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娜·斯比丽

约翰娜·斯比丽（德语：Johanna Spyri，1827年6月12日—1901年7月7日）瑞士作家,所写儿童故事《海蒂》世界闻名。

1852年，约翰娜·厄塞与伯恩哈德·斯比丽结婚，丈夫是律师。在苏黎世的时候，她开始写乡间的生活。她第一个故事为A Note on Vrony"s Grave，关于一位受家庭暴力女人的一生，出版于1880年；次年，她用四星期写就《海蒂》，故事出现大人与小孩。海蒂是叙述一个孤女，与祖父一起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故事，并以生动描写风景而闻名。 她的丈夫与独子伯纳德都在1884年去世。最后孤独一人并投身于慈善事业，在1901年她去世前共写了五十多个故事。她葬于苏黎世Sihlfeld-A公墓的祖坟。作为杰出名人，斯比丽夫人的肖相被印铸在1951年发行的邮票，以及2009年发行的20瑞士法郎纪念币。 2010年4月，一位教授发现一本由德国历史老师赫尔曼·亚当·冯·坎普写于1830年的书，该书可能被斯比丽夫人用作海蒂的雏形。1830年故事的标题为“阿得黑德，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少女”。这两个故事情节与意象有许多相似之处。斯比丽夫人的传记作者雷吉娜辛德勒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斯比丽夫人可能已经熟悉这故事，因为她从小生长在一个有很多书的家庭。

夏竦

夏竦[sǒng]（985年－1051年），北宋大臣、文学家。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以父死国事,年二十录为润州丹阳县主簿。景德四年举试贤良方正科,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贤院,为国史院编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迁右正言。真宗幸毫州,为东京留守推官。天禧初,因家事纠纷降知黄州,徙邓、襄二州。仁宗即位,任知制诰,为景灵宫判官、判集贤院。天圣四年,以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同勾当三班院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兼龙图阁学士、又兼译经润文官。天圣五年,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宋宰辅编年录》卷四),迁给事中。七年,参知政事。出知颍州,景祐元年,改青州,徙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入为三司使。出知永兴军。康定元年,知泾州,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判鄜州、河中府。庆历二年,徙蔡州,为枢密使。出知毫州,判并州。七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宋宰辅编年录》卷五)。再为枢密使,封英国公,出判河南府。皇祐元年,加兼侍中。三年,以疾卒,年六十七,赠太师、中书令,赐谥文正,改谥文庄。竦为人急于进取,喜用权术,世人目为奸邪。然明敏好学,才智过人,为郡有治绩,善治军旅,在文学上亦多有建树。他论文以气骨为主,强调文章有经邦治国之用,应根于道,益于世,具有颂刺之义、规讽之旨。他既不满浮浅鄙俚的五代文弊,又不满当时西崑体“近俳优,如绣屏”的诗风,但也强调文辞藻饰,认为“无文不远,君子所以尚辞”(《将帅部议论篇序》)。其诗绝大部分为奉和应制诗,典雅富赡,但缺乏社会意义。刘克庄称其《宫词》“不减《香奁》、《花间》之作”(《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其为数不多的咏物诗,如《厩马》、《蔷薇》,咏物而不泥于物,寓意深微,富有哲理,令人寻味;怀古诗如《吴中怀古》、《江南怀古》,属思深湛,构辞精密,亦颇耐读。他长于四六骈文,富丽典则,表章制诰典策被誉为“四六集大成者”(《四六话》卷上)。其进策、奏议,反映社会弊端及其政治主张,有较高社会价值。他的书信,尤其是青年时代求举制策之书启,辞笔委婉曲折。词作存世极少,如《喜迁莺令》虽为应制之作,也“富艳精工,诚为绝唱”(《吴礼部诗话》)。著有《夏竦集》一百卷、《策论》十三卷(《宋史·艺文志》七),原本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录出《文庄集》三十六卷,另有《古文四声韵》等著述。《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一五五至一六一录其诗七卷。《全宋文》卷三三三至三五七收其文二十五卷。事迹见王珪《夏文庄公神道碑》(《华阳集》卷三五)、《宋史》卷二八三本传。

齐美尔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年3月1日～1918年9月26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学毕业后,进入柏林大学学习,188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85—1914年受聘为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教授,1914年起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教授直到1918年逝世。

起初,他受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影响,是一个进化论者,认为认识是人类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生物过程。以后他通过研究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开始用先天的、历史的认识范畴来重新解释达尔文的学说,主张认识是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成果。他认为认识的先天形式是在无法计算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影响下实现的,因而经常变化。但是,齐美尔的哲学兼有生命哲学和尼采主义两个因素:一方面认为生命形成过程是非理性的,是不断地超越自己,同时又提出向更大的生命运动的“生命”(Mehr Leben)和向高级状态过渡的“生命”(Mehr alsLeben),前者是生命在一定的形成阶段表现的形式,如无机界与有机界、家庭、社会等等;后者是生命在精神阶段上所达到的高级实现,即文化,其中包括宗教、艺术和科学等。

在《社会学》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两书中,齐美尔把社会学规定为关于社会组合形式的学科,认为从社会生活的不同材料中,是可能分离出这种类型的基本的和不变的形式的:如服从、批准、合同和竞争等。他把国家、教会、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客观组织看作是无数的个体相互间作用的结果,认为社会或集团的真正本质在于个人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以给予社会以正规性和比较一致性。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他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首先看成是与理性主义同个人主义相一致的,认为一切精神的最终来源,都要追溯到思想方式和生活标准的特点,而这些方式和标准不只是经济制度,同样是精神文明的真正决定因素。

最后在柏格森影响之下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命的形而上学。除此之外,他还发展了形式社会学。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区别》、《伦理学导论》(1892—1893)、《货币哲学》(1900)、《历史哲学问题》(1905年再版)、《叔本华和尼采》(1907)、《社会学:关于团体组织形式的研究》(1908)、《社会学的根本问题》(1917)和《人生观》(1918)等,其代表作是《形而上学序论》。

杨步伟

杨步伟（1889年11月25日-1981年3月1日），字韵卿，生于南京。女。1905年考入南京旅宁学堂。1907年改入上海中西女塾。1909年离校至湖北。1912年任南京崇实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后滞留日本。1914年入日本女子医学校，191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与林贯中在北京开设森仁医院，任院长。1921年与赵元任结婚，随赵赴美国。1925年回国在景山设节育诊所。又组织三太公司，兼任清华成志小学董事长。1929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1934年迁居南京。七七事变后赴长沙等地。后多次随赵元任遍游欧美各国讲学。1940年在美担任战时赈济中国委员会委员。1945年发起为中国各大学捐书的运动。1973年与赵元任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郭沫若接见。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论赵家》等。

顾嗣立

顾嗣立（1665—1722）清代学者。字侠君，号闾邱，因家有秀野园，常自署秀野，故人又以秀野称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尝浪迹南北，遍访名儒故老，于诗学颇有成就。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值圣祖南巡，有以嗣立名荐者，并进其所编著《元诗选》，受到嘉许。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复南巡，因宋荦荐召试，遂被选至京师，入馆纂修《宋金元明四代诗选》、《皇舆全览》等书，以工作勤勉于康熙五十一年特赐进士及第，康熙五十三年，复荐入武英殿纂修《鸟兽虫鱼广义》。康熙五十四年，以不习满文改授知县，后移疾归。嗣立《寒厅诗话自序》云：“余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上自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诗家源流支派，略能言之。”其所著《寒厅诗话》不仅记录诗人遗闻轶事，还辨析了元诗发展源流，书中表现出作者倡导宋诗、元诗的倾向。嗣立游历颇广、交游甚多，其诗多为游览名山胜水与题赠应酬之作。《日观峰》、《自钱唐江口至常山舟中杂诗》、《峡山行》、《串月歌》为其代表作品。其诗初学元好问、虞集等金、元名家，后学韩愈、苏轼，擅长运用铺排描写，如《串月歌》中描写石湖八月十八夜明月成串奇景时，采用博喻手法多方面地再现这一奇观：“金盆出水耀光芒，琉璃迸破银瓶泻。散作明珠千万颗，老兔寒蟾景相吓。”长于古体;近体较为平易，少顿挫之致。诗中很少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著有《闾邱辨囿》、《昌黎诗笺注》、《温飞卿诗笺注》。辑有《元诗选》十集、《诗林韶濩》四十卷。其所著诗收入《闾邱诗集钞》十卷、《秀野草堂集》六十八卷。《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四有传。有自撰《闾邱年谱》。

孙星衍

孙星衍（1753年～1818年）清代学者、诗文作家。字渊如，一字季逑。阳湖(江苏武进)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山东兖沂曹济道、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嘉庆十六年(1811)称病归里。曾主讲于诂经精舍和钟山书院。

孙星衍年轻时即工诗，与同乡洪亮吉、黄景仁、杨芳灿齐名。袁枚见其诗，称他“天下之奇才”，与他结为忘年交。但星衍不愿以诗名世，乃潜心研究经史、文学、音训、金石之学及诸子百家，造诣颇深。他最长于校勘，一生辑录群书，自天文、地理、礼仪、法律之书以及字书、史书、本草、药方等等，无不亲加校订，撰写叙录，以辨别源流，阐明学术要旨。所辑刊《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颇为世所重。

孙星衍现存诗歌大体都是中年以前所作，内容多为吟咏景物、酬赠友人和抒写个人情怀。艺术上宗法李贺。具有想象奇特、意境幽峭、语言秾丽的特点，如《登千佛楼》描写佛楼周围环境：“飞磷射屋鸟啄墙，鬼风吹檐断佛臂。……楼前修碧竹作围，逼袖细影明寒晖。残霖滴阶渍幽血，败粉剥壁生阴苔。”《黄二景仁游黄山归索赠长句》刻画黄山高峻的山势：“尝闻黄山极天门，欲往叩额排帝阍。三十六峰愁攀援，人迹不到哀清猿。盘盘直上天宇昏，山㺑怪魅来蹲蹲。”都写得奇诡险怪，艳丽凄清。写日常生活事物也不同凡响，如写妻子病容：“眉痕只觉瘦来浓，指爪都从病后长。”(《妻病》)写秋夜景物：“斜帘织月秋波纹，薄露压草生幽芬。”(《夜坐吟》)

孙星衍亦能古文，无论考辨之文还是传志书序，均能做到“叙次详雅有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如《与朱石君尚书书》、《孙忠愍公祠屋藏书记》、《江孝廉声传》、《孙御史志祖传》等等。

孙星衍一生，著述甚丰。其诗文集有《芳茂山人文集》12卷、《外集》5卷、《方茂山人诗录》10卷。其他著作主要有《尚书今古文注疏》30卷、《仓颉篇》3卷、《周易集解》10卷、《考注春秋别典》15卷、《尔雅广雅古训韵编》5卷、《孔子集语》17卷、《史记天官书考证》10卷。《寰宇访碑录》12卷、《京畿金石考》2卷、《偃师县志》30卷、《三水县志》11卷、《长武县志》12卷等。

平生辑录群书，涉及本草、医方、星经、地记等多种，以辑佚、校刻中医文献为医界所重。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四年(1783—1799)，与孙冯翼合辑《神农本草经》(刊入《问经堂丛书》)三卷。所用辑佚资料，悉取《证类本草》白字条文，增补《别录》墨字内容。各药下附录《吴普本草》等资料。有关文献考证内容亦或辑录，常以字书训释药物名义。另校刻医书有《华氏中藏经》、《素女方》、《秘授清宁丸》、《宋提刑洗冤录》、《千金宝要》、《轩辕黄帝传》等，并手录《服盐药法》一卷(1799年刊)。

莫尔斯

约翰·特雷·莫尔斯二世（1840年1月9日—1937年3月28日）是美国历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

约翰·特雷·莫尔斯二世于1840年1月9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的父亲是约翰·特雷·莫尔斯一世，母亲是露西·卡伯特·杰克逊。

他在哈佛学院学习三年后于1860年毕业，并在约翰·洛厄尔的办公室学习法律。1862年，他被准许进入律师界。

1874年，他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第六选区（波士顿后湾）的州众议院议员，任期一年。

从1879年到1891年，莫尔斯是哈佛校董会的选举成员。1911年，哈佛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莫尔斯开始职业生涯时撰写了几部关于银行业务、仲裁和裁决的法律专著，这些专著在当时被认为是权威性的， 并为期刊撰稿。他的法律写作使他成为这些主题的领先专家。

1876年，莫尔斯出版了两卷本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记，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不久之后，在1880年，他放弃了法律职业，转而追求文学事业。从1879年到1881年，莫尔斯与未来的美国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共同担任《国际评论》的编辑。莫尔斯后来担任《美国政治家系列》的编辑，洛奇为该系列贡献了关于汉密尔顿、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乔治·华盛顿的传记。

他还撰写了关于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塞热特·佩里、亨利·李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传记。莫尔斯还撰写了《银行与银行业法论》、《仲裁与裁决法》以及《著名审判》等著作。

莫尔斯于1865年与波士顿的范妮·P·霍维结婚。他们有一个女儿夏洛特和两个儿子卡伯特·杰克逊·莫尔斯和约翰·特雷·莫尔斯三世。他们住在波士顿的费尔菲尔德街。

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里，莫尔斯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内德姆。1934年10月，莫尔斯和他的女儿夏洛特收到了一系列威胁信，要求他们支付17.5万美元，否则就威胁要绑架夏洛特。在内德姆庄园加强了警力，并进行了联邦和州调查后，事件平息了下来。莫尔斯是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协会的成员。他还是萨默塞特俱乐部、阿尔冈昆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的成员。

莫尔斯于1937年3月27日在奈丹姆的家中逝世。在他逝世时，他是哈佛学院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毕业生，也是仅次于另一位波士顿律师亨利·蒙罗·罗杰斯（克拉拉·凯瑟琳·罗杰斯的遗孀）的第二年长者。

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生于施鲁斯伯里城的一个医生家庭。先在寄宿学校上学,1825年到爱丁堡大学学医。1828年至1831年,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主要兴趣在博物学上。1831年,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历时五年,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动植物学的地质学方面的现实材料。自1836年10月2日回到英国后,把主要精力倾注在旅行日记的整理上,陆续出版过一些关于地质学方面的论著。1859年11月,《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系统地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变异的普遍性、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是达尔文学说里的三条最基本的原理。利用这三条基本原理,达尔文演绎出了进化论学说的全部内容。在方法论上,观察方法、调查方法、归纳方法、假说方法和演绎方法是达尔文常用的科学方法。但与前代和同代的生物学家相比,统计生物学方法、类比方法和历史方法,对于达尔文的研究来说,最具有典型的意义。把数理统计方法和生物学研究结合起来,这是达尔文的首创。他说:“因为对于人们显著有用的或惬意的变异只能有时偶然出现,所以如果饲养的个体很多,变异出现的机会也就会大大地增加。因此,数目对于成功是具有高度重要性的。”(《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3页)。但达尔文还从物种的人工选择中,运用类比方法,成功地把这永恒不灭的自然奥秘——自然选择,揭示了出来。他说:“洞察变化和相互适应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我开始观察的时候,便觉得细心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会给了解这个难题提供最良好的机会。果然没有使我失望! 在此种情形和其他复杂的情形下,我总是发现在家养的状况下的变异的知识,虽然不完备却能提供最良好的最安全的指导。此项研究虽然通常为自然学者们所忽略,我却要冒昧地表示我对于它的高度价值的确信。”(《物种起源》第17页)赖尔运用历史方法,成功地解释了地质变化的原理。达尔文把历史方法借用到生物进化研究上来,成功地从现存的个体变异、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现象中,解释了物种进化的机制。其著述丰富,除《物种起源》外,主要有《关于物种变化的第一本日记》、《珊瑚礁的结构和分布》、《一个博物学者的环球旅行记》、《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贝格尔航海记》和《回忆我的精神和性格的发展》等。

蔡沈

蔡沈（1167～1230），南宋经学学者。一名蔡沉，字仲默，号九峰，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蔡元定子,朱熹门人。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卒于理宗绍定三年。史称年仅三十,即屏去举子业(《宋元学案》卷六七《九峰学案》),隐居九峰山,学者因称九峰先生。庆元党禁,元定以布衣编管道州,徒步数千里以从父。明英宗正统初,追諡文正。遵乃师之嘱,潜心研究《尚书》数十年,撰成《书集传》,“考序文之误,订诸儒之说,以发明二帝三王群圣贤用心之要”(《九峰学案》)。是书在朱熹原有书说基础上完成,不偏重汉唐以来的烦琐考据之法,而以浅近简明之文字诠释《尚书》,并纠正了不少前人之误解,尤其是阐扬了理学家的“圣贤传心说”,对封建纲常伦理说教及修齐治平之道,多所论阐。书中自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书经集传序》)。宣称:“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同上)。元仁宗皇庆年间,是书与朱熹 《周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等并列为官书,为科举所依据,遂成为元、明、清三代士人举子之必读课本。又承继象数学思想传统,受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先天易学数学思想之影响与啓发,并承其父学,撰成《洪范皇极》一书,阐扬了一整套以数明象、明理、兼明人事之吉凶休咎的象数学思想、学说。指出:“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 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洪范皇极序》),从数的角度讲论《尚书·洪范》,依照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之成例,将《洪范》“九畴”之九畴数,扩衍为九九八十一畴数,以此八十一畴,作为构成《洪范皇极》的基本内容,如同六十四卦之为《周易》古经的本文一样。断言数乃构成宇宙的根本:“天地之所以肇者,数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数也;万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数也。数之体著于形,数之用妙乎理”(同上)。《周易》明象,《洪范》明数,其论数与象的关係有云:“数之与象,若异用也,而本则一;若殊途也,而归则同。不明乎数,不足与语象;不明乎象,不足与语数。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无也。”(同上)又其论数与理的关係有云:“物有其则,数者,尽天下之物则也;事有其理,数者,尽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数,则物之则、事之理无不在焉” ( 《洪范皇极内篇》),“故静则察乎数之常,而天下之故无不通;动则达乎数之变,而天下之几无不获”(同上)。并且指出:“圣人因理以著数,天下因数以明理”(同上)。又提出数是由人主观自生的:“数由人兴,数由人成,万物皆备于我,咸自取之也”。(同上)其宇宙观亦同于程朱,如认为“有理斯有气,有气斯有形,而生生之理无穷焉”(同上);“理其至妙矣乎!气之未行,物之未生,理无不具焉;气之既形,物之既生,理无不在焉。浑然一体而不见其有馀,物各赋命而不见其不足。无形影可度也,无声臭可闻也,主万化,妙万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同上)。其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辩证法因素,认为事物的 “两” (对立)与其“一”(统一)是不可相离的,“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两者可知而一者难知也;两者可见而一者难见也”(同上)。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採取“变”(渐变) 与“化” (突变)两种形式,而事物的这种阴阳矛盾之对立与统一,正是事物变化发展之根本原因:“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变化者,阴阳之消长屈伸也。非二则不能久,非一则不能神”(同上)。此说显然受到张载思想之影响。全祖望称:“蔡氏父子(谓元定父子)、兄弟、祖孙,皆爲朱学干城”(《九峰学案》)。沉《书集传》之作,承其师说,不愧“干城”之称。而其《洪范皇极》,得自家传,完成乃父未竟之愿 (按元定尝究心于《洪范》之数而未及论著),则又体现出元定之学术特色。著作另有 《蔡九峰筮法》。

叶圣陶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字秉丞、圣陶。笔名有柳山、桂山、湛陶、郢山等。江苏苏州人。出生于城市平民家庭。幼读私塾。中学时期曾与同学王伯祥、顾颉刚等组织放社诗社、国学研究会,创办《学艺日刊》、《工余丽泽》等报刊。1914年开始在《礼拜六》、《小说海》等刊物发表文言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1915年起在小学任教。1919年加入新潮社,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1月,与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主张。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隔膜》(1922年)、《火灾》(1923年)、《线下》(1924年),童话集《稻草人》(1923年),诗集《雪朝》(与人合集,1922年),以及一些剧本和许多散文。其中《稻草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童话集,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表〉译者的话》); 《隔膜》是继郁达夫《沉沦》之后,中国现代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在此前后,曾在上海、杭州、北平、福州等地任教,又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刘延陵、朱自清等创办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并主编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编辑《文学旬刊》等。1925年后,在上海加入朴社、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创办了《公理日报》、《苏州评论报》、《光明》半月刊等。1927年5月起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发现并提携了巴金、丁玲等新作家。1929年8月出版长篇小说《倪焕之》。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描写出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史上的一座丰碑,也代表了叶圣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它问世后,曾获得现代文坛的高度评价,茅盾称赞作者做了“‘扛鼎’的工作”(《读〈倪焕之〉》)。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城中》(1926年)、《未厌集》(1928年),儿童剧《风浪》(1928年),评论集《文章讲话》(与夏丐尊合著,1928年)以及《天方夜谭》等注本。1930年以后就任开明书店编辑,先后主编《妇女杂志》、《中学生》、《月报》“文艺栏”,并任《申报月刊》、《文学》、《太白》、《新少年》等刊物编委。曾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创办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在《申报·自由谈》倡导大众语运动等。其间出版了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散文小说合集《脚步集》(1931年),小说童话集《四三集》(1936年)、《圣陶短篇小说集》(1936年),读写故事《文心》(与夏丐尊合著,1934年),以及《十三经索引》和散文集、剧本、评论集、国文课本等著作。抗战时期,曾任教于重庆复旦大学、乐山武汉大学等校,主编过桂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国文月刊》、成都《笔阵》、重庆《开明少年》等刊物,并任重庆《抗战文艺》、《国讯》、成都《文史教学》等杂志编委。这时期的作品,除了散文之外,主要有与人合著的评论文集《精读指导举隅》、《文艺写作经验谈》,以及与人合编的国文读本等多种。茅盾对他的早期作品曾评价说: “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着灰色卑琐人生,……大多有点问题小说的倾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建国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中国民进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曾出版《叶圣陶选集》、《叶圣陶短篇小说集》、《叶圣陶童话选》、《叶圣陶文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等著作。

克莱顿·劳森

克莱顿·劳森（Clayton Rawson，1906年8月15日 - 1971年3月1日）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的四个创始人之一，并提议每年为不同类型的推理作品颁发爱伦·坡奖。他的所有作品都写于MWA成立之前，但是1949年和1967年，由于克莱顿·劳森对推理小说和MWA（包括创办了MWA会刊《严刑逼供》）的杰出贡献而得到了爱伦·坡特别奖。 劳森还喊出了MWA的第一个宣传口号：“罪无可恕”。1963年起，劳森成为《埃勒里·奎因推理杂志》的编辑，一直到1971年去世。

劳森出生于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父亲克拉伦斯·D，母亲是克拉拉（史密斯）·劳森。他八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魔术师。1929年娶凯瑟琳·斯通为妻，同年他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之后他搬到了芝加哥以画插图谋生。他的第一部小说《死亡飞出大礼帽》于1938年问世。马里尼大师的作品至少有两部被改编成了电影。其中一部是《奇迹待售（Miracles for Sale）》（1939），是根据《死亡飞出大礼帽》的故事改编的，但是片中没有一个角色叫做马里尼，取而代之的是罗伯特·杨扮演的“摩根大师”。另一部是《不死的男人（The Man Who Wouldn’t Die）》（1942），劳埃德·诺兰担任主角，根据《无棺之尸》改编，马里尼大师的角色则由作家布雷特·哈里迪笔下的私家侦探迈克尔·谢恩所代替。1951年，克莱顿·劳森创作的30分钟电视系列剧《透明人》试播，但是没能继续往下制作。这部电视系列剧由杰罗姆·托尔担任主角扮演魔术师马里尼，由芭芭拉·库克扮演他的助理朱莉，E·G·马歇尔则出演反派。1971年3月1日，克雷顿·劳森与世长辞，享年64岁。

杨维桢

杨维桢(公元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后号铁笛。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享年75岁。少时，其父杨宏修楼铁崖山，藏书万卷，将杨维桢送到楼上，关了五年，使他博览群书，增长了知识，从此自号“铁崖”。杨维桢于元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出任天台县尹。后改任钱清盐场司令、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浪迹浙西山水间。张士诚多次召请他，但他屡招不赴，徙居松江。“笔墨纵横，铅粉狼藉”，与一批文人墨客，共沉于声色之中。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多次召他前去修礼乐书，他却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嫁者耶”为由，拒不奉招。赋老客妇谣以进。后来朱元璋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用安车接他到南京，便主持制定了《礼乐书》，叙例毕即请回山。他在南京总共停留110天，还家后不久即卒。

他一生著有诗文集《东维子》30卷，附录1卷，《铁崖古乐府》10卷，《乐府补》6卷，《复古诗集》6卷，《丽则遗音》4卷，以及《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等并传于世。他一生的赋作颇多。一是载于《丽则遗音》，共32首;“皆其应举时私拟程式之作” (据《四库提要》);二是存于《铁崖赋稿》，共48篇，为“未刻稿”(据《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三是《铁崖文集》中有《土圭》、《莲花漏》、《记里鼓》三篇(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赋汇》收其赋33篇，虽然不是其作品的全部，然而其辞赋创作的成就已经相当耀眼了。

从思想性上说，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讽刺性是铁崖赋的最大特点。如《些马赋》，从马的沉渊，联想到知识分子的苦闷，至于民众的疾苦，可想而知，它虽是一篇抒情小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后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他如《承露盘赋》批判神仙的迷信;《乞巧赋》揭露人情的虚伪;《忧释赋》刻画世途的艰险等，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尤其是《骂虱赋》中把那些剥人及肤，残人致命的贪官暴力比作大“大毒大臭”，这是作者及广大民众对元末黑暗统治的激烈怒吼。而《怀延陵赋》以委婉的笔势揭露了元朝宫廷内部的夺权残杀，从而反映了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腐朽反动的尽头了。因此，铁崖赋从总体上说是一部深刻地批判现实之作。

从艺术性上看，他的赋作形式较呆板，缺少创新;但笔力雄健，语言简明，是元末赋家当中的佼佼者。

他不但是元代的辞赋大师，而且是元末的诗坛领袖。他的诗纵横奇诡，独具一格，人称“铁崖体”，影响深远。其散文虽较平顺，但亦不乏佳篇。

熊惠生

熊惠生(1873-1960年3月24日),江西新建县人。在道观习文练武，兼读医书。历10载，能文能医。回家后弃儒从医，业内、妇、儿科，60余年行道于新建、南昌之间，医名甚著，深受病家赞誉。1958年，新建县为了发掘老中医经验，由卫生局派专人给惠老的经验进行整理，历时3个月，写成《医学经验录》一书。本书内容包括证治概要、妇科辨论、病案记述等3部分，有辨证论治，有处方用药，深入浅出，共计20万字。由县卫生局刊印。至今未再版。

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小说家。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庄园主后代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是南北战争时一位颇有影响的南军将领、写过一本畅销小说，在仇杀中杀过人、后被人杀死。他对福克纳有很大影响。福克纳只上过两年中学和一年大学，但他博览群书，他对狄更斯、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等名家作品很熟悉，波德莱尔、马拉梅、巍尔伦等象征主义作家和现代派作品、王尔德、乔伊斯、T.S艾略特等人的著作，对他都深有影响。一次大战时，他参加了加拿大皇家空军。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 (1926) 和《蚊群》(1927) 都没有引起注意。为维持生活，他干过各种杂活。1929年，他的《沙多里斯》 出版，这是他第一部虚构的以约克纳帕塌法县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包括了许多在日后约克纳帕塌法体系小说中进一步发挥的主题思想。同年10月 《喧哗与骚动》出版，从四个不同角度来描写康普生家族，以此来象征南方社会道德秩序的腐朽和没落。小说的意识流手法运用、象征的深奥含义非同凡响。是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以上自1924——1929是他创作的初期。中期 (1930—1942)，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九部长篇小说，其中《在我弥留之际》 (1930)，描述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如何经历大火与洪水去约克纳帕塌法县府所在地杰弗逊埋葬他们的母亲，像是现代人的“奥德修记”和“出埃及记”，然而却是可怕又可笑，可悲又滑稽的遭遇，表露出作家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 《八月之光》(1932) 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因被怀疑有黑人血统，因此在黑人、白人社会中都不能见容;《押沙龙，押沙龙!》 (1936) 与《喧哗与骚动》较接近，也写庄园主及其后代的故事; 《村子》(1904) 是描写不择手段力图发家的斯诺普斯家族的三部曲中第一部。斯诺普斯本是穷光蛋。放高利贷，娶了已经怀孕的有嫁妆的尤拉; 卖野马当驯马; 造假象。让人误以为有窖藏的土地以高价卖出。《去吧，摩西》(1942) 描写密西西比的大荒野以及在那里居住的一位种植园主的白人及黑人后代的生活。其中《熊》是最重要的中篇小说，写少年艾克·麦卡斯林通过打猎，学到印第安人山姆·法泽斯许多优秀品质，原始森林是纯洁的、净化心灵的，连那头老熊也是高贵的。与此相反的是少年的祖父及其庄园却是罪孽深重的。祖父霸占一个黑女人，又生了混血儿，女儿长大了又成了他的新的情妇。艾克为保持良心清白，放弃遗产，甘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

40年代，福克纳的作品被人忽视，他为了谋生，只好到好莱坞编写电影脚本。1946年，《袖珍本福克纳全集》出版。介绍其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的主题思想，重新引起公众注意。1949年，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著名演讲，预言人类将在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从此声名大振。这时期，他又写了5部长篇小说，包括斯诺普斯三部曲的后两部，三部曲是《小镇》、《大宅》和《坟墓的闯入者》，主题是写少年查尔斯·梅里生精神的成长。认识到黑人的勇敢、高尚与智慧。《圣殿》 的续篇 《修女安魂曲》(1951)，有一种乡村平静生活与城市的对比，是作者心境的一种反映。《寓言》 (1954) 具有反战思想。《掠夺者》 (1962)写一个小孩与佣人和司机误把妓院当成旅馆，住进去，闹了许多笑话。孩子变成老年人时，回忆这段往事，有一种乡土气的幽默。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具有美国小说前所未有的特点： 地方色彩，历史感、乡土社会感。反映美国南方社会历史状况，象征人类命运的寓言故事。同情黑人，又有南方国家主义思想。创作方法千变万化，各具特色，他采用象征主义，现代派手法，如内心独白。他独创的技巧是延迟交代含义，不直接点明主题。同时又有传统作品技巧风格的影响，文体晦涩复杂，语言简单明了，既有沙士比亚的夸张，又有美国南方式的幽默。

蒋和森

蒋和森（1928年7月-1996年4月23日），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作家。江苏省海安县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任新华社记者。次年调入《文艺报》任编辑。1956年冬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蒋和森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对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等多有涉猎，尤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付出了较多心血。曾先后在《人民文学》、《文学研究》等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并集成《红楼梦论稿》一书，于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该书力求将理性分析与美学鉴赏融为一体，并使论文带有散文诗的抒情色彩，出版后反响强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好评。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概说》一书曾连续重版3次，并被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小川阳一译成日文(改名《红楼梦入门》)，于1985年在东京都出版。此外，蒋和森还发表过有关杜甫、陆游诗和其他方面的文学评论多篇，参加过文学研究所集体项目《中国文学史》、《唐诗选注》等书的编写工作，并于1982年应邀赴日本东京、京都、仙台、奈良等地讲学。

除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外，蒋和森还从事文学创作，综学者与作家于一身。学生时代即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新诗，并于1950年被吸收为上海文艺工作者协会会员。1952年加入北京市文联，曾任理论组组长。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曾载入英国剑桥《国际名人辞典》。其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黄梅雨》等，分别于1980年、198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问世后受到全国各大报刊好评，被誉为“优美动人的史诗”。

费希特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公元1762年5月19日—公元1814年1月27日），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之一。主观唯心主义的“古典代表”。生于奥伯劳济兹一个贫穷手工业者家庭。自幼家境贫寒,早年参加劳动以助生计。平民出身对其思想意识发生了终生的影响。由于记忆力惊人,得米勒提兹男爵资助,于1771年开始上学读书。1774年进波尔塔的贵族学校。1780年秋入耶拿大学,翌年转学到莱比锡大学,均研究神学。因生活无计,1788年弃学,前往苏黎世做家庭教师。1791年开始研究康德哲学,很快成为一名康德主义者,同年在寇尼斯堡首次会见康德。按康德的哲学观点写成《试对一切启示的批判》,得到康德的肯定,次年发表,名声大振。1793年底到1794年初,他的哲学体系已经酝酿成熟,首次在苏黎世作“知识学”公开演讲。1794年任耶拿大学教授。耶拿时期他讲授自己的哲学,开始批判康德哲学。这五年间,他学术成就辉煌,思想影响巨大。他的激进的民主思想终于遇到敌对势力的攻击,1799年被迫离开耶拿前往柏林。在柏林,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修改“知识学”体系和公开演讲。1805年就任爱尔兰根大学教授。普法战争期间辗转各地,媾和后重返柏林,一边发表演讲宣传爱国主义,一边筹建柏林大学。1810年当选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1814年因染时疫瘁死,享年52岁。主要著作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知识学引论第一篇》、《知识学引论第二篇》、《人的天职》、《论学者的使命》、《告德意志民族》等。

费希特是第一个从右边批判康德哲学的哲学家。他从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发展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排斥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看到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认为这两种体系绝对不能并立,不能调合,那种把两者综合起来的混合体必然存在巨大裂缝。他指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执,本质上是:“自我”与“物”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他认为“自我”与“物”必定一个是第一性的,一个是第二性的,第二性的东西依赖第一性的东西,与第一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作为第一性的,否则就会陷入怀疑论。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认为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是完全不必要的赘物,是纯粹的虚构,是“无”,为了哲学体系逻辑上的一贯性,应该把它清除出去。

他批判唯物论,认为唯物论是无用的,因为他不能解释从存在到表象的过渡,他认为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巨大的跳跃”。他批判狄德罗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这是讲空话。他的结论是,唯物论不能算哲学,只有唯心论才可能是哲学。他认为,哲学必须从绝对最先、绝对无条件的原理出发,这个原理无须证明,其他一切都从这个原理推论出来。他认为“自我”就是这种开端的东西。他提出三条基本原理。

费希特哲学的第一原理是自我设定它自己。他认为“自我”,自己设定它自己,凭自己设定自己的活动而存在,不依靠他物。他认为,自我既是活动者,又是活动的产物;既是行为者,又是行为产生的结果。他指出,他的“自我”不是个人的“小我”,而是人类“大我”。他把这一原理称为“正题”。

费希特哲学的第二原理是自我设定的非我。他认为,与“自我”相对立的“非我”,是由“自我”产生出来的。他所说出来的非我就是“不属于自我的实在性”,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他认为,“自我”产生“非我”,主体产生客体,精神产生存在。同时他又认为,没有“非我”作为对立面,自我也得不到理解和说明。他称这一原理为“反题。”

费希特哲学的第三原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他认为,自我与非我,相互对立,相互限制,相互制约。他把“非我”对“自我”的作用,“自我”受“非我”的限制,叫作“理论认识”,而把自我对“非我”的作用,“自我”克服“非我”的限制,叫做“实践活动”。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统一于自我。他把这个原理叫做前两个原理的“合题”。可见,“自我”与“非我”既相对立,又相统一 ,但统一于“自我”之中。费希特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只能从这三个原理推论出来。

费希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统一,强调“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性,从而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这些辩证法因素对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费希特哲学的这些合理因素是包含在彻底主观唯心主义外衣下的,他的“自我”是夸大到脱离了客观自然的精神,他的所谓实践活动也只停留在意识范围内,这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无力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软弱性。

殷海光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1934年秋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肄业。1936年赴北平(今北京)，在金岳霖、沈有鼎等指导下研究逻辑学。1938年秋，插班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二年级。1942年毕业，又考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哲学部。1944年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抗战胜利后退伍，到重庆任独立出版社编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1946年秋到南京，任《中央日报》主笔，同时任教于金陵大学。1949年去台湾，仍任《中央日报》主笔，主编副刊《青年周刊》，兼任《民族报》主笔。同年8月离开报界，任台湾大学哲学系讲师，并参与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委与主笔。1954年，以哈佛燕京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次年回到台湾，仍在台大哲学系任教。1957年升台大哲学系教授。1956年参加编辑香港《现代学术季刊》杂志。1960年7月起，在《自由中国》载文鼓吹新党。“雷震事件”后，停止撰写评论台湾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文章，专心研究学术。1962年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中，被认为是“西化论”的背后策动者。1967年被台湾大学停聘，生活陷入困境。1969年9月16日在台北病逝。著有:《光明前之黑暗》、《逻辑新引》、《自由民主论丛》、《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选集》、《殷海光书信选》、《怎样研究苏俄》、《社会科学与方法论》，译有《逻辑基本》等。

聂豹

聂豹（1487年——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生于公元1487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卒于公元1563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

聂豹于公元1516年(明武武宗正德十一年)考中举人。翌年，考中进士，任华亭县知县。在县三年，兴修水利，民复业者三千余户。公元1525年(明世宗嘉靖四年)，召入为监察御史。劾奏司礼太监张佐。巡按福建，奏罢镇守太监赵诚，及奏革市舶等，有能谏名。公元1530年(明世宗嘉靖九年)，出为苏州知府。次年，丁父忧。公元1534年(明世宗嘉靖十三年)，丁母忧，家居十年。

公元1541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年)，以荐起知平阳府，修关练卒，先事以待，敌至不敢入。公元1543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廷议以豹知兵，以大学士严嵩等荐，擢陕西按察司副使，备兵潼关。后因权臣夏言所恶，逮下诏狱，落职归。公元1550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秋，俺答犯京师，以礼部尚书徐阶荐，召为愈都御史巡抚顺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次年，转为左侍郎。再次年，升为兵部尚书。

公元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上防秋事宜，又请增筑京师外城。是年秋，俺答大入山西，俘总兵官李涞军，大掠二十日而去。总督苏佑反以大捷闻。为巡按御史毛鹏举发，章下兵部。豹言寇虽有所掠，而我师所获过当，陛下威灵所致，宜择吉祭告，论功行赏。豹因以功加太子少保。京师外城筑成，进太子少傅。南北屡奏捷，及类奏诸边功，豹率归功元佑，祭告行赏如初。豹亦进太子太保。据《明史》卷二〇二《聂豹传》载：“当是时，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划，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请设巡视福建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惮，降俸二级。顷之，竟以中旨罢，而用杨博代之。”后数年而卒，终年七十七岁。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赠少保，谥贞让。

聂豹的著作有《双江聂先生文集》十四卷，(卷十四为《困辨录》)。

聂豹在公元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夏，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在浙江会见王守仁。王守仁卒，豹闻讣为泣哭。公元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时，聂豹任苏州知府，时王守仁已卒四年。聂豹见钱德洪、王畿，以二人为证，具香案，进拜王守仁为师，称王氏门人。

聂豹的思想，源自王守仁，是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产生出来的。聂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辩难，心益服”[1]。他自己在说明其思想来历时说道：

某不自度，妄意此学四十余年，一本先师之教而细绎之，《节要录》备之矣。已乃参之《易传》、《学庸》，参之周、程、廷平、晦翁、白沙之学，若有获于我心，遂信而不疑。[2]

就是说，聂豹在与王守仁讲论“良知之说”后，对此学信而不疑。他认定“良知之学”是孟子以来的“真纯湛一”之学，“是王门相传指诀”，故他推崇至极、坚信不疑。所以说：

问：“良知之学何如?”曰：“此是王门相传指诀。先师以世之学者，率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圣人，以有所不知不能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从多学而识，考索记诵上钻研，劳苦缠绊，耽搁了天下无限好资质的人，乃谓‘良知自知致而养之，不待学虑，千变万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谓不学不虑，爱亲敬长，盖指良知之发用流行，切近精实处。……故致良知者，只养这个纯一未发的本体。本体复则万物备，所谓立天下之大本。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此是《传习录》中正法眼藏，而误以知觉为良知，无故为霸学张一赤帜，与边见外修何异?而自畔其师说远矣!”[3]

可见，聂豹对王守仁的“良知之学”是多么推尊、服膺，后世学者认为“豹之学出于姚江”[4]，这是有道理的。

聂豹的思想出于王守仁这是无疑的，然而其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而惩王畿所谈的“现成良知”之失，并提出他的“归寂”说，故《明史》卷二〇二《聂豹传》说其学“于王守仁说颇有异同”，即指此而言。

聂豹的“归寂”说提出后，便遭到其王学同门的群起非难，指责他“背乎师门”。对此，黄宗羲记之甚详、评论颇当。黄宗羲说：

先生之学，狱中间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出，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时同门为良知之学者，以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盖发而未尝发，故未发之功却在发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后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说者有三：其一谓“道不可须臾离也”，今曰“动处无功”，是离之也。其一谓“道无分于动静也”，今曰“功夫只是主静”，是二之也。其一谓“心事合一，心体事而无不在”，今曰“感应流行，著不得力”，是脱略事为，类于禅悟也。王龙谿、黄洛村、陈明水、邹东廓、刘两奉各致难端，先生一一申之。惟罗念庵深相契合，谓“双江所言，真是霹雷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一两丰晚乃言之曰：“双江之言是也。”……阳明自江右以后，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然坐澄心为学的，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有未发之中，始能有中节之和，其后学者有喜静厌动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则犹之乎前说也。先生亦何背乎师门?乃当时群起而难之哉![5]

聂豹的“归寂”说是在他被捕入狱期间提出的，其时在嘉靖二十五年，他已年逾六旬，这与他“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有所变化，即由早年坚信王学的“良知之说”，到后期转变为对王学“颇有异同”。

其实聂豹的“归寂”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并没有根本区别和分歧。聂豹为学始终是“一本先师之教”的。如果说聂豹的“归寂”说与王守仁的思想“颇有异同”的话，亦只是在“致良知”的方法、途径上有异。即王门为良知之学者，认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道无分于动静”，“心事合一”;聂豹的“归寂”说，是外事以求心，舍动以求静，离已发以求未发，从“寂静”、“未发”中体悟“良知”。因此，遭到同门王畿、黄宏纲、陈九川、邹守益、刘文敏的非难，被他们视为“脱略事为，类于禅悟”。不过罗洪先则赞同其说，“深相契合”，认为“是霹雷手段”。

关于聂豹“归寂”的思想渊源，则为周、程、李、朱的主静说。他说：

夫学虽静也，静对动而言。“无欲故静”四字，乃濂溪所自著。无欲然后能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天地之心也。只此便是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然岂初学之士，可一蹴能至哉?其功必始于静坐。静坐久然后气定，气定而后见天地之心，见天地之心而后可以语学。即平旦之好恶而观之，则原委自见。故学以主静焉，至矣。戒慎不靓，恐惧不闻，观之谓也。观之而反纷扰云者，非观之罪，不善观之罪也。矜挎欲速，二三杂为，是求静而反动矣。是故静坐之叹，伊川为学者开方便法门。未发气象，廷平为学者点本来面目。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则法天之全功，非天下之至静，其孰能与于此。濂溪手授二程。吾道南矣，龟山(杨时)岂逃禅哉?默坐澄心，体验天理，延平殆庶几乎?然此与前养心之论，却是一致。透得此关过，便有回进处。[6]

说明其学说的思想来源是宋代理学家的主静说。在明代，聂豹则称赞、吸取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他在刻《白沙先生绪言·序》中说：

予尝与士友谭学，言必称白沙先生，并歌咏其诗以自娱，叹曰：“此周、程之坠绪也。”[7]

陈献章主张静坐，以为静坐久之，则见心之本体，这个思想给聂豹以重要影响，并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

聂豹以“良知本寂”作为其“归寂”说的基本要旨和理论根基。他说：

窃谓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心主乎内，应于外而后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应者为心，而遂求心于外也。故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判，而天下之能事毕矣。譬鉴悬于此，而物来自照，钟之在箎，而扣无不应。此谓无内外动静先后，而一之者也。是非愚之见也，先师之见也。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又云：“祛除思虑，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寂然不动，便是廓然大公，自然发而中节，自然慈而遂通，自然物来物应。”……又云：“一是树之根本，贯是树之萌芽。体用一原，体立而用自生。”[8]

聂豹认为“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如此“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判”。这就是说，“寂静”可以体悟一切，应付一切。他的“归寂”说，即是周、程以来的主静说和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说的翻版。

聂豹的“良知本寂”和“良知自发”之说，是以“良知”为“本原之地”，“不睹不闻之寂体”而展开论述的。他说：

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闻之寂体也。不睹不闻之寂体，若因感应变化而后有，即感应变化而致之可也。实则所以主宰乎感应变化，而感应变化乃吾寂体之标末耳。[9]

“寂体”是“不睹不闻”的“本原之地”而“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中，常存此体，便是戒惧。”[10]聂豹认为，分寂感，分内外，分已发未发，而主于寂，主于内，主于未发的修养，便是良知之旨。而王门中多数人反对聂豹的观点，其中以王畿反对最力。故王畿与聂豹展开了论争，有《致知要略》，各载各人集中。王畿说：

良知者，本心自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知识则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于多学亿中之助，而已入于后天矣。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未应非先，已应非后。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内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此是千圣斩关第一义，所谓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若良知之前，别求未发，即是二乘沉空之学;良知之外，别有已发，即是世儒依识之学。或摄感以归寂，或缘寂以起感，受病虽不同，其为未得良知之旨则一而已。[11]

王畿认为，“良知”是不分前后、内外、寂感、已发未发的“浑然一体者”，聂豹的有分，便是不合良知之义，未得良知之旨。对王畿的非难，聂豹的回答是：

先天之学，即养于未发之豫。豫则命由我立，道由我出，万物皆备于我?……：良知是未发之中，先生(指王守仁)尝有是言，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一个心体，则用在其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寂性之体，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内，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内乎?抑岂内外之间，别有一片地界可安顿之乎?窃尝譬之，心犹兵器之铣刨也。响声之激射，发也。引线之火，感也。硝磺之内，蕴未发之寂也。今徒知激射之利足以威敌，而忘其有事于硝磺之具，则铣为哑器，可覆有相继之声乎?其曰即寂而感在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论见成，似也。……《易》言内外，《中庸》亦言内外，今曰无内外。《易》言先后，《大学》亦言先后，今曰无先后。是皆以统体而言功夫，如以百尺一贯论种树，而不原枝叶之硕茂，由于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于培灌之积累。此鄙人内外先后之说也。《定性书》尝有无内外之言，盖因张子疑外物为定性之累，而欲绝去外物以求定，故云然也。而要其蹄于定之一字。先生曰：“定是未发之中，即有发而中节之和。体用一原，是之谓浑然一体者也。”今曰：“良知之前无未发，良知之外无已发”，似是混沌未判之前语。设曰良知之前无性，良知之外无情，即谓良知之前与外无心，语虽立而意则舛矣。孰为沉空，孰为依识，无难辩者。尊兄高明过人，自来论学，只从混沌初生无所污坏者而言，而以见在为具足，不犯做手为妙悟，以此自娱可也，恐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12]

聂豹认为，王畿的“良知”不分寂感、前后、内外、未发已发的说法，“是混沌未判之前语”，“以见在为具足，不犯手做为妙悟”，这不过是“以此自娱”而已，却不是常人所能及之学。他主张良知之前应有一段静、定、寂的功夫，即未发之中以求之。他既宗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又欲“为学者立法，当更下一转语”，所以便求之于宋儒的静定方法。然而他又跳不出王守仁的心学藩篱，于是便从内省经验和客观外物去寻求知识了。他说：

今之讲良知之学者，其说有二：一曰，良知者，知觉而已，除却知觉，别无良知。因其知之所及而致之，则知致矣。是谓无寂感，无内外，无先役，而浑然一体者也。一曰，良知者，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致知者，惟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而知无不良也。[13]

很显然聂豹是主张后一种良知说的，他提出“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良知作为“寂然不动”的本体，是无所不知的，良知感于物而后知，这是良知的发用。所谓“致知”，是致吾心虚灵寂静本体之知，心体发用感而遂通天下之物，这便是“格物”。聂豹说：

致良知，致其寂体之知，养其虚灵一物，不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格物也。[14]

夫致知者，充满吾心虚灵本体之量，使之寂然不动，儒与释一也。而吾儒之致知乃在格物，而释氏以事物之感应，皆吾寂体之幻妄，一切断除而绝灭之，比之儒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毫厘千里矣。盖惑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格物，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致知譬之磨镜，格物，镜之照也，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物无遁形，谓非通天下之故耶![15]

聂豹的“归寂”说，以守寂为致知，以感通天下之故为格物，与佛教的“虚寂”说不同。他说：

佛氏以虚寂为性，亦以觉为性，又有皇觉、正觉、圆学、觉明、明觉之异。佛学养觉而啬于用，时儒用觉而失所养，此又是其大异处。[16]

夫禅之异于儒者，以感应为尘烦，切一断除而寂减之，今乃归友以通天下之感，致虚以立天下之有，主静以该天下之动，又何嫌于禅哉![17]

他认为儒、佛之异是：佛教“以感应为尘烦”，“一切断除而绝灭之”，故以“寂灭”为旨归，要“寂灭”，就要排除一切“尘烦”，“废感”以“归寂”;儒家的“归寂”是“通感”而“明体”，是有体有用的。聂豹的“归寂”是有体又有用的，佛教的“虚寂”是有体而无用的。但他又认为佛教的养寂、养觉的方法，亦有可取之处，在这里其方法又和佛教的方法相同了。

在“格物致知”说上，聂豹不同意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即物穷理”说，而赞同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他认为这是王学的共同思想。他说：

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此圣学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多见多闻之学也。欲学圣教者，当从前说。欲由闻见入者，当从后一说。是在学者定其志耳。[18]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已非《大学》格物本旨。但今之学者志在广闻见，故力主此说而不破，而至以一物不知为深耻、终身弊考索，而于身心一无所得者，往往有之。贤有志于圣学，但当究意于精察此心之天理，以充满吾良知本体之量，则低昂屡变，泛应无穷，自有天则，以臻夫格物之妙。非为两可之说，以故多门也。[19]

在聂豹看来，一物一物格，即物以穷理的方法，是多闻见之学，这种格物致知方法，是“终身弊考索”，最终则是“于身心一无所得”，即不能精察心之天理和认识良知本体，故不是圣学之方。只有“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才是圣贤之学。

不过，应当看到，聂豹虽主张“致良知”，重视向内的修养功夫，但他并非认为良知是完满无缺、现成具足、不需修养的，而是主张充养良知的。他说：

今人不知养良知，但知用良知，故以见在为具足，无怪也。半路修行，卒成鬼仙。[20]

关于如何去养良知，当然还是他的“使之寂然不动”，以静澄心、不为意欲所动了。聂豹说：

愚夫愚妇之知，未动于意欲之时，与圣人同，是也。则夫致知之功，要在于意欲之不动，非以周乎物而不过之为致也。“镜悬于此，而物来自照，则所照者广。若执镜随物以鉴其形，所照几何?”廷平此喻，未为无见。致知如磨镜，格物如镜之照，谬谓格物无功夫者以此。[21]

他以意欲不动为致知之功，意欲不动则心体不为，本自清明，于此则物来而无所不照，无所不见。

聂豹认为，静养本心，敬以持之，常存不失，永不歇息，经过“静养一段功夫，更无歇手处，静此养，动亦此养”，最终达到“动静无心，内外两忘，不见有炯然之体，此是静养功夫到熟处”。这便是修养到家了。

聂豹的修养说自然是出自王守仁学说，并采用周敦颐、程颐以来而至陈献章的功夫了。他的主静、主敬说，显然是渊源于周、程的修养论了。有人问他：“周子言静，而程子多言敬，有以异乎?”他的回答是：

均之为寡欲也。周曰“无欲故静”，程曰“主一之谓敬”。一者，无欲也。然由无欲入者，有所持循，久则内外齐庄，自无不静。若入头处便主静，惟上根者能之。盖天资明健，合下便见本体，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厌弃事物，赚入别样蹊径。是在学者顾其天资力量而慎择所由也。近世学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静为禅学，主敬为迂学，哀哉![22]

聂豹的“归寂”说，是将周敦颐的“主静”说和程颐的“主敬”都视为“无欲”而融为一体，最终达到认识本体，故对二者都持肯定态度，予以采纳。所以我们说，聂豹的“主静”、“归寂”说，是受宋以来的“主静无欲”、“主一持敬”说的影响而形成的。

洪业

洪业（1893年10月27日—1980年12月22日），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鹿芩，号煨莲。肄业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3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俄亥俄韦斯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分别获文学士、文硕士、神学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执教于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达二十三年之久。他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是国内最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索引的学术机构，先后编成出版的经、史、子、集各种引得达六十余种、八十余册。1928年他曾兼任过历史系主任与大学图书馆馆长。1946年春应聘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1947年春又被聘为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半年。1947年至1948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从1948年秋起至1963年夏退休为止，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晚年鳏居，但仍著书不辍。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二十余年，先后编纂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册，并采撰序言。其中尤以“堪靠灯”式引得最为便利学人。有藏书二、三万册，其中有不少罕见的中外图书，1980年全部捐赠中央民族学院，并以珍藏手校明初蜀藩刻本《史通》四册与明万历间张之象刻本《史通》四册(清道光末唐翰题校)捐赠北京图书馆。著有《蒙古秘史源流考》、《引得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洪业论学集》等。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鄞县洞桥乡沙港口村人，生于县城月湖西桂井巷。14岁补博士弟子员，16岁应乡试，从刘源父学，继至数家私人藏书楼披阅秘本及古碑，复与名士交游，学识渐博。清雍正八年(1730)入京师，上书侍郎、古文大家方苞，对方所著《丧礼或问》提出不同见解，方惊异，声誉渐著。十年中顺天乡试，内阁学士李绂阅其卷，赞为王应麟、黄震之后又一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入庶常馆，授翰林院庶吉士。通过李绂借读内阁所藏《永乐大典》，日尽20卷，凡欲见未见的珍籍佚本，俱予抄录，开清代辑佚学先河。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交恶，移怒于他，次年散馆时置于最下等，归班以知县候选，遂绝意仕途，归里读书著述。家境渐贫，竟至三餐难继，然好学依旧，清廉不改。广收遗闻，以表彰忠义为己任，著作日富。又重登天一阁，检点金石碑帖，编为《天一阁碑目》。七年，与同县蒋拭之等成立“真率社”，赋诗唱和。十三年应聘至绍兴主讲蕺山书院，后因郡守失礼，拂然辞归，复专意著述。贫病继迫，为学益力。十六年往广东主端溪书院讲席，次年因病归里。十九年寓居扬州，病中仍校著不辍。冬返里。次年，子昭德病夭，悲恸至极卒。家人售双韭山房藏书万卷，获银200两始予安葬。墓在南郊王家桥畔，今存，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影响，研治宋末及南明史事最精，并留心乡邦文献。所著《鲒埼亭集》、《鲒埼亭集外编》，收明清际碑传，富史料价值。以10年功夫续成黄宗羲《宋元学案》，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另著有《经史问答》、《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等。尤有功于宁波地方文献，搜求、抄录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志》。雍正时修《浙江通志》，值他旅京，遣使至甬发家藏历代宁波方志送志局供用。又续选《甬上耆旧诗》，编《句余唱和集》，撰《句余土音》等。

奥勒留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121年4月26日—180年3月17日）。罗马皇帝。晚期斯多亚学派代表之一。哲学上,深受爱比克泰德和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制定神学、伦理学、国家学说相结合的体系。同以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原子唯物论相对立,宣扬神学目的论,认为神圣的天命囊括万物,它以最完美和最仁慈的方式安排万物。神既直接关心个人,又通过自然的相互联系来关心个人。神性的灵魂(精神)渗透万物,世界的本体是一个,灵魂也只是一个。灵魂在自身中拥有万物的胚芽。整个世界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有生命的整体,其组成部分是通过一种内在的结合力维系下来的,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最好、最合理、最恰当的目的来调节的。坏的东西是为好的东西创造出来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为合理的东西创造出来的。神的主要启示就是人的灵魂本身,人的灵魂是神的一部分和流溢物,因此,人和神是血缘相通的,万物来源于神,又复归于神。宣扬悲观厌世的人生观,认为万物处于无常的流逝、变易、没落的循环中,因此毋需以此来妨碍心灵的平静,对生活感到厌倦,以致希望死去。虽然,人生是极其渺小的,延续生命是毫无价值的,但即使这样,仍然要遵循本性(自然)走完人生的旅程。人的一切都是由神决定的,而神的决定永远是恰当的、深谋远虑的。人应该使自己从属于整个宇宙的进程。没有神的意志,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一切是不会发生的,正因为这样,人除了服从整体的法则、崇敬神以外,没有更高的任务。在道德伦理上,认为好人的特征就在于承受命运所降临的一切,不玷污神圣的天赋,并以一种平静谦和的精神坚决服从于神。在国家学说上,这个“王座上的哲学家”,出于帝国利益的考虑,把他的世界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在神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倡一个宇宙、一个神、一个国家、一种法律,认为人们由此汲取理智、理性的能力以及法律的禀赋。继承塞涅卡的传统,提出现实的罗马国家和理想的宇宙国家两种国家学说,认为它们都是遵循善建立起来的。并把世俗的君主政制和民主政制等同起来。主要著作有《自省录》(亦译《沉思录》)。

马里奥·普佐

马里奥·普佐（mariopuzo，1920年10月15日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1999年7月2日卒于纽约州湾岸市），美国小说家和编剧，他在《教父》（1969年）中虚构了一个黑手党家族--科莱昂斯家族，该书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在全球售出约2100万册，催生了三部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电影，并使书中人物成为当代美国的文化神话。

普佐在纽约的地狱厨房长大，父亲离家出走后，他辍学去找工作。他成为了一名铁路办事员，但早已怀有作家梦。二战期间在德国服完兵役后，他回到纽约，在新社会研究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担任公务员期间，普佐开始为男性杂志撰写纸浆故事。他的前两部小说《黑暗竞技场》（TheDarkArena，1955年）和《幸运的朝圣者》（TheFortunatePilgrim，1964年）获得好评，但买者寥寥。

就在那时，普佐决定写一些能让他赚够钱养家糊口的作品。虽然他个人对有组织犯罪并不了解，但深入的研究为他提供了所需的细节，《教父》描写了家族的紧密联系以及犯罪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普佐与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合作完成了《教父》（1972年）及其两部续集（1974年和1990年）的剧本。前两部获得了九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剧本奖。

普佐还参与了前两部电影《超人》（1978年和1980年）和《棉花俱乐部》（1984年）的剧本创作。他的其他小说包括《傻瓜去死》（1978年）、《西西里人》（1984年；1987年拍成电影）和《最后的唐人》（1996年；1997年拍成电视连续剧）。普佐的最后一部作品《Omerta》于2000年在死后出版；他认为该书与《教父》和《最后的唐人》同属他的黑手党三部曲。

阿底峡

阿底峡【Atisa】（982~1054)，印度佛教中观派论师。原名“月藏”，法名燃灯吉祥智(Dipa.mkara′ srijñãna)。据藏文史书记载是萨护罗(今孟加拉国达卡)国王子，年轻时出宫削发为僧，拜师学习一切佛教经典，特别精通五明学，曾任印度那烂陀寺和超行(岩)寺住持。宋宝元元年(1038年)应西藏阿里王绛曲沃的邀请来到西藏传授佛典和医学。1045年，阿底峡准备经尼泊尔返回印度之际，正值仲敦巴到达布让请求阿底峡留在西藏传教，并向他介绍了当时拉萨、山南等地各大寺院的佛教情况。阿底峡听后改变返回印度的主意，决心本着弘扬佛法的心愿，决定前往拉萨，于1054年逝世，前后在西藏各地传教达9年之久。其间到过桑耶、拉萨、益域、聂当等地区的著名寺院进行招徒讲经，弟子不可计数。其中较有名的有仲敦巴、俄·雷必喜饶、格敦、尊泽雍仲等。

阿底峡在西藏不仅传授中观论师的著作，而且讲授瑜伽唯识师的论著，其中以噶当六论即《大乘庄严经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集法句经》，以及慈氏五论和他自己的著作《菩提道炬论》等为主。《菩提道炬论》是阿底峡针对西藏佛教情况而著，文中把僧人从初拜师学法达到修成佛果分成三类，即所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他认为下士道上的僧人不希求解脱世间的痛苦，只求个人利乐。要求修习佛法者必须广发心愿，皈依佛、法、僧三宝，提倡人们行善。当一个人进入高一级时，必须把戒、定、慧三字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成佛的境地。在未达到成佛之前，自己要具备菩萨之行为，常发菩提之心，实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等六波罗密多(即六度)，如此既能超度自己，又可帮助他人得到解脱。

另外，阿底峡认为修习佛法者，首先必须学习显教，然后修习密法，假若没有显教为基础，不可能进修密法。他的学说被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广泛传播，对藏传佛教影响很大。他除把梵文典籍译成藏文外，还著有《菩提道炬论》、《般若波罗蜜多略义明灯》、《入二谛论》、《一切经集略义》、《经集略义教授》、《忏悔仪轨》、《发菩提心及受菩提律仪仪轨次第》等。共百余种译著均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他传播的思想和学说，后来形成噶当派。宗喀巴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创立了格鲁派，传播到青海、内蒙等地。

周济

周济（1781年——1839年8月11日）清代词人、词论家。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止庵。荆溪(江苏宜兴)人。少能属文，常与包世臣议论经世之学。曾研习兵书，兼习击刺骑射。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官淮安府学教授。因与知府不合，称疾归，客居宝山、京口、扬州等地，后隐居金陵春水园，潜心著述。晚年复任淮安府学教授。

周济为常州词派理论家和代表作家。他论词继承、发展了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批评浙西词派以姜、张为宗、寄兴不高的弊病，主张词应与诗有同等地位，“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强调词不仅要寄托身世之感，还应具有忧国忧民之情(见《介存斋论词杂著》)，要求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同时，他除注意雅俗、情景等概念之外，还注意到意与境、气与骨、韵与味、郁勃与放旷、神理与迹象等词学现象。这些理论，对后世词学影响颇大。周济的词作多以写景咏物，寄托幽怨深挚的情思，但词意隐晦，难解其旨，有的甚至近于词谜。其中也有一些意境浑融的作品，如〔渡江云〕《杨花》，一改前人咏杨花时对杨花飘零遭际的悲叹，而以豪壮之语出之：“凭栏极目，荡春波，万种春情。”谭献说此词“怨断之中，豪宕不减”。再如〔蝶恋花〕咏柳絮：“柳絮年年三月暮，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从柳絮纷飞写起，最后落在滚滚东去的江河上，表现对春光流逝的惋惜，境界开阔，笔力峭拔，词意隐晦朦胧，别有一种魅力。他也能诗，但成就不及词。周济还能文。他的一些史论文章，颇多有识之言;而政论文章则多“书生之见，迂阔难行”(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13)。

著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晋略》等，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年1月19日-1849年10月7日）是美国作家、诗人、编辑和文学评论家。坡以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而闻名，尤其是他的神秘故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浪漫主义和美国文学的核心人物。坡是美国最早的短篇小说实践者之一，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类型的发明者，也是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的重要贡献者。

生于波士顿一个演员家庭。不到两岁时,生母去世,被人收养。1815年随养父母旅居英国,在英国五年学习期间,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才和对文学创作的志趣。1827年他只身到波士顿谋生,改名换姓参加了陆军,两年后进西点军校受训,后又设法退出军队。1827年在波士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铁木尔及其它诗歌》。1829年出版了《艾尔·阿拉夫·铁木尔及其他小诗》,1831年又出版了《诗集》。此外,他还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1835年他受雇于《南方文学使者》,继而到《格雷安》和《百老汇杂志》社工作。1836年与表妹克莱门斯结婚,他工作不固定,收入甚微,经常陷入经济困难之中。1848年,他的散文诗《我找到了》一书出版,作品总结了他对人和宇宙的最终认识和态度,探讨了宇宙的创始及其本质的命运。他认为在世界万物之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圣灵,“死”则是个人的灵魂与圣灵统一的过程。他本人认为该作品是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1849年10月7日逝世。爱伦·坡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和遭遇使他的浪漫主义更具有深度,而且有着特殊的艺术形式——一个梦魇接连不断发生的世界,而不是美国的锦绣山河和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往往将他人视为美好的事物当作“恶梦”。他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短篇小说上,他的一生写了70多部小说,其中20多篇被认为是美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哥特小说”,如《阿瑟古屋的倒塌》、《丽基亚》;“侦探小说”,如《矛戈街上的谋杀案》、《被盗信件》;“恐怖小说”,如《深渊的吊摆》、《红色死亡的假面舞会》等。爱伦·坡曾被人因嫉恨而歪曲、诽谤和诬蔑,今天,终于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被认为是美国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