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蒂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法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家和无神论存在主义在法国的主要代表。生于罗舍弗尔,先后在勒阿弗尔、巴黎上中学,192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开始接触胡塞尔的现象学,1930年获哲学中学教师学衔,1931年任博凡中学哲学教师,1935年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辅导教师,并准备博士论文。1941年参加过“社会主义和自由抵抗组织”。1945年与萨特等人合作创办了《现代》杂志,1955年与萨特决裂。1949—1952年在巴黎大学讲授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1952年取得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授讲席,1961年正值学术高峰时在巴黎因病猝然逝世。

主要著作有:《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 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哲学赞词》(1953)、《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以及去世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文集《眼睛与精神》(1961)、《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梅洛—庞蒂的哲学发展起始于他对笛卡尔唯物主义和当代批判唯心主义的批判,他反对他们把认识的对象完全归结为概念,从而把世界变成思想的作法,并指出,唯心主义虽然会给人提供一个和谐的、协调的知识系统,但不能使人达到世界以及个人以外的他人。所以,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重新学习如何看待世界,哲学的根本途径是把极端的主观主义与极端的客观主义联合起来。

梅洛—庞蒂从事哲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直至1939年以后他才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他力图以现象学为基础,并从知觉本质出发,把人文科学,首先是心理学和语言学与哲学联系起来,建立知觉现象学。他试图赋予形式、结构以哲学意义,他指出,哲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关于认识结构与行为的思想,人的认识并不能引起原始因素的综合,行为也并不是思考总和的结果。行为是主体的行为,这个主体既是行动着的又是思想着的,行为表达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懈的斗争。

心理学和现象学对梅洛—庞蒂的思想形成产生极大影响。他从格式塔心理学中受益非浅,但他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他还吸收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把心理活动归结为人体生理器官活动的理论,但他否认这种因果律或量的分析能证明人的心理活动。他接受了胡塞尔把哲学作为对意识结构的描述的现象学观点,认为对事物的本质不能进行解释和分析,只能通过知觉对其加以描述和界说,知觉是真实的根源,只有主体的知觉即主观感受,才能从本质上说明世界的问题。他还赞同胡塞尔关于没有自在之物、只有能被人的意识所接受的事物的观点。但他坚持主张任何知觉概念都与超越意识的世界有一种本质相关,这种本质相关自身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了“为意识的存在”。他也不赞成胡塞尔的还原方法,他主张的还原并不企图构造一个独立的现象世界,他的现象学描述并不仅仅只考察知觉事实,同时也描述自我超越以及我们经验所具有的相关性质,并把它同纯粹的概念相区别。他认为思想和世界的关系不光受演绎工具的影响,也受知觉者,即“知觉的基础”的影响。

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梅洛—庞蒂重新解释了躯体和思想的区别。躯体和思想只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虽然它们的区别是不可还原的,但它们在逻辑上是渐增的,正如生理学的概念预示了心理学的概念一样,躯体和思想的关系也是如此。梅洛—庞蒂既要坚持两者在逻辑上的各自独立,又要反对用固定的术语来解释这种关系,这正体现了他的矛盾之所在。

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梅洛—庞蒂尝试为人的主观性理论寻找根据。同柏格森一样,他也认为知觉是理智分析的产物,人们不可能用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中抽取出来的人工组合手段重建人们自身对世界的经验。躯体并不是处于其它客体之中的一种客体,而是身体—主体,它是一种通向世界的结构,是世界的相关者,它处于世界中,是我们通往世界的停靠站,是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中介。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梅洛—庞蒂提出了人的解放和人在历史行动中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后来在《人道主义和恐怖》以及《辩证法的探险》等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同萨特一样,他认为解放隐含在人类意识的能力之中,但他否认这种解放的绝对性。当人们选择时,人们确实创造了自己的道德存在,但人们总在不断地进行选择,而选择时的出发点总是预先估计好的。他还特别强调由人们建立起来的意义领域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纯粹个人的主观性和事物的暧昧性之间的中介,它并不是个人道德自律的障碍,而是自由实践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梅洛—庞蒂力图用人的主观性概念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政治行动和人类历史的理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认为应该通过历史的结果来判断历史进程,因此,历史地行动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服从于这种客观判断,而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的理论是错误的,它忽视了道德的个体性以及自我选择的意义。他还指出,历史具有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任何一种反对特定阶级或特定经济结构的革命运动都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尽管是一种有力的理论工具,但人们必须用一种探索式的方法使用它,并按变化着的历史条件修正它。

除了学术著述外,梅洛—庞蒂还积极参与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运动,但他的政治态度没有萨特那么激进,具有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例如他既承认人对境况的自由选择,又承认境况对人的强烈作用,认为自由选择是有条件的,它是一种处于自由与必然之间的主体知觉的活动。他还注意强调满足人的现实的物质需要。他也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但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希望用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谭其骧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嘉善县人。1911年2月25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省城。1930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同年起先后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36年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初至已经内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5年随浙江大学复员回到杭州。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至1982年兼历史系主任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年至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81年至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1991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其功绩载入英国《牛津名人录》。1992年8月28日在上海去世。著有《长水集》(上下册)、《长水集续编》、《长水粹编》等，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一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

冯铿

冯铿（1907年10月10日-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女,原名冯岭梅。广东潮安人。1929年2月,同其丈夫许峨来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参加革命斗争和与共产党人的交往,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文学创作也出现新面貌。同年冬,创作小说《乐园的毁灭》(载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1卷2期)。作小说《突变》(载1930年5月10日《拓荒者》1卷4、5期合刊),两篇的主题都是妇女的命运和出路,作品指出:要生存只有“合力”、“组织”、“反抗”。1930年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后在左联工农工作部服务。同年5月,作为左联代表,和柔石、胡也频一同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听到苏区代表的报告,了解不少苏区斗争的情况。大会结束后,写了小说《小阿强》和《红的日记》,这是我国左翼文学中第一批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具有开拓的意义。193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17卷1期发表她的小说《贩卖婴儿的妇人》,依然响彻妇女解放的呼声。同年1月17日被捕,和同一时期先后被捕的23位中共党的干部和左翼作家一同囚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狱中,虽遭到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同年2月7日,她和23位同牢战友同时惨遭杀害。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冯铿和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5位左翼作家,同年4月,左联编辑出版了机关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被难同志传略四——冯铿》、《被难同志的遗著<红的日记> (冯铿)》,以示抗议和纪念。同年10月,日本四六书院出版纪念5位中国左翼作家的专集《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卷首有李伟森、宗晖、冯铿、殷夫4位烈士肖像。书中收有日译的冯铿小说《女同志马英的日记》 (即《红的日记》,田佐夫译),并附译者撰写的《冯铿小传》及作品简介。1933年2月7日是冯铿等5位左翼作家被害2周年,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沉痛悼念牺牲的青年战友。

海涅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德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理论著作有《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论法国的画家》、《论浪漫派》、《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等。在海涅美学体系中一个鲜明的观点是他反对当时占据德国文坛统治地位的消极浪漫主义。尽管他的诗歌创作也没有完全摆脱上述的影响,但他提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张,指出文艺女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开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德国的女孩子,不应该是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小姐。”他批判了施莱格尔兄弟和蒂克的创作主张,实质上他们是借宗教的艺术品和退回远古去弥补现实的浪漫派理论上的不足。这样做只能引导艺术脱离现实,回到原始、野性、幼稚的中世纪时代。基于这种观点,他对歌德和席勒孰优孰劣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席勒更靠近现实世界,所以席勒是应该被赞美的;而歌德派认为艺术与宗教、道德没有关系,是个遗世孤立的第二世界,因此是不可取的。事实上,现实世界应该占据首位。在对歌德的评价上,他认为歌德的世界观是泛神论,是无差别主义者。他从神的角度去评判歌德,当然无法得出公正的评价。事实上,海涅自己也没有摆脱对神学的信奉,因此他尽管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与马克思结识之后,对共产主义学说也有一定的认识,但始终没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彻底决裂。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他开始消极了,这就是证明。

海涅坚持文艺必须忠实地反映现实,坚持艺术必须具备本质的真实。他看到艺术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是办不到的。人们强调的所谓艺术的客观性那只是谎言,描写过去而不带自己感觉的色彩,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流行的所谓“镜子说”那只是似是而非的美学观,因为这容易使人对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误解。艺术中的自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形象。任何艺术创造都包含着主观的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海涅对艺术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有非常精到之处,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就是说,艺术品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但他又认为那种自然形象是人们心灵生来就有的,这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中。

海涅的世界观是复杂的,他的文艺观也存在着他本人所无所解决的矛盾。他早期的抒情诗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诗与现实的矛盾很尖锐,诗中的理想王国与德国黑暗的现实构成鲜明的对照。三十年代以后,他转向了现实主义,创造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等不朽的诗篇。这个时期他特别推崇莎士比亚,曾经为莎士比亚剧中女性人物铜像集写了解说词,并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他认为莎士比亚有把握世界、表现世界的才能,说他只要看到外界现象世界的最小断片,便立刻理解这个断片与整个普遍的关系,他能从最广泛的范围和最深刻的集中点上来理解事物。海涅从莎士比亚作品中领略了艺术个别与一般、有限与无限的审美特征。尽管这种认识还是朦胧的,但在理论上却是有启迪作用的。后来人们对艺术本质的把握,是离不开那些在理论上不断探求的先哲们的。

海涅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积极成果,并且具备革命民主主义的色彩。但由于唯心主义,特别是神学世界观的影响,使他在理论上没有达到时代的高度。

王筠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县（今山东省潍坊市所辖县级市安丘市）宋官疃人，清代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父亲王驭超，乾隆丙午举人，考取咸安宫教习，历任遂宁、潜山、霍丘、阜阳知县，升寿州知州，为当时名宦。为便于子弟阅读，辑《海岱史略》百四十卷，为安丘第一部历史名著。二弟王简，嘉庆己卯、庚辰联捷进士。三弟王篖，道光己亥副榜。四弟王笵，道光辛丑进士。

王筠1821年（清道光元年）中举人，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授山西省乡宁县知县，后代理徐沟、曲沃知县。任职期间为政清廉，勤于政事，讼至立判，卓有政绩。

王筠少而好学，喜爱研究小篆与大篆文字。年纪稍长，即博览群书，研读经史。一生中，尤其喜爱研究说文之学。他精心研究了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研究了段玉裁、桂馥的说文著作。即使在任职时，虽然事务繁忙，也“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未尝一日废学。

王筠自著书50多种，勘订他人书60余部，计数百卷，可谓著作等身。所著《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句读》、《说文韵谱校》、《说文属》等等，多有开拓性和突破性。其中《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是朴学、文字故训学方面的经典性代表巨著。同治四年（1865）王筠嗣子王彦侗表上二书，由礼部进呈，先上同治帝留览，后旨下南书房诸臣覆阅。太子太傅潘祖荫阅毕，跋其书后，备极推崇，谓在《说文》研究上“君书晚出，乃集厥成，补弊救偏，为臣尤巨”。由是海内之士争先快读“王氏说文”。尤其官晋时期，盛名远播，山右文人学士无不景仰，争列门墙，他被尊为“华北当代儒宗”。王筠不但是安丘历史上学术水平最高的学者，而且也是国内“说文四大家”之一。民国初年，近代史学家柯劭忞将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等主要著作，收入他编纂的《续四库全书》中。《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这两部书于1983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根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又予影印，这一家之言愈加广为世人所重。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在张志公等人的倡导下，中华书局等单位重新刊行。其中旧时商务印书馆顾不得版权所有，翻印再三。台湾也不甘落后，印制装潢尤精。于是，“王氏说文”的面纱逐渐揭开，海内之士得以快读之。王筠先生留下的生命信息终得其归宿。

吴有性

吴有性(1582—1652年), 字又可, 明末江苏震泽 (今苏州) 人, 约生于明万历十年 (1582), 卒于清顺治九年 (1652)。 明崇祯辛巳岁 (1641), 浙江、 江苏、 山东、 河北等地风行大疫,感者甚多, 以至沿门阖户, 死亡者众, 而众医皆以伤寒之法治之, 疗效不佳。 吴有性认为: “守古法不能合今病, 以今病简古书, 原无明论, 是以投剂不效, 医者彷徨无措, 病者日近危笃。” (《温疫论·原序》) 为救百姓于危难中, 吴有性对该病在病因、病机、 辨证、 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系统的研究, 并取平日所用历验方法, 活人无数。

吴有性发现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推究病源,明确指出:瘟疫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故认为瘟疫与伤寒相似而实异,乃著《温疫论》(1642年)一书以发明之。谓瘟疫之因,由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而致。“戾气”有多种,各有其“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各侵犯其一定脏器之特异性和人或动物对一定戾气具有不同感受性,并举戾气使人病而鸡鸭不病,使鸡病鸭不病以明示之。其发病与否,赖机体强弱而定,即所谓“本气充实,邪不能入”。传染途径分“自天受”之空气传染和“传染受”之接触传染,并可成流行之疫或散发之疾,并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其学术见解对温病学之形成和发展颇有促进作用,故《清史稿·吴有性传》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四库全书总目》谓:“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温疫论》一书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书成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亦有刊行,可见其影响之广。尚著有《伤寒实录》(已佚)、《温疫合璧》(吴氏撰,清王嘉谟增删补辑)。吴士龙 明末医家。字渤海。休宁(今属安徽)人。颖敏任侠,博通韬钤击刺,兼善琴箫诗画,尤精于医,熟谙岐黄以下书籍。切脉针灸,投多奇中,群医莫识,考之皆古方书所载。治病不责酬,有蓄即以之济贫病。卒年逾七十。

山多尔

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1900年4月11日-1989年2月21日），美籍匈牙利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原姓“格罗施密德”。1916年，马洛伊开始发表作品。1948年，离开匈牙利流亡意大利和美国。1957年，加入美国国籍。主要作品有《和平的伊萨卡岛》、《人类的声音》等。 1989年2月21日，马洛伊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生命。后被匈牙利政府追授“科舒特奖章”。

莱蒙特

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Wladyslaw Reymont 1867～1925），波兰作家。生于一教堂琴师之家, 做过裁缝、小贩、铁路职员, 干过各种杂活, 当过流浪汉和修道士。19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 早期短篇小说有 《母狗》 (1892)、《正义》(1899)等,写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与地主阶级的斗争。1895年发表长篇小说《喜剧女演员》。1896年发表其续篇《烦恼》,写有才华的艺术家的悲惨处境。1897～189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福地》写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1904～19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农民》(分《秋》、《冬》、《春》、《夏》4部)使他荣获19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富农波利那一家的遭遇来写1905年革命前后沙俄占领下的波兰。小说对四季景色、对农民的生活习俗写得都十分生动, 有“伟大的民族史诗”之称。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莱蒙特陷入悲观,写了小说《幻想家》(1909)、《吸血鬼》 (1911)、《暴动》以及长篇历史三部曲《1794年》(1914～1919)等,成就不及前期小说。

谭处端

谭处端（1123-1185），金代道士，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原名玉，字伯玉，人道后改名处端，字通正。道号长真子。道门称长真真人。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年十五志于学，涉经史，工草隶。相传其所书龟蛇二字，为奉道之士看作珍宝。患风痹之疾，百药无效，祷神亦不愈。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到山东，便随之入道，病亦为王重阳治愈，自此苦志修炼。大定八年(1168)与马钰等随王重阳入昆嵛山开烟霞洞居之。后迁居宁海金莲堂。王重阳卒后隐迹伊、洛间。大定二十五年(1185)卒于洛阳朝元宫。著有《水云集》三卷，收存《正统道藏》太平部。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赠“长真云水蕴德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封为“真君”。他继马丹阳之后掌全真教，并创全真南无派。谭处端为王重阳的第二大弟子，晚年担任全真教第三代掌门，在全真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谭处端还是金代道教文学的重要文人之一，对全真道教文学从口语化到文学化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谭处端，字通正，山东宁海州人。自幼聪敏，异于常儿。六岁，因戏堕于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见谭安坐水上，遂絜而出，略无损伤。又所居失火，大梁崩毁于床前，处端正熟睡，呼而起之，神情自若。盖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损伤也。十五岁始致力于学，所写《葡萄篇》，脍炙人口。及长，一日，因醉遇雪，卧于途中，即感风痹之疾，喟然叹曰： “平昔行为，于世无益。今遇此奇疾，必非药不可疗，唯暗诵《北斗经》，以求神济。”忽梦大席横空，飞升而上，见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处端叩首作礼间，恍惚而醒。从此，深有奉道之心。金大定年间，赴重阳真人门下，请为弟子。真人接纳，使之宿于庵中。少时，严冬飞雪，丹灶灰冷，处端藉海藻而眠，寒如刀割。真人遂伸足，令抱之。当顷，汗流遍体，如置身蒸笼之中。拂晓，真人以盥洗余水，使谭洗脸。洗月余，宿疾全愈。于是，诚心事真人。真人授以四字秘诀，并赐名处端，道号长真子。命谭赴维杨与马、丘、刘同处，共掌教门。后，重阳仙逝，处端与三大士葬真人于刘蒋村祖庵之西隅，尽弟子之礼。丧礼毕，即寓迹于河朔获嘉县府君庙之新庵。一日，先生锁庵而出，云游卫州。至夕，庙官温生者，见庵中光辉照映，即从窗隙窥之，见先生坐于火旁。温惊退。未晓，即遣人趋卫州向师乞药，以察虚实。其人至卫，见先生卧于床上，尚未起。先生不论贵贱贤愚，不分山村城市，同样宣道。一生作诗歌百余篇，名曰《水云集》。晚年，慕洛阳土人，多有道心，遂有向往之志。有洛水人朱氏者，奉道构庵，请公居之。至元大定年间逝世，寿六十三。当时，异香盈室，数日始散。见《道藏·甘水仙源录》。

全真教是其祖师王重阳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而创立的,其中佛教特别是禅宗对它的影响尤为明显,使它具有强烈的禅化特征。谭处端作为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之一,在思想上也受到佛教禅宗的深刻影响,这在他的成仙观念、修行方法、神仙境界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一谭处端继承了王重阳“全真而仙”的思想,以“全真”为其立论宗旨,以“成仙”为其终极目标。全真就是全其本真的意思,真就是人的本然状态,就是人的本真之性,所以全真就是全性,它所指向的不是人的自然生命,而是人的精神境界。与此相应,成仙指的是人的自在逍遥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自然生命的长存不灭,传统当中那种肉体成仙的观念被彻底抛弃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对待人的身体和真性的问题上,谭处端采取了和王重阳一样的价值判断———身假性真。谭处端和王重阳一样,用佛教的因缘思想来解释世界,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四大即地、水、火、风在因缘的作用下和合而成的,当因缘散尽时,一切就都归于消灭。

曹禺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现、当代戏剧作家。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潜江县。曹禺的童年生活是郁闷的。母亲生下他三天即患产褥热病故。他一懂事便跌入失去生母的悲哀与孤独之中。父亲万德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任标统、镇守使等职，在军阀混战中被挤出军界，赋闲家中。由于抑郁不得志、牢骚满腹，常与文人饮酒赋诗；在家中，抽鸦片，打骂仆人。曹禺从小虽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对这令人窒息的家庭产生厌恶。曹禺天资聪颖，从小喜爱读书。除在私塾苦读四书五经外，更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小说戏曲。三岁时，继母便带他看戏，成了一个“小戏迷”。使他发现“戏原来是这样一个迷人的东西!”1922年秋，曹禺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于课堂教学之外，更酷爱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并积极参加学校中各种文学活动。写诗，写小说，也写杂感。1926年，与几位同学创刊文学副刊《玄背》，由天津庸报公开发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在张彭春指导下，使他的戏剧才华得以发挥，先后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中扮演女主角，博得全校师生好评，这奠定了他终生从事戏剧创作的基石。1928年9月，他被保送到南开大学政治系读书。因不喜欢政治学课程，仍醉心戏剧。1929年春节除夕父亲突然中风死去，家庭变故使他第一次尝到世态炎凉，从中也看出世人的真面目，因此而苦苦追索人生。1930年秋转学清华大学文学系，更加广泛地阅读世界名剧，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到近代的契诃夫，直到奥尼尔，达数百部。清华的民主斗争传统给他以力量，使他也投身民主正义斗争行列。“九一八”事变，激起他的爱国热情，与同学一起办报纸，参加慰问伤兵、宣传抗日等活动，1933年夏完成了他酝酿五年之久的四幕剧《雷雨》。巴金读后深为感动，亲自编辑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震动了中国剧坛，它以杰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撼着人们的心弦。巧妙严谨的结构，复杂曲折的情节，显示他高超的编剧技巧。而通过血缘关系的纠葛，真实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透露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富有生动个性的形象，蘩漪、周朴园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典型画廊中的佼佼者。《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划出了中国话剧史的一个新阶段。1933年秋，曹禺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保定一所中学任教，因病重回清华研究院读书。1934年夏应邀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与张彭春合作，改编《新村正》并参加演出。1935年，再次合作，把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为《财狂》，他亲自扮演韩伯康(阿巴公)，此剧演出，轰动京津。在此期间，他在天津的下层社会进行调查，完成第二个话剧《日出》。此剧刊登在1936年《文季月刊》第1—4期上。该剧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指出这社会的腐烂“症结”应“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上”。塑造了陈白露这一典型形象。此剧还酝蓄着理想的温热和浪漫的诗情，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从腐尸的气息中发现金子的闪光，使其现实主义带有新的特色。由于该剧之成就，曾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6年秋，应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的邀请，到该校任教授。于教学之余，亲自执导了《雷雨》，并扮演周朴园，深得戏剧界的赞扬。1937年夏完成了剧本《原野》。此剧写一个农民复仇的故事。透过仇虎沉重的精神负担和被扭曲的灵魂，来揭示农村中阶级压迫的沉重和残酷，深刻地展现了主人公从反抗复仇到觉醒的心灵历程。从艺术上借鉴了奥尼尔戏剧的表现主义技巧，并把它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此剧发表在《文丛》1937年第2—5期。

抗战爆发，他随学校迁到重庆，后又到川西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江安。为迎接1938年第一届戏剧节，他和宋之的合作编写了《全民总动员》(又称《黑字二十八》)，同时他又是导演团成员，并扮演晓仓。到江安不久，抱病创作了剧本《蜕变》，他痛感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腐败，并渴望蜕旧变新，更期望在抗战中迎来一个新的中国。此剧在上演中，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忱。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他更清醒了，懂得了希望在什么地方，于1940年秋创作了话剧《北京人》。此剧可看作是曹禺创作的高峰，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更为成熟。虽然描写的是抗战前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但他却从曾家这个如同棺材般的封闭世界里，表现出整个封建制度腐朽衰败的必然性，在剧中流荡着一种生活发展的逻辑力量，从愫方和瑞贞的形象中，使人听到嫩芽破土而出的声音，看到黎明即将来临。1942年初，他辞去国立剧专教职，从江安来到重庆，曾在复旦大学任教。就在这年暑期，他把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为同名剧作。此次改编是具有创造性的，他把艺术的注意力都注在对青春的爱情的诗意开掘上。觉新、梅表姐和瑞珏这三个人物的命运，成为全剧的重心。此剧上演后虽有争论，但深受观众欢迎。自曹禺改编《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欲写作但终未能写出，直到1945年才写出《桥》，发表在1946年《文艺复兴》第3、4、5期上，可惜只完成两幕。抗战胜利后，他和老舍一起应邀于1946年2月去美国讲学，因不能忍受异国生活，即于1947年1月回到上海，在弥漫着国内战争的硝烟中，他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并由他亲自执导拍出。

1949年初，他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经香港辗转到解放区，于3月18日抵达北平。从此，他投入紧张而愉快的革命工作之中。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为新中国忘我工作着。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参加过土改，到过治淮工地。1954年7月，他创作出《明朗的天》。该剧选取一所曾为美帝操纵的燕仁医学院作为典型，并选取一些深受美帝毒害很深的知识分子作为剧中人物，此剧目的在于揭露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配合抗美援朝的斗争，同时也意在讴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胜利。1960年，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由他执笔创作了历史剧《胆剑篇》。此剧根据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改编，整个作品昂扬着一种艰苦奋斗、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去夺取胜利的精神，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勾践、夫差、伍子胥、范蠡的形象。全剧气势恢宏沉雄，把粗线条的勾勒同细节刻划结合起来，从对比中写出人物性格。他原受周恩来的嘱托，创作《王昭君》，因“文化大革命”到来而辍笔。他被作为“黑线人物”、“反动作家”揪了出来，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深受精神折磨，痛不欲生，特别是他的夫人方瑞去世，给他以沉重打击，他的精神几乎崩溃。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他犹如枯木逢春。此刻，他已年近古稀，又唤起热情，于1978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作为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他的剧作，一个又一个被搬上舞台，越来越多被改编为戏曲、电影、芭蕾舞、歌剧等。他的劳动赢得人民的尊重，于1988年9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主席。如今他仍然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乔治·伽莫夫

乔治·伽莫夫（1904.03.04～1968.08.20）美籍苏联物理学家。生于俄国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卒于美国科罗拉多。1922～1929年先后就读和工作于敖德萨的新俄罗斯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1928～1931年去西欧，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及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等处工作。1931年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33年离开苏联，在巴黎的居里研究所及英国的伦敦大学短期逗留后，于1934年去美国。后入美国籍。1934～1956年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1956～1968年任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伽莫夫是一位兴趣广泛的物理学家。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1928年提出核α衰变理论，1936年建立了β衰变中的伽莫夫-特勒选择定则。1938年后转向天体物理学，研究恒星的核能源和恒星的演化，他首先发展了化学元素的天体起源的基本思想。1948年后，提出了热大爆炸学说，预言宇宙中存在着微波背景辐射，为标准的大爆炸宇宙论打下基础。1954年，他又提出生物学中关于遗传密码的重要概念。 伽莫夫还著有关于物理学、天体演化和宇宙学等方面的多种优秀的科普著作。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6年授予他卡林格奖。1950年当选丹麦皇家文理科学院院士，195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5年当选剑桥大学丘吉尔科学院院士。

伯乐

伯乐，生卒年不详，春秋时相马专家。本名孙阳，春秋秦穆公时人，中国相马术的奠基人。曾为秦穆公相马，他能从许多马匹中间认出真正的千里马来。他认为求良马不难，求天下之马难。相马贵以神遇，不以目见。晚年，见后辈们皆下材，不能求天下之马，乃转荐九方皋。秦穆公让九方皋替他去选好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了，秦穆公问他，是什么样的马?他回答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等派人牵来一看，却是骊色(即纯黑色)的公马。穆公非常不高兴，认为既是相马专家，为什么公母不分，黄骊都不能辨别呢。伯乐喟然太息说：“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贵乎马者也”。后经实地测验，这匹马果然是天下无敌的良马。他总结了过去以及当时相马专家的经验，加以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写成了《相马经》，奠定了中国相畜学的基础。这部著作后来失传。中国的相马学术，由他而集其大成，因此一般人称他为中国相马学的鼻祖。

哈代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年6月2日-1928年1月11日),英国诗人、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之一。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父亲是石匠，后来作木厂经理，承揽建筑业务。母亲很注意对他的教育，鼓励他学习古典文学、培养艺术趣味，自幼学希腊文、拉丁文，1862年去伦敦学建筑，同时去大学听课，研习文史哲和神学、语言学课程。1867年重返故里，当了几年建筑师，随即致力于文学创作。开始时写诗，后转而写小说，晚年又回过头来写诗，在小说与诗歌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一生共创作14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8部诗集和一部史诗剧《列王》。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他所熟悉的乡村生活为背景。他把自己的小说分成三类：“罗曼史与幻想”、“爱情阴谋故事”、“性格和环境小说”。而他的重要作品都属于最后一类。

《绿荫下》(1872)真实地描绘英国西南部的农村生活。作品以一位青年农民和一位女教师的恋爱故事为主线，以宗法制下的田园生活和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相对照，表达对前者的赞赏。作品的背景“威塞克斯”后来反复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远离尘嚣》(1874)发表后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作品开始面向现实，以一个年轻的农村女子的爱情悲剧贯穿全篇，鞭挞极端利己主义者的丑恶灵魂，全书虽以幸福的爱情作结，但悲剧气氛多于喜剧气氛，为作者要写的一系列悲剧性主题揭开了序幕。

《还乡》(1878)是哈代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写一个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珠宝商人姚伯厌倦城市生活，从巴黎还乡，试图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但不被乡亲们理解，与新婚的妻子也产生矛盾，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作品揭示宗法制社会灭亡的必然性。但流露出看不到出路的悲观色彩。小说中的爱敦荒原是一种支配人类命运的永恒的神秘象征，哈代对这一背景散文诗般的描写已使它成为英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优美篇章。《卡斯特桥市长》(1886)通过一个打草工人变幻无常的人生悲剧，强调命运对人的冷酷无情，有较浓重的宿命论色彩。

《德伯家的苔丝》(1891)是哈代的代表作。小说写纯洁、善良、美丽的农村女子苔丝不断遭到恶和伪的打击，终于悲惨地死去的故事。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清楚地揭示，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法律的不公、贫富悬殊、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的荒淫无耻等是造成苔丝悲剧的根本原因。小说中宿命的观念已经减弱，社会批判的力量已经极大地增强。

《无名的裘德》(1896)对社会的批判进一步展开，它可以说是《德伯家的苔丝》的姊妹篇。作品通过裘德的爱情和家庭悲剧，指出社会道德、婚姻制度等方面的陈规陋习扼杀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合理愿望。哈代肯定裘德和表妹在志同道合、真挚相爱基础上的自由结合，着力表现这种结合之为社会习俗所不容，他抨击的矛头无疑是指向社会的。但他又较多地掺入了命运拨弄的因素，使批判的力量有所削弱。

史诗剧《列王》(1904～1908)共三部，以史诗的规模和抒情诗的形式描写1805～1815年间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联军对拿破仑的战争。其主旨是要说明人世间的一切全凭命运主宰的观念。

高士奇

高士奇（1645～1704年）清朝官吏、史学家。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家贫，幼时好学，工书法，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因明珠的举荐，得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康熙十七年(1678)，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十九年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不久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累升詹事府少詹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山东巡抚张湃入京行贿，事发，供词涉及高士奇，被罢官。不久，左都御史部琇弹劾高士奇植党营私，与王鸿绪结为死党，收受贿赂，寄存贿银四十余万，买田千顷。疏入，高士奇等解官回籍。康熙三十三年(1694)，召来京修书。三十六年(1697)乞归。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南巡，士奇迎驾淮安，从至京师，康熙赏赐优厚。士奇屡遭弹劾，但康熙却曲为保全，原因是康熙看中士奇才学。康熙常对侍臣说：“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优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能恕其过，用其才，亦为康熙英明处。不久遣回家，同年病卒于家。谥“文恪”。

高士奇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近臣，一生效忠于康熙帝，同时也是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他平生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清吟堂全集》、《江村销夏录》、《扈从西巡日录》、《经进文稿》、《天禄识余》、《随辇集》、《春秋讲义》、《毛诗讲义》、《北墅抱瓮录》、《左传国语辑注》、《金鳌退食笔记》等。

黄晖

黄晖，字政庵，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徽省桐城孔城镇人，1909年出生于执孔城镇商界牛耳的黄永成商业世家，其父黄莲伍工书法、擅篆隶。黄晖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后就读于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考进了中国大学，期间与胡适、刘文典等学者常相过从。

胡适先生对黄晖的《论衡校释》研究支持有加，将他本人的手校本和珍藏的宋版本都主动借给黄晖参阅。中国大学教授吴承仕、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教授对黄晖的研究成果都交口称誉，并借出手校本和珍藏的元版本，供黄晖研究参考。这些都给了黄晖极大的帮助和鼓励。1938年书稿完成后，经胡适极力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时正值抗战军兴，书稿付排后，辗转到香港出书，在重庆发行。

黄晖自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回安徽阜阳中学教高中国文，后在安徽省教育厅和建设厅任职，其间常为《皖报》写稿。1948年在安庆围城期间，参加了民盟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工作。1950年春，黄晖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先后教授中国通史、近代史等专业，并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边疆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史研究。

屠寄

屠寄（1856—1921），清末史地学家。江苏武进人，字敬山，号结一宦主人。光绪十四年(1888)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任广东舆图局总纂，主修《广东舆地图》。十八年(1892)中进士，授庶吉士。散馆，改工部主事。后历任黑龙江舆图局总纂、扬州仪董学校、奉天大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南通国文专修馆馆长等职。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武进县民政长、北京大学国史馆总纂。长于史地之学，好诗词骈文，尤长于蒙古史。积20余年之力，广泛采集汉文文献及国外史料，于若干史迹发生处进行实地踏勘，撰成《蒙兀儿史记》160卷(其中14卷有目无文)，纠正《元史》不少讹误，补人物传甚多，并大量弥补《元史》早期蒙古史，四大汗国史以及蒙古、色目重要人物事迹记载之阙略。又仿《通鉴考异》，以双行夹注形式对蒙元史史实、时间、人物、世系、官爵、地理、部族等作出详尽考释，时有精僻见解。著作还有《黑龙江舆地图》、《黑龙江舆地图说》、《黑龙江驿程日记》、《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成吉思汗陵寝商榷书》、《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结一宦骈体文》、《结一宦诗略》、《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未刊稿有《元秘史地理今释》、《元秘史注》、《黑龙江水道记》、《柳边考古录》、《东陲释地诗》等。

程俱

程俱(1077—1144)，字致道，号北山，开化人。北宋绍圣四年(1097)以外祖尚书左丞邓润甫恩荫，补吴江县主簿，监舒州太湖茶场。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上疏触怒当局被黜。政和元年(1111)任临淮县知县，宣和二年(1120)赐上舍出身，历任将作监丞、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等职。后因病乞归。

南宋建炎三年(1129)起用，以太常少卿知秀州。十二月金兵南渡占据临安，攻陷崇德、海盐等县，驰檄诱降。程俱率部守华亭，留兵马都监守城。

绍兴元年(1131)，任少监，奏修日历。搜集三馆旧闻辑《麟台故事》呈朝廷，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曾奏言：“国家之患，在于论事者不敢尽情，当事者不敢任责。……今言不合则见排于当时，事不谐则追咎于始议。故虽有智如陈平，不敢以金帛行离间之计;勇如相如，不敢全玉璧以抗强秦;通财如刘晏，不敢理财使军食充裕。使人人不敢当事，不敢尽谋，则艰危之时，谁与图回而恢复?”切中时弊。

绍兴六年，任徽猷阁待制。秦桧荐领史事兼任万寿观提举、实录院修撰，并免朝参。程俱谙秦桧为人，知其意在笼络，力辞不受，保持清尚气节。

自幼受家学熏陶，善诗文。诗学韦应物、柳宗元，制诰典雅，为人推重。著有《北山小集》、《北山律式》、《麟台故事》。

萨都剌

萨都剌（公元1272年－1355年），字天锡,号直斋,西域回回,一说蒙古人。其祖父和父亲均为武官,因功镇云、代二郡,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萨都剌遂为雁门人。他虽为将门之后,但家道中落,处于“家无田,囊无储”(《溪行中秋玩月自序》)境地。因贫困,早年外出经商,直到泰定四年(1327)五十五岁时才考中进士,授京口录事司达鲁花赤,入翰林国史院,出为江南行御史台掾吏,又除燕南宪司照磨,改闽海宪司知事,除燕南宪司经历。为官期间,能重教育,救灾赈贫,惩治巫蛊,弹劾权贵。其晚年情况不可确考,据传曾投方国珍幕中,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刘左司仁本”和“方参政行”条;一说晚年致仕,不知所终,见《雁门集·溪行中秋玩月》诗后萨龙光按语。萨都剌为元代重要诗人,当时以宫词著称,写得“清新绮丽”(《归田诗话》),杨维桢说:“天历间,余同年萨天锡善于宫词”(《宫词序》),并称赞其宫词“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见《西湖竹枝词》)。萨都刺的宫词也曾使他的“座主”虞集“忽见新诗实失惊”,其实《雁门集》中这类诗歌主要是传统的宫怨主题,其中部分诗有讽喻之意。由于他为生计而四处奔波,入仕后主要作品秩低的地方官,又在南人地区,这种经历使他能广泛接触社会,写出各样题材的作品。其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如《鬻女谣》、《黄河即事》等,以对比手法揭露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贫富对立的严重。被瞿佑《归田诗话》称为“直言时事不讳”的《记事》诗,更为大胆地直指元朝皇帝,对文宗为争夺帝王而不惜骨肉相残的行为极力讽刺,此事正史不载,因而被称为“诗史”。萨氏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乃至长城内外,由于身临其境,体物精细,因而写下不少耐人咀嚼的山水诗和边塞诗,江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塞外风沙、草原落日的雄浑景象,在他笔下都有细致动人的描绘。其诗风格多样,古体雄浑,律体趋于沉郁,绝句偏于清丽,清顾嗣立指出他“真能于袁(桷)、赵(孟頫)、虞(集)、杨(载)之外,别开生面”(《元诗选·初集》)。前人又指出他能广泛吸取唐诗精华,学唐之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无论语言或意境,受李贺影响尤为明显,这正是形成他多种艺术风格的原因之一。萨都刺以诗名家,但词作亦有佳篇,虽然传世仅有十馀首,然而脍炙人口,[百字令]《登石头城》及[满江红]《金陵怀古》便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太和正音谱》说:“萨天锡之词,如天风环珮。”而其散曲仅存[南吕一枝花·妓女蹴菊]套,见《北宫词纪》和《雍熙乐府》(不注撰人)。著有《雁门集》。萨氏诗刻本较多,元本已失传,现存以嘉庆十二年其裔孙萨龙光编定的十四卷本最为完备,有详细校勘、注释,诗均编年,不过其中也有他人诗羼入。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殷孟伦和朱广祁校点本,选本有刘世俊等选注《萨都刺诗选》。日本有永和丙辰(1376)刻本《萨天锡杂诗》,所收作品为国内所传各本所无,有人推测这与萨氏已失传的《巧题》百首相关(见金开诚等《历代诗文要籍详解》)。生平事迹见《两浙名贤录》卷五四、《元诗选·初集》小传、《新元史》卷二三八。

刚毅

他塔拉·刚毅（1837年—1900年），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七年(1837)生。他由笔贴式入仕，历任刑部郎中，江西、直隶按察使，广东、云南布政使，山西、江苏、广东巡抚等，光绪二十年(1894)授军机大臣。纵观刚毅的一生，外任封疆，内入军机，可谓荣宠一时。

清末，外敌入侵，内乱迭起，局势动荡不安，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刚毅作为清政府统治集团的中坚，他关心大清社稷的安危，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经常上疏朝廷，提出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建议。

光绪十一年(1885)，刚毅升任山西巡抚。任职期间，他几次上疏朝廷，提出了在套外、躔金等处屯田的建议。套外、躔金等处土质肥沃，浇灌便利，麦谷粱秫，种无不宜。此前当地曾奉谕开垦过，收租银不下10万两。而及刚毅到任时，因连年战乱，这一望无垠的平川广漠已是野草丛生，杂树成林，一派荒芜衰败的景象。刚毅在疏中，分析了套外、躔金一带的山势地向、水利土质以及今昔衰旺悬殊的情况，指出在此处实行屯田制，是一件当地居民“率皆欢欣鼓舞”的大好事。他说套外“今若于该处议设屯政，则险要藉以扼，地利藉以复，蒙旗藉以赡……躔金一带，诚能及时筹议屯政，无事则固吾边圉，免为逋逃渊薮;有事则防敌伺隙，便于控制事机，策诚至善。”并提出了屯田首先要实行的三条计策：分段、修渠、设官。他的建议，对于处于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清王朝来讲，无疑是不无裨益的，所以，疏入很快就得旨议行。次年五月，刚毅巡阅了作为军屯的大同镇属营伍。

光绪十四年(1888)，刚毅调任江苏巡抚。时值江苏各地连降大雨，境内泻洪的主要河流吴淞江、蕴藻河因年久失修，日就淤浅，淤塞严重处几乎成为平陆，大水溃溢，泛滥成灾，灾民衣食无着。面对这严重的灾情，刚毅上疏，提出了以工代赈疏浚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下旨议行。刚毅亲自前去督率检查，先后疏通了蕴藻河、吴淞江，消除了后患，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

清末朝廷内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空靡皇粮。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刚毅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不久，就奏请裁汰冗员薪水，以及各项杂支，以重款项。又疏陈实仓廪、严保甲、罢不急官等，均被朝廷采纳实行。

但总的说来，刚毅才疏学浅，没什么特殊才能，只因他深谙为官之道，时时处处迎合实际操纵朝政的慈禧太后，故深得太后宠眷。

光绪二十年(1894)，刚毅在广东巡抚任上，特旨招入京都给太后祝寿。刚毅为了讨太后欢心，特地叫人赶制了3万银币做寿礼。当时内地通用银，只有广东制成银币。刚毅把银币携入京都献给慈禧，献媚说：“我知道万寿赏号多，特地铸币，以表敬意。”慈禧十分欢喜，忙叫人收下。不久刚毅就被擢为军机大臣，署礼部右侍郎，赏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使已宣布“撤帘归政”的慈禧惊慌失措，坐卧不安，对新政充满了仇恨，急欲扼杀。刚毅禀其旨意，仰其鼻息，猖狂反对新政，百般抵制变法。光绪皇帝拟降旨废八股、改试策论，刚毅公然进行反对，说什么：“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康有为建议裁减绿营，改用西法练兵，刚毅拼命阻挠，竟然说：“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伸屈弗灵，必非我敌。”他的荒唐言论甚合慈禧意，被慈禧赞扬为“独痛切”。

维新运动被慈禧策划的政变镇压下去后，光绪被幽禁于瀛台，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慈禧仍感到光绪的存在对她有威胁，准备废掉光绪，另立幼帝，结果遭到英、美、日等国反对，于是，刚毅便与军机大臣荣禄等遵太后旨意，策划选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企图以此为过渡废掉光绪。

刚毅竭力奉迎太后，慈禧对他是恩宠有加。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刚毅被提升为工部尚书;七月，充任崇文门监督;九月，充会典馆正总裁。光绪二十三年(1897)，调任刑部尚书。第二年，补正红旗蒙古都统，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赏赐给西苑门骑马的殊荣，充经筵讲官、翻译阅卷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补内大臣。可谓高官厚禄，显赫一时。

刚毅生性好财，贪得无厌，慈禧的宠信，给他贪赃私饱大开方便之门。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支付日本巨额赔款，国家财政极度空匮，庞大的军需之资朝廷已难以筹措。兵部尚书荣禄便秘奏慈禧，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去募征。刚毅去到后，大肆搜刮勒索，无论公款还是私银，一概敛取，一年间便搜括银两数千万。刚毅乘机假公济私，饱入私囊的不可胜数。他回京时，大箱小笼等行李多达数千件，围观者愤慨地说：“这里面都是累累黄白物啊!”

戊戌政变后，国力日衰，朝廷欲收罗各省库藏供自己挥霍。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钦差刚毅赴江南查案。刚毅命各省查库藏、核釐金、关税及地方行政薄册等。他利用手中的大权，私立名目，增征税金。所到之处，吏役横征暴敛，目无法纪，打着为朝廷筹饷的幌子，其实大都侵吞为己有。他还向地方官员明诈豪取，索要贡献，仅在广东就敛括四百万。他到粤东时，藩司听说刚毅要来，就天天督促员吏会计核查帐目。时值盛夏，刚毅难以忍受南方的酷热，急欲回京，就对藩司说：“你何必这样辛苦。其实天下之事非常容易办。每天只须穿着背心，挽着辫子，喝着茶水，童仆在一旁打着扇子，一切事就完了。”藩司会意，就着意打点了一番，刚毅非常满意，满载而归。

刚毅任广东巡抚时，入都给慈禧太后祝寿，命一道员为他铸银币3万献给太后，他因此得以升迁，但对制币所用银两却闭口不提，那道员也不敢索偿，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刚毅虽身居高位，文化素养却很低。他识字不多，读书甚少，不学无术，却刚愎自用，因此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念白字、闹笑话。如他读“聊生”为“耶生”、“刘鼒”为“刘鼐”、“瘐死”为“瘦死”，每每引得别人窃笑。他为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次呈报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把“瘐”改为“瘦”，并且斥责那写报告的司员不识字。他不理解“刚愎自用”的意思，把“愎”读为“复”，他曾经对别人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他还把皋陶的“陶”读作“桃”(应读作尧)，煞有介事地说皋陶就是“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一时成为笑谈。他在军机处时，有一次四川报的“剿番夷获胜”的奏折中有“追奔逐北”(追击败逃的敌人。奔、北都指战败奔逃之敌)一语，他阅后大怒，说：“川督竟然粗心大意到了如此地步，奏折岂能任意错讹？”周围的人惊异地问出了什么错？他说：“这句话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为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他们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如果作“逐北”，怎么知道奔逃的人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呢？”当时在一旁的翁同龢强忍住笑，给他讲解“追奔逐北”的意义，他却连连摇头，不以为然。

有一次刚毅在慈禧太后面前荐举以前巡抚江苏时的中军王定扬，他说：“王定扬竟是臣手下的一个黄天霸。”慈禧听了，面露讥笑之色没有作答。同时被召见的荣裕出来后对刚毅说：“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去那施不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所谓“包袱脚”，是京师对那些满肚子是戏，口中却唱不出来的人的称呼，颇含贬义，刚毅竟然不知道。

刚毅不仅无知，而且固执，心胸狭小，听不得半句批评意见，对给他指出谬误的人，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翁同龢因多次指出他念错写错的字，在戊戌政变后，被他乘机弹劾，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加重处罚。

当时有个京官根据刚毅念白字、闹笑话的趣事写了这样一首讽刺诗：

帝将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刚毅的不学无术，颟顸昏庸。

刚毅一生追随慈禧太后，宠眷在诸王之上，没料到最后因庚子拳变之事，被劾为罪魁。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蓬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京津地区发展，令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也使那拉氏深感剿抚两难。六月，英、美、法、德、俄、日、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纠合在一起，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面对义和团的斗争怒火和入侵者的嚣张气焰，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认为义和团“法术甚明”，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作孤注一掷的拼斗。而两广总督李鸿章、太常寺卿袁昶等则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求和。因为阴谋废立而遭到各国公使反对而满腹怨恨的慈禧，唯恐列强迫令她归权光绪，因而主战派的主张更合她的心意，她逞一时之愤颁谕“招团御侮”，对外宣战，企图利用义和团杀杀洋人的威风，同时利用洋人消灭义和团，一箭双雕。刚毅奉命前去招抚义和团入京，并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的首领。他们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加以改编，蓄意把义和团变为清政府的御用工具。义和团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就在北京集聚了数万人，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到处焚烧教堂、围攻外国使馆，同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由于清政府的叛卖，义和团运动失败了。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刚毅随慈禧太后仓惶逃往西安。一路上他心绪忧惧，言行极为谨慎小心，恐祸及自己。行至太原，奉太后之命与八国联军议和的李鸿章电劾肇祸的诸王大臣，刚毅被列为罪魁。从此，他更加惊恐不安，不久忧虑成疾，死于山西侯马镇。后来，惩办罪魁时，刚毅因为先死，免遭杀戮，追夺原官。

列子

列子（大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即战国年间，享年75岁），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名寇，又名御寇（“列子”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华夏族，周朝郑国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古帝王列山氏之后。先秦天下十豪之一，著名的道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列子，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后汉班固《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列子》又名《冲虚经》，（于前450至前375年所撰）是道家重要典籍。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的。全书共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134则，是东晋人张湛所辑录增补的，题材广泛，有些颇富教育意义。

列御寇，道家人物。姓列，名御寇。又作圉寇、圄 寇。尊称为列子。郑国人。活动年代不可确考，一说为 春秋时人，一说为战国时人。《汉书·艺文志》于《列子》 条下注曰：“先庄子，庄子称之”。《庄子》中的《应帝王》、 《让王》、《列御寇》记有其活动片断。言其家贫，郑相子 阳曾赠粟被他辞退;曾就学于壶子，“自以为未始学而 归，三年不出”(《应帝王》)，终身持守朴素独处的生活。 另《庄子·达生》记有列子与关尹的对话。“其学本于黄 帝老子”，“盖有道者也”(刘向《列子书录》)。哲学思想 主张“贵虚”(《吕氏春秋·不二》)，崇尚虚静无为。《战 国策·韩策》称列子“贵正”，但语未详。《汉书·艺文 志》著录有《列子》八篇(已佚)，归道家类。今本《列子》 为魏晋时伪作。唐天宝初年奉旨册封列子为“冲虚真 人”，其书改题为《冲虚真经》，为道教所尊崇。

汤斌

汤斌(公元1627～1687年)，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清河南睢州 (今河南睢县) 人。是清初理学名臣，并以清廉刚正、敢言直谏闻名于顺治、康熙朝。

汤斌家世为“阀阅旧族”，明末已衰败，其父恪守家法，课子甚严。汤斌8岁入塾，恐有辱于先人事业，“遂笃志圣贤之学”。15岁以前，已读完《左传》、《战国策》、《公羊传》、《史记》、《汉书》等书。崇祯十四年 (公元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睢阳，汤斌一家避难逃至河北，后迁至浙江衢州，直至顺治二年 (公元1645年)，全家人才由江西鄱阳湖返回故乡。汤斌自幼读书成癖，颠迫流离的日子里仍手不释卷，自此，他更是发奋苦读，尤其是致力于经史与宋儒之书，后在乡、州、府试中连连中捷。顺治九年， 汤斌中进士， 授宏文院庶吉上， 后又任国史院检讨，潼关道副使、江西岭北道参政。汤斌施政重变通，他推崇唐文宗时名臣崔郾“初治陕不鞭一人，既迁鄂而严刑不贷”，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做法。在任职岭北道参政时，他根据赣南战乱情况，审时度势，设伏大败明旧将李玉廷，有效地阻止了海上渔民军，使这一带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顺治十六年汤斌因父病故，回家守孝。康熙五年 (公元1666年)，他闻听理学大师孙奇逢在辉县夏峰讲学，便投奔其门下，做了门徒。后成为当时程朱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朱学是统治阶级提倡的官方哲学，汤斌是把朱学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倡导者，因而在统治阶级中得到重视。

康熙十七年，清圣祖玄烨决定举办博学鸿词科。汤斌在左都御史魏象枢、左副都御史金鋐的举荐下，应试取中一等，补翰林院侍讲，同编修彭孙通等人共同纂修明史。二十一年任《明史》总裁官。康熙二十三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大清会典》副总裁官。这年，江苏巡抚出缺，康熙帝因汤斌有操守，特简用，并赐御书、鞍马等。二十五年，升任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再次担任明史总裁。次年改任工部尚书。十月，因病去世。雍正十年 (公元1732年)，入贤良祠。乾隆元年 (公元1736)，迫溢文正。所著有《汤子遗书》 (一作《汤文正公全集》)传世。

汤斌生活在明清两个封建王朝更替的时代。他的思想体系属于程朱理学的儒家体系，所谓“学术师洙泗，政事慕唐虞”是对汤斌一生学术思想和政治成就的极好概括。

清政权发展到顺治、康熙年间已基本稳定，清朝统治阶级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因而清政权的发展比较稳固。一部分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 “经世致用” 的原则。“经世致用” 的目的就是摆脱明以来的社会危机，调整濒于崩溃的封建统治秩序，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汤斌正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

汤斌为官廉洁自律，恪守职责。在任江苏巡抚期间，曾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整肃吏治，严禁行贿受贿，先后发布《严禁征收钱粮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艰以清赋税告谕》、《严禁请托以肃官箴告谕》等文件，并且公开宣布：“本院执行如山，言出必行，断无宽容。”同时，大力开展反贪工作，动员官民进行揭发检举，并且根据揭发检举出来的材料，认真地进行立案审查，相继查处了在所辖区内苏州知府赵禄星、扬州知府张万寿、句容知县陈协浚、宜兴知县蔡司霑、如皋知县卢綖、睢宁知县葛之英、江都知县刘涛、金坛知县刘茂位等人贪污劣绩，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从而狠狠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气焰，刹住了贪污贿赂的歪风。

汤斌关心民众疾苦。康熙二十四年秋，淮、扬、徐三府再次出现水灾，数十个州县的民众受灾。作为巡抚的汤斌，亲赴灾情严重的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察看灾情，并且给朝廷上疏如实反映灾情，请求拨款赈恤。康熙得知后，即派户部侍郎素赫前往督赈，使得灾民及时得到赈济。此外，他还兴修水利，减轻人民的负担，任用贤才良士，兴办各州县社学，宣传儒家经典，修建泰伯祠、宋范仲淹祠、明周顺昌祠，毁弃在当地危害极大的五通神淫祠，禁止妇女敛财聚会，迎社赛神，提倡火葬，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受到百姓的欢迎。

汤斌致力于哲学思想研究。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理学正宗》、《孝经阐义》、《事亲庸言》及《洛学编》等。在思想渊源上，深受孙奇逢的影响，虽属程朱理学体系，但因他主张“经世致用”，探讨“学术精策”，因而其见解接近唯物主义。但他又过于机械地看待事物，他认为“自古好为之君，必亲君子远小人”，只机械地将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两类。汤斌主张进行社会实践，身体力行，从一点一滴做起，反对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思想界有较大的影响，成为理学代表性的人物。

汤斌在史学上也颇有成就。他在纂修明史工作中，不仅为明史的编写制定了编例，还承担了编写任务，先后撰写了《明太祖本纪》四卷，裁定了《天文志》、《历志》和《五行志》，并撰写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的人物列传，今有《拟明史稿》20卷存世。他还参与了清代《太宗文皇帝圣训》、《世祖皇帝圣训》的纂修。

汤斌是清康熙年间的一位治世名臣。他以操守廉洁而著称，多次受到康熙的表彰。当他病逝时，康熙特意遣大臣予以祭奠，并说： “汤斌任巡抚时，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闻溘逝，深轸朕怀。命由驿还榇。”后祀于陕西、江西、江南名宦祠。

斯诺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斯诺于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小印刷出版商家庭。1924年斯诺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7年毕业后到纽约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来到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此外,他还是纽约《太阳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和后来的《星期六晚邮报》及伦敦《每日先驱报》的巡回记者,因此他有得以跟踪采访任何重要新闻的机会。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后,他大力帮助被迫移居香港的宋庆龄等左翼同志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斯诺还写出《远东前线》一书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真相。1933-1938年斯诺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经地下党的介绍,斯诺与海德医生一起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于1936年秋进入陕北苏区保安。他作为第一个进入陕北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同毛主席进行过多次谈话,真实地记录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精采描述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他还访问了彭德怀、李富春、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并同红军战士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斯诺逐渐地了解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1937年他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即《西行漫记》),这本书最早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业绩,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记述,成了举世皆知的名著。1941年斯诺离开中国归国后,继续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军事记者,开始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采访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访华,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著有《大河彼岸》、《中国巨变》、《焦土》、《远东战争》、《我在旧中国十三年》、《漫长的革命》等书。他还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根据毛泽东同他谈话所写的文章,介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六十年代初移居瑞士,1972年2月15日在日内瓦病逝。根据他的遗嘱把他的部分骨灰送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阿奎纳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出身在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6岁被送进修道院受教育,14岁进入那坡里大学。20岁来到科伦,跟阿尔伯特学习。后在科伦、巴黎、罗马和波伦亚等地教授神学和哲学。他力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系统的神学体系。罗马教皇认他为“圣徒”,在思想界被称为“圣哲”。重要的著作有《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等。其伦理思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仿效和作神学的改造;二是对奥古斯丁和安瑟伦的伦理思想的继承、修正和发展,他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和质料的学说,认为可见的物质形式不能离开个别具体事物,但纯粹形式可以脱离个别。纯粹形式也有等级之分,最高级的是神,其次是天使,最低级的是人类的灵魂。人的灵魂在纯粹形式等级中虽处于最低级的地位,但具有灵魂形式的人在物质世界中却处于最好的地位。这样,人成了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即神的世界)、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纽带,具有了双重性,即既有人性,又有神性。从而使人既有现世的生活、现世的幸福,又可能有来世的生活和天国的幸福;既有现世的德性,又可能有神学的德性。人在现实道德生活中有自行选择的自由意志,但能否具有神学德性又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人在现实活动中受理性支配,但要获得救援则要靠信仰。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有理性,能够主动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当一个人有了作善的准备,并且付诸行动和产生效果,多次重复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德性。他还从人的灵魂具有意欲的能力(意志)和思维能力(理性)出发,仿效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为道德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两大类,并认为这两者能依人类本性的能力而使理智与意欲达到完善。但这两种德性都是尘世的德性,还不完善,必须有神性的德性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所谓神学的德性,是指人靠上帝的指引和恩赐,使人的理智能力和意志活动转向超自然的目的,使人与上帝无限接近以达到超自然的幸福与至善。他并不否认尘世的幸福,也承认尘世的幸福需要适当的物质福利作为手段。但认为这决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也不是最高幸福,它只是达到来世天堂幸福的手段和阶梯。与来世的幸福相比,尘世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人类始祖亚当犯了原罪,所以人是根本没有能力获得来世幸福的,必须依靠上帝的恩赐才能获得。因此,托马斯·阿奎那要求人们把人生只看作是到达来世幸福的一个旅途,人应当摆脱尘世的财富、荣誉及一切物质享受的纷扰。他认为,只有过修道院禁欲的生活,依靠人的神秘直观,在圣灵的启示下沉思上帝,才能达到与神接近的境界,得到上帝的恩赐,获得来世的幸福。这是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克服了奥古斯丁过于强调人在道德生活中消极等待的一面,他承认人有尘世的德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作恶或从善的自由意志,有尘世的幸福;但这一切都是为来世幸福、为获得神学德性作准备的,人最终要靠上帝的拯救,也就是靠教会的指导才有来世的幸福。因此,它是一种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伦理思想。

宋慈

宋慈(1186～1249年)，南宋法医学家。字惠父，福建建阳人。嘉定10年(1217年)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郡事等职，居官清廉刚正，在运盐、赈济等方面，曾为贫苦劳动人民做过不少好事。嘉熙6年(1239年)，宋慈升提点广东刑狱。由于官吏多不奉法，积案甚多，宋慈立下规约限期清除积案，八个月内解决了二百多待决之囚。同时，他以监司的身份，深入下层，详细调查，询问隐情，到处雪冤禁暴。以后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祐年间，除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湖南安抚大使陈韡处理大使行府一切军政要务。 宋慈在长期从事提点刑狱工作中，深深懂得“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认为检验乃是关系整个案件“死生出入”、“幽枉屈伸”的大事。因此自己对于狱案总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每当发现吏仵奸巧欺侮，则亟予驳正;若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使死者蒙冤。通过认真审慎的实践，宋慈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认识到错案、冤案与检验经验不足有密切关系。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 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籍以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这部法医名著一经问世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成为后世众多检验书籍的祖本。宋慈死后，理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其御书墓门。刘克庄在墓志铭中盛赞他：“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扶善良甚恩，临蒙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阎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苦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

王秀春

王秀春(1884-1954)，男，生于1884，卒于1954。字锦屏，因排行老八，人称八先生。本县蒲村洗马庄王家人。王氏幼时生活在年馑兵荒时代，因感乡民多病毙、母为喘疾所苦，遂奋志学医。苦读《内经》、《本经》、《寿世保元》、《医宗金鉴》、《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典籍。24岁时悬壶家乡，因其医技高超，疗效显著，服务周详而享誉乡里和扶风、凤翔、麟游，及陇东、陇右等，1904年创办济世堂，谓济世活人之意蕴。王先生悬壶桑梓，行医民间，内外妇儿、皮肤眼科，无所不及，优长儿科，自成一派。1928年，曾携眷西游千陇一带行医，因疗效卓著而名噪西府。主要著作有《经验仙方》、《探小儿病歌》、《佛点头脉诀》、《丸丹随忆录》、《临床验案拾零》、《单验方集》、《审候歌》等。所创医所号济世堂，谓济世活人之意蕴，位于关中西府岐山洗马庄。以其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而医名大振，妇孺皆知，佳誉载道，驰名遐迩。济世堂几乎全天候门庭若市，患者多来自西岐及关陇一带。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他因事去西安，在同乡陈祥生处结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时于右任患腰痛，数十日不愈，多方医治，疗效欠佳。请秀春医治，他几笺草药，病愈无恙。于右任甚是感激，数次邀他留住西安，他婉言谢绝。秀春五十大寿时，全县乡绅名士集资为其立寿碑之际，于右任闻知，亲书“纪念国医王锦屏先生"春满杏林’”草体大字，托人专程从西安送来，刻于寿碑阳面。等。

王秀春行医乡里50余载，精于临床各科，尤以治疗内科、儿科、杂病见长。治疗上注重人体正气，立法用药贯彻“祛邪安正，祛邪兼固正气”等施治原则，临床多遵《寿世保元》《医宗金鉴》医论方药、辨证论治精当，处方用药严谨。善治臌胀、癥瘕、积聚等诸医家颇感棘手的重症痼疾;炮制专治小儿疳积的神方--“退黄散”,曾在医界和社会引起震动，被群众誉为“黄娃回神散”;又精于脉理，众谓他“料疾如神，候脉可断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