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

杨维桢(公元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后号铁笛。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享年75岁。少时，其父杨宏修楼铁崖山，藏书万卷，将杨维桢送到楼上，关了五年，使他博览群书，增长了知识，从此自号“铁崖”。杨维桢于元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出任天台县尹。后改任钱清盐场司令、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浪迹浙西山水间。张士诚多次召请他，但他屡招不赴，徙居松江。“笔墨纵横，铅粉狼藉”，与一批文人墨客，共沉于声色之中。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多次召他前去修礼乐书，他却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嫁者耶”为由，拒不奉招。赋老客妇谣以进。后来朱元璋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用安车接他到南京，便主持制定了《礼乐书》，叙例毕即请回山。他在南京总共停留110天，还家后不久即卒。

他一生著有诗文集《东维子》30卷，附录1卷，《铁崖古乐府》10卷，《乐府补》6卷，《复古诗集》6卷，《丽则遗音》4卷，以及《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等并传于世。他一生的赋作颇多。一是载于《丽则遗音》，共32首;“皆其应举时私拟程式之作” (据《四库提要》);二是存于《铁崖赋稿》，共48篇，为“未刻稿”(据《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三是《铁崖文集》中有《土圭》、《莲花漏》、《记里鼓》三篇(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赋汇》收其赋33篇，虽然不是其作品的全部，然而其辞赋创作的成就已经相当耀眼了。

从思想性上说，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讽刺性是铁崖赋的最大特点。如《些马赋》，从马的沉渊，联想到知识分子的苦闷，至于民众的疾苦，可想而知，它虽是一篇抒情小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后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他如《承露盘赋》批判神仙的迷信;《乞巧赋》揭露人情的虚伪;《忧释赋》刻画世途的艰险等，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尤其是《骂虱赋》中把那些剥人及肤，残人致命的贪官暴力比作大“大毒大臭”，这是作者及广大民众对元末黑暗统治的激烈怒吼。而《怀延陵赋》以委婉的笔势揭露了元朝宫廷内部的夺权残杀，从而反映了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腐朽反动的尽头了。因此，铁崖赋从总体上说是一部深刻地批判现实之作。

从艺术性上看，他的赋作形式较呆板，缺少创新;但笔力雄健，语言简明，是元末赋家当中的佼佼者。

他不但是元代的辞赋大师，而且是元末的诗坛领袖。他的诗纵横奇诡，独具一格，人称“铁崖体”，影响深远。其散文虽较平顺，但亦不乏佳篇。

熊惠生

熊惠生(1873-1960年3月24日),江西新建县人。在道观习文练武，兼读医书。历10载，能文能医。回家后弃儒从医，业内、妇、儿科，60余年行道于新建、南昌之间，医名甚著，深受病家赞誉。1958年，新建县为了发掘老中医经验，由卫生局派专人给惠老的经验进行整理，历时3个月，写成《医学经验录》一书。本书内容包括证治概要、妇科辨论、病案记述等3部分，有辨证论治，有处方用药，深入浅出，共计20万字。由县卫生局刊印。至今未再版。

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小说家。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庄园主后代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是南北战争时一位颇有影响的南军将领、写过一本畅销小说，在仇杀中杀过人、后被人杀死。他对福克纳有很大影响。福克纳只上过两年中学和一年大学，但他博览群书，他对狄更斯、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等名家作品很熟悉，波德莱尔、马拉梅、巍尔伦等象征主义作家和现代派作品、王尔德、乔伊斯、T.S艾略特等人的著作，对他都深有影响。一次大战时，他参加了加拿大皇家空军。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 (1926) 和《蚊群》(1927) 都没有引起注意。为维持生活，他干过各种杂活。1929年，他的《沙多里斯》 出版，这是他第一部虚构的以约克纳帕塌法县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包括了许多在日后约克纳帕塌法体系小说中进一步发挥的主题思想。同年10月 《喧哗与骚动》出版，从四个不同角度来描写康普生家族，以此来象征南方社会道德秩序的腐朽和没落。小说的意识流手法运用、象征的深奥含义非同凡响。是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以上自1924——1929是他创作的初期。中期 (1930—1942)，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九部长篇小说，其中《在我弥留之际》 (1930)，描述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如何经历大火与洪水去约克纳帕塌法县府所在地杰弗逊埋葬他们的母亲，像是现代人的“奥德修记”和“出埃及记”，然而却是可怕又可笑，可悲又滑稽的遭遇，表露出作家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 《八月之光》(1932) 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因被怀疑有黑人血统，因此在黑人、白人社会中都不能见容;《押沙龙，押沙龙!》 (1936) 与《喧哗与骚动》较接近，也写庄园主及其后代的故事; 《村子》(1904) 是描写不择手段力图发家的斯诺普斯家族的三部曲中第一部。斯诺普斯本是穷光蛋。放高利贷，娶了已经怀孕的有嫁妆的尤拉; 卖野马当驯马; 造假象。让人误以为有窖藏的土地以高价卖出。《去吧，摩西》(1942) 描写密西西比的大荒野以及在那里居住的一位种植园主的白人及黑人后代的生活。其中《熊》是最重要的中篇小说，写少年艾克·麦卡斯林通过打猎，学到印第安人山姆·法泽斯许多优秀品质，原始森林是纯洁的、净化心灵的，连那头老熊也是高贵的。与此相反的是少年的祖父及其庄园却是罪孽深重的。祖父霸占一个黑女人，又生了混血儿，女儿长大了又成了他的新的情妇。艾克为保持良心清白，放弃遗产，甘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

40年代，福克纳的作品被人忽视，他为了谋生，只好到好莱坞编写电影脚本。1946年，《袖珍本福克纳全集》出版。介绍其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的主题思想，重新引起公众注意。1949年，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著名演讲，预言人类将在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从此声名大振。这时期，他又写了5部长篇小说，包括斯诺普斯三部曲的后两部，三部曲是《小镇》、《大宅》和《坟墓的闯入者》，主题是写少年查尔斯·梅里生精神的成长。认识到黑人的勇敢、高尚与智慧。《圣殿》 的续篇 《修女安魂曲》(1951)，有一种乡村平静生活与城市的对比，是作者心境的一种反映。《寓言》 (1954) 具有反战思想。《掠夺者》 (1962)写一个小孩与佣人和司机误把妓院当成旅馆，住进去，闹了许多笑话。孩子变成老年人时，回忆这段往事，有一种乡土气的幽默。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具有美国小说前所未有的特点： 地方色彩，历史感、乡土社会感。反映美国南方社会历史状况，象征人类命运的寓言故事。同情黑人，又有南方国家主义思想。创作方法千变万化，各具特色，他采用象征主义，现代派手法，如内心独白。他独创的技巧是延迟交代含义，不直接点明主题。同时又有传统作品技巧风格的影响，文体晦涩复杂，语言简单明了，既有沙士比亚的夸张，又有美国南方式的幽默。

费希特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公元1762年5月19日—公元1814年1月27日），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之一。主观唯心主义的“古典代表”。生于奥伯劳济兹一个贫穷手工业者家庭。自幼家境贫寒,早年参加劳动以助生计。平民出身对其思想意识发生了终生的影响。由于记忆力惊人,得米勒提兹男爵资助,于1771年开始上学读书。1774年进波尔塔的贵族学校。1780年秋入耶拿大学,翌年转学到莱比锡大学,均研究神学。因生活无计,1788年弃学,前往苏黎世做家庭教师。1791年开始研究康德哲学,很快成为一名康德主义者,同年在寇尼斯堡首次会见康德。按康德的哲学观点写成《试对一切启示的批判》,得到康德的肯定,次年发表,名声大振。1793年底到1794年初,他的哲学体系已经酝酿成熟,首次在苏黎世作“知识学”公开演讲。1794年任耶拿大学教授。耶拿时期他讲授自己的哲学,开始批判康德哲学。这五年间,他学术成就辉煌,思想影响巨大。他的激进的民主思想终于遇到敌对势力的攻击,1799年被迫离开耶拿前往柏林。在柏林,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修改“知识学”体系和公开演讲。1805年就任爱尔兰根大学教授。普法战争期间辗转各地,媾和后重返柏林,一边发表演讲宣传爱国主义,一边筹建柏林大学。1810年当选为柏林大学首任校长。1814年因染时疫瘁死,享年52岁。主要著作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知识学引论第一篇》、《知识学引论第二篇》、《人的天职》、《论学者的使命》、《告德意志民族》等。

费希特是第一个从右边批判康德哲学的哲学家。他从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发展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排斥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看到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认为这两种体系绝对不能并立,不能调合,那种把两者综合起来的混合体必然存在巨大裂缝。他指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执,本质上是:“自我”与“物”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他认为“自我”与“物”必定一个是第一性的,一个是第二性的,第二性的东西依赖第一性的东西,与第一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作为第一性的,否则就会陷入怀疑论。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认为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是完全不必要的赘物,是纯粹的虚构,是“无”,为了哲学体系逻辑上的一贯性,应该把它清除出去。

他批判唯物论,认为唯物论是无用的,因为他不能解释从存在到表象的过渡,他认为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巨大的跳跃”。他批判狄德罗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这是讲空话。他的结论是,唯物论不能算哲学,只有唯心论才可能是哲学。他认为,哲学必须从绝对最先、绝对无条件的原理出发,这个原理无须证明,其他一切都从这个原理推论出来。他认为“自我”就是这种开端的东西。他提出三条基本原理。

费希特哲学的第一原理是自我设定它自己。他认为“自我”,自己设定它自己,凭自己设定自己的活动而存在,不依靠他物。他认为,自我既是活动者,又是活动的产物;既是行为者,又是行为产生的结果。他指出,他的“自我”不是个人的“小我”,而是人类“大我”。他把这一原理称为“正题”。

费希特哲学的第二原理是自我设定的非我。他认为,与“自我”相对立的“非我”,是由“自我”产生出来的。他所说出来的非我就是“不属于自我的实在性”,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他认为,“自我”产生“非我”,主体产生客体,精神产生存在。同时他又认为,没有“非我”作为对立面,自我也得不到理解和说明。他称这一原理为“反题。”

费希特哲学的第三原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他认为,自我与非我,相互对立,相互限制,相互制约。他把“非我”对“自我”的作用,“自我”受“非我”的限制,叫作“理论认识”,而把自我对“非我”的作用,“自我”克服“非我”的限制,叫做“实践活动”。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统一于自我。他把这个原理叫做前两个原理的“合题”。可见,“自我”与“非我”既相对立,又相统一 ,但统一于“自我”之中。费希特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只能从这三个原理推论出来。

费希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理论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统一,强调“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性,从而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这些辩证法因素对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费希特哲学的这些合理因素是包含在彻底主观唯心主义外衣下的,他的“自我”是夸大到脱离了客观自然的精神,他的所谓实践活动也只停留在意识范围内,这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无力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软弱性。

殷海光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1934年秋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肄业。1936年赴北平(今北京)，在金岳霖、沈有鼎等指导下研究逻辑学。1938年秋，插班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二年级。1942年毕业，又考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哲学部。1944年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抗战胜利后退伍，到重庆任独立出版社编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1946年秋到南京，任《中央日报》主笔，同时任教于金陵大学。1949年去台湾，仍任《中央日报》主笔，主编副刊《青年周刊》，兼任《民族报》主笔。同年8月离开报界，任台湾大学哲学系讲师，并参与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委与主笔。1954年，以哈佛燕京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次年回到台湾，仍在台大哲学系任教。1957年升台大哲学系教授。1956年参加编辑香港《现代学术季刊》杂志。1960年7月起，在《自由中国》载文鼓吹新党。“雷震事件”后，停止撰写评论台湾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文章，专心研究学术。1962年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中，被认为是“西化论”的背后策动者。1967年被台湾大学停聘，生活陷入困境。1969年9月16日在台北病逝。著有:《光明前之黑暗》、《逻辑新引》、《自由民主论丛》、《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选集》、《殷海光书信选》、《怎样研究苏俄》、《社会科学与方法论》，译有《逻辑基本》等。

聂豹

聂豹（1487年——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生于公元1487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卒于公元1563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

聂豹于公元1516年(明武武宗正德十一年)考中举人。翌年，考中进士，任华亭县知县。在县三年，兴修水利，民复业者三千余户。公元1525年(明世宗嘉靖四年)，召入为监察御史。劾奏司礼太监张佐。巡按福建，奏罢镇守太监赵诚，及奏革市舶等，有能谏名。公元1530年(明世宗嘉靖九年)，出为苏州知府。次年，丁父忧。公元1534年(明世宗嘉靖十三年)，丁母忧，家居十年。

公元1541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年)，以荐起知平阳府，修关练卒，先事以待，敌至不敢入。公元1543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廷议以豹知兵，以大学士严嵩等荐，擢陕西按察司副使，备兵潼关。后因权臣夏言所恶，逮下诏狱，落职归。公元1550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秋，俺答犯京师，以礼部尚书徐阶荐，召为愈都御史巡抚顺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次年，转为左侍郎。再次年，升为兵部尚书。

公元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上防秋事宜，又请增筑京师外城。是年秋，俺答大入山西，俘总兵官李涞军，大掠二十日而去。总督苏佑反以大捷闻。为巡按御史毛鹏举发，章下兵部。豹言寇虽有所掠，而我师所获过当，陛下威灵所致，宜择吉祭告，论功行赏。豹因以功加太子少保。京师外城筑成，进太子少傅。南北屡奏捷，及类奏诸边功，豹率归功元佑，祭告行赏如初。豹亦进太子太保。据《明史》卷二〇二《聂豹传》载：“当是时，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划，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请设巡视福建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惮，降俸二级。顷之，竟以中旨罢，而用杨博代之。”后数年而卒，终年七十七岁。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赠少保，谥贞让。

聂豹的著作有《双江聂先生文集》十四卷，(卷十四为《困辨录》)。

聂豹在公元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夏，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在浙江会见王守仁。王守仁卒，豹闻讣为泣哭。公元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时，聂豹任苏州知府，时王守仁已卒四年。聂豹见钱德洪、王畿，以二人为证，具香案，进拜王守仁为师，称王氏门人。

聂豹的思想，源自王守仁，是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产生出来的。聂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辩难，心益服”[1]。他自己在说明其思想来历时说道：

某不自度，妄意此学四十余年，一本先师之教而细绎之，《节要录》备之矣。已乃参之《易传》、《学庸》，参之周、程、廷平、晦翁、白沙之学，若有获于我心，遂信而不疑。[2]

就是说，聂豹在与王守仁讲论“良知之说”后，对此学信而不疑。他认定“良知之学”是孟子以来的“真纯湛一”之学，“是王门相传指诀”，故他推崇至极、坚信不疑。所以说：

问：“良知之学何如?”曰：“此是王门相传指诀。先师以世之学者，率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圣人，以有所不知不能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从多学而识，考索记诵上钻研，劳苦缠绊，耽搁了天下无限好资质的人，乃谓‘良知自知致而养之，不待学虑，千变万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谓不学不虑，爱亲敬长，盖指良知之发用流行，切近精实处。……故致良知者，只养这个纯一未发的本体。本体复则万物备，所谓立天下之大本。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此是《传习录》中正法眼藏，而误以知觉为良知，无故为霸学张一赤帜，与边见外修何异?而自畔其师说远矣!”[3]

可见，聂豹对王守仁的“良知之学”是多么推尊、服膺，后世学者认为“豹之学出于姚江”[4]，这是有道理的。

聂豹的思想出于王守仁这是无疑的，然而其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而惩王畿所谈的“现成良知”之失，并提出他的“归寂”说，故《明史》卷二〇二《聂豹传》说其学“于王守仁说颇有异同”，即指此而言。

聂豹的“归寂”说提出后，便遭到其王学同门的群起非难，指责他“背乎师门”。对此，黄宗羲记之甚详、评论颇当。黄宗羲说：

先生之学，狱中间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出，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时同门为良知之学者，以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盖发而未尝发，故未发之功却在发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后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说者有三：其一谓“道不可须臾离也”，今曰“动处无功”，是离之也。其一谓“道无分于动静也”，今曰“功夫只是主静”，是二之也。其一谓“心事合一，心体事而无不在”，今曰“感应流行，著不得力”，是脱略事为，类于禅悟也。王龙谿、黄洛村、陈明水、邹东廓、刘两奉各致难端，先生一一申之。惟罗念庵深相契合，谓“双江所言，真是霹雷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一两丰晚乃言之曰：“双江之言是也。”……阳明自江右以后，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然坐澄心为学的，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有未发之中，始能有中节之和，其后学者有喜静厌动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则犹之乎前说也。先生亦何背乎师门?乃当时群起而难之哉![5]

聂豹的“归寂”说是在他被捕入狱期间提出的，其时在嘉靖二十五年，他已年逾六旬，这与他“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有所变化，即由早年坚信王学的“良知之说”，到后期转变为对王学“颇有异同”。

其实聂豹的“归寂”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并没有根本区别和分歧。聂豹为学始终是“一本先师之教”的。如果说聂豹的“归寂”说与王守仁的思想“颇有异同”的话，亦只是在“致良知”的方法、途径上有异。即王门为良知之学者，认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道无分于动静”，“心事合一”;聂豹的“归寂”说，是外事以求心，舍动以求静，离已发以求未发，从“寂静”、“未发”中体悟“良知”。因此，遭到同门王畿、黄宏纲、陈九川、邹守益、刘文敏的非难，被他们视为“脱略事为，类于禅悟”。不过罗洪先则赞同其说，“深相契合”，认为“是霹雷手段”。

关于聂豹“归寂”的思想渊源，则为周、程、李、朱的主静说。他说：

夫学虽静也，静对动而言。“无欲故静”四字，乃濂溪所自著。无欲然后能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天地之心也。只此便是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然岂初学之士，可一蹴能至哉?其功必始于静坐。静坐久然后气定，气定而后见天地之心，见天地之心而后可以语学。即平旦之好恶而观之，则原委自见。故学以主静焉，至矣。戒慎不靓，恐惧不闻，观之谓也。观之而反纷扰云者，非观之罪，不善观之罪也。矜挎欲速，二三杂为，是求静而反动矣。是故静坐之叹，伊川为学者开方便法门。未发气象，廷平为学者点本来面目。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则法天之全功，非天下之至静，其孰能与于此。濂溪手授二程。吾道南矣，龟山(杨时)岂逃禅哉?默坐澄心，体验天理，延平殆庶几乎?然此与前养心之论，却是一致。透得此关过，便有回进处。[6]

说明其学说的思想来源是宋代理学家的主静说。在明代，聂豹则称赞、吸取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他在刻《白沙先生绪言·序》中说：

予尝与士友谭学，言必称白沙先生，并歌咏其诗以自娱，叹曰：“此周、程之坠绪也。”[7]

陈献章主张静坐，以为静坐久之，则见心之本体，这个思想给聂豹以重要影响，并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

聂豹以“良知本寂”作为其“归寂”说的基本要旨和理论根基。他说：

窃谓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心主乎内，应于外而后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应者为心，而遂求心于外也。故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判，而天下之能事毕矣。譬鉴悬于此，而物来自照，钟之在箎，而扣无不应。此谓无内外动静先后，而一之者也。是非愚之见也，先师之见也。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又云：“祛除思虑，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寂然不动，便是廓然大公，自然发而中节，自然慈而遂通，自然物来物应。”……又云：“一是树之根本，贯是树之萌芽。体用一原，体立而用自生。”[8]

聂豹认为“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如此“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判”。这就是说，“寂静”可以体悟一切，应付一切。他的“归寂”说，即是周、程以来的主静说和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说的翻版。

聂豹的“良知本寂”和“良知自发”之说，是以“良知”为“本原之地”，“不睹不闻之寂体”而展开论述的。他说：

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闻之寂体也。不睹不闻之寂体，若因感应变化而后有，即感应变化而致之可也。实则所以主宰乎感应变化，而感应变化乃吾寂体之标末耳。[9]

“寂体”是“不睹不闻”的“本原之地”而“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中，常存此体，便是戒惧。”[10]聂豹认为，分寂感，分内外，分已发未发，而主于寂，主于内，主于未发的修养，便是良知之旨。而王门中多数人反对聂豹的观点，其中以王畿反对最力。故王畿与聂豹展开了论争，有《致知要略》，各载各人集中。王畿说：

良知者，本心自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知识则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于多学亿中之助，而已入于后天矣。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未应非先，已应非后。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内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此是千圣斩关第一义，所谓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若良知之前，别求未发，即是二乘沉空之学;良知之外，别有已发，即是世儒依识之学。或摄感以归寂，或缘寂以起感，受病虽不同，其为未得良知之旨则一而已。[11]

王畿认为，“良知”是不分前后、内外、寂感、已发未发的“浑然一体者”，聂豹的有分，便是不合良知之义，未得良知之旨。对王畿的非难，聂豹的回答是：

先天之学，即养于未发之豫。豫则命由我立，道由我出，万物皆备于我?……：良知是未发之中，先生(指王守仁)尝有是言，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一个心体，则用在其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寂性之体，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内，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内乎?抑岂内外之间，别有一片地界可安顿之乎?窃尝譬之，心犹兵器之铣刨也。响声之激射，发也。引线之火，感也。硝磺之内，蕴未发之寂也。今徒知激射之利足以威敌，而忘其有事于硝磺之具，则铣为哑器，可覆有相继之声乎?其曰即寂而感在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论见成，似也。……《易》言内外，《中庸》亦言内外，今曰无内外。《易》言先后，《大学》亦言先后，今曰无先后。是皆以统体而言功夫，如以百尺一贯论种树，而不原枝叶之硕茂，由于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于培灌之积累。此鄙人内外先后之说也。《定性书》尝有无内外之言，盖因张子疑外物为定性之累，而欲绝去外物以求定，故云然也。而要其蹄于定之一字。先生曰：“定是未发之中，即有发而中节之和。体用一原，是之谓浑然一体者也。”今曰：“良知之前无未发，良知之外无已发”，似是混沌未判之前语。设曰良知之前无性，良知之外无情，即谓良知之前与外无心，语虽立而意则舛矣。孰为沉空，孰为依识，无难辩者。尊兄高明过人，自来论学，只从混沌初生无所污坏者而言，而以见在为具足，不犯做手为妙悟，以此自娱可也，恐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12]

聂豹认为，王畿的“良知”不分寂感、前后、内外、未发已发的说法，“是混沌未判之前语”，“以见在为具足，不犯手做为妙悟”，这不过是“以此自娱”而已，却不是常人所能及之学。他主张良知之前应有一段静、定、寂的功夫，即未发之中以求之。他既宗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又欲“为学者立法，当更下一转语”，所以便求之于宋儒的静定方法。然而他又跳不出王守仁的心学藩篱，于是便从内省经验和客观外物去寻求知识了。他说：

今之讲良知之学者，其说有二：一曰，良知者，知觉而已，除却知觉，别无良知。因其知之所及而致之，则知致矣。是谓无寂感，无内外，无先役，而浑然一体者也。一曰，良知者，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致知者，惟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而知无不良也。[13]

很显然聂豹是主张后一种良知说的，他提出“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良知作为“寂然不动”的本体，是无所不知的，良知感于物而后知，这是良知的发用。所谓“致知”，是致吾心虚灵寂静本体之知，心体发用感而遂通天下之物，这便是“格物”。聂豹说：

致良知，致其寂体之知，养其虚灵一物，不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格物也。[14]

夫致知者，充满吾心虚灵本体之量，使之寂然不动，儒与释一也。而吾儒之致知乃在格物，而释氏以事物之感应，皆吾寂体之幻妄，一切断除而绝灭之，比之儒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毫厘千里矣。盖惑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格物，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致知譬之磨镜，格物，镜之照也，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物无遁形，谓非通天下之故耶![15]

聂豹的“归寂”说，以守寂为致知，以感通天下之故为格物，与佛教的“虚寂”说不同。他说：

佛氏以虚寂为性，亦以觉为性，又有皇觉、正觉、圆学、觉明、明觉之异。佛学养觉而啬于用，时儒用觉而失所养，此又是其大异处。[16]

夫禅之异于儒者，以感应为尘烦，切一断除而寂减之，今乃归友以通天下之感，致虚以立天下之有，主静以该天下之动，又何嫌于禅哉![17]

他认为儒、佛之异是：佛教“以感应为尘烦”，“一切断除而绝灭之”，故以“寂灭”为旨归，要“寂灭”，就要排除一切“尘烦”，“废感”以“归寂”;儒家的“归寂”是“通感”而“明体”，是有体有用的。聂豹的“归寂”是有体又有用的，佛教的“虚寂”是有体而无用的。但他又认为佛教的养寂、养觉的方法，亦有可取之处，在这里其方法又和佛教的方法相同了。

在“格物致知”说上，聂豹不同意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即物穷理”说，而赞同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他认为这是王学的共同思想。他说：

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此圣学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多见多闻之学也。欲学圣教者，当从前说。欲由闻见入者，当从后一说。是在学者定其志耳。[18]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已非《大学》格物本旨。但今之学者志在广闻见，故力主此说而不破，而至以一物不知为深耻、终身弊考索，而于身心一无所得者，往往有之。贤有志于圣学，但当究意于精察此心之天理，以充满吾良知本体之量，则低昂屡变，泛应无穷，自有天则，以臻夫格物之妙。非为两可之说，以故多门也。[19]

在聂豹看来，一物一物格，即物以穷理的方法，是多闻见之学，这种格物致知方法，是“终身弊考索”，最终则是“于身心一无所得”，即不能精察心之天理和认识良知本体，故不是圣学之方。只有“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才是圣贤之学。

不过，应当看到，聂豹虽主张“致良知”，重视向内的修养功夫，但他并非认为良知是完满无缺、现成具足、不需修养的，而是主张充养良知的。他说：

今人不知养良知，但知用良知，故以见在为具足，无怪也。半路修行，卒成鬼仙。[20]

关于如何去养良知，当然还是他的“使之寂然不动”，以静澄心、不为意欲所动了。聂豹说：

愚夫愚妇之知，未动于意欲之时，与圣人同，是也。则夫致知之功，要在于意欲之不动，非以周乎物而不过之为致也。“镜悬于此，而物来自照，则所照者广。若执镜随物以鉴其形，所照几何?”廷平此喻，未为无见。致知如磨镜，格物如镜之照，谬谓格物无功夫者以此。[21]

他以意欲不动为致知之功，意欲不动则心体不为，本自清明，于此则物来而无所不照，无所不见。

聂豹认为，静养本心，敬以持之，常存不失，永不歇息，经过“静养一段功夫，更无歇手处，静此养，动亦此养”，最终达到“动静无心，内外两忘，不见有炯然之体，此是静养功夫到熟处”。这便是修养到家了。

聂豹的修养说自然是出自王守仁学说，并采用周敦颐、程颐以来而至陈献章的功夫了。他的主静、主敬说，显然是渊源于周、程的修养论了。有人问他：“周子言静，而程子多言敬，有以异乎?”他的回答是：

均之为寡欲也。周曰“无欲故静”，程曰“主一之谓敬”。一者，无欲也。然由无欲入者，有所持循，久则内外齐庄，自无不静。若入头处便主静，惟上根者能之。盖天资明健，合下便见本体，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厌弃事物，赚入别样蹊径。是在学者顾其天资力量而慎择所由也。近世学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静为禅学，主敬为迂学，哀哉![22]

聂豹的“归寂”说，是将周敦颐的“主静”说和程颐的“主敬”都视为“无欲”而融为一体，最终达到认识本体，故对二者都持肯定态度，予以采纳。所以我们说，聂豹的“主静”、“归寂”说，是受宋以来的“主静无欲”、“主一持敬”说的影响而形成的。

洪业

洪业（1893年10月27日—1980年12月22日），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鹿芩，号煨莲。肄业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3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俄亥俄韦斯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分别获文学士、文硕士、神学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执教于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达二十三年之久。他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是国内最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索引的学术机构，先后编成出版的经、史、子、集各种引得达六十余种、八十余册。1928年他曾兼任过历史系主任与大学图书馆馆长。1946年春应聘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1947年春又被聘为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半年。1947年至1948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从1948年秋起至1963年夏退休为止，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晚年鳏居，但仍著书不辍。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二十余年，先后编纂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册，并采撰序言。其中尤以“堪靠灯”式引得最为便利学人。有藏书二、三万册，其中有不少罕见的中外图书，1980年全部捐赠中央民族学院，并以珍藏手校明初蜀藩刻本《史通》四册与明万历间张之象刻本《史通》四册(清道光末唐翰题校)捐赠北京图书馆。著有《蒙古秘史源流考》、《引得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洪业论学集》等。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鄞县洞桥乡沙港口村人，生于县城月湖西桂井巷。14岁补博士弟子员，16岁应乡试，从刘源父学，继至数家私人藏书楼披阅秘本及古碑，复与名士交游，学识渐博。清雍正八年(1730)入京师，上书侍郎、古文大家方苞，对方所著《丧礼或问》提出不同见解，方惊异，声誉渐著。十年中顺天乡试，内阁学士李绂阅其卷，赞为王应麟、黄震之后又一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入庶常馆，授翰林院庶吉士。通过李绂借读内阁所藏《永乐大典》，日尽20卷，凡欲见未见的珍籍佚本，俱予抄录，开清代辑佚学先河。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交恶，移怒于他，次年散馆时置于最下等，归班以知县候选，遂绝意仕途，归里读书著述。家境渐贫，竟至三餐难继，然好学依旧，清廉不改。广收遗闻，以表彰忠义为己任，著作日富。又重登天一阁，检点金石碑帖，编为《天一阁碑目》。七年，与同县蒋拭之等成立“真率社”，赋诗唱和。十三年应聘至绍兴主讲蕺山书院，后因郡守失礼，拂然辞归，复专意著述。贫病继迫，为学益力。十六年往广东主端溪书院讲席，次年因病归里。十九年寓居扬州，病中仍校著不辍。冬返里。次年，子昭德病夭，悲恸至极卒。家人售双韭山房藏书万卷，获银200两始予安葬。墓在南郊王家桥畔，今存，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影响，研治宋末及南明史事最精，并留心乡邦文献。所著《鲒埼亭集》、《鲒埼亭集外编》，收明清际碑传，富史料价值。以10年功夫续成黄宗羲《宋元学案》，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另著有《经史问答》、《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等。尤有功于宁波地方文献，搜求、抄录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志》。雍正时修《浙江通志》，值他旅京，遣使至甬发家藏历代宁波方志送志局供用。又续选《甬上耆旧诗》，编《句余唱和集》，撰《句余土音》等。

奥勒留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121年4月26日—180年3月17日）。罗马皇帝。晚期斯多亚学派代表之一。哲学上,深受爱比克泰德和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制定神学、伦理学、国家学说相结合的体系。同以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原子唯物论相对立,宣扬神学目的论,认为神圣的天命囊括万物,它以最完美和最仁慈的方式安排万物。神既直接关心个人,又通过自然的相互联系来关心个人。神性的灵魂(精神)渗透万物,世界的本体是一个,灵魂也只是一个。灵魂在自身中拥有万物的胚芽。整个世界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有生命的整体,其组成部分是通过一种内在的结合力维系下来的,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最好、最合理、最恰当的目的来调节的。坏的东西是为好的东西创造出来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为合理的东西创造出来的。神的主要启示就是人的灵魂本身,人的灵魂是神的一部分和流溢物,因此,人和神是血缘相通的,万物来源于神,又复归于神。宣扬悲观厌世的人生观,认为万物处于无常的流逝、变易、没落的循环中,因此毋需以此来妨碍心灵的平静,对生活感到厌倦,以致希望死去。虽然,人生是极其渺小的,延续生命是毫无价值的,但即使这样,仍然要遵循本性(自然)走完人生的旅程。人的一切都是由神决定的,而神的决定永远是恰当的、深谋远虑的。人应该使自己从属于整个宇宙的进程。没有神的意志,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一切是不会发生的,正因为这样,人除了服从整体的法则、崇敬神以外,没有更高的任务。在道德伦理上,认为好人的特征就在于承受命运所降临的一切,不玷污神圣的天赋,并以一种平静谦和的精神坚决服从于神。在国家学说上,这个“王座上的哲学家”,出于帝国利益的考虑,把他的世界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在神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倡一个宇宙、一个神、一个国家、一种法律,认为人们由此汲取理智、理性的能力以及法律的禀赋。继承塞涅卡的传统,提出现实的罗马国家和理想的宇宙国家两种国家学说,认为它们都是遵循善建立起来的。并把世俗的君主政制和民主政制等同起来。主要著作有《自省录》(亦译《沉思录》)。

马里奥·普佐

马里奥·普佐（mariopuzo，1920年10月15日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1999年7月2日卒于纽约州湾岸市），美国小说家和编剧，他在《教父》（1969年）中虚构了一个黑手党家族--科莱昂斯家族，该书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在全球售出约2100万册，催生了三部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电影，并使书中人物成为当代美国的文化神话。

普佐在纽约的地狱厨房长大，父亲离家出走后，他辍学去找工作。他成为了一名铁路办事员，但早已怀有作家梦。二战期间在德国服完兵役后，他回到纽约，在新社会研究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担任公务员期间，普佐开始为男性杂志撰写纸浆故事。他的前两部小说《黑暗竞技场》（TheDarkArena，1955年）和《幸运的朝圣者》（TheFortunatePilgrim，1964年）获得好评，但买者寥寥。

就在那时，普佐决定写一些能让他赚够钱养家糊口的作品。虽然他个人对有组织犯罪并不了解，但深入的研究为他提供了所需的细节，《教父》描写了家族的紧密联系以及犯罪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普佐与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合作完成了《教父》（1972年）及其两部续集（1974年和1990年）的剧本。前两部获得了九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剧本奖。

普佐还参与了前两部电影《超人》（1978年和1980年）和《棉花俱乐部》（1984年）的剧本创作。他的其他小说包括《傻瓜去死》（1978年）、《西西里人》（1984年；1987年拍成电影）和《最后的唐人》（1996年；1997年拍成电视连续剧）。普佐的最后一部作品《Omerta》于2000年在死后出版；他认为该书与《教父》和《最后的唐人》同属他的黑手党三部曲。

阿底峡

阿底峡【Atisa】（982~1054)，印度佛教中观派论师。原名“月藏”，法名燃灯吉祥智(Dipa.mkara′ srijñãna)。据藏文史书记载是萨护罗(今孟加拉国达卡)国王子，年轻时出宫削发为僧，拜师学习一切佛教经典，特别精通五明学，曾任印度那烂陀寺和超行(岩)寺住持。宋宝元元年(1038年)应西藏阿里王绛曲沃的邀请来到西藏传授佛典和医学。1045年，阿底峡准备经尼泊尔返回印度之际，正值仲敦巴到达布让请求阿底峡留在西藏传教，并向他介绍了当时拉萨、山南等地各大寺院的佛教情况。阿底峡听后改变返回印度的主意，决心本着弘扬佛法的心愿，决定前往拉萨，于1054年逝世，前后在西藏各地传教达9年之久。其间到过桑耶、拉萨、益域、聂当等地区的著名寺院进行招徒讲经，弟子不可计数。其中较有名的有仲敦巴、俄·雷必喜饶、格敦、尊泽雍仲等。

阿底峡在西藏不仅传授中观论师的著作，而且讲授瑜伽唯识师的论著，其中以噶当六论即《大乘庄严经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集法句经》，以及慈氏五论和他自己的著作《菩提道炬论》等为主。《菩提道炬论》是阿底峡针对西藏佛教情况而著，文中把僧人从初拜师学法达到修成佛果分成三类，即所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他认为下士道上的僧人不希求解脱世间的痛苦，只求个人利乐。要求修习佛法者必须广发心愿，皈依佛、法、僧三宝，提倡人们行善。当一个人进入高一级时，必须把戒、定、慧三字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成佛的境地。在未达到成佛之前，自己要具备菩萨之行为，常发菩提之心，实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等六波罗密多(即六度)，如此既能超度自己，又可帮助他人得到解脱。

另外，阿底峡认为修习佛法者，首先必须学习显教，然后修习密法，假若没有显教为基础，不可能进修密法。他的学说被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广泛传播，对藏传佛教影响很大。他除把梵文典籍译成藏文外，还著有《菩提道炬论》、《般若波罗蜜多略义明灯》、《入二谛论》、《一切经集略义》、《经集略义教授》、《忏悔仪轨》、《发菩提心及受菩提律仪仪轨次第》等。共百余种译著均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他传播的思想和学说，后来形成噶当派。宗喀巴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创立了格鲁派，传播到青海、内蒙等地。

周济

周济（1781年——1839年8月11日）清代词人、词论家。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止庵。荆溪(江苏宜兴)人。少能属文，常与包世臣议论经世之学。曾研习兵书，兼习击刺骑射。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官淮安府学教授。因与知府不合，称疾归，客居宝山、京口、扬州等地，后隐居金陵春水园，潜心著述。晚年复任淮安府学教授。

周济为常州词派理论家和代表作家。他论词继承、发展了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批评浙西词派以姜、张为宗、寄兴不高的弊病，主张词应与诗有同等地位，“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强调词不仅要寄托身世之感，还应具有忧国忧民之情(见《介存斋论词杂著》)，要求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同时，他除注意雅俗、情景等概念之外，还注意到意与境、气与骨、韵与味、郁勃与放旷、神理与迹象等词学现象。这些理论，对后世词学影响颇大。周济的词作多以写景咏物，寄托幽怨深挚的情思，但词意隐晦，难解其旨，有的甚至近于词谜。其中也有一些意境浑融的作品，如〔渡江云〕《杨花》，一改前人咏杨花时对杨花飘零遭际的悲叹，而以豪壮之语出之：“凭栏极目，荡春波，万种春情。”谭献说此词“怨断之中，豪宕不减”。再如〔蝶恋花〕咏柳絮：“柳絮年年三月暮，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从柳絮纷飞写起，最后落在滚滚东去的江河上，表现对春光流逝的惋惜，境界开阔，笔力峭拔，词意隐晦朦胧，别有一种魅力。他也能诗，但成就不及词。周济还能文。他的一些史论文章，颇多有识之言;而政论文章则多“书生之见，迂阔难行”(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13)。

著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晋略》等，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年1月19日-1849年10月7日）是美国作家、诗人、编辑和文学评论家。坡以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而闻名，尤其是他的神秘故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浪漫主义和美国文学的核心人物。坡是美国最早的短篇小说实践者之一，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类型的发明者，也是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的重要贡献者。

生于波士顿一个演员家庭。不到两岁时,生母去世,被人收养。1815年随养父母旅居英国,在英国五年学习期间,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才和对文学创作的志趣。1827年他只身到波士顿谋生,改名换姓参加了陆军,两年后进西点军校受训,后又设法退出军队。1827年在波士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铁木尔及其它诗歌》。1829年出版了《艾尔·阿拉夫·铁木尔及其他小诗》,1831年又出版了《诗集》。此外,他还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1835年他受雇于《南方文学使者》,继而到《格雷安》和《百老汇杂志》社工作。1836年与表妹克莱门斯结婚,他工作不固定,收入甚微,经常陷入经济困难之中。1848年,他的散文诗《我找到了》一书出版,作品总结了他对人和宇宙的最终认识和态度,探讨了宇宙的创始及其本质的命运。他认为在世界万物之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圣灵,“死”则是个人的灵魂与圣灵统一的过程。他本人认为该作品是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1849年10月7日逝世。爱伦·坡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和遭遇使他的浪漫主义更具有深度,而且有着特殊的艺术形式——一个梦魇接连不断发生的世界,而不是美国的锦绣山河和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往往将他人视为美好的事物当作“恶梦”。他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短篇小说上,他的一生写了70多部小说,其中20多篇被认为是美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哥特小说”,如《阿瑟古屋的倒塌》、《丽基亚》;“侦探小说”,如《矛戈街上的谋杀案》、《被盗信件》;“恐怖小说”,如《深渊的吊摆》、《红色死亡的假面舞会》等。爱伦·坡曾被人因嫉恨而歪曲、诽谤和诬蔑,今天,终于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被认为是美国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巢元方

巢元方，隋代医家,籍贯未详。隋大业间(605—617) 任太医博士、太医令。巢氏医疗经验丰富,大业五年 (609),主持运河工程的大总管麻叔谋,患风逆,关节疼痛,不能起坐。炀帝命巢元方前往宁陵 (今河南宁陵县) 诊治。元方诊为: “风入腠理,病在胸臆。” 处方用药末与羔羊蒸而食之,病即痊愈。又令以杏酪五味佐以羊肉,日食数枚,是疾逐不复发。巢氏对医学理论有很深造诣,奉诏与众名医共同研究病因,病理和证候,于大业六年(610) 撰成《诸病源候论》50卷,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巨著。对传染病、过敏性疾病、运动病、寄生虫病、各科杂病及外科手术等,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认识与描述。如认为传染病的病因,是外界一种有害物质“乖戾之气” 所致,是互相传染的,强调可以 “预服药” 物以防传染的思想。诊断肠道寄生虫病系由于饮食不洁而感染; 漆疮等过敏性疾病,与人的禀性素质有关。特别主张小儿护理和妇女怀孕时的保健,要向民间学习。指出 “田舍小儿,任其自然,皆得无横夭”; 妇女怀孕应适当做些劳动以使 “骨气强,胎养盛”。对王宫贵族娇生惯养小儿和贵妇人卧床养胎的旧习,提出了非议。书中所载肠吻合手术、大网膜切除及血管结扎术、死骨剔除术、创伤伤口缝合术,人工流产术等,均为我国外科史上的突出成就。有学者推断巢氏或是一位擅长外科医疗的专家。全书共分67门,列载证候1720条。诸证之未,多附按摩导引法,但不记载治疗方药。巢氏重视每一个病的论述,促进了对不同疾病的病因、症状、诊断、鉴别的深入观察与研究。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如唐代集大成的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宋代《太平圣惠方》,日本的 《医心方》,以及明、清医家、均引用巢氏学术观点作为医理的依据。

焦循

焦循（1763年～1820年）清经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字理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于清嘉庆二十五年。自谓“承祖父之学，幼年好易”(《易通释·自序》)。曾从阮元游学浙江，后应礼部试不第，託足病不入城市者十馀年，并筑“雕菰楼”，读书著述于其中。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作《六经补疏》，于经、史、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尤深研《易》、《孟子》，颇多己见。撰《通释》、《图略》、《章句》，合称“易学三书”，自称发明《易经》所讲“旁通”、“相错”、“时行”三义(见《易图略·自序》)。用数理解释《周易》，更由治《易》的方法通释诸经。又用六书中的转注、假借解释《易》之经文，认爲《周易》中多有转注和假借，“转注如冥即迷，颠即窒，喜即乐”(《雕菰楼集·与朱椒堂兵部尚书》)，假借“如礿豹爲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礿爲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爲礿”(同上书，《周易用假借说》)。又精于曆算之学，撰《释弧》、《释轮》、《释椭》、《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开方通释》诸书，爲当时算学名家李锐、汪莱所歎服。学风与汉学家有异，曾作札与人辨证“考据”名目之非，指其弊“患乎不思”(同上书，《与刘端临教谕书》)。故提倡“通核”之学，即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 (《辨学》)，实以考据与义理并重。

在哲学思想上，赞成北宋张载的气化说，认爲道与气不相分离，道是气的往复运动。他说：“一气反复往来，是爲道”(《易通释》卷五)，“阴阳变化，生生不已，是之谓道”(同上)。但却给天赋予道德、意志的属性，认爲“天之生人，欲其并生并育。仁者以天爲量，故以天之并生并育爲乐”(《孟子正义·梁惠王章句下》)，并相信命定论，断言 “不可转移趋避者，命也”(《雕菰楼集·知命解》)。在理欲观上，依据戴震的思想，反对程朱理学的去欲说，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学究娇情，实违其本心。于是耳食者共以爲圣贤，遂居之不疑。忍其欲，制其情，血气日戾，痰涌胸塞以死。”(《易馀籥录》卷十二)强调满足百姓之欲是实现 “仁” 和 “王道” 的前提，“于此可以知仁，于此可以知王道”(《论语通释·释仁》)但他又有“窒欲”的思想，认爲满足欲望的原则是推己及人，即他所说的 “格物”：“格物不外乎欲己与人同此性同此欲”(《雕菰楼集·格物解三》);而推行“格物”，就必须使人窒欲和寡欲。由此他把“忠恕”之道作爲实行“仁”的基本方法，说：“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尽天下之性则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圣人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一贯之极功也。”(《论语通释·释一贯忠恕》)在人性论上，继承戴震性即血气、心知的思想，认爲“性即指气质而言”(《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指出人欲正是性善的标志。他说：“性善之说，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无他，食色而已”，“惟男女饮食，则人人同此心，故论性善，徒持高妙之说，则不可定，第于男女饮食验之，性善乃无疑耳”(《雕菰楼集·性善解一》)。此外，焦循在自己的易学中提出变通的思想，认爲《易》要变，“变则通，通则久，未有不变通而能者也。”(同上书，《说权》)故强调变法的必要性，认爲“法不能无弊，有权则法无弊。权也者，变而通之之谓也。”(同上)但又认爲“仁义礼智信，万古行之而不易”(同上)。还用先天抽象的“数”、“理”形式论述哲学问题，将一切事物的变化归之爲“理之一”或“数之约”(《加减乘除释》卷二)。善属文，反对成俗之见，重视地方戏曲，作《曲考》(已佚)、《剧说》、《花部农谭》等加以考察。著作尚有《孟子正义》等，多收入《焦氏丛书》。

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浙江义乌人。曾就读于之江大学。1915年初赴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时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夏翻译出版了 《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完整的中文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1920年起,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陈望道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达60年,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在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面多有著译。他学术事业的基点和重心是对中国语文的研究,为语文改革、语法学和修辞学等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陈望道对民族语言的共同化、言文一致、汉语拼音、汉字简化和语文教育革新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和实践,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1923年提出 “把白话文完美化”的主张。1934年在上海发起“大众语” 讨论,提出建设“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 的公共语,对民族语言共同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939年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对明末以来中文拼音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要总结。

陈望道是“五四” 后最早研究白话文语法的学者之一。1920年起连续发表《“的”字新用法》、《“和” 字问题》、《评胡适论“除非”并说“又不”》 等一系列探讨现代汉语虚字特点的文章。1935年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文法研究》,探索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途径。1938年在上海发动和组织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倡导语法研究要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并借鉴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理论,提出了 “功能” 说,所撰《文法的研究》 (1943) 是中国语法学史上关于功能观念最早较完整的理论阐述。而后《试论助辞》 (1947)、《漫谈〈马氏文通〉》(1958)、《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1961) 等文章又对功能观点有所阐发,至《文法简论》 (1978) 一书,功能说更臻完备。依据功能说,陈望道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词类划分系统,对句子类型、谓语类型的划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望道的功能说,对于中国语法学的理论建设和方法探索,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

陈望道始终关注和探讨语言的运用问题。1920年就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作文法和修辞学。1922年出版《作文法讲义》,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作了系统的阐释,是第一部讲解白话文写作法的专著。1924年发表《修辞学在中国的使命》,提出了中国修辞学须要创新的任务。1932年出版《修辞学发凡》,这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的修辞学书,全书以语言为本位,体现了修辞研究的语言学性质; 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的原则,并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作出了理论阐述,建立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体系,全面探讨汉语文的修辞手法,对汉语修辞格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描述。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陈望道的学术成果集中收入在《陈望道文集》 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望道语文论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望道修辞论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等著作中。1991年由企业家姚美良提供基金设立了陈望道修辞学奖。

斯蒂文森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英文：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年11月13日-1894年12月3日），英国作家。1850年11月13日生于爱丁堡一个著名建筑工程师的家庭。1868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875年获律师资格。在大学期间，他就从事写作。斯蒂文森最初出版的作品是游记《内河航程》(1878)和《驴背旅程》(1879)。1882年，他出版了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集《新天方夜谭》。1883年他出版了著名小说《金银岛》，叙述了贫苦少年吉姆等人到一个荒岛寻找海盗埋藏的财宝的经过，开了后来以发掘宝藏为题材的小说之先河。斯蒂文森的历史小说《绑架》(1886)及其续篇《卡特林娜》(1893)，以18世纪苏格兰詹姆斯雅各党人的斗争为背景，叙述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以后的事件。斯蒂文森饮誉世界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奇事》(或称《化身博士》，1886)，探讨人性善恶的问题。1889年他出版《巴伦特雷的少年》。同年他因肺病而健康恶化迁居萨摩亚岛养病。养病期间，他以岛上居民的生活为题材，写了短篇小说集《岛上夜谭》(1893)。1894年12月13日，斯蒂文森因突发性脑溢血逝世，当时他正撰写《赫米斯顿的水坝》一书。按照他的意愿，当地土著居民将他安葬在岛上。

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卡特丽娜》等。早期他到处游历，为其创作积累了资源，后期致力于小说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作品风格独特多变，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巨大。到了20世纪中期，评论家对其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开始审视史蒂文森而且将他的作品放入西方经典中，并将他列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塞缪尔·罗森·加德纳

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1829年3月4日-1902年2月24日）1829年3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奥尔斯福德附近的罗普利，1902年2月24日卒于肯特郡塞文欧克斯，英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 17 世纪英国历史。

他在温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接受教育，并在欧文教会（Irvingite Church）做了几年教师。从1871年到1885年，他在伦敦国王学院任教，并于1876年成为该学院的现代史教授。1884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院士，1892年被选为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院士，但于1894年拒绝了皇家教授职位。

他在西曼卡斯、威尼斯、罗马、布鲁塞尔和巴黎以及英国的手稿收藏中的研究，为1863年至1900年间形成的这项艰巨事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权威。其主要阶段是《从詹姆斯一世登基到内战爆发，1603-1642年的英国历史》，10卷（1883-84）；《大内战史1642-1649》，3卷（1886），4卷（1893）；《英联邦和保护国史1649-1660》，4卷（1903）。在分析内战原因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个人动机，并对政治行为背后的物质因素有了广泛的理解。他准备将英国的民族意识归功于比任何政府形式所规定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民族意识，这为他的朴实无华的编年史增添了戏剧性。虽然可能存在不一致和误解，但他的《英国史》的权威性仍然赢得了尊重。

隋树森

隋树森（1906—1989），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原籍山东省招远县，出生于北京。儿童时代在原籍读过初、高级小学。到北京后曾在京师公立第17小学、公立北京师范学校就读。192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利用暑假时间，翻译了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作为“文化科学丛书”之一，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北师大毕业后，先后在山东省立惠民中学、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在此期间，著述并出版了《文学通论》、《古诗十九首集释》，并翻译了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说》。“七·七”事变后到达重庆，在国立编译馆工作至1949年。这一时期，业余编译出版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说》，竹田复的《中国文学思想》、青木正儿的《元人杂剧序说》。由于翻译了两本日本汉学家论元曲的书，逐渐对元曲研究发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北京出版总署工作。后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之余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元曲的搜集、校勘和研究上，点校了今天所能见到的所有元人散曲集《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等。把元人杂剧总集《元曲选》以外所有的杂剧汇编在一处，编成《元曲选外编》。编校了《全元散曲》。此外还参加了集体项目《古代散文选》、《古文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提要》等书的编写工作。隋树森还著译有《国学要题简答》、《常用字典、词典和检字法》、《毛诗楚辞考》等书籍。

蒋大鸿

蒋大鸿（1616-1714），名珂，字平阶，又名诸生、雯阶，号宗阳子，门人称其「杜陵夫子」。明末清初的著名风水师、堪舆学家，亦为有名诗词人。世代居于华亭张泽（今松江区张泽镇）。

蒋大鸿幼年丧母，中年丧父。初随父安溪公习形家风水。后经多番引证，发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但却不知如何改正。后机缘巧合，得无极子传授玄空风水，恍如茅塞顿开。之后再集各家之法，加以融会贯通，先后习吴天柱水龙法、武夷道人阳宅法等。如此十年后，蒋氏开始四处游历，引证所学风水，再十年，才完全掌握玄空风水之真谛，成为中国风水一代宗师。晚年的蒋大鸿在绍兴稽山耶溪定居。姜垚《从师随笔》：康熙五十三（甲午一七一四年）年，为东关人沉孝子葬亲。死后葬于若耶溪樵风泾。亦有一说，云蒋氏墓穴在绍兴府会稽县，东南距城约十馀裡石帆山下的林家汇。以此资料计算，蒋氏享寿至少九十八岁。

蒋大鸿早年曾跟云间派陈子龙学习诗词，亦有名望，后人亦称蒋氏为诗词中云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蒋氏诗词带浓烈感情抒发风格。及明亡后，其风格则每多重于亡国之情。诗词著作《支机集》(与门人沉亿年、周积贤等合著）

由于生于明朝亡国之时，蒋氏对亡国有深切感受。明亡时，曾投唐王，获授兵部司务，后升为衙史。后明亡，蒋氏亦不再从官，全心投放于风水及诗词中。

康熙十七年时，朝廷开史局，徵有博学鸿词的文人。当时有人上表举荐蒋大鸿，但蒋氏推辞。

著作：《地理辨正》《字字金》《水龙经》《天元五歌》《天元余义》《归厚录》《古镜歌》《阳宅得一录》《阳宅指南》《阳宅三格辨》《地理辨正补义》《相地指迷》

蒋大鸿门人有姜垚（会稽人，字汝臬，号尧章，著《从师随笔》、《青囊奥语注》、《平砂玉尺辨伪歌》、张仲馨（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孝廉）、骆士鹏（今江苏丹徒县人，考廉）、吕相烈（山阴人，文学，因求蒋大鸿为卜母坟，而与蒋定交，其再从叔吕师濂，弟洪烈亦从之。）、武陵胡泰徵、毕世持（淄川人、解元）、姚恒洪、王济善、李衡等人。

由于蒋大鸿亦算是明末抗清之臣，因此其生平事蹟，虽然有清之府志县志的记载，但也不算详尽：

《绍兴府志》

及明亡，唐王僭号于闽。平阶赴之，授兵部司务，晋御史，抗疏核郑芝龙跋扈。福建破，遂亡命，服黄冠，假青乌之术，浮沉于世。东至齐鲁，登泰岱，谒曲阜，转徒吴越间，乐会稽山水，遂家焉。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史局。征博学鸿词，故人欲为平阶地，亟驰书止之。平阶诗文详瞻典丽，宗云间派，以西京盛唐为要归。于书宏览，洞究无遗。好谈几社轶事，感慨跌宕，滚滚不能休。酒阑烛灺，涕泪随之，闻者服其才而哀其志焉。著书十馀种，卷以百计，殁后皆散落无存。遗命葬若耶之樵风泾。

《华亭县志》

蒋平阶，字大鸿。居张泽、尔扬犹子。嘉善籍诸生，崇祯间，在几社有声。乙酉亡去，赴闽。唐王授兵部司务，晋御史，核郑芝龙跋扈，人咸壮之。闽破，服黄冠亡命。假青乌术，游齐鲁，转徒吴越，乐会稽山水，遂止焉。卒，遗命葬若耶之樵风泾。平阶少从陈子龙游，诗文详瞻典丽。凡天文、地理、阴阳、曆数之书，洞究无遗。尤谙兵法，时遇权阉，未展所学，晚益精堪舆。康熙间，有欲以博学鸿词荐者，大鸿亟止之。好谈几社轶事，感慨跌荡，涕泪随之，闻者哀其志焉。

《松江府志》

蒋平阶，字大鸿。明诸生，年十八，从陈黄门游，诗文日益有名，性豪隽，有古义侠风。晚业堪舆，精其术。今言三元法者，皆宗平阶。

《艺海珠尘》

子部艺术类《地理古镜歌》篇首题：大鸿，字平阶，又号宗阳子，江南华亭人。明亡，唐王僭号，授兵部司务，历御史。福建破，遂亡命。入务本朝，其友欲以博学鸿儒荐，大鸿止之。卒于绍兴。著书十馀种，卷以百计，皆散失。

书后有戴鸿之识云：「吾君平阶蒋公得无极真人玉函之秘，遂注地理辨正一书，悉本黄石、杨、曾之授，其旨深矣，惜言多隐而不发。于是作天元五歌、天元余义及集评水龙经四卷，则显而见焉。虽皆不外无极之传，然犹觉其糟粕耳。去岁孝廉方正陈子礼园，酷嗜秘书，家藏多本，又偏觅蒋氏遗书，内得古镜歌五十馀首；乃蒋公得口授真传之后，又搜括余蕴而作也。其歌，始则细辨龙水之纯杂吉凶，继则阐明先、后天八卦之精义，以推断休咎。由大及小，以至田角、灰塘，一无遗漏。诚玉函之至秘，堪舆家之圭臬也。」

《全清词抄》

蒋平阶，原名阶，一名雯阶，一字斧山。江南华亭人，明诸生，有《支机集》。

《清史稿·列传》

蒋平阶，字大鸿，江南华亭人。少孤，其祖命习形家之学，十年，始得其传。偏证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得其旨；又十年，始穷其变。自谓视天下山川土壤，虽大荒内外如一也。遂著地理辨正，取当世相传之书，订其纰缪，析其是非，惟尊唐杨筠松一人，曾文辿仅因筠松以传。其于廖瑀、赖文俊、何溥以下，视之蔑如。以世所惑溺者，莫甚于平砂玉尺一书，斥其伪尤力。自言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倡言救世，惟在地理辨正一书。后复自抒所得，作天元五歌，谓此皆糟粕，其精微亦不在此，他无秘本。三吴两浙，有自称得平阶真传及伪撰成书指为平阶秘本者，皆假託也。从之学者，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会稽姜尧，武陵胡泰征，淄川毕世持，他无所传授。姜垚注青囊奥语及平砂玉尺辨伪，总括歌，即附地理辨正中。平阶生于明末，兼以诗鸣。清初诸老，多与唱和。地学为一代大宗，所造罗经，后人多用之，称为「蒋盘」。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639-735年），字子微，又号白云子,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唐代道士、道教学者、书画家。他是北周晋州刺史、琅琊公司马裔的玄孙。他自幼好学，不屑于做官，于是当了道士。他侍奉潘师正，得到他传授的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潘师正特别欣赏他，对他说：“我跟着陶弘景学习道教法术，到你已经是第四代了。”司马承祯曾经遍游名山，最后留在天台山,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并称“仙宗十友”。武则天听说他的名声，将他召到京城，亲手下敕书褒奖他。他将要返回时，又敕令麟台监李峤在洛桥之东为他饯行。

景云二年(711)，睿宗下令他的哥哥司马承祎到天台山，将他追召到京城，并向他问询阴阳术数等事。司马承祯回答说：“道经的主旨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睿宗问：“治理自身直至无为，就会清高，治理国家而无为，会怎样呢?”司马承祯回答说：“国家就如同身体。《老子》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经》上说：‘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以此知道天不说话而有信，不为而有所成。无为就是治国之道。”睿宗感叹说：“广成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司马承祯坚持要告辞返回山中，睿宗于是赐给他宝琴一张和霞纹帔，放他回去，朝中词人赠诗给他的有一百多人。

开元九年(721)，玄宗又派人将他请进京城，厚加赏赐。次年，玄宗到达西都，司马承祯又请求返回天台山，玄宗赋诗给他送行。开元十五年，又召他到京城。玄宗命令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己选择一处好地方，置建坛室来居住。司马承祯上奏说：“现在五岳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并非真正的神。五岳都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由此得到治理。请求为他们另立斋祠之所。”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敕令在五岳各山建筑一座真君祠，祠庙的形象制度，都由司马承祯按照道经创意而成。

司马承祯十分擅长篆隶书法，玄宗令他用三种字体抄写《老子经》，他于是订正文句，抄写后进献给玄宗。玄宗将司马承祯在王屋山的住所命名为阳台观，亲自题写匾额，派使者送给他。又赏赐给他绢三百匹，作为补充药饵的费用。

这一年，司马承祯在王屋山去世，终年时年九十六岁。他的弟子上奏说;“他去世的那天，有双鹤绕坛飞翔，还有白云从坛中涌出，缭绕上升直至与天相接，而师傅的面色就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玄宗甚为感叹，于是下诏说：“已故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微，内心依从高超之道，理解玄妙悠远之事，遍游名山和各个神仙洞府。他在世时逍遥得意，死后返回其根本，长眠在空无所有的地方。他高尚坚贞，应给予褒奖，以光耀道教名册。特追赠他为银青光禄大夫，号真一先生。”并为他亲自书写碑文。

彭时

彭时（1416年－1475年4月27日），字纯道，又字宏道，号可斋。庐陵安福（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枫田镇松田村）人。明朝名臣、内阁首辅、明宪宗时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三年(1448)，全国的举子会集到都城北京。准备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在人才济济的举子之中，谁能夺取第一名呢?二月的京城仍旧寒风凛凛，举子们下榻的号房里却是热热闹闹，初九这天是第一场考试，一场下来，其紧张情绪陡然增加了十分。十二日是第二场考试，到十五是最后一场角逐。三月初一，英宗皇帝亲自于奉天殿考中试的进士们，即为廷试。接着午门外张挂出黄榜，只见上面名列第一的是“彭时”。

彭时，字纯道，江西省安福县人。这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以优异的成绩轰动了京城的千家万户。他留在翰林院，当了初中状元的官职——修撰，是个正七品官。正当彭时初入宦途之时，国家政局却面临着一场暴风雨。

正统十四年，居住在明北部边疆的瓦剌族强盛起来，不断地进攻明的北部地区，这年秋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围大同(今属山西)，参将吴浩战死，前线敌情迅速送达英宗处。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英宗下诏亲征。并令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掌管大政。英宗率领人马浩浩荡荡北征瓦剌去了。八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为瓦剌军击溃，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举朝惊慌失措，在国不能一日无君的危机情况下，皇太后孙氏下令命郕王监国。并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组织人马对付瓦剌的入侵。令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军事作战。就在这时，翰林院修撰商辂与彭时同入内阁参预机务。九月初六，秋高气爽，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上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他便是代宗皇帝。不幸的是，从江西传来了彭时继母病逝的消息。这个孝子立即上疏，要求辞职还乡为继母守丧。可是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郕王正需人才帮助他度过难关的当口，怎会允许彭时离开京城呢?疏上之后，郕王下令不准回乡。于是，彭时脱掉孝服换上官服入内阁听命。这种父母去世，官方强行不准官员回家守丧的做法，谓之“夺情”。彭时在内阁任职干了一年之后，边疆危机在于谦的军事抵抗下，得到了缓解，代宗允准了彭时回家追行丧服。过了三年，守丧期满后，代宗命他到翰林院，做了侍读——专门给帝王讲经史的官员。这已是景泰五年的事了。此后他极少过问政事，专心于经史的研究，勤勤恳恳地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正是在此后三年中，朝廷中争权夺利所引起的灾祸才没有波及到他的身上。

英宗被俘时，翰林院侍讲徐程主张迁都南逃，遭到众臣的指斥，他的声誉大降，遂改名徐有贞，赋闲无事。后来，黄河多次发水泛滥，才派他去治理黄河。没曾想，他治河成绩显著，深得代宗的嘉奖，但仍没有得到重用。他曾托于谦向代宗说好话，虽然于谦也推荐了他，但代宗仍未用他，他便怀疑是于谦说了坏话。景泰元年，英宗被放回。他不甘心做个没有实权的太上皇。景泰八年，在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帮助下，英宗复辟，再登帝位。英宗任命徐有贞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加兵部尚书。徐有贞上台后，将于谦杀害了。当时的大权全部为他一人所操纵。因此，他得意忘形。想把石亨和曹吉祥排挤下去。结果，反为石亨和曹吉祥所害。徐有贞以图谋不轨之罪被发配到金齿(今云南保山南)为民。接着太常少卿许彬因入内阁前结交了许多游荡人士，待他参与大政后，又杜门谢客，为游荡之士竞相讥谤。由此贬官到南京作了礼部侍郎。与此同时，入阁不久的翰林院修撰岳正因揭发曹吉祥的罪行而为曹吉祥所陷害，贬为钦州(今属广西)同知，很快又将他下狱治罪，杖打之后发配到肃州(今甘肃酒泉)。正当朝廷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候，彭时突然接到圣旨，要他快快面见圣上。他不知是福是祸，就是祸也是躲不开的。他急忙整装入朝，英宗在文华殿召见了他，行过大礼，英宗说：“你难道不是我所选拔的状元吗!”的确，彭时是被他选上的，问此话何意?彭时仍不敢抬头，急急忙忙地跪下向英宗磕头，英宗见此，说：“退下吧!”回到家，他一夜翻来覆去睡不下。第二天一早，宦官传旨下来，命彭时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兼任翰林院学士。当时，为英宗亲自提拔的人只有岳正和彭时，岳正的下场是可悲的。所以，彭时并不是乐观地接受了此重任。这是他第二次入阁参预大政了。

英宗虽起用了彭时，但并未委心于他，而是委心于阁臣李贤。多次召见李贤，和他私下密谈要事。李贤十分敬重彭时，每见皇帝回来，一定要去彭时处询问计谋。所以，虽然表面上彭时很少参与政事，实际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两人为争论某事，争吵起来。彭时往往引用大义来说服李贤。虽然李贤有时很不高兴，但时间长了，也佩服彭时的正直坦诚，对人称赞他说：“彭公真正的君子!”

天顺二年(1458)，给皇太后孙氏上徽号，曰“圣烈慈寿皇太后”。徽号是指加在帝后尊号上的歌功颂德的美好称号。明代，给后宫加徽号是从此开始的。诏告一下，彭时想借此时机推恩百姓，李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犯罪一年多的，不适合推恩赦免。彭时说：“不是要赦免罪犯，而应推行优老法典。朝臣父母凡70岁的皆给诏敕，即受封的敕书。百姓80岁的赐给冠带，这就是尊吾老以及于他人之老。”李贤听此，称善，立即上奏皇帝，推行他的建议。

英宗十分欣赏彭时的风度，所以，在选庶吉士时，令李贤尽可能的用北方人，南方人只有像彭时这样的人才能选用。李贤将此事告诉了彭时。不久，宦官牛玉又宣读了同样内容的圣旨，彭时对牛玉说：“南方士人在我之上的不少，怎可以抑制他们的才能呢!选完庶吉士，录取15个人，南方人仅有6个。

佞臣门达用事，锦衣卫横行霸道，朝中上下引以为患，李贤多次请求禁止，英宗无奈只得告诫门达收敛一下，而门达恃宠益骄。李贤乘机再次陈述门达的罪过，英宗又召见门达以训诫。由此，门达暗暗地恨李贤多管闲事。门达反而到英宗处，告李贤收纳贿赂等等，引起英宗对李贤的怀疑，说：“罢除李贤，行事专用彭时。”有人传给了彭时，彭时听后，急切地说：“李公有经国救济之才，怎可免除不用了?”因此，他极力提高李贤的地位，并宣称：“李贤去，彭时也不能独自留下。”英宗知彭时心后，才理解了李贤。

天顺八年，英宗病危，口授遗诏，要定后妃的名分，并且特别规定了不要以妃嫔殉葬等4件事。明代至英宗，每代天子驾崩都有宫妃殉葬，多者数十人，而英宗特别在遗诏中废除了殉葬，怕是他在位以来的唯一一件大好事了。彭时读诏后，伤感地流下了眼泪，当宦官回报给英宗时，英宗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宪宗朱见深即位(1465)，下诏让大臣讨论给两宫上尊号的事，宦官夏时据周贵妃的密旨，声称钱太后长期有病，不应当称为太后。而周贵妃是宪宗的生身之母，应该只给她上尊号。李贤说：“先帝遗诏已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原来，英宗被瓦剌俘后，钱后倾自己的私钱解救。英宗怜悯她家势孤单，欲封其家，钱后都不同意，深深地感动了英宗，所以，在英宗病危时，立遗诏曰：“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当时，李贤记了下来，所以，李贤反对只给周贵妃上尊号。彭时也力争说：“李公所言极是。朝廷所以让天下人信服，在于正纲常。如不是这样，就有损于圣德，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了。”不久，宦官又传周贵妃旨说：“儿子当皇帝，母亲应当为太后，怎能有无儿子却称太后的人呢?宣德年间也有故事：宣宗的皇后是胡氏，英宗是孙贵妃养大的，英宗即位后，尊孙氏为皇太后。”李贤听此言，脸色大变，给彭时递眼色。彭时装作没看见，继续力争：“今天的事和宣德时不同。胡皇后上表要让位，退处别宫，所以在正统初年没有加尊号。今天，两宫名分本来由先帝定好了，怎么能与宣德时相比呢?”宦官立即说道：“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不起草钱氏的让位表呢?”彭时反驳道：“先帝在时未曾起草实行，如今谁敢起草?如果为人之臣阿谀顺从，就是万世的罪人!”宦官听此，厉声威胁彭时，而彭时却淡然冷笑，拱手向天道：“大祖太宗神灵在上，谁敢有二心。钱皇后无子，有什么利害而与之相争呢?臣义不忍沉默，只想保全主上的圣德。如推大孝之心，那么两宫应同时并尊称太后为宜。”李贤也极力称善，关于两宫上尊号的事也就这样定下来了。等到要册封尊号时，彭时又建议：“两宫同称不应有区别，而钱太后应加两个字，以便于称呼。”于是，尊称钱太后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为皇太后。事过之后的一天，宦官覃包到内阁说：“皇上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但是迫于周太后，而不敢自作主张，要不是李、彭二公力争，几乎误了国家大事。”当讨论上尊号时，阁臣陈文默在场，但没讲一句话。现在听了覃包的口旨，甚感愧疚。大礼完毕后，彭时调到吏部当了右侍郎，兼学士，同知经筵。

成化四年，慈懿太后驾崩。下诏商定其陵墓所在。彭时说：“慈懿太后作配先帝，是中宫中的正位，陛下尊她为太后，下诏示天下。先帝全夫妇之伦，陛下尽母子之爱，于义俱得。如今慈懿太后的梓棺应当合葬于英宗的裕陵，其神主当祔庙，此为不易之礼。近来多次听说要另外卜占葬地，臣等实在是既怀疑又惧怕。私下认为皇上所以犹豫不决，一定因为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应当同先帝同陵，自己怀疑两位太后同配先帝，不是祖宗的规定。考之于古，汉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附主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刘太后仍附主于宋皇帝的祖庙——太庙。如今若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那么就背离了前代之美德，而贻讥于后世。”阁臣商辂也说：“如不附葬先帝，就有损于圣德。”礼部左侍郎刘定之说道：“孝从义，不从命。”宪宗沉默了许久才说：“不从命，怎得为孝呢?”宪宗的犹豫不决，使彭时感到有责任劝说到底。连着几天朝廷大臣反复劝谏，宪宗皇帝都没有定下决心。于是彭时与文武百官一起跪在文华门外哭泣，请求宪宗纳谏。宪宗听到宦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廷臣们会来这么一手，于是他急忙下令叫群臣退下。但是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他们怎么能白跪一场呢?群臣纷纷叩头，声称不得皇帝的圣旨同意他们的请求，不敢退下。自上午9点至下午5点，群臣一直不肯离去。宪宗、周太后被他们感动了，允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群臣高呼“吾皇万岁!”方算结束了这场讨论。

就在这年的秋天，彗星屡次出现，一种不祥的征兆引起了朝臣们的议论。原来，宪宗皇帝专宠万贵妃，万贵妃无子，而万贵妃又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她4岁入掖廷，作孙太后的宫女，长大后，就在东宫侍奉宪宗。宪宗16岁即位，而万贵妃已是35岁了。她非常善于迎合宪宗的心意，进谗言废除了吴皇后，六宫女子很少见到龙颜。成化二年正月，她生了一个儿子，不曾想没满月，孩子就夭折了。但也是因她生子的原因，宪宗封她为贵妃。从此后，她就没有妊娠过。而其他宫女若有妊娠，她却想办法打掉孩子。所以，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已摆到面前了。到成化四年，万贵妃已是40岁的人了，所以，朝廷难免担忧、议论，加上彗星多次出现，所以，彭时上言：“外廷大政本应放在首位，但宫中的接班人更为重要。俗语道‘子出多母’。今嫔嫱众多，但却没有生男孩的征兆。一定是陛下宠爱有专，而专宠的人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原故。希望陛下均平恩爱，为社稷着想”。宪宗却说：“这是我的家内事，朕自有主张。”没有听从彭时的正确意见。

九月，给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9人请罢商辂及礼部尚书姚夔，下狱，杖责之。所以，彭时上言：“大臣黜陟，应断于圣上的心意，或者召集群臣一起商议。但是不能全部委托给臣下，使君权旁落。”宪宗虽不能听从彭时的建议，可心里却称赞他的忠心。

接着，又发生了满俊(满四)的叛乱，满俊是生活在甘肃的少数民族，其祖先在洪武初年，率所部归明，被封为千户，过着游牧生活，满俊平素就十分强悍，而且藏匿奸贼。正碰上有关案件牵连着满俊，所以，政府派人到他家捕人，这激起了他的叛乱，据石城(在甘肃固原西北)抗击官军，明军屡次败在他的手下，所以朝廷不得已派都御史项忠去征讨满俊。到石城后，前锋部队屡屡失败。朝廷下令命抚宁侯朱永率京军支援。而朱永又不愿去远征，就邀请各大臣为他说好话。彭时厌恶他铺张浪费搞歪风邪气，又估计到京军不去也能取胜，暂且不令整装待命。宪宗派宦官怀恩、黄赐与兵部尚书白圭、程信等到内阁商议对策。彭时说：“贼四处攻掠，其锋不可抵挡。眼下入石城自保，我军围困得很严，这时困兽容易被擒获。”程信说：“你怎么知道项忠会不乘机退兵呢?”彭时答：“大局已定下，为什么要自退?请问今日出兵，何时才能到达?”程信说：“明年春天。”彭时说：“如果是这样，也无济于事。此事成败，今冬便可见分晓。”程信忿恨其言，威胁说：“项忠若败，一定要斩那么俩个人，然后再出兵。”别人一听都替彭时捏了一把汗。有人问彭时何以见得今冬定分晓，他说：“看项忠的疏文，便知道他有能力。如果听说另外再派禁军，就会退避不敢承担重任，那么就不知胜负了。”当时，只有商辂认为彭时的意见是正确的。到了冬天，项忠果然平息了叛乱，人们才大大地佩服彭时的高见。也在这年冬天，彭时改任吏部尚书。

成化五年，彭时得病，在家休假，过了三个月，宪宗皇帝下令催促他赴内阁视事，免除他的早朝。这年冬天，没下雪。于是彭时上疏言：“光禄寺采办，各城门抽分，百姓不堪其搜刮。而献珍珠宝石的人，加倍地提高要价，侵吞府藏。乞请革除这些弊端，以救济百姓。”宪宗下诏赞扬了他的建议。当时，京城附近、山东、河南出现了大旱。彭时上疏请免除夏税和盐钞以及太仆寺征收的马。又京城米价上涨，彭时请求开仓储50万石米来稳定米价。宪宗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彭时因是旧臣被皇上倚重，遇事争执不曾躲避。而当时，宪宗怠于政事，崇信佛教，整日求长生不老，很少接见大臣。内阁首辅大臣万安又是个阿谀奉承、结交宦官和外戚贵族的人，见了一次皇帝不知陈述政事，只知呼万岁，故为时人讥笑为“万岁内阁。”在这种上下壅隔，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彭时不得志，十分忧虑。

成化七年，他旧病复发，上疏乞请退休。宪宗下诏安慰，不予允准。这年冬天，彗星又出现。彭时上疏言政本7件大事：一、不要迷惑于佛事，浪费金钱。二、传旨本门委任司礼监(太监的衙门)，不要他人插手，为防伪诈。三、召见大臣商议政事。四、近幸赐予的太多，工匠冒官无纪，而重囚死徒者，法不蔽罪，应该戒除淫刑僭赏。五、陛下应虚怀纳谏，不要厌恶耿直的人。六、严戒廷臣不要阿谀奉承，凡政令失当，应直言论奏。七、清理牧马草地，减退权贵豪势的庄田。这7条都切中了时弊，但却没有实施。

宁晋伯刘聚，替他的养父太监刘永诚请求，封谥号，并乞请祠额。刘永诚在英宗复辟时，曾率兵参与了政变，所以，封其子聚为宁晋伯。礼部根据以往的规定，拒绝了他的要求。而皇帝却特别赐额曰“褒功”。下令内阁草拟封谥。彭时等人上言：“如果答应了此事，将来守边的宦官都借此来陈请乞求封谥，这是变祖宗之法开始于今日。”有人提出宋代宦官童贯曾被封王，彭时说：“童贯封王是在宋徽宗末年，怎么会是盛世发生的事呢?”经过他的力争，才算停止了此事。

彭时每每因灾变上言;有的留中不发，有的下所司，大部分都被搁置一边，因此，他悒悒不得志，感到十分苦闷。5年以后，他7次休假，宪宗派太医探视他，多次派内臣(太监)去赏赐他。成化十一年正月，以年资威望进封少保。仅过一个月，他便病逝了，享年60岁。赠太师，谥号为“文宪”。

彭时在朝30年，孜孜不倦地工作，持正存大体，在家从未和子弟谈论政事，有所论荐，也不使其他人知道。退朝而居无惰容，服御节俭，无声乐之好，非义不取，故时人称他有古代大臣的风尚。

周宗建

周宗建（1582年～1627年），字季侯，号来玉。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明末天启年间东林党人之一，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追谥其为忠毅。撰《老子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禁毁。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尚书用曾孙也。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武康知县，调繁仁和，有异政，入为御史。

天启元年，为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亓诗教、赵兴邦乱政罪，并诋李三才、王图。时辽事方棘，上疏责备辅臣。无何，沈阳破，宗建责当事大臣益急，因请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已，论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当信奸人刘保，辅臣刘一燝不当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杨镐、李如桢，宗建为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论数与东林左。会是岁冬，奉圣夫人客氏既出宫复入，宗建首抗疏极谏，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王圣、朱娥、陆令萱之覆辙，可为殷鉴。”忤旨，诘责。清议由此重之。

明年，广宁失。廷臣多庇王化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为剖两人罪案，颇右廷弼，诸庇化贞者乃深疾宗建。京师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谓阴盛阳衰之征，历陈四事：一专讥大学士沈纮；一请宽建言废黜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当因此罗织朝士，阴刺兵部尚书张鹤鸣、给事中郭巩；一则专攻魏进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窔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构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进忠者，魏忠贤故名也。时方结客氏为对食，廷臣多阴附之，其势渐炽，见宗建疏，衔次骨，未发也。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不从。巡视光禄，与给事中罗尚忠力剔奸弊，节省为多。寻请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诘责。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悦。

给事中郭巩者，先以劾廷弼被谪。廷弼败，复官，遂深结进忠。知进忠最恶宗建，乃疏诋廷弼，因诋朝廷之荐廷弼者，而宗建与焉。其锋锐甚，南京御史涂世业和之，诋宗建误廷弼，且误封疆。宗建愤，疏驳世业，语侵巩，抉其结纳忠贤事。巩亦愤，上疏数千言，诋宗建益力，并及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辈数十人，悉指为廷弼逆党。宗建益愤，抗疏力驳其谬，且曰：“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皆坏封疆之人也；亓诗教力主催战，赵兴邦贿卖边臣，皆误封疆之人也；其他荐维翰、荐镐、荐应泰、化贞者，亦误封疆之人也。巩胡不一击之，而独苛求廷弼，且诋荐廷弼者为逆党哉？”当是时，忠贤势益盛。宗建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贤，略言：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阱陷之。

巩又因臣论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异处，肉饱乌鸢，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惨也。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公灭理，且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辈，谓尽安党。请陛下穷究安死果出何人倾害，则此事即进忠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即此可为证据矣。

先朝汪直、刘瑾，虽皆枭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非久即败。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斥矣，邹元标、冯从吾罢矣，文震孟、郑鄤逐矣，近且扼孙慎行、盛以弘，而绝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举朝各爱一死，无敢明犯其锋者。臣若尚顾微躯，不为入告，将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辈为典兵示威，而又有巩辈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进忠益怒。率刘朝等环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奏益侃直。进忠议廷杖之，阁臣力争，乃止，夺俸。

会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进忠、巩，巩复力诋诸人。诏下诸疏平议，廷臣为两解之。乃严旨切责，夺巩、宗建俸三月。是时，刘朝典内操，遂谋行边。廷臣微闻之，莫敢言。宗建曰：“巩自谓未尝通内，今诚能出片纸遏朝，吾请为洗交结之名。”巩噤不敢发。宗建乃抗疏极谏，历陈三不可、九害。会朝与进忠有隙，事亦中寝。其冬出按湖广，以忧归。

五年三月，大学士冯铨衔御史张慎言尝论己，属其门生曹钦程诬劾，而以宗建为首，并及李应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明年以所司具狱缓，遣缇骑逮治。俄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毒讯。许显纯厉声骂曰：“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竟坐纳廷弼贿万三千，毙之狱。

宗建既死，征赃益急。其所亲副使蒋英代之输，亦坐削籍。忠贤败，诏赠宗建太仆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裴休

裴休（791年—864年），字公美,行二十。孟州济源(今属河南)人。少隐居,长庆中,擢进士第。大和二年,复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累迁右补阙、中书舍人。会昌元年,出为江西观察使,转湖南、宣歙两镇。大中四年,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改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转兵部侍郎,领使如故。六年,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休能理财,立新法治理漕运,典使三年,漕米由江淮至渭河仓者徒增。又立税茶法十二条,人以为便。十年,罢为宣武军节度使,旋封河东县子。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镇节度使。咸通五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尉。休长于书翰,尤精释典。《宣和书谱》称其“作行书尤有体法”、“字势奇绝”。曾与义兴僧讲求佛理,演绎附著数万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其与苏景胤等人所撰《穆宗实录》二○卷,今已佚。《全唐诗》卷五六三录存其诗二首。《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一二补其诗一首,《续补遗》卷七又补二首及断句。《续拾》卷三○亦补三首及断句。《全唐文》卷七四三收其文九篇。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八二本传、卢肇《宣州新兴寺碑铭并序》、《唐摭言》卷一○、《宣和书谱》卷九、《唐诗纪事》卷四八。

张山雷

张山雷(1873～1934)，清末医家。字寿颐。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诸生。因母病弃举业习医,曾从当地中医俞德琈、侯春林及上海黄醴泉学内科三年,后又至黄墙从疡科名医朱阆仙学,学识经验益臻精湛。尝协助朱氏举办黄墙中医学校。后该校中辍,即去沪行医,并在神州中医专门学校任教。1920年应聘任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教务主任。日间诊病授课,夜则编纂著述,为发扬祖国医学,培养中医人才,颇多贡献。治学严谨,对历代医家学术均有研究,尤服膺张士骧之理法清晰,用药简练,黄醴泉之证治巧妙,选药纯粹,兼轻、清、灵之长。因受当时西学影响,主张中西合参,吸收现代医学知识,丰富中医学内容。于临床各科造诣颇深,多有创见,自成一家言,并与张锡纯、张国华有“三张三达”之誉。内科中风证,崇尚真阴亏而内热生风论,治疗初用清热顺气开痰,继用培本,有中风八法论。外科辨证提倡从整体出发,注重内在因素,重视局部与脏腑气血关系,外证内治。儿科辨证重视食指三关脉纹诊断,注意色泽与形相合参,对小儿疳疾、腹痛、腹胀、发搐诸证尤有详究。于妇科经、带、崩漏及脉学、针灸、药物炮制等亦有研究。所撰讲义及著述颇富,有《体仁堂医药丛刊》十五种,包括《中风斠诠》三卷(1917年)、《本草正义》前集七卷、《难经汇注笺正》四卷(1919年)、《(张氏)藏府药式补正》三卷、《疡科纲要》(1917年)、《脉学正义》六卷(1931年)、《全体新论疏正》两卷、《湿温病医案平议》一卷、《病理学读本》两卷,以及尚未刊行之《古今医案平议》、《皇汉医学平议》和内科时病、杂病类著作。其著述能结合临床实际。弟子有汪仲清、蔡济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