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

黄文弼（1893年4月23日—1966年12月18日），考古学家。字仲良,湖北汉川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1927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史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1930年返北平,受聘任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并整理赴新疆考查所得的考古资料,1931年出版的《高昌砖集》以及1932年完成的《高昌陶集》分别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933年又去新疆考察,越年回北平。1935年以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分派驻西安整理碑林,同时整理西北考察的资料。1938年碑林竣工后,先后去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任教,并整理罗布泊的发现。1940年任西北大学教授,后受该校委托再次去新疆考察。1947年接受北平研究院的聘请,到史学研究所专事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得以全力整理历次西北考察的收获,并完成了《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察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1957年又以60多岁高龄率队去新疆考察。此次除对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进行了考古踏察外,还在哈密、焉耆、库车等地进行了发掘。一生热爱祖国、孜孜不倦,勤勤恳恳从事考古事业和西北史地研究,为考古事业和西北史地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罗布泊是新疆省最大的湖泊,塔里木河流注其中,地理学中属交替湖,在世界地理学界有过争议。根据罗布泊沿岸的考古发现,论证了罗布泊史地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对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等方面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对塔里木河流域诸绿洲古国遗迹做过普遍的考察,对龟兹、于阗,焉耆等许多古城古地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演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对吐鲁番盆地中屡经盗劫的高昌时代遗存有较详细的考察。对高昌墓地的发掘,向学术界首次提供了荣城分布的确切情况以及麴氏高昌较为系统的纪年。此外,对古代大夏,大月氏等的故地及移徙的研究,所获罗布淖尔汉简及考释等都值得重视。多次以科学研究成果为据提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有一条已涸的西东方向河道,流长相当现今塔里木河,也是注入罗布泊,并论证其为汉晋时代的“南河”,推测其西东断流过程发生在五世纪至八世纪之间。这一发现以及由此提出的问题,对该地区诸古国的兴衰和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著作有《高昌砖记》(1931年出版)、《高昌陶集》(1932年完成)、《罗布淖尔考古记》、《高昌砖记》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48年出版)等。此外尚有《西北史地论丛》以及考古报告遗稿等。

张君劢

张君劢[mài]（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弟嘉璈，是江浙财团首要人物，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

张君劢六岁入塾，十岁入上海广方言馆，接触到一些维新派的书报，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极为崇拜。1902年参加宝山县试，考取秀才。1903年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一年，因签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被校方斥退。自后，在长沙明德学校、常德师范学堂等处任教。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选修德语。在日期间，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政闻社总社迁上海，张君劢主持东京的社务。他曾致函梁启超力主加入官场，广占势力。1909年6月，张与吴贯因等在东京设立“谘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劢看到袁世凯即将得势，极力怂恿梁启超与袁世凯结合，他自己则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1月，在上海与汤化龙、林长民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8月，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张嘉璈等所组织的“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组成“民主党”。之后，张君劢作为民主党代表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

1913年1月，张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学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是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张君劢致函国内报界，极力主张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军实行镇压，并号召其党员(时民主党已合并为进步党)为此“舍身自效”[1]。直到1915年，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活动，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他这才追随梁启超等人作反袁的表示。是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张以参加“反袁”的名义回国。但回国后并未去西南，而在浙江当了交涉署长。同时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后即专任《时事新报》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奔走南北，为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作游说，任段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次年7月，张勋复辟，张君劢又跑到南京投靠冯国璋，为冯代理大总统事到处游说。复辟平定后，冯国璋当了总统，张任总统府秘书。之后。由于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恶化，张去职，转就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月，与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松社”，标榜“以读书养性为旨”。12月，随同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在德国访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Eucken)，对哲学发生兴趣。梁、丁等回国后，张遂留居德国从倭铿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Henri Bergson)求教。自此，张君劢对康德唯心论哲学极为崇拜，奠定了他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1922年1月，张君劢回国，曾一度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参加过章炳麟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参加草拟宪法。之后，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施行宪政。

1923年2月，张君劢到清华学校作“人生观”问题的讲演，以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为依据，宣扬“生命力的突进”和“自由意志”，提倡孔孟之道和内心修养，叫嚷要复活宋明理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2]。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4年，张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张悄悄到武汉观察动向，写了《武汉见闻录》，也条举一些革命新气象。次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以“世界室主人”为笔名，刊行《苏俄评论》一书。又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撰写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制之解剖》等反苏、反共文章。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作某些指摘。为此，于1929年6月遭蒋拘禁，经章炳麟、杜月笙等人说项，很快获释。被释后曾往满洲里、绥芬河一带了解中东路事件，旋返上海。是年10月，再次到德国，任教于耶那大学，于1931年9月回国。

张君劢回国后，一面在燕京大学任教，一面为筹建政党做准备。1932年4月16日，与张东荪等人拉拢一些研究系残余分子，在北平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5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提倡所谓“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订的民主政治”，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4月，召开“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张当选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

国社党成立后，张曾往山西寻求阎锡山的支持。是年11月“闽变”发生后，又南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刚到福州，见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包围福建，预感到福建人民政府将失败，即转往广州投奔邹鲁，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受到进步师生的反对，他半年后就去职。1935年，张再到广州，帮助陈济棠办学海书院。他把在该院的专题演讲与旧作曾合辑为一书出版，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宣扬“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3]。1936年夏，陈济棠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失败，学海书院封闭。是年11月，张跑到红军撤离后的瑞金作“视察”，大作反共演说，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所以赣南弄成一片惨无人道的地方”[4]。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先后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次年4月，张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5]，国社党于是公开活动。7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8月，刊行《立国之道》一书，系统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国民政府西迁后，他率领一部分国社党员前往重庆，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6]。对于张君劢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言行，中国共产党对其作了必要的批驳后，仍然争取他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1939年9月，张任国民参政会所设宪政期成会委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做过一些努力。11月，张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10月，张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到资助，与陈布雷等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于云南大理，张任院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黄炎培与张君劢等人集议，认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于3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任常委。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仍任常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学生以港渝飞机运狗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张君劢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此事的指使者。不久，他去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议，被滞留在重庆两年多，民族文化学院亦遭封闭。

1944年底，张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次年4月，受国民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担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在美期间，曾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7]领导人伍宪子等人策划两党合并。后又往伦敦考察英国工党。

1946年1月，张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是年8月15日，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等国的“国社党”瓦解，而英、美等国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高涨，便取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也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采用“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8]。

政协会后，张君劢曾随同黄炎培等人以第三方面身份参与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0月，蒋介石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及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均坚决抵制。张君劢在民盟也曾多次表示要信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但不久即受蒋介石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9]。2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民社党出席“国大”代表名单。这种行径当即遭到广大社会人士的谴责，民盟令其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裂，张东荪退党，伍宪子等人与张君劢分为两派。

1947年4月，张君劢伙同青年党主席曾琦与蒋介石签订所谓“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蒋介石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至此，民社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7月，民社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任该党主席。嗣后，他到处宣讲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宪法，并于年底跑到美国作鼓吹。次年3月，访晤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蒋介石乞求美援。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派居正动员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已避居澳门，未敢接受。11月，以“讲学”为名，由澳门到印度。

张到印度后，曾在德里大学及加尔各答大学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的研究。次年，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曾撰《理学的发展》等著作，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1958年后，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1969年2月23日因肺炎死于美国旧金山。

孙不二

孙不二（公元1119--1182年），号清静散人。生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卒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宁海(今山东登州府)人。北七真之一。禀性聪慧柔淑，父以配马宜甫，即北七真马丹阳真人。生三子。大定七年，王重阳至其家化导入道，未从。“乃锁先生于庵中，百有余日，不与饮食。开关视之，颜采胜常，方始信奉”。然仍爱心未尽，犹豫不决。大定九年(1169年)，遂远离三子，竹冠布袍，至宁海金莲堂礼重阳而求度。受法名道号及天符云篆秘诀，别作庵以居。十二年(1172年)西游入秦求道要，炼心环堵，十五年，往洛阳依凤仙姑，居其下洞，后六年道成。时当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忽沐浴更衣，问弟子天气卓午，援笔书颂云：“三千功满超三界，跳出阴阳包裹外，隐显纵横得自由，醉魂不复归宁海。”书毕，趺坐而化。元世祖至元六年封“清净渊贞顺德真人”。道派名清净派，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进封“元君”。其主要著作有《孙不二元君法语》、《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等。

顾学颉

顾学颉（1913—1999年），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字肇仓,号坎斋。湖北随州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院、湖北师院、湖南师院、私立民国大学等院校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建国后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1975年退休。现为兼职教授及《艺文志》杂志常务编委,北京元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顾学颉治学范围较为广泛,对唐诗、元明杂剧及古典小说均有涉猎。出版了《元人杂剧选》、《元明杂剧》、《关汉卿戏曲选》、《白居易诗选》、《元曲释词》等著作,并校注、校点了《醒世恒言》、《今古奇观》、《白居易集》、《随园诗话》、《介存斋论词杂著》等。先后在各报刊上发表了《徐陵为“律诗”首创人说》、《白居易世系家族考》、《白居易与永贞革新》、《白居易与牛李两党关系考》、《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温庭筠行实考略》、《温庭筠交游表》、《三国志演义中的几个问题》、《三国演义里塑造的曹操》等数十篇论文,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结集为《顾学颉文学论集》出版。

柳如是

柳如是（1618年～1664年），明末清初女诗人。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名隐,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吴江(今属江苏)人,或说嘉兴、松江人。她原为明末名妓,才华出众,颇有识见,不仅能诗词,书画也很有名气。后与钱谦益相恋,做了钱氏之妾。明亡,曾劝钱谦益以身殉国。钱谦益仕清不久归乡,柳如是亦随之居于绛云楼,二人共同从事订讹考异等学术活动。钱谦益死,柳如是以身殉之。柳如是的诗主要抒发闺中相思别离之情。如《五日雨中》:“苍茫倚啸有危楼,独我相思楼上头。下杜昔为走马地,阿童今作斗鸡游。”写自己独居深闺的相思之愁及兴亡之感。一些小诗,尤其是咏柳诗,更是写得缠绵绯恻,凄艳哀婉,如《杨柳》其一,写柳枝被送别的人们折来折去,“不见长条见短枝”;其二写“玉阶鸾镜总春吹,绣影旋迷香影迟。忆得临风大垂手,销魂原是管相思”,都是以秾丽的口吻写柳,以柳自喻,寄托自己的相思离别之苦。又如《杨花》、《西河柳花》,也都是她写柳的佳作。柳如是词的内容及风格都与诗相近,如〔诉衷情近〕《添病》:“几番春信,遮得香魂无影。衔来好梦难凭,碎处轻红成阵。任教日暮还添,相思近了,莫被花吹醒。”笔致委婉含蓄,词境朦胧凄迷,字句中体现了女词人多愁善感的特点。此外,如〔少年游〕《重游》、〔金明池〕《寒柳》等词,也都表现了大致相类的情趣。著有《戊寅草》、《柳如是诗》等。

崔致远

崔致远(857—915)新罗末期的学者、文学家。字孤云、海云。王京(今庆州)沙梁部人。庆州崔氏家族之始祖。869年入唐学习。874年应试，宾贡科及第。在洛阳居住2年， 开始写作。后任宣州溧水县尉。淮南节度使高骈起兵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 召他为从事， 掌书记，写了讨黄巢的檄文和大量表、状、书、启，虽对农民起义多有攻击之词，但以其文章闻名遐迩。后受唐僖宗礼遇，授都统巡官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职，赐紫金鱼袋。

他在中国的10余年间，写了大量的诗文，多数失传。现存的作品中， 怀念故国之作是较优秀的篇章。如《秋夜雨中》： “秋风惟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又如《山阳与乡友话别》：“相逢暂乐楚山春，又欲分离泪满襟，莫怪临风偏怅惘，异乡难遇故乡人。”以感情真切、深沉著称。

884年，崔致远以唐使身份归国。新罗宪康王封他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但屡遭诬陷，先后谪放大山、天岭、富城等郡守。893年任遣唐使节， 但遇阻未成行。894年， 上疏真圣王时务策10余条，积极主张改革，官至阿湌。他目睹社会日益混乱，对现实悲观失望，故辞官流浪各地，最后举家隐居伽耶山海印寺，终老于该地。

崔致远的诗歌中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大多是在他回国之后创作的。新罗末期，社会混乱，到处暴发农民起义。他的诗歌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但是已经和前期不同，有些作品已能反映出乱世的黑暗和污浊的社会面貌。《寓兴》一诗，写冒险家、名利之徒“轻生入海底”的丑态。五言律诗《古意》，以拟人化的手法，写狐狸变作美女、化为书生以欺骗世人，讽喻某些人的伪善面目。《蜀葵花》对地位卑贱者表示同情， 影射新罗严格的等级制度。《江南女》可能创作于在中国生活期间，描写富家女儿娇纵放荡的生活， 同情“终日弄机杼”的贫家少女。《三国史记·乐志》载有他的《乡乐杂咏五首》， 具体、生动地描写了“金丸”、“月颠”、“大面”、“狻猊”、“束毒”等五技演出的盛况，成为研究朝鲜古代歌舞的珍贵资料。

崔致远擅长于书法和文章，他的《鸾郎碑序文》是说明花郎道的珍贵资料。主要著作有《私试今体赋》1卷、《五言七言今体诗》1卷、《杂诗赋》1卷、《中山复篑集》5卷(任溧水县尉时的作品)， 都已失传，只有《桂苑笔耕》20卷、《释顺应传》和收在《东文选》等书中的诗歌传世。他的相当数量的诗作与文章收进《孤云集》中加以整理。《桂苑笔耕》是朝鲜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部个人著作集，其中的全部诗文都是他在中国生活时期所作。

崔致远被朝鲜历代公认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对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中国《唐书·艺文志》立有列传。 《全唐诗》以及中国清末刊行的《唐宋百名家集》和《唐人五十家小集》中都收有他的作品。

刘宰

刘宰（1167—1240），字平围，号漫塘病叟，金坛(今属江苏)人。绍熙元年进士，调江宁尉，历真州司法，授泰兴令。韩侂胄方谋用兵，宰言其轻启兵端，为国深害，果如其言。为浙东仓司干官，寻告归，监南岳庙，退居云茅山之漫塘。嘉定间，屡召不就。理宗朝，累召为籍田令、通判建康府，皆不就，以直秘阁主管仙都观致仕。端平元年，复以太常丞召，一时誉望收召略尽，唯宰与崔与之不至。隐居三十年，平生无所嗜，唯于书无所不读。嘉熙三年卒，年七十四。其学一以程、朱为归，所与游者亦多朱熹门人。诗文淳古恬淡，质朴自然，不事雕饰而明快畅达，《漫塘》一赋，尤为著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时人称其“学术本乎伊洛，文艺胜于汉、唐”(赵葵《漫塘刘先生文集序》)。诗如《题荆公游半山图》、《猛虎行》、《野犬行》、《漫塘晚望》、《开禧纪事》等，多为前人称许。著有《京口耆旧传》九卷。《漫塘文集》三十六卷，有明正德十六年任佃刻、嘉靖八年王皋续刻本，万历三十二年范崙刻本，《嘉业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二八○六至二八一○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六八二○至六八六○收其文四十一卷。事迹见《宋史》卷四○一本传。

宫岛咏士

宫岛咏士（1867年11月15日－1943年7月9日）,日本书法家，名吉美，号勖斋，通称大八，又称宫岛大八，日本米沢（即"米泽"）市人。父宫岛吉久（又名宫岛诚一郎，字栗香）为米泽藩士。明治初结成兴亚会，为贵族院议员终。1884年，宫岛咏士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科毕业。1887年赴清，师从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随至武昌、西安，张裕钊为曾国藩高足，以北碑书法闻世。宫岛咏士学得精义，1894年回日本，开中国语塾归咏舍，后改善邻书院。以院长终。曾为东京大学、东京外国语学校讲师。

冉雪峰

冉雪峰（1878年10月30日-1963年1月29日）。生于四川省黛溪县。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是全国著名老中医。他六世医传，自幼习文学医，19岁乡试，在慈父严师冉作辑的教导下不入仕途，学文在于奠定医学基础，专心致志于祖国医药学，在中医药学术上有深湛的造诣。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化名冉剑虹，时任湖北省新闻社社长，兼武昌起义指挥机关军务处秘书长，曾亲自带兵去黎元洪府中将其抓获。辛亥革命失败后，从此不问政事，专心研究祖国医药学。1918年，全国鼠疫大流行，在实践中总结出治疗鼠疫的“太素清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凉血汤”等有效方药。此外，在白喉、天花、麻疹、霍乱等方面均有专论或专著付梓，在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方面贡献卓著，悬壶汉口，活人甚众，声名大噪，武汉三镇一带，几乎家喻户晓。他还热爱祖国医学的教育事业，曾独资创办“湖北中医专门学校”，并任校长，桃李满天下。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他放弃收入丰厚的门诊，组织“湖北省中医战地后方服务团”，捐出多年来的积蓄，为抗日战士和难民免费治病，后避难于四川省万县董家岩乡。在这期间，著有《国防中药学》《大同药物学》《大同方剂学》《大同生理学》《辨证中风问题之解决》等。他历来主张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大同”二字蕴含着中西医结合的含义，作为一个传统老中医，曾亲手制备人体骨骼标本，并绘制了数百幅人体解剖学彩图(见《大同生理学》原稿)，这种勇于革新，学而不倦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四川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从事中青年中医的培训提高工作，教学成绩显著，编有《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等著作，受到广大学员的欢迎和尊重。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他调该院工作，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主任。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时，以《八法效方举隅》一书向党献礼，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研究八法的第一部专著。1960年，撰成《冉雪峰医案》。80岁高龄时开始纂写《冉注伤寒论》，这部书总结了冉先生60多年的临床经验，与仲景学说一脉相承，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所发展。例如对《伤寒论》的释名，认为六淫之邪中伤太阳寒水，所引起的一系列病变的讨论，故名《伤寒论》，是发前人所未发，对于理解和掌握《伤寒论》全书的内容，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是一部珍贵的中医文献。此书经其子冉小峰、冉先德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作序，国家科委科技研究成果管理办公室王建勋同志撰写前言，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

阿桂

乾隆年间，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清朝国势达到极盛。乾隆对边疆用兵屡屡得胜，这同他十分注意奖掖功臣有很大的关系。他曾四次令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里，以示荣宠，并亲自为功勋卓著者制作赞语。当时，有二人四次享此殊荣，一位是海兰察，另一位就是本文传主——列为定金川首功、定台湾首辅、定廓尔喀以爵论第一，定伊犁亦名列前茅的阿桂。

阿桂（1717年9月7日—1797年10月10日），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乾隆三年(1738)举人。乾隆八年(1743)三月，升郎中，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军营，督运粮饷。自此从戎，青云直上，深为乾隆所倚重。

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部发生叛乱。准部地处偏远，文化落后，与内地差异很大。准部首领怂恿人民反叛政府，想摆脱中央的统治。从康熙帝起，就多次用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准部时叛时服，成为清廷一大心患。乾隆继位后，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出兵。准噶尔军纷纷投降，叛乱很快平息。

为了有效地管理控制这一地区，乾隆帝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督办台站，因措施得力，九月授参赞大臣，十二月以北路军务大臣身份驻科布多。

立功后的阿睦尔撒纳对所受封赐极不满意，心怀私欲，怂恿准部继续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在定边将军兆惠和衮扎布的追击下，阿睦尔撒纳仓皇出逃，设计由部下约降，暗地里却备下埋伏。阿桂棋高一着，命领兵大臣和硕齐、唐喀禄前往相约地点纳降，自己领兵接应。果然，和硕齐、唐额禄遭袭击后，阿桂率兵及时赶到。皇帝奖其谋深计高，赏戴花翎，下令阿桂继续用兵，留意堵截逃跑的阿睦尔撒纳。阿桂不以为然，认定阿睦尔撒纳进入不了俄罗斯，还会回来，所以只是领兵在准部张网守候。事实上，阿睦尔撒纳正如乾隆所料入了俄境，直到后来病死那里。阿桂因判断失误，拒听命令，贻误战机，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斥责。

与此同时，在南疆霍集占兄弟又发生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和卓叛乱”，霍集占兄弟就是大小和卓木。叛乱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天山北路，又受命率军南下。他率领的3000名清军被霍集占率领的1万名叛军困在黑水，历时三个月之久。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阿桂同副将军富德从乌鲁木齐赶往南疆增援，在内外夹击下霍集占军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叛乱平息。

事定之后，阿桂奉命留守回部要地阿克苏做善后工作。他为了分化回人的力量，实行迁民，许多回民在伊犁防军的监护下迁去伊犁屯田，而他们的牛羊便免费成了运输的脚力。在阿克苏和伊犁之间设置传事台，供通音信，以便及时了解情况，相互支援。在水草肥美的伊犁河以南海努克一带驻扎屯田，以回民为主，官兵驻防，协同耕种，修建了城池。后来，又有不少回民涌入。原先荒凉的边疆地带变得生机勃勃，到处一派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景象。阿桂被授内大臣。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皇帝奖其功，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升入上三旗，赐入正白旗。十月，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授伊犁将军。叛乱已平，百名功臣画像入紫光阁，阿桂以侍郎身份居第17位。

金川地区从明代起成为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世袭封地，后分为大、小金川两个土司。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先是命当时的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兵再征，仍是劳师靡饷，连年受挫。乾隆三十六年(1773)九月，阿桂赴四川。大金川首领索诺木和小金川头目泽旺之子僧格桑并力顽抗。阿桂自西路，总兵宋元俊从东路夹击攻打喇卜楚，经过激战，取胜。清军士气大振，乘胜前进，直逼腹地。叛军见势不妙，声称投降。乾隆下旨：能保其永不反乎?宜一并擒获，永无后患。阿桂查看地形，调兵遣将，决定乘敌不备攻其要害。夜半大雾，大队人马摸索进发，埋伏在各个隘口，出其不意，攻克3座山梁，24座碉堡，缴获大量火药、器械。清军占据了金川要道，叛乱者陷入包围之中。自此，清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叛敌尽弃寨而逃。乾隆帝奖阿桂用兵有方，赐御用黑狐冠至军前。

大军分道并进，阿桂率军攻克制高点美都喇嘛寺，居高临下观察叛敌的兵力布置，迅速调集军马，互为犄角之势，步步进逼，夺其碉寨，僧格桑逃走，其父泽旺请罪送京发落。至此，小金川全境荡平。

就在阿桂同温福商议攻打大金川时，番民受贼诱惑侵扰清军后路，抢占粮仓，军心大乱。不久，驻木果木的温福突遭夜袭，清军溃败，为金川兵所杀。小金川重新陷落。乾隆帝大怒，授阿桂为定边将军，速调火药、军械，增兵5000人入川。各军不断受到骚扰，阿桂命严加防范，停止进攻，整顿治理。凡言词桀骜、叛逆内应者全部被杀。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小金川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阿桂同副将富德、明亮每天都带兵巡逻。一天，将近日落时分，阿桂只领十数骑出营，登上一个小山头俯视敌寨，发现数百骑敌众包围了小山。阿桂命士兵脱下外衣系在树上，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时间已晚，林子里又特别昏暗，敌人只见林中“旌旗”飘扬，以为有埋伏，才派出侦察骑兵，阿桂已悠然回到了军中。谙熟兵法的阿桂治军有方，严禁骚扰百姓，深受人民的欢迎。在他们的支持下，不久攻下了美诺。

小金川已平，阿桂不再贸然进兵，而是继续安抚百姓，巩固扩大胜利成果。他把小金川作为根据地，积极筹备粮米、服装等后备军需。眼看时机成熟，秘密定于乾隆三十九年(1714)正月初六从底木达开始发兵，同时飞骑传檄统领丰升额、明亮两路，相期呼应。

阿桂统一调度，分三路出兵：第一队5000人，由海兰察为统领，初六进发;第二队5000人，色布腾巴勒珠尔统领，初七进发;第三路5000人，阿桂自己带领，初八进发。命士兵只带十日干粮，昼夜兼程，夜间不许举火，务求速战速决。三路大军转战20余里，神出鬼没，迅速攻克赞巴拉克附近诸山。二月又克罗博瓦山。罗博瓦山距敌很近，僧格桑凭险要地势拒守甚严。如果从罗博瓦山出日则丫口正面进攻，肯定会造成很大损失。阿桂分兵六路，避实就虚，直捣防守薄弱的别斯满、诺尔等碉堡。僧格桑忙分兵援救，防守顿弱，正好中计，被留在罗博瓦山的精兵正面攻破寨子，占领丫口等要地。僧格桑两处落空，仓惶而逃。阿桂上奏皇帝：“宜发檄各诸土司，勿留余孽，协同擒获，加意严防，不得丝毫懈怠。”在密集攻势下，僧格桑病死在大金川，金川兵将其尸首献出，无心再战。乾隆四十一年(1776)攻克了大金川最后据点噶拉依。索诺木声称第二天正式投降，阿桂欣然答应，属下纷纷劝谏，恐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阿桂笑着说：“我们据要势，他往哪儿跑?如果自杀，何至于等到今日?”果然，第二天早晨，索诺木自缚率家族20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其族人有的被处死，有的监禁，有的发边为奴。其余的将领头目也悉数被擒。乾隆帝了却了一大心病，龙颜大悦，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授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画像入紫光阁，供人瞻仰，并赐亲书诗：掌握师行抡俊豪，事无巨细一心操。功成九仞尤应慎，惠洽诸军实所褒。探路欲因乘怠隙，攻碉直可压危挠。我居避暑原无暑，卿效贤劳真是劳。嘉予七言赐书扇，凯歌二捷换征袍。勉之指日视郊劳，紫阁勋铭崇爵叨。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阿桂留金川治理，经营屯田事务，让当地百姓和驻守官兵分散相错杂居，消除不安定因素，并按登记户口酌量配给牲畜、种子，注意发展生产，免除租赋三年。皇帝奖其倾心尽力，赏缎60端，银6000两。阿桂六十寿辰时，乾隆帝赐“崇勋耆庆”匾额，上联“功冠紫光荣赐衮”，下联“筹添绛甲赞凋梅”。并赐御制诗：功高殊众赐冠衣，寿日充闾耀吉辉。谋勇奏平定玉垒，归来俾协赞黄扉。六旬庆自今伊始，廿四考当逾古稀。不说保全最黾勉，名同郭令岂其非?

金川既平，乾隆帝重新考虑对缅甸用兵。缅甸王懵驳已故，新王赘角牙闻讯十分恐慌。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和叛逃者，并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命阿桂负责交涉事宜，答应了缅甸的请求。但缅甸只将叛人放回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赘角牙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字塔1座，驯象8只和宝石、蕃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缅甸臣服。自此，中缅边境相安无事。

苏四十三是清甘肃循化(今青海)人，撒拉族，循化伊斯兰教新教首领。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循化撒拉族中新教、老教冲突转炽，清政府明显偏袒老教，引起新教人的不满。苏四十三与另外一名首领韩二个率新教徒千余人起义，攻循化清水之河东大庄，杀老教教首韩三十八。旋又杀河州(今临夏)协副将新柱、兰州知府杨土玑，继破河州，逼近兰州。乾隆帝命阿桂前去镇压。阿桂在磁州接到圣旨，昼夜驰赴，到时，起义军已退守龙虎、华林等要地。该地林密沟深，山路经水冲刷，犬牙交错，极为难行，加之道路狭窄，仅能容一人一骑列队行进，在这地方用兵，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善于用兵的阿桂挑选生长在山区的士兵，从后路攀崖而上，从背后突然袭击，另派军埋伏，乘机围歼。起义军不为所动，只是掘壕增卡，只留下一条向前的小路与外界接触，并不出击，阿桂派出的精兵全部被歼。但是面对阿桂历时五个月之久的围攻，起义军水断粮绝，兵败寨破。苏四十三血战而死，剩余的人们继续奋斗，各地此起彼伏，经过两年时间的联络、集聚，田五与张阿浑、杨慎泗等在道渭石峰堡修筑营寨，制造旗帐兵器，约期再次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不慎泄密，遂提前在小茶山起义，率众攻打通渭、伏羌、静宁等地。乾隆帝命尚书福康安领侍卫大臣海兰察前往，阿桂督办。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于靖远狼台山，在重重包围下，起义军失败了。阿桂派兵清剿，义军有800多人被杀，700多人被擒。

乾隆五十一年(1786)爆发了以林爽文为首的武装起义。林爽文是福建漳州人，因家贫难以度日随父迁居台湾，参加了天地会，并成为一名首领。天地会原本是下层劳动人民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镇压，反清色彩日浓。乾隆年间提出“顺天行道”、“剃除贪官”的口号，天地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入会人数越来越多。清政府感到天地会是个很大的威胁，就对天地会成员大加搜捕，并焚烧村庄。林爽文率众在一月份发动起义，一举攻下了漳化。台湾南部的庄大田起兵响应，在一月底攻下了凤山。

消息传来，乾隆帝非常震恐，严令台湾总督柴大纪镇压。在起义军的进攻下，官兵一溃千里。乾隆又调集大军入台湾，仍不奏效，林爽文义军包围了诸罗城(今台湾嘉义)。

乾隆帝越发感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下旨加派大将福康安为统帅，以悍将海兰察为先锋，率大军登台。海兰察声东击西，佯称要攻大里栈，暗地里却直趋诸罗城。大里栈是起义军的根据地，存放着大量的粮草辎重，林爽文生怕有失，忙分兵救援，不幸中计。在清军优势兵力夹击下，起义军被迫撤离诸罗城。

清军云集大里栈，林爽文战败，逃到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中。次年被俘，解京遇害。

台湾即平，出征将领凯旋归来，乾隆帝论功，阿桂名列第一。这是对他在大陆坐镇指挥，出谋划策，作出“扼其要害，打通诸罗”决策的肯定。正是由于执行这一决策，清军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转败为胜。所谓“谋事在人”，此话确实不虚。

清朝时，京城官员每年所需的400万石粮食全部由漕运供给。由于河道久远，为了保障粮食的正常运输，朝廷花在漕运上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每年都要选派得力大臣巡查，及时排除故障，兴修堤坝等。阿桂在参战之余经常被派往各地巡防河务。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缅甸正式臣服后，阿桂被派往河南境内治理黄河决口。当时下游淤堵，上游水丰，更兼风雨大作，工程极为艰难。阿桂亲自查看水势，令民工在上游郭家庄挖引水河，供分水泄流，筑拦黄坝;在下游王家庄筑顺黄坝，蓄住水势，迫使河水从引河入海，直到次年三月，才完成工程。不久又勘查浙江海塘，顺道勘督清江陶庄河道、高堰石工。

乾隆四十六年(1781)秋天，河南青龙冈一带黄河又决口，阿桂自甘肃前往监督指挥，在决口两端同时筑坝，快要合拢时，副将李荣吉指出水势太盛，应当减慢施工速度，以求稳妥，阿桂不以为意，督促甚急。合拢庆功会上，李荣吉缺席，声称大坝危急，不敢离开。果然两天后，又一次决口。阿桂引咎请退，乾隆明察安慰他，诸臣当中能胜任治河者，非阿桂莫属，应该安心镇静，另求善策。乾隆四十七年(1782)，仍以上游筑堤，下游引河，河岸建坝方完工。

阿桂除视察、治理黄河外，还多次巡查淮河、长江、京杭大运河等水务，奔波劳碌毫无怨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每年的枯水季节招集民工疏挖淤泥、建闸加固堤坝等等。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浙江布政使盛住弹劾总督陈辉祖查抄王亶望财产时，私自吞没金银财宝，皇帝命阿桂去浙江协调查办，事完之后，顺道勘探南盐河等处水道及东伊家河各段。次年二月，勘查河南兰阳十二堡河堤，在戴村坝附近修筑了一座水闸。

阿桂凭自己的能力登上高位，处事机敏老练，参与缅甸交涉，做事很有分寸，知人善任。同是纳降，对阿睦尔撒纳心存疑虑，调兵用计;对索诺木却放任自流，高枕无忧。远见卓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阿桂病倒，告假回家休养，竟一病不起。次年八月卒，终年80岁。嘉庆帝奉太上皇帝敕谕，特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赏给四团龙补服，黄带紫韁，红宝石顶帽，双眼花翎。图像紫光阁，以示殊勋。加恩赏给轻车都尉世职，令长孙承袭。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九月，皇帝亲临祭奠，御制诗曰：“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公。将星落霞表，箕尾见云中。函丈仪曾侍，纶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风。”赐祭葬，谥“文成”。

阿桂一生老成练达，经营新疆，周详妥善，从戎出征，指挥若定。及年老，仍然夙兴夜寐，忠心无二，辅佐国政，开诚布公，决疑定计，比同班朝臣自是高出一筹，是乾隆所器重的大臣之一。

孔安国

孔安国，生卒年不详。大致在汉武帝、汉昭帝时代。西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字子国，西汉鲁人(今山东曲阜)，是孔子的十二世孙。曾从申公学《诗》，从伏生学《尚书》(都是今文经)。汉武帝时任谏议大夫，临淮太守。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都是科斗文字写成，当时无人认识。孔安国用今文辨读，又承诏作《书传》，开创古文《尚书》学派，对后世文字、训诂、经学研究，影响极大。后世今古文学派之争，实源于此。司马迁曾向孔安国请教，《史记》中所载《尚书》若干篇，大多为古文说。《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大部分根据孔安国所辨释的壁中书。

孔安国著有《尚书传》《尚书音》《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今传《尚书孔氏传》，列入《十三经注疏》，经明、清学者考证，是后人伪托，原书在东汉佚失，故今本通称《伪孔传》。

李煜

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五代南唐词人。即南唐后主。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蓬峰居士、锺山隐士。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又说陇西(今甘肃西部)人。南唐中主李璟第6子。母兄李弘冀为太子，性严忌。李煜为避祸，但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政事。李弘冀卒，自郑王徙封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开崇文馆招贤士，潘佑等入馆中。宋建隆二年(961)，李璟迁都南昌，立李煜为太子，留金陵监国。同年，李璟卒，继南唐国主位。时已臣服于宋，岁贡金帛方物，国削势弱。宋灭南汉后，李煜惧，去唐号，称江南国主。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宋师攻破金陵，李煜出降，国灭。在位14年。次年，至汴京，封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八日，被宋太宗以“牵机药”毒死。追封吴王。年42。

李煜美风仪，少聪悟，好学问，擅长书法、绘画、通晓音律、能自制曲。文章有汉魏风，所著《杂说》百篇，时人以为可继曹丕《典论》;有集10卷(《郡斋读书志》)，均不传。《全唐诗》存其诗18首(其《渡中江望石城泣下》1首为吴杨溥作)。李煜尤工于词，宋初《尊前集》即有选录。其词，入宋前多写宫庭生活、男女情爱。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写宫中歌舞、饮宴，词采绮丽，前人以为有“富贵气象”(《扪虱新话》)。〔一斛珠〕对男女情爱之“描画精细”(《草堂诗余别集》)，〔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对幽会少女心理刻画真切入微，等等。亦有离情别绪之作，如〔清平乐〕(别来春半)，〔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入宋后，“臣虏”生活，实同囚徒，“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默记》)亡国之痛，身世之悲，均发之于词。如〔相见欢〕之“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浪淘沙〕之“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子夜歌〕之“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情思凄婉，不可卒读;而〔虞美人〕之“小楼昨夜又东风”，竟导致杀身之祸。李煜词，善于以白描手法，直抒胸臆，语言精炼自然，情意委婉深挚;又长于比兴，精切新颖，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极高。前人对其词评价甚高。明胡应麟云：“后主一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子孟。”(《诗薮·杂篇》)清沈谦云：“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张先)、宋尚书(宋祁)，直衙官耳”(《填词杂说》)。清周济云：“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又云：“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近人王国维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又云：“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已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人间词话》)李煜词与李璟词合刊，名为《南唐二主词》。《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1卷，为南宋长沙书坊百家词本。又有明正统六年(1441)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集》本、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吕远墨华斋本、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侯文灿《名家词》本，等等。流行者，有近人王国维辑《南唐二主词》(录42首)，林大椿《唐五代词》本(录45首)，今人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录33首)，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本(录45首、断句1)等。

帕索斯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 1896-1970)美国小说家。生于芝加哥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191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去西班牙学习建筑，不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在法国战地医疗队和美军医疗队服役。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三个士兵》(1921)是他第一部有影响的小说，也是最早反映美国青年一代厌战和迷惘情绪的作品。1925年发表的《曼哈顿中转站》以大战前后的纽约社会为背景，报写了记者、律师、演员、水手、工会干部等人物形象。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失意者，生活苦闷，精神空虚。多斯·帕索斯虽然在作品中反映了战后一代的迷惘情绪，但他的思想并不消极。他当时对资本主义社会十分不满，自称“放弃了对它的希望”，“向往革命”。1926年参加《新群众》杂志编委。他作为美国共产党的支持者，采访罢工斗争，为共产党的刊物写稿。1927年因参加营救萨柯和樊塞蒂的活动被捕入狱。1932年曾支持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他的处女作《一个人的开始》出版于1920年。之后共出版40多本书。 他的书聚焦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多从左翼立场出发。他忠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美国阶级的苦难与富人阶级的颓废。随着政治观点趋向保守，他开始在作品中更多地反映美国文化。 人们公认帕索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美国》三部曲。他的其他作品诸如《三个士兵》、《曼哈顿中转站》以及《哥伦比亚区》也为人所熟知。

曹伯韩

曹伯韩（1897-1959），原名典琦,笔名金华、童振华、进之、文博等。长沙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冬任中共湖南区委宣传部长,主编《战士》周刊。后任《自学》月刊主编,《进修月刊》编辑。建国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通俗读物编审处处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汉字整理部副主任、《中国语文》常务编委。致力于语法和汉字的研究,著有《中国文法初阶》、《语法初步》、《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论新语文运动》等。

埃德蒙·伯克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英国政治思想家。虽然不属历史学家,但对英国浪漫主义史学有重大的影响。律师之子。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1748年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1750年移居伦敦,入中殿律师学院学习法律,对文学产生兴趣。一度游历英格兰和法国。1756年发表《自然社会的辩白》,用讽刺的语调挖苦政治上的唯理主义和宗教上的神秘主义,批判波林布鲁克关于自然宗教的理论。1757年发表美学著作《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来源的哲学探讨》,引起国内外学者,包括狄德罗、康德、莱辛等人的注意。1759年创办《纪事年鉴》杂志,担任编辑,直至1788年。1764年加入文学名流组成的“文学俱尔部”。1765—1794年为国会议员。1765年任罗金厄姆侯爵(后为英国首相)的私人秘书。1766年发表演说主张废除“印花税法”,但坚持英国有权向北美殖民地收税。1769年发表《关于国家现状的思考》,认为政党是人们根据共同的原则联合组织的团体,可以成为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宪法纽带,使行政机构具有连续性,首先证明了政党政治的价值。1770年发表《关于当前不满原因之思考》,认为国王按个人意愿挑选大臣是任人唯亲,政府主要成员应由全国人民通过议会来决定,应相信人民及其代表有能力做出合理的选择,反对乔治三世破坏内阁制度以及对国会的控制。同情北美13个殖民地的遭遇,但反对美国独立,著有《论美洲的赋税》和《论与殖民地的和解》。他的《关于刑法写给爱尔兰一位贵族的信》表达了对爱尔兰的同情。1788年弹劾印度总督黑斯廷斯,写作《论在印度发了财的欧洲人的私人债务》,主张改革东印度公司,反对奴隶贸易。1790年发表《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谴责法国革命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认为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是各个时代智慧的结晶,而法国革命破坏了传统和历史进步的连续性,从而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该书对法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和革命领导人的策略做了叙述和分析,着重讨论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思想。他反对实现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和平等,主张调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成分。他的立场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保守派有深刻的影响。他本人也从辉格党转向托利党。1795年退出政治活动。

杨圻

杨圻（1875～1941）中国近代诗人。初名朝庆，更名鉴莹，又更名圻，字云史，一字野王。江苏常熟人。少年时与汪荣宝、何震彝、翁之润“皆以名公子擅文章，号江南四公子”（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其父杨崇伊曾疏劾文廷式，又上疏讦告谭嗣同欲兵围颐和园，为戊戌党人之死敌。18岁娶李鸿章长孙女李国香为妻。21岁以诸生录为詹事府主簿，后又为户部郎中。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顺天乡试，中南元。官邮传部郎中。曾与表兄曾朴同入同文馆研习法语。三十四年（1908）出任驻新加坡领事。入民国，先是在南洋从事橡胶种植业，经营失败后回国，入吴佩孚幕府，任秘书长，为吴所倚重。后至东北，投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退居上海。抗战爆发，避走香港，并遣爱妾狄美男携书至北京，劝阻吴佩孚出任日伪傀儡。1941年卒于香港。

诗歌主要有三方面特征：

①宗唐。杨圻是近代学唐而富有成就的诗人。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双枪将董平当之，并称：“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者，必推杨云史。”但其早期诗风，依然是走清代虞山派宗学晚唐，特别是规抚西昆的老路。杨士骧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所作《江山万里楼诗钞》跋言，初次见到杨圻诗，其印象是“惊才艳绝，出入温李家数”。直至十年后再读其诗，方有“语必惊人，言皆有物，诗格一变矣。清雄典雅，直逼唐人”的感觉。所谓“直逼唐人”，其实就是能够出入唐诗偶像杜甫的堂奥。

②“言皆有物”。诗歌对时代进行了广泛反映。杨圻生当乱世，年轻时经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虽然国事艰危，但其尚有用世之志。这一时期的诗歌总体透露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息和精神。中年以后，在军阀的混战中依附军阀，其诗歌中大量描写战争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是了解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史料。晚年，抗战爆发，其爱国热情也随之爆发。他创作了大量揭露侵略者暴行的诗篇，如《纪石花林之被焚》《披阅石花林图照有感》愤故乡常熟家园之毁；《巴山哀》述重庆大轰炸，恨“敌意残忍成性，但欲中国之土，不欲中国之人”（《巴山哀》诗序）。杨圻也有不少讴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诗篇，如《围城中喜闻官军北征》《七七纪念，时客香港》《苍梧军歌》《登长城》等。

③“语必惊人”。这在杨圻七言歌行中表现尤为突出。钱仲联谓“《江山万里楼诗钞》，颇难求其匹敌。大声镗鎝，藻采纷披”，所举者则是“如《檀青引》，则梅村不得擅美，《天山曲》洋洋千言，《秦妇吟》不足道矣”（《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即使是一些应景的近体诗，如《泰山玉皇顶》，也想象丰富，辞藻华丽，所谓“鸡鸣日出接天关，绝顶疏钟云汉间”，“便欲抠衣通帝座，手扶碧落看人寰”，表现出矜才使气的诗人本色。

杨圻还精于填词。在常州词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清末民初词坛，能别开生面。康有为序《江山万里楼词钞》称：“其旨远而微，其情深而文，其声逸而哀，回肠荡气，感入顽艳。清词丽句，自成馨逸。而肌肤若冰雪，天然去雕饰。”“盖三李之芳躅复见于今，而非余子所能望见者也。”后来论者亦常言其“诗如工部，词如后主”，盖时世和身世使然。

作品有《江山万里楼诗钞》13卷，附《词钞》4卷，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马卫中、潘虹以此为母本，参以1936年连载于《青鹤》杂志的《江山万里楼诗选》、常熟图书馆藏1947年陈文锺抄本《杨云史先生侨港诗文钞》，校点整理，并汇集散佚诗词，成《江山万里楼诗词钞》，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香港中文大学程中山翻检旧时报刊，搜辑杨圻诗词作品，2012年由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编》。另有《江山万里楼诗钞》14～20卷稿本藏上海图书馆，以及《文集》抄本藏湖南图书馆。

沙利文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年2月21日-1949年1月14日），美国心理分析学家、精神病学家,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892年2月21日生于美国纽约州劳威兹。1917年获芝加哥医药和外科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1930～1939年在纽约以心理分析学家的资格开业;1939～1940年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教书;1948年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紧张研究项目,1949年1月14日在巴黎逝世。主要著作有《现代精神病的概念》(1945)、《人际关系的精神病学理论》(1953)、《个体精神病学的初步形成》(1972)等。沙利文是第一个文化派精神分析学家,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心理学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学理论。正由于他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他的理论又叫做人间关系理论。沙利文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人格学说。人可知就是经常发生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对持久的行为模型,能表明人的生命特性。人格是一个中间变量,一个人出生之后,就处于一种复杂的变动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一个人的人格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心理关系在内。一个人的生长包括六个发展阶段:婴儿期-从出生到言语行为能力的成熟;儿童期-到与同伴相处能力的成熟;少年期-到爱情能力的成熟;前青年期-到儿童内心需要以生殖需要的精神推动力形式表现出来;成年早期-到性欲行为的成型;成人后期-到身心全部成熟。在人格发展中还有三个过程,第一种过程叫做功能,主要强调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第二种过程叫人格化,个体保持着关于别人和自己的意象;第三种过程就是认知过程,主要指儿童应付不同种类符号化的能力,和儿童对环境作出反应等这些能力之间的关系。沙利文的人格理论是他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理学理论的基石。焦虑以及其他精神病症均来自个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基本冲突,特别是一个人在幼年期的人际关系被破坏。他主张治疗时应创造一种情境,对患者表示同情,并使治疗者主动参与,治疗人员也是现在和病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必须承担起一种双重作用,即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沙利文在治疗中实际上是表现了需要把关心传达给病人和强调病人自己自救的意识,使患者恢复被压抑在潜意识中人际关系的安全感,整个治疗过程也就是一个教育过程。沙利文的诊所治疗法已广为传播,被许多心理分析人员所采用,同时一些心理卫生专家也认为,沙利文的观察和结论中的许多东西已经过时,沙利文提出的许多思想也已经被扩展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王愿坚

王愿坚（1929年3月1日-1991年1月25日），当代著名作家。1929年3月1日生。山东诸城县相州镇人。幼年在家乡读书。1944年到解放区滨海干部学校学习,次年1月参加八路军,曾先后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任文化团分队长、报社编辑、新华社支社记者、编辑室副主任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随部队行军、作战,看到和听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给了他深刻的感染和教育,这期间为了配合部队政治教育曾写过一些小戏和演唱材料。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任七兵团政治部文艺干事。1952年至1966年,担任过《解放军文艺》编辑,参加过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其间,于1956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采访,访问过不少老红军、老干部,了解了许多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事迹,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1954年起,连续发表了十六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党费》、《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等描写了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故事;《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篇则歌颂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普通劳动者》、《妈妈》、《休息》等篇描写了老一代革命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动人事迹。1959年写了短篇《早晨》、《征途》等。1974年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与陆柱国合写了优秀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1977年发表了《足迹》、《标准》和《路标》、《草》、《歌》等短篇小说,歌颂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长征路上的感人事迹。其中《足迹》获由《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主要短篇集有《党费》(1956年,工人出版社)、《后代》(1959年,作家出版社)、《普通劳动者》(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珍贵的纪念品》(196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其中大部分都是描写红军长征中的艰辛历程以及苏区人民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革命先烈和革命老战士的光辉形象,作品大都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人物刻划上还是在情节描绘上,都有着浓厚的革命浪慢主义气息,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感人的艺术力量,是文学创作上的可喜收获。

黄郛

黄郛（1880年3月8日—1936年12月6日），字膺白。原籍嘉兴县，1880年3月8日生于上虞县。幼年丧父后随母亲流寓杭州，自小在杭州接受慈善教育。1896年补钱塘县学生，故自称钱塘人。1904年春入浙江武备学堂。1905年夏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并奉黄兴之命与李烈钧等联络在军事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组织“丈夫团”，以保守秘密以备将来回国掌握军事实力。1908年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1910年毕业回国，进入清廷军咨府第二厅，负责筹办军事官报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南下上海，成为陈其美的助手。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后改番号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兵站总监。后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主动遣散所部二十三，并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大规模遣散革命军。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与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失败后遭袁世凯政府通缉。后逃亡日本，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离开日本前往南洋，后赴美国。1915年底护国战争起，由美返国，在上海参与谋划浙江反袁军事。护国战争结束后定居天津，一面与北洋军阀政客交往，一面编著《欧洲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欧战后之新世界》两书，引起外界的注意。1920年为徐世昌大总统捉刀，编成《欧战后之中国》。1921年初由徐世昌资助出国游历，在美国时被聘为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1923年2月署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9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并在北京大学讲授军制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世界政治地理。1924年9月任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10月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代理国务总理；11月3日始又以代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至11月24日段祺瑞复出。1926年11月应蒋介石邀请南下。1927年5月任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8月13日随蒋介石下野。1928年1月蒋重新上台，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5月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任外长的黄因应对无方被免职。此后隐居上海、莫干山等地。1932年6月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在上海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复兴月刊》。1933年4月受蒋介石委托与日本频繁接触；5月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主持签订中日《塘沽协定》，承认日本侵略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使华北门户洞开。1934年又与日伪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协议，变相承认伪满洲国。同年12月任内政部长。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1936年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2月6日在上海病故。

张元济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出身书香世家。其父张森玉历任广东会同(今海南琼海)、陵水(今海南崖县)县知事。张元济七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赖母亲与妹妹针黹所入维持生计。1884年他应县试中秀才,1889年赴杭州应乡试中举人,1892年初赴京参加壬辰科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分到刑部贵州司任主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张元济痛感国家安危不保,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他与强学会人员频繁来往。1896年8月,他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分掌文书,在北京常往陶然亭同文廷式等“议论朝政”,力主改革。张元济钦慕西学,主张“昌明教育”、“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之路。翌年初,与陈昭常等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习英文、算术等新学,以期培养人才。同时,支持汪康年办《时务报》,以求启迪民智,希望学习西方“有用之学”,求得国家的自强。此外,他还给光绪皇帝提供一些新书,使之认识到传播西方知识和实践现代教育的重要。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张元济得徐致靖的保荐,和康有为等受到召见。9月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建议:(一)设议政局;(二)融满汉之见;(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人之格;(五)善理财之策。继后又上折,请“为新政衙门酌设缺额,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建议裁汰冗员,并且不要把旧衙门裁下之人派到新衙门任职,以拔擢真才。张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之一。其间,他鉴于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预感对维新将有“反动”,所以并没有更多的活动。是年8月,他一度在路矿铁路总局当差。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通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他遂离京南下上海,在李鸿章举荐下,应盛宣怀之聘去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1899年4月任译书院院长。嗣后,慈禧太后曾下诏让他回京做官,他婉辞未应。邮传部设立时,让他出掌该部也推辞未就,对官场十分冷淡,而决心实践其“英才教育”,走教育救国之路。在译书院与严复合作,由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出版,并付高稿酬,开一代风气之先。1901年初,他兼代南洋公学总理。翌年1月,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旬刊,介绍国际动态与知识,主张“文明排外”。2月南洋公学设经济特科班,聘蔡元培为总教习,胡仁源、黄炎培等任教习,学习西方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同时,还帮助商务印书馆开展译书工作,并成为商务的股东。

商务印书馆原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等创办,数年中曾印行过一些书籍,但因质量不高而亏本,1902年增设编译所,由蔡元培出任所长。翌年冬,蔡元培因“苏报案”离沪去青岛,此时张元济也因不满南洋公学的官僚习气,辞职转入商务工作,接任编译所所长。他鉴于商务人力、财力、技术和经验的不足,毅然建议与日本书业商金港堂合资。同时聘请蒋维乔、杜亚泉等一些懂新学的学者充编辑,请严复主持翻译世界名著,锐意出版西方名著沟通中西文化;并从日本请来教科书编辑专家长尾桢太郎等任顾问,和高梦旦等广泛搜罗访求蒙学课本,出版教科书,编成我国最早的《最新教科书》。商务《最新教科书》的出版,并配有教师用的教授法,远远超过旧的蒙学课本。1904年到1905年,他又与蔡元培等编辑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注重人格品德教育。之后,他用人唯贤,善于网罗进步人才,加强编辑力量,相继出版各种课本、教授法、参考书、文学作品等千余种,为我国第一家成套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十年之间,使商务由一个小型印刷所迅速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出版企业。张元济是我国出版事业现代化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步入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功臣。

当张元济入商务印书馆实践其“昌明教育”、“开发民智”之际,国内政治风暴更加猛烈,革命派和立宪派同时展开活动。他站在立宪派一边鼓吹宪政,希望通过改良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理想政府。1904年夏,他与张謇等敦请军机大臣瞿鸿禨倡导立宪,促清廷颁布诏令。在1905年到1910年的各省保路运动中,是反对苏杭甬铁路英国借款保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1905年7月,他与汤寿潜等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董事会董事。翌年3月奉调入京,担任了半年的学部参事行走,10月南返。同年冬,他率浙江代表团赴京请愿,获不以浙江铁路为抵押品的胜利。1907年10月,张被选为浙江全省拒款会副会长。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和周晋镳等十八人任该会职员。与此同时,通过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鼓吹宪政,并出版一系列新书传播国家主权、公民权、代议制、地方自治、个人主义等政治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代表浙江参加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上海商议成立共和政府的阶段会议。同时还和张謇、汤寿潜等经常聚会,策划一面和袁世凯谈判,一面劝告清帝退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共和思想渐入民心,张元济很快接受了共和思想。为了适应民初教育发展的需要,他及时整顿商务教科书的出版,“重订共和教科书”,出版新字典,并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推进商务的发展。1914年夏瑞芳去世后,他一度任总经理,两年后改任经理。任职期间,对商务进行改革,新设总务处统管印刷、编译、发行三部;出版《辞源》,生产教学幻灯片,开办函授学校;先后创办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期刊,使商务成为我国最大的新式文化企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元济顺时应变,将商务的出版重心移到学术丛书出版上,重用陈独秀、茅盾、郑振铎等新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宣传妇女解放,支持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他反对军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0年4月,张元济辞去经理,改任监理,直到1926年。此间,他摆脱了许多日常事务,对商务实施科学管理,全面监督商务的出版业务。在其主持下设计新式排字架,提高印刷效率;编辑《新法教科书》一套八册,出版《四部丛刊初编》,并将私家的涵芬楼藏书改名东方图书馆公诸社会。1926年7月,他改任董事长,宣布退休。

张元济退休后,仍然惦记着商务的发展。为了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影印古籍,亲自参加选本、校勘和影印出版,编校了近人文集、日记、古籍多种,解决了大量历史问题和版本上的舛错。还和工人一起研究“传真版”以提高印刷水平。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从1916年起,先后编印有《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大型丛书,对古籍的抢救整理贡献极大,为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商务毁于日军的炮火,损失惨重,张元济不顾年迈挺身复出,以董事长身份参与商务的复兴,召开董事会组成复兴委员会,任主席。当日军侵略华北日亟之际,他满怀爱国热忱用白话文撰《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出版,以历代的民族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慷慨陈词,提倡民族精神,培养民族人格。同时先后在《大公报》撰文揭露国民党官僚的营私舞弊,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对国民党愚民统治的认识。他的救国救民热情令人钦佩。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元济留在上海。他秉民族大义,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注册。日军派员前往求见,他拒不晤面,长期韬隐于沪上。在沦陷区生活日艰,他以鬻字卖文贴补生计,曾打算出卖住宅,但从未间断对善本书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与郑振铎、何炳松等苦心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与叶揆初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鼓励私人捐赠藏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卖字生涯并没有结束,在卖字中不忘“启迪民智”,书写了很多“治家格言”的条幅教育人。同时极其关心商务战后的复兴。1947年12月,他被推为董事会主席,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商务的业务。因王云五辞职去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总经理一职由国民党的朱经农接任,但朱挂名不办事,他对这种官僚习气深为不满,1948年迫其去职。

战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内战民主运动高涨,张元济给予支持。1947年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他联合陈叔通等九位老人,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支持学生的斗争,要求实行改革,谴责当局镇压学生,要求速即释放被捕学生。翌年,在反美扶日斗争中,他亦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公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指出内战是“兄弟阋墙”,使国家精疲力竭。其间,他还经常写诗,表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当局对之进行威胁,责张“为匪张目”,“同情共产党”,他不为所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强占合众图书馆,他闻讯亲自前往交涉,坐镇维护,迫使军队撤走。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他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

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无比喜悦,9月,北上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他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他热情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并以其年耋之躯,编校《涵芬楼烬馀书录》出版。毕生满怀爱国热忱,尽瘁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病逝于上海。其生平主要著作有《校史随笔》、《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序》、《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等。

段安节

段安节，唐代音乐家。祖籍临淄邹平(今属山东)人,后迁居荆州(湖北江陵)，一说为东牟(今山东蓬莱)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唐僖宗、昭宗时期。文学家段成式之子,温庭筠之婿。父段成式“善音律”,曾任太常少卿。乾宁中为国子司业。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娶温庭筠女为妻。段安节善乐律，能自度曲。因见《教坊记》所载未尽周详，遂于乾宁元年采见闻编成《乐府杂录》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记载唐玄宗以后乐部、歌舞、杂戏、乐器、乐曲及乐律宫调，兼及一些演奏者姓名和逸事，为研究唐代乐舞之重要著作。此书版本较多，以《守山阁丛书》收清钱熙祚校 订本为佳。今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 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另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参据诸本汇校，亦较通行。后世或以书中记琵琶一节抽出单行，题作《琵琶录》，版 本亦较多。《全唐文》卷八二○收此 书自序一篇。事迹除见于《乐府杂录》者外，另散见于《金华子杂编》卷上、《新唐书》卷八九《段志玄传》、 《郡斋读书志》卷一上、《直斋书录解录》卷一四、《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三，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

《新唐书》之八十九节《段志玄传》后附有段安节略传,叙述得很简要,仅说道:“乾宁中期,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度曲”。“乾宁”为唐昭宗时年号 (公元894一897年),在段安节的立世之作 《乐府杂录》中,作者自序末尾署道:“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赐紫金袋,段安节撰。”由此可以推知此书出现于唐王朝灭亡前十二年。《乐府杂录》又有诸多的别名,如、《守山阁丛书》、《唐人说荟》等。其删节本后更名为《琵琶录》。《乐府杂录》记载了自唐开元以来的乐部、乐器、乐舞节目以及演员轶事等条目,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和戏曲艺术的宝贵史料。

李靖

李靖(公元571—649年)，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朝初期著名军事家。出身贵族家庭，自幼攻读书史，精通兵法，为其舅父隋朝名将韩擒虎所称道。身材魁梧,文武全才,擒虎每与论兵法辄叹服。靖常说:大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不应做章句腐儒。隋大业末，初任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南)，后任驾部员外郎，转升马邑郡丞，唐高祖李渊攻克长安时降唐，颇受重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靖随李世民讨王世充，以功授开府。四年，向李渊献平定萧铣良策，被采纳，奉命为行军总管、摄李孝恭军行军长史，准备攻打萧铣。同年，讨平萧铣，继而进至桂林，分道抚慰，南方悉定。封永康郡公、授检校荆州刺史、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七年，充副将随李孝恭镇辅公祏起义军，授岭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旋改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唐太宗即位，拜刑部尚书，迁兵部尚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奉命为代州道大总管，大破突厥于定襄，封代国公。九年，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军攻灭吐谷浑，改封卫国公。此后阖门自守，谢绝宾客。二十三年卒。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景武。著有《李靖兵法》。

范寿康

范寿康（1896.1.6-1983.2.27），字允臧。现代哲学家、教育家。浙江上虞人。1913年同郭沫若、郁达夫等一起留学日本，就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硕士学位。1923年毕业回国后，历任商务编译所编辑，中山大学秘书长、春晖中学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抗战时，受郭沫若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兼七处处长。在重庆又随郭沫若到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国际研究室主任，后改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转任行政院参议。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1970年退休。1982年4月由台湾经美国回大陆定居，同年12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毕生从事哲学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1921年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介绍马克思主义，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假如我们真想对于自然、历史及思维三者树立普遍的法则，只有采取辩证法的唯物论一途”（《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观念论与唯物论》）。高度评价康德哲学，称康德之于哲学确与哥白尼之于天文学一样，他的三大《批判》实在可以称为万世不朽的著作。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当时流行的实用主义作了分析批评，指出这些学说的缺陷，强调“哲学这一种学问，决不是研究与自我完全脱离的实在或本体，却是研究‘物’、‘我’二者相互的关系的。换句话说，哲学乃是研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的学问”（《现代哲学的研究问题》）。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认为“自由意志问题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论人生观的根本问题》）。认为人类固然受必然法则的支配，但当然法则的实行不是必然的，是可以随人而异的。因此，人的意志不是全无自由，人生不是纯粹机械地、被动地进行，道德感、责任感既可以影响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可以影响社会的历史进程。对于孔子及儒家经学，主张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孔子哲学的“人本主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其正名复古的政治论则不足取；认为经传的内容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不适宜做中小学教材。193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是较早以唯物辩证法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作之一。1922年出版的《教育哲学大纲》，是中国近代教育哲学的发轫之作，论述了教育与哲学的内在关联：“哲学是对人生的目的加以探究与规定，教育却是把怎样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指示我们。”在台湾教育处长任内，为肃清日本帝国主义五十年奴化教育的影响，发扬祖国文化，普及国语作过许多贡献。定居北京后，积极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治学严谨，勤于探索，著述颇多，主要论著还有《朱子及其哲学》《认识论》《思维论》《哲学通论》《哲学及其根本问题》等。

梁潜

梁潜（1366～1418），明代诗文作家。字用之。泰和(今属江西)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举人，授苍溪训导。后以荐知四会知县，继而历知阳江、阳春2县。永乐元年(1403)召修《太祖实录》，擢翰林修撰。永乐五年兼右春坊右赞善。再迁为侍读。永乐十六年，中谗死。他擅长五古，喜欢在多方位描写景观后，笔锋一转地抒发情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内在联系紧密，如《蟠龙山》先写景观：“壮哉蟠龙山，势高凌青冥。嵯峨控梁益，幽森会神明。稍见雪山白，还望阳台青。清湍落危涧，散作万壑霆。”之后表现复杂心态：“平生磊砢怀，奔驰忽伶俜。”颇有谢灵运诗风。其近体也写得较为朗爽圆美，注意情景交融，如《舟中偶成忆孟洁》：“南北东西不暂停，此身飘荡似浮萍。吟残细雨春愁尽，啼杀幽禽午梦醒。岷云未消江最绿，巫云初散树偏青。当时别易今难会，望断长亭复短亭。”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说：“用之五言选体为多，近体有唐人格律，而时参宋派，永乐诗家最为杰出。”他在当时更享有文名，有人认为，用之为文章，驰骋司马子长、韩退之、苏子瞻，亦间出庄骚为奇，务去陈言出新意。有人认为，梁先生文，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与风遇，则波澜勃兴，鱼龙百怪，出没隐见，可喜可愕，真当代之杰作。可谓推崇备至。其文颇有气势，但文学色彩并不很浓。著有《泊庵文集》16卷、诗抄一卷。

杨朔

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杨毓瑨。山东省蓬莱县人。青年时期曾在东北哈尔滨学习外国文学,并从事翻译工作,同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写了不少古体诗词。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革命,写了许多散文和特写,第二年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写的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在广州《救亡日报》上发表。1939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华北,从此便留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随八路军转战于晋东南、冀南、冀中、晋察冀边区、晋西北根据地之间,写了一些歌颂抗日英雄人物和壮烈事迹的通讯报道,如《征尘》、《火并》、《风暴》、《铁骑兵》等,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均收在《月黑夜》(1949年,三联书店)里。1942年春从敌后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年多,参加了整风运动。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宣化龙烟铁矿深入生活,写了反映矿工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1949年,新华书店辽东分店)。解放战争时期,转入晋察冀野战军,担任过新华社特派记者,并在师政治部担任过领导工作,参加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一时期写了主要反映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北黑线》(1950年,群益出版社),中篇小说《北线》(1949年,新华书店)和《望南山》(1949年,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转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任文艺部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了表现某铁道兵团为解放江南英勇斗争的中篇小说《锦绣山河》(1951年,工人出版社)。1950年10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写了一部反映铁路工人抗美援朝斗争的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歌颂了中朝人民在并肩作战中结成的兄弟般的情谊,是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建国初期文学上的一大收获;还写了一些通讯特写,大都收集在《鸭绿江南北》(1951年,天下图书公司)和《万古青春》(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两个集子中。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作者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回国后转到中国作协,历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成员。1953年至1955年曾先后到大西北和东南沿海等地,写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赞歌《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厦门港的风浪》等散文和通讯(收在《铁骑兵》中)。还写了一本青少年读物《雪花飘飘》。从1956年后,曾先后到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到苏联参加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并多次参加在欧、亚、非三洲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从事人民外交工作,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亚非人民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常驻开罗),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委员。这期间写有反映亚非人民生活的优秀散文,收入散文集《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海市》、《生命泉》(均为作家出版社出版),和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洗兵马》上卷《风雨》。他的作品选集还有《中国人民的脚步声》(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大旗》(1959年,作家出版社)。杨朔是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优秀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放得开,又收得住,既写美丽的风光,又写人物的精神面貌。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词精炼,有独特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如《雪浪花》、《荔枝蜜》、《樱花雨》、《海市》、《泰山极顶》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68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选集《杨朔散文选》。此外,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杨朔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