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涛

张曼涛（1933.11.17～1981.01.18）中国佛教学者。笔名澹思，出家期间法名青松。生于湖南耒阳。自幼出家，拜明真和尚为师，10岁入南岳佛学院。1949年4月赴香港，就读光夏书院，专攻佛学，其间曾受教于竺摩法师。1955年前往中国台湾。1956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晓露》。1961年以青松法师之名赴日本留学，在大谷大学以优异成绩修完博士课程。其间参加众多日本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发表多篇论文，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留学期间还俗。1967年返回台北，被聘为“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次年任教授，并担任该校佛学研究所所长，主编《华冈佛学学报》。1969年入选中国台湾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同年再赴日本，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在东京创办《天声杂志》。1974年回到中国台湾，着手编辑《中华民国六十年来佛教论文目录》。1975年创立大乘文化出版社，次年开始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至1980年出版完毕，共100册，3000余万字。《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搜集近百年来国内外报章杂志的佛学论述，按禅宗、佛教史、唯识、华严、三论、天台、净土、密宗、律宗、印度佛教排列10辑。丛刊的出版，对现代佛教文化著述的整理、编集作出了贡献。1981年1月16日赴日本筹划亚洲佛教文化交流会议，其间因病去世。著有《佛教思想文集》（1969）、《涅槃思想研究》（1981）、《魏晋新学与佛教思想》等。

朱权

朱权（1378年5月27日－1448年），明初文学家、曲学专家。字臞仙，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自号大明奇士。明宗室，明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为宁王。二十六年就藩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文元年(1399)，被削护卫。“靖难”兵起，为燕王朱棣所执，遂从。永乐元年(1403)，改封南昌。朱权有材略，多智数，好文学、医学，尤善北曲。日与文学之士相往还，留心史籍，诸子百家、释老卜筮家诸作均有涉猎。卒谥献，人称宁献王。

著有杂剧12种，今仅存《大罗天》、《私奔相如》等二种。其所著《太和正音谱》不仅保留了许多戏曲史料和曲谱，也是我国第一部戏曲理论专著。撰有《琴阮启蒙》、《臞仙神隐书》、《神奇秘谱》、《太和正音谱》、《乾坤生意》、《寿域神方》、《诗谱》、《文谱》、《异域志》、《采芝吟》等此外，还有史学著作《汉唐秘史》、《通鉴博论》，曲学专著《务头集韵》、《琼林雅韵》等，堪称著作等身、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的著名学者，在宗室中尤为佼佼者。生平事略见《明史·本传》卷一一七、《国朝献征录》卷一、《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

朱权又是茶文化史上著名的茶学专家。朱权撰有《茶谱》，已著录，参见《茶谱》条。其《臞仙神隐》4卷，仅有格致丛书本传世，书中保存了大量明初茶文化史料，均为亲身体验的独家记载，极为可贵。《神隐》著录了明初作者喜爱的茶具，多据其本人茶事实践中喜爱的茶具予以总结。如述茶灶，“古用铜铸”，野外则“只宜瓦炉”茶磨，以青礞石为之，有化痰妙用茶碾，“用铁为之”，“愈小愈佳”茶臼，主张用檀木制造，其有诗云：“松下捣茶惊鹤梦”茶匙，以竹为之，更佳茶瓯，“可用黑瓷，大忌青白处、饶之器”茶瓶，“瓦者最清”。均有独到见解，颇有神韵，既不同于皇家的豪华气派，也不同于一般流品，唯以益茶，即有助于茶的色香味充分发挥而匠心独运，选择使用。其述兰膏茶、脑子茶、杞菊茶、枸杞茶、擂茶的制法均自出心裁，别具一格，清幽可闻。其《摘茶》条述茶叶炒制焙干以箬叶包裹贮藏，合蔡襄《茶录》所云藏茶之法。其《试茶》条记采嫩芽现制后即临泉旋烹，自然会“不类常味”。其《收茶子》条又述茶子的采收、收藏、防冻之法，与五代韩鄂《四时纂要》所记方法如出一辙。这些均证明朱权乃是精熟茶事、稔于典故又事事实践的茶学专家，其著述远非附弄风雅的耳食之徒可比。可惜，朱权在茶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被人忽视，他是明代一流的茶学权威。

邹弢

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又字瘦鹤，自号酒丐，别署司香旧尉、潇湘馆侍者、玉愁生等。江苏无锡人。早年曾游幕山东、湖南，因慕蒲松龄之名，尝至其墓前凭吊。又曾馆于苏州叶氏，课余与俞达、汪中、江建霞等诗酒唱和。后寓居上海，任教于启明女校达十七年之久，编有《速成文诀》、《尺牍课选》、《课本菁华》等教材。一度兼任《苏报》编辑。晚年坐车致残，夫人偏瘫，长子精神错乱，次子以疾早丧，两孙及一孙女夭折，本人又遭解雇失业，被迫离沪返里，不久贫病而卒。

邹弢早岁即有诗名，尤以《黄花诗》传诵一时，因有“邹黄花”之称。又善长短句、骈体文、散文、小说，文名颇著。在沪时，曾与高太痴、舒问梅等人组织希社，以商兑、保存旧学为宗。曾与上海妓女汪畹根有过恋情，后汪嫁万姓，邹弢惆怅不已，撰成小说《断肠碑》(又名《海上尘天影》)六十回，被公认为晚清狭邪小说代表作之一。其他著作已刊者有《三借庐集》(含骈文、诗、词、函牍、联话五个部分)、《浇愁集》八卷、《蘅香馆无题》一卷、《吴门百艳图》一卷、《三借庐赘谈》十二卷、《万国近政考》八卷、《申江花月史》四册;未刊者有《三借庐续赘谈》八卷、《洋务管见》八卷、散文十六卷、尺牍八卷等。《三借庐赘谈》保留小说、戏曲史料较多，颇具学术价值。生平事迹散见于郑逸梅《逸梅丛谈·酒丐轶事》(1935年7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郑逸梅《逸梅小品·酒丐之死》(1934年4月上海中孚书局出版)等。

韦昭

韦昭（204年―273年）三国吴训诂学家。字弘嗣，晋避司马昭讳，故作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生于建安九年（204），卒于凤凰二年（273），享岁七十。少好学，善属文。历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朝(222—277)，历仕西安令、太子中庶子、中书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官至侍中。领左国史。曾依刘向所作，校定群书。后撰《吴书》，触怒孙皓，下狱诛杀。事迹见《三国志·吴书》卷六十五《韦曜传》。作《吴书》二十五卷，未卒业。《辩释名》一卷，以补《释名》之失。《孝经解赞》一卷，《汉书音义》七卷，《官职训》一卷。又与朱育合作《毛诗答难问》七卷。皆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毛诗答难问》一卷、《孝经解赞》一卷;黄奭《汉学堂丛书》辑录《辩释名》一卷。《汉书》颜师古注亦多征引其说。今存唯*《春秋外传国语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则为二十一卷，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之说，且多所驳正，为《国语》今存最早详赡注本。

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革命家,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镇一个基督教教友会信徒的家庭。幼年随父从事缝纫业,未受过正规教育。因谋生无成,1774年移居美国。次年任费诚《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1776年初发表《常识》一书。系统论证了北美大陆应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主张,在当时舆论界影响极大。参加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并加入华盛顿的军队。1776～1783年陆续发表题为《危机》(The American Crisis)的十三篇政论,其中第一篇在独立战争(1775～1783)初期的不利情况下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1777年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秘书。1779年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1780年被接纳为美国哲学会会员,并被授予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787～1789年往来于英、法,宣传其单拱铁桥计划,并协助起草法国《人权宣言》。1791年初在伦敦发表《人权论》第一部分,抨击保王党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抨击。次年又发表该书第二部分,批判英国君主制与贵族制度,遭到英国政府禁止后,同年底被迫离开英国赴法国,被授予法国公民权并被选入法国国民公会。因支持吉伦特派反对处死路易十六(Louis XVI 公元1774～1792年在位),1793年被雅各宾政府拘禁。1794年底出狱,仍居法国。1794、1796年先后发表《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第一、二部分,主张信仰自由和自然神论。1802年返回美国,因卷入民主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论争,1803年被迫隐退,在贫病中度过晚年。1809年病逝于纽约新罗歇尔。

潘恩亲身参加了18世纪两大资产阶级革命,奔走于美、英、法3个大国,致力于对启蒙思想家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和在革命斗争中的实际运用。他是最早认识到用武力争取北美独立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的人之一。他用确凿可信的分析证明同英国和解的不可能,“既然抵抗才有效力,那么为了上帝,就让我们达到最后的独立”(《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28页)。他接受了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观,基于人性恶的立论对政府和社会进行区分,认为社会是对人民幸福的积极保障,而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通过“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同上书,第3页)。政体就其本质来说只有两类形式:世袭制和代议制,贵族制和君主制都属于前者,“一切世袭制政府按其本质来说都是暴政”(同上书,第237页),据此他批判了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度,而代议制“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基础,以自然、理性和经验作为指导”(同上书,第241页),具有形而上、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等各方面的优越性,独立后的美国应实行代议民主制。潘恩继承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出人生来都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他的天赋权利是他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而“人进入社会并不是要使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坏,也不是要使自己的权利比以前更少,而是要让那些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同上书,第142页),因此民主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同上书,第35～36页)。实在法应与自然法精神一致,应具备公正性、平等性和可行性。潘恩还强调了代议制度下立宪的重要性,“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凡与文官政府全部组织有关的一切以及它据以行使职权和受约束的种种原则都包括在内”(同上书,第164页)。他认为宪法应是成文形式的,否认不成文宪法,认为英国事实上没有宪法。潘恩提出了许多社会改革方案,反对以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权,主张保卫妇女权利、解放黑人奴隶。

潘恩是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声称“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转引自《潘恩:自由的使者》,第3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他对启蒙思想和自然法学说的卓越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实秋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作家。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等。北京人。原籍浙江杭州。1915年进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曾组织小说研究会,开始写诗和杂文。1922年11月,他与闻一多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集出版。1923年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进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翌年去芝加哥,与留学学生创办提倡国家主义的大江社,出版《大江会刊》。随后入哈佛大学研究所,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青岛大学、中国公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其间曾主编上海《时事新报·青光》副刊,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后与徐志摩组织新月派,任新月书店总编,《新月》月刊主编,由此引发一场与鲁迅等人的论争。抗战期间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励推荐,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台湾师大英语研究所主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编译馆馆长。1966年退休,住在美国西雅图他女儿家里,经常在美国、台湾两地轮流居住。梁实秋一生的主要精力主要放在研究英国文学上。据他自述,学英国文学原不是他的初衷,当年在清华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只是为留美而学,因到毕业的时候,“我的数学不好,理工科是没法念,必须学文史”。最初他打算学国际法,接着又想学新闻,最后促使他选择文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快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太太,因为感情的关系,对文学特别感兴趣;二是他早年就爱写点新诗和散文,朋友们知道他喜欢舞文弄墨,都鼓励他学文。据称45年前,当他还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时候,在一次聚会中,胡适曾提议,应该由梁实秋与闻一多、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合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胡适的提议,当时人人赞成,但话说过后,大家都没有提笔,只有他经过近40年的艰苦努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1967年,40卷本莎翁全集翻译本,由台湾远东书局出版,台湾的文艺界特别为此举行了一个庆祝会。晚年他主要从事两本书的写作:用中文写一部《英国文学史》,再用英文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也是他退休后的工作计划。他编写这两本书的理由是:凡是研究英国文学的人,必须读一读英国文学史;用英文写《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为了适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时的需要。除学术著作外,他还以散文著称,台湾的评论家认为他的小品文清丽、朴实而隽永,富于幽默感,脍炙人口。对于他的小品文,有人说:文字太刻薄了。他解释说:“我写时的原则:开玩笑,必须先开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领不要有,挨打的功夫必须好。”谈到写文章的经验时,他说:“文如其人,一个人一个样,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不需要模仿。”“要能割爱”“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能长。描写要深刻,意想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他的写于四川北碚土屋子里的《雅舍小品》,幽默而风趣,在台湾已经销行30多版,他的《雅舍小品续集》和怀念他的亡妻的《槐园梦忆》,在台湾读者中也受到欢迎。晚年来,他已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因年渐老迈,耳朵重听,多所不便。他曾在台湾联合报发表了怀念北京的《故都乡情》一文,流露出他晚年思念乡土和热爱国家民族的感情。他在文章中说:“大概人都爱他的故乡,离乡背井一向被认为是一件苦事。其实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由于任何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一定能体会到廋子山的所谓‘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我是北平人,我生长在北平,祖宗坟墓在北平,然而一去三十余年,‘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1987年病逝于台湾。梁实秋的主要著作有:评论《浪漫的与古典的》(1927年新月书店)、《骂人的艺术》(1927年新月书店)、《文学的纪律》(1928年新月书店)、《偏见集》(1934年正中书局)、《约翰孙》(1934年商务印书馆)、《文艺之批评论》(1934年中华出版社)、《梁实秋论文学》(1978年时报出版公司》、《梁实秋札记》(1978年时报出版公司)。1949年后在台湾著述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雅舍小品》(1949年正中书局)、《秋室杂文》(1963年文星书局)、《文学因缘》(1964年文星书局)、《谈徐志摩》(1958年远东书局)、《谈闻一多》(1967年传记文学出版社)、《清华八年》(1962年重光出版社)、《雅舍小品续集》(1974年正中书局)、《看云集》(1974年志文出版社)、《槐园梦忆》(1974年远东书局)、《关于鲁迅》(1970年爱眉出版社)、《白猫王子及其他》(1980年九歌出版社)、《雅舍杂文》(1983年正中书局)。

朱胜非

朱胜非（1082年—1144年12月24日），字藏一，蔡州(今河南新蔡)人。生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崇宁二年(1103)，21岁的朱胜非以上舍登第，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朱胜非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北宋后期政治的腐败和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从太祖赵匡胤开国至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共167年，北宋王朝便在金人的铁蹄之下宣告灭亡了。在这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年代里，朱胜非以其才能和权变在前程莫测的迷雾中迎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上书论事。计平苗、刘，为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诸多功勋。

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之一，由于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兵变而从后周的一个大臣直接登上皇位的。因此，整个宋朝的统治者始终都将眼睛盯在如何巩固自己的皇权问题上。为防止别人再演出“黄袍加身”。赵匡胤实行了“职、权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使文武百官“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这一政策虽将五代时“君弱臣强”的局面扭转了过来，但对整个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则留下了许多隐患。官员们相互牵制，有职的无权，有权的则大多是皇帝的临时差遣，造成了宋朝官员们只能被动听命的局面，也常使官员们之间矛盾重重。

朱胜非自崇宁二年上舍登第后，先在馆阁(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做学士。这期间，多次目睹朝臣们相互争权的事例。政和末(1117)，蔡京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70，但与少宰王黼仍争权相倾，矛盾重重，致使两人的门下士也相互攻击嘲谤。朱胜非曾做《和同省秋夜省宿》一诗，以嘲弄的口吻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

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

炎凉分胜负，倾刻变阴晴。

这种内部理不清的纠葛，虽然增加了皇帝的权威，但一旦面对外患，则显得束手无策。显而易见，正是宋朝这种过于注重内部统治的政策，导致了我国北部辽、金等少数民族的不断壮大，并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到北宋末年，昏庸无能的徽、钦二帝，面对金人的南侵，只知一味求和，企图以金银财宝和割让土地来保住自己的皇位，甚至不惜北面称臣，致使金人的气焰日益嚣张，胃口也越来越大。靖康元年(1126)，金人再次南侵，等金人渡过黄河的消息传到后，汴京城里一下子炸了窝，整个朝中避敌之声响而退敌之策少。这时的朱胜非，正为东道副总管，并暂理应天府。金人进攻时，他正守在应天府治所宋城(今河南商丘)，在敌人攻城的前一夜，朱胜非于梦中见到庭下有一盗贼，左眼被箭射中，箭还留在眼中，血流遍体，不觉惊醒。至天将拂晓，果有敌人到来的报告。朱胜非急忙带领军士御敌，他亲自选择了一处要害之地，伏弩以待，等敌人来到近前，一箭射中敌酋眼睛，敌酋顿时坠马而死。然而，朱胜非毕竟兵弱将寡，不敌强敌，最后只得弃城逃去。直到后来韩世忠的部将杨进率军破敌，朱胜非才复还视事。

金人此次南侵，虽未一举攻克京城，但宋钦宗已是吓得六神无主，只是苦苦求和。然而，至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兵攻上东京城墙，北宋王朝已实际面临灭亡。这时，屯兵在外的康王赵构忽接使臣曹辅带来的诏书，诏书云：“金兵攻城未下，正在谈判议和，康王和诸帅屯兵原地，不要妄动，以免不测。”其实，此时的赵构虽拥大军，但却不敢与金人较量，接旨后，遂按兵不动，其它各路勤王军也不得靠近京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金兵攻入京城之中。

南侵金军的主帅粘罕和斡离不见京城军民已失去抵抗能力，康王赵构的各路勤王军也不敢交战，正是消灭北宋的最好时机。于是，先后将徽、钦二帝留在金营，接着，金主又下诏废徽、钦二帝为庶人。靖康二年(1127)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王朝就这样彻底灭亡了。

北宋灭亡后，赵构在汪伯彦的劝说下本欲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县)，以备逃往江南，只是由于将士们的反对没有成行。至金兵北撤后，朱胜非自应天府出发来到济州(今山东济宁)晋见康王，极言南京(即应天府)为兴王之地，力请康王赵构到那里再图大计。在朱胜非和宗泽等人的请求下，赵构决定移师应天府，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并下诏改元为“建炎”，大赦天下，从此，历史进入了艰难的南宋时期。

建炎元年(1127)，朱胜非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主要掌管承办各项文书及起草皇帝的有关诏令等。当初，高宗赵构匆忙在应天府登基，条件非常简陋，一切都还处在草创阶段，工作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朱胜非仍不改其以往。他常常凭借一面破鼓，一丝不苟地为高宗起草各项命令，字里行间，辞气严肃庄重，宛若平时一样。这期间，他还上书高宗，畅论治理国家应坚持“仁义”这一大原则，他说：“仁义者，是天下最大的原则，中国若能坚持这一原则，那么外族就会顺服，整个华夏人民也会尊敬;假若失去这一原则，那就免不了四夷轮番侵扰的祸患了。先前，我国与契丹结好有100多年，后来却乘其乱弱而远交金人对其进行夹攻，这是中国自己背弃了仁义这一原则。由此，便不断地招来外侮。陛下即位后，即应明确一条正确的方针，凡是符合仁义的事就施行，不符合的就不要去做。这样就可以抵御四夷的侵略，而复兴大业了。”在这个奏本中，朱胜非将北宋频遭外族入侵直至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朝廷没有行仁义而联结金人夹攻契丹之事上，虽然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却只是表面的问题。北宋之所以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这一点是朱胜非没有看到或者不敢提到的。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朱胜非能直言朝廷的某些过失，也确是可嘉的。这时的朱胜非，对于复兴之事，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他不仅时常上书谈论时事，发表看法，而且在官员的进职及任用等问题上也能坚持原则。如总制使钱盖进职，朱胜非便严厉指出他在做陕西制置使时，面对金人的进攻而弃师误国。并封还贴黄，直接罢免。对于那些无辜贬官的人，朱胜非也能仗义直言，谏官卫肤敏因议论元祐太后兄子而改任他职，朱胜非便指出因外戚的缘故而去谏臣，是很不应该的。

建炎二年(1128)，朱胜非官任尚书右丞，针对当时宰执(宋时枢密院正副长官与参知政事，左右丞都称执政官，与宰相合称宰执)荫补(指官员们的子孙依靠先代的官爵而授官封爵)既多且滥的弊端而启奏高宗，指出先前那种“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的现象是不可不戒的。在这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豢养了大量的文武官员，为了笼络这些官员，又给他们加以各种优厚的待遇，并荫及子孙，致使因恩荫出身的任职逐年增多。这样，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而且还出现一官有五六人共做的现象，使得冗员繁多，极大地降低了办事效率。朱胜非在南宋建立之初，就看到并指出这一严重影响国家复兴的问题，还是很有见地的。然而，昏庸的高宗此时想的是怎样才能讨得金人的欢心而不再南侵，并不惜以对金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朝对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承认。因此，对于朱胜非的建议，嘴上虽然予以嘉奖，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想去做。

同年，朱胜非迁中书侍郎。

高宗赵构自登基之始，就没有决心与金人再战以图复兴大业。因此，金人撤离东京后，赵构就一直没有进城而躲在应天府，可是，应天府一无山川之险可恃，二无高墙深池可守。大家都很清楚，在当时的形势下，以此为都城是万万不可取的。但在何地建都问题上，当时的朝廷内部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以汪伯彦、黄潜善为首的主和派主张放弃故都，南迁有长江之险可恃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李纲等主战派则坚决反对南迁。因为，这样等于昭示天下放弃中原，势必影响军民的抗金决心，今后再想收复失地就很困难了。但是，经过几次讨论，高宗还是不顾李纲等人的反对，决定南迁，随即下诏“巡幸扬州”。

建炎三年(1129)春，高宗赵构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等到达扬州，过着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金军已再次分多路大举南下。

二月三日，天刚拂晓，有使来报，金人即日趋扬州，高宗惊慌失措，仓惶骑马逃出扬州，回头再望，城里已火光冲天，亮如白昼。高宗和护驾的王渊、张浚及军卒数人经过一天的急驰狂奔，天黑时赶到镇江府。可是，金兵在扬州未获高宗，又尾追而至。吓得高宗不敢在镇江久留。第二天，便命朱胜非驻守镇江，自己带着随从向临安(今杭州)逃去。

在这局势危急的关头，朱胜非官衔再加，自经理镇江后不久，又被授以控扼使。稍后，又拜宣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这时，性情暴躁、庸碌无为的王渊也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由于王渊无显功而骤迁要职，引起诸将不满。其中苗傅、刘正彦因自感“功高荣薄”正在愤愤不平，听到王渊升迁，不由怒从心起，便与其部下王钧甫、马柔吉、王世修等共谋，以王渊勾结宦官谋反为由，将其处斩，并拥兵入城。在捕杀了内侍一百多人后，直逼行宫。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变，身为宰相的朱胜非急忙登上宫门楼，责问苗、刘二人为何擅杀。苗、刘等不作回答，非要面见皇上，高宗此时手足无措，只好硬着头皮登上楼台抚谕，而苗、刘等人语多不逊，朱胜非又请皇太后出谕旨。苗、刘仍不罢休。苗傅并反问高宗道：“陛下贸然称帝，他日渊圣(即钦帝)皇帝若从北国归来，将何以处之?”高宗听了这话，心中顿知他们目的所在。他急忙要朱胜非下楼与苗、刘当面交涉。苗傅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让隆祐太后孟氏垂帘听政;二是派人立即去金朝议和。对这些条件，犹如困兽的高宗为保活命，只好当场应诺，企图以此平息事端。但是，苗、刘等人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见高宗软弱可欺，又得寸进尺，要求高宗退位。高宗此时是欲逃不能，也只有任人摆布。但太后却反复推却，一再申明自己听政于国不利。苗傅见事情挡在太后处，便对朱胜非说：“现在正是需要大臣们做出果断决定的时候，你怎么一言不发呢?”朱胜非眼见二逆气势汹汹，看来目前不依是不行的。他回来后，悄悄地对高宗说：“刚才我听苗傅的心腹王钧甫说，苗、刘二将忠勇有余而学识不足，并且生性执拗，一时难以说服。不如眼下暂且答应，日后再做打算不迟。”于是，孟太后垂帘，高宗退居显忠寺，号睿圣宫。安顿完毕，朱胜非担心苗、刘再度作乱、加害高宗，便请降敕来安抚他们，并加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之后，朱胜非又启奏道：“按以往惯例，母后垂帘，须有二臣同对，现在，如果事情有需要密奏的，乞许臣僚独对。他日我领苗傅党徒二人上殿，以消除他们的疑心。”太后应允，并对高宗说：“幸亏有他在，若是汪、黄二人在此，事情非坏了不可。”

太后的话不错，对高宗来说，朱胜非在这次兵变中的护驾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在暂时满足了苗、刘二人的要求后，局势稍平静。朱胜非抓住这有利的时机，开始外联勤王军，内间苗、刘党徒，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天，王钧甫来见朱胜非，朱胜非明知故问道：“先前你说二将学不足，怎么讲呢?”王钧甫回答说：“例如刘将亲手杀死王渊，军中许多人认为不该。”朱胜非又用激将法说道：“上皇对待燕士就像骨肉一般，可到了紧急关头怎么就没有一人出来效力了呢?人们都说燕、赵多奇士，看来是徒有虚名罢了。”王钧甫是燕人，听到朱胜非此话，起而反驳：“不能说燕地没有忠勇之人。”朱胜非察颜观色，见自己的话已起作用，便进一步晓以利害，他说：“君与马参议都是燕中名人，曾经献策灭契丹。现在，金人所任用的，大多是契丹旧臣，倘若金人渡江，灾祸将首先落到你的头上。这样看来，你还是应早些为朝廷出力才是。”朱胜非的话，说得王钧甫心惊肉跳，促使他站到了朱胜非的一边。稍后，朱胜非又约王世修来见。朱胜非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现在国家处于艰难之中，正是你们立功的好时机。假如你能起来为国做些事情，将来从官是不难实现的。”王世修本来也不是苗、刘的死党，听了朱胜非的话心中很高兴。为了自己日后的前程，他便时常来向朱胜非报告军中情况。

苗、刘在逼迫高宗退位后不久，又乞请另改年号，并请移跸建康。太后急召朱胜非商议对策。朱胜非向太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如果全部驳回他们的要求，恐怕仓促生变，不如暂时接受，以后更张。于是下诏改元明受，并将诏书给王世修看，“已经答应你们所请。”几天后，苗、刘等又想挟皇上巡幸徽、越二地。朱胜非怕生变故，便对他们说明巡幸二地的危险，才使他们放弃了这一打算。

当初，苗、刘兵变后，驻守在淮南和江南的南宋军队，都密切关注着杭州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张浚、吕颐浩等人约韩世忠、刘光世等实力雄厚的将官，先后举起了讨伐苗、刘的大旗。而苗、刘等人虽勇武过人，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应变的才能。当得知韩世忠起兵，并捉拿其妻、子为人质时，竟张慌失措。他们一方面急派亲信率兵前往临平(今浙江余杭)扼守;一方面又请朱胜非帮忙出主意。朱胜非趁机对他们说：“现在，我当请太后抚慰二位，并派人报知平江，请你们放心。”苗傅只得依此。朱胜非见这一缓兵之计成功，心中高兴，自言自语道：“二凶真是无能之辈。”很快，各路勤王军纷至沓来，苗、刘等更加惶恐。朱胜非知道时机已到，为保证赵构的安全，便威吓苗、刘二人说：“勤王之师之所以没有继续前进，是为了让你们自己反正。不然的话，太后如下诏率百官六军迎请皇上还宫，你们将置身何地呢?”苗、刘等逆臣见大势已去，而勤王军将至，为保自己，便只好听从了朱胜非的安排。随即，朱胜非召学士李邴、张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诏。四月一日，朱胜非亲率百官至睿圣宫，亲自扶高宗上马回宫。其后，苗、刘等不敌各路勤王军的进攻，率部逃走，五月被生擒，七月伏诛。至此，一场险恶的兵变，在朱胜非的巧妙周旋与精心谋划下，以高宗的顺利复辟而告结束。

高宗复辟后，身为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的朱胜非深知自己在此次兵变中虽护驾有功，但事先没能有效防御致使圣上被迫禅位，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求主动，他先行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说：“臣先前遇兵变，从道义上讲应以死抗争。之所以偷生活到现在，只是为了今天皇上的复辟大事。”朱胜非的话颇使高宗感动。经再三挽留，朱胜非仍是坚辞不受。高宗只好向他征询可代替者。朱胜非回答说：“吕颐浩、张浚都可以。”高宗还不放心，又进一步问道：“这两人中谁更好一些呢?”朱胜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客观地描述了两人的性格特点，以供高宗斟酌：“颐浩处事干练，但性情暴烈;张浚工作富有热情但易疏忽细节。”朱胜非虽然将两人同时推荐给高宗，但心中比较倾向张浚，所以紧接着他又把张浚以前在军中处事如何稳妥渲染了一番。但高宗觉得“张浚太年轻”而选择了吕颐浩。

就在朱胜非提出辞职的同时，御史中丞张守上书指责朱胜非身居要职，不能预先防止苗、刘之变，致使叛贼猖獗，应予罢免。高宗见不能再加挽留，便授朱胜非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除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今江西九江)。

朱胜非被降职后，离开朝廷赶赴新任，可是屋漏偏遇连阴雨。绍兴元年(1131)，朱胜非上任不久，藩镇李成叛逆，派其部将马进围攻江州，身为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的朱胜非只好星夜赴镇，但仍为时已晚，及至赶到，马进已攻陷九江。虽然马进不久便被吕颐浩所率各路援军所败，但朱胜非仍落了个“赴镇太缓”的罪名。在侍御史沈与求的弹劾下，朱胜非再被降为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胜非被降职后，转眼到了绍兴二年(1132)，这时，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的吕颐浩与秦桧共同秉政，二人时常意见相左，矛盾不断。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吕颐浩向高宗推荐朱胜非兼侍读，又荐其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务。但由于给事中胡安国、侍御史江跻不断上书反对而罢。后吕颐浩又极力推荐，朱胜非再除兼侍读。其实，高宗是很了解朱胜非的能力的，当初罢免宰相时，高宗就很勉强。只是朝中议论太多不得已罢了。再任侍读后不久，朱胜非便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遇母逝离职，至服丧期满后，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朱胜非精于行政事务，兼枢密院事后，为规范朝廷文书，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制定出《吏部七司敕令格式》180卷，进呈高宗。

人的一生总是充满矛盾变化的，对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是前后大相径庭。朱胜非在其仕途生涯的前期，曾极力主张兴利除弊，抗击金人的入侵，对降金官员多议罢免。当初，虽然张邦昌的妻子是朱胜非妻邓氏的堂妹，但朱胜非反对张邦昌的议和主张，而从不与之来往。靖康三年(1127)，张邦昌被金人立为伪楚皇帝，金人北撤后，张邦昌知道康王赵构尚拥兵在外，不敢贸然行事，便派使将“大宋受命玉玺”送还赵构。朱胜非命拘来使，以示与叛臣势不两立。然而，到后来金人因南宋杀掉张邦昌而再度南犯，并打过长江时，朱胜非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他看到金人的强盛，自知南宋朝廷的软弱，便逐渐趋向了议和。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他曾建议遵礼张邦昌，并录其后以向金人谢罪。抗金名将李纲罢相时，朱胜非又与其他主和者一起极言李纲狂妄。等等。

及至朱胜非再相后，员外郎江端友上书请营建宗庙。当时朝中议论很杂，多数人反对，认为国家尚待恢复，目前不是营建宗庙的时候。这时的朱胜非已主和议，他在心中显然已对恢复大业失去了信心，而与高宗一样只想保住眼下偏安江南的局面。因此，他积极赞同江端友的提议，并建议高宗在临安营建宗庙。

朱胜非的后期，已不像以前那样意气风发，一心国事了。处理问题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人的私利和权势。例如，徐俯被罢参政时，朱胜非推荐胡松年继任，侍御史常同弹劾胡松年是奸臣王黼的宾客，不同意任用。朱胜非便凭手中之权将常同迁官左史。而莫俦被贬官时，只是由于他的一个家奴为朱胜非治好了身上的子，朱胜非便将莫俦官复原职。但是，对主战者赵鼎，朱胜非却多方排挤。赵鼎所上条奏，朱胜非也极力压抑，引起朝中许多官员的不满。

朱胜非再相后由于其意识的变化而政绩并不突出，后来又遇上江南地区久雨不停，水灾泛滥，朱胜非只好按旧例自请免职，且自论当罢者11事，加上魏矼的弹劾，遂被罢免。

朱胜非最后一次起复为官是绍兴五年(1135)，由于南宋朝廷内部对战守这一立国大策长期争论不定，朱胜非应诏论之，得高宗心意，授知湖州(今浙江湖州)。

然而，朱胜非此次虽再起复，但却仍然远离南宋的统治中心。因此，他的心中虽有所喜，也不免掺有一丝的遗憾。湖州紧傍太湖南岸，那涛声日复一日，单调而寂寥，并时时引发起他那潜藏在心底的失落之感，使其不能平静。一天闲暇，朱胜非信步来到湖州著名的天圣寺，希望借寺中宁静的氛围来消解心中的郁闷。然而，当他漫步寺院时，抬头看到寺中那棵蓊郁盎然的参天古柏，虽经风霜岁月，依旧生机勃勃，相形之下，自己不仅日见衰老，且政治上无望再起，加之山河破碎，面对虎视眈眈的金人，偏安难安，不免有所感触，当下赋诗一首：雷霆起蛰叫，天矫势欲上。

忽然化此木，尚作拏云状。

婆娑枝干垂，生涩纽结壮。

图经不能忘，父老那可访?

晋杉定侪类，蜀相岂辈行。

栎梦何足神，槐语固已妄。

自无斧斤忧，未始疑大匠。

朱胜非知湖州后不久，高宗为尽快与金人议和，又重新起用了奸相秦桧。朱胜非素与秦桧不和，及看到秦桧得政，自知难与相敌，于是便以体弱多病为由辞职归里，在家中闲居八年，至绍兴十四年(1144)十一月去世，终年62岁，谥忠靖。

朱胜非著有《秀水闲居录》一书。

叶适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今温州鹿城区)人。祖籍处州龙泉，曾祖公济迁居瑞安，13岁随父定居永嘉，数年之中，住过永强、楠溪、“随僦随迁，凡迁二十一所”。

自幼好学，10岁能属文，14岁从毛崇学于城南茶院寺学塾。家贫，16岁即赴乐清白石北山蒙学执教，历时三年。此后游学婺州，客居乌伤(今义乌)。南宋淳熙元年(1174)，上书签书枢密院事叶衡，畅论天下大势，主张“先定国是于天下，然后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然后实施各种有利国计民生政策。不报。三年，授徒乐清雁荡山僧舍。次年，因翰林学士周必大以门客名义推荐参加两浙东路转运使司类试，得以发解。五年四月，以进士第二名及第，廷对时提到“急政要务十数条”，授镇江府观察推官。次年丁母忧，八年服满，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未赴任，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任所在平江府，即今苏州市)。十四年，升太学博士。十五年，升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十六年，外调湖北安抚司参议官，曾应诏条奏六事。绍熙二年(1191)，任蕲州知州，政事简静。四年，升尚书左选郎官(即吏部员外郎)。五年七月，因拥立宁宗有功，升国子司业，诏敕云：“朕御图之初，思欲作新学者耳目，求当今第一流素为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师席，宜莫若汝!”十一月，外调淮东总领。庆元二年(1196)三月，因查禁“伪学”受牵连，以“阿附权臣，过从伪党，诬蔑君上”，降两官放罢。所著《进卷·君德论》书板被毁。次年“伪学”成为“逆党”，惊吓成病，此时定居家乡生姜门外水心村。嘉泰元年(1201)起复，除湖南转运判官。次年弛伪学党禁。三年，以右文殿修撰作泉州知州。十一月，除权兵部侍郎，丁父忧去职。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提出北伐，适有所异议，主张兵民结合，坚守淮汉，逐步推进，其《上宁宗皇帝札子》建议，必选审知今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如此则弱果可变而强。因北伐失败，五月，除宝谟阁待制、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七月，兼沿江制置使，防守长江下游。十月，金兵南下，适命门人左领卫中郎将厉仲方破定山之敌，解六合之围，建康人心始定。次年二月，除宝文阁待制，改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奏请安集两淮，条陈坞堡五事。因病辞职。十二月，韩侂胄被杀，政局转变，遭御史中丞雷孝友弹劾，“阿附权臣，盗名罔上”，落职回里。此后家居领祠禄，讲学授徒和著述，从学者“户外之履常满”。嘉定十六年(1223)，除敷文阁学士、宝文阁学士、转正议大夫，正月二十日卒，享年74岁。遗著极为宏富，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水心诗选钞》等，中华书局合编文集，为《叶适集》，全三册，《习学记言序目》二册(前有《敬乡楼丛书》第一辑本)。叶适经制事功之学奠定永嘉学派的理论基础，是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叶芝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亦译“叶慈”“耶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师的家庭。童年时代就具有诗人的气质。读中学时开始练习写诗作画,曾在艺术学校学习了几年。这一阶段正值爱尔兰民族运动高涨,因此而复兴的爱尔兰民间文学对叶芝日后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以后他移居伦敦,与唯美主义者奥·王尔德、威·莫里斯结识,并同美国象征主义诗人埃·庞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时,他着手编辑威廉·布莱克的诗集,受布莱克很大影响。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内容和风格都有不同的特点。早期的诗歌创作受斯宾塞、雪莱和19世纪90年代前拉斐尔派的影响,并带有唯美主义色彩。1891年,他与一些诗人组织了“诗人俱乐部”,主张诗的语言要有梦境的朦胧、含蓄和超俗。他厌恶商业文明所造成的不协调的生活,希望远离现代世界。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品有诗剧《心愿之乡》 (1894)、诗歌 《十字路口》 (1889)、著名抒情诗《茵尼斯弗利岛》 (1890) 和《当你老了》 (1896)。1910年前后,爱尔兰在新芬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要求民族自治的运动。叶芝支持这一运动,并和剧作家葛拉高雷夫人、约翰·沁一同创办了阿贝(修道院) 剧院 (The AbbeyThcatrc )。叶芝亲自管理,并根据爱尔兰民间丰富多彩的神话、民歌,创作了一些反映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表现了爱尔兰民族特有的热情和想象。诗风也从早期的虚幻朦胧走向坚实、明朗。诗剧《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 采用爱尔兰神话中关于女王凯瑟琳的传说,表达了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愿望。《1916年的复活节》 (1922) 歌颂了参加复活节抗英起义的烈士们,赞美他们为民族独立的事业所作的英勇牺牲。其他作品还有《谁与弗格斯同去》、《梦见仙境的人》等。后期是叶芝创作的成熟阶段,在接近人民的生活中,他吸取了创作素材和人民的语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痛经历和1916年都柏林民族主义者的起义及其失败,使他对历史与个人的命运进一步深思,加之对玄学派诗歌的研究和特殊的想象力,使他继续发展了象征主义,并使诗作更富有哲理性。这个时期叶芝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哲理诗三种因素。诗作以洗炼的口语和含义复杂的象征,强调用富有质感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哲理,色彩明朗,音调高亢,但包含许多层的复杂意义。这时期突出的诗作有 《钟楼》 (1928)、《盘旋的楼梯》 (1929),以及 《驶向拜占庭》、《丽达及天鹅》等。

叶芝从早年起就对神秘主义感兴趣。他一方面继承了当时仍存在于爱尔兰民间的相信魔法、幻术的传统,同时也受布莱克的影响。不止如此,叶芝还努力建立能贯串天人的自己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体系,以求得宇宙观和艺术创作的统一。他的散文著作《幻象》 (1926) 和后来写的《自传》都叙述了这个体系。它决定了叶芝对历史、人生、社会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一生都象一架盘旋而上的楼梯,一切都在重复中提高和前进。他把善恶、生死、美丑都看成矛盾的统一。对情欲、现代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对理性、古代贵族文明的向往,使他认定古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西方文明今天已近毁灭时期。200年内将出现一种粗野、狂暴的反文明,作为走向另一种贵族文明的过渡。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后期作品大都是关于肉体与精神、文明与反文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中世纪拜占廷文化的向往。在诗歌理论上,他认为诗人是在孤寂中进行创作的,他刻画和表现最高境界的美时,心里常常疑惑不定。而清醒的诗人则能感受到与自我对立的反自我。象征手法是一种神秘而完美的手法,它能引起联想,唤起情感。在作品中,象征主义处于特定地位,是使作品产生美感的最重要的因素。真挚的诗歌形式有时是很晦涩的,它与流行的诗歌形式不同,但它必须完美、微妙,才能使人每读一次,就获得一种新的感受。诗歌的语言应该在真实、自然、精练中赋于形象,有质感、色彩和音调。

叶芝一生诗风的变化,正是英国诗歌从上世纪末唯美派向本世纪20年代期间现代派的演变。这个变化丰富了诗歌艺术,也带来了晦涩难懂的弊端。作为后期象征主义在英国的主要代表,叶芝对现代英国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1923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林兆恩

林兆恩（1517年2月4日－1598年2月19日），明学者,三一教创始人。字懋勋,号龙江,又号子谷子,晚年门徒称为夏午尼氏、三教先生、三一教主,福建莆田人。出身于世宦之家,早年习儒学,有文名,但屡试未第,此后放弃科考,以求经访道为务。在与三教九流进行广泛的接触后,开始对儒、释、道三教产生怀疑。认为三教本出同源、本为一体,由于后人蒙昧,乃各持一端,以致三教均背离了本来的宗旨,走至极端。林兆恩创建三一教,并从事三一教理论的阐述与传播。在以福建为中心的江南诸省,吸收了成千上万的门徒。早期时,三一教主要吸收读书人入教,以讲经论道、读书作文为主,因而此时的三一教只是一个学术团体。随着入教人数的增加,教徒成份也日趋复杂,方内方外、士农工商皆闻风而至,北面师之,共称三教先生。三一教开始逐渐向宗教方向发展,但尚未成为一个具有严格教义的宗教。三一教以阳明心学为理论基础,林兆恩继承并发展了前人“道一教三”的三教合一理论,认为唐虞三代之前,并无儒、释、道之名,所以天下之道盛行于世,天下安定繁荣。自孔、老、释迦之后,分为三教,虽同出一源,然各趋邪僻,已非本来面目,只有将三教合一,才能去芜存精,让天下之道兴旺起来。他说“心一道一,而教则有三,譬支流之水固殊,而初泉之出于山下者一也。”(《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册一《三教合一大旨》)。“故孔子、老子、释迦,为万世而生,以开心学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归而致一矣。”(《孟子正义》上)他认为阳明心学中所说的“心”是宇宙的本源,是人人都有的。这个“心”与孔、老、释迦的“心”一样,并无什么分别。也就是说“圣人之道,人人具足”。(《林子教正宗统论》册27《预章答语》)圣人之所以不多见,原因在于“常人屈于物欲而不识心也,学者溺于所闻而不识心也。”(同上)册七《心圣教言》)因而丧失了心之虚明的本体。他将三一教的教义分为立本、入门、极则三个部分,把儒、道、释分别归结到这三个部分中,以儒家的纲常礼教为立本,规定所有初来受业的门徒,首先要按照纲常伦理的有关规定进行修养,完成所谓的“立本”功夫。然后方可“入门”,以明心法,明心法后即可进入最高的“极则”阶段,以体太虚。在三教归一的基础上,他还提出归儒宗孔的口号,主张释、道二教都要归结到孔子之儒,但他所说的孔子之儒,并不是春秋时期的孔子学说,而是以儒家三纲五常为德,以士农工商为常业,兼及释、道心身性命之学的三教合一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他所创立的以“心”为宗的理论思想。其事迹见林兆珂《林子年谱》。主要著作有《夏午尼经》三十六卷、《九序图》一卷及其门徒卢文辉将其平时言行汇辑成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36册。

朱棣

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即明成祖。明代第三个皇帝，1403—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封燕王。十三年(1380)至藩国，镇守北平(今北京市)。二十三年(1390)，与晋王朱讨蒙古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朱棣背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掌握沿边士马，威名大振。惠帝建文元年(1399)以讨齐泰、黄子澄“靖难”为名，起兵反抗朱允炆削藩。建文四年(1402)破京师(今江苏南京)，夺取帝位，建号永乐。朱棣以藩王起家，深知藩王对皇帝的威胁，故即位后即削除藩王兵权，至永乐十九年(1421)，握兵权的亲王，多被削去护卫或废为庶人。同时，大封“靖难”功臣;残酷诛杀建文帝的支持者，但迅即停止镇压，对愿为他效力者，均量才录用，以巩固其政权。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

在经济上，继续推行朱元璋移民、屯田、奖励垦荒的政策。永乐十年(1403)，移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充实北京。还下令，凡十恶死罪加以论处外，其余死罪、流罪犯人，携家属赴北京种田。重视兴修水利，自永乐元年(1402)起，即着手疏浚大运河，先后派宋礼、陈瑄组织领导治理运河，使“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明史·河渠志》)的南北大运河真正贯通，从而减轻人民漕运的劳役，促进南北经济交流。

在边防上建树颇多。在西北，永乐元年(1402)，派官到哈密，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境内)、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拉和卓)、土鲁番等地，永乐四年(1405)在哈密设卫，恢复了明朝在西域的主权，重新打通通中亚的孔道。在西南，安南国王胡��(di低)屡次侵占城(古国，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侵犯明朝西南边疆。便出兵安南，支援占城人民反安南的斗争，保证明朝南疆安全。在东北，从永乐元年至永乐七年(1409)，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等地设置一百三十二个卫。永乐七年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永乐九年(1411)，宦官亦失哈送康旺等到任，明朝政府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奴儿干都司，正式开设。在西藏，永乐五年(1407)、十二年(1414)，组织西藏僧官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等，修筑从雅州(今四川雅安)至西藏的驿道和驿站，加强内地与西藏的联系。对蒙古，于永乐八年(1410)、十二年(1414)、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1423)、二十二年(1424)五次亲征，打击蒙古贵族割据势力，并死于最后一次出征归途中。五次出征，使蒙古割据政权服从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在对外关系方面，积极加强对外联系，永乐初年，派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共有七次，其中六次在永乐时)，远航亚非各国，增进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及友好关系。

在文化上，组织大批宿学耆儒编纂《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本，收集保存元以前的佚文秘典。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朱棣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使明朝达到全盛。《明史·明太祖本纪赞》称他：“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这一评论，虽不免溢美，但基本概括了他的业绩。朱棣不失为一个对历史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皇帝。然而，人民却承担了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压榨，迫使山东唐赛儿等起义军，向明政权发起冲击。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卒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庙号太宗，葬长陵(今北京昌平县明十三陵)。嘉靖十七年(1538)改庙号成祖。

寇宗奭

寇宗奭[ shì ]，生卒年月不详，宋医药学家。籍贯不详。政和间官承直郎澧州司户曹司，在浙江、江西等地做官时，留心医药，深入实际，积累了大量辨药经验。他认为宋掌禹锡等所修《嘉祐本草》，仍然存在错误，于是参考各种书籍，以十余年实践经验为依据，于1116年(政和6年)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前3卷论述摄养之道和医药之理，继载药物凡470余种，对于药物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炮炙、制剂，均有说明。如对山茱萸与吴茱萸的分辨，指出前者大如枸杞，后者初结子大不过椒。又称秦椒粒大纹低，蜀椒则皮皱纹高;苍术辛烈，白术味微辛，指出：“古方平胃散之类，苍术最为要药”。这些见解，对我国本草学及医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均有一定影响。此书经太医学博士李康审阅，认为“委是用心研究，意义可采”，于是申报朝廷，转官通直郎添差充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序例评述本书“参考事实、覈其情理、援引辨证，发明良多，东垣、丹溪诸公亦尊信之，但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是其误也”。元·朱震亨曾著《本草衍义补遗》一卷，对寇氏书续有补充。

于成龙

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清巡抚,著名清官。字北溟,山西永宁人。明崇祯间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授广西罗城知县。居罗山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牒上官请宽徭役,疏盐引,建学官,创设养济院,县大治。后迁四川合州知州。时四川大乱后,卅中遗民裁百余,正赋仅十五两,而供役繁重。请革宿弊,招民垦田,贷以牛、种。迁湖广黄冈同知,驻歧亭,多盗,白昼行劫。抚其渠、贳罪,令捕盗自赎。康熙十二年署武昌知府,招抚盗群,降其众数千。十七年迁福建按察使,时泉、漳诸郡民以通郑成功获罪,株连数千人,狱成,当骈戮。他向康亲王傑曰:所连引多平民,宜省释,从其请。迂疑狱,辄令讯鞫。判决明允,狱无淹滞。军中多掠良民子女没为奴婢,集资赎归之。十九年擢直隸巡抚,戒州县私加火耗餽遗上官。二十年,八觐,召对,上褒为“清官第一”,迁江南江西总督,革加派,剔积弊,治事嘗至达旦。好微行,察知民间疾苦。二十三年兼江苏、安徽巡抚。未几,卒于官。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八视,惟笥中绨袍一袭,牀头盐豉数器而已。清史评曰:于成龙秉刚正之性,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

郑午昌

郑午昌(1894年2月24日—1952年7月15日),名昶,号弱龛,别署且以居士、丝鬓散人,嵊县三合乡(今嵊州三界镇)长桥村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府学堂,1921年后,历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文史编辑,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校国画系教授。1929年,与张大千、王个簃等发起组织蜜蜂画社,有社员150余人,编印《蜜蜂画报》。后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画会。

1932年,在上海开办汉文正楷印书局,首创整套汉字正楷活字版,行销国内外,蔡元培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与梅兰芳、周信芳等20人组成甲午同庚千龄会,相约发扬民族气节,誓不为日伪效力。

1950年,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人合作绘制巨幅《大西南进军图》、《雪夜进军图》等,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

擅山水画,花卉蔬果。其山水画重峦叠嶂,层次分明,飞瀑流泉,自然成趣。善书法,工诗词,堪称“三绝”。其画作多次在日、英、美、比、法、苏等国展出,曾获纽约世界艺术博览会金质奖章。

1929年,所著《中国画学全史》为第一部中国画通史。还著《中国美术史》、《苦瓜和尚语录释义》、《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等,有《郑午昌山水十二幅》、《杜陵诗意画册》、《梦窗词意画册》等画集。

韩琦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韩琦相貌清秀，未满20岁便中了进士第二名。由朝廷派出任淄州通判。任右司谏时，上疏抨击宰相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使4人同日罢相。宝元三年(1040)，出任陕西安抚使，时值元昊反宋，他上前线督战。庆历三年(1043)，被召回朝廷出任枢密使，与范仲淹、富弼等同时登用。两年后出知扬州。嘉祐元年(1056)，复为枢密使，三年(1059)任宰相。英宗时，继续为相。熙宁元年(1068)出判相州、大名(今河北大名东)。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时，他竭力反对。他在相位时，认为王安石“虽有盛名，仍不可用。”去相位后又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佐大臣之位则不可。”著有《安阳集》。

韩琦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享年68岁。

韩琦后来由淄州通判，进京掌管左藏库。在当时，人们都很重视科举，中高第的许多人都去谋取显赫的职位，只有韩琦不在乎左藏库一职，而且较长时期担任这一职务，大家都认为不合适，都想替他打报不平，他却终始泰然处之。

当时凡宫中需要财物，都由宦官拿着批示直接领取，不加盖任何印章。韩琦便上疏建议恢复旧制，设置传宣合同司，以便验证加强防察宫中重要财物的流失。过去，凡有大批货物运到，都要等待宫庭内使亲临监视后，仓库方能够接收。可是主管的宦官往往数日不至，结果大量货物暴露在室外，经受着风吹日晒，出现了许多货物被损坏的情况，负责护卫的军士对此也感到苦恼，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内侍失职造成的，韩琦上奏建议废除非宦官监视不得入库的制度。

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等官职。后出任右司谏，多次上表抨击达官贵人。当时的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他们虽然位居人臣之首，却政绩平平、鲜有建树，韩琦于是上疏提出批评，结果使他们4人同日被罢免了宰相。凡有不便之事，韩琦无不提出意见，这些奏书常常是以辨明得失、端正纲纪、亲近忠直之臣、疏远邪佞小人为主要内容的，这些奏书所反映的情况也是北宋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韩琦在任右司谏时，前后共上疏达70多次，受到当朝的宰相王曾的赞赏。王曾对韩琦的评价很高，王曾曾当面对韩琦说：“现在对朝廷提出批评者多数不够激烈，是因为心存畏惧和顾忌，长期如此对于皇帝的圣德是没有裨益的。如果大臣个个都象你这样直言不讳，虽说你用词激烈，但内容不迂腐。我想朝政早就清明廉洁了。”当时，王曾声望很高，极少赞许别人，韩琦得到这样的褒奖之后，信心更足了。

宋仁宗景祐年间，益州、利州一带发生了灾荒，韩琦被任命为体量安抚使。过去，这些州县对赋税征调既繁杂又紧急，收购上供的绮绣等物品时又不付给百姓相应的钱，只打白条，弄得百姓积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等发生了灾荒以后，益州、利州的老百姓纷纷指责官府，而官府则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韩琦上任后，下令延缓赋税征收或者直接免除赋税杂役，同时又驱逐了一大批贪婪残暴的不称职的官吏，裁减了数百项冗役，韩琦用节省下来的费用救活了190多万的饥民，缓和了百姓与官府的日益尖锐的矛盾，为此韩琦受到朝廷的嘉奖。

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攻陷丰州(今陕西府谷以北一带)，掠鄜府(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宋王朝不得不分陕西路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并各设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4人分别担任。韩琦就任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庆历二年(1042)，四帅都转任为观察使，其余的三帅范仲淹、庞籍、王沿都不肯受命，只有韩琦没有推辞。不久，韩琦升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兵于泾州。韩琦与范仲淹在军队中时间长，名噪一时，为人心所归，朝廷也倚他们为国家的栋梁，故天下人都称他们为“韩范”。那时禁军由宿卫京师来边疆屯戍，由于不习惯于劳苦，叫苦连天。韩琦上奏要求增加当地人的士兵来代替禁军戍守。正当这时，朝廷计划夺取横山，并开始筹措恢复黄河以南的地区，而李元昊这时也来遣使称臣了，韩琦遂被召回朝廷出任枢密副使。

庆历三年(1043)，西夏以久战疲困，与宋议和。但李元昊凭借契丹为后援，态度强硬，无休止地向北宋索要财物。当时宰相晏殊厌恶战争，打算全部满足其无理要求。韩琦上疏陈述这种做法不妥当，提出了应当首先实行的七项建议：一是清理政治根本，二是考虑对外策略，三是选拔贤能，四是防备河北，五是巩固河东，六是收取民心，七是营造洛阳。不久，韩琦又上奏陈述补救时弊八事：一、拣选军队将帅，二、严明监察制度，三、增加财政收入，四、遏抑侥幸小人，五、提拔能吏，六、黜退不称职官员，七、严格选官制度，八、裁减冗费。韩琦认为“实施这些建议，必然会招致诽谤，愿陛下把这些建议交付给辅弼的重臣，听凭他们选择实施好了。”

在神宗熙宁年间，韩琦替神宗策划如何防御北边契丹人进攻的几项措施。一天，契丹使者来求代北之地，神宗写亲笔信征求韩琦的意见。韩琦在回信中首先分析了契丹人之所以生疑，以为宋王朝有收复燕南意图的七点理由。主要是：一、高丽臣属于契丹，对宋早已断绝朝贡，而宋却借商船诱他们通使，契丹知之，以为宋要联合高丽攻击契丹国。因此契丹人先发制人，制造事端，挑起边境冲突。二、强取吐蕃土地设置熙河路，契丹知之，必以为也将强夺其地。三、西山遍植柳榆，契丹以为这是为阻遏骑兵而种植的。四、创立保甲制度。五、各州修筑城池。六、设置都作院，发放新式武器大量制作战车。七、置河北37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契丹一向是宋的敌对国，所以引起契丹人的怀疑。接着韩琦在复信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臣今为陛下考虑，认为：一、应派使者与契丹恢复联系，说明一下这些措施，只是为加强正常防御，别无他意，消除他们的误会;边境素有边界、全如旧境，不可借此制造事端，来破坏几代人修好的局面。二、可能导致生疑的举措，诸如置将，可以同时废除。三、如果契丹果然坚持破坏所修的盟约，这是他们负我们，理屈在契丹，则我们可大兴威武之师，乘势收复失地，以申历代结成的宿怨。”

神宗愉快地采纳了这些建议。然后，神宗又派韩琦担任陕西宣抚使。韩琦在任上先后平定了群盗张海、郭邈山。凡属于老弱已失去了作战能力的禁军士兵，全部被裁减掉。韩琦还建议加固鄜延(今陕西延安)的城池屏障，除非西夏人全部归还侵占的土地，方可与西夏人议和。回京后，韩琦又陈述了关于西北边防的四种策略，他认为是：一、和好为权宜之计，二、以战守为务实之策，三、建议完善军事装备，四、修筑加固东京的城防工程，以及秘密商定讨伐西夏的大计。

宋仁宗宝应元年(1038)，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开始反叛北宋。韩琦便被从蜀中招回京城，他向仁宗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西部军事形势，仁宗便立即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第二年，西夏军围延州。延州知府范雍急忙召大将刘平、石元孙赴援，两军战于延州城下，经过三日血战，刘平、石元孙兵败被俘。当时宰相吕夷简用其他罪名收捕了刘平、石元孙的子弟和亲属。韩琦辨明是非，上疏为刘平等二人开托，结果朝廷给刘平平了反，避免了一件冤案的发生。不久，西夏因大雪的缘故，解围延州撤走。

仁宗宝应三年(1040)，朝廷下诏督促出兵，韩琦也主张先发制人，但他的同僚们都坚决反对，结果李元昊乘机攻占了镇戎(今宁夏固远)。韩琦赶快拟定了攻守的策略报呈给朝廷。仁宗打算用韩琦的政策，执政大臣却以为难以实施。韩琦解释说：“李元昊虽然倾国出动，军队总共不过四五万人，我军若各自为守，势力必然弱小，遇上强敌往往难以支持。如果我军合为一路，大张旗鼓，主动出击，乘他们骄情，必可破敌。”朝廷却下诏令各路同时出击。韩琦刚从朝廷赶回到军中，正值李元昊派人请求讲和结盟。韩琦认为：“没有誓约而请和，必有诈谋。”命诸将严密警戒，西夏军队果然入犯。韩琦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大将任福，令其出敌后，若无战机，可暂时控制险要地势以设埋伏，准备在西夏军队撤退时给予截击。出发前，韩琦再三告诫任福不要盲目出击，并专门下达了书面命令：若违令不听节制者，即使出战有功，也要斩首。任福却趾高气扬，骄傲轻敌，当参军耿傅接到韩琦的檄文之后，急忙遣人送递给任福，劝他遵从韩令，切毋草率。任福冷笑道：“韩招讨过于谨慎了，耿参军也是畏惧敌人之辈，我看西夏兵没什么了不起的，明日与他们挑战，管教他们一人不回。”第二天，任福驱兵急进，忽闻胡哨四起，夏兵大集，任福尚未明白过来，宋军已经散乱，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宋军大败，任福战死，全军覆灭。 虽然，后来陕西经略使夏竦派人收拾溃卒，在任福的尸体上发现了韩琦的手令，认为韩琦不必承担责任。可是韩琦仍然上奏朝廷，做了自我批评，请求降职一级，不过不久又官复原职。

韩琦、范仲淹在当时都是声望很高的海内名士，受到朝廷的重用，中外人士无不希望看到他们能有重大建树，建立政治上的丰功伟业。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任大理寺丞，上奏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但未被采纳。

庆历年间，仁宗迫于形势的压力，责成当朝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院副使韩琦提出改革的意见。于是一场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为革新派和以吕夷简、夏竦为保守派的党议之争开始了。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起草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进呈给仁宗。指出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官壅于内民困于外，辽夏骄盛，农民起义横炽。”并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内容，其中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内容，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首要任务和必要手段。韩琦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致祸乱”。同年，仁宗先后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韩琦等人的主张和措施，历史上把这场革新运动称为“庆历新政”。

但变法运动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革新运动一开始便遭到吕夷简、夏竦等一帮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范仲淹、韩琦相继被迫离职，“庆历新政”就这样流产了。

每当中书省和枢密院合班奏事时，韩琦都要充分发表意见，有些事情虽然明确属于中书省的职权范围，但作为枢密院副使的韩琦也要做实事求是地陈述。对此，同僚中有许多人不高兴，仁宗却给韩琦下了个公正的结论，说他性情耿直。

庆历五年(1045)，韩琦出任定州知府。开始定州军队自诩有平定贝州之功，要求赏赐。遭拒绝后，产生了怨言，声称要集体到城下请愿。韩琦得知消息以后，认为不严加整饬可能会酿成兵变。立即用严明的军纪加以约束，还把带头闹事的几个抓了起来，对阵亡的将士，则向他们的家属发放安葬费，并由他们的孤儿寡妻继承阵亡者的待遇，在恩威并施的手段压制下，一场兵变被平息了。

韩琦又模仿古代三阵法，对士兵进行经常性的训练，从此中山地区的军队战斗力居河北各路之冠。朝廷派宫廷中的禁军前去戍守保卫，沿途却骚扰百姓，行至定州，韩琦下令全部留下，改用训练有素的当地士兵北上。朝廷颁诏嘉奖，邻近地区都视定州为标准。

韩琦在任武康军节度使、并州(治所在阳曲，今山西太原市)知府时，承受廖浩然依仗宫中宦官和权贵作为后盾，贪暴放纵，不仅诬陷前任节度使李昭亮，还公然驱赶他走。在韩琦任职期间，行为更加放肆，韩琦于是上奏建议把廖浩然召回朝廷，仁宗看完奏书大怒，命卫士鞭责廖浩然。

后来，契丹人侵占了天池庙附近的土地，韩琦召其酋长，出示了昔日他们请求修庙的文书，酋长羞愧无言可对，遂归还了宋方的土地。不久契丹人又侵占了耕武阳砦的土地，韩琦亲自主持了边界地区挖沟立石的行动。宋初，潘美镇守河东，担心契丹人寇掠，令百姓内迁，空出边境不耕种，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以北的地区空出了许多荒芜和被抛弃的土地。韩琦认为这原本都是良田，现在弃而不耕，十分可惜，另外这正好都资助了敌人，将来有可能被敌人占去。于是建议以距北部边界十里之内为禁地，禁地之南召募弓箭手居住，这样不仅开垦了9600多顷的荒地，还救活了数万流民，使他们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

嘉祐六年(1062)韩琦被召入京，进封仪国公。这时仁宗却连续失掉昉、昕、曦三个皇子，这对仁宗打击不轻，从此生病，不能主持朝政。对此，朝廷内外人士莫不担心，群臣争相以立太子固国本为题纷纷上疏，以范镇、包拯尤为急切。这件事又拖延了五、六年，作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事的韩琦也十分着急，韩琦寻机对仁宗说：“皇嗣为天下安危所系，自古祸乱之起，皆由于未定太子之位，陛下春秋已高，尚未立皇子，何不挑选宗室中的贤者，为宗庙社稷考虑呢?”仁宗回答说：“暂且等一等。”一天，韩琦又怀揣《汉书·孔光传》进宫送给仁宗，说：“汉成帝无嗣，选立了兄弟之子，他不过是中等之材的君主，尚能做出此事，何况陛下你呢!太祖手定天下，传弟不传子，陛下知道先祖何妨择宗室为嗣呢!”仁宗听了很感动，仁宗突然说：“我已早有此意，卿以为立谁合适?”韩琦慌恐回答说：“此非臣等可议之事，当由陛下亲自决定。”仁宗说：“宫中曾养过两个孩子，小的很老实但不太聪明，大的还可以。”韩琦请问姓名，仁宗答曰宗实，宗实为英宗的本名。韩琦极力促成此事，遂形成决议。仁宗又说：“宗实正为生父濮王守丧，只有降旨起复，方可册立，宫中已决定任命他为宗正了。”韩琦说：“若决定实施这件事，就不可中途废止，既然陛下对这个决定并不怀疑，请由宫中批出任命的圣旨。”仁宗的意思是不愿让宫人知道，他说：“改由中书行文就可以啦。”诏命既下，英宗坚决推辞。仁宗又征求韩琦的意见，韩琦回答说：“陛下既然知其贤明而选择了他，现在他不敢贸然接受，可见正是贤者举动，实属器识远大，愿陛下再次颁诏起用。”英宗为父守丧期满，仍坚持不出来任职，韩琦对仁宗说：“宗正之命一出，外人皆知其必为皇子，现在不如正式明确这个名号”。于是仁宗下诏立宗实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4)三月，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封韩琦为山陵使，又加门下侍郎一职，进卫国公。

韩琦既辅立了英宗，门客亲属中有人顺便谈起决策之事，韩琦却严肃地说：“此事出于仁宗神断，为天下考虑，与臣僚没有什么关系。”一次英宗突然生病，由太后垂帘听政。英宗当时病得很厉害，行为举止失常，对待宦官动辄杖棍相加，宦官受虐不平，进谗言挑拨母子关系，致使皇帝与太后之间产生了矛盾，母子之间由疑生怨，由怨生恨，好好的继母与继子的亲情变成了仇雠。一天，韩琦奏事帘前，太后哭得很伤心，述说英宗的种种不是。韩琦解释说：“这都是由于生病所致，病愈后，必不如此。孩子生病，作为母亲应该宽容他。”太后的不满之意稍有缓和，时间一长便不再提起。几天后，韩琦单独见英宗，英宗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说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为数不少，然而只有舜被称为大孝，难道其余的都不孝吗?若父慈母爱而子不孝，这属平常之事不足提起，只有父母不慈，而子也不失孝，才值得特别称道。现在之事，恐怕是陛下事太后未到，天下哪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为感慨，有所醒悟。英宗病愈后，太后归政，母子和好如初，嫌疑尽释。

宋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大病不起。韩琦进言要英宗立储，英宗按韩琦的意见，立嫡长子，批奏立颖王顼为皇太子。这年冬，英宗去世，皇太子顼即皇帝大统，是为神宗。

神宗立，任命韩琦为司空兼侍中。这时韩琦已是三朝的元老重臣了，有人说他专权，他为避嫌，只好请求出判相州，得到神宗的批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派常平使者发放青苗钱，韩琦极论其不可。一天，神宗怀揣着他的奏章，在朝廷上拿出来给辅臣看，连连称赞道：“韩琦真是个忠臣，身在外面还不忘朝廷。朕开始就认为青苗法可以利民，谁知现在却在害民。况且坊郭之间哪有青苗，却也要强配给他们?”说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熙宁三年(1070)二月，韩琦又以河北安抚使的名义再次上疏请求废除新法，理由是：一、官不应放钱取息，二、抑勒扰民。王安石却把韩琦的奏章交给条例司，命属下逐条进行批驳，然后刻在石头上颁布天下，以示警戒。

韩琦在最后的年月里，还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从给神宗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臣过去议论青苗钱，受到极度诬蔑，非陛下之明，几乎被诛。从此，知新法不断推出，不敢再发表意见。今亲受诏问，事关国家安危，若有隐瞒，死有余辜。臣曾私下认为，始为陛下制定新法者，必是治国之本，当首先积聚钱粮，募民当兵，然后方可讨伐四夷。而现在，发放青苗钱，使百姓出利息;制定免役法，按等级索钱，设置市易务，则使小民商贩失业。新法不断颁布、更改无常，执法官吏茫然不知所措，有关部门督责又过于严刻，农民哀怨于田亩，商人叹气于道路，地方官吏不安本职，这些陛下都不尽知。本打算讨伐四夷以致太平，而先使国本困顿动摇，众心离异怨愤，此乃始为陛下谋新法者的最大失误之所在。”

韩琦早年便负盛名，年才过30，天下人就称他为“韩公”。韩琦喜怒不现于色，史家把他比作汉代的周勃和唐代的姚崇。他性情敦厚，政绩卓越，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论贵贱，礼仪如一。韩琦在选拔人才时，即使皇帝有不悦之意，韩琦也收而录用。韩琦曾说过：“人臣应该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

韩琦历世三朝，辅立二帝。后来宋徽宗写文章追论过韩琦，说他有功于宋王朝，追赐他为魏郡王。

考尔德科特

阿尔弗雷德·考尔德科特（Alfred Caldecott，1850年11月9日－1936年2月8日）英国历史作家。考尔德科特出生于切斯特的克鲁克街查洛纳公馆。他的父亲约翰·考尔德科特是一名会计师，结过两次婚，有13个孩子。考尔德科特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黛娜（娘家姓布鲁克斯）的第六个孩子。他的哥哥伦道夫是一名英国艺术家和插画家。1860年，全家搬到了切斯特郊外柴郡的里士满广场23号。他在切斯特的国王学校度过了最后五年的学习生涯。

1871年，他在曼彻斯特乔尔顿路（Chorlton Road）的“Whalley Range School”担任助理教师，该学校由邓肯·克里斯蒂·弗格森（Duncan Christie Fergusson）管理。人口普查记录显示，他那时已经从伦敦大学毕业。

1876年，考尔德科特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道德科学荣誉学位，并于1880年获得一等荣誉学位。他随后被选为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他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会议于1878年10月19日在他在圣约翰学院的房间举行。

获得学位后，卡尔德科特被选为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随后，他接受了圣职，并于1895年至1898年期间担任诺福克郡北托普汉姆和南托普汉姆的校长。1891年，他加入伦敦国王学院，先是担任逻辑与精神哲学系主任，后来又担任精神与道德哲学系主任。他制定了一份教学大纲，重新强调了神学问题。1913年至1917年，他担任国王学院院长；1915年至1935年，他担任圣保罗教堂的牧师。

考尔德科特写了几本关于宗教主题的书，包括：《大英殖民帝国》（1891年）和《英国和美国的宗教哲学》（1901年）。他还与他的兄弟伦道夫合作了一本书：《伊索寓言》（1883年）。这本书包含了他从希腊原文翻译的《伊索寓言》。

他于1936年2月8日在马尔文去世，享年85岁。

薛季宣

薛季宣（1134～1173），南宋哲学家。字士龙,号艮斋。浙江永嘉人,徽言子。6岁丧父母,伯父收鞠。17岁时辟为荆南书写机宜文字。召为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而卒。谥文宪。曾从学于程颐弟子袁道洁(溉),“得其所传,无不可措之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又博览群书,凡六经、诸史、天宫、地理、兵、农、乐、律、乡遂、司马之法,无不搜采研讨,探究各项制度渊源,施之实用。勇于为善,于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后自成永嘉经制之学。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同上书,全祖望案语)。故世称其为“功利之学”。其治学极为虚心,广咨博访,与人商量。长于考订,主张于经求道,若为道而舍经,“犹工人而去其规墨也,虽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浪语集·论语直解序》)。对《河图》、《洛书》之来源作了自己的阐述,既对那种认为“《河图》、《洛书》本皆无有,圣人为此说以为神道没教”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也对那种认为“龙马负《图》出河,龟负《书》出洛”的妖言进行了批判,指出它们与《易》的来源一样,是圣人观察山川物产之结果。要人们在深刻把握《大学》、《易》等精神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不知《易》而施诸民,犹宵行而瞽者也”(同上书,《复张人杰学论书》)。思想上认为“道”不离“器”,“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同上书,《答陈同甫书》)。“知天”并不是“不异端遗形器者之求之见”,人们只能从伦常日用中体验“至德”,人们得道之方既不可“沦入虚无”,亦不可“凝滞于物”,“故须拔萃豪杰,超然远见,道揆法守,浑为一途,蒙养本根,源泉时出,使人心悦诚服,得之观感而化,乃可为耳”(同上书,《与沈应先书》)。人无先天之善,没有不学而能的“诚明”,“致曲未尽,何以能有诚哉!”(同上)反对道学空谈义理性命,重视实际效用。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其学说由陈傅良继之,至叶适而集大成,形成重经世致用学派。著作有《书古文训义》、《诗性情说》、《春秋经解指要》、《大学说》、《论语小学约说》、《伊洛礼书补亡》、《伊洛遗礼》、《浪语集》等。

詹安泰

詹安泰（1902—1967），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家,文学史家,教授。曾用笔名祝南、无盦。广东省饶平县新丰乡人。六岁进小学,十岁写诗,十三岁学填词,十四岁进中学。1921年至1926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1925年开始在《新民周报》发表小说。1926年至1938年在广东韩山师范教书,兼任金山中学教员,并开始研究和写作旧体诗词。1938年应聘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字部指导教授,主要教授古代诗选、词选、曲选等课。解放后继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5年3月加入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先前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他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尤其精于诗词研究。主要作品有:《无盦词》(1937年)、《姜词笺释》、《碧山词笺证》(未出版)、《滇南挂瓢集》(1939年)、《屈原》(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主编;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李璟、李煜词》(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另外还发表了几十篇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如《诗经里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人民文学》1953年7至8期)、《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2期)、《读词偶记》(《文学遗产》第145期)等,《羊城晚报》副刊中《夜读偶记》专栏八篇,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中论文八篇及中国古典文学教材上、下册。尚有遗著多种,其中有《离骚笺疏》(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宋词研究》(均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词学研究》等。另有词学研究专题论文多篇。擅长书法艺术,具有独特风格。

艾勃特

埃德温·A·艾勃特（1838-1926）出生于英国伦敦，中学就读于著名的伦敦城市学校，其后获取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大学毕业后到中学任教，几年后被封为教会的牧师。1865年，他回到中学母校当上校长，是少有的年轻校长，时年只有27岁。1889年，他因为反对校董会削弱古典文学的教学而辞职。1884年出版的《平面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1889年退休后，艾勃特致力于文艺和神学的研究。1884年，艾勃特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提出不同维度世界的存在及各维世界之间的关系。他详细介绍了一个只有两维的世界，通过描写平面国中的“人”如何活动（包括房屋构造、女性行走规则、阶级斗争等）而使读者感到原来这样的国度、这样的生物确实可能存在。接下来是妙趣横生的零维国、一维国、二维国和三维国生命之间的大争论…… 由于其生动而严谨的叙事，即使是到了人们提出微观世界可能由十个维构成的20世纪80年代，《平面国》仍能作为一本空间“第一书”得到人们的一再推崇和引用。艾勃特一生的著作有五十多种，除了《平面国》外，也有关于宗教、英语文法、语言、古典文学、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

卡耐基

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年11月24日—1955年11月1日），美国著名人际关系学大师，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戴尔·卡耐基利用大量普通人不断努力取得成功的故事，通过演讲和书唤起无数陷入迷惘者的斗志，激励他们取得辉煌的成功。其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人性的弱点》，70年来始终被西方世界视为社交技巧的圣经之一。他在1912年创立卡耐基训练班，以教导人们人际沟通及处理压力的技巧。

卡耐基所著载誉世界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光辉》、《美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伟大的人物》、《语言的突破》，以及由卡耐基的门人亚瑟·裴尔博士所著、阐释卡耐基学说的《积极的人生》、卡耐基夫人姚乐丝·卡耐基按照她丈夫的哲学模式所著《写给女孩子》、卡耐基的妹妹朵乐蒂·卡耐基根据她哥哥搜集的名言警句所辑《智慧的锦囊》，构成了卡耐基做人处世、走上成功之路全书。它们不仅是卡耐基成人教育的教科书，也是趣味无穷、使人受益匪浅的优秀读物。如今，世界各国几乎都有他的译本，《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语言的突破》等几部著作，成为《圣经》之后人类出版史上第二大畅销书。

谢国桢

谢国桢（1901年5月27日－1982年9月4日），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历史学家。河南安阳人。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顾问。少年时代在家读私塾。十八、九岁时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渴望学到新知识,便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但由于从未接触过英文、数学、物理等课程,故一连三年都未被录取。后抓紧复习古文知识,终于在1925年考上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靠在校外教私馆,持持就学深造。当时,受业于梁启超先生,受到很大教育。以梁启超为榜样,逐渐养成不耻下问、心勤、手勤、笔勤的自学精神。1926年毕业,论文为《顾亭林学谱》,受到梁启超的好评。后被邀到梁家当家庭教师,并参加梁启超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和梁朝夕相处中,对梁所讲的话,总是用心地听、仔细地记,点点滴滴积累知识。并认真阅读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等。梁的言论和著作对他的志趣影响很大。1928年到北京图书馆任编纂及负责金石部的工作,着重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工作中受鲁迅先生谈正史不如说野史的思想的启发,认为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些史料不易从正史中找到,故特别注意收集野史、笔记、碑刻等书物。利用图书馆工作之便,一条一条地摘记正史中没有的有关史料。并先后到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图书馆、及沈阳故宫的满文存档资料中查找资料。终于在30年代相继写成《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开国史料》、《明末奴变考》等著作,提出的一些见解和论断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鲁迅读《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后,称赞该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当代诗人柳亚子认为《晚明史籍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他除治史著述外,还投身教学。1932年为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专任讲师,1934年任河南大学史学系教授,兼《河南通志》主编。1948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次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调到北京,任历史所研究员至今。解放后30年来,他继续潜心钻研,广为收集明清以来的野史、笔记等古籍,对明末清初历史研究极为留心探讨,还对早年写的《晚明史籍考》一书增订修改。他一生喜爱野史、笔记一类的书籍,现家中藏书达两千种以上,其中有不少海内孤本,另外藏有汉魏以来的碑刻砖瓦拓片凡六、七百种。他对两汉历史也深有研究。十年动乱期间,下放劳动,仍然利用一切可能搜集资料,写了厚厚的六本文稿。有论学小扎、读书笔记、金石跋文等。再次阅读《鲁迅全集》、《史记》、《汉书》。相信总有一天还能用自己的学问为祖国服务。1976年后已完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者是一部有关明代社会经济情况的大型史料汇编,广泛引录了明代野史、笔记以及清代笔记中涉及明代史事及农业、手工业生产和文化、科学技术发明的资料,并兼及明清时代的诗文集、地方志和档册,分门别类,细心编排,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后者是根据鲁迅先生想做而未完成的工作,继承鲁迅遗志,专门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及民间风俗的情况。近几年,发表论文近50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明末清初的学风——论文集》一书。他的专著有《顾宁人先生学谱》(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改名《顾亭林学谱》再版)、《清开国史料考》(193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黄黎洲学谱》(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再版)、《孙夏峰李二曲学谱》(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明末奴变考》(1932年,北平清华学报单行本)、《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晚明史籍考》(1933年,北平图书馆铅印本,1964年上海中华书局用《晚明史籍考》增订本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出版,公开发行)、《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明代边疆丛书)(1936年,上海商务影印本)、《清初史料四种》(193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吴大徽(愙斋)尺牍》(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明朝史略》(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明清笔记谈丛》(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册,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汉社会生活概述》(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末清初的学风》(论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浙访书记》(附书影,三联书店出版)、《西汉碑刻砧瓦拓本集录(纪念徐森玉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出影印本)、《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史料目录学》(1961—196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整理出版)。

周瘦鹃

周瘦鹃（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近现代作家兼翻译家。原名祖福,改名国贤,字瘦鹃,别署泣红、紫兰主人等。原籍吴县(今属江苏),生于上海。6岁丧父,家境贫甚。7岁(1901)就读于私垫。10岁(1904)考入上海储实两等小学。15岁(1909)考入上海民立中学,作文辄冠其曹。17岁(1911)试作短篇小说《落花怨》,即获刊用。同年又发表5幕话剧《爱之花》,竟被多次公演,并被改编为电影,在文坛上初露头角。中学毕业后曾被留校执教,自觉非其所长,旋即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和翻译。后又结识文坛名家包天笑、毕倚虹等,得其提掖,文名渐响,于是又进入文艺报刊的编辑行列。前后主编或创刊的文艺报刊达十几种,如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和《春秋》、《礼拜六》、《游戏世界》、《半月》、《紫兰花片》、《紫葡萄画报》、《紫罗兰》、《良友》、《中华》、《新家庭》、《乐观》等。1915年由叶楚伧介绍加入南社。1922年加入青社。后来又加入星社、群书浏览社等。1932年移家苏州。抗战期间复迁回上海,曾到名于鲁迅等人发起的文艺界抗日联会宣言。抗战

胜利后再次移居苏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三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于1968年8月21日卒。

周瘦鹃多才多艺,于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翻译无不涉猎。且著译宏富,总计不下50种。虽属鸳鸯蝴蝶派,但因其出身贫寒,思想较为进步,部分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如《亡国奴之日记》、《卖国奴日记》、《为国牺牲》、《祖国之徽》、《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短篇小说,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所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更受到了鲁迅的赞许。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新秋海棠》、《我们的情侣》、《滑头世界》、《红颜知己》等;短篇小说集《周瘦鹃说集》、《瘦鹃短篇小说》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与严独鹤合译)、《亚森罗苹新奇案》(与张碧梧合译)、《福尔摩斯别传》等;诗词、散文、杂著《拈花集》、《记得词》、《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花花草草》、《小说丛谈》等。

周瘦鹃在盆景艺术方面的才能尤其突出。他从30年代起钻研盆景艺术,并加入国际性的中西莳花会。曾经分别获得该会1939年、1940年两届花展的荣誉奖状、总锦标和英国彼得葛兰爵士银杯奖。并著有《园艺杂谈》、《盆栽趣味》等。50年代起更倾心于园艺,使其周家花园成为苏州的著名花园之一。并受到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旧喜剧诗人。生于雅典。阿里斯托芬交游甚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他的朋友。柏拉图曾在他的哲学对话《会饮篇》中提起阿里斯托芬同苏格拉底讨论爱情的起源问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最初的人被神劈成一男一女，后来由爱情促使他们互相寻找，结合为一。公元前427年，阿里斯托芬的第一个喜剧《宴会者》上演，批判智者派倡导的新教育，得次奖。前426年，《巴比伦人》上演，嘲笑雅典盟邦的使节过于天真，受了雅典权势人物的欺骗。雅典激进民主派领袖克勒翁为此以诽谤城邦的罪名控告他，说他是外邦人，不得享受雅典的公民权。阿里斯托芬有三个儿子，名叫腓力、阿拉罗斯和尼科斯特拉托斯。他的最后两个喜剧，即《科卡洛斯》和《埃奥洛西孔》是替阿拉罗斯写的，他想把这个儿子作为一个喜剧诗人介绍给雅典人。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为了中期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共写了44个喜剧，得过7次奖。流传到今天的旧喜剧，只有11个：《阿哈奈人》（前425年，得头奖）、《骑士》（前424年，得头奖）、《云》（前423年，得第三奖，比赛失败）、《马蜂》（前422年，得次奖）、《和平》（前421年，得次奖）、《鸟》（前414年，得次奖）、《吕西斯忒拉忒》（前411年）、《地母节妇女》（前410年）、《蛙》（前405年，得头奖）、《公民大会妇女》（前392年）、《财神》（前388年）。诗人死后，柏拉图为他写了两行墓志铭：美乐女神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她们终于发现了阿里斯托芬的灵府。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反映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终于导致内战，使雅典农村遭到破坏。阿里斯托芬维护自耕农的利益，坚决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阿哈奈人》中的雅典农民狄凯奥波利斯对战争感到绝望，私下与斯巴达人订立和约，遭到烧木炭的阿哈奈人（歌队）的反对，狄凯奥波利斯在“对驳场”中争辩说，战争不过是为了互相争夺妓女，事情不能全怪斯巴达人，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他说服了烧炭人，然后向对方开放市场。此剧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群众中的报复心理，主张重建和平。诗人在《和平》中号召希腊各城邦的人民前来救出被战神禁闭的和平女神。女神出现后，农民都要回乡种地，倒霉的只有贩卖兵器的商人。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双方妇女发动政变，迫使男子停战。诗人主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波斯人再度入侵的威胁。

阿里斯托芬拥护民主制度，希望人民当家做主，不要被人牵着走。战争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逐渐衰落，政治煽动家，特别是克勒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诗人在《骑士》中对克勒翁愚弄人民、拒绝和谈、勒索盟邦、侵吞公款等罪行予以猛烈抨击。当时克勒翁作战胜利归来，气焰甚高，诗人却把他描写为德谟斯（人民）的家奴，他欺骗主人，压迫伙伴。伙伴们找来一个腊肠贩，这人更善于向主人献媚，夺取了管家的职位。腊肠贩得胜后，改邪归正，使德谟斯返老还童，也就是恢复旧日的民主制度和抗击波斯人的爱国精神。此剧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锐、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剧，深刻揭露了当时雅典政治的腐败情况。喜剧《鸟》中有两个年老的雅典人，他们厌弃城市生活和诉讼风气，升到天空去建立一个“云中鹁鸪国”，切断天与地之间的交通，众神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只好向鹁鸪国求和，把统治权移交给鸟类。鸟国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那里生存的唯一条件。此剧的主题表明诗人幻想建立理想的城邦，恢复早已被破坏了的农村自然经济。《鸟》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为题材的旧喜剧，情节复杂，抒情味浓，结构严谨，是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杰作。

战争结束以后，雅典由于战败，经济崩溃，贫富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社会上产生乌托邦思想，要求平均财富。《公民大会妇女》中的妇女从男人手中夺取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财神》讽刺使人人富有而不触及私有制的乌托邦思想。阿里斯托芬对农民、穷人甚至奴隶深表同情。诗人在《马蜂》中十分关怀那些靠一点陪审津贴维持生活的穷苦人民，怜惜他们受了政治煽动家的欺骗。奴隶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地母节妇女》和《蛙》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同主人开玩笑。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出现智者派，他们提倡思想自由，怀疑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传授诡辩术，颠倒是非。《云》中的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因为负债甚苦，叫儿子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学习口才。孩子学成之后，回到家里，为饮酒诵诗的事同父亲发生口角，并用诡辩方式证明儿子打父亲有理。老人在气愤之下，前去烧毁了思想所。诗人在剧中批判智者派提倡诡辩技巧，破坏传统道德。在上演25年之后，即公元前399年，这个剧成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罪证之一。阿里斯托芬在《阿哈奈人》和《地母节妇女》等剧中责备欧里庇得斯贬低悲剧艺术，描写妇女的激情，鼓吹无神论思想，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特别是《鸟》和《蛙》对神持嘲笑态度。这种嘲笑是古希腊戏剧节日所容许的，它并不破坏宗教信仰。实际上阿里斯托芬的宗教观点和他对政治、社会的看法一样，都是相当保守的。阿里斯托芬认为喜剧诗人应该有严肃的政治目的。他以主持正义、挽救城邦、教育人民为己任。他的作品斗争性很强。F.恩格斯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古希腊的旧喜剧是政治讽刺剧，受到权势人物的反对。雅典法律于公元前416年禁止喜剧讽刺个人，从此旧喜剧逐渐转变为“中期喜剧”。中期喜剧很少批评政治，只是讽刺宗教、哲学、文学，评论一般社会问题。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已经具有中期喜剧的特点。阿里斯托芬的人物缺少个性和内心特征。诗人惯于采用夸张手法以产生戏剧效果，因此他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有一定的距离，但本质上是真实的。阿里斯托芬的歌队多种多样，由骑士、马蜂、云、鸟等组成，带有明显的寓言色彩。在他早期喜剧中，歌队占据重要地位，它参加剧中的活动，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后期喜剧中的歌队则失去了重要地位。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虚构剧中的情节，往往流于荒诞，但主题是现实的。戏剧的结构一般都很简单，有些松散。他常常在剧中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剧中人物甚至歌队都环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出现欢乐场面，以宴会、婚礼等结束。阿里斯托芬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开场”往往充满民间滑稽剧的插科打诨。他的“对驳场”点明主题思想，比较严肃。在剧中人物代表诗人说话的时候，严肃与诙谐交织在一起。他的诗采用民间的朴素语言，搀杂城市人的优雅词句。至于他的合唱歌则是以优美的抒情风格写成。他在古代很受人称赞。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学者十分推崇他的非凡的智慧、尖锐的讽刺和作品优美的风格。

阿里斯托芬不仅是位杰出的喜剧家，而且是欧洲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的文艺主张散见于他的戏剧作品中，特别是他在《蛙》里比较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艺术，认为他们各有长短，埃斯库罗斯以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的精神教育人民，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缺乏教育意义。《蛙》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批评论著，又是文学作品，这难能可贵。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在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从17世纪起，他的喜剧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剧作家J.拉辛曾模仿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写出《爱打官司的人》。英国小说家J.斯威夫特也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的影响；H.菲尔丁曾模仿古希腊旧喜剧写政治讽刺剧。德国诗人J.W.von歌德改编过《鸟》，H.海涅则自称是阿里斯托芬的继承者。

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德文：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近代西方哲学史上起过划时代革命作用的德国哲学家，一位在自然科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康德的祖籍是苏格兰。他的父亲是一位鞍匠。母亲生四男七女，但大半夭折，他排行第四。在幸存的男孩中，康德是长子。康德全家信仰宗教，是保守的虔敬教派的信徒。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滨海城市——哥尼斯堡。他活了近80岁，于1804年2月12日在他出生的城市逝世。康德身体孱弱，孜孜不倦的书斋著述和课堂讲授，限制了他的游历，以致他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加上康德生活方式的刻板和千篇一律，海涅才诙谐地说，“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不过，这只是事情的表面而已。其实，康德一生的著述与讲授，恰恰是反映当时德国历史的一面重要的镜子。

康德生活的时代，是欧洲封建生产关系正在迅速瓦解，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开始高涨的时代。荷兰、英国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更加彻底的法国资产阶级掀起的革命风暴，正在呼啸而至。但是，当时的德国还非常落后，甚至连统一的国家也未形成。只是由许多封建割据的小王国构成一个混合体。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仍然是容克地主。资本主义很不发达。资产阶级也非常软弱，向往革命而又惧怕人民。他们还不得不向封建统治者屈膝妥协。尽管如此，德国的资本主义仍在发展着，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也在增长着。而反映这种革命意识增长的巨人之一，就是康德。

康德的少年教育生活，是在神学院度过的。在那里，所有的课程都浸透着宗教精神，几乎没有自然科学。这种生活，精神上令人窒息，尤其那种种烦琐的教规和祈祷仪式，使人倍受折磨。康德晚年回忆这段生活时，还感慨万分，他曾对友人希伯说，“我一想到幼年时期的待遇象奴隶一般，总要周身发抖，不寒而栗。”康德少年时所饱尝的宗教苦难，使他终生都厌恶宗教。康德在晚年还由于发表批评宗教的言论，而受到官方的追究和警告。至于他在自己许多著作中还保留有向宗教妥协的方面，实际上，并非出于他的意愿，而多半是为环境所迫。

1740年，16岁的康德进入了哥尼斯堡大学哲学院。在这里，康德在学业上得到马丁·克努岑老师的有益教诲。他不仅在哲学思想上给康德以引导，例如他在自己逻辑著作中所提出的思想，所谓“内部外部经验就是我们大部分知识的源泉”，就是后来康德的经验论的思想种籽。同时，他还是康德踏上自然科学征途的引路人。因为，他曾把自己丰富的藏书向康德开放，特别是把牛顿的名著交给康德钻研。在学校没有优秀自然科学教师的情况下，康德仍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出色的成就，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当然，由于进学校时曾受到神学教授舒尔茨的赏识和接济，所以康德也坚持旁听神学课。但他听此课却另有目的。康德的朋友海斯伯尔格曾回忆说，“人家以为他是神科学生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康德常劝导弗卢迈尔(康德的知心朋友)和我关心各样科学，以为人必须有一切的科学常识，决不宜拘守一科，就是神学我们虽不以此为生，也不应排斥”。康德对自然科学的倾注和他对神学的特有目的，都反映了他对宗教思想统治的反抗，也说明他当时是一位顺乎时代潮流富于进取的青年。康德的大学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他出门访友，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往往要借穿别人的衣服。但是，他的学业成绩却非常优异，他的毕业论文：《关于活力的评价》，很有见地，表现出他特有的才能。

大学毕业后，从1747年起，康德走上了课堂讲授和书斋著述的生涯。他先当了近七年的家庭教师，到1754年才在哥尼斯堡大学谋得一个编外讲师的职位，并兼任一段王家图书馆副馆长职务。在这二十多年里，康德虽然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名气也愈来愈大，但他几次申请教授职位，都未达到目的。直至1770年，在他46岁时，才以《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的就职论文，取得哥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的职位。此后，还短期担任过哲学院院长和该大学校长，并荣获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的院士。

康德一生的贡献是很多的，基本上可划分为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大方面。对此，一般哲学史家都以1770年作为康德思想发展和两方而不同贡献的分水岭。把1770年以前称为前批判期，把此后称为批判期。这种分期，如果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是可以采用的。但如果认为，这是一条截然分开的界限，那就未免绝对化了。

应该承认，1770年以前，康德的主要贡献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一时期，康德发表的重要著作有：《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引起日夜交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并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化的研究》(1754年6月)，《从物理学观点考察地球是否已经衰老的问题》(1754年9月)，《关于者天体的一般发展史和一般理论》(1755年3月匿名出版)，《上帝存在的论证的唯一可能的根据》(1762年3月)等等。此外，康德还发表有论述地震、风、脑病等等著作。通过这些著作，康德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诚实态度，坚持了自牛顿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例如他曾坚定地宣称，“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这就是说，给我物质，我将给你们指出， 宇宙是怎样由此构成的。”不仅如此，康德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他没有停留在牛顿承认第一推动力和机械唯物论的立场上，而是以辩证的发展观，打破了旧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壁垒。在他看来，大自然并不是由于“一只外来之手”偶然产生的， 相反，“物质是受某种必然的规律所支配的。”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在天文学史上提出了著名的星云说。这个星云说，尽管今天看起来在细节上有许多不正确的想象成分，但它所包含的原则思想，即把天体看成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有规律的过程，却在自然观的认识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动被摇了。”①

康德以1770年发表的《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一文，开始了他的批判哲学创作的新时期。但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思想，早在前批判期，就已经孕育发芽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倾注他所创立的充满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就是从侧面对旧形而上学的有力冲击。同时，他对于旧形而上学本身的一些僵死教条，在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启蒙派思想的影响下，也开始动摇了。康德曾说，休谟的理论“第一次打断了我的教条主义的梦”，休谟“在对我思辩哲学的研究上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同时，他在这一时期已经写了一些对于旧形而上学教条初步批判的著作。这些都说明，康德批判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1770年才开始。

但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却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思考和研究，直到1781年才问世。此后，康德又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从而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

人所共知，康德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二元论的充满矛盾的体系。它具有先验唯心论、不可知论的主导倾向，同时又包含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合理成份。它既有批判宗教神学的方面，又有向宗教神学妥协的方面。这样一个哲学体系，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表现得很不彻底。正如列宁指出的，“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①

然而，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何以会在哲学史上起了划时代的革命作用呢?首先，从哲学斗争的意义上看，康德的二元论，是对于唯心主义一元论、以莱布尼茨和伏尔夫为代表的旧形而上学的破坏;康德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对于当时欧洲哲学上为旧形而上学所统治的情况来说，确乎是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哲学启蒙运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是贯穿于哲学史中的基本问题，但把这个问题作为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提出来加以探讨的第一个人，便是康德。思维对客体的作用问题，或者说关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在康德之前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同样是康德首先最鲜明提出来的。他引人注意地提出“要给自然立法”，要让客体围绕理性的太阳旋转。冲破形式逻辑的局限，提出建立有具体内容逻辑的问题，即辩证逻辑问题，也始于康德。特别是，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对于维护宗教的上帝存在的旧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从概念直接推出存在是荒谬的，把旧形而上学认为颠扑不破的上帝存在，明确地宣布为“假设”。不过，康德之所以能提出这些重大的哲学新问题，除了他的天才条件外，最主要原因，是以往的哲学——无论经验派或理性派，都走进了死胡同，哲学本身的发展使这些问题不能不提出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还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前述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虽然承认在我们之外有东西存在，即“自在之物”，①但却否认思维能认识“自在之物”，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否认“自在之物”能转化为“为我之物”，如此等等。然而，不管康德哲学有多少缺陷，它在当时仍然是欧洲地平线上升起的灿烂明星，而它的客观作用，也确实给了旧形而上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正如恩格斯所公正评价那样，“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②

其次，康德之所以在当时能充当德国哲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是同他一生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和向往资产阶级立宪制的进步政治态度相一致的，康德非常崇拜法国启蒙思想大师卢梭。在他的起居室里，一直悬挂着卢梭的肖像。据传说，他由于读卢梭的《爱弥儿》入了迷，以致打破了生活常规，一度放弃了他每天下午3点钟的定时散步。

康德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君主立宪的共和国。但是，康德对于如何实现这种理想，感到迷惘。例如，法国启蒙派思想家倡导通过革命暴力赢得立宪制共和国的理论，在康德那里却变成了一种抽象的道德理论。应该说，康德的三条“道德律令”：“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就是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派革命理论的抽象翻板。所不同的是，法国的革命理论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且要求在现实中实现，实际上也实现了。但康德的理论，却是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论，相反，他把它的实现推到只能憧憬的“彼岸”。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康德的德国庸人氕，即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总之，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和划时代的星云说的创始者，他一生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革命理论活动，是同资产阶级革命高涨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的。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同时，康德也有渺小之处。这就是，他在理论上始终不能摆脱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及调和科学与宗教的折衷主义。

赵晔

赵晔，生卒年待考。汉代散文家、学者。字长君。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人。大约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前后。年轻时曾任县吏，因耻于奉迎督邮而辞去。远至犍为资中，从当时经师杜抚学《韩诗》，尽通其学说。20年内，与家人不通音讯，家人以为他已死，为他发丧。杜抚死后他才归里。州上召补从事，不就。后举有道。卒于家。赵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诗道微》和《韩诗谱》等书。今只存《吴越春秋》一种。《吴越春秋》一共6卷10篇(一作10卷)，主要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二国之事。前5篇为吴事，称内传;后5篇为越事，称外传。其中记载，有些本自史实，有些则纯属传闻异说，故本书过去被列为杂史，性质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从文学角度看，本书“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四库全书总目》卷66)。此外，其故事情节的描写，人物的刻划也都有可取之处。因此对后世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唐代俗讲中的《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中的《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清以后的许多剧目，都是以本书为蓝本改编的。元代徐天祐曾为本书作注，订正了许多失实之处，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