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

他塔拉·刚毅（1837年—1900年），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七年(1837)生。他由笔贴式入仕，历任刑部郎中，江西、直隶按察使，广东、云南布政使，山西、江苏、广东巡抚等，光绪二十年(1894)授军机大臣。纵观刚毅的一生，外任封疆，内入军机，可谓荣宠一时。

清末，外敌入侵，内乱迭起，局势动荡不安，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刚毅作为清政府统治集团的中坚，他关心大清社稷的安危，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经常上疏朝廷，提出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建议。

光绪十一年(1885)，刚毅升任山西巡抚。任职期间，他几次上疏朝廷，提出了在套外、躔金等处屯田的建议。套外、躔金等处土质肥沃，浇灌便利，麦谷粱秫，种无不宜。此前当地曾奉谕开垦过，收租银不下10万两。而及刚毅到任时，因连年战乱，这一望无垠的平川广漠已是野草丛生，杂树成林，一派荒芜衰败的景象。刚毅在疏中，分析了套外、躔金一带的山势地向、水利土质以及今昔衰旺悬殊的情况，指出在此处实行屯田制，是一件当地居民“率皆欢欣鼓舞”的大好事。他说套外“今若于该处议设屯政，则险要藉以扼，地利藉以复，蒙旗藉以赡……躔金一带，诚能及时筹议屯政，无事则固吾边圉，免为逋逃渊薮;有事则防敌伺隙，便于控制事机，策诚至善。”并提出了屯田首先要实行的三条计策：分段、修渠、设官。他的建议，对于处于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清王朝来讲，无疑是不无裨益的，所以，疏入很快就得旨议行。次年五月，刚毅巡阅了作为军屯的大同镇属营伍。

光绪十四年(1888)，刚毅调任江苏巡抚。时值江苏各地连降大雨，境内泻洪的主要河流吴淞江、蕴藻河因年久失修，日就淤浅，淤塞严重处几乎成为平陆，大水溃溢，泛滥成灾，灾民衣食无着。面对这严重的灾情，刚毅上疏，提出了以工代赈疏浚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下旨议行。刚毅亲自前去督率检查，先后疏通了蕴藻河、吴淞江，消除了后患，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

清末朝廷内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空靡皇粮。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刚毅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不久，就奏请裁汰冗员薪水，以及各项杂支，以重款项。又疏陈实仓廪、严保甲、罢不急官等，均被朝廷采纳实行。

但总的说来，刚毅才疏学浅，没什么特殊才能，只因他深谙为官之道，时时处处迎合实际操纵朝政的慈禧太后，故深得太后宠眷。

光绪二十年(1894)，刚毅在广东巡抚任上，特旨招入京都给太后祝寿。刚毅为了讨太后欢心，特地叫人赶制了3万银币做寿礼。当时内地通用银，只有广东制成银币。刚毅把银币携入京都献给慈禧，献媚说：“我知道万寿赏号多，特地铸币，以表敬意。”慈禧十分欢喜，忙叫人收下。不久刚毅就被擢为军机大臣，署礼部右侍郎，赏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使已宣布“撤帘归政”的慈禧惊慌失措，坐卧不安，对新政充满了仇恨，急欲扼杀。刚毅禀其旨意，仰其鼻息，猖狂反对新政，百般抵制变法。光绪皇帝拟降旨废八股、改试策论，刚毅公然进行反对，说什么：“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康有为建议裁减绿营，改用西法练兵，刚毅拼命阻挠，竟然说：“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伸屈弗灵，必非我敌。”他的荒唐言论甚合慈禧意，被慈禧赞扬为“独痛切”。

维新运动被慈禧策划的政变镇压下去后，光绪被幽禁于瀛台，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慈禧仍感到光绪的存在对她有威胁，准备废掉光绪，另立幼帝，结果遭到英、美、日等国反对，于是，刚毅便与军机大臣荣禄等遵太后旨意，策划选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企图以此为过渡废掉光绪。

刚毅竭力奉迎太后，慈禧对他是恩宠有加。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刚毅被提升为工部尚书;七月，充任崇文门监督;九月，充会典馆正总裁。光绪二十三年(1897)，调任刑部尚书。第二年，补正红旗蒙古都统，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赏赐给西苑门骑马的殊荣，充经筵讲官、翻译阅卷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补内大臣。可谓高官厚禄，显赫一时。

刚毅生性好财，贪得无厌，慈禧的宠信，给他贪赃私饱大开方便之门。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支付日本巨额赔款，国家财政极度空匮，庞大的军需之资朝廷已难以筹措。兵部尚书荣禄便秘奏慈禧，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去募征。刚毅去到后，大肆搜刮勒索，无论公款还是私银，一概敛取，一年间便搜括银两数千万。刚毅乘机假公济私，饱入私囊的不可胜数。他回京时，大箱小笼等行李多达数千件，围观者愤慨地说：“这里面都是累累黄白物啊!”

戊戌政变后，国力日衰，朝廷欲收罗各省库藏供自己挥霍。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钦差刚毅赴江南查案。刚毅命各省查库藏、核釐金、关税及地方行政薄册等。他利用手中的大权，私立名目，增征税金。所到之处，吏役横征暴敛，目无法纪，打着为朝廷筹饷的幌子，其实大都侵吞为己有。他还向地方官员明诈豪取，索要贡献，仅在广东就敛括四百万。他到粤东时，藩司听说刚毅要来，就天天督促员吏会计核查帐目。时值盛夏，刚毅难以忍受南方的酷热，急欲回京，就对藩司说：“你何必这样辛苦。其实天下之事非常容易办。每天只须穿着背心，挽着辫子，喝着茶水，童仆在一旁打着扇子，一切事就完了。”藩司会意，就着意打点了一番，刚毅非常满意，满载而归。

刚毅任广东巡抚时，入都给慈禧太后祝寿，命一道员为他铸银币3万献给太后，他因此得以升迁，但对制币所用银两却闭口不提，那道员也不敢索偿，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刚毅虽身居高位，文化素养却很低。他识字不多，读书甚少，不学无术，却刚愎自用，因此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念白字、闹笑话。如他读“聊生”为“耶生”、“刘鼒”为“刘鼐”、“瘐死”为“瘦死”，每每引得别人窃笑。他为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次呈报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把“瘐”改为“瘦”，并且斥责那写报告的司员不识字。他不理解“刚愎自用”的意思，把“愎”读为“复”，他曾经对别人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他还把皋陶的“陶”读作“桃”(应读作尧)，煞有介事地说皋陶就是“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一时成为笑谈。他在军机处时，有一次四川报的“剿番夷获胜”的奏折中有“追奔逐北”(追击败逃的敌人。奔、北都指战败奔逃之敌)一语，他阅后大怒，说：“川督竟然粗心大意到了如此地步，奏折岂能任意错讹？”周围的人惊异地问出了什么错？他说：“这句话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为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他们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如果作“逐北”，怎么知道奔逃的人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呢？”当时在一旁的翁同龢强忍住笑，给他讲解“追奔逐北”的意义，他却连连摇头，不以为然。

有一次刚毅在慈禧太后面前荐举以前巡抚江苏时的中军王定扬，他说：“王定扬竟是臣手下的一个黄天霸。”慈禧听了，面露讥笑之色没有作答。同时被召见的荣裕出来后对刚毅说：“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去那施不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所谓“包袱脚”，是京师对那些满肚子是戏，口中却唱不出来的人的称呼，颇含贬义，刚毅竟然不知道。

刚毅不仅无知，而且固执，心胸狭小，听不得半句批评意见，对给他指出谬误的人，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翁同龢因多次指出他念错写错的字，在戊戌政变后，被他乘机弹劾，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加重处罚。

当时有个京官根据刚毅念白字、闹笑话的趣事写了这样一首讽刺诗：

帝将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刚毅的不学无术，颟顸昏庸。

刚毅一生追随慈禧太后，宠眷在诸王之上，没料到最后因庚子拳变之事，被劾为罪魁。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蓬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京津地区发展，令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也使那拉氏深感剿抚两难。六月，英、美、法、德、俄、日、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纠合在一起，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面对义和团的斗争怒火和入侵者的嚣张气焰，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认为义和团“法术甚明”，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作孤注一掷的拼斗。而两广总督李鸿章、太常寺卿袁昶等则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求和。因为阴谋废立而遭到各国公使反对而满腹怨恨的慈禧，唯恐列强迫令她归权光绪，因而主战派的主张更合她的心意，她逞一时之愤颁谕“招团御侮”，对外宣战，企图利用义和团杀杀洋人的威风，同时利用洋人消灭义和团，一箭双雕。刚毅奉命前去招抚义和团入京，并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的首领。他们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加以改编，蓄意把义和团变为清政府的御用工具。义和团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就在北京集聚了数万人，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到处焚烧教堂、围攻外国使馆，同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由于清政府的叛卖，义和团运动失败了。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刚毅随慈禧太后仓惶逃往西安。一路上他心绪忧惧，言行极为谨慎小心，恐祸及自己。行至太原，奉太后之命与八国联军议和的李鸿章电劾肇祸的诸王大臣，刚毅被列为罪魁。从此，他更加惊恐不安，不久忧虑成疾，死于山西侯马镇。后来，惩办罪魁时，刚毅因为先死，免遭杀戮，追夺原官。

列子

列子（大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即战国年间，享年75岁），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名寇，又名御寇（“列子”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华夏族，周朝郑国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古帝王列山氏之后。先秦天下十豪之一，著名的道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列子，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后汉班固《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列子》又名《冲虚经》，（于前450至前375年所撰）是道家重要典籍。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的。全书共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134则，是东晋人张湛所辑录增补的，题材广泛，有些颇富教育意义。

列御寇，道家人物。姓列，名御寇。又作圉寇、圄 寇。尊称为列子。郑国人。活动年代不可确考，一说为 春秋时人，一说为战国时人。《汉书·艺文志》于《列子》 条下注曰：“先庄子，庄子称之”。《庄子》中的《应帝王》、 《让王》、《列御寇》记有其活动片断。言其家贫，郑相子 阳曾赠粟被他辞退;曾就学于壶子，“自以为未始学而 归，三年不出”(《应帝王》)，终身持守朴素独处的生活。 另《庄子·达生》记有列子与关尹的对话。“其学本于黄 帝老子”，“盖有道者也”(刘向《列子书录》)。哲学思想 主张“贵虚”(《吕氏春秋·不二》)，崇尚虚静无为。《战 国策·韩策》称列子“贵正”，但语未详。《汉书·艺文 志》著录有《列子》八篇(已佚)，归道家类。今本《列子》 为魏晋时伪作。唐天宝初年奉旨册封列子为“冲虚真 人”，其书改题为《冲虚真经》，为道教所尊崇。

汤斌

汤斌(公元1627～1687年)，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清河南睢州 (今河南睢县) 人。是清初理学名臣，并以清廉刚正、敢言直谏闻名于顺治、康熙朝。

汤斌家世为“阀阅旧族”，明末已衰败，其父恪守家法，课子甚严。汤斌8岁入塾，恐有辱于先人事业，“遂笃志圣贤之学”。15岁以前，已读完《左传》、《战国策》、《公羊传》、《史记》、《汉书》等书。崇祯十四年 (公元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睢阳，汤斌一家避难逃至河北，后迁至浙江衢州，直至顺治二年 (公元1645年)，全家人才由江西鄱阳湖返回故乡。汤斌自幼读书成癖，颠迫流离的日子里仍手不释卷，自此，他更是发奋苦读，尤其是致力于经史与宋儒之书，后在乡、州、府试中连连中捷。顺治九年， 汤斌中进士， 授宏文院庶吉上， 后又任国史院检讨，潼关道副使、江西岭北道参政。汤斌施政重变通，他推崇唐文宗时名臣崔郾“初治陕不鞭一人，既迁鄂而严刑不贷”，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做法。在任职岭北道参政时，他根据赣南战乱情况，审时度势，设伏大败明旧将李玉廷，有效地阻止了海上渔民军，使这一带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顺治十六年汤斌因父病故，回家守孝。康熙五年 (公元1666年)，他闻听理学大师孙奇逢在辉县夏峰讲学，便投奔其门下，做了门徒。后成为当时程朱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朱学是统治阶级提倡的官方哲学，汤斌是把朱学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倡导者，因而在统治阶级中得到重视。

康熙十七年，清圣祖玄烨决定举办博学鸿词科。汤斌在左都御史魏象枢、左副都御史金鋐的举荐下，应试取中一等，补翰林院侍讲，同编修彭孙通等人共同纂修明史。二十一年任《明史》总裁官。康熙二十三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大清会典》副总裁官。这年，江苏巡抚出缺，康熙帝因汤斌有操守，特简用，并赐御书、鞍马等。二十五年，升任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再次担任明史总裁。次年改任工部尚书。十月，因病去世。雍正十年 (公元1732年)，入贤良祠。乾隆元年 (公元1736)，迫溢文正。所著有《汤子遗书》 (一作《汤文正公全集》)传世。

汤斌生活在明清两个封建王朝更替的时代。他的思想体系属于程朱理学的儒家体系，所谓“学术师洙泗，政事慕唐虞”是对汤斌一生学术思想和政治成就的极好概括。

清政权发展到顺治、康熙年间已基本稳定，清朝统治阶级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因而清政权的发展比较稳固。一部分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 “经世致用” 的原则。“经世致用” 的目的就是摆脱明以来的社会危机，调整濒于崩溃的封建统治秩序，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汤斌正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

汤斌为官廉洁自律，恪守职责。在任江苏巡抚期间，曾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整肃吏治，严禁行贿受贿，先后发布《严禁征收钱粮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艰以清赋税告谕》、《严禁请托以肃官箴告谕》等文件，并且公开宣布：“本院执行如山，言出必行，断无宽容。”同时，大力开展反贪工作，动员官民进行揭发检举，并且根据揭发检举出来的材料，认真地进行立案审查，相继查处了在所辖区内苏州知府赵禄星、扬州知府张万寿、句容知县陈协浚、宜兴知县蔡司霑、如皋知县卢綖、睢宁知县葛之英、江都知县刘涛、金坛知县刘茂位等人贪污劣绩，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从而狠狠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气焰，刹住了贪污贿赂的歪风。

汤斌关心民众疾苦。康熙二十四年秋，淮、扬、徐三府再次出现水灾，数十个州县的民众受灾。作为巡抚的汤斌，亲赴灾情严重的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察看灾情，并且给朝廷上疏如实反映灾情，请求拨款赈恤。康熙得知后，即派户部侍郎素赫前往督赈，使得灾民及时得到赈济。此外，他还兴修水利，减轻人民的负担，任用贤才良士，兴办各州县社学，宣传儒家经典，修建泰伯祠、宋范仲淹祠、明周顺昌祠，毁弃在当地危害极大的五通神淫祠，禁止妇女敛财聚会，迎社赛神，提倡火葬，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受到百姓的欢迎。

汤斌致力于哲学思想研究。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理学正宗》、《孝经阐义》、《事亲庸言》及《洛学编》等。在思想渊源上，深受孙奇逢的影响，虽属程朱理学体系，但因他主张“经世致用”，探讨“学术精策”，因而其见解接近唯物主义。但他又过于机械地看待事物，他认为“自古好为之君，必亲君子远小人”，只机械地将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两类。汤斌主张进行社会实践，身体力行，从一点一滴做起，反对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思想界有较大的影响，成为理学代表性的人物。

汤斌在史学上也颇有成就。他在纂修明史工作中，不仅为明史的编写制定了编例，还承担了编写任务，先后撰写了《明太祖本纪》四卷，裁定了《天文志》、《历志》和《五行志》，并撰写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的人物列传，今有《拟明史稿》20卷存世。他还参与了清代《太宗文皇帝圣训》、《世祖皇帝圣训》的纂修。

汤斌是清康熙年间的一位治世名臣。他以操守廉洁而著称，多次受到康熙的表彰。当他病逝时，康熙特意遣大臣予以祭奠，并说： “汤斌任巡抚时，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闻溘逝，深轸朕怀。命由驿还榇。”后祀于陕西、江西、江南名宦祠。

斯诺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斯诺于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小印刷出版商家庭。1924年斯诺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7年毕业后到纽约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来到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此外,他还是纽约《太阳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和后来的《星期六晚邮报》及伦敦《每日先驱报》的巡回记者,因此他有得以跟踪采访任何重要新闻的机会。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后,他大力帮助被迫移居香港的宋庆龄等左翼同志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斯诺还写出《远东前线》一书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真相。1933-1938年斯诺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经地下党的介绍,斯诺与海德医生一起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于1936年秋进入陕北苏区保安。他作为第一个进入陕北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同毛主席进行过多次谈话,真实地记录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精采描述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他还访问了彭德怀、李富春、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并同红军战士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斯诺逐渐地了解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1937年他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即《西行漫记》),这本书最早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业绩,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记述,成了举世皆知的名著。1941年斯诺离开中国归国后,继续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军事记者,开始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采访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访华,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著有《大河彼岸》、《中国巨变》、《焦土》、《远东战争》、《我在旧中国十三年》、《漫长的革命》等书。他还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根据毛泽东同他谈话所写的文章,介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六十年代初移居瑞士,1972年2月15日在日内瓦病逝。根据他的遗嘱把他的部分骨灰送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阿奎纳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出身在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6岁被送进修道院受教育,14岁进入那坡里大学。20岁来到科伦,跟阿尔伯特学习。后在科伦、巴黎、罗马和波伦亚等地教授神学和哲学。他力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系统的神学体系。罗马教皇认他为“圣徒”,在思想界被称为“圣哲”。重要的著作有《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等。其伦理思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仿效和作神学的改造;二是对奥古斯丁和安瑟伦的伦理思想的继承、修正和发展,他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和质料的学说,认为可见的物质形式不能离开个别具体事物,但纯粹形式可以脱离个别。纯粹形式也有等级之分,最高级的是神,其次是天使,最低级的是人类的灵魂。人的灵魂在纯粹形式等级中虽处于最低级的地位,但具有灵魂形式的人在物质世界中却处于最好的地位。这样,人成了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即神的世界)、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纽带,具有了双重性,即既有人性,又有神性。从而使人既有现世的生活、现世的幸福,又可能有来世的生活和天国的幸福;既有现世的德性,又可能有神学的德性。人在现实道德生活中有自行选择的自由意志,但能否具有神学德性又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人在现实活动中受理性支配,但要获得救援则要靠信仰。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有理性,能够主动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当一个人有了作善的准备,并且付诸行动和产生效果,多次重复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德性。他还从人的灵魂具有意欲的能力(意志)和思维能力(理性)出发,仿效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为道德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两大类,并认为这两者能依人类本性的能力而使理智与意欲达到完善。但这两种德性都是尘世的德性,还不完善,必须有神性的德性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所谓神学的德性,是指人靠上帝的指引和恩赐,使人的理智能力和意志活动转向超自然的目的,使人与上帝无限接近以达到超自然的幸福与至善。他并不否认尘世的幸福,也承认尘世的幸福需要适当的物质福利作为手段。但认为这决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也不是最高幸福,它只是达到来世天堂幸福的手段和阶梯。与来世的幸福相比,尘世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人类始祖亚当犯了原罪,所以人是根本没有能力获得来世幸福的,必须依靠上帝的恩赐才能获得。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要求人们把人生只看作是到达来世幸福的一个旅途,人应当摆脱尘世的财富、荣誉及一切物质享受的纷扰。他认为,只有过修道院禁欲的生活,依靠人的神秘直观,在圣灵的启示下沉思上帝,才能达到与神接近的境界,得到上帝的恩赐,获得来世的幸福。这是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克服了奥古斯丁过于强调人在道德生活中消极等待的一面,他承认人有尘世的德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作恶或从善的自由意志,有尘世的幸福;但这一切都是为来世幸福、为获得神学德性作准备的,人最终要靠上帝的拯救,也就是靠教会的指导才有来世的幸福。因此,它是一种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伦理思想。

宋慈

宋慈(1186～1249年)，南宋法医学家。字惠父，福建建阳人。嘉定10年(1217年)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郡事等职，居官清廉刚正，在运盐、赈济等方面，曾为贫苦劳动人民做过不少好事。嘉熙6年(1239年)，宋慈升提点广东刑狱。由于官吏多不奉法，积案甚多，宋慈立下规约限期清除积案，八个月内解决了二百多待决之囚。同时，他以监司的身份，深入下层，详细调查，询问隐情，到处雪冤禁暴。以后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祐年间，除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湖南安抚大使陈韡处理大使行府一切军政要务。 宋慈在长期从事提点刑狱工作中，深深懂得“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认为检验乃是关系整个案件“死生出入”、“幽枉屈伸”的大事。因此自己对于狱案总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每当发现吏仵奸巧欺侮，则亟予驳正;若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使死者蒙冤。通过认真审慎的实践，宋慈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认识到错案、冤案与检验经验不足有密切关系。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 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籍以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这部法医名著一经问世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成为后世众多检验书籍的祖本。宋慈死后，理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其御书墓门。刘克庄在墓志铭中盛赞他：“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扶善良甚恩，临蒙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阎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苦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

王秀春

王秀春(1884-1954)，男，生于1884，卒于1954。字锦屏，因排行老八，人称八先生。本县蒲村洗马庄王家人。王氏幼时生活在年馑兵荒时代，因感乡民多病毙、母为喘疾所苦，遂奋志学医。苦读《内经》、《本经》、《寿世保元》、《医宗金鉴》、《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典籍。24岁时悬壶家乡，因其医技高超，疗效显著，服务周详而享誉乡里和扶风、凤翔、麟游，及陇东、陇右等，1904年创办济世堂，谓济世活人之意蕴。王先生悬壶桑梓，行医民间，内外妇儿、皮肤眼科，无所不及，优长儿科，自成一派。1928年，曾携眷西游千陇一带行医，因疗效卓著而名噪西府。主要著作有《经验仙方》、《探小儿病歌》、《佛点头脉诀》、《丸丹随忆录》、《临床验案拾零》、《单验方集》、《审候歌》等。所创医所号济世堂，谓济世活人之意蕴，位于关中西府岐山洗马庄。以其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而医名大振，妇孺皆知，佳誉载道，驰名遐迩。济世堂几乎全天候门庭若市，患者多来自西岐及关陇一带。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他因事去西安，在同乡陈祥生处结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时于右任患腰痛，数十日不愈，多方医治，疗效欠佳。请秀春医治，他几笺草药，病愈无恙。于右任甚是感激，数次邀他留住西安，他婉言谢绝。秀春五十大寿时，全县乡绅名士集资为其立寿碑之际，于右任闻知，亲书“纪念国医王锦屏先生"春满杏林’”草体大字，托人专程从西安送来，刻于寿碑阳面。等。

王秀春行医乡里50余载，精于临床各科，尤以治疗内科、儿科、杂病见长。治疗上注重人体正气，立法用药贯彻“祛邪安正，祛邪兼固正气”等施治原则，临床多遵《寿世保元》《医宗金鉴》医论方药、辨证论治精当，处方用药严谨。善治臌胀、癥瘕、积聚等诸医家颇感棘手的重症痼疾;炮制专治小儿疳积的神方--“退黄散”,曾在医界和社会引起震动，被群众誉为“黄娃回神散”;又精于脉理，众谓他“料疾如神，候脉可断生死”。

弥勒

弥勒，藏语：བྱམས་པ།；梵文：मैत्रेय Maitreya；巴利语：Metteyya，又称梅呾丽耶菩萨、末怛唎耶菩萨、迷底屦菩萨、弥帝礼菩萨。意译作慈氏。依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所载，弥勒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以菩萨身为天人说法，住于兜率天。据传此菩萨欲成熟诸众生，由初发心即不食肉，以此因缘而名为慈氏。大日经疏卷一，谓慈氏菩萨系以佛四无量中之慈为首，此慈从如来种姓中生，能令一切世间不断佛种，故称为慈氏。

释尊曾预言授记，当其寿四千岁（约人间五十七亿六千万年）尽时，将下生此世，于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以其代释迦佛说教之意，称作一生补处菩萨、补处菩萨、补处萨埵；至彼时已得佛格，故亦称弥勒佛、弥勒如来。据此而有二种造像。

据法华经卷六随喜功德品、平等觉经卷四等所说，弥勒与佛陀之另一弟子阿逸多为同一人；然据中阿含卷十三说本经、出曜经卷六及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等所说，则以弥勒与阿逸多为不同之二人。

在密教中，弥勒菩萨为胎藏界曼荼罗中台九尊之一，位居大日如来东北方；于金刚界曼荼罗则为贤劫十六尊之一。关于其形像有种种异说，如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及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载，身呈金色，左手持军持，右手掌向外上扬，作施无畏之势。三昧耶形为瓶或塔，密号迅疾金刚。

中国一般寺庙供奉之笑口常开胖弥勒像为五代时之契此和尚，因传说为弥勒化身，故后人塑像供奉之。而往生兜率天之信仰，自古与阿弥陀信仰同为佛教徒所重。此外，弥勒菩萨之本生谭详见于一切智光明仙慈心因缘不食肉经，收于大正藏第三册。［杂阿含经卷四十三、长阿含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杂譬喻经、贤愚经卷十二波婆梨品、旧华严经卷六十、慈氏菩萨略修愈誐念诵法卷上入法界五大观门品、大智度论卷二十九、维摩经略疏卷五、俱舍论光记卷十八、大唐西域记卷四、卷五、开元释教录卷十八］

许衡

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字仲平，号鲁斋。怀庆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元朝学者、教育家。他家世为农，自幼聪慧，喜好思考问题。7岁时从师读《四书章句》，以后接连换了几位老师，均不能满足其求知好问的要求。金元交战后，因避乱逃入徂徕山，仍读书不倦。战后回到家乡，通过游学结识元朝著名学者姚枢、窦默，受益非浅。后经姚枢介绍，召为京兆提学，直升至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他一生极力倡导理学，“敬信如神明”，尝“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并劝诫元朝统治者尊儒重道、兴学明德，推行汉法。他指出，“非如此则道不行”，“能知天道而顺承之”，才能治国理民，泽被天下。元代的文教政策与他的理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后人称赞由于他的努力使理学思想“承流宣化”。他从理学的人性论出发重视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育的功用有二：一是培养已有的善端，开发未来的善端;二是防止未来的恶端，革除已有的恶端。他说：“养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圣，其次者可以为贤，又其次者不失为善人。”在具体修养方法上，他提出了持敬、谨慎、审察等一系列的主张，反映了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中的“克己”、“内省”、“去物欲”的传统。他是一位十分重视教学法的教育家。《元史·许衡传》称：“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无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材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其具体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尊重学生。他指出，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荣辱感。他说：“知耻近乎勇。”学生有羞耻心，则爱憎分明，施以奖惩，方有效力。二是因势利导。他认为，人的品质不一，资质各异。有早成的，有晚熟的;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有性情近于此科者，有性情近于彼科者。因此，教学方法应顺应学生的个性，并根据其学力，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他说：“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因其动息以为张弛。”三是循序渐进。他认为，教学应有次序，不可踖等，勿求躁进。为此，他十分推崇朱熹的为学之序，把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先小学而后大学。四是教其所短。他认为，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教师不应因学生天资愚笨、品行不良而放弃教育。相反，正因为学生有所短，才需要教师的教诲。他还特别强调，教师的功绩正在于使有所短的学生，得到长足进步，成为有所长的人。许衡的著述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大学要略》、《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后人将其收入《许文正公遗书》或《许鲁斋集》。

王明

王明（1911年10月1日~1992年3月13日），现代学者，中国道教史专家。字则诚。1911年10月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2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对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产生兴趣。1937年毕业后进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1941年获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兼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1947年在该所《集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1949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主攻中国哲学思想史和道教史。在学术上主张考据、博采，不死守门户之见。近年来主要研究了道家《老子》、《庄子》、《无能子》的哲学思想，以及道教葛洪、陶弘景等历史人物，并对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先后发表《老聃评传》(1980)、《论陶弘景》(1981)、《无能子校注》(1981)等论文和专著。1979年9月，应欧洲汉学家协会邀请，赴苏黎世参加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为《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其它论著还有《太平经合校》(1960)、《抱朴子内篇校释》(1980)、《中国大同思想资料》(合著，1959年)、《周易参同契考证》(1947)、《老子河上公章句考》(1948)等多种。王明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87年12月退休。l992年3月13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200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明集》，由其学生精挑细选能够代表王明先生学术风貌的重要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选王明先生对重要道经的考证性文章；下篇主要是王明先生在改革开放后，讨论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

谢枋得

谢枋得（1226年3月23日—1289年4月25日），字君直，号叠山，弋阳(今属江西)人。为人豪爽，好直言，以忠义自任。宝祐四年进士，对策极攻宰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抑为二甲，除抚州司户参军，弃去。五年，复试教官，中兼经科，除建宁府教授，未赴，吴潜辟为江东西宣抚司干办公事。景定五年，为江东漕试官，发策十问指摘贾似道误国，谪兴国军安置，贬所知州、知县皆执弟子礼。咸淳三年，放归。德祐元年，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二年，信州陷，隐于建宁唐石山中，后变姓名卖卜建阳市中。宋亡，寓居闽中。屡荐屡辞，不赴诏。元至元二十六年，参政魏天祐强其北行，至燕绝食死，年六十四。门人诔为文节先生。枋得处南宋灭亡之际，倡大义，抵权奸，提孤军以保封疆，爱国精神，彪炳史册。学问深醇，诗文雄迈奇绝，汪洋演迤，忠义之语，出自肺腑。其文推尊欧、苏，对宋末“文体卑陋”深表不满，作《文章轨范》，示人以学文之道。所作博大昌明，格调奇高，《却聘书》、《交信录序》诸作，流传不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古文雅正》卷一四)。江东漕试策问，“笔力甚伟”，“文气振发”，颇为时人推崇(《隐居通议》卷二○)。其诗以忠义见称，慷慨激烈如北上诀别所作《初到建宁赋诗一首》，以“雪中松柏愈青青”自喻高节(魏天应、蔡正孙《和叠山北行诗》序)，沉痛苍凉如《武夷山中》“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自述山中生涯(《养一斋诗话》卷五)。而《和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则以“清峭典雅”见称(《诗林广记》前集卷三)。其论诗则有“语倒则峭”之说(《退庵随笔》)。其词如《沁园春·寒食郓州道中》，借寒食祭扫抒爱国情怀，慷慨悲歌，催人泪下。其著述今存《诗传注疏》三卷、《礼经讲义》、《碧湖杂记》二卷、《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五卷，编有《新编武侯兵要笺注评林韬略世法》一卷、《千家诗》等，评点有《檀弓解》一卷、《陆宣公奏议》十五卷、《文章轨范》七卷。诗文集名《叠山集》，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五年刻本;《四库全书》本，嘉庆六年谢氏蕴德堂刻本、咸丰十年章永孚刻本有增补，名《谢叠山公文集》。《全宋词》第五册录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三四七七至三四八○录其诗四卷。《全宋文》卷八二一三至八二一九收其文七卷。事迹见《叠山集》附李源道《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二五本传。

公羊高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先驱者。以治《春秋》闻名于世。旧题《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为其所作。据唐代徐彦《公羊传疏》说：“戴宏《序》云："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由此可知，公羊高所传《春秋》，最初为口头传授，至汉景帝时，才由其玄孙公羊寿与弟子胡毋子都将其写定成书。所释《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解释《春秋》经文，重点在于申其“大义”，明其“微言”。清皮锡瑞认为，“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经学通论》)谓：“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春秋》为万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

汉武帝时，公孙弘、董仲舒等极力推崇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曾作《春秋繁露》，专治《春秋公羊传》，进一步发挥《春秋》“大一统”、“张三世”、“更化”、“改制”的微言大义。又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因此，《春秋公羊传》遂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并被汉武帝设为五经博士之一。历代今文经学家常依此议论政治、褒贬人物。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把公羊“三世”说与“大同”、“小康”思想结合，作为其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自汉代董仲舒开始，《公羊春秋》作为一门学问——“公羊学”，对中国政治史、学术思想史都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今存《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另有清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陈立《春秋公羊义疏》流传于世，并有较大影响。

煮云

煮云（1919～1986）江苏如皋人，俗姓许。法名实泉，字煮云，号醒世。年十九，依如皋西场惠民寺参明和尚披剃，二十三岁于南京栖霞山受具足戒。先后就学于南京栖霞律学院、镇江焦山佛学院、上海楞严专宗学院等佛教学府。来台后，担任军中布教师，并数次环岛布教。历任寿山佛学院教务主任、中国佛教会理事、弘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雄县佛教支会理事长、高雄县灵鹫寺住持，及高雄寿山寺、台东清觉寺、台东佛教莲社等导师，暨人生、菩提树等杂志编辑委员、今日佛教杂志社社长等职务。又创办凤山佛教莲社、台中县莲华山护国清凉寺（民国七十二年）及清凉寺净土专宗学院（七十四年）。师生平致力提倡‘精进佛七’，享誉教界。师熟谙佛门掌故轶事，文采奂然，著作有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煮云法师讲演集、弘法散记、金山活佛、佛门异记、东南亚佛教见闻记、精进佛七日记等书。民国七十五年示寂，世寿六十八。

徐文靖

徐文靖（1667年～1756年），字位山，安徽当涂人。生于清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活了九十余岁，卒年不详。少时生活困苦，勤学不怠。雍正元年(1723)以57岁得中举人。主试官黄叔琳（昆圃）自谓得了3个人才，徐文靖为其中之一。乾隆元年(1736)，试鸿博，没赶上。乾隆十五年(1750)又试经学，次年会试授翰林院检讨，时已84岁。徐文靖他虽家境贫寒，但矢志治学，后来成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深得江南学者的推崇。八十四岁后告老还乡，潜心治学，著书立说，硕果累累。

徐氏仕途缘浅，先是困于诸生，五十七岁才举乡试，古稀之年，得甘司马等保举博学鸿词料，偏又廷试不谐，于是只好“天假穷愁得着书”（湖居三十咏，见志寜堂稿），聊以自慰。后来他的著作被侍读学士张鹏翀看中，于乾隆九年上呈皇帝。十七年，安徽巡抚再度推荐其经学，乾隆皇帝看他年高体健又如此好学，着实世间少有，方赐了个翰林检讨。

徐文靖著作大部分已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水灾和政治变故中散佚无存，但《徐位山先生六种》仍然行世，此书收有徐文靖六种著作，第一部名为《天下山河两戒考》十四卷，第二部名为《竹书统笺》十二卷，第三部名为《禹贡会笺》十二卷，第四部名为《管城硕记》三十卷，约刊于1744年。第五部名为 《周易拾遗》十四卷。第六部名为 《志宁堂稿》。《管城硕记》是徐氏整理的历年读书笔记，是他的代表作。此书考订经典，驳难传统注疏，旁及子史杂说，材料丰富，立论有据，堪称一家之言。

徐文靖一生淹贯经史，择善而从，既不墨守先儒，也不妄加臆断。他特别致力于一般学者所不甚注意不愿研究的《竹书纪年》一类的典籍。《竹书纪年》原为蝌蚪文。其注相传为梁沈约所作，自沈约以后能够加以研究的极少。徐文靖作了大量的文字校勘工作，他广征博引，著《竹书纪年统笺》12卷。又潜心研究地理地貌，每到一处，记录在簿，著成《山河两戒考》14卷。在清胡渭著《禹贡锥指》的基础上，他又补其所未涉猎之处著《禹贡会笺》12卷。接着又撰《周易拾遗》14卷。大力阐发程朱的学术见解，而对汉唐以来各家学派也多有独见。他的《管城硕记》(30卷)一书，涉猎诗、礼、经、子、史各个领域，其中有关历史部分的论断，亦时有创见。鄞人全祖望极服其考据精博。他还著有《皇极经世考》3卷，《志宁堂诗赋集》若干卷。徐文靖不仅致力于古代典籍研究，对于当代人的著作也极为注意，他还订正张芑山的《正字通》，并对方以智的《通雅》提出修正意见。徐文靖生于清朝全盛时期，一门兄弟，自相师友。居湖阳，鱼米丰饶，菱藕飘香，命耕课读，寄情水乡，有《语助七字诗》、《湖居三十咏》，脍炙人口。清著名学者袁枚(简斋)，将其采入《随园诗话》，学士张大礼《文汇》，选其著作前后二集行世。

叶楚伧

叶楚伧（1887—1946），原名宗源，字卓书。1887年10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江苏吴县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叶凤巢是晚清秀才，因不事生产，家道中落。叶楚伧十一岁丧母，由姨母抚育长大。

叶楚伧自幼随父读书，童年先后寄读于吴江同里任氏、叶氏家塾，后归故里拜陶小沚为师。1902年参加县试和府试，均名列前茅，院试时落榜。翌年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叶楚伧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暑假后，转入浙西南浔镇庞青臣主办的浔溪公学，为高等科学生。入学未几月，发生学潮，浔溪公学解散。叶到桐乡县的濮院镇，召集原浔溪公学的八位同学，在一个名叫沈维伯的人家中“研讨学问”。这时正值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叶楚伧和他的同学秘密得到此书进行传阅。逢星期日，他们还在濮院镇公开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是叶楚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开始。1904年，叶考入苏州高等学堂，学满三年毕业时，因考卷舞弊案，叶等痛打学校监督，被苏抚端方饬吏捕拿。叶闻风离开学堂，避居友人柳亚子家中，幸免坐牢。这时，同盟会员、叶的表兄陈去病在广东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因病辞职，举叶楚伧以自代，叶遂由上海前往汕头。

1909年春，叶楚伧在汕头加入同盟会。他以《中华新报》为阵地积极进行反清活动，和汕头、潮州、梅县的民党交往甚密，并建立俱乐部，组织“诗钟社”，表面是诗词花酒之会，实是联络民党人士的组织。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和诗词，不少诗文中表达了他反清的雄心壮志。在《梦吴江行》中写道：“君王不向鼎湖去，马革何处非疆场。朝从太庙负矢出，暮挟胡俘北门入。”[3]由于《中华新报》锋芒直指清王朝，两广总督张鸣岐视之为眼中钉，1911年上半年下令封禁。同年秋，《中华新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复刊，对清政府抨击更加尖锐，销路很广，对社会影响颇大。这使潮汕的地方官吏感到恐惧，潮州知府曾派兵威胁叶楚伧和《新中华报》社的人员，但他们并没有屈服。

10月武昌首义后，广州、汕头、潮州相继光复。此时潮、汕一带各种武装纷起，秩序很乱，叶楚伧奔走潮、汕进行调解。不久，他离开《新中华报》社，加入以姚雨平为司令的粤军，任秘书，随军北伐。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叶随姚军进入南京拱卫。因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渡江还击，叶随军渡江，并兼任参谋，曾参加固镇、宿州两次战役。

2月，南北议和结束，东南军事粗定，叶弃武从文，和姚雨平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日报》，姚任社长，叶任总编辑。不久，他加入了柳亚子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南社的主要骨干。1913年，叶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叶主编《民立报》副刊，笔名“小凤”。在此期间，他痛击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和陷害民党人士伎俩，在《祭黄花岗诸烈士》一文中，痛骂袁是“狐鼠充位，当路杀人”，告诉国人“贤俊殂丧，国基摇落”。“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叶改任《生活日报》编辑，笔名“湘君”。后《生活日报》因欠款案被公共租界捕房封闭，叶又转任上海城东女学、竞雄女学和开明女学等校的国文教员，兼为民鸣新剧社编写剧本;在《礼拜六》等刊物上，还写了不少言情小说和诗歌。胡朴安在《楚伧文选》前言中说他“喜欢酒，为小说家，言一尊酒，一枝笔，终日不休。人谓楚伧之小说皆酒话，楚伧笑曰：‘酒话固绝妙小说也。’”[4]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陈其美集资于1916年1月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民党喉舌，从事反袁宣传，叶楚伧任《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为经理。袁世凯死后，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叶楚伧以努力办好《民国日报》来配合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用犀利的文笔抒发正义，抨击暴政。当报社经费困难时，他四处借贷，以至典当妻子的首饰衣服。

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顺应新形势，柳亚子准备在1917年停止活动的旧南社基础上组织新南社。叶支持和促成改组南社的工作。1923年5月，新南社成立，叶为新南社起草了《发起宣言》，但在创办新南社的指导思想上，他和柳亚子存在分歧。叶在《发起宣言》中说：“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蕲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的。”柳亚子在1923年10月起草的《成立宣言》则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此叶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柳的《成立宣言》个人色彩太浓，代表不了团体，力主《成立宣言》改名为《成立布告》，并再三叮嘱柳亚子：这份“布告”不要发表在国民党“一大”前。

此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国共合作，积极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叶楚伧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但是叶并没有积极贯彻“一大”宣言所确立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他在上海参与林森、邹鲁、谢持等人的一些反共活动。11月，他到北京参加在西山非法举行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与炮制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等八项决议案。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叶所控制的《民国日报》为阵地，大量刊登启事、声明、通电和反共文章。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声讨了“西山会议派”，给叶楚伧以警告处分，并停止他《民国日报》总编辑职务。不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破坏国共合作，后又利用《党务整理案》获取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叶楚伧看到蒋的变化，从上海去广州，一跃而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成为蒋的亲信，与“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关系。

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1月攻占南昌。蒋介石欲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在南昌擅自召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会议，在叶楚伧帮助下作出了一个国民政府迁赣的决议。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叶楚伧不去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秘书长职，仍留在南昌蒋介石身边。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叶楚伧先到上海任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9月，参加了宁、汉、沪三方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为候补委员。1928年，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国民党中央领导大权，叶被任命为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9年后改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0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他先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的国民党元老身份在国民党内外颇受尊崇，兼任大小职务有二十多个。他对蒋介石的举措顺从有加，遇到派系争斗，多持中庸平和，被称为“好好先生”。

抗日战争期间，叶楚伧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总干事等职。1942年，他任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所担任的职务，并没有多大实权，在国民党统治中不占多么重要的地位。1945年叶继续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年12月任国民党中央特派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由重庆到了上海。

1946年2月15日，叶楚伧因病在上海去世。1947年葬于苏州灵岩山麓。

叶楚伧一生写了许多诗词、小说和文章，一部分诗词收入《世徽楼诗稿》，一部分文章收入《叶楚伧文存》。柳亚子主编的《南社诗集》选录了叶诗一百余首;胡朴安编的《南社文选》选录了叶的《民国野史序》、《说诗》等七文。

黄士衡

黄士衡(1889—1978)，民国时期湖南省杰出的教育家，他对湖南省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平民教育等作出过巨大贡献，晚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曾载入1999年出版的《长沙名人》画册。

苦难的青少年时代

黄士衡，字剑平、辈名体楷，湖南省郴县永丰乡长冲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其叔祖父纯垓是清朝最末一届中选的青年进士之一，其父如瑚为前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其兄体桂接受新思潮较早，清末毕业于岳麓书院高等学堂，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由于家境清贫，端赖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国家动荡不宁、多难之秋(甲午战败、满清覆灭和家庭变故，生活十分艰苦，但在良好的“家风家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巨大的磨难没有将他压垮，反而激发和锻炼出奋发有为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贫贱不移的意志。

在大家族的丰富藏书中，除经史子集外，他还广泛涉猎《饮冰室文集》、《曾国藩家书》、《朱子家训》、《孙子兵法》和《船山遗书》等，在做人、治学与学术思想乃至生活作风等各个方面都有所遵循和效仿。对其一生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富于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精神的王夫之(船山先生)，他非常赞赏”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 得行之效也。”(见《尚书引义》)由此认识到知行相互为用，但以行为根本。反映到他的一生行事，都重在身体力行、实事求事。无巧不成书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曾一度出任过衡阳私立船山中校长，此是后话。

出国留学前，在其兄的资助下，他曾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现长沙市一中)和广益中学(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学预科。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1913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埃阿瓦(Iowa)大学文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局限于仅仅获取知识，而是尽量扩视野、广交游，用历史的眼光来对比审视弱国和强国的差距，当时就已充分认识到必须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为立国强国之本。此时他已有条件融中西学于一体来仔细地观察人家是如何做人，治学和处世的，从善如流地吸取人家的长处，既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凡此等等都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从而为归国以后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留美后期，他曾在校友胡适先生任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1期上发表“论中国内乱频仍之主因”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严厉谴责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随后又在该列1918年第4期和1919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一文，据考证这是中国学术界最早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献。1920年夏归国后，8月又曾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李振翩、张维等人均曾在其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邀请，作了较为通俗的“人口问题”报告(报告原文于民国九年8月31日 和9月1日湖南《大公报》连载)。

哥大毕业后，1919年被聘为纽约《民气报》主笔，仍一如既往大力提倡民族气节，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巴黎和会与其后各种条约、协定对我国的侵犯和掠夺，并曾撰写过一些颇具有影响的檄文，请如“斥责美国袒护日本侵略我国胶州”、“反对‘兰辛石井协定’”和“斥责陆荣廷卖国求荣”等等。

参加创建湖南大学

1920年归国后，历任四川成都高等学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上海南方大学教授和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教授与校长。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在湖南省商专、法专、工专三校合并基础上先后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和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八筹委之一和十位行政委员之一，因此，他是湖南大学的直接创建者之一，他作为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的末任校长(1924~1926)，将该校完整地带入湖南大学。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后共设有法、商理、工四科，他仍担任教授兼任商科学长。2011年10月6日迎来商学百年华诞，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千年学府、百年商学”庆典，在该院大厅内竖立有一尊纪念老校长黄士衡先生的半身铜像，此是后话。

由于留美期间广泛涉猎各个学科的知识，并积极参预校内外各项活动(包括政治上的和公益性的)，交游面很广。在留学归国的同辈中，表现出有较突出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因此，即使是在无任何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也被推到了教育行政的领导岗位上，这也可以说得上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之举。

1927年7月由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第一次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由于当时大革命失败，学校停课，为了妥善解决教职工的生计问题，他想方设法特准并支持各级中学开办补习学校。任职半年，即迫于仕途险恶、难以为继而愤然辞职。在湖南教育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1929年2月于危难之时再度请他出任省教育厅厅长，任职期间对湖南省的教育工作进行了全方法、大刀括斧的改革，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1934年长沙《大公报》刊下载周调阳(原湖南省教育厅督学)的三十年来之湖南教育行政一文中指出：“他(黄士衡厅长)在职三年，对于全省教育多所改进，如充实湖南大学，整理职业教育，恢复中山图书馆，筹设各县民众图书馆，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召集省立学校校长会议，举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建筑公共体育场，筹开全省教育成绩展览会等，俱其荦荦大者。至于财政绝对公开，用人一采人才主义，则尤令教育界不胜回溯之感。"

以下就其中几条加以说明，以见一斑：

“充实湖南大学”，主要指加强学校实力和提高其整体水平，这源于1929年7月与8月，国民政府相继公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必须具备3个以上的学院才能称为“大学”，而且要有理、工、农、医之一在内，否则只能称为“学院”。湖南大学于1930年2月即已将原来的“科”改为“院"，下设10个系，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符合标准的。但在随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却以湖南大学每月经费仅1万余元为由，拟予降格。当时他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参加会议，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湘省向来注重效率，以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业。"(参见1992年11月25日《湖南大学》校刊第4版刊载李达聪“改校为院的风波”一文，终于否决了教育部的提议，使湖南大学能够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全国大学之列，得以蓬勃发展壮大，这是他深谙科学管理中“效率”原则所取得的胜利，同时也确保了湖南教育界30年艰苦奋斗历经法、商、实业、优师、高等学堂等诸校长期而汇聚的这一总成果。

“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1929年他接任教育厅长伊始，就坚持制订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考选留学生的办法，使可造之才得以脱颖而出，严格地整肃了教风、学风和教育行政纪律。正是这一年，德国给予湖南省2名研究生奖学金名额，经过严格考选出来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的两位中学教师何风山(1901—1997)和李达(1905—1998)，两人均成大器，为华人争得了很高的国际荣誉。何风山在担任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1938—1940)，曾冒险为数千犹太人签发赴中国的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一义举被湮没几十年，何逝世后才被美国历史学家考证出来，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追授他“国际义人”称号，被世界各大媒体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李达长期在国外大学任教，上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宇航总局(NASA)科研部主任，参与过阿波罗登月计划研究，解决了航天器中液体燃料等在失重状态下的流动问题以及其它重大难题。

“用人一采人才主义”，此举深得人心，一方面制止了任人惟亲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极大地调动了真才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积极性。在他第二次就任教育厅长期间，正值军人主政之时，他惟恐学校教育大权受军人操纵，1930年在聘任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的人选上，曾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敦请湖南省著名女教育家曾宝荪女士(长沙艺芳女校创办人，曾国藩的曾孙女)出长该校。《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191页上提到：“……黄士衡教育厅长亲自来请我说：‘军人荐信已有许多，教厅用人行政若不能自主，那湖南教育也就完了，务必请先生帮忙，保全教厅用人之权，只要我提出先生的名字，别人就没话说。’我看黄厅长如是恳切的说，只好答应了。”1931年曾宝荪任职一年期满辞去二中校长以后，黄士衡先生了解到毕业于北师大的吴剑，在入大学之前已有13年的小学教龄，大学毕业后回湘又在二中任实习主任多年，家庭世代书香，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当即决定推荐她继任二中校长。吴剑后来在“马日事变后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一文(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中回忆说：“黄士衡厅长不希望校长们常来亲近他自己，只希望他们专心专意办好学校。他不向校长们介绍教职员，连厅内秘书科长，乃至科员、办事员等，都承受了他的意旨，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他对于他所提出来的校长，始终是关心的，无论他在不在教育厅长任内。例如1932年春季，学期还没有开始，我正在组织二中教职员时，他却亲自来到学校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将把曾校长任内去职的那个国文教员聘进来，而且将把一个年高德劭众所推崇的李肖聃解除职务。我认为这个对你办学前途不利，特专程来告诉你。’我说：‘您放心，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做，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诬蔑的。谢谢您的关怀。’这时他已没有在教育厅了，犹能对我关怀备至，我对他是很感激的。”

他在旧社会官场中，始终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峻目光透析人生，傲视权贵，不唯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淡泊明志。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他为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而他却三次电辞，坚不就职。后来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再三函催上任，他仍坚持不去。正因如此，他被排挤出仕途，他也常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他忠于职守、坚持原则，问心无愧，刚正不阿，在当时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但却因为在力争教育独立和任人才等问题上不容于当道，第二次当了三年教育厅长以后，终于“合则留，不合则去，”愤而辞职仍回湖大任教。

高度重视基础教育

他对全民素质和基础教育也极为关注。对湖南省著名平民教育周方(字静庵)先生(1892—1979)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自始至终给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关怀和参与(1931年他和周都是湖南私立枫林中学的创办人)，这种开启民智的积极之举，曾受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全国平民教育之冠。周方先生认为“大事易事，为人所争;小事难事，为人所忽!让其大者易者，而为其小者难者，自然‘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而你的精力，能尽用之于‘对事’，而不要浪耗于‘对人’了!”。黄老于1949年12月10日所撰“实验三化教育的枫林学校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指出：“而予最有感於其‘寻难事做之主张，及百折不回，经千艰万困，而不心灰意冷，此非具有大智慧、大定力者不能。”(见1993年10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平民教育家周方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集》p.151)

由于他早年就已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虽长期在大学任教，从出任省教育厅长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湖南省的中等教育，对各公立和私立中学的成立和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视同仁的关怀和扶持。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年年底，他携眷离开长沙回湘南老家避难，1940年~1942年曾欣然受聘为衡阳私立船山中学校长，在处理校务之暇，结合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和学养，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钻研王夫之的学说和著述，曾撰写了大量读书札记和心得体会，遗憾的是，他这些耗费很大心血留下的宝贵史料，都在当时的兵荒马乱年代和尔后的“文革”浩劫中全部被毁。为了发展家乡郴县的中等教育，1942年还曾大力支持私立适存中学上马，受聘为该校董事长，开办伊始时只有初中班，1947年增设高中班，该校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近千人，教师约90人。通过抗战期间对湘南地区的考察，他认为当时湖南省的普通中学为数已不少，唯独农校缺乏，仅长沙市有“修业”高农和“开物”初农两所，湘南半壁尚无一所农校，这与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的本旨极不相称，他认为要想强国，必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先致力于农业教育。在他的倡议下，经湖南省政府备案，于1949年1月在郴县良田镇正式成立湖南省私立益湘农业职业学校。

功成不居让贤辞职

1936年初他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是年夏成立了“湖南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以作为狠抓学风、严进严出的最后一道关卡，他自任主席、教育厅长以及多位老校长在内的校外委员7人，以示该委员会的权威性，此举不仅保证了湖大毕业生的质量，还成为尔后湖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教育水平上过得硬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可说是他推行科学管理的又一大手笔。由于当时湖南大学师资力量较强，拥有华中和华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实验室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规模，教学质量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已具备改国的基本条件，他接掌校印后，立即召开各级级长会，决定每一学院选举代表4人(院长、系主任以及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3月25日由他主持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同意改国里之要求，28日赴省政府请愿，以造成声势。暑假前又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是年年底，敦促省教育厅朱经农厅长作为省政府代表，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途经武汉时，原湖南省商专和湖南大学的教授们任凯南、杨端六和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并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以施加影响。在此关键时刻，他主动提出辞职让贤，请省政府聘请皮宗石先生(1887—1967)继任校长，并呈请国民政府简任。这是因为皮宗石与王世杰是留英时的同学，皮所提出的条件是：“湖大必须改为国立，我才出任校长。”一年以后国民政府终于作出决定，1937年7月由教育部正式通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从而使湖大名至实归，顺利地步入国立大学的行列。他功成不居、高凡亮节，显示出大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令人景仰不已。

晚年岁月

黄老生于战乱年代，在旧中国的险滩恶浪下特立独行、饱经忧患，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建国初期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给他以很大的鼓舞，促使他积极认真参加政治学习，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一直工作到1953年中南区院系调整，湖大惨遭解体厄运，才怀着满腔惆怅、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为之奋斗了近30之久的湖南大学。

之后，他先后被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历届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等，古稀之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耄耋之年还经常担任考察团团长去省内外各地考察进行社会调查。

1978年暑期黄老校长以90高龄辞世，湖南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和湖南大学等单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先辈们筚路蓝缕创业的基础上茁壮成长起来的湖南大学，发展势头日益迅猛、蒸蒸日上，老校长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王恕

王恕（1416年－1508年），字宗贯,号石渠,明耀州三原县光远里(今三原县北城)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一生经历8代皇帝,在明英宗、代宗、宪宗、孝宗四朝任要职。刚正耿直,秉公不渝;犯颜直谏,为官50年19任,几任巡抚、尚书加太子太保,刚正清严,严惩贪官污吏,朝中权贵都怕他,正直朝官视他为代言人,“凡遇事之可行者,不计成败而行之;可言者,不顾利害而言之。”以安民为心,不为权势所夺,朝廷议事,他“侃侃论列无少避”,曾21次应诏陈言,39次上疏谏议。每当朝廷行事不当,众官皆曰:“王公胡不言也?”而未几,则“公疏且至矣。”时人有歌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是说北京六部和南京六部众多官员中,只有他敢讲真话。政绩卓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被誉为当朝“名臣第一”。经他推荐的耿裕等10余人皆为当时名臣。历官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由于冲撞朝臣,屡遭诬陷馋言、打击和迫害,晚年主事维艰。弘治六年(1493),不顾孝宗对他“老成持重,不可轻退”的挽留,毅然辞去官职,返回故里,又同其子王承裕创办宏道书院,于立德、立功之余,用15年时间著书立言。所著《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王端毅公奏议》15卷,加上汇集自己六十次重大奏疏、建言的《石渠意见》4卷,还汇集资料,聘常州名士朱昱编纂成《三原县志》给后人留下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三原学派”的创始人。三原学派为关学中研究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派,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辟为专卷详细介绍。经过其传人和学子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秦之士等的发展,成为继张载关中学派之后的新关中学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晚年回家后,协助其子王承裕创办弘道书院,并编辑了《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同时结合给书院讲课,著有《五经四书意见》(一作《石渠意见》),此书独摅心得,自成一家,学者宗之。他还将自己平生的奏议整理为15卷,后以《王端毅公奏议》为名传世。王恕还有《玩易意见》一书传世。此书2卷,为其在家养病期间读程、朱著作的笔记。书前有序,时年已91岁,因其室名为“玩易轩”,故以室名为名。上卷为经,下卷为经与系辞,收入《惜阴轩丛书》第一函。三原县图书馆现藏有明正德七年(1512)三原弘道书院刻本、清嘉庆十一年(1960)补刻《王端毅奏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诏令奏议)15卷、清三原惜阴轩刊本《玩易意见》2卷、清三原惜阴轩刊本《玩易意见》4卷,附《拾遗》2卷、《补阙》2卷,王恕晚年读经、史及诸子等文献“取其切于处事辅治者日录之,积之既久,遂成编帙”的《典籍格言》。正德三年四月在家中去世。终年93岁,赐特进,谥端毅。

师陀

师陀（1910年4月19日～1988年10月7日），现代作家。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君西、康了斋等。河南杞县化寨人。早岁曾在杞县第一小学读书。1925年至1931年，先后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初中班、河南省立第一高中文科读书。中学时即爱好文学，尤其喜欢李贺的诗，其文学创作也受到李贺诗歌的影响。1932年1月，首次使用笔名“芦焚”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请愿正篇》。1936年秋，由北平到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短篇小说集《谷》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同时获奖的还有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陀在苏联上海广播电台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担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1947～1951年任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1950～1952年，出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1952年后，被安排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创作了数量不菲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1957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曾是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上海市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历届理事。

师陀的创作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落日光》，散文集《江湖集》《黄花苔》等；后一阶段的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马兰》《结婚》，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果园城记》，散文集《看人集》《上海手札》及四幕话剧《大马戏团》等。

师陀早期作品多取材于乡村生活，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再现社会风俗。其作品文笔纤细，叙述简约，风格沉稳朴实，淳厚隽永，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以哀婉的叙述基调，诉说着忧伤的故事，渗透着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讽刺与揶揄的艺术表达，使其作品获得诙谐、风趣的品性。夏志清说：“《果园城记》的18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与同情。”师陀小说的讽刺性，在其长篇小说《结婚》中获得巨大成功，有学者称，“他把《结婚》写成了真正出色的小说”。

徐志摩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徐章垿，字槱森。1918年赴美留学时更名志摩。笔名有诗哲、云中鹤、仙鹤、南湖等。河南开封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封建富商家庭。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和郁达夫同班。爱好文学，在校刊《友声》发表处女作《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1915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同年10月由家庭包办与张幼仪结婚。1916年去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攻读法科。翌年随学校并入北京大学求学。在京两年，刻苦攻读日文、法文、政治学，涉猎中外文学。广交名流，拜师梁启超并一生受其影响。1918年8月去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攻读。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1920年去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在狄更生的推荐下破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这期间接触了大量欧美各国(特别是英国)的文学艺术，并沉醉于康桥的自然风光和林徽音的爱情之中，这些诱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使他开始致力于诗歌创作。他的早期诗作或表现人生的理想，或歌咏美妙的爱情，格调清新，形式多样，受到英国唯美主义、印象主义等诗风的影响。后大多收于第一本诗歌《志摩的诗》(中华书局1925年版)。1922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平民大学教授。同时创作了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散见于《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报刊。1923年在北平发起并成立了文学团体新月社。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陪同并担任翻译， 5月初又随访日本。其间与陆小曼相识并热恋。1925年去欧洲漫游，到过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拜谒了英国作家哈代。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小住期间，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对异国他乡生活的感受，有对西伯利亚美好风光的赞美，更多的是陷入爱河的热烈情感和无法摆脱的痛苦。这些诗作均收于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中。1926年回国后，接编《晨报副刊》。4月创办并主编《晨报诗镌》，和同仁致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该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这个诗派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创作上的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坛产生较大的影响。同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不久去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厦大学等校。1927年春与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总编辑，并在其上发表诗创作、译诗和文学论文。其中《新月的态度》(该刊发刊词)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革命文学运动。1931年又与陈梦家、邵洵美等人创办《诗刊》。同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遇难。主要作品还有：诗集《猛虎集》(新月书店1931年版)、 《云游》(新月书店1932年版)，小说集《轮盘》(1930年)，剧本《卞昆冈》(1928年，与陆小曼合作)，书信日记集《爱眉小札》(1935年)、 《志摩日记》(1947年)，翻译小说《涡堤孩》(1923年，德国福沟作)、《曼殊斐儿小说集》(1927年)、《赣第德》(1927年，法国伏尔泰作)、《玛丽玛丽》(1927年，爱尔兰詹姆士·司蒂芬作)以及许多散文作品。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在新诗创作上所进行的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都给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人，后为避战火举家南迁。祖父祖昌曾任南宋大匠卿。祖冲之青年时代以博学而闻名，入华林学省。大明五年(461)，出任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一带)从事吏及公府参军等职。热心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35岁时(464)，任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东北)县令。刘宋末年，回京担任谒者仆射，后一直在京任职。在此期间，在机械制造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南齐永元二年(500)去世，享年72岁。

祖冲之的一生，着重贡献于科学事业上。在天文历法方面，编制了《大明历》，第一次正式将“岁差”引入历法，并对闰法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81481日，与现代测定的数值误差只有50秒。同时，他发现了交点月，并计算出它的周期时间为27.212223日，与现代只差不到一秒。另外，他推算的水星、金星、火星的会合周期远比前人精确。在数学方面，计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他和儿子祖恒还完成了球体体积公式的计算，又对“开差幂”与“开差立”作了研究，都处于领先地位。父子二人的数学成就汇于《缀术》一书中，可惜宋代后失传。在机械制造方面，重造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设计制造了“千里船”，创制了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水碓磨，研究过类似“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改进过计时器漏壶，制造过“欹器”。在经学、文学方面，对《易经》、《庄子》、《老子》作过义释，对《论语》、《孝经》、《楚辞·九章》作过注，还写过小说《述异记》十卷。祖冲之毕生贡献于科学事业，不愧为世界科学界的巨星。

荷马

荷马（Ὅμηρος/Homer，约前9世纪—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他是古希腊两部宏伟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作者。但由于他的生卒年代、出生地点和两部史诗的由来,缺乏可靠的考证资料,因而引起历代学者围绕“荷马问题”开展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但都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至于荷马这个名字历代西方学者作了大量考证,一是说他的名字含有“人质”的意思,即荷马有可能当过俘虏。二是说他的名字含有“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即荷马的名字是附会出来的。三是说荷马是盲人乐师。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也符合历史背景。因为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多半是盲人,而荷马其人就是当时著名的盲人歌手。如在《奥德修纪》第八段中纪载一位双目失明的歌手德摩多科斯的形象,显然是荷马其人的化身。有关他的出生地亦众说纷云:一说他是雅典人。二说他是希腊北部人。三说他是小亚细亚人。根据多数文献记载,他肯定死于希俄斯岛。他的两部史诗作为口头文学早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最早用文字记录下来是公元前6世纪。最后的定本约在公元前3或2世纪之间,由亚历山大城里的三位学者:泽诺多托斯、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校订成本。约在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一致肯定这两部辉煌史诗的作者是荷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均由英雄诗体构成。前者共有诗15 693行,后者共有诗12110行,二者都分成24卷。其内容以公元前12世纪特洛亚战争为背景,反映了荷马所处的时代,这是希腊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开始形成的时代,即所谓的“英雄时代”。《伊利亚特》以高超的艺术概括、极为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希腊军队经过十年战斗,终于在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率领下攻破特洛伊城的故事。史诗对阿喀琉斯与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在平原上决战场景的描写,鲜明生动,惊心动魄。由于希腊军中的“智多星”俄底修斯巧设“木马计”,里应外合,最后攻破特洛亚城,使希腊军队凯旋而归。作者赞美英雄业绩,颂扬英雄行为,宣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斥责怯懦、背叛氏族的骗子和不敬神的人,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奥德修纪》记述俄底修斯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亚城之后,班师回乡的故事。俄底修斯整整在海上漂泊十年,以他惊人的智慧战胜了海妖、逃脱了圆目巨人的魔掌、制服了使人变猪的魔女、避免了妖鸟塞壬的蛊惑、摆脱了仙女卡吕普索八年的羁绊等等,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子和儿子团聚。两部史诗的内容异常丰富,为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它的艺术技巧娴熟,历来为西方作家所借鉴。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认为它是古代最伟大的史诗。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它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企及的范本。”

王守恂

王守恂（1865—1936） 字仁安，别号阮南。天津人。1898年光绪戊戌科进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1905年巡警部成立。任警法司员外郎、郎中。1906年巡警部改民政部，任警政司郎中、总办兼掌印参议上行走。1910年出任河南巡警道。辛亥革命后，曾任内务部顾问兼行政咨询特派员、内务部佥事、考绩司第二科科长、浙江钱塘道尹。1920年任直隶烟酒事务局会办。早年负有诗名，学问文章亦见重于时，晚年参与组织城南诗社和崇化学会,与各遗老名士唱酬,诗文颇佳,病故,年七十三岁,著有《王仁安集》三卷,未刊者一卷,、《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现有门弟子王纶阁、王北瞻、徐镜波、张异荪等。

奥古斯丁

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公元354年11月13日 - 公元430年8月28日），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学”的最高权威。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赫腊斯)。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教徒。母亲对他影响很深。他先在本地受人文教育，370年赴迦太基学习修辞学。曾在塔加斯特、迦太基、米兰等地创办学校，担任修辞学教师。早年信奉摩尼教。在米兰受基督教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约339—397年)影响，放弃对摩尼教的信仰，接触并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387年改信基督教。388年返回塔加斯特。391年，在北非希波地区(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任神父。396年升主教，在任终身。430年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死于此城。

奥古斯丁学说的主题，是用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神学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论证。他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上帝是最终的实在，而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断言上帝作为最终的实在一定是完满的，所以没有理由要他变化;因为一个完满的东西发生变化，就会成为不完满的。宣称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不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全善的，上帝的善不仅在于最真实，而且在于爱人类，在于和平和安稳。从基督教的“创世纪”出发，强调整个世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宣称“天主创造一切”，离开上帝的意志和创造活动，世界就不存在。主张“三位一体”说，认为上帝是一个有感情、意志和智慧的神圣实体，它具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虽各有其独立性，但它们在本体上又是一个东西，即上帝本身。宣扬“原罪”说，认为人类祖先犯了罪，因而人人都是天生的罪人，都要受苦受难为他们赎罪。提出“预定论”和命定论，声称谁可以得福，谁可以得祸，谁将得拯救，谁将遭惩罚，都是上帝的预先安排和决定，没有天命，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脱落下来。因此，劝诫人们听天由命，甘受苦难，服从统治，等待上帝的恩赐。宣扬禁欲主义，要求人们“爱上帝，鄙视自己”，弃绝现实生活，抛弃肉体享受，绝情除欲，为死后生活作准备。

在认识论上，奥古斯丁反对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为认识的对象是上帝，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声称唯有依靠超自然的神秘的精神，才能认识真理，而认识了神秘的精神，也就认识了真理，这要靠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竭力用理性证明信仰的合理性，力图把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但认为，信仰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是上帝的恩赐，要认识必须首先信仰;而理性只是解释信仰，“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为了可以理解”。因此，信仰先于理性，高于理性，理性不能与信仰相抵触，只能为信仰服务。

奥古斯丁用其神学理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认为自从人类降世之后，上帝创造了两座城：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上帝所选择的得救的人构成上帝之城，它是“幸福的天国”，是完善的、永恒的;上帝确定要毁灭的人形成尘世之城，它是罪恶的痛苦的世界，是不完善的、暂时的。这两座城在最后审判之前，是混合在一起的，审判之后就完全分开了。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断言由基督亲自设立的唯一正宗的“大公教会”是上帝之城的体现，而世上人们生活的世界则是尘世之城的体现。鼓吹教权主义，认为教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国家必须服从教会，教会应凌驾于国家之上，成为绝对的统治者。

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体系反映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对后来宗教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奥古斯丁的思想被中世纪封建教会奉为“真理的台柱”，他的著作同《圣经》一样被列入教会的经典。

著述甚丰，最主要的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论上帝之城》等。

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年），清初词人、骈文家。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其祖父明末官左都御史，父陈贞慧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以文章名世。他少时即聪慧过人，10余岁已有文名，吴伟业称他是“江左凤凰”。入清后补为诸生，但长期未得到官职，生活颇困顿，游食四方，往来各地。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捡讨，入馆修《明史》，后病卒。

陈维崧一生的创作兼有诗、词、散文、骈文各体，其中以填词时间最晚，然用力最勤，数量最多，成就亦最为突出。其词今存1600多首，人称“填词之富，古今无两”(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3)。他的词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或写景咏物，或怀古抒怀，或感慨时事，或赠答唱酬。词中对清初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疾苦有真切的描写，如〔贺新郎〕《纤夫词》写清兵征发纤夫，民间惊恐不已，“列郡风驰雨骤”;〔八声甘州〕《有客言西江近事感而赋此》揭露了清兵“争拥红妆北去”的暴行。他以世家子弟经历明清易代之变，入清后又长期沉沦飘泊，故其词中多寄寓兴亡之感，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情。如“一自风烟满目，伤心煞、水绿山青。看江都虽好，旧迹已飘零，憔悴兰成、意难平。念寄奴去，黄奴老，今古事，可怜生!回头望、隔江是，石头城，草纵横。楼船南下日，君王醉，未曾醒!”(〔六州歌头〕《邗沟怀古》)又“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醉落魄〕《咏鹰》)。此类词作在其集中数量最多。他的词在艺术上以风格多样、情词兼胜著称，蒋景祁说他“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陈检讨词钞序》)，陈廷焯说他“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其词不乏清丽之作，而更多的是上承宋词苏、辛一派，以健笔写壮词，故尤多豪放雄沉之篇。苏、辛之间，受后者的影响又更显著。各体词中，他喜作长调，〔贺新郎〕、〔满江红〕词均逾百首。因好为壮语，他的词有时显得倾泻有余，失之粗率。清初词坛上，他与朱彝尊齐名。两人曾在京师合刊词作，名《朱陈村词》。他们的词风明显不同，而影响都很大，他创立了阳羡派，朱氏则为浙派词人领袖。

陈维崧的骈文在清初堪称大家，当时声誉极高，甚而被视为“自唐开、宝后无与抗矣”(汪琬语)。其骈文亦寄寓故国之思，身世之感，词藻典丽富赡，文笔跌宕起伏，气势雄健壮大。早期作品略见内容空乏，中年以后诸作则感慨深沉，真挚动人。代表作有《与芝麓先生书》、《看奕轩赋》等。他的诗与散文亦见称于时，内容颇充实，而艺术成就则不及词与骈文。

著作多种，以《湖海楼诗文词全集》搜集最全，共54卷，其中词集30集，文集16卷，诗集8卷。

村松梢风

村松梢风(1889—1961)，日本大正时代作家,知名的“中国通”,以代表作《魔都》闻名中日读书界,也因此成为上海“魔都”一名的命名者。除了上海之外,村松梢风还曾于1923—1933年间到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等地游历,留下大量描写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市井风俗的游记。

村松梢风，1889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求学，但他将学生时代的大好光阴都耗费在纸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少壮不努力”的村松日后当过教员、记者，自己也曾办过杂志，直到28岁时仍籍籍无名。

1917年，他试着将处女座小说《琴姬物语》投寄到当时著名的《中央公论》杂志。这部实际上是以作者大学时代寻花问柳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作品，却意外地得到了总编辑的赏识，从而令其一举登上文坛，并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1923年4月1日，村松梢风到达上海，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获是使得村松梢风成为首位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作家们（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的日本访华作家。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风在沪逗留了两个多月。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风立即撰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载在1923年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第二年，村松梢风又将其余几篇记述上海的文字与《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将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的意象，用自创的“魔都”一词来加以浓缩，用于新作的书名。 

1933年，村松梢风出版了一本名为《男装丽人》的书。虽然这是一个由作者虚构的故事，但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川岛芳子经历的真实写照，以至在审判川岛芳子时，中方曾参考此书的内容作为审判依据。该书滤去了川岛芳子在战争中的经历，但揭露了一些她曾做过的秘密任务。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村松梢风认为芳子的最终下场是通敌行为导致的。后来，国民政府确实也以相同的罪名处置了川岛芳子。 

村松梢风的代表作当属《残菊物语》，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说里，女仆阿德陪伴菊之助四处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着他走向艺术的巅峰，为了让他回归演艺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离开。1939年，著名导演沟口健二将其搬上银幕，大获成功。《残菊物语》此后又两次被改编成电影，这无疑是对小说原著的一大肯定。

1961年，村松梢风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