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

王愿坚（1929年3月1日-1991年1月25日），当代著名作家。1929年3月1日生。山东诸城县相州镇人。幼年在家乡读书。1944年到解放区滨海干部学校学习,次年1月参加八路军,曾先后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任文化团分队长、报社编辑、新华社支社记者、编辑室副主任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随部队行军、作战,看到和听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给了他深刻的感染和教育,这期间为了配合部队政治教育曾写过一些小戏和演唱材料。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任七兵团政治部文艺干事。1952年至1966年,担任过《解放军文艺》编辑,参加过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其间,于1956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采访,访问过不少老红军、老干部,了解了许多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事迹,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1954年起,连续发表了十六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党费》、《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等描写了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故事;《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篇则歌颂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普通劳动者》、《妈妈》、《休息》等篇描写了老一代革命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动人事迹。1959年写了短篇《早晨》、《征途》等。1974年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与陆柱国合写了优秀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1977年发表了《足迹》、《标准》和《路标》、《草》、《歌》等短篇小说,歌颂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长征路上的感人事迹。其中《足迹》获由《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主要短篇集有《党费》(1956年,工人出版社)、《后代》(1959年,作家出版社)、《普通劳动者》(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珍贵的纪念品》(196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其中大部分都是描写红军长征中的艰辛历程以及苏区人民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革命先烈和革命老战士的光辉形象,作品大都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人物刻划上还是在情节描绘上,都有着浓厚的革命浪慢主义气息,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感人的艺术力量,是文学创作上的可喜收获。

黄郛

黄郛（1880年3月8日—1936年12月6日），字膺白。原籍嘉兴县，1880年3月8日生于上虞县。幼年丧父后随母亲流寓杭州，自小在杭州接受慈善教育。1896年补钱塘县学生，故自称钱塘人。1904年春入浙江武备学堂。1905年夏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并奉黄兴之命与李烈钧等联络在军事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组织“丈夫团”，以保守秘密以备将来回国掌握军事实力。1908年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1910年毕业回国，进入清廷军咨府第二厅，负责筹办军事官报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南下上海，成为陈其美的助手。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后改番号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兵站总监。后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主动遣散所部二十三，并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大规模遣散革命军。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与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失败后遭袁世凯政府通缉。后逃亡日本，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离开日本前往南洋，后赴美国。1915年底护国战争起，由美返国，在上海参与谋划浙江反袁军事。护国战争结束后定居天津，一面与北洋军阀政客交往，一面编著《欧洲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欧战后之新世界》两书，引起外界的注意。1920年为徐世昌大总统捉刀，编成《欧战后之中国》。1921年初由徐世昌资助出国游历，在美国时被聘为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1923年2月署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9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并在北京大学讲授军制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世界政治地理。1924年9月任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10月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代理国务总理；11月3日始又以代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至11月24日段祺瑞复出。1926年11月应蒋介石邀请南下。1927年5月任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8月13日随蒋介石下野。1928年1月蒋重新上台，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5月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任外长的黄因应对无方被免职。此后隐居上海、莫干山等地。1932年6月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在上海倡议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复兴月刊》。1933年4月受蒋介石委托与日本频繁接触；5月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主持签订中日《塘沽协定》，承认日本侵略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使华北门户洞开。1934年又与日伪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协议，变相承认伪满洲国。同年12月任内政部长。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1936年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2月6日在上海病故。

张元济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出身书香世家。其父张森玉历任广东会同(今海南琼海)、陵水(今海南崖县)县知事。张元济七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赖母亲与妹妹针黹所入维持生计。1884年他应县试中秀才,1889年赴杭州应乡试中举人,1892年初赴京参加壬辰科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分到刑部贵州司任主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张元济痛感国家安危不保,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他与强学会人员频繁来往。1896年8月,他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分掌文书,在北京常往陶然亭同文廷式等“议论朝政”,力主改革。张元济钦慕西学,主张“昌明教育”、“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之路。翌年初,与陈昭常等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习英文、算术等新学,以期培养人才。同时,支持汪康年办《时务报》,以求启迪民智,希望学习西方“有用之学”,求得国家的自强。此外,他还给光绪皇帝提供一些新书,使之认识到传播西方知识和实践现代教育的重要。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张元济得徐致靖的保荐,和康有为等受到召见。9月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建议:(一)设议政局;(二)融满汉之见;(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人之格;(五)善理财之策。继后又上折,请“为新政衙门酌设缺额,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建议裁汰冗员,并且不要把旧衙门裁下之人派到新衙门任职,以拔擢真才。张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之一。其间,他鉴于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预感对维新将有“反动”,所以并没有更多的活动。是年8月,他一度在路矿铁路总局当差。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通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他遂离京南下上海,在李鸿章举荐下,应盛宣怀之聘去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1899年4月任译书院院长。嗣后,慈禧太后曾下诏让他回京做官,他婉辞未应。邮传部设立时,让他出掌该部也推辞未就,对官场十分冷淡,而决心实践其“英才教育”,走教育救国之路。在译书院与严复合作,由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出版,并付高稿酬,开一代风气之先。1901年初,他兼代南洋公学总理。翌年1月,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旬刊,介绍国际动态与知识,主张“文明排外”。2月南洋公学设经济特科班,聘蔡元培为总教习,胡仁源、黄炎培等任教习,学习西方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同时,还帮助商务印书馆开展译书工作,并成为商务的股东。

商务印书馆原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等创办,数年中曾印行过一些书籍,但因质量不高而亏本,1902年增设编译所,由蔡元培出任所长。翌年冬,蔡元培因“苏报案”离沪去青岛,此时张元济也因不满南洋公学的官僚习气,辞职转入商务工作,接任编译所所长。他鉴于商务人力、财力、技术和经验的不足,毅然建议与日本书业商金港堂合资。同时聘请蒋维乔、杜亚泉等一些懂新学的学者充编辑,请严复主持翻译世界名著,锐意出版西方名著沟通中西文化;并从日本请来教科书编辑专家长尾桢太郎等任顾问,和高梦旦等广泛搜罗访求蒙学课本,出版教科书,编成我国最早的《最新教科书》。商务《最新教科书》的出版,并配有教师用的教授法,远远超过旧的蒙学课本。1904年到1905年,他又与蔡元培等编辑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注重人格品德教育。之后,他用人唯贤,善于网罗进步人才,加强编辑力量,相继出版各种课本、教授法、参考书、文学作品等千余种,为我国第一家成套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十年之间,使商务由一个小型印刷所迅速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出版企业。张元济是我国出版事业现代化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步入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功臣。

当张元济入商务印书馆实践其“昌明教育”、“开发民智”之际,国内政治风暴更加猛烈,革命派和立宪派同时展开活动。他站在立宪派一边鼓吹宪政,希望通过改良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理想政府。1904年夏,他与张謇等敦请军机大臣瞿鸿禨倡导立宪,促清廷颁布诏令。在1905年到1910年的各省保路运动中,是反对苏杭甬铁路英国借款保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1905年7月,他与汤寿潜等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董事会董事。翌年3月奉调入京,担任了半年的学部参事行走,10月南返。同年冬,他率浙江代表团赴京请愿,获不以浙江铁路为抵押品的胜利。1907年10月,张被选为浙江全省拒款会副会长。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和周晋镳等十八人任该会职员。与此同时,通过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鼓吹宪政,并出版一系列新书传播国家主权、公民权、代议制、地方自治、个人主义等政治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代表浙江参加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上海商议成立共和政府的阶段会议。同时还和张謇、汤寿潜等经常聚会,策划一面和袁世凯谈判,一面劝告清帝退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共和思想渐入民心,张元济很快接受了共和思想。为了适应民初教育发展的需要,他及时整顿商务教科书的出版,“重订共和教科书”,出版新字典,并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推进商务的发展。1914年夏瑞芳去世后,他一度任总经理,两年后改任经理。任职期间,对商务进行改革,新设总务处统管印刷、编译、发行三部;出版《辞源》,生产教学幻灯片,开办函授学校;先后创办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期刊,使商务成为我国最大的新式文化企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元济顺时应变,将商务的出版重心移到学术丛书出版上,重用陈独秀、茅盾、郑振铎等新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宣传妇女解放,支持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他反对军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0年4月,张元济辞去经理,改任监理,直到1926年。此间,他摆脱了许多日常事务,对商务实施科学管理,全面监督商务的出版业务。在其主持下设计新式排字架,提高印刷效率;编辑《新法教科书》一套八册,出版《四部丛刊初编》,并将私家的涵芬楼藏书改名东方图书馆公诸社会。1926年7月,他改任董事长,宣布退休。

张元济退休后,仍然惦记着商务的发展。为了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影印古籍,亲自参加选本、校勘和影印出版,编校了近人文集、日记、古籍多种,解决了大量历史问题和版本上的舛错。还和工人一起研究“传真版”以提高印刷水平。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从1916年起,先后编印有《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大型丛书,对古籍的抢救整理贡献极大,为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商务毁于日军的炮火,损失惨重,张元济不顾年迈挺身复出,以董事长身份参与商务的复兴,召开董事会组成复兴委员会,任主席。当日军侵略华北日亟之际,他满怀爱国热忱用白话文撰《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出版,以历代的民族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慷慨陈词,提倡民族精神,培养民族人格。同时先后在《大公报》撰文揭露国民党官僚的营私舞弊,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对国民党愚民统治的认识。他的救国救民热情令人钦佩。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元济留在上海。他秉民族大义,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注册。日军派员前往求见,他拒不晤面,长期韬隐于沪上。在沦陷区生活日艰,他以鬻字卖文贴补生计,曾打算出卖住宅,但从未间断对善本书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与郑振铎、何炳松等苦心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与叶揆初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鼓励私人捐赠藏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卖字生涯并没有结束,在卖字中不忘“启迪民智”,书写了很多“治家格言”的条幅教育人。同时极其关心商务战后的复兴。1947年12月,他被推为董事会主席,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商务的业务。因王云五辞职去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总经理一职由国民党的朱经农接任,但朱挂名不办事,他对这种官僚习气深为不满,1948年迫其去职。

战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内战民主运动高涨,张元济给予支持。1947年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他联合陈叔通等九位老人,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支持学生的斗争,要求实行改革,谴责当局镇压学生,要求速即释放被捕学生。翌年,在反美扶日斗争中,他亦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公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指出内战是“兄弟阋墙”,使国家精疲力竭。其间,他还经常写诗,表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当局对之进行威胁,责张“为匪张目”,“同情共产党”,他不为所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强占合众图书馆,他闻讯亲自前往交涉,坐镇维护,迫使军队撤走。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他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

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无比喜悦,9月,北上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他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他热情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并以其年耋之躯,编校《涵芬楼烬馀书录》出版。毕生满怀爱国热忱,尽瘁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病逝于上海。其生平主要著作有《校史随笔》、《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序》、《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等。

段安节

段安节，唐代音乐家。祖籍临淄邹平(今属山东)人,后迁居荆州(湖北江陵)，一说为东牟(今山东蓬莱)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唐僖宗、昭宗时期。文学家段成式之子,温庭筠之婿。父段成式“善音律”,曾任太常少卿。乾宁中为国子司业。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娶温庭筠女为妻。段安节善乐律，能自度曲。因见《教坊记》所载未尽周详，遂于乾宁元年采见闻编成《乐府杂录》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记载唐玄宗以后乐部、歌舞、杂戏、乐器、乐曲及乐律宫调，兼及一些演奏者姓名和逸事，为研究唐代乐舞之重要著作。此书版本较多，以《守山阁丛书》收清钱熙祚校 订本为佳。今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 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另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参据诸本汇校，亦较通行。后世或以书中记琵琶一节抽出单行，题作《琵琶录》，版 本亦较多。《全唐文》卷八二○收此 书自序一篇。事迹除见于《乐府杂录》者外，另散见于《金华子杂编》卷上、《新唐书》卷八九《段志玄传》、 《郡斋读书志》卷一上、《直斋书录解录》卷一四、《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三，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

《新唐书》之八十九节《段志玄传》后附有段安节略传,叙述得很简要,仅说道:“乾宁中期,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度曲”。“乾宁”为唐昭宗时年号 (公元894一897年),在段安节的立世之作 《乐府杂录》中,作者自序末尾署道:“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赐紫金袋,段安节撰。”由此可以推知此书出现于唐王朝灭亡前十二年。《乐府杂录》又有诸多的别名,如、《守山阁丛书》、《唐人说荟》等。其删节本后更名为《琵琶录》。《乐府杂录》记载了自唐开元以来的乐部、乐器、乐舞节目以及演员轶事等条目,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和戏曲艺术的宝贵史料。

李靖

李靖(公元571—649年)，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朝初期著名军事家。出身贵族家庭，自幼攻读书史，精通兵法，为其舅父隋朝名将韩擒虎所称道。身材魁梧,文武全才,擒虎每与论兵法辄叹服。靖常说:大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不应做章句腐儒。隋大业末，初任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南)，后任驾部员外郎，转升马邑郡丞，唐高祖李渊攻克长安时降唐，颇受重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靖随李世民讨王世充，以功授开府。四年，向李渊献平定萧铣良策，被采纳，奉命为行军总管、摄李孝恭军行军长史，准备攻打萧铣。同年，讨平萧铣，继而进至桂林，分道抚慰，南方悉定。封永康郡公、授检校荆州刺史、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七年，充副将随李孝恭镇辅公祏起义军，授岭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旋改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唐太宗即位，拜刑部尚书，迁兵部尚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奉命为代州道大总管，大破突厥于定襄，封代国公。九年，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军攻灭吐谷浑，改封卫国公。此后阖门自守，谢绝宾客。二十三年卒。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景武。著有《李靖兵法》。

范寿康

范寿康（1896.1.6-1983.2.27），字允臧。现代哲学家、教育家。浙江上虞人。1913年同郭沫若、郁达夫等一起留学日本，就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硕士学位。1923年毕业回国后，历任商务编译所编辑，中山大学秘书长、春晖中学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抗战时，受郭沫若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兼七处处长。在重庆又随郭沫若到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国际研究室主任，后改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转任行政院参议。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1970年退休。1982年4月由台湾经美国回大陆定居，同年12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毕生从事哲学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1921年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介绍马克思主义，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假如我们真想对于自然、历史及思维三者树立普遍的法则，只有采取辩证法的唯物论一途”（《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观念论与唯物论》）。高度评价康德哲学，称康德之于哲学确与哥白尼之于天文学一样，他的三大《批判》实在可以称为万世不朽的著作。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当时流行的实用主义作了分析批评，指出这些学说的缺陷，强调“哲学这一种学问，决不是研究与自我完全脱离的实在或本体，却是研究‘物’、‘我’二者相互的关系的。换句话说，哲学乃是研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的学问”（《现代哲学的研究问题》）。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认为“自由意志问题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论人生观的根本问题》）。认为人类固然受必然法则的支配，但当然法则的实行不是必然的，是可以随人而异的。因此，人的意志不是全无自由，人生不是纯粹机械地、被动地进行，道德感、责任感既可以影响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可以影响社会的历史进程。对于孔子及儒家经学，主张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孔子哲学的“人本主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其正名复古的政治论则不足取；认为经传的内容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不适宜做中小学教材。193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是较早以唯物辩证法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作之一。1922年出版的《教育哲学大纲》，是中国近代教育哲学的发轫之作，论述了教育与哲学的内在关联：“哲学是对人生的目的加以探究与规定，教育却是把怎样实现这个目的的方法指示我们。”在台湾教育处长任内，为肃清日本帝国主义五十年奴化教育的影响，发扬祖国文化，普及国语作过许多贡献。定居北京后，积极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治学严谨，勤于探索，著述颇多，主要论著还有《朱子及其哲学》《认识论》《思维论》《哲学通论》《哲学及其根本问题》等。

梁潜

梁潜（1366～1418），明代诗文作家。字用之。泰和(今属江西)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举人，授苍溪训导。后以荐知四会知县，继而历知阳江、阳春2县。永乐元年(1403)召修《太祖实录》，擢翰林修撰。永乐五年兼右春坊右赞善。再迁为侍读。永乐十六年，中谗死。他擅长五古，喜欢在多方位描写景观后，笔锋一转地抒发情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内在联系紧密，如《蟠龙山》先写景观：“壮哉蟠龙山，势高凌青冥。嵯峨控梁益，幽森会神明。稍见雪山白，还望阳台青。清湍落危涧，散作万壑霆。”之后表现复杂心态：“平生磊砢怀，奔驰忽伶俜。”颇有谢灵运诗风。其近体也写得较为朗爽圆美，注意情景交融，如《舟中偶成忆孟洁》：“南北东西不暂停，此身飘荡似浮萍。吟残细雨春愁尽，啼杀幽禽午梦醒。岷云未消江最绿，巫云初散树偏青。当时别易今难会，望断长亭复短亭。”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说：“用之五言选体为多，近体有唐人格律，而时参宋派，永乐诗家最为杰出。”他在当时更享有文名，有人认为，用之为文章，驰骋司马子长、韩退之、苏子瞻，亦间出庄骚为奇，务去陈言出新意。有人认为，梁先生文，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与风遇，则波澜勃兴，鱼龙百怪，出没隐见，可喜可愕，真当代之杰作。可谓推崇备至。其文颇有气势，但文学色彩并不很浓。著有《泊庵文集》16卷、诗抄一卷。

杨朔

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杨毓瑨。山东省蓬莱县人。青年时期曾在东北哈尔滨学习外国文学,并从事翻译工作,同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写了不少古体诗词。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革命,写了许多散文和特写,第二年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写的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在广州《救亡日报》上发表。1939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华北,从此便留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随八路军转战于晋东南、冀南、冀中、晋察冀边区、晋西北根据地之间,写了一些歌颂抗日英雄人物和壮烈事迹的通讯报道,如《征尘》、《火并》、《风暴》、《铁骑兵》等,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均收在《月黑夜》(1949年,三联书店)里。1942年春从敌后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年多,参加了整风运动。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宣化龙烟铁矿深入生活,写了反映矿工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1949年,新华书店辽东分店)。解放战争时期,转入晋察冀野战军,担任过新华社特派记者,并在师政治部担任过领导工作,参加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一时期写了主要反映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北黑线》(1950年,群益出版社),中篇小说《北线》(1949年,新华书店)和《望南山》(1949年,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转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任文艺部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了表现某铁道兵团为解放江南英勇斗争的中篇小说《锦绣山河》(1951年,工人出版社)。1950年10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写了一部反映铁路工人抗美援朝斗争的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歌颂了中朝人民在并肩作战中结成的兄弟般的情谊,是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建国初期文学上的一大收获;还写了一些通讯特写,大都收集在《鸭绿江南北》(1951年,天下图书公司)和《万古青春》(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两个集子中。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作者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回国后转到中国作协,历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成员。1953年至1955年曾先后到大西北和东南沿海等地,写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赞歌《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厦门港的风浪》等散文和通讯(收在《铁骑兵》中)。还写了一本青少年读物《雪花飘飘》。从1956年后,曾先后到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到苏联参加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并多次参加在欧、亚、非三洲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从事人民外交工作,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亚非人民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常驻开罗),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委员。这期间写有反映亚非人民生活的优秀散文,收入散文集《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海市》、《生命泉》(均为作家出版社出版),和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洗兵马》上卷《风雨》。他的作品选集还有《中国人民的脚步声》(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大旗》(1959年,作家出版社)。杨朔是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优秀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放得开,又收得住,既写美丽的风光,又写人物的精神面貌。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词精炼,有独特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如《雪浪花》、《荔枝蜜》、《樱花雨》、《海市》、《泰山极顶》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68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选集《杨朔散文选》。此外,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杨朔选集》。

莫泊桑

居伊·德·莫泊桑（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1850年8月5日—1893年7月6日），19世纪后半期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生于法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母亲出身名门且富有文学修养,舅父是诗人、小说家,莫泊桑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曾在著名诗人路易·布耶指导下写过诗;后又师从舅父和母亲的好友、文学大师福楼拜,在其严格指导下,他经过了长期的艰苦训练,多少次写了,烧掉,重来,直到能“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止。1880年出版左拉、莫泊桑、于斯曼等6人的小说集《梅塘晚会》,他们每个人的小说都以普法战争为背景,鲜为人知的莫泊桑以其《羊脂球》而蜚声遐迩,自此步入文坛。由于他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他有不少短篇小说揭露普鲁士侵略者的野蛮、残暴,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歌颂普通老百姓不畏强暴,抗击侵略者的爱国精神。除《羊脂球》外,还有《蜚蜚小姐》、《两个朋友》、《米龙老爹》、《蛮子大妈》等。写得最出色的首推《羊脂球》,它叙述了一名外号叫“羊脂球”的妓女,为了解救被普鲁士军官扣在小客店的旅客,不得不忍受屈辱,非但没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因她的自我牺牲才脱险的旅客们的鄙视。莫泊桑以简洁质朴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从被敌军占领的里昂城里出逃又同乘一辆马车上的10名旅客的各自性格特征、不同神态:有产者贪生怕死,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不惜出卖同胞,灵魂丑恶而卑鄙;来自下层社会的妓女在国难当头之时, 却表现出真正的爱国气节和民族尊严,心地纯洁而高尚。莫泊桑不仅把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达官贵人的荒淫无耻披露得淋漓尽致, 同时也写出社会道德的堕落在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如名篇《项链》,通过一个醉心于奢华生活、追求享受的教育部小职员妻子的遭遇,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谴责了金钱万能,以贫富分贵贱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如描写小市民斤斤计较蝇头小利的 《雨伞》;表现世态炎凉、人与人之间关系冷酷的《我的叔叔于勒》等,都十分耐人寻味。莫泊桑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 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平淡小事,娓娓道来,意义不凡。文笔明畅、生动,优美、精妙,充分显示了他的社会风俗画家的才能。他享有 “世界短篇小说之巨”的盛誉。一生写下中短篇小说300篇,长篇小说6部, 游记3部, 关于文学与时政的评论文章若干。

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年6月16日—1375年12月21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生于佛罗伦萨切塔尔多镇,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金融业商人,母亲身份不明。薄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里长大,这和他在日后作品中鲜明地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是很有关系的。由于父亲的影响,使得他有机会参加宫廷的一些活动,接触了一批学者、封建贵族、早期的金融家以及远洋归来的航海家等。有些人识得希腊文,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他的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菲洛可洛》,叙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他们克服种种阻碍,终成眷属;其中有两个作为插曲的故事后来收在《十日谈》里。《菲洛可洛》可说是欧洲文学史中第一部长篇小说。牧歌《亚美托的女神们》采用神话题材,是对于爱情的歌颂。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摆脱了古典和神话题材的模式,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者刻画了一个失恋少妇内心世界的种种感受,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理小说”。《菲索拉诺的仙女》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写仙女和牧羊青年的恋爱悲剧,这部长诗是薄伽丘成就最高的一部诗作。此外作者还写了两篇以古希腊时代为背景的叙事诗《菲洛特拉特》和《泰萨依德》。薄伽丘成就最大的代表作品《十日谈》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歌颂爱情,反对禁欲主义。作者把爱情看作是人的一种健康而自然的高尚情感。当时的婚姻结合多半是出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考虑,多半是包办婚姻,是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爱情无法得到正常的表现。因此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追求自由的爱情,反对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②讽刺、揭露和批判教会与君臣的虚伪、狡诈和愚蠢。作品的反封建意义,直接表现在对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虚伪狡诈的揭露与批判上。在他们所有的罪恶上,作品着力批判了教会的虚伪性。③尊重妇女、赞美妇女的杰出才能。作品把人的智慧和才能当作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力歌颂了人的创造力。不仅否定了等级观念,创造了许多小人物玩弄、讥嘲和战胜大人物的故事,而且也冲破历来强加在妇女头上的偏见,塑造了一大批令人敬佩的机智的妇女形象;从而赋予作品以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宫泽贤治

宫泽贤治（日语：宫沢贤治，1896年8月27日－1933年9月21日），日本著名诗人、童话作家。生于岩手县花卷市。在浓厚的佛教信仰教育中长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凶年饥馑,从祖母那儿听来的民间故事,使在多少过于保护的精心培育下成长为少年的宫泽贤治具有了丰富的感性。1914年毕业于盛冈中学,中学期间入迷地阅读宗教和哲学书籍。1915年入盛冈高等农林学校农学科。1918年开始创作童话,同年从农林学校毕业,作为研修生从事土壤调查工作,这对以后贤治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但也使他染上了肋膜炎。1920年加入田中智学领导的国柱会。1921年赴东京,一边靠写作保持生活,一边参加传教活动。据认为,他的大部分童话的第一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21年8月,因妹妹有病返回家乡。在同年十二月号和第二年一月号的《爱国妇人》杂志上,发表了童话《雪渡》。1921年12月至1926年3月任稗贯农业学校教员。1924年,诗集《春与修罗》和童话集《要求特别多的餐馆》出版。《要求特别多的餐馆》收入了《橡子和山猫》等9篇充满与岩手县的大自然情感交流的佳作,但却基本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之后宫泽贤治又向《红鸟》以及妇女杂志投稿,均不被采用。但是却不时地在《岩手每日新闻》等地方报纸和同人杂志上发表诗和童话,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动。1926年,辞去农学校职务,开始独居生活,召集学生和附近的青年们,建立“罗须地人协会”,举行唱片欣赏,讲授农民艺术论。但是,此活动因招致警察当局的注意,再加上贤治自身发病卧床而遭受挫折。这期间,在尾形龟之助编集的 《星期一》上发表《奥倍尔和象》、《猫的事务所》。1930年春身体状况稍有恢复,1931年任东北碎石工场技师,因劳累过度,9月病倒床上。1933年9月21日去逝,枕边留下了大量没有发表的作品原稿,后为世人所知。《宫泽贤治全集》也于死后由许多家出版社多次出版。宫泽贤治的童话作品,不管是已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由于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推敲、修改、改写,所以,数量和完成年代都难确定,内容和表现也多姿多样。宫泽贤治是一位独特的童话作家,其创作风格接近欧美童话的幻想,是与其他日本童话作家迥然不同的特殊存在。贤治童话经过半个世纪,仍然为日本儿童读者所喜爱,并且在日本儿童文学评论界获有很高的评价。

张澍

张澍(公元1776年—1847年)，字百瀹，又字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凉州府武威县人，世居武威城内吉府巷。父名应举，是一名秀才，靠蒙学教书维持生计。母亲张氏，是元朝驸马高昌王后裔。童年丧母，自幼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10岁前在父亲指导下读书，10岁时入乡里私塾，几乎无人能做他的老师。后来，拜进士刘作垣为师，学业进步很快。

张澍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到西安参加乡试，榜列第四。24岁时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清仁宗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被派到贵州省玉屏县任知县，后代理遵义县知县、广顺州知州。由于他性格刚正不阿，为人正直廉洁，丝毫不徇私情，因而在两年内三易其地。为此，他受到排挤，辞官回到西安。因生活困难，接受了汉南书院主讲席之聘。他用两年时间游历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后在安徽治水有功，补任四川省屏山县知县，接着代理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知县。

据张澍《潘石生考功传》记述，他曾在北京与武威同乡潘挹奎做过一次深刻的交谈。潘挹奎曾指出，张澍性情耿直，走仕途之路，恐不合时宜，应早居林下，潜心著述。但他未听友人忠告，又于道光年间任江西永新知县、临江通判等职。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因疾病辞职，结束仕宦生涯。

引退后的张澍游历了江西、安徽、江苏、湖北等地，相会了当时的名流宋翔凤、郑延祯、陶澍、钱泳、俞正燮。57岁时回到西安和乐巷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不久，患了眼疾，双目失明。他叹息说：“夺我双眸子，世间少数百卷奇书!”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五月，卒于西安寓所，享年72岁。

张澍一生仕途不得志，但在学术上成就很大。清朝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称张澍“才气双全，一时惊以为异人”，列入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内。张澍的《姓韵》《辽金元史姓氏录》《西夏姓氏录》《姓氏寻源》《姓氏辨误》等“姓氏五书”，被《清史稿·文苑列传》称为“绝学”。张澍在任地方官时，重视地方志的编纂。他主持重修的县志有《屏山县志》和《沪溪县志》，亲自编纂了《五凉旧闻》《大足县志》《凉州府志备考》《续黔书》《蜀典》等。

在金石学方面，张澍写的金石题跋都收集在《养素堂文集》内。他的代表作《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碑正面刻西夏文，背面刻汉文，是一件珍稀碑刻。此碑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在辑佚方面，张澍编辑的《二酉堂文集》《诸葛忠武侯文集》比较有名。他也是位诗入，《养素堂文集》中有诗3051首。

张澍一生著述甚丰，生前已刊印著作32种207卷，未刊著作多种，其中大部分于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被法国人伯希和以低价收买，带到法国，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少部分于1963年由陕西博物馆收藏。

连横

连横（1878年2月17日—1936年6月28日）著名爱国史学家和诗人。字武公，号葛陶、雅堂、剑花。台湾台南人。原籍福建漳州。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同年11月回台湾与陈瘦云、李少青、陈渭川等组织《浪吟诗社》。1898年和1899年先后任《台澎日报》、《台南新报》汉文部主笔。1902年去福州乡试，不久回台。1904年到厦门与蔡佩香等筹资合办《福州日日新报》，鼓吹排满，被清政府追捕，报馆被封，被迫回台，任《台南新报》汉文部主编。1906年与赵云石等创设《南社》。后又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等创《栎社》。1908年春从台南移居台中任《台湾新闻》汉文部主笔，并着手撰写《台湾通史》。1911年(宣统三年)经由日本旅游至大陆各地，主编《华侨杂志》。1913年春在北京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后入吉林报社工作，不久任《边声社》主编。1914年春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聘为协修。同年冬回台任《台南新报》主笔。1918年完成《台湾通史》。1919年，受华南银行发起人林熊征礼聘，为其处理与南洋华侨股东文牍，任秘书。1921年《台湾诗乘六卷》完稿。1924年2月创刊《台湾诗荟》，提倡中国诗文，次年被迫停刊。1926年春携眷旅行杭州，编完《宁南诗草》。1927年回台北，开设“雅堂书局”，在日本殖民当局禁用汉文的情况下，专卖汉文书籍，遭取缔而停办。1929年，为保存台语，编写《台湾语典》四卷。1930年在台南创办《三六九小报》。1935年旅行大陆，1936年定居上海，同年6月28日病逝。著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剑花室诗集》(即《宁南诗草》、《剑花室文集》、《台湾诗乘》、《大陆诗草》等。

陈垣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号励耘，1880年11月12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生于广东新会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五岁随父至广州，次年入私塾。十二岁时，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打开了眼界。越年进而反复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学会按着目录选买自己需要的书看，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7年，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因不愿受八股文程式的约束，放笔为文，没有考中。回到广东，以教蒙馆为生，同时继续自学。

1904年，陈垣参加了广州《时事画报》的筹办工作。画报有图有文，画者为高剑父等人，陈负责文字部分。他用“谦益”(与“满招损”相对)、“钱罂”(储钱罐“扑满”的别名)等含有反清意义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许多文章运用元朝历史及清帝上谕等历史题材，影射现实。如《释奴才》一文，巧妙地引用乾隆帝的几份上谕，从他的自相矛盾中，尖锐指出“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除了进行反清的文字宣传外，陈垣还参加了转运枪支等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同盟会。

1907年，陈垣的父亲患肾结石病，中医久治无效，后来经西医手术治疗得到痊愈，陈深受刺激，决心学习西医，乃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由于学校当局歧视中国员生，他愤而退学，与梁慎余等人发起创办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这是第一所私立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西医学校，他也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并在课余义务行医。在《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他发表了《孔子之卫生学》、《中国解剖学史料》等大量宣传医药卫生知识和医学史的文章。1911年，又主编《震旦日报》兼副刊《鸡鸣录》主笔，继续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后，陈垣当选为众议员，于1913年赴北京任职，参与政治活动，结识了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翌年，他先后在梁主持的全国税务处、国内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总长黄炎培未到职)。他在北京结交文友，阅读图书，研究史学。承德避暑山庄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到京师图书馆后，他在10年中，用相当多的时间研读了这部8亿多字的大丛书。

陈垣自1917年春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收集资料时，结识了两位爱国天主教徒马良(相伯)和英华(敛之)。当年5月，他写成《元也里可温考》。这是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由此他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研究生涯。

1922年，陈垣在脱离了政界之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1924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6年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1928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专心致力于教育和治史。这一时期他的史学研究和教学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他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对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主要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摩尼教、火祆教、犹太教等，都作了深入研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论述元代色目人的汉化，日本学者称他为“现在中国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1]。他对历史文献学的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学科，作了总结性的研究，《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是这些领域的重要著作。

陈垣在历史学的教学中也有许多创新，其开设的“史学名著选读”和“史学名著评论”课，就是今天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的“历史文选”和“中国史学要籍介绍”课的前身。他的“史源学实习”课，由于采用实习的方法，让学生从史学名著中找出错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他们终生受益。陈垣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35年他当选为中研院评议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由于辅仁大学受德国教会提供经费，因此成了沦陷期间北平唯一不向日伪当局注册的学校。陈垣留在学校尽力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保持民族气节。他坚决拒绝担任沦陷区最高文化团体“东亚文化协会”的会长。

陈垣在抗战八年中，除了教学之外，还满怀抗日爱国热忱写成专著七种，即《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寓民族气节于著作中。他的这些著作在材料运用上有很大特色。《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出在很多常见的书中未为人在意的佛教史料，充分运用了许多从未被人利用的材料。1939年初，他在故宫发现了一部《嘉兴藏》。藏书处所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打开这座沉霾了300年的史料宝库，他带领助手，每次事先服用奎宁丸，在一年多时间里将全藏阅读一遍，搜集了许多清初僧人的语录，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充分加以运用。他在该书重印后记中说：“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

陈垣在撰著这些史著期间，学术思想有重大变化。1943年11月，他在给友人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九一八’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他认为不仅仅要在学术上超过日本，还应当将自己的史学教学与研究直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因此以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日知录》作为教材。他认为史学的经世致用，最主要的就是要激发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气节。他这一时期的所有著作都围绕这个主题。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的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总结，在后记中称之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这部书的最后完成和出版已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所以在《通鉴胡注表微》中补充了一些内容，指出“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等等。

陈垣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北平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几次派飞机接他及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都被他拒绝。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陈垣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思想发生剧变。4月底，他在给胡适写的公开信中表示，今后要“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3]

1950年，由于教会停发经费，辅仁大学由教育部接办，陈垣继续担任校长。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还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195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担任繁重的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仍从事教学和写作，并将旧著陆续整理出版。

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于北京。

傅察

傅察（1089—1126），字公晦,孟州济源(今属河南)人,傅尧俞从孙。生而颖秀,勤力问学。崇宁五年,同进士出身,添差青州司法参军,移永年、淄川二县丞。召对,除兵部员外郎,迁吏部。宣和七年,借宗正少卿,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十一月,行至蓟州玉田县韩城镇,会金军陷燕山,不屈而死,年三十七,赠徽猷阁待制,乾道中赐谥忠肃。傅察学有渊源,周必大称其高文大册,无自而发,“其文务体要,辞约而理尽”,“诗尤温纯该贯,间次韵,愈多而愈工”(《忠肃集序》)。《四库全书总目》则批评周必大所论为曲徇其孙之请托,以为傅察之诗文不足称,“今观其诗,古体学韩不成,近体亦乏深致。文则皆表启俪偶之词,不出当时应酬之格”,“随俗所作,皆不足为典要”,以其死于国难,故因人而重(卷一五五)。其文集中所存诗文大多为酬赠之什,骈骊之作为多,缺乏实际内容,四库馆臣的评论确非虚言。著有《忠肃集》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今存明祁氏澹生堂写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十八年傅以礼刊本。《全宋诗》卷一七二七录其诗一卷。《全宋文》卷三九六一收有其文。事迹见晁公休《傅公行状》(《忠肃集》附录)、《宋史》卷四四六本传。

薛居正

薛居正（912年－981年7月12日）字子平，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五代至北宋初年大臣、史学家。自幼好学，有大志。后唐清泰初年，举进士不第，著《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傥，识者以为有公辅之量。逾年，登第。后晋天福中，华州帅刘遂凝辟为从事。开运初，迁右拾遗。后周广顺初，迁比部员外郎，领三司推官、知制诰。显德三年，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六年，使沧州更定百姓租赋。以材干闻于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宋初，迁户部侍郎。宋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判留司三司，出知许州。建隆三年，人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乾德初，加兵部侍郎，以本官参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开宝五年，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事，又兼判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监修《五代史》。六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平兴国初，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随宋太宗平晋阳还京师，进位司空。六年，因服丹砂中毒而卒，年七十。赠太尉、中书令，谥文惠。居正好读书，为文敏赡，落笔不能自休，著有《文惠集》三十卷(《通志·艺文略》八署作《薛居正集》三十卷)，今已佚。《全宋文》卷一一收其文三篇。事迹见《隆平集》卷四、《东都事略》卷三一及《宋史》卷二六四本传。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他早年丧父家贫，由兄嫂扶养长大。5岁学诗，9岁能辨音韵。11岁时为避战乱曾往徐州、越中居住，对社会情况和人民疾苦有更多的了解。16岁时已写了不少好诗，受到长安名士顾况的赞誉，在文坛崭露头角。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后经殿试授翰林学士，又先后任校书郎、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左拾遗、赞善大夫等职。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等被刺，他力请惩凶，得罪了权贵，以“僭越言事”罪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杭州刺史。穆宗即位后，他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书员外郎，又改任主客郎中、知制诰。由于不愿卷入朋党之争，自请外出，任苏州刺史，颇有政绩。文宗时又被调入京师，任太子少傅职，后任刑部侍郎。武宗初年官至刑部尚书。太和三年(829)称病退居洛阳香山，以诗酒咏佛为事，自号香山居士。白居易的诗歌继承《诗三百》、乐府古诗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在创作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诗歌必须反映现实，要有思想感情。他的诗分为四大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其中以讽谕诗最为突出。《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是讽谕诗的代表作品。他的诗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且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流畅，因而得到广泛流传。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开辟了诗歌体的新道路。白居易与元稹非常要好，世称“元白”。二人答唱酬和，形成了一代诗风——元和体。晚年与刘禹锡交往颇多，世称“刘白”，唱和诗有几百篇。白居易曾多次整理过自己的诗文，惜多散佚。今存《白氏长庆集》71卷，诗近3000首，为世所推重。

李能和

李能和（1869～1943），朝鲜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字子贤,号侃亭,尚玄,无能居士。朝鲜忠清北道人。李能和早在朝鲜三·一独立运动(1919)前后以及新文化运动初期,便积极接受新文学,在宗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国学、民俗学,起到了朝鲜民俗学先躯的作用。他的《朝鲜巫俗考》和崔南善的《萨满教札记》的合本出版,拉开了朝鲜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李能和主要以文献学的方法,整理古代原始宗教和佛教、朝鲜宗教史和女俗关系的资料,他的宗教著作有《朝鲜佛教通史》(1918)、《朝鲜神教源流考》(1921)、《朝鲜儒教及儒教思想史》(1927)和《朝鲜道教史》(遗稿)。民俗学著作和论文有《朝鲜解语花史》(1927)、《朝鲜女俗考》(1927)、《风水思想研究》、《朝鲜丧祭礼俗史》(1930)等。他被称为朝鲜民俗学的奠基人。

张曼涛

张曼涛（1933.11.17～1981.01.18）中国佛教学者。笔名澹思，出家期间法名青松。生于湖南耒阳。自幼出家，拜明真和尚为师，10岁入南岳佛学院。1949年4月赴香港，就读光夏书院，专攻佛学，其间曾受教于竺摩法师。1955年前往中国台湾。1956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晓露》。1961年以青松法师之名赴日本留学，在大谷大学以优异成绩修完博士课程。其间参加众多日本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发表多篇论文，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留学期间还俗。1967年返回台北，被聘为“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次年任教授，并担任该校佛学研究所所长，主编《华冈佛学学报》。1969年入选中国台湾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同年再赴日本，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在东京创办《天声杂志》。1974年回到中国台湾，着手编辑《中华民国六十年来佛教论文目录》。1975年创立大乘文化出版社，次年开始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至1980年出版完毕，共100册，3000余万字。《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搜集近百年来国内外报章杂志的佛学论述，按禅宗、佛教史、唯识、华严、三论、天台、净土、密宗、律宗、印度佛教排列10辑。丛刊的出版，对现代佛教文化著述的整理、编集作出了贡献。1981年1月16日赴日本筹划亚洲佛教文化交流会议，其间因病去世。著有《佛教思想文集》（1969）、《涅槃思想研究》（1981）、《魏晋新学与佛教思想》等。

朱权

朱权（1378年5月27日－1448年），明初文学家、曲学专家。字臞仙，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自号大明奇士。明宗室，明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为宁王。二十六年就藩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文元年(1399)，被削护卫。“靖难”兵起，为燕王朱棣所执，遂从。永乐元年(1403)，改封南昌。朱权有材略，多智数，好文学、医学，尤善北曲。日与文学之士相往还，留心史籍，诸子百家、释老卜筮家诸作均有涉猎。卒谥献，人称宁献王。

著有杂剧12种，今仅存《大罗天》、《私奔相如》等二种。其所著《太和正音谱》不仅保留了许多戏曲史料和曲谱，也是我国第一部戏曲理论专著。撰有《琴阮启蒙》、《臞仙神隐书》、《神奇秘谱》、《太和正音谱》、《乾坤生意》、《寿域神方》、《诗谱》、《文谱》、《异域志》、《采芝吟》等此外，还有史学著作《汉唐秘史》、《通鉴博论》，曲学专著《务头集韵》、《琼林雅韵》等，堪称著作等身、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的著名学者，在宗室中尤为佼佼者。生平事略见《明史·本传》卷一一七、《国朝献征录》卷一、《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

朱权又是茶文化史上著名的茶学专家。朱权撰有《茶谱》，已著录，参见《茶谱》条。其《臞仙神隐》4卷，仅有格致丛书本传世，书中保存了大量明初茶文化史料，均为亲身体验的独家记载，极为可贵。《神隐》著录了明初作者喜爱的茶具，多据其本人茶事实践中喜爱的茶具予以总结。如述茶灶，“古用铜铸”，野外则“只宜瓦炉”茶磨，以青礞石为之，有化痰妙用茶碾，“用铁为之”，“愈小愈佳”茶臼，主张用檀木制造，其有诗云：“松下捣茶惊鹤梦”茶匙，以竹为之，更佳茶瓯，“可用黑瓷，大忌青白处、饶之器”茶瓶，“瓦者最清”。均有独到见解，颇有神韵，既不同于皇家的豪华气派，也不同于一般流品，唯以益茶，即有助于茶的色香味充分发挥而匠心独运，选择使用。其述兰膏茶、脑子茶、杞菊茶、枸杞茶、擂茶的制法均自出心裁，别具一格，清幽可闻。其《摘茶》条述茶叶炒制焙干以箬叶包裹贮藏，合蔡襄《茶录》所云藏茶之法。其《试茶》条记采嫩芽现制后即临泉旋烹，自然会“不类常味”。其《收茶子》条又述茶子的采收、收藏、防冻之法，与五代韩鄂《四时纂要》所记方法如出一辙。这些均证明朱权乃是精熟茶事、稔于典故又事事实践的茶学专家，其著述远非附弄风雅的耳食之徒可比。可惜，朱权在茶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被人忽视，他是明代一流的茶学权威。

邹弢

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又字瘦鹤，自号酒丐，别署司香旧尉、潇湘馆侍者、玉愁生等。江苏无锡人。早年曾游幕山东、湖南，因慕蒲松龄之名，尝至其墓前凭吊。又曾馆于苏州叶氏，课余与俞达、汪中、江建霞等诗酒唱和。后寓居上海，任教于启明女校达十七年之久，编有《速成文诀》、《尺牍课选》、《课本菁华》等教材。一度兼任《苏报》编辑。晚年坐车致残，夫人偏瘫，长子精神错乱，次子以疾早丧，两孙及一孙女夭折，本人又遭解雇失业，被迫离沪返里，不久贫病而卒。

邹弢早岁即有诗名，尤以《黄花诗》传诵一时，因有“邹黄花”之称。又善长短句、骈体文、散文、小说，文名颇著。在沪时，曾与高太痴、舒问梅等人组织希社，以商兑、保存旧学为宗。曾与上海妓女汪畹根有过恋情，后汪嫁万姓，邹弢惆怅不已，撰成小说《断肠碑》(又名《海上尘天影》)六十回，被公认为晚清狭邪小说代表作之一。其他著作已刊者有《三借庐集》(含骈文、诗、词、函牍、联话五个部分)、《浇愁集》八卷、《蘅香馆无题》一卷、《吴门百艳图》一卷、《三借庐赘谈》十二卷、《万国近政考》八卷、《申江花月史》四册;未刊者有《三借庐续赘谈》八卷、《洋务管见》八卷、散文十六卷、尺牍八卷等。《三借庐赘谈》保留小说、戏曲史料较多，颇具学术价值。生平事迹散见于郑逸梅《逸梅丛谈·酒丐轶事》(1935年7月上海校经山房书局出版)、郑逸梅《逸梅小品·酒丐之死》(1934年4月上海中孚书局出版)等。

韦昭

韦昭（204年―273年）三国吴训诂学家。字弘嗣，晋避司马昭讳，故作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生于建安九年（204），卒于凤凰二年（273），享岁七十。少好学，善属文。历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朝(222—277)，历仕西安令、太子中庶子、中书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官至侍中。领左国史。曾依刘向所作，校定群书。后撰《吴书》，触怒孙皓，下狱诛杀。事迹见《三国志·吴书》卷六十五《韦曜传》。作《吴书》二十五卷，未卒业。《辩释名》一卷，以补《释名》之失。《孝经解赞》一卷，《汉书音义》七卷，《官职训》一卷。又与朱育合作《毛诗答难问》七卷。皆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毛诗答难问》一卷、《孝经解赞》一卷;黄奭《汉学堂丛书》辑录《辩释名》一卷。《汉书》颜师古注亦多征引其说。今存唯*《春秋外传国语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则为二十一卷，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之说，且多所驳正，为《国语》今存最早详赡注本。

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革命家,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镇一个基督教教友会信徒的家庭。幼年随父从事缝纫业,未受过正规教育。因谋生无成,1774年移居美国。次年任费诚《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1776年初发表《常识》一书。系统论证了北美大陆应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主张,在当时舆论界影响极大。参加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并加入华盛顿的军队。1776～1783年陆续发表题为《危机》(The American Crisis)的十三篇政论,其中第一篇在独立战争(1775～1783)初期的不利情况下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1777年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秘书。1779年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1780年被接纳为美国哲学会会员,并被授予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787～1789年往来于英、法,宣传其单拱铁桥计划,并协助起草法国《人权宣言》。1791年初在伦敦发表《人权论》第一部分,抨击保王党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抨击。次年又发表该书第二部分,批判英国君主制与贵族制度,遭到英国政府禁止后,同年底被迫离开英国赴法国,被授予法国公民权并被选入法国国民公会。因支持吉伦特派反对处死路易十六(Louis XVI 公元1774～1792年在位),1793年被雅各宾政府拘禁。1794年底出狱,仍居法国。1794、1796年先后发表《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第一、二部分,主张信仰自由和自然神论。1802年返回美国,因卷入民主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论争,1803年被迫隐退,在贫病中度过晚年。1809年病逝于纽约新罗歇尔。

潘恩亲身参加了18世纪两大资产阶级革命,奔走于美、英、法3个大国,致力于对启蒙思想家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和在革命斗争中的实际运用。他是最早认识到用武力争取北美独立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的人之一。他用确凿可信的分析证明同英国和解的不可能,“既然抵抗才有效力,那么为了上帝,就让我们达到最后的独立”(《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28页)。他接受了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观,基于人性恶的立论对政府和社会进行区分,认为社会是对人民幸福的积极保障,而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通过“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同上书,第3页)。政体就其本质来说只有两类形式:世袭制和代议制,贵族制和君主制都属于前者,“一切世袭制政府按其本质来说都是暴政”(同上书,第237页),据此他批判了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度,而代议制“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基础,以自然、理性和经验作为指导”(同上书,第241页),具有形而上、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等各方面的优越性,独立后的美国应实行代议民主制。潘恩继承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出人生来都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他的天赋权利是他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而“人进入社会并不是要使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坏,也不是要使自己的权利比以前更少,而是要让那些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同上书,第142页),因此民主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同上书,第35～36页)。实在法应与自然法精神一致,应具备公正性、平等性和可行性。潘恩还强调了代议制度下立宪的重要性,“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凡与文官政府全部组织有关的一切以及它据以行使职权和受约束的种种原则都包括在内”(同上书,第164页)。他认为宪法应是成文形式的,否认不成文宪法,认为英国事实上没有宪法。潘恩提出了许多社会改革方案,反对以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权,主张保卫妇女权利、解放黑人奴隶。

潘恩是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声称“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转引自《潘恩:自由的使者》,第3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他对启蒙思想和自然法学说的卓越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实秋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作家。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等。北京人。原籍浙江杭州。1915年进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曾组织小说研究会,开始写诗和杂文。1922年11月,他与闻一多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集出版。1923年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进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翌年去芝加哥,与留学学生创办提倡国家主义的大江社,出版《大江会刊》。随后入哈佛大学研究所,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青岛大学、中国公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其间曾主编上海《时事新报·青光》副刊,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后与徐志摩组织新月派,任新月书店总编,《新月》月刊主编,由此引发一场与鲁迅等人的论争。抗战期间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励推荐,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台湾师大英语研究所主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编译馆馆长。1966年退休,住在美国西雅图他女儿家里,经常在美国、台湾两地轮流居住。梁实秋一生的主要精力主要放在研究英国文学上。据他自述,学英国文学原不是他的初衷,当年在清华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只是为留美而学,因到毕业的时候,“我的数学不好,理工科是没法念,必须学文史”。最初他打算学国际法,接着又想学新闻,最后促使他选择文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快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太太,因为感情的关系,对文学特别感兴趣;二是他早年就爱写点新诗和散文,朋友们知道他喜欢舞文弄墨,都鼓励他学文。据称45年前,当他还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时候,在一次聚会中,胡适曾提议,应该由梁实秋与闻一多、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合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胡适的提议,当时人人赞成,但话说过后,大家都没有提笔,只有他经过近40年的艰苦努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1967年,40卷本莎翁全集翻译本,由台湾远东书局出版,台湾的文艺界特别为此举行了一个庆祝会。晚年他主要从事两本书的写作:用中文写一部《英国文学史》,再用英文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也是他退休后的工作计划。他编写这两本书的理由是:凡是研究英国文学的人,必须读一读英国文学史;用英文写《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为了适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时的需要。除学术著作外,他还以散文著称,台湾的评论家认为他的小品文清丽、朴实而隽永,富于幽默感,脍炙人口。对于他的小品文,有人说:文字太刻薄了。他解释说:“我写时的原则:开玩笑,必须先开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领不要有,挨打的功夫必须好。”谈到写文章的经验时,他说:“文如其人,一个人一个样,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不需要模仿。”“要能割爱”“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能长。描写要深刻,意想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他的写于四川北碚土屋子里的《雅舍小品》,幽默而风趣,在台湾已经销行30多版,他的《雅舍小品续集》和怀念他的亡妻的《槐园梦忆》,在台湾读者中也受到欢迎。晚年来,他已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因年渐老迈,耳朵重听,多所不便。他曾在台湾联合报发表了怀念北京的《故都乡情》一文,流露出他晚年思念乡土和热爱国家民族的感情。他在文章中说:“大概人都爱他的故乡,离乡背井一向被认为是一件苦事。其实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由于任何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一定能体会到廋子山的所谓‘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我是北平人,我生长在北平,祖宗坟墓在北平,然而一去三十余年,‘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1987年病逝于台湾。梁实秋的主要著作有:评论《浪漫的与古典的》(1927年新月书店)、《骂人的艺术》(1927年新月书店)、《文学的纪律》(1928年新月书店)、《偏见集》(1934年正中书局)、《约翰孙》(1934年商务印书馆)、《文艺之批评论》(1934年中华出版社)、《梁实秋论文学》(1978年时报出版公司》、《梁实秋札记》(1978年时报出版公司)。1949年后在台湾著述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雅舍小品》(1949年正中书局)、《秋室杂文》(1963年文星书局)、《文学因缘》(1964年文星书局)、《谈徐志摩》(1958年远东书局)、《谈闻一多》(1967年传记文学出版社)、《清华八年》(1962年重光出版社)、《雅舍小品续集》(1974年正中书局)、《看云集》(1974年志文出版社)、《槐园梦忆》(1974年远东书局)、《关于鲁迅》(1970年爱眉出版社)、《白猫王子及其他》(1980年九歌出版社)、《雅舍杂文》(1983年正中书局)。

朱胜非

朱胜非（1082年—1144年12月24日），字藏一，蔡州(今河南新蔡)人。生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崇宁二年(1103)，21岁的朱胜非以上舍登第，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朱胜非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北宋后期政治的腐败和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从太祖赵匡胤开国至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共167年，北宋王朝便在金人的铁蹄之下宣告灭亡了。在这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年代里，朱胜非以其才能和权变在前程莫测的迷雾中迎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上书论事。计平苗、刘，为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诸多功勋。

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之一，由于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兵变而从后周的一个大臣直接登上皇位的。因此，整个宋朝的统治者始终都将眼睛盯在如何巩固自己的皇权问题上。为防止别人再演出“黄袍加身”。赵匡胤实行了“职、权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使文武百官“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这一政策虽将五代时“君弱臣强”的局面扭转了过来，但对整个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则留下了许多隐患。官员们相互牵制，有职的无权，有权的则大多是皇帝的临时差遣，造成了宋朝官员们只能被动听命的局面，也常使官员们之间矛盾重重。

朱胜非自崇宁二年上舍登第后，先在馆阁(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做学士。这期间，多次目睹朝臣们相互争权的事例。政和末(1117)，蔡京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70，但与少宰王黼仍争权相倾，矛盾重重，致使两人的门下士也相互攻击嘲谤。朱胜非曾做《和同省秋夜省宿》一诗，以嘲弄的口吻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

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

炎凉分胜负，倾刻变阴晴。

这种内部理不清的纠葛，虽然增加了皇帝的权威，但一旦面对外患，则显得束手无策。显而易见，正是宋朝这种过于注重内部统治的政策，导致了我国北部辽、金等少数民族的不断壮大，并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到北宋末年，昏庸无能的徽、钦二帝，面对金人的南侵，只知一味求和，企图以金银财宝和割让土地来保住自己的皇位，甚至不惜北面称臣，致使金人的气焰日益嚣张，胃口也越来越大。靖康元年(1126)，金人再次南侵，等金人渡过黄河的消息传到后，汴京城里一下子炸了窝，整个朝中避敌之声响而退敌之策少。这时的朱胜非，正为东道副总管，并暂理应天府。金人进攻时，他正守在应天府治所宋城(今河南商丘)，在敌人攻城的前一夜，朱胜非于梦中见到庭下有一盗贼，左眼被箭射中，箭还留在眼中，血流遍体，不觉惊醒。至天将拂晓，果有敌人到来的报告。朱胜非急忙带领军士御敌，他亲自选择了一处要害之地，伏弩以待，等敌人来到近前，一箭射中敌酋眼睛，敌酋顿时坠马而死。然而，朱胜非毕竟兵弱将寡，不敌强敌，最后只得弃城逃去。直到后来韩世忠的部将杨进率军破敌，朱胜非才复还视事。

金人此次南侵，虽未一举攻克京城，但宋钦宗已是吓得六神无主，只是苦苦求和。然而，至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兵攻上东京城墙，北宋王朝已实际面临灭亡。这时，屯兵在外的康王赵构忽接使臣曹辅带来的诏书，诏书云：“金兵攻城未下，正在谈判议和，康王和诸帅屯兵原地，不要妄动，以免不测。”其实，此时的赵构虽拥大军，但却不敢与金人较量，接旨后，遂按兵不动，其它各路勤王军也不得靠近京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金兵攻入京城之中。

南侵金军的主帅粘罕和斡离不见京城军民已失去抵抗能力，康王赵构的各路勤王军也不敢交战，正是消灭北宋的最好时机。于是，先后将徽、钦二帝留在金营，接着，金主又下诏废徽、钦二帝为庶人。靖康二年(1127)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王朝就这样彻底灭亡了。

北宋灭亡后，赵构在汪伯彦的劝说下本欲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县)，以备逃往江南，只是由于将士们的反对没有成行。至金兵北撤后，朱胜非自应天府出发来到济州(今山东济宁)晋见康王，极言南京(即应天府)为兴王之地，力请康王赵构到那里再图大计。在朱胜非和宗泽等人的请求下，赵构决定移师应天府，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并下诏改元为“建炎”，大赦天下，从此，历史进入了艰难的南宋时期。

建炎元年(1127)，朱胜非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主要掌管承办各项文书及起草皇帝的有关诏令等。当初，高宗赵构匆忙在应天府登基，条件非常简陋，一切都还处在草创阶段，工作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朱胜非仍不改其以往。他常常凭借一面破鼓，一丝不苟地为高宗起草各项命令，字里行间，辞气严肃庄重，宛若平时一样。这期间，他还上书高宗，畅论治理国家应坚持“仁义”这一大原则，他说：“仁义者，是天下最大的原则，中国若能坚持这一原则，那么外族就会顺服，整个华夏人民也会尊敬;假若失去这一原则，那就免不了四夷轮番侵扰的祸患了。先前，我国与契丹结好有100多年，后来却乘其乱弱而远交金人对其进行夹攻，这是中国自己背弃了仁义这一原则。由此，便不断地招来外侮。陛下即位后，即应明确一条正确的方针，凡是符合仁义的事就施行，不符合的就不要去做。这样就可以抵御四夷的侵略，而复兴大业了。”在这个奏本中，朱胜非将北宋频遭外族入侵直至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朝廷没有行仁义而联结金人夹攻契丹之事上，虽然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却只是表面的问题。北宋之所以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这一点是朱胜非没有看到或者不敢提到的。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朱胜非能直言朝廷的某些过失，也确是可嘉的。这时的朱胜非，对于复兴之事，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他不仅时常上书谈论时事，发表看法，而且在官员的进职及任用等问题上也能坚持原则。如总制使钱盖进职，朱胜非便严厉指出他在做陕西制置使时，面对金人的进攻而弃师误国。并封还贴黄，直接罢免。对于那些无辜贬官的人，朱胜非也能仗义直言，谏官卫肤敏因议论元祐太后兄子而改任他职，朱胜非便指出因外戚的缘故而去谏臣，是很不应该的。

建炎二年(1128)，朱胜非官任尚书右丞，针对当时宰执(宋时枢密院正副长官与参知政事，左右丞都称执政官，与宰相合称宰执)荫补(指官员们的子孙依靠先代的官爵而授官封爵)既多且滥的弊端而启奏高宗，指出先前那种“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的现象是不可不戒的。在这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豢养了大量的文武官员，为了笼络这些官员，又给他们加以各种优厚的待遇，并荫及子孙，致使因恩荫出身的任职逐年增多。这样，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而且还出现一官有五六人共做的现象，使得冗员繁多，极大地降低了办事效率。朱胜非在南宋建立之初，就看到并指出这一严重影响国家复兴的问题，还是很有见地的。然而，昏庸的高宗此时想的是怎样才能讨得金人的欢心而不再南侵，并不惜以对金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朝对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承认。因此，对于朱胜非的建议，嘴上虽然予以嘉奖，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想去做。

同年，朱胜非迁中书侍郎。

高宗赵构自登基之始，就没有决心与金人再战以图复兴大业。因此，金人撤离东京后，赵构就一直没有进城而躲在应天府，可是，应天府一无山川之险可恃，二无高墙深池可守。大家都很清楚，在当时的形势下，以此为都城是万万不可取的。但在何地建都问题上，当时的朝廷内部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以汪伯彦、黄潜善为首的主和派主张放弃故都，南迁有长江之险可恃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李纲等主战派则坚决反对南迁。因为，这样等于昭示天下放弃中原，势必影响军民的抗金决心，今后再想收复失地就很困难了。但是，经过几次讨论，高宗还是不顾李纲等人的反对，决定南迁，随即下诏“巡幸扬州”。

建炎三年(1129)春，高宗赵构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等到达扬州，过着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金军已再次分多路大举南下。

二月三日，天刚拂晓，有使来报，金人即日趋扬州，高宗惊慌失措，仓惶骑马逃出扬州，回头再望，城里已火光冲天，亮如白昼。高宗和护驾的王渊、张浚及军卒数人经过一天的急驰狂奔，天黑时赶到镇江府。可是，金兵在扬州未获高宗，又尾追而至。吓得高宗不敢在镇江久留。第二天，便命朱胜非驻守镇江，自己带着随从向临安(今杭州)逃去。

在这局势危急的关头，朱胜非官衔再加，自经理镇江后不久，又被授以控扼使。稍后，又拜宣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这时，性情暴躁、庸碌无为的王渊也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由于王渊无显功而骤迁要职，引起诸将不满。其中苗傅、刘正彦因自感“功高荣薄”正在愤愤不平，听到王渊升迁，不由怒从心起，便与其部下王钧甫、马柔吉、王世修等共谋，以王渊勾结宦官谋反为由，将其处斩，并拥兵入城。在捕杀了内侍一百多人后，直逼行宫。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变，身为宰相的朱胜非急忙登上宫门楼，责问苗、刘二人为何擅杀。苗、刘等不作回答，非要面见皇上，高宗此时手足无措，只好硬着头皮登上楼台抚谕，而苗、刘等人语多不逊，朱胜非又请皇太后出谕旨。苗、刘仍不罢休。苗傅并反问高宗道：“陛下贸然称帝，他日渊圣(即钦帝)皇帝若从北国归来，将何以处之?”高宗听了这话，心中顿知他们目的所在。他急忙要朱胜非下楼与苗、刘当面交涉。苗傅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让隆祐太后孟氏垂帘听政;二是派人立即去金朝议和。对这些条件，犹如困兽的高宗为保活命，只好当场应诺，企图以此平息事端。但是，苗、刘等人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见高宗软弱可欺，又得寸进尺，要求高宗退位。高宗此时是欲逃不能，也只有任人摆布。但太后却反复推却，一再申明自己听政于国不利。苗傅见事情挡在太后处，便对朱胜非说：“现在正是需要大臣们做出果断决定的时候，你怎么一言不发呢?”朱胜非眼见二逆气势汹汹，看来目前不依是不行的。他回来后，悄悄地对高宗说：“刚才我听苗傅的心腹王钧甫说，苗、刘二将忠勇有余而学识不足，并且生性执拗，一时难以说服。不如眼下暂且答应，日后再做打算不迟。”于是，孟太后垂帘，高宗退居显忠寺，号睿圣宫。安顿完毕，朱胜非担心苗、刘再度作乱、加害高宗，便请降敕来安抚他们，并加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之后，朱胜非又启奏道：“按以往惯例，母后垂帘，须有二臣同对，现在，如果事情有需要密奏的，乞许臣僚独对。他日我领苗傅党徒二人上殿，以消除他们的疑心。”太后应允，并对高宗说：“幸亏有他在，若是汪、黄二人在此，事情非坏了不可。”

太后的话不错，对高宗来说，朱胜非在这次兵变中的护驾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在暂时满足了苗、刘二人的要求后，局势稍平静。朱胜非抓住这有利的时机，开始外联勤王军，内间苗、刘党徒，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天，王钧甫来见朱胜非，朱胜非明知故问道：“先前你说二将学不足，怎么讲呢?”王钧甫回答说：“例如刘将亲手杀死王渊，军中许多人认为不该。”朱胜非又用激将法说道：“上皇对待燕士就像骨肉一般，可到了紧急关头怎么就没有一人出来效力了呢?人们都说燕、赵多奇士，看来是徒有虚名罢了。”王钧甫是燕人，听到朱胜非此话，起而反驳：“不能说燕地没有忠勇之人。”朱胜非察颜观色，见自己的话已起作用，便进一步晓以利害，他说：“君与马参议都是燕中名人，曾经献策灭契丹。现在，金人所任用的，大多是契丹旧臣，倘若金人渡江，灾祸将首先落到你的头上。这样看来，你还是应早些为朝廷出力才是。”朱胜非的话，说得王钧甫心惊肉跳，促使他站到了朱胜非的一边。稍后，朱胜非又约王世修来见。朱胜非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现在国家处于艰难之中，正是你们立功的好时机。假如你能起来为国做些事情，将来从官是不难实现的。”王世修本来也不是苗、刘的死党，听了朱胜非的话心中很高兴。为了自己日后的前程，他便时常来向朱胜非报告军中情况。

苗、刘在逼迫高宗退位后不久，又乞请另改年号，并请移跸建康。太后急召朱胜非商议对策。朱胜非向太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如果全部驳回他们的要求，恐怕仓促生变，不如暂时接受，以后更张。于是下诏改元明受，并将诏书给王世修看，“已经答应你们所请。”几天后，苗、刘等又想挟皇上巡幸徽、越二地。朱胜非怕生变故，便对他们说明巡幸二地的危险，才使他们放弃了这一打算。

当初，苗、刘兵变后，驻守在淮南和江南的南宋军队，都密切关注着杭州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张浚、吕颐浩等人约韩世忠、刘光世等实力雄厚的将官，先后举起了讨伐苗、刘的大旗。而苗、刘等人虽勇武过人，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应变的才能。当得知韩世忠起兵，并捉拿其妻、子为人质时，竟张慌失措。他们一方面急派亲信率兵前往临平(今浙江余杭)扼守;一方面又请朱胜非帮忙出主意。朱胜非趁机对他们说：“现在，我当请太后抚慰二位，并派人报知平江，请你们放心。”苗傅只得依此。朱胜非见这一缓兵之计成功，心中高兴，自言自语道：“二凶真是无能之辈。”很快，各路勤王军纷至沓来，苗、刘等更加惶恐。朱胜非知道时机已到，为保证赵构的安全，便威吓苗、刘二人说：“勤王之师之所以没有继续前进，是为了让你们自己反正。不然的话，太后如下诏率百官六军迎请皇上还宫，你们将置身何地呢?”苗、刘等逆臣见大势已去，而勤王军将至，为保自己，便只好听从了朱胜非的安排。随即，朱胜非召学士李邴、张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诏。四月一日，朱胜非亲率百官至睿圣宫，亲自扶高宗上马回宫。其后，苗、刘等不敌各路勤王军的进攻，率部逃走，五月被生擒，七月伏诛。至此，一场险恶的兵变，在朱胜非的巧妙周旋与精心谋划下，以高宗的顺利复辟而告结束。

高宗复辟后，身为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的朱胜非深知自己在此次兵变中虽护驾有功，但事先没能有效防御致使圣上被迫禅位，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求主动，他先行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说：“臣先前遇兵变，从道义上讲应以死抗争。之所以偷生活到现在，只是为了今天皇上的复辟大事。”朱胜非的话颇使高宗感动。经再三挽留，朱胜非仍是坚辞不受。高宗只好向他征询可代替者。朱胜非回答说：“吕颐浩、张浚都可以。”高宗还不放心，又进一步问道：“这两人中谁更好一些呢?”朱胜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客观地描述了两人的性格特点，以供高宗斟酌：“颐浩处事干练，但性情暴烈;张浚工作富有热情但易疏忽细节。”朱胜非虽然将两人同时推荐给高宗，但心中比较倾向张浚，所以紧接着他又把张浚以前在军中处事如何稳妥渲染了一番。但高宗觉得“张浚太年轻”而选择了吕颐浩。

就在朱胜非提出辞职的同时，御史中丞张守上书指责朱胜非身居要职，不能预先防止苗、刘之变，致使叛贼猖獗，应予罢免。高宗见不能再加挽留，便授朱胜非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除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今江西九江)。

朱胜非被降职后，离开朝廷赶赴新任，可是屋漏偏遇连阴雨。绍兴元年(1131)，朱胜非上任不久，藩镇李成叛逆，派其部将马进围攻江州，身为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的朱胜非只好星夜赴镇，但仍为时已晚，及至赶到，马进已攻陷九江。虽然马进不久便被吕颐浩所率各路援军所败，但朱胜非仍落了个“赴镇太缓”的罪名。在侍御史沈与求的弹劾下，朱胜非再被降为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胜非被降职后，转眼到了绍兴二年(1132)，这时，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的吕颐浩与秦桧共同秉政，二人时常意见相左，矛盾不断。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吕颐浩向高宗推荐朱胜非兼侍读，又荐其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务。但由于给事中胡安国、侍御史江跻不断上书反对而罢。后吕颐浩又极力推荐，朱胜非再除兼侍读。其实，高宗是很了解朱胜非的能力的，当初罢免宰相时，高宗就很勉强。只是朝中议论太多不得已罢了。再任侍读后不久，朱胜非便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遇母逝离职，至服丧期满后，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朱胜非精于行政事务，兼枢密院事后，为规范朝廷文书，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制定出《吏部七司敕令格式》180卷，进呈高宗。

人的一生总是充满矛盾变化的，对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是前后大相径庭。朱胜非在其仕途生涯的前期，曾极力主张兴利除弊，抗击金人的入侵，对降金官员多议罢免。当初，虽然张邦昌的妻子是朱胜非妻邓氏的堂妹，但朱胜非反对张邦昌的议和主张，而从不与之来往。靖康三年(1127)，张邦昌被金人立为伪楚皇帝，金人北撤后，张邦昌知道康王赵构尚拥兵在外，不敢贸然行事，便派使将“大宋受命玉玺”送还赵构。朱胜非命拘来使，以示与叛臣势不两立。然而，到后来金人因南宋杀掉张邦昌而再度南犯，并打过长江时，朱胜非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他看到金人的强盛，自知南宋朝廷的软弱，便逐渐趋向了议和。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他曾建议遵礼张邦昌，并录其后以向金人谢罪。抗金名将李纲罢相时，朱胜非又与其他主和者一起极言李纲狂妄。等等。

及至朱胜非再相后，员外郎江端友上书请营建宗庙。当时朝中议论很杂，多数人反对，认为国家尚待恢复，目前不是营建宗庙的时候。这时的朱胜非已主和议，他在心中显然已对恢复大业失去了信心，而与高宗一样只想保住眼下偏安江南的局面。因此，他积极赞同江端友的提议，并建议高宗在临安营建宗庙。

朱胜非的后期，已不像以前那样意气风发，一心国事了。处理问题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人的私利和权势。例如，徐俯被罢参政时，朱胜非推荐胡松年继任，侍御史常同弹劾胡松年是奸臣王黼的宾客，不同意任用。朱胜非便凭手中之权将常同迁官左史。而莫俦被贬官时，只是由于他的一个家奴为朱胜非治好了身上的子，朱胜非便将莫俦官复原职。但是，对主战者赵鼎，朱胜非却多方排挤。赵鼎所上条奏，朱胜非也极力压抑，引起朝中许多官员的不满。

朱胜非再相后由于其意识的变化而政绩并不突出，后来又遇上江南地区久雨不停，水灾泛滥，朱胜非只好按旧例自请免职，且自论当罢者11事，加上魏矼的弹劾，遂被罢免。

朱胜非最后一次起复为官是绍兴五年(1135)，由于南宋朝廷内部对战守这一立国大策长期争论不定，朱胜非应诏论之，得高宗心意，授知湖州(今浙江湖州)。

然而，朱胜非此次虽再起复，但却仍然远离南宋的统治中心。因此，他的心中虽有所喜，也不免掺有一丝的遗憾。湖州紧傍太湖南岸，那涛声日复一日，单调而寂寥，并时时引发起他那潜藏在心底的失落之感，使其不能平静。一天闲暇，朱胜非信步来到湖州著名的天圣寺，希望借寺中宁静的氛围来消解心中的郁闷。然而，当他漫步寺院时，抬头看到寺中那棵蓊郁盎然的参天古柏，虽经风霜岁月，依旧生机勃勃，相形之下，自己不仅日见衰老，且政治上无望再起，加之山河破碎，面对虎视眈眈的金人，偏安难安，不免有所感触，当下赋诗一首：雷霆起蛰叫，天矫势欲上。

忽然化此木，尚作拏云状。

婆娑枝干垂，生涩纽结壮。

图经不能忘，父老那可访?

晋杉定侪类，蜀相岂辈行。

栎梦何足神，槐语固已妄。

自无斧斤忧，未始疑大匠。

朱胜非知湖州后不久，高宗为尽快与金人议和，又重新起用了奸相秦桧。朱胜非素与秦桧不和，及看到秦桧得政，自知难与相敌，于是便以体弱多病为由辞职归里，在家中闲居八年，至绍兴十四年(1144)十一月去世，终年62岁，谥忠靖。

朱胜非著有《秀水闲居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