号䜱䜪亭叟，又号观斋。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湖南学政，历迁内阁学士，礼部、兵部、户部侍郎。道光十九年(1839)偕黄爵滋视察福建，筹议海防及禁烟事，擢兵部尚书。二十年，命为军机大臣。二十九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拜体仁阁大学士、实录馆总裁。四年，以病乞致仕，仍留京师。十一年，同治帝即位，特旨起用，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卒谥文端。生平尚文学、喜接士流，识拔多士。论诗主张“穷通显晦，境遇各殊。温柔敦厚，体要斯在”(《䜱䜪亭集自序》)。其诗“论古述今，每关掌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而亦多咏物纪游、感恩扈从、官场酬应之作，于中亦见学问、性情。李慈铭以为“其诗原本香山、东坡，致力颇厚，故其前集颇多清雅之作”(《越缦堂日记·咸丰庚申》)。陈衍则谓“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为黄”，“而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近代诗钞自序》)。尤欣赏其《题䜱䜪亭集》等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兼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石遗室诗话》)。与程恩泽同为开道、咸以后崇尚宋诗风气者，对后来“同光体”影响颇大。著有《䜱䜪亭集》三二卷、《䜱䜪亭后集》一二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三九一，《清史列传》卷四六，秦缃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四)，《观斋行年自纪》(祁寯藻撰、祁世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