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中平

严中平（1909年7月15日－1991年1月24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江苏涟水人,曾用笔名晦明。他以杰出的学术成就、高尚的思想品质、鲜明的立场、严谨的学风蜚声中外。他的研究实践和科研组织工作,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阶段,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中平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之后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为研究生,1938年后任该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7年秋,他接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赴英进修。1950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该所改为经济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长,兼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1978年改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负责人。1978～1982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任。1982年后被聘为经济研究所顾问。1983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他历任第三、第四、第五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经济组副组长。他还担任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顾问、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等职。

严中平相信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当年他正是为了掌握有关社会发展基础的知识和理论而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的。他不满当时大学讲堂上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因而努力自学《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以后的研究实践中,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历史。50年代初,他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曾致力于翻译马克思的论著,有多篇论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书中。

严中平一生执着追求真理,从1936年起直至1991年因病逝世,孜孜于科学研究工作达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科研成果。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完成一部30万字的专著,题为《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这部专著于1942年获第一届“杨铨纪念奖金”,1943年正式出版。撰写此书时他还没有机会看到毛泽东等人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有关论述,但他经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细致分析和独立思考,作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不能顺利发展的结论,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这部著作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视。该书以后又经过修订更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于1955年出版发行,1961年被高教部列为高等院校政经专业指定参考书;1966年,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名为《中国近代产业发达史》)在东京出版。

严中平认为,研究中国产业发展史,既要研究大机器工业发生发展特点,又要研究传统手工业的发展轨迹。于是他又选择了云南铜矿这一中国手工矿业重要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写成《清代云南铜政考》一书,于1948年出版。该书内容涉及到清代200余年间滇铜开采的兴衰始末、组织形式、生产技术、运输、采买、铜价、厂欠,以及有关制钱鼓铸等问题,书中证明清代云南铜矿业的生产组织尚非工场手工业。

1958年,严中平应东德科学院院士J.Kuczinski的邀请,合作写成《上海棉纺织工人状况》一书,于1964年在柏林出版(尚无中文版)。这项工作实际上是他关于棉纺织史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严中平一向反对轻视资料的倾向,蔑视教条主义的空论学风。他认为,要想写出好论文,只有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大量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因此他提出了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工作程序。针对5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缺乏资料的状况,他组织经济研究所的同志先编了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接着编辑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先后出版了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和航运等方面的资料。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政治形势变化使得这项工作未能继续下去,但已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基本的资料,同时也倡导了重视资料的踏实严谨的学风,对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为编辑这套资料丛刊和推动清代“巴县档案”、陕西长盛和商店账册、安徽屯溪资料及其他资料的整理工作,他付出了大量劳动。他曾于1956年发表《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一文,为后人编辑经济史资料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经验。

为了促进新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严中平在学术界多次强调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并组织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力量。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出发,于1956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一文,指出经济史研究的落后状况将阻碍其他研究的前进。其后,他还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呼吁要重视经济史研究。他还积极参加领导1956年全国12年科学规划关于经济史研究及资料规划的制定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以后的发展作出了带头人的贡献。

1961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严中平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经济史专家,编写大型学术专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通过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对中国进行间接政治统治;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的操纵把一个统一的中国变为军阀割据的混乱天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归根结底,为的是从经济上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他认为,从事经济史研究,必须时刻记住政治暴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经济现象不能单纯用经济规律来说明。根据这一总的线索,他提出,19世纪40～60年代中国历史的突出特点是西方入侵者凭仗条约、政治声势和炮舰威力对中国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这种暴力掠夺具有为所欲为的随意性和伤天害理的残酷性;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100多年的经济侵略无不具有暴力掠夺性,但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侵略也随之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在19世纪70～90年代,帝国主义主要通过攘夺中国进出口商品的领导地位进行侵略。为此,他们把势力深入到交通运输、保险、仓库、商品购销和金融周转等各个方面,培养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形成一套买办资本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和一整套控制商品流通渠道的完整体系;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它们在继续把持中国进出口商品市场领导地位的同时,更深入到中国的生产和财政领域,全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的这些论点,是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具体地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一书中。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这本1700多页的巨著,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荣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吴玉章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发奖会发言中评价这部著作“是解放以后40年来我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代表了已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刘国光认为这部著作既是一本科学著作,又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其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2)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结合;(3)史论结合,实事求是;(4)全书结构严谨,分析细腻,文字流畅。严中平主编的这部著作,标志着中国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严中平还在鸦片战争史和老殖民主义史的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在英国收集了关于鸦片战争的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并先后发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等数篇论文。他的《老殖民主义史话选》一书,对老殖民主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们对美、亚、非三大洲土著居民的杀戮和迫害,罪行累累,令人发指,不应作丝毫肯定。

严中平在科研方法论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了《关于选择研究题目》、《关于发现问题和分析研究》、《规律性判断研究和价值性研究》等论文,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们举办了有关科学研究方法的系列讲座,并写成《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学科性质、治学作风、选题、积累资料、分析方法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老专家们的经验。他强调要扩大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要多作比较,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出新材料、运用新方法)。他的这些著述,价值已经大大超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并为培养年轻一代研究人才提供了极好的教材。

1991年1月24日，严中平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吕柟

吕柟[nán](1479-1542),陕西高陵人,字仲木,号泾野,学者尊之为泾野先生,是明朝中叶与王阳明、王廷相等齐名的关中大儒,时称“一代硕儒”、“当世伟人”,名重天下。作为儒者中的一员,吕柟以尧、舜、周、孔、颜、曾、思、孟、周、张、程、朱为儒学道统,自觉承担起弘扬儒学的使命。吕柟又有着“张载关学”这一特殊的地域儒学渊源,他继承了关学“以气为本”、“躬行礼教”的主旨,以及践履笃实、浑厚大气的地域学风,成为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吕柟从张载关学出发,对当时官方正统的程朱理学、新兴的王阳明良知学进行了修正与扶救。

西安西北，泾水北岸，有个高陵县。此县原是为侍奉汉高祖刘邦的陵墓而设的陵邑，汉时便极繁荣。高陵县有个叫吕溥的，号“渭阳”。明宪宗朱见深坐天下的成化十七年(1481)，吕溥喜得贵子，取名曰“柟”。后来，吕柟自号泾野，学者尊称“泾野先生”。

吕柟自幼聪明过人，好学上进，拜名儒薛敬之、孙昂等为师，研习儒经。

薛敬之是渭南(今属陕西)人。渭南毗邻高陵，处其东南。薛敬之著作等身，是闻名海内的大儒。在他的影响下，吕柟爱上了儒经，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他的言行举止也逐渐纳入儒家规范，不妄语，不苟交，克己修行，礼敬他人。他整日居处于一座小矮屋里，正襟危坐，诵读儒经，即使是炎暑时节，他也衣冠整齐，一丝不苟。不久，他入正学书院，与群儒研讨儒学，这使他的儒学造诣更进一步。

有熊、李两姓官宦人家，久仰吕柟的才学，延请他为塾师，教导子弟。吕柟推辞，但熊、李两家一再相邀，吕柟只好应允。开馆不久，吕柟闻悉老父罹病，不待告知熊、李两家，便徒步奔高陵老家而去。熊、李两家获悉，遂遣人追赶，送他马匹，但没追上。事后，吕柟讲：“老父卧病在床，哪有心思等着骑马呢?”

父病愈，吕柟建“云槐精舍”，聚徒讲学。熊、李两家也遣子来学。

弘治十四年(1501)，吕柟乡试中举。

翌年，他赴京会试，落第，与三原(今属陕西)马理、秦伟，榆次(今属陕西)寇天叙，安阳(今属河南)崔铣、张士隆等讲学于宝邛寺，相约曰：“文必载道，言行一致。不以学业谋取名利，不畏艰难善始善终。”吕柟与马理等日孜孜惟以修身养性、研习儒经为事。吕柟让弟弟吕栖拜马理为师，其入学仪式被京师士大夫传为模式。

吕柟的同乡高朝用在京为宦，对翰林院检讨官王敬夫说：“我乡有个颜子一样的人，先生知道吗?”王敬夫道：“难道是吕仲木吗?”高朝用点头称是。仲木是吕柟的字。于是，王敬夫结交吕柟，成为挚友。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七日，孝宗朱祐樘驾崩，吕柟与国子监的学生一同入宫拜祭。众学生遥望孝宗灵柩，一个个大声干号，以示悲哀;吕柟声出泪下，悲痛万分。众人都讥斥他迂腐。不久，他的恩师孙昂病死于京，遗孤不在身边，吕柟便代行子礼。来吊唁的问他：“这样做合乎礼吗?”吕柟道：“是的。按照礼，死者无子，他邻人的儿子可代行子礼，况且孙公还是我的恩师呢!”孙昂归葬高陵，吕柟穿着丧服，宿灵堂下3日，哭而襄理丧事。礼毕，入“云槐精舍”讲学，慕名来求学的日众。

正德三年(1508)二月，吕柟参加会试。初九、十二、十五日3场考试下来，他榜上有名，名列第六名。三月十五日殿试，他的卷子被担任评卷的“读卷大臣”相中，置于榜首，送呈当朝天子武宗裁决。武宗钦准，在卷首朱书“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

新科状元的名字一公布，凡了解吕柟的都说：“今科得了个真才实学的状元。”亲朋好友纷纷来恭贺，刘瑾也来致贺。此人里籍兴平(今属陕西)，距高陵不远，汉武帝的茂陵就在此县。故刘瑾与吕柟算是陕西同乡。刘瑾为人狡诈、凶残，年少时自阉入宫，被孝宗皇帝派去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孝宗病死，朱厚照即位，刘瑾大受信用，遂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朝臣无不侧目。吕柟素鄙夷刘瑾，虽知他是个灼手可热的人物，也绝不屑于与之结交，即使是寒暄几句，也觉得丑莫大焉。闻悉刘瑾来贺，他毅然将这位权宦拒之门外。刘瑾自讨没趣，丢了脸面，衔恨而去。

按惯例，吕柟中状元后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初入仕途，他更加克己修行。每逢拿到俸禄，都要先买祭品祀祖先。父母托人送来书信，对使者一拜再拜，才接过书信，回去跪读。在翰林院中，编修何瑭恪守礼教，不为流俗所喜。吕柟极推重何瑭之为人，整日与他切磋学问，结为莫逆之交。

当朝天子武宗是个昏君，整日游玩嬉戏，不理朝政。刘瑾乘机弄权，为非作歹。吕柟上疏，建议开设经筵，要武宗与大臣讲习儒经，并力请武宗亲政。疏入，武宗置之不理，刘瑾却大为光火，因为要武宗亲政，就是要夺他刘瑾的权。他早就对吕柟怀恨在心，发誓要新仇旧恨一起算。

吕柟见状，遂上疏辞官。何瑭也引退。

不久，武宗皇帝也难以容忍刘瑾擅权了，正德五年(1510)四月，刘瑾被贬谪凤阳，寻即被处以磔刑，即肢解。刘瑾死后，若干与他往来的大臣被牵扯进去。吕柟拒绝与刘瑾交往，众人都佩服他有先见之明。

吕柟在家，杜门谢客，潜心研习儒学。大臣们纷纷上疏，说吕柟曾抗拒逆贼刘瑾，不仅有远见卓识，且气节可嘉，应召回京师，委以重任。正德七年(1512)，吕柟官复原职，再入翰林院为修撰。入翰林院不久，他便上疏劝学道：“元顺帝废止学业，纵欲嬉戏，广建楼台苑圃，朝政腐败，故我太祖能取而代之。对此，作为国君能不深以为念吗?”有人告诉吕柟：“以元顺帝为喻，太直了些。”吕柟道：“贾山借暴秦为喻，汉文帝尚能采纳;皇上远比汉文帝贤明，我还不能做个贾山吗?”疏入，荒淫的武宗居然为吕柟的诚直所感动，称赞吕柟忠心耿耿。

吕柟大为亢奋，认为武宗尚可救药，遂再上疏，提出6条建议：

第一，请皇上每天都临朝听政，亲理政事。

第二，早立储君，以安人心。

第三，虔诚地以时祭祀天地先祖。

第四，每日朝见两宫太后，共享天伦之乐。

第五，遣去义子、番僧等人，让他们各守本业。

第六，派到各地镇守的宦官大多贪赃枉法，应召回另行安排。

疏入，武宗置之不理，仍自行其事，纵情淫乐。

吕柟这才明白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荒淫的武宗是不可救药了。于是，他以身体有病为借口，上疏辞官。武宗马上诏准，官复原职仅数月的吕柟再次引退。崔铣闻讯，叹道：“古时有不畏权势，昂首进退，不失其道的。今天，我在吕仲木身上见到了这种人的遗风。”吕柟回到故乡，在村东门外修筑一所房舍，号曰“东郭别墅”。四方学者闻知，纷纷而来，拜师受业。

老父罹病卧床，吕柟悉心侍奉，昼夜衣不解带，不离左右;走动时脚步尽量放轻，履地无声，惟恐惊扰了老父。一年如一日，从未懈怠。他的须发全白了，弱不禁风。老父终于不治，撒手人寰，吕柟痛不欲生。葬了老父后，他在墓侧搭了一间茅庐，为老父行丧，旦夕焚香祭奠，每祭无不凄然泪下。门生弟子大受感动，都庐于墓侧，随吕柟而居。吕柟与他们讲论古今丧礼。

服除，吕柟复讲学于东郭别墅，远方来学者日多，别墅不能容，吕柟于别墅旁筑“东林书屋”安置他们。

镇守长安的一个姓廖的宦官遣人给吕柟送来猪肉、白米，让吕柟进补一下身子，吕柟拒绝。廖氏向来狂妄，对吕柟却极畏服，告诫他的属吏说：“路过高陵切勿骚扰，吕公住在那里。”

有个客人拿着金子登门，要求师从吕柟，入居别墅或书屋。吕柟谢绝，笑曰：“人心有如青天白日，先生怎么视以鸟兽?”那人羞愧汗颜，谎言：“我只不过是想试试先生清廉与否罢了。”

东郭别墅和东林书屋门庭肃然。

正德十六年(1521)，荒淫无度的武宗终因纵欲过度而死。武宗无子嗣，他的堂弟朱厚熜入嗣大统，年号“嘉靖”，是为世宗。

吕柟应诏入京，官复原职，再入翰林院为修撰。

朝鲜国王遣使来华，上疏世宗，道：“状元吕柟、主事马理实乃中国人才第一，朝廷应加厚遇。请颁赐他们的文章，鄙国将奉为楷模。”其受外国仰慕如此。

嘉靖二年(1523)二月，3年一次的礼部会试如期举行，吕柟奉诏出任考官。二月十五日考策论，题目是关于“道学”的，要举子们就当时流行的“道学”阐述自己的看法。以“道学”为题，是此次会试的主考官秉承某位权臣的旨意而拟定的，矛头直指“道学”大师王守仁。王守仁是余姚(今属浙江)人，人称“阳明先生”。他承继了南宋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并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心外无物，一切都存在于人的心中。他的思想说教，在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启发人们的心智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故“王氏心学”大为盛行，席卷整个思想界。但有些权贵不喜欢他的说教，他们当中的一位指使此科会试的主考官以“道学”为题，诱导举人们指斥王守仁的“心学”，他们便可以此为口实来中伤王守仁。果然，一举人在试卷上倡言，将宗陆九渊“心学”者斩首，焚毁他们的书籍，极合题意。他的其他科目也考得很好。考官们评卷，准备录取此人，而吕柟道：“观此人今日迎合主考官，他日必迎合权势!”多数考官以为然，遂黜落此人。

不久，吕柟上疏世宗，道：“学贵在力行。克己修行，上合天意;亲贤远谗，下通民心。天下中兴，成就太平大业，实在于此。”世宗皇帝置之不理。

世宗乃武宗堂弟，他即位后要追封父亲朱祐杬、母亲蒋氏为皇帝、皇后。按封建礼法，世宗乃武宗的皇嗣，不应再追封生父生母。吕柟上疏，反对追封，言辞切直。世宗皇帝大怒，把他投进大牢。吕柟的耿直使众人大为敬佩，称赞他为“直铁汉”。不久，刑部宣判，吕柟被贬为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通判——解州的副长官。

吕柟从北京南下，去解州就职。路经上党(今山西长治)，隐士仇栏兄弟闻悉，遮道问学。仇家有个工匠，名叫张提，在一边做活，旁听了吕柟的讲解，大喜，扔下工具奔过来，跪在地上，向吕柟讨教。吕柟给他讲了一通仁义道德，张提大为感悟。他曾拿了别人一块木头做界方，听完吕柟的讲解，连忙把人家的木头物归原主。仇家兄弟感叹不已，吕柟也很感动，赋诗云：“岂有征夫能过化，雄山村里似光时。”

吕柟至解州，知州一职空缺，奉命以通判摄行知州。赈济孤寡，裁减杂役，劝民农桑，兴修水利。解州士人极重科举，汲汲于功名，他们把攻读儒经视为登科的手段。吕柟寻思：“若他们知道金榜题名和攻读儒经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学以干禄的想法就会少一些，而以济世救民为己任。”遂于崇宁宫讲学，教诲士子。解州士人纷纷投奔吕柟门下，其他州县的士人也不远千里而至。来学的人不断增多，崇宁宫不能容，遂建“解梁书院”以安置他们。吕柟大力推行蓝田(今属陕西)名儒吕大钧等人制订的《吕氏乡约》，以德化民孝廉节义，旌表乡间;访求孔子弟子子夏的后裔，为司马光建造祠堂，编订关羽的文集《云长集》，整修伯夷、叔齐的坟墓。

吕柟在解州任职3年，教化大行，治绩卓著。

嘉靖六年(1527)，世宗下诏调吕柟去南京，任吏部考工郎中。考工郎中为吏部第二司“考功清吏司”的长官，掌官吏考课、黜陟，职权颇重。吕柟躬亲案牍，克尽职守。兵部侍郎王浚川上疏，盛赞吕柟为人淳厚，学问渊博，可堪大任。世宗下诏，擢为南京尚宝卿。尚宝卿乃尚宝司的长官，掌管宝玺、符牌、印章。不久，吕柟又升任司宗庙礼仪的南京太常寺的副长官——太常少卿。

吕柟虽在衙门任职，职位也很高，但仍利用闲暇时光讲学。闻风来学者，前后达数千人。仇栏也不远数千里，从上党来南京受业。吕柟学问虽高，但仍谦逊地向增城(今属广东)人湛若水求教，日与郭守益等切磋。吕柟的学问更为精进。

嘉靖十四年(1535)，吕柟出任南京国子监的最高长官——祭酒。

他在国子监，以师道自任，除了法定的讲学外，时常教习学生。曾取《仪礼》诸篇，让学生按图肆习，揖让周旋，孝廉者，题榜褒扬;谁家有丧事，他去吊唁，送钱助丧;学生有病，他去问候，延医诊治;上疏奏请减少俸禄，擢用淹滞，杜绝请托;整饬、修订国子监监规。在他的治理下，南京国子监一派兴旺景象，缙绅多执弟子礼从学。人人称他为“真祭酒”。

大臣张景上疏荐举吕柟，说他德行、才学俱优，是海内硕儒、当代师表。世宗下诏，擢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东南学者听说吕柟出任职司科举、学校的礼部第二副长官，欢呼雀跃。吕柟于礼部南院开讲堂，学者闻风而至。世宗诏令他署理南京吏部事务，他上疏荐举何塘、穆孔晖、徐阶、唐顺之等20余人。嘉靖十七年(1538)正月初一，吕柟入京师朝贺，有人诋毁湛若水的学说是伪学，吕柟对宰臣说：“圣皇在上，贤相辅政，岂可使大明有学禁之举?”湛若水遂得开脱。

但是，他自己却因诚直宽容而得罪了当朝首辅夏言。

夏言是贵溪(今属江西)人，能言善辩，不肯屈人。他与南海(今广东广州)人霍韬有隙。吕柟出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时，霍韬为南京礼部尚书，而夏言时为礼部尚书，二人官衔虽同，但南京礼部尚书有职无权。霍韬多次向吕柟诋毁夏言，吕柟道：“大臣之间，宜当和睦。谁人有错，规劝是可以的，背后骂人有失体统。”霍韬疑心吕柟党附夏言，遂仇之。及吕柟入京朝贺，夏言已是内阁首辅，见了吕柟，他数落霍韬的不是，吕柟毅然道：“霍君心胸虽狭小一些，但不失为天下之才士。公为宰臣柄国，应为国惜才。”夏言斜了吕柟一眼，心想此人原是向着霍韬的，遂像憎恨霍韬一样仇视吕柟。

吕柟见状，也不辩白，上疏辞官，回到了老家高陵，潜心讲学、著述。4年后，即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病卒，享年六十有四。高陵人罢市3天致哀;四方门人闻讯，无不设灵位拜祭;当地官员奏白世宗，世宗皇帝也辍朝1日。

儒学发展到宋朝，嬗变为“理学”，或称“道学”，有时也仍称“儒学”。“理学”讲论人性与天道，在这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门派。创自北宋时人张载的“关学”是“理学”最重要的门派之一，以倡言礼教、注重礼仪而独树一帜。

吕柟是“关学”的衣钵传人，《明史》把他列入《儒林传》，明人冯从吾著《关学编》，收录“关学”大师37人，呂柟是其中之一。

吕柟著作等身，有《四书因问》、《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篇外篇》、《宋四子抄释》、《史馆献纳》、《南省奏稿》、《诗乐图谱》、《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高陵志》、《解州志》、《泾野文集》、《泾野别集》等多种，极大地丰富了“关学”。时人说，从“关学”始祖张载以后，“关学”中最杰出的人物便是吕柟。

吕柟继扬了“关学”重礼的传统，冯从吾《关学编·泾野吕先生》说他的思想“一准于礼”。他讷于言而力于行，强调躬行践履，反对夸夸其谈;他举止端庄，不苟言笑，但对人又极为热诚，使人敬畏而又感到和蔼可亲;他谦逊好学，不耻下问;对门生弟子循循善诱，不厌其烦，他的门生弟子遍天下，有名的有吕潜、张节、李挺等人。

明穆宗隆庆(1567～1527)初年，诏赠吕柟礼部尚书，谥号“文简”。神宗、思宗时，大臣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璟等先后上疏，请以吕柟从祀孔子庙，未及行而明亡。

浅田宗伯

浅田宗伯(1815～1894)，本名浅田惟常，因号粟园，又称栗园浅田。日本德川幕府末期至明治初年的汉医学家。幕府授以法眼称号，明治时代任东宫待医。他是博采众方，除古方和后世方外还应用了民间奇方，创出了自家独特的所谓浅田流医术。但也有人批判浅田流医术是经验主义的。他著有《伤寒论识》、《勿误方函口诀》、《橘窓书影》、《古方药议》、《脉法私言》、《杂病论识》、《皇国名医传》、《先哲医话》等。明治初期，在压制汉方医学的国策运动中，浅田宗伯和山田业广、森立之等人组织温知社(1879年)，发动了保存汉医的运动。1881年社长山田业广死后，浅田继任第二任社长。汉医保存运动于1882～1883年达到高潮，以后逐渐衰退。浅田宗伯死后的第二年(1895)，日本国会否决了汉医界提出的保存方案，汉医保存运动遂以失败告终。

魏裔介

魏裔介(1616-1686年)，清初著名理学家,清大臣。

清顺治、康熙时期，名臣魏裔介、魏象枢并立于朝廷，被时人称之为“二魏”。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宗室昭?在《啸亭续录》中对两人作了比较，认为前者政绩要远胜于后者。又有人讲，自北宋欧阳修以后至清，魏裔介是唯一的由谏臣升任宰相之人(欧阳修曾任知谏院，后任参政知事，即副相)。

魏裔介，字石生，号贞庵，一号昆林，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直隶柏乡(今河北柏乡)人。其祖父魏纯粹先后任过知县、监察御史。父亲魏柏祥在明天启元年被考授县令，但未就任。魏裔介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因生性颖悟，很魏裔介得父亲的钟爱。从八岁起他习读诗书，先后从师于张从野、陈孔昭等人。

明朝末年，风云变幻，局势动荡。对此，步入成年的魏裔介深有体会。明崇祯七年(1637)，柏乡受到农民军的威胁，魏裔介和父亲率众守城，并悬赏募求敢死之人，使柏乡暂时得以保全。几年后，眼见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燃愈烈，大明的统治摇摇欲坠，魏裔介曾题诗于壁间，掷笔叹息不已。崇祯十五年(1642)，他在科举道路上有所成就，考中了举人。不过，这并未冲淡他忧虑的心情。他深感百姓困苦已极，于次年将自己的一些政治见解拟成疏章，托人转送于朝廷，力求为挽回明朝的危势尽些力。在疏章中，他提出朝廷应普遍蠲免百姓积欠的赋税，收拾人心;要着力清理卫所、选将练兵等等。有的大臣对他讲：“这些计策虽好，但眼下恐怕不能付诸实施，你不如韬光养晦，等待时局的变化。”魏裔介接受了这番话，遂不再抛头露面，终日在柏乡西山的桃源洞与书籍为伴，讲论经术世务，研讨明体达用之学。

外界形势的变化仍牵动着魏裔介的心。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明朝统治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山海关外的清军又涌进了关内，征战南北，并迁都于北京。为了在中原站稳脚根，清朝方面执行了优待汉族降官的政策，频频征辟故明士绅。这时，魏裔介对政治风云的走向觉得有些把握不定，没有匆忙出山仕清。两年后，他疑虑全消，进京参加了会试，得中进士，入选为庶吉士。当年，他兴奋地受到了钦赐的名画十余轴，其中包括宋徽宗的《鹰关九思竹》。第二年，他授职为工科给事中。

其时，顺治帝福临尚在幼年，一直未接受系统的教育，对汉文尤为陌生。魏裔介觉得这样不妥当。顺治五年(1648)二月，他上疏希望顺治能够少而勤学，及时地举行经筵日讲，由博学明经之士进讲儒家典籍，从中领悟治国安邦的道理。他又提出：燕赵的民众椎牛裹粮，首先归命于清，那里如同汉高祖的关中、汉光武帝的河内。如今，天下初定，官府屡屡奉诏蠲免赋税，但畿辅一带并未得到什么实惠。应切责有关行政官员，务必要取信于民。这一年，魏裔介还出任了乡试的主考官。顺治六年(1649)，魏裔介转任吏科给事中，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又解职回乡守制。顺治九年，丧期已毕，他重新担任了原官。在吏科给事中的位置上，魏裔介呆了两年左右。其间他积极言政，在典制、用人、赈灾、农政等方面均有所指陈。

顺治帝福临于顺治八年(1651)宣告亲政。从此，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便挑起了治理偌大一个国家的担子。魏裔介递上疏章，向顺治指出了天下未定、民不聊生、吏治堪忧的状况，请顺治勤于朝政，召对群臣，虚心咨访，由部院科道诸臣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记注，以求救时之实。顺治引以为然。不过，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和汲取历代治国之道，顺治也希望尽量多抽出时间读书。亲政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要视朝，听取文武官员奏事，自然无法保证读书的时间。魏裔介接着又提出了一月三朝的建议，请将常朝定在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顺治立行其说，定下了逢五视朝之制。

“逃人”是清初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谓“逃人”，即是指从满族王公贵族、八旗兵丁的各种庄屯中逃亡的庄丁。这些庄屯中推行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不堪欺榨的庄丁逃亡不已。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惩办“窝主”和“逃人”(对窝主惩治尤重)，结果使社会矛盾更趋激化。这种情形引起了一些有识汉官的忧虑。顺治六年(1649)，魏裔介首先上疏请求朝廷放宽“逃人法”，稳定社会形势。顺治九年(1652)，他再次疏言：处理“逃人”关系到国家元气和百姓休戚。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时期，对匿藏“逃人”立法太严，违犯者家长坐斩，以致天下嚣然，盗贼烽起，百姓不得安生。后来经过言官陈说，朝廷责成州县，法令有所宽缓。如今，“逃人”仍旧不绝，被抓获者甚少。朝廷对此若以峻法相对，恐怕会下拂人心，上干天和，决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皇上爱民如子，各旗亦应仰体圣意，恩遇奴仆。这样，奴仆便不会纷纷离主而去。顺治对此点头称是。

清定鼎中原后，“从龙入关”的满、汉臣员因对奠定大清基业有功，普遍得就显官要职。魏裔介委婉地提出：“对督抚重臣要慎重择定人选，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清朝廷在录用故明官员时，除了以原官留任外，还号召现任官员用心举荐。魏裔介认为，被举荐上来的人员良莠不齐，不可不加以甄别。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清军平定江南后亲赴南京，归顺了受命招抚江南的清大学士洪承畴，后来又受到了洪承畴和河南巡抚吴景道的举荐，清朝廷准备予以录用。魏裔介闻讯后上疏：张缙彦仕明时身任中枢，值李自成部进逼北京，他匿而不报，养寇误国，有唐代卢杞、南宋贾似道之奸，又要比卢、贾更为庸劣。对这种人，朝廷理当摈弃不用，以协公论。顺治得疏后下令部臣再议。吏部臣员觉得魏裔介的话并不为虚，但所言之事皆在赦前，对张缙彦不必过于苟求，最终将其外用为官。另一方面，魏裔介对明朝末年的一些忠臣不乏肯定。一次，顺治颁诏要求寻访明末在京城为明廷殉难诸臣的事迹，魏裔介在奏疏上列举了大学士范景文等30人，希望由史馆汇纂、褒录其事迹。其后，这些人都受到了清朝廷的旌表。

魏裔介一直认为，大乱之后，朝廷应剔除明末弊症，努力恢复经济，与民休息。清初，各地水、旱等自然灾害频仍，朝廷也多次对受灾地区下达蠲免赋税的诏令。但是，一些地方官对灾情查报迟缓，照旧催征钱粮。魏裔介疏言：“州县遇到了灾荒，既经报部，其按例得以蠲免的钱粮应马上停止征收，地方官还应动用州县积谷和存贮的库银，先行赈贷民众。”直隶、河南、山东一带曾发生了严重水灾，许多百姓无以为生，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魏裔介呼吁朝廷从速拯救灾民，议赈不可稍缓须臾。他在疏章中指出了灾民的凄惨处境：在流徙途中，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而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卧路旁、被鸟鸢豺狼所食者，不知又有多少。顺治看到此疏颇为动容，要求相关臣员尽快拿出赈灾方案，随后又发银24万两，命吏部尚书王永吉等16人分头前往各地赈济灾民。

顺治十一年(1654)，魏裔介迁任兵科都给事中。随即，他上疏弹劾剿抚湖南将军、续顺公沈永忠在孙可望部农民军进攻辰州(今湖南沅陵)时拥兵坐视不救，致使守城的总兵官徐勇、辰常道刘升祚等力竭战死，请求将沈予以罢斥。结果，沈永忠被朝廷罢任削爵。魏裔介又上疏弹劾福建提督杨名高，指责其防御不力、怠玩失职，使得郑成功部拿下了漳州。不久，杨名高也遭罢任。魏裔介还综观各路抗清武装动向，向朝廷陈言用兵之策。他的意见是，四川是云南、贵州的门户，所以清军应先进据四川，然后再用兵粤西，击破李定国部。四川、粤西若被平定，云南、贵州的抗清武装便会土崩瓦解。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清军后来在西南一带的军事行动便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另外，魏裔介在其他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要求朝廷录用哪些因进言而获罪的大臣、统计每年的财政开支以供皇帝阅览、增加官吏俸禄、设立劝农官、派遣大臣督视河工、禁止崇尚金玉锦绣及浮屠塔庙等。

魏裔介在给事中任上的良好表现受到了顺治的赏识。顺治十二年(1655)，他迁任太常寺少卿。当年十月，他又被破格晋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间，顺治责备魏裔介等人对朝臣中的朋党行径缄默不言。魏裔介马上就有了反应，在受到责备的第二天上疏弹劾大学士陈之遴心术不端、植党营私。陈之遴旋即被诏令解任，发往辽阳闲居。当时，户部为了解决财政拮据的难题，准备允许吏员纳银得官。魏裔介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这是在衰世才会采取的苟且举措，如果颁为政令，选拔官员的制度将由此开始遭到败坏。魏裔介又请朝廷制订教官每年考察之例，让学政刊布明代大儒薛瑄、王守仁讲学诸书，用以培养人才。在平定抗清武装方面，他仍有所筹划。他进言：“孙可望部得到了峒蛮(指云、贵一带彝、苗、壮、瑶等土著少数民族)的帮助，而峒蛮之所以甘心为其所用、不归顺于清，是因为他们想保留前朝的敕印。朝廷应让任事诸臣用心招徕，颁给峒蛮新的敕印，同时准许他们保留旧的敕印。等他们归顺了一段时间后，再着手收缴旧的敕印。如此，则归顺者日多，而助孙可望部者日少。”魏裔介建议，对不同的抗清武装，要施用不同的手段。如果李定国等人愿意归顺，朝廷不妨许以封侯之爵。否则，即当穷兵追讨。由于清军海上作战力量不强，所以对水师强盛的郑成功部应注意严密布防，在沿海要地增兵筑堡，使其片板不得到岸。待其疲于远涉、坐而受困之际，再招其降将，发兵合力进剿。

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魏裔介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顺治在中和殿召见时勉励他：“你此次得到擢用是出自朕的意旨，并非由于他人的荐举。你不可听从他人的引诱，今后须力破朝廷上结党的恶习，以不辜负朕的眷注。”魏裔介连忙回奏：“臣怎敢不竭尽孤忠，报答皇上的恩典?”仕途上的升迁和顺治的信任，使魏裔介一时颇感振奋，在政坛上更加活跃起来。四月，钦天监报告说下个月将出现日月交食的现象。在当时的君臣们看来，出现这种天象表示上天发出告戒，应在朝政上有所改进。魏裔介上疏希望朝廷广开言路，缓建工程，放宽对州县官员的考成，颁布恩赦，清理积压的案件，酌复五品以下的官俸，减少征调的军队，压缩财政开支。顺治觉得魏裔介讲得不错，谕令部院群臣速速议行。

按清朝制度，每年春、秋举行经筵。经筵是为了让皇帝研读经史、学习修身治国之术而开设的御前讲席。在一次经筵上，经筵讲官向顺治谈起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文帝即位不久，曾颁诏：“在春天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动植物都有自己的欢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为百姓当父母官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赈济的方法。”魏裔介对汉文帝的这个诏书很有感触，便开列出兴仁义之政应首先着眼的四件事情，于当天奏禀给顺治。京城正阳门外原有一片菜地，到了清初已逐渐发展成为居民稠密的所在。清官府忽然出具了告示，要将其征为官府用地，顿时引起了居民的骚动。魏裔介从那里路过，居民遮道投诉，表达了不愿迁移的意愿。魏裔介随即将此事向顺治做了反映，顺治经过斟酌，批准那一带仍作为民地使用。当时，京城百姓若添了女儿，多半弃而不养。魏裔介认为这种风习太悖于事理，上疏请求予以禁止。顺治表示认同。

魏裔介直言无隐，经常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政见。一次，他在顺治身边侍坐，顺治问及民间收获情况，他不想美化现实，如实回答说：“畿辅百姓生活困苦，即便是好年景的收获也刚刚够交纳赋税。”又有一次，顺治称赞唐太宗是英明的君主，魏裔介则说：“其在晚年没了魏征的苦谏，遂穷兵于高丽，留下了悔恨。”魏裔介曾讲到：“天下所以没有安定，是因为朝廷征求太急切，刑罚太繁杂，以致于贫苦百姓体会不到什么良法美意。如今应该鼓励人们直言，激发出忠义之情。要推崇宽大平易之治，不要在刻薄琐碎方面作文章。”顺治听到了这番话，下令让魏裔介在朝廷上对质。因为魏裔介只是秉公直言，并无别的考虑，所以最终也没有受到顺治的惩治。

由于自己的才识和纳忠奉上的精神，魏裔介数次得到了顺治钦赐的名马、丰貂、金币之类的财物。一天夜里，顺治在南苑别殿里翻阅《明孝宗实录》，看到了明孝宗召对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的事情，抚卷言道：“朕启用的大臣，有何不如刘大夏、戴珊?”第二天，他即宣召魏裔介和兵部尚书梁青标到南苑行幄，以备顾问。其后，魏裔介一再出入顺治行幄，与之商讨政务。顺治有时在南苑校阅八旗骑射，赐宴群臣，魏裔介和其他大臣纷纷应制赋诗，使顺治一展欢颜。

但是，皇威不测，魏裔介在左都御史的显位上绝非一帆风顺。在顺治十四年(1657)七月，即魏裔介就任左都御史不到半年，他就遇到挫折。当时，他和左副都御史能图等人奏请更定世职袭制，惹怒了顺治。顺治认为这些人谋求变动成例，必定是受人之托，循私布恩，严令吏、刑两部议罪惩处。发起倡议的能图由此被革去了世职。魏裔介被议为有附和之罪，应予革职。顺治稍作宽缓，令他戴罪留任，照旧办事，同时又指责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不久，魏裔介的处境有了好转，职务也得到了恢复。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谕令奖励勤劳奉职诸臣，魏裔介被加封为太子太保。

顺治十七年(1660)，魏裔介又遇到了麻烦。二月，顺治降下谕旨：御史们巡视地方，屡屡放纵贪黩。魏裔介身为都察院长官，未曾据实纠参，殊负委任，着削去太子太保衔并所加一级，仍旧供职。接着，给事中孙光祀对魏裔介提出了弹劾，说他与因贪赃而被解任的陕西巡抚张自德有交情，素知张自德贪婪而不纠劾，曾将张的下属洮岷道刘澍请托于张自德。魏裔介连忙为自己作了辩解：没有对张提出弹劾，是由于我见闻不广，并非有心循护。刘澍赴任时，我曾给张写过信，希望他能对刘澍勤加教诲，勉励其成为良官循吏。这封信谈不上是为刘澍作请托。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六月里，风波再起：魏裔介上疏弹劾了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指责他们相为比附，蠹国乱政。顺治看到疏章后对刘、成非常气愤，对魏裔介不尽早纠参也十分恼火，遂下令将他们一并革职议罪。诸王大臣表示，魏裔介所弹劾的多半属实，应予免罪补用，但顺治没有同意。这样，魏裔介暂时在政坛上归于沉寂。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去世，康熙帝即位，清王朝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四月，魏裔介又回到了政治中心，被补用为原官。七月，清政府因为在云南、福建等地长期用兵，军需浩繁，决定加派练饷。魏裔介对此深表关注。年底，他在奏疏中讲：听说各地百姓为了完纳练饷已是人穷粮贱，剜肉医疮。其苦难之状难以用笔来形容！以后若年年加派，百姓稍遇凶荒就要流离死亡，如何才能安生?为百姓、亦为国家着想，朝廷应综核天下所需军饷。如果已经足用，加派即全部停止。他的意见产生了作用。清政府通过户部发出指示，各地练饷加派自第二年起通行停止。

以云南为抗清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在清军的围攻下逐渐势穷力竭。康熙元年(1662)二月，清军俘杀了永历帝朱由榔，去掉了一处心腹大患。魏裔介建议清政府在云南采取削减赋税、网罗人才、安抚投诚人员等措施，稳定地方局势。他又建议：云南既然有吴三桂藩兵数万及督、提两标绿营兵，则精锐的满洲兵可以撤出来。但在辽阔、边远的滇、黔、川、楚之间，若不以满洲兵镇守，一旦武装叛乱再起，朝廷会鞭长莫及。荆州、襄阳一带是天下腹心之地，应该选派大将率数千名满洲兵常驻在那里，无事时可控扼形势，未雨绸缪，有事则从那里提兵应援，得水陆之利。对于这种军事部署，清政府没有采纳。魏裔介接着又提出，以往驻扎在武昌的湖广总督应移驻荆州。这条意见倒是得到了采用。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发动了叛乱，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帷幕。康熙度量形势，迅速遣重将奔赴荆州，以稳固军民之心，阻遏叛军势头。到了这时，人们方觉得魏裔介当初所言的确有些先见之明。后人也称赞魏裔介不乏远见卓识。

康熙二年(1663)，魏裔介得加太子太保衔，改任吏部尚书。第二年，他升至内秘书院大学士，直接参加议定国家军政大计。康熙即位后的几年里，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四人之间并不团结，讨论朝政时每每发生争执。碰到这种情况，魏裔介多半从中周旋，调和异同，从而引导出令各位辅政大臣都能接受的决策。康熙六年(1667)，他担任了纂修清《世祖实录》的总裁官。康熙九年(1670)二月，他又充任了会试的主考官。

魏裔介所主持的这届会试，不尚繁褥空疏的文字，选拔了不少人才。当年四月，内院会同吏、礼两部挑选60名进士，对其进行考试后再拟就上中下三等入奏。康熙根据等次钦定了27人为庶吉士。五月，河南道监察御史李之芳对魏裔介提出弹劾，说他曾派家人向所拟上卷的24人通报消息，招权纳贿。弹劾内容还包括：此前康熙颁下恩诏时，魏裔介候官缺未得补用，但他的儿子魏嘉却蒙混成荫监生;魏裔介结附前大学士班布尔善(鳌拜的亲信，已伏诛)，任用自己的亲近之人为实录馆纂修提调官，越格优叙等等。康熙下令魏裔介就此回奏。魏裔介讲：阅卷分等次的大臣并非只有我一个，我若遣人报信，能有什么效果?魏嘉被荫为监生乃是吏部提名，皇上恩准，有案可稽。至于说我结附班布尔善更是不足为信。我与班布尔善同在内院为官，论政时一直龃龉不和。当初鳌拜可谓大权在握，气势逼人，我却从不登临其门，又何必去结附班布尔善?我出仕以来，弹劾时无所避忌。九年前我弹劾过刘正宗，其党徒一直对我怀恨在心。李之芳和刘正宗是同乡，他这是借机报复我。魏裔介又自请罢官归乡。吏部、都察院奉旨会勘后认为，魏裔介使其亲近之人得到升转属实，但事在赦前，可以不论罪;魏嘉成为荫监生虽非蒙混得来，但魏裔介作为候补官按例不能荫子入国子监，因此魏嘉的监生资格应予革去;魏裔介在回奏时说李之芳挟私仇而寻机报复，与事实不符，应被削级罚俸。除此之外，魏裔介并无其他不当之处。康熙作了宽赦，免去对魏裔介的削级罚俸。不久，又补授他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尽管如此，魏裔介心中一时难以平静下来。回顾在仕途上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上疏讲自己疾病缠身，请求告假还乡。康熙没有强留，吩咐他回乡后注意调理好身体。魏裔介离京之时，朝廷上下饯送者达数百人。

从此，魏裔介一直在柏乡度过了晚年。康熙十一年(1672)，清《世祖实录》告成，他被加上了太子太傅衔。从康熙十八年起，康熙曾分别赐他《日讲四书解义》等三本书。在答谢疏中，魏裔介依然强调朝廷应崇节俭、奖清廉、恤灾荒、均赋役。康熙对此也表示了赞赏。但直至魏裔介去世，他再未得到启用。有时，他以“功名让后贤”自许，也有人称他“可舒则舒，可卷则卷”，但他心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一首他人诗作中说他是“君才自十倍，天意竟三分”。魏裔介对此颇有共鸣之感，并遗命家人将这首诗作刻在自己的墓碑上。

魏裔介为官时日夕读书，连其轿舆中也经常放着一册书籍。在家居的十多年中，魏裔介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著述、读书方面。他一生著述很多，涉猎范围也很广，其中多数是在此时完成的。清初，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被奉为正统。魏裔介算是当时的“理学名臣”之一，他尊崇朱子，在穷理尽性上下了不少功夫。他认为，到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那里，孔孟之学才得以昭著，所以这些人的功绩是很大的。他又认为，“千古圣学”里最重要的成分是格物致知，管子、商鞅、荀子、李贽等人所言都是隳惑人心的异端之说。在此思想基础上，他先后写成了《约言录》、《圣学知统录》、《知统翼录》、《致知格物解》、《论性书》、《希贤录》等书。另外，他还纂订了《易经大全纂要》、《四书精义汇解》、《惺心篇捷解》、《孝经注义》等。在文学方面，他诗宗陶渊明，文章则推崇韩愈等人，著有《屿舫集》、《昆林小品》、《兼济堂集》等。他的史学著作主要以72卷的《鉴语经世编》为代表。

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魏裔介病逝。康熙赐祭葬如例。雍正十年(1732)，诏令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清朝廷定其谥号为“文毅”。在魏裔介的四个儿子中，三子荔彤曾官至按察副使，著有《怀舫集》，其余诸子事迹都不显著。魏裔介之弟裔悫官至平凉府知府，素有孝行，亦有不少著述。

俞正燮

俞正燮[xiè]（1775年10月1日——1840年5月13日），清代学者。字理初，安徽黟县人。父献，以拔贡任句容训导。天资聪慧,读书过目成诵,作文走笔立就。在句容学署,与人同撰《阴律拟实》,被称为穷理尽性之书。弱冠，随父读书，过目成诵。年逾20,以所学北至兖州拜见孙星衍,孙正研考左氏后裔,多以俞氏之说折众论。道光元年(1821)，中举。十二年，馆陈用光所，校《方舆纪要》，与张穆相交。同年，会试报罢。会礼部王菽原赏其文，延入邸中，索观所著书，为之付彫。十九年，为江苏学政祁寯藻校写三古、六朝文目。七月，由祁推荐，掌教金陵(今南京)惜阴书舍，以古学课诸生。次年，卒于书舍。

“治经以汉儒为宗，不缠牵于疏注，每有所作，荟萃群书，走笔立就”(《清史列传》本传)。张穆云：“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癸巳存稿·序》)。其文“真而不凿，要而不芜，质而不僿，辨而不哗。覃精研思，实事求是，率皆发明经史奥义，旁及诸子百家九流之说。剖晰疑似若辨黑白，不可谓博学强识君子哉”(王菽原《癸巳类稿·序》)。著有《癸巳类稿》一五卷、《癸巳存稿》一五卷、《海国纪闻》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六九、夏寅官《俞正燮传》(《碑传集补》卷四九)及王立中《俞理初先生年谱》等。

金岳霖

金岳霖（1895年8月26日—1984年10月19日），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18年和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1年后游学英、德、法、意等国。1925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并为中国逻辑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在哲学方面,吸收西方哲学的成果,建立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最早把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并处处考虑到中国的特点。批判了英国新实在论者罗素的主观唯心论(“唯主方式”),力图证明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以及事物的独立存在和知识的客观性,用“正觉底呈现是客观的”、“内容和对象在正觉底所与上合一”的观点,论证了事物的可知性。提出摹状与规律的学说,肯定了抽象概念有摹写现实和规范现实的双重作用,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在逻辑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7年撰《逻辑》一书,系统地从西方引进演绎逻辑(包括数理逻辑),对演绎逻辑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把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称为“思议原则”,认为“同一是意义的条件,必然是逻辑之所取,矛盾是逻辑之所舍”(《逻辑》),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是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条件,为各种科学提供了取舍标准,任何科学要系统化都要遵守形式逻辑。又指出:“所谓科学方法,即以自然律去接受自然,或以自然律为手段或工具去研究自然。”(《知识论》)认为在观察、试验中运用自然律作为接受方式,即以自然过程之“理”还治自然过程,科学理论便成了工具,亦即转化为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崇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形式逻辑必须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探讨了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在概括思维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形式。指出形式逻辑的抽象公式的正确性以真实性为基础,形式上的对错与实质上的真假有区别,但不能“分家”,因为“推论的正确性一直就是包含它的组成部分的真实性的”。并改变了从前将归纳逻辑排除在形式逻辑之外的观点,主张“要恢复归纳本来的地位”。在60年代,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文科逻辑教科书《形式逻辑》。主要著作有《知识论》、《论道》、《罗素哲学》、《客观事物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论中国哲学》等。

雨果

维克多·雨果（ 英文名：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19世纪法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文艺理论家。生于法国东部的贝桑松。父亲是位共和主义者,曾在拿破仑军队当将军;母亲信奉天主教,是个保皇主义者。雨果的一生漫长而又曲折,他几乎跨越了整个19世纪,亲身经历了欧洲和法国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写下了浩瀚的作品。他是法国人民的儿子、浪漫主义的旗手、人道主义的代表。雨果童年跟随父亲到过风光秀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11岁随母亲和两个哥哥回到巴黎。母亲要他攻读工艺和工业学校,然而他对数学、诗歌、文学颇感兴趣,尤其崇拜作家夏多布里昂。14岁开始了他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的创作生涯。1814年至1826年是他创作的第一阶段。在创作上以夏多布里昂为楷模,歌颂保皇主义和天主教,作品中具有明显的拥护波旁王朝的思想倾向。代表作为《文学保守人》和《颂诗集》。1826年他的《短歌行和民歌集》问世,标志他脱离保皇党,转向积极的浪漫主义营垒。1827年至1848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阶段。浪漫主义宣言书《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向古典主义宣战,雨果本人因此而成为浪漫主义的领袖。代表作《一个死囚的末日》,抨击了残酷的法律制度,要求废除死刑,展示出他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1830年剧本《爱尔那尼》问世,提出了浪漫主义归根结蒂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的精辟论断,导致古典主义的惨败和浪漫主义的彻底胜利。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秋叶集》、《心声集》以及《光与影集》。这些作品体现了他强烈的民主思想和高昂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1845年他被选为贵族议员,路易·菲力普授予他“法兰西世卿”的称号,致使他在文学上的声誉下跌。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了菲力普王朝,提出建立共和国的口号,雨果才回到共和国的立场,被选为制宪会议的议员。1815年他转向左派阵线,反对波拿巴第三反动政变宣布帝制,因而被波拿巴放逐,长达20年之久。1851年到1885年是他创作的第三阶段。他在布鲁塞尔、大西洋中英属杰西岛和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同拿破仑三世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写下许多富有战斗性和人道主义的作品:《小拿破仑》、《一个罪行的始末》、《惩罚集》、《默想集》、《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雨果凯旋式地回到巴黎,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参加了国民自卫军,投入普法战争。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雨果愤怒地反对刽子手屠杀公社社员。写出了《凶年集》。最后,他以长篇小说《九三年》结束了他的文学生涯。1885年这位文学巨人病故于巴黎。法国举国致哀,他的遗体安葬在伟人墓—先贤祠。雨果几部重要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以及《九三年》,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贯穿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其中《九三年》是一部人道主义的典型作品。《巴黎圣母院》是他第一部大型的浪漫主义小说。《悲惨世界》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与艺术风格。小说中提出只有通过仁慈、宽恕、博爱的道德力量才能改革社会,杜绝邪恶。雨果坚信,严刑峻法只能使人性愈益败坏,只有道德感化才是医治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雨果的创作长达60年之久,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总共79卷之多。作品中洋溢着他人道主义的理想和仁爱、善良、正义等精神;为贫苦人民与革命者仗义直言。正如他在临终前总结自己的创作时所说:“我在我的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歌中向权贵和铁石心肠的人呼吁,替小人物和不幸的人鸣不平,恢复了小丑、听差、苦役犯和妓女的做人权利。”梅里美(Merimee, Prosper 1803—1870) 法国小说家。生在巴黎一个画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取得律师职称。1834年被任命为历史古迹监察员,曾多次在法国和科西嘉岛作旅游视察,并撰写纪行。1844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在大学里,他就对文学颇感兴趣。1822年他与斯丹达尔相识,确立了他的艺术观。他的创作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注重人物的典型化和细节的描写。1825年发表了由8种短剧汇成的《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内容抨击了封建教会与贵族。1828年历史剧《雅克团》问世,描写14世纪法国农民起义。接着受司各特的影响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1829—1830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塔曼果》,描述贩卖黑奴的船上的奴隶们奋起反抗,与奴隶贩子白人同归于尽的故事。其他象《马特奥·法尔哥内》和《攻克堡垒》也相当出色。这些作品结构严谨,既有现实主义风格,又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浪漫情调。此外,还有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嘉尔曼》。前者描写科西嘉岛一个家族复仇的故事,后者写吉卜赛女郎嘉尔曼在爱情中宁死不肯受男子的摆布的故事,表现了她热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梅里美的作品文字酣畅流利,情节离奇曲折,富有地方色彩和异国风情,人物性格鲜明突出。

铃木俊隆

铃木俊隆（日语：鈴木俊隆，1905年5月18日—1971年12月4日），法号祥岳俊隆，生于日本神奈川县平冢市，日本曹洞宗僧侣。是将禅宗思想介绍到西方世界的重要日本僧人。铃木俊隆生于曹洞宗松岩寺中，12岁拜入静冈县藏云院玉润祖温禅师门下，成为他的弟子。大学就读于驹泽大学，在就学期间，接任藏云院住持。1930年毕业后，至永平寺、总持寺修行。1936年，任职于静冈县烧津市林叟院。1959年，到达美国旧金山，担任曹洞宗桑港寺住持。1967年,与魏茨曼在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共同成立柏克莱禅修中心。之后成为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禅宗大师。1971年12月，由于长年疾病缠身，铃木俊隆禅师因癌症圆寂。

元音老人

元音老人（1905年11月23日—2000年2月5日），原名李钟鼎，安徽合肥人，是无相密心中心法第三代传法祖师，被誉为“末法时代一盏明灯”，以居士身行菩萨道，终其一生践行“破幻显真”的修行主线，在20世纪汉传佛法现代化转型中留下深刻印记。

老人早年浸润于传统文化，幼时在故乡研习孔孟遗教，与父亲共读《金刚经》时虽未解深义，却已种下佛法种子。1917年随父迁居江苏镇江，就读镇江中学期间常往佛寺，曾得金山悟道高僧以木鱼槌点化“好好学习，后福无穷”，由此与佛门结下更深因缘。1923年随父迁居上海，考入沪江大学深造，然1925年父亲因辛劳罹伤寒离世，为奉养老母，他放弃学业应聘为邮局邮务员，开始了一边工作谋生、一边研学佛法的人生阶段。因发心求道，他立誓不事婚娶，将全部心力倾注于修学与弘法事业。

在佛法修学路上，老人广参善知识，融通诸宗要义。最初由同事引荐，随台宗大德兴慈老法师修习台教、精进净土，每日研习台教纲宗并执持弥陀圣号，闲暇时还师从范古农老居士深究唯识，冬日随众打净土七。后经道友介绍，亲近华严座主应慈老和尚研学华严教法与法界观，应慈老和尚怜其工作繁忙，特于星期日单独为他开讲华严三观与法界玄境。某次听讲后，老人忽感人身顿失，光明历历，透体清凉，经师父开示后更精进打坐，腊月随众打禅七，虽因工作未能圆满，却已显露出非凡的修行根器。最终，经至交道友引荐，他往圣寿寺听闻密宗大阿阇黎王骧陆讲《六祖坛经》，自此归入心中心法门下，彻悟心要得大成就，于1958年受阿阇黎灌顶，正式忝列师位，接任无相密心中心法第三祖。

文革浩劫中，老人因代师传法授徒，遭隔离审查二年半，期间多次被抄家，老母受惊病故，他虽生出家之念却无缘遂愿，但始终坚守道心，经审查确认无不法行为后始得释放。即便身处逆境，他仍弃绝名利，默默耕耘，毁誉不动，隐居沪滨数十年打磨心性与教法。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得以恢复，已七旬有六的老人有感于末法众生沉溺虚妄、学佛者或执著名相或盲修瞎炼的困境，毅然出山弘法，大声疾呼“明心见性”的核心要义——他指出这是了生脱死的关键，即便净土宗“花开见佛”亦是明心见性的异名，而心中心法以般若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融禅净密于一体，简单易修且仗佛力加被，是末法众生当生成就或往生西方的殊胜法门。

此后十余年，老人的足迹遍布中国东自辽吉黑、西至云贵川、南起琼粤、北迄甘宁青的广袤大地，赴各地寺院、精舍与协会开讲《楞严经》《法华经》《楞伽经》《华严经》等经典，亦参与禅学讲座与同仁研讨禅录。他应弟子之请著述不辍，《略论明心见性》《悟心铭浅释》《碧岩录讲座》《心经抉隐》等诸多开示皆汇集于《佛法修证心要》中，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书名，流通甚广，另有《中有闻教得度释义》出版，仅《楞严经直解》惜已散失。其教法深入浅出，不偏宗派，随机施教，应病与药，讲法时常感异香遍室，许多求法者不远千里而来，皆能得其一语点醒。经他接引，受法弟子不仅遍布国内四众，更有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信众闻风来归，总数达数万之众，其中明心见性者为数极多，具足往生资格者更不可胜数。

老人对生死早已通达自在，1989年便欲离世，经众弟子苦苦哀求才应允继续住世。五年前被问及舍报之时，他已明确告知“2000年”，并于前一年预立遗嘱，仅让数位亲近弟子知晓以筹备善后。2000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老人身体依旧康健，晨起告知身边人“我要回老家了”，当日仍为请法者灌顶加持，晚饭如常，饭后还坐在惯常的椅子上与弟子谈论佛法，教导如何在生活中践行佛法，约45分钟后，忽双眼望空似有所见，起身又缓缓坐下，安详舍报，以身示现了修行人“坐脱立亡”的生死无碍之境。圆寂前一日，他还对众人说“我始终劝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为大家作一个榜样，我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随即大声念诵往生咒；此前数日接待弟子时，亦曾隐说离世之意，只是弟子们当时未及体会。更显善巧的是，他当日特意挽留普陀山某法师稍待一日，托其向妙善大和尚问好，日后遗体得以在普陀山停放六十天，正得益于该法师与妙善大和尚的相助，而妙善大和尚亦于当月二十二日圆寂。远在山东的居士曾于腊月廿七求来沪照料，老人反问“还有这个必要吗？”，后该居士梦到刻有“元”字的坟墓，赶至上海时老人已圆寂，而全国各地诸多弟子在此前皆曾得梦兆提示，足见其功德力之殊胜。

舍报后数日，老人居所始终异香扑鼻。4月6日火化当日，原本多日阴雨的天气突然晴空万里，海内外弟子不约而同汇聚普陀山化身窑前。当遗嘱执行者宣读完遗嘱，众人头上竟显现绿色莲花，天空射下三道金光覆盖全场，莲花上更有紫光流动；火化时，老人胸口现莲花相，在场者多有目睹；火化后，化身窑上空反复出现龙凤祥云，停留许久。次日捡舍利时，晴空中又现广大五彩圆光，中间分射四道金光，圆光内紫光、红光等诸色交织，更有老人端坐莲花之相，持续四十分钟之久，这些瑞相皆被摄像机记录，成为信众信心之源。最终，众人捡得许多舍利及舍利花，见证了一代大德的殊胜成就。

净慧法师曾坦言“许多理念的形成受益于元音老人的开示”，称生活禅的修行理念与老人在明心见性上的开示一脉相承，而老人虽已舍报，其法身常在，仍以种种方便加持着修行弟子，其生平与教法至今仍被广泛传颂与研究，为末法众生指引着解脱之路。

蒙森

克里斯蒂安·蒙森（德语：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1817年11月30日－1903年11月1日），德国历史学家、作家和学者。早年在基尔学法律和古代语言学,并参加了家乡的政治斗争。他广泛涉猎了古代史的各个领域,尤其精于考古学和罗马史。由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得到丹麦国王的研究奖学金,去意大利搜集拉丁铭文并做考古工作。1848年在莱比锡任法学教授。他终生关心政治,曾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帝国议会议员,参加过1849年5月的萨克森人民起义,属于民族自由党左翼,后来脱离该派,是一位刚强正义、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活动家,俾斯麦的坚决反对者。当时俾斯麦功高盖世,权倾朝野,不可一世。蒙森却一身浩气,仗义执言,在议会当面鞭挞这位铁腕人物,以自由和统一的民主国家理想反对俾斯麦的政治和议会制度。因为他的民主立场而被开除教职。此后去苏黎世任罗马法教授,又去布雷斯劳和柏林任历史学教授。1858年任普鲁士科学院职员(后来任秘书)。他的政治信念也影响了他的学术事业。他把政治目标融入历史研究,首先是他的《罗马史》。其实际政治目标就是以史为鉴,以古罗马的兴亡暗示当时的德意志。这是他的学术名著,也是文学杰作。为此,他在德国学者中声誉鹊起,名闻遐迩,获得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终其一生,勤奋耕耘,硕果累累,除宏篇巨著外,发表论文400篇,内容涉及考古学、金石学、罗马史、罗马法、古代语言学等等。他的主要学术成就还有碑铭学(《拉丁铭文集成》)、古币学、法学史(《罗马国家法》和《罗马刑法》)。 《罗马国家法》的重大意义甚至在《罗马史》之上。蒙森是治学严谨、有批判精神的史学家。他不是从对叙事史料作哲学评论出发,而是从法学、古币学、金石学等这些实用学科出发来研究历史,并将此理解成最富有成果地将法学与历史学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途径。他很快写成的《罗马史》前三卷,为罗马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提供了新方法,得出了新结论。他纠正了尼布尔根据古代神话传说写罗马远古史得出的错误结论。他认为,最可靠的史料存在于铭刻、古币、器物、工艺品等文物之中。他精通考古学,熟悉罗马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他的生花妙笔,使《罗马史》超越了所有前人的同类作品。另外,他特别注重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认为这是史学的基础。他大量搜集原始资料,进行考订和解说,自行引用。因而,他的史著立足于充分、坚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之上,往往能发现前人的谬误和不足,提出新的观念。《罗马史》不去描写罗马皇帝时代,它的第五卷却专门叙述罗马各行省,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全境。这部名著满足了专家和有文化教养的读者的需要。他想用《罗马史》教育读者去进行政治思考,少一点轻率的政治态度。蒙森是19世纪欧洲史学界的一颗明星,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当时西方史学的代表。他治学和为人的态度均值得称道。

王葆心

王葆心(1878年—1944年4月13日)，湖北罗田县人。1878年(清光绪四年) 生。字季芗,别字晦堂,晚年居青坨院,号青坨老人。自幼好学,先后入黄州书院、两湖书院。1894年中优贡。1898年后,历任湖北博通书院、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两湖优级师范和京师优级师范教习。1903年癸卯科举人,不久调往北京,任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纂,礼学馆编修。时值张之洞督鄂,被荐爲学部主事,后调礼部郎中。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官书报局总纂,旋调任北京图书馆总纂。1922年起,历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湖北省立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总纂等职。1937年曾任罗田通志馆长,潜心著述。1944年4月13日逝世于罗田。终年66岁。其著作共有一百多种。已刊的有《古文辞通义》、《历朝经学变迁史》、《方志学发微》、《虞初支志》、《重修湖北通志条议》、《蔪黄四十八砦纪事》、《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等二十多种，未刊的有《无完志略》、《增订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等近百种。在学术上的成就,向为人们所重视。早年以“经古冠黄州八属”的成绩考中秀才,张之洞称他的文章“深稳生动”并教再从“豁达博大”处下功夫。著名学者黄侃、柳贻征、陈垣、黎锦熙等常与研析文史。日本汉学家北村泽吉所著《儒学通义》,将《历朝经学变迁史》作为重要资料引用。王葆心一生操行正直,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茔墓时,董必武同志亲笔题“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表于墓门,以志悼念。

刘衍文

刘衍文，男，1926年12月14日生,浙江龙游人。现任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社会职务有余绍宋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职工灯谜爱好者协会顾问。读中学时，因受日寇流窜影响而失学。由于经常在东南日报《笔垒》，浙江日报《江风》，前线日报《磁铁》，复兴日报《绿洲》发表杂文、理论文章和诗歌，得以受知于著名学者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先生。后于1947年毕业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从事于中文的教学与研究。1955年起任上海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兼文学教研室主任，还兼任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教师。著有《文学概论》 (1957年1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曾连续印刷三次) 。旋即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公职处分。以此蹭蹬蹉跎，长达23年之久。1979年得到改正和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回到上海教育学院复职任教，并曾负责过若干兄弟院校来进修的年青教师的指导工作。写有专著多种，主要有《文学的艺术》(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永翔合著，1985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曾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 、《中国古代文学》(主编，1988年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现已第二次印刷) 。此外，已发排的书有《袁枚〈续诗品〉详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古典文学鉴赏论》(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小传曾先后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研究中心主编的《国际传记辞典(卷21) 、《大洋洲与远东名人辞典》、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美国传记研究院主编的《世界名人录》等书。著有《文学概论》、《寄庐杂笔》、《雕虫诗话》、《春梦留痕诗稿》等书。

李廷机

李廷机（1542年-1616年），字尔张，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曾在明朝中央官学——太学中学习。李廷机人极聪明，学习又刻苦，参加顺天乡试时获取第一名。万历十一年(1583)参加京城会试，仍旧得了第一。不久，参加殿试中进士第二名。按照明朝的规定，读书人殿试一经取中，立即授官，且官品极高。李廷机中进士第二名榜眼，照例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不久，又升为国子监祭酒，成为明朝中央官学中最高学府的校长。

有明一代，对国子监的管理极为严格。明太祖高皇帝时期，为国子监的学生制定了严格的监规，学生犯监规，初犯记在簿上，第二次、第三次就要责罚，第四次则开除后遣返原籍。比如监规中有一条是若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有一名监生名叫赵麟，因受不了虐待，揭帖子提出抗议。按犯毁辱师长罪该杖一百充军，明太祖竟把赵麟给杀了。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杆，悬首示众。这竿子一直竖了160年。在这种情况下，祭酒也是八面威风。每遇祭酒出巡，由两个学生共举一块木牌在前面开路，上面写着“整齐严肃”四个大字，这是太祖高皇帝时为警戒国子监的教官、学生而特别规定的。李廷机任祭酒以后，每次见到这四字木牌，都感到心中惕然。所以，他掌管国子监时，无论是学校管理，还是学生的教育，都以“严厉”为主。

不久，李廷机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兼管户部、工部二部的事务，把事情处理地井井有条。南京外城的外围城墙也有所修缮、整治，而且所用的款项多取自官府的府库，并不以此劳于民。万历二十九年(1599)主持京察，公正无偏私。

由于李廷机政绩比较好，万历二十九年(1601)召为礼部右侍郎，李廷机四辞不允，二年后才进京赴任。接着便进礼部左侍郎，代郭正域管理部事。当时正发生了“楚王府宗人相讦案”。楚恭王朱英生前有“废疾”，隆庆二年(1571)死，宫人胡氏遗腹双生二子华奎、华壁。华奎嗣楚王位，华壁亦封宣化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楚王府中有一宗人朱华上疏告状，称：“华奎为异姓之子，不应当继承爵位。”明神宗令部院议论此事。郭正域以侍郎署礼部事，主张抚按公勘。而首辅沈一贯受华奎的贿赂，提出应当体访。明神宗采纳了郭正域的意见，下令抚按公勘。华奎得到消息后，便想以重金贿赂郭正域，结果被严辞拒绝。郭正域的态度和行为忤逆了沈一贯的旨意，但却得到沈鲤的支持。几天后，抚按公勘的结果便送到了京城，说查无实证，但告状之人的态度很坚决。神宗便让公卿集体讨论处理此案的办法。当时参加讨论的人有37人，各持一说，人言人殊。这时李廷机正以礼部左侍郎代郭正域管理礼部事务，郭正域建议把众人的议论全部记录下来，但李廷机认为这样做太麻烦，主张择要上奏。没想到这件事给了沈一贯以可乘之机。沈一贯指使其心腹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上疏弹劾礼部雍塞群议，不以实情相告，把矛头指向郭正域。郭正域上疏为自己开脱，并揭发沈一贯阻止公勘及受华奎贿赂等情状。沈一贯又指使心腹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称郭正域的父亲曾受过楚恭王的羞辱，所以郭正域要借此事进行报复等等。在双方争论的不可开交之时，明神宗心中也犯了嘀咕，他想，华奎已嗣位20余年，告发之事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爆发?因此神宗觉得此事不足为凭，下令停止公勘楚事。华奎躲过了这一难后，当即对郭正域进行报复，上疏诬讦郭正域有不法行为，请求罢免郭正域。李廷机虽然站在楚王的一边，但对郭正域遭诬陷也深感不满，便上疏为郭正域开脱，又有给事中张向达为郭正域辩诬，郭正域才得以暂时不被加罪。但沈一贯和郭正域之间的怨仇却是实实在在地结下了。

李廷机遇事有原则，尤其廉洁。其性格比较深沉，有时还很固执己见，不识大体。在楚王府宗人相讦案中，楚府宗人华因奏告楚王，被定为诬告罪，贬降为庶人，在凤阳坐牢。李廷机援引《祖训》中谋害亲王的例证，要求将其处死。此议一出，廷臣纷纷发表意见，礼部主事聂云翰论此事，给事中袁懋谦亦弹劾他，李廷机只好上疏求退，明神宗没有同意。

不久，朝中又出现了“妖书”一案。为此案先后入狱的有锦衣都督周嘉庆、妖人皦生光、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仆人毛尚文等。沈一贯素与沈鲤不和，又与郭正域结下了怨仇，此案一出，沈一贯认为是诬陷沈鲤、郭正域的好机会，因而想方设法把此案往沈鲤和郭正域身上牵扯。他们或利用上疏，或利用审讯，作尽了陷害沈鲤和郭正域的能事。沈一贯还派人大肆搜查沈鲤的住宅，并发兵到杨村，包围由京还乡的郭正域所乘坐的船只，命郭正域自杀以谢罪，郭正域心中无鬼，不怕威胁，义正言辞地拒绝，说：“我是朝廷大臣，有罪也应当陈尸法场，怎么能不明不白地自杀死去?！”所以沈一贯一伙人虽然绞尽脑汁也未能达到目的。由于许多正直大臣的保护及太子朱常洛的支持，又由于李廷机与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都署名上疏要求将皦生光定罪，所以此案终于在并未弄清的情况下，将皦生光凌迟处死，而糊涂了事。皦生光原是顺天府生员，惯于欺骗行诈，曾伪造外戚郑氏的亲戚、富商包继志的诗向郑国泰及包继志胁诈金钱，诗中有“定知郑主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之句，因此成为此案的嫌疑犯。此案虽然没有调查清楚就将皦生光判了死罪，但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已构成死罪，所以倒也不算屈死，而其它被株连的人却因此而获释，沈鲤、郭正域也彻底解除了嫌疑，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万历三十三年(1605)夏天，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如似天公发怒，祭祀上天的郊坛也被雷电击毁。这在当时是不祥之兆。那时正是矿税之灾为祸天下的时候。李廷机因而上疏说：“今日天下最失策的地方，莫过于矿税，理应罢撤。”可以说，在矿税的问题上，李廷机和其他阁臣一样，是尽了最大努力去规劝明神宗的。但神宗的贪婪使得他终于没有舍得放弃。

这一年冬，秦王谊由中尉进封，他的长子应授本爵，但秦王想通过拉关系，进封郡王。李廷机上疏反对，秦王派人贿赂李廷机，被他拒绝。由此可知，李廷机为官时期，还是比较公正，坚持原则，并努力为朝政设想，做了一些好事情的。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沈鲤同时退休，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人主持。朱赓为人淳厚，神宗又不理朝政，朝中事务多有荒怠。于是有人弹劾朱赓办事不力。朱赓因此力请增置阁臣。神宗无奈，只好下谕廷推阁臣。李廷机是沈一贯的教习门生，由于沈一贯是因京察事不为公论所容而离任的，所以廷臣多攻击沈一贯及其同党。这种形势本身对李廷机就是极为不利的。在廷推阁臣以前，给事中王元翰就说李廷机不是宰相的合适人选，怕他入阁辅政，因此曾多次上疏诋毁他。万历三十五年(1607)夏，廷推阁臣。赵世卿及朱赓等人极力推荐李廷机，但给事中曹于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却力陈不可。双方各持己见。明神宗对李廷机颇为看重，命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李廷机三次推辞不就，最后才进入内阁。

这一年，普降大雨冰雹，户科给事中汪若霖上疏言：“这是用人不广，大臣专权的征兆。”不久，京师又下起了大雨，一连几天不停，许多房屋被毁坏。汪若霖借机上疏诋毁朱赓和新任辅臣李廷机。偏巧李廷机的同乡黄汝良在会推中被提拔为吏部侍郎，朱赓的同乡全天叙被推为南京礼部侍郎。于是给事中王元翰等人便认为是朱赓、李廷机等人做了手脚，因而上疏论会推之弊，攻击李廷机和朱赓。神宗为安慰李廷机，便下诏夺王元翰的俸禄以示惩戒。但群臣的上疏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南京礼部尚书姜士昌也上疏阴讽李廷机和朱赓。李廷机大怒，上疏为自己的辩解：“人才的起用，作为大臣不但不敢干涉至尊皇上的权力，也不敢侵夺吏部的职权。”神宗最初无意降罪于姜士昌，但正巧朱赓也上疏为自己辩解并请求辞官，神宗才发下姜士昌的上疏，将姜士昌连降三级，做了广西签事。御史宋焘上疏为姜士昌说好话，又一次攻击沈一贯和李廷机。明神宗恼恨臣下的频繁上言，遂下诏谪宋焘为平定判官，再贬姜士昌兴安典史。神宗的处置令群臣益发愤怒。李廷机上疏极力辩解求去，并陈述十条去职的理由。但神宗不听，反而对他加以安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礼部主事郑振先上疏弹劾朱赓十二大罪，疏论中涉及到李廷机。李廷机为退出这个政治旋涡，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并杜门数月不出。李廷机的这一行动实是厌倦了在宦海中争斗而采取的回避之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弹劾他的官员反而认为李廷机是假装的，故数十人一起上疏极力攻击他。李廷机接连上疏，恳请神宗同意他去官归乡。明神宗却下诏对他加以挽留，并多次派鸿胪催促他快些出山，入朝参与机务。李廷机去意已决，坚卧不起。就这样，一拖拖了好几年，李廷机并不参与朝政，只在家中养病。即便如此，廷臣中仍旧有许多不利于他的言论。

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李廷机已上疏120余折请求退休，终于未得批准。李廷机无奈，只好在皇宫的台阶前向皇帝告辞，竟自出京都待命。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员年老的便可辞官，年轻的遇到点事情也可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而请求辞官的人，皇帝获准的极少。李廷机数百次上疏求去皆未获准，所以竟自离去。李廷机出京都以后，辅臣叶向高对神宗说，李廷机已经动身出行，不能够再挽留。明神宗于是给李廷机加官太子太保，并赐给路费银两，派人护送回乡。

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廷机死于家中。赠少保，谥文节。

李廷机入阁有六年的时间，真正参与机务的时间只有九个月。但在他辅政时期，正遇贵州宣慰使安尧臣横行跋扈。万历四十一年(1613)，安尧臣领兵数万直入云南，所到之处焚掠抢劫，极其惨毒。四川巡抚乔璧是想讨伐安尧臣，因此与贵州守臣持不同意见。当时明王朝国力十分衰弱，讨伐安尧臣反而有可能激变，于是李廷机极力主张撤兵安抚，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此事的处理得到大家的好评。李廷机入阁后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弹劾的困境中，就是因为李廷机是沈一贯的门生，大臣们便把他与申时行、沈一贯等人相联系，而多次攻击他。有明一代，内阁辅臣中，因党派倾轧受辱，屏弃多年不用而后离去的只有李廷机一人。

张恨水

张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远，笔名恨水，安徽潜山县人。1895年5月1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西。其父早年在江西做税务小吏，张恨水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他七岁入塾。十一岁开始读小说，《残唐演义》、《三国演义》都偷着看，看得津津有味，是个小说迷，还喜欢读《千家诗》。十三四岁时，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小说中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十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这位先生是不应科举、不做官的。这种作风，又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因之他对于传统的读书做官之说，素来鄙笑。

1910年秋，张恨水进入南昌大同小学堂，开始受到新式教育，读新书，看报纸，“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但他依然日夜读小说，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1]。他读《西厢记》，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跃的笔法。一年后，他考进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校里数、理、化功课逼得很紧，他只有在假期中看小说。这时，他已改变过去把看小说当作看故事消遣而作为文艺欣赏，而且兴趣很广泛，既欣赏《小说月报》上翻译的短篇小说，又陶醉于词章小说《花月痕》上的诗词小品，乃至于各章回目。

1912年秋，张恨水因父亲去世辍学，随家人回到老家潜山，终日读书吟诗。次年春天他去上海，不久考入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这所学校因为经费不足，常常停课，他乘机大读《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全唐诗》等，还写过两篇短篇小说，投寄《小说月报》。这两篇小说虽然没有刊登，却收到编辑恽铁樵鼓励他的复信。他晚年说，这封复信“对我的鼓励却很大，后来我当了五十年的小说匠，他的这封信是对我起了作用的”[2]。

垦殖学校是国民党办的，曾经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解散。张恨水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又回到潜山老家，闭门读书。夏天晚上蚊子咬，他把双腿泡在水桶里苦读。还模仿《花月痕》的形式，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故事是虚构的，每回里都插进些词章。当时他还不懂词章，只是根据《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写诗填词，偶用几个典，也无非是耳熟能详的字句。

1915年春，张恨水离家外出谋生，在汉口一家小报馆里当过编辑，写点杂文;在剧团当过临时演员;还流浪江南一带卖过药，也试写过几篇小说。这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使他对世态人情有许多感受，为后来写作打下了生活基础。1918年春季，他经朋友推荐，到芜湖《皖江报》任总编辑，每天写两个短评，编一版副刊，暇时写小说。他给《皖江报》写过一篇长篇连载《皖江潮》，给上海《民国日报》写了《真假宝玉》和《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两篇短篇小说。这是他正式写作章回小说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恨水感到非常兴奋。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可是有一颗爱国的心。看见别人示威游行，我们三两个人，手上拿了小旗子，站在报馆门口，跟着喊口号。在我的创议和主持下，在报上办起了周刊一类的东西。”[3]正当运动高潮时，他因事到上海，亲眼看见那里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心情激动，因而十分向往北京的革命和学术气氛，加上朋友的鼓励，决心到北京上大学深造。当年秋天到北京，在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那里帮助处理新闻材料，工余苦攻《词学全书》，学习填词。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看到他填的词，大为欣赏，辗转托人把他请到《益世报》当编辑。两人常在一起饮酒吟诗，互相唱和。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张恨水到该报主编副刊《夜光》，并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每天刊登五六百字，直到1929年1月才登完，全篇约一百万字。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小说的主角是新闻记者杨杏园，以他的恋爱故事为线索，旁及各个阶层的人物，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官场和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进行辛辣的嘲讽，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半封建制度的罪恶，是一部谴责性小说。全书穿插许多诗词，特别是每回的回目，用辞藻丽工整，很为人所称道。不少人认为书中人物都有所指，当时就有人索隐。《世界晚报》因连载《春明外史》，发行量大大增加。北京几家大报纷纷来请张恨水写连载小说，他就同时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京尘幻影录》、《天上人间》。这两篇都是随想随写，随写随登，为的是多拿稿费。1925年，他开始写《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上连载，1932年才刊完，全书亦近一百万字。

《金粉世家》也是张恨水的名著之一。它写的是一个所谓金铨总理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全书以金铨的小儿子金燕西和一个小康人家的女儿冷清秋为主角，以他们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写这个总理家庭成员的骄奢淫逸，以及他们之间的钩心斗角，暴露北洋军阀政府中官僚荒淫无耻的面貌。全书人物一二百，精心布局，情节曲折，大大投合了当时社会上一般小市民阶层之所好。尤其是妇女，包括老太太在内，最爱看这部小说。直至若干年后，还不断有读者跟他议论《金粉世家》中人物处理的问题。

《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相继在报纸上连载后，张恨水名声大噪，全国许多报刊和出版部门约他撰写小说的书信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1929年他开始为上海《新闻报》撰写《啼笑姻缘》。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忙碌的时期。他每天同时为六七家报刊写连载小说，平均一天差不多要写五千字。《啼笑姻缘》也是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学生樊家树和北京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相爱，被一个军阀拆散，最后沈凤喜被逼致疯的故事。在《新闻报》连载后，轰动一时。解放前该书前后印过二十版以上，印数近十万册，还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因为故事的矛头是指向北洋军阀的，许多人索隐，说某某是影射某人，甚至引起过某人的误会，张恨水差点被抓起来。故事的背景是北京天桥，张恨水曾经一连好多日子出入那里，为他塑造的人物搜集素材，还结交过各阶层的朋友。

“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鉴于民族危机严重，激于义愤，开始撰写抗战小说，以唤起人们抗敌御侮的决心。但当时国民党政府不许公开反对日本，他的小说也就只能“吞吞吐吐”，不能畅所欲言。他的第一部抗战小说是《热血之花》，写的是我国人民和海寇的搏斗，以海寇喻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写《东北四连长》，是东北抗日御侮的故事，其中三位连长在长城外牺牲。他的目的是想藉此讽刺当时南京方面消极抗战的大人物。1932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弯弓集》，“都是些鼓吹抗战的文字”。他在序言中说：“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1934年5月，张恨水到西北游历，耳闻目睹了民间疾苦，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从西北回来后，他接连写了两部“描写西北那些惨状”的小说：《燕归来》、《小西天》，分别在上海《新闻报》和《申报》上连载，引起了人们对西北情况的关注。

1935年秋天，张恨水应成舍我之邀，到上海担任《立报》副刊《花果山》的编辑，约期三个月。期满拟回北平时，值华北危急，他已被日本侵略者列入北平文化界人士黑名单，不得已转道南京。次年4月，他出资和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并为该报写两篇连载小说：《鼓角声中》，写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北平，是抗战小说;另一篇《中原豪侠传》，是武侠小说。同时他还写了几部连载小说：上海《新闻报》的《夜深沉》，《申报》的《换巢鸾凤》，《晶报》的《锦片前程》，《立报》的《艺术之宫》。当时《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周帮式再三邀他写稿，他写了一篇义勇军的故事《风雪之夜》，在该报连载四五个月后，“奉命停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恨水和报社职工为了抗战，坚守岗位，“咬着牙齿”将《南京人报》办下去。直至11月南京沦陷前夕才停刊。次年1月张恨水携带家眷到重庆，在《新民报》工作，编副刊《最后关头》，并为《上下古今谈》专栏写散文，内容多半是讽刺国民党统治的种种黑暗。为了躲过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他常常采取影射的手法。他说：“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而《上下古今谈》当时能被社会注意，就在这一点”[4]。他几年中写了一千多篇，约上百万字。

抗日战争时期，张恨水还写了将近三十部小说，其中以《八十一梦》最有代表性。《八十一梦》是一本寓言体小说。他以第一人称写了十几个梦，各梦自成段落，以荒诞不经的寓言，揭露国民党官僚豪门的贪污腐败和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其中《忠实分子》一篇，写一群鸡狗通过钱眼登天，钱眼的横额上有“孔道通天”四个大字，直接讽刺了当时“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府，以致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投入监狱。《八十一梦》是抗战时期销数最多的一本书，延安曾翻印。1942年秋，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新民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张恨水在座。周恩来针对《八十一梦》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5]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张恨水回到北平，担任《新民报》北平版经理，兼编副刊《北海》。当时社会上流传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之说，即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攫取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等。他耳闻目睹，不胜愤慨，1947年写了一部《五子登科》的小说，揭露国民党官僚政客的贪污腐化。1948年秋天他辞去报社职务，专事写作。到北平解放前，共写中、长篇小说十四部，先后在北平和上海的报纸上连载。其中《五子登科》直至1956年始续完，也有几篇以后未续写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恨水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于1949年夏患脑溢血，一度瘫痪在床，经多方治疗，病情渐渐好转，恢复了部分写作能力。1954年后，他根据民间传说改写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秋江》、《孔雀东南飞》等，还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侨胞写了《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小说。为描绘北京城郊变化，他写了一组《冬日竹枝词》。为了写好这组词，他逐一观看了北京十三个城门附近的变化。

1967年2月15日，张恨水因病在北京去世。

陈训慈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三七市镇)人。陈布雷弟。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与张其昀、缪凤林等同为柳治徵门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先在宁波中学任教，并筹办宁波公共图书馆，后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30年回母校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西洋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程，次年因病返里。1932年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33年在浙江大学兼课，后曾任龙泉分校主任。1938年浙大迁贵州遵义后，负责教务，1939年兼任浙大图书馆主任。1945年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兼“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兼图书资料室主任，1981年改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主要成就与贡献：在学术研究方面，著有《世界大战史》《五卅事件》《清代浙东之史学》等。在图书馆事业方面，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推行普及社会教育与提高学术研究相兼顾的办馆方针，实行通年全日开放制度，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等，并于1936年主持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参观者达8万人次。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持组织抢运馆藏《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避至富阳、龙泉，又组织抢运宁波天一阁9000多册藏书到浙南，为保护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创办《抗敌导报》，呼吁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六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顾问，浙江省地方志学会顾问等职。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一说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其远祖是宋国贵族。父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母颜氏。早年丧父，家境衰落，“多能鄙事”。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15岁即“志于学”，“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不得志，返鲁。“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鲁定公九年(前501)见用于鲁，任中都宰，“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行为大司寇。孔子任于鲁，齐人恐惧，以女乐馈于当政之君鲁定公，欲以怠堕鲁国之政，果然奏效，孔子感到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便带领弟子开始了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生活。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归鲁，仍不被重用。晚年致力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

孔子的一生，在宗教天命观上，敬重天命，但却怀疑鬼神。在哲学思想上，他的天道观包含着辩证法因素，他的人道观的主要特点是标仁智以统礼乐。在认识论上，他提出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认为前者高于后者，但他没有举出一个生而知之者，即便他自己，也“非生而知之”。所以他十分强调学而知之，认为不好学即有“六蔽”之患，他自己一生“好学不厌”，主张学行并重，学以致用。非常崇尚中庸，称中庸为至德，要求君子在处事过程中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犹不及。在伦理思想上，他强调“仁”，把它做为伦理思想之根本。此外他还提出忠、信、恕、孝、悌、恭、宽、敏、惠、义等道德规范，特别重视道德修养，提出关于修养方法和修养境界的理论。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为政以德”，主张君主集权，却又反对个人独裁与大臣专权。他称颂周制，但并不认为周制是永恒的、尽善尽美的，更非主张复古。在政治思想上，他崇尚“大同”。在教育思想上，他主张“有教无类”，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想人才。他的教育内容涉及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美育教育、体育教育等多个方面，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循循善诱”、“不愤不启”、“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等等，对后世影响极为巨大。此外，他在法律、经济、军事、心理学、美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也都提出过极为深刻的见解。

孔子生前没有把他的思想著述成书，死后，弟子们搜集他生前的言行，编成《论语》，来传述他的思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思想从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孔子本人也不断地被封建统治阶级上尊号，成为“圣人”、“万世师表”等等，成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和创造者，全世界公认的历史文化名人，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尊敬。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1979年，伯林因其自始至终对公民自由的维护而获得耶路撒冷奖。1994年11月25日，伯林获得多伦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他为这次颁奖准备了一个简短的信条，这个信条后被称为“致21世纪的信息”。1997年11月5日，伯林在牛津去世，终年88岁。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宁调元

宁调元（1883—1913），近代诗人,字仙霞,又字太一。湖南醴陵人。早年曾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参加过大成会和华兴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次年初回国,与禹之谟等组织湘学评议会。同年7月,在长沙参与经办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的安葬事宜,造成很大的声势,受到清政府注意,遂赴上海创办《洞庭波》杂志(后改名《汉帜》),“日以民族、民权主义申儆国人”(柳亚子《宁烈士太一传》)。为清政府所迫再度赴日,参与《民报》工作。同年12月,同盟会组织江西萍乡、湖南浏阳和醴陵地区起义,宁调元受黄兴派遣回国,准备参与起义的接应工作。起义失败,宁调元于岳州被捕,囚禁于长沙监狱,因受到同县刘泽湘的营救而幸免于难。他在狱中刻苦读书和写作,又以通讯形式参与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和南社的筹建工作。宣统元年(1909)冬,被保释出狱。次年春赴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辑,继续抨击朝政。三年(1911)加入南社。武昌起义爆发后,奔走于湘、鄂之间,曾在谭延闿部任职。1912年赴上海参加民社并任该社机关报《民声日报》编辑。后因民社与同盟会对立,遂退出该社。不久赴广东出任三佛铁路总办。次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为组织讨袁军而奔走四方,于武汉被捕,9月就义。

宁调元是一位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认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潮流,如日之中天,有不可遏止之势。中国受资本主义之毒害尚浅,如及早诊治,较之东西方各国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南幽杂俎》)。其为诗则提倡面向现实的“怨以怒”、“哀以思”(《南社诗序》)的作品。断言个人无情则“暴弃”,社会无情则“解散”,国家无情则“灭亡”,“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南幽杂俎》)。其诗慷慨激昂,忧愤深广,有为民众献身的精神。但也有缠绵悱恻之作。著有《太一遗书》。

杨芳灿

杨芳灿（1754年1月10日—1816年1月19日），中国清代文学家。字才叔，号蓉裳。常州金匮县（今江苏无锡）人。性早慧，有“神童”之目。乾隆四十三年（1778），26岁的杨芳灿应廷试，以拔贡入一等，出为甘肃伏羌知县20年。回京后历任户部员外郎、《会典》馆总纂修官等职。嘉庆十一年（1806）辞官，先后主衢杭、关中、锦江书院讲席。著述颇富，诗词骈文兼善，卓然为乾嘉之际一大家。

杨芳灿是乾嘉诗坛“才人之诗”的名家，代表了一种清新华艳的诗风。这类诗风在其早年诗集《真率斋初稿》体现得最为鲜明。其中以七言歌行《董小宛贴梅扇子歌》《凤龄曲》成就最高。王豫誉之为“吴梅村后一人”。在中年赴官甘肃之后，诗风陡然一变。占大多数的写景、抒情、序志之什，均因江山之助而变得笔力雄健。尤以号称“可参史乘”的《伏羌纪事诗一百韵》影响较大。晚年回到京师后，发展出一种清新瘦硬的风格，卓然自立一格。他形容女子娇弱“娇如新月真宜拜，瘦到秋花转耐看”（《题梁溪女史凉瑶环仕女小帧》）；渲染老来孤寂“虚堂说剑邀奇士，小像焚香拜美人”（《拨闷四首柬二三知己和之》之四），脍炙人口。

杨芳灿在乾嘉词坛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抝莲词》和《移筝词》各集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句为词，形式别致，亦显示出他本人的词学门径。杨芳灿骈文的成就和影响不亚于其诗。袁枚把杨芳灿与顾立方许为“门下双绝”。王昶誉其“骈体之工，几于上掩温邢，下侪卢骆”（《蒲褐山房诗话》卷上），全椒吴鼒认为其声名堪与乾嘉时期的“骈文八大家”相埒。光绪本《芙蓉山馆全集》含文钞8卷，收有骈文167篇，赋、记、书、启、序跋、碑铭、表诔、传赞各体俱备。有《散花集序》《绿净园记》《当亭诸烈士赞》等名篇。

著作有嘉庆刻本《芙蓉山馆诗钞词钞文钞》与光绪刻本《芙蓉山馆诗钞词钞文钞》。二本虽均名“芙蓉山馆全集”，但实为选集。另有清抄本《芙蓉山馆尺牍》16卷和光绪间赐书堂木活字本《志序存稿》若干卷等。

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1916～1968），现代著名作家。原名何章平,笔名司马梵霖、林娜、 林曦、耶戈、马霖、宋芝等。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小贩家 庭。自幼家境贫苦,九岁时即跟随“水客”出洋,到菲律 宾的马尼拉当童工,十二岁回到泉州乡下,念了五年小学 和中学预备班,便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十六岁加入共青团, 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泉州特区党委会委员,主 持宣传工作,主编党的地下刊物《农民报》,经常在《泉 州日报》副刊发表诗歌。1934年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次年开始在《申报·自由谈》、《本埠增刊》、 《时事新报》副刊上用不同笔名发表短文,又用林娜的笔 名在《光明》、《文学界》、《作家》等刊物上发表小说。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军队工作。广州撤 退的第二年,国民党加紧反共,被排挤出来,随《救亡日 报》撤至桂林。皖南事变后,仍留在桂林,任桂林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创办《文艺生活》月刊,并 创作了大量作品。桂林撤退以后,留桂北敌后,与地方党 相配合,组织抗日青年挺进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又教 育、整编当地国民党的小股武装,成立抗日纵队,担任政 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受反动派通缉,转移广州,从事 文艺工作,恢复《文艺生活》,创刊《文艺新闻》,不久均 被国民党查封。他又转移香港,再次恢复 《文艺生活》 , 并担任香港《文汇报》主编,达德学院文学教授,香港文 协常务理事等职,倡导报告文学。1949年奉召随柳亚子、茅 盾等离港北上,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开国 大典,随后返港。1952年被香港英国当局逮捕解递出境,回 到广州,任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中南文联常委、《作品》月刊主编。从1955年开始,历任 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委三司司长、我 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 致死。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雨季》、《人的希望》、 《南洋淘金记》 (1949年,大众图书公司) 、《风雨桐 江》 (1964年,作家出版社),中篇小说《尚仲衣教授》 (香港文生社) 、《希望》、《成长》 (香港文生社)、《折 翼鸟》 、《转形》 、《汪汉国的故事》 ,短篇小说集《一 个英雄的经历》、《蠢货》 、《寂寞》 、《粤北散记》 、 《孤独》 、《危城记》 (香港文生社) ,散文集《过 客》 、《少男少女》 、《新中国的十月》; 电影剧本《火 凤凰》、《海外寻夫》、《娘惹》 、《血海仇》 、《南海渔 歌》,话剧《出路》 ,以及儿童文学《菲律宾梦游记》和 《我们的新朋友》等。此外,著有《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与 活动》(1938年,大森书店) 、《作家印象记》 (1949年, 香港智源书局)。还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作 品》等报刊上发表过许多国际题材的散文、小说等。

由云龙

由云龙（1876-1961）近代文学家。字夔举，号定庵，别署碧峣散人。云南姚安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官候补学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任大理、丽江、楚雄、永昌、顺宁、永北五府一厅自治总理，旋署永昌知府。后历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北洋政府云南教育司司长、政务厅厅长、云南将军府秘书长、云南水利局局长、云南盐运使、云南实业厅厅长、清史馆名誉协修。少攻帖括，于诗少留意，唯好沈德潜《古诗源》，所作曾受朱庭珍赞赏。后远涉重洋，诗取径亦宽，上法杜甫、韩愈、王安石、黄庭坚，近师钱载、郑珍、郑孝胥，属宋诗派一路。周钟岳序其诗称：“以君之才丰学赡，又身历诸艰，壮游数万里外，意其所作，必慷慨任气，磊落使才，顾乃舂容夷愉，略无噍杀淫哇之响。”诗文外，又有戏曲传奇之作。著有《定庵诗存》、《定庵诗话》及《幻缘记》传奇。生平事迹见《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勃德《中华今代名人传》。1961年4月20日，由云龙病逝，享年85岁。

普拉东诺夫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ich Platonov，1899年08月28日—1951年01月05日），苏联作家。1899年9月1日生于沃罗涅日市一铁路工人家庭，1951年1月5日卒于莫斯科。1919～1921年参加国内战争。1924年毕业于沃罗涅日工学院，后在当地土壤改良和农业电气化部门工作。十月革命前开始在地方报刊发表作品 ，192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1927年到莫斯科，两年内出版《叶皮凡水闸》等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引起文坛注意。接着发表讽刺官僚主义的《共和国居民》和《有好处（贫农编年史）》等中短篇小说，受到好评。同时直到1941年，所作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中篇小说《基坑》和《初生海》，因真实再现当时只凭热情、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种种荒唐人和荒唐事，均未能和读者见面 。1942年应征入伍上前线，任《红星报》特级记者。1946 年发表短篇小说《伊凡诺夫一家》，主要写战争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和心灵创伤，被指责为“诽谤”现实。后来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整理工作。60年代以后，作家生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指责被纠正，一些未问世的作品均获准出版。

庞蒂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法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家和无神论存在主义在法国的主要代表。生于罗舍弗尔,先后在勒阿弗尔、巴黎上中学,192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开始接触胡塞尔的现象学,1930年获哲学中学教师学衔,1931年任博凡中学哲学教师,1935年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辅导教师,并准备博士论文。1941年参加过“社会主义和自由抵抗组织”。1945年与萨特等人合作创办了《现代》杂志,1955年与萨特决裂。1949—1952年在巴黎大学讲授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1952年取得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授讲席,1961年正值学术高峰时在巴黎因病猝然逝世。

主要著作有:《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 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哲学赞词》(1953)、《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以及去世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文集《眼睛与精神》(1961)、《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梅洛—庞蒂的哲学发展起始于他对笛卡尔唯物主义和当代批判唯心主义的批判,他反对他们把认识的对象完全归结为概念,从而把世界变成思想的作法,并指出,唯心主义虽然会给人提供一个和谐的、协调的知识系统,但不能使人达到世界以及个人以外的他人。所以,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重新学习如何看待世界,哲学的根本途径是把极端的主观主义与极端的客观主义联合起来。

梅洛—庞蒂从事哲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直至1939年以后他才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他力图以现象学为基础,并从知觉本质出发,把人文科学,首先是心理学和语言学与哲学联系起来,建立知觉现象学。他试图赋予形式、结构以哲学意义,他指出,哲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关于认识结构与行为的思想,人的认识并不能引起原始因素的综合,行为也并不是思考总和的结果。行为是主体的行为,这个主体既是行动着的又是思想着的,行为表达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懈的斗争。

心理学和现象学对梅洛—庞蒂的思想形成产生极大影响。他从格式塔心理学中受益非浅,但他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他还吸收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把心理活动归结为人体生理器官活动的理论,但他否认这种因果律或量的分析能证明人的心理活动。他接受了胡塞尔把哲学作为对意识结构的描述的现象学观点,认为对事物的本质不能进行解释和分析,只能通过知觉对其加以描述和界说,知觉是真实的根源,只有主体的知觉即主观感受,才能从本质上说明世界的问题。他还赞同胡塞尔关于没有自在之物、只有能被人的意识所接受的事物的观点。但他坚持主张任何知觉概念都与超越意识的世界有一种本质相关,这种本质相关自身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了“为意识的存在”。他也不赞成胡塞尔的还原方法,他主张的还原并不企图构造一个独立的现象世界,他的现象学描述并不仅仅只考察知觉事实,同时也描述自我超越以及我们经验所具有的相关性质,并把它同纯粹的概念相区别。他认为思想和世界的关系不光受演绎工具的影响,也受知觉者,即“知觉的基础”的影响。

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梅洛—庞蒂重新解释了躯体和思想的区别。躯体和思想只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虽然它们的区别是不可还原的,但它们在逻辑上是渐增的,正如生理学的概念预示了心理学的概念一样,躯体和思想的关系也是如此。梅洛—庞蒂既要坚持两者在逻辑上的各自独立,又要反对用固定的术语来解释这种关系,这正体现了他的矛盾之所在。

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梅洛—庞蒂尝试为人的主观性理论寻找根据。同柏格森一样,他也认为知觉是理智分析的产物,人们不可能用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中抽取出来的人工组合手段重建人们自身对世界的经验。躯体并不是处于其它客体之中的一种客体,而是身体—主体,它是一种通向世界的结构,是世界的相关者,它处于世界中,是我们通往世界的停靠站,是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中介。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梅洛—庞蒂提出了人的解放和人在历史行动中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后来在《人道主义和恐怖》以及《辩证法的探险》等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同萨特一样,他认为解放隐含在人类意识的能力之中,但他否认这种解放的绝对性。当人们选择时,人们确实创造了自己的道德存在,但人们总在不断地进行选择,而选择时的出发点总是预先估计好的。他还特别强调由人们建立起来的意义领域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纯粹个人的主观性和事物的暧昧性之间的中介,它并不是个人道德自律的障碍,而是自由实践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梅洛—庞蒂力图用人的主观性概念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政治行动和人类历史的理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认为应该通过历史的结果来判断历史进程,因此,历史地行动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服从于这种客观判断,而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的理论是错误的,它忽视了道德的个体性以及自我选择的意义。他还指出,历史具有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任何一种反对特定阶级或特定经济结构的革命运动都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是一种有力的理论工具,但人们必须用一种探索式的方法使用它,并按变化着的历史条件修正它。

除了学术著述外,梅洛—庞蒂还积极参与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运动,但他的政治态度没有萨特那么激进,具有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例如他既承认人对境况的自由选择,又承认境况对人的强烈作用,认为自由选择是有条件的,它是一种处于自由与必然之间的主体知觉的活动。他还注意强调满足人的现实的物质需要。他也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但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希望用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谭其骧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嘉善县人。1911年2月25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省城。1930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同年起先后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36年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初至已经内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5年随浙江大学复员回到杭州。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至1982年兼历史系主任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年至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81年至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1991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其功绩载入英国《牛津名人录》。1992年8月28日在上海去世。著有《长水集》(上下册)、《长水集续编》、《长水粹编》等，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一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

冯铿

冯铿（1907年10月10日-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女,原名冯岭梅。广东潮安人。1929年2月,同其丈夫许峨来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参加革命斗争和与共产党人的交往,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文学创作也出现新面貌。同年冬,创作小说《乐园的毁灭》(载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1卷2期)。作小说《突变》(载1930年5月10日《拓荒者》1卷4、5期合刊),两篇的主题都是妇女的命运和出路,作品指出:要生存只有“合力”、“组织”、“反抗”。1930年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后在左联工农工作部服务。同年5月,作为左联代表,和柔石、胡也频一同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听到苏区代表的报告,了解不少苏区斗争的情况。大会结束后,写了小说《小阿强》和《红的日记》,这是我国左翼文学中第一批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具有开拓的意义。193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17卷1期发表她的小说《贩卖婴儿的妇人》,依然响彻妇女解放的呼声。同年1月17日被捕,和同一时期先后被捕的23位中共党的干部和左翼作家一同囚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狱中,虽遭到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同年2月7日,她和23位同牢战友同时惨遭杀害。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冯铿和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5位左翼作家,同年4月,左联编辑出版了机关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被难同志传略四——冯铿》、《被难同志的遗著<红的日记> (冯铿)》,以示抗议和纪念。同年10月,日本四六书院出版纪念5位中国左翼作家的专集《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卷首有李伟森、宗晖、冯铿、殷夫4位烈士肖像。书中收有日译的冯铿小说《女同志马英的日记》 (即《红的日记》,田佐夫译),并附译者撰写的《冯铿小传》及作品简介。1933年2月7日是冯铿等5位左翼作家被害2周年,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沉痛悼念牺牲的青年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