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

克里斯蒂安·蒙森（德语：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1817年11月30日－1903年11月1日），德国历史学家、作家和学者。早年在基尔学法律和古代语言学,并参加了家乡的政治斗争。他广泛涉猎了古代史的各个领域,尤其精于考古学和罗马史。由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得到丹麦国王的研究奖学金,去意大利搜集拉丁铭文并做考古工作。1848年在莱比锡任法学教授。他终生关心政治,曾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帝国议会议员,参加过1849年5月的萨克森人民起义,属于民族自由党左翼,后来脱离该派,是一位刚强正义、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活动家,俾斯麦的坚决反对者。当时俾斯麦功高盖世,权倾朝野,不可一世。蒙森却一身浩气,仗义执言,在议会当面鞭挞这位铁腕人物,以自由和统一的民主国家理想反对俾斯麦的政治和议会制度。因为他的民主立场而被开除教职。此后去苏黎世任罗马法教授,又去布雷斯劳和柏林任历史学教授。1858年任普鲁士科学院职员(后来任秘书)。他的政治信念也影响了他的学术事业。他把政治目标融入历史研究,首先是他的《罗马史》。其实际政治目标就是以史为鉴,以古罗马的兴亡暗示当时的德意志。这是他的学术名著,也是文学杰作。为此,他在德国学者中声誉鹊起,名闻遐迩,获得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终其一生,勤奋耕耘,硕果累累,除宏篇巨著外,发表论文400篇,内容涉及考古学、金石学、罗马史、罗马法、古代语言学等等。他的主要学术成就还有碑铭学(《拉丁铭文集成》)、古币学、法学史(《罗马国家法》和《罗马刑法》)。 《罗马国家法》的重大意义甚至在《罗马史》之上。蒙森是治学严谨、有批判精神的史学家。他不是从对叙事史料作哲学评论出发,而是从法学、古币学、金石学等这些实用学科出发来研究历史,并将此理解成最富有成果地将法学与历史学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途径。他很快写成的《罗马史》前三卷,为罗马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提供了新方法,得出了新结论。他纠正了尼布尔根据古代神话传说写罗马远古史得出的错误结论。他认为,最可靠的史料存在于铭刻、古币、器物、工艺品等文物之中。他精通考古学,熟悉罗马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他的生花妙笔,使《罗马史》超越了所有前人的同类作品。另外,他特别注重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认为这是史学的基础。他大量搜集原始资料,进行考订和解说,自行引用。因而,他的史著立足于充分、坚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之上,往往能发现前人的谬误和不足,提出新的观念。《罗马史》不去描写罗马皇帝时代,它的第五卷却专门叙述罗马各行省,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全境。这部名著满足了专家和有文化教养的读者的需要。他想用《罗马史》教育读者去进行政治思考,少一点轻率的政治态度。蒙森是19世纪欧洲史学界的一颗明星,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当时西方史学的代表。他治学和为人的态度均值得称道。

王葆心

王葆心(1878年—1944年4月13日)，湖北罗田县人。1878年(清光绪四年) 生。字季芗,别字晦堂,晚年居青坨院,号青坨老人。自幼好学,先后入黄州书院、两湖书院。1894年中优贡。1898年后,历任湖北博通书院、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两湖优级师范和京师优级师范教习。1903年癸卯科举人,不久调往北京,任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纂,礼学馆编修。时值张之洞督鄂,被荐爲学部主事,后调礼部郎中。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官书报局总纂,旋调任北京图书馆总纂。1922年起,历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湖北省立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总纂等职。1937年曾任罗田通志馆长,潜心著述。1944年4月13日逝世于罗田。终年66岁。其著作共有一百多种。已刊的有《古文辞通义》、《历朝经学变迁史》、《方志学发微》、《虞初支志》、《重修湖北通志条议》、《蔪黄四十八砦纪事》、《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等二十多种，未刊的有《无完志略》、《增订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等近百种。在学术上的成就,向为人们所重视。早年以“经古冠黄州八属”的成绩考中秀才,张之洞称他的文章“深稳生动”并教再从“豁达博大”处下功夫。著名学者黄侃、柳贻征、陈垣、黎锦熙等常与研析文史。日本汉学家北村泽吉所著《儒学通义》,将《历朝经学变迁史》作为重要资料引用。王葆心一生操行正直,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茔墓时,董必武同志亲笔题“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表于墓门,以志悼念。

刘衍文

刘衍文，男，1926年12月14日生,浙江龙游人。现任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社会职务有余绍宋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职工灯谜爱好者协会顾问。读中学时，因受日寇流窜影响而失学。由于经常在东南日报《笔垒》，浙江日报《江风》，前线日报《磁铁》，复兴日报《绿洲》发表杂文、理论文章和诗歌，得以受知于著名学者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先生。后于1947年毕业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从事于中文的教学与研究。1955年起任上海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兼文学教研室主任，还兼任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教师。著有《文学概论》 (1957年1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曾连续印刷三次) 。旋即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公职处分。以此蹭蹬蹉跎，长达23年之久。1979年得到改正和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回到上海教育学院复职任教，并曾负责过若干兄弟院校来进修的年青教师的指导工作。写有专著多种，主要有《文学的艺术》(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永翔合著，1985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曾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 、《中国古代文学》(主编，1988年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现已第二次印刷) 。此外，已发排的书有《袁枚〈续诗品〉详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古典文学鉴赏论》(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小传曾先后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研究中心主编的《国际传记辞典(卷21) 、《大洋洲与远东名人辞典》、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美国传记研究院主编的《世界名人录》等书。著有《文学概论》、《寄庐杂笔》、《雕虫诗话》、《春梦留痕诗稿》等书。

李廷机

李廷机（1542年-1616年），字尔张，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曾在明朝中央官学——太学中学习。李廷机人极聪明，学习又刻苦，参加顺天乡试时获取第一名。万历十一年(1583)参加京城会试，仍旧得了第一。不久，参加殿试中进士第二名。按照明朝的规定，读书人殿试一经取中，立即授官，且官品极高。李廷机中进士第二名榜眼，照例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不久，又升为国子监祭酒，成为明朝中央官学中最高学府的校长。

有明一代，对国子监的管理极为严格。明太祖高皇帝时期，为国子监的学生制定了严格的监规，学生犯监规，初犯记在簿上，第二次、第三次就要责罚，第四次则开除后遣返原籍。比如监规中有一条是若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有一名监生名叫赵麟，因受不了虐待，揭帖子提出抗议。按犯毁辱师长罪该杖一百充军，明太祖竟把赵麟给杀了。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杆，悬首示众。这竿子一直竖了160年。在这种情况下，祭酒也是八面威风。每遇祭酒出巡，由两个学生共举一块木牌在前面开路，上面写着“整齐严肃”四个大字，这是太祖高皇帝时为警戒国子监的教官、学生而特别规定的。李廷机任祭酒以后，每次见到这四字木牌，都感到心中惕然。所以，他掌管国子监时，无论是学校管理，还是学生的教育，都以“严厉”为主。

不久，李廷机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兼管户部、工部二部的事务，把事情处理地井井有条。南京外城的外围城墙也有所修缮、整治，而且所用的款项多取自官府的府库，并不以此劳于民。万历二十九年(1599)主持京察，公正无偏私。

由于李廷机政绩比较好，万历二十九年(1601)召为礼部右侍郎，李廷机四辞不允，二年后才进京赴任。接着便进礼部左侍郎，代郭正域管理部事。当时正发生了“楚王府宗人相讦案”。楚恭王朱英生前有“废疾”，隆庆二年(1571)死，宫人胡氏遗腹双生二子华奎、华壁。华奎嗣楚王位，华壁亦封宣化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楚王府中有一宗人朱华上疏告状，称：“华奎为异姓之子，不应当继承爵位。”明神宗令部院议论此事。郭正域以侍郎署礼部事，主张抚按公勘。而首辅沈一贯受华奎的贿赂，提出应当体访。明神宗采纳了郭正域的意见，下令抚按公勘。华奎得到消息后，便想以重金贿赂郭正域，结果被严辞拒绝。郭正域的态度和行为忤逆了沈一贯的旨意，但却得到沈鲤的支持。几天后，抚按公勘的结果便送到了京城，说查无实证，但告状之人的态度很坚决。神宗便让公卿集体讨论处理此案的办法。当时参加讨论的人有37人，各持一说，人言人殊。这时李廷机正以礼部左侍郎代郭正域管理礼部事务，郭正域建议把众人的议论全部记录下来，但李廷机认为这样做太麻烦，主张择要上奏。没想到这件事给了沈一贯以可乘之机。沈一贯指使其心腹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上疏弹劾礼部雍塞群议，不以实情相告，把矛头指向郭正域。郭正域上疏为自己开脱，并揭发沈一贯阻止公勘及受华奎贿赂等情状。沈一贯又指使心腹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称郭正域的父亲曾受过楚恭王的羞辱，所以郭正域要借此事进行报复等等。在双方争论的不可开交之时，明神宗心中也犯了嘀咕，他想，华奎已嗣位20余年，告发之事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爆发?因此神宗觉得此事不足为凭，下令停止公勘楚事。华奎躲过了这一难后，当即对郭正域进行报复，上疏诬讦郭正域有不法行为，请求罢免郭正域。李廷机虽然站在楚王的一边，但对郭正域遭诬陷也深感不满，便上疏为郭正域开脱，又有给事中张向达为郭正域辩诬，郭正域才得以暂时不被加罪。但沈一贯和郭正域之间的怨仇却是实实在在地结下了。

李廷机遇事有原则，尤其廉洁。其性格比较深沉，有时还很固执己见，不识大体。在楚王府宗人相讦案中，楚府宗人华因奏告楚王，被定为诬告罪，贬降为庶人，在凤阳坐牢。李廷机援引《祖训》中谋害亲王的例证，要求将其处死。此议一出，廷臣纷纷发表意见，礼部主事聂云翰论此事，给事中袁懋谦亦弹劾他，李廷机只好上疏求退，明神宗没有同意。

不久，朝中又出现了“妖书”一案。为此案先后入狱的有锦衣都督周嘉庆、妖人皦生光、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仆人毛尚文等。沈一贯素与沈鲤不和，又与郭正域结下了怨仇，此案一出，沈一贯认为是诬陷沈鲤、郭正域的好机会，因而想方设法把此案往沈鲤和郭正域身上牵扯。他们或利用上疏，或利用审讯，作尽了陷害沈鲤和郭正域的能事。沈一贯还派人大肆搜查沈鲤的住宅，并发兵到杨村，包围由京还乡的郭正域所乘坐的船只，命郭正域自杀以谢罪，郭正域心中无鬼，不怕威胁，义正言辞地拒绝，说：“我是朝廷大臣，有罪也应当陈尸法场，怎么能不明不白地自杀死去?！”所以沈一贯一伙人虽然绞尽脑汁也未能达到目的。由于许多正直大臣的保护及太子朱常洛的支持，又由于李廷机与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都署名上疏要求将皦生光定罪，所以此案终于在并未弄清的情况下，将皦生光凌迟处死，而糊涂了事。皦生光原是顺天府生员，惯于欺骗行诈，曾伪造外戚郑氏的亲戚、富商包继志的诗向郑国泰及包继志胁诈金钱，诗中有“定知郑主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之句，因此成为此案的嫌疑犯。此案虽然没有调查清楚就将皦生光判了死罪，但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已构成死罪，所以倒也不算屈死，而其它被株连的人却因此而获释，沈鲤、郭正域也彻底解除了嫌疑，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万历三十三年(1605)夏天，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如似天公发怒，祭祀上天的郊坛也被雷电击毁。这在当时是不祥之兆。那时正是矿税之灾为祸天下的时候。李廷机因而上疏说：“今日天下最失策的地方，莫过于矿税，理应罢撤。”可以说，在矿税的问题上，李廷机和其他阁臣一样，是尽了最大努力去规劝明神宗的。但神宗的贪婪使得他终于没有舍得放弃。

这一年冬，秦王谊由中尉进封，他的长子应授本爵，但秦王想通过拉关系，进封郡王。李廷机上疏反对，秦王派人贿赂李廷机，被他拒绝。由此可知，李廷机为官时期，还是比较公正，坚持原则，并努力为朝政设想，做了一些好事情的。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沈鲤同时退休，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人主持。朱赓为人淳厚，神宗又不理朝政，朝中事务多有荒怠。于是有人弹劾朱赓办事不力。朱赓因此力请增置阁臣。神宗无奈，只好下谕廷推阁臣。李廷机是沈一贯的教习门生，由于沈一贯是因京察事不为公论所容而离任的，所以廷臣多攻击沈一贯及其同党。这种形势本身对李廷机就是极为不利的。在廷推阁臣以前，给事中王元翰就说李廷机不是宰相的合适人选，怕他入阁辅政，因此曾多次上疏诋毁他。万历三十五年(1607)夏，廷推阁臣。赵世卿及朱赓等人极力推荐李廷机，但给事中曹于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却力陈不可。双方各持己见。明神宗对李廷机颇为看重，命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李廷机三次推辞不就，最后才进入内阁。

这一年，普降大雨冰雹，户科给事中汪若霖上疏言：“这是用人不广，大臣专权的征兆。”不久，京师又下起了大雨，一连几天不停，许多房屋被毁坏。汪若霖借机上疏诋毁朱赓和新任辅臣李廷机。偏巧李廷机的同乡黄汝良在会推中被提拔为吏部侍郎，朱赓的同乡全天叙被推为南京礼部侍郎。于是给事中王元翰等人便认为是朱赓、李廷机等人做了手脚，因而上疏论会推之弊，攻击李廷机和朱赓。神宗为安慰李廷机，便下诏夺王元翰的俸禄以示惩戒。但群臣的上疏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南京礼部尚书姜士昌也上疏阴讽李廷机和朱赓。李廷机大怒，上疏为自己的辩解：“人才的起用，作为大臣不但不敢干涉至尊皇上的权力，也不敢侵夺吏部的职权。”神宗最初无意降罪于姜士昌，但正巧朱赓也上疏为自己辩解并请求辞官，神宗才发下姜士昌的上疏，将姜士昌连降三级，做了广西签事。御史宋焘上疏为姜士昌说好话，又一次攻击沈一贯和李廷机。明神宗恼恨臣下的频繁上言，遂下诏谪宋焘为平定判官，再贬姜士昌兴安典史。神宗的处置令群臣益发愤怒。李廷机上疏极力辩解求去，并陈述十条去职的理由。但神宗不听，反而对他加以安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礼部主事郑振先上疏弹劾朱赓十二大罪，疏论中涉及到李廷机。李廷机为退出这个政治旋涡，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并杜门数月不出。李廷机的这一行动实是厌倦了在宦海中争斗而采取的回避之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弹劾他的官员反而认为李廷机是假装的，故数十人一起上疏极力攻击他。李廷机接连上疏，恳请神宗同意他去官归乡。明神宗却下诏对他加以挽留，并多次派鸿胪催促他快些出山，入朝参与机务。李廷机去意已决，坚卧不起。就这样，一拖拖了好几年，李廷机并不参与朝政，只在家中养病。即便如此，廷臣中仍旧有许多不利于他的言论。

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李廷机已上疏120余折请求退休，终于未得批准。李廷机无奈，只好在皇宫的台阶前向皇帝告辞，竟自出京都待命。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员年老的便可辞官，年轻的遇到点事情也可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而请求辞官的人，皇帝获准的极少。李廷机数百次上疏求去皆未获准，所以竟自离去。李廷机出京都以后，辅臣叶向高对神宗说，李廷机已经动身出行，不能够再挽留。明神宗于是给李廷机加官太子太保，并赐给路费银两，派人护送回乡。

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廷机死于家中。赠少保，谥文节。

李廷机入阁有六年的时间，真正参与机务的时间只有九个月。但在他辅政时期，正遇贵州宣慰使安尧臣横行跋扈。万历四十一年(1613)，安尧臣领兵数万直入云南，所到之处焚掠抢劫，极其惨毒。四川巡抚乔璧是想讨伐安尧臣，因此与贵州守臣持不同意见。当时明王朝国力十分衰弱，讨伐安尧臣反而有可能激变，于是李廷机极力主张撤兵安抚，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此事的处理得到大家的好评。李廷机入阁后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弹劾的困境中，就是因为李廷机是沈一贯的门生，大臣们便把他与申时行、沈一贯等人相联系，而多次攻击他。有明一代，内阁辅臣中，因党派倾轧受辱，屏弃多年不用而后离去的只有李廷机一人。

张恨水

张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远，笔名恨水，安徽潜山县人。1895年5月1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西。其父早年在江西做税务小吏，张恨水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他七岁入塾。十一岁开始读小说，《残唐演义》、《三国演义》都偷着看，看得津津有味，是个小说迷，还喜欢读《千家诗》。十三四岁时，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小说中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十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这位先生是不应科举、不做官的。这种作风，又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因之他对于传统的读书做官之说，素来鄙笑。

1910年秋，张恨水进入南昌大同小学堂，开始受到新式教育，读新书，看报纸，“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但他依然日夜读小说，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1]。他读《西厢记》，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跃的笔法。一年后，他考进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校里数、理、化功课逼得很紧，他只有在假期中看小说。这时，他已改变过去把看小说当作看故事消遣而作为文艺欣赏，而且兴趣很广泛，既欣赏《小说月报》上翻译的短篇小说，又陶醉于词章小说《花月痕》上的诗词小品，乃至于各章回目。

1912年秋，张恨水因父亲去世辍学，随家人回到老家潜山，终日读书吟诗。次年春天他去上海，不久考入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这所学校因为经费不足，常常停课，他乘机大读《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全唐诗》等，还写过两篇短篇小说，投寄《小说月报》。这两篇小说虽然没有刊登，却收到编辑恽铁樵鼓励他的复信。他晚年说，这封复信“对我的鼓励却很大，后来我当了五十年的小说匠，他的这封信是对我起了作用的”[2]。

垦殖学校是国民党办的，曾经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解散。张恨水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又回到潜山老家，闭门读书。夏天晚上蚊子咬，他把双腿泡在水桶里苦读。还模仿《花月痕》的形式，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故事是虚构的，每回里都插进些词章。当时他还不懂词章，只是根据《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写诗填词，偶用几个典，也无非是耳熟能详的字句。

1915年春，张恨水离家外出谋生，在汉口一家小报馆里当过编辑，写点杂文;在剧团当过临时演员;还流浪江南一带卖过药，也试写过几篇小说。这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使他对世态人情有许多感受，为后来写作打下了生活基础。1918年春季，他经朋友推荐，到芜湖《皖江报》任总编辑，每天写两个短评，编一版副刊，暇时写小说。他给《皖江报》写过一篇长篇连载《皖江潮》，给上海《民国日报》写了《真假宝玉》和《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两篇短篇小说。这是他正式写作章回小说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恨水感到非常兴奋。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可是有一颗爱国的心。看见别人示威游行，我们三两个人，手上拿了小旗子，站在报馆门口，跟着喊口号。在我的创议和主持下，在报上办起了周刊一类的东西。”[3]正当运动高潮时，他因事到上海，亲眼看见那里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心情激动，因而十分向往北京的革命和学术气氛，加上朋友的鼓励，决心到北京上大学深造。当年秋天到北京，在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那里帮助处理新闻材料，工余苦攻《词学全书》，学习填词。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看到他填的词，大为欣赏，辗转托人把他请到《益世报》当编辑。两人常在一起饮酒吟诗，互相唱和。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张恨水到该报主编副刊《夜光》，并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每天刊登五六百字，直到1929年1月才登完，全篇约一百万字。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小说的主角是新闻记者杨杏园，以他的恋爱故事为线索，旁及各个阶层的人物，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官场和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进行辛辣的嘲讽，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半封建制度的罪恶，是一部谴责性小说。全书穿插许多诗词，特别是每回的回目，用辞藻丽工整，很为人所称道。不少人认为书中人物都有所指，当时就有人索隐。《世界晚报》因连载《春明外史》，发行量大大增加。北京几家大报纷纷来请张恨水写连载小说，他就同时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京尘幻影录》、《天上人间》。这两篇都是随想随写，随写随登，为的是多拿稿费。1925年，他开始写《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上连载，1932年才刊完，全书亦近一百万字。

《金粉世家》也是张恨水的名著之一。它写的是一个所谓金铨总理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全书以金铨的小儿子金燕西和一个小康人家的女儿冷清秋为主角，以他们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写这个总理家庭成员的骄奢淫逸，以及他们之间的钩心斗角，暴露北洋军阀政府中官僚荒淫无耻的面貌。全书人物一二百，精心布局，情节曲折，大大投合了当时社会上一般小市民阶层之所好。尤其是妇女，包括老太太在内，最爱看这部小说。直至若干年后，还不断有读者跟他议论《金粉世家》中人物处理的问题。

《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相继在报纸上连载后，张恨水名声大噪，全国许多报刊和出版部门约他撰写小说的书信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1929年他开始为上海《新闻报》撰写《啼笑姻缘》。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忙碌的时期。他每天同时为六七家报刊写连载小说，平均一天差不多要写五千字。《啼笑姻缘》也是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学生樊家树和北京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相爱，被一个军阀拆散，最后沈凤喜被逼致疯的故事。在《新闻报》连载后，轰动一时。解放前该书前后印过二十版以上，印数近十万册，还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因为故事的矛头是指向北洋军阀的，许多人索隐，说某某是影射某人，甚至引起过某人的误会，张恨水差点被抓起来。故事的背景是北京天桥，张恨水曾经一连好多日子出入那里，为他塑造的人物搜集素材，还结交过各阶层的朋友。

“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鉴于民族危机严重，激于义愤，开始撰写抗战小说，以唤起人们抗敌御侮的决心。但当时国民党政府不许公开反对日本，他的小说也就只能“吞吞吐吐”，不能畅所欲言。他的第一部抗战小说是《热血之花》，写的是我国人民和海寇的搏斗，以海寇喻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写《东北四连长》，是东北抗日御侮的故事，其中三位连长在长城外牺牲。他的目的是想藉此讽刺当时南京方面消极抗战的大人物。1932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弯弓集》，“都是些鼓吹抗战的文字”。他在序言中说：“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1934年5月，张恨水到西北游历，耳闻目睹了民间疾苦，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从西北回来后，他接连写了两部“描写西北那些惨状”的小说：《燕归来》、《小西天》，分别在上海《新闻报》和《申报》上连载，引起了人们对西北情况的关注。

1935年秋天，张恨水应成舍我之邀，到上海担任《立报》副刊《花果山》的编辑，约期三个月。期满拟回北平时，值华北危急，他已被日本侵略者列入北平文化界人士黑名单，不得已转道南京。次年4月，他出资和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并为该报写两篇连载小说：《鼓角声中》，写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北平，是抗战小说;另一篇《中原豪侠传》，是武侠小说。同时他还写了几部连载小说：上海《新闻报》的《夜深沉》，《申报》的《换巢鸾凤》，《晶报》的《锦片前程》，《立报》的《艺术之宫》。当时《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周帮式再三邀他写稿，他写了一篇义勇军的故事《风雪之夜》，在该报连载四五个月后，“奉命停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恨水和报社职工为了抗战，坚守岗位，“咬着牙齿”将《南京人报》办下去。直至11月南京沦陷前夕才停刊。次年1月张恨水携带家眷到重庆，在《新民报》工作，编副刊《最后关头》，并为《上下古今谈》专栏写散文，内容多半是讽刺国民党统治的种种黑暗。为了躲过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他常常采取影射的手法。他说：“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而《上下古今谈》当时能被社会注意，就在这一点”[4]。他几年中写了一千多篇，约上百万字。

抗日战争时期，张恨水还写了将近三十部小说，其中以《八十一梦》最有代表性。《八十一梦》是一本寓言体小说。他以第一人称写了十几个梦，各梦自成段落，以荒诞不经的寓言，揭露国民党官僚豪门的贪污腐败和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其中《忠实分子》一篇，写一群鸡狗通过钱眼登天，钱眼的横额上有“孔道通天”四个大字，直接讽刺了当时“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府，以致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投入监狱。《八十一梦》是抗战时期销数最多的一本书，延安曾翻印。1942年秋，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新民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张恨水在座。周恩来针对《八十一梦》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5]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张恨水回到北平，担任《新民报》北平版经理，兼编副刊《北海》。当时社会上流传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之说，即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攫取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等。他耳闻目睹，不胜愤慨，1947年写了一部《五子登科》的小说，揭露国民党官僚政客的贪污腐化。1948年秋天他辞去报社职务，专事写作。到北平解放前，共写中、长篇小说十四部，先后在北平和上海的报纸上连载。其中《五子登科》直至1956年始续完，也有几篇以后未续写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恨水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于1949年夏患脑溢血，一度瘫痪在床，经多方治疗，病情渐渐好转，恢复了部分写作能力。1954年后，他根据民间传说改写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秋江》、《孔雀东南飞》等，还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侨胞写了《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小说。为描绘北京城郊变化，他写了一组《冬日竹枝词》。为了写好这组词，他逐一观看了北京十三个城门附近的变化。

1967年2月15日，张恨水因病在北京去世。

陈训慈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三七市镇)人。陈布雷弟。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与张其昀、缪凤林等同为柳治徵门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先在宁波中学任教，并筹办宁波公共图书馆，后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30年回母校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西洋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程，次年因病返里。1932年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33年在浙江大学兼课，后曾任龙泉分校主任。1938年浙大迁贵州遵义后，负责教务，1939年兼任浙大图书馆主任。1945年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兼“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兼图书资料室主任，1981年改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主要成就与贡献：在学术研究方面，著有《世界大战史》《五卅事件》《清代浙东之史学》等。在图书馆事业方面，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推行普及社会教育与提高学术研究相兼顾的办馆方针，实行通年全日开放制度，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等，并于1936年主持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参观者达8万人次。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持组织抢运馆藏《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避至富阳、龙泉，又组织抢运宁波天一阁9000多册藏书到浙南，为保护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创办《抗敌导报》，呼吁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六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职。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一说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其远祖是宋国贵族。父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母颜氏。早年丧父，家境衰落，“多能鄙事”。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15岁即“志于学”，“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不得志，返鲁。“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鲁定公九年(前501)见用于鲁，任中都宰，“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行为大司寇。孔子任于鲁，齐人恐惧，以女乐馈于当政之君鲁定公，欲以怠堕鲁国之政，果然奏效，孔子感到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便带领弟子开始了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生活。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归鲁，仍不被重用。晚年致力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

孔子的一生，在宗教天命观上，敬重天命，但却怀疑鬼神。在哲学思想上，他的天道观包含着辩证法因素，他的人道观的主要特点是标仁智以统礼乐。在认识论上，他提出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认为前者高于后者，但他没有举出一个生而知之者，即便他自己，也“非生而知之”。所以他十分强调学而知之，认为不好学即有“六蔽”之患，他自己一生“好学不厌”，主张学行并重，学以致用。非常崇尚中庸，称中庸为至德，要求君子在处事过程中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犹不及。在伦理思想上，他强调“仁”，把它做为伦理思想之根本。此外他还提出忠、信、恕、孝、悌、恭、宽、敏、惠、义等道德规范，特别重视道德修养，提出关于修养方法和修养境界的理论。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为政以德”，主张君主集权，却又反对个人独裁与大臣专权。他称颂周制，但并不认为周制是永恒的、尽善尽美的，更非主张复古。在政治思想上，他崇尚“大同”。在教育思想上，他主张“有教无类”，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想人才。他的教育内容涉及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美育教育、体育教育等多个方面，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循循善诱”、“不愤不启”、“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等等，对后世影响极为巨大。此外，他在法律、经济、军事、心理学、美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也都提出过极为深刻的见解。

孔子生前没有把他的思想著述成书，死后，弟子们搜集他生前的言行，编成《论语》，来传述他的思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思想从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孔子本人也不断地被封建统治阶级上尊号，成为“圣人”、“万世师表”等等，成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和创造者，全世界公认的历史文化名人，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尊敬。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1979年，伯林因其自始至终对公民自由的维护而获得耶路撒冷奖。1994年11月25日，伯林获得多伦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他为这次颁奖准备了一个简短的信条，这个信条后被称为“致21世纪的信息”。1997年11月5日，伯林在牛津去世，终年88岁。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宁调元

宁调元（1883—1913），近代诗人,字仙霞,又字太一。湖南醴陵人。早年曾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参加过大成会和华兴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次年初回国,与禹之谟等组织湘学评议会。同年7月,在长沙参与经办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的安葬事宜,造成很大的声势,受到清政府注意,遂赴上海创办《洞庭波》杂志(后改名《汉帜》),“日以民族、民权主义申儆国人”(柳亚子《宁烈士太一传》)。为清政府所迫再度赴日,参与《民报》工作。同年12月,同盟会组织江西萍乡、湖南浏阳和醴陵地区起义,宁调元受黄兴派遣回国,准备参与起义的接应工作。起义失败,宁调元于岳州被捕,囚禁于长沙监狱,因受到同县刘泽湘的营救而幸免于难。他在狱中刻苦读书和写作,又以通讯形式参与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和南社的筹建工作。宣统元年(1909)冬,被保释出狱。次年春赴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辑,继续抨击朝政。三年(1911)加入南社。武昌起义爆发后,奔走于湘、鄂之间,曾在谭延闿部任职。1912年赴上海参加民社并任该社机关报《民声日报》编辑。后因民社与同盟会对立,遂退出该社。不久赴广东出任三佛铁路总办。次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为组织讨袁军而奔走四方,于武汉被捕,9月就义。

宁调元是一位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认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潮流,如日之中天,有不可遏止之势。中国受资本主义之毒害尚浅,如及早诊治,较之东西方各国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南幽杂俎》)。其为诗则提倡面向现实的“怨以怒”、“哀以思”(《南社诗序》)的作品。断言个人无情则“暴弃”,社会无情则“解散”,国家无情则“灭亡”,“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南幽杂俎》)。其诗慷慨激昂,忧愤深广,有为民众献身的精神。但也有缠绵悱恻之作。著有《太一遗书》。

杨芳灿

杨芳灿（1754年1月10日—1816年1月19日），中国清代文学家。字才叔，号蓉裳。常州金匮县（今江苏无锡）人。性早慧，有“神童”之目。乾隆四十三年（1778），26岁的杨芳灿应廷试，以拔贡入一等，出为甘肃伏羌知县20年。回京后历任户部员外郎、《会典》馆总纂修官等职。嘉庆十一年（1806）辞官，先后主衢杭、关中、锦江书院讲席。著述颇富，诗词骈文兼善，卓然为乾嘉之际一大家。

杨芳灿是乾嘉诗坛“才人之诗”的名家，代表了一种清新华艳的诗风。这类诗风在其早年诗集《真率斋初稿》体现得最为鲜明。其中以七言歌行《董小宛贴梅扇子歌》《凤龄曲》成就最高。王豫誉之为“吴梅村后一人”。在中年赴官甘肃之后，诗风陡然一变。占大多数的写景、抒情、序志之什，均因江山之助而变得笔力雄健。尤以号称“可参史乘”的《伏羌纪事诗一百韵》影响较大。晚年回到京师后，发展出一种清新瘦硬的风格，卓然自立一格。他形容女子娇弱“娇如新月真宜拜，瘦到秋花转耐看”（《题梁溪女史凉瑶环仕女小帧》）；渲染老来孤寂“虚堂说剑邀奇士，小像焚香拜美人”（《拨闷四首柬二三知己和之》之四），脍炙人口。

杨芳灿在乾嘉词坛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抝莲词》和《移筝词》各集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句为词，形式别致，亦显示出他本人的词学门径。杨芳灿骈文的成就和影响不亚于其诗。袁枚把杨芳灿与顾立方许为“门下双绝”。王昶誉其“骈体之工，几于上掩温邢，下侪卢骆”（《蒲褐山房诗话》卷上），全椒吴鼒认为其声名堪与乾嘉时期的“骈文八大家”相埒。光绪本《芙蓉山馆全集》含文钞8卷，收有骈文167篇，赋、记、书、启、序跋、碑铭、表诔、传赞各体俱备。有《散花集序》《绿净园记》《当亭诸烈士赞》等名篇。

著作有嘉庆刻本《芙蓉山馆诗钞词钞文钞》与光绪刻本《芙蓉山馆诗钞词钞文钞》。二本虽均名“芙蓉山馆全集”，但实为选集。另有清抄本《芙蓉山馆尺牍》16卷和光绪间赐书堂木活字本《志序存稿》若干卷等。

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1916～1968），现代著名作家。原名何章平,笔名司马梵霖、林娜、 林曦、耶戈、马霖、宋芝等。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小贩家 庭。自幼家境贫苦,九岁时即跟随“水客”出洋,到菲律 宾的马尼拉当童工,十二岁回到泉州乡下,念了五年小学 和中学预备班,便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十六岁加入共青团, 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泉州特区党委会委员,主 持宣传工作,主编党的地下刊物《农民报》,经常在《泉 州日报》副刊发表诗歌。1934年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次年开始在《申报·自由谈》、《本埠增刊》、 《时事新报》副刊上用不同笔名发表短文,又用林娜的笔 名在《光明》、《文学界》、《作家》等刊物上发表小说。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军队工作。广州撤 退的第二年,国民党加紧反共,被排挤出来,随《救亡日 报》撤至桂林。皖南事变后,仍留在桂林,任桂林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创办《文艺生活》月刊,并 创作了大量作品。桂林撤退以后,留桂北敌后,与地方党 相配合,组织抗日青年挺进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又教 育、整编当地国民党的小股武装,成立抗日纵队,担任政 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受反动派通缉,转移广州,从事 文艺工作,恢复《文艺生活》,创刊《文艺新闻》,不久均 被国民党查封。他又转移香港,再次恢复 《文艺生活》 , 并担任香港《文汇报》主编,达德学院文学教授,香港文 协常务理事等职,倡导报告文学。1949年奉召随柳亚子、茅 盾等离港北上,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开国 大典,随后返港。1952年被香港英国当局逮捕解递出境,回 到广州,任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中南文联常委、《作品》月刊主编。从1955年开始,历任 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委三司司长、我 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 致死。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雨季》、《人的希望》、 《南洋淘金记》 (1949年,大众图书公司) 、《风雨桐 江》 (1964年,作家出版社),中篇小说《尚仲衣教授》 (香港文生社) 、《希望》、《成长》 (香港文生社)、《折 翼鸟》 、《转形》 、《汪汉国的故事》 ,短篇小说集《一 个英雄的经历》、《蠢货》 、《寂寞》 、《粤北散记》 、 《孤独》 、《危城记》 (香港文生社) ,散文集《过 客》 、《少男少女》 、《新中国的十月》; 电影剧本《火 凤凰》、《海外寻夫》、《娘惹》 、《血海仇》 、《南海渔 歌》,话剧《出路》 ,以及儿童文学《菲律宾梦游记》和 《我们的新朋友》等。此外,著有《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与 活动》(1938年,大森书店) 、《作家印象记》 (1949年, 香港智源书局)。还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作 品》等报刊上发表过许多国际题材的散文、小说等。

由云龙

由云龙（1876-1961）近代文学家。字夔举，号定庵，别署碧峣散人。云南姚安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官候补学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任大理、丽江、楚雄、永昌、顺宁、永北五府一厅自治总理，旋署永昌知府。后历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北洋政府云南教育司司长、政务厅厅长、云南将军府秘书长、云南水利局局长、云南盐运使、云南实业厅厅长、清史馆名誉协修。少攻帖括，于诗少留意，唯好沈德潜《古诗源》，所作曾受朱庭珍赞赏。后远涉重洋，诗取径亦宽，上法杜甫、韩愈、王安石、黄庭坚，近师钱载、郑珍、郑孝胥，属宋诗派一路。周钟岳序其诗称：“以君之才丰学赡，又身历诸艰，壮游数万里外，意其所作，必慷慨任气，磊落使才，顾乃舂容夷愉，略无噍杀淫哇之响。”诗文外，又有戏曲传奇之作。著有《定庵诗存》、《定庵诗话》及《幻缘记》传奇。生平事迹见《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勃德《中华今代名人传》。1961年4月20日，由云龙病逝，享年85岁。

普拉东诺夫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ich Platonov，1899年08月28日—1951年01月05日），苏联作家。1899年9月1日生于沃罗涅日市一铁路工人家庭，1951年1月5日卒于莫斯科。1919～1921年参加国内战争。1924年毕业于沃罗涅日工学院，后在当地土壤改良和农业电气化部门工作。十月革命前开始在地方报刊发表作品 ，192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1927年到莫斯科，两年内出版《叶皮凡水闸》等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引起文坛注意。接着发表讽刺官僚主义的《共和国居民》和《有好处（贫农编年史）》等中短篇小说，受到好评。同时直到1941年，所作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篇小说《基坑》和《初生海》，因真实再现当时只凭热情、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种种荒唐人和荒唐事，均未能和读者见面 。1942年应征入伍上前线，任《红星报》特级记者。1946 年发表短篇小说《伊凡诺夫一家》，主要写战争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和心灵创伤，被指责为“诽谤”现实。后来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整理工作。60年代以后，作家生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指责被纠正，一些未问世的作品均获准出版。

庞蒂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法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家和无神论存在主义在法国的主要代表。生于罗舍弗尔,先后在勒阿弗尔、巴黎上中学,192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开始接触胡塞尔的现象学,1930年获哲学中学教师学衔,1931年任博凡中学哲学教师,1935年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辅导教师,并准备博士论文。1941年参加过“社会主义和自由抵抗组织”。1945年与萨特等人合作创办了《现代》杂志,1955年与萨特决裂。1949—1952年在巴黎大学讲授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1952年取得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授讲席,1961年正值学术高峰时在巴黎因病猝然逝世。

主要著作有:《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 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哲学赞词》(1953)、《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以及去世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文集《眼睛与精神》(1961)、《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梅洛—庞蒂的哲学发展起始于他对笛卡尔唯物主义和当代批判唯心主义的批判,他反对他们把认识的对象完全归结为概念,从而把世界变成思想的作法,并指出,唯心主义虽然会给人提供一个和谐的、协调的知识系统,但不能使人达到世界以及个人以外的他人。所以,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重新学习如何看待世界,哲学的根本途径是把极端的主观主义与极端的客观主义联合起来。

梅洛—庞蒂从事哲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直至1939年以后他才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他力图以现象学为基础,并从知觉本质出发,把人文科学,首先是心理学和语言学与哲学联系起来,建立知觉现象学。他试图赋予形式、结构以哲学意义,他指出,哲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关于认识结构与行为的思想,人的认识并不能引起原始因素的综合,行为也并不是思考总和的结果。行为是主体的行为,这个主体既是行动着的又是思想着的,行为表达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懈的斗争。

心理学和现象学对梅洛—庞蒂的思想形成产生极大影响。他从格式塔心理学中受益非浅,但他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他还吸收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把心理活动归结为人体生理器官活动的理论,但他否认这种因果律或量的分析能证明人的心理活动。他接受了胡塞尔把哲学作为对意识结构的描述的现象学观点,认为对事物的本质不能进行解释和分析,只能通过知觉对其加以描述和界说,知觉是真实的根源,只有主体的知觉即主观感受,才能从本质上说明世界的问题。他还赞同胡塞尔关于没有自在之物、只有能被人的意识所接受的事物的观点。但他坚持主张任何知觉概念都与超越意识的世界有一种本质相关,这种本质相关自身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了“为意识的存在”。他也不赞成胡塞尔的还原方法,他主张的还原并不企图构造一个独立的现象世界,他的现象学描述并不仅仅只考察知觉事实,同时也描述自我超越以及我们经验所具有的相关性质,并把它同纯粹的概念相区别。他认为思想和世界的关系不光受演绎工具的影响,也受知觉者,即“知觉的基础”的影响。

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梅洛—庞蒂重新解释了躯体和思想的区别。躯体和思想只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虽然它们的区别是不可还原的,但它们在逻辑上是渐增的,正如生理学的概念预示了心理学的概念一样,躯体和思想的关系也是如此。梅洛—庞蒂既要坚持两者在逻辑上的各自独立,又要反对用固定的术语来解释这种关系,这正体现了他的矛盾之所在。

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梅洛—庞蒂尝试为人的主观性理论寻找根据。同柏格森一样,他也认为知觉是理智分析的产物,人们不可能用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中抽取出来的人工组合手段重建人们自身对世界的经验。躯体并不是处于其它客体之中的一种客体,而是身体—主体,它是一种通向世界的结构,是世界的相关者,它处于世界中,是我们通往世界的停靠站,是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中介。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梅洛—庞蒂提出了人的解放和人在历史行动中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后来在《人道主义和恐怖》以及《辩证法的探险》等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同萨特一样,他认为解放隐含在人类意识的能力之中,但他否认这种解放的绝对性。当人们选择时,人们确实创造了自己的道德存在,但人们总在不断地进行选择,而选择时的出发点总是预先估计好的。他还特别强调由人们建立起来的意义领域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纯粹个人的主观性和事物的暧昧性之间的中介,它并不是个人道德自律的障碍,而是自由实践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梅洛—庞蒂力图用人的主观性概念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政治行动和人类历史的理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认为应该通过历史的结果来判断历史进程,因此,历史地行动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服从于这种客观判断,而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的理论是错误的,它忽视了道德的个体性以及自我选择的意义。他还指出,历史具有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任何一种反对特定阶级或特定经济结构的革命运动都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是一种有力的理论工具,但人们必须用一种探索式的方法使用它,并按变化着的历史条件修正它。

除了学术著述外,梅洛—庞蒂还积极参与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运动,但他的政治态度没有萨特那么激进,具有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例如他既承认人对境况的自由选择,又承认境况对人的强烈作用,认为自由选择是有条件的,它是一种处于自由与必然之间的主体知觉的活动。他还注意强调满足人的现实的物质需要。他也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但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希望用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谭其骧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嘉善县人。1911年2月25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省城。1930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同年起先后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36年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初至已经内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5年随浙江大学复员回到杭州。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至1982年兼历史系主任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年至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81年至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1991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其功绩载入英国《牛津名人录》。1992年8月28日在上海去世。著有《长水集》(上下册)、《长水集续编》、《长水粹编》等，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一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

冯铿

冯铿（1907年10月10日-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女,原名冯岭梅。广东潮安人。1929年2月,同其丈夫许峨来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参加革命斗争和与共产党人的交往,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文学创作也出现新面貌。同年冬,创作小说《乐园的毁灭》(载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1卷2期)。作小说《突变》(载1930年5月10日《拓荒者》1卷4、5期合刊),两篇的主题都是妇女的命运和出路,作品指出:要生存只有“合力”、“组织”、“反抗”。1930年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后在左联工农工作部服务。同年5月,作为左联代表,和柔石、胡也频一同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听到苏区代表的报告,了解不少苏区斗争的情况。大会结束后,写了小说《小阿强》和《红的日记》,这是我国左翼文学中第一批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具有开拓的意义。193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17卷1期发表她的小说《贩卖婴儿的妇人》,依然响彻妇女解放的呼声。同年1月17日被捕,和同一时期先后被捕的23位中共党的干部和左翼作家一同囚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狱中,虽遭到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同年2月7日,她和23位同牢战友同时惨遭杀害。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冯铿和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5位左翼作家,同年4月,左联编辑出版了机关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被难同志传略四——冯铿》、《被难同志的遗著<红的日记> (冯铿)》,以示抗议和纪念。同年10月,日本四六书院出版纪念5位中国左翼作家的专集《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卷首有李伟森、宗晖、冯铿、殷夫4位烈士肖像。书中收有日译的冯铿小说《女同志马英的日记》 (即《红的日记》,田佐夫译),并附译者撰写的《冯铿小传》及作品简介。1933年2月7日是冯铿等5位左翼作家被害2周年,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沉痛悼念牺牲的青年战友。

海涅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德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理论著作有《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论法国的画家》、《论浪漫派》、《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等。在海涅美学体系中一个鲜明的观点是他反对当时占据德国文坛统治地位的消极浪漫主义。尽管他的诗歌创作也没有完全摆脱上述的影响,但他提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张,指出文艺女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开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德国的女孩子,不应该是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小姐。”他批判了施莱格尔兄弟和蒂克的创作主张,实质上他们是借宗教的艺术品和退回远古去弥补现实的浪漫派理论上的不足。这样做只能引导艺术脱离现实,回到原始、野性、幼稚的中世纪时代。基于这种观点,他对歌德和席勒孰优孰劣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席勒更靠近现实世界,所以席勒是应该被赞美的;而歌德派认为艺术与宗教、道德没有关系,是个遗世孤立的第二世界,因此是不可取的。事实上,现实世界应该占据首位。在对歌德的评价上,他认为歌德的世界观是泛神论,是无差别主义者。他从神的角度去评判歌德,当然无法得出公正的评价。事实上,海涅自己也没有摆脱对神学的信奉,因此他尽管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与马克思结识之后,对共产主义学说也有一定的认识,但始终没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彻底决裂。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他开始消极了,这就是证明。

海涅坚持文艺必须忠实地反映现实,坚持艺术必须具备本质的真实。他看到艺术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是办不到的。人们强调的所谓艺术的客观性那只是谎言,描写过去而不带自己感觉的色彩,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流行的所谓“镜子说”那只是似是而非的美学观,因为这容易使人对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误解。艺术中的自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形象。任何艺术创造都包含着主观的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海涅对艺术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有非常精到之处,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就是说,艺术品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但他又认为那种自然形象是人们心灵生来就有的,这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中。

海涅的世界观是复杂的,他的文艺观也存在着他本人所无所解决的矛盾。他早期的抒情诗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诗与现实的矛盾很尖锐,诗中的理想王国与德国黑暗的现实构成鲜明的对照。三十年代以后,他转向了现实主义,创造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等不朽的诗篇。这个时期他特别推崇莎士比亚,曾经为莎士比亚剧中女性人物铜像集写了解说词,并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他认为莎士比亚有把握世界、表现世界的才能,说他只要看到外界现象世界的最小断片,便立刻理解这个断片与整个普遍的关系,他能从最广泛的范围和最深刻的集中点上来理解事物。海涅从莎士比亚作品中领略了艺术个别与一般、有限与无限的审美特征。尽管这种认识还是朦胧的,但在理论上却是有启迪作用的。后来人们对艺术本质的把握,是离不开那些在理论上不断探求的先哲们的。

海涅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积极成果,并且具备革命民主主义的色彩。但由于唯心主义,特别是神学世界观的影响,使他在理论上没有达到时代的高度。

王筠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县（今山东省潍坊市所辖县级市安丘市）宋官疃人，清代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父亲王驭超，乾隆丙午举人，考取咸安宫教习，历任遂宁、潜山、霍丘、阜阳知县，升寿州知州，为当时名宦。为便于子弟阅读，辑《海岱史略》百四十卷，为安丘第一部历史名著。二弟王简，嘉庆己卯、庚辰联捷进士。三弟王篖，道光己亥副榜。四弟王笵，道光辛丑进士。

王筠1821年（清道光元年）中举人，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授山西省乡宁县知县，后代理徐沟、曲沃知县。任职期间为政清廉，勤于政事，讼至立判，卓有政绩。

王筠少而好学，喜爱研究小篆与大篆文字。年纪稍长，即博览群书，研读经史。一生中，尤其喜爱研究说文之学。他精心研究了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研究了段玉裁、桂馥的说文著作。即使在任职时，虽然事务繁忙，也“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未尝一日废学。

王筠自著书50多种，勘订他人书60余部，计数百卷，可谓著作等身。所著《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句读》、《说文韵谱校》、《说文属》等等，多有开拓性和突破性。其中《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是朴学、文字故训学方面的经典性代表巨著。同治四年（1865）王筠嗣子王彦侗表上二书，由礼部进呈，先上同治帝留览，后旨下南书房诸臣覆阅。太子太傅潘祖荫阅毕，跋其书后，备极推崇，谓在《说文》研究上“君书晚出，乃集厥成，补弊救偏，为臣尤巨”。由是海内之士争先快读“王氏说文”。尤其官晋时期，盛名远播，山右文人学士无不景仰，争列门墙，他被尊为“华北当代儒宗”。王筠不但是安丘历史上学术水平最高的学者，而且也是国内“说文四大家”之一。民国初年，近代史学家柯劭忞将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等主要著作，收入他编纂的《续四库全书》中。《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这两部书于1983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根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又予影印，这一家之言愈加广为世人所重。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在张志公等人的倡导下，中华书局等单位重新刊行。其中旧时商务印书馆顾不得版权所有，翻印再三。台湾也不甘落后，印制装潢尤精。于是，“王氏说文”的面纱逐渐揭开，海内之士得以快读之。王筠先生留下的生命信息终得其归宿。

吴有性

吴有性(1582—1652年), 字又可, 明末江苏震泽 (今苏州) 人, 约生于明万历十年 (1582), 卒于清顺治九年 (1652)。 明崇祯辛巳岁 (1641), 浙江、 江苏、 山东、 河北等地风行大疫,感者甚多, 以至沿门阖户, 死亡者众, 而众医皆以伤寒之法治之, 疗效不佳。 吴有性认为: “守古法不能合今病, 以今病简古书, 原无明论, 是以投剂不效, 医者彷徨无措, 病者日近危笃。” (《温疫论·原序》) 为救百姓于危难中, 吴有性对该病在病因、病机、 辨证、 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系统的研究, 并取平日所用历验方法, 活人无数。

吴有性发现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推究病源,明确指出:瘟疫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故认为瘟疫与伤寒相似而实异,乃著《温疫论》(1642年)一书以发明之。谓瘟疫之因,由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而致。“戾气”有多种,各有其“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各侵犯其一定脏器之特异性和人或动物对一定戾气具有不同感受性,并举戾气使人病而鸡鸭不病,使鸡病鸭不病以明示之。其发病与否,赖机体强弱而定,即所谓“本气充实,邪不能入”。传染途径分“自天受”之空气传染和“传染受”之接触传染,并可成流行之疫或散发之疾,并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其学术见解对温病学之形成和发展颇有促进作用,故《清史稿·吴有性传》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四库全书总目》谓:“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温疫论》一书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书成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亦有刊行,可见其影响之广。尚著有《伤寒实录》(已佚)、《温疫合璧》(吴氏撰,清王嘉谟增删补辑)。吴士龙 明末医家。字渤海。休宁(今属安徽)人。颖敏任侠,博通韬钤击刺,兼善琴箫诗画,尤精于医,熟谙岐黄以下书籍。切脉针灸,投多奇中,群医莫识,考之皆古方书所载。治病不责酬,有蓄即以之济贫病。卒年逾七十。

山多尔

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1900年4月11日-1989年2月21日），美籍匈牙利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原姓“格罗施密德”。1916年，马洛伊开始发表作品。1948年，离开匈牙利流亡意大利和美国。1957年，加入美国国籍。主要作品有《和平的伊萨卡岛》、《人类的声音》等。 1989年2月21日，马洛伊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生命。后被匈牙利政府追授“科舒特奖章”。

莱蒙特

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Wladyslaw Reymont 1867～1925），波兰作家。生于一教堂琴师之家, 做过裁缝、小贩、铁路职员, 干过各种杂活, 当过流浪汉和修道士。19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 早期短篇小说有 《母狗》 (1892)、《正义》(1899)等,写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与地主阶级的斗争。1895年发表长篇小说《喜剧女演员》。1896年发表其续篇《烦恼》,写有才华的艺术家的悲惨处境。1897～189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福地》写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1904～19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农民》(分《秋》、《冬》、《春》、《夏》4部)使他荣获19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富农波利那一家的遭遇来写1905年革命前后沙俄占领下的波兰。小说对四季景色、对农民的生活习俗写得都十分生动, 有“伟大的民族史诗”之称。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莱蒙特陷入悲观,写了小说《幻想家》(1909)、《吸血鬼》 (1911)、《暴动》以及长篇历史三部曲《1794年》(1914～1919)等,成就不及前期小说。

谭处端

谭处端（1123-1185），金代道士，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原名玉，字伯玉，人道后改名处端，字通正。道号长真子。道门称长真真人。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年十五志于学，涉经史，工草隶。相传其所书龟蛇二字，为奉道之士看作珍宝。患风痹之疾，百药无效，祷神亦不愈。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到山东，便随之入道，病亦为王重阳治愈，自此苦志修炼。大定八年(1168)与马钰等随王重阳入昆嵛山开烟霞洞居之。后迁居宁海金莲堂。王重阳卒后隐迹伊、洛间。大定二十五年(1185)卒于洛阳朝元宫。著有《水云集》三卷，收存《正统道藏》太平部。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赠“长真云水蕴德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封为“真君”。他继马丹阳之后掌全真教，并创全真南无派。谭处端为王重阳的第二大弟子，晚年担任全真教第三代掌门，在全真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谭处端还是金代道教文学的重要文人之一，对全真道教文学从口语化到文学化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谭处端，字通正，山东宁海州人。自幼聪敏，异于常儿。六岁，因戏堕于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见谭安坐水上，遂絜而出，略无损伤。又所居失火，大梁崩毁于床前，处端正熟睡，呼而起之，神情自若。盖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损伤也。十五岁始致力于学，所写《葡萄篇》，脍炙人口。及长，一日，因醉遇雪，卧于途中，即感风痹之疾，喟然叹曰： “平昔行为，于世无益。今遇此奇疾，必非药不可疗，唯暗诵《北斗经》，以求神济。”忽梦大席横空，飞升而上，见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处端叩首作礼间，恍惚而醒。从此，深有奉道之心。金大定年间，赴重阳真人门下，请为弟子。真人接纳，使之宿于庵中。少时，严冬飞雪，丹灶灰冷，处端藉海藻而眠，寒如刀割。真人遂伸足，令抱之。当顷，汗流遍体，如置身蒸笼之中。拂晓，真人以盥洗余水，使谭洗脸。洗月余，宿疾全愈。于是，诚心事真人。真人授以四字秘诀，并赐名处端，道号长真子。命谭赴维杨与马、丘、刘同处，共掌教门。后，重阳仙逝，处端与三大士葬真人于刘蒋村祖庵之西隅，尽弟子之礼。丧礼毕，即寓迹于河朔获嘉县府君庙之新庵。一日，先生锁庵而出，云游卫州。至夕，庙官温生者，见庵中光辉照映，即从窗隙窥之，见先生坐于火旁。温惊退。未晓，即遣人趋卫州向师乞药，以察虚实。其人至卫，见先生卧于床上，尚未起。先生不论贵贱贤愚，不分山村城市，同样宣道。一生作诗歌百余篇，名曰《水云集》。晚年，慕洛阳土人，多有道心，遂有向往之志。有洛水人朱氏者，奉道构庵，请公居之。至元大定年间逝世，寿六十三。当时，异香盈室，数日始散。见《道藏·甘水仙源录》。

全真教是其祖师王重阳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而创立的,其中佛教特别是禅宗对它的影响尤为明显,使它具有强烈的禅化特征。谭处端作为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之一,在思想上也受到佛教禅宗的深刻影响,这在他的成仙观念、修行方法、神仙境界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一谭处端继承了王重阳“全真而仙”的思想,以“全真”为其立论宗旨,以“成仙”为其终极目标。全真就是全其本真的意思,真就是人的本然状态,就是人的本真之性,所以全真就是全性,它所指向的不是人的自然生命,而是人的精神境界。与此相应,成仙指的是人的自在逍遥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自然生命的长存不灭,传统当中那种肉体成仙的观念被彻底抛弃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对待人的身体和真性的问题上,谭处端采取了和王重阳一样的价值判断———身假性真。谭处端和王重阳一样,用佛教的因缘思想来解释世界,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四大即地、水、火、风在因缘的作用下和合而成的,当因缘散尽时,一切就都归于消灭。

曹禺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现、当代戏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潜江县。曹禺的童年生活是郁闷的。母亲生下他三天即患产褥热病故。他一懂事便跌入失去生母的悲哀与孤独之中。父亲万德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任标统、镇守使等职，在军阀混战中被挤出军界，赋闲家中。由于抑郁不得志、牢骚满腹，常与文人饮酒赋诗；在家中，抽鸦片，打骂仆人。曹禺从小虽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对这令人窒息的家庭产生厌恶。曹禺天资聪颖，从小喜爱读书。除在私塾苦读四书五经外，更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小说戏曲。三岁时，继母便带他看戏，成了一个“小戏迷”。使他发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迷人的东西!”1922年秋，曹禺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于课堂教学之外，更酷爱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并积极参加学校中各种文学活动。写诗，写小说，也写杂感。1926年，与几位同学创刊文学副刊《玄背》，由天津庸报公开发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在张彭春指导下，使他的戏剧才华得以发挥，先后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中扮演女主角，博得全校师生好评，这奠定了他终生从事戏剧创作的基石。1928年9月，他被保送到南开大学政治系读书。因不喜欢政治学课程，仍醉心戏剧。1929年春节除夕父亲突然中风死去，家庭变故使他第一次尝到世态炎凉，从中也看出世人的真面目，因此而苦苦追索人生。1930年秋转学清华大学文学系，更加广泛地阅读世界名剧，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到近代的契诃夫，直到奥尼尔，达数百部。清华的民主斗争传统给他以力量，使他也投身民主正义斗争行列。“九一八”事变，激起他的爱国热情，与同学一起办报纸，参加慰问伤兵、宣传抗日等活动，1933年夏完成了他酝酿五年之久的四幕剧《雷雨》。巴金读后深为感动，亲自编辑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震动了中国剧坛，它以杰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撼着人们的心弦。巧妙严谨的结构，复杂曲折的情节，显示他高超的编剧技巧。而通过血缘关系的纠葛，真实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透露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富有生动个性的形象，蘩漪、周朴园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典型画廊中的佼佼者。《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划出了中国话剧史的一个新阶段。1933年秋，曹禺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保定一所中学任教，因病重回清华研究院读书。1934年夏应邀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与张彭春合作，改编《新村正》并参加演出。1935年，再次合作，把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为《财狂》，他亲自扮演韩伯康(阿巴公)，此剧演出，轰动京津。在此期间，他在天津的下层社会进行调查，完成第二个话剧《日出》。此剧刊登在1936年《文季月刊》第1—4期上。该剧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指出这社会的腐烂“症结”应“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上”。塑造了陈白露这一典型形象。此剧还酝蓄着理想的温热和浪漫的诗情，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从腐尸的气息中发现金子的闪光，使其现实主义带有新的特色。由于该剧之成就，曾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6年秋，应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的邀请，到该校任教授。于教学之余，亲自执导了《雷雨》，并扮演周朴园，深得戏剧界的赞扬。1937年夏完成了剧本《原野》。此剧写一个农民复仇的故事。透过仇虎沉重的精神负担和被扭曲的灵魂，来揭示农村中阶级压迫的沉重和残酷，深刻地展现了主人公从反抗复仇到觉醒的心灵历程。从艺术上借鉴了奥尼尔戏剧的表现主义技巧，并把它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此剧发表在《文丛》1937年第2—5期。

抗战爆发，他随学校迁到重庆，后又到川西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江安。为迎接1938年第一届戏剧节，他和宋之的合作编写了《全民总动员》(又称《黑字二十八》)，同时他又是导演团成员，并扮演晓仓。到江安不久，抱病创作了剧本《蜕变》，他痛感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腐败，并渴望蜕旧变新，更期望在抗战中迎来一个新的中国。此剧在上演中，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忱。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他更清醒了，懂得了希望在什么地方，于1940年秋创作了话剧《北京人》。此剧可看作是曹禺创作的高峰，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更为成熟。虽然描写的是抗战前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但他却从曾家这个如同棺材般的封闭世界里，表现出整个封建制度腐朽衰败的必然性，在剧中流荡着一种生活发展的逻辑力量，从愫方和瑞贞的形象中，使人听到嫩芽破土而出的声音，看到黎明即将来临。1942年初，他辞去国立剧专教职，从江安来到重庆，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就在这年暑期，他把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为同名剧作。此次改编是具有创造性的，他把艺术的注意力都注在对青春的爱情的诗意开掘上。觉新、梅表姐和瑞珏这三个人物的命运，成为全剧的重心。此剧上演后虽有争论，但深受观众欢迎。自曹禺改编《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欲写作但终未能写出，直到1945年才写出《桥》，发表在1946年《文艺复兴》第3、4、5期上，可惜只完成两幕。抗战胜利后，他和老舍一起应邀于1946年2月去美国讲学，因不能忍受异国生活，即于1947年1月回到上海，在弥漫着国内战争的硝烟中，他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并由他亲自执导拍出。

1949年初，他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经香港辗转到解放区，于3月18日抵达北平。从此，他投入紧张而愉快的革命工作之中。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为新中国忘我工作着。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参加过土改，到过治淮工地。1954年7月，他创作出《明朗的天》。该剧选取一所曾为美帝操纵的燕仁医学院作为典型，并选取一些深受美帝毒害很深的知识分子作为剧中人物，此剧目的在于揭露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配合抗美援朝的斗争，同时也意在讴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胜利。1960年，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由他执笔创作了历史剧《胆剑篇》。此剧根据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改编，整个作品昂扬着一种艰苦奋斗、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去夺取胜利的精神，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勾践、夫差、伍子胥、范蠡的形象。全剧气势恢宏沉雄，把粗线条的勾勒同细节刻划结合起来，从对比中写出人物性格。他原受周恩来的嘱托，创作《王昭君》，因“文化大革命”到来而辍笔。他被作为“黑线人物”、“反动作家”揪了出来，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深受精神折磨，痛不欲生，特别是他的夫人方瑞去世，给他以沉重打击，他的精神几乎崩溃。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他犹如枯木逢春。此刻，他已年近古稀，又唤起热情，于1978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作为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他的剧作，一个又一个被搬上舞台，越来越多被改编为戏曲、电影、芭蕾舞、歌剧等。他的劳动赢得人民的尊重，于1988年9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主席。如今他仍然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乔治·伽莫夫

乔治·伽莫夫（1904.03.04～1968.08.20）美籍苏联物理学家。生于俄国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卒于美国科罗拉多。1922～1929年先后就读和工作于敖德萨的新俄罗斯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1928～1931年去西欧，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及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等处工作。1931年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33年离开苏联，在巴黎的居里研究所及英国的伦敦大学短期逗留后，于1934年去美国。后入美国籍。1934～1956年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1956～1968年任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伽莫夫是一位兴趣广泛的物理学家。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1928年提出核α衰变理论，1936年建立了β衰变中的伽莫夫-特勒选择定则。1938年后转向天体物理学，研究恒星的核能源和恒星的演化，他首先发展了化学元素的天体起源的基本思想。1948年后，提出了热大爆炸学说，预言宇宙中存在着微波背景辐射，为标准的大爆炸宇宙论打下基础。1954年，他又提出生物学中关于遗传密码的重要概念。 伽莫夫还著有关于物理学、天体演化和宇宙学等方面的多种优秀的科普著作。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6年授予他卡林格奖。1950年当选丹麦皇家文理科学院院士，195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5年当选剑桥大学丘吉尔科学院院士。

伯乐

伯乐，生卒年不详，春秋时相马专家。本名孙阳，春秋秦穆公时人，中国相马术的奠基人。曾为秦穆公相马，他能从许多马匹中间认出真正的千里马来。他认为求良马不难，求天下之马难。相马贵以神遇，不以目见。晚年，见后辈们皆下材，不能求天下之马，乃转荐九方皋。秦穆公让九方皋替他去选好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了，秦穆公问他，是什么样的马?他回答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等派人牵来一看，却是骊色(即纯黑色)的公马。穆公非常不高兴，认为既是相马专家，为什么公母不分，黄骊都不能辨别呢。伯乐喟然太息说：“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贵乎马者也”。后经实地测验，这匹马果然是天下无敌的良马。他总结了过去以及当时相马专家的经验，加以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写成了《相马经》，奠定了中国相畜学的基础。这部著作后来失传。中国的相马学术，由他而集其大成，因此一般人称他为中国相马学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