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

弥勒，藏语：བྱམས་པ།；梵文：मैत्रेय Maitreya；巴利语：Metteyya，又称梅呾丽耶菩萨、末怛唎耶菩萨、迷底屦菩萨、弥帝礼菩萨。意译作慈氏。依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所载，弥勒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以菩萨身为天人说法，住于兜率天。据传此菩萨欲成熟诸众生，由初发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缘而名为慈氏。大日经疏卷一，谓慈氏菩萨系以佛四无量中之慈为首，此慈从如来种姓中生，能令一切世间不断佛种，故称为慈氏。

释尊曾预言授记，当其寿四千岁（约人间五十七亿六千万年）尽时，将下生此世，于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以其代释迦佛说教之意，称作一生补处菩萨、补处菩萨、补处萨埵；至彼时已得佛格，故亦称弥勒佛、弥勒如来。据此而有二种造像。

据法华经卷六随喜功德品、平等觉经卷四等所说，弥勒与佛陀之另一弟子阿逸多为同一人；然据中阿含卷十三说本经、出曜经卷六及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等所说，则以弥勒与阿逸多为不同之二人。

在密教中，弥勒菩萨为胎藏界曼荼罗中台九尊之一，位居大日如来东北方；于金刚界曼荼罗则为贤劫十六尊之一。关于其形像有种种异说，如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及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载，身呈金色，左手持军持，右手掌向外上扬，作施无畏之势。三昧耶形为瓶或塔，密号迅疾金刚。

中国一般寺庙供奉之笑口常开胖弥勒像为五代时之契此和尚，因传说为弥勒化身，故后人塑像供奉之。而往生兜率天之信仰，自古与阿弥陀信仰同为佛教徒所重。此外，弥勒菩萨之本生谭详见于一切智光明仙慈心因缘不食肉经，收于大正藏第三册。［杂阿含经卷四十三、长阿含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杂譬喻经、贤愚经卷十二波婆梨品、旧华严经卷六十、慈氏菩萨略修愈誐念诵法卷上入法界五大观门品、大智度论卷二十九、维摩经略疏卷五、俱舍论光记卷十八、大唐西域记卷四、卷五、开元释教录卷十八］

许衡

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字仲平，号鲁斋。怀庆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元朝学者、教育家。他家世为农，自幼聪慧，喜好思考问题。7岁时从师读《四书章句》，以后接连换了几位老师，均不能满足其求知好问的要求。金元交战后，因避乱逃入徂徕山，仍读书不倦。战后回到家乡，通过游学结识元朝著名学者姚枢、窦默，受益非浅。后经姚枢介绍，召为京兆提学，直升至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他一生极力倡导理学，“敬信如神明”，尝“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并劝诫元朝统治者尊儒重道、兴学明德，推行汉法。他指出，“非如此则道不行”，“能知天道而顺承之”，才能治国理民，泽被天下。元代的文教政策与他的理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后人称赞由于他的努力使理学思想“承流宣化”。他从理学的人性论出发重视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育的功用有二：一是培养已有的善端，开发未来的善端;二是防止未来的恶端，革除已有的恶端。他说：“养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圣，其次者可以为贤，又其次者不失为善人。”在具体修养方法上，他提出了持敬、谨慎、审察等一系列的主张，反映了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中的“克己”、“内省”、“去物欲”的传统。他是一位十分重视教学法的教育家。《元史·许衡传》称：“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无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材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其具体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尊重学生。他指出，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荣辱感。他说：“知耻近乎勇。”学生有羞耻心，则爱憎分明，施以奖惩，方有效力。二是因势利导。他认为，人的品质不一，资质各异。有早成的，有晚熟的;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有性情近于此科者，有性情近于彼科者。因此，教学方法应顺应学生的个性，并根据其学力，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他说：“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因其动息以为张弛。”三是循序渐进。他认为，教学应有次序，不可踖等，勿求躁进。为此，他十分推崇朱熹的为学之序，把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先小学而后大学。四是教其所短。他认为，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教师不应因学生天资愚笨、品行不良而放弃教育。相反，正因为学生有所短，才需要教师的教诲。他还特别强调，教师的功绩正在于使有所短的学生，得到长足进步，成为有所长的人。许衡的著述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大学要略》、《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后人将其收入《许文正公遗书》或《许鲁斋集》。

王明

王明（1911年10月1日~1992年3月13日），现代学者，中国道教史专家。字则诚。1911年10月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2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对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产生兴趣。1937年毕业后进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1941年获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兼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1947年在该所《集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1949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主攻中国哲学思想史和道教史。在学术上主张考据、博采，不死守门户之见。近年来主要研究了道家《老子》、《庄子》、《无能子》的哲学思想，以及道教葛洪、陶弘景等历史人物，并对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先后发表《老聃评传》(1980)、《论陶弘景》(1981)、《无能子校注》(1981)等论文和专著。1979年9月，应欧洲汉学家协会邀请，赴苏黎世参加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为《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其它论著还有《太平经合校》(1960)、《抱朴子内篇校释》(1980)、《中国大同思想资料》(合著，1959年)、《周易参同契考证》(1947)、《老子河上公章句考》(1948)等多种。王明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87年12月退休。l992年3月13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200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明集》，由其学生精挑细选能够代表王明先生学术风貌的重要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选王明先生对重要道经的考证性文章；下篇主要是王明先生在改革开放后，讨论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

谢枋得

谢枋得（1226年3月23日—1289年4月25日），字君直，号叠山，弋阳(今属江西)人。为人豪爽，好直言，以忠义自任。宝祐四年进士，对策极攻宰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抑为二甲，除抚州司户参军，弃去。五年，复试教官，中兼经科，除建宁府教授，未赴，吴潜辟为江东西宣抚司干办公事。景定五年，为江东漕试官，发策十问指摘贾似道误国，谪兴国军安置，贬所知州、知县皆执弟子礼。咸淳三年，放归。德祐元年，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二年，信州陷，隐于建宁唐石山中，后变姓名卖卜建阳市中。宋亡，寓居闽中。屡荐屡辞，不赴诏。元至元二十六年，参政魏天祐强其北行，至燕绝食死，年六十四。门人诔为文节先生。枋得处南宋灭亡之际，倡大义，抵权奸，提孤军以保封疆，爱国精神，彪炳史册。学问深醇，诗文雄迈奇绝，汪洋演迤，忠义之语，出自肺腑。其文推尊欧、苏，对宋末“文体卑陋”深表不满，作《文章轨范》，示人以学文之道。所作博大昌明，格调奇高，《却聘书》、《交信录序》诸作，流传不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古文雅正》卷一四)。江东漕试策问，“笔力甚伟”，“文气振发”，颇为时人推崇(《隐居通议》卷二○)。其诗以忠义见称，慷慨激烈如北上诀别所作《初到建宁赋诗一首》，以“雪中松柏愈青青”自喻高节(魏天应、蔡正孙《和叠山北行诗》序)，沉痛苍凉如《武夷山中》“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自述山中生涯(《养一斋诗话》卷五)。而《和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则以“清峭典雅”见称(《诗林广记》前集卷三)。其论诗则有“语倒则峭”之说(《退庵随笔》)。其词如《沁园春·寒食郓州道中》，借寒食祭扫抒爱国情怀，慷慨悲歌，催人泪下。其著述今存《诗传注疏》三卷、《礼经讲义》、《碧湖杂记》二卷、《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五卷，编有《新编武侯兵要笺注评林韬略世法》一卷、《千家诗》等，评点有《檀弓解》一卷、《陆宣公奏议》十五卷、《文章轨范》七卷。诗文集名《叠山集》，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五年刻本;《四库全书》本，嘉庆六年谢氏蕴德堂刻本、咸丰十年章永孚刻本有增补，名《谢叠山公文集》。《全宋词》第五册录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三四七七至三四八○录其诗四卷。《全宋文》卷八二一三至八二一九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叠山集》附李源道《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二五本传。

公羊高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先驱者。以治《春秋》闻名于世。旧题《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为其所作。据唐代徐彦《公羊传疏》说：“戴宏《序》云："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由此可知，公羊高所传《春秋》，最初为口头传授，至汉景帝时，才由其玄孙公羊寿与弟子胡毋子都将其写定成书。所释《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解释《春秋》经文，重点在于申其“大义”，明其“微言”。清皮锡瑞认为，“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经学通论》)谓：“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春秋》为万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

汉武帝时，公孙弘、董仲舒等极力推崇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曾作《春秋繁露》，专治《春秋公羊传》，进一步发挥《春秋》“大一统”、“张三世”、“更化”、“改制”的微言大义。又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因此，《春秋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并被汉武帝设为五经博士之一。历代今文经学家常依此议论政治、褒贬人物。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把公羊“三世”说与“大同”、“小康”思想结合，作为其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自汉代董仲舒开始，《公羊春秋》作为一门学问——“公羊学”，对中国政治史、学术思想史都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今存《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另有清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陈立《春秋公羊义疏》流传于世，并有较大影响。

煮云

煮云（1919～1986）江苏如皋人，俗姓许。法名实泉，字煮云，号醒世。年十九，依如皋西场惠民寺参明和尚披剃，二十三岁于南京栖霞山受具足戒。先后就学于南京栖霞律学院、镇江焦山佛学院、上海楞严专宗学院等佛教学府。来台后，担任军中布教师，并数次环岛布教。历任寿山佛学院教务主任、中国佛教会理事、弘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雄县佛教支会理事长、高雄县灵鹫寺住持，及高雄寿山寺、台东清觉寺、台东佛教莲社等导师，暨人生、菩提树等杂志编辑委员、今日佛教杂志社社长等职务。又创办凤山佛教莲社、台中县莲华山护国清凉寺（民国七十二年）及清凉寺净土专宗学院（七十四年）。师生平致力提倡‘精进佛七’，享誉教界。师熟谙佛门掌故轶事，文采奂然，著作有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煮云法师讲演集、弘法散记、金山活佛、佛门异记、东南亚佛教见闻记、精进佛七日记等书。民国七十五年示寂，世寿六十八。

徐文靖

徐文靖（1667年～1756年），字位山，安徽当涂人。生于清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活了九十余岁，卒年不详。少时生活困苦，勤学不怠。雍正元年(1723)以57岁得中举人。主试官黄叔琳（昆圃）自谓得了3个人才，徐文靖为其中之一。乾隆元年(1736)，试鸿博，没赶上。乾隆十五年(1750)又试经学，次年会试授翰林院检讨，时已84岁。徐文靖他虽家境贫寒，但矢志治学，后来成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深得江南学者的推崇。八十四岁后告老还乡，潜心治学，著书立说，硕果累累。

徐氏仕途缘浅，先是困于诸生，五十七岁才举乡试，古稀之年，得甘司马等保举博学鸿词料，偏又廷试不谐，于是只好“天假穷愁得着书”（湖居三十咏，见志寜堂稿），聊以自慰。后来他的著作被侍读学士张鹏翀看中，于乾隆九年上呈皇帝。十七年，安徽巡抚再度推荐其经学，乾隆皇帝看他年高体健又如此好学，着实世间少有，方赐了个翰林检讨。

徐文靖著作大部分已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水灾和政治变故中散佚无存，但《徐位山先生六种》仍然行世，此书收有徐文靖六种著作，第一部名为《天下山河两戒考》十四卷，第二部名为《竹书统笺》十二卷，第三部名为《禹贡会笺》十二卷，第四部名为《管城硕记》三十卷，约刊于1744年。第五部名为 《周易拾遗》十四卷。第六部名为 《志宁堂稿》。《管城硕记》是徐氏整理的历年读书笔记，是他的代表作。此书考订经典，驳难传统注疏，旁及子史杂说，材料丰富，立论有据，堪称一家之言。

徐文靖一生淹贯经史，择善而从，既不墨守先儒，也不妄加臆断。他特别致力于一般学者所不甚注意不愿研究的《竹书纪年》一类的典籍。《竹书纪年》原为蝌蚪文。其注相传为梁沈约所作，自沈约以后能够加以研究的极少。徐文靖作了大量的文字校勘工作，他广征博引，著《竹书纪年统笺》12卷。又潜心研究地理地貌，每到一处，记录在簿，著成《山河两戒考》14卷。在清胡渭著《禹贡锥指》的基础上，他又补其所未涉猎之处著《禹贡会笺》12卷。接着又撰《周易拾遗》14卷。大力阐发程朱的学术见解，而对汉唐以来各家学派也多有独见。他的《管城硕记》(30卷)一书，涉猎诗、礼、经、子、史各个领域，其中有关历史部分的论断，亦时有创见。鄞人全祖望极服其考据精博。他还著有《皇极经世考》3卷，《志宁堂诗赋集》若干卷。徐文靖不仅致力于古代典籍研究，对于当代人的著作也极为注意，他还订正张芑山的《正字通》，并对方以智的《通雅》提出修正意见。徐文靖生于清朝全盛时期，一门兄弟，自相师友。居湖阳，鱼米丰饶，菱藕飘香，命耕课读，寄情水乡，有《语助七字诗》、《湖居三十咏》，脍炙人口。清著名学者袁枚(简斋)，将其采入《随园诗话》，学士张大礼《文汇》，选其著作前后二集行世。

叶楚伧

叶楚伧（1887—1946），原名宗源，字卓书。1887年10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江苏吴县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叶凤巢是晚清秀才，因不事生产，家道中落。叶楚伧十一岁丧母，由姨母抚育长大。

叶楚伧自幼随父读书，童年先后寄读于吴江同里任氏、叶氏家塾，后归故里拜陶小沚为师。1902年参加县试和府试，均名列前茅，院试时落榜。翌年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叶楚伧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暑假后，转入浙西南浔镇庞青臣主办的浔溪公学，为高等科学生。入学未几月，发生学潮，浔溪公学解散。叶到桐乡县的濮院镇，召集原浔溪公学的八位同学，在一个名叫沈维伯的人家中“研讨学问”。这时正值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叶楚伧和他的同学秘密得到此书进行传阅。逢星期日，他们还在濮院镇公开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是叶楚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开始。1904年，叶考入苏州高等学堂，学满三年毕业时，因考卷舞弊案，叶等痛打学校监督，被苏抚端方饬吏捕拿。叶闻风离开学堂，避居友人柳亚子家中，幸免坐牢。这时，同盟会员、叶的表兄陈去病在广东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因病辞职，举叶楚伧以自代，叶遂由上海前往汕头。

1909年春，叶楚伧在汕头加入同盟会。他以《中华新报》为阵地积极进行反清活动，和汕头、潮州、梅县的民党交往甚密，并建立俱乐部，组织“诗钟社”，表面是诗词花酒之会，实是联络民党人士的组织。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和诗词，不少诗文中表达了他反清的雄心壮志。在《梦吴江行》中写道：“君王不向鼎湖去，马革何处非疆场。朝从太庙负矢出，暮挟胡俘北门入。”[3]由于《中华新报》锋芒直指清王朝，两广总督张鸣岐视之为眼中钉，1911年上半年下令封禁。同年秋，《中华新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复刊，对清政府抨击更加尖锐，销路很广，对社会影响颇大。这使潮汕的地方官吏感到恐惧，潮州知府曾派兵威胁叶楚伧和《新中华报》社的人员，但他们并没有屈服。

10月武昌首义后，广州、汕头、潮州相继光复。此时潮、汕一带各种武装纷起，秩序很乱，叶楚伧奔走潮、汕进行调解。不久，他离开《新中华报》社，加入以姚雨平为司令的粤军，任秘书，随军北伐。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叶随姚军进入南京拱卫。因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渡江还击，叶随军渡江，并兼任参谋，曾参加固镇、宿州两次战役。

2月，南北议和结束，东南军事粗定，叶弃武从文，和姚雨平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日报》，姚任社长，叶任总编辑。不久，他加入了柳亚子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南社的主要骨干。1913年，叶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叶主编《民立报》副刊，笔名“小凤”。在此期间，他痛击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和陷害民党人士伎俩，在《祭黄花岗诸烈士》一文中，痛骂袁是“狐鼠充位，当路杀人”，告诉国人“贤俊殂丧，国基摇落”。“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叶改任《生活日报》编辑，笔名“湘君”。后《生活日报》因欠款案被公共租界捕房封闭，叶又转任上海城东女学、竞雄女学和开明女学等校的国文教员，兼为民鸣新剧社编写剧本;在《礼拜六》等刊物上，还写了不少言情小说和诗歌。胡朴安在《楚伧文选》前言中说他“喜欢酒，为小说家，言一尊酒，一枝笔，终日不休。人谓楚伧之小说皆酒话，楚伧笑曰：‘酒话固绝妙小说也。’”[4]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陈其美集资于1916年1月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民党喉舌，从事反袁宣传，叶楚伧任《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为经理。袁世凯死后，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叶楚伧以努力办好《民国日报》来配合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用犀利的文笔抒发正义，抨击暴政。当报社经费困难时，他四处借贷，以至典当妻子的首饰衣服。

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顺应新形势，柳亚子准备在1917年停止活动的旧南社基础上组织新南社。叶支持和促成改组南社的工作。1923年5月，新南社成立，叶为新南社起草了《发起宣言》，但在创办新南社的指导思想上，他和柳亚子存在分歧。叶在《发起宣言》中说：“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蕲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的。”柳亚子在1923年10月起草的《成立宣言》则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此叶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柳的《成立宣言》个人色彩太浓，代表不了团体，力主《成立宣言》改名为《成立布告》，并再三叮嘱柳亚子：这份“布告”不要发表在国民党“一大”前。

此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国共合作，积极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叶楚伧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但是叶并没有积极贯彻“一大”宣言所确立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他在上海参与林森、邹鲁、谢持等人的一些反共活动。11月，他到北京参加在西山非法举行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与炮制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等八项决议案。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叶所控制的《民国日报》为阵地，大量刊登启事、声明、通电和反共文章。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声讨了“西山会议派”，给叶楚伧以警告处分，并停止他《民国日报》总编辑职务。不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破坏国共合作，后又利用《党务整理案》获取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叶楚伧看到蒋的变化，从上海去广州，一跃而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成为蒋的亲信，与“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关系。

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1月攻占南昌。蒋介石欲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在南昌擅自召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会议，在叶楚伧帮助下作出了一个国民政府迁赣的决议。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叶楚伧不去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秘书长职，仍留在南昌蒋介石身边。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叶楚伧先到上海任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9月，参加了宁、汉、沪三方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为候补委员。1928年，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国民党中央领导大权，叶被任命为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9年后改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0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他先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的国民党元老身份在国民党内外颇受尊崇，兼任大小职务有二十多个。他对蒋介石的举措顺从有加，遇到派系争斗，多持中庸平和，被称为“好好先生”。

抗日战争期间，叶楚伧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总干事等职。1942年，他任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所担任的职务，并没有多大实权，在国民党统治中不占多么重要的地位。1945年叶继续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年12月任国民党中央特派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由重庆到了上海。

1946年2月15日，叶楚伧因病在上海去世。1947年葬于苏州灵岩山麓。

叶楚伧一生写了许多诗词、小说和文章，一部分诗词收入《世徽楼诗稿》，一部分文章收入《叶楚伧文存》。柳亚子主编的《南社诗集》选录了叶诗一百余首;胡朴安编的《南社文选》选录了叶的《民国野史序》、《说诗》等七文。

黄士衡

黄士衡(1889—1978)，民国时期湖南省杰出的教育家，他对湖南省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平民教育等作出过巨大贡献，晚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曾载入1999年出版的《长沙名人》画册。

苦难的青少年时代

黄士衡，字剑平、辈名体楷，湖南省郴县永丰乡长冲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其叔祖父纯垓是清朝最末一届中选的青年进士之一，其父如瑚为前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其兄体桂接受新思潮较早，清末毕业于岳麓书院高等学堂，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由于家境清贫，端赖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国家动荡不宁、多难之秋(甲午战败、满清覆灭和家庭变故，生活十分艰苦，但在良好的“家风家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巨大的磨难没有将他压垮，反而激发和锻炼出奋发有为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贫贱不移的意志。

在大家族的丰富藏书中，除经史子集外，他还广泛涉猎《饮冰室文集》、《曾国藩家书》、《朱子家训》、《孙子兵法》和《船山遗书》等，在做人、治学与学术思想乃至生活作风等各个方面都有所遵循和效仿。对其一生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富于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精神的王夫之(船山先生)，他非常赞赏”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 得行之效也。”(见《尚书引义》)由此认识到知行相互为用，但以行为根本。反映到他的一生行事，都重在身体力行、实事求事。无巧不成书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曾一度出任过衡阳私立船山中校长，此是后话。

出国留学前，在其兄的资助下，他曾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现长沙市一中)和广益中学(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学预科。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1913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埃阿瓦(Iowa)大学文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局限于仅仅获取知识，而是尽量扩视野、广交游，用历史的眼光来对比审视弱国和强国的差距，当时就已充分认识到必须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为立国强国之本。此时他已有条件融中西学于一体来仔细地观察人家是如何做人，治学和处世的，从善如流地吸取人家的长处，既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凡此等等都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从而为归国以后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留美后期，他曾在校友胡适先生任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1期上发表“论中国内乱频仍之主因”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严厉谴责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随后又在该列1918年第4期和1919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一文，据考证这是中国学术界最早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献。1920年夏归国后，8月又曾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李振翩、张维等人均曾在其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邀请，作了较为通俗的“人口问题”报告(报告原文于民国九年8月31日 和9月1日湖南《大公报》连载)。

哥大毕业后，1919年被聘为纽约《民气报》主笔，仍一如既往大力提倡民族气节，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巴黎和会与其后各种条约、协定对我国的侵犯和掠夺，并曾撰写过一些颇具有影响的檄文，请如“斥责美国袒护日本侵略我国胶州”、“反对‘兰辛石井协定’”和“斥责陆荣廷卖国求荣”等等。

参加创建湖南大学

1920年归国后，历任四川成都高等学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上海南方大学教授和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教授与校长。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在湖南省商专、法专、工专三校合并基础上先后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和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八筹委之一和十位行政委员之一，因此，他是湖南大学的直接创建者之一，他作为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的末任校长(1924~1926)，将该校完整地带入湖南大学。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后共设有法、商理、工四科，他仍担任教授兼任商科学长。2011年10月6日迎来商学百年华诞，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千年学府、百年商学”庆典，在该院大厅内竖立有一尊纪念老校长黄士衡先生的半身铜像，此是后话。

由于留美期间广泛涉猎各个学科的知识，并积极参预校内外各项活动(包括政治上的和公益性的)，交游面很广。在留学归国的同辈中，表现出有较突出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因此，即使是在无任何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也被推到了教育行政的领导岗位上，这也可以说得上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之举。

1927年7月由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第一次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由于当时大革命失败，学校停课，为了妥善解决教职工的生计问题，他想方设法特准并支持各级中学开办补习学校。任职半年，即迫于仕途险恶、难以为继而愤然辞职。在湖南教育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1929年2月于危难之时再度请他出任省教育厅厅长，任职期间对湖南省的教育工作进行了全方法、大刀括斧的改革，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1934年长沙《大公报》刊下载周调阳(原湖南省教育厅督学)的三十年来之湖南教育行政一文中指出：“他(黄士衡厅长)在职三年，对于全省教育多所改进，如充实湖南大学，整理职业教育，恢复中山图书馆，筹设各县民众图书馆，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召集省立学校校长会议，举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建筑公共体育场，筹开全省教育成绩展览会等，俱其荦荦大者。至于财政绝对公开，用人一采人才主义，则尤令教育界不胜回溯之感。"

以下就其中几条加以说明，以见一斑：

“充实湖南大学”，主要指加强学校实力和提高其整体水平，这源于1929年7月与8月，国民政府相继公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必须具备3个以上的学院才能称为“大学”，而且要有理、工、农、医之一在内，否则只能称为“学院”。湖南大学于1930年2月即已将原来的“科”改为“院"，下设10个系，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符合标准的。但在随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却以湖南大学每月经费仅1万余元为由，拟予降格。当时他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参加会议，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湘省向来注重效率，以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业。"(参见1992年11月25日《湖南大学》校刊第4版刊载李达聪“改校为院的风波”一文，终于否决了教育部的提议，使湖南大学能够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全国大学之列，得以蓬勃发展壮大，这是他深谙科学管理中“效率”原则所取得的胜利，同时也确保了湖南教育界30年艰苦奋斗历经法、商、实业、优师、高等学堂等诸校长期而汇聚的这一总成果。

“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1929年他接任教育厅长伊始，就坚持制订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考选留学生的办法，使可造之才得以脱颖而出，严格地整肃了教风、学风和教育行政纪律。正是这一年，德国给予湖南省2名研究生奖学金名额，经过严格考选出来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的两位中学教师何风山(1901—1997)和李达(1905—1998)，两人均成大器，为华人争得了很高的国际荣誉。何风山在担任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1938—1940)，曾冒险为数千犹太人签发赴中国的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一义举被湮没几十年，何逝世后才被美国历史学家考证出来，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追授他“国际义人”称号，被世界各大媒体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李达长期在国外大学任教，上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宇航总局(NASA)科研部主任，参与过阿波罗登月计划研究，解决了航天器中液体燃料等在失重状态下的流动问题以及其它重大难题。

“用人一采人才主义”，此举深得人心，一方面制止了任人惟亲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极大地调动了真才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积极性。在他第二次就任教育厅长期间，正值军人主政之时，他惟恐学校教育大权受军人操纵，1930年在聘任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的人选上，曾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敦请湖南省著名女教育家曾宝荪女士(长沙艺芳女校创办人，曾国藩的曾孙女)出长该校。《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191页上提到：“……黄士衡教育厅长亲自来请我说：‘军人荐信已有许多，教厅用人行政若不能自主，那湖南教育也就完了，务必请先生帮忙，保全教厅用人之权，只要我提出先生的名字，别人就没话说。’我看黄厅长如是恳切的说，只好答应了。”1931年曾宝荪任职一年期满辞去二中校长以后，黄士衡先生了解到毕业于北师大的吴剑，在入大学之前已有13年的小学教龄，大学毕业后回湘又在二中任实习主任多年，家庭世代书香，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当即决定推荐她继任二中校长。吴剑后来在“马日事变后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一文(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中回忆说：“黄士衡厅长不希望校长们常来亲近他自己，只希望他们专心专意办好学校。他不向校长们介绍教职员，连厅内秘书科长，乃至科员、办事员等，都承受了他的意旨，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他对于他所提出来的校长，始终是关心的，无论他在不在教育厅长任内。例如1932年春季，学期还没有开始，我正在组织二中教职员时，他却亲自来到学校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将把曾校长任内去职的那个国文教员聘进来，而且将把一个年高德劭众所推崇的李肖聃解除职务。我认为这个对你办学前途不利，特专程来告诉你。’我说：‘您放心，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做，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诬蔑的。谢谢您的关怀。’这时他已没有在教育厅了，犹能对我关怀备至，我对他是很感激的。”

他在旧社会官场中，始终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峻目光透析人生，傲视权贵，不唯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淡泊明志。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他为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而他却三次电辞，坚不就职。后来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再三函催上任，他仍坚持不去。正因如此，他被排挤出仕途，他也常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他忠于职守、坚持原则，问心无愧，刚正不阿，在当时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但却因为在力争教育独立和任人才等问题上不容于当道，第二次当了三年教育厅长以后，终于“合则留，不合则去，”愤而辞职仍回湖大任教。

高度重视基础教育

他对全民素质和基础教育也极为关注。对湖南省著名平民教育周方(字静庵)先生(1892—1979)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自始至终给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关怀和参与(1931年他和周都是湖南私立枫林中学的创办人)，这种开启民智的积极之举，曾受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全国平民教育之冠。周方先生认为“大事易事，为人所争;小事难事，为人所忽!让其大者易者，而为其小者难者，自然‘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而你的精力，能尽用之于‘对事’，而不要浪耗于‘对人’了!”。黄老于1949年12月10日所撰“实验三化教育的枫林学校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指出：“而予最有感於其‘寻难事做之主张，及百折不回，经千艰万困，而不心灰意冷，此非具有大智慧、大定力者不能。”(见1993年10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平民教育家周方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集》p.151)

由于他早年就已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虽长期在大学任教，从出任省教育厅长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湖南省的中等教育，对各公立和私立中学的成立和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视同仁的关怀和扶持。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年年底，他携眷离开长沙回湘南老家避难，1940年~1942年曾欣然受聘为衡阳私立船山中学校长，在处理校务之暇，结合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和学养，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钻研王夫之的学说和著述，曾撰写了大量读书札记和心得体会，遗憾的是，他这些耗费很大心血留下的宝贵史料，都在当时的兵荒马乱年代和尔后的“文革”浩劫中全部被毁。为了发展家乡郴县的中等教育，1942年还曾大力支持私立适存中学上马，受聘为该校董事长，开办伊始时只有初中班，1947年增设高中班，该校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近千人，教师约90人。通过抗战期间对湘南地区的考察，他认为当时湖南省的普通中学为数已不少，唯独农校缺乏，仅长沙市有“修业”高农和“开物”初农两所，湘南半壁尚无一所农校，这与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的本旨极不相称，他认为要想强国，必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先致力于农业教育。在他的倡议下，经湖南省政府备案，于1949年1月在郴县良田镇正式成立湖南省私立益湘农业职业学校。

功成不居让贤辞职

1936年初他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是年夏成立了“湖南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以作为狠抓学风、严进严出的最后一道关卡，他自任主席、教育厅长以及多位老校长在内的校外委员7人，以示该委员会的权威性，此举不仅保证了湖大毕业生的质量，还成为尔后湖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教育水平上过得硬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可说是他推行科学管理的又一大手笔。由于当时湖南大学师资力量较强，拥有华中和华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实验室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规模，教学质量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已具备改国的基本条件，他接掌校印后，立即召开各级级长会，决定每一学院选举代表4人(院长、系主任以及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3月25日由他主持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同意改国里之要求，28日赴省政府请愿，以造成声势。暑假前又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是年年底，敦促省教育厅朱经农厅长作为省政府代表，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途经武汉时，原湖南省商专和湖南大学的教授们任凯南、杨端六和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并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以施加影响。在此关键时刻，他主动提出辞职让贤，请省政府聘请皮宗石先生(1887—1967)继任校长，并呈请国民政府简任。这是因为皮宗石与王世杰是留英时的同学，皮所提出的条件是：“湖大必须改为国立，我才出任校长。”一年以后国民政府终于作出决定，1937年7月由教育部正式通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从而使湖大名至实归，顺利地步入国立大学的行列。他功成不居、高凡亮节，显示出大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令人景仰不已。

晚年岁月

黄老生于战乱年代，在旧中国的险滩恶浪下特立独行、饱经忧患，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建国初期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给他以很大的鼓舞，促使他积极认真参加政治学习，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一直工作到1953年中南区院系调整，湖大惨遭解体厄运，才怀着满腔惆怅、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为之奋斗了近30之久的湖南大学。

之后，他先后被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历届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等，古稀之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耄耋之年还经常担任考察团团长去省内外各地考察进行社会调查。

1978年暑期黄老校长以90高龄辞世，湖南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和湖南大学等单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先辈们筚路蓝缕创业的基础上茁壮成长起来的湖南大学，发展势头日益迅猛、蒸蒸日上，老校长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王恕

王恕（1416年－1508年），字宗贯,号石渠,明耀州三原县光远里(今三原县北城)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一生经历8代皇帝,在明英宗、代宗、宪宗、孝宗四朝任要职。刚正耿直,秉公不渝;犯颜直谏,为官50年19任,几任巡抚、尚书加太子太保,刚正清严,严惩贪官污吏,朝中权贵都怕他,正直朝官视他为代言人,“凡遇事之可行者,不计成败而行之;可言者,不顾利害而言之。”以安民为心,不为权势所夺,朝廷议事,他“侃侃论列无少避”,曾21次应诏陈言,39次上疏谏议。每当朝廷行事不当,众官皆曰:“王公胡不言也?”而未几,则“公疏且至矣。”时人有歌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是说北京六部和南京六部众多官员中,只有他敢讲真话。政绩卓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被誉为当朝“名臣第一”。经他推荐的耿裕等10余人皆为当时名臣。历官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由于冲撞朝臣,屡遭诬陷馋言、打击和迫害,晚年主事维艰。弘治六年(1493),不顾孝宗对他“老成持重,不可轻退”的挽留,毅然辞去官职,返回故里,又同其子王承裕创办宏道书院,于立德、立功之余,用15年时间著书立言。所著《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王端毅公奏议》15卷,加上汇集自己六十次重大奏疏、建言的《石渠意见》4卷,还汇集资料,聘常州名士朱昱编纂成《三原县志》给后人留下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三原学派”的创始人。三原学派为关学中研究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派,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辟为专卷详细介绍。经过其传人和学子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秦之士等的发展,成为继张载关中学派之后的新关中学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晚年回家后,协助其子王承裕创办弘道书院,并编辑了《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同时结合给书院讲课,著有《五经四书意见》(一作《石渠意见》),此书独摅心得,自成一家,学者宗之。他还将自己平生的奏议整理为15卷,后以《王端毅公奏议》为名传世。王恕还有《玩易意见》一书传世。此书2卷,为其在家养病期间读程、朱著作的笔记。书前有序,时年已91岁,因其室名为“玩易轩”,故以室名为名。上卷为经,下卷为经与系辞,收入《惜阴轩丛书》第一函。三原县图书馆现藏有明正德七年(1512)三原弘道书院刻本、清嘉庆十一年(1960)补刻《王端毅奏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诏令奏议)15卷、清三原惜阴轩刊本《玩易意见》2卷、清三原惜阴轩刊本《玩易意见》4卷,附《拾遗》2卷、《补阙》2卷,王恕晚年读经、史及诸子等文献“取其切于处事辅治者日录之,积之既久,遂成编帙”的《典籍格言》。正德三年四月在家中去世。终年93岁,赐特进,谥端毅。

师陀

师陀（1910年4月19日～1988年10月7日），现代作家。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君西、康了斋等。河南杞县化寨人。早岁曾在杞县第一小学读书。1925年至1931年，先后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初中班、河南省立第一高中文科读书。中学时即爱好文学，尤其喜欢李贺的诗，其文学创作也受到李贺诗歌的影响。1932年1月，首次使用笔名“芦焚”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请愿正篇》。1936年秋，由北平到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短篇小说集《谷》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同时获奖的还有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陀在苏联上海广播电台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担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1947～1951年任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1950～1952年，出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1952年后，被安排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创作了数量不菲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1957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曾是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上海市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历届理事。

师陀的创作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落日光》，散文集《江湖集》《黄花苔》等；后一阶段的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马兰》《结婚》，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果园城记》，散文集《看人集》《上海手札》及四幕话剧《大马戏团》等。

师陀早期作品多取材于乡村生活，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再现社会风俗。其作品文笔纤细，叙述简约，风格沉稳朴实，淳厚隽永，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以哀婉的叙述基调，诉说着忧伤的故事，渗透着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讽刺与揶揄的艺术表达，使其作品获得诙谐、风趣的品性。夏志清说：“《果园城记》的18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与同情。”师陀小说的讽刺性，在其长篇小说《结婚》中获得巨大成功，有学者称，“他把《结婚》写成了真正出色的小说”。

徐志摩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徐章垿，字槱森。1918年赴美留学时更名志摩。笔名有诗哲、云中鹤、仙鹤、南湖等。河南开封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封建富商家庭。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和郁达夫同班。爱好文学，在校刊《友声》发表处女作《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1915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同年10月由家庭包办与张幼仪结婚。1916年去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攻读法科。翌年随学校并入北京大学求学。在京两年，刻苦攻读日文、法文、政治学，涉猎中外文学。广交名流，拜师梁启超并一生受其影响。1918年8月去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攻读。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1920年去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在狄更生的推荐下破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这期间接触了大量欧美各国(特别是英国)的文学艺术，并沉醉于康桥的自然风光和林徽音的爱情之中，这些诱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使他开始致力于诗歌创作。他的早期诗作或表现人生的理想，或歌咏美妙的爱情，格调清新，形式多样，受到英国唯美主义、印象主义等诗风的影响。后大多收于第一本诗歌《志摩的诗》(中华书局1925年版)。1922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平民大学教授。同时创作了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散见于《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报刊。1923年在北平发起并成立了文学团体新月社。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陪同并担任翻译， 5月初又随访日本。其间与陆小曼相识并热恋。1925年去欧洲漫游，到过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拜谒了英国作家哈代。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小住期间，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对异国他乡生活的感受，有对西伯利亚美好风光的赞美，更多的是陷入爱河的热烈情感和无法摆脱的痛苦。这些诗作均收于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中。1926年回国后，接编《晨报副刊》。4月创办并主编《晨报诗镌》，和同仁致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该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这个诗派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创作上的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坛产生较大的影响。同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不久去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厦大学等校。1927年春与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总编辑，并在其上发表诗创作、译诗和文学论文。其中《新月的态度》(该刊发刊词)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革命文学运动。1931年又与陈梦家、邵洵美等人创办《诗刊》。同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遇难。主要作品还有：诗集《猛虎集》(新月书店1931年版)、 《云游》(新月书店1932年版)，小说集《轮盘》(1930年)，剧本《卞昆冈》(1928年，与陆小曼合作)，书信日记集《爱眉小札》(1935年)、 《志摩日记》(1947年)，翻译小说《涡堤孩》(1923年，德国福沟作)、《曼殊斐儿小说集》(1927年)、《赣第德》(1927年，法国伏尔泰作)、《玛丽玛丽》(1927年，爱尔兰詹姆士·司蒂芬作)以及许多散文作品。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在新诗创作上所进行的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都给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人，后为避战火举家南迁。祖父祖昌曾任南宋大匠卿。祖冲之青年时代以博学而闻名，入华林学省。大明五年(461)，出任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一带)从事吏及公府参军等职。热心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35岁时(464)，任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东北)县令。刘宋末年，回京担任谒者仆射，后一直在京任职。在此期间，在机械制造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南齐永元二年(500)去世，享年72岁。

祖冲之的一生，着重贡献于科学事业上。在天文历法方面，编制了《大明历》，第一次正式将“岁差”引入历法，并对闰法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81481日，与现代测定的数值误差只有50秒。同时，他发现了交点月，并计算出它的周期时间为27.212223日，与现代只差不到一秒。另外，他推算的水星、金星、火星的会合周期远比前人精确。在数学方面，计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他和儿子祖恒还完成了球体体积公式的计算，又对“开差幂”与“开差立”作了研究，都处于领先地位。父子二人的数学成就汇于《缀术》一书中，可惜宋代后失传。在机械制造方面，重造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设计制造了“千里船”，创制了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水碓磨，研究过类似“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改进过计时器漏壶，制造过“欹器”。在经学、文学方面，对《易经》、《庄子》、《老子》作过义释，对《论语》、《孝经》、《楚辞·九章》作过注，还写过小说《述异记》十卷。祖冲之毕生贡献于科学事业，不愧为世界科学界的巨星。

荷马

荷马（Ὅμηρος/Homer，约前9世纪—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他是古希腊两部宏伟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作者。但由于他的生卒年代、出生地点和两部史诗的由来,缺乏可靠的考证资料,因而引起历代学者围绕“荷马问题”开展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但都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至于荷马这个名字历代西方学者作了大量考证,一是说他的名字含有“人质”的意思,即荷马有可能当过俘虏。二是说他的名字含有“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即荷马的名字是附会出来的。三是说荷马是盲人乐师。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也符合历史背景。因为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多半是盲人,而荷马其人就是当时著名的盲人歌手。如在《奥德修纪》第八段中纪载一位双目失明的歌手德摩多科斯的形象,显然是荷马其人的化身。有关他的出生地亦众说纷云:一说他是雅典人。二说他是希腊北部人。三说他是小亚细亚人。根据多数文献记载,他肯定死于希俄斯岛。他的两部史诗作为口头文学早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最早用文字记录下来是公元前6世纪。最后的定本约在公元前3或2世纪之间,由亚历山大城里的三位学者:泽诺多托斯、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校订成本。约在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一致肯定这两部辉煌史诗的作者是荷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均由英雄诗体构成。前者共有诗15 693行,后者共有诗12110行,二者都分成24卷。其内容以公元前12世纪特洛亚战争为背景,反映了荷马所处的时代,这是希腊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开始形成的时代,即所谓的“英雄时代”。《伊利亚特》以高超的艺术概括、极为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希腊军队经过十年战斗,终于在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率领下攻破特洛伊城的故事。史诗对阿喀琉斯与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在平原上决战场景的描写,鲜明生动,惊心动魄。由于希腊军中的“智多星”俄底修斯巧设“木马计”,里应外合,最后攻破特洛亚城,使希腊军队凯旋而归。作者赞美英雄业绩,颂扬英雄行为,宣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斥责怯懦、背叛氏族的骗子和不敬神的人,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奥德修纪》记述俄底修斯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亚城之后,班师回乡的故事。俄底修斯整整在海上漂泊十年,以他惊人的智慧战胜了海妖、逃脱了圆目巨人的魔掌、制服了使人变猪的魔女、避免了妖鸟塞壬的蛊惑、摆脱了仙女卡吕普索八年的羁绊等等,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子和儿子团聚。两部史诗的内容异常丰富,为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它的艺术技巧娴熟,历来为西方作家所借鉴。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认为它是古代最伟大的史诗。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它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企及的范本。”

王守恂

王守恂（1865—1936） 字仁安，别号阮南。天津人。1898年光绪戊戌科进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1905年巡警部成立。任警法司员外郎、郎中。1906年巡警部改民政部，任警政司郎中、总办兼掌印参议上行走。1910年出任河南巡警道。辛亥革命后，曾任内务部顾问兼行政咨询特派员、内务部佥事、考绩司第二科科长、浙江钱塘道尹。1920年任直隶烟酒事务局会办。早年负有诗名，学问文章亦见重于时，晚年参与组织城南诗社和崇化学会,与各遗老名士唱酬,诗文颇佳,病故,年七十三岁,著有《王仁安集》三卷,未刊者一卷,、《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现有门弟子王纶阁、王北瞻、徐镜波、张异荪等。

奥古斯丁

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公元354年11月13日 - 公元430年8月28日），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学”的最高权威。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赫腊斯)。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教徒。母亲对他影响很深。他先在本地受人文教育，370年赴迦太基学习修辞学。曾在塔加斯特、迦太基、米兰等地创办学校，担任修辞学教师。早年信奉摩尼教。在米兰受基督教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约339—397年)影响，放弃对摩尼教的信仰，接触并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387年改信基督教。388年返回塔加斯特。391年，在北非希波地区(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任神父。396年升主教，在任终身。430年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死于此城。

奥古斯丁学说的主题，是用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神学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论证。他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上帝是最终的实在，而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断言上帝作为最终的实在一定是完满的，所以没有理由要他变化;因为一个完满的东西发生变化，就会成为不完满的。宣称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不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全善的，上帝的善不仅在于最真实，而且在于爱人类，在于和平和安稳。从基督教的“创世纪”出发，强调整个世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宣称“天主创造一切”，离开上帝的意志和创造活动，世界就不存在。主张“三位一体”说，认为上帝是一个有感情、意志和智慧的神圣实体，它具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虽各有其独立性，但它们在本体上又是一个东西，即上帝本身。宣扬“原罪”说，认为人类祖先犯了罪，因而人人都是天生的罪人，都要受苦受难为他们赎罪。提出“预定论”和命定论，声称谁可以得福，谁可以得祸，谁将得拯救，谁将遭惩罚，都是上帝的预先安排和决定，没有天命，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脱落下来。因此，劝诫人们听天由命，甘受苦难，服从统治，等待上帝的恩赐。宣扬禁欲主义，要求人们“爱上帝，鄙视自己”，弃绝现实生活，抛弃肉体享受，绝情除欲，为死后生活作准备。

在认识论上，奥古斯丁反对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为认识的对象是上帝，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声称唯有依靠超自然的神秘的精神，才能认识真理，而认识了神秘的精神，也就认识了真理，这要靠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竭力用理性证明信仰的合理性，力图把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但认为，信仰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是上帝的恩赐，要认识必须首先信仰;而理性只是解释信仰，“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为了可以理解”。因此，信仰先于理性，高于理性，理性不能与信仰相抵触，只能为信仰服务。

奥古斯丁用其神学理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认为自从人类降世之后，上帝创造了两座城：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上帝所选择的得救的人构成上帝之城，它是“幸福的天国”，是完善的、永恒的;上帝确定要毁灭的人形成尘世之城，它是罪恶的痛苦的世界，是不完善的、暂时的。这两座城在最后审判之前，是混合在一起的，审判之后就完全分开了。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断言由基督亲自设立的唯一正宗的“大公教会”是上帝之城的体现，而世上人们生活的世界则是尘世之城的体现。鼓吹教权主义，认为教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国家必须服从教会，教会应凌驾于国家之上，成为绝对的统治者。

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体系反映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对后来宗教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奥古斯丁的思想被中世纪封建教会奉为“真理的台柱”，他的著作同《圣经》一样被列入教会的经典。

著述甚丰，最主要的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论上帝之城》等。

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年），清初词人、骈文家。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其祖父明末官左都御史，父陈贞慧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以文章名世。他少时即聪慧过人，10余岁已有文名，吴伟业称他是“江左凤凰”。入清后补为诸生，但长期未得到官职，生活颇困顿，游食四方，往来各地。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捡讨，入馆修《明史》，后病卒。

陈维崧一生的创作兼有诗、词、散文、骈文各体，其中以填词时间最晚，然用力最勤，数量最多，成就亦最为突出。其词今存1600多首，人称“填词之富，古今无两”(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3)。他的词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或写景咏物，或怀古抒怀，或感慨时事，或赠答唱酬。词中对清初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疾苦有真切的描写，如〔贺新郎〕《纤夫词》写清兵征发纤夫，民间惊恐不已，“列郡风驰雨骤”;〔八声甘州〕《有客言西江近事感而赋此》揭露了清兵“争拥红妆北去”的暴行。他以世家子弟经历明清易代之变，入清后又长期沉沦飘泊，故其词中多寄寓兴亡之感，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情。如“一自风烟满目，伤心煞、水绿山青。看江都虽好，旧迹已飘零，憔悴兰成、意难平。念寄奴去，黄奴老，今古事，可怜生!回头望、隔江是，石头城，草纵横。楼船南下日，君王醉，未曾醒!”(〔六州歌头〕《邗沟怀古》)又“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醉落魄〕《咏鹰》)。此类词作在其集中数量最多。他的词在艺术上以风格多样、情词兼胜著称，蒋景祁说他“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陈检讨词钞序》)，陈廷焯说他“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其词不乏清丽之作，而更多的是上承宋词苏、辛一派，以健笔写壮词，故尤多豪放雄沉之篇。苏、辛之间，受后者的影响又更显著。各体词中，他喜作长调，〔贺新郎〕、〔满江红〕词均逾百首。因好为壮语，他的词有时显得倾泻有余，失之粗率。清初词坛上，他与朱彝尊齐名。两人曾在京师合刊词作，名《朱陈村词》。他们的词风明显不同，而影响都很大，他创立了阳羡派，朱氏则为浙派词人领袖。

陈维崧的骈文在清初堪称大家，当时声誉极高，甚而被视为“自唐开、宝后无与抗矣”(汪琬语)。其骈文亦寄寓故国之思，身世之感，词藻典丽富赡，文笔跌宕起伏，气势雄健壮大。早期作品略见内容空乏，中年以后诸作则感慨深沉，真挚动人。代表作有《与芝麓先生书》、《看奕轩赋》等。他的诗与散文亦见称于时，内容颇充实，而艺术成就则不及词与骈文。

著作多种，以《湖海楼诗文词全集》搜集最全，共54卷，其中词集30集，文集16卷，诗集8卷。

村松梢风

村松梢风(1889—1961)，日本大正时代作家,知名的“中国通”,以代表作《魔都》闻名中日读书界,也因此成为上海“魔都”一名的命名者。除了上海之外,村松梢风还曾于1923—1933年间到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等地游历,留下大量描写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市井风俗的游记。

村松梢风，1889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求学，但他将学生时代的大好光阴都耗费在纸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少壮不努力”的村松日后当过教员、记者，自己也曾办过杂志，直到28岁时仍籍籍无名。

1917年，他试着将处女座小说《琴姬物语》投寄到当时著名的《中央公论》杂志。这部实际上是以作者大学时代寻花问柳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作品，却意外地得到了总编辑的赏识，从而令其一举登上文坛，并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1923年4月1日，村松梢风到达上海，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获是使得村松梢风成为首位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作家们（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的日本访华作家。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风在沪逗留了两个多月。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风立即撰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载在1923年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第二年，村松梢风又将其余几篇记述上海的文字与《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将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的意象，用自创的“魔都”一词来加以浓缩，用于新作的书名。 

1933年，村松梢风出版了一本名为《男装丽人》的书。虽然这是一个由作者虚构的故事，但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川岛芳子经历的真实写照，以至在审判川岛芳子时，中方曾参考此书的内容作为审判依据。该书滤去了川岛芳子在战争中的经历，但揭露了一些她曾做过的秘密任务。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村松梢风认为芳子的最终下场是通敌行为导致的。后来，国民政府确实也以相同的罪名处置了川岛芳子。 

村松梢风的代表作当属《残菊物语》，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说里，女仆阿德陪伴菊之助四处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着他走向艺术的巅峰，为了让他回归演艺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离开。1939年，著名导演沟口健二将其搬上银幕，大获成功。《残菊物语》此后又两次被改编成电影，这无疑是对小说原著的一大肯定。

1961年，村松梢风逝世。

柳永

柳永，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一字景庄。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后世也称之为柳屯田。福建崇安人，《历代诗余》及《词综》以为是福建乐安人。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柳永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成年之后，从家乡到汴京赴考，但曾几度在科场受阻《能改斋漫录》有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由于柳永在汴京的放浪生活，特别是他把这种生活尽情吐露于词中，因而触怒了以理学为门面的统治者，使得他一生都未受重用，只作得“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鹤冲天》)。从此，他便多次离开汴京去外地漫游，到过浙江、苏州、扬州、江淮、长安、成都、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湖南等地。直到景祐元年(1034)方登进士第，任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推官，此后又在浙江做了多年的地方小官。庆历三年(1043)改官著作郎入京，曾被仁宗召见，为太常博士。皇祐中，又迁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又因作《醉蓬莱》词有“太液波翻”句忤旨，被发落，而后流落不偶，不久便死于他乡，身葬北固山下。相传死后家无余财，群妓合金埋葬之。柳永的词，尽写都市繁华、旅途风光、男女恋情、娼妓悲欢，以及自己长期失意的郁闷、颓放和羁旅之哀，诸如《望海潮》、《迷仙引》、《雨霖铃》等。也有咏物、咏史和游仙等词篇。柳词曲折委婉，长于铺叙。融情入景，工于点染。语言活泼，不避俚俗。特别是在词体上，极大地推动了慢词的发展，使唐五代、特别是民间词中的慢词出现了质的变化。柳永开拓了宋词的题材范围，使词从贵族玩物一变而为市民文学。柳词与敦煌民间词的瓜葛是显而易见的。在词体和词风上的也独树一帜，使柳词风靡一时，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词对两宋名家词人均有影响，并影响到金元戏曲和后世小说。可以说，柳永是中国词坛上最负盛名的词家之一。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有《乐章集》传世。

东岭圆慈

东岭圆慈（1721～1792）滋贺佐佐木氏。九岁出家，参于白隐，辛炼苦修。罹重疾，自谓：‘虽已明宗趣，若如死去，何益于法门。’著《无尽灯论》呈于白隐云：‘此中如有可采，请以贻后，否则投于火中。’白隐见后云：‘可为后世点眼。’上京养病，返回白隐下，嗣其法。七十二岁寂。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伦理学的代表。生于伦敦的伊林，父亲是小职员。赫胥黎8岁上学，两年后因生活艰难而休学，10岁走上自学的道路。后来在强德勒医生的私人诊所里当助理医生。17岁时，获查令十字医院颁发的奖学金，在琼斯先生的帮助下，首次发表一篇关于生物学方面的论文。1846年，经伦敦大学医学院考试通过，赫胥黎进皇家海军斯拉医院当助理外科医生。以后，在院长的推荐下，他随“响尾蛇”号探险船出海进行科学考察。赫胥黎回国后，着手研究探险途中收集的资料，撰写了一篇《关于水母的解剖学》的文章，因此，获得了皇家奖章，并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并先后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政府直属矿业学校教师，皇家研究院的讲师。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震动了整个科学界，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赫胥黎旗帜鲜明地站在达尔文的一边，并且进一步提出“人、猿同祖论”。这一理论遭到牛津大主教的讥笑，但赫胥黎说，他并不觉得有一个猿猴的远祖是件丢人的事。他为捍卫进化论坚持斗争了25年之久。斯宾塞说：“赫胥黎不但热爱真理，而且还热爱一件更为稀有的东西——光明正大。”1885年，赫胥黎因年老体衰，辞掉了教授、渔业部视察官和皇家学会会长的职务，但仍然为捍卫进化论斗争不息。他被封为爵士，任命为剑桥大学科学院院长、法学荣誉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论我们对生物现象因果的认识》、《进化论与伦理学》、《论文全集》九卷。

“社会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赫胥黎十分推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是他不象有些生物学家那样不加哲学思考，直接把生物学的进化过程应用到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去。在他看来，生物进化过程本质上属于宇宙的进化过程，而宇宙进化过程与“园艺过程”或“社会进化过程”是相对抗的，宇宙过程通过变异，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而进化;社会过程则通过强化社会结合，制止内部生存斗争而进化。人类还没有从动物界中完全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同动物一样，不仅受大自然的绝对统治，而且受生物界“生存竞争”规律的无情支配。后来，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把自己与同类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对付来自自然界和动物界的威胁，于是，人类组织起家庭，建立起园地，进而构成了社会，并通过分配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生存资料的办法来制止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加强社会的结合，以对抗宇宙和改变宇宙过程，或者说通过建立小宇宙去对抗大宇宙。因此，社会的进化过程不同于宇宙或生物的进化过程，从而“生存竞争”就仅仅适应于自然界或生物界，而不适应于社会领域。

至于那些认为社会也通过“生存竞争”才能进化的人，其错误是由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意上含糊不清引起的。因为“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因此，人们就以为适者生存是最好的生存。事实上，在宇宙自然界，“最适应者”是赖有各种条件的，因此，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的半球要再冷却下去的话，那么，在植物界，最适应生存的东西，可能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适应生存的是苔藓和硅藻，以及诸如能够把白雪染上红色的微生物。”《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社会中的人，虽说一开始也受生存斗争的支配，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越来越小，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同上)可见，社会的进化过程具有伦理的性质。这是社会进化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区别所在。

“伦理的过程就是情感的进化”过程 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从无情的“生存竞争”走向社会结合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人类情感进化的过程。人类在开始的时候也象他们的祖先——猿类一样，对享乐贪得无厌，他们“自行其是”，为争取一点点生存资料而不顾一切。因此，在这个时候，人类生活基本上是残酷无情的。但是，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便异常强烈地发展着一种倾向，这便是人与人之间原始结合的情感。“社会发展每前进一步，都使人们和他们伙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也就增加了由同情心产生的快乐与痛苦的重要性。”这样，从人类社会原始结合的情感到“我们叫良心的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的同情心”，便完成了情感的进化过程，这个时候，“我们以自己的同情心去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以别人的同情心来判断我们自己的行为。”(第21页)于是，法律和道德便建立起来了。从此，人们的一切行为就能“自我约束”，而避免“自行其是”。社会一旦制止了“自行其是”或“生存竞争”，便能“创造比自然状态更为有利的条件，以促进公民的天赋能力在公益一致的情况下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因此，“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用其他科学工作中所采用的同样的观察、实验和推论的方法，去确定最有助于达到此项目的的行为方针。”(第30页)

反对个人主义 赫胥黎强调社会责任而反对个人主义。他说：“我们时代的狂热的个人主义企图把宇宙自然界同人类社会加以类比。”(第58页)他们试图把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让人们“忘记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自行其是”，这样做必然使人的情感退化，进而破坏社会的结合。因此，赫胥黎要求“每个得以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人，都不要忘记那些曾经艰苦创立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惠;并且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致削弱允许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组织”。(第58页)他一生都把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作为崇高的目标。他生前虽然地位显赫，但从不看重“贵人”，而瞧不起穷人。他说：“假如有教育机会的话，又有什么贫穷和地位卑贱的人们办不到的?至于不少的所谓的‘社会的精华’又会是什么货色呢……大家都知道，又有那么一些达官贵人，如果不是门第之类的社会势力把他们抬高了，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干着车夫、看守猎场的人或者台球桌上的服务员的工作而已。”为了实践他的这一理论，1870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物，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让贫穷人的子女享受免费教育。

赫胥黎的一生是宣扬进化论的一生，他把进化论思想引进社会领域，又严格区别生物进化过程与社会进化过程，反对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他用社会的结合去说明道德的起源，把情感的进化看作是社会结合逐渐强化的结果。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他毕竟不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及其规律，从而也不懂得道德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道德的阶级性。

查斯特菲尔德

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四世（4th Earl of Chesterfield，1694年9月22日—1773年3月24日），原名：Philip Dormer Stanhope，英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及文学家，出生于伦敦，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并游学欧洲大陆。1726年继承爵位，1728年出使荷兰，任驻荷兰大使，1745年任爱尔兰总督,1746~1748年身兼国务大臣等职位,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干。他风流倜傥，是英国讲究礼仪的典范，备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他与同时代的文学家波普、艾略特、爱迪生、斯威夫特等过往甚密。

曾就读于剑桥大学，此后游学欧洲大陆，并在巴黎居住过一段长时间，当时的法国在路易十四的治理下一片繁荣。查斯特菲尔德虽然仰慕法国的文化、教养与生活，但还是于1714年回到了英国，并开展其政治、外交生涯。1726年，他继承爵位，进入上议院。1728年出使荷兰，此后开始步入政坛，1745年任爱尔兰总督，1746—1748年间身兼英国国务大臣，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干，备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后来由于身体不佳，他开始慢慢退出政坛，并谢绝政府公爵的封位和退休金。1728~1732年间，查斯特菲尔德住在荷兰海牙，他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位女性。1732年，也就是查斯特菲尔德离开荷兰那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菲利普?史达纳布。当菲利普未满6岁时，查斯特菲尔德便开始给其儿子写信，他在这些书信中赞扬折衷与谨慎的美德，教育孩子如何保持果敢而有礼的举止。这种标准对一个外交家而言是极为合适的，对其他任何一个想在社会出人头地的人也极为合适。这些书信后来结集出版，没想到此书问世后，在英国上流社会广为流传，被誉为是一本“绅士教育的教科书”，并成为一本世界名著。英国著名词典编纂家约翰逊博士对本书也大加赞赏。

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 (Philip Dormer Stanhope) 于1773年3月24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切斯特菲尔德庄园，他的伦敦别墅中去世。他的教子和收养继承人后来成为了第五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勋爵。

殷夫

殷夫（1910年6月11日-1931年2月7日），原名徐柏庭，学名徐祖华，别名徐白，笔名任夫、殷夫、殷孚、白莽、莎洛、莎菲、Ivan等。1910年6月11日(清宣统二年五月初五)出生于浙江象山东乡大徐村。父亲是个医生。殷夫幼年在乡间读私塾，1921年初进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次年父亲病故，由慈母抚育。殷夫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

1924年初，殷夫从杭州赴外地求学。1925年8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他十四五岁时开始写诗，现在留存的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就是1924—1925年写的。这组小诗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

1926年7月，殷夫越级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这时开始同革命运动发生了关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囚禁三月，几被枪决。后由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的大哥徐培根保释出狱。这次入狱对他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教育。他在狱中所作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员的告密，敌人的搜查，押送去牢狱途中的经过，以及诗人的思潮起伏，表现出少年殷夫立场坚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高尚的品质。殷夫出狱后，徐培根把他软禁在身边。但殷夫仍坚持学习社会科学，阅读革命文艺书刊，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后殷夫回象山家乡。现有《人间》和《呵，我爱的》两首诗即作于此时。

1927年9月，殷夫想考大学，因曾被捕入狱，没有中学文凭，得女友盛淑真(后改名孰真)的帮助，通过她的同学向浙江上虞人徐文雄借到一张中学文凭，殷夫就顶用了徐文雄的姓名，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有一段时间，殷夫和革命组织失去了联系，尔后才重新接上关系，继续投入革命工作。殷夫在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读书时，刻苦学习，半年以后，即能从事德文翻译。1928年2月，殷夫用徐文雄署名写信给创造社的刊物《文化批判》，对该刊一月号上彭康《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的译文，提出商榷的意见。

殷夫还经常留心阅读《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太阳月刊》等进步刊物。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后不几天，他就投寄一束诗稿给该刊编辑部。这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第四期上的长诗《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得到了著名左翼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蒋光慈和著名文艺评论家钱杏邨(阿英)的赏识。随即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

1928年秋季，殷夫再次被捕，不久，由他的大嫂托人保释出狱。殷夫出狱后回到象山县城家中。1929年初，殷夫潜离家乡，来到上海，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流浪生活，同党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从此离开了学校，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成为一个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写下《血字》组诗和《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一类被誉为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战歌。

1929年上半年，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投寄抒情诗篇，开始同鲁迅发生联系，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培养和帮助。从1929年6月到1931年1月，有关殷夫的记载见于鲁迅日记的，有十八次之多。1929年6月16日的《鲁迅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白莽的名字：“下午复白莽信。”鲁迅这次复信是因为殷夫从德文译出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彼得斐(今译裴多菲)传》，投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鲁迅发信索取德文原文，以备核校，由于原文是载在《彼得斐诗集》里面的，因邮寄不便，殷夫就亲自送到鲁迅那里。这就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的第一次记殷夫来访的事。

鲁迅收到殷夫翻译的《彼得斐传》后，又写信建议他配合传记，再译十来篇彼得斐的诗，一同发表。他特地托柔石转给白莽一信并《彼得斐集》两本。不久，殷夫译了几首诗，亲自送交鲁迅;鲁迅为了校阅译文，将殷夫送来的那本德文《彼得斐诗集》留下，而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买来留在身边的两本德文版《彼得斐诗集》相赠，托柔石亲自送去。殷夫用白莽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奔流》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抒情诗四首，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译文《彼得斐·山陀尔行状》一篇和彼得斐·山陀尔译诗九首。

同年7月间，殷夫在上海丝厂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遭到了毒打，在囚禁了一段时间后被释放。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和《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殷夫第三次被捕事，曾有记叙。殷夫当时因为衣物都被没收，没有长衫，而又要穿长衫，便从朋友那里借来棉袍，在大热天穿着它，汗流满面地去看访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并给以资助。

这次出狱后，殷夫很快恢复了工作，专门从事青年反帝大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同年冬，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从1929年末到1930年秋冬之间，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工作。直到1931年春他被捕牺牲前，他在党刊《红旗》、团刊《列宁青年》、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上写了不少政治论文，还自学俄文翻译政论文章。著译涉及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青年工人运动、少年先锋队工作、文化工作，以及党内的路线斗争等等方面。这一时期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二十八篇作品，其中政治论文等二十一篇，文艺作品七篇。在《摩登青年》上发表政治论文两篇、诗两首。在党刊《红旗》上用徐白署名发表《拥护苏维埃运动中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和《扩大共产主义的儿童运动》两文。此外，在1930年10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十八期上还写过《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的政治论文。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为“左联”的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和李一氓编的《巴尔底山》等写了不少红色鼓动诗和一些散文、随笔，成为“左联”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殷夫由于处在斗争第一线，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连。这一时期的诗，集中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中国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基地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党的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伟大气概。炽热的战斗情绪，高昂的旋律，构成了殷夫红色鼓动诗的特色。这些诗，正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评论的，它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还写过一些散文、速写、传记、剧本等。这些作品的成就不如他的红色鼓动诗篇，但也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变化。发表在1930年5月《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向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哥哥，公开宣告决裂的宣言书，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1931年1月17—21日，林育南、李求实(即李伟森)、何孟雄等二十几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叛徒出卖，分别在东方旅社等处被捕，其中包括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四位“左联”青年作家在内。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2月7日深夜，殷夫同这些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年仅二十一岁。

二十几位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立即向全世界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界，用中、英、日等几种文字发布了对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书。“左联”专门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烈士和早一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宗晖烈士的肖像、传略和有关的作品等。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阿英写了《殷夫小传》。两年以后，鲁迅又为纪念殷夫、柔石等“左联”烈士的牺牲，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越三年，鲁迅又特为殷夫的诗集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和《续记》。

殷夫的政治论文和其他作品散见于《列宁青年》、《红旗》等秘密刊物和《太阳月刊》、《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和《摩登青年》等公开刊物，生前都未能结集出版。据阿英《殷夫小传》所列，殷夫著译计有：(一)《孩儿塔》(诗集)，1930年初殷夫自编;(二)《伏尔加的黑浪》(诗集)，1929年;(三)《一百零七个》(诗集)，1930年;(四)《诗集》(包括译诗)，1928—1930年;(五)《小母亲》(小说、随笔、戏曲集)，1928—1930年;(六)《苏联的农民》(翻译)，1928年;(七)《苏联的少年先锋队》(翻译)，1930年;(八)《列宁论恋爱》(翻译)，1930年。其中除《孩儿塔》原稿幸由鲁迅保存下来外，其他七种迄今未有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有《殷夫选集》(1951年7月，开明书店)、《殷夫诗文选集》(195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殷夫选集》(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孩儿塔》(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仅收原集六十五首诗中的二十七首)。

向田邦子

向田邦子（1929年11月28日—1981年8月22日），为日本著名编剧、随笔家、小说家，昭和四年出生于东京都世田谷区若林，成长于一个极普通而平稳的中等市民之家。其父是个特别耿直敬业的职员，其母则是典型的逆来顺受的传统日本女性。就职于保险公司的父亲因工作调动令全家搬迁转徙于不同城市，向田邦子的小学生涯就是在辗转中度过。后毕业于黑木高女（现黑木高校）实践专门女子学校国文科，毕业后，在一家电影杂志社做编辑，1958年起写收音机和电视剧的剧本，其作品以别具特色的笔风和对逝去的旧时代的感怀为主要特征，1964以电视剧本《七个孙子》名声大噪，之后，写了《日本萝卜的花》（1970年），《寺内贯太郎一家》（1974年），《宛若阿修罗》（1979年），《あ・うん》（1980年）等，并有《邻家的女人》（1981年）使其成为了收视率最高的剧本作家，向田邦子创作数量极多，电视剧本有1000余部，收音机作品更是达10000之多，以绝妙的对白，巧妙的构思被称呼为″向田电视剧"，建立了强盛的家庭剧的基础。同时，PR杂志连载了描写明治时期出生的父亲像的小品文《父亲的道歉的信》。1980年因写了感性短篇《花的名字》《水獭》《狗窝》(《回忆扑克》所收)即荣获日本文坛最高荣誉的第83次直木奖。她因为基于敏锐的人性观察和描写得到了极高的评价。1981年8月22日，随笔集取材至台湾旅行，搭乘远东航空103号班机（波音737）自台北松山机场至高雄国际机场时，因空难而丧生，享寿52岁，该空难为三义空难。身亡后葬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灵园，法号“芳章院释清邦”。

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年7月24日—1870年12月5日），人称大仲马，法国作家。生于巴黎郊区维莱科特雷县城。父亲是共和国将领。后因反对拿破仑远征埃及而失宠。大仲马从小就具有叛逆性格,追求平等。成人以后憎恨君主专横,反对波旁复辟王朝。所以,他先后参加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曾两次长期流亡海外。晚年,他还去意大利帮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作战。大仲马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雨,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几年小学,全靠自己利用空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并且一有机会就泡在剧院里看戏,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他于1825年开始戏剧创作,并加入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40年代开始写小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作品多达300余卷,其中小说上百部。1829年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他的浪漫主义历史剧《昂利第三及其宫廷》,大获成功。该剧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的原则,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接着又写出了《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后者使巴黎剧坛大为震惊。从30年代中期起,他以真实的历史为背景,创作了许多内容奇特、情节曲折生动的历史惊险小说。其中著名的有《基度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前者写水手邓蒂斯报恩复仇的故事，后者写法国首相黎世留和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个人之间的仇恨以及黎世留和王后之间的明争暗斗,着力描写达塔尼昂和他三个好友的冒险经历。情节极其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创作手法上,大仲马不作复杂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言语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富于传奇色彩。这部小说问世后,大仲马立刻成为法国最受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