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衡

黄士衡(1889—1978)，民国时期湖南省杰出的教育家，他对湖南省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平民教育等作出过巨大贡献，晚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曾载入1999年出版的《长沙名人》画册。

苦难的青少年时代

黄士衡，字剑平、辈名体楷，湖南省郴县永丰乡长冲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其叔祖父纯垓是清朝最末一届中选的青年进士之一，其父如瑚为前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其兄体桂接受新思潮较早，清末毕业于岳麓书院高等学堂，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由于家境清贫，端赖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国家动荡不宁、多难之秋(甲午战败、满清覆灭和家庭变故，生活十分艰苦，但在良好的“家风家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巨大的磨难没有将他压垮，反而激发和锻炼出奋发有为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贫贱不移的意志。

在大家族的丰富藏书中，除经史子集外，他还广泛涉猎《饮冰室文集》、《曾国藩家书》、《朱子家训》、《孙子兵法》和《船山遗书》等，在做人、治学与学术思想乃至生活作风等各个方面都有所遵循和效仿。对其一生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富于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精神的王夫之(船山先生)，他非常赞赏”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 得行之效也。”(见《尚书引义》)由此认识到知行相互为用，但以行为根本。反映到他的一生行事，都重在身体力行、实事求事。无巧不成书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曾一度出任过衡阳私立船山中校长，此是后话。

出国留学前，在其兄的资助下，他曾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现长沙市一中)和广益中学(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学预科。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1913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埃阿瓦(Iowa)大学文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局限于仅仅获取知识，而是尽量扩视野、广交游，用历史的眼光来对比审视弱国和强国的差距，当时就已充分认识到必须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为立国强国之本。此时他已有条件融中西学于一体来仔细地观察人家是如何做人，治学和处世的，从善如流地吸取人家的长处，既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凡此等等都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从而为归国以后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留美后期，他曾在校友胡适先生任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1期上发表“论中国内乱频仍之主因”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严厉谴责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随后又在该列1918年第4期和1919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一文，据考证这是中国学术界最早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献。1920年夏归国后，8月又曾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李振翩、张维等人均曾在其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邀请，作了较为通俗的“人口问题”报告(报告原文于民国九年8月31日 和9月1日湖南《大公报》连载)。

哥大毕业后，1919年被聘为纽约《民气报》主笔，仍一如既往大力提倡民族气节，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巴黎和会与其后各种条约、协定对我国的侵犯和掠夺，并曾撰写过一些颇具有影响的檄文，请如“斥责美国袒护日本侵略我国胶州”、“反对‘兰辛石井协定’”和“斥责陆荣廷卖国求荣”等等。

参加创建湖南大学

1920年归国后，历任四川成都高等学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上海南方大学教授和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教授与校长。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在湖南省商专、法专、工专三校合并基础上先后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和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八筹委之一和十位行政委员之一，因此，他是湖南大学的直接创建者之一，他作为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的末任校长(1924~1926)，将该校完整地带入湖南大学。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后共设有法、商理、工四科，他仍担任教授兼任商科学长。2011年10月6日迎来商学百年华诞，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千年学府、百年商学”庆典，在该院大厅内竖立有一尊纪念老校长黄士衡先生的半身铜像，此是后话。

由于留美期间广泛涉猎各个学科的知识，并积极参预校内外各项活动(包括政治上的和公益性的)，交游面很广。在留学归国的同辈中，表现出有较突出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因此，即使是在无任何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也被推到了教育行政的领导岗位上，这也可以说得上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之举。

1927年7月由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第一次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由于当时大革命失败，学校停课，为了妥善解决教职工的生计问题，他想方设法特准并支持各级中学开办补习学校。任职半年，即迫于仕途险恶、难以为继而愤然辞职。在湖南教育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1929年2月于危难之时再度请他出任省教育厅厅长，任职期间对湖南省的教育工作进行了全方法、大刀括斧的改革，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1934年长沙《大公报》刊下载周调阳(原湖南省教育厅督学)的三十年来之湖南教育行政一文中指出：“他(黄士衡厅长)在职三年，对于全省教育多所改进，如充实湖南大学，整理职业教育，恢复中山图书馆，筹设各县民众图书馆，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召集省立学校校长会议，举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建筑公共体育场，筹开全省教育成绩展览会等，俱其荦荦大者。至于财政绝对公开，用人一采人才主义，则尤令教育界不胜回溯之感。"

以下就其中几条加以说明，以见一斑：

“充实湖南大学”，主要指加强学校实力和提高其整体水平，这源于1929年7月与8月，国民政府相继公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必须具备3个以上的学院才能称为“大学”，而且要有理、工、农、医之一在内，否则只能称为“学院”。湖南大学于1930年2月即已将原来的“科”改为“院"，下设10个系，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符合标准的。但在随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却以湖南大学每月经费仅1万余元为由，拟予降格。当时他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参加会议，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湘省向来注重效率，以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业。"(参见1992年11月25日《湖南大学》校刊第4版刊载李达聪“改校为院的风波”一文，终于否决了教育部的提议，使湖南大学能够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全国大学之列，得以蓬勃发展壮大，这是他深谙科学管理中“效率”原则所取得的胜利，同时也确保了湖南教育界30年艰苦奋斗历经法、商、实业、优师、高等学堂等诸校长期而汇聚的这一总成果。

“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1929年他接任教育厅长伊始，就坚持制订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考选留学生的办法，使可造之才得以脱颖而出，严格地整肃了教风、学风和教育行政纪律。正是这一年，德国给予湖南省2名研究生奖学金名额，经过严格考选出来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的两位中学教师何风山(1901—1997)和李达(1905—1998)，两人均成大器，为华人争得了很高的国际荣誉。何风山在担任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1938—1940)，曾冒险为数千犹太人签发赴中国的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一义举被湮没几十年，何逝世后才被美国历史学家考证出来，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追授他“国际义人”称号，被世界各大媒体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李达长期在国外大学任教，上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宇航总局(NASA)科研部主任，参与过阿波罗登月计划研究，解决了航天器中液体燃料等在失重状态下的流动问题以及其它重大难题。

“用人一采人才主义”，此举深得人心，一方面制止了任人惟亲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极大地调动了真才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积极性。在他第二次就任教育厅长期间，正值军人主政之时，他惟恐学校教育大权受军人操纵，1930年在聘任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的人选上，曾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敦请湖南省著名女教育家曾宝荪女士(长沙艺芳女校创办人，曾国藩的曾孙女)出长该校。《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191页上提到：“……黄士衡教育厅长亲自来请我说：‘军人荐信已有许多，教厅用人行政若不能自主，那湖南教育也就完了，务必请先生帮忙，保全教厅用人之权，只要我提出先生的名字，别人就没话说。’我看黄厅长如是恳切的说，只好答应了。”1931年曾宝荪任职一年期满辞去二中校长以后，黄士衡先生了解到毕业于北师大的吴剑，在入大学之前已有13年的小学教龄，大学毕业后回湘又在二中任实习主任多年，家庭世代书香，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当即决定推荐她继任二中校长。吴剑后来在“马日事变后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一文(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中回忆说：“黄士衡厅长不希望校长们常来亲近他自己，只希望他们专心专意办好学校。他不向校长们介绍教职员，连厅内秘书科长，乃至科员、办事员等，都承受了他的意旨，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他对于他所提出来的校长，始终是关心的，无论他在不在教育厅长任内。例如1932年春季，学期还没有开始，我正在组织二中教职员时，他却亲自来到学校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将把曾校长任内去职的那个国文教员聘进来，而且将把一个年高德劭众所推崇的李肖聃解除职务。我认为这个对你办学前途不利，特专程来告诉你。’我说：‘您放心，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做，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诬蔑的。谢谢您的关怀。’这时他已没有在教育厅了，犹能对我关怀备至，我对他是很感激的。”

他在旧社会官场中，始终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峻目光透析人生，傲视权贵，不唯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淡泊明志。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他为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而他却三次电辞，坚不就职。后来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再三函催上任，他仍坚持不去。正因如此，他被排挤出仕途，他也常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他忠于职守、坚持原则，问心无愧，刚正不阿，在当时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但却因为在力争教育独立和任人才等问题上不容于当道，第二次当了三年教育厅长以后，终于“合则留，不合则去，”愤而辞职仍回湖大任教。

高度重视基础教育

他对全民素质和基础教育也极为关注。对湖南省著名平民教育周方(字静庵)先生(1892—1979)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自始至终给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关怀和参与(1931年他和周都是湖南私立枫林中学的创办人)，这种开启民智的积极之举，曾受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全国平民教育之冠。周方先生认为“大事易事，为人所争;小事难事，为人所忽!让其大者易者，而为其小者难者，自然‘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而你的精力，能尽用之于‘对事’，而不要浪耗于‘对人’了!”。黄老于1949年12月10日所撰“实验三化教育的枫林学校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指出：“而予最有感於其‘寻难事做之主张，及百折不回，经千艰万困，而不心灰意冷，此非具有大智慧、大定力者不能。”(见1993年10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平民教育家周方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集》p.151)

由于他早年就已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虽长期在大学任教，从出任省教育厅长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湖南省的中等教育，对各公立和私立中学的成立和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视同仁的关怀和扶持。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年年底，他携眷离开长沙回湘南老家避难，1940年~1942年曾欣然受聘为衡阳私立船山中学校长，在处理校务之暇，结合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和学养，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钻研王夫之的学说和著述，曾撰写了大量读书札记和心得体会，遗憾的是，他这些耗费很大心血留下的宝贵史料，都在当时的兵荒马乱年代和尔后的“文革”浩劫中全部被毁。为了发展家乡郴县的中等教育，1942年还曾大力支持私立适存中学上马，受聘为该校董事长，开办伊始时只有初中班，1947年增设高中班，该校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近千人，教师约90人。通过抗战期间对湘南地区的考察，他认为当时湖南省的普通中学为数已不少，唯独农校缺乏，仅长沙市有“修业”高农和“开物”初农两所，湘南半壁尚无一所农校，这与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的本旨极不相称，他认为要想强国，必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先致力于农业教育。在他的倡议下，经湖南省政府备案，于1949年1月在郴县良田镇正式成立湖南省私立益湘农业职业学校。

功成不居让贤辞职

1936年初他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是年夏成立了“湖南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以作为狠抓学风、严进严出的最后一道关卡，他自任主席、教育厅长以及多位老校长在内的校外委员7人，以示该委员会的权威性，此举不仅保证了湖大毕业生的质量，还成为尔后湖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教育水平上过得硬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可说是他推行科学管理的又一大手笔。由于当时湖南大学师资力量较强，拥有华中和华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实验室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规模，教学质量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已具备改国的基本条件，他接掌校印后，立即召开各级级长会，决定每一学院选举代表4人(院长、系主任以及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3月25日由他主持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同意改国里之要求，28日赴省政府请愿，以造成声势。暑假前又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是年年底，敦促省教育厅朱经农厅长作为省政府代表，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途经武汉时，原湖南省商专和湖南大学的教授们任凯南、杨端六和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并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以施加影响。在此关键时刻，他主动提出辞职让贤，请省政府聘请皮宗石先生(1887—1967)继任校长，并呈请国民政府简任。这是因为皮宗石与王世杰是留英时的同学，皮所提出的条件是：“湖大必须改为国立，我才出任校长。”一年以后国民政府终于作出决定，1937年7月由教育部正式通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从而使湖大名至实归，顺利地步入国立大学的行列。他功成不居、高凡亮节，显示出大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令人景仰不已。

晚年岁月

黄老生于战乱年代，在旧中国的险滩恶浪下特立独行、饱经忧患，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建国初期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给他以很大的鼓舞，促使他积极认真参加政治学习，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一直工作到1953年中南区院系调整，湖大惨遭解体厄运，才怀着满腔惆怅、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为之奋斗了近30之久的湖南大学。

之后，他先后被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历届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等，古稀之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耄耋之年还经常担任考察团团长去省内外各地考察进行社会调查。

1978年暑期黄老校长以90高龄辞世，湖南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和湖南大学等单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先辈们筚路蓝缕创业的基础上茁壮成长起来的湖南大学，发展势头日益迅猛、蒸蒸日上，老校长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王恕

王恕（1416年－1508年），字宗贯,号石渠,明耀州三原县光远里(今三原县北城)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一生经历8代皇帝,在明英宗、代宗、宪宗、孝宗四朝任要职。刚正耿直,秉公不渝;犯颜直谏,为官50年19任,几任巡抚、尚书加太子太保,刚正清严,严惩贪官污吏,朝中权贵都怕他,正直朝官视他为代言人,“凡遇事之可行者,不计成败而行之;可言者,不顾利害而言之。”以安民为心,不为权势所夺,朝廷议事,他“侃侃论列无少避”,曾21次应诏陈言,39次上疏谏议。每当朝廷行事不当,众官皆曰:“王公胡不言也?”而未几,则“公疏且至矣。”时人有歌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是说北京六部和南京六部众多官员中,只有他敢讲真话。政绩卓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被誉为当朝“名臣第一”。经他推荐的耿裕等10余人皆为当时名臣。历官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由于冲撞朝臣,屡遭诬陷馋言、打击和迫害,晚年主事维艰。弘治六年(1493),不顾孝宗对他“老成持重,不可轻退”的挽留,毅然辞去官职,返回故里,又同其子王承裕创办宏道书院,于立德、立功之余,用15年时间著书立言。所著《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王端毅公奏议》15卷,加上汇集自己六十次重大奏疏、建言的《石渠意见》4卷,还汇集资料,聘常州名士朱昱编纂成《三原县志》给后人留下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三原学派”的创始人。三原学派为关学中研究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派,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辟为专卷详细介绍。经过其传人和学子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秦之士等的发展,成为继张载关中学派之后的新关中学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晚年回家后,协助其子王承裕创办弘道书院,并编辑了《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同时结合给书院讲课,著有《五经四书意见》(一作《石渠意见》),此书独摅心得,自成一家,学者宗之。他还将自己平生的奏议整理为15卷,后以《王端毅公奏议》为名传世。王恕还有《玩易意见》一书传世。此书2卷,为其在家养病期间读程、朱著作的笔记。书前有序,时年已91岁,因其室名为“玩易轩”,故以室名为名。上卷为经,下卷为经与系辞,收入《惜阴轩丛书》第一函。三原县图书馆现藏有明正德七年(1512)三原弘道书院刻本、清嘉庆十一年(1960)补刻《王端毅奏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诏令奏议)15卷、清三原惜阴轩刊本《玩易意见》2卷、清三原惜阴轩刊本《玩易意见》4卷,附《拾遗》2卷、《补阙》2卷,王恕晚年读经、史及诸子等文献“取其切于处事辅治者日录之,积之既久,遂成编帙”的《典籍格言》。正德三年四月在家中去世。终年93岁,赐特进,谥端毅。

师陀

师陀（1910年4月19日～1988年10月7日），现代作家。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君西、康了斋等。河南杞县化寨人。早岁曾在杞县第一小学读书。1925年至1931年，先后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初中班、河南省立第一高中文科读书。中学时即爱好文学，尤其喜欢李贺的诗，其文学创作也受到李贺诗歌的影响。1932年1月，首次使用笔名“芦焚”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请愿正篇》。1936年秋，由北平到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短篇小说集《谷》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同时获奖的还有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陀在苏联上海广播电台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担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1947～1951年任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1950～1952年，出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1952年后，被安排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创作了数量不菲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1957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曾是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上海市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历届理事。

师陀的创作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落日光》，散文集《江湖集》《黄花苔》等；后一阶段的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马兰》《结婚》，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果园城记》，散文集《看人集》《上海手札》及四幕话剧《大马戏团》等。

师陀早期作品多取材于乡村生活，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再现社会风俗。其作品文笔纤细，叙述简约，风格沉稳朴实，淳厚隽永，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以哀婉的叙述基调，诉说着忧伤的故事，渗透着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讽刺与揶揄的艺术表达，使其作品获得诙谐、风趣的品性。夏志清说：“《果园城记》的18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与同情。”师陀小说的讽刺性，在其长篇小说《结婚》中获得巨大成功，有学者称，“他把《结婚》写成了真正出色的小说”。

徐志摩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徐章垿，字槱森。1918年赴美留学时更名志摩。笔名有诗哲、云中鹤、仙鹤、南湖等。河南开封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封建富商家庭。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和郁达夫同班。爱好文学，在校刊《友声》发表处女作《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1915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同年10月由家庭包办与张幼仪结婚。1916年去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攻读法科。翌年随学校并入北京大学求学。在京两年，刻苦攻读日文、法文、政治学，涉猎中外文学。广交名流，拜师梁启超并一生受其影响。1918年8月去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攻读。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1920年去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在狄更生的推荐下破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这期间接触了大量欧美各国(特别是英国)的文学艺术，并沉醉于康桥的自然风光和林徽音的爱情之中，这些诱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使他开始致力于诗歌创作。他的早期诗作或表现人生的理想，或歌咏美妙的爱情，格调清新，形式多样，受到英国唯美主义、印象主义等诗风的影响。后大多收于第一本诗歌《志摩的诗》(中华书局1925年版)。1922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平民大学教授。同时创作了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散见于《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报刊。1923年在北平发起并成立了文学团体新月社。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陪同并担任翻译， 5月初又随访日本。其间与陆小曼相识并热恋。1925年去欧洲漫游，到过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拜谒了英国作家哈代。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小住期间，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对异国他乡生活的感受，有对西伯利亚美好风光的赞美，更多的是陷入爱河的热烈情感和无法摆脱的痛苦。这些诗作均收于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中。1926年回国后，接编《晨报副刊》。4月创办并主编《晨报诗镌》，和同仁致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该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这个诗派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创作上的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坛产生较大的影响。同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不久去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厦大学等校。1927年春与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总编辑，并在其上发表诗创作、译诗和文学论文。其中《新月的态度》(该刊发刊词)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革命文学运动。1931年又与陈梦家、邵洵美等人创办《诗刊》。同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遇难。主要作品还有：诗集《猛虎集》(新月书店1931年版)、 《云游》(新月书店1932年版)，小说集《轮盘》(1930年)，剧本《卞昆冈》(1928年，与陆小曼合作)，书信日记集《爱眉小札》(1935年)、 《志摩日记》(1947年)，翻译小说《涡堤孩》(1923年，德国福沟作)、《曼殊斐儿小说集》(1927年)、《赣第德》(1927年，法国伏尔泰作)、《玛丽玛丽》(1927年，爱尔兰詹姆士·司蒂芬作)以及许多散文作品。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在新诗创作上所进行的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都给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人，后为避战火举家南迁。祖父祖昌曾任南宋大匠卿。祖冲之青年时代以博学而闻名，入华林学省。大明五年(461)，出任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一带)从事吏及公府参军等职。热心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35岁时(464)，任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东北)县令。刘宋末年，回京担任谒者仆射，后一直在京任职。在此期间，在机械制造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南齐永元二年(500)去世，享年72岁。

祖冲之的一生，着重贡献于科学事业上。在天文历法方面，编制了《大明历》，第一次正式将“岁差”引入历法，并对闰法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81481日，与现代测定的数值误差只有50秒。同时，他发现了交点月，并计算出它的周期时间为27.212223日，与现代只差不到一秒。另外，他推算的水星、金星、火星的会合周期远比前人精确。在数学方面，计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他和儿子祖恒还完成了球体体积公式的计算，又对“开差幂”与“开差立”作了研究，都处于领先地位。父子二人的数学成就汇于《缀术》一书中，可惜宋代后失传。在机械制造方面，重造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设计制造了“千里船”，创制了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水碓磨，研究过类似“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改进过计时器漏壶，制造过“欹器”。在经学、文学方面，对《易经》、《庄子》、《老子》作过义释，对《论语》、《孝经》、《楚辞·九章》作过注，还写过小说《述异记》十卷。祖冲之毕生贡献于科学事业，不愧为世界科学界的巨星。

荷马

荷马（Ὅμηρος/Homer，约前9世纪—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他是古希腊两部宏伟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作者。但由于他的生卒年代、出生地点和两部史诗的由来,缺乏可靠的考证资料,因而引起历代学者围绕“荷马问题”开展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但都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至于荷马这个名字历代西方学者作了大量考证,一是说他的名字含有“人质”的意思,即荷马有可能当过俘虏。二是说他的名字含有“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即荷马的名字是附会出来的。三是说荷马是盲人乐师。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也符合历史背景。因为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多半是盲人,而荷马其人就是当时著名的盲人歌手。如在《奥德修纪》第八段中纪载一位双目失明的歌手德摩多科斯的形象,显然是荷马其人的化身。有关他的出生地亦众说纷云:一说他是雅典人。二说他是希腊北部人。三说他是小亚细亚人。根据多数文献记载,他肯定死于希俄斯岛。他的两部史诗作为口头文学早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最早用文字记录下来是公元前6世纪。最后的定本约在公元前3或2世纪之间,由亚历山大城里的三位学者:泽诺多托斯、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校订成本。约在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一致肯定这两部辉煌史诗的作者是荷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均由英雄诗体构成。前者共有诗15 693行,后者共有诗12110行,二者都分成24卷。其内容以公元前12世纪特洛亚战争为背景,反映了荷马所处的时代,这是希腊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开始形成的时代,即所谓的“英雄时代”。《伊利亚特》以高超的艺术概括、极为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希腊军队经过十年战斗,终于在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率领下攻破特洛伊城的故事。史诗对阿喀琉斯与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在平原上决战场景的描写,鲜明生动,惊心动魄。由于希腊军中的“智多星”俄底修斯巧设“木马计”,里应外合,最后攻破特洛亚城,使希腊军队凯旋而归。作者赞美英雄业绩,颂扬英雄行为,宣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斥责怯懦、背叛氏族的骗子和不敬神的人,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奥德修纪》记述俄底修斯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亚城之后,班师回乡的故事。俄底修斯整整在海上漂泊十年,以他惊人的智慧战胜了海妖、逃脱了圆目巨人的魔掌、制服了使人变猪的魔女、避免了妖鸟塞壬的蛊惑、摆脱了仙女卡吕普索八年的羁绊等等,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子和儿子团聚。两部史诗的内容异常丰富,为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它的艺术技巧娴熟,历来为西方作家所借鉴。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认为它是古代最伟大的史诗。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它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企及的范本。”

王守恂

王守恂（1865—1936） 字仁安，别号阮南。天津人。1898年光绪戊戌科进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1905年巡警部成立。任警法司员外郎、郎中。1906年巡警部改民政部，任警政司郎中、总办兼掌印参议上行走。1910年出任河南巡警道。辛亥革命后，曾任内务部顾问兼行政咨询特派员、内务部佥事、考绩司第二科科长、浙江钱塘道尹。1920年任直隶烟酒事务局会办。早年负有诗名，学问文章亦见重于时，晚年参与组织城南诗社和崇化学会,与各遗老名士唱酬,诗文颇佳,病故,年七十三岁,著有《王仁安集》三卷,未刊者一卷,、《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现有门弟子王纶阁、王北瞻、徐镜波、张异荪等。

奥古斯丁

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公元354年11月13日 - 公元430年8月28日），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学”的最高权威。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赫腊斯)。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教徒。母亲对他影响很深。他先在本地受人文教育，370年赴迦太基学习修辞学。曾在塔加斯特、迦太基、米兰等地创办学校，担任修辞学教师。早年信奉摩尼教。在米兰受基督教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约339—397年)影响，放弃对摩尼教的信仰，接触并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387年改信基督教。388年返回塔加斯特。391年，在北非希波地区(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任神父。396年升主教，在任终身。430年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死于此城。

奥古斯丁学说的主题，是用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神学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论证。他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上帝是最终的实在，而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断言上帝作为最终的实在一定是完满的，所以没有理由要他变化;因为一个完满的东西发生变化，就会成为不完满的。宣称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不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全善的，上帝的善不仅在于最真实，而且在于爱人类，在于和平和安稳。从基督教的“创世纪”出发，强调整个世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宣称“天主创造一切”，离开上帝的意志和创造活动，世界就不存在。主张“三位一体”说，认为上帝是一个有感情、意志和智慧的神圣实体，它具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虽各有其独立性，但它们在本体上又是一个东西，即上帝本身。宣扬“原罪”说，认为人类祖先犯了罪，因而人人都是天生的罪人，都要受苦受难为他们赎罪。提出“预定论”和命定论，声称谁可以得福，谁可以得祸，谁将得拯救，谁将遭惩罚，都是上帝的预先安排和决定，没有天命，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脱落下来。因此，劝诫人们听天由命，甘受苦难，服从统治，等待上帝的恩赐。宣扬禁欲主义，要求人们“爱上帝，鄙视自己”，弃绝现实生活，抛弃肉体享受，绝情除欲，为死后生活作准备。

在认识论上，奥古斯丁反对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为认识的对象是上帝，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声称唯有依靠超自然的神秘的精神，才能认识真理，而认识了神秘的精神，也就认识了真理，这要靠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竭力用理性证明信仰的合理性，力图把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但认为，信仰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是上帝的恩赐，要认识必须首先信仰;而理性只是解释信仰，“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为了可以理解”。因此，信仰先于理性，高于理性，理性不能与信仰相抵触，只能为信仰服务。

奥古斯丁用其神学理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认为自从人类降世之后，上帝创造了两座城：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上帝所选择的得救的人构成上帝之城，它是“幸福的天国”，是完善的、永恒的;上帝确定要毁灭的人形成尘世之城，它是罪恶的痛苦的世界，是不完善的、暂时的。这两座城在最后审判之前，是混合在一起的，审判之后就完全分开了。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断言由基督亲自设立的唯一正宗的“大公教会”是上帝之城的体现，而世上人们生活的世界则是尘世之城的体现。鼓吹教权主义，认为教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国家必须服从教会，教会应凌驾于国家之上，成为绝对的统治者。

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体系反映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对后来宗教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奥古斯丁的思想被中世纪封建教会奉为“真理的台柱”，他的著作同《圣经》一样被列入教会的经典。

著述甚丰，最主要的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论上帝之城》等。

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年），清初词人、骈文家。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其祖父明末官左都御史，父陈贞慧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以文章名世。他少时即聪慧过人，10余岁已有文名，吴伟业称他是“江左凤凰”。入清后补为诸生，但长期未得到官职，生活颇困顿，游食四方，往来各地。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捡讨，入馆修《明史》，后病卒。

陈维崧一生的创作兼有诗、词、散文、骈文各体，其中以填词时间最晚，然用力最勤，数量最多，成就亦最为突出。其词今存1600多首，人称“填词之富，古今无两”(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3)。他的词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或写景咏物，或怀古抒怀，或感慨时事，或赠答唱酬。词中对清初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疾苦有真切的描写，如〔贺新郎〕《纤夫词》写清兵征发纤夫，民间惊恐不已，“列郡风驰雨骤”;〔八声甘州〕《有客言西江近事感而赋此》揭露了清兵“争拥红妆北去”的暴行。他以世家子弟经历明清易代之变，入清后又长期沉沦飘泊，故其词中多寄寓兴亡之感，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情。如“一自风烟满目，伤心煞、水绿山青。看江都虽好，旧迹已飘零，憔悴兰成、意难平。念寄奴去，黄奴老，今古事，可怜生!回头望、隔江是，石头城，草纵横。楼船南下日，君王醉，未曾醒!”(〔六州歌头〕《邗沟怀古》)又“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醉落魄〕《咏鹰》)。此类词作在其集中数量最多。他的词在艺术上以风格多样、情词兼胜著称，蒋景祁说他“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陈检讨词钞序》)，陈廷焯说他“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其词不乏清丽之作，而更多的是上承宋词苏、辛一派，以健笔写壮词，故尤多豪放雄沉之篇。苏、辛之间，受后者的影响又更显著。各体词中，他喜作长调，〔贺新郎〕、〔满江红〕词均逾百首。因好为壮语，他的词有时显得倾泻有余，失之粗率。清初词坛上，他与朱彝尊齐名。两人曾在京师合刊词作，名《朱陈村词》。他们的词风明显不同，而影响都很大，他创立了阳羡派，朱氏则为浙派词人领袖。

陈维崧的骈文在清初堪称大家，当时声誉极高，甚而被视为“自唐开、宝后无与抗矣”(汪琬语)。其骈文亦寄寓故国之思，身世之感，词藻典丽富赡，文笔跌宕起伏，气势雄健壮大。早期作品略见内容空乏，中年以后诸作则感慨深沉，真挚动人。代表作有《与芝麓先生书》、《看奕轩赋》等。他的诗与散文亦见称于时，内容颇充实，而艺术成就则不及词与骈文。

著作多种，以《湖海楼诗文词全集》搜集最全，共54卷，其中词集30集，文集16卷，诗集8卷。

村松梢风

村松梢风(1889—1961)，日本大正时代作家,知名的“中国通”,以代表作《魔都》闻名中日读书界,也因此成为上海“魔都”一名的命名者。除了上海之外,村松梢风还曾于1923—1933年间到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等地游历,留下大量描写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市井风俗的游记。

村松梢风，1889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求学，但他将学生时代的大好光阴都耗费在纸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少壮不努力”的村松日后当过教员、记者，自己也曾办过杂志，直到28岁时仍籍籍无名。

1917年，他试着将处女座小说《琴姬物语》投寄到当时著名的《中央公论》杂志。这部实际上是以作者大学时代寻花问柳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作品，却意外地得到了总编辑的赏识，从而令其一举登上文坛，并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1923年4月1日，村松梢风到达上海，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获是使得村松梢风成为首位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作家们（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的日本访华作家。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风在沪逗留了两个多月。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风立即撰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载在1923年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第二年，村松梢风又将其余几篇记述上海的文字与《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将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的意象，用自创的“魔都”一词来加以浓缩，用于新作的书名。 

1933年，村松梢风出版了一本名为《男装丽人》的书。虽然这是一个由作者虚构的故事，但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川岛芳子经历的真实写照，以至在审判川岛芳子时，中方曾参考此书的内容作为审判依据。该书滤去了川岛芳子在战争中的经历，但揭露了一些她曾做过的秘密任务。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村松梢风认为芳子的最终下场是通敌行为导致的。后来，国民政府确实也以相同的罪名处置了川岛芳子。 

村松梢风的代表作当属《残菊物语》，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说里，女仆阿德陪伴菊之助四处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着他走向艺术的巅峰，为了让他回归演艺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离开。1939年，著名导演沟口健二将其搬上银幕，大获成功。《残菊物语》此后又两次被改编成电影，这无疑是对小说原著的一大肯定。

1961年，村松梢风逝世。

柳永

柳永，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一字景庄。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后世也称之为柳屯田。福建崇安人，《历代诗余》及《词综》以为是福建乐安人。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柳永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成年之后，从家乡到汴京赴考，但曾几度在科场受阻《能改斋漫录》有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由于柳永在汴京的放浪生活，特别是他把这种生活尽情吐露于词中，因而触怒了以理学为门面的统治者，使得他一生都未受重用，只作得“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鹤冲天》)。从此，他便多次离开汴京去外地漫游，到过浙江、苏州、扬州、江淮、长安、成都、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湖南等地。直到景祐元年(1034)方登进士第，任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推官，此后又在浙江做了多年的地方小官。庆历三年(1043)改官著作郎入京，曾被仁宗召见，为太常博士。皇祐中，又迁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又因作《醉蓬莱》词有“太液波翻”句忤旨，被发落，而后流落不偶，不久便死于他乡，身葬北固山下。相传死后家无余财，群妓合金埋葬之。柳永的词，尽写都市繁华、旅途风光、男女恋情、娼妓悲欢，以及自己长期失意的郁闷、颓放和羁旅之哀，诸如《望海潮》、《迷仙引》、《雨霖铃》等。也有咏物、咏史和游仙等词篇。柳词曲折委婉，长于铺叙。融情入景，工于点染。语言活泼，不避俚俗。特别是在词体上，极大地推动了慢词的发展，使唐五代、特别是民间词中的慢词出现了质的变化。柳永开拓了宋词的题材范围，使词从贵族玩物一变而为市民文学。柳词与敦煌民间词的瓜葛是显而易见的。在词体和词风上的也独树一帜，使柳词风靡一时，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词对两宋名家词人均有影响，并影响到金元戏曲和后世小说。可以说，柳永是中国词坛上最负盛名的词家之一。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有《乐章集》传世。

东岭圆慈

东岭圆慈（1721～1792）滋贺佐佐木氏。九岁出家，参于白隐，辛炼苦修。罹重疾，自谓：‘虽已明宗趣，若如死去，何益于法门。’著《无尽灯论》呈于白隐云：‘此中如有可采，请以贻后，否则投于火中。’白隐见后云：‘可为后世点眼。’上京养病，返回白隐下，嗣其法。七十二岁寂。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伦理学的代表。生于伦敦的伊林，父亲是小职员。赫胥黎8岁上学，两年后因生活艰难而休学，10岁走上自学的道路。后来在强德勒医生的私人诊所里当助理医生。17岁时，获查令十字医院颁发的奖学金，在琼斯先生的帮助下，首次发表一篇关于生物学方面的论文。1846年，经伦敦大学医学院考试通过，赫胥黎进皇家海军斯拉医院当助理外科医生。以后，在院长的推荐下，他随“响尾蛇”号探险船出海进行科学考察。赫胥黎回国后，着手研究探险途中收集的资料，撰写了一篇《关于水母的解剖学》的文章，因此，获得了皇家奖章，并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并先后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政府直属矿业学校教师，皇家研究院的讲师。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震动了整个科学界，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赫胥黎旗帜鲜明地站在达尔文的一边，并且进一步提出“人、猿同祖论”。这一理论遭到牛津大主教的讥笑，但赫胥黎说，他并不觉得有一个猿猴的远祖是件丢人的事。他为捍卫进化论坚持斗争了25年之久。斯宾塞说：“赫胥黎不但热爱真理，而且还热爱一件更为稀有的东西——光明正大。”1885年，赫胥黎因年老体衰，辞掉了教授、渔业部视察官和皇家学会会长的职务，但仍然为捍卫进化论斗争不息。他被封为爵士，任命为剑桥大学科学院院长、法学荣誉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论我们对生物现象因果的认识》、《进化论与伦理学》、《论文全集》九卷。

“社会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赫胥黎十分推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是他不象有些生物学家那样不加哲学思考，直接把生物学的进化过程应用到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去。在他看来，生物进化过程本质上属于宇宙的进化过程，而宇宙进化过程与“园艺过程”或“社会进化过程”是相对抗的，宇宙过程通过变异，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而进化;社会过程则通过强化社会结合，制止内部生存斗争而进化。人类还没有从动物界中完全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同动物一样，不仅受大自然的绝对统治，而且受生物界“生存竞争”规律的无情支配。后来，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把自己与同类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对付来自自然界和动物界的威胁，于是，人类组织起家庭，建立起园地，进而构成了社会，并通过分配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生存资料的办法来制止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加强社会的结合，以对抗宇宙和改变宇宙过程，或者说通过建立小宇宙去对抗大宇宙。因此，社会的进化过程不同于宇宙或生物的进化过程，从而“生存竞争”就仅仅适应于自然界或生物界，而不适应于社会领域。

至于那些认为社会也通过“生存竞争”才能进化的人，其错误是由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意上含糊不清引起的。因为“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因此，人们就以为适者生存是最好的生存。事实上，在宇宙自然界，“最适应者”是赖有各种条件的，因此，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的半球要再冷却下去的话，那么，在植物界，最适应生存的东西，可能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适应生存的是苔藓和硅藻，以及诸如能够把白雪染上红色的微生物。”《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社会中的人，虽说一开始也受生存斗争的支配，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越来越小，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同上)可见，社会的进化过程具有伦理的性质。这是社会进化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区别所在。

“伦理的过程就是情感的进化”过程 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从无情的“生存竞争”走向社会结合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人类情感进化的过程。人类在开始的时候也象他们的祖先——猿类一样，对享乐贪得无厌，他们“自行其是”，为争取一点点生存资料而不顾一切。因此，在这个时候，人类生活基本上是残酷无情的。但是，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便异常强烈地发展着一种倾向，这便是人与人之间原始结合的情感。“社会发展每前进一步，都使人们和他们伙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也就增加了由同情心产生的快乐与痛苦的重要性。”这样，从人类社会原始结合的情感到“我们叫良心的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的同情心”，便完成了情感的进化过程，这个时候，“我们以自己的同情心去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以别人的同情心来判断我们自己的行为。”(第21页)于是，法律和道德便建立起来了。从此，人们的一切行为就能“自我约束”，而避免“自行其是”。社会一旦制止了“自行其是”或“生存竞争”，便能“创造比自然状态更为有利的条件，以促进公民的天赋能力在公益一致的情况下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因此，“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用其他科学工作中所采用的同样的观察、实验和推论的方法，去确定最有助于达到此项目的的行为方针。”(第30页)

反对个人主义 赫胥黎强调社会责任而反对个人主义。他说：“我们时代的狂热的个人主义企图把宇宙自然界同人类社会加以类比。”(第58页)他们试图把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让人们“忘记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自行其是”，这样做必然使人的情感退化，进而破坏社会的结合。因此，赫胥黎要求“每个得以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人，都不要忘记那些曾经艰苦创立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惠;并且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致削弱允许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组织”。(第58页)他一生都把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作为崇高的目标。他生前虽然地位显赫，但从不看重“贵人”，而瞧不起穷人。他说：“假如有教育机会的话，又有什么贫穷和地位卑贱的人们办不到的?至于不少的所谓的‘社会的精华’又会是什么货色呢……大家都知道，又有那么一些达官贵人，如果不是门第之类的社会势力把他们抬高了，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干着车夫、看守猎场的人或者台球桌上的服务员的工作而已。”为了实践他的这一理论，1870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物，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让贫穷人的子女享受免费教育。

赫胥黎的一生是宣扬进化论的一生，他把进化论思想引进社会领域，又严格区别生物进化过程与社会进化过程，反对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他用社会的结合去说明道德的起源，把情感的进化看作是社会结合逐渐强化的结果。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他毕竟不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及其规律，从而也不懂得道德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道德的阶级性。

查斯特菲尔德

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四世（4th Earl of Chesterfield，1694年9月22日—1773年3月24日），原名：Philip Dormer Stanhope，英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及文学家，出生于伦敦，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并游学欧洲大陆。1726年继承爵位，1728年出使荷兰，任驻荷兰大使，1745年任爱尔兰总督,1746~1748年身兼国务大臣等职位,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干。他风流倜傥，是英国讲究礼仪的典范，备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他与同时代的文学家波普、艾略特、爱迪生、斯威夫特等过往甚密。

曾就读于剑桥大学，此后游学欧洲大陆，并在巴黎居住过一段长时间，当时的法国在路易十四的治理下一片繁荣。查斯特菲尔德虽然仰慕法国的文化、教养与生活，但还是于1714年回到了英国，并开展其政治、外交生涯。1726年，他继承爵位，进入上议院。1728年出使荷兰，此后开始步入政坛，1745年任爱尔兰总督，1746—1748年间身兼英国国务大臣，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干，备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后来由于身体不佳，他开始慢慢退出政坛，并谢绝政府公爵的封位和退休金。1728~1732年间，查斯特菲尔德住在荷兰海牙，他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位女性。1732年，也就是查斯特菲尔德离开荷兰那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菲利普?史达纳布。当菲利普未满6岁时，查斯特菲尔德便开始给其儿子写信，他在这些书信中赞扬折衷与谨慎的美德，教育孩子如何保持果敢而有礼的举止。这种标准对一个外交家而言是极为合适的，对其他任何一个想在社会出人头地的人也极为合适。这些书信后来结集出版，没想到此书问世后，在英国上流社会广为流传，被誉为是一本“绅士教育的教科书”，并成为一本世界名著。英国著名词典编纂家约翰逊博士对本书也大加赞赏。

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 (Philip Dormer Stanhope) 于1773年3月24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切斯特菲尔德庄园，他的伦敦别墅中去世。他的教子和收养继承人后来成为了第五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勋爵。

殷夫

殷夫（1910年6月11日-1931年2月7日），原名徐柏庭，学名徐祖华，别名徐白，笔名任夫、殷夫、殷孚、白莽、莎洛、莎菲、Ivan等。1910年6月11日(清宣统二年五月初五)出生于浙江象山东乡大徐村。父亲是个医生。殷夫幼年在乡间读私塾，1921年初进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次年父亲病故，由慈母抚育。殷夫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

1924年初，殷夫从杭州赴外地求学。1925年8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他十四五岁时开始写诗，现在留存的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就是1924—1925年写的。这组小诗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

1926年7月，殷夫越级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这时开始同革命运动发生了关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囚禁三月，几被枪决。后由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的大哥徐培根保释出狱。这次入狱对他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教育。他在狱中所作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员的告密，敌人的搜查，押送去牢狱途中的经过，以及诗人的思潮起伏，表现出少年殷夫立场坚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高尚的品质。殷夫出狱后，徐培根把他软禁在身边。但殷夫仍坚持学习社会科学，阅读革命文艺书刊，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后殷夫回象山家乡。现有《人间》和《呵，我爱的》两首诗即作于此时。

1927年9月，殷夫想考大学，因曾被捕入狱，没有中学文凭，得女友盛淑真(后改名孰真)的帮助，通过她的同学向浙江上虞人徐文雄借到一张中学文凭，殷夫就顶用了徐文雄的姓名，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有一段时间，殷夫和革命组织失去了联系，尔后才重新接上关系，继续投入革命工作。殷夫在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读书时，刻苦学习，半年以后，即能从事德文翻译。1928年2月，殷夫用徐文雄署名写信给创造社的刊物《文化批判》，对该刊一月号上彭康《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的译文，提出商榷的意见。

殷夫还经常留心阅读《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刊物。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后不几天，他就投寄一束诗稿给该刊编辑部。这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第四期上的长诗《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得到了著名左翼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蒋光慈和著名文艺评论家钱杏邨(阿英)的赏识。随即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

1928年秋季，殷夫再次被捕，不久，由他的大嫂托人保释出狱。殷夫出狱后回到象山县城家中。1929年初，殷夫潜离家乡，来到上海，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流浪生活，同党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从此离开了学校，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成为一个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写下《血字》组诗和《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一类被誉为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战歌。

1929年上半年，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投寄抒情诗篇，开始同鲁迅发生联系，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培养和帮助。从1929年6月到1931年1月，有关殷夫的记载见于鲁迅日记的，有十八次之多。1929年6月16日的《鲁迅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白莽的名字：“下午复白莽信。”鲁迅这次复信是因为殷夫从德文译出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彼得斐(今译裴多菲)传》，投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鲁迅发信索取德文原文，以备核校，由于原文是载在《彼得斐诗集》里面的，因邮寄不便，殷夫就亲自送到鲁迅那里。这就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的第一次记殷夫来访的事。

鲁迅收到殷夫翻译的《彼得斐传》后，又写信建议他配合传记，再译十来篇彼得斐的诗，一同发表。他特地托柔石转给白莽一信并《彼得斐集》两本。不久，殷夫译了几首诗，亲自送交鲁迅;鲁迅为了校阅译文，将殷夫送来的那本德文《彼得斐诗集》留下，而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买来留在身边的两本德文版《彼得斐诗集》相赠，托柔石亲自送去。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抒情诗四首，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译文《彼得斐·山陀尔行状》一篇和彼得斐·山陀尔译诗九首。

同年7月间，殷夫在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遭到了毒打，在囚禁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和《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殷夫第三次被捕事，曾有记叙。殷夫当时因为衣物都被没收，没有长衫，而又要穿长衫，便从朋友那里借来棉袍，在大热天穿着它，汗流满面地去看访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并给以资助。

这次出狱后，殷夫很快恢复了工作，专门从事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同年冬，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从1929年末到1930年秋冬之间，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工作。直到1931年春他被捕牺牲前，他在党刊《红旗》、团刊《列宁青年》、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上写了不少政治论文，还自学俄文翻译政论文章。著译涉及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青年工人运动、少年先锋队工作、文化工作，以及党内的路线斗争等等方面。这一时期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二十八篇作品，其中政治论文等二十一篇，文艺作品七篇。在《摩登青年》上发表政治论文两篇、诗两首。在党刊《红旗》上用徐白署名发表《拥护苏维埃运动中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和《扩大共产主义的儿童运动》两文。此外，在1930年10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十八期上还写过《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的政治论文。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为“左联”的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和李一氓编的《巴尔底山》等写了不少红色鼓动诗和一些散文、随笔，成为“左联”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殷夫由于处在斗争第一线，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连。这一时期的诗，集中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中国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基地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党的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伟大气概。炽热的战斗情绪，高昂的旋律，构成了殷夫红色鼓动诗的特色。这些诗，正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评论的，它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还写过一些散文、速写、传记、剧本等。这些作品的成就不如他的红色鼓动诗篇，但也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变化。发表在1930年5月《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向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哥哥，公开宣告决裂的宣言书，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1931年1月17—21日，林育南、李求实(即李伟森)、何孟雄等二十几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叛徒出卖，分别在东方旅社等处被捕，其中包括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四位“左联”青年作家在内。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2月7日深夜，殷夫同这些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年仅二十一岁。

二十几位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立即向全世界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界，用中、英、日等几种文字发布了对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书。“左联”专门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烈士和早一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宗晖烈士的肖像、传略和有关的作品等。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阿英写了《殷夫小传》。两年以后，鲁迅又为纪念殷夫、柔石等“左联”烈士的牺牲，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越三年，鲁迅又特为殷夫的诗集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和《续记》。

殷夫的政治论文和其他作品散见于《列宁青年》、《红旗》等秘密刊物和《太阳月刊》、《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和《摩登青年》等公开刊物，生前都未能结集出版。据阿英《殷夫小传》所列，殷夫著译计有：(一)《孩儿塔》(诗集)，1930年初殷夫自编;(二)《伏尔加的黑浪》(诗集)，1929年;(三)《一百零七个》(诗集)，1930年;(四)《诗集》(包括译诗)，1928—1930年;(五)《小母亲》(小说、随笔、戏曲集)，1928—1930年;(六)《苏联的农民》(翻译)，1928年;(七)《苏联的少年先锋队》(翻译)，1930年;(八)《列宁论恋爱》(翻译)，1930年。其中除《孩儿塔》原稿幸由鲁迅保存下来外，其他七种迄今未有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有《殷夫选集》(1951年7月，开明书店)、《殷夫诗文选集》(195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殷夫选集》(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孩儿塔》(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仅收原集六十五首诗中的二十七首)。

向田邦子

向田邦子（1929年11月28日—1981年8月22日），为日本著名编剧、随笔家、小说家，昭和四年出生于东京都世田谷区若林，成长于一个极普通而平稳的中等市民之家。其父是个特别耿直敬业的职员，其母则是典型的逆来顺受的传统日本女性。就职于保险公司的父亲因工作调动令全家搬迁转徙于不同城市，向田邦子的小学生涯就是在辗转中度过。后毕业于黑木高女（现黑木高校）实践专门女子学校国文科，毕业后，在一家电影杂志社做编辑，1958年起写收音机和电视剧的剧本，其作品以别具特色的笔风和对逝去的旧时代的感怀为主要特征，1964以电视剧本《七个孙子》名声大噪，之后，写了《日本萝卜的花》（1970年），《寺内贯太郎一家》（1974年），《宛若阿修罗》（1979年），《あ・うん》（1980年）等，并有《邻家的女人》（1981年）使其成为了收视率最高的剧本作家，向田邦子创作数量极多，电视剧本有1000余部，收音机作品更是达10000之多，以绝妙的对白，巧妙的构思被称呼为″向田电视剧"，建立了强盛的家庭剧的基础。同时，PR杂志连载了描写明治时期出生的父亲像的小品文《父亲的道歉的信》。1980年因写了感性短篇《花的名字》《水獭》《狗窝》(《回忆扑克》所收)即荣获日本文坛最高荣誉的第83次直木奖。她因为基于敏锐的人性观察和描写得到了极高的评价。1981年8月22日，随笔集取材至台湾旅行，搭乘远东航空103号班机（波音737）自台北松山机场至高雄国际机场时，因空难而丧生，享寿52岁，该空难为三义空难。身亡后葬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灵园，法号“芳章院释清邦”。

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年7月24日—1870年12月5日），人称大仲马，法国作家。生于巴黎郊区维莱科特雷县城。父亲是共和国将领。后因反对拿破仑远征埃及而失宠。大仲马从小就具有叛逆性格,追求平等。成人以后憎恨君主专横,反对波旁复辟王朝。所以,他先后参加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曾两次长期流亡海外。晚年,他还去意大利帮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作战。大仲马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雨,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几年小学,全靠自己利用空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并且一有机会就泡在剧院里看戏,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他于1825年开始戏剧创作,并加入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40年代开始写小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作品多达300余卷,其中小说上百部。1829年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他的浪漫主义历史剧《昂利第三及其宫廷》,大获成功。该剧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的原则,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接着又写出了《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后者使巴黎剧坛大为震惊。从30年代中期起,他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创作了许多内容奇特、情节曲折生动的历史惊险小说。其中著名的有《基度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前者写水手邓蒂斯报恩复仇的故事，后者写法国首相黎世留和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个人之间的仇恨以及黎世留和王后之间的明争暗斗,着力描写达塔尼昂和他三个好友的冒险经历。情节极其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创作手法上,大仲马不作复杂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言语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富于传奇色彩。这部小说问世后,大仲马立刻成为法国最受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家。

徐祯卿

徐祯卿（1479－1511年）明代诗文作家。字昌榖，一作昌国。吴县(今属江苏)人。少与唐寅、祝允明、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与李梦阳等人倡导夏古，人称“前七子”。因失囚，降为国子监博士。卒于京师，年仅33岁。

他的《谈艺录》论诗，颇多精警之见。他认为“情无定位，触感而兴”。并进一步认为：“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异其势。譬如写物绘色，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环之大略也。”他反对过分雕琢的华藻，认为“陈采以眩目，裁虚以荡心，抑又末矣”，但也反对毫无情韵的“直戆之词”，认为“譬之无音之弦耳，何所取闻于人哉”。对这种较为辩证、通达的诗歌观，清人王士禛有“更怜谈艺是吾师”之叹。其创作虽然格局稍小，但能情文并茂。

徐祯卿早年沉酣六朝。《迪功五集》里的《拟萧子显春别曲》、《拟谢朓邯郸才人嫁为厮卒妇》、《效庾信作》、《效何逊咏倡家》等正是这种刻意学习的必然产物。这时期，他的不少诗作词采毕艳、情韵缠绵。登弟后，与李梦阳相交，悔其少作，改而趋宗汉魏盛唐，诗风为之一变。这时期诗作，已能突破前期着重抒写个人情怀的限制，如《猛虎行》述说“饥民”在猛虎怒号、娇女被搏、又进而欲食我和孤儿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痛苦，《苦寒行》描写了身处漠野的“游子”在朔风又起时的悲哀。他的友朋赠答诗，生活视野也稍见开阔，如《赠王渊之》、《答顾郎中华玉》。这时期的诗歌古朴成分有所增强，但并不十分粗豪，仍具有标格清妍、措词婉约的基本特色。所以李梦阳有时讥其“蹊径未化”。他的近体诗较优。五律《在武昌作》错杂地名，历落有致，颇能烘托出不愿长途跋的涉飘泊者的思绪，很有别趣。七绝《偶见》写得自然流畅，诗人从心理感受的变化中，拓展了诗境，含意也颇隽永。

他亦善文，颇多笔记。《翦胜野闻》记述了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闻故事，如其多疑个性、与马皇后的恩爱。《新倩籍》记述其友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个性、嗜好，富有文学色彩。他还著有《迪功集》、《迪功五集》、《迪功外集》等。

刘流

刘流（1914—1977），当代作家。原名刘其庚。河北省河间县念祖村人。出身贫寒,小时家庭生活穷苦,仅读过二年私塾，对戏曲评书等我国民间的传统艺术比较熟悉。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五支队侦察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晋察冀军政学校区队长、军区政治部干部军事教官、军区白求恩学校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大队长。在革命队伍里提高了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开始文艺创作。后被调至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工作,参加过京剧《史可法》、《苏州城》、《李自成》的改编演出。解放后,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先后担任保定市文化馆宣传部长、保定市文联秘书和创作部长、保定文化宫主任、河北省文艺处干事、《戏剧战线》编辑部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一方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写一些小型文艺作品,如反映劳动人民翻身斗争的叙事诗《哑吧大娘的话》(1949年7月21日《河北日报》),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短篇小说《锻炼》(1949年7月21日《河北日报》),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鼓词《把侵略者一扫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独幕话剧《命根子》(195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同时,写出了长篇评书体小说《烈火金刚》(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该书的出版,是他思想上和艺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作品以抗日战争最艰苦复杂的1942年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冀中八百万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五一”反“扫荡”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曲折的故事情节,众多的传奇式抗敌英雄形象,使作品产生了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在接受和运用我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创作经验上,特别是利用民间说书形式来表现现代斗争生活方面,《烈火金刚》确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和值得重视的收获。其他作品还有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评书《红芽》,第一部曾在《河北文艺》1964年6月至12月号上连载。

陈亮

陈亮（1143年10月16日—1194年），南宋抗金志士、哲学家、文学家。初名汝能,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

一、寄托着陈家厚望的陈汝能

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称孤道寡的第13年(1143)，婺州永康(今属浙江)龙窟南五里的陈家，传出婴儿的啼哭声，邻人们知道，陈家14岁的儿媳黄氏分娩了。

此儿与众不同，一生下来，两眼大睁，炯炯有神。得了贵子的黄氏和丈夫陈次尹喜不自禁。更高兴的，是公婆。公爹陈益，豪爽耿直，孙儿出世后，他在一天夜里梦见一个状元叫童汝能，觉得那人就是自己的孙子，便给孙儿取名曰“汝能”，字同甫。

陈家有过红火的时候，那时的田地多达200亩，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宋朝初年，陈家落魄。汝能的曾祖陈知元是个小武官，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今河南开封)，陈知元战死于固子门外。陈益梦寐以求科举登第，终未如愿;想从武进身，也不成。他儿子陈次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夫。陈家把振兴家门的希望寄托在陈汝能身上。

时局的发展，却大令他们不安。

赵构在临安建立偏安政权，苟延残喘，无北进收复失地之意。抗金名将岳飞在陈汝能出生前2年，被赵构和奸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黎民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御、打击金人，却得不到官府的支持。

金人南下虽屡受挫折，但灭宋之心不死。绍兴十八年十二月——陈汝能5岁那年，金兀术死去，海陵王完颜亮升为右相。次年，完颜亮杀掉金熙宗，自立为帝。他好大喜功，梦想灭宋，不断发动军事进攻。

肩负着父祖厚望的陈汝能从小就关心国事。他虽然在龙窟山中攻读，但于国计民生颇为留心，喜欢那些治国理民的学问。

他很推崇李白的为人，赋诗道：

我生恨不与同时，死犹喜得见其诗。

岂特文章为足法，懔懔气节安可移！

为了实现抗金救国的壮志，陈汝能极留意历代兴亡史。十八九岁的时候，他查阅了曹操、诸葛亮、吕蒙等19个历史人物的事迹，研究他们的成败得失，写出20篇论文，汇编为《酌古论》。他认为，文人不应只会雕琢文辞，须有治国理民的才能;武将不应只会舞刀弄枪，须有料敌制胜的智慧。这部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的文集问世后，影响甚大。

婺州知州周葵看到《酌古论》，大加称赞，认为陈汝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未来的国士。周葵后来调往临安，出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邀陈汝能为门客，待以上宾。每当文武官员汇报，请示政事，周葵总是让他们先与陈汝能谈谈。

隆兴二年(1164)，周葵罢官，陈汝能也做不成门客了，只得回归故里。

不幸的事接连发生。母亲于乾道元年(1165)病亡，年仅36岁;父亲被人诬告下狱;祖父母忧愤成疾，相继谢世。这对一个年方20余岁的陈汝能来说，打击是够大的。

仕途挫折、家庭不幸，并没有使陈汝能意志消沉。更大的不幸——国家破碎促使他奋发进取。

二、以天下为己任

乾道四年(1168)秋，陈汝能改名曰“亮”，决心继承祖父陈益的未竟事业，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这年，陈亮参加乡试得中，补上了太学士的员额。乾道五年，参加婺州的取解试，高中榜首。这年冬，他被贡送临安，参加来年的省试。省试在礼部贡院进行。乾道六年的省试分两场，一场考诗赋、经义，一场考策论。考生的姓名、籍贯照例是糊上的。答卷交上，另有人再誊抄一遍，以防止主考官作弊。但主考官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取舍。同知贡举的国子监祭酒何澹极不喜欢陈亮的策论。此人乃处州龙泉(今属浙江)人，乾道二年进士，是个势利小人，阿附权奸，贬斥善类。陈亮倡言抗金救国，与苟安的权贵们意图相悖，被何澹黜落。

第一次省试落第，陈亮有些悲哀、愤懑，对人说：“亮老了，反被何澹那小人侮辱。”索手东归，闭门读书，进一步研究历史和现状。他的思想更加成熟。

淳熙五年(1178)，陈亮北上，来到杭州，接连3次上疏当朝天子孝宗。当时的太学仍遵循秦桧的禁令，不许太学生员上疏论事。陈亮上疏用了“陈同”这个名字。《上孝宗皇帝第一疏》中，他总结了中国历史南北对峙的经验教训，指出抗金复国乃大势所趋，苟且偷安没有出路。孝宗皇帝看后，赫然震动，打算张贴于朝堂以激励群臣，并召陈亮上殿，准备擢用。朝臣曾觌闻讯，抢先去拜访陈亮，想巴结这个将大贵的书生。谁知，陈亮鄙夷此类溜须拍马的小人，越墙避走。曾觌自讨没趣，心中愤恨。一些朝臣也敌视陈亮，他们把孝宗的诏令扣压。过了七八天，陈亮不见回音，便上了第二疏，要求面见圣上，借古论今，力陈抗金的必要性。朝中大臣多加阻梗，使这次上疏仍无结果。20天后，陈亮第3次上疏，历陈南宋因循守旧，政治腐败，不适应抗金斗争的需要;只有改革，才能完成抗金复国大业。孝宗既迫于群臣的反对，又不能无视陈亮的真知灼见，便以庸人之心惴度陈亮：他不厌其烦地上疏，大概是邀名誉，要求一官半职吧。遂欲给陈亮个官做，了结此事。陈亮道：“我是想为国家建百年之基业，岂是为了一官半职？”愤懑而归。

陈亮有点儿心灰意冷，终日饮酒，一醉方休。

一天，他与同村一个狂生喝酒，狂生把陪酒的妓女呼做“妃子”。旁边有个吃酒人见状，想引逗二人犯法，他好去告发，以求封赏，便问狂生：“既已册封了妃子，谁做宰相？”

“陈亮就是宰相。”狂生信口道。

吃酒人问：“怎么安排我呢？”

“你做右相。我用二相，大事就好办了。”狂生道。

吃酒人遂请狂生高座，他与陈亮北向而拜。狂生端坐，妓女敬酒，唱《降黄龙》歌祝寿。陈亮、吃酒人和妓女高呼“万岁”。

游戏完后，吃酒人便去临安向刑部告发。那个黜落陈亮的何澹正在刑部侍郎任上，他想起陈亮骂他的话，想报私仇，便把陈亮和狂生逮捕入狱，严刑拷问，打得陈亮体无完肤。陈亮受刑不过，只好承认有不轨行为。结案后，上奏孝宗，孝宗密遣使者去永康调查，弄明真相。大臣奏请孝宗批示陈亮一案，孝宗道：“秀才醉了，胡说八道，何罪之有？”批了陈亮的案牍，掷于地上。

陈亮和狂生高高兴兴地出狱而归。

后来不久，陈亮的家童杀了一个人。被杀的这个人曾侮辱过陈亮的父亲，死者家属怀疑是陈亮指使家童干的，向官府告发。官府逮捕家童，严加拷问，打得他死去活来，就是不承认陈亮参与。官府又囚禁陈亮，死者家属又去临安找御史台官员，请托送礼，请求严惩陈亮。陈亮又被解往临安，投入大牢。

孝宗闻讯，有意放陈亮一命。宰相王淮秉承孝宗旨意，与陈亮好友辛弃疾一同救援，陈亮这才获释出狱。

孝宗两次救了陈亮的性命，是因为自己有抗金的意愿，而陈亮是抗金复国论者。但太上皇高宗一心苟安，孝宗受他的制约，不敢作为。

淳熙十四年，投降派的总代表高宗赵构病死，陈亮认为这是推动抗金事业发展的有利时机。谁知，赵构死了，投降派的势力犹在，而且加紧叛卖活动，遣使赍厚礼向金屈膝报丧，还散布“江南不易保”、“长(江)淮(河)不易守”一类的谬论。陈亮义愤填膺，于淳熙十五年赴长江沿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察看地形，随后赶回临安上疏，指出江淮险要的地理优势，加之金内部矛盾激化，政局不稳，江南可保无忧，不必畏惧金人，应积极抗战。但这时孝宗意志消沉，正准备让位于儿子赵惇，对陈亮的上疏根本不予理会，一些朝臣乘机中伤陈亮。陈亮愤懑难抑，在朝廷上发起怒来，被那班官僚骂做“狂怪”。

陈亮愤愤不平地回了老家永康。

一次，同乡有人宴客，在陈亮的肉汤中加了些胡椒粉。与陈亮同席的一个人回家后暴死，有人怀疑是食物中毒。陈亮又不明不白地被投入大牢，酷吏拷问，无所获。众人想，陈亮这次怕要完了。大理寺少卿郑汝谐审阅陈亮的供词，很是钦佩，道：“此人乃天下奇才，国家若无罪杀人，上犯天威，下伤国脉！”他上疏当朝天子光宗，竭力为陈亮申冤，陈亮获释。

陈亮抗金复国壮志难酬，且屡遭小人陷害。但他对理学的批判，却大有进展。

三、与理学大师朱熹的辩论

到陈亮之时，理学臻乎鼎盛。理学大师朱熹长陈亮13岁，当陈亮步入社会时，朱熹已是遐迩闻名的理学大家。朱熹的思想不断完备，终于成了集理学之大成的宗师。

理学空谈义理，朱熹则属于理学中的心性派。陈亮倡言经世致用，反对性命之学。淳熙九年(1182)春，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时，陈亮找上门去，与朱熹进行了为期10天的辩论。淳熙十一年，陈亮为部分官僚诽谤、陷害，被捕下狱。他刚获释出狱，便遭到了朱熹的指斥。陈亮致函反驳。两人书信往来，各执一端，相互攻讦。

朱熹说“道”是超乎自然与社会之上的一种先验的道德，非人力所能干预，人们对它只能默识体悟;陈亮则云“道”存在于人、事、物中，是任何人都可以体察、认识的。

朱熹称颂“王道”，主张以仁义治天下，贬斥“霸道”，反对凭国力称雄，崇义黜利，视义、利势不两立;陈亮主张“王”、“霸”并用，“义”要体现在“利”上，故“利”即“义”，义、利双行不悖。

朱熹倡言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不问世事;陈亮呼唤人们以天下为己任，做一个大有为的英雄豪杰。

两人辩论了多年，至绍熙四年(1193)方结束。在《陈亮集》中，还保留着陈亮致朱熹的8封信和朱熹写给陈亮的15封信。这是两人“书信战”的见证。

辩论的结果，不分胜负。这种局面实际上是宣布陈亮小胜。因为，在他们论战的时候，理学业已盛行于世，备受统治者的青睐。朱熹高居理学宗师的地位，但不能击败陈亮，仅仅打了个平手，这等于宣布他小败。

经过这场辩论，陈亮的影响日渐扩大，不仅浙江多有人信奉，就连江西也大有人赞同。于是，陈亮开创了“永康事功学派”，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6有《龙川学案》，记录陈亮和他的门人的思想。

四、好友辛弃疾

淳熙五年，陈亮诣阙上疏，经同乡吕祖谦的引见，与辛弃疾相识。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人，长陈亮3岁。像陈亮一样，他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像陈亮一样，他也是壮志难酬。盖因两人志同道合，故吕祖谦引他俩相会。

当时，辛弃疾任大理寺少卿，而陈亮不过一介布衣。但共同的追求使他们结为挚友。

临安分手后，陈亮几次致函辛弃疾问候，辛弃疾也多次探问陈亮的状况。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劾罢官，退居上饶带湖。淳熙十年，陈亮致函辛弃疾，回顾当年临安相聚之乐及别后相思之切，说秋后即赴上饶去会晤好友。但陈亮被诬告下狱，被关了二三个月。直到淳熙十五年，陈亮才得以成行。

陈亮此行，不仅仅是探友，更重要的是与辛弃疾探讨抗金复国大计。为壮大声势，增强号召力，他暂时放下与朱熹的思想分歧，邀他同行。但朱熹对此不感兴趣，说他新种了几畦杞菊，脚一出门，便吃不上此物。

辛弃疾住在他淳熙十二年营造的新居里，旁边是瓢泉，水质甘冽。距瓢泉新居不远，便是美丽的鹅湖山。辛弃疾正在小病中，见好友来了，十分高兴，病好了大半。两人游鹅湖，饮瓢泉，长歌互答，但更多的时间是一同切磋抗金复国大计。

陈亮在辛弃疾处逗留了10天，飘然东归。

陈亮走后的第二天，恋恋不舍的辛弃疾顺路追去，想挽留陈亮再多住几天。雪深路滑，追至鹭鹚林，精疲力尽，怅然停步。当晚投宿于吴氏泉湖四望楼，听邻人悲切的笛声，10天来与陈亮相聚的情景浮现眼前，激情难抑，遂填了一首《贺新郎》，其中有“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句。陈亮闻讯，致函索词，读后以原韵和了一首《贺新郎》，其中写道：

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

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

收到陈亮的词，辛弃疾又用前韵和了一首《贺新郎》。两人更迭答和，写了五六首悲壮慷慨的《贺新郎》。

五、51岁的状元

多年奋斗，壮志难酬，陈亮深刻体会到人微言轻，不为世人所重。鉴于此，他试图再走科举入仕的道路，谋取官位，以实现抗金复国的抱负。

绍熙四年四月，年已51岁的陈亮，毅然参加了礼部的省试。五月，礼部省试的第三场对策，宋光宗策问治国之道，陈亮一开头就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接着，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的答卷交上后，被主考官评为第三名。光宗皇帝御阅，擢为第一。揭卷后，知是陈亮，光宗高兴地说：“朕所擢果然不谬！”特赐第告，词云：“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所。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贻朕也。”

光宗设“闻喜宴”款待新科进士，赐陈亮诗一首。陈亮当即写了《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一诗，其中虽不免对皇帝的歌功颂德，但他更以饱满的爱国激情，表达自己至老不衰、矢志不渝的抗金复国决心：

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这年七月，光宗诏授陈亮佥书建康军(今江苏南京)判官厅公事。

不幸的是，在赴任途中，陈亮一病不起，于次年年初逝世，享年52岁。

约翰·S·C·阿伯特

约翰·史蒂文斯·卡伯特·阿博特（1805年9月19日-1877年6月17日）（英语：John Stevens Cabot Abbott，1805年9月19日—1877年6月17日）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教育学家，主要作品有《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Christopher Columbus）等，出生于缅因州布伦瑞克，父母是雅各布和贝齐·阿博特。

他是雅各布·阿博特的兄弟，曾与他一起管理纽约市的阿博特研究所，并参与了他的一系列简短的历史传记的编写。阿博特于1825年毕业于鲍登学院，准备在安多佛神学院担任牧师，1830年至1844年，他从公理会教堂退休，先后在伍斯特、罗克斯伯里和楠塔基特布道，这些地方都在马萨诸塞州。

由于他的作品《在家母亲》的成功，他从1844年起致力于文学。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写过许多关于基督教伦理和通俗历史的书籍，这些书籍被认为培养了人们对历史的普遍兴趣。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广受欢迎的《拿破仑·波拿巴传》（1855），其中描述了拿破仑职业生涯中的各种元素和事件。阿博特自始至终对他的主题持非常赞成的态度。他的主要著作还有：《美国内战史》（1863-1866）、《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历史》（1868）和《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历史》（纽约，1871）。他还为W.M. Bogart在1876年出版的关于丹尼尔·布恩的《布恩的一生》一书做了前言。

《美国传记词典》（1906年）中的他的传记写道，艾博特思维清晰，头脑灵活，能够把注意力从某一事物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事物上，然后毫不费力地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而且他还有着异常平和的性格；他以自己的善良和著作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几乎一直工作到去世。《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中他的传记的匿名作者说：“他是一位写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伦理和历史的书籍的作家，这些书现在看来似乎缺乏学术性，不值得信任，但在当时却很有价值，培养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总的来说，除了他没有写青少年小说外，他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与他的兄弟雅各布·艾博特非常相似。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对英国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人物。1902年进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后从马歇尔学习经济学,深得马歇尔的赏识。1906年通过文官考试进印度事务部任职。1908年回剑桥大学讲授经济学原理、货币理论,并任该校皇家学院研究员。1911年起长期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经济学杂志》主编。在剑桥执教期间,凯恩斯先后几度担任英国政府的要职。1941年起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2年晋封为勋爵。1944年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城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积极策划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建设开发银行,并任这两个国际组织的董事。1945年他作为英国首席代表参加向美国乞求借款的谈判。凯恩斯生前还从事过金融投资活动,曾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创办过几家投资公司。他终生不渝的立场是竭力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凯恩斯在经济方面的第1部著作是1913年出版的《印度的通货和财政》,鼓吹用金汇兑本位制,把印度货币更紧密地与英镑连接起来,以加强对印度的统治。1919年出版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1923年出版《货币改革论》,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用通货数量的变化说明价格水平的变化,又用价格的波动说明生产水平的波动;竭力反对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主张用通货管理来稳定物价和生产水平。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管理的必要性。1930年出版《货币论》,提出投资与储蓄的平衡是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前提,主张通过调节信用,特别是调节利息率来维持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以稳定价格和经济活动水平。1933年发表《通向繁荣之路》,进一步强调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一时期,凯恩斯尽管提出了依靠国家干预经济以摆脱失业和萧条的政策建议,但还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加以论证。

1936年他的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出版了。该书抨击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摒弃传统庸俗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说教,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

由于《通论》为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新的辩护理论,并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引起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界的轰动。有的把《通论》的出版吹捧为凯恩斯革命;有的把凯恩斯誉为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与斯密、李嘉图并列;有的甚至把凯恩斯的学说称作资本主义的救星。有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甚至把战后20年左右的时间标榜为凯恩斯时代,称颂凯恩斯拯救了资本主义。事实上,凯恩斯的政策措施,虽然在战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起了一定的延缓作用,可是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反而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这些无情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凯恩斯学说的破产。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或作303—379)，字逸少，原籍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世居会稽山阴(今绍兴县)，东晋大书法家、文学家。出身贵族，伯王导是晋元帝时丞相，父王旷曾任淮南太守。幼讷于言，人未奇之。长而机敏辩赡，以骨骾称。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 尝苦求为宣城郡，不许。乃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人称“王右军”。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洽，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会稽有佳山水，当时名士多居之，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王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兰亭，为《兰亭集序》以申己志，时人比之石崇《金谷诗序》。工书法，善文章，所作《兰亭集序》，记述了他和谢安等四十一位名士宴集山阴兰亭盛况，抒发志趣，文笔雅致，为后世传诵之名篇。其书法，字钟繇，兼取众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兼善隶、草、正、行各体，被奉为“书圣”。正书以《兰亭集序》为代表作，行书有《奉桔》、 《丧乱》、 《孔侍中》等帖，草书有《初目帖》、《十七帖》等，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临摹本。其子献之，书法成就亦大，父子合称“二王”。原有文集十卷，也巳散佚，明人辑有《王右军集》传世。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书法家。早年从卫夫人(铄)学，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古朴书风，而成妍美流利的新体。其笔势雄强多变，论者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许为古今之冠。故为历代学书者崇尚，影响极大。亦工文学，著有文集十卷，已佚。 今存《兰亭集序》，记载当时宴集盛况，文笔清新疏朗，情韵邈绵，是一篇优秀的抒情记事散文。另有《兰亭诗》二首，亦雅有山水胜情。明人张溥尝称赞：“兰亭咏诗，韵胜金谷。”(《王右军集题辞》)张溥辑有《王右军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辑其诗文。

兰亭——在浙江绍兴市西南14公里的兰渚山下。王羲之撰书的《兰亭集序》记叙永和九年( 353年)三月三日他与好友在此修禊的盛况。现存建筑和园林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后移此重建的，1980年曾全面整修。有小溪流经此处，称曲水。临溪有流觞亭，亭西有王右军祠，祠中正殿有王羲之像。殿前有墨华池，池中建墨华亭，西廊墙上嵌古代碑刻，其中唐宋以来书法家临摹的《兰亭序》就有十余种。流觞亭后有御碑亭，中立清康熙、乾隆二帝御碑。流觞亭东有碑亭，内立清康熙帝书兰亭碑一块。亭前约30米处为鹅池，池畔建石碑亭，中立“鹅池”两大字石碑一块，传为王羲之书。园中茂林修竹，清流游湍，风景清幽。

王羲之墓——今绍兴市嵊县华堂金庭山。据传王羲之晚年隐居金庭山，死后葬金庭瀑布山。其后人舍故宅为金庭观。观中有右军书楼、墨池和祠庙，早年已废。墓前有石坊一座，上书“晋王右军墓道”。

王羲之故宅——又称右军别墅，后为戒珠寺，在今绍兴城西街72—76号。据方志记载，寺外有鹅池、墨池，寺内有上方院、卧佛殿、竹堂、雪轩、宇泰阁等。原寺内有羲之像，青巾道服，端坐正中。明嘉靖十年(1531年)和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曾重修。现仅存大殿、卧佛楼和上方院，寺外鹅池、墨池亦尚存。

题扇桥——在今绍兴城北的蕺山街东侧。东西向单孔石砌拱桥，全长20余米，宽约3米。相传王羲之在会稽任内史时，一日经过此桥，见桥上有一老妪抱一捆六角竹扇在烈日下叫卖，因制作粗糙，无人问津。王羲之便借来笔墨，在桥头给扇子各题上五字。老妪面露怒色，王便对她说： “告买者此为王右军所书，售价一百文钱。”(为原价五十倍)人们见是王羲之题字扇，竟抢购一空。桥由此得名，流传至今。

笔飞弄和笔架桥——在今绍兴城萧山街北侧。弄为南北向，长238米，宽约2米，石板路面。据传王羲之不肯轻易为别人写字，一次，邻居一老妪用王羲之喜爱的大白鹅骗得他几个大字。他十分懊恼，说： “我今后再不写字了!”于是抓起飞狐笔向书桌上一掷。没想到那支笔在桌上弹起来，穿破窗纸，沿着窗外弄堂笔直向前飞去。 “笔飞弄”因此得名。笔飞到弄的北端一座桥的一块石上，于是这块石头就叫“笔架石”，桥也因此叫“笔架桥”。桥已拆，今改作路名。

姚思廉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寡嗜欲，唯用心于学，少从父察学《汉书》，尽得父传。仕南陈为会稽王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事。当初察在陈曾修《梁史》、《陈史》，书未就察死，察临终嘱思廉完成梁、陈二史，思廉以父言上奏，诏允思廉之请。炀帝又令思廉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寓图志》，后思廉迁代王(侑)侍读。李渊克京城，代王府寮属惊惧奔逃，唯思廉不离代王左右。渊兵将升代王殿，思廉厉声呵斥道：唐公举义兵本为匡正王室，你们不得无礼于代王。众服其言，布列阶下。渊闻而义之，许其抚代王侑至顺阳阁下，然后思廉泣拜而去。观者感叹思廉为忠烈之士。

渊受禅，思廉授秦王府文学。后秦王征徐圆朗，时思廉在洛阳，秦王回忆隋王之事，对思廉不惧兵刃之举大加赞赏，以为思廉乃有大节者。太宗入春宫，迁思廉太子洗马，贞观初迁思廉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思廉与杜如晦、房玄龄等同列为十八学士，太宗令阎立本图十八学士形容藏之书府。贞观三年(629)，诏令思廉与秘书监魏征同撰《陈史》、《梁史》，思廉兼采谢炅等诸家梁史及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此二史，魏征裁其总论，撰写之事皆思廉为之。思廉备受宠信，政治得失，帝常令思廉密奏之，思廉亦直言无隐。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外出游幸之事乃秦皇汉武所为，非尧舜禹汤所为也。太宗虽因有病必须外游疗疾，不从其谏，然亦赐帛五十匹。贞观九年，拜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卒，太宗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陪葬昭陵。

唐涤生

唐涤生(1917年6月18日-1959年9月15日)，少年时,唐涤生在上海白鹤美术专门学校攻读,同时在沪江大学进修,课余时 间参加湖光剧团,在该团演出田汉名著《归来》时,担任了舞台灯光与提场工作。

1937年,唐涤生在战乱回乡的途中,写出了第一个剧作:以珠江口渔民杀敌 斗争为题材的话剧《渔火》。1938年秋,唐涤生经堂姐唐雪卿介绍,进入姐夫薛 觉先的“觉先声”剧团担任剧本抄写。

此间,薛觉先提出了诸多粤剧改革,其中一条即“是顺着电影化、话剧化的 潮流而走的”。唐涤生在他的鼓励下,于1938年写出了第一个粤剧剧本《江城解 语花》( 男主角是白雪仙的父亲白驹荣),1939年又写成首部电影剧本《大地晨钟》 ( 翌年以艺名唐丹客串同名电影一角)。

唐涤生的授业老师是粤剧四大家之一的冯志芬,他“重文轻俚”的艺术观点 深深地影响了唐涤生,冯教导其向国内外名著、电影、演义小说、名剧等中汲取 创作源泉。在香港沦陷的三年八个月里,他创作了126部已演出的粤剧作品,仅 1944年便写了58出剧本。

1945年,唐涤生为任剑辉、白雪仙在澳门的“新声”剧团开过一出《白杨红 泪》,年仅19岁的白雪仙当时已觉得唐涤生不同凡响。1953年8月,唐涤生力劝 白雪仙担当正印花旦,连同任剑辉、陈锦棠、梁醒波、靓次伯、凤凰女等组成鸿 运剧团。1956年年底,白雪仙组建仙凤鸣剧团,唐涤生出任该剧团的剧务。

1956年,第一届仙凤鸣剧码《红楼梦》于利舞台首演。1956年11月,仙凤鸣剧 团第二届剧码《牡丹亭惊梦》问世,唐涤生大量化用汤显祖的原词,进行粤剧文本高 雅化、书面化的实验。演出后,观众普遍反映曲词宾白典雅清新,别具一格。第四届 剧码《帝女花》则获得了空前成功,时至今日,几乎成为“粤剧”的代名词。

不久,粤剧电影的兴起又为唐涤生开拓了新的领域。在当时,一张电影票才 几角钱,而一张好一点的戏票则要七八元,电影花费的时间少,内容更富现代气 息,于是怪现象产生了,粤剧电影抢了粤剧行的生意,伶人们从戏院走上银幕。 这种投机性的一拥而上,导致了“七日鲜”与“云吞面导演”现象比比皆是,但 唐涤生不肯如此。据李铁导演回忆,唐涤生粤剧剧本改编的《紫钗记》(1959)和 《蝶影红梨记》(1959),每套成本都超过12万港元。

1938年至1959年,唐涤生共作曲词446种。在电影领域,他导演了10部影 片,配乐8部,编剧31部,演出2部。累累的著作,既成就了他的不朽,也猎取 了他的生命。1959年,《再世红梅记》的首场演出,唐涤生因脑出血晕倒在观众 席,送至医院不治而亡。

唐涤生的人生故事曾被杜国威的《南海十三郎》(1997)收纳,台词中有关于 “文章有价”的一番肺腑之言,既道出了唐涤生一生所不懈的追求,亦是杜国威这 一代港片编剧的表白和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