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

俞大猷[yóu]（1503~1579），字志辅，号虚江，晋江(属今福建省)人。父俞原瓒，嗣世职百户。大猷聪明好学，受《易经》于泉州著名学者王宣、林福、赵本学，通其大义，掌握奇正、虚实之法。又从精通剑术之李良钦学剑。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参加武举会试，名列第五，为千户，守御金门。金门民性剽悍，好争斗，难治。大猷至，导以礼让，民风渐改。时倭患(日本海盗)渐炽，大猷上书监司论其事。监司怒曰：“小校安得上书!”杖之，夺其职。及兵部尚书毛伯温征安南，大猷上书陈方略，请从军。伯温奇之。后因罢兵，不果用。

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六月，俺答(鞑靼首领)犯山西，受害地区达十卫、三十八州县，被杀男女二十余万，被抢牲畜二百余万，房屋被烧，庄稼被毁。诏天下举勇士，大猷至巡按御史处自荐。御史上其名于兵部，伯温送宣化总督翟鹏。鹏召见，与论兵事，大猷据理折之。鹏谢曰：“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下堂以礼待之，一军皆惊，然亦未能用。大猷辞归，伯温以之为汀、漳守备。及至，屡破海盗，俘斩三百余人。迁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

大猷至广东时，新兴、恩平(均属今广东省)爆发瑶民反抗斗争，遂率数人遍访瑶民所居之地，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瑶民惊服。有瑶民首领苏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计斩之，瑶民益惊。又归所占民田。由是深得总督欧阳必进之器重。

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安南范子仪剽掠钦(今广西钦州县)、廉(今合浦县)，岭海骚动。必进令大猷讨之。大猷驰至廉州，敌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师未集，乃遣数骑前往劝降，且声言大兵至。敌不测深浅，即解兵而去。未几，舟师至，大猷设伏于冠头岭(在今合浦县南八十里，西南临海)。子仪复犯钦州，大猷拦击之，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范子流，斩首一千二百。事平，奸臣严嵩抑其功，仅赏银五十两。

是年，五指山地区黎民反，大猷为参将讨之。及至，擒斩五千三百，招降三千七百。大猷言于必进曰：“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必进纳其言。大猷乃单骑前往，与黎人定约，海南遂安。

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倭寇大扰浙东，大猷遂为宁(今浙江宁波市)、台(今临海县)诸郡参将击之。及敌陷绍兴、临山(在今余姚县西北)，转掠松阳(今遂昌县)，大猷以舟师置于沿海诸岛，邀击之，大获胜利。未几，逐贼海中，焚其船五十余。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三月，倭寇入据普陀(在今定海县东海中)，大猷攻之，败归，死三百余人，戴罪办贼。七月，败倭寇于吴淞所(在今上海嘉定县东)，除前罪，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将兵不至三百人，所征兵又未至，及倭寇犯金山(属今上海市)，战败。次年四月，倭寇二万余，屯于松江、柘林(在今奉贤县南海滨)，总督张经趋之战，大猷从之。大破敌于王江泾(在今浙江嘉兴县北)，史称“战功第一”。通政使赵文华(奸臣)据为己功，将经逮捕处死，大猷亦不得赏。继以金山之败，贬为事官。

文华置张经于死地，又任意撤换将领，致部队解体，倭患愈炽。但大猷灭倭之志不改，屡立战功，朝臣争言“大猷有才”。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三月，遂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四月，海贼徐海犯上海、慈溪、乍浦(在今平湖县东南)，从总督胡宗宪破之，浙西平。而宁波、舟山倭寇仍负险顽抗，官军环守而不能克。冬，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诸军奋勇争先，焚其栅，全歼守敌。

次年，胡宗宪听信副总兵卢镗之言，决计诱海盗王直来通市，以消除海盗骚乱。大猷坚决反对，力主“贼来则击，贼去则追”，不听。宗宪继又用卢镗计，诱杀王直。结果事与愿违，招致王直余众仇恨。其党毛海峰拥众据舟山，阻岑港(在舟山岛西北)自守。大猷率兵攻之，将士先登者多死。朝廷催宗宪急攻取之。宗宪惧得罪，上书陈战功，谓“贼指日可灭”。廷臣竞相言宗宪欺骗，切责之，并夺大猷职，限期一月平贼。大猷惧，苦攻之，仍不能克。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七月，贼自岑港移至柯梅(在舟山岛东大海中)，造舟泛海而去。大猷横击之，击沉一舟。但宗宪纵之，余贼遂扬帆南向，流窜闽、广。御史李瑚劾宗宪三大罪。宗宪疑大猷漏言，乃委罪于大猷。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三月，大猷被捕。锦衣卫都督陆炳素与大猷相好，乃密以己资托严世蕃(严嵩子)解其狱，令立功塞上。

大猷至大同，巡抚李文进奇其才，与之共筹军事，遂为知交。大猷根据大同地形，造独轮车以拒敌马。后大猷以此种兵车百辆、步骑三千，大败敌于安银堡。文进上其事于朝，遂置兵车营。继而镇筸(今湖南凤凰县)有警，川、湖总督黄光升荐大猷前往，遂为参将。四十年(公元1561年)七月，平饶平(属今广东省)之乱，散余党二万，不杀一人。

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攻占平海卫(在今福建莆田县东九十里)。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前往围剿。大猷先至，以敌我兵力相等，而己远距离行军，彼逸我劳，又不明敌情，决计列栅围之，以待继光兵至。四月，戚家军至，乃合兵攻之，继光先登，诸军继之，大获胜利。论功行赏，继光为首，代大猷为福建总兵。

福建倭寇既平，而流窜广东之倭寇又掠惠州，且与当地海盗吴平相呼应，互为掎角。广东惠、潮两州及福建延平(今南平市)、汀州(今长汀县)又暴发民众反抗斗争。大猷改屯广东。

大猷在民众中有崇高威信，及至，单骑至造反者营中，晓以大义，反者相继来归。吴平见此，被迫断绝与倭寇关系，表示归附。倭寇由是孤立，大猷挥军大破之，余敌逃往海上。

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四月，吴平复叛，造战舰数百，聚众数万，筑三城以守之，行劫滨海诸郡县。八月，入犯福建。大猷将水兵，继光将陆军，夹击吴平于南澳(属今广东省)，大破之。平仅以身免，奔据凤凰山(在今饶平县西北)。继光留守南澳，大猷追敌，连战不利，夺职。时河源(属今广东省)寇李亚元等活动猖獗，总督吴桂芳留大猷，征兵十万讨之。大猷亲捣其巢，生擒亚元，俘斩一万余。复职，以为广西总兵官。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吴平余党又啸聚海上，扰澄海(属今广东省)，继犯福建。时戚继光已北调，大猷与李锡(福建总兵官)、郭成(广东总兵官)破灭之。

倭寇侵略东南沿海，达二十年之久，北起江淮，南至广东，尽遭浩劫。致富庶江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明朝经济遭受破产性打击。至此，始告讨平。大猷以功进右都督。继迁福建总兵官。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七月，死。时年七十八。谥曰武襄。

大猷少有大志，以古贤豪自勉，一生清廉。精通《易经》，将《易经》中奇正、虚实之法，运用于战争。用兵，先计而后战，不贪近功。严格治军，待下有恩，所部军纪严明，不犯百姓，有“俞家军”之称。尽忠报国，不避艰险，曾只身入敌巢，屡建大功，威震南国，是抗倭寇名将。然一生坎坷，常被无故加罪，屡仆屡起，从无怨言，其志益坚。福建巡抚谭纶曾与书大猷曰：“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总兵官刘显)。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死后，其好友黄吾野曾作诗以悼之，其中有云：“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

其著作有：《洗海近事》、《续武经总要》、《正气堂集》、《剑经》等。

喻昌

喻昌（公元1585~公元1664），字嘉言。清代医家。江西南昌府新建(今南昌市新建县)人。因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年又自号西昌老人。喻氏自幼天资聪颖，生性洒脱，喜好游历。成年后习儒，攻举子业，精力过人，博览群书，自命不凡。虽才高志远，但仕途上并不得意。崇祯年间，他以副榜贡生入京就读，在京三年，郁郁不得志，只好扫兴而归。不久，即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出家期间，苦读《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历代中医名著，为以后成为一代名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又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靖安一带，较多的时间是在靖安，足迹遍历赣、浙、苏、皖，公元1644年，应钱谦益先生之邀，终于结庐定居于江苏常熟县城北门外的虞山脚下。喻氏所到之处，皆以善医闻名。喻氏治病不分贫富;审证用药反复推论，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深为当时同道敬佩。顺治年间，清朝也下诏征聘，但他早已绝意仕途，力辞不就。晚年的喻嘉言，不满足于其显赫的临诊医名，他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为此，著书立说，广带生徒，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三部书，这三部书集中地体现了喻氏的学术思想，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此外，喻氏还著有《尚论后篇》《喻选古方试验》。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喻氏被认为是错简重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喻氏认为《伤寒论》为四时感证诊治全书，提倡伤寒太阳病三纲说，发展了方有执的认识;对《伤寒论》重加编次，这些皆是喻氏在《伤寒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其弟子徐彬、陈骥等均以医知名。喻氏生平善弈，据《常熟县志》记载：公元1664(清·康熙甲辰年)，80岁高龄的喻嘉言与围棋国手李兆远对弈，时达三昼夜，局终收子时，溘然逝世。

卜商

卜商（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00年），姬姓，卜氏，名商，字子夏，尊称卜子（夏），南阳温邑（今河南温县黄庄镇卜杨门村）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孔门十哲之一。

性格阴郁勇武，好与贤己者处。求学于孔子，以“文学”著称，名列孔门七十二贤人，曾为莒父宰。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孔子去世后，孔门丧乱，前往魏国西河郡教学育人，收李悝、吴起为弟子，魏文侯尊为师傅。子夏不像颜回、曾参一样严守孔子之道，而是一位具有独创颇有经世倾向的思想家。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提出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卜商，字子夏，春秋卫人(一说晋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文学见称于世，与子游并列入文学科。在孔门弟子中，其行辈较颜渊、仲由、端木赐等为后。他家境贫寒，在鲁国做官时，为莒父宰;孔子逝世后，曾讲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师。晚年丧子，因痛哭而失明。孔门弟子中，他的著作传世最多。传说《论语》为他与仲弓合撰。《毛诗》、《仪礼·丧服篇》均传自于他手。《诗序》、《易传》一卷也为他所作。汉人徐防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之说，可见卜商在孔门诸弟子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萧统曾将卜商的《诗序》编入《昭明文选》中。其《诗序》中关于诗的起源及作用的论述，为历代文学家所称誉和引证。

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去世，葬于温县。名列“孔门十哲”之一，从祀于孔庙，追封为魏侯。

浦江清

浦江清（1904.12.26-1957.8.31），古典文学研究家,教授。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922年夏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文理学院西洋文学系专攻文学。受“学衡”派梅光迪、吴宓等人影响,课余经常与施蛰存、戴望舒等人交往。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外文系。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作陈寅恪的助手。1929年转清华大学中文系任国文教员,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发表书刊评论多篇。1930年升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1933年赴英国,在伦敦博物院抄录敦煌手卷,阅读东方考古学书籍。1934年回国,仍在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迁往长沙临时大学;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与朱自清、余冠英创办《国文月刊》。1941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兼任教授。1942年春返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随清华大学迁回北京,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楚辞》、《历代诗选》等课,并参加整理闻一多遗著。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后,他代理中文系主任职,主编《朱自清全集》。195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合并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中文系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屈原》(1951年,开明书店)、《祖国十二诗人》(与人合集;中华书局)、《浦江清文录》(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甫诗选注》(与吴天五合注;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潘飞声

潘飞声（1858-1934）字兰史。别署老兰、剑士、水晶庵道士。广东番禺人。出身于书香之家。年十四，从何藜青学诗。年十六，以《秋月篇》呈陈良玉，陈赞曰：“绮艳中时露奇矫之气。天生此才，固自不凡。”应广州学海堂课卷，学长李光廷、陈澧、陈璞誉之为“桐圃凤雏”。光绪十三年(1887)，应聘赴德国柏林讲授汉语言文学，十六年回国。旅居香港十年。晚年旅居上海。少年时代醉心于邝湛若、黄仲则、陈昙之诗。尝称李商隐为“情天教主”(《在山泉诗话》卷二)。入南社，与傅屯根君剑、高天梅钝剑、俞锷剑华，并称“南社四剑”。又入淞社、鸥社。与胡朴安、胡寄尘兄弟过从甚密。以诗、文、词名于时。邱炜萲曰：“潘兰史词极婀娜，诗复秀丽。”(《五百石洞天挥麈》)诗多纪游、写景、咏物、应酬之作，以闲适典雅为主调，间亦有感时抚事之作。胡朴安《南社诗话》曰：“兰史与沪上遗老常为文酒之会，且其秉性与南社之革命文学不相近。其隶籍南社也，只以诗文之故，无有其他意义”，其诗文“略具有缙绅文学气味”。王竹友《台阳诗话》以潘飞声、丘逢甲、王晓沧、林敞云为“四子”，称其诗“雄迈奇气，不减李谪仙”。著有《说剑堂诗集》三卷、《饮琼浆馆骈文词抄》、《在山泉诗话》四卷、《归省赠言》等。生平事迹见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等。

杨伯峻

杨伯峻（1909～1992）语言学家。1909年9月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现为中华书局编审、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文物局咨询委员、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研究生专题讲座教授。四岁发蒙，十岁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之后入修业小学(高小)、修业中学、楚怡中学。中学未毕业，值大革命风暴前夕，到达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本科中文系，从学于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陈垣等人，获益较多。而主要收获乃得自叔父杨树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0年间，北京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破坏，与党失去联系，非常苦闷，开始注释《列子》，同正集释《吕氏春秋》的同班好友许维遹互相协助，交换材料。毕业时，《列子集释》脱稿，交给杨树达。1931年，拜黄侃门下，成为“黄门弟子”。大学毕业后，经同学友好张百川(今名勃川)介绍，到泰山任冯玉祥、李德全夫妇的私人语文教师。不久随冯徙居张家口。1933年离张家口，教中学语文，并写出《中国文法语文通解》，该书以音韵为纲，描述古今虚词的衍变。1935年，应冯玉祥之约到南京，任研究室成员，抗日战争期间，转徙宜兴、无锡、南京、济南、开封、郑州、武汉、长沙、衡阳、桂林、贵阳，然后定居重庆。1940年离开冯玉祥返回长沙，从此与冯断绝联系。为生活计，仍教中学。1948年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被调回长沙，重新入党。1949年长沙解放，曾搞新闻，统战工作。1953年申请回学术单位，遂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写出《文言语法》，被翻译成日文。不久又完成《论语译注》，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采用为教本，香港亦有翻印本。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完成《孟子译注》，初版用兰大中文系名义出版。1960年调任中华书局编辑，写出《文言虚词》和《文言文法》。后参加重新组织的二十四史点校小组工作，就吴则虞未定稿加工、删繁、订误、补漏，完成《晋书》校点本。他一生珍惜光阴，刻苦读书，勤于著述，至老不衰。著作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言语法》(私营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北京出版社重版)、《论语译注》(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列子集释》(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中华书局重版)、《孟子译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古汉语虚词》(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另有论文多篇，散见于解放前《国文月刊》，解放后《中国语文》等刊物。最新著作有《春秋左传注》、《春秋左传词典》等。

唐鉴

唐鉴（1778~1861），近代学者、经学家。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镜海。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嘉庆二十三年(1818)授浙江道监察御史。道光元年(1820)出任广西平乐知府，累迁按察使，布政使、太常寺卿。雅片战争期间，严劾琦善、耆英等人，颇有直声。后致仕南归，潜研性道理学，曾国藩、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皆从其考问学业。晚年主讲于金陵书院。咸丰二年(1852)还乡。“生平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依违”(《清史列传》卷六十七)。认为圣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已。离此者为叛道，不及此者为远道。著《朱子学案》阐发理学之蕴，又仿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体例，著《国朝学案小识》15卷。其把清代讲学诸儒分传道、翼道、守道三学案，排列高下，力崇程朱理学，认为“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认为朱熹是“集诸子之大成、救万世之沉溺”的孔孟思想的直接继承人。谓王守仁心学为“大惑人心、愈传愈谬”。把朱熹的格致诚正作为划分真伪之儒及理学心学的重要标准。反对心学单纯求于内心的方法及“无善无恶”说。主张通过格致诚正的方法达到“圣人”境界。其崇尚朱学是与维护纲常名教紧密结合的，认为“不修礼义廉耻，不遵规矩准绳”乃“天下之患”(《清学案小识提要》)。主要著作还有《读易小识》、《朱子年谱考异》、《易牖》、《四经拾遗》、《读礼小事记》、《省身日录》等，并编次《朱子全集》。

湛然

湛然(711—782),俗姓戚,常州晋陵荆溪(今江苏省宜兴市)人。其家世习儒业,自幼便超然有迈俗志。年17,访道浙右,遇金华方岩授以止观之法。开元十八年(730),始受学于左溪玄朗。玄朗知为道器,诲以所传天台教观要旨,时湛然以“处士”身份受止观之道。天宝七年(748),投宜兴君兴乡净乐寺出家。寻诣会稽开元寺僧昙一,广究律部,又于吴郡开元寺,敷讲《摩诃止观》。十三年,玄朗圆寂,湛然“挈密藏独运东南”。感慨自“智者破斥南北之后,百余年间,学佛之士,莫不自谓双弘定慧,圆照一乘,初无单轮只翼之弊。而唐以来,传衣钵者起于庾岭(指禅宗南宗),谈法界(指华严宗)、阐名相者(指法相宗)盛于长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为帝师范,故得侈大其学,自成一家”,遂以中兴天台宗为己任,发挥祖述,撰《法华玄义释签》20卷、《法华文句记》30卷、《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40卷,注释3大部,弘阐智者教观之要旨。又有《金刚錍》一卷、《止观义例》2卷、《法华五百问》3卷,建立本宗正义,破斥他宗异解。其《十不二门》原为《玄义释签》卷十四中一节,阐立色心、内外、修性等10种不二门,发挥本、迹之深旨,后人以其说在天台教义上占重要地位,录出别行,注解多至50余部。弘法30余年,著述凡数十万言,显扬宗风,使天台宗复盛于世。天宝、大历间(742—779),玄宗、肃宗、代宗连诏不起,托疾以辞。晚年归天台山国清寺,僧徒云集,视为依怙。建中三年(782),寂于佛陇道场,塔于智者茔兆西南隅。

薛应旂

薛应旂（1500年—1574年） ，明朝学者、藏书家。字仲常，号方山，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余巷村人。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历官浙江慈溪知县、九江府儒学教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本部稽勋司郎中、考功司郎中、江西建昌府通判、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礼部祠祭司员外郎、本部精膳司郎中、浙江副使、鄜州兵备副使等。他为官清正，曾因得罪严嵩而受降职处分。为学兼宗朱、陆，先从师邵宝受朱熹理学，后师事欧阳德，受王守仁之学，再师从吕柟，受“格物穷理，先知而后行”之教。主张“此心之外无余道”，“人有此心，心即是道”。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之所以为圣者，此心也;贤之所以为贤者，此心也。吾人之学，正以学为圣贤也。”提出六经包涵着圣人之道，反对“以经求经”，“求经于经”，主张“求经于心”。其论道德，则宗“致良知”之说，认为“致良知”即“所以发明人心天命之本然”，即“求诸本心”。他反对空谈良知，提倡务实，认为“言之匪艰，行之惟艰”，主张“身体力行”，“务从实践”。其思想对东林党人有所影响。著有《方山先生文录》、《四书人物考》、《宋元资治通鉴》、《宪章录》、《薛方山纪述》、《薛子庸语》、《甲子会记》等。 薛应旂家富图籍。据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称，他的藏书可与吴宽、茅坤、王守仁等人并论。刻印古籍数十种，如《六朝诗集》24种55卷、《四书人物备考》40卷、《宪章录》46卷等。

郑玄

郑玄（127年8月29日－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中国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年轻时曾做过短期的管诉讼、收赋税的小官。但他无心于官场生活，而热心于研究学问。后郑玄到洛阳上了太学，学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以后又跟着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但是郑玄仍不满足，又到扶风拜马融为师。此时他已是二十七八岁了。

在马融门下三年，只是由融的高足传授，没有见过老师的面。后马融听说他擅于算术始召见。郑玄借此机会提出许多疑难请求解答，尽得所授而归。郑玄走后，马融曾经很有感慨地对其他的学生说：“郑生东去，吾道东矣。”郑玄在外游学十几年回到家乡，由于家计贫寒，一面耕田，一面教书，“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后汉书·郑玄传》)。

郑玄较马融渊博，著作亦较丰富。东汉时期，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至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这是郑玄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郑玄从事教育工作约20余年，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一是重视训诂。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是先了解古人的文字，然后才能理解古人的思想和学说，将读古书的第一道难关打开，然后才去研究内容，这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方法。同时他注解儒家经学，兼取各家之长， 不偏执己见，他著书时注意“纲举目张”和上下左右的联系，与人辩论，也注重事实，以理服人。这种治学精神和方法，对后代的学者影响很大。二是在教学上采用答问的方法。他的学生将他平日答复所问五经，编为《郑志》八篇，可见他对学生是善于启发诱导的。第三，在学习上他还主张博稽(深入钻研)，“粗览”(一般地泛读)和时睹(经常复习相结合)，这些经验也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郑玄的教学作了较高的评价：“自汉末郑康成的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播，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曾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可见，郑玄在从事封建教育、传授经学，培养封建士大夫方面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吕尚

吕尚（约前1156年—约前1017年）西周著名军事谋略家。姓姜，其祖封于吕，故又以吕为氏;字尚，亦字子牙;因功封于齐，史称齐太公，俗称姜太公，或曰太公望;周初东海上(今山东郯城北)人。少壮时极贫困，曾以屠牛卖饭为生，至年华老大，亦未闻达。但他毫无迟暮之感，或垂钓渭滨，或钻研兵法，无日不努力。后为周武王访得，任为师氏(武官名)。在政治外交上，他根据商纣王所好，采取献美女奇物之法，赎回周文王，屈事商纣，秘密进行伐商准备。在军事上，他积极加强军备，首先征服周围弱小邻国或部落，攻灭黎(今山西黎城一带)、邘(今河南沁阳西北)两国，战败犬戎(周之世敌)、密须(西北大国，今甘肃灵台南)，继而兵向关中，征伐崇侯虎，攻陷崇城(今河南嵩山北)，扫除了伐商的主要障碍。此后，周国成了商朝西部各邻国部落的中心，形成“三分天下，其二归周”的局面，多因太公谋。武王即位(前1038年)，尊其为“师尚父”，仍多听计于他。伐纣之前，他亲入商都探察虚实，与武王制定了乘虚进军、奔袭商都的战略方针，商纣三十一年(前1029年)，他辅佐武王大会800诸侯于孟津 (今河南孟津)。两年后， 商朝内部分裂， 众叛亲离， 吕尚遂建议兴师伐纣。武王以吕尚为军师， 亲率兵车300辆、虎贲3000人、甲士45000 人， 联合各部族，大举东进。牧野 (今河南淇县南) 之战， 吕尚亲临前线指挥，率领虎贲冲向敌阵，商军全线崩溃， 最后逼纣王自焚于鹿台。吕尚以功封东方营邱 (今山东临淄) 为齐侯， 并被授以征讨五侯九伯的特权， 位在各封国之上。他治理齐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各种制度，发展了社会经济，“修政， 因其俗， 简其礼， 通商工之业， 便渔盐之利”，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 成为东方大国。传说他曾著《太公兵法》，已不传。今存世之兵书《六韬》，乃战国时人之伪托，但亦反映了吕尚的一些军事思想。参见“六韬”、“牧野之战”。

刘向

刘向（前77年—前6年）西汉学者、作家，字子政，本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12岁入宫为辇郎，20岁擢任谏大夫，并以能文善赋而为宣帝左右的文学侍从。宣帝晚年爱好道家神仙之术，刘向从小读过道家秘籍，相信炼金术，因而受命试验炼金。他屡试不验，被劾当死，幸而宣帝爱才，减死论处，后来又召他进宫在石渠阁讲授《春秋谷梁传》与五经，任为郎中，升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从此，他宗奉儒家今文经大师董仲舒，采取阴阳五行学说，利用自然与人世的灾异现象，阐发儒家经典，评论现实政治。

元帝即位，刘向擢升宗正。当时，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外戚许、史两家骄横。他积极投入以丞相萧望之为首的反宦官外戚斗争，遭遇挫折，两度入狱，降职中郎。但他坚持斗争，屡次上书，指斥宦官，要求制裁。终于被废除官职，闲居十多年。直到成帝铲除石显，他才重新起用，复官中郎，因此他改名为向。不久，升迁光禄大夫。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成帝任命刘向主持整理皇宫所藏五经及图书。刘向一边精勤整理皇宫藏书，一边积极撰著进谏。针对皇室内外奢淫，他上疏谏议营建昌陵，主张薄葬;编撰《列女传》、《新序》、《说苑》等历史传记故事类编，供成帝阅览。针对外戚擅政，他撰著《洪范五行传》，汇集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灾异现象，总结国家兴亡的历史教训，上书直言指斥王凤“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明确要求“黜远外戚，毋授以政。”成帝理解他忧国之心，但无可奈何，对他说：“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任命他为中垒校尉。此后他关注灾异，观察天象，一直担心“权在外家”，常常讥刺外戚王家，因此官终于中垒，后世也往往以官尊称他为“刘中垒”。刘向经历了从辞赋作家到今文经学者的道路，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文献图书的工程。他的辞赋创作虽然曾与王褒齐名，被班固列为西汉的代表作家之一(见班固《两都赋序》)，但成就不高，留存无几。值得提到的是，他在主持整理皇宫藏书时，编撰了一部《楚辞》，收入屈原的全部作品，选入宋玉至王褒的楚辞作品，并把自己所作《九叹》收在其末。东汉王逸为各篇作了小序和注疏，名为《楚辞章句》，又收入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这是今存最早的作家作品的总集，也是保存屈原作品最完整的汇集。

刘向主要成就和贡献在散文、今文经学和整理文献、保存典籍文化方面。刘向散文擅长议论和记叙。今存作品有三类：一是政论，主要是奏章上书，代表作如《谏营学昌陵疏》、《极谏用外戚封事》等，针对现实政治，引古论今，依据经典，指陈灾异，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情辞恳切朴实;二是书录评论，主要是整理皇宫藏书所作各种书籍的著录提要，代表作如《战国策书录》、《孙卿书录》等，一般先简述该书整理过程，然后概括评述著者事略和该书内容，突出有益于政治教化的重点方面，最后略评该书文章。这类散文叙述简括扼要，评论鲜明突出，文气充沛，语言整饰，颇有情采，对唐宋书序散文颇有影响。三是历史传记故事，主要是《新序》、《说苑》、《列女传》等所收先秦到西汉初的历史人物的言行片断，大多篇幅短小，一二百字，采自古史，有所编排，叙事简洁，语言浅显，往往通过对话表达主题思想，显示人物神情姿态，文章生动可观，开六朝小说的先河。因此刘向在古代散文史、小说史上都占有一席地位。刘向经学继承董仲舒“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对策》)的天人之学，借天象灾异以警戒约束人君，进行现实政治斗争，而从儒家经典中寻找理论根据和思想武器，所谓“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国安，异众者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条灾异封事》)。所以他在反对宦官外戚斗争中，一再举出春秋时代242年中的日食、地震、山崩、彗星等等灾异数字，甚至统计《春秋》一定时期灾异的频率，作为说明当时灾异所显示的天意的根据，证明天意要求皇帝制止宦官外戚。这种天人之学是他经学的指导思想，也贯串于他的政论。

刘向著述繁富，影响广泛，在经学史上居有继董仲舒之后的今文经大师的地位。今存他的经学论著有清人辑本《春秋谷梁传说》一卷、《周易刘氏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洪范五行传》三卷等。刘向在古文献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贡献。从河平三年起，他“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太平御览》卷606引《风俗通》)，孜孜不倦，始终其事。他是儒家今文经学大师，但不薄古文经典，也重视诸子百家、史传杂著、辞赋歌诗等书籍。对每一种书籍，他都搜集众本，订正勘误，删除重复，整理编辑;然后誊写杀青，撰写叙录;最后汇集叙录，编为《别录》。他不仅努力保存古代典籍文化，而且实际上开创了整理古典文献的基本规程，包括版本、目录、校勘的专业内容。他的《别录》更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专著，虽然已经散佚，但他儿子刘歆把它删繁就简，编成《七略》;班固又把《七略》改编为《汉书·艺文志》，所以对历代史志的编撰，影响深远。《别录》今存清人辑本。今存刘向文集有明张溥辑本《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严可均编《全汉文》辑刘向文四卷。《汉书》卷36有《刘向传》。

怀特海

阿弗烈·诺夫·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年2月15日-1947年12月30日），英国逻辑学家、数学家、科学哲学家,过程哲学的创始人。生于肯特郡的一个牧师家庭。自幼体弱,在家读书,14岁才入舍本学校学习。1880年进剑桥“三一学院”专修数学,旁猎文学、哲学等,1884年获学士学位。1885—1910年在三一学院任讲师,讲授高等数学。自1903年起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10年离开剑桥赴伦敦,1911年出版《数学导论》,1914年受聘为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应用数学教授。1924年受聘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1927年应爱丁堡大学邀请讲“有机哲学”,讲稿于次年出版,题名为《过程与实在》,是他的宇宙形而上学的代表作。1937年退休。是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被授予荣誉勋章。1947年在哈佛逝世。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3卷,与罗素合著,1910—1913)、《数学导论》(1911)、《关于自然知识原理的研究》(1919)、《自然的概念》(1920)、《相对论原理》(1922)、《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过程与实在》(1929)、《观念的历险》(1933)、《思想方式》(1938)、《科学和哲学论文集》(1946)等。

怀特海在1929年以前,从事数学、逻辑、物理学研究,有多种著作出版;1929年以后主要从事形而上学研究,致力于宇宙形而上学体系的创立,提出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成果,使他成为过程哲学的开创者。他认为,世界就是一种活动过程。“过程就是在其各个因子之间有内在关系的、复合的活动。”时空流和永恒客体是他的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世界过程就是事件之流,而永恒客体构成可能性领域,它只是一种抽象世界,只有进入时空流之后,才成为具体的显相。实在世界就是由具体的显相组成的。他认为,实在世界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而决定这一选择的是神,神是现实性和限制性的双重源泉。他把神看作具体实在性的基础,最终的限制,他认为神的存在就是最终的反理性。怀特海后来还提出“把握”概念。把握就是指一物抓住或把握另一物。一个实在的实体就是一个“把握性事态”。它代表一种选择。正是通过暂时性的选择,它才通过把握事物的实在。所以把握是世界的基本活动。他认为,“每一事件都是从基本活动的个别化过程中产生的一次个别的事实。”而使一个机遇最终成为如此而非如彼的那个东西,他称之为“主观目的”。主观目的内在于事物,是事物要成为自身的内在冲突,它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潜在变成实在。事实上,怀特海的“主观目的”不过是改了妆的神意,按照他的理论,世界井然有序,生生不息,不过是无所不在的神意的体现。怀特海的哲学在美国很受欢迎。而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兴趣。

余阙

余阙（1303～1358），元代诗文家。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属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今属甘肃),父沙拉臧卜官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始迁家于此。阙年幼丧父,授徒以养母。与理学家吴澄弟子张恒友善,受理学思想影响。元统元年(1333),赐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为政严明。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转中书刑部主事,因不阿附权贵弃官归。又召入翰林,修辽、金、宋三史,拜监察御史,改中书礼部员外郎,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为集贤经历,迁翰林待制,出迁浙东道廉访司事。至正十二年(1352)为淮东都元帅副使,升都元帅,拜江南行省参知政事。至正十七年拜淮南行省左丞,守安庆。治军号令严明,与兵士同甘苦。至正十八年农民军陈友谅部攻安庆,城破自杀,年五十六,谥忠宣。元末义军纷起之后,他力竭战死,且为人正直刚烈,明、清时代封建统治者都赞扬他的忠节,朱元璋就曾下令为他立庙。在元代少数民族文人中,他是著名人物,虽是色目人,但能和南方士人友好相处,他死后,不少南士作诗哀悼他。他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工书法,为文有气魄,所作皆有关当世安危。曾读书青阳山中,学者称青阳先生。余阙工诗,戴良《丁鹤年诗集序》说他的诗“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胡应麟《诗薮》说他的“古诗、近体咸规仿六朝,清新明丽,颇自足赏”,《元史》本传称其“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各家均指出了他的诗歌与六朝的关系。其诗以五言为佳,确有清新明丽的特点,如《秋兴亭》、《赋得蛾眉亭送王德常御史赴南台》、《题溪楼》等。部分七言诗写得平易,有民歌风。著有《青阳先生集》四卷。生平事迹见《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余左丞传》、《元史》卷一四三、《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一、《新元史》卷二一八。

敏树如相

敏树如相(1603—1672)，四川潼川(今三台县)人，俗姓王氏。自幼怀出尘之志。崇祯元年(1628)25岁时出家，依本境鉴空和尚剃染。一日阅《心经》“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处，忽然疑虑触发；次日阅《楞严经》，方知尘劳暂歇，惟识光现前。乃入中城山阅藏五年。后往四川垫江百丈禅院，忽一日披阅憨山大师《语录》至“狗子无佛性”话，更加深疑，转见愚痴，无有一毫透漏，始知从前所得，只是途中受用，若欲到家，必然要大彻大悟一番方可。崇祯六年(1633)，30岁时欲往终南山住静闭关，行至四川梁山，听入说：“梁山出一大善知识上破下山和尚，真是人天眼目，”又有居士出示破山《东塔语录》，敏树观后曰：“真是个作家宗师！”遂与张居士往见破山大师，得印证嗣法，为临济正宗第32世。据《破山年谱》载：“壬午(1642)冬，(破山)师在大宁，闻乱风渐起，乃归大竹之佛恩，以佛恩山深可避故也。此时人多风鹤之惊，大众杂师己久，依依不忍离其翼赞。丛林担荷大任者，则有雪臂峦、敏树相、澹竹密、孤石宪、无居申、丈雪醉、三吴等，重为修葺，安众待时。”因四川陷入战乱，破山弟子分开避乱。敏树遂离开破山祖师前往主持四川垫江(今重庆垫江)百丈禅院、湖广楚江(今湖北恩施)万寿寺。

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天崩地裂，生灵涂炭，四川十室九空。敏树又移往主持四川彭水(今重庆彭水)太平寺，南明永历八年(1654)，51岁的敏树受居士杨沅公遂请，前往贵州石阡府住持五老山(今贵州石阡县汤山镇)三昧禅院。敏树在此最久，凡五年，培养出著名弟子天隐道崇。永历十三年(1659)前往遵义住持贵州海龙山古龙禅院。康熙八年(1669)返四川主持万县慈云寺。九年(1670)前往贵州住持省城贵阳大兴寺，得著名弟子赤松道领。又回四川万县慈云寺。“康熙壬子(十一年/1672)仲冬朔三日亥时，在蜀之慈云堂示寂。临时谓众曰：‘吾欲与众别矣。汝等不可向士大夫处，索取塔铭，窃彰名位。’”6示偈而逝。春秋70龄，僧腊45.塔于万县慈云寺。敏树一生七坐道场，弟子天隐道崇、赤松道领为其编撰《敏树和尚语录》10卷传世，’另有诗文集流传于民间，⁸此外，《黔南会灯录》有专传。敏树嗣法者53人，皆能行化一方，弘显宗风，弘法于黔者有：天隐道崇、赤松道领、天湖正印、颖秀真悟、圣符道越、云石明源等12人，特别是弟子天隐道崇在贵州梵净山和赤松道领在贵阳黔灵山的法脉一直传至今日，延绵十五世，凡三百五十余年，是破山一敏树法脉在贵州传承最盛、最久的禅系。

敏树是破山著名弟子，他在川楚黔弘宣破山禅法，是明清之际威名远播的禅师之一。敏树禅法特点集中体现于他的语录、农禅诗和山水诗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简要探析如下：

第一，棒喝家风。《五家宗旨纂要》云：“临济宗风，全机大用，棒喝齐施，虎骤龙奔，星驰电掣，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纵擒，杀活自在。扫除情见，迥脱廉纤。以无位真人为宗，或棒或喝，或竖拂明之。”敏树继承和发展了临济禅宗这一棒喝齐施的峻烈宗风。弟子微雪所撰《行实》记载了敏树与破山大师和万峰老人的机锋话语，而且《敏树和尚语录》也收录敏树在各处道场的大量机锋语录，这些都淋漓尽致表现敏树和尚的棒喝特点，正如孙顺在《敏树和尚语录序》中云：“⋯⋯是师以大悲手眼拔转祖师正法轮也。方见历劫坚刚之心与斯道光明，正是揭慧日于中天，而破诸方黑暗矣！”又云：“若识敏树大禅师精微，须于录中参悟。”9陈新甲《序》也云：“一日敏树和尚过宅参请，问宗门事，犹如雷霆大震，嚇杀人间：一似狮子王奋迅惊群，哮吼一声，百兽脑裂，不第爪牙利害，抑且拈条白棒，验尽天下龙蛇，更越临济之上，及百丈，黄(辟+木)之大机大用者也。”两人对敏树棒喝家风予以肯定。为具体期间，兹略举几例：

(1)顺治十一年，敏树受杨沅公居士邀请，往住贵州石阡府三昧禅院，某日上堂，僧问：“如何是永证金刚不坏身?”师打云：“昨夜星晓，今朝鹤鸣。”僧以手作圆相云：“九十六种圆相，与这个是同是别?”师云：“别则各别，同则总同。”进云：“怎么，饭是米做。”师云：“不是饱飧人不知。”僧作礼。师一喝，竖杖云：“见么?有物先天地。”掷下杖云：“无形本寂寥。”①敏树对于山僧所问“如何是永证金刚不坏身?”这一问题，完全没有给出正面回答，而是通过“打”、“喝”、“竖杖”、“掷下杖”等动作，让山僧自己去领悟其中的妙谛。这生动表现了敏树的激烈棒喝。

(2) 《机缘》记录敏树与姜元恒居士关于茶钱的对话。师云：“居士还茶钱也未?”云：“还也。”师云：“作么生还?”士拟议，师云：“一文两文黑，三文四文黄。”在敏树看来，道散在万物而不可言诠；因此对于茶与茶钱，如果就茶谈茶，就钱谈钱，不管姜元恒居士还钱与不还，俱不得见道，故敏树将话题引开，而谈颜色“黑”“黄”问题。可从此故事看出敏树对姜元恒的独特暗示。

(3)在《机缘》中，还有一则与弟子的棒喝故事。僧问：“如何是法身佛?”师云：“百草头上无边春，信手拈来用得真。”进云：“如何是报身佛?”师云：“不是飞衣滚摺看，安知顶上髻螺旋。”进云：“如何是化身佛?”师云：“昨夜乘龙天上去，今朝跨凤日边来。”僧礼拜，师便打。”在这则棒喝故事中，敏树对弟子所问的“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三个问题，照样没有给以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当弟子以为有得，准备礼拜之时，敏树突然一顿棒喝，让弟子在震惊中猛醒佛法之所在。

第二、农禅并重。自唐代百丈大师以来，农禅并重成为禅宗的一贯家法，僧人寓禅于农，在劳作中触发禅机，体悟佛性。敏树继承这一家法，发扬农禅并重的传统，在其诗作中，大部分都是与劳作相关的禅诗，农禅与诗巧妙结合，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敏树的农禅诗，在贵州众多高僧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如《山中偶韵》云：

因僧问我祖师禅，向道山居不计年。

瓦灶时煨三个芋，荷衣自足一池莲。

悬岩几见春花尔，明月长窥秋水鲜。

茅屋不堪尘不到，闲同鸥鸟共谈玄。

在敏树看来，祖师禅不必在静坐中求，禅就在山居生活之中，禅就是瓦灶，禅就是荷衣，禅就是春花，禅就是秋水，禅就是茅屋，禅就是鸥鸟。无时无地无物，无不呈现自在佛性。这种自在佛性，常常会触发敏树对佛法的感悟，诸如荷衣、春花、秋水、茅屋、鸥鸟都有佛性，因此人不可生执著之心，这正是禅宗追求的一种超越境界。再如《山行》云：

松林堪独步，曳杖拨云烟。

晓色开晴岭，溪光接远天。

玄猿抱子啸，青鸟弄花妍。

乐乐无穷意，谁能有此钱。

该诗描绘了一种禅农境界：一个人漫步松林之中，人与云烟融为一体，用竹杖轻轻拨开；晓日东升，山岭晴开，溪光粼粼，与天相连：猿猴抱子，青鸟弄花。该诗一静一动，相互映衬，闲适恬淡。禅师身处其中，拥有无穷乐意。这是禅宗追求的“隈山依水，无所用心”的禅味意境，正如李泽厚所言：“禅宗⋯⋯所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刻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不仅主客观浑然一致，超功利，无思虑；而且似乎有某种对整个世界与自身相合一的感受”，“特别是在欣赏大自然风景时，不仅感到大自然与自己合为一体，而且还似乎感到整个宇宙的某种合目的性的存在。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审美感受。”14这对于乱世中的禅师来说，只要“性定”就“动无不正”，虽存于乱世，能够农禅并重，自耕自足，照样也有鸢飞鱼跃之自由境界。

第三、桃源意境。在敏树一生中，写有一些追求安宁闲适、寄托桃源意境的诗，这是“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情怀，以及身逢乱世却对天下太平的向往。在敏树的诗中，以“桃源”为题的有《过武陵溪》、《拟桃源》、《桃源村》等多首。

《过武陵溪》云：

寻源迳入武陵溪，遥指蓬茆路不迷。

百谷松阴移日影，千林春色露花枝。

秦时富贵君何避?晋国人家尚未知。

物换星移曾几度，渔舟还问故园时。

明清之际，天崩地裂，血流漂杵，人民流离，就连山中的僧人，也不得安宁，破山及其弟子不断迁移避乱。在动荡迁移中，敏树多么希望人民能能够生活在“百谷松阴移日影，千林春色露花枝”的桃源之中。在《拟桃源》诗中，敏树进一步表达了对桃源的向往：

罢钓溪边荡小舟，桃花充水漫悠悠。

弃荣天地无生计，惟适河山得自由。

万顷烟波惊宇宙，一钩萝月照寒丘。

避秦高士知何处?满目春光在上头。

该诗通过溪水、小舟、桃花、烟波、萝月、寒丘等对象，描绘了一幅幽静恬美的桃源景象，表达了“惟适河山得自由”的畅快心境；最后一句“满目春光在上头”表达了对心中桃源向往和对人间净土的自信。

陈海量

陈海量（1909～1982年）居士，名立鳌，字海量，笔名拜善，浙江省天台县人，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出生。父名复初，信仰佛教，海量自幼循序就学，读书勤奋，及长，善于诗文。由于自幼受家庭信佛的影响，从小就受到佛法的熏陶，随著父母礼佛读经。弱冠之年，初入社会，在当地商家任会计工作。一九三一年五月，弘一大师在浙江省慈溪市五磊寺驻锡，海量前往参谒，并皈依于大师座下。

一九三八年，海量三十岁，应上海陈无我居士之邀，到上海协助陈无我筹办大囧琺錀书局，以此离开天台县家乡到了上海。他协助陈无我筹办大囧琺錀书局，并编辑《觉有情》半月刊。大囧琺錀书局所有营业、记帐、出纳、校对，乃至到邮局寄发等工作，都由海量一肩承担，日以继夜，不辞辛劳。但为书局初创，薪水微薄不足以养家，所以家室仍留在梓里，他一人在上海工作。

一九四一年，陈海量的父亲陈复初老居士逝世，海量返乡奔丧，事毕仍返上海。是年十二月，他请求弘一大师，为他父撰写《陈复初居士传》，并为他夭折的幼弟撰写（立钧童子生西事略）。一九四六年春天，上海市一些青年佛教居士，以志同道合，共议成立佛教青年会，海量参与发起工作。筹备会成立之日，推出方子藩为筹委会主任委员，郑颂英、张孝行为副主任委员。陈海量、赵朴初、罗永正、蔡惠明等为筹备委员。在上海市佛教净业社的觉园内借地办公，分工合作，积极推动筹备工作。是年八月二十五日，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许多大德居士到场道贺，太虚大师也莅临指导。

青年会成立，选出方子藩为理事长，余伯贤、郑颂英、叶竹青为副理事长，以及陈海量、赵朴初、蔡惠明、罗永正等为理事。同时发行会刊“觉讯”出版。一九四七年冬，佛青会以借用的会址不敷使用，方子藩提议另觅房舍，一九四八年元旦，佛青会迁入林森中路，一九四九年复迁至武胜路新会址。继而由青年会诸居士集资，推请海量出面创办大雄书局，虽然是草创伊始，但在海量惨澹经营下，规模粗具，业务有很大的开展。

一九五五年，陈海量与郑颂英、李行孝等，以上海佛教协会代表身分，出席北京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是时正是“肃反”运动之际，有人检举上海佛教协会为“□□□集团”，他们在北京开会后回到上海，下车后未出车站即被公安机关拘捕，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讯。审讯结果，海量被判徒刑十四年，其他人等也各被判刑年数不等，押送到青海服刑。直至一九八〇年才获准假释，回到上海。

一九八一年，被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并由赵朴初居士介绍他去北京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任职仅数月，因病回上海疗养，并抱病应旅美华侨应金玉堂居士之请，编辑《美东佛教总会成立二十周年特刊》。

一九八二年，陈海量居士在上海病逝，临终安祥念佛，现诸瑞相，享年七十四岁。海量二子一女，无垢、无忧、无瑕，皆虔诚奉佛。

陈海量居士以《金刚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及《净行品》为定课，能背诵如流，终生不辍。他的心行广大而能安忍苦行，皆得力于此。他的主要著作有《在家学佛要与》、《建设佛化家庭》、《可许则许》、《知己知彼》、《解惑显真》、《释迦牟尼佛的道理》、《学佛的女郎》等。这些著述畅销于国内外，在香港、台湾、南洋各地都有翻印流通。

奥斯特洛夫斯基

9216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1904年9月29日～1936年12月22日），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乌克兰沃伦省维里亚村一个工人家庭。1914年随家迁居谢别托夫卡镇。初小毕业后,在火车站食堂做过杂工。1918年到发电厂充当司炉助手。1919年7月加入共青团,不久参加红军奔赴前线。1920年秋身负重伤,右眼失明,复员到基辅铁路工厂任助理电气机师。1921年秋率自愿队修建基辅附近的波雅尔铁路支线。因当时劳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和劳累过度,患伤寒和风湿症。次年秋,基辅发大水,他在疗养中主动跳入洪水里组织群众打捞木材,致使病情恶化。1923年任乌克兰边区共青团领导工作。1924年8月加入共产党。同年底回到谢别托夫卡任共青团州委书记。1925年他的关节开始硬化。1927年终于全身瘫痪,但他没有向疾病屈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用笔继续战斗。1928年,他根据科多夫斯基骑兵旅的战斗生活,写了中篇小说《关于科多夫斯基师团战士的故事》,即《暴风雨所诞生的》雏形,但书稿在邮寄中遗失。同年左眼也失明。1930年11月迁居莫斯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年发表小说第一部,1933年完成第二部,1934年正式出版。小说一发表,立刻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贺信象潮水般向作者涌来,使他受到巨大鼓舞。该年12月,他重新开始写《暴风雨所诞生的》。1936年秋写完第一卷。《暴风雨所诞生的》以1918年末到1919年初的国内战争为背景,描绘了乌克兰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击败波兰侵略者的英勇斗争,鞭挞了乌克兰卖国投敌分子的罪恶行径,歌颂了在革命斗争的急风暴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英雄人物。小说原计划为3卷,但只完成第一卷。此外,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写了许多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充满了革命激情,闪烁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5年,苏联政府为表彰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卓越贡献,授予他列宁勋章。

孔狄亚克

埃蒂耶那·博诺·德·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公元1714年9月30日—公元1780年8月3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生于法国南部山城格勒诺布尔的一个富裕官吏家庭。13岁父亲去世,被送往在里昂任警察总监的长兄处,就读于耶稣会专科学校,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哲学。后又随次兄前往巴黎,进圣苏尔比斯修道院。次兄马布利亦是杰出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孔狄亚克受其影响颇深。孔狄亚克最后毕业于索尔本神学院。在读书期间,勤奋好学,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1740—1758年他生活在巴黎,出入于一些著名沙龙,接触并结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朗贝、杜克洛、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启蒙思想家,使他思想更加成熟。1746年他的《人类知识起源论》在荷兰匿名出版。在这本书中批判笛卡尔的唯理论,发扬了洛克的经验论。1752年获柏林王家科学院院士称号。1754年他的《论感觉》问世。1755年出版《论动物》,把早年写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探讨》附于其中,以证明自己并非无神论。虽然是在封建宗教势力压迫下的掩饰之举,但从此与坚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朋友分道扬镳。1758年赴意大利境内的巴马公国,当巴马公爵儿子的家庭教师,历时9年。1765年获图尔教区缪洛“世俗教士”修道院院长职位。1767年返回巴黎。1768年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769到1773年间,把给巴马小公爵讲课的讲稿整理出版。1775年最后出齐,定名《教程》,长达13卷。1772年起离开巴黎,开始了隐居生活。这期间他研究过农业问题、经济问题、逻辑问题和数学分析。1780年逝世。主要著作有:《感觉论》、《人类知识起源论》、《体系论》等。

孔狄亚克继承洛克的唯物论经验论,用经验论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他认为,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笛卡尔说的“天赋观念”是没有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抽象概念如何起自感觉,便说是“天赋”的。他认为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什么也没有说。他改造了洛克的二重经验说,认为只有一种经验,即感觉。反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感觉本身。反省能力不是先天的,是后天获得的。他认为感觉起源于外物对感官的作用,触觉教导其他官能对外物作出判断。他认为,有两种观念:感性观念和理性观念,理性观念来源于感性观念,感性观念是知识的来源,理性观念是知识的基础,一般观念是由特殊观念得来的,但他认为二者并无本质差别。

孔狄亚克也表现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他认为知识对象不是客观存在,只是外物作用于感官引起的感觉的总和。他还认为,观念并不使我们认识事物本身,只是借助物与我们的关系描绘了物。这些观点受到狄德罗、霍尔巴赫的反驳。

于慎行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一字可远，别号谷山。东阿(今属山东)人。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8)。其先世本登州(府治今山东蓬莱)人，明时才迁至东阿。父于玭，官至平凉府(府治今甘肃平凉)同知，以清正廉洁著称。于玭娶妻刘氏，生于慎行。于慎行11岁时，其母刘氏不幸病逝。这对于于慎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于慎行将母亲生时的言行记录下来。每次读时，都悲痛不止。

嘉靖三十八年(1559)，14岁的于慎行试童子科，在郡、县都是第一名，乡人大异之。朱维京之父让于慎行、于达真同朱维京一起跟从郑日休学习。经过郑日休严格的教育培养，于慎行的学识大有长进。嘉靖四十年(1561)，于慎行参加省试，主试者因其文太奇，故意压制他，于慎行仅得第六名。隆庆二年(1568)，于慎行中进士，选庶吉士，师从殷文庄、赵文肃，殷文庄善词章，赵文肃善经济，两人情趣不同，但都非常器重于慎行。

隆庆四年(1570)，于慎行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加纂修《世宗实录》。隆庆三年(1572)，又奉令纂修《穆宗实录》，万历二年(16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功被赐金币，并晋升为翰林院修撰。随后，于慎行被推举为皇帝日讲官。在封建社会，皇帝为了接受历史教训，研讨探索治国之道，特设经筵日讲。这实际上就是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在讲席之上，除了对经史进行讲读研究之外，还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按照旧例，皇帝的日讲官都是由翰林院的大僚充当，于慎行能以史官的身份充当日讲官，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

当时，神宗皇帝刚刚即位不久，对朝政颇感新奇，尚能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每当开讲之日，神宗总是早出晚休，孜孜不倦。与于慎行同时充当日讲官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名流，他们的讲授，对神宗大有裨益。当时，于慎行主讲唐史，每讲到唐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之处，于慎行总是反复论说，神宗也总是竦然而听。

有一次，于慎行讲授刚刚完毕，神宗就取出御府所藏的一幅画来，让他在上面题诗。这使于慎行十分为难。于慎行虽精于诗，但却拙于书法。不题则违皇帝之命，题则自己的书法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于慎行无计，只好自己写好诗，再请善书法者题于画上。后来神宗曾问起此事，于慎行则如实作了回答。神宗十分赞赏于慎行的率直与坦诚，即刻亲笔书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赠给他。这四个字出自《孟子·离娄篇》，原文作“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说，用仁义来要求君主叫作恭，向君主陈述善事、堵塞异端叫作敬。神宗的题字，既是对于慎行的肯定，又是对他的希望。

万历四年(1576)，于慎行进为翰林院侍讲。五年(1577)，《世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劳加俸一级。这年的九月十三日，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按照封建礼法，从闻丧的这天起，张居正就应该回家守丧27个月，在这期间，不能为官、嫁娶、应试，这叫作守制。但是，神宗皇帝一天也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的新政，也正在实施;他本人不愿意离开京师，恐怕一旦离开会有人谋算自己。于是他便同大太监冯保制造了一个“夺情”之局。夺情，即守丧未满而朝廷强迫出来做官。这是不合乎封建礼法的事情。

张居正的夺情马上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对。其中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茅。他们分别上疏，弹劾张居正。这实在是张居正难以容忍的事情，为了尽快扼制此风的蔓延，他伙同冯保，决定对四人进行廷杖。四人因弹劾张居正获罪后，一些朝臣极力疏救。于慎行也联合了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李长春、田一、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人上疏申救，可惜他们的奏疏被阁臣吕调阳从中阻挡，无法呈上。

于慎行等人的上疏是于慎行拟就的。张居正知道这事后，心中十分气愤。但是于慎行毕竟是皇帝的日讲官，一时也无可奈何于他。最后张居正终于找了个理由，将于慎行训斥了一顿。张居正说道：“您是我所推重的人，难道也跟随别人干这种事么?”于慎行没有被张居正吓倒，正色道：“您推重我，所以我才这样报答您。”张居正听了，气得脸色发青，大怒而去。

这年的十一月，朝廷因星变考察百官。张居正因夺情遭到了廷臣们的反对，这下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借考察之名，张居正利用职权，将上疏申救吴中行等四人的赵志皋、张位、习孔教等人统统贬谪。于慎行在这次考察中虽然未被贬谪，但张居正却处处排挤他，于慎行无奈，便于万历七年(1579)，引疾回归乡里。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家居接近4年的于慎行在张居正死后，奉诏入京，仍旧充当日讲官。当时，充当日讲官者共有6人，都是于慎行的同年，但其他5人官职和俸禄都高于于慎行。过了许久，于慎行才被进升为左谕德。

张居正在世时，推行新政，辅佐神宗治理天下，其功卓著。但同时他也树了许多政敌。在他死后，这些政敌纷纷粉墨登场，趁机弹劾他。隆庆二年(1568)，辽王朱宪被废为庶人。这事与张居正并无多大关系。张居正死后，由朱宪的次妃王氏(时朱宪已死)出面，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亲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疏中除了为辽王辩冤外，还称辽王府原有金宝万计全部为张居正家所有。贪财的神宗看到这句话，即刻下令司礼监张诚、刑部侍郎丘等人，前去查抄张府。

查抄张府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有许多官吏为张居正求情。于慎行是在张居正的排挤下才乞罢回家的，张居正死后他完全可以借机发泄私愤、落井下石。但他没有这样做。当他得知丘奉令查抄张府时，便马上给丘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于慎行写道：张居正一生殚精竭虑，为国家效劳。其是非功过，当另当别论。在任职其间，张居正即使接受过别人的贿赂，但也屈指可数，其家所藏，连冯保家藏的万分之一也不到。倘若您想称职尽责地完成皇上的任务，那么张居正家乡的人必定全被牵连进去。张居正有八十老母在堂，他的孩子也都是些读书之人，涉世不深。抄没其家产之后，必然会颠沛流离，这真是让人心酸的事情。望您疏请皇上，对张居正的家人予以宽恤，以推广明主帷盖之恩，成全大臣簪履之谊。

于慎行的这封信，写得语气极其恳挚。在当时，张居正的一些政敌，趁机推波助澜，必欲置张居正家人于死地而后快，于慎行敢于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真是难能可贵的。而他这种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优秀品格，也受到了时人的称赞。

张居正死后，于慎行的官运还算不错。万历十三年(1585)，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万历十四年(1586)，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不久又转为左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改为吏部，掌詹事府。刚刚到任，又被擢为礼部尚书。

神宗不喜欢王恭妃及其为他生下的皇长子朱常洛，而宠爱郑贵妃及其为他生下的三子朱常洵。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也企图废长立幼。这一不符合封建礼法的做法，激起了朝廷大臣的激烈反对。册立谁为太子，成了朝廷大臣与神宗斗争的一个焦点。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皇长子已经9岁了。神宗实在难以抵挡朝廷大臣的压力，便于十月二十一日传旨：册立之事，定于后年春举行。

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一直施用拖延术对付朝廷大臣。这一点，朝廷大臣们看得非常清楚。在神宗传旨的第二天，已作了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就上疏催促神宗速决大计，他在疏中写道：“圣人办事，必定顺乎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

神宗为了防止朝廷大臣上疏，在传旨的同时，还下令大臣不许上疏激扰，并声称越发上疏激扰则越发推迟册立日期。神宗是想借此钳制朝臣之口，没想到传旨后的第二天就有人上疏，这可把神宗给气坏了，便下严旨将于慎行斥责了一通。

可是于慎行偏偏没有被神宗吓倒。第二天又上了一份奏疏。疏中写道：“册立太子，本来就是礼部的职掌，臣等不言，那就是臣的罪过，望陛下迅速册立东宫，并将臣放回田里。”对于于慎行这种带有要挟意味的催促，神宗实在难于接受。怒气冲天的神宗传旨：“你等职掌典礼，要挟怀疑君主，罪责难逃，各罚俸禄三个月。”于慎行因为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连同他的属僚一起，最终竟受到了如此惩罚，他实在难以接受。这时的于慎行，已经觉得时不可为，遂萌发了乞罢的念头。山东举行乡试，考试尚未举行，而典试者之名已传了出来。言官便弹劾礼部官员泄漏典试者之名。于慎行是礼部尚书，便首先引罪乞休，疏凡九上。神宗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允其离去。

于慎行又一次从京城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从万历十九年(1591)罢职，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重新被起用，于慎行在家乡整整度过了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他专心著述，写下了大量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游览家乡的山山水水，创作了大量诗文。在这17年中，朝廷大臣虽然屡次推荐他，但他都未被重新起用。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沈一贯、沈鲤两位阁臣同时离去，内阁中只剩朱赓一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神宗下令推举阁臣。于慎行与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于慎行再三推辞，未获允许。当时，于慎行已有病在身，便带病上路了。

按规定，新任阁臣到京，必须先见皇上，当面谢恩，方能入阁办事。当时，于慎行已经63岁，加之病魔缠身，廷谢之时，连跪拜他都觉得十分吃力，动作极其迟缓。他自知这样不合礼法，便上疏请罪。神宗温旨劝慰，并令他马上入阁办公。

于慎行已卧病在床，确实已病得不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便草就了一份遗疏，请求神宗亲近大臣、补充言官，起用被罢的旧官。写完之后，他传来自己最亲近的门人，让他抄写了一遍。门人刚刚抄写完毕，就听见于慎行大喊：“我最终也不能报国了！”几天之后，于慎行便去世了。听到于慎行去世的消息，朝野上下都很悲痛，为他的逝世深表痛惜。神宗对他深加悯悼，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性爱读书，至老不倦。他不仅仅是一个正直的官吏，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于慎行最熟悉历代典制，当时的许多大礼，都是由他裁定的。嘉靖时，孝烈后死后升入祖庙，附祭于仁宗。万历改元，穆宗升入祖庙，附祭于宣宗。于慎行认为这不符合典礼，便作《太庙祧迁考》，授引晋、唐、宋历代典制，反复申说。其立论雄辩精核，虽然未被施行，但当时的人都佩服于慎行懂得典礼。

于慎行又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论著主要有《谷山笔麈》、《读史漫录》、《兖州府志》等。《谷山笔麈》主要记述明代万历之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制、释道、边塞等内容。其中对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史实，特别是官吏的互相排挤，官场的黑暗腐败，多出于于慎行自己所见所闻，对于研究明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读史漫录》一书，则评论历代史事，上自伏羲，下至宋元，持论平实允当。《兖州府志》是他编纂的一部地方志，其特点是体例谨严、资料翔实、考证精确，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多有记述，是明代地方志中较为优秀的一部。

于慎行还是一位文学家。在文学上，他反对复古主义和模拟风气。他曾说过，唐人并没有模仿古乐府诗，唐人创作的乐府诗，只不过是借古乐府之名表达自己的胸臆;五言诗在魏晋时，也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今人要一味地模仿，那就太愚蠢了。他的这些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诗文则平和淡雅，从容旷达。《明史》本传中曾这样说：“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在词馆中，于慎行与临朐(今属山东)冯琦文学并为一时之冠。”

张继先

张继先（1092－1127），北宋著名道士,嗣汉第三十代天师。《汉天师世家》卷三载:字嘉闻,又字道正,号翛然子。五岁不能说话,忽一日闻鸡鸣笑赋诗,人皆称异,以为真仙。九岁嗣教。宋徽宗多次召至京建醮,称其传袭祖法,符水有功,虚靖恬和,道行高洁,赐号虚靖先生,赐金铸老君及汉天师像。授太虚大夫,辞不受,御制诗以赐。大观二年(1108)还龙虎山。政和二年(1112)遣使复召,以疾辞。敕改上清观为宫。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奉召进京,病逝途中。有著作《大道歌》、《心说》行世。《正统道藏》收署名虚靖张真君著《明真破妄章颂》,另收明张宇初所编《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元武宗时封“虚靖玄通弘悟真君”。

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 是东汉卓越的医学家。他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视为经典，他被尊为医圣。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 (今河南邓州市)人。张仲景少好学善思，10岁时就读了不少的书，羡慕扁鹊的“起死回生”之医术，从而产生了学医的愿望。于是，便拜当地名医张伯祖为师，尽得其传。灵帝建宁年间 (公元168～172年)，他被推举为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相传他在公余时间专门坐在大堂上给百姓看病，这也是后人称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为坐堂医生的由来。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兵祸相仍，疾疫大作的时代。从汉灵帝建宁四年 (公元171年)后的十余年间，中原地区曾经连续发生5次大的疾疫，死亡人数，不可胜计。张仲景的家族200多口人死去2/3，其中死于伤寒者又占7/10。人民的疾苦，自家的遭遇，使张仲景决意研究伤寒，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 “救贫贱之厄”。从此他“勤求古训”，认真阅读《素问》、《九苍》、《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医学典籍，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又 “博采众方”，广泛地征集民间的治疗药方。他为了丰富自己的医学理论和提高医术水平，不辞劳苦，深入城乡，积极参加医疗实践，曾跋涉于川陕间。刘备据有四川，他离蜀还乡，隐居河南少室山中，悉心研究医学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 《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医学名著。

《伤寒杂病论》共16卷。包括 “伤寒” 和 “杂病” 两部分，前者专论伤寒，后者论诸杂病。书成之后，由于兵荒马乱，原著已散失残缺，幸得晋朝名医王叔和整理，编为36卷，才得以流传。到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旧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经高保衡等人校勘，将它分为两部书，一部名 《伤寒论》，10卷，22篇，收载397法，113方，主要阐述霍乱、流行性感冒、肺炎等多种外感热病的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 一部名 《金匮要略》，6卷，25篇，收载139条，262方，主要是阐述内科杂病，兼述外科、妇科及皮肤科等40多种疾病的辨证施治原则和方法，汇集了自己和前人成功的医疗经验。

张仲景是我国古代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奠基人。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辨证就是辨别病的征候，运用多种诊断方法，从错综复杂的病情中，去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疾病作出准确诊断。论治就是在“辨证” 的基础上达到治疗的目的。这一原则，在张仲景之前，已为医家所采用。张仲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给予了系统的总结，使其成为科学的理论。在诊断上，他从疾病所在的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辨证方法，即辨证八纲。以望、闻、问、切四诊诊察病证的性质。在治疗上，提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汗就是用排汗的方法除去病毒，吐就是让病人将腹中的病毒吐出来，下就是将胃肠中病毒泄下，和就是和解病人体中的病毒，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这样八纲、八法就由阴阳两大纲领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以 “八纲”诊断疾病，按“八法”进行治疗，为他确立的这种辨证论治所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至今仍为中医界所遵从。

张仲景又是我国中医方剂学的鼻祖。他根据前人的经验以及自己的实践，在《伤寒杂病论》 中，收载法3917个，方380余个，用药214味，其中不少医方，如用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用白虎汤治乙型脑炎，用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汤治疗急性阑尾炎等，至今疗效仍很显著。他的方剂配伍和加减变化法度严谨，配方时讲究君臣佐使。他在因证立法、以法系方和遣方用药上，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内容。书中对药物的煎法、服法、禁忌等所作的阐述，也多具有实用价值。在对药剂类型的记述上，更是齐全完备，除汤剂外，还有丸剂、散剂、膏剂、栓剂、洗剂、浴剂、酒剂、熏剂和滴鼻剂、灌耳剂等。由于他在药物学上制方严谨，药少方精，功效显著，所以后世奉他为方剂学始祖。

张仲景的医学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 《黄素药方》 《辨伤寒》、《疗伤寒身验方》、《评病要方》、《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7种，可惜这后7种都已亡佚无存了。

张仲景一生不但注重医学理论研究，著述宏富，而且躬行实践，医德高尚。他把“救贫贱之厄”作为一生行医的目标，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救死扶伤，以人命为重，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谨慎行医。对于那些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 的庸医，深恶痛绝。他曾在《自序》 中痛切地指出：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张仲景的这种崇高的医风医德，令人敬仰，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在医术上是相当高明的。《太平广记》、《甲乙经·序》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侍中王仲宣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文学家，20余岁时，张仲景在修武行医的时候，结识了他，凭借自己的行医经验，断定他患有疬病(麻风病)，应即早治疗。便对他说： 君有病，应早点治疗。不然，到40岁时，眉毛就会脱落，甚至会死去。并且告诉他说五石汤可以治疗这种病。王仲宣以为这是吓唬他的，所以没有按时服药。几天之后，再见仲宣，问他： “药服了没有?” 回答说： “服过了。” 仲景说：“观面部颜色，不像服药了，君可不要拿性命当儿戏啊!”仲宣仍然听不进。几年之后，仲宣果然病作，眉毛脱落，终于离开了人世。

张仲景还很注重疾病的预防，主张“治未病”。他认为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发病与否，同外界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因此他提倡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注意锻炼，讲究卫生，内养正气，外慎风邪，以期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他的这些见解，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张仲景是汉代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他总结了我国2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发展和丰富了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给后世提出了理法方药的一系列原则，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更加密切起来，为后世医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书中的药方被称为经方，有不少至今仍有应用价值。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标志着我国的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他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位光焰炳耀的划时代人物。他的医学理论自唐、宋以来已传向海外，对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中医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还有专事研究《伤寒论》的团体。中外整理、研究张仲景医学著作的已逾千家以上。人们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为了纪念这位医学家，在他的家乡河南南阳东关建造了医圣祠，1992年国家卫生部还在南阳市内建立了张仲景医史文献馆。

慈航

慈航（1895～1954），最早在台湾弘传唯识的法师。福建建宁人，俗姓艾。字彦才。号继荣。幼失怙恃，年十七礼拜自忠和尚为师。次年，受具足戒于九江能仁寺。曾遍礼九华、天台、普陀等各处道场。学禅于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游学于谛闲法师之门；复于度厄法师座下习净土。民国十六年（1927）入闽南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受其薰陶，而有革新佛教之志。此外，又曾亲近圆瑛法师。师曾两度闭关，阅藏六载。十八年主持安庆迎江寺，致力于弘法事业，倡言改革僧伽，整顿佛教，尝创设中国佛学会于缅甸仰光。二十九年随太虚大师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继而留居马来西亚，创办星洲菩提学院、星洲佛学会、怡保佛学会、槟城佛学会等机构，并发行‘人间’月刊，极力推行佛学社会化，南洋佛教由是大兴。三十七年至台湾中坜主持妙果法师所办之台湾佛学院，僧俗兼收，开台湾佛教之新纪元。旋为安置大陆来台之僧青年，乃于汐止成立弥勒内院。并开讲因明、唯识、楞严等大乘经论，尽心致力于教育弘化。四十三年五月示寂，世寿六十，僧腊四十二。遗体跏趺盘坐于缸内，并安置在静修院后山。三年后开缸，肉身不坏，教界传为美谭，并建慈航堂，以纪念其德业。他生前的著作由后人辑为《慈航法师全集》其中包括《成唯识论讲话》，《相宗十讲》、《大乘起信论讲话》，及《菩提心影》等。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年2月1日－1881年1月1日），法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19世纪30—7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卓越的领袖。他一生有将近一半时光即37年经受铁窗生活折磨,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805年2月布朗基诞生在法国滨海省普格德尼县皮热泰涅镇的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他父亲曾参加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他通过讲述革命故事使布朗基从小就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波旁王朝复辟后他父亲遭受迫害,布朗基被迫离家到巴黎投靠哥哥阿道夫。在中学念书时学习成绩优异,且显示出过人的组织才能,毕业时参加了旨在推翻复辟王朝的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1825年他考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医学。1827年他多次参加学生示威运动,同反动军警展开搏斗,曾三次受伤。1828年他游历过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在圣西门派的巴黎《地球报》任职时开始接触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巴贝夫的著作和他的亲密战友邦纳罗蒂的《为平等而密谋》尤其对布朗基产生重大影响。1830年布朗基拿起枪杆,投身于推翻复辟王朝的武装斗争。作为人民革命结果而建立的金融贵族统治的七月王朝,使他感到极大的失望,不久他便加入了共和主义者组织的秘密团体“人民之友社”,后来成为其左翼领导人之一。由于布朗基积极参与“人民之友社”的活动,严厉抨击七月王朝反动的内外政策和宣传共和主义思想,1831年7月被内务部逮捕,并于次年1月被判处徒刑一年。1835年布朗基参与创立秘密的工人革命组织“家族社”,次年3月警察局以所谓“炸药事件”将布朗基等24名“家族社”成员逮捕,组织遭破坏,同年6月布朗基被判处徒刑2年。半年多后遇大赦被释放,他暗中联系原“家族社”成员,创建了纪律严明的新的密谋组织“四季社”。1839年5月以布朗基为首的“四季社”在巴黎发动武装起义,两天后被政府军残酷镇压,布朗基侥幸逃脱后于10月被抓获,被最高法院判处极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他被关在位于大西洋的一个荒凉小岛上的圣米歇尔山监狱,惨遭种种非人的折磨,1842年因越狱未遂而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直到1848年2月菲力浦王朝被革命风暴摧垮后,布朗基才获自由。他立即赶赴革命的中心巴黎,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同月底他与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德萨米一起创立了“中央共和社”,并以此合法组织积极开展革命鼓动工作。1848年5月初开幕的制宪会议和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引起了工人群众强烈的不满与愤怒。5月15日布朗基在巴黎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冲进制宪会议会场,要求面包和驱散制宪会议。资产阶级右翼政府用军队镇压这一事件后,于5月26日将布朗基逮捕,并于次年4月对他判处徒刑10年。1852年和1853年他又进行两次越狱未遂,直到1859年8月遇全国大赦他才被释放。布朗基出狱后回到巴黎,他不顾独生儿子要他放弃政治斗争的劝说,又继续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1861年3月他在巴黎又遭逮捕,于同年6月以所谓参与秘密社团罪被判处四年徒刑。1864年他趁监外就医之机逃往布鲁塞尔,在此地五年期间(1865—1870),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为革命事业奔忙。这时他撰写并用笔名发表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等方面问题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他的朋友汇编成册,在他死后以《社会批判》为书名出版。他通过各种渠道同国内革命力量保持联系,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他本人甚至多次潜返巴黎,鼓吹和参与各种革命活动。1868年布朗基出席了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大赦后布朗基返回法国。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布朗基紧接于8月14日发动了推翻波拿巴第三帝国的武装起义,但由于未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而遭失败。9月初“国防政府”成立后,布朗基于9月7日创办了《祖国在危急中报》。布朗基在每期报纸上都发表声明或文章,通过分析敌军的军事动向而及时提出保卫祖国的各种建议,这些文章后来由他的信徒汇编成册,以《祖国在危急中》为书名在公社时期出版。布朗基曾在该报第一期上发出支持“国防政府”的号召,待认识这个政府的本来面貌后便于10月31日他领导了推翻这个反动政府的起义。起义者开始取得成功,占领了巴黎市政厅,逮捕了国防政府的成员,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新政府。但是起义的领导者轻信反动政府头子们的诺言,结果被后者调集的军队打败。次年3月17日反动政府下令逮捕了布朗基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次日,巴黎工人阶级便夺取了政权,宣告成立巴黎公社。3月26日布朗基被缺席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后还被选为名誉主席。公社曾提出以包括巴黎大主教在内的74名重要人质交换布朗基一人,但遭到凡尔赛政府的拒绝。直到1879年6月布朗基才被特赦出狱。这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战士仍然斗志不减当年,不辞辛劳地到法国南方十多个城市作巡回讲演,呼吁释放公社战士。1880年11月初他作为法国代表团成员去意大利参加纪念加里波第的活动。同月他参与创办《不要上帝也不要老爷》报,他亲任主编,宣传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同年12月底他应邀参加一次工人集会,会上他作了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红旗的激动人心的报告。这次会后他便中风卧病不起,1881年元旦去世。马克思曾把这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实干家,称颂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他的重要文章已编入《布朗基文选》出版。

刘云若

刘云若(1904～1951)，名兆麟，又字渭贤，天津人。天津著名言情小说家，曾在扶轮中学读书。曾在机关任职员。常在天津各报上发表小说，题材多为妓女生活。抗日战争前，在《天风报》等报上发表连载小说，人们称他为“天津张恨水”。起初写的《小扬州志》，很受读者欢迎。他的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天津地区的旧社会的黑暗面，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在艺术上以情节曲折离奇取胜。1926年间为《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撰稿。后到《北洋画报》、《商报》、《天风报》任编辑。1930年处女作小说《春风回梦记》获好评。此后专写社会言情小说，为多家天津报纸争相刊登。《红杏出墙记》、《粉墨筝琶》、《情海归帆》、《歌舞江山》、《换巢鸾凤》、《香闺泪》、《姽婳英雄》、《碧海青天》等40余部小说。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内心情感，笔触细腻，语言生动，富于天津地域幽默感，饱含批判社会的现实意义。其作品有17种版本，时人称“南有张恨水，北有刘云若”，2000年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展出，展位标明为“社会言情大师刘云若”。

王诩

鬼谷子王诩（约公元前年—约公元前年），一作王禅，道号玄微子，生卒年不详，华夏族，战国时期显赫人物。相传，其额前四颗肉痣，成鬼宿之象。一说卫国（河南淇县）人；一说战国魏国邺地（河北临漳）人；一说陈国郸城（河南郸城县）人；一说汉水之滨 关内云阳 （陕西石泉县 ）人。 - 著名谋略家、道家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纵横家的鼻祖，精通百家学问， - 因隐居云梦山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常入山修炼，深谙道法，神妙莫测。 “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为老学五派之一。老学：苏张（苏秦和张仪）、鬼谷一派，申、韩一派，杨朱一派，庄、列一派，尹文一派。

他通天彻地，智慧卓绝，人不能及。一曰数学，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辞吐辩，万口莫当；四曰出世，修真养性，祛病延年，服食导引，平地飞升。

二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名家尊他为师祖， 道教尊其为王禅老祖。 在文化史上，他是与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先哲齐名的学术大家。

鬼谷子主要作品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天髓灵文》等。其著作被后世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书中涵盖的思想、谋略智慧在现代的从政、外交、经营、管理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鬼谷子主要作品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天髓灵文》等。其著作被后世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书中涵盖的思想、谋略智慧在现代的从政、外交、经营、管理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出典】《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曾“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同书《张仪列传》也说：张仪“始尝与苏秦事鬼谷先生”。其国籍及其人的有无，历来诸家说法不一。《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又引《风俗通义》曰：“鬼谷先生，六国纵横家。”《史记索隐》引乐壹注《鬼谷子》书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名鬼谷。”唐人长孙无忌《鬼谷子叙》引西晋皇甫谧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