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

柳永，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一字景庄。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后世也称之为柳屯田。福建崇安人，《历代诗余》及《词综》以为是福建乐安人。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柳永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成年之后，从家乡到汴京赴考，但曾几度在科场受阻《能改斋漫录》有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由于柳永在汴京的放浪生活，特别是他把这种生活尽情吐露于词中，因而触怒了以理学为门面的统治者，使得他一生都未受重用，只作得“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鹤冲天》)。从此，他便多次离开汴京去外地漫游，到过浙江、苏州、扬州、江淮、长安、成都、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湖南等地。直到景祐元年(1034)方登进士第，任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推官，此后又在浙江做了多年的地方小官。庆历三年(1043)改官著作郎入京，曾被仁宗召见，为太常博士。皇祐中，又迁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又因作《醉蓬莱》词有“太液波翻”句忤旨，被发落，而后流落不偶，不久便死于他乡，身葬北固山下。相传死后家无余财，群妓合金埋葬之。柳永的词，尽写都市繁华、旅途风光、男女恋情、娼妓悲欢，以及自己长期失意的郁闷、颓放和羁旅之哀，诸如《望海潮》、《迷仙引》、《雨霖铃》等。也有咏物、咏史和游仙等词篇。柳词曲折委婉，长于铺叙。融情入景，工于点染。语言活泼，不避俚俗。特别是在词体上，极大地推动了慢词的发展，使唐五代、特别是民间词中的慢词出现了质的变化。柳永开拓了宋词的题材范围，使词从贵族玩物一变而为市民文学。柳词与敦煌民间词的瓜葛是显而易见的。在词体和词风上的也独树一帜，使柳词风靡一时，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词对两宋名家词人均有影响，并影响到金元戏曲和后世小说。可以说，柳永是中国词坛上最负盛名的词家之一。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有《乐章集》传世。

东岭圆慈

东岭圆慈（1721～1792）滋贺佐佐木氏。九岁出家，参于白隐，辛炼苦修。罹重疾，自谓：‘虽已明宗趣，若如死去，何益于法门。’著《无尽灯论》呈于白隐云：‘此中如有可采，请以贻后，否则投于火中。’白隐见后云：‘可为后世点眼。’上京养病，返回白隐下，嗣其法。七十二岁寂。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伦理学的代表。生于伦敦的伊林，父亲是小职员。赫胥黎8岁上学，两年后因生活艰难而休学，10岁走上自学的道路。后来在强德勒医生的私人诊所里当助理医生。17岁时，获查令十字医院颁发的奖学金，在琼斯先生的帮助下，首次发表一篇关于生物学方面的论文。1846年，经伦敦大学医学院考试通过，赫胥黎进皇家海军斯拉医院当助理外科医生。以后，在院长的推荐下，他随“响尾蛇”号探险船出海进行科学考察。赫胥黎回国后，着手研究探险途中收集的资料，撰写了一篇《关于水母的解剖学》的文章，因此，获得了皇家奖章，并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并先后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政府直属矿业学校教师，皇家研究院的讲师。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震动了整个科学界，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赫胥黎旗帜鲜明地站在达尔文的一边，并且进一步提出“人、猿同祖论”。这一理论遭到牛津大主教的讥笑，但赫胥黎说，他并不觉得有一个猿猴的远祖是件丢人的事。他为捍卫进化论坚持斗争了25年之久。斯宾塞说：“赫胥黎不但热爱真理，而且还热爱一件更为稀有的东西——光明正大。”1885年，赫胥黎因年老体衰，辞掉了教授、渔业部视察官和皇家学会会长的职务，但仍然为捍卫进化论斗争不息。他被封为爵士，任命为剑桥大学科学院院长、法学荣誉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论我们对生物现象因果的认识》、《进化论与伦理学》、《论文全集》九卷。

“社会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赫胥黎十分推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是他不象有些生物学家那样不加哲学思考，直接把生物学的进化过程应用到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去。在他看来，生物进化过程本质上属于宇宙的进化过程，而宇宙进化过程与“园艺过程”或“社会进化过程”是相对抗的，宇宙过程通过变异，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而进化;社会过程则通过强化社会结合，制止内部生存斗争而进化。人类还没有从动物界中完全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同动物一样，不仅受大自然的绝对统治，而且受生物界“生存竞争”规律的无情支配。后来，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把自己与同类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对付来自自然界和动物界的威胁，于是，人类组织起家庭，建立起园地，进而构成了社会，并通过分配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生存资料的办法来制止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加强社会的结合，以对抗宇宙和改变宇宙过程，或者说通过建立小宇宙去对抗大宇宙。因此，社会的进化过程不同于宇宙或生物的进化过程，从而“生存竞争”就仅仅适应于自然界或生物界，而不适应于社会领域。

至于那些认为社会也通过“生存竞争”才能进化的人，其错误是由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意上含糊不清引起的。因为“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因此，人们就以为适者生存是最好的生存。事实上，在宇宙自然界，“最适应者”是赖有各种条件的，因此，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的半球要再冷却下去的话，那么，在植物界，最适应生存的东西，可能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适应生存的是苔藓和硅藻，以及诸如能够把白雪染上红色的微生物。”《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社会中的人，虽说一开始也受生存斗争的支配，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越来越小，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同上)可见，社会的进化过程具有伦理的性质。这是社会进化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区别所在。

“伦理的过程就是情感的进化”过程 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从无情的“生存竞争”走向社会结合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人类情感进化的过程。人类在开始的时候也象他们的祖先——猿类一样，对享乐贪得无厌，他们“自行其是”，为争取一点点生存资料而不顾一切。因此，在这个时候，人类生活基本上是残酷无情的。但是，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便异常强烈地发展着一种倾向，这便是人与人之间原始结合的情感。“社会发展每前进一步，都使人们和他们伙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也就增加了由同情心产生的快乐与痛苦的重要性。”这样，从人类社会原始结合的情感到“我们叫良心的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的同情心”，便完成了情感的进化过程，这个时候，“我们以自己的同情心去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以别人的同情心来判断我们自己的行为。”(第21页)于是，法律和道德便建立起来了。从此，人们的一切行为就能“自我约束”，而避免“自行其是”。社会一旦制止了“自行其是”或“生存竞争”，便能“创造比自然状态更为有利的条件，以促进公民的天赋能力在公益一致的情况下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因此，“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用其他科学工作中所采用的同样的观察、实验和推论的方法，去确定最有助于达到此项目的的行为方针。”(第30页)

反对个人主义 赫胥黎强调社会责任而反对个人主义。他说：“我们时代的狂热的个人主义企图把宇宙自然界同人类社会加以类比。”(第58页)他们试图把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让人们“忘记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自行其是”，这样做必然使人的情感退化，进而破坏社会的结合。因此，赫胥黎要求“每个得以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人，都不要忘记那些曾经艰苦创立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惠;并且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致削弱允许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组织”。(第58页)他一生都把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作为崇高的目标。他生前虽然地位显赫，但从不看重“贵人”，而瞧不起穷人。他说：“假如有教育机会的话，又有什么贫穷和地位卑贱的人们办不到的?至于不少的所谓的‘社会的精华’又会是什么货色呢……大家都知道，又有那么一些达官贵人，如果不是门第之类的社会势力把他们抬高了，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干着车夫、看守猎场的人或者台球桌上的服务员的工作而已。”为了实践他的这一理论，1870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物，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让贫穷人的子女享受免费教育。

赫胥黎的一生是宣扬进化论的一生，他把进化论思想引进社会领域，又严格区别生物进化过程与社会进化过程，反对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他用社会的结合去说明道德的起源，把情感的进化看作是社会结合逐渐强化的结果。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他毕竟不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及其规律，从而也不懂得道德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道德的阶级性。

查斯特菲尔德

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四世（4th Earl of Chesterfield，1694年9月22日—1773年3月24日），原名：Philip Dormer Stanhope，英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及文学家，出生于伦敦，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并游学欧洲大陆。1726年继承爵位，1728年出使荷兰，任驻荷兰大使，1745年任爱尔兰总督,1746~1748年身兼国务大臣等职位,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干。他风流倜傥，是英国讲究礼仪的典范，备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他与同时代的文学家波普、艾略特、爱迪生、斯威夫特等过往甚密。

曾就读于剑桥大学，此后游学欧洲大陆，并在巴黎居住过一段长时间，当时的法国在路易十四的治理下一片繁荣。查斯特菲尔德虽然仰慕法国的文化、教养与生活，但还是于1714年回到了英国，并开展其政治、外交生涯。1726年，他继承爵位，进入上议院。1728年出使荷兰，此后开始步入政坛，1745年任爱尔兰总督，1746—1748年间身兼英国国务大臣，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干，备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后来由于身体不佳，他开始慢慢退出政坛，并谢绝政府公爵的封位和退休金。1728~1732年间，查斯特菲尔德住在荷兰海牙，他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位女性。1732年，也就是查斯特菲尔德离开荷兰那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菲利普?史达纳布。当菲利普未满6岁时，查斯特菲尔德便开始给其儿子写信，他在这些书信中赞扬折衷与谨慎的美德，教育孩子如何保持果敢而有礼的举止。这种标准对一个外交家而言是极为合适的，对其他任何一个想在社会出人头地的人也极为合适。这些书信后来结集出版，没想到此书问世后，在英国上流社会广为流传，被誉为是一本“绅士教育的教科书”，并成为一本世界名著。英国著名词典编纂家约翰逊博士对本书也大加赞赏。

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 (Philip Dormer Stanhope) 于1773年3月24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切斯特菲尔德庄园，他的伦敦别墅中去世。他的教子和收养继承人后来成为了第五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勋爵。

殷夫

殷夫（1910年6月11日-1931年2月7日），原名徐柏庭，学名徐祖华，别名徐白，笔名任夫、殷夫、殷孚、白莽、莎洛、莎菲、Ivan等。1910年6月11日(清宣统二年五月初五)出生于浙江象山东乡大徐村。父亲是个医生。殷夫幼年在乡间读私塾，1921年初进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次年父亲病故，由慈母抚育。殷夫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

1924年初，殷夫从杭州赴外地求学。1925年8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他十四五岁时开始写诗，现在留存的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就是1924—1925年写的。这组小诗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

1926年7月，殷夫越级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这时开始同革命运动发生了关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囚禁三月，几被枪决。后由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的大哥徐培根保释出狱。这次入狱对他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教育。他在狱中所作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员的告密，敌人的搜查，押送去牢狱途中的经过，以及诗人的思潮起伏，表现出少年殷夫立场坚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高尚的品质。殷夫出狱后，徐培根把他软禁在身边。但殷夫仍坚持学习社会科学，阅读革命文艺书刊，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后殷夫回象山家乡。现有《人间》和《呵，我爱的》两首诗即作于此时。

1927年9月，殷夫想考大学，因曾被捕入狱，没有中学文凭，得女友盛淑真(后改名孰真)的帮助，通过她的同学向浙江上虞人徐文雄借到一张中学文凭，殷夫就顶用了徐文雄的姓名，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有一段时间，殷夫和革命组织失去了联系，尔后才重新接上关系，继续投入革命工作。殷夫在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读书时，刻苦学习，半年以后，即能从事德文翻译。1928年2月，殷夫用徐文雄署名写信给创造社的刊物《文化批判》，对该刊一月号上彭康《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的译文，提出商榷的意见。

殷夫还经常留心阅读《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刊物。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后不几天，他就投寄一束诗稿给该刊编辑部。这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第四期上的长诗《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得到了著名左翼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蒋光慈和著名文艺评论家钱杏邨(阿英)的赏识。随即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

1928年秋季，殷夫再次被捕，不久，由他的大嫂托人保释出狱。殷夫出狱后回到象山县城家中。1929年初，殷夫潜离家乡，来到上海，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流浪生活，同党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从此离开了学校，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成为一个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写下《血字》组诗和《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一类被誉为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战歌。

1929年上半年，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投寄抒情诗篇，开始同鲁迅发生联系，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培养和帮助。从1929年6月到1931年1月，有关殷夫的记载见于鲁迅日记的，有十八次之多。1929年6月16日的《鲁迅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白莽的名字：“下午复白莽信。”鲁迅这次复信是因为殷夫从德文译出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彼得斐(今译裴多菲)传》，投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鲁迅发信索取德文原文，以备核校，由于原文是载在《彼得斐诗集》里面的，因邮寄不便，殷夫就亲自送到鲁迅那里。这就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的第一次记殷夫来访的事。

鲁迅收到殷夫翻译的《彼得斐传》后，又写信建议他配合传记，再译十来篇彼得斐的诗，一同发表。他特地托柔石转给白莽一信并《彼得斐集》两本。不久，殷夫译了几首诗，亲自送交鲁迅;鲁迅为了校阅译文，将殷夫送来的那本德文《彼得斐诗集》留下，而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买来留在身边的两本德文版《彼得斐诗集》相赠，托柔石亲自送去。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抒情诗四首，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译文《彼得斐·山陀尔行状》一篇和彼得斐·山陀尔译诗九首。

同年7月间，殷夫在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遭到了毒打，在囚禁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和《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殷夫第三次被捕事，曾有记叙。殷夫当时因为衣物都被没收，没有长衫，而又要穿长衫，便从朋友那里借来棉袍，在大热天穿着它，汗流满面地去看访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并给以资助。

这次出狱后，殷夫很快恢复了工作，专门从事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同年冬，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从1929年末到1930年秋冬之间，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工作。直到1931年春他被捕牺牲前，他在党刊《红旗》、团刊《列宁青年》、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上写了不少政治论文，还自学俄文翻译政论文章。著译涉及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青年工人运动、少年先锋队工作、文化工作，以及党内的路线斗争等等方面。这一时期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二十八篇作品，其中政治论文等二十一篇，文艺作品七篇。在《摩登青年》上发表政治论文两篇、诗两首。在党刊《红旗》上用徐白署名发表《拥护苏维埃运动中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和《扩大共产主义的儿童运动》两文。此外，在1930年10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十八期上还写过《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的政治论文。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为“左联”的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和李一氓编的《巴尔底山》等写了不少红色鼓动诗和一些散文、随笔，成为“左联”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殷夫由于处在斗争第一线，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连。这一时期的诗，集中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中国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基地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党的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伟大气概。炽热的战斗情绪，高昂的旋律，构成了殷夫红色鼓动诗的特色。这些诗，正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评论的，它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还写过一些散文、速写、传记、剧本等。这些作品的成就不如他的红色鼓动诗篇，但也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变化。发表在1930年5月《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向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哥哥，公开宣告决裂的宣言书，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1931年1月17—21日，林育南、李求实(即李伟森)、何孟雄等二十几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叛徒出卖，分别在东方旅社等处被捕，其中包括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四位“左联”青年作家在内。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2月7日深夜，殷夫同这些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年仅二十一岁。

二十几位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立即向全世界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界，用中、英、日等几种文字发布了对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书。“左联”专门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烈士和早一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宗晖烈士的肖像、传略和有关的作品等。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阿英写了《殷夫小传》。两年以后，鲁迅又为纪念殷夫、柔石等“左联”烈士的牺牲，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越三年，鲁迅又特为殷夫的诗集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和《续记》。

殷夫的政治论文和其他作品散见于《列宁青年》、《红旗》等秘密刊物和《太阳月刊》、《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和《摩登青年》等公开刊物，生前都未能结集出版。据阿英《殷夫小传》所列，殷夫著译计有：(一)《孩儿塔》(诗集)，1930年初殷夫自编;(二)《伏尔加的黑浪》(诗集)，1929年;(三)《一百零七个》(诗集)，1930年;(四)《诗集》(包括译诗)，1928—1930年;(五)《小母亲》(小说、随笔、戏曲集)，1928—1930年;(六)《苏联的农民》(翻译)，1928年;(七)《苏联的少年先锋队》(翻译)，1930年;(八)《列宁论恋爱》(翻译)，1930年。其中除《孩儿塔》原稿幸由鲁迅保存下来外，其他七种迄今未有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有《殷夫选集》(1951年7月，开明书店)、《殷夫诗文选集》(195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殷夫选集》(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孩儿塔》(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仅收原集六十五首诗中的二十七首)。

向田邦子

向田邦子（1929年11月28日—1981年8月22日），为日本著名编剧、随笔家、小说家，昭和四年出生于东京都世田谷区若林，成长于一个极普通而平稳的中等市民之家。其父是个特别耿直敬业的职员，其母则是典型的逆来顺受的传统日本女性。就职于保险公司的父亲因工作调动令全家搬迁转徙于不同城市，向田邦子的小学生涯就是在辗转中度过。后毕业于黑木高女（现黑木高校）实践专门女子学校国文科，毕业后，在一家电影杂志社做编辑，1958年起写收音机和电视剧的剧本，其作品以别具特色的笔风和对逝去的旧时代的感怀为主要特征，1964以电视剧本《七个孙子》名声大噪，之后，写了《日本萝卜的花》（1970年），《寺内贯太郎一家》（1974年），《宛若阿修罗》（1979年），《あ・うん》（1980年）等，并有《邻家的女人》（1981年）使其成为了收视率最高的剧本作家，向田邦子创作数量极多，电视剧本有1000余部，收音机作品更是达10000之多，以绝妙的对白，巧妙的构思被称呼为″向田电视剧"，建立了强盛的家庭剧的基础。同时，PR杂志连载了描写明治时期出生的父亲像的小品文《父亲的道歉的信》。1980年因写了感性短篇《花的名字》《水獭》《狗窝》(《回忆扑克》所收)即荣获日本文坛最高荣誉的第83次直木奖。她因为基于敏锐的人性观察和描写得到了极高的评价。1981年8月22日，随笔集取材至台湾旅行，搭乘远东航空103号班机（波音737）自台北松山机场至高雄国际机场时，因空难而丧生，享寿52岁，该空难为三义空难。身亡后葬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灵园，法号“芳章院释清邦”。

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年7月24日—1870年12月5日），人称大仲马，法国作家。生于巴黎郊区维莱科特雷县城。父亲是共和国将领。后因反对拿破仑远征埃及而失宠。大仲马从小就具有叛逆性格,追求平等。成人以后憎恨君主专横,反对波旁复辟王朝。所以,他先后参加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曾两次长期流亡海外。晚年,他还去意大利帮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作战。大仲马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雨,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几年小学,全靠自己利用空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并且一有机会就泡在剧院里看戏,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他于1825年开始戏剧创作,并加入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40年代开始写小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作品多达300余卷,其中小说上百部。1829年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他的浪漫主义历史剧《昂利第三及其宫廷》,大获成功。该剧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的原则,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接着又写出了《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后者使巴黎剧坛大为震惊。从30年代中期起,他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创作了许多内容奇特、情节曲折生动的历史惊险小说。其中著名的有《基度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前者写水手邓蒂斯报恩复仇的故事，后者写法国首相黎世留和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个人之间的仇恨以及黎世留和王后之间的明争暗斗,着力描写达塔尼昂和他三个好友的冒险经历。情节极其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创作手法上,大仲马不作复杂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言语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富于传奇色彩。这部小说问世后,大仲马立刻成为法国最受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家。

徐祯卿

徐祯卿（1479－1511年）明代诗文作家。字昌榖，一作昌国。吴县(今属江苏)人。少与唐寅、祝允明、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与李梦阳等人倡导夏古，人称“前七子”。因失囚，降为国子监博士。卒于京师，年仅33岁。

他的《谈艺录》论诗，颇多精警之见。他认为“情无定位，触感而兴”。并进一步认为：“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异其势。譬如写物绘色，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环之大略也。”他反对过分雕琢的华藻，认为“陈采以眩目，裁虚以荡心，抑又末矣”，但也反对毫无情韵的“直戆之词”，认为“譬之无音之弦耳，何所取闻于人哉”。对这种较为辩证、通达的诗歌观，清人王士禛有“更怜谈艺是吾师”之叹。其创作虽然格局稍小，但能情文并茂。

徐祯卿早年沉酣六朝。《迪功五集》里的《拟萧子显春别曲》、《拟谢朓邯郸才人嫁为厮卒妇》、《效庾信作》、《效何逊咏倡家》等正是这种刻意学习的必然产物。这时期，他的不少诗作词采毕艳、情韵缠绵。登弟后，与李梦阳相交，悔其少作，改而趋宗汉魏盛唐，诗风为之一变。这时期诗作，已能突破前期着重抒写个人情怀的限制，如《猛虎行》述说“饥民”在猛虎怒号、娇女被搏、又进而欲食我和孤儿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痛苦，《苦寒行》描写了身处漠野的“游子”在朔风又起时的悲哀。他的友朋赠答诗，生活视野也稍见开阔，如《赠王渊之》、《答顾郎中华玉》。这时期的诗歌古朴成分有所增强，但并不十分粗豪，仍具有标格清妍、措词婉约的基本特色。所以李梦阳有时讥其“蹊径未化”。他的近体诗较优。五律《在武昌作》错杂地名，历落有致，颇能烘托出不愿长途跋的涉飘泊者的思绪，很有别趣。七绝《偶见》写得自然流畅，诗人从心理感受的变化中，拓展了诗境，含意也颇隽永。

他亦善文，颇多笔记。《翦胜野闻》记述了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闻故事，如其多疑个性、与马皇后的恩爱。《新倩籍》记述其友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个性、嗜好，富有文学色彩。他还著有《迪功集》、《迪功五集》、《迪功外集》等。

刘流

刘流（1914—1977），当代作家。原名刘其庚。河北省河间县念祖村人。出身贫寒,小时家庭生活穷苦,仅读过二年私塾，对戏曲评书等我国民间的传统艺术比较熟悉。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五支队侦察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晋察冀军政学校区队长、军区政治部干部军事教官、军区白求恩学校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大队长。在革命队伍里提高了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开始文艺创作。后被调至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工作,参加过京剧《史可法》、《苏州城》、《李自成》的改编演出。解放后,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先后担任保定市文化馆宣传部长、保定市文联秘书和创作部长、保定文化宫主任、河北省文艺处干事、《戏剧战线》编辑部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一方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写一些小型文艺作品,如反映劳动人民翻身斗争的叙事诗《哑吧大娘的话》(1949年7月21日《河北日报》),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短篇小说《锻炼》(1949年7月21日《河北日报》),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鼓词《把侵略者一扫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独幕话剧《命根子》(195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同时,写出了长篇评书体小说《烈火金刚》(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该书的出版,是他思想上和艺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作品以抗日战争最艰苦复杂的1942年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冀中八百万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五一”反“扫荡”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曲折的故事情节,众多的传奇式抗敌英雄形象,使作品产生了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在接受和运用我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创作经验上,特别是利用民间说书形式来表现现代斗争生活方面,《烈火金刚》确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和值得重视的收获。其他作品还有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评书《红芽》,第一部曾在《河北文艺》1964年6月至12月号上连载。

陈亮

陈亮（1143年10月16日—1194年），南宋抗金志士、哲学家、文学家。初名汝能,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

一、寄托着陈家厚望的陈汝能

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称孤道寡的第13年(1143)，婺州永康(今属浙江)龙窟南五里的陈家，传出婴儿的啼哭声，邻人们知道，陈家14岁的儿媳黄氏分娩了。

此儿与众不同，一生下来，两眼大睁，炯炯有神。得了贵子的黄氏和丈夫陈次尹喜不自禁。更高兴的，是公婆。公爹陈益，豪爽耿直，孙儿出世后，他在一天夜里梦见一个状元叫童汝能，觉得那人就是自己的孙子，便给孙儿取名曰“汝能”，字同甫。

陈家有过红火的时候，那时的田地多达200亩，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宋朝初年，陈家落魄。汝能的曾祖陈知元是个小武官，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今河南开封)，陈知元战死于固子门外。陈益梦寐以求科举登第，终未如愿;想从武进身，也不成。他儿子陈次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夫。陈家把振兴家门的希望寄托在陈汝能身上。

时局的发展，却大令他们不安。

赵构在临安建立偏安政权，苟延残喘，无北进收复失地之意。抗金名将岳飞在陈汝能出生前2年，被赵构和奸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黎民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御、打击金人，却得不到官府的支持。

金人南下虽屡受挫折，但灭宋之心不死。绍兴十八年十二月——陈汝能5岁那年，金兀术死去，海陵王完颜亮升为右相。次年，完颜亮杀掉金熙宗，自立为帝。他好大喜功，梦想灭宋，不断发动军事进攻。

肩负着父祖厚望的陈汝能从小就关心国事。他虽然在龙窟山中攻读，但于国计民生颇为留心，喜欢那些治国理民的学问。

他很推崇李白的为人，赋诗道：

我生恨不与同时，死犹喜得见其诗。

岂特文章为足法，懔懔气节安可移！

为了实现抗金救国的壮志，陈汝能极留意历代兴亡史。十八九岁的时候，他查阅了曹操、诸葛亮、吕蒙等19个历史人物的事迹，研究他们的成败得失，写出20篇论文，汇编为《酌古论》。他认为，文人不应只会雕琢文辞，须有治国理民的才能;武将不应只会舞刀弄枪，须有料敌制胜的智慧。这部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的文集问世后，影响甚大。

婺州知州周葵看到《酌古论》，大加称赞，认为陈汝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未来的国士。周葵后来调往临安，出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邀陈汝能为门客，待以上宾。每当文武官员汇报，请示政事，周葵总是让他们先与陈汝能谈谈。

隆兴二年(1164)，周葵罢官，陈汝能也做不成门客了，只得回归故里。

不幸的事接连发生。母亲于乾道元年(1165)病亡，年仅36岁;父亲被人诬告下狱;祖父母忧愤成疾，相继谢世。这对一个年方20余岁的陈汝能来说，打击是够大的。

仕途挫折、家庭不幸，并没有使陈汝能意志消沉。更大的不幸——国家破碎促使他奋发进取。

二、以天下为己任

乾道四年(1168)秋，陈汝能改名曰“亮”，决心继承祖父陈益的未竟事业，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这年，陈亮参加乡试得中，补上了太学士的员额。乾道五年，参加婺州的取解试，高中榜首。这年冬，他被贡送临安，参加来年的省试。省试在礼部贡院进行。乾道六年的省试分两场，一场考诗赋、经义，一场考策论。考生的姓名、籍贯照例是糊上的。答卷交上，另有人再誊抄一遍，以防止主考官作弊。但主考官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取舍。同知贡举的国子监祭酒何澹极不喜欢陈亮的策论。此人乃处州龙泉(今属浙江)人，乾道二年进士，是个势利小人，阿附权奸，贬斥善类。陈亮倡言抗金救国，与苟安的权贵们意图相悖，被何澹黜落。

第一次省试落第，陈亮有些悲哀、愤懑，对人说：“亮老了，反被何澹那小人侮辱。”索手东归，闭门读书，进一步研究历史和现状。他的思想更加成熟。

淳熙五年(1178)，陈亮北上，来到杭州，接连3次上疏当朝天子孝宗。当时的太学仍遵循秦桧的禁令，不许太学生员上疏论事。陈亮上疏用了“陈同”这个名字。《上孝宗皇帝第一疏》中，他总结了中国历史南北对峙的经验教训，指出抗金复国乃大势所趋，苟且偷安没有出路。孝宗皇帝看后，赫然震动，打算张贴于朝堂以激励群臣，并召陈亮上殿，准备擢用。朝臣曾觌闻讯，抢先去拜访陈亮，想巴结这个将大贵的书生。谁知，陈亮鄙夷此类溜须拍马的小人，越墙避走。曾觌自讨没趣，心中愤恨。一些朝臣也敌视陈亮，他们把孝宗的诏令扣压。过了七八天，陈亮不见回音，便上了第二疏，要求面见圣上，借古论今，力陈抗金的必要性。朝中大臣多加阻梗，使这次上疏仍无结果。20天后，陈亮第3次上疏，历陈南宋因循守旧，政治腐败，不适应抗金斗争的需要;只有改革，才能完成抗金复国大业。孝宗既迫于群臣的反对，又不能无视陈亮的真知灼见，便以庸人之心惴度陈亮：他不厌其烦地上疏，大概是邀名誉，要求一官半职吧。遂欲给陈亮个官做，了结此事。陈亮道：“我是想为国家建百年之基业，岂是为了一官半职？”愤懑而归。

陈亮有点儿心灰意冷，终日饮酒，一醉方休。

一天，他与同村一个狂生喝酒，狂生把陪酒的妓女呼做“妃子”。旁边有个吃酒人见状，想引逗二人犯法，他好去告发，以求封赏，便问狂生：“既已册封了妃子，谁做宰相？”

“陈亮就是宰相。”狂生信口道。

吃酒人问：“怎么安排我呢？”

“你做右相。我用二相，大事就好办了。”狂生道。

吃酒人遂请狂生高座，他与陈亮北向而拜。狂生端坐，妓女敬酒，唱《降黄龙》歌祝寿。陈亮、吃酒人和妓女高呼“万岁”。

游戏完后，吃酒人便去临安向刑部告发。那个黜落陈亮的何澹正在刑部侍郎任上，他想起陈亮骂他的话，想报私仇，便把陈亮和狂生逮捕入狱，严刑拷问，打得陈亮体无完肤。陈亮受刑不过，只好承认有不轨行为。结案后，上奏孝宗，孝宗密遣使者去永康调查，弄明真相。大臣奏请孝宗批示陈亮一案，孝宗道：“秀才醉了，胡说八道，何罪之有？”批了陈亮的案牍，掷于地上。

陈亮和狂生高高兴兴地出狱而归。

后来不久，陈亮的家童杀了一个人。被杀的这个人曾侮辱过陈亮的父亲，死者家属怀疑是陈亮指使家童干的，向官府告发。官府逮捕家童，严加拷问，打得他死去活来，就是不承认陈亮参与。官府又囚禁陈亮，死者家属又去临安找御史台官员，请托送礼，请求严惩陈亮。陈亮又被解往临安，投入大牢。

孝宗闻讯，有意放陈亮一命。宰相王淮秉承孝宗旨意，与陈亮好友辛弃疾一同救援，陈亮这才获释出狱。

孝宗两次救了陈亮的性命，是因为自己有抗金的意愿，而陈亮是抗金复国论者。但太上皇高宗一心苟安，孝宗受他的制约，不敢作为。

淳熙十四年，投降派的总代表高宗赵构病死，陈亮认为这是推动抗金事业发展的有利时机。谁知，赵构死了，投降派的势力犹在，而且加紧叛卖活动，遣使赍厚礼向金屈膝报丧，还散布“江南不易保”、“长(江)淮(河)不易守”一类的谬论。陈亮义愤填膺，于淳熙十五年赴长江沿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察看地形，随后赶回临安上疏，指出江淮险要的地理优势，加之金内部矛盾激化，政局不稳，江南可保无忧，不必畏惧金人，应积极抗战。但这时孝宗意志消沉，正准备让位于儿子赵惇，对陈亮的上疏根本不予理会，一些朝臣乘机中伤陈亮。陈亮愤懑难抑，在朝廷上发起怒来，被那班官僚骂做“狂怪”。

陈亮愤愤不平地回了老家永康。

一次，同乡有人宴客，在陈亮的肉汤中加了些胡椒粉。与陈亮同席的一个人回家后暴死，有人怀疑是食物中毒。陈亮又不明不白地被投入大牢，酷吏拷问，无所获。众人想，陈亮这次怕要完了。大理寺少卿郑汝谐审阅陈亮的供词，很是钦佩，道：“此人乃天下奇才，国家若无罪杀人，上犯天威，下伤国脉！”他上疏当朝天子光宗，竭力为陈亮申冤，陈亮获释。

陈亮抗金复国壮志难酬，且屡遭小人陷害。但他对理学的批判，却大有进展。

三、与理学大师朱熹的辩论

到陈亮之时，理学臻乎鼎盛。理学大师朱熹长陈亮13岁，当陈亮步入社会时，朱熹已是遐迩闻名的理学大家。朱熹的思想不断完备，终于成了集理学之大成的宗师。

理学空谈义理，朱熹则属于理学中的心性派。陈亮倡言经世致用，反对性命之学。淳熙九年(1182)春，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时，陈亮找上门去，与朱熹进行了为期10天的辩论。淳熙十一年，陈亮为部分官僚诽谤、陷害，被捕下狱。他刚获释出狱，便遭到了朱熹的指斥。陈亮致函反驳。两人书信往来，各执一端，相互攻讦。

朱熹说“道”是超乎自然与社会之上的一种先验的道德，非人力所能干预，人们对它只能默识体悟;陈亮则云“道”存在于人、事、物中，是任何人都可以体察、认识的。

朱熹称颂“王道”，主张以仁义治天下，贬斥“霸道”，反对凭国力称雄，崇义黜利，视义、利势不两立;陈亮主张“王”、“霸”并用，“义”要体现在“利”上，故“利”即“义”，义、利双行不悖。

朱熹倡言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不问世事;陈亮呼唤人们以天下为己任，做一个大有为的英雄豪杰。

两人辩论了多年，至绍熙四年(1193)方结束。在《陈亮集》中，还保留着陈亮致朱熹的8封信和朱熹写给陈亮的15封信。这是两人“书信战”的见证。

辩论的结果，不分胜负。这种局面实际上是宣布陈亮小胜。因为，在他们论战的时候，理学业已盛行于世，备受统治者的青睐。朱熹高居理学宗师的地位，但不能击败陈亮，仅仅打了个平手，这等于宣布他小败。

经过这场辩论，陈亮的影响日渐扩大，不仅浙江多有人信奉，就连江西也大有人赞同。于是，陈亮开创了“永康事功学派”，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6有《龙川学案》，记录陈亮和他的门人的思想。

四、好友辛弃疾

淳熙五年，陈亮诣阙上疏，经同乡吕祖谦的引见，与辛弃疾相识。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人，长陈亮3岁。像陈亮一样，他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像陈亮一样，他也是壮志难酬。盖因两人志同道合，故吕祖谦引他俩相会。

当时，辛弃疾任大理寺少卿，而陈亮不过一介布衣。但共同的追求使他们结为挚友。

临安分手后，陈亮几次致函辛弃疾问候，辛弃疾也多次探问陈亮的状况。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劾罢官，退居上饶带湖。淳熙十年，陈亮致函辛弃疾，回顾当年临安相聚之乐及别后相思之切，说秋后即赴上饶去会晤好友。但陈亮被诬告下狱，被关了二三个月。直到淳熙十五年，陈亮才得以成行。

陈亮此行，不仅仅是探友，更重要的是与辛弃疾探讨抗金复国大计。为壮大声势，增强号召力，他暂时放下与朱熹的思想分歧，邀他同行。但朱熹对此不感兴趣，说他新种了几畦杞菊，脚一出门，便吃不上此物。

辛弃疾住在他淳熙十二年营造的新居里，旁边是瓢泉，水质甘冽。距瓢泉新居不远，便是美丽的鹅湖山。辛弃疾正在小病中，见好友来了，十分高兴，病好了大半。两人游鹅湖，饮瓢泉，长歌互答，但更多的时间是一同切磋抗金复国大计。

陈亮在辛弃疾处逗留了10天，飘然东归。

陈亮走后的第二天，恋恋不舍的辛弃疾顺路追去，想挽留陈亮再多住几天。雪深路滑，追至鹭鹚林，精疲力尽，怅然停步。当晚投宿于吴氏泉湖四望楼，听邻人悲切的笛声，10天来与陈亮相聚的情景浮现眼前，激情难抑，遂填了一首《贺新郎》，其中有“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句。陈亮闻讯，致函索词，读后以原韵和了一首《贺新郎》，其中写道：

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

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

收到陈亮的词，辛弃疾又用前韵和了一首《贺新郎》。两人更迭答和，写了五六首悲壮慷慨的《贺新郎》。

五、51岁的状元

多年奋斗，壮志难酬，陈亮深刻体会到人微言轻，不为世人所重。鉴于此，他试图再走科举入仕的道路，谋取官位，以实现抗金复国的抱负。

绍熙四年四月，年已51岁的陈亮，毅然参加了礼部的省试。五月，礼部省试的第三场对策，宋光宗策问治国之道，陈亮一开头就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接着，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的答卷交上后，被主考官评为第三名。光宗皇帝御阅，擢为第一。揭卷后，知是陈亮，光宗高兴地说：“朕所擢果然不谬！”特赐第告，词云：“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所。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贻朕也。”

光宗设“闻喜宴”款待新科进士，赐陈亮诗一首。陈亮当即写了《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一诗，其中虽不免对皇帝的歌功颂德，但他更以饱满的爱国激情，表达自己至老不衰、矢志不渝的抗金复国决心：

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这年七月，光宗诏授陈亮佥书建康军(今江苏南京)判官厅公事。

不幸的是，在赴任途中，陈亮一病不起，于次年年初逝世，享年52岁。

约翰·S·C·阿伯特

约翰·史蒂文斯·卡伯特·阿博特（1805年9月19日-1877年6月17日）（英语：John Stevens Cabot Abbott，1805年9月19日—1877年6月17日）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教育学家，主要作品有《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Christopher Columbus）等，出生于缅因州布伦瑞克，父母是雅各布和贝齐·阿博特。

他是雅各布·阿博特的兄弟，曾与他一起管理纽约市的阿博特研究所，并参与了他的一系列简短的历史传记的编写。阿博特于1825年毕业于鲍登学院，准备在安多佛神学院担任牧师，1830年至1844年，他从公理会教堂退休，先后在伍斯特、罗克斯伯里和楠塔基特布道，这些地方都在马萨诸塞州。

由于他的作品《在家母亲》的成功，他从1844年起致力于文学。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写过许多关于基督教伦理和通俗历史的书籍，这些书籍被认为培养了人们对历史的普遍兴趣。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广受欢迎的《拿破仑·波拿巴传》（1855），其中描述了拿破仑职业生涯中的各种元素和事件。阿博特自始至终对他的主题持非常赞成的态度。他的主要著作还有：《美国内战史》（1863-1866）、《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历史》（1868）和《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历史》（纽约，1871）。他还为W.M. Bogart在1876年出版的关于丹尼尔·布恩的《布恩的一生》一书做了前言。

《美国传记词典》（1906年）中的他的传记写道，艾博特思维清晰，头脑灵活，能够把注意力从某一事物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事物上，然后毫不费力地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而且他还有着异常平和的性格；他以自己的善良和著作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几乎一直工作到去世。《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中他的传记的匿名作者说：“他是一位写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伦理和历史的书籍的作家，这些书现在看来似乎缺乏学术性，不值得信任，但在当时却很有价值，培养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总的来说，除了他没有写青少年小说外，他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与他的兄弟雅各布·艾博特非常相似。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对英国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人物。1902年进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后从马歇尔学习经济学,深得马歇尔的赏识。1906年通过文官考试进印度事务部任职。1908年回剑桥大学讲授经济学原理、货币理论,并任该校皇家学院研究员。1911年起长期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经济学杂志》主编。在剑桥执教期间,凯恩斯先后几度担任英国政府的要职。1941年起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2年晋封为勋爵。1944年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城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积极策划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建设开发银行,并任这两个国际组织的董事。1945年他作为英国首席代表参加向美国乞求借款的谈判。凯恩斯生前还从事过金融投资活动,曾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创办过几家投资公司。他终生不渝的立场是竭力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凯恩斯在经济方面的第1部著作是1913年出版的《印度的通货和财政》,鼓吹用金汇兑本位制,把印度货币更紧密地与英镑连接起来,以加强对印度的统治。1919年出版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1923年出版《货币改革论》,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用通货数量的变化说明价格水平的变化,又用价格的波动说明生产水平的波动;竭力反对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主张用通货管理来稳定物价和生产水平。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管理的必要性。1930年出版《货币论》,提出投资与储蓄的平衡是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前提,主张通过调节信用,特别是调节利息率来维持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以稳定价格和经济活动水平。1933年发表《通向繁荣之路》,进一步强调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一时期,凯恩斯尽管提出了依靠国家干预经济以摆脱失业和萧条的政策建议,但还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加以论证。

1936年他的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出版了。该书抨击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摒弃传统庸俗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说教,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

由于《通论》为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新的辩护理论,并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引起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界的轰动。有的把《通论》的出版吹捧为凯恩斯革命;有的把凯恩斯誉为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与斯密、李嘉图并列;有的甚至把凯恩斯的学说称作资本主义的救星。有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甚至把战后20年左右的时间标榜为凯恩斯时代,称颂凯恩斯拯救了资本主义。事实上,凯恩斯的政策措施,虽然在战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起了一定的延缓作用,可是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反而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这些无情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凯恩斯学说的破产。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或作303—379)，字逸少，原籍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世居会稽山阴(今绍兴县)，东晋大书法家、文学家。出身贵族，伯王导是晋元帝时丞相，父王旷曾任淮南太守。幼讷于言，人未奇之。长而机敏辩赡，以骨骾称。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 尝苦求为宣城郡，不许。乃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人称“王右军”。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洽，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会稽有佳山水，当时名士多居之，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王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兰亭，为《兰亭集序》以申己志，时人比之石崇《金谷诗序》。工书法，善文章，所作《兰亭集序》，记述了他和谢安等四十一位名士宴集山阴兰亭盛况，抒发志趣，文笔雅致，为后世传诵之名篇。其书法，字钟繇，兼取众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兼善隶、草、正、行各体，被奉为“书圣”。正书以《兰亭集序》为代表作，行书有《奉桔》、 《丧乱》、 《孔侍中》等帖，草书有《初目帖》、《十七帖》等，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临摹本。其子献之，书法成就亦大，父子合称“二王”。原有文集十卷，也巳散佚，明人辑有《王右军集》传世。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书法家。早年从卫夫人(铄)学，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古朴书风，而成妍美流利的新体。其笔势雄强多变，论者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许为古今之冠。故为历代学书者崇尚，影响极大。亦工文学，著有文集十卷，已佚。 今存《兰亭集序》，记载当时宴集盛况，文笔清新疏朗，情韵邈绵，是一篇优秀的抒情记事散文。另有《兰亭诗》二首，亦雅有山水胜情。明人张溥尝称赞：“兰亭咏诗，韵胜金谷。”(《王右军集题辞》)张溥辑有《王右军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辑其诗文。

兰亭——在浙江绍兴市西南14公里的兰渚山下。王羲之撰书的《兰亭集序》记叙永和九年( 353年)三月三日他与好友在此修禊的盛况。现存建筑和园林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后移此重建的，1980年曾全面整修。有小溪流经此处，称曲水。临溪有流觞亭，亭西有王右军祠，祠中正殿有王羲之像。殿前有墨华池，池中建墨华亭，西廊墙上嵌古代碑刻，其中唐宋以来书法家临摹的《兰亭序》就有十余种。流觞亭后有御碑亭，中立清康熙、乾隆二帝御碑。流觞亭东有碑亭，内立清康熙帝书兰亭碑一块。亭前约30米处为鹅池，池畔建石碑亭，中立“鹅池”两大字石碑一块，传为王羲之书。园中茂林修竹，清流游湍，风景清幽。

王羲之墓——今绍兴市嵊县华堂金庭山。据传王羲之晚年隐居金庭山，死后葬金庭瀑布山。其后人舍故宅为金庭观。观中有右军书楼、墨池和祠庙，早年已废。墓前有石坊一座，上书“晋王右军墓道”。

王羲之故宅——又称右军别墅，后为戒珠寺，在今绍兴城西街72—76号。据方志记载，寺外有鹅池、墨池，寺内有上方院、卧佛殿、竹堂、雪轩、宇泰阁等。原寺内有羲之像，青巾道服，端坐正中。明嘉靖十年(1531年)和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曾重修。现仅存大殿、卧佛楼和上方院，寺外鹅池、墨池亦尚存。

题扇桥——在今绍兴城北的蕺山街东侧。东西向单孔石砌拱桥，全长20余米，宽约3米。相传王羲之在会稽任内史时，一日经过此桥，见桥上有一老妪抱一捆六角竹扇在烈日下叫卖，因制作粗糙，无人问津。王羲之便借来笔墨，在桥头给扇子各题上五字。老妪面露怒色，王便对她说： “告买者此为王右军所书，售价一百文钱。”(为原价五十倍)人们见是王羲之题字扇，竟抢购一空。桥由此得名，流传至今。

笔飞弄和笔架桥——在今绍兴城萧山街北侧。弄为南北向，长238米，宽约2米，石板路面。据传王羲之不肯轻易为别人写字，一次，邻居一老妪用王羲之喜爱的大白鹅骗得他几个大字。他十分懊恼，说： “我今后再不写字了!”于是抓起飞狐笔向书桌上一掷。没想到那支笔在桌上弹起来，穿破窗纸，沿着窗外弄堂笔直向前飞去。 “笔飞弄”因此得名。笔飞到弄的北端一座桥的一块石上，于是这块石头就叫“笔架石”，桥也因此叫“笔架桥”。桥已拆，今改作路名。

姚思廉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寡嗜欲，唯用心于学，少从父察学《汉书》，尽得父传。仕南陈为会稽王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事。当初察在陈曾修《梁史》、《陈史》，书未就察死，察临终嘱思廉完成梁、陈二史，思廉以父言上奏，诏允思廉之请。炀帝又令思廉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寓图志》，后思廉迁代王(侑)侍读。李渊克京城，代王府寮属惊惧奔逃，唯思廉不离代王左右。渊兵将升代王殿，思廉厉声呵斥道：唐公举义兵本为匡正王室，你们不得无礼于代王。众服其言，布列阶下。渊闻而义之，许其抚代王侑至顺阳阁下，然后思廉泣拜而去。观者感叹思廉为忠烈之士。

渊受禅，思廉授秦王府文学。后秦王征徐圆朗，时思廉在洛阳，秦王回忆隋王之事，对思廉不惧兵刃之举大加赞赏，以为思廉乃有大节者。太宗入春宫，迁思廉太子洗马，贞观初迁思廉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思廉与杜如晦、房玄龄等同列为十八学士，太宗令阎立本图十八学士形容藏之书府。贞观三年(629)，诏令思廉与秘书监魏征同撰《陈史》、《梁史》，思廉兼采谢炅等诸家梁史及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此二史，魏征裁其总论，撰写之事皆思廉为之。思廉备受宠信，政治得失，帝常令思廉密奏之，思廉亦直言无隐。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外出游幸之事乃秦皇汉武所为，非尧舜禹汤所为也。太宗虽因有病必须外游疗疾，不从其谏，然亦赐帛五十匹。贞观九年，拜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卒，太宗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陪葬昭陵。

唐涤生

唐涤生(1917年6月18日-1959年9月15日)，少年时,唐涤生在上海白鹤美术专门学校攻读,同时在沪江大学进修,课余时 间参加湖光剧团,在该团演出田汉名著《归来》时,担任了舞台灯光与提场工作。

1937年,唐涤生在战乱回乡的途中,写出了第一个剧作:以珠江口渔民杀敌 斗争为题材的话剧《渔火》。1938年秋,唐涤生经堂姐唐雪卿介绍,进入姐夫薛 觉先的“觉先声”剧团担任剧本抄写。

此间,薛觉先提出了诸多粤剧改革,其中一条即“是顺着电影化、话剧化的 潮流而走的”。唐涤生在他的鼓励下,于1938年写出了第一个粤剧剧本《江城解 语花》( 男主角是白雪仙的父亲白驹荣),1939年又写成首部电影剧本《大地晨钟》 ( 翌年以艺名唐丹客串同名电影一角)。

唐涤生的授业老师是粤剧四大家之一的冯志芬,他“重文轻俚”的艺术观点 深深地影响了唐涤生,冯教导其向国内外名著、电影、演义小说、名剧等中汲取 创作源泉。在香港沦陷的三年八个月里,他创作了126部已演出的粤剧作品,仅 1944年便写了58出剧本。

1945年,唐涤生为任剑辉、白雪仙在澳门的“新声”剧团开过一出《白杨红 泪》,年仅19岁的白雪仙当时已觉得唐涤生不同凡响。1953年8月,唐涤生力劝 白雪仙担当正印花旦,连同任剑辉、陈锦棠、梁醒波、靓次伯、凤凰女等组成鸿 运剧团。1956年年底,白雪仙组建仙凤鸣剧团,唐涤生出任该剧团的剧务。

1956年,第一届仙凤鸣剧码《红楼梦》于利舞台首演。1956年11月,仙凤鸣剧 团第二届剧码《牡丹亭惊梦》问世,唐涤生大量化用汤显祖的原词,进行粤剧文本高 雅化、书面化的实验。演出后,观众普遍反映曲词宾白典雅清新,别具一格。第四届 剧码《帝女花》则获得了空前成功,时至今日,几乎成为“粤剧”的代名词。

不久,粤剧电影的兴起又为唐涤生开拓了新的领域。在当时,一张电影票才 几角钱,而一张好一点的戏票则要七八元,电影花费的时间少,内容更富现代气 息,于是怪现象产生了,粤剧电影抢了粤剧行的生意,伶人们从戏院走上银幕。 这种投机性的一拥而上,导致了“七日鲜”与“云吞面导演”现象比比皆是,但 唐涤生不肯如此。据李铁导演回忆,唐涤生粤剧剧本改编的《紫钗记》(1959)和 《蝶影红梨记》(1959),每套成本都超过12万港元。

1938年至1959年,唐涤生共作曲词446种。在电影领域,他导演了10部影 片,配乐8部,编剧31部,演出2部。累累的著作,既成就了他的不朽,也猎取 了他的生命。1959年,《再世红梅记》的首场演出,唐涤生因脑出血晕倒在观众 席,送至医院不治而亡。

唐涤生的人生故事曾被杜国威的《南海十三郎》(1997)收纳,台词中有关于 “文章有价”的一番肺腑之言,既道出了唐涤生一生所不懈的追求,亦是杜国威这 一代港片编剧的表白和言志。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12日—1889年10月29日)，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不屈战士。他是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第二代革命家——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卓越领袖。这一代革命家继承了前一代贵族革命家的传统，扩大了和群众的联系，提出了彻底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纲领，为下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列宁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

1828年7月24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在伏尔加河边的城市萨拉托夫。他父亲是一个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赞颂自由的诗篇，乔治·桑和狄更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说，是他童年时代的启蒙读物。进入中学以后，他开始阅读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作品，又亲身体察农奴制度下的现实生活，从而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1846年，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考取了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他的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便是在大学时代逐步形成的。

当时在彼得堡，围绕着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展开着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它的创始人别林斯基的革命活动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里，年青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既能更清楚地看到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腐朽反动，也能更强烈地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他对大学课堂里讲的东西没有多少兴趣，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和独立思考。他广泛地阅读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自然科学，甚至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但是最吸引他的是果戈理的小说，别林斯基后期的文学评论，以及赫尔岑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

在大学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了彼得罗舍夫斯基派的一个主要成员哈内科夫，并且通过他和这个派建立了联系。彼得罗舍夫斯基派是一个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组织，激烈反对农奴制度。它的成员多数是青年，他们定期举行秘密集会，研究哲学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讨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包括如何在俄国发动革命。这个组织的活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848—1849年欧洲革命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极大的震动。他急切地盼望俄国也早日发生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并把政权交给最下层而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雇工和工人。他在1848年的一篇日记中说：“在人类最终目的的信念方面，我已完全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极端共和主义的拥护者……”。他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对这次欧洲革命的干涉。当得知尼古拉一世派出重兵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其愤慨。他说：“我是匈牙利人民的朋友，我希望俄国人在那里被打败，为此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这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他回到故乡，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员。他的革命思想和崭新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的欢迎，但是却为反动保守的校长所不容。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当地一位医生的女儿奥尔伽·华西里耶娃结婚，然后夫妇一同移居彼得堡。

到首都以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写出了他的著名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由于论文的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彼得堡大学一直拖延到1855年才举行公开答辩。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的第一篇长篇论文。他以唯物主义理论为武器，向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和当时流行的种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谬论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著名定义。他指出，美不是艺术家的幻想捏造出来的，不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现实的客观属性。艺术作品中没有一点东西不是现实生活所提供的，艺术的美是现实的美的再现。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美的阶级性。因为既然美是生活，那末不同阶级的人由于生活不同，对美的观念也就各异。但由于还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他经常片面地强调生活而贬低艺术的意义，把艺术看成只是消极地再现现实。虽然他认为艺术应当是“生活的教科书”，但是还不能充分认识艺术对改造现实生活的积极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重返彼得堡以后，写了一些文章向《现代人》等杂志投稿。《现代人》杂志是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刊物。它在普希金的参与下于1836年创刊。1846年起诗人涅克拉索夫任杂志的主编，但它的理论支柱是别林斯基。1848年别林斯基逝世后，《现代人》的理论水平有所下降，亟需充实编辑力量。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初的一些来稿中，涅克拉索夫就看出了这位作者的才智，便请他来负责杂志的文学批评栏的编辑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欣然同意了。1857年，年青的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接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便专门负责杂志的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各栏。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他的革命思想使杂志的战斗立场变得比先前更为鲜明和坚定，并使它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喉舌。

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是俄国革命形势高涨和农奴制度危机日深，直至最终崩溃的时期。广大农民不堪忍受日益加重的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农民的斗争威胁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使一部分地主，甚至沙皇本人也感到有进行某种改革的必要。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决定进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地主阶级力图在保留自己的土地所有制和其他权益的前提下对农奴制度作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对改革不抱任何幻想。他坚定地捍卫农民的利益，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彻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1857年6月，他在给《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泽列内依的信中说：“请问，难道不能坚持以下的原则吗?每一个耕作者应当是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雇农;他应当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土地承租人或地主而劳动”。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由于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全部革命主张。但是他特别强调以下两个观点：第一，解放农民时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土地;第二，农民不向地主缴付任何赎金。例如，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材料》(1859)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解放农民时，至少要把农民目前所耕种的份地给他，不许有任何的“割切和更换”;至于在份地不足的地方则应予增加。在另一篇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给农民的份地过小，或是要求支付赎金，那还不如不给土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进行公开的理论宣传的同时，还开展了秘密的实际革命活动。在改革前夕，他写了著名的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以有力的论据和通俗生动的语言揭露了这次改革的欺骗性。他对农民说：“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这就是说，沙皇和地主们原是一丘之貉”。他号召农民作好准备，待等时机成熟就举行武装起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杜勃罗留波夫从1859年起就准备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自己在陆军学校里教过书和编过一个军队刊物的条件，逐步把一些士兵和进步军官团结在《现代人》杂志的周围。在首都的一些高等学校里也有一批革命青年被组织了起来。为了团结全国的革命力量，必须和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及其《钟声》报采取一致行动。五十年代的赫尔岑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沙皇的幻想。185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专程去伦敦和赫尔岑会晤，帮助他认识自己的迷误，同时和他商量如何共同开展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斗争。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所谓解放农民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农民在名义上得到了“自由”，可是他们原来使用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夺去。为了取得很小一块份地，农民要缴付巨额赎金。在赎买土地以前，农民仍要为地主承担各种“临时义务”。改革一宣布，所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报刊都表示拥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的《现代人》则表示沉默。当时在合法刊物上是规定不许登载直接反对政府法令的文字的，所以沉默便是对这场大骗局的有力抗议。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篇题为《没有收信人的信》的长文，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实质。文章把俄国比作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认为现在是停止缀补它的时候了，必须立即从头到脚换一身新衣。文章准备在《现代人》上刊登，但是书报审查机关不予通过，直到1874年才在国外首次发表。马克思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不仅做了详尽的笔记，而且几乎全部译成了德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活动使沙皇政府把他视为眼中钉。1862年6月，政府勒令《现代人》停刊8个月，紧接着在7月7日，又非法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一保罗要塞的阿历克谢半月堡的单身牢房里被囚禁了将近两年。1864年，政府以伪造的“阴谋颠覆现行制度，策划暴动”的罪名判决他到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7年，然后终身流放在那里。在漫长的监禁、苦役和流放生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忍受了种种折磨、凌辱和迫害，但是始终坚持革命立场和信念。1875年，政府派遣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上校副官到流放地劝他向沙皇请求宽恕。只要在一张拟好的文稿上签一个名，就可以立即获得自由。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为之所动，大义凛然地说：“我为什么要请求皇上赦免呢?我认为，我被放逐只是因为我的头脑和宪兵长官舒瓦洛夫的头脑构造不同。就为这一点而请求饶恕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以后，国内外的革命者和先进人士都十分关心他的命运。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以及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可知性。1860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在本文中，他明确地指出了哲学的党派性，认为各种哲学学说都是反映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而哲学家总是某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所谓哲学的人本主义原理，简而言之，就是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归结为自然的人的身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关系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根据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对人的研究可以看到，人的精神活动不存在于人的机体之外，而是一种生理过程，是人的大脑的产物，而人的机体和大脑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如果把对人的这种分析扩大到整个自然界，那末也应当得出相应的结论。由此可见，哲学的人本主义原理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是对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坚决否定。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反动的和自由派的理论家的猛烈攻击，沙皇政府也大为震怒，认为它是一篇“动摇君主政权基本原则”和“煽动一阶层仇恨另一阶层”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原理来自费尔巴哈，同时又比费尔巴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他还不能运用唯物主义去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他经常把知识的进步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看作社会前进的动力，而不懂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他和赫尔岑一样，“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同时也不希望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列宁称他为“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②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劳动的买卖和人的买卖只是出售劳动时间长短和购买者对出售者的权力大小不同而已。他着重谴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为它使劳动者变为无产者，使全部财产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只是强者和富者的自由，对劳动人民毫无意义。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能一贯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而是经常从“道德”和“理性”的概念出发。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俄国可以通过当时还存在的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竭力主张保持村社土地占有制，由村社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认为村社土地占有制第一可以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第二可以使农民不断改良土壤，更加积极地生产;第三有利于将来比较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生产。关于通过村社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早提出来的。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周到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要使村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必须彻底废除农奴制度和推翻沙皇统治。这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是紧密结合着的。正是这一点，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出一头。但是，他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有着惊人毅力的顽强的革命战士。在被囚禁、服苦役和遭流放的艰苦岁月里，他仍然不停地写作。他留下的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和《序幕》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写成的。前者写于彼得—保罗要塞的囚室里，后者写于西伯利亚矿场的窝棚中。《怎么办?》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群坚决同农奴制度进行斗争的革命者的形象。小说中描绘的建立在集体劳动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序幕》是一部政治小说。它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之交的俄国社会，反映了农奴制改革期间的阶级斗争。作者着重揭露了自由派的反动本质，号召农民以革命暴力摧毁农奴制度，夺取政权。作者借主人翁伏尔根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农奴制改革的革命立场和观点。《序幕》的手稿经作者的朋友秘密带到伦敦，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于1877年在英国出版。列宁对上述两部小说有很高的评价。

1881年，民意党人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加强镇压革命的同时，也采取了某些欺骗群众的笼络手段。在这种背景下，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83年被准许从流放地回到俄罗斯。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渡过了长达21年之久的监禁和流放生活。但是，政府不让他回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只许他在里海西北岸一个偏远的城市阿斯特拉罕定居。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当时唯一得到官方允许的工作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很大的精力翻译了德国史学家韦伯的11卷《世界通史》，并且针对作者保守的、民族主义的观点作了批判性的注释。188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他准备付印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第三版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晚年所写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他在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同时有力地批判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这篇序言，由于它的鲜明的革命性，遭到了审查机关的禁止，直到1906年才得以问世。列宁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水平”。①

1889年，政府准许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居故乡萨拉托夫。他在这里只生活了4个月，1889年10月29日夜间，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

萧红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迺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至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之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舒群、萧军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 《小黑狗》、 《哑老人》、 《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 《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生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在这里，九月，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年的四月至六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了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贫病而死。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个粗暴的人，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下身腐烂了、生了蛆虫，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这样活活地烂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的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把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启发读者去憎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宣传“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是驯服地作亡国奴，被杀害、被掳掠、被强奸呢，还是挺身而起，进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萧红运用一般女性作者难于驾驭的雄健的笔锋，描写了这些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走向觉醒，起来斗争的故事。他们的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妇女们被奸污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传“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 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义勇军去了。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绘了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了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萧红的创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了鲁迅，鲁迅先生认真地对此稿进行了修改之后，又及时地介绍给黄源，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格， 《文学》杂志虽然愿意发表，还必须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化刀斧手们，在把书稿扣压了半年之后，结论是：不准出版。他们对侵略者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和进步作家却露出如此专横凶恶的咀脸，他们的行径，激起了鲁迅的愤怒。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出世，在鲁迅的安排下，《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1935年12月， 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为它写了序言。萧红自己为书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份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

从写作技巧方面看， 《生死场》虽然比几年前在哈尔滨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 “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除去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之外，结构有时也显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这部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填补了当时上海文坛抗日题材小说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读者们，了解到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读者，读了它，都会对东北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同时产生一种奋起斗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部抗日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所说的：《生死场》的出版， “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 《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在艺术手法上， 《生死场》也别具一格，虽然它有上述的不足，却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上面说过， 《生死场》完稿后，曾经送到国民党中宣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在鲁迅先生的安慰与鼓励下，1935年1月，萧红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六》，5月，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在写作《商市街》的前后，又写出了《过夜》、《初冬》等散文。在短篇小说《小六》中，萧红向读者讲述了一个贫苦的孩子小六的故事，从这篇小说的题材看，萧红仍然沿着她早期开辟的创作道路，严肃地前进着。小六和双亲过着穷困的生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经常用殴打妻子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小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情黯淡而绝望。萧红的字里行间，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怀着敏感的同情。连鲁迅都称赞这篇小说道： “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商市街》是一部自传型的抒情散文集。在她写作这部抒情散文集的时候，她和萧军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接济下，已经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回忆起了她与萧军在哈尔滨时期度过的那段穷困艰苦但是趣味盎然的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内容全都是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锐、细腻的心理，重新感受这种生活的种种细枝末节所带给她的苦痛和欢乐。她以一种十分动人的坦诚的态度，叙述了她对于饥饿、寒冷、贫穷的感受与忍耐，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所感觉到的孤独、愤恨和无聊，以及她的可悲的处境在她精神上刻下的伤痕和影响。她在描绘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是用内心感受来表现，因而常常揪紧读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她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这篇散文中，她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她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象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 “肚子好象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这类令人胆寒的疑问，这种构思，真是奇特又有新意。在此前后写作的散文《过夜》和《初冬》，也是萧红过去生活的实录，写的是她与萧军在邂逅之前，度过的那段孤苦流浪的日子。她回忆了那段痛苦的境遇，以及她在那段难堪的生活经历中感觉到的孤苦与寂寞。这些自传性的、抒情性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写得最为成功的篇章。

鲁迅先生不仅支持萧红出版著作，待这些作品出版之后，还把萧红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介绍给了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正如许广平后来在《追忆萧红》一文里所记述的那样：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外国。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步入了上海的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马房之夜》是萧红所作的短篇小说中唯一没有收进集子的作品，但却是最早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它1936年5月发表于上海的《作家》杂志，1937年就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11月的《文艺》杂志上，1941年又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署的是笔名尼姆·威尔士)与另一位姓名不详的人(署名是缩写)翻译成英语，发表在9月号的《亚细亚》月刊上。这也是较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1935和1936这两年，对萧红来说，是创作上丰收的两年，也是她异常快乐的两年。但是，欢乐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1936年初， 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萧红的情绪开始变坏，她在写作散文和小说之余，开始像记日记一样地，写了一组名为《苦怀》的组诗。这组诗共十一首，因为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诗像她的许多散文一样，写的都是作者内心的感受，如泣如诉，把她当时那种失望、苦痛、郁闷、烦恼的心情，记录得清清楚楚。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于1936年夏天只身东渡日本。临行前，七月十五日，发着烧的鲁迅先生，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房烧菜。这一次相聚，就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的精神仍然不好，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坏。她开始失眠，发烧，头痛，肚子痛，骨节酸痛，疲乏，心绪不宁。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写作，写出了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 《红的果园》、 《牛车上》，以及散文《孤独的生活》与《家族以外的人》。《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写的是萧红童年时代的熟人有二伯，此人是她家的远亲，又是她家的老雇工。虽然萧红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常常不够鲜明，但是，从这篇散文中看到，萧红似乎又是一个描写性格的能手。她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怯懦又固执、懒惰，处境既可笑又可怜，有点类似阿Q又与阿Q有明显不同的，北方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为何能够塑造得栩栩如生?为什么萧红写这类作品时如此流畅，使你感觉不到象她写《生死场》或其他小说时带有的那种“吃力感”?因为这个有二伯是萧红自小与之朝夕相伴的一个家人，他与萧红童年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关系密切，这一老一小之间感情很好，萧红成名之后，对他仍然怀有眷恋的温情，所以能在一篇散文里，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题材虽与散文《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写的也是一个老雇工的遭遇，但是这个小说人物的性格，就远不如那个散文人物的性格鲜明。而《红的果园》和《牛车上》，似乎也仍存在着萧红早期小说中那种结构不够完整的缺点。由上述两篇优秀散文与三篇不甚成功的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在萧红回到祖国之后，于1937年5月出版。而当萧红正在东京写作上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的另一本由过去写成的十三篇散文与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合集《桥》，已于1936年11月在祖国的上海出版了。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写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启程，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于1月3日在东京写完组诗《沙粒》。这组诗共有三十六首，像组诗《苦杯》一样，写的也是她本人的孤独与郁闷的心境，所不同的只是，组诗《沙粒》在萧红回国后不久，就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了。除去《沙粒》之外，萧红还发表了诗作《拜墓诗——为鲁迅先生》。萧红一生写诗不多，而以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见长，但是，从她的为数不多的诗作里，可以看出：萧红的诗象她的散文一样，也带着明显的自传性与抒情性，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萧红自己，把《苦杯》、《沙粒》、《拜墓诗》以及《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春曲》组诗(共六首)、《一粒土泥》等共六十首诗，抄写成《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珍藏起来。此手稿本原来存在许广平先生手里，后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博物馆，直到1980年，才由鲁迅博物馆的同志将它们公布于世。

回到祖国之后，萧红的心绪仍然不见好转，她无法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先在老友李洁吾夫妇家里借住了几天，后又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女子公寓。只身在京，她仍感到孤独与寂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死的。”《(萧红致萧军信》)

1937年5月12日，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说他身体欠佳，请求萧红束装回沪。萧红接到这封信后，就立即离京返沪了。这一次，萧红同样没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中就经常飞满狂啸着的日本轰炸机，地面上也经常出现狂吼着的日本机关枪。她就在这种环境中，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这是两篇记述性的散文，前者记录了她与萧军在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乡的情景;后者记录了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的罪行。写法一般，比起她的某些优秀散文来，略显逊色。

10月份，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家里。在武汉，她与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创办了《七月》。她为《七月》写作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二章)》、《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写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两本自传体小说的评论，从这篇文章里看出：这位擅长写作抒情散文的女作家，是极不擅长写作评论文章的。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相继从武汉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

2月， 日军逼近临汾， “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萧军准备与学校一齐撤退，必要时和学生一块儿打游击;萧红则主张仍然从事写作。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萧军留在了临汾，而萧红则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取道风陵渡，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该剧3月16日开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丁玲、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人在西安活动的情况，并介绍了《突击》的剧情以及《突击》演出的情况。

1938年的初夏，萧红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分手。萧红离开了同居六年的萧军，与端木蕻良双双回到了武汉，举行婚礼。返回武汉之后，萧红写作了散文《无题》、《寄东北流亡者》，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等等。

9月，日军又逼近武汉。这时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她撤离武汉西行，先住在江津罗烽、白朗的家里，生下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之后，又离开江津，到达重庆。先住在歌乐山上的一座名叫云顶寺的旅馆里，后搬入重庆郊区北碚复旦大学教员宿舍。在此期间，写作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等)和其他题材的散文，如《我之读世界语》、《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 《孩子的讲演》、 《逃难》、 《旷野的呼喊》、 《黄河》、 《莲花池》、《山下》，等等。这七篇短篇小说，从艺术技巧方面看，与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长进。从题材方面看，倒是可以看出，女作家萧红，仍然是沿着同情劳动人民的这条道路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萧红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像《逃难》这样的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何南生，他本是一个懒汉加懦夫，却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英雄的模样，一方面背地里哀叹“到时候可怎么办哪”，一方面公开发表“与此地共存亡”的激昂慷慨的讲演。这七篇后来结成短篇小说集《朦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她那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因此，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沉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她下决心要描绘鲁迅先生的形象与音容。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对于鲁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与感激。她还运用了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充分地施展出了女性作者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萧红曾经常出入于鲁迅先生的家中， 她用自的笔，把读者轻轻地领进了鲁迅家敞开的大门，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朴素的生活。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生活起居的习惯，鲁迅先生饮食的爱好、衣着的怪癖、工作的劳累、临终前的病容，以及许广平先生的操劳，海婴的顽皮，甚至描绘了两位年老保姆与日本医生的面影，她还细致地描绘了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的姿态，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在萧红的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萧红这些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非常富有女性作家的特点，比起其他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来，特别具有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这时的萧红，病体已经很衰弱，患着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除去参加了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躺在病床上。在香港期间，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北中国》等等。

《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不仅以朴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她本人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实生动地勾勒出了她故乡人民的生活场景。她用素描的手法，朴素地描绘出了东北农村那种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她鞭笞了那些愚昧保守但又自得其乐的农民身上的弱点，她歌颂了他们之中那些勇敢善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们。除此之外，她还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而造成的种种弊病;那就是盲目地反对革新和大多数人的甘愿当看客，以及喜欢虐待违反传统习惯的人与事，非常轻视做人的基本权利而可笑地敬鬼神。她一方面描绘出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另方面又留恋自己记忆中的童年，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了一种牧歌式的情调。这是一本具有独特的思想风格与艺术风格的作品，它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正像茅盾先生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里说过的那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象是自传，却又不完全象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象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

这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是萧红作品中最成功的篇章，也是对她思想、创作的一个总结。

另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可以说是短篇小说《逃难》的续篇，这也是一部讽刺小说，主人公知识分子马伯乐，是一个空虚飘浮、装腔作势的家伙，萧红通过这个人物，嘲笑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弱点。

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这篇小说描绘的是作者早年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怀念故家的情调，非常地引人注目。过去被萧红写得非常冷酷的父亲，以及由于凶恶、阴险，而被萧红鄙视、害怕并且深恶痛绝的继母、伯父等人物，在这篇作品里，却被萧红例外地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这种调子与她过去那些带着自传性的作品相比较，格调明显地不同，这是她的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这个现象清楚地反衬出了萧红当时的心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陷落在九龙。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思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在一片混乱中，萧红又先后被送入养和医院、一所法国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女作家，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萧红，这位自传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一直沿着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苑。虽然她不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位有风格的女作家。

龚明之

龚明之（约1091—1182年）字希仲，一作熙仲,自号五休居士，龚宗元孙,龚况侄。昆山(今属江苏)人。性至孝，屡试不中第。后以郑兴裔举荐赴廷试，授高州文学(《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监衡州南岳庙。淳熙五年，以宣教郎致仕归乡。九年卒，年九十二。尝采录吴中故老嘉言懿行及遗闻趣事、风俗人文，口授其子吴昱，编为《中吴纪闻》六卷，以补吴中方志图经所遗，今存明弘治七年刻本、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有孙菊园校点本。《全宋诗》卷一七八八录其诗五首。《全宋文》卷四○○○收有其文。事迹见龚明之《中吴纪闻序》、《吴郡志》卷二七、《淳祐玉峰志》卷二。

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Jane Bronte，1818年7月30日－1848年12月19日），英国女小说家。1816年4月21日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山区一个穷牧师的家庭,幼年丧母,母亲去世后留下6个孩子,父亲收入微薄,生活十分凄苦。勃朗特8岁时就和她的三个姐妹一起被送进慈善学校,在那里度过了辛酸的童年。夏洛蒂·勃朗特聪颖早慧,从童年时代起,就对音乐、美术、文学发生兴趣,并且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和小说。为了生活她当过地位低下的家庭教师,以后,为了想开办一所寄宿学校,又去布鲁塞尔学习法语。1846年勃朗特姐妹三人合作,用笔名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同年,她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教师》,当时未能出版。1847年她的第二部小说《简·爱》出版,立即获得很大的成功。《简·爱》是她的代表作品,叙述女主人公、孤女简·爱一生坎坷的生活经历,带有自传的性质。继《简·爱》之后,她又完成了《雪莉》(1849)、《维莱特》(1853)及《艾玛》(片断,1860)。夏洛蒂1854年结婚,婚后数月因怀孕期间染病,于1855年3月逝世,终年39岁。和其他姐妹一样，艾米莉坚强、能干。在母亲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家里收入很少，三姐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补贴家用。1846年，三姐妹筹款以化名出版了一本诗集，结果只卖掉两本。1847年，三姐妹的小说《简·爱》《呼啸山庄》《爱格尼斯·格雷》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了成功，受到了当时文坛的重视。而《呼啸山庄》却并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

别利亚耶夫

阿历山大·别利亚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оманович Беляев） （1884年3月4日－1942年1月6日）又称别里列夫， 是苏联科幻作家，苏联科幻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出版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是他的代表作。其他著名作品有《水陆两栖人》、《死船岛》、《跃入虚空》等，总汇入八卷本A·别利亚耶夫科幻作品集。被称为"苏联科幻之父".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年出生于俄国的斯摩棱斯克，他从小就喜欢幻想，是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迷。他相信人能飞上天去。于是，他有一天爬上了草棚顶，纵身跃入空中。落下了疾病。这一跃反映出他的幻想、向往和勇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尚未实现而已，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偶然蕴涵必然。他学习过法律、音乐，在十月革命后又多年从事儿童工作，和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的想像力。由于疾病躺在床上他读了很多医学和生物学的书籍，看了许多杂志。他在书中看到了复活死人器官的试验。他的疾病好后，他开始了创作。　他从1925年发表长篇科幻小说《道尔教授的头颅》开始至逝世，在短暂的15年时间里共创作了17部长篇科幻小说、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其成就之大是令人赞叹的。1925年俄国的读者在一本名叫《全世界追踪者》的杂志上读到一部题材新颖、内容惊心动魄的科幻小说：《道尔教授的头颅》。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进行幻想性发明的教授，他致力于复活死人的器官，乃至起死回生的试验，他的试验成功了，而他的助手窃取了他的成果，教授成了助手的试验品，当他从死亡中又回到人世时，他只剩下了头颅，只有思想还在活着，继续着残缺不全的生活，继续进行科学探索。

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教授，民主战士。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曾用笔名余捷、柏香、知白、白晖、白水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因祖父、父亲都定居扬州，故又自称扬州人。幼年受士大夫家庭的传统教育，先随父母读书，后入私塾和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曾在江苏、浙江许多中学教书，极受学生欢迎。在大学学习和中学任教期间一直从事新诗创作，内容多写小资产阶级的失意，也有觉悟青年对光明的呼唤。1922年发表长诗《毁灭》，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同年出版了诗集《雪朝》(与人合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了诗和散文集《踪迹》(亚东图书馆)。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创作转向散文，同时研究古典文学。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开明书店)，使他成了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就算他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是他散文中的名篇。他的散文艺术性较高，但多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而《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却是一篇难得的思想性较高的散文。1931年至1932年在英国伦敦学习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回国后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兼中文系主任，讲授《诗》、《歌谣》和《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这时与闻一多开始同事论学。1934年和郑振铎等人编辑《文学季刊》，同陈望道编辑散文杂志《太白》，同年出版游记《欧游杂记》(开明书店)，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35年，良友出版公司)并写《导言》。朱自清正直、爱国，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使他长期脱离现实。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思想开始有较大转变。1946年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被害，使他受到教育，逐渐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在悼闻一多的诗中说：“你是团火，照彻了深渊……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时写了不少具有革命观点的文艺论文，分别收在《新诗杂话》(1947年，作家书屋)、《标准与尺度》(1948年，文光书店)、《论雅俗共赏》(1948年，观察社)等集子里。1948年8月12日病逝前，谆谆嘱告家人，说他已签名拒绝美援，不要买政府配售的美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他有骨气，“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朱自清有著作二十七种，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都收入四卷《朱自清文集》(1953年，开明书店)中。另有《朱自清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朱自清诗文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朱自清选集》。生平传略见浦江清、李广田所作两种及季镇淮的《朱自清先生年谱》。

卡波特

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英语：Truman Garcia Capote，1924年9月30日－1984年8月25日），本名杜鲁门·史崔克福斯·珀森斯，美国作家。生于新奥尔良,1942年迁居纽约市,常为《纽约人》周刊撰稿,后来成为职业作家。他早期的作品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方的哥特式文学作品有雷同之处,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南方作家。他后来的作品模式和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顺乎时代潮流的结果。但是,以霍桑和詹姆斯等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他的作品象霍桑的作品那样,集中写善与恶,写光明与黑暗主题。当代评论家倾向于把他的小说分成两种模式:黑夜小说和白天小说,或叫黑暗小说和光明小说。光明小说象《草竖琴》(1951)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公开的世界上,展示了咄咄逼人的社会秩序,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口语化的语言中蕴藏着诙谐,并用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如《在蒂法尼的早餐》(1958)。而夜间小说有明显的梦魇色彩,孤立地用第三人称的口气叙述,着重剖析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象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中就多次运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卡波特笔下的人物经常沉湎于自我陶醉之中。要找到真正的自我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由于作者描写了超自然现象,一个人物往往得面对他自己的另一个自我。《草竖琴》中的树房子成了实现人物夙愿的地方,成了为消灭社会中的伪善行为而藏身的地方。卡波特还试写了非虚构小说。《缪斯们受人倾听》(1956)用报道的方式真实地记述了美国国务院支持的美国民间歌舞团访苏情况。~《凶杀》(1966)是他的最成功的非虚构小说,记述了两个四处流浪的精神变态者杀害一个德高望重的堪萨斯农民家庭一家人的事件,在凶手被处决之前,作者访问了他们,根据录制的材料写成了这部轰动一时的新型小说,以探讨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卡波特还写过剧本和其他作品。

邓拓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著名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杂文作家。原名邓子健、邓云特,曾用笔名殷洲、左海、马南邨、高密、于遂安、丁曼公、卜无忌、肖斯、向阳生等。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教员家庭。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事历史学的研究。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三联书店再版),这是一部内容、资料丰富的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及其社会作用的历史专著。同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过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原为《抗敌报》)社长兼总编辑,晋察冀党报委员会书记,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务。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并在他写的《编者的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党报,写了大量社论、政论文章,宣传抗战及党的方针政策,还写了大量诗词,如《读新民主主义论》、《忆日卜》、《晋察冀军区成立志感》等,抒发了浴血抗战,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1948年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北京解放以后,即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从1949年冬开始,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直到1958年9月;后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主编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并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先后被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他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邓拓博学多才,写作勤奋,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方面也卓有成绩。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历史论文集《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重点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解放前后,他一共写了五百余首刚健清新、寓意深刻的诗词。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合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曾由北京出版社先后分五集出版,1963年又出版了合集,其中共收杂文150篇。这些文章大多是有为而发,针砭时弊,旁征博引,通古论今,知识性强,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些文章曾被各地报刊上竞相转载,对繁荣杂文写作曾起过积极的影响。此外,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物和艺术珍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书法源于颜柳,脱出成规,笔力挺劲,流畅潇洒。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在残酷迫害下含冤死去。1979年2月,“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他也得到昭雪。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他的《诗十四首》,《燕山夜话》由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三家村札记》和《邓拓诗词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遗墨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收集影印出版。

慈舟

慈舟（1877～1957），俗姓梁，出家後法名普海，字慈舟。清末秀才。他是湖北随县人，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生。他的父亲讳礼简，法名真法，母亲黄氏，法名寂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慈舟出生於佛教家庭，所以他幼年除受传统教育、攻读儒书外，还随著父母礼佛诵经。他自幼颖悟过人，年始弱冠，补县学生员－中了秀才。以家境不裕，乃设塾授徒，从事地方教育工作，有十馀年之久。於授读之馀，研究佛经，时有出家之志，而以双亲老迈不克如愿。後来，他父亲逝世，他再求母亲允许他出家，得到他母亲的同意，乃在宣统二年（一九一○年），投随县佛洹寺，依元照和尚剃度，是年三十四岁。他的妻子平时也随他礼佛诵经，於他出家同时，也投尼庵出家。

慈舟出家的当年冬天，到汉阳归元寺从大绘和尚受具足戒。之後在随县天斋寺静修读经。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夏，他到扬州长生寺亲近元藏老和尚，听老和尚讲《楞严经》。到了冬天，他到镇江焦山江天寺参禅，有所领悟。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设有预科和正科，正科修业三年。慈舟闻知，赶到上海，考入正科班就读，随月霞法师专究华严教义，与常惺、智光、了尘、戒尘、持松等为同学。华严大学原得之於哈同夫人罗迦陵支持，後以遭人离间，华严大学在哈同花园办不下去，迁到杭州海潮寺续办，慈舟等随校迁到杭州，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毕业。

从华严大学毕业後，他行脚参访，朝礼普陀、九华等名山。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他随侍月霞法师到湖北汉阳，月霞在归元寺讲《楞严经》，在武昌为居士讲《大乘起信论》，首开武汉讲经的风气，慈舟亦随众听讲。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春，慈舟应河南信阳贤首山之请，到信阳开讲《大乘起信论》，这是他讲经弘法之始。讲经圆满，与慕西法师结伴朝礼五台山，归途道经北京。时，北京讲经会礼请谛闲法师讲《圆觉经》，慈舟、慕西二人亦随众听讲。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回到武昌普度寺静修，次年在归元寺听德安法师讲《观经疏钞》。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早年从上海华严大学毕业的三位同学－了尘、戒尘和慈舟为了继承乃师遗教（月霞法师已於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冬季，在西湖玉泉寺圆寂），在汉口九华寺内创办了「华严大学」，专弘华严教义。招收学生一班，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天学生毕业，学校亦即结束。这一所华严大学，由於学生中没有什麽特殊的人才，所以对後来的影响不大。不过这对慈舟来说，却是他办僧教育的开始。

九华寺的华严大学结束後，慈舟受请担任汉口栖隐寺住持。是年春天，他应杭州灵隐寺约请，到灵隐寺开办「明教学院」。尚未开学，因「江浙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他也由杭州到了上海，在灵山寺讲〈普贤菩萨行愿品〉。讲经结束，到常熟虞山兴福寺，帮忙惠宗和尚办理「法界学院」。这是月霞法师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创办的，月霞圆寂後，由应慈主持，後来由持松主持，常惺、蕙庭、现月等，都在学院任过教。慈舟到学院的时间，是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天，他在院授课的时间不到两年，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到河南开封讲《地藏经》，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到安徽当涂讲《般若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应镇江竹林寺之请，主讲於竹林佛学院。年馀之後，因病体不支，回到苏州灵岩山调养。病愈後，任灵岩山住持，开建「常年打七」念佛堂。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他应武汉佛教人士之请，到汉口佛教会、武昌佛教会各讲《大乘起信论》一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又应武昌洪山宝通寺之请，讲《圆觉经》。是年冬，应虚云老和尚的邀请，到福建鼓山筹办「法界学院」。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法界学院正式开学，慈舟在院内讲《华严经》，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讲经圆满，复在福州城内的法海寺，再办「法界学院」。是年在青岛兴建湛山寺的　虚法师，邀请他到湛山讲演《比丘戒相》，他乃前往青岛，在湛山寺讲戒，并倡导结夏安居的古制，教风为之一振。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冬，受请膺任北京净莲寺住持，他乃将在福州法海寺办的法界学院迁到北京净莲寺。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学院开讲《华严经》，到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秋天始圆满。在这段时间内，他曾先後到北京的广济寺、拈花寺、居士林，以及天津、济南等处宣讲经论。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於结夏安居时，为众宣讲〈普贤菩萨行愿品〉。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春，到天津佛教功德林讲《阿弥陀经》。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福建陈大莲居士请他前往讲经，他赴福建途中，道经上海，访兴慈、持松诸同学，驻锡普济寺。居半月，转赴福州，驻锡舍利院。由於福州的海潮寺、地藏庵等寺院住持的坚留，他随在福州停留下来。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春天，鼓山涌泉寺请他再恢复法界学院，而闽北的陈大莲居士又一再催请，他乃率著学僧数人赴闽北，到邵武县，住锡双泉寺，於此结夏，并为寺众及四方参学的人讲《四分律戒本》及《四谛要义》。结夏期满，赴陈大莲居士的家乡泰宁县。抵达县城，县民手持香华，迎之於城郊外，人潮长达二里，所过之处，鞭炮声不绝於耳，盛况空前。他乃於城内天王寺讲〈普门品〉，复至城南古台岩，在岩洞中讲《大乘起信论》。

一九四九年春，应香港佛教界之请，拟赴港讲经，乃离泰宁抵福州。因受战事影响不能到香港，即在舍利院为四众讲《梵网经》及《四分律要义》。这时北京信众也促请他返回北京，是年他由福州北返，抵平後驻锡安养精舍。一九五八年弥陀诞辰日，他在安养精舍舍报西归，世寿八十二岁，僧腊四十八年。

慈舟法师的毕生行愿，教弘贤首，律持四分，行宗净土，数十年南北弘化，泽被众生。他持律严谨，虽游方弘化途中亦不中辍。

他遗留的著作有《起信论述记》、《金刚经讲义》、《菩萨戒疏本疏》、《心经讲录及述意》、《阿弥陀经讲记》、《八大觉经讲录》、《普贤行愿品闻记》、《开示录》等多种，後为人辑成《慈舟大师法汇》行世。

刘盛亚

刘盛亚（1915～1960），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笔名SY。生于四川重庆。少年时代即热爱文艺，中学时期写有以艺人悲惨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白的笑》，于1935年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上，从此与进步文学界接触和交往。同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于1938年回国参加进步的文化救亡活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文协总会刊物《抗战文艺》上发表揭露德国法西斯的《卐字旗下》和《小母亲》等文艺作品。1938年至1940年，与周文在成都创办《文艺后方》周刊，任编辑，并负责发行，发表大量进步作家的作品。其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并担任文协四川分会理事、成都中苏友协理事，在周恩来领导与郭沫若的支持下，与于立群、郭培谦集资筹办群益出版社，任总编辑，出版进步书刊，编辑《中原月刊》。曾在武汉大学任教，主编《星期文艺》，在四川省立剧校和四川大学任教，任《西方日报》副刊主笔，抗战胜利后，出版以反映戏剧艺人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夜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水浒外传》(怀正文化出版社)和根据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改编的剧本《钟楼怪人》(成都出版)、根据歌德的《浮士德》改编的剧本《浮士德》(重庆文风书店)等。还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连载中、长篇。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的小说《幼年》(重庆大时代出版社)、高尔基的《萝茜娜》(上海云海出版社)、歌德等人的诗歌《少年游》(云海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从事专业创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作协重庆分会理事、主席团委员、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委员，民盟重庆市委机关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1年去朝鲜访问，进行创作，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中篇小说《再生记》，受到“批判”。从事专业创作以来，先后到重庆钢铁公司和长江航线长期体验生活。1956年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各省市作家团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后，发表二十多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长篇小说有《木工黄荣昌》(工人出版社)、《水底捞船》(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鲤鱼送屈原》(重庆人民出版社);还发表小说《悬崖标灯》(《长江文艺》，英文版《人民中国》转载)，小说《星》为重庆市1954年获奖作品，译著有《蔡特金传》、《歌德诗选》和《海涅诗选》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逝世后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改正错案，恢复名誉，遗著《刘盛亚选集》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