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12日—1889年10月29日)，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不屈战士。他是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第二代革命家——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卓越领袖。这一代革命家继承了前一代贵族革命家的传统，扩大了和群众的联系，提出了彻底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纲领，为下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列宁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

1828年7月24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在伏尔加河边的城市萨拉托夫。他父亲是一个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赞颂自由的诗篇，乔治·桑和狄更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说，是他童年时代的启蒙读物。进入中学以后，他开始阅读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作品，又亲身体察农奴制度下的现实生活，从而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1846年，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考取了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他的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便是在大学时代逐步形成的。

当时在彼得堡，围绕着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展开着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它的创始人别林斯基的革命活动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里，年青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既能更清楚地看到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腐朽反动，也能更强烈地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他对大学课堂里讲的东西没有多少兴趣，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和独立思考。他广泛地阅读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自然科学，甚至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但是最吸引他的是果戈理的小说，别林斯基后期的文学评论，以及赫尔岑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

在大学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了彼得罗舍夫斯基派的一个主要成员哈内科夫，并且通过他和这个派建立了联系。彼得罗舍夫斯基派是一个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组织，激烈反对农奴制度。它的成员多数是青年，他们定期举行秘密集会，研究哲学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讨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包括如何在俄国发动革命。这个组织的活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848—1849年欧洲革命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极大的震动。他急切地盼望俄国也早日发生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并把政权交给最下层而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雇工和工人。他在1848年的一篇日记中说：“在人类最终目的的信念方面，我已完全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极端共和主义的拥护者……”。他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对这次欧洲革命的干涉。当得知尼古拉一世派出重兵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其愤慨。他说：“我是匈牙利人民的朋友，我希望俄国人在那里被打败，为此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这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他回到故乡，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员。他的革命思想和崭新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的欢迎，但是却为反动保守的校长所不容。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当地一位医生的女儿奥尔伽·华西里耶娃结婚，然后夫妇一同移居彼得堡。

到首都以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写出了他的著名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由于论文的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彼得堡大学一直拖延到1855年才举行公开答辩。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的第一篇长篇论文。他以唯物主义理论为武器，向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和当时流行的种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谬论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著名定义。他指出，美不是艺术家的幻想捏造出来的，不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现实的客观属性。艺术作品中没有一点东西不是现实生活所提供的，艺术的美是现实的美的再现。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美的阶级性。因为既然美是生活，那末不同阶级的人由于生活不同，对美的观念也就各异。但由于还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他经常片面地强调生活而贬低艺术的意义，把艺术看成只是消极地再现现实。虽然他认为艺术应当是“生活的教科书”，但是还不能充分认识艺术对改造现实生活的积极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重返彼得堡以后，写了一些文章向《现代人》等杂志投稿。《现代人》杂志是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刊物。它在普希金的参与下于1836年创刊。1846年起诗人涅克拉索夫任杂志的主编，但它的理论支柱是别林斯基。1848年别林斯基逝世后，《现代人》的理论水平有所下降，亟需充实编辑力量。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初的一些来稿中，涅克拉索夫就看出了这位作者的才智，便请他来负责杂志的文学批评栏的编辑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欣然同意了。1857年，年青的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接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便专门负责杂志的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各栏。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他的革命思想使杂志的战斗立场变得比先前更为鲜明和坚定，并使它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喉舌。

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是俄国革命形势高涨和农奴制度危机日深，直至最终崩溃的时期。广大农民不堪忍受日益加重的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农民的斗争威胁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使一部分地主，甚至沙皇本人也感到有进行某种改革的必要。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决定进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地主阶级力图在保留自己的土地所有制和其他权益的前提下对农奴制度作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对改革不抱任何幻想。他坚定地捍卫农民的利益，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彻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1857年6月，他在给《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泽列内依的信中说：“请问，难道不能坚持以下的原则吗?每一个耕作者应当是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雇农;他应当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土地承租人或地主而劳动”。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由于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全部革命主张。但是他特别强调以下两个观点：第一，解放农民时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土地;第二，农民不向地主缴付任何赎金。例如，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材料》(1859)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解放农民时，至少要把农民目前所耕种的份地给他，不许有任何的“割切和更换”;至于在份地不足的地方则应予增加。在另一篇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给农民的份地过小，或是要求支付赎金，那还不如不给土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进行公开的理论宣传的同时，还开展了秘密的实际革命活动。在改革前夕，他写了著名的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以有力的论据和通俗生动的语言揭露了这次改革的欺骗性。他对农民说：“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这就是说，沙皇和地主们原是一丘之貉”。他号召农民作好准备，待等时机成熟就举行武装起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杜勃罗留波夫从1859年起就准备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自己在陆军学校里教过书和编过一个军队刊物的条件，逐步把一些士兵和进步军官团结在《现代人》杂志的周围。在首都的一些高等学校里也有一批革命青年被组织了起来。为了团结全国的革命力量，必须和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及其《钟声》报采取一致行动。五十年代的赫尔岑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沙皇的幻想。185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专程去伦敦和赫尔岑会晤，帮助他认识自己的迷误，同时和他商量如何共同开展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斗争。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所谓解放农民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农民在名义上得到了“自由”，可是他们原来使用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夺去。为了取得很小一块份地，农民要缴付巨额赎金。在赎买土地以前，农民仍要为地主承担各种“临时义务”。改革一宣布，所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报刊都表示拥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的《现代人》则表示沉默。当时在合法刊物上是规定不许登载直接反对政府法令的文字的，所以沉默便是对这场大骗局的有力抗议。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篇题为《没有收信人的信》的长文，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实质。文章把俄国比作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认为现在是停止缀补它的时候了，必须立即从头到脚换一身新衣。文章准备在《现代人》上刊登，但是书报审查机关不予通过，直到1874年才在国外首次发表。马克思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不仅做了详尽的笔记，而且几乎全部译成了德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活动使沙皇政府把他视为眼中钉。1862年6月，政府勒令《现代人》停刊8个月，紧接着在7月7日，又非法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一保罗要塞的阿历克谢半月堡的单身牢房里被囚禁了将近两年。1864年，政府以伪造的“阴谋颠覆现行制度，策划暴动”的罪名判决他到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7年，然后终身流放在那里。在漫长的监禁、苦役和流放生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忍受了种种折磨、凌辱和迫害，但是始终坚持革命立场和信念。1875年，政府派遣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上校副官到流放地劝他向沙皇请求宽恕。只要在一张拟好的文稿上签一个名，就可以立即获得自由。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为之所动，大义凛然地说：“我为什么要请求皇上赦免呢?我认为，我被放逐只是因为我的头脑和宪兵长官舒瓦洛夫的头脑构造不同。就为这一点而请求饶恕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以后，国内外的革命者和先进人士都十分关心他的命运。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以及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可知性。1860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在本文中，他明确地指出了哲学的党派性，认为各种哲学学说都是反映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而哲学家总是某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所谓哲学的人本主义原理，简而言之，就是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归结为自然的人的身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关系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根据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对人的研究可以看到，人的精神活动不存在于人的机体之外，而是一种生理过程，是人的大脑的产物，而人的机体和大脑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如果把对人的这种分析扩大到整个自然界，那末也应当得出相应的结论。由此可见，哲学的人本主义原理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是对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坚决否定。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反动的和自由派的理论家的猛烈攻击，沙皇政府也大为震怒，认为它是一篇“动摇君主政权基本原则”和“煽动一阶层仇恨另一阶层”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原理来自费尔巴哈，同时又比费尔巴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他还不能运用唯物主义去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他经常把知识的进步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看作社会前进的动力，而不懂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他和赫尔岑一样，“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同时也不希望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列宁称他为“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②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劳动的买卖和人的买卖只是出售劳动时间长短和购买者对出售者的权力大小不同而已。他着重谴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为它使劳动者变为无产者，使全部财产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只是强者和富者的自由，对劳动人民毫无意义。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能一贯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而是经常从“道德”和“理性”的概念出发。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俄国可以通过当时还存在的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竭力主张保持村社土地占有制，由村社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认为村社土地占有制第一可以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第二可以使农民不断改良土壤，更加积极地生产;第三有利于将来比较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生产。关于通过村社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早提出来的。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周到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要使村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必须彻底废除农奴制度和推翻沙皇统治。这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是紧密结合着的。正是这一点，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出一头。但是，他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有着惊人毅力的顽强的革命战士。在被囚禁、服苦役和遭流放的艰苦岁月里，他仍然不停地写作。他留下的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和《序幕》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写成的。前者写于彼得—保罗要塞的囚室里，后者写于西伯利亚矿场的窝棚中。《怎么办?》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群坚决同农奴制度进行斗争的革命者的形象。小说中描绘的建立在集体劳动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序幕》是一部政治小说。它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之交的俄国社会，反映了农奴制改革期间的阶级斗争。作者着重揭露了自由派的反动本质，号召农民以革命暴力摧毁农奴制度，夺取政权。作者借主人翁伏尔根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农奴制改革的革命立场和观点。《序幕》的手稿经作者的朋友秘密带到伦敦，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于1877年在英国出版。列宁对上述两部小说有很高的评价。

1881年，民意党人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加强镇压革命的同时，也采取了某些欺骗群众的笼络手段。在这种背景下，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83年被准许从流放地回到俄罗斯。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渡过了长达21年之久的监禁和流放生活。但是，政府不让他回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只许他在里海西北岸一个偏远的城市阿斯特拉罕定居。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当时唯一得到官方允许的工作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很大的精力翻译了德国史学家韦伯的11卷《世界通史》，并且针对作者保守的、民族主义的观点作了批判性的注释。188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他准备付印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第三版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晚年所写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他在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同时有力地批判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这篇序言，由于它的鲜明的革命性，遭到了审查机关的禁止，直到1906年才得以问世。列宁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水平”。①

1889年，政府准许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居故乡萨拉托夫。他在这里只生活了4个月，1889年10月29日夜间，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

萧红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迺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至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之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舒群、萧军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 《小黑狗》、 《哑老人》、 《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 《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生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在这里，九月，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年的四月至六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了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贫病而死。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个粗暴的人，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下身腐烂了、生了蛆虫，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这样活活地烂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的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把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启发读者去憎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宣传“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是驯服地作亡国奴，被杀害、被掳掠、被强奸呢，还是挺身而起，进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萧红运用一般女性作者难于驾驭的雄健的笔锋，描写了这些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走向觉醒，起来斗争的故事。他们的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妇女们被奸污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传“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 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义勇军去了。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绘了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了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萧红的创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了鲁迅，鲁迅先生认真地对此稿进行了修改之后，又及时地介绍给黄源，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格， 《文学》杂志虽然愿意发表，还必须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化刀斧手们，在把书稿扣压了半年之后，结论是：不准出版。他们对侵略者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和进步作家却露出如此专横凶恶的咀脸，他们的行径，激起了鲁迅的愤怒。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出世，在鲁迅的安排下，《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1935年12月， 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为它写了序言。萧红自己为书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份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

从写作技巧方面看， 《生死场》虽然比几年前在哈尔滨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 “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除去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之外，结构有时也显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这部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填补了当时上海文坛抗日题材小说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读者们，了解到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读者，读了它，都会对东北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同时产生一种奋起斗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部抗日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所说的：《生死场》的出版， “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 《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在艺术手法上， 《生死场》也别具一格，虽然它有上述的不足，却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上面说过， 《生死场》完稿后，曾经送到国民党中宣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在鲁迅先生的安慰与鼓励下，1935年1月，萧红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六》，5月，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在写作《商市街》的前后，又写出了《过夜》、《初冬》等散文。在短篇小说《小六》中，萧红向读者讲述了一个贫苦的孩子小六的故事，从这篇小说的题材看，萧红仍然沿着她早期开辟的创作道路，严肃地前进着。小六和双亲过着穷困的生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经常用殴打妻子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小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情黯淡而绝望。萧红的字里行间，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怀着敏感的同情。连鲁迅都称赞这篇小说道： “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商市街》是一部自传型的抒情散文集。在她写作这部抒情散文集的时候，她和萧军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接济下，已经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回忆起了她与萧军在哈尔滨时期度过的那段穷困艰苦但是趣味盎然的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内容全都是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锐、细腻的心理，重新感受这种生活的种种细枝末节所带给她的苦痛和欢乐。她以一种十分动人的坦诚的态度，叙述了她对于饥饿、寒冷、贫穷的感受与忍耐，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所感觉到的孤独、愤恨和无聊，以及她的可悲的处境在她精神上刻下的伤痕和影响。她在描绘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是用内心感受来表现，因而常常揪紧读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她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这篇散文中，她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她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象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 “肚子好象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这类令人胆寒的疑问，这种构思，真是奇特又有新意。在此前后写作的散文《过夜》和《初冬》，也是萧红过去生活的实录，写的是她与萧军在邂逅之前，度过的那段孤苦流浪的日子。她回忆了那段痛苦的境遇，以及她在那段难堪的生活经历中感觉到的孤苦与寂寞。这些自传性的、抒情性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写得最为成功的篇章。

鲁迅先生不仅支持萧红出版著作，待这些作品出版之后，还把萧红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介绍给了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正如许广平后来在《追忆萧红》一文里所记述的那样：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外国。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步入了上海的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马房之夜》是萧红所作的短篇小说中唯一没有收进集子的作品，但却是最早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它1936年5月发表于上海的《作家》杂志，1937年就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11月的《文艺》杂志上，1941年又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署的是笔名尼姆·威尔士)与另一位姓名不详的人(署名是缩写)翻译成英语，发表在9月号的《亚细亚》月刊上。这也是较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1935和1936这两年，对萧红来说，是创作上丰收的两年，也是她异常快乐的两年。但是，欢乐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1936年初， 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萧红的情绪开始变坏，她在写作散文和小说之余，开始像记日记一样地，写了一组名为《苦怀》的组诗。这组诗共十一首，因为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诗像她的许多散文一样，写的都是作者内心的感受，如泣如诉，把她当时那种失望、苦痛、郁闷、烦恼的心情，记录得清清楚楚。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于1936年夏天只身东渡日本。临行前，七月十五日，发着烧的鲁迅先生，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房烧菜。这一次相聚，就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的精神仍然不好，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坏。她开始失眠，发烧，头痛，肚子痛，骨节酸痛，疲乏，心绪不宁。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写作，写出了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 《红的果园》、 《牛车上》，以及散文《孤独的生活》与《家族以外的人》。《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写的是萧红童年时代的熟人有二伯，此人是她家的远亲，又是她家的老雇工。虽然萧红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常常不够鲜明，但是，从这篇散文中看到，萧红似乎又是一个描写性格的能手。她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怯懦又固执、懒惰，处境既可笑又可怜，有点类似阿Q又与阿Q有明显不同的，北方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为何能够塑造得栩栩如生?为什么萧红写这类作品时如此流畅，使你感觉不到象她写《生死场》或其他小说时带有的那种“吃力感”?因为这个有二伯是萧红自小与之朝夕相伴的一个家人，他与萧红童年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关系密切，这一老一小之间感情很好，萧红成名之后，对他仍然怀有眷恋的温情，所以能在一篇散文里，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题材虽与散文《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写的也是一个老雇工的遭遇，但是这个小说人物的性格，就远不如那个散文人物的性格鲜明。而《红的果园》和《牛车上》，似乎也仍存在着萧红早期小说中那种结构不够完整的缺点。由上述两篇优秀散文与三篇不甚成功的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在萧红回到祖国之后，于1937年5月出版。而当萧红正在东京写作上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的另一本由过去写成的十三篇散文与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合集《桥》，已于1936年11月在祖国的上海出版了。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写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启程，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于1月3日在东京写完组诗《沙粒》。这组诗共有三十六首，像组诗《苦杯》一样，写的也是她本人的孤独与郁闷的心境，所不同的只是，组诗《沙粒》在萧红回国后不久，就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了。除去《沙粒》之外，萧红还发表了诗作《拜墓诗——为鲁迅先生》。萧红一生写诗不多，而以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见长，但是，从她的为数不多的诗作里，可以看出：萧红的诗象她的散文一样，也带着明显的自传性与抒情性，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萧红自己，把《苦杯》、《沙粒》、《拜墓诗》以及《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春曲》组诗(共六首)、《一粒土泥》等共六十首诗，抄写成《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珍藏起来。此手稿本原来存在许广平先生手里，后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博物馆，直到1980年，才由鲁迅博物馆的同志将它们公布于世。

回到祖国之后，萧红的心绪仍然不见好转，她无法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先在老友李洁吾夫妇家里借住了几天，后又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女子公寓。只身在京，她仍感到孤独与寂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死的。”《(萧红致萧军信》)

1937年5月12日，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说他身体欠佳，请求萧红束装回沪。萧红接到这封信后，就立即离京返沪了。这一次，萧红同样没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中就经常飞满狂啸着的日本轰炸机，地面上也经常出现狂吼着的日本机关枪。她就在这种环境中，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这是两篇记述性的散文，前者记录了她与萧军在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乡的情景;后者记录了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的罪行。写法一般，比起她的某些优秀散文来，略显逊色。

10月份，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家里。在武汉，她与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创办了《七月》。她为《七月》写作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二章)》、《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写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两本自传体小说的评论，从这篇文章里看出：这位擅长写作抒情散文的女作家，是极不擅长写作评论文章的。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相继从武汉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

2月， 日军逼近临汾， “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萧军准备与学校一齐撤退，必要时和学生一块儿打游击;萧红则主张仍然从事写作。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萧军留在了临汾，而萧红则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取道风陵渡，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该剧3月16日开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丁玲、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人在西安活动的情况，并介绍了《突击》的剧情以及《突击》演出的情况。

1938年的初夏，萧红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分手。萧红离开了同居六年的萧军，与端木蕻良双双回到了武汉，举行婚礼。返回武汉之后，萧红写作了散文《无题》、《寄东北流亡者》，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等等。

9月，日军又逼近武汉。这时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她撤离武汉西行，先住在江津罗烽、白朗的家里，生下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之后，又离开江津，到达重庆。先住在歌乐山上的一座名叫云顶寺的旅馆里，后搬入重庆郊区北碚复旦大学教员宿舍。在此期间，写作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等)和其他题材的散文，如《我之读世界语》、《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 《孩子的讲演》、 《逃难》、 《旷野的呼喊》、 《黄河》、 《莲花池》、《山下》，等等。这七篇短篇小说，从艺术技巧方面看，与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长进。从题材方面看，倒是可以看出，女作家萧红，仍然是沿着同情劳动人民的这条道路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萧红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像《逃难》这样的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何南生，他本是一个懒汉加懦夫，却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英雄的模样，一方面背地里哀叹“到时候可怎么办哪”，一方面公开发表“与此地共存亡”的激昂慷慨的讲演。这七篇后来结成短篇小说集《朦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她那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因此，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沉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她下决心要描绘鲁迅先生的形象与音容。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对于鲁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与感激。她还运用了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充分地施展出了女性作者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萧红曾经常出入于鲁迅先生的家中， 她用自的笔，把读者轻轻地领进了鲁迅家敞开的大门，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朴素的生活。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生活起居的习惯，鲁迅先生饮食的爱好、衣着的怪癖、工作的劳累、临终前的病容，以及许广平先生的操劳，海婴的顽皮，甚至描绘了两位年老保姆与日本医生的面影，她还细致地描绘了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的姿态，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在萧红的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萧红这些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非常富有女性作家的特点，比起其他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来，特别具有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这时的萧红，病体已经很衰弱，患着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除去参加了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躺在病床上。在香港期间，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北中国》等等。

《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不仅以朴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她本人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实生动地勾勒出了她故乡人民的生活场景。她用素描的手法，朴素地描绘出了东北农村那种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她鞭笞了那些愚昧保守但又自得其乐的农民身上的弱点，她歌颂了他们之中那些勇敢善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们。除此之外，她还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而造成的种种弊病;那就是盲目地反对革新和大多数人的甘愿当看客，以及喜欢虐待违反传统习惯的人与事，非常轻视做人的基本权利而可笑地敬鬼神。她一方面描绘出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另方面又留恋自己记忆中的童年，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了一种牧歌式的情调。这是一本具有独特的思想风格与艺术风格的作品，它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正像茅盾先生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里说过的那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象是自传，却又不完全象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象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

这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是萧红作品中最成功的篇章，也是对她思想、创作的一个总结。

另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可以说是短篇小说《逃难》的续篇，这也是一部讽刺小说，主人公知识分子马伯乐，是一个空虚飘浮、装腔作势的家伙，萧红通过这个人物，嘲笑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弱点。

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这篇小说描绘的是作者早年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怀念故家的情调，非常地引人注目。过去被萧红写得非常冷酷的父亲，以及由于凶恶、阴险，而被萧红鄙视、害怕并且深恶痛绝的继母、伯父等人物，在这篇作品里，却被萧红例外地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这种调子与她过去那些带着自传性的作品相比较，格调明显地不同，这是她的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这个现象清楚地反衬出了萧红当时的心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陷落在九龙。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思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在一片混乱中，萧红又先后被送入养和医院、一所法国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女作家，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萧红，这位自传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一直沿着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苑。虽然她不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位有风格的女作家。

布罗代尔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8月24日—1985年11月27日），法国历史学家。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史学界，恐怕鲜有人不知布罗代尔的名字。1949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出版，布氏在史学界的显赫地位初步确立。30年后，1979年，布氏的第二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问世，更使他的学术声誉趋于鼎盛，被公认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曾多年在中学任教。1935年赴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直至1937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47年，他通过论文答辩，并成为《年鉴》杂志主编。1949年接替费弗尔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56年出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部(后独立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任直至1972年。他是人文科学之家的创立者之一，并任主任直至1985年。在此期间，他还长期兼任历史教师资格评委会主席。1984年他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达到其事业的巅峰。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年鉴派的发展无论从人材的选拔、资金的配置，还是研究方向的确定等方面，布罗代尔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布罗代尔是年鉴派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布罗代尔的成名作《地中海》一书在现代史学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书中首次将历史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时间演进层面：一是缓慢而接近静止的自然史时间，指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变迁；二是相对缓慢的但有节奏的社会史时间，指包括经济、商业、社会、人口、文化等结构性或局势性的历史演变；三是变化显著的事件史时间，指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的变化。1958年，布罗代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将这一三维历史时间更为系统和理论化了，并且明确完整地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从历史的整体着眼注重长时段的历史运动的研究构成了布罗代尔治史思想的核心。为《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写作，布罗代尔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此书中，他的视野超出欧洲，扩大到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从结构上看，此书仍然遵循着他的三维历史时间观。他分析的起点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地理环境、人口的自然繁衍，文明起源时的自然选择等)。这一生活层面，是历史上的与现代的农业社会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之所依，同样也是现代工业所借以发展起来的基础。这是“市场之外”的经济生活，是很少为人注意的一个历史层面，但却是最基本的经济生活。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是指统辖物质生活与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制度，它按照自己的方式控制和改变着其他两个层面的运行，从交换关系到生产秩序甚至生活方式。从这里，布罗代尔引出两个重要结论：15至18世纪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有两个，一是欧洲经济世界向全球的扩张，一是这个经济世界中心的转移与承袭。经济世界中心的转移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而这种危机又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对立与冲突的表现。按照布氏的理论，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即是一部经济世界中心不断转移的历史，如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世界向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伦敦甚至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经济世界的转移。而当今世界，经济世界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正是历史上经济中心转移的继续。

        布罗代尔在晚年仍然老骥伏枥，计划写一部四大卷的《法国史》。第一卷题目为：《空间与历史》，论述法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影响；第二卷《人与物》论述法国人口与经济；第三卷《国家、文化、社会》从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法国的特质；第四卷《法国以外的法国》。按照布氏的计划，第四卷将打破传统的国际关系史的格局，并作为全书的结论。但是布罗代尔未能来得及完成这一巨著，它的三、四卷将永远付诸阙如了。但从前两卷和全书计划来看，这应该是一部总体的全面的开创性的法国史，是布氏总体历史观在治史实践上的最为系统的运用。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总体历史观与长时段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年鉴派史学的支柱性理论。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史学界，而对各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量。从短期看，这一影响将持续下去。他的某些治史方法包括其写作风格，如三维时间概念的娴熟运用，虽然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却无力模仿。从这个角度上说，他还是一位恢宏的艺术大师。

龚明之

龚明之（约1091—1182年）字希仲，一作熙仲,自号五休居士，龚宗元孙,龚况侄。昆山(今属江苏)人。性至孝，屡试不中第。后以郑兴裔举荐赴廷试，授高州文学(《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监衡州南岳庙。淳熙五年，以宣教郎致仕归乡。九年卒，年九十二。尝采录吴中故老嘉言懿行及遗闻趣事、风俗人文，口授其子吴昱，编为《中吴纪闻》六卷，以补吴中方志图经所遗，今存明弘治七年刻本、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有孙菊园校点本。《全宋诗》卷一七八八录其诗五首。《全宋文》卷四○○○收有其文。事迹见龚明之《中吴纪闻序》、《吴郡志》卷二七、《淳祐玉峰志》卷二。

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Jane Bronte，1818年7月30日－1848年12月19日），英国女小说家。1816年4月21日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山区一个穷牧师的家庭,幼年丧母,母亲去世后留下6个孩子,父亲收入微薄,生活十分凄苦。勃朗特8岁时就和她的三个姐妹一起被送进慈善学校,在那里度过了辛酸的童年。夏洛蒂·勃朗特聪颖早慧,从童年时代起,就对音乐、美术、文学发生兴趣,并且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和小说。为了生活她当过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以后,为了想开办一所寄宿学校,又去布鲁塞尔学习法语。1846年勃朗特姐妹三人合作,用笔名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同年,她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教师》,当时未能出版。1847年她的第二部小说《简·爱》出版,立即获得很大的成功。《简·爱》是她的代表作品,叙述女主人公、孤女简·爱一生坎坷的生活经历,带有自传的性质。继《简·爱》之后,她又完成了《雪莉》(1849)、《维莱特》(1853)及《艾玛》(片断,1860)。夏洛蒂1854年结婚,婚后数月因怀孕期间染病,于1855年3月逝世,终年39岁。和其他姐妹一样，艾米莉坚强、能干。在母亲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家里收入很少，三姐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补贴家用。1846年，三姐妹筹款以化名出版了一本诗集，结果只卖掉两本。1847年，三姐妹的小说《简·爱》《呼啸山庄》《爱格尼斯·格雷》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了成功，受到了当时文坛的重视。而《呼啸山庄》却并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

别利亚耶夫

阿历山大·别利亚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оманович Беляев） （1884年3月4日－1942年1月6日）又称别里列夫， 是苏联科幻作家，苏联科幻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出版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是他的代表作。其他著名作品有《水陆两栖人》、《死船岛》、《跃入虚空》等，总汇入八卷本A·别利亚耶夫科幻作品集。被称为"苏联科幻之父".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年出生于俄国的斯摩棱斯克，他从小就喜欢幻想，是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迷。他相信人能飞上天去。于是，他有一天爬上了草棚顶，纵身跃入空中。落下了疾病。这一跃反映出他的幻想、向往和勇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尚未实现而已，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偶然蕴涵必然。他学习过法律、音乐，在十月革命后又多年从事儿童工作，和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的想像力。由于疾病躺在床上他读了很多医学和生物学的书籍，看了许多杂志。他在书中看到了复活死人器官的试验。他的疾病好后，他开始了创作。　他从1925年发表长篇科幻小说《道尔教授的头颅》开始至逝世，在短暂的15年时间里共创作了17部长篇科幻小说、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其成就之大是令人赞叹的。1925年俄国的读者在一本名叫《全世界追踪者》的杂志上读到一部题材新颖、内容惊心动魄的科幻小说：《道尔教授的头颅》。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进行幻想性发明的教授，他致力于复活死人的器官，乃至起死回生的试验，他的试验成功了，而他的助手窃取了他的成果，教授成了助手的试验品，当他从死亡中又回到人世时，他只剩下了头颅，只有思想还在活着，继续着残缺不全的生活，继续进行科学探索。

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教授，民主战士。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曾用笔名余捷、柏香、知白、白晖、白水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因祖父、父亲都定居扬州，故又自称扬州人。幼年受士大夫家庭的传统教育，先随父母读书，后入私塾和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曾在江苏、浙江许多中学教书，极受学生欢迎。在大学学习和中学任教期间一直从事新诗创作，内容多写小资产阶级的失意，也有觉悟青年对光明的呼唤。1922年发表长诗《毁灭》，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同年出版了诗集《雪朝》(与人合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了诗和散文集《踪迹》(亚东图书馆)。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创作转向散文，同时研究古典文学。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开明书店)，使他成了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就算他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是他散文中的名篇。他的散文艺术性较高，但多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而《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却是一篇难得的思想性较高的散文。1931年至1932年在英国伦敦学习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回国后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兼中文系主任，讲授《诗》、《歌谣》和《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这时与闻一多开始同事论学。1934年和郑振铎等人编辑《文学季刊》，同陈望道编辑散文杂志《太白》，同年出版游记《欧游杂记》(开明书店)，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35年，良友出版公司)并写《导言》。朱自清正直、爱国，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使他长期脱离现实。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思想开始有较大转变。1946年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被害，使他受到教育，逐渐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在悼闻一多的诗中说：“你是团火，照彻了深渊……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时写了不少具有革命观点的文艺论文，分别收在《新诗杂话》(1947年，作家书屋)、《标准与尺度》(1948年，文光书店)、《论雅俗共赏》(1948年，观察社)等集子里。1948年8月12日病逝前，谆谆嘱告家人，说他已签名拒绝美援，不要买政府配售的美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他有骨气，“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朱自清有著作二十七种，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都收入四卷《朱自清文集》(1953年，开明书店)中。另有《朱自清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朱自清诗文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朱自清选集》。生平传略见浦江清、李广田所作两种及季镇淮的《朱自清先生年谱》。

卡波特

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英语：Truman Garcia Capote，1924年9月30日－1984年8月25日），本名杜鲁门·史崔克福斯·珀森斯，美国作家。生于新奥尔良,1942年迁居纽约市,常为《纽约人》周刊撰稿,后来成为职业作家。他早期的作品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方的哥特式文学作品有雷同之处,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南方作家。他后来的作品模式和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顺乎时代潮流的结果。但是,以霍桑和詹姆斯等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他的作品象霍桑的作品那样,集中写善与恶,写光明与黑暗主题。当代评论家倾向于把他的小说分成两种模式:黑夜小说和白天小说,或叫黑暗小说和光明小说。光明小说象《草竖琴》(1951)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公开的世界上,展示了咄咄逼人的社会秩序,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口语化的语言中蕴藏着诙谐,并用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如《在蒂法尼的早餐》(1958)。而夜间小说有明显的梦魇色彩,孤立地用第三人称的口气叙述,着重剖析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象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中就多次运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卡波特笔下的人物经常沉湎于自我陶醉之中。要找到真正的自我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由于作者描写了超自然现象,一个人物往往得面对他自己的另一个自我。《草竖琴》中的树房子成了实现人物夙愿的地方,成了为消灭社会中的伪善行为而藏身的地方。卡波特还试写了非虚构小说。《缪斯们受人倾听》(1956)用报道的方式真实地记述了美国国务院支持的美国民间歌舞团访苏情况。~《凶杀》(1966)是他的最成功的非虚构小说,记述了两个四处流浪的精神变态者杀害一个德高望重的堪萨斯农民家庭一家人的事件,在凶手被处决之前,作者访问了他们,根据录制的材料写成了这部轰动一时的新型小说,以探讨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卡波特还写过剧本和其他作品。

邓拓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著名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杂文作家。原名邓子健、邓云特,曾用笔名殷洲、左海、马南邨、高密、于遂安、丁曼公、卜无忌、肖斯、向阳生等。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教员家庭。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事历史学的研究。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三联书店再版),这是一部内容、资料丰富的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及其社会作用的历史专著。同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过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原为《抗敌报》)社长兼总编辑,晋察冀党报委员会书记,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务。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并在他写的《编者的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党报,写了大量社论、政论文章,宣传抗战及党的方针政策,还写了大量诗词,如《读新民主主义论》、《忆日卜》、《晋察冀军区成立志感》等,抒发了浴血抗战,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1948年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北京解放以后,即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从1949年冬开始,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直到1958年9月;后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主编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并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先后被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他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邓拓博学多才,写作勤奋,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方面也卓有成绩。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历史论文集《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重点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解放前后,他一共写了五百余首刚健清新、寓意深刻的诗词。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合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曾由北京出版社先后分五集出版,1963年又出版了合集,其中共收杂文150篇。这些文章大多是有为而发,针砭时弊,旁征博引,通古论今,知识性强,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些文章曾被各地报刊上竞相转载,对繁荣杂文写作曾起过积极的影响。此外,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物和艺术珍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书法源于颜柳,脱出成规,笔力挺劲,流畅潇洒。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在残酷迫害下含冤死去。1979年2月,“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他也得到昭雪。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他的《诗十四首》,《燕山夜话》由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三家村札记》和《邓拓诗词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遗墨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收集影印出版。

慈舟

慈舟（1877～1957），俗姓梁，出家後法名普海，字慈舟。清末秀才。他是湖北随县人，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生。他的父亲讳礼简，法名真法，母亲黄氏，法名寂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慈舟出生於佛教家庭，所以他幼年除受传统教育、攻读儒书外，还随著父母礼佛诵经。他自幼颖悟过人，年始弱冠，补县学生员－中了秀才。以家境不裕，乃设塾授徒，从事地方教育工作，有十馀年之久。於授读之馀，研究佛经，时有出家之志，而以双亲老迈不克如愿。後来，他父亲逝世，他再求母亲允许他出家，得到他母亲的同意，乃在宣统二年（一九一○年），投随县佛洹寺，依元照和尚剃度，是年三十四岁。他的妻子平时也随他礼佛诵经，於他出家同时，也投尼庵出家。

慈舟出家的当年冬天，到汉阳归元寺从大绘和尚受具足戒。之後在随县天斋寺静修读经。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夏，他到扬州长生寺亲近元藏老和尚，听老和尚讲《楞严经》。到了冬天，他到镇江焦山江天寺参禅，有所领悟。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设有预科和正科，正科修业三年。慈舟闻知，赶到上海，考入正科班就读，随月霞法师专究华严教义，与常惺、智光、了尘、戒尘、持松等为同学。华严大学原得之於哈同夫人罗迦陵支持，後以遭人离间，华严大学在哈同花园办不下去，迁到杭州海潮寺续办，慈舟等随校迁到杭州，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毕业。

从华严大学毕业後，他行脚参访，朝礼普陀、九华等名山。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他随侍月霞法师到湖北汉阳，月霞在归元寺讲《楞严经》，在武昌为居士讲《大乘起信论》，首开武汉讲经的风气，慈舟亦随众听讲。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春，慈舟应河南信阳贤首山之请，到信阳开讲《大乘起信论》，这是他讲经弘法之始。讲经圆满，与慕西法师结伴朝礼五台山，归途道经北京。时，北京讲经会礼请谛闲法师讲《圆觉经》，慈舟、慕西二人亦随众听讲。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回到武昌普度寺静修，次年在归元寺听德安法师讲《观经疏钞》。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早年从上海华严大学毕业的三位同学－了尘、戒尘和慈舟为了继承乃师遗教（月霞法师已於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冬季，在西湖玉泉寺圆寂），在汉口九华寺内创办了「华严大学」，专弘华严教义。招收学生一班，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天学生毕业，学校亦即结束。这一所华严大学，由於学生中没有什麽特殊的人才，所以对後来的影响不大。不过这对慈舟来说，却是他办僧教育的开始。

九华寺的华严大学结束後，慈舟受请担任汉口栖隐寺住持。是年春天，他应杭州灵隐寺约请，到灵隐寺开办「明教学院」。尚未开学，因「江浙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他也由杭州到了上海，在灵山寺讲〈普贤菩萨行愿品〉。讲经结束，到常熟虞山兴福寺，帮忙惠宗和尚办理「法界学院」。这是月霞法师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创办的，月霞圆寂後，由应慈主持，後来由持松主持，常惺、蕙庭、现月等，都在学院任过教。慈舟到学院的时间，是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天，他在院授课的时间不到两年，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到河南开封讲《地藏经》，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到安徽当涂讲《般若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应镇江竹林寺之请，主讲於竹林佛学院。年馀之後，因病体不支，回到苏州灵岩山调养。病愈後，任灵岩山住持，开建「常年打七」念佛堂。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他应武汉佛教人士之请，到汉口佛教会、武昌佛教会各讲《大乘起信论》一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又应武昌洪山宝通寺之请，讲《圆觉经》。是年冬，应虚云老和尚的邀请，到福建鼓山筹办「法界学院」。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法界学院正式开学，慈舟在院内讲《华严经》，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讲经圆满，复在福州城内的法海寺，再办「法界学院」。是年在青岛兴建湛山寺的　虚法师，邀请他到湛山讲演《比丘戒相》，他乃前往青岛，在湛山寺讲戒，并倡导结夏安居的古制，教风为之一振。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冬，受请膺任北京净莲寺住持，他乃将在福州法海寺办的法界学院迁到北京净莲寺。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学院开讲《华严经》，到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秋天始圆满。在这段时间内，他曾先後到北京的广济寺、拈花寺、居士林，以及天津、济南等处宣讲经论。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於结夏安居时，为众宣讲〈普贤菩萨行愿品〉。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春，到天津佛教功德林讲《阿弥陀经》。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福建陈大莲居士请他前往讲经，他赴福建途中，道经上海，访兴慈、持松诸同学，驻锡普济寺。居半月，转赴福州，驻锡舍利院。由於福州的海潮寺、地藏庵等寺院住持的坚留，他随在福州停留下来。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春天，鼓山涌泉寺请他再恢复法界学院，而闽北的陈大莲居士又一再催请，他乃率著学僧数人赴闽北，到邵武县，住锡双泉寺，於此结夏，并为寺众及四方参学的人讲《四分律戒本》及《四谛要义》。结夏期满，赴陈大莲居士的家乡泰宁县。抵达县城，县民手持香华，迎之於城郊外，人潮长达二里，所过之处，鞭炮声不绝於耳，盛况空前。他乃於城内天王寺讲〈普门品〉，复至城南古台岩，在岩洞中讲《大乘起信论》。

一九四九年春，应香港佛教界之请，拟赴港讲经，乃离泰宁抵福州。因受战事影响不能到香港，即在舍利院为四众讲《梵网经》及《四分律要义》。这时北京信众也促请他返回北京，是年他由福州北返，抵平後驻锡安养精舍。一九五八年弥陀诞辰日，他在安养精舍舍报西归，世寿八十二岁，僧腊四十八年。

慈舟法师的毕生行愿，教弘贤首，律持四分，行宗净土，数十年南北弘化，泽被众生。他持律严谨，虽游方弘化途中亦不中辍。

他遗留的著作有《起信论述记》、《金刚经讲义》、《菩萨戒疏本疏》、《心经讲录及述意》、《阿弥陀经讲记》、《八大觉经讲录》、《普贤行愿品闻记》、《开示录》等多种，後为人辑成《慈舟大师法汇》行世。

刘盛亚

刘盛亚（1915～1960），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笔名SY。生于四川重庆。少年时代即热爱文艺，中学时期写有以艺人悲惨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白的笑》，于1935年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上，从此与进步文学界接触和交往。同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于1938年回国参加进步的文化救亡活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文协总会刊物《抗战文艺》上发表揭露德国法西斯的《卐字旗下》和《小母亲》等文艺作品。1938年至1940年，与周文在成都创办《文艺后方》周刊，任编辑，并负责发行，发表大量进步作家的作品。其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并担任文协四川分会理事、成都中苏友协理事，在周恩来领导与郭沫若的支持下，与于立群、郭培谦集资筹办群益出版社，任总编辑，出版进步书刊，编辑《中原月刊》。曾在武汉大学任教，主编《星期文艺》，在四川省立剧校和四川大学任教，任《西方日报》副刊主笔，抗战胜利后，出版以反映戏剧艺人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夜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水浒外传》(怀正文化出版社)和根据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改编的剧本《钟楼怪人》(成都出版)、根据歌德的《浮士德》改编的剧本《浮士德》(重庆文风书店)等。还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连载中、长篇。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的小说《幼年》(重庆大时代出版社)、高尔基的《萝茜娜》(上海云海出版社)、歌德等人的诗歌《少年游》(云海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从事专业创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作协重庆分会理事、主席团委员、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委员，民盟重庆市委机关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1年去朝鲜访问，进行创作，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中篇小说《再生记》，受到“批判”。从事专业创作以来，先后到重庆钢铁公司和长江航线长期体验生活。1956年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各省市作家团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后，发表二十多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长篇小说有《木工黄荣昌》(工人出版社)、《水底捞船》(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鲤鱼送屈原》(重庆人民出版社);还发表小说《悬崖标灯》(《长江文艺》，英文版《人民中国》转载)，小说《星》为重庆市1954年获奖作品，译著有《蔡特金传》、《歌德诗选》和《海涅诗选》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逝世后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改正错案，恢复名誉，遗著《刘盛亚选集》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徵明

文徵明(公元1470—1559年)，初名璧，字徵明，后以字行，改字徵仲，号衡山、停云生等，曾授翰林待诏，人称文待诏。苏州人。活了九十岁，是一位长寿的艺术家。

《明史》本传说他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代。他祖上好几代都作过官。其父文林，曾任温州太守，当文徵明三十岁时，父亲便去世，家境比较清寒。四十多岁时，明皇室宁王朱宸濠派人送来信件和厚礼聘请他，文徵明推说身体不好而辞掉了。五十四岁那年，被荐入京，经过吏部考试，授职“翰林院待诏”，参与编写《武宗实录》的工作。因为他是画家，虽是地主官僚出身，仍被同僚轻视和妒嫉，竟有人在翰林院公开说：“我们的衙门不是画院，怎么容留画匠在这儿!”文徵明看不惯朝廷的腐败，深感官场的黑暗和为官的荣枯无常，朝不保夕。嘉靖初，为议大礼事，触怒了皇帝，朝廷多人被廷杖，恰巧文徵明因腿跌伤，休养在假，幸免于辱。为时不到四年，他便辞官南下，回老家苏州筑室玉罄山房，从此过着书画生活，以终其一生。

文徵明时代的苏州，是当时丝织和棉纺织中心，是江南重要的对外开放的商业城市，自“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商业经济的繁荣刺激和影响了绘画向手工业商品的性质发展。文徵明的画在当时的市场，深受欢迎，特别是他到了晚年，名望更高，求他作画的也更多了。据说：“接踵于道”，“户履常满”，“缣素山积，喧溢里门”。他卖画有“三不应”：即不卖给藩王贵族、宦官和洋人。买画者，除了一般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外，更多的是商人。当时有不少人以复制或仿制他的作品为业，所谓“寸图才出，千临万摹”“文笔满天下”。

文徵明在艺术上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诗文书画，金石篆刻，无不擅长。他曾从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吴宽学诗文，在诗歌创作上有较高的成就，出入柳宗元、白居易，而不拘成法，皆传情而发，具有娟秀妍雅的特色。与唐寅、祝枝山、徐祯卿，在文学上共称“吴中四才子”。著有《甫田集》三十六卷传世。他从书法家李应祯学书法，博取前代名迹，精研各体书法，其行草有智永笔意;大字仿黄庭坚;尤精小楷，他八十九岁时还能在画上用蝇头小楷题跋，而笔力不衰。

许多文献记载，文徵明从沈周学画，工山水、人物、花卉，尤精山水。他的人物画有《文信国公像》、《湘君图》、《昭君图》、《洛神图》、《老子像》、《寒林钟馗图》、《烹茶图》、《采桑图》、《忙闲图》、《四时渔乐图》等。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他四十八岁所作《二湘像》(故宫博物院藏)，写屈原诗意，描绘湘君、湘夫人内在的性格、情感，刻画了在舜死后悲痛欲绝神态。人物描法继承了顾恺之“春蚕吐丝”的传统，线和晕染，浓淡变化微妙，可以了解他在人物画方面的水平。

文徵明的绘画作品，以山水画数量最多，学董源、巨然、郭熙、李唐、赵孟頫与“元四家”，而受赵孟頫的影响尤深。早年细致清丽，中年用笔粗放，晚年则粗细兼具。总的说来，其画风有粗、细两种，名曰“粗文”、“细文”。如《雨山图》、《古木寒泉图》、《寒原宿莽图》，即所谓“粗文”，一看就知道是学沈周的，水墨淋漓，笔致挺拔，苍劲豪迈，粗放中包含着宁静典雅的气质，足与沈周抗衡，但这不是他的主要风格。代表他画风的是所谓“细文”，这类作品占多数。如《万壑争流图》(南京博物院藏)、《真赏斋图》、《春深高树图》(以上上海博物馆藏)等，均以工致取胜，小青绿设色，文雅秀逸，虽多从赵孟頫变化而来，而不失自家面目。

文徵明的花卉，以兰竹为主，据说他“以风意写兰，以雨意写竹”，所作兰花，人称“文兰”。

文徵明经常到真山真水中去写生，画有不少纪游作品，如《石湖图》、《洞庭西山图》、《天平纪游图》、《拙政园图》、《金焦落照图》、《金陵十景图》等，表现了画家的真实感受，使我们领略到苏州和江南一带湖山园林的秀美。

文徵明的家人和学生继承他画风的人甚多，“吴门画派”自文后，实际完全成了文家的天下。文氏家族传其画派而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十多人。其子彭、嘉，从子伯仁，侄台，孙元善，孙女英，玄孙从简，曾孙女淑，曾孙柟、震亨，及震亨子点，柟子掞等，都是能手。其中以文嘉、文伯仁、文震亨、文淑成就较高。文徵明弟子及传其画派者，也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如陆治、陆师道、钱榖、陈淳、王榖祥、周天球、孙枝、侯懋功、刘原起等。

莫洛亚

安德烈·莫洛亚（ André Maurois，1885年7月26日-1967年10月9日），原名埃米尔·盖尔卓(Emile Herzog)。法国作家。1938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父为纺织厂主。奠洛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完成两部有关战争的长篇小说:《沉默寡言的布朗勃上校》(1918)、《饶舌的奥格拉迪医生》(1922)。取材于资产阶级上层生活的作品有:《贝尔纳·柯奈》(1926)、《气候》(1928)、《家庭圈子》(1932)等。一般公认,描写家庭婚姻悲剧的《气候》 为其代表作。使莫洛亚获得世界声誉的是他写的多种传记小说:《雪莱传》(1923)、 《迪菲累利的一生》(1925)、《拜伦传》(1930)、《屠格涅夫传》(1931)、《乔治·桑传》(1952)、《雨果传》(1954)、《仲马一家三代》(1957)、《弗莱明的一生》(1959)、《巴尔扎克传》(1965)。莫洛亚被认为是传记小说的创始人。在掌握确凿的材料基础上,作家塑造了一些伟大的生动形象。但早期传记小说如《雪莱传》和《拜伦传》侧重人物内心生活,后期的如《巴尔扎克传》则着重描写时代的社会内容与作家经历的密切关系。

王朴

王朴（906年－959年4月25日），字文伯，山东东平人。出生于唐哀帝天祐三年(906)。他的父亲名叫王序，门庭并不显贵。王朴自幼聪明、机警，开始读书后，更是勤奋好学，并且特别善于写文章。由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青年的王朴未能通过科举的道路成名立业，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45岁的王朴方才考中进士，并且是当年17名进士中的第一名——状元。随即授予他校书郎一职，在枢密使杨邠手下供事，并住在杨邠府第。

当时，后汉小朝廷朝政混乱，隐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杨邠虽身为宰相，却与文武大臣不和，尤其与大臣史弘肇等人相仇视。王朴估计这样的朝廷不会维持很久，就果断地离开了杨邠。不久，在李业等人的唆使下，后汉隐帝诛杀权臣，杨邠、史弘肇等人皆被杀害，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受到牵连，惟有王朴免遭其祸。

后周初年，王朴在太祖皇帝的养子柴荣手下任节度掌书记。柴荣升任开封府尹，拜王朴为右拾遗，充任开封府推官之职。显德元年(954)，柴荣即皇帝位，是为后周世宗。世宗即位后，马上提升王朴为比部郎中，并赐给他紫袍，以示荣耀。从此，王朴青云直上。

显德二年(955)夏天，世宗皇帝为了寻求政治改革和统一全国的方略，召集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等20余人，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王朴在《平边策》中，首先分析了后唐、后晋两朝的兴衰得失，进而建议世宗皇帝以南方的吴国为开端，迅速平定江北、江南各国，统一天下。并说：“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当时，世宗皇帝刚刚即位，锐意征伐，显德元年(954)，曾亲率军队，在高平大败北汉刘崇、契丹杨衮。班师回朝后，又加紧训练士卒，确实抱负非凡，有统一天下的宏伟大志。而朝中大臣多数不同意皇帝急于用兵，主张先修文德。王朴的《平边策》正合世宗皇帝之意，因此，深得世宗皇帝的赏识和器重。不久，王朴就被提升为左谏议大夫，任开封府尹。随即又被提升为左散骑侍郎，充端明殿学士，兼任开封府尹之职。当时正扩建京城，王朴奉命规划，诸凡街道、建筑的布局均由他设计。

显德三年(956)，世宗皇帝率兵亲征淮南，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协理京师事务。及世宗皇帝班师回朝，王朴又被提升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不久，又晋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恰在此时，王朴的母亲不幸去世，他急忙回家守孝。丧服未除，又被起复授任原官。

显德四年(957)，世宗皇帝再次率兵南征，仍令王朴兼任京师留守。凡京师的军民政务，均由王朴自行处理，不必请示圣旨。王朴本来就性格刚烈，再加上皇帝的授权，使他更加独断。凡是他的所作所为，没人敢阻拦。据《旧五代史考异》记载：当时，京城的扩建工程仍在进行。有一位督工的乡虞侯散漫无状，王朴非常生气，就在大街上将其当众鞭背，打了数十鞭，以示惩诫。事后，这位乡虞侯发牢骚说：“我是皇帝亲自宣补任命的官吏，怎么能不请示圣旨，就随便责罚我呢!”恰巧这话又传到王朴耳中，他马上命令侍从将这人捉来，二话不说，将其立毙于马前。后来，世宗皇帝听说这件事后，笑着对左右的大臣说：“这人真是个笨蛋!他竟敢去对王朴夸耀自己是宣补虞侯，这不是自己找死吗!”因为王朴法度严厉，所以，当世宗皇帝班师回到京城时，只看到一派肃整景象。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皇帝诏令在汴口建一处宣泄洪水的“斗门”，王朴奉命前往巡视，不久回朝。在回京师时，路过前任宰相李谷的府第，前往拜访。正交谈之际，王朴突发疾病，倒在座位上。随从急忙用肩舆将他抬回府第，到晚上就去世了，年仅54岁。世宗皇帝闻讯，大惊失色，急忙赶到王朴家中，来到灵柩前，将手中所拿的玉钺拄在地上，失声痛哭。

据记载，后周世宗皇帝在宫禁中建了一处功臣阁，里面悬挂着李谷、王朴、郑仁海等大臣的肖像。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一天经过功臣阁，门突然被风吹开，正好与王朴的画像相对。太祖皇帝一望见王朴的画像，马上耸然却立，整龙袍，理御带，向王朴鞠躬致敬。左右的侍卫说：“王朴不过是前朝的一位臣子，陛下贵为天子，何必行这么大的礼呢?”太祖皇帝用手指着龙袍说：“如果这个人现在还活着的话，我就穿不上这件龙袍。”(事见《东平县志》卷17)由此可见，王朴确实是五代末朝一位颇有名望的大臣。

王朴本性刚决果断，为人聪敏机智，并且博学多识，再加上备受世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所以，一生多有建树。在军事上，他颇具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在谈到诸国兴亡的次序时说：“淮南吴国，可最先攻取;并州的北汉乃必死之寇，但会最后灭亡。”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方，统一中国，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北汉是最后一个降服的——正如王朴所言。

王朴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功绩外，还考正过声律，校定过历法。显德二年(955)，王朴奉诏校定历法，他抛弃了近代流俗不经的学说，创立了“通、经、统”3种方法，以岁星轨道离交朔望的周期变化，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写成了《大周钦天历》一书。显德六年(959)，他又奉命考正乐律。他认为十二律管互吹，以校定乐律的传统方法不够准确，就以西汉人京房(前77—前37)的“京乐推律”为标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分寸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新五代史》卷31)，写成《律准》一书，流传很久。

另外，王朴还著有《乐府》、《秝经》、《显德三年七政细行秝》等书。

和辻哲郎

和辻哲郎（わつじ てつろう、1889年3月1日-1960年12月26日）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化史学家。力图把东方道德精神同西方伦理思想结合起来的现代日本思想家的杰出代表。生于兵库县神崎郡一个农村医生的家庭。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1920～1949年先后任东洋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他曾经是日本学士院院士、日本伦理学会会长。1955年荣获日本文化勋章。在他诞辰百年的时候，姬路市举办了和辻哲郎文化奖，他的从弟和辻村树是京都市长，女儿京子嫁给了社会学者尾高邦雄。后转而研究日本古代文化的精神和日本佛教，著有论述日本文化各个不同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他又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而探讨早期的印度佛教及其后来的发展情况。但是，他的主要著作是属伦理学范畴的。和辻的伦理学说被称为“和辻伦理学”，它得到天皇专制主义者的赞扬，同时受到进步学者的批判。和辻的主要著作还有：《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作为人学的伦理学》(1934)、《风土(人学的考察)》(1935)、《伦理学》（3卷,1937～1949）、《日本伦理思想史》（2卷，1952）等。

储泳

储泳（约1101－1165）字义卿，号华谷，嘉兴华亭(今江苏太仓)人，宋代无神论者。他工诗文，善吟咏，多有杂著。生平前期，精通阴阳术数，并熟知江湖术士驱鬼避邪、召神降妖等骗术内幕。后期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转向无神论。曾著《祛疑说》，于书中以事实为例，并根据自身耳目见闻，从多方面破除世俗迷信，揭露方术神伎的虚妄荒诞的本质。前代评论本书道：“是书，以平生笃好术数，久而尽知其情伪，因作此以辨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见，本书是作者从神学迷信内部，暴露其虚妄本质的无神论著作，书中“其言皆平易切实，足以警醒世俗”(同上)，是宣传无神论思想的通俗性读物。他在哲学上坚持朴素的元气生化论，认为阴阳之气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这就是天地万物生灭消长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人的生死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现象，并无任何天意主宰，这便在生死观上排除了天命的命定论。他反对阴阳家关于凶神恶煞的邪说，称道：“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焉。其说似不可信。”(《祛疑说·辨身壬法》，下引书只注篇名)他对有神论者及世俗迷信普遍使用的“鬼神”词语，作出新的解释并赋予新的内涵。他认为“鬼神”并不是人死后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魂魄或精魂，而认为它只是阴阳二气的一种运动和变化。他说：“鬼神者，阴阳之变化”(《鬼神之理》)。“夫鬼神者，本无形迹之可见，声臭之可求，谓之有则不可。至于寒暑代谢，日星之运动，雷电风雨之倏变倏化，非鬼神之显著者?”(同上)这里的“鬼神”，实际指的是寒暑、日星以及雷电风雨的自然变化的天文气象，而对“神学”意义的“鬼神”，“谓之有则不可”。这观点同张载把“鬼神”称作“二气之良能也”的命题相同，都将“鬼神”视为自然的阴阳二气的变化，而不是迷信中的鬼魂神灵。这正是力脱神学迷信的禁束，对有神论思想的修正。他对道教宣扬的成仙不死、长生久视以及驱疫消灾等迷信方术，曾写成多篇专论，如《咒枣烟起》、《咒枣自焦》、《咒水自沸》、《移景法》、《烧香召雷神》、《钱入水即化》、《请封书仙》、《呼鼠祛文》、金石丹药以及轻身不老等，采用多种实例，揭露道术方士使用的药物及工具，运用的各种手段及其过程，造成各种奇异的变化，从而达到蒙骗世人的目的。这样便暴露出方术之士行骗无非是借助“非药则术”的伎俩，以便达到“挟此资身”骗取钱财的目的。储泳对方术迷信的打击是沉重而有力的，因而对于宣传无神论思想也是最为有效的。此外，他对神学迷信产生和流行的历史与现实的根源也有所论述。他的著作还有《易说》、《老子注》及《阴符经注》。除《祛疑说》及《阴符经注》外，已散佚不传。

施蒂纳

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德语：Johann Kaspar Schmidt；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笔名麦克斯·施蒂纳（德语：Max Stirner），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1806年诞生在一个小资产者家庭。20岁时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曾听过黑格尔有关哲学史和法哲学的课。后又就读于爱尔兰根大学。1835年通过考试获得中学授课资格,成为私立女子中学的教师。曾是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柏林“自由人”小组最积极的参加者。开始为《莱茵报》、《德意志电讯》等报刊撰写过若干评论与短文,后来则撰写和发表了成名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并因此被捕。在此之前,他弃教经商,但不久即破产。他曾因欠债而两次遭到监禁,最后终于在1856年死于贫困中。

施蒂纳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唯一者》一书中。在该书中,施蒂纳把自我说成是世界上的唯一现实性,而把世界、自我之外的一切称为自我的所有物和财产。该书集中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个人“不能超越他的类的法则和绝对的本质规定”的主张进行了批判,认为,费尔巴哈所做的,不过是把最高本质由“神”还原为“人”,或把人神化,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说到底不过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而已。施蒂纳通过把自我设定为唯一的现实性和唯一的价值的方式,坚决摈弃国家、社会、各种来源的政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各种立法、道德、社会习俗和义务。对于施蒂纳来说,对除自我以外的一切价值的否定是个性自由的唯一保证以及把哲学体系建立在完全独立和完全个人的思想基础上的唯一手段。他的座右铭是:“我把我的事业置于虚无之上!”他的绝对原则为:“对于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因为“我的事既非上帝的事亦非人类的事,而仅仅是我自己的事,而且它不是普遍的,而是唯一的,就象我是唯一的那样。”这似乎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利己主义的自由。然而,究其底蕴,施蒂纳只不过把自由的观念以最极端的逻辑形式绝对化了。

施蒂纳认为,国家作为限制、束缚个人,使个人服从普遍的工具,不能改造,只能消灭和通过利己主义者的联合取而代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施蒂纳“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

由于《唯一者》一书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作者本人也因此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鼻祖。

其主要著作有:《M·施蒂纳:1842—1847年著作选》(J·马凯编辑,柏林,1898)、《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莱比锡,1845)。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1925年1月14日 - 1970年11月25日），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本名平冈公威,东京人。出身官僚家庭。中学期间从事文学习作。1944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学习。二次大战结束前夕,他应征未被录取,但已写好为日本军国主义殉死的遗嘱。战后,经川端康成的推荐,发表短篇《烟草》(1946)。1947年大学毕业,进大藏省任职,不久辞职。1949年发表长篇《虚伪的自白》和《禁色》(1951～1953),用华丽典雅的词句描写了青年的变态性欲和道德败坏行为。成为石原慎太郎的“太阳族”的先驱。后来在《潮声》(1954)里,通过爱情故事,宣扬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阶级调和论;在《金阁寺》(1956)里,以一青年与内心的绝对美共存亡的悲剧故事,反映了他的军国主义思想情绪。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益趋反动。他多次组织右翼学生去陆上自卫队进行军训,拼凑了反共的法西斯团体“盾会”,自任队长,并且颂扬“武士道精神”,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在《忧国》(1960)、《英灵之声》(1966)和话剧《明日黄花》(1961)等作品中,美化军国主义分子为“忧国之士”,为国捐躯的“英灵”,鼓吹死心塌地为军国主义殉葬的反动腐朽思想。他的反动政治思想和颓废落后的文艺思想在最后一部多卷本小说《丰饶之海》(1965～1970)里得到了集中的、露骨的体现。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使他的反动作品蒙上一层迷信色彩而流毒深广。进入1970年,为了复活军国主义,于11月,同盾会3个队员闯入自卫队剖腹自杀,妄图煽动军事政变,未果。

郝懿行

郝懿行(1757-1825年)清经学家、训诂学家。字恂九，一字寻韭，号兰皋，山东栖霞人。嘉庆时考取进士，任户部主事，后补江南司主事。

郝懿行治学范围很广，擅长名物训诂和考据之学，对《尔雅》用力最深。他认为邵晋涵《尔雅正义》对声音训诂及名物考释不大擅长，因此作《尔雅义疏》二十卷，着重于以声音贯串训诂，据目验考释名物，做出了较大成绩，是《尔雅》注本中最详赡的。其中考释名物十分出色，而对古音学比较生疏，因此以声音贯穿训诂失误较多。

郝懿行著《反语考》，广采经籍，详加辨证，认为反切产生在三国魏孙炎以前。又援引旧注，正名辨物，著《山海经笺疏》十八卷，附《图赞》《订讹》各一卷，阮元评为“精而不凿，博而不滥”。另著有《晋宋书故》一卷，《通俗文疏证》十八卷，《正俗文》，《春秋说略》十二卷，《荀子补注》二卷，《春秋比》一卷，《易说》十二卷，《书说》二卷，《诗经拾遗》一卷，《郑氏礼记笺》四十九卷，《颜氏家训校记》一卷，《汲冢周书辑要》一卷，《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补晋书刑法志》一卷，《诗文集》十卷。此外，还著有《宝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记海错》等博物学著作，大都收入《郝氏遗书》中。

王临亨

王临亨（1557－1603），明昆山人。字止之，号止庵。 王三锡孙。王志坚之父。万历十七年(1589 年)进士。授浙江西安知县，二十年改知海盐，审案不拖拉，为百姓主持公道，两地民谣颂称循吏、能吏，皆祀名宦。后擢刑部主事、员外郎， 江西清吏司郎中。三十一年出知杭州知府，未及任卒。祀为吴郡名贤。著有《蒙训》《女训》《慈俭训》等。其赴广东审案，途次所撰《粤剑编》，记述当地史料见闻，最有价值。

因为审案子从不隔夜、从不拖拉、从不糊涂，为百姓主持公道，老百姓赞之为“王一时”。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的费用绝对不会超过一升米价，又称其为“王一升”。二十三年（1595）调任刑部主事，二十九年（1601）任杭州知府，卒于任所。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昆山人物传·卷十》有王临亨传，说他“性沉敏，多沉湛之思。遇事宽大，喜通脱，不屑争咫尺之赢自快”，西安和海盐当地百姓都设立了“名宦祠”来纪念他。

贾思勰

贾思勰[xié]。生卒年月不可考，北魏时的著名农学家。只知道他大概是山东益都附近人，出生于北魏孝文帝时(5世纪末)，曾担任过北魏青州高阳太守(今山东临淄县西北)。贾思勰的名字完全因他所著《齐民要术》才流传下来的。他在离任以后曾经从事农业生产，养过羊，种过地。《齐民要术》书中涉及的地区是黄河中游，包括山西东南、河北中部、河南的黄河以北及山东境内，这些地方他都亲自做过实际考察。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自序中充分表达出他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理论认识，以及他的农学思想和抱负。贾思勰的农学思想建立在“富国以农”的认识上，他指出“故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他对管仲、刘恒、仲长统等人的“重农贵粟”的思想和主张以及西汉以来许多地方官吏奖励耕农、兴修水利，进行农业技术革新，提倡节约等政策所取得的成就，都给以热情的赞扬。他赞成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农业收成的好坏不是天的恩赐或惩罚，而是靠人的努力。他提倡改革，反对守旧，在序中列举了秦汉以来许多落后地区由于推广先进技术而改变农业生产面貌的生动事例。如敦煌地区以前并不知道使用耧犁，是皇甫隆(三国魏人，敦煌太守)去了以后，“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桂阳地区历来不知道种桑养蚕，无蚕织桑麻之利。老百姓没有鞋穿，冬天脚冻裂出血。茨充(汉光武时)任桂阳令时，“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贾思勰在序中总结写作《齐民要术》的要点有四：“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其中的“歌谣”即指农谚，“老成”即指有经验的老农民。“采捃经传”即指搜集历史上有关农业的文献。贾思勰参阅了古籍150多种，不少古籍在当时还能看到，但后来都散失了。如《氾胜之书》、《相马经》、《四民月令》、《广志》……等，靠贾思勰的摘引，得以部分流传下来。这也是贾思勰的一大贡献。

贾思勰通过实践观察，已经发现了生物既表现遗传又发生变异的现象。他把遗传现象称为“性”或“天性”。比如说粱秫可以晚收，是因为“性不零落”，早收会造成损失;反之荏蓼则要一熟就收，因为“性易凋零”，迟收获种子都掉光了。他最早发现作物异地种植会发生变异。比如山西并州的大蒜种来自河南朝歌，种一年，蒜瓣就变小了。可是并州的芜菁也是从别处买来，种一年，芜菁的块根都变大了。又如山东的谷子品种拿到山西壶关上党种植，都只会徒长，不会开花结实等等。他把这种变异现象归之于环境条件的改变，虽未能深入，却完全是正确的。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自宋代刊刻以后，不仅流行国内，也早传到日本，现在则传向世界。世界农业史学术界对贾氏著作都给以高度评价，日本学者曾倡议将研究《齐民要术》的学问称为“贾学”。

刘过

刘过（1154—1206），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客昆山，依妻家而居。为人尚气节，喜饮酒，以功业自许。博学经、史、百氏之书，好言古今治乱之略，论兵尤善陈利害。淳熙间与刘仙伦齐名，有庐陵二刘之称。曾多次上书宰臣，陈恢复方略，勇请用兵，谓中原可一战而取，不被采用。绍熙五年扣阍上书，请光宗过宫，言极剀切，备受称许。庆元五年，游东阳，往来山谷间，赋诗最多，集为《东阳游戏》(许从道《东阳游戏序》)。屡试不第，漂泊江淮，以诗词客食四方，与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交游。陆游称其“胸中九渊蛟龙蟠，笔底六月冰雹寒”，惜其“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赠刘改之秀才》)。又有诗词上韩侂胄，为韩所喜。开禧元年，至京口，与岳珂相识，与章升之、黄机、王迈等游处，广题郡中名胜，尤以《多景楼》一诗知名(《桯史》卷二)。二年，卒于昆山，年五十三(陈谔《题刘龙洲易莲峰二公墓》)。刘过以诗词久负盛名，其词纵情抒写“平生豪气”，多慷慨激昂，或感怆时事而言词激切，或为收复中原而大声疾呼，如《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沁园春·张路分秋阅》：“便尘沙出塞，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未惬平生。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八声甘州·送湖北招抚吴猎》：“望中原驰驱去也，拥十州牙纛正翩翩。”以及《念奴娇·留别辛稼轩》、《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贺新郎·游西湖》等，气势豪壮，跌宕淋漓。其长调大抵以辛弃疾为法，与刘克庄同称为继辛而起的豪放派作家，虽偶有粗率之笔，然雄健可喜，不乏感人的爱国篇章。刘熙载称其“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卷四)。而《沁园春·寄辛承旨》、《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贺新郎·赠邻人朱唐卿》等刻意学辛，逸气纵横，可谓逼真，然也有“学稼轩而粗”之评(《桯史》卷二、《雨村词话》卷三)。其小令则多俊逸纤秀，宛转含蓄，如《糖多令》(芦叶满汀洲)、《贺新郎》(老去相如倦)等，堪称名作，“是其当行本色”(《蕙风词话》卷二)。至如咏物词《沁园春·美人指甲》、《美人足》二篇，虽工丽纤巧，但刻画猥亵，为世所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张世南谓其诗“出语豪纵”，“警策者已载《江湖集》”(《游宦纪闻》卷一)，有江湖谒客之名(《蟫精隽》卷一五)。其诗多悲壮感慨，如《登多景楼》：“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楼。”以及《夜思中原》、《塞下曲》十馀篇(《鹤林玉露》丙编卷五)，七言歌行体《多景楼醉歌》等，意气豪迈，清新而壮，满怀爱国激情。孙德之称其文工辞藻而尚体要，四六雅驯而工，散文雄深而清(《书刘改之词科进卷》)。著有《龙洲集》十四卷，端平元年刘澥刊，今存明嘉靖间王朝用刻十五卷本，《四库全书》十四卷、附录二卷本，《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函海》十卷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龙洲词》一卷，今存明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四库全书》本、《蟫隐庐丛书》本。又有旧抄二卷本、《彊村丛书》所收二卷、补遗一卷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点校本《龙洲集》，为诗文词合集。《全宋词》第三册录其词八十首。《全宋诗》卷二六九九至二七○八录其诗十卷。文收入《全宋文》卷六六一○。事迹见吕大中《宋诗人刘君墓碑》(《吴下冢墓遗文》续集卷一)、《咸淳玉峰续志》、殷奎《复刘改之先生墓事状》、杨维桢《宋龙洲先生刘公墓表》(《吴都文粹续编》卷四四)。

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市)人。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所出生之地正是金国统治地区，从小就处在异民族的统治之下。他自幼聪慧，胸怀壮志。早在十四岁时，他就借到燕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到河朔一带探察金兵的部署，了解金国的虚实，为以后图谋恢复做准备。金人南下时，历城农民耿京聚集了二十多万人起义，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组织了两千多人去参加聚义。他在义军中担任“书记”之职，帮助耿京筹划军事行动。他作战勇敢，有谋略，忠于抗金事业。当时义军中有个叛徒偷了耿京的印信想到金营去献功，辛弃疾马上追赶，斩了这个叛徒，从此，耿京更为器重辛弃疾。为了保存义军实力，他劝耿京归附南宋，并亲自到南宋联系有关归附之事。但这时义军内部有个叫张安国的人当了叛徒，受金人重赏谋杀了耿京，投降了金人。听到这个消息，辛弃疾以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只带五十名骑兵，直入金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了张安国，并策动金营中的耿京旧部万余人反正，冲出金营。他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抗金斗争，但并没有受到南宋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只让他担任地方官的助手。

当时朝廷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激烈，他站在主战派的立场作《御戎十论》(又称《美芹十论》)进呈宋孝宗，又作《九议》献给宰相虞允文。《御戎十论》有论文十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族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说明金兵不但不可怕，而且还有“离合之隙”可乘，并就南宋方面充实国力、作好作战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九议》除《御戎十论》里的重要论点外，还根据刘邦、项羽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驳斥种种“吴楚之脆弱不足以平衡于中原”的谬论，认为胜败关键在顺逆，而金人南侵处逆，宋朝收复中原为顺，所以他坚决主张抗金，并提出自治图强的办法以及收复中原先攻山东、次取河北的战略。这些光辉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础上的，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的动力。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改任建康府通判，他因此得以与当时一些上层人物和诗人骚客接触，得到一个发展诗词创作才能的机会。从此，词就成了他感情的传声筒，成了他战斗的武器。辛弃疾一生作词(现存)六百余首。这些词多抒发恢复统一祖国山河的强烈感情，他谴责主和派误国的罪行，表现自己忠心报国的情怀和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辛弃疾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形式自由活泼，风格悲壮豪放，在宋代的爱国词人中，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年六十八。宋恭帝时获赠少师，谥号“忠敏”。

凯塞林

阿尔贝特·凯塞林 (Albert Kesselring，1885年11月20日—1960年7月16日)，纳粹德国空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第1航空队司令、第2航空队司令、南线德军总司令、C集团军群总司令和西线德军总司令等职。

1885年11月20日，凯塞林出生于德国马克斯泰特的教师家庭。少年时代就立志从军。中学毕业后，凯塞林说服父母而于1904年应征入伍，到巴伐利亚第2炮兵团服役。凯塞林专心致志地学习军事知识，很快掌握了炮兵基本战术。上司看他有培养前途，便送他到慕尼黑炮兵与工程学校深造。此举为其后来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1907年，晋升为少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塞林已是上尉军官，先后在野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任职。

大战结束后，凯塞林在巴伐利亚第3军司令部任职，主要负责后备役部队编成和训练，后晋升为少校并调到陆军总司令部。1930年，晋升为中校，调德累斯顿第4炮兵团任营长。

希特勒上台后，于1933年10月建立空军，在陆军中征召优秀人才到空军服役。已晋升为上校的凯塞林转入空军服役，任新成立的航空部行政管理局局长。凯塞林在48岁时开始热心学习飞行，为纳粹德国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努力。

纳粹空军建立之始，困难很大。其中尤以资金短缺、技术力量不足为甚。凯塞林积极执行“空军发展计划”，与财政局、技术局紧密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措了大量资金，建立了飞机工业的基础。1934年1月，德国每月生产飞机72架，到1935年7月，月均生产飞机达到293架。空军的机场、营房以及其他不动产军事设施的建筑更是由他计划和组织实施的。1933年1月，飞机工业的雇员还不到4000人。凯塞林接手后，1934年竟增至1108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飞行装备供给和修理部门的雇员。凯塞林于1935年晋升为少将，次年晋升为中将。

1936年6月3日，纳粹德国空军首任参谋长韦弗在德累斯顿因飞机失事丧生。深受戈林厚爱的凯塞林继任空军参谋长，负责空军组织与训练以及飞行、高炮、通信和伞兵部队的使用等事宜。然而，凯塞林缺乏经验，处理问题显得力不从心，“使空军机关原来那种责任力下降，而机构却大为臃肿膨胀”，逐渐与空军部副部长米尔希发生分歧，因而很快被解除参谋长职务，调任驻德累斯顿的空军第3军区司令。1938年4月1日，凯塞林因空军实行改组而出任第1集团军 (不久即改为第1航空队) 司令。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凯塞林奉命率部担任北方集团军群的空中支援。他的航空队充分显示了航空兵的强大火力突击作用，首先对波兰一线机场实施突然袭击，严重破坏了机场设施，给波兰空军战斗行动造成极大困难。紧接着，又派战斗机与波军空战，派侦察机搜寻波军驻扎机场，一旦发现目标，轰炸机立即实施突击。波兰空军在数天之内即告覆灭。夺取制空权后，凯塞林指挥其飞行部队密切协同地面部队打通波兰走廊，轰炸华沙，突击库特诺包围圈内的十余万波军，直至战役结束。空军的出色行动使得地面战役的突然性、快速性大为提高，希特勒的“闪击战”也成为现实。凯塞林因而获得铁十字骑士勋章。

波兰战役后，希特勒立即准备实施进攻西欧“黄色”的计划。1940年2月，凯塞林调任西线的第2航空队司令。在西方攻势开始前一天，他命令空军在比利时和荷兰港口前布设100枚水雷，封锁盟军航道。5月10日5时35分，德军沿北自北海、南至卢森堡南部边界一线，对西方发起进攻。第2航空队为B集团军群担任空中支援。在这次作战中，凯塞林的航空队首次使用伞降与机降部队迅速占领荷兰的莫尔狄克、鹿特丹，完整地夺取了马斯河和瓦尔河上最重要的桥梁，并坚守到机动部队从陆路到达，迫使荷兰政府投降。但是，就在荷兰与德军在鹿特丹进行投降谈判时，凯塞林还向第54战斗机联队发出轰炸该城的指令。荷兰败降后，第2航空队全力支援陆军行动，扫除了德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将数十万盟军压到狭窄的敦刻尔克地域。接着，凯塞林与第3航空队又把这些盟军作为捕杀对象。可是，英吉利海峡的恶劣天气和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终于使凯塞林第一次丧失了局部的空中优势，致使受困的大部分盟军撤至英国。7月19日，凯塞林越级晋升为空军元帅。

法国沦陷后，第2航空队司令部设在布鲁塞尔，准备实施对英作战。凯塞林为抵前指挥又把前沿指挥所设在多佛尔对面的灰鼻角。在此期间，凯塞林认为作战初期皇家空军很可能为保存实力而采用规避战术，将战斗机主力配置在后方。而德国战斗机由于航程短，飞不到伦敦以外远地区掩护轰炸机作战。这样，失去掩护的轰炸机也就无法实施大纵深攻击。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提出攻击英国首都伦敦，认为英国为了保存伦敦，甚至会把最后一架战斗机也投进去。而一旦英国战斗机应战并因此受到削弱，德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就能顺利地实施纵深攻击。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凯塞林的判断颇有见识。但是，希特勒却拒绝采纳其作战方案，下令空军攻击英格兰南部和东南沿海附近的目标。1940年7月10日，第2航空队首次以强大兵力攻击英国南部的军事目标。8月13日 (鹰日)，德国空军出动1485架次飞机在英国南部狂轰滥炸。许多德国飞行员把不列颠诸岛的地图画在机身上，并加上“伦敦——8月15日——完蛋”的字样，大有一举轰平英国之势。接连数天，整个英格兰南部上空充满了战斗的喧嚣。德国空军几乎倾巢出动，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英国空军不仅未受到致命打击，反倒击落德国367架飞机。这时，希特勒才想起凯塞林方案的价值，允许轰炸伦敦。8月24日，凯塞林命令轰炸机编队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首次空袭伦敦。9月初，大规模闪电空袭伦敦达到高潮。按照戈林的命令，凯塞林每天都集中450架以上的远程轰炸机实施昼间袭击。在这场混沌的大破坏中，伦敦3个铁路终点站被摧毁，对外的铁路运输严重瘫痪。然而，英国军民终于顶住了德国空军的闪电攻击。到9月15日，凯塞林的轰炸机已丧失一半，其战斗机损失更惨，已无力担负空袭伦敦的任务。9月30日，凯塞林部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伦敦。不列颠空战的失败使希特勒无限期推迟实施“海狮”计划。1941年6月，第2航空队被调到波兰和东普鲁士地区，准备进攻苏联。

1941年6月22日3时15分，凯塞林协同博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由东普鲁士南部和总督辖区北部，向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突击。第2航空队对苏联陆军和空军机场实施持续而猛烈的轰炸。中央集团军群在凯塞林的协同下，于明斯克、斯摩棱斯克两地围歼苏军60多万。9月26日，凯塞林奉命同中央集团军群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计划。从10月初起，第2航空队全力为地面部队扫平前进障碍，空袭莫斯科，攻击从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勒热夫—线起通往东部的各条铁路线，阻碍苏军补给与增援部队，给苏军实施莫斯科防御造成极大困难。

1941年11月，英军在北非实施反攻，地中海的局势陡然变化，意大利请求希特勒紧急支援。为加强在北非的军事力量，凯塞林及其第2航空队被调往地中海地区。凯塞林被任命为南线德军总司令，负责向在北非作战的隆美尔部提供空中支援和阻止英军从马耳他岛进行袭扰。隆美尔与凯塞林是性格相异的统帅，前者孤傲狡黠，后者平和乐观。然而，凯塞林尽管比隆美尔的军衔高、军龄长，却抱着极为坦诚的态度与隆美尔研究战事，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协同作战。随着隆美尔部的胜利，希特勒对凯塞林愈加器重，在1942年9月甚至想让凯塞林接替凯特尔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

1942年秋，战局对德军日益不利。盟军在北非将隆美尔部打得焦头烂额，且地中海的空中优势已经易手，凯塞林的航空队甚至连最基本的补给都难以运送。

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权很快于9月倒台，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凯塞林立即解除80万意军的武装，并将26万多人送到德国服苦役。他制定了防御计划： 在罗马以南建立数道防御线 (如萨莱诺—福贾线、加里利亚诺—卡希诺—亚得里亚线、古斯塔夫线)，坚决抗击盟军进攻，使盟军丧失进入罗马和巴尔干的跳板。凯塞林的防御战术取得了成功，德军在意大利与盟军对峙了一年多。1943年11月，驻意大利的德军合编为C集团军群，凯塞林为C集团军群总司令。1944年7月19日，凯塞林获得栎树叶钻石勋章。凯塞林率部与盟军在安齐奥滩头和努吐诺滩头激战之后，撤往台伯河以北，并在盟军进占罗马之前撤到亚平宁山区继续抵抗。

1945年3月10日，希特勒下令凯塞林接替伦德斯泰特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企图在西线重现意大利防线的奇迹。但是，这位曾自行驾机二百多次巡视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空军元帅，也无力回天。5月5日，凯塞林向艾森豪威尔请求允许派代表商定投降条件，遭到拒绝。5月7日，凯塞林率部就近向美国第101空降师投降。

1947年5月6日，设在威尼斯的英国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凯塞林死刑，不久改判无期徒刑。凯塞林先后在威斯特伐里亚和沃尔监狱服刑，1952年因病获释，1960年7月16日死于心脏病。

斯宾诺莎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唯物论和唯理论代表之一。早年接受犹太教神学教育,同时学习欧洲各国语言、数学和笛卡儿的哲学。因无神论思想于1656年被永远开除教籍。靠磨光学镜片为生。1673年以有碍思想的完全自由为理由,拒绝担任德国海德尔堡大学哲学教授。1676年曾接受莱布尼茨的拜访。由于贫病交加,45岁死于肺病。在哲学上,肯定构成万物存在和统一基础的实体即自然界,或“上帝”。具有泛神论性质。认为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只有一个,是自因的、无限的、永恒的。属性是实体的本质特征。实体有无数属性。能为人的知性所认识的有两种,即广延和思维。样式是实体的各种特殊状态。又分无限样式和有限样式两种。广延所派生的无限样式是运动和静止,思维所派生的无限样式是理智。由运动和静止派生的有限样式为有形的各种具体事物,由理智派生的有限样式为各种具体事物的观念。认为一切个体事物都有生命(灵魂),具有物活论的思想倾向。实体不变不动,只有作为样式的具体事物才发生运动变化。事物的运动变化原因不在自身,而在外界的他物,且运动变化也只限于机械的位置移动。承认具体事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但反对神学目的论,认为联系均出于必然,否认存在偶然性。又认为作为样式的具体事物处于不间断的因果联系之中。反对自由意志说,强调为所欲为、行为不受限制是不可能的,只有听凭理性指导,努力认识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才能获得自由。提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把自由与必然辩证地统一起来。在认识论方面,承认认识源于外界对象,但认为感性认识不可靠,只有用同感性认识无关的理性直觉和推理才能获得可靠的真理性的认识。由理性直觉得到的可靠知识是“真观念”。在伦理观方面,认为对知识的占有即为幸福,也即为善,实现对整个自然界在总体上的认识,即为达到“至善”。在政治学方面,宣传天赋人权说,言论自由说,拥护共和政治和民主政体。在历史上首次用历史的方法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在美学上,认为美的本质是事物使我们满意与舒适的一种属性。否认美的绝对性,认为美丑是相对的,美与其说是客体的性质,不如说是观察者对事物的印象。主要著作有《笛卡儿哲学原理(附〈形而上学思想〉)》(1663)、《神学政治论》(1670)及由友人编入《遗著》(1677)中的《知性改进论》、《伦理学》、《政治论》、《书信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