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

聂豹（1487年——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生于公元1487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卒于公元1563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

聂豹于公元1516年(明武武宗正德十一年)考中举人。翌年，考中进士，任华亭县知县。在县三年，兴修水利，民复业者三千余户。公元1525年(明世宗嘉靖四年)，召入为监察御史。劾奏司礼太监张佐。巡按福建，奏罢镇守太监赵诚，及奏革市舶等，有能谏名。公元1530年(明世宗嘉靖九年)，出为苏州知府。次年，丁父忧。公元1534年(明世宗嘉靖十三年)，丁母忧，家居十年。

公元1541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年)，以荐起知平阳府，修关练卒，先事以待，敌至不敢入。公元1543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廷议以豹知兵，以大学士严嵩等荐，擢陕西按察司副使，备兵潼关。后因权臣夏言所恶，逮下诏狱，落职归。公元1550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秋，俺答犯京师，以礼部尚书徐阶荐，召为愈都御史巡抚顺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次年，转为左侍郎。再次年，升为兵部尚书。

公元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上防秋事宜，又请增筑京师外城。是年秋，俺答大入山西，俘总兵官李涞军，大掠二十日而去。总督苏佑反以大捷闻。为巡按御史毛鹏举发，章下兵部。豹言寇虽有所掠，而我师所获过当，陛下威灵所致，宜择吉祭告，论功行赏。豹因以功加太子少保。京师外城筑成，进太子少傅。南北屡奏捷，及类奏诸边功，豹率归功元佑，祭告行赏如初。豹亦进太子太保。据《明史》卷二〇二《聂豹传》载：“当是时，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划，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请设巡视福建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惮，降俸二级。顷之，竟以中旨罢，而用杨博代之。”后数年而卒，终年七十七岁。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赠少保，谥贞让。

聂豹的著作有《双江聂先生文集》十四卷，(卷十四为《困辨录》)。

聂豹在公元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夏，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在浙江会见王守仁。王守仁卒，豹闻讣为泣哭。公元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时，聂豹任苏州知府，时王守仁已卒四年。聂豹见钱德洪、王畿，以二人为证，具香案，进拜王守仁为师，称王氏门人。

聂豹的思想，源自王守仁，是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产生出来的。聂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辩难，心益服”[1]。他自己在说明其思想来历时说道：

某不自度，妄意此学四十余年，一本先师之教而细绎之，《节要录》备之矣。已乃参之《易传》、《学庸》，参之周、程、廷平、晦翁、白沙之学，若有获于我心，遂信而不疑。[2]

就是说，聂豹在与王守仁讲论“良知之说”后，对此学信而不疑。他认定“良知之学”是孟子以来的“真纯湛一”之学，“是王门相传指诀”，故他推崇至极、坚信不疑。所以说：

问：“良知之学何如?”曰：“此是王门相传指诀。先师以世之学者，率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圣人，以有所不知不能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从多学而识，考索记诵上钻研，劳苦缠绊，耽搁了天下无限好资质的人，乃谓‘良知自知致而养之，不待学虑，千变万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谓不学不虑，爱亲敬长，盖指良知之发用流行，切近精实处。……故致良知者，只养这个纯一未发的本体。本体复则万物备，所谓立天下之大本。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此是《传习录》中正法眼藏，而误以知觉为良知，无故为霸学张一赤帜，与边见外修何异?而自畔其师说远矣!”[3]

可见，聂豹对王守仁的“良知之学”是多么推尊、服膺，后世学者认为“豹之学出于姚江”[4]，这是有道理的。

聂豹的思想出于王守仁这是无疑的，然而其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而惩王畿所谈的“现成良知”之失，并提出他的“归寂”说，故《明史》卷二〇二《聂豹传》说其学“于王守仁说颇有异同”，即指此而言。

聂豹的“归寂”说提出后，便遭到其王学同门的群起非难，指责他“背乎师门”。对此，黄宗羲记之甚详、评论颇当。黄宗羲说：

先生之学，狱中间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出，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时同门为良知之学者，以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盖发而未尝发，故未发之功却在发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后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说者有三：其一谓“道不可须臾离也”，今曰“动处无功”，是离之也。其一谓“道无分于动静也”，今曰“功夫只是主静”，是二之也。其一谓“心事合一，心体事而无不在”，今曰“感应流行，著不得力”，是脱略事为，类于禅悟也。王龙谿、黄洛村、陈明水、邹东廓、刘两奉各致难端，先生一一申之。惟罗念庵深相契合，谓“双江所言，真是霹雷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一两丰晚乃言之曰：“双江之言是也。”……阳明自江右以后，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然坐澄心为学的，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有未发之中，始能有中节之和，其后学者有喜静厌动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则犹之乎前说也。先生亦何背乎师门?乃当时群起而难之哉![5]

聂豹的“归寂”说是在他被捕入狱期间提出的，其时在嘉靖二十五年，他已年逾六旬，这与他“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有所变化，即由早年坚信王学的“良知之说”，到后期转变为对王学“颇有异同”。

其实聂豹的“归寂”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并没有根本区别和分歧。聂豹为学始终是“一本先师之教”的。如果说聂豹的“归寂”说与王守仁的思想“颇有异同”的话，亦只是在“致良知”的方法、途径上有异。即王门为良知之学者，认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道无分于动静”，“心事合一”;聂豹的“归寂”说，是外事以求心，舍动以求静，离已发以求未发，从“寂静”、“未发”中体悟“良知”。因此，遭到同门王畿、黄宏纲、陈九川、邹守益、刘文敏的非难，被他们视为“脱略事为，类于禅悟”。不过罗洪先则赞同其说，“深相契合”，认为“是霹雷手段”。

关于聂豹“归寂”的思想渊源，则为周、程、李、朱的主静说。他说：

夫学虽静也，静对动而言。“无欲故静”四字，乃濂溪所自著。无欲然后能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天地之心也。只此便是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然岂初学之士，可一蹴能至哉?其功必始于静坐。静坐久然后气定，气定而后见天地之心，见天地之心而后可以语学。即平旦之好恶而观之，则原委自见。故学以主静焉，至矣。戒慎不靓，恐惧不闻，观之谓也。观之而反纷扰云者，非观之罪，不善观之罪也。矜挎欲速，二三杂为，是求静而反动矣。是故静坐之叹，伊川为学者开方便法门。未发气象，廷平为学者点本来面目。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则法天之全功，非天下之至静，其孰能与于此。濂溪手授二程。吾道南矣，龟山(杨时)岂逃禅哉?默坐澄心，体验天理，延平殆庶几乎?然此与前养心之论，却是一致。透得此关过，便有回进处。[6]

说明其学说的思想来源是宋代理学家的主静说。在明代，聂豹则称赞、吸取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他在刻《白沙先生绪言·序》中说：

予尝与士友谭学，言必称白沙先生，并歌咏其诗以自娱，叹曰：“此周、程之坠绪也。”[7]

陈献章主张静坐，以为静坐久之，则见心之本体，这个思想给聂豹以重要影响，并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

聂豹以“良知本寂”作为其“归寂”说的基本要旨和理论根基。他说：

窃谓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心主乎内，应于外而后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应者为心，而遂求心于外也。故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判，而天下之能事毕矣。譬鉴悬于此，而物来自照，钟之在箎，而扣无不应。此谓无内外动静先后，而一之者也。是非愚之见也，先师之见也。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又云：“祛除思虑，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寂然不动，便是廓然大公，自然发而中节，自然慈而遂通，自然物来物应。”……又云：“一是树之根本，贯是树之萌芽。体用一原，体立而用自生。”[8]

聂豹认为“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如此“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判”。这就是说，“寂静”可以体悟一切，应付一切。他的“归寂”说，即是周、程以来的主静说和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说的翻版。

聂豹的“良知本寂”和“良知自发”之说，是以“良知”为“本原之地”，“不睹不闻之寂体”而展开论述的。他说：

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闻之寂体也。不睹不闻之寂体，若因感应变化而后有，即感应变化而致之可也。实则所以主宰乎感应变化，而感应变化乃吾寂体之标末耳。[9]

“寂体”是“不睹不闻”的“本原之地”而“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中，常存此体，便是戒惧。”[10]聂豹认为，分寂感，分内外，分已发未发，而主于寂，主于内，主于未发的修养，便是良知之旨。而王门中多数人反对聂豹的观点，其中以王畿反对最力。故王畿与聂豹展开了论争，有《致知要略》，各载各人集中。王畿说：

良知者，本心自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知识则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于多学亿中之助，而已入于后天矣。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未应非先，已应非后。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内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此是千圣斩关第一义，所谓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若良知之前，别求未发，即是二乘沉空之学;良知之外，别有已发，即是世儒依识之学。或摄感以归寂，或缘寂以起感，受病虽不同，其为未得良知之旨则一而已。[11]

王畿认为，“良知”是不分前后、内外、寂感、已发未发的“浑然一体者”，聂豹的有分，便是不合良知之义，未得良知之旨。对王畿的非难，聂豹的回答是：

先天之学，即养于未发之豫。豫则命由我立，道由我出，万物皆备于我?……：良知是未发之中，先生(指王守仁)尝有是言，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一个心体，则用在其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寂性之体，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内，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内乎?抑岂内外之间，别有一片地界可安顿之乎?窃尝譬之，心犹兵器之铣刨也。响声之激射，发也。引线之火，感也。硝磺之内，蕴未发之寂也。今徒知激射之利足以威敌，而忘其有事于硝磺之具，则铣为哑器，可覆有相继之声乎?其曰即寂而感在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论见成，似也。……《易》言内外，《中庸》亦言内外，今曰无内外。《易》言先后，《大学》亦言先后，今曰无先后。是皆以统体而言功夫，如以百尺一贯论种树，而不原枝叶之硕茂，由于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于培灌之积累。此鄙人内外先后之说也。《定性书》尝有无内外之言，盖因张子疑外物为定性之累，而欲绝去外物以求定，故云然也。而要其蹄于定之一字。先生曰：“定是未发之中，即有发而中节之和。体用一原，是之谓浑然一体者也。”今曰：“良知之前无未发，良知之外无已发”，似是混沌未判之前语。设曰良知之前无性，良知之外无情，即谓良知之前与外无心，语虽立而意则舛矣。孰为沉空，孰为依识，无难辩者。尊兄高明过人，自来论学，只从混沌初生无所污坏者而言，而以见在为具足，不犯做手为妙悟，以此自娱可也，恐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12]

聂豹认为，王畿的“良知”不分寂感、前后、内外、未发已发的说法，“是混沌未判之前语”，“以见在为具足，不犯手做为妙悟”，这不过是“以此自娱”而已，却不是常人所能及之学。他主张良知之前应有一段静、定、寂的功夫，即未发之中以求之。他既宗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又欲“为学者立法，当更下一转语”，所以便求之于宋儒的静定方法。然而他又跳不出王守仁的心学藩篱，于是便从内省经验和客观外物去寻求知识了。他说：

今之讲良知之学者，其说有二：一曰，良知者，知觉而已，除却知觉，别无良知。因其知之所及而致之，则知致矣。是谓无寂感，无内外，无先役，而浑然一体者也。一曰，良知者，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致知者，惟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而知无不良也。[13]

很显然聂豹是主张后一种良知说的，他提出“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良知作为“寂然不动”的本体，是无所不知的，良知感于物而后知，这是良知的发用。所谓“致知”，是致吾心虚灵寂静本体之知，心体发用感而遂通天下之物，这便是“格物”。聂豹说：

致良知，致其寂体之知，养其虚灵一物，不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格物也。[14]

夫致知者，充满吾心虚灵本体之量，使之寂然不动，儒与释一也。而吾儒之致知乃在格物，而释氏以事物之感应，皆吾寂体之幻妄，一切断除而绝灭之，比之儒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毫厘千里矣。盖惑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格物，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致知譬之磨镜，格物，镜之照也，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物无遁形，谓非通天下之故耶![15]

聂豹的“归寂”说，以守寂为致知，以感通天下之故为格物，与佛教的“虚寂”说不同。他说：

佛氏以虚寂为性，亦以觉为性，又有皇觉、正觉、圆学、觉明、明觉之异。佛学养觉而啬于用，时儒用觉而失所养，此又是其大异处。[16]

夫禅之异于儒者，以感应为尘烦，切一断除而寂减之，今乃归友以通天下之感，致虚以立天下之有，主静以该天下之动，又何嫌于禅哉![17]

他认为儒、佛之异是：佛教“以感应为尘烦”，“一切断除而绝灭之”，故以“寂灭”为旨归，要“寂灭”，就要排除一切“尘烦”，“废感”以“归寂”;儒家的“归寂”是“通感”而“明体”，是有体有用的。聂豹的“归寂”是有体又有用的，佛教的“虚寂”是有体而无用的。但他又认为佛教的养寂、养觉的方法，亦有可取之处，在这里其方法又和佛教的方法相同了。

在“格物致知”说上，聂豹不同意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即物穷理”说，而赞同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他认为这是王学的共同思想。他说：

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此圣学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多见多闻之学也。欲学圣教者，当从前说。欲由闻见入者，当从后一说。是在学者定其志耳。[18]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已非《大学》格物本旨。但今之学者志在广闻见，故力主此说而不破，而至以一物不知为深耻、终身弊考索，而于身心一无所得者，往往有之。贤有志于圣学，但当究意于精察此心之天理，以充满吾良知本体之量，则低昂屡变，泛应无穷，自有天则，以臻夫格物之妙。非为两可之说，以故多门也。[19]

在聂豹看来，一物一物格，即物以穷理的方法，是多闻见之学，这种格物致知方法，是“终身弊考索”，最终则是“于身心一无所得”，即不能精察心之天理和认识良知本体，故不是圣学之方。只有“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才是圣贤之学。

不过，应当看到，聂豹虽主张“致良知”，重视向内的修养功夫，但他并非认为良知是完满无缺、现成具足、不需修养的，而是主张充养良知的。他说：

今人不知养良知，但知用良知，故以见在为具足，无怪也。半路修行，卒成鬼仙。[20]

关于如何去养良知，当然还是他的“使之寂然不动”，以静澄心、不为意欲所动了。聂豹说：

愚夫愚妇之知，未动于意欲之时，与圣人同，是也。则夫致知之功，要在于意欲之不动，非以周乎物而不过之为致也。“镜悬于此，而物来自照，则所照者广。若执镜随物以鉴其形，所照几何?”廷平此喻，未为无见。致知如磨镜，格物如镜之照，谬谓格物无功夫者以此。[21]

他以意欲不动为致知之功，意欲不动则心体不为，本自清明，于此则物来而无所不照，无所不见。

聂豹认为，静养本心，敬以持之，常存不失，永不歇息，经过“静养一段功夫，更无歇手处，静此养，动亦此养”，最终达到“动静无心，内外两忘，不见有炯然之体，此是静养功夫到熟处”。这便是修养到家了。

聂豹的修养说自然是出自王守仁学说，并采用周敦颐、程颐以来而至陈献章的功夫了。他的主静、主敬说，显然是渊源于周、程的修养论了。有人问他：“周子言静，而程子多言敬，有以异乎?”他的回答是：

均之为寡欲也。周曰“无欲故静”，程曰“主一之谓敬”。一者，无欲也。然由无欲入者，有所持循，久则内外齐庄，自无不静。若入头处便主静，惟上根者能之。盖天资明健，合下便见本体，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厌弃事物，赚入别样蹊径。是在学者顾其天资力量而慎择所由也。近世学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静为禅学，主敬为迂学，哀哉![22]

聂豹的“归寂”说，是将周敦颐的“主静”说和程颐的“主敬”都视为“无欲”而融为一体，最终达到认识本体，故对二者都持肯定态度，予以采纳。所以我们说，聂豹的“主静”、“归寂”说，是受宋以来的“主静无欲”、“主一持敬”说的影响而形成的。

洪业

洪业（1893年10月27日—1980年12月22日），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鹿芩，号煨莲。肄业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3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俄亥俄韦斯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分别获文学士、文硕士、神学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执教于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达二十三年之久。他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是国内最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索引的学术机构，先后编成出版的经、史、子、集各种引得达六十余种、八十余册。1928年他曾兼任过历史系主任与大学图书馆馆长。1946年春应聘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1947年春又被聘为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半年。1947年至1948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从1948年秋起至1963年夏退休为止，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晚年鳏居，但仍著书不辍。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二十余年，先后编纂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册，并采撰序言。其中尤以“堪靠灯”式引得最为便利学人。有藏书二、三万册，其中有不少罕见的中外图书，1980年全部捐赠中央民族学院，并以珍藏手校明初蜀藩刻本《史通》四册与明万历间张之象刻本《史通》四册(清道光末唐翰题校)捐赠北京图书馆。著有《蒙古秘史源流考》、《引得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洪业论学集》等。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鄞县洞桥乡沙港口村人，生于县城月湖西桂井巷。14岁补博士弟子员，16岁应乡试，从刘源父学，继至数家私人藏书楼披阅秘本及古碑，复与名士交游，学识渐博。清雍正八年(1730)入京师，上书侍郎、古文大家方苞，对方所著《丧礼或问》提出不同见解，方惊异，声誉渐著。十年中顺天乡试，内阁学士李绂阅其卷，赞为王应麟、黄震之后又一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入庶常馆，授翰林院庶吉士。通过李绂借读内阁所藏《永乐大典》，日尽20卷，凡欲见未见的珍籍佚本，俱予抄录，开清代辑佚学先河。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交恶，移怒于他，次年散馆时置于最下等，归班以知县候选，遂绝意仕途，归里读书著述。家境渐贫，竟至三餐难继，然好学依旧，清廉不改。广收遗闻，以表彰忠义为己任，著作日富。又重登天一阁，检点金石碑帖，编为《天一阁碑目》。七年，与同县蒋拭之等成立“真率社”，赋诗唱和。十三年应聘至绍兴主讲蕺山书院，后因郡守失礼，拂然辞归，复专意著述。贫病继迫，为学益力。十六年往广东主端溪书院讲席，次年因病归里。十九年寓居扬州，病中仍校著不辍。冬返里。次年，子昭德病夭，悲恸至极卒。家人售双韭山房藏书万卷，获银200两始予安葬。墓在南郊王家桥畔，今存，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影响，研治宋末及南明史事最精，并留心乡邦文献。所著《鲒埼亭集》、《鲒埼亭集外编》，收明清际碑传，富史料价值。以10年功夫续成黄宗羲《宋元学案》，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另著有《经史问答》、《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等。尤有功于宁波地方文献，搜求、抄录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志》。雍正时修《浙江通志》，值他旅京，遣使至甬发家藏历代宁波方志送志局供用。又续选《甬上耆旧诗》，编《句余唱和集》，撰《句余土音》等。

奥勒留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121年4月26日—180年3月17日）。罗马皇帝。晚期斯多亚学派代表之一。哲学上,深受爱比克泰德和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制定神学、伦理学、国家学说相结合的体系。同以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原子唯物论相对立,宣扬神学目的论,认为神圣的天命囊括万物,它以最完美和最仁慈的方式安排万物。神既直接关心个人,又通过自然的相互联系来关心个人。神性的灵魂(精神)渗透万物,世界的本体是一个,灵魂也只是一个。灵魂在自身中拥有万物的胚芽。整个世界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有生命的整体,其组成部分是通过一种内在的结合力维系下来的,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最好、最合理、最恰当的目的来调节的。坏的东西是为好的东西创造出来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为合理的东西创造出来的。神的主要启示就是人的灵魂本身,人的灵魂是神的一部分和流溢物,因此,人和神是血缘相通的,万物来源于神,又复归于神。宣扬悲观厌世的人生观,认为万物处于无常的流逝、变易、没落的循环中,因此毋需以此来妨碍心灵的平静,对生活感到厌倦,以致希望死去。虽然,人生是极其渺小的,延续生命是毫无价值的,但即使这样,仍然要遵循本性(自然)走完人生的旅程。人的一切都是由神决定的,而神的决定永远是恰当的、深谋远虑的。人应该使自己从属于整个宇宙的进程。没有神的意志,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一切是不会发生的,正因为这样,人除了服从整体的法则、崇敬神以外,没有更高的任务。在道德伦理上,认为好人的特征就在于承受命运所降临的一切,不玷污神圣的天赋,并以一种平静谦和的精神坚决服从于神。在国家学说上,这个“王座上的哲学家”,出于帝国利益的考虑,把他的世界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在神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倡一个宇宙、一个神、一个国家、一种法律,认为人们由此汲取理智、理性的能力以及法律的禀赋。继承塞涅卡的传统,提出现实的罗马国家和理想的宇宙国家两种国家学说,认为它们都是遵循善建立起来的。并把世俗的君主政制和民主政制等同起来。主要著作有《自省录》(亦译《沉思录》)。

马里奥·普佐

马里奥·普佐（mariopuzo，1920年10月15日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1999年7月2日卒于纽约州湾岸市），美国小说家和编剧，他在《教父》（1969年）中虚构了一个黑手党家族--科莱昂斯家族，该书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在全球售出约2100万册，催生了三部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电影，并使书中人物成为当代美国的文化神话。

普佐在纽约的地狱厨房长大，父亲离家出走后，他辍学去找工作。他成为了一名铁路办事员，但早已怀有作家梦。二战期间在德国服完兵役后，他回到纽约，在新社会研究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担任公务员期间，普佐开始为男性杂志撰写纸浆故事。他的前两部小说《黑暗竞技场》（TheDarkArena，1955年）和《幸运的朝圣者》（TheFortunatePilgrim，1964年）获得好评，但买者寥寥。

就在那时，普佐决定写一些能让他赚够钱养家糊口的作品。虽然他个人对有组织犯罪并不了解，但深入的研究为他提供了所需的细节，《教父》描写了家族的紧密联系以及犯罪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普佐与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合作完成了《教父》（1972年）及其两部续集（1974年和1990年）的剧本。前两部获得了九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剧本奖。

普佐还参与了前两部电影《超人》（1978年和1980年）和《棉花俱乐部》（1984年）的剧本创作。他的其他小说包括《傻瓜去死》（1978年）、《西西里人》（1984年；1987年拍成电影）和《最后的唐人》（1996年；1997年拍成电视连续剧）。普佐的最后一部作品《Omerta》于2000年在死后出版；他认为该书与《教父》和《最后的唐人》同属他的黑手党三部曲。

阿底峡

阿底峡【Atisa】（982~1054)，印度佛教中观派论师。原名“月藏”，法名燃灯吉祥智(Dipa.mkara′ srijñãna)。据藏文史书记载是萨护罗(今孟加拉国达卡)国王子，年轻时出宫削发为僧，拜师学习一切佛教经典，特别精通五明学，曾任印度那烂陀寺和超行(岩)寺住持。宋宝元元年(1038年)应西藏阿里王绛曲沃的邀请来到西藏传授佛典和医学。1045年，阿底峡准备经尼泊尔返回印度之际，正值仲敦巴到达布让请求阿底峡留在西藏传教，并向他介绍了当时拉萨、山南等地各大寺院的佛教情况。阿底峡听后改变返回印度的主意，决心本着弘扬佛法的心愿，决定前往拉萨，于1054年逝世，前后在西藏各地传教达9年之久。其间到过桑耶、拉萨、益域、聂当等地区的著名寺院进行招徒讲经，弟子不可计数。其中较有名的有仲敦巴、俄·雷必喜饶、格敦、尊泽雍仲等。

阿底峡在西藏不仅传授中观论师的著作，而且讲授瑜伽唯识师的论著，其中以噶当六论即《大乘庄严经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集法句经》，以及慈氏五论和他自己的著作《菩提道炬论》等为主。《菩提道炬论》是阿底峡针对西藏佛教情况而著，文中把僧人从初拜师学法达到修成佛果分成三类，即所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他认为下士道上的僧人不希求解脱世间的痛苦，只求个人利乐。要求修习佛法者必须广发心愿，皈依佛、法、僧三宝，提倡人们行善。当一个人进入高一级时，必须把戒、定、慧三字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成佛的境地。在未达到成佛之前，自己要具备菩萨之行为，常发菩提之心，实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等六波罗密多(即六度)，如此既能超度自己，又可帮助他人得到解脱。

另外，阿底峡认为修习佛法者，首先必须学习显教，然后修习密法，假若没有显教为基础，不可能进修密法。他的学说被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广泛传播，对藏传佛教影响很大。他除把梵文典籍译成藏文外，还著有《菩提道炬论》、《般若波罗蜜多略义明灯》、《入二谛论》、《一切经集略义》、《经集略义教授》、《忏悔仪轨》、《发菩提心及受菩提律仪仪轨次第》等。共百余种译著均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他传播的思想和学说，后来形成噶当派。宗喀巴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创立了格鲁派，传播到青海、内蒙等地。

周济

周济（1781年——1839年8月11日）清代词人、词论家。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止庵。荆溪(江苏宜兴)人。少能属文，常与包世臣议论经世之学。曾研习兵书，兼习击刺骑射。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官淮安府学教授。因与知府不合，称疾归，客居宝山、京口、扬州等地，后隐居金陵春水园，潜心著述。晚年复任淮安府学教授。

周济为常州词派理论家和代表作家。他论词继承、发展了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批评浙西词派以姜、张为宗、寄兴不高的弊病，主张词应与诗有同等地位，“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强调词不仅要寄托身世之感，还应具有忧国忧民之情(见《介存斋论词杂著》)，要求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同时，他除注意雅俗、情景等概念之外，还注意到意与境、气与骨、韵与味、郁勃与放旷、神理与迹象等词学现象。这些理论，对后世词学影响颇大。周济的词作多以写景咏物，寄托幽怨深挚的情思，但词意隐晦，难解其旨，有的甚至近于词谜。其中也有一些意境浑融的作品，如〔渡江云〕《杨花》，一改前人咏杨花时对杨花飘零遭际的悲叹，而以豪壮之语出之：“凭栏极目，荡春波，万种春情。”谭献说此词“怨断之中，豪宕不减”。再如〔蝶恋花〕咏柳絮：“柳絮年年三月暮，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从柳絮纷飞写起，最后落在滚滚东去的江河上，表现对春光流逝的惋惜，境界开阔，笔力峭拔，词意隐晦朦胧，别有一种魅力。他也能诗，但成就不及词。周济还能文。他的一些史论文章，颇多有识之言;而政论文章则多“书生之见，迂阔难行”(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13)。

著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晋略》等，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年1月19日-1849年10月7日）是美国作家、诗人、编辑和文学评论家。坡以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而闻名，尤其是他的神秘故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浪漫主义和美国文学的核心人物。坡是美国最早的短篇小说实践者之一，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类型的发明者，也是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的重要贡献者。

生于波士顿一个演员家庭。不到两岁时,生母去世,被人收养。1815年随养父母旅居英国,在英国五年学习期间,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才和对文学创作的志趣。1827年他只身到波士顿谋生,改名换姓参加了陆军,两年后进西点军校受训,后又设法退出军队。1827年在波士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铁木尔及其它诗歌》。1829年出版了《艾尔·阿拉夫·铁木尔及其他小诗》,1831年又出版了《诗集》。此外,他还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1835年他受雇于《南方文学使者》,继而到《格雷安》和《百老汇杂志》社工作。1836年与表妹克莱门斯结婚,他工作不固定,收入甚微,经常陷入经济困难之中。1848年,他的散文诗《我找到了》一书出版,作品总结了他对人和宇宙的最终认识和态度,探讨了宇宙的创始及其本质的命运。他认为在世界万物之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圣灵,“死”则是个人的灵魂与圣灵统一的过程。他本人认为该作品是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1849年10月7日逝世。爱伦·坡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和遭遇使他的浪漫主义更具有深度,而且有着特殊的艺术形式——一个梦魇接连不断发生的世界,而不是美国的锦绣山河和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往往将他人视为美好的事物当作“恶梦”。他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短篇小说上,他的一生写了70多部小说,其中20多篇被认为是美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哥特小说”,如《阿瑟古屋的倒塌》、《丽基亚》;“侦探小说”,如《矛戈街上的谋杀案》、《被盗信件》;“恐怖小说”,如《深渊的吊摆》、《红色死亡的假面舞会》等。爱伦·坡曾被人因嫉恨而歪曲、诽谤和诬蔑,今天,终于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被认为是美国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巢元方

巢元方，隋代医家,籍贯未详。隋大业间(605—617) 任太医博士、太医令。巢氏医疗经验丰富,大业五年 (609),主持运河工程的大总管麻叔谋,患风逆,关节疼痛,不能起坐。炀帝命巢元方前往宁陵 (今河南宁陵县) 诊治。元方诊为: “风入腠理,病在胸臆。” 处方用药末与羔羊蒸而食之,病即痊愈。又令以杏酪五味佐以羊肉,日食数枚,是疾逐不复发。巢氏对医学理论有很深造诣,奉诏与众名医共同研究病因,病理和证候,于大业六年(610) 撰成《诸病源候论》50卷,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巨著。对传染病、过敏性疾病、运动病、寄生虫病、各科杂病及外科手术等,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认识与描述。如认为传染病的病因,是外界一种有害物质“乖戾之气” 所致,是互相传染的,强调可以 “预服药” 物以防传染的思想。诊断肠道寄生虫病系由于饮食不洁而感染; 漆疮等过敏性疾病,与人的禀性素质有关。特别主张小儿护理和妇女怀孕时的保健,要向民间学习。指出 “田舍小儿,任其自然,皆得无横夭”; 妇女怀孕应适当做些劳动以使 “骨气强,胎养盛”。对王宫贵族娇生惯养小儿和贵妇人卧床养胎的旧习,提出了非议。书中所载肠吻合手术、大网膜切除及血管结扎术、死骨剔除术、创伤伤口缝合术,人工流产术等,均为我国外科史上的突出成就。有学者推断巢氏或是一位擅长外科医疗的专家。全书共分67门,列载证候1720条。诸证之未,多附按摩导引法,但不记载治疗方药。巢氏重视每一个病的论述,促进了对不同疾病的病因、症状、诊断、鉴别的深入观察与研究。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如唐代集大成的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宋代《太平圣惠方》,日本的 《医心方》,以及明、清医家、均引用巢氏学术观点作为医理的依据。

焦循

焦循（1763年～1820年）清经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字理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于清嘉庆二十五年。自谓“承祖父之学，幼年好易”(《易通释·自序》)。曾从阮元游学浙江，后应礼部试不第，託足病不入城市者十馀年，并筑“雕菰楼”，读书著述于其中。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作《六经补疏》，于经、史、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尤深研《易》、《孟子》，颇多己见。撰《通释》、《图略》、《章句》，合称“易学三书”，自称发明《易经》所讲“旁通”、“相错”、“时行”三义(见《易图略·自序》)。用数理解释《周易》，更由治《易》的方法通释诸经。又用六书中的转注、假借解释《易》之经文，认爲《周易》中多有转注和假借，“转注如冥即迷，颠即窒，喜即乐”(《雕菰楼集·与朱椒堂兵部尚书》)，假借“如礿豹爲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礿爲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爲礿”(同上书，《周易用假借说》)。又精于曆算之学，撰《释弧》、《释轮》、《释椭》、《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开方通释》诸书，爲当时算学名家李锐、汪莱所歎服。学风与汉学家有异，曾作札与人辨证“考据”名目之非，指其弊“患乎不思”(同上书，《与刘端临教谕书》)。故提倡“通核”之学，即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 (《辨学》)，实以考据与义理并重。

在哲学思想上，赞成北宋张载的气化说，认爲道与气不相分离，道是气的往复运动。他说：“一气反复往来，是爲道”(《易通释》卷五)，“阴阳变化，生生不已，是之谓道”(同上)。但却给天赋予道德、意志的属性，认爲“天之生人，欲其并生并育。仁者以天爲量，故以天之并生并育爲乐”(《孟子正义·梁惠王章句下》)，并相信命定论，断言 “不可转移趋避者，命也”(《雕菰楼集·知命解》)。在理欲观上，依据戴震的思想，反对程朱理学的去欲说，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学究娇情，实违其本心。于是耳食者共以爲圣贤，遂居之不疑。忍其欲，制其情，血气日戾，痰涌胸塞以死。”(《易馀籥录》卷十二)强调满足百姓之欲是实现 “仁” 和 “王道” 的前提，“于此可以知仁，于此可以知王道”(《论语通释·释仁》)但他又有“窒欲”的思想，认爲满足欲望的原则是推己及人，即他所说的 “格物”：“格物不外乎欲己与人同此性同此欲”(《雕菰楼集·格物解三》);而推行“格物”，就必须使人窒欲和寡欲。由此他把“忠恕”之道作爲实行“仁”的基本方法，说：“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尽天下之性则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圣人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一贯之极功也。”(《论语通释·释一贯忠恕》)在人性论上，继承戴震性即血气、心知的思想，认爲“性即指气质而言”(《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指出人欲正是性善的标志。他说：“性善之说，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无他，食色而已”，“惟男女饮食，则人人同此心，故论性善，徒持高妙之说，则不可定，第于男女饮食验之，性善乃无疑耳”(《雕菰楼集·性善解一》)。此外，焦循在自己的易学中提出变通的思想，认爲《易》要变，“变则通，通则久，未有不变通而能者也。”(同上书，《说权》)故强调变法的必要性，认爲“法不能无弊，有权则法无弊。权也者，变而通之之谓也。”(同上)但又认爲“仁义礼智信，万古行之而不易”(同上)。还用先天抽象的“数”、“理”形式论述哲学问题，将一切事物的变化归之爲“理之一”或“数之约”(《加减乘除释》卷二)。善属文，反对成俗之见，重视地方戏曲，作《曲考》(已佚)、《剧说》、《花部农谭》等加以考察。著作尚有《孟子正义》等，多收入《焦氏丛书》。

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浙江义乌人。曾就读于之江大学。1915年初赴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时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夏翻译出版了 《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完整的中文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1920年起,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陈望道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达60年,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在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面多有著译。他学术事业的基点和重心是对中国语文的研究,为语文改革、语法学和修辞学等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陈望道对民族语言的共同化、言文一致、汉语拼音、汉字简化和语文教育革新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和实践,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1923年提出 “把白话文完美化”的主张。1934年在上海发起“大众语” 讨论,提出建设“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 的公共语,对民族语言共同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939年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对明末以来中文拼音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要总结。

陈望道是“五四” 后最早研究白话文语法的学者之一。1920年起连续发表《“的”字新用法》、《“和” 字问题》、《评胡适论“除非”并说“又不”》 等一系列探讨现代汉语虚字特点的文章。1935年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文法研究》,探索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途径。1938年在上海发动和组织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倡导语法研究要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并借鉴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理论,提出了 “功能” 说,所撰《文法的研究》 (1943) 是中国语法学史上关于功能观念最早较完整的理论阐述。而后《试论助辞》 (1947)、《漫谈〈马氏文通〉》(1958)、《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1961) 等文章又对功能观点有所阐发,至《文法简论》 (1978) 一书,功能说更臻完备。依据功能说,陈望道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词类划分系统,对句子类型、谓语类型的划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望道的功能说,对于中国语法学的理论建设和方法探索,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

陈望道始终关注和探讨语言的运用问题。1920年就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作文法和修辞学。1922年出版《作文法讲义》,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作了系统的阐释,是第一部讲解白话文写作法的专著。1924年发表《修辞学在中国的使命》,提出了中国修辞学须要创新的任务。1932年出版《修辞学发凡》,这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的修辞学书,全书以语言为本位,体现了修辞研究的语言学性质; 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的原则,并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作出了理论阐述,建立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体系,全面探讨汉语文的修辞手法,对汉语修辞格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描述。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陈望道的学术成果集中收入在《陈望道文集》 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望道语文论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望道修辞论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等著作中。1991年由企业家姚美良提供基金设立了陈望道修辞学奖。

斯蒂文森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英文：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年11月13日-1894年12月3日），英国作家。1850年11月13日生于爱丁堡一个著名建筑工程师的家庭。1868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875年获律师资格。在大学期间，他就从事写作。斯蒂文森最初出版的作品是游记《内河航程》(1878)和《驴背旅程》(1879)。1882年，他出版了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集《新天方夜谭》。1883年他出版了著名小说《金银岛》，叙述了贫苦少年吉姆等人到一个荒岛寻找海盗埋藏的财宝的经过，开了后来以发掘宝藏为题材的小说之先河。斯蒂文森的历史小说《绑架》(1886)及其续篇《卡特林娜》(1893)，以18世纪苏格兰詹姆斯雅各党人的斗争为背景，叙述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以后的事件。斯蒂文森饮誉世界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奇事》(或称《化身博士》，1886)，探讨人性善恶的问题。1889年他出版《巴伦特雷的少年》。同年他因肺病而健康恶化迁居萨摩亚岛养病。养病期间，他以岛上居民的生活为题材，写了短篇小说集《岛上夜谭》(1893)。1894年12月13日，斯蒂文森因突发性脑溢血逝世，当时他正撰写《赫米斯顿的水坝》一书。按照他的意愿，当地土著居民将他安葬在岛上。

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卡特丽娜》等。早期他到处游历，为其创作积累了资源，后期致力于小说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作品风格独特多变，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巨大。到了20世纪中期，评论家对其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开始审视史蒂文森而且将他的作品放入西方经典中，并将他列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塞缪尔·罗森·加德纳

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1829年3月4日-1902年2月24日）1829年3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奥尔斯福德附近的罗普利，1902年2月24日卒于肯特郡塞文欧克斯，英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 17 世纪英国历史。

他在温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接受教育，并在欧文教会（Irvingite Church）做了几年教师。从1871年到1885年，他在伦敦国王学院任教，并于1876年成为该学院的现代史教授。1884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院士，1892年被选为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院士，但于1894年拒绝了皇家教授职位。

他在西曼卡斯、威尼斯、罗马、布鲁塞尔和巴黎以及英国的手稿收藏中的研究，为1863年至1900年间形成的这项艰巨事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权威。其主要阶段是《从詹姆斯一世登基到内战爆发，1603-1642年的英国历史》，10卷（1883-84）；《大内战史1642-1649》，3卷（1886），4卷（1893）；《英联邦和保护国史1649-1660》，4卷（1903）。在分析内战原因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个人动机，并对政治行为背后的物质因素有了广泛的理解。他准备将英国的民族意识归功于比任何政府形式所规定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民族意识，这为他的朴实无华的编年史增添了戏剧性。虽然可能存在不一致和误解，但他的《英国史》的权威性仍然赢得了尊重。

隋树森

隋树森（1906—1989），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原籍山东省招远县，出生于北京。儿童时代在原籍读过初、高级小学。到北京后曾在京师公立第17小学、公立北京师范学校就读。192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利用暑假时间，翻译了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作为“文化科学丛书”之一，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北师大毕业后，先后在山东省立惠民中学、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在此期间，著述并出版了《文学通论》、《古诗十九首集释》，并翻译了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说》。“七·七”事变后到达重庆，在国立编译馆工作至1949年。这一时期，业余编译出版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说》，竹田复的《中国文学思想》、青木正儿的《元人杂剧序说》。由于翻译了两本日本汉学家论元曲的书，逐渐对元曲研究发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北京出版总署工作。后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之余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元曲的搜集、校勘和研究上，点校了今天所能见到的所有元人散曲集《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等。把元人杂剧总集《元曲选》以外所有的杂剧汇编在一处，编成《元曲选外编》。编校了《全元散曲》。此外还参加了集体项目《古代散文选》、《古文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提要》等书的编写工作。隋树森还著译有《国学要题简答》、《常用字典、词典和检字法》、《毛诗楚辞考》等书籍。

蒋大鸿

蒋大鸿（1616-1714），名珂，字平阶，又名诸生、雯阶，号宗阳子，门人称其「杜陵夫子」。明末清初的著名风水师、堪舆学家，亦为有名诗词人。世代居于华亭张泽（今松江区张泽镇）。

蒋大鸿幼年丧母，中年丧父。初随父安溪公习形家风水。后经多番引证，发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但却不知如何改正。后机缘巧合，得无极子传授玄空风水，恍如茅塞顿开。之后再集各家之法，加以融会贯通，先后习吴天柱水龙法、武夷道人阳宅法等。如此十年后，蒋氏开始四处游历，引证所学风水，再十年，才完全掌握玄空风水之真谛，成为中国风水一代宗师。晚年的蒋大鸿在绍兴稽山耶溪定居。姜垚《从师随笔》：康熙五十三（甲午一七一四年）年，为东关人沉孝子葬亲。死后葬于若耶溪樵风泾。亦有一说，云蒋氏墓穴在绍兴府会稽县，东南距城约十馀裡石帆山下的林家汇。以此资料计算，蒋氏享寿至少九十八岁。

蒋大鸿早年曾跟云间派陈子龙学习诗词，亦有名望，后人亦称蒋氏为诗词中云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蒋氏诗词带浓烈感情抒发风格。及明亡后，其风格则每多重于亡国之情。诗词著作《支机集》(与门人沉亿年、周积贤等合著）

由于生于明朝亡国之时，蒋氏对亡国有深切感受。明亡时，曾投唐王，获授兵部司务，后升为衙史。后明亡，蒋氏亦不再从官，全心投放于风水及诗词中。

康熙十七年时，朝廷开史局，徵有博学鸿词的文人。当时有人上表举荐蒋大鸿，但蒋氏推辞。

著作：《地理辨正》《字字金》《水龙经》《天元五歌》《天元余义》《归厚录》《古镜歌》《阳宅得一录》《阳宅指南》《阳宅三格辨》《地理辨正补义》《相地指迷》

蒋大鸿门人有姜垚（会稽人，字汝臬，号尧章，著《从师随笔》、《青囊奥语注》、《平砂玉尺辨伪歌》、张仲馨（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孝廉）、骆士鹏（今江苏丹徒县人，考廉）、吕相烈（山阴人，文学，因求蒋大鸿为卜母坟，而与蒋定交，其再从叔吕师濂，弟洪烈亦从之。）、武陵胡泰徵、毕世持（淄川人、解元）、姚恒洪、王济善、李衡等人。

由于蒋大鸿亦算是明末抗清之臣，因此其生平事蹟，虽然有清之府志县志的记载，但也不算详尽：

《绍兴府志》

及明亡，唐王僭号于闽。平阶赴之，授兵部司务，晋御史，抗疏核郑芝龙跋扈。福建破，遂亡命，服黄冠，假青乌之术，浮沉于世。东至齐鲁，登泰岱，谒曲阜，转徒吴越间，乐会稽山水，遂家焉。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史局。征博学鸿词，故人欲为平阶地，亟驰书止之。平阶诗文详瞻典丽，宗云间派，以西京盛唐为要归。于书宏览，洞究无遗。好谈几社轶事，感慨跌宕，滚滚不能休。酒阑烛灺，涕泪随之，闻者服其才而哀其志焉。著书十馀种，卷以百计，殁后皆散落无存。遗命葬若耶之樵风泾。

《华亭县志》

蒋平阶，字大鸿。居张泽、尔扬犹子。嘉善籍诸生，崇祯间，在几社有声。乙酉亡去，赴闽。唐王授兵部司务，晋御史，核郑芝龙跋扈，人咸壮之。闽破，服黄冠亡命。假青乌术，游齐鲁，转徒吴越，乐会稽山水，遂止焉。卒，遗命葬若耶之樵风泾。平阶少从陈子龙游，诗文详瞻典丽。凡天文、地理、阴阳、曆数之书，洞究无遗。尤谙兵法，时遇权阉，未展所学，晚益精堪舆。康熙间，有欲以博学鸿词荐者，大鸿亟止之。好谈几社轶事，感慨跌荡，涕泪随之，闻者哀其志焉。

《松江府志》

蒋平阶，字大鸿。明诸生，年十八，从陈黄门游，诗文日益有名，性豪隽，有古义侠风。晚业堪舆，精其术。今言三元法者，皆宗平阶。

《艺海珠尘》

子部艺术类《地理古镜歌》篇首题：大鸿，字平阶，又号宗阳子，江南华亭人。明亡，唐王僭号，授兵部司务，历御史。福建破，遂亡命。入务本朝，其友欲以博学鸿儒荐，大鸿止之。卒于绍兴。著书十馀种，卷以百计，皆散失。

书后有戴鸿之识云：「吾君平阶蒋公得无极真人玉函之秘，遂注地理辨正一书，悉本黄石、杨、曾之授，其旨深矣，惜言多隐而不发。于是作天元五歌、天元余义及集评水龙经四卷，则显而见焉。虽皆不外无极之传，然犹觉其糟粕耳。去岁孝廉方正陈子礼园，酷嗜秘书，家藏多本，又偏觅蒋氏遗书，内得古镜歌五十馀首；乃蒋公得口授真传之后，又搜括余蕴而作也。其歌，始则细辨龙水之纯杂吉凶，继则阐明先、后天八卦之精义，以推断休咎。由大及小，以至田角、灰塘，一无遗漏。诚玉函之至秘，堪舆家之圭臬也。」

《全清词抄》

蒋平阶，原名阶，一名雯阶，一字斧山。江南华亭人，明诸生，有《支机集》。

《清史稿·列传》

蒋平阶，字大鸿，江南华亭人。少孤，其祖命习形家之学，十年，始得其传。偏证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得其旨；又十年，始穷其变。自谓视天下山川土壤，虽大荒内外如一也。遂著地理辨正，取当世相传之书，订其纰缪，析其是非，惟尊唐杨筠松一人，曾文辿仅因筠松以传。其于廖瑀、赖文俊、何溥以下，视之蔑如。以世所惑溺者，莫甚于平砂玉尺一书，斥其伪尤力。自言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倡言救世，惟在地理辨正一书。后复自抒所得，作天元五歌，谓此皆糟粕，其精微亦不在此，他无秘本。三吴两浙，有自称得平阶真传及伪撰成书指为平阶秘本者，皆假託也。从之学者，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会稽姜尧，武陵胡泰征，淄川毕世持，他无所传授。姜垚注青囊奥语及平砂玉尺辨伪，总括歌，即附地理辨正中。平阶生于明末，兼以诗鸣。清初诸老，多与唱和。地学为一代大宗，所造罗经，后人多用之，称为「蒋盘」。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639-735年），字子微，又号白云子,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唐代道士、道教学者、书画家。他是北周晋州刺史、琅琊公司马裔的玄孙。他自幼好学，不屑于做官，于是当了道士。他侍奉潘师正，得到他传授的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潘师正特别欣赏他，对他说：“我跟着陶弘景学习道教法术，到你已经是第四代了。”司马承祯曾经遍游名山，最后留在天台山,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并称“仙宗十友”。武则天听说他的名声，将他召到京城，亲手下敕书褒奖他。他将要返回时，又敕令麟台监李峤在洛桥之东为他饯行。

景云二年(711)，睿宗下令他的哥哥司马承祎到天台山，将他追召到京城，并向他问询阴阳术数等事。司马承祯回答说：“道经的主旨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睿宗问：“治理自身直至无为，就会清高，治理国家而无为，会怎样呢?”司马承祯回答说：“国家就如同身体。《老子》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经》上说：‘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以此知道天不说话而有信，不为而有所成。无为就是治国之道。”睿宗感叹说：“广成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司马承祯坚持要告辞返回山中，睿宗于是赐给他宝琴一张和霞纹帔，放他回去，朝中词人赠诗给他的有一百多人。

开元九年(721)，玄宗又派人将他请进京城，厚加赏赐。次年，玄宗到达西都，司马承祯又请求返回天台山，玄宗赋诗给他送行。开元十五年，又召他到京城。玄宗命令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己选择一处好地方，置建坛室来居住。司马承祯上奏说：“现在五岳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并非真正的神。五岳都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由此得到治理。请求为他们另立斋祠之所。”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敕令在五岳各山建筑一座真君祠，祠庙的形象制度，都由司马承祯按照道经创意而成。

司马承祯十分擅长篆隶书法，玄宗令他用三种字体抄写《老子经》，他于是订正文句，抄写后进献给玄宗。玄宗将司马承祯在王屋山的住所命名为阳台观，亲自题写匾额，派使者送给他。又赏赐给他绢三百匹，作为补充药饵的费用。

这一年，司马承祯在王屋山去世，终年时年九十六岁。他的弟子上奏说;“他去世的那天，有双鹤绕坛飞翔，还有白云从坛中涌出，缭绕上升直至与天相接，而师傅的面色就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玄宗甚为感叹，于是下诏说：“已故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微，内心依从高超之道，理解玄妙悠远之事，遍游名山和各个神仙洞府。他在世时逍遥得意，死后返回其根本，长眠在空无所有的地方。他高尚坚贞，应给予褒奖，以光耀道教名册。特追赠他为银青光禄大夫，号真一先生。”并为他亲自书写碑文。

彭时

彭时（1416年－1475年4月27日），字纯道，又字宏道，号可斋。庐陵安福（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枫田镇松田村）人。明朝名臣、内阁首辅、明宪宗时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三年(1448)，全国的举子会集到都城北京。准备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在人才济济的举子之中，谁能夺取第一名呢?二月的京城仍旧寒风凛凛，举子们下榻的号房里却是热热闹闹，初九这天是第一场考试，一场下来，其紧张情绪陡然增加了十分。十二日是第二场考试，到十五是最后一场角逐。三月初一，英宗皇帝亲自于奉天殿考中试的进士们，即为廷试。接着午门外张挂出黄榜，只见上面名列第一的是“彭时”。

彭时，字纯道，江西省安福县人。这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以优异的成绩轰动了京城的千家万户。他留在翰林院，当了初中状元的官职——修撰，是个正七品官。正当彭时初入宦途之时，国家政局却面临着一场暴风雨。

正统十四年，居住在明北部边疆的瓦剌族强盛起来，不断地进攻明的北部地区，这年秋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围大同(今属山西)，参将吴浩战死，前线敌情迅速送达英宗处。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英宗下诏亲征。并令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掌管大政。英宗率领人马浩浩荡荡北征瓦剌去了。八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为瓦剌军击溃，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举朝惊慌失措，在国不能一日无君的危机情况下，皇太后孙氏下令命郕王监国。并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组织人马对付瓦剌的入侵。令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军事作战。就在这时，翰林院修撰商辂与彭时同入内阁参预机务。九月初六，秋高气爽，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上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他便是代宗皇帝。不幸的是，从江西传来了彭时继母病逝的消息。这个孝子立即上疏，要求辞职还乡为继母守丧。可是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郕王正需人才帮助他度过难关的当口，怎会允许彭时离开京城呢?疏上之后，郕王下令不准回乡。于是，彭时脱掉孝服换上官服入内阁听命。这种父母去世，官方强行不准官员回家守丧的做法，谓之“夺情”。彭时在内阁任职干了一年之后，边疆危机在于谦的军事抵抗下，得到了缓解，代宗允准了彭时回家追行丧服。过了三年，守丧期满后，代宗命他到翰林院，做了侍读——专门给帝王讲经史的官员。这已是景泰五年的事了。此后他极少过问政事，专心于经史的研究，勤勤恳恳地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正是在此后三年中，朝廷中争权夺利所引起的灾祸才没有波及到他的身上。

英宗被俘时，翰林院侍讲徐程主张迁都南逃，遭到众臣的指斥，他的声誉大降，遂改名徐有贞，赋闲无事。后来，黄河多次发水泛滥，才派他去治理黄河。没曾想，他治河成绩显著，深得代宗的嘉奖，但仍没有得到重用。他曾托于谦向代宗说好话，虽然于谦也推荐了他，但代宗仍未用他，他便怀疑是于谦说了坏话。景泰元年，英宗被放回。他不甘心做个没有实权的太上皇。景泰八年，在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帮助下，英宗复辟，再登帝位。英宗任命徐有贞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加兵部尚书。徐有贞上台后，将于谦杀害了。当时的大权全部为他一人所操纵。因此，他得意忘形。想把石亨和曹吉祥排挤下去。结果，反为石亨和曹吉祥所害。徐有贞以图谋不轨之罪被发配到金齿(今云南保山南)为民。接着太常少卿许彬因入内阁前结交了许多游荡人士，待他参与大政后，又杜门谢客，为游荡之士竞相讥谤。由此贬官到南京作了礼部侍郎。与此同时，入阁不久的翰林院修撰岳正因揭发曹吉祥的罪行而为曹吉祥所陷害，贬为钦州(今属广西)同知，很快又将他下狱治罪，杖打之后发配到肃州(今甘肃酒泉)。正当朝廷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候，彭时突然接到圣旨，要他快快面见圣上。他不知是福是祸，就是祸也是躲不开的。他急忙整装入朝，英宗在文华殿召见了他，行过大礼，英宗说：“你难道不是我所选拔的状元吗!”的确，彭时是被他选上的，问此话何意?彭时仍不敢抬头，急急忙忙地跪下向英宗磕头，英宗见此，说：“退下吧!”回到家，他一夜翻来覆去睡不下。第二天一早，宦官传旨下来，命彭时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兼任翰林院学士。当时，为英宗亲自提拔的人只有岳正和彭时，岳正的下场是可悲的。所以，彭时并不是乐观地接受了此重任。这是他第二次入阁参预大政了。

英宗虽起用了彭时，但并未委心于他，而是委心于阁臣李贤。多次召见李贤，和他私下密谈要事。李贤十分敬重彭时，每见皇帝回来，一定要去彭时处询问计谋。所以，虽然表面上彭时很少参与政事，实际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两人为争论某事，争吵起来。彭时往往引用大义来说服李贤。虽然李贤有时很不高兴，但时间长了，也佩服彭时的正直坦诚，对人称赞他说：“彭公真正的君子!”

天顺二年(1458)，给皇太后孙氏上徽号，曰“圣烈慈寿皇太后”。徽号是指加在帝后尊号上的歌功颂德的美好称号。明代，给后宫加徽号是从此开始的。诏告一下，彭时想借此时机推恩百姓，李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犯罪一年多的，不适合推恩赦免。彭时说：“不是要赦免罪犯，而应推行优老法典。朝臣父母凡70岁的皆给诏敕，即受封的敕书。百姓80岁的赐给冠带，这就是尊吾老以及于他人之老。”李贤听此，称善，立即上奏皇帝，推行他的建议。

英宗十分欣赏彭时的风度，所以，在选庶吉士时，令李贤尽可能的用北方人，南方人只有像彭时这样的人才能选用。李贤将此事告诉了彭时。不久，宦官牛玉又宣读了同样内容的圣旨，彭时对牛玉说：“南方士人在我之上的不少，怎可以抑制他们的才能呢!选完庶吉士，录取15个人，南方人仅有6个。

佞臣门达用事，锦衣卫横行霸道，朝中上下引以为患，李贤多次请求禁止，英宗无奈只得告诫门达收敛一下，而门达恃宠益骄。李贤乘机再次陈述门达的罪过，英宗又召见门达以训诫。由此，门达暗暗地恨李贤多管闲事。门达反而到英宗处，告李贤收纳贿赂等等，引起英宗对李贤的怀疑，说：“罢除李贤，行事专用彭时。”有人传给了彭时，彭时听后，急切地说：“李公有经国救济之才，怎可免除不用了?”因此，他极力提高李贤的地位，并宣称：“李贤去，彭时也不能独自留下。”英宗知彭时心后，才理解了李贤。

天顺八年，英宗病危，口授遗诏，要定后妃的名分，并且特别规定了不要以妃嫔殉葬等4件事。明代至英宗，每代天子驾崩都有宫妃殉葬，多者数十人，而英宗特别在遗诏中废除了殉葬，怕是他在位以来的唯一一件大好事了。彭时读诏后，伤感地流下了眼泪，当宦官回报给英宗时，英宗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宪宗朱见深即位(1465)，下诏让大臣讨论给两宫上尊号的事，宦官夏时据周贵妃的密旨，声称钱太后长期有病，不应当称为太后。而周贵妃是宪宗的生身之母，应该只给她上尊号。李贤说：“先帝遗诏已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原来，英宗被瓦剌俘后，钱后倾自己的私钱解救。英宗怜悯她家势孤单，欲封其家，钱后都不同意，深深地感动了英宗，所以，在英宗病危时，立遗诏曰：“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当时，李贤记了下来，所以，李贤反对只给周贵妃上尊号。彭时也力争说：“李公所言极是。朝廷所以让天下人信服，在于正纲常。如不是这样，就有损于圣德，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了。”不久，宦官又传周贵妃旨说：“儿子当皇帝，母亲应当为太后，怎能有无儿子却称太后的人呢?宣德年间也有故事：宣宗的皇后是胡氏，英宗是孙贵妃养大的，英宗即位后，尊孙氏为皇太后。”李贤听此言，脸色大变，给彭时递眼色。彭时装作没看见，继续力争：“今天的事和宣德时不同。胡皇后上表要让位，退处别宫，所以在正统初年没有加尊号。今天，两宫名分本来由先帝定好了，怎么能与宣德时相比呢?”宦官立即说道：“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不起草钱氏的让位表呢?”彭时反驳道：“先帝在时未曾起草实行，如今谁敢起草?如果为人之臣阿谀顺从，就是万世的罪人!”宦官听此，厉声威胁彭时，而彭时却淡然冷笑，拱手向天道：“大祖太宗神灵在上，谁敢有二心。钱皇后无子，有什么利害而与之相争呢?臣义不忍沉默，只想保全主上的圣德。如推大孝之心，那么两宫应同时并尊称太后为宜。”李贤也极力称善，关于两宫上尊号的事也就这样定下来了。等到要册封尊号时，彭时又建议：“两宫同称不应有区别，而钱太后应加两个字，以便于称呼。”于是，尊称钱太后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为皇太后。事过之后的一天，宦官覃包到内阁说：“皇上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但是迫于周太后，而不敢自作主张，要不是李、彭二公力争，几乎误了国家大事。”当讨论上尊号时，阁臣陈文默在场，但没讲一句话。现在听了覃包的口旨，甚感愧疚。大礼完毕后，彭时调到吏部当了右侍郎，兼学士，同知经筵。

成化四年，慈懿太后驾崩。下诏商定其陵墓所在。彭时说：“慈懿太后作配先帝，是中宫中的正位，陛下尊她为太后，下诏示天下。先帝全夫妇之伦，陛下尽母子之爱，于义俱得。如今慈懿太后的梓棺应当合葬于英宗的裕陵，其神主当祔庙，此为不易之礼。近来多次听说要另外卜占葬地，臣等实在是既怀疑又惧怕。私下认为皇上所以犹豫不决，一定因为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应当同先帝同陵，自己怀疑两位太后同配先帝，不是祖宗的规定。考之于古，汉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附主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刘太后仍附主于宋皇帝的祖庙——太庙。如今若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那么就背离了前代之美德，而贻讥于后世。”阁臣商辂也说：“如不附葬先帝，就有损于圣德。”礼部左侍郎刘定之说道：“孝从义，不从命。”宪宗沉默了许久才说：“不从命，怎得为孝呢?”宪宗的犹豫不决，使彭时感到有责任劝说到底。连着几天朝廷大臣反复劝谏，宪宗皇帝都没有定下决心。于是彭时与文武百官一起跪在文华门外哭泣，请求宪宗纳谏。宪宗听到宦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廷臣们会来这么一手，于是他急忙下令叫群臣退下。但是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他们怎么能白跪一场呢?群臣纷纷叩头，声称不得皇帝的圣旨同意他们的请求，不敢退下。自上午9点至下午5点，群臣一直不肯离去。宪宗、周太后被他们感动了，允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群臣高呼“吾皇万岁!”方算结束了这场讨论。

就在这年的秋天，彗星屡次出现，一种不祥的征兆引起了朝臣们的议论。原来，宪宗皇帝专宠万贵妃，万贵妃无子，而万贵妃又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她4岁入掖廷，作孙太后的宫女，长大后，就在东宫侍奉宪宗。宪宗16岁即位，而万贵妃已是35岁了。她非常善于迎合宪宗的心意，进谗言废除了吴皇后，六宫女子很少见到龙颜。成化二年正月，她生了一个儿子，不曾想没满月，孩子就夭折了。但也是因她生子的原因，宪宗封她为贵妃。从此后，她就没有妊娠过。而其他宫女若有妊娠，她却想办法打掉孩子。所以，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已摆到面前了。到成化四年，万贵妃已是40岁的人了，所以，朝廷难免担忧、议论，加上彗星多次出现，所以，彭时上言：“外廷大政本应放在首位，但宫中的接班人更为重要。俗语道‘子出多母’。今嫔嫱众多，但却没有生男孩的征兆。一定是陛下宠爱有专，而专宠的人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原故。希望陛下均平恩爱，为社稷着想”。宪宗却说：“这是我的家内事，朕自有主张。”没有听从彭时的正确意见。

九月，给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9人请罢商辂及礼部尚书姚夔，下狱，杖责之。所以，彭时上言：“大臣黜陟，应断于圣上的心意，或者召集群臣一起商议。但是不能全部委托给臣下，使君权旁落。”宪宗虽不能听从彭时的建议，可心里却称赞他的忠心。

接着，又发生了满俊(满四)的叛乱，满俊是生活在甘肃的少数民族，其祖先在洪武初年，率所部归明，被封为千户，过着游牧生活，满俊平素就十分强悍，而且藏匿奸贼。正碰上有关案件牵连着满俊，所以，政府派人到他家捕人，这激起了他的叛乱，据石城(在甘肃固原西北)抗击官军，明军屡次败在他的手下，所以朝廷不得已派都御史项忠去征讨满俊。到石城后，前锋部队屡屡失败。朝廷下令命抚宁侯朱永率京军支援。而朱永又不愿去远征，就邀请各大臣为他说好话。彭时厌恶他铺张浪费搞歪风邪气，又估计到京军不去也能取胜，暂且不令整装待命。宪宗派宦官怀恩、黄赐与兵部尚书白圭、程信等到内阁商议对策。彭时说：“贼四处攻掠，其锋不可抵挡。眼下入石城自保，我军围困得很严，这时困兽容易被擒获。”程信说：“你怎么知道项忠会不乘机退兵呢?”彭时答：“大局已定下，为什么要自退?请问今日出兵，何时才能到达?”程信说：“明年春天。”彭时说：“如果是这样，也无济于事。此事成败，今冬便可见分晓。”程信忿恨其言，威胁说：“项忠若败，一定要斩那么俩个人，然后再出兵。”别人一听都替彭时捏了一把汗。有人问彭时何以见得今冬定分晓，他说：“看项忠的疏文，便知道他有能力。如果听说另外再派禁军，就会退避不敢承担重任，那么就不知胜负了。”当时，只有商辂认为彭时的意见是正确的。到了冬天，项忠果然平息了叛乱，人们才大大地佩服彭时的高见。也在这年冬天，彭时改任吏部尚书。

成化五年，彭时得病，在家休假，过了三个月，宪宗皇帝下令催促他赴内阁视事，免除他的早朝。这年冬天，没下雪。于是彭时上疏言：“光禄寺采办，各城门抽分，百姓不堪其搜刮。而献珍珠宝石的人，加倍地提高要价，侵吞府藏。乞请革除这些弊端，以救济百姓。”宪宗下诏赞扬了他的建议。当时，京城附近、山东、河南出现了大旱。彭时上疏请免除夏税和盐钞以及太仆寺征收的马。又京城米价上涨，彭时请求开仓储50万石米来稳定米价。宪宗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彭时因是旧臣被皇上倚重，遇事争执不曾躲避。而当时，宪宗怠于政事，崇信佛教，整日求长生不老，很少接见大臣。内阁首辅大臣万安又是个阿谀奉承、结交宦官和外戚贵族的人，见了一次皇帝不知陈述政事，只知呼万岁，故为时人讥笑为“万岁内阁。”在这种上下壅隔，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彭时不得志，十分忧虑。

成化七年，他旧病复发，上疏乞请退休。宪宗下诏安慰，不予允准。这年冬天，彗星又出现。彭时上疏言政本7件大事：一、不要迷惑于佛事，浪费金钱。二、传旨本门委任司礼监(太监的衙门)，不要他人插手，为防伪诈。三、召见大臣商议政事。四、近幸赐予的太多，工匠冒官无纪，而重囚死徒者，法不蔽罪，应该戒除淫刑僭赏。五、陛下应虚怀纳谏，不要厌恶耿直的人。六、严戒廷臣不要阿谀奉承，凡政令失当，应直言论奏。七、清理牧马草地，减退权贵豪势的庄田。这7条都切中了时弊，但却没有实施。

宁晋伯刘聚，替他的养父太监刘永诚请求，封谥号，并乞请祠额。刘永诚在英宗复辟时，曾率兵参与了政变，所以，封其子聚为宁晋伯。礼部根据以往的规定，拒绝了他的要求。而皇帝却特别赐额曰“褒功”。下令内阁草拟封谥。彭时等人上言：“如果答应了此事，将来守边的宦官都借此来陈请乞求封谥，这是变祖宗之法开始于今日。”有人提出宋代宦官童贯曾被封王，彭时说：“童贯封王是在宋徽宗末年，怎么会是盛世发生的事呢?”经过他的力争，才算停止了此事。

彭时每每因灾变上言;有的留中不发，有的下所司，大部分都被搁置一边，因此，他悒悒不得志，感到十分苦闷。5年以后，他7次休假，宪宗派太医探视他，多次派内臣(太监)去赏赐他。成化十一年正月，以年资威望进封少保。仅过一个月，他便病逝了，享年60岁。赠太师，谥号为“文宪”。

彭时在朝30年，孜孜不倦地工作，持正存大体，在家从未和子弟谈论政事，有所论荐，也不使其他人知道。退朝而居无惰容，服御节俭，无声乐之好，非义不取，故时人称他有古代大臣的风尚。

周宗建

周宗建（1582年～1627年），字季侯，号来玉。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明末天启年间东林党人之一，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追谥其为忠毅。撰《老子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禁毁。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尚书用曾孙也。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武康知县，调繁仁和，有异政，入为御史。

天启元年，为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亓诗教、赵兴邦乱政罪，并诋李三才、王图。时辽事方棘，上疏责备辅臣。无何，沈阳破，宗建责当事大臣益急，因请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已，论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当信奸人刘保，辅臣刘一燝不当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杨镐、李如桢，宗建为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论数与东林左。会是岁冬，奉圣夫人客氏既出宫复入，宗建首抗疏极谏，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王圣、朱娥、陆令萱之覆辙，可为殷鉴。”忤旨，诘责。清议由此重之。

明年，广宁失。廷臣多庇王化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为剖两人罪案，颇右廷弼，诸庇化贞者乃深疾宗建。京师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谓阴盛阳衰之征，历陈四事：一专讥大学士沈纮；一请宽建言废黜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当因此罗织朝士，阴刺兵部尚书张鹤鸣、给事中郭巩；一则专攻魏进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窔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构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进忠者，魏忠贤故名也。时方结客氏为对食，廷臣多阴附之，其势渐炽，见宗建疏，衔次骨，未发也。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不从。巡视光禄，与给事中罗尚忠力剔奸弊，节省为多。寻请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诘责。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悦。

给事中郭巩者，先以劾廷弼被谪。廷弼败，复官，遂深结进忠。知进忠最恶宗建，乃疏诋廷弼，因诋朝廷之荐廷弼者，而宗建与焉。其锋锐甚，南京御史涂世业和之，诋宗建误廷弼，且误封疆。宗建愤，疏驳世业，语侵巩，抉其结纳忠贤事。巩亦愤，上疏数千言，诋宗建益力，并及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辈数十人，悉指为廷弼逆党。宗建益愤，抗疏力驳其谬，且曰：“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皆坏封疆之人也；亓诗教力主催战，赵兴邦贿卖边臣，皆误封疆之人也；其他荐维翰、荐镐、荐应泰、化贞者，亦误封疆之人也。巩胡不一击之，而独苛求廷弼，且诋荐廷弼者为逆党哉？”当是时，忠贤势益盛。宗建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贤，略言：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阱陷之。

巩又因臣论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异处，肉饱乌鸢，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惨也。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公灭理，且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辈，谓尽安党。请陛下穷究安死果出何人倾害，则此事即进忠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即此可为证据矣。

先朝汪直、刘瑾，虽皆枭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非久即败。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斥矣，邹元标、冯从吾罢矣，文震孟、郑鄤逐矣，近且扼孙慎行、盛以弘，而绝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举朝各爱一死，无敢明犯其锋者。臣若尚顾微躯，不为入告，将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辈为典兵示威，而又有巩辈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进忠益怒。率刘朝等环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奏益侃直。进忠议廷杖之，阁臣力争，乃止，夺俸。

会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进忠、巩，巩复力诋诸人。诏下诸疏平议，廷臣为两解之。乃严旨切责，夺巩、宗建俸三月。是时，刘朝典内操，遂谋行边。廷臣微闻之，莫敢言。宗建曰：“巩自谓未尝通内，今诚能出片纸遏朝，吾请为洗交结之名。”巩噤不敢发。宗建乃抗疏极谏，历陈三不可、九害。会朝与进忠有隙，事亦中寝。其冬出按湖广，以忧归。

五年三月，大学士冯铨衔御史张慎言尝论己，属其门生曹钦程诬劾，而以宗建为首，并及李应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明年以所司具狱缓，遣缇骑逮治。俄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毒讯。许显纯厉声骂曰：“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竟坐纳廷弼贿万三千，毙之狱。

宗建既死，征赃益急。其所亲副使蒋英代之输，亦坐削籍。忠贤败，诏赠宗建太仆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裴休

裴休（791年—864年），字公美,行二十。孟州济源(今属河南)人。少隐居,长庆中,擢进士第。大和二年,复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累迁右补阙、中书舍人。会昌元年,出为江西观察使,转湖南、宣歙两镇。大中四年,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改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转兵部侍郎,领使如故。六年,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休能理财,立新法治理漕运,典使三年,漕米由江淮至渭河仓者徒增。又立税茶法十二条,人以为便。十年,罢为宣武军节度使,旋封河东县子。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镇节度使。咸通五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尉。休长于书翰,尤精释典。《宣和书谱》称其“作行书尤有体法”、“字势奇绝”。曾与义兴僧讲求佛理,演绎附著数万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其与苏景胤等人所撰《穆宗实录》二○卷,今已佚。《全唐诗》卷五六三录存其诗二首。《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一二补其诗一首,《续补遗》卷七又补二首及断句。《续拾》卷三○亦补三首及断句。《全唐文》卷七四三收其文九篇。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八二本传、卢肇《宣州新兴寺碑铭并序》、《唐摭言》卷一○、《宣和书谱》卷九、《唐诗纪事》卷四八。

张山雷

张山雷(1873～1934)，清末医家。字寿颐。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诸生。因母病弃举业习医,曾从当地中医俞德琈、侯春林及上海黄醴泉学内科三年,后又至黄墙从疡科名医朱阆仙学,学识经验益臻精湛。尝协助朱氏举办黄墙中医学校。后该校中辍,即去沪行医,并在神州中医专门学校任教。1920年应聘任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教务主任。日间诊病授课,夜则编纂著述,为发扬祖国医学,培养中医人才,颇多贡献。治学严谨,对历代医家学术均有研究,尤服膺张士骧之理法清晰,用药简练,黄醴泉之证治巧妙,选药纯粹,兼轻、清、灵之长。因受当时西学影响,主张中西合参,吸收现代医学知识,丰富中医学内容。于临床各科造诣颇深,多有创见,自成一家言,并与张锡纯、张国华有“三张三达”之誉。内科中风证,崇尚真阴亏而内热生风论,治疗初用清热顺气开痰,继用培本,有中风八法论。外科辨证提倡从整体出发,注重内在因素,重视局部与脏腑气血关系,外证内治。儿科辨证重视食指三关脉纹诊断,注意色泽与形相合参,对小儿疳疾、腹痛、腹胀、发搐诸证尤有详究。于妇科经、带、崩漏及脉学、针灸、药物炮制等亦有研究。所撰讲义及著述颇富,有《体仁堂医药丛刊》十五种,包括《中风斠诠》三卷(1917年)、《本草正义》前集七卷、《难经汇注笺正》四卷(1919年)、《(张氏)藏府药式补正》三卷、《疡科纲要》(1917年)、《脉学正义》六卷(1931年)、《全体新论疏正》两卷、《湿温病医案平议》一卷、《病理学读本》两卷,以及尚未刊行之《古今医案平议》、《皇汉医学平议》和内科时病、杂病类著作。其著述能结合临床实际。弟子有汪仲清、蔡济川等。

王芗斋

王芗斋（1885年11月24日-1963年7月12日），原名尼宝、政和，字宇僧，著名武术家兼气功家。大成拳和意拳站桩功的创始人。 河北深县人。自幼因体弱多病, 14岁时拜著名形意拳大师郭云深门下学形意拳, 后与河南少林寺少林派武术名家林禅师互相学习,并结识了不少拳家名手。他对中国拳学进行多年研究和实践, 以形意拳为基础, 吸收太极拳的柔化之力,八卦拳灵活的步法,少林派拳法中的立禅功, 同时结合禅学的道理,创立了大成拳,成为武术界的革新派。站桩、试力、磨擦步、发力、试声、推手和实作等为大成拳中的“七妙法门”。站桩是大成拳的基本功,其中的养生桩是锻炼和休息相结合的一种养生法,因而具有医疗作用, 长期练习,能收到祛病强身之效。大成拳和站桩功在华北一带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享有盛名, 在台湾、香港和日本也相当流行, 对当今世界拳术和养生术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著有《意拳正轨》、《站桩功》等。

辛格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年7月14日—1991年5月），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出生于波兰。父母亲均为犹太教的拉比。父亲想把他培养成拉比,把他送到华沙神学院深造,从小接受正统的犹太教育。受哥哥影响,辛格成年后也从事新闻工作并走上了创作的道路。1935年随哥哥到美国,定居在纽约,作为自由撰稿人,为纽约的意第绪文报刊写书评、散文和长、短篇小说。辛格迄今已创作三十余部作品,全部用意第绪文写成,已译成英文的计有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七部,剧本两个,其中一个已在百老汇上演,回忆录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十余部。他写得最好也最出名的是小说。

辛格的长篇小说主要可分两大类。一类如《莫斯卡特家族》(1950)和未完成的三部曲《庄园》中的两部:《庄园(1967)和(农庄)1969》,是概括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长河”巨作,描写在现代文明和排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波兰犹太社会的解体过程。另一类包括《戈莱的撒旦》(1955)、《鲁柏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仇敌们,一个爱情故事》(1972)和《萨沙》(1978)。这类故事写得较为精练,描写爱情和宗教信仰问题,失去信仰与恢复信仰、背离犹太教与皈依犹太教往往是小说的主要矛盾。代表作为《鲁柏林的魔术师》,写一个性好渔色的犹太堂璜改邪归正后竟由浪子变成了圣贤。

辛格的作品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生动、幽默、风趣,同时又有一点荒诞和神秘的色彩,他的作品以令人感动的激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向人们描绘出在波兰和美国的犹太人的社会面貌,他的短篇小说,更是被人们推崇为描写人的命运、才能和智慧的杰作。短篇小说集有《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故事》(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1961)等七部,共收集一百多个故事。按内容可分两大类:一类写生在波兰和美国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一类写魍魉世界。前一类的优秀作品有《傻瓜吉姆佩尔》、《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皮包》、《掘墓人》等,小说主人公从屠夫、鞋匠、面包师到作家、画家、学者等包罗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一般都有善良单纯的心地却不能被世俗社会所容,经常受到社会无情的戏弄。在另一类写魍魉世界的故事里,作者对上帝、撒旦、精灵、闹鬼的房子、天堂、地狱等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这类代表作有《黑色婚礼》、《镜子》、《血》、《羽毛冠》等。

辛格曾两度获得美国的“全国图书奖”,1978年,由于“他的洋溢着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滋养,而且还重现了人类的普遍处境……”“保留了东欧犹太人即将消失的传统”,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陆龟蒙

陆龟蒙（？—公元881年）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出身望族。龟蒙性野逸无羁，少有高致，识六经大义，尤谙《春秋》。善属文，名震江左。尝往谒饶州刺史蔡京，不欢而去。懿宗咸通六年(865)，入睦州刺史陆墉幕。约在咸通九年，应举不第，遂不复赴试。咸通十年，崔璞刺吴，皮日休为郡从事，荐其入幕。皮、陆遂结为知交，时相赠和。参与皮、陆唱和者，还有张贲、李縠、颜萱、魏朴等。有唱和诗六百八十五首，龟蒙编为《松陵唱和集》，皮日休为序。咸通十三年入湖州刺史张搏幕下为从事，随搏历游湖、苏间。僖宗乾符四年(877)，郑仁规刺湖州，龟蒙往受辟。未几，仁规调任襄阳副使，龟蒙即称疾返归故里。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泽，自编诗文集《笠泽丛书》。中和初(约882)，卒。吴融曾作《奠陆龟蒙文》。昭宗光化三年(900)，由韦庄奏请追赠其进士及第，并授右补阙。其后期隐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未尝少辍。嗜茶，自判品第，为书一篇。常喜放一扁舟，设蓬席，备书卷、茶炉、笔床、钓具，泛于太湖，尝以涪翁、渔父、江上丈人自比。龟蒙诗文并擅，与皮日休齐名，世称“皮、陆”。其诗以写景咏物为多，亦有关心民生之作。近体受温、李影响，皮日休谓“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俾生参之，未知其孰为之后先也”(《松陵集序》)。其七绝如《白莲》、《自遣》、《新秋杂题·眠》等，造境清幽，联想丰富，均见其笔淡而意浓之风格。其古体受韩愈影响，以铺张恣放为特点。胡震亨谓其“江湖自放，诗兴宜饶，而墨采反复黯钝者，当繇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入诗耳”(《唐音癸签》卷八)。其唱和诗，沈德潜谓“另开僻涩一体”(《唐诗别裁集》卷四)，但正如其《甫里先生传》中所言，“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兼学众体，不拘一格，富于变化，由奇险奥僻而造乎平淡，此正龟蒙之风调。 小品文如《野庙碑》、《䴔》、《蠹化》等，多以辛辣的讽刺映显其“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著撰颇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笠泽丛书》三卷、《诗编》十卷、《赋》六卷、《小名录》五卷，与皮日休等唱和之《松陵集》十卷。《全唐诗》存诗十四卷，《全唐诗续补逸》补诗二首、断句二，《全唐诗续拾》补诗一首、断句二。《全唐文》存文二卷。事见《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卷六四、《唐才子传校笺》卷八。

一行

一行（公元673年～公元727年），唐朝僧人。中国唐朝著名天文学家和释学家，本姓张，起初名叫遂，魏州昌乐(今河北魏县)人，襄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的孙子。他的父亲张擅，曾担任武功令。

一行自幼聪敏，涉猎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道士尹崇十分博学，平日收藏了很多典籍。一行向他借阅扬雄的《太玄经》，几天后还回。尹崇问：“这本书意旨深奥，我研究了多年，也没有通晓，你怎么这么快就送还了呢?”一行说：“已经探求到它的含义了。”随即拿出自己所撰写的《大衍玄图》和《义决》一卷给尹崇看。尹崇大惊，和他谈论书中的深邃之处，十分叹服，对别人说：“这是颜子再生啊!”一行因此声名远播。武三思仰慕他的学问和操行，请求和他结交，一行躲开了。不久，一行出家为僧，在嵩山隐居，师从沙门普寂。睿宗即位后，敕令东都留守韦安石依照礼节前去征召他。一行以生病为由，拒不接受任命。后来，一行步行到达荆州当阳山，师从沙门悟真学习梵律。

开元五年(717)，玄宗命令一行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带着敕书，前往荆州强行请他出山。一行到达京城后，被安置在光太殿，玄宗几次前去那里，询问安国抚人之道，一行言辞恳切直率，毫无保留。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嫁，敕令有司依照太平公主的旧例，安排此事。一行认为高宗晚年，只有一女，应该特别礼遇。而且太平公主骄横僭越，并最终因此获罪，不应该引以为例。皇上听从了他的话。

一行尤其精于著述，撰有《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和《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一卷。当时，用《麟德历经》推算历法渐渐不够精密，皇上敕令一行参考前代的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又命令率府长史梁令瓒等人和工人一起创造黄道游仪，用来考察七曜的行度，互相加以证明。于是一行借鉴《周易》的大衍之数，建立起推演之法与之相应，改写成《开元大衍历经》。开元十五年，一行去世，年仅四十五岁，皇上赐以谥号“大慧禅师”。

当初，一行的从祖东台舍人张太素，撰写《后魏书》一百卷，其中《天文志》没有完成，一行续写完毕。皇上为一行撰写碑文，亲自写在碑石上，又拿出库钱五十万两，为他筑塔。第二年，玄宗前往温汤，路过塔前，停下马匹，让有品级的官员靠近塔前，诉说他秋日出游的本意，又赐绢五十匹，用以在塔前栽种松柏。

当初，一行为了探求大衍之法，求访老师，到达天台山国清寺，看见一个庭院，有古松十几棵，门前有流水经过。一行站在门屏间，听见院僧在庭院中进行推算，又听见他对徒弟说：“今天应该有弟子远道而来求教推算之法，现在应该已经到达门前，没有人引他进门吗?”随即又推算一次，又对徒弟说：“门前的流水应当倒向西流，弟子也就到了。”一行应声走进庭院，跪拜请求传法，全部学完后，门前的水果然倒向西方流去。道士邢和璞曾经对尹愔说：“当初，汉朝的洛下闳编制历法，曾说：‘八百年后会误差一天，到时候必定有圣人修正。’今年期限已到，而一行编撰《大衍》修正了洛下闳的误差，那么洛下闳的话就是真的!一行不是圣人又是什么呢?”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中国近代学者、美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出身于封建家庭，从小受的是封建教育，但在青年时代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思想，十分敬慕。戊戌变法(1898)那年他到上海，在梁启超办的《时务报》任书记、校对，并在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及其他课程。1901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不久因病回国。先后在南通、苏州的师范学堂任教，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并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也接触到洛克、休谟、歌德、席勒等的著作，对欧洲的哲学与美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写了一些介绍叔本华等的学说的文章，但他受西方哲学和美学影响还是比较广泛的，并不只是叔本华一家。1906年到北京，后经罗振玉推荐，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又任京师图书馆编译，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从1906年到1911年期间，他专门从事文艺学与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史》(1912)等重要著作。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流亡日本，成为清朝遗老，在京都从事古文字研究。1916年回国，曾在仓圣明智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授，着重研究古代史，特别是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