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利亚耶夫

阿历山大·别利亚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оманович Беляев） （1884年3月4日－1942年1月6日）又称别里列夫， 是苏联科幻作家，苏联科幻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出版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是他的代表作。其他著名作品有《水陆两栖人》、《死船岛》、《跃入虚空》等，总汇入八卷本A·别利亚耶夫科幻作品集。被称为"苏联科幻之父".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年出生于俄国的斯摩棱斯克，他从小就喜欢幻想，是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迷。他相信人能飞上天去。于是，他有一天爬上了草棚顶，纵身跃入空中。落下了疾病。这一跃反映出他的幻想、向往和勇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尚未实现而已，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偶然蕴涵必然。他学习过法律、音乐，在十月革命后又多年从事儿童工作，和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的想像力。由于疾病躺在床上他读了很多医学和生物学的书籍，看了许多杂志。他在书中看到了复活死人器官的试验。他的疾病好后，他开始了创作。　他从1925年发表长篇科幻小说《道尔教授的头颅》开始至逝世，在短暂的15年时间里共创作了17部长篇科幻小说、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其成就之大是令人赞叹的。1925年俄国的读者在一本名叫《全世界追踪者》的杂志上读到一部题材新颖、内容惊心动魄的科幻小说：《道尔教授的头颅》。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进行幻想性发明的教授，他致力于复活死人的器官，乃至起死回生的试验，他的试验成功了，而他的助手窃取了他的成果，教授成了助手的试验品，当他从死亡中又回到人世时，他只剩下了头颅，只有思想还在活着，继续着残缺不全的生活，继续进行科学探索。

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教授，民主战士。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曾用笔名余捷、柏香、知白、白晖、白水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因祖父、父亲都定居扬州，故又自称扬州人。幼年受士大夫家庭的传统教育，先随父母读书，后入私塾和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曾在江苏、浙江许多中学教书，极受学生欢迎。在大学学习和中学任教期间一直从事新诗创作，内容多写小资产阶级的失意，也有觉悟青年对光明的呼唤。1922年发表长诗《毁灭》，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同年出版了诗集《雪朝》(与人合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了诗和散文集《踪迹》(亚东图书馆)。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创作转向散文，同时研究古典文学。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开明书店)，使他成了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就算他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是他散文中的名篇。他的散文艺术性较高，但多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而《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却是一篇难得的思想性较高的散文。1931年至1932年在英国伦敦学习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回国后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兼中文系主任，讲授《诗》、《歌谣》和《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这时与闻一多开始同事论学。1934年和郑振铎等人编辑《文学季刊》，同陈望道编辑散文杂志《太白》，同年出版游记《欧游杂记》(开明书店)，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35年，良友出版公司)并写《导言》。朱自清正直、爱国，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使他长期脱离现实。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思想开始有较大转变。1946年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被害，使他受到教育，逐渐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在悼闻一多的诗中说：“你是团火，照彻了深渊……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时写了不少具有革命观点的文艺论文，分别收在《新诗杂话》(1947年，作家书屋)、《标准与尺度》(1948年，文光书店)、《论雅俗共赏》(1948年，观察社)等集子里。1948年8月12日病逝前，谆谆嘱告家人，说他已签名拒绝美援，不要买政府配售的美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他有骨气，“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朱自清有著作二十七种，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都收入四卷《朱自清文集》(1953年，开明书店)中。另有《朱自清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朱自清诗文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朱自清选集》。生平传略见浦江清、李广田所作两种及季镇淮的《朱自清先生年谱》。

卡波特

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英语：Truman Garcia Capote，1924年9月30日－1984年8月25日），本名杜鲁门·史崔克福斯·珀森斯，美国作家。生于新奥尔良,1942年迁居纽约市,常为《纽约人》周刊撰稿,后来成为职业作家。他早期的作品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方的哥特式文学作品有雷同之处,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南方作家。他后来的作品模式和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顺乎时代潮流的结果。但是,以霍桑和詹姆斯等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他的作品象霍桑的作品那样,集中写善与恶,写光明与黑暗主题。当代评论家倾向于把他的小说分成两种模式:黑夜小说和白天小说,或叫黑暗小说和光明小说。光明小说象《草竖琴》(1951)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公开的世界上,展示了咄咄逼人的社会秩序,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口语化的语言中蕴藏着诙谐,并用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如《在蒂法尼的早餐》(1958)。而夜间小说有明显的梦魇色彩,孤立地用第三人称的口气叙述,着重剖析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象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中就多次运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卡波特笔下的人物经常沉湎于自我陶醉之中。要找到真正的自我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由于作者描写了超自然现象,一个人物往往得面对他自己的另一个自我。《草竖琴》中的树房子成了实现人物夙愿的地方,成了为消灭社会中的伪善行为而藏身的地方。卡波特还试写了非虚构小说。《缪斯们受人倾听》(1956)用报道的方式真实地记述了美国国务院支持的美国民间歌舞团访苏情况。~《凶杀》(1966)是他的最成功的非虚构小说,记述了两个四处流浪的精神变态者杀害一个德高望重的堪萨斯农民家庭一家人的事件,在凶手被处决之前,作者访问了他们,根据录制的材料写成了这部轰动一时的新型小说,以探讨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卡波特还写过剧本和其他作品。

邓拓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著名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杂文作家。原名邓子健、邓云特,曾用笔名殷洲、左海、马南邨、高密、于遂安、丁曼公、卜无忌、肖斯、向阳生等。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教员家庭。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事历史学的研究。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三联书店再版),这是一部内容、资料丰富的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及其社会作用的历史专著。同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过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原为《抗敌报》)社长兼总编辑,晋察冀党报委员会书记,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务。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并在他写的《编者的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党报,写了大量社论、政论文章,宣传抗战及党的方针政策,还写了大量诗词,如《读新民主主义论》、《忆日卜》、《晋察冀军区成立志感》等,抒发了浴血抗战,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1948年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北京解放以后,即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从1949年冬开始,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直到1958年9月;后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主编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并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先后被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他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邓拓博学多才,写作勤奋,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方面也卓有成绩。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历史论文集《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重点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解放前后,他一共写了五百余首刚健清新、寓意深刻的诗词。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合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曾由北京出版社先后分五集出版,1963年又出版了合集,其中共收杂文150篇。这些文章大多是有为而发,针砭时弊,旁征博引,通古论今,知识性强,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些文章曾被各地报刊上竞相转载,对繁荣杂文写作曾起过积极的影响。此外,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物和艺术珍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书法源于颜柳,脱出成规,笔力挺劲,流畅潇洒。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在残酷迫害下含冤死去。1979年2月,“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他也得到昭雪。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他的《诗十四首》,《燕山夜话》由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三家村札记》和《邓拓诗词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遗墨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收集影印出版。

慈舟

慈舟（1877～1957），俗姓梁，出家後法名普海，字慈舟。清末秀才。他是湖北随县人，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生。他的父亲讳礼简，法名真法，母亲黄氏，法名寂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慈舟出生於佛教家庭，所以他幼年除受传统教育、攻读儒书外，还随著父母礼佛诵经。他自幼颖悟过人，年始弱冠，补县学生员－中了秀才。以家境不裕，乃设塾授徒，从事地方教育工作，有十馀年之久。於授读之馀，研究佛经，时有出家之志，而以双亲老迈不克如愿。後来，他父亲逝世，他再求母亲允许他出家，得到他母亲的同意，乃在宣统二年（一九一○年），投随县佛洹寺，依元照和尚剃度，是年三十四岁。他的妻子平时也随他礼佛诵经，於他出家同时，也投尼庵出家。

慈舟出家的当年冬天，到汉阳归元寺从大绘和尚受具足戒。之後在随县天斋寺静修读经。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夏，他到扬州长生寺亲近元藏老和尚，听老和尚讲《楞严经》。到了冬天，他到镇江焦山江天寺参禅，有所领悟。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设有预科和正科，正科修业三年。慈舟闻知，赶到上海，考入正科班就读，随月霞法师专究华严教义，与常惺、智光、了尘、戒尘、持松等为同学。华严大学原得之於哈同夫人罗迦陵支持，後以遭人离间，华严大学在哈同花园办不下去，迁到杭州海潮寺续办，慈舟等随校迁到杭州，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毕业。

从华严大学毕业後，他行脚参访，朝礼普陀、九华等名山。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他随侍月霞法师到湖北汉阳，月霞在归元寺讲《楞严经》，在武昌为居士讲《大乘起信论》，首开武汉讲经的风气，慈舟亦随众听讲。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春，慈舟应河南信阳贤首山之请，到信阳开讲《大乘起信论》，这是他讲经弘法之始。讲经圆满，与慕西法师结伴朝礼五台山，归途道经北京。时，北京讲经会礼请谛闲法师讲《圆觉经》，慈舟、慕西二人亦随众听讲。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回到武昌普度寺静修，次年在归元寺听德安法师讲《观经疏钞》。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早年从上海华严大学毕业的三位同学－了尘、戒尘和慈舟为了继承乃师遗教（月霞法师已於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冬季，在西湖玉泉寺圆寂），在汉口九华寺内创办了「华严大学」，专弘华严教义。招收学生一班，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天学生毕业，学校亦即结束。这一所华严大学，由於学生中没有什麽特殊的人才，所以对後来的影响不大。不过这对慈舟来说，却是他办僧教育的开始。

九华寺的华严大学结束後，慈舟受请担任汉口栖隐寺住持。是年春天，他应杭州灵隐寺约请，到灵隐寺开办「明教学院」。尚未开学，因「江浙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他也由杭州到了上海，在灵山寺讲〈普贤菩萨行愿品〉。讲经结束，到常熟虞山兴福寺，帮忙惠宗和尚办理「法界学院」。这是月霞法师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创办的，月霞圆寂後，由应慈主持，後来由持松主持，常惺、蕙庭、现月等，都在学院任过教。慈舟到学院的时间，是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天，他在院授课的时间不到两年，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到河南开封讲《地藏经》，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到安徽当涂讲《般若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应镇江竹林寺之请，主讲於竹林佛学院。年馀之後，因病体不支，回到苏州灵岩山调养。病愈後，任灵岩山住持，开建「常年打七」念佛堂。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他应武汉佛教人士之请，到汉口佛教会、武昌佛教会各讲《大乘起信论》一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又应武昌洪山宝通寺之请，讲《圆觉经》。是年冬，应虚云老和尚的邀请，到福建鼓山筹办「法界学院」。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法界学院正式开学，慈舟在院内讲《华严经》，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讲经圆满，复在福州城内的法海寺，再办「法界学院」。是年在青岛兴建湛山寺的　虚法师，邀请他到湛山讲演《比丘戒相》，他乃前往青岛，在湛山寺讲戒，并倡导结夏安居的古制，教风为之一振。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冬，受请膺任北京净莲寺住持，他乃将在福州法海寺办的法界学院迁到北京净莲寺。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学院开讲《华严经》，到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秋天始圆满。在这段时间内，他曾先後到北京的广济寺、拈花寺、居士林，以及天津、济南等处宣讲经论。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於结夏安居时，为众宣讲〈普贤菩萨行愿品〉。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春，到天津佛教功德林讲《阿弥陀经》。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福建陈大莲居士请他前往讲经，他赴福建途中，道经上海，访兴慈、持松诸同学，驻锡普济寺。居半月，转赴福州，驻锡舍利院。由於福州的海潮寺、地藏庵等寺院住持的坚留，他随在福州停留下来。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春天，鼓山涌泉寺请他再恢复法界学院，而闽北的陈大莲居士又一再催请，他乃率著学僧数人赴闽北，到邵武县，住锡双泉寺，於此结夏，并为寺众及四方参学的人讲《四分律戒本》及《四谛要义》。结夏期满，赴陈大莲居士的家乡泰宁县。抵达县城，县民手持香华，迎之於城郊外，人潮长达二里，所过之处，鞭炮声不绝於耳，盛况空前。他乃於城内天王寺讲〈普门品〉，复至城南古台岩，在岩洞中讲《大乘起信论》。

一九四九年春，应香港佛教界之请，拟赴港讲经，乃离泰宁抵福州。因受战事影响不能到香港，即在舍利院为四众讲《梵网经》及《四分律要义》。这时北京信众也促请他返回北京，是年他由福州北返，抵平後驻锡安养精舍。一九五八年弥陀诞辰日，他在安养精舍舍报西归，世寿八十二岁，僧腊四十八年。

慈舟法师的毕生行愿，教弘贤首，律持四分，行宗净土，数十年南北弘化，泽被众生。他持律严谨，虽游方弘化途中亦不中辍。

他遗留的著作有《起信论述记》、《金刚经讲义》、《菩萨戒疏本疏》、《心经讲录及述意》、《阿弥陀经讲记》、《八大觉经讲录》、《普贤行愿品闻记》、《开示录》等多种，後为人辑成《慈舟大师法汇》行世。

刘盛亚

刘盛亚（1915～1960），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笔名SY。生于四川重庆。少年时代即热爱文艺，中学时期写有以艺人悲惨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白的笑》，于1935年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上，从此与进步文学界接触和交往。同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于1938年回国参加进步的文化救亡活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文协总会刊物《抗战文艺》上发表揭露德国法西斯的《卐字旗下》和《小母亲》等文艺作品。1938年至1940年，与周文在成都创办《文艺后方》周刊，任编辑，并负责发行，发表大量进步作家的作品。其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并担任文协四川分会理事、成都中苏友协理事，在周恩来领导与郭沫若的支持下，与于立群、郭培谦集资筹办群益出版社，任总编辑，出版进步书刊，编辑《中原月刊》。曾在武汉大学任教，主编《星期文艺》，在四川省立剧校和四川大学任教，任《西方日报》副刊主笔，抗战胜利后，出版以反映戏剧艺人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夜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水浒外传》(怀正文化出版社)和根据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改编的剧本《钟楼怪人》(成都出版)、根据歌德的《浮士德》改编的剧本《浮士德》(重庆文风书店)等。还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连载中、长篇。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的小说《幼年》(重庆大时代出版社)、高尔基的《萝茜娜》(上海云海出版社)、歌德等人的诗歌《少年游》(云海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从事专业创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作协重庆分会理事、主席团委员、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委员，民盟重庆市委机关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1年去朝鲜访问，进行创作，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中篇小说《再生记》，受到“批判”。从事专业创作以来，先后到重庆钢铁公司和长江航线长期体验生活。1956年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各省市作家团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后，发表二十多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长篇小说有《木工黄荣昌》(工人出版社)、《水底捞船》(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鲤鱼送屈原》(重庆人民出版社);还发表小说《悬崖标灯》(《长江文艺》，英文版《人民中国》转载)，小说《星》为重庆市1954年获奖作品，译著有《蔡特金传》、《歌德诗选》和《海涅诗选》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逝世后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改正错案，恢复名誉，遗著《刘盛亚选集》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徵明

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初名璧，字徵明，后以字行，改字徵仲，号衡山、停云生等，曾授翰林待诏，人称文待诏。苏州人。活了九十岁，是一位长寿的艺术家。

《明史》本传说他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代。他祖上好几代都作过官。其父文林，曾任温州太守，当文徵明三十岁时，父亲便去世，家境比较清寒。四十多岁时，明皇室宁王朱宸濠派人送来信件和厚礼聘请他，文徵明推说身体不好而辞掉了。五十四岁那年，被荐入京，经过吏部考试，授职“翰林院待诏”，参与编写《武宗实录》的工作。因为他是画家，虽是地主官僚出身，仍被同僚轻视和妒嫉，竟有人在翰林院公开说：“我们的衙门不是画院，怎么容留画匠在这儿!”文徵明看不惯朝廷的腐败，深感官场的黑暗和为官的荣枯无常，朝不保夕。嘉靖初，为议大礼事，触怒了皇帝，朝廷多人被廷杖，恰巧文徵明因腿跌伤，休养在假，幸免于辱。为时不到四年，他便辞官南下，回老家苏州筑室玉罄山房，从此过着书画生活，以终其一生。

文徵明时代的苏州，是当时丝织和棉纺织中心，是江南重要的对外开放的商业城市，自“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商业经济的繁荣刺激和影响了绘画向手工业商品的性质发展。文徵明的画在当时的市场，深受欢迎，特别是他到了晚年，名望更高，求他作画的也更多了。据说：“接踵于道”，“户履常满”，“缣素山积，喧溢里门”。他卖画有“三不应”：即不卖给藩王贵族、宦官和洋人。买画者，除了一般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外，更多的是商人。当时有不少人以复制或仿制他的作品为业，所谓“寸图才出，千临万摹”“文笔满天下”。

文徵明在艺术上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诗文书画，金石篆刻，无不擅长。他曾从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吴宽学诗文，在诗歌创作上有较高的成就，出入柳宗元、白居易，而不拘成法，皆传情而发，具有娟秀妍雅的特色。与唐寅、祝枝山、徐祯卿，在文学上共称“吴中四才子”。著有《甫田集》三十六卷传世。他从书法家李应祯学书法，博取前代名迹，精研各体书法，其行草有智永笔意;大字仿黄庭坚;尤精小楷，他八十九岁时还能在画上用蝇头小楷题跋，而笔力不衰。

许多文献记载，文徵明从沈周学画，工山水、人物、花卉，尤精山水。他的人物画有《文信国公像》、《湘君图》、《昭君图》、《洛神图》、《老子像》、《寒林钟馗图》、《烹茶图》、《采桑图》、《忙闲图》、《四时渔乐图》等。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他四十八岁所作《二湘像》(故宫博物院藏)，写屈原诗意，描绘湘君、湘夫人内在的性格、情感，刻画了在舜死后悲痛欲绝神态。人物描法继承了顾恺之“春蚕吐丝”的传统，线和晕染，浓淡变化微妙，可以了解他在人物画方面的水平。

文徵明的绘画作品，以山水画数量最多，学董源、巨然、郭熙、李唐、赵孟頫与“元四家”，而受赵孟頫的影响尤深。早年细致清丽，中年用笔粗放，晚年则粗细兼具。总的说来，其画风有粗、细两种，名曰“粗文”、“细文”。如《雨山图》、《古木寒泉图》、《寒原宿莽图》，即所谓“粗文”，一看就知道是学沈周的，水墨淋漓，笔致挺拔，苍劲豪迈，粗放中包含着宁静典雅的气质，足与沈周抗衡，但这不是他的主要风格。代表他画风的是所谓“细文”，这类作品占多数。如《万壑争流图》(南京博物院藏)、《真赏斋图》、《春深高树图》(以上上海博物馆藏)等，均以工致取胜，小青绿设色，文雅秀逸，虽多从赵孟頫变化而来，而不失自家面目。

文徵明的花卉，以兰竹为主，据说他“以风意写兰，以雨意写竹”，所作兰花，人称“文兰”。

文徵明经常到真山真水中去写生，画有不少纪游作品，如《石湖图》、《洞庭西山图》、《天平纪游图》、《拙政园图》、《金焦落照图》、《金陵十景图》等，表现了画家的真实感受，使我们领略到苏州和江南一带湖山园林的秀美。

文徵明的家人和学生继承他画风的人甚多，“吴门画派”自文后，实际完全成了文家的天下。文氏家族传其画派而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十多人。其子彭、嘉，从子伯仁，侄台，孙元善，孙女英，玄孙从简，曾孙女淑，曾孙柟、震亨，及震亨子点，柟子掞等，都是能手。其中以文嘉、文伯仁、文震亨、文淑成就较高。文徵明弟子及传其画派者，也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如陆治、陆师道、钱榖、陈淳、王榖祥、周天球、孙枝、侯懋功、刘原起等。

莫洛亚

安德烈·莫洛亚（ André Maurois，1885年7月26日-1967年10月9日），原名埃米尔·盖尔卓(Emile Herzog)。法国作家。1938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父为纺织厂主。奠洛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完成两部有关战争的长篇小说:《沉默寡言的布朗勃上校》(1918)、《饶舌的奥格拉迪医生》(1922)。取材于资产阶级上层生活的作品有:《贝尔纳·柯奈》(1926)、《气候》(1928)、《家庭圈子》(1932)等。一般公认,描写家庭婚姻悲剧的《气候》 为其代表作。使莫洛亚获得世界声誉的是他写的多种传记小说:《雪莱传》(1923)、 《迪菲累利的一生》(1925)、《拜伦传》(1930)、《屠格涅夫传》(1931)、《乔治·桑传》(1952)、《雨果传》(1954)、《仲马一家三代》(1957)、《弗莱明的一生》(1959)、《巴尔扎克传》(1965)。莫洛亚被认为是传记小说的创始人。在掌握确凿的材料基础上,作家塑造了一些伟大的生动形象。但早期传记小说如《雪莱传》和《拜伦传》侧重人物内心生活,后期的如《巴尔扎克传》则着重描写时代的社会内容与作家经历的密切关系。

王朴

王朴（906年－959年4月25日），字文伯，山东东平人。出生于唐哀帝天祐三年(906)。他的父亲名叫王序，门庭并不显贵。王朴自幼聪明、机警，开始读书后，更是勤奋好学，并且特别善于写文章。由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青年的王朴未能通过科举的道路成名立业，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45岁的王朴方才考中进士，并且是当年17名进士中的第一名——状元。随即授予他校书郎一职，在枢密使杨邠手下供事，并住在杨邠府第。

当时，后汉小朝廷朝政混乱，隐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杨邠虽身为宰相，却与文武大臣不和，尤其与大臣史弘肇等人相仇视。王朴估计这样的朝廷不会维持很久，就果断地离开了杨邠。不久，在李业等人的唆使下，后汉隐帝诛杀权臣，杨邠、史弘肇等人皆被杀害，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受到牵连，惟有王朴免遭其祸。

后周初年，王朴在太祖皇帝的养子柴荣手下任节度掌书记。柴荣升任开封府尹，拜王朴为右拾遗，充任开封府推官之职。显德元年(954)，柴荣即皇帝位，是为后周世宗。世宗即位后，马上提升王朴为比部郎中，并赐给他紫袍，以示荣耀。从此，王朴青云直上。

显德二年(955)夏天，世宗皇帝为了寻求政治改革和统一全国的方略，召集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等20余人，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王朴在《平边策》中，首先分析了后唐、后晋两朝的兴衰得失，进而建议世宗皇帝以南方的吴国为开端，迅速平定江北、江南各国，统一天下。并说：“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当时，世宗皇帝刚刚即位，锐意征伐，显德元年(954)，曾亲率军队，在高平大败北汉刘崇、契丹杨衮。班师回朝后，又加紧训练士卒，确实抱负非凡，有统一天下的宏伟大志。而朝中大臣多数不同意皇帝急于用兵，主张先修文德。王朴的《平边策》正合世宗皇帝之意，因此，深得世宗皇帝的赏识和器重。不久，王朴就被提升为左谏议大夫，任开封府尹。随即又被提升为左散骑侍郎，充端明殿学士，兼任开封府尹之职。当时正扩建京城，王朴奉命规划，诸凡街道、建筑的布局均由他设计。

显德三年(956)，世宗皇帝率兵亲征淮南，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协理京师事务。及世宗皇帝班师回朝，王朴又被提升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不久，又晋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恰在此时，王朴的母亲不幸去世，他急忙回家守孝。丧服未除，又被起复授任原官。

显德四年(957)，世宗皇帝再次率兵南征，仍令王朴兼任京师留守。凡京师的军民政务，均由王朴自行处理，不必请示圣旨。王朴本来就性格刚烈，再加上皇帝的授权，使他更加独断。凡是他的所作所为，没人敢阻拦。据《旧五代史考异》记载：当时，京城的扩建工程仍在进行。有一位督工的乡虞侯散漫无状，王朴非常生气，就在大街上将其当众鞭背，打了数十鞭，以示惩诫。事后，这位乡虞侯发牢骚说：“我是皇帝亲自宣补任命的官吏，怎么能不请示圣旨，就随便责罚我呢!”恰巧这话又传到王朴耳中，他马上命令侍从将这人捉来，二话不说，将其立毙于马前。后来，世宗皇帝听说这件事后，笑着对左右的大臣说：“这人真是个笨蛋!他竟敢去对王朴夸耀自己是宣补虞侯，这不是自己找死吗!”因为王朴法度严厉，所以，当世宗皇帝班师回到京城时，只看到一派肃整景象。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皇帝诏令在汴口建一处宣泄洪水的“斗门”，王朴奉命前往巡视，不久回朝。在回京师时，路过前任宰相李谷的府第，前往拜访。正交谈之际，王朴突发疾病，倒在座位上。随从急忙用肩舆将他抬回府第，到晚上就去世了，年仅54岁。世宗皇帝闻讯，大惊失色，急忙赶到王朴家中，来到灵柩前，将手中所拿的玉钺拄在地上，失声痛哭。

据记载，后周世宗皇帝在宫禁中建了一处功臣阁，里面悬挂着李谷、王朴、郑仁海等大臣的肖像。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一天经过功臣阁，门突然被风吹开，正好与王朴的画像相对。太祖皇帝一望见王朴的画像，马上耸然却立，整龙袍，理御带，向王朴鞠躬致敬。左右的侍卫说：“王朴不过是前朝的一位臣子，陛下贵为天子，何必行这么大的礼呢?”太祖皇帝用手指着龙袍说：“如果这个人现在还活着的话，我就穿不上这件龙袍。”(事见《东平县志》卷17)由此可见，王朴确实是五代末朝一位颇有名望的大臣。

王朴本性刚决果断，为人聪敏机智，并且博学多识，再加上备受世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所以，一生多有建树。在军事上，他颇具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在谈到诸国兴亡的次序时说：“淮南吴国，可最先攻取;并州的北汉乃必死之寇，但会最后灭亡。”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方，统一中国，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北汉是最后一个降服的——正如王朴所言。

王朴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功绩外，还考正过声律，校定过历法。显德二年(955)，王朴奉诏校定历法，他抛弃了近代流俗不经的学说，创立了“通、经、统”3种方法，以岁星轨道离交朔望的周期变化，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写成了《大周钦天历》一书。显德六年(959)，他又奉命考正乐律。他认为十二律管互吹，以校定乐律的传统方法不够准确，就以西汉人京房(前77—前37)的“京乐推律”为标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分寸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新五代史》卷31)，写成《律准》一书，流传很久。

另外，王朴还著有《乐府》、《秝经》、《显德三年七政细行秝》等书。

和辻哲郎

和辻哲郎（わつじ てつろう、1889年3月1日-1960年12月26日）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化史学家。力图把东方道德精神同西方伦理思想结合起来的现代日本思想家的杰出代表。生于兵库县神崎郡一个农村医生的家庭。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1920～1949年先后任东洋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他曾经是日本学士院院士、日本伦理学会会长。1955年荣获日本文化勋章。在他诞辰百年的时候，姬路市举办了和辻哲郎文化奖，他的从弟和辻村树是京都市长，女儿京子嫁给了社会学者尾高邦雄。后转而研究日本古代文化的精神和日本佛教，著有论述日本文化各个不同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他又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而探讨早期的印度佛教及其后来的发展情况。但是，他的主要著作是属伦理学范畴的。和辻的伦理学说被称为“和辻伦理学”，它得到天皇专制主义者的赞扬，同时受到进步学者的批判。和辻的主要著作还有：《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作为人学的伦理学》(1934)、《风土(人学的考察)》(1935)、《伦理学》（3卷,1937～1949）、《日本伦理思想史》（2卷，1952）等。

储泳

储泳（约1101－1165）字义卿，号华谷，嘉兴华亭(今江苏太仓)人，宋代无神论者。他工诗文，善吟咏，多有杂著。生平前期，精通阴阳术数，并熟知江湖术士驱鬼避邪、召神降妖等骗术内幕。后期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转向无神论。曾著《祛疑说》，于书中以事实为例，并根据自身耳目见闻，从多方面破除世俗迷信，揭露方术神伎的虚妄荒诞的本质。前代评论本书道：“是书，以平生笃好术数，久而尽知其情伪，因作此以辨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见，本书是作者从神学迷信内部，暴露其虚妄本质的无神论著作，书中“其言皆平易切实，足以警醒世俗”(同上)，是宣传无神论思想的通俗性读物。他在哲学上坚持朴素的元气生化论，认为阴阳之气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这就是天地万物生灭消长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人的生死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现象，并无任何天意主宰，这便在生死观上排除了天命的命定论。他反对阴阳家关于凶神恶煞的邪说，称道：“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焉。其说似不可信。”(《祛疑说·辨身壬法》，下引书只注篇名)他对有神论者及世俗迷信普遍使用的“鬼神”词语，作出新的解释并赋予新的内涵。他认为“鬼神”并不是人死后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魂魄或精魂，而认为它只是阴阳二气的一种运动和变化。他说：“鬼神者，阴阳之变化”(《鬼神之理》)。“夫鬼神者，本无形迹之可见，声臭之可求，谓之有则不可。至于寒暑代谢，日星之运动，雷电风雨之倏变倏化，非鬼神之显著者?”(同上)这里的“鬼神”，实际指的是寒暑、日星以及雷电风雨的自然变化的天文气象，而对“神学”意义的“鬼神”，“谓之有则不可”。这观点同张载把“鬼神”称作“二气之良能也”的命题相同，都将“鬼神”视为自然的阴阳二气的变化，而不是迷信中的鬼魂神灵。这正是力脱神学迷信的禁束，对有神论思想的修正。他对道教宣扬的成仙不死、长生久视以及驱疫消灾等迷信方术，曾写成多篇专论，如《咒枣烟起》、《咒枣自焦》、《咒水自沸》、《移景法》、《烧香召雷神》、《钱入水即化》、《请封书仙》、《呼鼠祛文》、金石丹药以及轻身不老等，采用多种实例，揭露道术方士使用的药物及工具，运用的各种手段及其过程，造成各种奇异的变化，从而达到蒙骗世人的目的。这样便暴露出方术之士行骗无非是借助“非药则术”的伎俩，以便达到“挟此资身”骗取钱财的目的。储泳对方术迷信的打击是沉重而有力的，因而对于宣传无神论思想也是最为有效的。此外，他对神学迷信产生和流行的历史与现实的根源也有所论述。他的著作还有《易说》、《老子注》及《阴符经注》。除《祛疑说》及《阴符经注》外，已散佚不传。

施蒂纳

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德语：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笔名麦克斯·施蒂纳（德语：Max Stirner），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1806年诞生在一个小资产者家庭。20岁时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曾听过黑格尔有关哲学史和法哲学的课。后又就读于爱尔兰根大学。1835年通过考试获得中学授课资格,成为私立女子中学的教师。曾是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柏林“自由人”小组最积极的参加者。开始为《莱茵报》、《德意志电讯》等报刊撰写过若干评论与短文,后来则撰写和发表了成名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并因此被捕。在此之前,他弃教经商,但不久即破产。他曾因欠债而两次遭到监禁,最后终于在1856年死于贫困中。

施蒂纳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唯一者》一书中。在该书中,施蒂纳把自我说成是世界上的唯一现实性,而把世界、自我之外的一切称为自我的所有物和财产。该书集中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个人“不能超越他的类的法则和绝对的本质规定”的主张进行了批判,认为,费尔巴哈所做的,不过是把最高本质由“神”还原为“人”,或把人神化,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说到底不过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而已。施蒂纳通过把自我设定为唯一的现实性和唯一的价值的方式,坚决摈弃国家、社会、各种来源的政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各种立法、道德、社会习俗和义务。对于施蒂纳来说,对除自我以外的一切价值的否定是个性自由的唯一保证以及把哲学体系建立在完全独立和完全个人的思想基础上的唯一手段。他的座右铭是:“我把我的事业置于虚无之上!”他的绝对原则为:“对于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因为“我的事既非上帝的事亦非人类的事,而仅仅是我自己的事,而且它不是普遍的,而是唯一的,就象我是唯一的那样。”这似乎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利己主义的自由。然而,究其底蕴,施蒂纳只不过把自由的观念以最极端的逻辑形式绝对化了。

施蒂纳认为,国家作为限制、束缚个人,使个人服从普遍的工具,不能改造,只能消灭和通过利己主义者的联合取而代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施蒂纳“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

由于《唯一者》一书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作者本人也因此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鼻祖。

其主要著作有:《M·施蒂纳:1842—1847年著作选》(J·马凯编辑,柏林,1898)、《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莱比锡,1845)。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1925年1月14日 - 1970年11月25日），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本名平冈公威,东京人。出身官僚家庭。中学期间从事文学习作。1944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学习。二次大战结束前夕,他应征未被录取,但已写好为日本军国主义殉死的遗嘱。战后,经川端康成的推荐,发表短篇《烟草》(1946)。1947年大学毕业,进大藏省任职,不久辞职。1949年发表长篇《虚伪的自白》和《禁色》(1951～1953),用华丽典雅的词句描写了青年的变态性欲和道德败坏行为。成为石原慎太郎的“太阳族”的先驱。后来在《潮声》(1954)里,通过爱情故事,宣扬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阶级调和论;在《金阁寺》(1956)里,以一青年与内心的绝对美共存亡的悲剧故事,反映了他的军国主义思想情绪。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益趋反动。他多次组织右翼学生去陆上自卫队进行军训,拼凑了反共的法西斯团体“盾会”,自任队长,并且颂扬“武士道精神”,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在《忧国》(1960)、《英灵之声》(1966)和话剧《明日黄花》(1961)等作品中,美化军国主义分子为“忧国之士”,为国捐躯的“英灵”,鼓吹死心塌地为军国主义殉葬的反动腐朽思想。他的反动政治思想和颓废落后的文艺思想在最后一部多卷本小说《丰饶之海》(1965～1970)里得到了集中的、露骨的体现。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使他的反动作品蒙上一层迷信色彩而流毒深广。进入1970年,为了复活军国主义,于11月,同盾会3个队员闯入自卫队剖腹自杀,妄图煽动军事政变,未果。

郝懿行

郝懿行(1757-1825年)清经学家、训诂学家。字恂九，一字寻韭，号兰皋，山东栖霞人。嘉庆时考取进士，任户部主事，后补江南司主事。

郝懿行治学范围很广，擅长名物训诂和考据之学，对《尔雅》用力最深。他认为邵晋涵《尔雅正义》对声音训诂及名物考释不大擅长，因此作《尔雅义疏》二十卷，着重于以声音贯串训诂，据目验考释名物，做出了较大成绩，是《尔雅》注本中最详赡的。其中考释名物十分出色，而对古音学比较生疏，因此以声音贯穿训诂失误较多。

郝懿行著《反语考》，广采经籍，详加辨证，认为反切产生在三国魏孙炎以前。又援引旧注，正名辨物，著《山海经笺疏》十八卷，附《图赞》《订讹》各一卷，阮元评为“精而不凿，博而不滥”。另著有《晋宋书故》一卷，《通俗文疏证》十八卷，《正俗文》，《春秋说略》十二卷，《荀子补注》二卷，《春秋比》一卷，《易说》十二卷，《书说》二卷，《诗经拾遗》一卷，《郑氏礼记笺》四十九卷，《颜氏家训校记》一卷，《汲冢周书辑要》一卷，《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补晋书刑法志》一卷，《诗文集》十卷。此外，还著有《宝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记海错》等博物学著作，大都收入《郝氏遗书》中。

王临亨

王临亨（1557－1603），明昆山人。字止之，号止庵。 王三锡孙。王志坚之父。万历十七年(1589 年)进士。授浙江西安知县，二十年改知海盐，审案不拖拉，为百姓主持公道，两地民谣颂称循吏、能吏，皆祀名宦。后擢刑部主事、员外郎， 江西清吏司郎中。三十一年出知杭州知府，未及任卒。祀为吴郡名贤。著有《蒙训》《女训》《慈俭训》等。其赴广东审案，途次所撰《粤剑编》，记述当地史料见闻，最有价值。

因为审案子从不隔夜、从不拖拉、从不糊涂，为百姓主持公道，老百姓赞之为“王一时”。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的费用绝对不会超过一升米价，又称其为“王一升”。二十三年（1595）调任刑部主事，二十九年（1601）任杭州知府，卒于任所。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昆山人物传·卷十》有王临亨传，说他“性沉敏，多沉湛之思。遇事宽大，喜通脱，不屑争咫尺之赢自快”，西安和海盐当地百姓都设立了“名宦祠”来纪念他。

贾思勰

贾思勰[xié]。生卒年月不可考，北魏时的著名农学家。只知道他大概是山东益都附近人，出生于北魏孝文帝时(5世纪末)，曾担任过北魏青州高阳太守(今山东临淄县西北)。贾思勰的名字完全因他所著《齐民要术》才流传下来的。他在离任以后曾经从事农业生产，养过羊，种过地。《齐民要术》书中涉及的地区是黄河中游，包括山西东南、河北中部、河南的黄河以北及山东境内，这些地方他都亲自做过实际考察。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自序中充分表达出他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理论认识，以及他的农学思想和抱负。贾思勰的农学思想建立在“富国以农”的认识上，他指出“故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他对管仲、刘恒、仲长统等人的“重农贵粟”的思想和主张以及西汉以来许多地方官吏奖励耕农、兴修水利，进行农业技术革新，提倡节约等政策所取得的成就，都给以热情的赞扬。他赞成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农业收成的好坏不是天的恩赐或惩罚，而是靠人的努力。他提倡改革，反对守旧，在序中列举了秦汉以来许多落后地区由于推广先进技术而改变农业生产面貌的生动事例。如敦煌地区以前并不知道使用耧犁，是皇甫隆(三国魏人，敦煌太守)去了以后，“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桂阳地区历来不知道种桑养蚕，无蚕织桑麻之利。老百姓没有鞋穿，冬天脚冻裂出血。茨充(汉光武时)任桂阳令时，“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贾思勰在序中总结写作《齐民要术》的要点有四：“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其中的“歌谣”即指农谚，“老成”即指有经验的老农民。“采捃经传”即指搜集历史上有关农业的文献。贾思勰参阅了古籍150多种，不少古籍在当时还能看到，但后来都散失了。如《氾胜之书》、《相马经》、《四民月令》、《广志》……等，靠贾思勰的摘引，得以部分流传下来。这也是贾思勰的一大贡献。

贾思勰通过实践观察，已经发现了生物既表现遗传又发生变异的现象。他把遗传现象称为“性”或“天性”。比如说粱秫可以晚收，是因为“性不零落”，早收会造成损失;反之荏蓼则要一熟就收，因为“性易凋零”，迟收获种子都掉光了。他最早发现作物异地种植会发生变异。比如山西并州的大蒜种来自河南朝歌，种一年，蒜瓣就变小了。可是并州的芜菁也是从别处买来，种一年，芜菁的块根都变大了。又如山东的谷子品种拿到山西壶关上党种植，都只会徒长，不会开花结实等等。他把这种变异现象归之于环境条件的改变，虽未能深入，却完全是正确的。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自宋代刊刻以后，不仅流行国内，也早传到日本，现在则传向世界。世界农业史学术界对贾氏著作都给以高度评价，日本学者曾倡议将研究《齐民要术》的学问称为“贾学”。

刘过

刘过（1154—1206），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客昆山，依妻家而居。为人尚气节，喜饮酒，以功业自许。博学经、史、百氏之书，好言古今治乱之略，论兵尤善陈利害。淳熙间与刘仙伦齐名，有庐陵二刘之称。曾多次上书宰臣，陈恢复方略，勇请用兵，谓中原可一战而取，不被采用。绍熙五年扣阍上书，请光宗过宫，言极剀切，备受称许。庆元五年，游东阳，往来山谷间，赋诗最多，集为《东阳游戏》(许从道《东阳游戏序》)。屡试不第，漂泊江淮，以诗词客食四方，与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交游。陆游称其“胸中九渊蛟龙蟠，笔底六月冰雹寒”，惜其“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赠刘改之秀才》)。又有诗词上韩侂胄，为韩所喜。开禧元年，至京口，与岳珂相识，与章升之、黄机、王迈等游处，广题郡中名胜，尤以《多景楼》一诗知名(《桯史》卷二)。二年，卒于昆山，年五十三(陈谔《题刘龙洲易莲峰二公墓》)。刘过以诗词久负盛名，其词纵情抒写“平生豪气”，多慷慨激昂，或感怆时事而言词激切，或为收复中原而大声疾呼，如《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沁园春·张路分秋阅》：“便尘沙出塞，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未惬平生。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八声甘州·送湖北招抚吴猎》：“望中原驰驱去也，拥十州牙纛正翩翩。”以及《念奴娇·留别辛稼轩》、《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贺新郎·游西湖》等，气势豪壮，跌宕淋漓。其长调大抵以辛弃疾为法，与刘克庄同称为继辛而起的豪放派作家，虽偶有粗率之笔，然雄健可喜，不乏感人的爱国篇章。刘熙载称其“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卷四)。而《沁园春·寄辛承旨》、《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贺新郎·赠邻人朱唐卿》等刻意学辛，逸气纵横，可谓逼真，然也有“学稼轩而粗”之评(《桯史》卷二、《雨村词话》卷三)。其小令则多俊逸纤秀，宛转含蓄，如《糖多令》(芦叶满汀洲)、《贺新郎》(老去相如倦)等，堪称名作，“是其当行本色”(《蕙风词话》卷二)。至如咏物词《沁园春·美人指甲》、《美人足》二篇，虽工丽纤巧，但刻画猥亵，为世所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张世南谓其诗“出语豪纵”，“警策者已载《江湖集》”(《游宦纪闻》卷一)，有江湖谒客之名(《蟫精隽》卷一五)。其诗多悲壮感慨，如《登多景楼》：“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楼。”以及《夜思中原》、《塞下曲》十馀篇(《鹤林玉露》丙编卷五)，七言歌行体《多景楼醉歌》等，意气豪迈，清新而壮，满怀爱国激情。孙德之称其文工辞藻而尚体要，四六雅驯而工，散文雄深而清(《书刘改之词科进卷》)。著有《龙洲集》十四卷，端平元年刘澥刊，今存明嘉靖间王朝用刻十五卷本，《四库全书》十四卷、附录二卷本，《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函海》十卷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龙洲词》一卷，今存明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四库全书》本、《蟫隐庐丛书》本。又有旧抄二卷本、《彊村丛书》所收二卷、补遗一卷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点校本《龙洲集》，为诗文词合集。《全宋词》第三册录其词八十首。《全宋诗》卷二六九九至二七○八录其诗十卷。文收入《全宋文》卷六六一○。事迹见吕大中《宋诗人刘君墓碑》(《吴下冢墓遗文》续集卷一)、《咸淳玉峰续志》、殷奎《复刘改之先生墓事状》、杨维桢《宋龙洲先生刘公墓表》(《吴都文粹续编》卷四四)。

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市)人。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所出生之地正是金国统治地区，从小就处在异民族的统治之下。他自幼聪慧，胸怀壮志。早在十四岁时，他就借到燕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到河朔一带探察金兵的部署，了解金国的虚实，为以后图谋恢复做准备。金人南下时，历城农民耿京聚集了二十多万人起义，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组织了两千多人去参加聚义。他在义军中担任“书记”之职，帮助耿京筹划军事行动。他作战勇敢，有谋略，忠于抗金事业。当时义军中有个叛徒偷了耿京的印信想到金营去献功，辛弃疾马上追赶，斩了这个叛徒，从此，耿京更为器重辛弃疾。为了保存义军实力，他劝耿京归附南宋，并亲自到南宋联系有关归附之事。但这时义军内部有个叫张安国的人当了叛徒，受金人重赏谋杀了耿京，投降了金人。听到这个消息，辛弃疾以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只带五十名骑兵，直入金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了张安国，并策动金营中的耿京旧部万余人反正，冲出金营。他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抗金斗争，但并没有受到南宋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只让他担任地方官的助手。

当时朝廷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激烈，他站在主战派的立场作《御戎十论》(又称《美芹十论》)进呈宋孝宗，又作《九议》献给宰相虞允文。《御戎十论》有论文十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族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说明金兵不但不可怕，而且还有“离合之隙”可乘，并就南宋方面充实国力、作好作战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九议》除《御戎十论》里的重要论点外，还根据刘邦、项羽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驳斥种种“吴楚之脆弱不足以平衡于中原”的谬论，认为胜败关键在顺逆，而金人南侵处逆，宋朝收复中原为顺，所以他坚决主张抗金，并提出自治图强的办法以及收复中原先攻山东、次取河北的战略。这些光辉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础上的，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的动力。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改任建康府通判，他因此得以与当时一些上层人物和诗人骚客接触，得到一个发展诗词创作才能的机会。从此，词就成了他感情的传声筒，成了他战斗的武器。辛弃疾一生作词(现存)六百余首。这些词多抒发恢复统一祖国山河的强烈感情，他谴责主和派误国的罪行，表现自己忠心报国的情怀和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辛弃疾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形式自由活泼，风格悲壮豪放，在宋代的爱国词人中，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年六十八。宋恭帝时获赠少师，谥号“忠敏”。

凯塞林

阿尔贝特·凯塞林 (Albert Kesselring，1885年11月20日—1960年7月16日)，纳粹德国空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第1航空队司令、第2航空队司令、南线德军总司令、C集团军群总司令和西线德军总司令等职。

1885年11月20日，凯塞林出生于德国马克斯泰特的教师家庭。少年时代就立志从军。中学毕业后，凯塞林说服父母而于1904年应征入伍，到巴伐利亚第2炮兵团服役。凯塞林专心致志地学习军事知识，很快掌握了炮兵基本战术。上司看他有培养前途，便送他到慕尼黑炮兵与工程学校深造。此举为其后来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1907年，晋升为少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塞林已是上尉军官，先后在野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任职。

大战结束后，凯塞林在巴伐利亚第3军司令部任职，主要负责后备役部队编成和训练，后晋升为少校并调到陆军总司令部。1930年，晋升为中校，调德累斯顿第4炮兵团任营长。

希特勒上台后，于1933年10月建立空军，在陆军中征召优秀人才到空军服役。已晋升为上校的凯塞林转入空军服役，任新成立的航空部行政管理局局长。凯塞林在48岁时开始热心学习飞行，为纳粹德国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努力。

纳粹空军建立之始，困难很大。其中尤以资金短缺、技术力量不足为甚。凯塞林积极执行“空军发展计划”，与财政局、技术局紧密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措了大量资金，建立了飞机工业的基础。1934年1月，德国每月生产飞机72架，到1935年7月，月均生产飞机达到293架。空军的机场、营房以及其他不动产军事设施的建筑更是由他计划和组织实施的。1933年1月，飞机工业的雇员还不到4000人。凯塞林接手后，1934年竟增至1108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飞行装备供给和修理部门的雇员。凯塞林于1935年晋升为少将，次年晋升为中将。

1936年6月3日，纳粹德国空军首任参谋长韦弗在德累斯顿因飞机失事丧生。深受戈林厚爱的凯塞林继任空军参谋长，负责空军组织与训练以及飞行、高炮、通信和伞兵部队的使用等事宜。然而，凯塞林缺乏经验，处理问题显得力不从心，“使空军机关原来那种责任力下降，而机构却大为臃肿膨胀”，逐渐与空军部副部长米尔希发生分歧，因而很快被解除参谋长职务，调任驻德累斯顿的空军第3军区司令。1938年4月1日，凯塞林因空军实行改组而出任第1集团军 (不久即改为第1航空队) 司令。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凯塞林奉命率部担任北方集团军群的空中支援。他的航空队充分显示了航空兵的强大火力突击作用，首先对波兰一线机场实施突然袭击，严重破坏了机场设施，给波兰空军战斗行动造成极大困难。紧接着，又派战斗机与波军空战，派侦察机搜寻波军驻扎机场，一旦发现目标，轰炸机立即实施突击。波兰空军在数天之内即告覆灭。夺取制空权后，凯塞林指挥其飞行部队密切协同地面部队打通波兰走廊，轰炸华沙，突击库特诺包围圈内的十余万波军，直至战役结束。空军的出色行动使得地面战役的突然性、快速性大为提高，希特勒的“闪击战”也成为现实。凯塞林因而获得铁十字骑士勋章。

波兰战役后，希特勒立即准备实施进攻西欧“黄色”的计划。1940年2月，凯塞林调任西线的第2航空队司令。在西方攻势开始前一天，他命令空军在比利时和荷兰港口前布设100枚水雷，封锁盟军航道。5月10日5时35分，德军沿北自北海、南至卢森堡南部边界一线，对西方发起进攻。第2航空队为B集团军群担任空中支援。在这次作战中，凯塞林的航空队首次使用伞降与机降部队迅速占领荷兰的莫尔狄克、鹿特丹，完整地夺取了马斯河和瓦尔河上最重要的桥梁，并坚守到机动部队从陆路到达，迫使荷兰政府投降。但是，就在荷兰与德军在鹿特丹进行投降谈判时，凯塞林还向第54战斗机联队发出轰炸该城的指令。荷兰败降后，第2航空队全力支援陆军行动，扫除了德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将数十万盟军压到狭窄的敦刻尔克地域。接着，凯塞林与第3航空队又把这些盟军作为捕杀对象。可是，英吉利海峡的恶劣天气和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终于使凯塞林第一次丧失了局部的空中优势，致使受困的大部分盟军撤至英国。7月19日，凯塞林越级晋升为空军元帅。

法国沦陷后，第2航空队司令部设在布鲁塞尔，准备实施对英作战。凯塞林为抵前指挥又把前沿指挥所设在多佛尔对面的灰鼻角。在此期间，凯塞林认为作战初期皇家空军很可能为保存实力而采用规避战术，将战斗机主力配置在后方。而德国战斗机由于航程短，飞不到伦敦以外远地区掩护轰炸机作战。这样，失去掩护的轰炸机也就无法实施大纵深攻击。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提出攻击英国首都伦敦，认为英国为了保存伦敦，甚至会把最后一架战斗机也投进去。而一旦英国战斗机应战并因此受到削弱，德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就能顺利地实施纵深攻击。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凯塞林的判断颇有见识。但是，希特勒却拒绝采纳其作战方案，下令空军攻击英格兰南部和东南沿海附近的目标。1940年7月10日，第2航空队首次以强大兵力攻击英国南部的军事目标。8月13日 (鹰日)，德国空军出动1485架次飞机在英国南部狂轰滥炸。许多德国飞行员把不列颠诸岛的地图画在机身上，并加上“伦敦——8月15日——完蛋”的字样，大有一举轰平英国之势。接连数天，整个英格兰南部上空充满了战斗的喧嚣。德国空军几乎倾巢出动，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英国空军不仅未受到致命打击，反倒击落德国367架飞机。这时，希特勒才想起凯塞林方案的价值，允许轰炸伦敦。8月24日，凯塞林命令轰炸机编队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首次空袭伦敦。9月初，大规模闪电空袭伦敦达到高潮。按照戈林的命令，凯塞林每天都集中450架以上的远程轰炸机实施昼间袭击。在这场混沌的大破坏中，伦敦3个铁路终点站被摧毁，对外的铁路运输严重瘫痪。然而，英国军民终于顶住了德国空军的闪电攻击。到9月15日，凯塞林的轰炸机已丧失一半，其战斗机损失更惨，已无力担负空袭伦敦的任务。9月30日，凯塞林部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伦敦。不列颠空战的失败使希特勒无限期推迟实施“海狮”计划。1941年6月，第2航空队被调到波兰和东普鲁士地区，准备进攻苏联。

1941年6月22日3时15分，凯塞林协同博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由东普鲁士南部和总督辖区北部，向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突击。第2航空队对苏联陆军和空军机场实施持续而猛烈的轰炸。中央集团军群在凯塞林的协同下，于明斯克、斯摩棱斯克两地围歼苏军60多万。9月26日，凯塞林奉命同中央集团军群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计划。从10月初起，第2航空队全力为地面部队扫平前进障碍，空袭莫斯科，攻击从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勒热夫—线起通往东部的各条铁路线，阻碍苏军补给与增援部队，给苏军实施莫斯科防御造成极大困难。

1941年11月，英军在北非实施反攻，地中海的局势陡然变化，意大利请求希特勒紧急支援。为加强在北非的军事力量，凯塞林及其第2航空队被调往地中海地区。凯塞林被任命为南线德军总司令，负责向在北非作战的隆美尔部提供空中支援和阻止英军从马耳他岛进行袭扰。隆美尔与凯塞林是性格相异的统帅，前者孤傲狡黠，后者平和乐观。然而，凯塞林尽管比隆美尔的军衔高、军龄长，却抱着极为坦诚的态度与隆美尔研究战事，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协同作战。随着隆美尔部的胜利，希特勒对凯塞林愈加器重，在1942年9月甚至想让凯塞林接替凯特尔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

1942年秋，战局对德军日益不利。盟军在北非将隆美尔部打得焦头烂额，且地中海的空中优势已经易手，凯塞林的航空队甚至连最基本的补给都难以运送。

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权很快于9月倒台，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凯塞林立即解除80万意军的武装，并将26万多人送到德国服苦役。他制定了防御计划： 在罗马以南建立数道防御线 (如萨莱诺—福贾线、加里利亚诺—卡希诺—亚得里亚线、古斯塔夫线)，坚决抗击盟军进攻，使盟军丧失进入罗马和巴尔干的跳板。凯塞林的防御战术取得了成功，德军在意大利与盟军对峙了一年多。1943年11月，驻意大利的德军合编为C集团军群，凯塞林为C集团军群总司令。1944年7月19日，凯塞林获得栎树叶钻石勋章。凯塞林率部与盟军在安齐奥滩头和努吐诺滩头激战之后，撤往台伯河以北，并在盟军进占罗马之前撤到亚平宁山区继续抵抗。

1945年3月10日，希特勒下令凯塞林接替伦德斯泰特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企图在西线重现意大利防线的奇迹。但是，这位曾自行驾机二百多次巡视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空军元帅，也无力回天。5月5日，凯塞林向艾森豪威尔请求允许派代表商定投降条件，遭到拒绝。5月7日，凯塞林率部就近向美国第101空降师投降。

1947年5月6日，设在威尼斯的英国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凯塞林死刑，不久改判无期徒刑。凯塞林先后在威斯特伐里亚和沃尔监狱服刑，1952年因病获释，1960年7月16日死于心脏病。

斯宾诺莎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唯物论和唯理论代表之一。早年接受犹太教神学教育,同时学习欧洲各国语言、数学和笛卡儿的哲学。因无神论思想于1656年被永远开除教籍。靠磨光学镜片为生。1673年以有碍思想的完全自由为理由,拒绝担任德国海德尔堡大学哲学教授。1676年曾接受莱布尼茨的拜访。由于贫病交加,45岁死于肺病。在哲学上,肯定构成万物存在和统一基础的实体即自然界,或“上帝”。具有泛神论性质。认为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只有一个,是自因的、无限的、永恒的。属性是实体的本质特征。实体有无数属性。能为人的知性所认识的有两种,即广延和思维。样式是实体的各种特殊状态。又分无限样式和有限样式两种。广延所派生的无限样式是运动和静止,思维所派生的无限样式是理智。由运动和静止派生的有限样式为有形的各种具体事物,由理智派生的有限样式为各种具体事物的观念。认为一切个体事物都有生命(灵魂),具有物活论的思想倾向。实体不变不动,只有作为样式的具体事物才发生运动变化。事物的运动变化原因不在自身,而在外界的他物,且运动变化也只限于机械的位置移动。承认具体事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但反对神学目的论,认为联系均出于必然,否认存在偶然性。又认为作为样式的具体事物处于不间断的因果联系之中。反对自由意志说,强调为所欲为、行为不受限制是不可能的,只有听凭理性指导,努力认识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才能获得自由。提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把自由与必然辩证地统一起来。在认识论方面,承认认识源于外界对象,但认为感性认识不可靠,只有用同感性认识无关的理性直觉和推理才能获得可靠的真理性的认识。由理性直觉得到的可靠知识是“真观念”。在伦理观方面,认为对知识的占有即为幸福,也即为善,实现对整个自然界在总体上的认识,即为达到“至善”。在政治学方面,宣传天赋人权说,言论自由说,拥护共和政治和民主政体。在历史上首次用历史的方法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在美学上,认为美的本质是事物使我们满意与舒适的一种属性。否认美的绝对性,认为美丑是相对的,美与其说是客体的性质,不如说是观察者对事物的印象。主要著作有《笛卡儿哲学原理(附〈形而上学思想〉)》(1663)、《神学政治论》(1670)及由友人编入《遗著》(1677)中的《知性改进论》、《伦理学》、《政治论》、《书信集》等。

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英国小说家。1966年被授于荣誉勋位。1969年被授于骑士级荣誉勋章。

格林曾在伯肯斯特德学校读书,父亲为该校的校长。他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毕业后受雇于《泰晤士报》(1926—1930)。他的第一篇小说《内室的男人》(1929)发表以后,便致力于写作。1935年去利比里亚访问,后写出《没带地图的旅行》(1936),1938年去墨西哥了解宗教迫害的情况,又写出一份旅行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林在外交部工作,曾被派驻塞拉利昂(1941—1943)。

格林的首次成功是“消遣小说”《斯坦布尔快车》(1932);《布赖顿硬糖》(1938)使他一举成为第一流的小说家。其他的“消遣性小说”包括《密使》(1939)和《恐惧部》(1943)。《不法之路》(1939)和《权力与荣耀》(1940)取材于他在拉丁美洲的经历。《问题的核心》(1948)是一部描写西非殖民地一个警官的悲剧。格林的一个很有个性的主题是探讨人们献身于某个事业或意识形态的动机,或是宗教方面的因素,或是爱国心,或是性在起作用;这种主题以强烈的喜剧效果体现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中,也同样体现在较严肃的作品《事件的结局》(1951)、《沉静的美国人》(1955)和《人的因素》(1978)中。格林的许多小说已被拍成电影,而用的常常是自己的脚本;《第三个人》(1949)直接写成电影脚本,由卡罗尔·里德导演。

格林也为孩子们写了许多短篇故事和书。他的剧本,从《起居室》(1953)开始,一直都和宗教伦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所有的剧本中,喜剧《殷勤的情人》(1959)是最成功的。

胡朴安

胡朴安(1878—1946)，著名报人和近代经学、训诂学家。安徽泾县人。原名有忭,学名韫玉,字仲明,后改字朴安,笔名颂民、朴庵。早年加入南社,曾任该社庶务、干事,为南社重要骨干。1912年3月28日,戴季陶主办的《民权报》在上海创刊,曾参与筹办。4月1日,叶楚伧主编的《太平洋报》在上海创刊后,加入该报并但任专电编辑。11月10日,《学艺杂志》在上海创刊,亲撰《发刊词》。1916年1月22日,叶楚伧、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应邀担任该报主笔。后继叶为该报负责人。1920年,在上海与汪子实发起“鸥社”,出有《鸥社集》。1923年与柳亚子一起发起成立新南社,任该社编辑主任兼会计,并主编《新南社社刊》。1926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学术刊物《国学》。1930年应叶楚伧之邀,一度出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曾任上海国民大学及持志大学国文系主任。1932年5月4日至1937年11月24日,任上海《民报》(由原《民国日报》复刊易名出版)社长。同时,还主编《大晚报》副刊《上海通》。抗战初期,出任政论社社长。1939年夏,患脑溢血症,半身不遂,仍坚持写作,为《大众杂志》撰写署名“半边翁”的《病废闭门记》。抗胜利后,重任《民国日报》社社长,并任上海通志馆馆长。1947年7月9日病逝。一生留下著作达百余种,如《校雠学》、《六书学》、《文字学研究法》、《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周易古史观》、《墨子解诂》、《离骚补释》、《荀子学说》、《庄子章义》、《寒山子诗》、《太古政说考》、《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华二千年风物志》、《俗语典》及编有《国学汇编》、《朴学斋丛书》、《文艺小丛书》、《清文观止》、《天南鸿雪》、《古今笔记精华录》、《南社丛刻》等。

孟郊

孟郊（751年－814年）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德清武康镇清河桥)人。生于昆山(今属江苏),早年隐于嵩山。曾两次应进士举，都落第,客游江西、湖南、荆襄、河南等地。及长,在湖州参加诗僧皎然组织的诗会,刻意吟咏。性狷介,与韩愈交谊颇深。唐贞元七年(791)秋,在湖州举乡贡。贞元十二年(796)46岁时才登进士第。他为此高兴地写下了《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他并没有得到重用。贞元十六年50岁时才授为溧阳县尉，在任上终日吟诗，吏事多废。元和元年(806)，受河南尹郑余庆之召，为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元和九年(814),原河南尹郑余庆出镇兴元,召他为兴元军参谋,病死赴任途中。友人张籍私谥其为贞曜先生。郊酷爱吟诗,吏事多废。一生穷困潦倒,不苟同流俗,时人称之为寒酸孟夫子。诗歌多抒发愁苦之情和忿懑不平的感慨,也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感情真切,直抒胸臆。

孟郊在《读张碧集》诗中，阐述了他的文学观点，他说：“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先生今复生，斯文信难缺。下笔证兴亡，陈辞备风骨”。他反对大历以来流连光景、粉饰太平的平庸浮艳诗风，标举“六义”、“风骨”的传统。他终生潦倒，境遇与下层人民接近，所以他的诗对社会现实矛盾有所揭露。如《长安早春》、《长安道》鞭挞了权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杀气不在边》、《吊国殇》谴责了藩镇割据、战乱不止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贫女词》、《寒地百姓吟》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但他的诗主要内容是感怀自己贫困孤苦的生活，如《秋怀》15首真实而形象地写出了晚年病魔缠身、贫困不堪的悲惨境界。孟郊长于乐府和古诗。他是以苦吟著称的诗人，其诗都是经过苦心锤炼而成，显示出寒瘦奇警的艺术风格，正如他自己所说“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夜感自遣》)。韩愈说他的诗是“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苏轼形容他的诗是“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但他的有些诗也写得平易近人，如脍炙人口的《游子吟》。孟郊与韩愈齐名，时称“孟诗韩笔”。又与贾岛并称，有“郊寒岛瘦”之说。孟郊诗在文学史上颇有影响。中晚唐许多著名诗人都很赞美他的诗才。贾岛曾说：“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哭孟郊》)。可见孟郊诗流传之广。北宋江西诗派生新瘦硬风格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孟郊诗的影响。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郊诗集》10卷。宋人宋敏求编次《孟东野诗集》10卷，卷10附录赞1篇、书2篇。《全唐诗》卷372至381存其诗10卷。《全唐文》卷684存其文3篇。今人华忱之曾校订出版了《孟东野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广钦

广钦（1892～1986）福建惠安人。本姓黄，因家贫，至晋江李姓家中为养子。生禀夙慧，随母奉佛茹素，未久，皈依福建泉州承天寺瑞芳法师。其后，师曾远游南洋多年，返乡后刻意苦行，历十余寒暑。三十三岁，投礼瑞芳法师披剃，法名照敬，字广钦。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十二岁，受戒于福建莆田囊山慈寿禅寺。后遂决志至泉州城北清源山潜修，自是断弃五谷，仅食果类。师曾于山中入定，历四月，往来农樵皆以为物化，承天寺方丈转尘老和尚乃偕同弘一大师前往勘验，始知师深入禅定，叹为希有。民国三十六年来台，初时栖止于台北新店寒林旷野之间；三十七年，于山壁间开凿石洞，命名广明岩（今称广明寺）；四十年，移锡于台北土城日月洞，鲜为人知。三度禅定之后，始名闻于世。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间，于土城火山兴建承天禅寺，火山则称清源山，系为纪念祖庭而命名者。各地善信前往参礼者络绎不绝。七十五年二月于高雄六龟妙通寺示寂，世寿九十五。［广钦老和尚事略、广钦老和尚云水记］

阎锡山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1883年生，山西五台人。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由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先后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毕业回国后，被清政府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先后担任山西陆军小学教习、监督，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标统等职。

1911年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任山西都督，长期统治山西。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被任为参谋。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阎锡山被任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各省将军又改称督军，阎锡山亦改称山西督军，並于次年兼任山西省省长。他在山西实行保境安民、简练部伍的政策，並创立村政，推行六政(水利、种树、吞桑、禁烟、女子大脚、男子剪发)三事(种棉、造林、畜牧)，使山西一度出现生产的新发展，社会比较安定的局面。北洋政府曾授予山西“模范省”称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投靠蒋介石集团，将所部八个军十七个师10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 自任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承认他这一职务，並任命他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初，他参加蒋介石的第二期北伐，对奉军作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后各届均连任。此外，还先后兼任政务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司令长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职。

阎锡山势力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军阀之一。他拥有十个军(三十个师)、四个保安纵队(十二个旅)、四个骑兵师、七个炮兵旅。他和冯玉祥、李宗仁等结成反蒋军事联盟，准备倒蒋。1930年4月1日，他在太原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自任总司令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任副总司令，並联名发表倒蒋通电。 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所兼各职，通令拿办，又宣布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以阎锡山为首的中原倒蒋战争全面展开。 8月7日，汪精卫在北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中委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反抗， 以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7人为委员，阎锡山为主席。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出兵山海关，直捣平津。结果，阎锡山、冯玉祥大败。

1931年10月，国民党中央恢复阎锡山的党籍，恢复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1932年2月， 国民政府委任他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公开掌握山西军政大权。1935年4月，授予他为陆军一级上将，不久又委托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2月，他引进蒋介石的中央军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组成的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出师前线抗日。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情况下，阎锡山乘机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 “建设救国团”等御用社会团体，后来把这些社团合并成“自强救国同志会”，他自任会长。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阎锡山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采取“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1936年9月，“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 (简称“牺盟会”)，阎锡山任会长，並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帮助领导“牺盟会”的工作，使“牺盟会”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不久， “牺盟会”正式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后来发展成四个纵队，总兵力约50个团，统称“新军”。 “新军”名义上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並接受共产党领导。后来在晋西事变后，“新军”纳入了八路军建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驻山西、绥远两省的所有部队(扬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汤恩伯的第十三集团军)进行抗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改编为军十八集团军，列入第二战区序列，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党部队联合抗日。抗战初期，阎锡山曾驻代县太和岭口指挥对日作战，平型关战斗后，为阻止日军南下，又组织忻口会战，与敌激战23天，给敌以重创。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后，阎锡山对抗日丧失信心，积极拥护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39年3月，他召开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企图瓦解新军和牺盟会等进步组织。12月，为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他制造晋西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屠杀共产党员和牺盟会进步分子，摧残山西抗日民主政权。此后，他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並暗中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但直到抗战结束，他还是维持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1945年5月，在国民党军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宜川行营主任，辖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等三个战区。后来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窃取人民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参加反人民内战。9月上旬，他集中三个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古称上党)地区发动大规模进击，企图控制晋东南， 川向共中方面施加压力。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将阎锡山入侵的35000余人全歼。1948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军区部队、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及晋中解放区地方武装等，先后发起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歼灭阎锡山主力部队10万多人，阎锡山于1949年3月29日逃出太原飞往南京。5月，南京解放后，他曾在广州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949年12月，阎锡山从四川逃往台湾。1950年，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60年5月，阎锡山病死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